山高水长：回忆父亲聂荣臻 作者：聂力 本书是解放军女中将聂力回忆她的父亲——聂荣臻元帅光辉一生的纪实文学作品。作品以女儿独特的视角,叙述父亲戎马倥偬的战斗岁月，为国防科技事业特别是“两弹一星”殚精竭虑、鞠躬尽瘁。 聂帅的许多故事，人们已是耳熟能详。但在本书中，我们还是能够读到许多新鲜的内容，譬如他早期在上海、香港从事地下工作的秘密岁月；与林彪的数度合作；以及建国前后担任北京市市长；担任开国大典阅兵总指挥；主持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的谈判；在决策与领导“两弹一星”中的重大贡献；与林彪、“四人帮”的斗争，以及他与党和国家重要领导人的密切交往等等，这些鲜为人知的事情的披露，丰富了历史，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解读聂帅、认识聂帅，而这也是本书的亮点。上海文艺出版社 出版 山高水长 风暴中的“核聚变” 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1) 在核试验基地马兰，父亲检查了解了为氢弹原理试验而秘密建设的工程设施，工程速度之快令他满意。 1966年11月2日，他致电周恩来：“进行氢弹原理试验的工程建设进展很快，11月下旬可全部准备完毕，……力争在12月或明年1月进行氢弹原理试验。否则明年2月以后，基地的气候条件会变坏，基地的工作也不好安排。” 据当时一直跟随父亲的刘长明回忆，与其说是父亲担心气候条件影响氢弹原理试验，不如说他更担心政治气候变坏而影响整个的国防尖端科研计划的实施，不光是氢弹，还有卫星、核潜艇等等，这些雄心勃勃的计划都在节骨眼上，文化大革命的风暴一来，大家都有风声鹤唳的感觉。 周恩来接到父亲的电报后，立即指示一机部部长赵尔陆、二机部部长刘杰抓紧办理氢弹原理试验事宜。 对于氢弹，我国领导人早就有了打算和安排。 事实上，在两弹——导弹和原子弹研究秘密进行的同时，中国氢弹的研制工作也在夜以继日地进行。 氢弹是利用原子弹爆炸的能量，点燃氘、氚等轻核的自持聚变反应、瞬间释放巨大能量的核武器，又称聚变弹或热核弹。氢弹的杀伤破坏因素与原子弹相同，但其威力却大得多，原子弹的威力通常为几百到几万吨梯恩梯当量，氢弹的威力则可大至几千万吨梯恩梯当量。 氢弹的研制，在理论和制造技术上比原子弹复杂得多。实现核聚变爆炸，需要1000万度的高温。迄今为止，除了原子弹爆炸，人们还无法在瞬间获得如此高的能量。两个超级大国一直把氢弹技术作为核威胁的主要手段而严加保密。 我国的氢弹技术完全是靠自己的科学家在一片空白中艰苦探索，一点一点攻克难关。为了突破氢弹技术，早在1960年底，核武器研究所在全力研制原子弹的同时，钱三强根据刘杰部长的布置，在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成立了轻核理论研究组，开始氢弹的理论探索研究。 1963年8月，父亲在国防科委办公会议上提出：“氢弹的研制要开始考虑了。” 1964年秋天，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刘杰向周恩来、彭真、李富春汇报氢弹情况时说，3年到5年才能爆炸氢弹。 周恩来说：“3年到5年，太慢了，要快。” 1965年1月23日，毛泽东在听取国家计委关于经济建设长远规划设想的汇报时指出：敌人有的，我们要有，敌人没有的，我们也要有，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管他什么国，管他什么弹，原子弹、氢弹我们都要超过。 这个指示再一次显示出毛泽东的伟大气魄。 刘少奇也提出要像炸响原子弹那样早日炸响氢弹。 根据上述要求，周恩来指示二机部，尽快研究提出加快氢弹研制的计划，要求把氢弹的理论研究放在首要位置上，并注意处理好理论和技术、研制和试验的关系。 1965年1月，为加强氢弹研制的攻关力量，将中国科学院原子能所的黄祖洽、于敏等30多名专家调到核武器研究院，两支理论设计队伍会合在一起，迅速投入氢弹研制。 2月，在朱光亚、邓稼先、彭桓武主持下，进一步加紧了对氢弹理论原理的攻关工作。 这年夏天，按照“邓（稼先）于（敏）方案”，经过艰苦努力，获得了爆炸氢弹的关键数据。 1965年5月27日上午，父亲召集张爱萍、刘杰、罗舜初、唐延杰等人一起研究下一步核试验问题时，父亲说：我国核武器的发展，继去年铁塔上爆炸之后，今年又上了飞机。与中近程地地导弹配套的缩小型原子弹头正在研制，问题不大。探索氢弹的理论研究工作正在进行。现在看来，搞大当量的地下核试验，选场难，工程量大，周期长，使更快的发展氢弹受到限制。这就更清楚地看出，美、英、苏三国签订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主要是遏制我国的，我们要放开思想，走自己的路，不受其条约的束缚。为此，下一步核试验规划要作些调整。核试验所必需的一些设备、仪器，如地震仪、微压计、微伦计、气象雷达等，国内尚未过关的，可以从国外买一些，不要“锣齐鼓不齐”。要考虑一下氢弹试验场有些什么问题，应早作准备。法国为什么准备那么长时间还没有进行氢弹试验？我们应该一切问题要早下手。 氢弹技术的突破，到了最关键的时候。 1965年9月，从未出国留学、被人誉为“国产专家一号”的于敏率领一批科研人员在上海华东计算所连续奋战了三个多月，他们终于发现了氢弹实现自持聚变反应的关键物理因素和方法。 3个月后，由核武器研究院副院长吴际霖主持，二机部副部长刘西尧、李觉、国防科委二局局长胡若嘏等参加，核武器研究所的专家在马兰核试验基地多次进行研究后，确认于敏等提出的利用原子弹引爆氢弹的理论方案从基本规律上推断是合理的、可行的。据此分析，在1967年底或1968年上半年有可能研制出体积比较小、重量比较轻、聚变比较高的百万吨级的氢弹。因此，确定突破氢弹要以新方案为主。原定方案的研究和试验也不放松。 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2) 后来的实践证明，就是这个新方案，大大缩短了中国氢弹的炸响时间。 1965年12月18日下午，父亲听取了胡若嘏的汇报。胡若嘏说：不久前，二机部九院专家们已探索到了利用原子弹爆炸的能量点燃热核聚变材料的氢弹设计原理，提出拟于1966年底进行一次低威力的氢弹原理试验。 所谓氢弹原理试验，就是不进行全当量爆炸，只进行部分爆炸，从中检测氢弹的技术是否过关。 听到这个消息，父亲很高兴。这些年不断地与核打交道，父亲也快成了专家了。他说：利用原子弹爆炸的能量点燃热核聚变材料的这一氢弹设计原理是个好设想，二机部、国防科委要组织力量研究，尽早进行试验。 争取今年打响第三炮(1) 正当科技人员在氢弹攻关中忘我拼搏的时候，他们谁也没有想到，一场历史大劫难的序幕正在他们身边拉开。 “文革”之初，钱三强、王淦昌、邓稼先、周光召等一线的科学家纷纷受到冲击。不久，张爱萍、刘杰这些两弹的功勋领导人，也遭到关押。国防尖端科技项目，其实是靠着一种惯性，更靠着广大科技人员对祖国的忠诚，艰难地向前滚动着…… 父亲马上意识到，各项试验工作必须抓紧，尤其是两弹结合和氢弹，如果过多的耽搁，在运动的冲击下，就有流产的可能。 1966年8月23日，在第55次军委常委会议上，父亲提出：导弹、原子弹“试验基地今年试验任务重，还有些科研单位有研究任务，这些单位的文化大革命应该推迟，目前可先按师以下单位办法搞正面教育”。 会议同意了他的意见。 10月底，两弹结合试验成功后，父亲最关注的就是氢弹了。 11月中旬，他们一行从新疆回北京，在西郊机场乘车进城，沿途见到铺天盖地的大字报，高音喇叭叫得人心烦，比他们离开北京时，显得更混乱。 途中，父亲的车子被红卫兵拦下了。刘长明主任有些紧张，生怕有什么意外。还好，拦车的红卫兵并没有认出父亲，只是让车里的每个人背一段毛主席语录，否则就不放行。父亲说，这怎么办。刘长明说，我替您背吧。刘长明征得红卫兵同意后，替父亲背了一段《为人民服务》，他们这才得以脱身。 在“文革”的风暴中，中国氢弹的研制依靠一种惯性继续进行，整个试验装置的理论设计方案提交给设计和制造部门的时候，是1966年10月中旬。 设计和试制人员要按计划要求完成试验装置的工程设计和加工制造任务，周期十分短促。而且，这个试验装置结构复杂，有些部件开关奇特，设计制造的技术难度很大。为了确保质量和进度，理论、设计和工艺加工人员团结协作，及时交流情况，相互提出要求，共同商定解决问题办法。在理论设计方案完成后，核装置结构设计与制造紧密配合，边设计边制造，平行交叉作业，争取了时间，于1966年12月全部完成了试验装置的设计加工任务。 父亲得知氢弹原理试验的装置已经全部准备完毕，即致电核试验基地领导：“这次试验，具有关键性作用。”全体同志“要切实遵循毛主席不打无准备之仗、认真、对工作极端负责任的教导，发扬艰苦奋斗，不怕困难，连续作战的英勇精神，千方百计，保证万无一失，百分之百地成功。希望你们努力争取今年打响第三炮”。 这里说的第三炮，是指核试验基地当年要执行的第三次核试验任务，也就是氢弹原理的试验任务。 12月11日下午，父亲参加第17次中央专委会议，讨论人造卫星研制，和即将进行的中程地对地导弹首次发射试验以及氢弹原理试验的各项准备工作。对于射程×千公里以上的东风三号中程地对地导弹，因为是父亲一手抓的，所以他比较放心。他最牵挂的，其实还是氢弹。 周恩来亲自主持了这次中央专委会议，原则同意国防科委和二机部关于东风三号导弹试射、氢弹原理试验各项准备工作的安排，同意在12月底或1月初进行这两次试验。 会上，父亲再度请缨出征，要求到东风基地和马兰基地，主持这两次试验。周恩来望着他，默默地点点头。 那段时间，父亲同周恩来一样，一边应付中央“文革”小组的纠缠，一边为这两次重要的试验做部署。 12日，父亲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内容大致是：明年的科研任务，现在就要抓紧安排，以便一些最主要的科研项目继续搞下去。 他还是想抓紧，他最怕翻来覆去折腾人的运动耽搁国家的大事、正事。 在我的记忆中，每到入冬时节，父亲就要感冒一次。1966年底，离开北京之前，他又病了一场，感冒发烧，天天请医生看病，服药治疗。还好，动身之前，病好了。 他的身体早就不强壮了，但他有韧性，比较抗折腾。快70的人了，疾病缠身，原本正常。许多年来，我和母亲摸清了他的规律：只要有任务，只要是去做他喜欢的事情，他的精神头儿就会高涨，大病会变成小病，小病就会无影无踪。 12月25日，又是在西郊机场，他乘坐的飞机起飞了。在机翼下的这座城市里，北航的红卫兵们正在疯狂地向他开炮，他们贴出的大字报——“火烧聂荣臻”、“万炮齐轰聂荣臻”，随处都可见到。有人说，他到基地去，是想给自己脸上贴金。还有人说，他是害怕人民群众，借机躲出去。 一向沉稳、厚道的父亲不屑于为自己辩解，他时刻牵挂的是怎样让导弹继续腾飞、核弹接连爆响。 争取今年打响第三炮(2) 正如父亲所料，在东风基地，中程地地导弹首次试射，即顺利获得成功。 次日，也就是27日，他飞抵马兰核试验基地。这是他短短一个月内第二次来马兰。