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百年商业巨子-10

刘鸿生点头赞许地说：“好，你明白了就好！”这也正是刘鸿生安排其有心计的堂侄在码头上管理业务的深意，这层深意也表现在七年后对留英回国的这个四儿子刘念智的安排上。刘念智归国几个月后，即一九三六的一个晚上，在父子交谈中，刘鸿生问起几个月来儿子对企业的感觉。刘念智回说“很好”，接着，便很有分寸地说：“只不过……只不过人们对华太师颇有微词。”他深知华润泉是父亲的智囊，关系至密。所以不敢说得太过冒昧。刘鸿生听了，笑着鼓励儿子说：“说嘛，都有些什么说法？”刘念智这才大胆地说：“人们说您给他的权力太大，他又很不自量，竟利用您给他的大权培植他的私人势力，近年来尤甚！又去与谢培德这坏人勾结。人们都担心有朝一日尾大难掉，客大欺主，两人合起来找您的麻烦。”刘鸿生听了，敞声地哈哈畅笑，笑了一阵后，对儿子说：“好，好哇！人们，甚至连回来才几个月的你都看出了这个问题，那么这个问题就不成其问题了！隐蔽着是危险的，暴露了出来，人们都清楚了，自然也就好解决了！”说着，又转凝重地道：“办事业是离不开用人的，用不到人才或用不好人，必将无成。孟尝君不弃鸡鸣狗盗之徒，得以脱险；宽待一贫如洗、自称一无所能的冯援，得以高枕无忧；平原君不卑视默默无闻的毛遂才获得了与楚合纵，这都是明例。咱们不敢以古贤人自况，可古贤人的成功之道则必须借鉴哪！用人而又厚酬、宽和，因可得人用，可时间是可爱的，也是可怕的，日久难免生变。何况，人各不同，又无一完美。兴汉三杰该是了不得的人才吧？可张良博浪一椎虽可称猛，未免失于匹夫之勇；韩信贪下齐之功，致真正说降三齐的郦生于死，迹于贪狠；肖何引韩信入未央致死，于人实有不义之嫌。这些大才尚且如此，何况世人？你要记住，我本着这个认识，总结了我用人之道的另一个要诀。”说着，加重了语气：“既要用人不疑，又要不可不防。这‘防’是从正面着眼的，即欲长期共事，必须不但深知其长亦当熟知其短，以便相应地采取措施，华太师长处突出、但亦隐着贪心与过于自信两大短处，如今自以为功劳太大，又长时间处于优越地位，掌管起了我刘氏企业的一些要权，他魔鬼的一面就膨胀了，甚至失去了他一向贪而不露的风度。这是个诸葛亮式的能人，只是却欠缺诸葛亮的自知之明罢了。”这个评语下得甚当，近于陈云对这个“头戴瓜皮小帽手拿水烟袋”的华师爷的断语。刘鸿生喝了一口茶，又继续说道：“有些人把华太师比做诸葛亮，因而也把我比做刘玄德，古人我不敢比，但有一条：刘玄德做得了人主却做不得军师；反之，诸葛亮是个少有的超众出群的军师，却做不得人主。这正如刘邦之与兴汉三杰。刘邦统一中国，即位后庆功，群臣争相歌功颂德，刘邦皆不以为业然，但他本人却深知一个根本之点，即比起三杰的独特的本事他皆不如，然而他能驾驭使用他们，这就是他成功的要诀。驾驭，而且长期驾驭人才是个很难很难的事。韩信攻下三齐，自请假王，刘邦初听时很生气，还不禁骂了出来，可是在张良的提示下，他想通了，此刻只有笼络，所以他立刻转怒为喜，说：‘既是封王，何用假？就实封了吧！’可他后来有了适当的机会，就把这个居功自傲的韩信杀了。无论如何，刘邦还是驾驭了三杰，始终为他效力，不力时也有应付他们的手段。我不比刘邦，绝不因怀疑杀人，也绝非斤斤计较者。华润泉也好，谢培德也罢，因为他们都立下过汗马功劳，只要他们不越分寸，我是绝不计较的，可我也有足够把握的一点，那就是我对他们熟悉，熟悉他们的过去，更熟悉他们的现在，就算他们真是魔鬼，我凭了这个熟悉足有信心驾驭他们，除了家人之外，我都有充分准备与布置。而且你也会发现，华、谢之间有利害一致处，更多的则是利害冲突处，我会很好处置的，既利用他们的一致处，又利用他们的冲突处，令他们不得联手为害于我，却依附于我！”果然，没过多久，刘鸿生就用他的新从美国留学回来的长子刘念仁接过了华润泉总管家的职务，只体面地保留了华润泉水泥公司与华东煤矿的总经理的职务。这一取代，尚是由谢培德“举荐”、华润泉“提议”完成的，刘鸿生的心机实是非同凡响。不惜重金培育人才刘鸿生办企业甚重效益，对金钱甚为珍惜，可花可不花绝对不花，可谓辎株必惜，在动用心机、花费力气上也是如此，唯独对两件事，他费心最甚，下力最多，投资最厚，可谓不惜一切，那就是创办企业与教育子女。他与叶素贞两情笃厚，生了八个儿子、三个女儿，八个儿子以念字辈行依次以仁、义、礼、智、孝、梯、忠、信为名。后来，刘鸿生又纳了两个妾，也各生一子。对这十子三女，他一视同仁，均相继送往外国留学。当时送一个留学生再培养成材，几乎相当于兴办一个中型企业的资金，可刘鸿生十分乐为，一再以果断的口吻说：“我舍得！”顺便说一下，刘鸿生在有钱人中十分正派，从不像一般富豪般寻花问柳，只是不得不应酬时作作应景文章，对叶素贞始终诚爱，虽后来纳了妾，仍不改此情。对子女教育有方，从不大声呵叱，从不苛责，是个典型的既严又慈的良师，要求严又不失真正的体贴，从不强其意志。比如，有一次他要四子刘念智应杜月笙之意拜杜为师，刘念智表示不适当，他当即说：“不拜也好。你大了，凡事应该自己主张，我不勉强你，只是再嘱咐一遍：千万不可得罪人！”五子刘念义秘密地参加了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后来他察觉了，虽觉得很危险，很担心，也很关心，但绝不叮问，而是自言自语地说：“他们都长大学成了，都有了自身的志趣，我绝不干涉。”孩子们对他也非常尊敬，从没立下规矩，可是在他面前，特别是受教与交谈时，从不擅坐，即便命其坐下，当问到重要事时也不自禁地站起来回答。前文说过，刘鸿生对“富贵出骄儿”的恶果是十分重视与警惕的，他曾几度集中与分别地、语重心长地讲给子女，特别是出国留学前，留学归国后，平常也不时提醒，可谓用心良苦。而且他更深知，光是说还是不够的，得有措施，用他的话说“要有非常得体的措施才行”。主要的措施就是要子女们学知识，学本领，知礼仪，习自立。输送出国留学的目的便在于此。留学回国后，按说正是二十几岁学有所成的人了，就是到别家企业求职，在那留学生稀少如珍的情形下，还不谋个体面的职务？可刘鸿生却将他们一律放在小职员的位置上，而且均在底层。比如，他四儿子刘念智留英七年回来后，刘鸿生就叫他做了一年多普通的会计员，而且不在他的三大企业内，而是在他刘氏的中等企业码头公司中，并且一再叮嘱不得特殊，要尊重上司，并且拜其为师，上下班均乘首、末班火轮，中午与工人一道吃饭等等。他的子女们也都理解他的苦心，均各乐于接受，认真地从基层做起，熟悉情况，积累经验，体察艰苦，锻炼自立能力。虽说都接受了整套的西式教育，但也都承袭着传统的美德，对父母更加尊重，都不时有意地到父亲的办公室或乘家中聚会之机与父亲谈谈，一来有娱亲、交流之意，二来也愿听听教诲。后来的历史证明，刘鸿生的十三个子女无一骄奢、庸碌，便是刘鸿生不惜工本苦心教育的成就。对子女的智力投资不惜重金，对一些他所看中的可用或可造之才也是如此。重金厚酬为他整个刘氏企业聘用了大批专门人才不说，他还曾为几个技术人员的出国或在国内培训出资，为企业立了功的丁继尧更被送去留学深造，当然他负担全部费用。