陪同父亲的刘长明说，父亲下飞机后，顾不上喘口气，他就听取试验总指挥张震寰、基地司令员张蕴钰关于氢弹原理试验准备工作的情况汇报，确定试验零时定为28日中午12点。晚上，父亲打电话向周恩来报告，得到批准。 28日上午11时，父亲来到核试验场。他看到托举氢弹装置的铁塔在流云飞雪中挺立着，阴云中渐渐透出一片蓝天。 1966年12月28日，对于中国尖端武器的研制事业来说，同样是一个值得永久铭记的日子，12时整，氢弹原理装置按时起爆，雷鸣般的轰鸣震撼戈壁。这次核爆炸的威力为12.2万吨梯恩梯当量，氢弹原理试验取得了圆满成功。 下午，父亲乘飞机在爆心1200米上空绕行两圈，察看铁塔残骸和效应物受破坏的情况。 接下来的两天里，他在马兰招待所主持座谈会，讨论氢弹试验问题。中国第一流的两弹专家大多到会，科学家们一致认为，这次氢弹原理试验是成功的，这条路子走对了，所采用的氢弹设计原理是中国氢弹技术的一项重要的突破性成就，下一步采用这个原理和已有的核航弹壳体，争取进行一次百万吨级全威力的氢弹空中爆炸试验。 父亲总结说：“下一步争取在1967年10月1日前，进行一次设计威力达100万吨到200万吨当量的中国第一颗氢弹空爆试验。在空爆的氢弹试验成功后，再研制用于导弹的氢弹核弹头。这些设想待我报告中央，再作最后决定。”但各方面的准备工作可以按此进行安排。 1967年的元旦，父亲是在马兰度过的。这天，他观看了氢弹原理试验纪录片。 1月2日，父亲在同核试验基地领导人谈话时说：1967年一定要氢弹试验成功，基地要据此安排好各项工作。再次强调了基地要在正面教育中发扬好民主，并说，民主空气搞好了，运动中就不容易形成两派。 49响在法国前面(1) 父亲于1月3日回到北京后，向中央专委报告了氢弹试验的设想。中央专委批准了这个建议。随后他再次召开专家座谈会，亲自部署了氢弹试验任务，研制工作随即全面展开。 1967年2月初，二机部核武器研究所几位科技人员反映，全威力氢弹理论设计方案2月份即可确定，试验时间应该提前，要响在法国前面，建议改在7月1日前炸响。 当时有消息说，法国即将炸响氢弹，所以，中国的科学家憋着一口气，要响在法国前面。 国防科委在与二机部、核试验基地、空军等单位仔细研究后，于2月20日向周恩来和我父亲汇报了首次氢弹空爆试验准备工作情况，建议批准在7月1日前进行这次试验。 父亲和周恩来同意这一安排。 为调整修改核武器研制两年规划，按照既定的安排，九院从2月22日开始在221厂召开有院领导和科技专家参加的1967年科研生产计划会议。 就在这样的时刻， 2月23日，西宁市发生了死亡100多人的大规模武斗。设在西宁市的221厂技工学校，也有一部分学生卷入了这次武斗事件，导致221厂内的两派群众组织之间的对立加剧，厂内秩序混乱。朱光亚回忆说：“这时，我们的会议才进入第二天。这一情况向北京国防科委报告后，聂帅非常重视，他意识到如不采取断然措施，221厂的科研生产及氢弹试验准备工作必然要受到影响，蒙受巨大损失，科学技术人员也要遭殃。当天，聂帅向周总理作了汇报并提出对221厂实行军事管制的建议，周总理同意聂帅的建议。第二天，聂帅指示221厂将与会专家尽快转移到安全地区，并由国防科委转请空军司令部派出一架专机去西宁，把参加会议的科技专家接到北京。” 3月2日，父亲接见刘杰、李觉、朱光亚、陈能宽同志并听取了汇报。父亲指出：科学家对技术问题要敢于坚持真理，不要怕，不能被“造反派”所左右，否则要犯错误。召开计划会议，把近期、远期的任务安排一下，这很好。问题是会议如何开法。核试验和有关的会议，不能让“造反派”把持，也不能让他们知道得太多，该保的密一定要保。计划会议可以吸收一些专家、技术人员、工人参加，这就是走群众路线。计划会议安排在京西宾馆，以国防科委、国防工办的名义召开，设一个领导小组，由罗舜初（国防科委副主任）、郑汉涛（国防工办副主任）和李觉同志组成。 3月4日下午，周总理和父亲接见了221厂两派群众组织的代表。 总理先请父亲讲话。父亲说： 221厂是我们国家极为重要的国防工厂，担负着国家十分重要的研究设计和试验任务。最近的事态发展，使正常的科研、生产秩序受到影响，工厂的安全受到威胁。国务院、中央军委对此十分关切。经周总理批准，我宣布，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对221厂实行军事管制（3月5日父亲签发了这份《决定》）。221厂不得夺权，不准串连，“文化大革命”运动只准在8小时工作以外时间进行，违者将受纪律处分。父亲还宣布，由贾乾瑞（解放军8122部队司令员）任221厂军事管制小组组长。 接着，周总理讲话，语重心长地对两派群众组织的代表进行说服教育工作。他指出，革命群众间对某些问题有不同意见和争论，这是不可避免的，是正常的。这是人民内部矛盾，一定要采取团结、批评、团结的方式，做好团结工作，实现大联合。他希望厂内广大群众、干部，在军管小组的领导下，坚决贯彻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搞好本厂当前十分重要的研究设计与试验任务以及其他各项工作。 221厂实行军管后，两派群众的对立情绪有所缓和，在军管小组领导下，逐步恢复了正常的生产秩序，大多数职工积极投入氢弹的研制试验工作。 4月初，父亲再次接见了氢弹研制、试验的有关同志，他听取汇报后再次指出：氢弹原理试验的成功，表明我国在突破氢弹技术关键上找到了一个新的方向。这是一件大事。二机部和核武器研究单位全体同志在这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希望大家要很好总结经验，正确对待核武器研制工作所面临的新形势，为增强我国的国防实力作出更大贡献。他还特别强调：理论与试验要紧密结合，互相促进。核科学技术要赶超世界先进水平，没有雄厚的理论基础是不行的。要发展理论，又必须十分重视试验，积累数据，重视和分析研究这些数据。没有试验，就不可能发展理论。 父亲还说：搞核武器研究要强调保密，但也要走群众路线，发扬技术民主。两者并不矛盾。核武器虽然是绝密的，但把它包含的众多科学技术分解开来看，大量的还是一般技术。 父亲的这些讲话，使大家深受教育和鼓舞。 49响在法国前面(2) 为保证试验准备工作的进行，父亲在1—3月份先后批准以中央军委名义发出4份特别公函，分别要求三机部、五机部、七机部及他们所属承担这次试验协作任务的有关工厂，必须保证所承担的协作任务顺利进行，要保质保量按期完成，任何人不得阻挠。这一措施确实起到了稳定和促进作用。这些工厂都按计划相继完成了所承担的协作任务。 5月9日，父亲参加了周总理主持的第十八次中央专委会议，讨论氢弹试验的准备工作。会议认为，我国第一次全当量的氢弹试验，在政治上有重大意义；在军事上，它将使我国的核武器技术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会议要求6月20日以前，做好各项准备工作。 从5月20日开始，氢弹部件加工与生产工作进入最后阶段。 为了全力做好最后的各项准备工作，确保这次氢弹试验成功，父亲指示国防科委起草电报，以国务院、中央军委的名义电示221厂暂停“四大”，集中精力，确保氢弹的加工质量和进度。5月29日，毛主席签发了这份电报。 核试验基地氢弹试验的各项准备工作从3月开始全面展开。这次试验决定采用轰-6型轰炸机为运载工具，空投带降落伞的航弹，预定在距地面3000米高度上空爆炸（俗称为机、伞、弹试验方式）。按照理论设计，氢弹的爆炸威力在150万吨至300万吨梯恩梯当量之间。1967年4月25日，基地在试验场区开设了指挥所。军内外28个参试单位的6185名技术和保障人员从4月下旬开始陆续进入现场开展准备工作。他们当中有总后、空军、海军、炮兵、工程兵、装甲兵、通信兵、防化兵、铁道兵、第二炮兵共10个效应大队。地方的参试单位有中央卫生部、建工部、铁道部、水电部、石油部、机械工业部、中国农业科学院、中国科学院生物所等。至1967年5月，氢弹试验准备工作已经全部完成。 父亲时刻关注着氢弹试验的准备工作，5月30日他特意电示基地：氢弹试验已进入紧张阶段，各项准备工作务必周到细致，要慎之又慎，细之又细，万万不可疏忽大意。要千方百计地保证试验的成功和人员的安全。鉴于氢弹原理性试验的经验，一定要充分估计到这次试验的特点和可能出现的问题，做好各项预案，切实搞好场区警戒、剂量侦察和监督等工作。 6月12日，父亲再次出席周总理主持的专委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周总理公布了毛主席1958年6月21日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指示：“原子弹就是那么大的东西，没有那东西，人家就说你不算数，那么好吧，我们就搞一点吧，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我看有十年功夫完全可能。” 周恩来说要在场区进行广泛宣传教育，并在场区写大字语录牌，但不要把大字写在地上，以防敌人从空中拍照。这次热核试验，将要实现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对发展我国核武器事业的英明预言和伟大号召。 在听取汇报中，周总理严肃地说，基地于6月10日空投遥测弹情况的报告中说“均很正常”，伞有三处裂口，还能说“很正常”？缺乏科学态度，应为“较正常”。不要过分乐观，要实事求是……场区有的同志“有些经验主义”，这不行，必须认识这次试验的特点，并认真严肃对待，绝不能粗心大意，工作应精益求精，下定决心，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周总理强调说，这次试验要更认真。现在看来，防止意外情况发生，很关键的是保证伞的强度和正常开伞。这个问题，必须认真严肃对待，全面考虑和检查。6月13日综合预演后，还要对产品总装认真地作全面检查，保证安全可靠。对遥测站消除干扰问题应进一步研究解决。对经常出现的示波器和相机卡片，也要重点检查。 会议结束的时候，周恩来的目光又望向父亲。父亲明白了什么，对他微笑了一下。果然，周恩来说：“聂老总，恐怕还是想请你去一趟罗布泊，可以吗？” 父亲干脆地回答：“义不容辞。” 参加这次会议的李富春、叶剑英和父亲3人，此时已经被当成了“二月逆流”的“黑干将”，他们的日子真的很不好过，可以说是自顾不暇了。 但父亲这时候到了“一心无他”的地步，他就盯着氢弹。 出征之前，我的父亲又病了，发烧，浑身不适。但他没有声张。“文革”以来，他经常生病，不知是不是与红卫兵们对他的“火烧”、“炮轰”有关系，反正他的体质越来越弱了。我和母亲着急也没用。 三百万吨，够了！够了！(1) 6月14日上午9时，父亲来到西郊机场，叶剑英特意赶到机场送行。两位老战友用信赖的眼光互相凝望着，两双握在一起的手久久不愿松开。也许他们都明白，两人肩负的担子是何等的沉重。 叶剑英说：“又辛苦你了。” 父亲说：“你在北京坐镇，担子也不轻。” 这是父亲在八个月的时间里第三次去核试验基地。此行他正发着烧，是抱病执行任务的。随父亲去核试验基地的周均伦秘书说：“我们是上午9点钟从北京起飞，在空中飞了5个半小时，那时在飞机上看，一片黄土高原。我们坐的专机，专机上有一张床，聂帅可以睡在床上。