在他初登“煤炭大王”宝座时，就亲回原籍定海，捐款独资办了两所中学：定海中学与定海女子中学；后来更先后助资输送定海七名学子出国留学深造。对权要与恶棍的利用刘鸿生社交十分广泛，前文已有交代，他更利用校友与同乡关系与宋子文、宋子良、孔祥熙乃至蒋介石都建立了联系，但仍是他那一贯清醒的态度：把握好分寸，极力避免介入这几个人的政治圈子。孔祥熙两次登门诚请，宋子文一再写信、派人敦请要他出任招商局的总办（不久即改为总经理），他均婉言谢绝。直到一九三二年十一月，由于日寇入侵造成了刘氏企业与全国民族企业一样的灾难，而已任国民党政府财政部长、不久更代行政院的宋子文屡派要员敦请，并做了些承诺，刘鸿生一则无法再推，二则也希望从宋子文的承诺中获得些企业的转机，才出任了这一官职。对招商局，前文已做交代，至此时已是愈加腐败，权要图私，恶势力充斥，船上的买办一手遮天，任意勒索船员，船上的雇员们也敲剥客户，连茶房也刁剥顾主，私卖、挟私司空见惯，营私舞弊、损公肥私已积成习，已是百孔千疮，摇摇欲坠，规定的各船的“定额包缴”也往往不予兑现，每年损失白银多达五六十万两。国民党曾下决心派得力干员赵铁桥总办整顿，赵铁桥的决心也很大，可是无论是权要裙带，还是地方恶势力，他都无力惩治，结果郁愤成病，浩叹着：“偷漏成习，积重难返！”遗憾而死。刘鸿生本来还有一层打算：在刘氏企业中运输是个薄弱环节，往往因此受制于人，欲乘出任招商之便好好地熟悉一下航运业务，岂知面临的情况竟是如此之糟！对招商局的情况虽有耳闻也有准备，可坏到如此地步，却是完全出乎意料的，还哪有心思顾及其他？事业心与责任心是一致的，一向事业心最强的刘鸿生此时也甚感责任重大，他虽已明知局内的权要与恶势力根深蒂固而又实难招惹，可他忿然难忍。大费周章、大费精力，刘鸿生在所不惜，这回他还要对更庞大的官督商办的招商局大下一番功夫，立誓几年内彻底革掉几十年的积弊，使其有利于国计民生。他也深知其难，所以下了很大的功夫，迅速地摸清了来龙去脉与要害的所在，制订了切实可行的整饬计划，并取得先决条件。这先决条件有二：一是取得政府要员的批准与明确支持，一是取得恶势力头子的认同。前者好办，宋子文首先点头，交通部长朱家骅更是态度明朗，后者却要费一些周折了。对于恶势力，他一向极有分寸、极为得体地对待，对这些人背后不置一词，当面恭敬有礼。早在他刚刚发迹为百万富翁的1918年底，就曾有意结纳。当时，他在如今的淮海西路、当年的法租界霞飞路西段起造了一幢占地三十亩，拥有含办公间、健身房、跳舞厅在内的一百多个房间的四层豪华大楼，并附带五个草坪网球场，一个游泳池，成为上海最豪华的住宅之一，受到上海滩广泛地惊叹与赞佩。落成典礼时，贵宾如云，刘鸿生格外注意着对当时在上海举足轻重的青帮三巨头：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的接待，亲自陪进贵宾室。如今，杜月笙已跃居黄金荣之前，成了上海“三大亨”之首，已名动全国了。刘鸿生到任翌日就丰盛而隆重地又宴请了这“三大亨”，自是要着意寒暄一番，才打出了行政院代院长宋子文的王牌，恳请杜月笙鼎力相助，并不着痕迹许以优厚条件：聘请杜月笙为本局理事会副理事长，并附加一些优惠条件，取得了三大亨特别是杜月笙的认同与支持。三大亨特别是杜月笙对刘鸿生也很看重，后来特请刘念智为他那两个妾生的已十七八岁准备留英的儿子的家庭教师，教授英语，特别是英国的社交语言和礼节。对这件事，刘鸿生十分热情而得体地答复下来，并说服了初时甚不愿接受此请的刘念智。教授中刘念智端方、严肃又甚得法，收效甚为显著，几个月间，就使那两个纨绔子弟大大变了样，有了绅士风度，喜得杜月笙连声地真诚道谢，并设盛宴招待刘氏父子，席间破例亲为刘念智敬酒。在上海史乃至中国史上，莫看杜月笙只是个黑社会头子，其影响却是十分大的，三教九流，乃至政府要员都对他敬畏有加，而他不只穿着，连谈吐举止也是一派大家风范与儒者气度，以“友天下士，读古人书”为信条，实是那段特定历史下的一代风云人物。刘鸿生着意结纳杜月笙却决不与其同流合污，用意无非是两个字：利用。利用他的关系，刘氏企业至少不受恶势力的干扰与侵害，如今又利用他获得了整饬招商局的根本条件。有了这个根本条件，并请交通部长朱家骅任理事会理事长，杜月笙为副理事长。挂起这两块招牌，又增设了监事会，再从他的企业里挑选精干得力人员掌握了机要部门，大刀阔斧，雷厉风行地进行了整饬，除积弊，破陋习，辟新线，购新船，码头、货栈整饬一新，特别是船只管理，尤见功效。刘鸿生废除了买办制，建立了船长制，统由局业务科承办航运业务，连船上的所有茶房都由局里正式雇用与考核，仅此一项，每年即可增收近百万元。使招商局大大变了样，不但当局，连内外人士都刮目相待，对刘鸿生的干练甚为赞佩。这固属刘鸿生的本领非常，可内中一大关键是他对权要与恶势力的得体的利用。可也因此为刘鸿生种下了祸胎。原来蒋介石有一表兄叫俞飞鹏，系“党国”要员，权势炙手可热，他的势力也自然伸进了招商局，且十分得势。刘鸿生大力整饬时，俞飞鹏曾三次写信给刘鸿生，要刘鸿生手下留情，至少不要解雇他那正任轮船买办的小舅子。刘鸿生已查得俞飞鹏的这位舅子劣迹甚著，而且松动一人就会影响全局，便一再婉言回绝，最后回复俞飞鹏说：“事关全局，奈难从命，幸请见谅。”气得俞飞鹏暴跳如雷，发狠报复。也是冤家路窄，一九三六年春，朱家骅解职，继任的竟是俞飞鹏！精明的刘鸿生自知难为，便呈请辞职了。可他这三年多一点的任职，却使颓倾的招商局虎虎生风，辟出一片新景象，当然在俞飞鹏的操纵下很快就面目俱非，又回复了旧观，而且每况愈下了。竞争与实业救国彀要竞争是商业的特点，也是一门学问。而在当时，外商持特权与先进科学横行，民族工业处于艰难的夹缝之中，仅内外税就不知要高出洋商几倍，与外商竞争，谈何容易？可刘鸿生硬是凭着他的精明，实准彀要，抓紧时机，不惜劳苦地在竞争中屡挫洋商，取得了胜利。他采取的主要手段被后人称为“联华制夷”。篇幅所限，本文只列举他三大支柱企业中的两例。首先是火柴。鸿生火柴厂的火柴，在国内不仅名气大而且为质量之首。然而，已积数十年火柴生产之经验并在科学上先进于中国的外商火柴，特别是瑞典火柴却远非中国火柴可比。瑞典火柴享誉国际已久，对中国滚滚倾销，其势甚猛，正如国民党全国经济委员会在一份报告书中所说：“瑞典火柴托拉斯，挟其庞大之国际势力，乘战胜日本火柴业之余威，又转向我国进攻。以我国火柴业资本之薄弱，组织之散漫，对日竟争尚嫌力有未逮，今一举而应大敌，更何能胜？况瑞商之侵略无所不用其极……以图一举而将我国火柴厂家，悉数摧毁……”果然，仅到一九二九年下半年，东北各厂便全数倒闭，广东亦倒闭近半，刘鸿生的火柴厂所承受的强大压力可想而知。然而，刘鸿生在这强大的攻势与压力下，既没有被吓倒，也没有被压垮，而是挺直腰杆，艰苦挣扎，使出他特有的全部才智与浑身解数，千方百计地与之竞争。他首先意识到集中与分散虽是形式，却直接关系到先进与落后的经营问题，瑞典是托拉斯，一切都是统一的，国内本业大大小小，分散不一，往往互相掣肘，厂小力薄，承受力很弱，又各自为政，怎是强大外商的对手？于是，他便四出奔走呼号，力主同业联合，并于一九二八年八月发表了一份告火柴同业书，语意恳切，分析精辟，很有号召力，着意指出了在瑞典攻势下“发发可危”的局面，力主联合。