那一次老帅还发着烧，前几天温度38度多，走的那一天还37度多，稍微好一点，但这一次试验很重要，他亲自去了。” 下午1时50分，专机降落在马兰机场。 父亲到了马兰飞机场，张蕴钰、李觉、郑汉涛、张震寰他们都到机场去接，当地的时间跟北京的时差相差了两个小时，到了那里，正好吃中午饭。周均伦回忆：“ 吃完中午饭，聂帅第一个就要看降落伞。在氢弹空投以前，进行冷弹试验。氢弹有多重，用水泥模拟弹的重量，从高空往下投。往下投的时候，投一次还不行，要投几次。有一次投的时候，降落伞的一根吊带断了。这样，就可能引起很大的危险，偏离方向。在北京的时候，就报告了这个情况。聂帅特别重视这件事情，刘长明（聂帅办公室主任）、陈兆保（警卫参谋），还有我跟着他一起去检查。把原来坏的降落伞也放在那个地方，好的降落伞也放在那个地方（马兰礼堂）。聂帅问得很仔细。技术人员告诉聂帅，这降落伞有什么缺陷，不过我们把毛病找出来，现在都加固了，不会有问题。听了汇报以后，聂帅认为都比较可靠了，这才放心。” 晚上，父亲不顾5个小时飞机的颠簸劳累，听取国防工办副主任郑汉涛和张震寰、张蕴钰、李觉、朱光亚、陈能宽、程开甲等关于准备工作情况的详细汇报。刘长明主任回忆：“在汇报当中有个问题，在氢弹上面有个垫片找不着了，原因就是工艺上不严格。他们告诉聂帅，已经采取了措施，不会有问题。聂帅听了以后，一再追问，详细了解情况，说相信你们采取了措施，绝对不会有问题。同时强调，你们不要小视这工艺，搞尖端武器，这工艺特别严格。这些问题不要看成是小事，出起事来会变成大问题。规程上的工序一道也不能少，少了一道工序，就是个教训。” 最后父亲说：“现在大家很累了，要注意很好休息。这次试验与过去不同，有质的变化，休息安排不好，工作是搞不好的。” 15日，父亲又两次听取郑汉涛等领导同志的汇报。16日下午，父亲来到马兰机场，慰问在现场工作的科技人员。他认真观看了试验用的氢弹实物，登上执行空投氢弹任务的轰-6型飞机，并同机组人员一一握手，勉励他们说： “这可不是一个一般的炸弹，一定按操作规程执行好任务，但也不要紧张。” 机组人员坚定地回答：“请元帅放心，我们保证胜利完成任务。” 父亲用力握住机组组长徐克江的手，不停地摇着说：“好，好，我相信你们，相信你们！” 6月16日晚上，父亲赶赴核试验场区，住到场区的开屏村，这里离指挥所约30公里。周均伦秘书回忆：“那里蚊子特别多，我们赶到白云岗快到10点，但天还没有黑，我们在那里散步，他们讲蚊子厉害，我们每个人都戴着手套，脸上每个人弄一个纱罩。蚊子叮着你以后，你拨弄它，它都不飞，它非要咬你，除非你把它打死。聂帅身体不好，到晚上温差很大，给他披了棉大衣。” 当天晚上，父亲同张震寰、张蕴钰商量研究后，确定将试验零时定为17日8时，并在电话上向周总理作了报告，得到批准。 第二天凌晨7时，天还没亮，父亲便乘车来到指挥所，指挥所设在距爆心西55公里的白云岗。到达指挥所时，天已破晓。早晨的天气很好，一片晴朗，仅在靶场上空飘浮着一片卷云，确是试验的难得好天。试验场上，一切准备就绪，人们都怀着一种激动的心情，期待着即将发生的一切。 周均伦秘书回忆说：“指挥部设在一个帐篷里，附近还有一个堑壕，那是掩蔽壕，因为核试验有三大杀伤威力。一个是冲击波，一个是光辐射，还有一个是放射性沾染。我们在掩蔽壕里面主要防止冲击波，大家都下去了，老帅也下去了。” 6月17日7时40分，父亲再次分别打电话给周总理、叶剑英，汇报了现场各项准备工作的最后情况，说飞机已经起飞，预计8时整进行氢弹空爆试验，得到了他们的肯定和鼓励。 8时前，飞机声由远而近，人们都翘首以待。 三百万吨，够了！够了！(2) 8时整，空投氢弹的飞机到达预定空域，没有投弹，拐了个弯飞走了。 “怎么回事？”父亲在掩蔽壕里用电话问。 电话里空军地面指挥员报告说：“飞行员操作中少了一个动作，请求再飞一圈。” 父亲当即答复：“可以！应该这样子，这是飞行员认真负责的表现。” 多年之后，这架飞机上负责投弹的第一领航员孙福长回忆说：“一时由于当时我的心情比较紧张，再加上受‘左’的干扰，在飞机上要不断地背诵毛主席语录，影响了我的注意力，所以忘了按自动投掷器，氢弹没能在预定的8时整准时投下。” 这可以算作是这个辉煌时刻的一个小插曲。 于是，20分钟以后，徐克江驾驶的轰-6型飞机再次飞临预定空域，在预定高度，投下了中国第一颗全当量氢弹。氢弹在距靶心315米、高度2960米处爆炸。 此时，天空中出现了一个自然的太阳，一个人造太阳。两个太阳在蓝天上并排高挂，这一奇特的景象，令人叹为观止。 随后，是一声震耳欲聋的轰鸣。氢弹爆炸成功了！ 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1967年6月17日上午8时20分，是一个值得永远记住的时刻。 伴随着隆隆的轰鸣，人们从指挥部、从掩蔽壕内跳出来欢呼，一阵强风带着热浪迎面扑来，有的人几乎被吹倒，这是氢弹冲击波的威力！ 周均伦秘书说：“氢弹一爆炸，我们都高兴得很，都跳出了掩蔽壕，我和护士欧阳等年轻的同志先跳出来。我们站在掩蔽壕的上面，氢弹一爆炸，一股热浪就是冲击波冲过来，要把我们吹倒。离我们大概100米左右，指挥部的帐篷都吹倒了。” 1967年6月17日，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试验成功 父亲因为上了年岁，无法像年轻人那样跳出掩蔽壕。但他手握电话，激动地凝视着天空那个人造太阳渐渐演变成的蘑菇云。军事摄影家孟昭瑞拍下了这次试验的几张历史性照片，其中也有这张照片。 人们面对着这朵比原子弹的蘑菇云要壮观得多的伞状烟云，欢呼声经久不息。 欢呼声中，父亲让刘长明催问有关方面尽快汇集各种数据，计算出眼前实现的核爆炸的当量，够不够得上氢弹级爆炸？ 科学家们紧张地计算着，很快就报告说：“初步计算，核爆炸的威力在300万吨梯恩梯炸药的当量以上（据最后各项数据测算的结果为330万吨），是氢弹爆炸！” 试验获得圆满成功。 父亲对身边的张蕴钰说：“300万吨，够了！够了！” 他的意思是，氢弹的当量达到了设计要求，这样的威力，在作战实用时完全够了。 这时，父亲已经来到指挥部，帐篷是临时扯起来，还没有弄好。到那里父亲赶紧要通北京的电话。先给周总理报告，讲这氢弹试验成功了，科学家初步计算，氢弹爆炸是300万吨左右。周总理说：代表毛主席、代表国务院、党中央向在场的人表示祝贺。父亲又给叶帅打了电话，叶帅讲，代表中央军委向全体参试人员表示祝贺。 父亲走出指挥部帐篷，回到阵地，大家还在欢呼。父亲向热烈鼓掌的人群挥手致意，大声转达了周总理、叶剑英的祝贺。 1967年6月17日11时，父亲乘飞机赶回马兰机场，向执行任务的机组人员表示感谢、慰问和祝贺，并同他们合影留念。 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到氢弹爆炸，美国用了7年零4个月，苏联用了4年，英国用了4年零7个月；我国只用了两年零8个月，以最快的速度，赶在法国之前，完成了从原子弹到氢弹这两个发展阶段的跨越。 回去的路上，有人向父亲说出了上述时间表。父亲自豪地对身边的人说：“中国人民是有志气的，我们的科学家该有多好啊！” 父亲主持第一颗氢弹爆炸试验，右为张震寰 现在人们已经知道，美国1952年爆炸的是一个65吨重、三层楼高的氢弹装置；苏联1953年爆炸的第一颗氢弹虽能用飞机空投，但爆炸威力只有40万吨。而中国第一次氢弹试验，便成功地实现了体积较小、重量较轻、聚变比较高的百万吨级氢弹的预期目标。它再一次证明，外国人能办到的事，中国人也一定能够办到，而且能够办得更好。 氢弹爆炸后不久，毛泽东高兴地说：“两年零八个月搞出氢弹，我们现在在世界上已是第四位。我们搞原子弹、导弹有很大成绩，这是赫鲁晓夫帮忙的结果，撤走专家，逼我们走自己的路，要发给他一个一吨重的勋章。” 我手头的一份资料表明：我国在突破原子弹和氢弹以后，很快又掌握了中子弹技术。美国和苏联先后做了上千次核试验，法国也做了200多次核试验，我国总共只做了45次，但我国核武器的技术水平并不低。我国核试验的成功率和效费比，在世界上是最高的。 三百万吨，够了！够了！(3) 氢弹炸响两天之后，父亲乘飞机回北京。在马兰机场，他站在飞机的舷梯上，面对前来送行的两派群众，语重心长地说：“你们过去试验的是原子弹，是‘裂变’产生的威力。这次试验的是氢弹，是‘聚变’产生的威力。希望你们团结起来，像‘聚变’一样，把基地的各项工作搞好！” 飞机起飞了，父亲恋恋不舍地望着机翼下的大地。也许这时候他并没有意识到，这将是他最后一次出征罗布泊。在文革的风暴中，他见证了两次核聚变的光芒，他深深地知道，这是来之不易的。 直到父亲的晚年，他一直关心着我国核武器事业的发展。 1976年，11月11日下午，父亲出席了中央军委会议，听取国防科委关于10月17日成功进行地下核试验的情况汇报。 朱光亚回忆说：“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1978—1979年间，聂帅发现了‘文化大革命’中研制计划出现的问题。它是‘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产物，要求研究用强击机带核炸弹，这大概是从林彪、吴法宪这条线下达的任务。工作已经开展，也投了不少钱。到了粉碎‘四人帮’以后，聂帅很明确地提出这样的工作是不宜于开展下去的。他从运载工具有缺点，特别是从我们的战略思想、我们的政策的高度来看武器型号发展的。聂帅指出，我军是积极防御的战略，我们不应该发展这样一种型号的武器。在1979年的‘专委’会上，这是最后的一次专委会，小平同志、叶帅、聂帅、徐帅都参加了，聂帅在会上又阐述了他的观点，会上很多领导同志认为聂帅是非常正确的，于是这个项目就下马了。举这个例子，是想说明聂帅运筹帷幄，从比较高的角度来分析、指导我们的国防科学技术工作应该怎样发展，这点对我教育很深。” 1980年后，我国核试验完全转入地下。1996年7月29日，我国在成功地进行了最后一次地下核爆炸后宣布暂停核试验，这一天，我国政府庄严宣布： “从1964年10月16日第一次核试验起，经过三十多年的努力，中国现已建立起一支精干、有效的核自卫力量。中国广大工人、科技工作者、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以及所有从事国防建设的工作人员，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发扬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精神，不怕牺牲、艰苦奋斗，为研制和发展我国的核武器，建立了不朽的历史功勋……” 父亲与核试验基地的同志们共享成功后的喜悦 山高水长 蓝天上的中国星 我很关心这件事(1) 改革开放之后，邓小平曾经说过：“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 在这里，他把卫星与原子弹、氢弹等同起来，可见，卫星也是何等的重要。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中国的原子弹、导弹的研制还在起步阶段时，卫星就被提上了议事日程，这主要取决于毛泽东的决心。 1957年10月4日，苏联科学家成功地将一颗重184磅的金属球，由运载火箭送到了距地球表面一定的高度，这个高度使金属球不至于被地球引力吸回到地球上。金属球每95分钟以椭圆轨道绕地球转一圈。这就是人类向太空发射的第一颗人造卫星，它的名字叫“伴侣一号”。它开创了人类进军地球外层空间的新纪元，引起全世界的关注。苏联举国欢腾。当时，我们这些在苏联留学的中国学生也受到强烈的感染，大家纷纷议论，什么时候我们中国也有自己的人造卫星。但我们深知，这太难了，对于中国来说，还是很遥远的事情。 就在苏联卫星上天不久，毛泽东赴莫斯科参加世界共产党首脑会议，一下飞机，他便在莫斯科机场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是一项伟大的成就，它标志着人类进一步征服大自然的新纪元的开始。让我代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向苏维埃共和国和苏联人民，表示热烈的祝贺！” 11月2日，苏联的第二颗卫星又上了天。当时毛泽东仍在莫斯科，他对赫鲁晓夫说：“好，你们又一颗卫星上了天，真了不起！美国吹得神乎其神，为什么连一个山药蛋都没抛上去呢？这个意义很大，说明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1958年1月，美国步苏联后尘，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 科技界研制卫星的热情受到巨大鼓舞。钱学森、赵九章、陆元九等科学家积极倡导中国也要研制人造卫星。同时，北京、上海、浙江等中国许多著名高等学府纷纷设置相关专业，进行研究人造卫星的人才培养和探索工作。 1958年5月17日，毛主席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中说：“我们也要搞一点人造卫星。” 他还风趣地说：我们要抛就抛大的，也许要从较小的抛起，但像美国那只有鸡蛋大的，我们不抛。 毛泽东发话了，父亲作为主管全国科学工作的副总理，毫无疑问，他得抓落实。热爱科学的他，对一切新生事物都是很敏感的，尽管全中国还没有一个人见过卫星是什么样子，但热情是不能少的。 八大二次会议刚刚结束，父亲便于5月29日召集部分航委委员开会，听取了钱学森关于五院与中国科学院的协作分工，以及研制与发射探空火箭、人造地球卫星、洲际弹道导弹的设想意见的汇报。在讨论时，钱学森提出了研制卫星要分三步走，第一步研制探空火箭，第二步以中远程运载火箭，发射第一颗卫星，第三步以原子能为动力的火箭，发射性能更先进更重更大的卫星。 父亲同意钱学森所谈的关于五院与中国科学院协作搞人造地球卫星的意见，也同意钱学森提出的分三步走的方案，由五院负责研制探空火箭，中国科学院负责卫星本体的研制工作。 对于这个设想，父亲积极支持。他深信，研制人造卫星，探索宇宙空间，对我国的科技事业，无论是在民用和军用方面，都将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早点动手比晚动手要好。 6月初，父亲患眼疾，住院治疗。6月9日，安东来医院探望他，他问起研制人造卫星的安排落实情况，说：“我很关心这件事，希望你再找五院、科学院、一机部等单位开个会，赶快把力量组织起来，各就各位，开始工作。” 按照父亲的要求，8月份，中国科学院成立了“中国科学院581小组”，负责协调和计划研制人造地球卫星的工作。所谓“581”，表示研制卫星是中国科学院1958年的头号任务。由钱学森任组长，赵九章、卫一清任副组长。但限于我国当时的技术条件，这项工作开始时主要进行理论上的研究。 当时计划筹建卫星运载火箭及总体、卫星控制系统、卫星探测仪器及空间物理3个研究设计院。因种种原因，这个计划当时没能实现。 8月20日，在父亲签署的向中央上报的《关于12年科学规划执行情况的检查报告》中，正式提出了研制人造卫星的建议。这是吵嚷了半年多来，第一次在上报中央的正式文件中提出卫星的事。 1960年4月，父亲参观上海电机厂 报告上说—— 发射人造地球卫星，将使尖端科学技术加速前进；开辟新的科学技术研究工作的领域，为导弹技术动员后备力量。同时，大型的卫星上天是洲际弹道导弹成功的公开标志，是国家科学技术水平的集中表现，是科学技术研究工作向高层空间发展不可少的工具。围绕人造地球卫星的研究，一系列工作将被带动起来。其中包括：高能燃料、耐高温合金和精密机械加工技术的发展、利用能源发电的新技术、无线电电子学、应用数学和电子计算技术等。人造地球卫星首先成为高空物理研究工作的一个有力工具……将成为高空中生物研究和开展星际航行探索工作的前奏。实施的步骤：首先发射探空火箭，展开高空物理研究工作，解决遥控、遥测技术和观察中的一系列问题。 我很关心这件事(2) 此后，中国科学院加快了成立卫星运载火箭及总体设计院的工作。同年11月，为充分利用上海的科研力量，经父亲批准，这个院迁往上海，组建了中国科学院上海机电设计院，专门从事人造卫星的研制工作。 1959年1月上旬，父亲到上海主持第一次全国地方科技工作会议。他在会上多次鼓励上海的科技界和国防科研单位，要大力支持中国科学院搞好探空火箭和人造卫星的研制工作。 上海地方科技工作会议后不久，张劲夫传达了邓小平、陈云的指示：现在拨巨款研制人造卫星，与国力不相称，要调整空间技术研究任务。 据此，张劲夫提出，科学院的近期研制方针是，集中力量搞探空火箭。 父亲表示，完全同意邓小平、陈云的指示和中国科学院的近期方针。目前，确实出现了科研战线拉得太长的情况，某些项目收缩一下，对集中力量研制导弹、原子弹是有好处的。搞探空火箭，本来就是我们研究人造卫星的第一步任务，今后就要在研制探空火箭方面做扎实、细致、艰苦的工作。 此后，中国科学院上海机电设计院在王希季等科技人员的艰苦努力下，在研制探空火箭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绩。1960年2月，他们自行研制成功了“T-7M”型液体探空火箭，火箭直径只有250毫米，起飞重量190公斤，发射高度8公里。虽然它像个大炮仗，但它毕竟是中国人研制出的第一枚探空火箭。 这一年的4月18日，父亲在张劲夫、郭沫若、钱学森等人陪同下，冒雨来到位于上海江湾机场内的简易试车台，观察了“T-7M”火箭发动机的热试车，对研制火箭发动机的专家们给予了热情的鼓励。 5月28日，毛泽东在上海科技展览会上察看了这种探空火箭后，大加赞扬，勉励说：“8公里，那也了不起。” 毛泽东似乎意犹未尽，又说：“应该是8公里、20公里、200公里地搞上去。” 1960年4月18日在上海，父亲（左四）、张劲夫（左三）、钱学森（左二） 视察探空火箭发动机试车情况 5个月后，发射重量达1138公斤，飞行高度60公里，携带25公斤气象探测仪器的我国第一枚T-7型高空气象火箭，在安徽省广德县山区发射成功。这应该算作中国人在人造卫星的研制中取得的第一个重要成绩。 但是，由于3年经济困难的影响，由于苏联单方面撕毁新技术协定，在国防尖端项目研究“缩短战线”的政策调整中，中国的卫星研究，先是悄悄地退到一旁，然后便是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这颗卫星，本来可以早一点上天的(1) 1964年，中国的地对地弹道导弹、原子弹先后炸响，震惊世界。沉默了许久的卫星，又提到了议事日程上。 1965年初，著名地球物理学家赵九章，向周恩来递交了一份关于尽快规划中国人造卫星问题的建议书，引起周恩来的关注。 差不多与此同时，钱学森也写了一份建议书，建议我国暂停研制的人造卫星，应该重新上马。 钱学森写道—— 自苏联1957年10月4日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以来，中国科学院和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对这些技术都有过一些考虑，但未作为一项研制任务。现在看来，弹道导弹已有一定基础，如进一步发展，即能发射携带仪器的卫星，计划中的洲际导弹也有发射人造卫星的能力。工作是艰苦复杂的，必须及早开展有关研究，才能到时拿出东西。因此，建议早日主持制定研究计划，列入国家计划，促其发展。 1965年2月初，父亲看过钱学森写的报告之后，作出如下批示—— 我国导弹必须有步骤地向远程、洲际和人造卫星发展，这点我一直很明确。人造卫星早就有过考虑，但过去由于中程弹道式导弹还未搞出来，技术力量安排上有困难，所以一直未正式提出这个问题。钱的这个建议，我意，请张爱萍邀钱学森、张劲夫等有关同志及部门座谈一下，只要力量上有可能，就要积极去搞。步骤上，还是先把中程导弹搞出来，作为运载工具。头部（卫星）要与中国科学院结合起来，充分利用地球物理所及搞探空技术的力量。如何分工，请在座谈会上研究一下。可考虑卫星以中国科学院为主进行研制。 根据父亲的意见，国防科委组织力量对研制卫星进行了可行性论证，并将论证结果报告给中央专委。 1965年3月，在张爱萍的主持下，国防科委召开了发展我国人造卫星的可行性座谈会，张劲夫、钱学森、孙俊人、赵九章、吕强等30余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会上，与会者对发射人造卫星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进行了充分的讨论，并对运载工具的选择及卫星的重量问题也进行了初步的分析。最后一致认为，现在技术基础已经具备，研制和发射卫星在政治上、军事上和科技上都有重要意义，应该统一规划，有步骤地开展卫星工程的研制。 5月初，中央专委批准了国防科委的报告，将研制卫星列入国家计划。 7月2日那天，父亲专门听取张劲夫、张震寰的汇报，内容是中国科学院提出的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的方案。 听完汇报后，父亲说：“研制、发射人造卫星是个很复杂的任务，要很好地分工。卫星本身真正代表了一个国家的科学尖端，它过了关，可以带动一系列技术的发展。运载火箭及其第三级火箭还是由七机部研制。” 他又说：“我国的第一颗卫星能发射上天，能听到、看到，考验了运载工具和探测仪器就不错了。为抓好研制、发射人造卫星这项工作，需要组织一个专门的委员会或小组，下设一个业务局做具体工作。我国究竟需要发射一些什么型号的卫星，要很好论证、研究。型号不要太多。……西北导弹试验基地将来要成为一个基本的卫星发射试验基地，搞一些可以移动的测量设备，搞一些临时的或辅助的试验基地。” 半个月以后，父亲在听取七机部领导王秉璋、钱学森等人汇报时，又谈到了卫星的问题。他说，如果运载工具1969年能搞出来，1970年放人造卫星是可能的。 他又说，人造卫星的研制由中国科学院担任，这个担子已不轻。运载工具包括第三级火箭，应由七机部搞。第一颗人造卫星不必搞什么更多的科学探测，只要放上去，送入轨道，能转起来，听得着，看得见，就行。成功后，再搞通信、侦察、气象等卫星。 他还说，“大跃进”时，谁都要搞上天的，各搞各的型号，事实教训我们，上天不是那么容易，各搞各的是不行的。 多年以来，父亲一直反对各搞各的，提倡集中力量，形成拳头，搞大协作。