接着，他便全力实施起了他的联合计划。在分散陋习已固的当时社情下，或眼光短浅，或心胸狭窄，或得过且过者甚众，联合谈何容易？刘鸿生屡控不馁，渐次就近联合了几家，同时展开了求助政府庇护与宽待的活动，几度请愿，几次上书，并拉上宋子良，动用了他与宋子文、孔祥熙与蒋合石的关系，虽说国民党政府出于不敢开罪瑞典与削弱列强特权，在税收上不敢大有更改，在对外条件上更不敢更动，然而到底多少地争取了一点，并且在联合一事上得到了孔祥熙一点支持。经一年多的时间，刘鸿生采取不同情况不同对待的方法促成了大联合。他的方法是：对于小厂，能收买的尽量收买过来，宁肯多花些钱；不能收买的就设法高价承租或优惠合并；对于那些大型厂则极力劝说与其联合以致合并，他先抓住最有影响的两大厂家：荧昌与中华。其中，荧昌火柴公司的规模较鸿生厂为大，但在刘鸿生有意展示下，使荧昌看到了合并的三种好处：一、刘鸿生经营得法，在三大家中亏损最少，对刘鸿生经营信得过，保险系数大；而单独支撑，鸿生厂犹可挣扎，中华拖不过三年，荧昌拖不过两年，就有倒闭之虞；二，刘鸿生有其他企业特别是煤炭资金的支持，而他们在资金方面却很难通融；三，设备以鸿生厂为新，技术力量也以鸿生厂为雄厚。而合并条款，刘鸿生又开得颇为优厚，因而欣然接受了刘鸿生合并的建议，中华厂也继而表态同意，合并了这最有影响的两大厂，其他的便较为容易了，终于在一九三０年组建起中华火柴公司，共有七个火柴厂：苏州鸿生厂、周浦中华厂、上海荧昌厂、镇江荧昌厂、九江裕生厂、汉口炎昌厂、杭州光华厂；一个辅助厂：东沟梗片厂。总资本增至三百六十五万元，年产量约占华中总产量的一半，为十五万箱。刘鸿生当然地被推举为总经理，至此，四十二岁的刘鸿生不仅担任了全国火柴同业联合会的主席，还控制了火柴产销的半壁江山，“火柴大王”的名头更加响亮了。可刘鸿生并不醉心于这一称号，他真正关心的是“力图把这一特殊行业发展成巨型的民族工业”。这是他写给他留英的几个儿子的肺腑之言，也是他的雄心壮志，在同一信中，他明白表示：“如果我能将全国所有的火柴制造厂及有关企业合为大整体，我亟愿退让这一头衔（指“火柴大王”）。”由此可见他的心胸。有了雄厚的资金与生产能力，有了统一的产销布局与计划，生产稳定，销路畅通，瑞典火柴的压力自然解除，而由于运输优势大大抵消了瑞典火柴低成本优势，站稳了市场脚根。瑞商在欲图霸中国市场之初，就意识到了刘鸿生是个强大的竞争对手，因此几度通过人收买鸿生厂，均被刘鸿生严词拒绝，他说：“我刘鸿生的工厂，只有开的，没有关的；只有买的，没有卖的！”这体现了他的豪气，也体现了他的骨气。在办水泥上，他也是通过反复奔走协商的方式联合了唐山启新厂与南京的中国水泥公司，统一步调，划定市场，互通情报，协调产销，大大煞了日本著名的小野田厂的气焰，将其“龙”牌水泥，大半击下了大海，为保护民族水泥工业立下了大功。在经营中，特别是在竞争中，刘鸿生不仅在经营形式上，而且在经营思想方面都萌生了现代色彩，如他不惜重金于1930年在四川路六号建造的八层企业大楼，就是为要实施他的统一经营管理的设想而造的。尚有许多精明处，如他的创办银行、“分篮放蛋”的办企业，以及教育子女的原则，都是可贵的。篇幅所限不再多述。刘鸿生是爱国的，这在文中已有提及，如不惜被学校开除而拒绝当牧师；解囊救灾；捐建学校；拒绝利诱，立足于振兴民族企业；实业救国等。