搞卫星，他仍然是这个观点。 随后，中国科学院上报了卫星研制规划。 8月2日，中央专委会第12次会议批准了这个报告。专委会对中国第一颗卫星提出的要求是：必须考虑政治影响。我国第一颗卫星应该比苏美第一个卫星先进，表现在比他们重量重，发射机的功率大，工作寿命长，技术新，听得见。 中央专委会还确定了中国发展人造卫星的方针：由简到繁，由易到难，从低级到高级，循序渐进，逐步发展。并对卫星工程作了明确分工：整个卫星工程由国防科委组织协调；卫星本体和地面测控系统由中国科学院负责；运载火箭由七机部第八设计院负责；卫星发射场由国防科委试验基地负责建设。 这颗卫星，本来可以早一点上天的(2) 这样，中国的第一颗人造卫星便开始进入了工程研制阶段。为全国协作方便和保密起见，再加上提出搞人造卫星建议的时间是1965年1月，于是，中央专委确定，把搞人造卫星的代号定为“651”任务。 9月，中国科学院组建了卫星设计院，由赵九章任院长。中国的第一颗卫星定名为“东方红一号”。 中国人造卫星的研制工程，终于正式起步。 东方红一号上马不久，文化大革命来临了，人造卫星工程的研制受到很大干扰。父亲那时候紧紧盯着“两弹结合”试验，盯着氢弹，除此之外，他还盯着核潜艇和卫星。搞两弹结合试验成功后，他到马兰核试验基地视察，离开马兰，他没有直飞北京，而是和张震寰、钱学森等人一起，又回到了酒泉。时间是1966年11月17日。 他这次来，是专门为了卫星来的。 导弹试验基地的领导李福泽、栗在山、张贻祥等，起初不明白父亲他们为什么又来这里。父亲说：“我这次来，是有件要紧事和你们商量。” 父亲说的要紧事，就是卫星的事。父亲告诉他们：现在科委机关和北京的研究院都乱了，为了不影响整个卫星发射试验的进度，卫星地面观测台、站的筹建工作要交给你们基地管。我回北京后，让总参发个文件，各个台站的工程建设由各大军区组织实施，站址勘选、设备安装、业务工作都由你们负责。你们要抽出技术骨干，到各个台站负责技术工艺性建设和设备安装。科学院的“七零一工程处”现在已无法正常运转，也要交给你们。你们可以先作些准备工作。 听父亲说完，李福泽不禁面露难色，他老老实实地说出了基地的难处：“聂老总，这方面的工作，难度非常大，科学院的‘七零一工程处’又属于地方单位，任务协调、人员管理比较复杂，让基地来接管是很困难的。” 钱学森着急了，说：“科学院的人现在正忙于搞‘文化大革命’运动，北京没法安安静静地搞，照目前这个样子，卫星的事，恐怕一年半载都难以走上正轨。” 父亲对李福泽说：“你们先吃后吐嘛。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先接收过来再慢慢消化吧。不管现在遇到了多大的困难，我们的人造卫星发射试验一定要如期实施。现在再不抓紧卫星观测台站的建设，就赶不上了。” 1967年2月至10月，东风基地副参谋长乔平率领由基地和中国科学院、北京工业设计院、北京邮电设计院等单位有关人员组成的勘察组，先后在全国进行了大规模的勘察，确定了各卫星地面观测站的站址，并确定将陕西渭南作为基地卫星测量部（即第六试验部）所在地。 1967年6月23日，东风导弹试验基地成立了卫星测量部，统一负责全国卫星测量台、站的规划、建设及建后的使用管理。 此后，东风导弹试验基地正式接管了中国科学院的“七零一工程处”，并编入基地设在陕西渭南的第六试验部。至此，从事卫星测控研究和从事火箭、导弹靶场测控工作的两支队伍汇集在了一起，在混乱的年代里，开始了卫星测量控制网的建设。 这还不够，为了尽量减少文化大革命对国防尖端科研项目的冲击，1967年3月，父亲建议将各国防科研院所，以及中国科学院承担国防科研任务的研究机构，由国防科委实行军事接管。 这个重要建议得到毛主席批准。 事实上，正是这个决定，使中国的卫星研制在“文革”的风暴中坚持下来了。 随后，军委责成国防科委组建空间技术研究院。1967年5月，父亲听取钱学森等关于组建空间技术研究院问题的汇报时指出：“科研机构要精干，工作要紧张，不要人浮于事。电子技术，是各军兵种、研究院都需要的，都要各自做些研究工作。” 1968年2月，空间技术研究院正式成立，由钱学森兼任院长，这使得卫星研制工作得以在“文革”动乱中继续进行。而这时候，中国人造卫星的倡导者和奠基人之一的赵九章，已经含冤非正常死亡。 做完这几件事情，父亲就被卷进了“二月逆流”里，连他自己都自身难保了。也使他渐渐被迫离开了他所钟爱的国防尖端事业，这时的他，已经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关于卫星，当时担任国防科委副主任的刘华清回忆说—— 七十年代第一个春天，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叫“东方红一号”。这是中华民族聪明智慧的体现，但却被说成是“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实际情况正好相反，正是“文化大革命”，给“东方红一号”带来许多不应有的困扰和麻烦。 我不懂卫星，也不管这项工作。到了1968年，“东方红一号”卫星的研制遇到了问题，各分系统文齐武不齐，不协调不配套。为了保证1970年发射，空间技术研究院领导和设计人员在原方案基础上进行了合理的修改，但这一修改方案却找不到拍板的人。五院总体主任设计师孙家栋拿着方案找到我，孙家栋说话很直率：你懂也得管，不懂也得管。你们定了，拍个板，我们就可以往前走。 这颗卫星，本来可以早一点上天的(3) 听了他们的汇报，问了有关情况，我心想，这事不能拖，总得有人承担责任。便对他说：“技术上你负责，其他问题我负责，我拍板。” 这个时期，七机部也没有什么人管事了。关于“东方红”卫星的事，后来我又听过一次机关汇报，也到现场看了看。卫星方案的若干修改和简化我就拍板定了。我当时强调，最后总体决策还要向党中央、周总理和聂帅报告。我把卫星方案修改和简化情况报告了聂帅，聂帅也批准了。卫星计划才得以进行下去。回想起来，当时这么干，除了有一种强烈责任感外，也有一点儿傻大胆的味道。 1970年4月24日，重达173公斤的东方红一号卫星发射成功，《东方红》乐曲响彻神州大地，中国万民欢腾。此时的父亲，刚从邯郸下放回来不久，赋闲在家，心情郁闷。但当他从广播上得知，东方红一号卫星发射成功时，他仍然是欣慰不已，紧皱的额头一下子舒展开了。 记得第一颗卫星发射成功的那一天，我正下放在河南“五七干校”劳动，喜讯传来，我们连夜敲锣打鼓到农村向贫下中农报喜。老乡从睡梦中醒来，问：“这么热闹，啥事啊？”我们说：“我国的人造卫星上天了。”他们说：“天上有那么多星星了，还造什么地球卫星？”现在想起来，这似乎有点可笑；再一想，又让人笑不起来。那时候，科学离我们的人民群众太远了。 当年回到北京后，有一天晚上，天气出奇的好。父亲在院子里散步，不经意间，我们抬头，看到了从北京上空划过的东方红一号。父亲久久地望着它，望着它的轨迹，喃喃地说：“这颗卫星，本来可以早一点上天的……” 中国是世界上第5个发射卫星的国家。 中华民族千百年来的飞天梦想，终于一步步变成现实。从1970年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以来，截止到2006年9月，已有9种长征系列型号的火箭进行了数十次卫星发射。在激烈的竞争中，中国航天走向世界，成功地发射了亚星、澳星、铱星，在国际航天领域占有了重要的一席之地。 山高水长 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 一份秘密报告，催生第一代中国核潜艇 父亲在全力领导组织“两弹”研制的同时，十分关注我国核潜艇的研制。 我国第一座实验性原子能反应堆开始运转后，1958年6月18日，父亲召集罗舜初、刘杰、张连奎、万毅、安东等开会，讨论研制核潜艇问题。 6月27日，父亲向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写了关于研制导弹核潜艇的报告。报告说——我国的原子能反应堆已开始运转，这就提出了原子能的和平利用和原子能动力利用于国防的问题。关于和平利用方面，国家科委曾开过几次会进行研究，已有布置。在国防利用方面，我认为也应早作安排。为此，曾邀集有关同志进行了研究，根据现有的力量，考虑到国防的需要，本着自力更生的方针，拟首先自行设计和试制能够发射导弹的原子潜艇，先设计试制××××吨的原子潜艇，接着再设计××××吨的，前者争取在1961年10月1日前下水。……拟以罗舜初、刘杰、张连奎、王诤等4同志组成一个小组，并指定罗舜初同志任组长，张连奎同志为副组长，筹划和组织领导这一工作。 报告还就海军、一机部、二机部、五院的研制分工、核潜艇生产工厂的建设等问题提出了建议。 这个报告一送上去，当即就得到了批准。1958年6月28日，报告送审第二天，周恩来总理对报告作了如下批示：“请小平同志审阅后提请中央常委批准，退聂办。”次日，邓小平总书记仔细审阅报告后批示道：“拟同意。请主席、彭总阅后退聂。”毛主席和彭德怀也随即圈阅了这个报告。就这样，一项关系到海军建设大局、关系到国防现代化建设大局的重要尖端技术工程确定了，我国核潜艇研制工作正式启动。 1958年9月，二机部组建了反应堆研究室，负责核动力研究；海军和一机部共同组建了核潜艇总体研究室，负责总体设计、研制和任务的安排落实。 在核潜艇研制工作开展不久，1959年9月，赫鲁晓夫来华，周总理和我父亲在同他的谈话中，提出核潜艇的技术援助问题。可是赫鲁晓夫说：“核潜艇技术复杂，你们搞不了，花钱太多，你们不要搞。” 对此，毛泽东十分坚定地表示：“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 这是一个响当当的誓言，是一个不可摧毁的信念。它代表了父亲那一代人的雄心壮志，那就是，无论如何，中国必须拥有自己的核潜艇。 从此，中国走上了独立研制核武器的道路，其中就包括核潜艇。国务院和中央军委指示以中科院原子能研究所为主，开始潜艇核动力装置的开发研究工作。当时，核科学人才奇缺，除了少数几个人懂得核科学之外，大多数人对核的了解还是比较肤浅的。世界上也只有美国、苏联两国拥有核潜艇，为了不至于使新中国成为一个军事强国，它们都对中国进行了核技术封锁。在开始核动力潜艇研究时，科学家手中所掌握的“资料”，仅仅只有两张外国杂志上发表的并不完全的核潜艇外形照片。就这样，我们的科学工作者，凭着一颗报效祖国的赤诚之心开始了核潜艇的研制工作。 3年经济困难时期，再加上苏联撤走专家，使我国没有力量同时支撑原子弹、导弹与核潜艇这3个攻关摊子。中央专委决定集中力量先搞两弹，让核潜艇研制工作暂停。 此前，曾有一种意见，完全停止这项工作。 父亲知道，完全停止研制核潜艇，尤其是人才流失后，将来再组织力量就难了，必须想办法坚持下去。这时候，国防部第七研究院（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七院，该院是核潜艇研制的主要单位）院长刘华清、政治委员戴润生也向父亲建议：核潜艇工作不宜全部下马，否则，不仅会造成经济上的损失，而且技术队伍也将散失，以后再重新上马，困难更多。 父亲同意他们的意见，最终得到周恩来总理的支持，决定在国民经济困难情况下，仍然保留一个由50多人组成的核动力研究室，按照少花钱、少用人的原则，把重点放在一些关键技术的攻关研究上，保持研制工作不断线。 彭湃烈士的儿子彭士禄是我国核潜艇的总设计师，就常来我家做客。彭士禄回忆说：“由于经济困难，核潜艇1962年下马，目的是为确保‘两弹’成功。这时，聂帅留下50余人，在原子能研究所核动力研究室，继续开展这方面的研究。我当时正好调到这个研究室当副主任，主持这项研究工作。当聂帅知道我在核动力研究所当副总工程师并且抓这项工作时，非常高兴，嘱咐我核潜艇这项工作极为重要，希望你们努力搞好。” 1964年，我国先后成功发射中近程地地导弹、成功爆炸第一颗原子弹后，1965年3月，中央专委批准核潜艇工程重新全面展开研制。 核潜艇总体方案论证一开始，设计上就面临着“常规艇型加核动力”与“水滴线型加核动力”两种截然不同的选择。 一种观点认为，国家因经济困难，科学技术、工业基础还较落后，应采用“常规艇型加核动力”。其根据是，人家先进国家都是遵从这样的路子：普通线型核动力—常规水滴型—核动力水滴型。认为现在不能再犯五十年代后期那种“冒进”的错误，在自身实力不强的情况下，将人家的“三步”化为“一步”走。 黄旭华总工程师等人坚决主张搞“核动力水滴线型”方案，认为我们不能因为五十年代的“冒进”而裹足不前。“核动力水滴线型”方案是经过几年调查研究和在一定的实验基础上提出的。它的特点是：圆形截 面，流线性好，水下操作性好，阻力小，机动灵活，生命力强，可以大大提高航速，是目前世界上先进国家都在研制的目标。只要我们解 放思想，群策群力，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三步”并作“一步”不是没有可能的。 12月5日，父亲专门召集有关部门负责人开会，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并就核潜艇的艇型、鱼雷核潜艇和导弹核潜艇研制程序和研制实施等重要问题，进行研究。 父亲听得很认真，不时地插话询问情况，并当场与有关方面负责人商量探讨。最后，父亲做结论说： “总体不要用常规潜艇的艇型，要重新设计，不然搞得两不像，又不像常规潜艇，又不像核潜艇。” “中国的核潜艇绝不是‘核动力加常规艇型’，而应该是‘好马配金鞍’，搞‘核动力水滴线型’！” 多年后，核潜艇总设计师黄旭华来看望父亲。黄旭华回忆说：“聂帅的这个决策，意义非常深远。别看是简单几句话，使我们受到极大鼓舞。小木屋是房子，摩天大厦也是房子，但摩天大厦决不等于小木屋的相加，也不等于是小木屋的放大。核潜艇决不等于常规潜艇加一个核电站就可以成功。” 1982年，美国“核潜艇之父”里科弗上将在参观我国“长征一号”水滴型核潜艇后，颇为惊奇。中国六十年代能研制成功核动力水滴型潜艇使他感叹不已。他伸出大拇指称赞说：“这完全可以与同时代先进国家的核潜艇媲美！” 在要不要建造核潜艇陆上模式堆问题上，也曾有几种不同意见。 一种观点认为：建造1比1核动力模式堆装置“花钱太多，不值得”。 以钱三强、彭士禄、赵仁恺代表的专家们则认为，我们没有反应堆设计和核动力装置试验运行经验，为验证设计、摸索可控核裂变的规律，考验材料设备、培训艇员，这不是任何单项模拟装置能够代替的。美、英、法等国都曾经建有核潜艇陆上模式堆，不是没有科学道理的。我们这样做，不是盲目照搬外国的做法，而是按科学规律办事。试想，造架飞机，造辆汽车都需要制作一个真实的样品，何况制造核潜艇呢！ 父亲和国防科委领导在认真分析两种不同观点的争鸣后，决定采纳二机部建造陆上模式堆的方案。会后，研制部门根据父亲指示，又进行了深入讨论，并向中央专委和中央军委正式报告，仅用6天时间就得到批准。1965年8月中央专委第11次会议决定，将于1970年建成陆上模式堆。 中央军委“特别公函”(1) 核潜艇工程是一项十分复杂的系统工程，其复杂程度是常人难以想象的。它最起码涉及27个省市和上千个科研、生产单位，任何一个环节上出问题，都会影响整个研制的进度。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很多参与核潜艇工程的单位受到冲击，部分工厂停工，许多研制项目经有关部门进行协调仍然无法落实。 情况反映到父亲那里，父亲坐不住了。他决定在北京召开有几百人参加的工程协调会议，并明确规定接到通知的同志都要到会，即使正在被批斗的也要来。为保证与会代表顺利到京，父亲还要求在会议通知上注明，凡是接到通知的厂长、书记，不论是否在接受批判和审查，任何人都不准以任何理由阻挡。 在那个时候召开这样的会议，是要冒很大风险的，搞不好就要惹怒中央“文革”那帮人。尤其是那个时候，父亲的政治处境已经十分困难，身体也很虚弱，但他还是下决心要开这个会，不然，核潜艇的建造，就会变得遥遥无期。 1967年6月25日，有关核潜艇的秘密会议在北京民族饭店召开，参加会议的同志都希望中央领导能到会作指示，给大家鼓鼓劲。6月28日下午，父亲一身戎装出席会议并讲了话，他说： “工程工作量很大，协作面很广，一环套一环，紧紧相扣，每个部分的工作都要从大局出发，只能提前，不要拖后，不要因为自己的部分，影响整个进程。困难是很多的，一定要千方百计地克服解决。” 最后，他又说：“一定要按时完成任务，为加强我国的国防做出新的贡献！” 父亲出席这次会议的情况深深地印在了一些与会代表的脑子里，许多年后，他们还能回忆起很多的细节。 会上，有人反映，造反派对核潜艇研制工作横加干涉和阻挠。父亲忍不住发火了，大声说：“不要理他们！抓国防建设，何罪之有？就是戴手铐，这个工程我也抓定了！” 协调会后，大多数单位的研制工作开展起来了，但也有少数单位，任务迟迟落实不下去，甚至连协调会的精神也无法传达。 刘华清回忆说：“‘文革’中，由于工厂、科研单位陷于混乱，核潜艇的研制工作面临中断的危险。有的厂、所领导就来北京要求工程办公室派人去解难。开始还能派人去，以后多了，也应付不过来。有的同志建议以中央军委名义发一个专门文件，但有的同志怕这样被误解为‘以生产压革命’。我和大家反复研究后，决定向聂帅提出建议，以中央军委名义发一个关于核潜艇工程特别公函，强调核潜艇工程是毛主席亲自批准的，对国防建设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任何人不准以任何理由冲击生产研究现场，不准以任何借口停工、停产，必须按时保质、保量地完成任务。1967年8月，中央军委发出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个‘特别公函’。当时各有关部、院主管核潜艇工程的同志以‘特别公函’为依据，确实排除了不少干扰，保证了科研任务不致中断。” 父亲是1967年8月30日那天，签发那份史无前例的“特别公函”的。早晨一上班，刘华清怀揣着打印好的一份材料，来到父亲在国防部的办公室。刘华清说了没几句，父亲全明白了，他戴上老花镜，仔细地看完“特别公函”，沉默了片刻，拿起笔来，庄重地签上了“聂荣臻”三个大字。 不经军委常委会研究，不经主持军队工作的林彪点头，当时已经卷进了“二月逆流”的父亲，签发这样一份面向全国的文件，是冒着很大风险的。后来我问他，为什么这样大胆，父亲想了想说：“豁出去了。” 当天，刘华清把父亲签发的那份“特别公函”带到了核潜艇工程协调办公室，人们的激动之情难以言表。 刘华清认为，在这件事情上，父亲有着“大无畏的精神”。 后来的事实证明，“特别公函” 是动乱年代里的一柄“尚方宝剑”。各有关单位的主要负责人亲自带人到生产厂、制造车间、试验室、研究所传达“特别公函” ：“核潜艇工程是毛主席亲自批准的尖端国防工程。任何单位，任何人，均不得以任何借口和理由冲击车间，更不能以任何借口停工停产……” “尚方宝剑”一亮出，与核潜艇有关的单位，生产科研秩序纷纷恢复了。 后来，总设计师彭士禄、黄旭华，以及陈佑铭这些中国第一代核潜艇的元老，感慨地说：我们能在动乱的岁月里，在那么困难的条件下，按中央预定的日期将核潜艇研制成功，如果没有“特别公函”，没有毛主席、周总理、聂帅等一批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直接领导，没有全国工人阶级、科技人员的大力协作，我们不可能创造奇迹。 1970年12月26日，科研人员和建设者们将我国第一艘核潜艇推向海洋。 中央军委“特别公函”(2) 1971年8月，第一艘核潜艇经过半年的反应堆安装和调试，开始下水试航。 1974年8月， 88岁高龄的朱德元帅登上海军司令员肖劲光的指挥舰，在碧波荡漾的大海上检阅了中国自己研制的核潜艇。 这年的12月4日下午，父亲听取海军领导汇报我军核潜艇和新型导弹驱逐舰的研制情况，并观看了这两型舰艇的纪录片。父亲高兴地称赞说：这两年海军装备的研制工作取得了很大进展。 中国是世界上第5个拥有核潜艇的国家。核潜艇在较短的时间内研制成功，使中国人在海洋上有了一个战略制高点，它的重大意义是难以估量的。中国核潜艇制造者们在完成第一代核潜艇后，不久又将中国的弹道导弹核潜艇推下了水。1988年9月，中国水下发射运载火箭成功。这是我国弹道导弹核潜艇在世界上的首次亮相。 1990年，又一艘核潜艇下水，新任军委主席江泽民到场剪彩，我当时就站在江泽民和其他军委领导同志身边，一股强烈的自豪感令我心潮澎湃，思绪万千。 与核潜艇有关研制人员合影 七十年代初，我调到海军“船办”、国务院、中央军委“09、718”工程办公室，开始参与海军装备研制的组织管理工作，有机会到第七研究院的一些研究所，深深地感受到了广大科技人员和工人为核潜艇的研制、为海军新装备研制的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和艰苦奋斗的精神。我也到过核潜艇总装厂，接触过军队搞核潜艇工程的许多同志，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搞核潜艇不容易，搞核潜艇光荣！都感到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决策英明。核潜艇在较短的时间内研制成功，使我国的海军战斗威力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目前，我国第一代核潜艇仍在有效地服役，更可喜的是我国的核潜艇装备技术又有了新的发展。我想，父亲对此一定会感到十分欣慰的。 山高水长 坎坷岁月不了情 让你牵挂让你忧(1) 文化大革命爆发的时候，父亲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国家科委主任兼党组书记、国防科委主任兼党委书记等职务。自从1956年他主动请缨，率领知识分子努力攀登科技领域里的“珠穆朗玛峰”以来，一晃10年过去了。这10年里，他几乎把全部的精力都放在了领导科技工作上。 对于中国人民来说，这是不平凡的10年。众所周知，科技战线捷报频传，“两弹”的横空出世，让中国步入了大国行列；科技工作的全面发展，前景喜人。许多事实已经证明，中国人民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美好愿望，已不再是遥远的梦想。 可是，就在这个时候，文化大革命的疾风暴雨骤然降临了。 