另外，他还为一家医院每年捐赠一万元；为了五卅运动中，对中国人的轻蔑，不惜与交往很久、交谊颇深的黄毛考尔德翻脸争吵，义正辞严地据理力争；对每个出国留学的孩子都明确规定不许与外国人结婚，学成之后必须归国，为振兴民族工业竭尽所学；为二十九军的上海抗战出资出力；拒绝日本占领军的“合资”诱惑；一九四九年毅然避开国民党特务的监视，由香港回归大陆；一九五六年社会主义改造时率先执行“赎买政策”，将价值两千余万元的产业交给了国家……当然，他也有作为大资本家的另一面，因非本文范围不予谈及了。刘鸿生虽死多年，但他的从商之道在今天看来仍有着一定的借鉴意义，仔细揣摩，当知此言不谬。（肖舫）吴志剑和政华集团公司吴志剑，一九六０年生，湖南常德人。深圳政华集团总裁。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中，“文革”中曾下乡“插队落户”；参军后担任军分区司令的警卫员，此间创作的反映老干部军旅生活的剧本曾被广州军区话剧团演出，获全军优秀作品奖；复员后，在常德市公安局工作，此间创作的电视剧本《白全环》被拍成由唐国强主演的电视剧。一九八五年二月下海，先后办鸡场、混凝土预制板厂、文化俱乐团、电子管厂、食品厂相继失败。一九八五年秋，闯深圳，初时只是承包了个小商店，却硬做起了大买卖，创下基底，开办了政华公司。自此，一发而不可收，内贸、外贸、印刷厂、出租小汽车公司，越办越多，越办越大。至一九九五年，已拥有了一个下属数十家公司、总资产二十八亿元的政华集团公司。个人财产，据一九九五年较准确的估计，为十二亿元。人类历史进入十八世纪中叶，由于工业革命的推动，文明进程大大加速；待二次大战后，则其进程更不再是以世纪计，而是以年代计，且愈行愈速，变成以数年计，一年计，以致日新月异，真正接近了“瞬息万变”。时势造英雄，机遇出良才。可时势并不能将每个人都造成“英雄”；机遇也不能使每个人都成为“良材”，只有适应时势，抓紧机遇者，才会应运而生，脱颖而出。时势是历史的大气候，可谓“时势面前人人平等”；机遇是大气候下特定的时间与空间的即时性气候，有它特殊的选择性与规定性。要适应形势，要抓住机遇，就必有预先养成的优势条件，要有超前的意识，也决不可缺少地要具有坚韧不拔的毅力与艰苦奋斗的决心。这些是笔者从吴志剑创业史中悟出来的道理。吴志剑正是这种具有优良禀赋、超前意识、善于适应形势、把握机遇，又毅力坚韧、奋斗不懈的英雄、良材！在当前的中国，一个只有三十多岁的年青人，能够拥有十二亿元财富的，虽无权威部门的统计，然而也可以断定，还是寥若晨星的。是他得天独厚么？是有什么强大的靠山或意外的奇遇么？都不是。他的家庭不过是个很普通的知识分子家庭，这样的家庭，在国内多以千万计，可以说平常而又平常；他的社会关系也极为一般；他的经历，也如同他的同龄人一样，都经过了“上山下乡”的“锻炼”。只是他凭了敏锐的超前意识，认准了时势，且把握了时势的发展，下了决心，坚定了信心，顺应时势，寻找机遇。一旦机遇当前，他就紧抓住不放，不惜一切，不遗余力，坚定不移地做下去，凭了他良好的禀赋，立足点、出发点高远，才由小而大，发展起来，时势才造就了这位英雄，机遇才成就了这位良才。客观的时势与机遇的外在条件，大体上说，对每个生活在改革开放这一大政治气候中的人来说都就应该是平等的，只是程度上的差异而已。换句话说，只有量的差异，而无质的区别。而人的主观努力，又是完全可以弥补这些客观差异的。因此说，吴志剑的成功虽令人难以望其项背，却绝非高不可攀。既是时势造英雄，你也生活在这个特定的历史阶段，改革开放之中，何以不能成为吴志剑那样的英雄？？与其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与其坐羡吴志剑的成功，不如认真分析一下吴志剑的成功之道，以为借鉴，“下海一游”！