父亲联想到五七年的“反右”风暴，他意识到，在这场政治风浪中，自己应该尽力保护好科技界的知识分子，因为他们是国家的宝贵财富，没有他们，新中国将一事无成。 1966年6月22日，也就是“五·一六通知”下发后的一个多月后，父亲与有关方面一起研究起草了《关于文化大革命中对待自然科学工作者的几个政策界限》的初稿，其中指出：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属于无产阶级或资产阶级左派、中派，应予团结保护。对科研机构的要害部门要严加保卫，如有人抢档案、武器、爆炸物、毒品或泄露国家机密、破坏仪器设备等，一律以反革命论处。 这算是父亲在“文革”初期发出的第一个声音：他要保护自然科学工作者和科研机构。 但是，这个文件遭到了“中央‘文革’”的强烈反对，勉强在少数科研部门试行了一段时间，很快就夭折了。 6月23日，父亲与李富春在听取中国科学院汇报文化大革命的进行情况时，又重申了保护知识分子、保护科研设备的观点。 而这时候，造反派已经开始点名批判他了。不久，北京街头出现了更多的“炮轰聂荣臻”的大标语。我记得有一天我外出，看到一座大烟囱上垂下来一幅巨型标语，上书：“万炮齐轰聂荣臻”。我心里很不是滋味。听人讲，北京火车站的一幅批判聂荣臻的标语最为“壮观”——一辆解放牌卡车横过来，竟然遮不住其中的一个字。 父亲的处境已经很不妙了。可是，此时父亲所想的，并不是保持自己，而仍然是保护知识分子和科研设备，保持科研工作的秩序，一有机会，他就向毛主席和周总理建议，要保护像钱学森、华罗庚这样的著名科学家，这些人是“国宝”，你不能连“国宝”都不要啊！ 7月12日，父亲给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打电话，说：“我历来主张，对老一代的自然科学家，只要他们爱国，不反党，不反社会主义，就应该充分利用他们的所长。至于世界观的改造，慢慢地通过学习、工作和生活的斗争，逐步加以改造。这样做，对我们的事业有利。” 8月上旬，父亲出席了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被增补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会议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也就是有名的“十六条”。 父亲当上政治局委员，我没见他有丝毫的高兴。倒是知道，这次会议上，经过他的努力，把保护科学家和科技工作者这一条写进了“十六条”中，该文件第十二条明确规定：“对于有贡献的科学家和科学技术人员，应该加以保护。”虽然只有一句话，但父亲对此感到欣慰。 然而，他担心的事情仍然是接二连三地出现。一天，他收到一封山东大学造反派组织的来信，说他们的校长成仿吾是牛鬼蛇神，要求打倒，请他给予支持。父亲一看就火了，当即回信说，成仿吾参加过长征，在晋察冀边区敌后艰苦的条件下创办大学，很有成绩，是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不存在反党问题。据说，因为这封信，成仿吾暂时过了关。 又有一天，父亲收到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周建人的来信，信上说，浙江大学的副校长、著名教授陈建功正在遭受批斗，罪名是莫须有的，请聂帅关心一下，帮助陈教授摆脱厄运。父亲和周建人、陈建功并不熟悉，但是他相信陈教授不可能反党，一个大学教授，顶多是给党提几条意见建议，是为了党好，才这么做的呀！看过信，父亲立即将信批转给当时中央“文革”分管华东地区工作的张春桥，要张出面保护一下陈教授。然而得到的答复是：这类事，只有群众才能决定，张某人管不了。 这个答复令父亲愤慨。就是从这件事情上，他看出了张春桥这个人居心不良。无奈之下，父亲又写信给浙江省委书记江华。可是这时候江华也是自身难保，父亲的信石沉大海。过了好久，他还在念叨：“也不知陈教授怎么样了……” 文化大革命的势头越来越猛，大大超出了父亲的预料。本来，他以为这场革命主要是文化界和意识形态方面的事情，对科技界来说，主要是加强政治学习，进一步改造世界观的问题。现在，事情远不是那么回事。 让你牵挂让你忧(2) 八一建军节的前两天，中央“文革”用突然袭击的方式，召开科学口万人大会，这预示着他们要对科学口动手。那天下午3点，戚本禹给父亲的办公室打来电话，对接电话的秘书说：“今天晚上8点，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科学口万人大会，动员开展文化大革命，你们要立即组织落实参加会议的人员以及与开会有关的事项。” 秘书问：“此事是报告聂帅征求意见，还是已经决定了？” 戚本禹说：“已经报告江青、陈伯达同意，不管聂老总同不同意，会议都得开，你们通知他到会就行了。” 父亲接到报告，不由一愣：8点钟的会议现在才通知，显然是突然袭击。看来那些人没安好心啊。 会议由中央文革主持，一直开到午夜2点才结束。会上公开点了一些领导干部和科学家的名，并且叫喊科学口运动很不得力，要加温。对此，父亲毫不掩饰自己的反感，当会议主持人要他讲话时，他一言不发。最终他一句话也没讲，而且提前退出会场，以表达他的愤怒之情。 事情往往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就在父亲殷殷盼望科学界不要出乱子时，他分管的中国科学院贴出了大字报，说：“中国科学院是黑的。”“科学工作十四条是黑线。” 这让父亲愤怒不已，他气愤地说：“我看中国科学院是红的！科学工作十四条是经过党中央批准的，是红线，怎么能说是黑线呢？” 他又说：“要批就来批我好了！” 他把这个情况报告了周恩来。周恩来听了也很生气，通过自己在中国科学院的联络员正式宣布：“科学工作十四条是红线。”这才把问题平息下去。“文革”初期，中国科学院还算是比较安静的，这与父亲和周恩来的努力是分不开的，但是后来他们都无能为力了，中国科学院成了“文革”的重灾区。 不久，云南落雪山宇宙观测站一位科学家打电话给国防科委，告急说：“由于两派武斗，观测站已经开了枪，现在有人正在烧房子，如果局势发展下去，观测站可就要被毁了。” “那里不是有‘支左’的部队吗？” “有是有，可是上面不准‘支左’的部队动手，阻止不住啊！” 情况十分危急，国防科委立即向父亲请示。这个观测站太重要了，绝不能让其毁掉。父亲焦急万分，立即打电话给云南省军区领导人，严厉地明确指示：“部队不是‘支左’，而是要保护好观测站。” 正是由于父亲的当机立断，这个观测站保住了，有关的科学家和国防科研项目也被保护下来。 11月30日，军委召开常委会，父亲不失时机地汇报说，现在有些科学家不断受到冲击，有的被抄家，有的被批斗，有的被隔离。这对“两弹”的研制十分不利。他建议请毛泽东、林彪、周恩来接见一次有关的科学家，一方面可以鼓励他们努力搞科研，另一方面也可以向造反派表示，中央肯定科学家的贡献，不要再去无端地干扰他们。 会议同意了父亲的意见，包括林彪，他也支持父亲的想法。这次会议还做出决定：对科学家抄家，是违反党的政策的，有关部门和个人，该道歉的道歉，该赔偿的赔偿。 虽然后来毛泽东没有出面接见科学家，但是父亲的意见还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为了保护科学家，父亲可以说是煞费苦心，竭尽全力。 文化大革命初期，父亲的老部下傅崇碧担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这位正直、勇敢的将领帮了父亲的大忙，他理解父亲，也尊重、敬佩父亲，知道父亲是在为国家和民族的未来着想，才舍身去保护科学家的。所以，他宁可自己受委屈，受责难，也要冒险去按老领导说的办。他说：“聂帅都豁出去了，我还怕什么？” 傅崇碧永远忘不了，1966年下半年到1967年上半年，父亲两次忧心如焚地找到他，叫他派兵保护那些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的专家，说这些人是我们国家非常需要的，并把名单提供给他，还特别叮嘱，一定要保管好涉及国防尖端的机密材料。 傅崇碧点头答应了。很快，卫戍区对专家们的驻地加强了警卫，还派了一些便衣。江青闻知，怒不可遏地说：“他们造反，你们为什么这个也限制，那个也限制，就是开红灯不开绿灯。” 中央文革小组的人再次命令造反派去揪斗专家。父亲得到消息，马上亲自给傅崇碧打电话，下令“无论如何要保护这些人”。于是，这批曾对中国国防尖端事业做出过卓越贡献的科学家，被请到七机部的一座僻静的楼上。傅崇碧先是派一个连在楼下警戒，感到还是有些不放心，又派了一个加强连，相当于一个营的兵力在此保护，其他一些科研机构也加强了警戒。 江青很快知道了这事，她责问傅崇碧：“谁叫你保护这些‘臭老九’的？” 让你牵挂让你忧(3) 傅崇碧将军晚年回忆说：“我也不能讲是聂帅要我加强警戒，保护他们的。我就打了周总理的旗号，也打了毛主席的旗号……毛主席给我说过，不能叫知识分子‘臭老九’，还说：‘老九不能走’。就是这样讲的。” 傅崇碧就这样把江青顶了回去。后来他把情况报给周总理。周总理旗帜鲜明地说：“聂老总的做法对！” 正是由于周恩来、父亲和傅崇碧等人采取了这个严密的措施，那些科学家才顺利地度过了文革初期最混乱的岁月。 没过多久，应用地球物理研究所一批与核试验有关的绝密资料，被造反派装上汽车拉走了！傅崇碧问研究人员，得知这些资料非常重要，他立即向父亲作了汇报，父亲一听，急了，他斩钉截铁地说：“要千方百计想尽一切办法把材料搞回来！” 傅崇碧也向周总理作了报告，总理也是这个态度。于是，傅崇碧指派副司令员刘光甫具体负责，组织了100多人，连夜分乘10多辆汽车四处去追讨，自己在家坐镇指挥。 傅崇碧后来说：“这中间，聂老帅几乎是每过一个小时打次电话，问：材料追回来了没有？他都没有睡觉，不停地过问这个事情。我说还没有，还没有音讯。一晚上他就问了4次，亲自打电话，最后快到天明了，把这些材料追回来了，给他报告了，他很高兴。说：这些材料无论如何要严格封闭起来，不能让造反派乱动。” 事后人们才知道，那是一批决定着中国科研事业命运的宝贵资料。全部追回来后，父亲才放心，并亲自给周总理打电话作了汇报。 傅崇碧说：“没有总理、聂帅，老实讲，这些搞原子弹，搞导弹的专家，没有人保护，很危险。只要总理、聂帅讲要保护，我们坚决执行。不管你江青，还是“文革”小组的王（力）、关（锋）、戚（本禹），怎么捣乱也不成。你江青、文革小组这些人，没有在党里干过什么事，我们不能马马虎虎听你的，虽然不敢反对，你讲了我可以听，但不执行，拖，还是按聂帅、总理讲的办，对这些人进行保护……正因为如此，‘四人帮’在文化大革命中一直没有放过聂帅，为什么？因为他保护‘臭老九’，保护这些知识分子。” 动乱发生后，各地的国防工厂纷纷告急。这些工厂有的十分重要，关系到国家的重大利益，必须保护好，否则一出问题就是大问题，就难以收拾。 父亲平时最担心的，除了科学家们，就是那些事关国家命运的国防工厂。 最早出现问题的国防机密工厂，是设在青海省西宁市的221厂。前面已经讲过，由于父亲的立机立断，经请示周总理后，这才平息了该厂的内乱。 接着，兰州的国防工厂也告急。七机部两派之间的武斗不断升级，各国防研究院、工厂与国防科研协作关系密切的中国科学院的某些研究单位，也都纷纷告急。 那段时间，每天都有告急的电话打到父亲那里。父亲意识到，任其乱下去，如不采取断然措施，国家将会蒙受重大损失，因为那些国防工厂、科研单位不是一般的单位，一般的工厂受到冲击，顶多停产，而这些单位事关国家机密，有的还对社会安全构成隐患，如果大乱，局面肯定会难以收拾。 忧心如焚的父亲想到了一个办法。3月11日，他向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等中央常委、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送上了《关于军事接管和调整改组国防科研机构的报告》，报告中说：现在国防工业部的各研究院和中国科学院承担国防科研任务的各研究所，大多瘫痪，研究工作停顿，三线建设问题很多。这种状况十分不利，必须迅速改变。建议将二机部九院、三机部六院、五机部机械研究所、四机部十院、六机部七院、七机部、中国科学院新技术局所属各单位，由国防科委军事接管，以恢复科研和生产工作。 据父亲的秘书们回忆，报告送上去后，父亲寝食不安，就怕万一给打回来，他若再想保护国防科研单位和工厂，就无能为力了。 10天之后，毛泽东批示：“退总理照办。” 周恩来把毛泽东的批示发给父亲，父亲心中大喜，10天来的忧虑，终于有了结果。他立即组织国防科委落实。他在对参加军管的人员讲话时，明确提出：“国防机密工厂不搞夺权，群众组织不得监督单位领导人的工作，所有接管的单位，要尽快着手组建党委，使他们自身走上正轨，以便撤出军管人员。” 不久，被军管的各单位形势一度好转。父亲终于松了口气。他想趁热打铁，在7月15日的军委常委会议上，他又提议把军事接管的单位，组成18个研究院，以便开展国防科研工作。9月20日，这个提议在经过周恩来主持的国务院业务组会议讨论后，正式形成了《聂荣臻同志关于国防科研体制调整改组方案的报告》，上报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中央常委、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审批。 让你牵挂让你忧(4) 报告中说：“根据集中统一、分工协作、以军为主、军民结合的原则，从军队发展武器装备的需要出发，进行全面规划，统筹安排，拟将中央批准接管的国防科研单位，调整改组为18个研究院。” 这18个研究院分别是：1、地对地导弹，2、地对空导弹，3、舰对舰导弹，4、潜对地导弹，5、卫星，6、飞机，7、舰艇，8、探空火箭，9、核武器，10、电子整机，11、火炮，12、装甲坦克，13、特种武器，14、电子元件，15、光学和精密机械，16、新材料，17、空气动力，18、工程设计。父亲在报告中说，这样调整改组的好处是：可使研究与作战使用紧密结合，更好地为我军战略方针服务；有利于大力协同；可更好地贯彻“两弹为主，导弹第一，努力发展电子技术”的方针；可迅速自行设计武器装备。 这18个研究院，大部分是原有的，进一步补充加强；一部分是把分散的急需的科技力量集中起来，新组建的。 这是文革中父亲为摆脱国防科研工作面临的困难局面，所采取的一项重要措施。可以说，这是父亲在动乱年代为保护国防科研所做出的最大努力。他的愿望是，既要保护好这些单位不受冲击，同时还不中断国防科研工作。这是一举两得的事情。 10月25日，毛泽东在这个报告上批示：“荣臻同志：此件压了很久，今天看过，很好，照办。” 11月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名发出中共中央文件，要求各单位遵照执行。 父亲太爱科学事业了，他的努力没有白费。正是这个举措，使国防科研单位在混乱的年代里基本得以保全。而且“文革”期间，科研成果仍然能够涌现，比如氢弹爆炸，比如卫星上天，比如核潜艇下水。这都是在“文革”的狂风暴雨中试验成功的。中国的国防科研人员，于逆境中为民族做出的贡献，更是弥足珍贵。 但是，他个人却又为此多了一份“罪状”，国防科委的造反派说：“聂荣臻为了垒聂氏山头，所以想出了组建18个研究院的主意。” 还有人说：“过去说罗长子（罗瑞卿）手伸得很长，现在聂荣臻的手伸得比罗长子更长，他从原子弹一直抓到了山药蛋（马铃薯）。”这个人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不久前，父亲在听取刘西尧汇报原子能利用问题时，曾经说过，放射性同位素如何用在民用方面，值得研究，比如山药蛋经过同位素辐照，有利于防止霉变和种子的提纯复壮。 父亲去世之后，“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王大珩说：“‘文革’期间，聂帅提出，要保护从事国家任务的专家。我也是保护对象。我很幸运地受到聂帅的保护，虽受到精神压抑，总算没受皮肉之苦。这也是要向聂帅表示衷心感谢的一件事。这件事才使我有可能在以后更好地从事科研工作。” 文化大革命期间，科技界尤其是国防科技界所受的冲击比较少些，父亲为此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 在那个动乱的年代里，父亲牵挂科学家，牵挂科研单位，牵挂国家的科技事业。同时他作为一名军人，一名老兵，更牵挂、忧心国家的安全和部队的稳定。父亲太爱这支军队了，他就像爱护自己的眼睛和生命一样，最不愿意看到部队出乱子。 从另一个意义上来说，如果部队不稳定，国家也就谈不上安全。可是，1967年1月6日，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一手制造了上海“一月夺权风暴”后，全国各地掀起了夺权的高潮，形势越来越混乱，并且很快波及到军队。解放军总部等领导机关暗流涌动，形势严峻。 这种情况下，陈毅、徐向前、叶剑英、父亲等几位军委副主席为保持部队稳定，进行了各种努力，费尽了心血。 从1967年1月8日到4月下旬，连续召开多次军委碰头会，老帅们在会上表示，上海带头掀起的夺权风，把许多单位搞乱了，不值得提倡。 父亲在一次军委会议上说：“这么多下级和战友，都是从战争年代一起考验过来的，互相都比较了解，怎么都成了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党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一下子就被打倒了，或者成了有严重问题的人？无法理解嘛！这样乱下去，怎么行！” 其实，早在“文革”开始的时候，父亲就和那些正直的领导人一样，首先想到要保持部队的稳定，他说：“人民军队是保卫祖国的钢铁长城，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坚强柱石，天下大乱，军队不能乱。” 但是，林彪、江青一伙的目的，是要借“文革”造成的大乱夺权。江青一伙先从夺取地方的权力着手，进而夺取中央的权力；林彪一伙先从夺取军队的权力着手，进而夺取中央权力。这其中，江青一伙也想插手军队，搞乱军队。这两派政治势力兴风作浪，引起许多老革命家的强烈不满。你不让他夺权，等于挡了他的道，他必将置你于死地而后快。 让你牵挂让你忧(5) 上海“一月夺权风暴”发生不久，1967年2月前后，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以及我父亲等政治局和军委的领导成员，就在中央领导同志碰头会上，多次和林彪、江青一伙发生对立。后来这些和他们对立的人，被诬蔑为“二月逆流”。 老革命家们竭尽全力想稳定部队，林彪、江青一伙挖空心思想乱中夺权，两方的矛盾越来越尖锐，终于，1月19日在京西宾馆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上，对军队搞不搞“四大”的问题，老帅们与林彪、江青一伙展开了激烈争论，发生了所谓“大闹京西宾馆”的斗争。后来，在2月14日到16日，又发生了所谓“大闹怀仁堂”的激烈斗争。 说到底，老革命家们和林彪、江青一伙的这场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也是无法调和的。令他们意想不到的是，怀仁堂会议之后，江青等人到毛泽东那里告恶状，歪曲事实，说这些老帅都反对毛主席。 毛泽东居然相信了。2月18日晚上，他召集部分政治局委员开会，严厉批评了在怀仁堂会议上提意见的一些老革命家，并决定召开批判会。从25日起，父亲和其他人在怀仁堂参加了7次“政治生活会”，接受围攻批斗。从此，中央政治局中大部分委员逐渐被打倒或不能正常工作，而由中央“文革”取代了政治局，由军委办事组取代了中央军委。林彪、江青一伙终于达到了目的。 “二月逆流”是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个著名的政治事件。在当时，父亲和叶剑英、陈毅、徐向前、谭震林、李富春、李先念这些老战友们确实被搞得很狼狈。他们想不通，他们很无奈。但是，更严峻的形势还在后面，这些革命了一辈子的老革命家，这些一辈子对党忠诚的老共产党员，最终被定性为所谓“二月逆流”反党成员。 “逆流”中的沉与浮(1) “二月逆流”事件，使父亲的处境急转直下，他的日子日益艰难起来。那时我在七机部一个研究所工作，不能每天回家，每周回来一次，见到父亲，想安慰他几句，又不知说什么好。他明显瘦了，目光深沉，更加沉默寡言。 我了解父亲，他是讲原则的人，有委屈都憋在肚子里，守口如瓶，轻易不会说给家人听。当时很多的情况我并不知道，是后来从别人那里听说的。 据说，毛泽东曾经说过：聂管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爱翘尾巴，翘到天上去就不好了。 这个说法不算严厉。林彪、“四人帮”一伙想凭这句话打倒我的父亲，一时还办不到。 但他们并不死心，一次次找借口。有很多受蒙蔽的群众，也跟着瞎起哄。国防科委机关和七机部的造反派揪住父亲不放，掀起了炮轰聂荣臻的新高潮。在一年多的时间里，父亲反复受到批判，甚至受到侮辱。 危急的时候，叶剑英和傅崇碧等人暗中保护了父亲。叶剑英给傅崇碧出主意说：“造反派要来抄聂帅的家，你们要加强警卫，对他们不客气。以后他们会到你卫戍区来闹，就把他们扣起来。” 结果真被叶帅说准了。造反派想抄我们家，被警卫赶走，他们去了1千多人到卫戍区闹，傅崇碧紧急调了两个团，把他们包围起来，他们一看形势不好，跑了，但是一个造反派头头没有走掉，被卫戍区抓了起来，扣了10多天。后来江青出面干涉，那个造反派头头写了检讨，傅崇碧才把他放走。 正是由于叶帅和傅崇碧将军的暗中帮助，我们才躲过了抄家之劫。那个时候，抄家是一个信号，家被抄，往往就会受到人身攻击。很多老干部都是先被抄家，后被批斗致死的。说到底，父亲和我们全家都算是幸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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