本文试图就已掌握的吴志剑的材料，做一下这方面的分析，浅陋在所难免，供共有志于此者参考。平凡中的不平凡处逆境不折一个禀赋的形成，除了一定的先天因素之外，多半取决于环境的影响与自身的砥砺。吴志剑的天赋是较好的，他自幼聪明好学，又好强刚毅。他所处的自然环境与人事环境也是比较好的。湖南常德，中华腹心之地，芙蓉山水之乡，从屈原、宋玉直到宋教仁、蒋翊武、袁任远、林伯渠、帅孟奇、丁玲、翦伯赞，皆秉于常德的山灵水秀；陶渊明、王昌龄、刘禹锡、杜牧、范仲淹、米芾都倾心于常德的钟秀灵奇。外祖父吴铁铮饱学刚正，识见不凡，深明太义；母亲吴启梅受乃父熏陶，亦是娴静聪慧，诗书画俱精；父亲彭信理才华不俗，亦喜写作，建国后，曾较长时间地担任县文化馆馆长，并曾是中国曲艺家协会的会员。由此可见是一个“书香门第”，因此说他是“知识分子家庭出身”。上列的各种条件，具体地看，是比较优越的。可要宏观地看，这种种条件不过也很平常，平常到千家万家，一般地说，谁个幼时不有些令人喜悦的长处？祖国大地，因历史悠久而又得地势之优，天赐之厚，“天涯何处无芳草”！谁个不重视子女的教育，特别是建国后生育的子女，己身不足，尚要请人弥补。因此说，吴志剑的身外条件，既有它独特的具体性，也有它宏观的一般性。父母的教育与影响，固然是重要的，但对吴志剑来说，外祖父对他的教育与影响，则更是分外重要的，他说：“我从小就在外祖父膝头上长大，深受他的爱国思想影响。”一个“膝头”上，不仅表现了老人对小外孙的无限疼爱与珍视，倾注了不知多少心血在耐心地、认真地开导与教育；也流露了吴志剑对老外祖的深深依恋与崇敬，承多少亲切而难忘的教诲与关怀，充满着融融的天伦之乐！只有爱国思想高尚的人才能于言传身教中潜移默化地为后人打上深刻的烙印，也或者是因为对外祖父无以报其慈情吧，吴志剑才从了母姓。为了便于加深对这种影响的理解，我们不妨概略了解一下吴铁铮老辈的情况。吴铁铮，湖广常德府安乡县人氏，出身寒族，又逢水灾，家计维艰，只好于十三岁便离乡背井四处打工以维持生活，从湖南沿着长江，步履艰难地一点儿一点儿地挨到了上海。贫穷没有困倒他，流浪式的打工，更使他阅历深广，也更体察了国穷民疲的痛楚，励志自强，考进了上海水产学院，半工半读。五四运动更唤起了他的爱国热情。其时，他参加了那场历史意义十分重大的运动，并在北京天安门做了演讲。几乎是放下讲稿，毅然投笔从戎，入了黄埔军校，并与聂荣臻结成至交，加入了共产党。四一二中，险被屠杀。一九三五年后，欲奔赴延安，不幸被中途截回，充任了胡宗南部的中将军官。一九三八年以与红军有往来嫌疑被捕，坐了四年监牢，一九四二年出狱后，降为中校，留守石家庄。清风店一战，被俘，聂荣臻当即召见，并要他留在解放军中工作。旋即接受组织派遣，做国民党的上层统战工作。后来，湖南常德的华容、南县、安乡三县，都是因他只身涉险，说动守军将士而兵不血刃地和平解放，为国家与人民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建国后，出任了常德地区的粮食局副局长。这样一个“当权派”，又在国民党部队任过“要职”，那场大动乱岂能放过？运动一开始就被戴上了“国民党残渣余孽”的帽子，自然也株连了那也戴顶小小乌纱帽的县文化馆副馆长的“国民党残渣余孽”的“黑女婿”与“黑后代”的吴志剑的父母，并因问题“重大”而“清楚”，当即遣送农村去接受“劳动改造”。唯将年只六岁的吴志剑留在家中。六岁以前的“膝头”之教，对吴志剑是深刻的，已牢牢地扎下了根基。老外公的慈爱与敦教，对小外孙起到了异常良好的效用，使吴志剑已初具了良好禀赋，而动乱所带来的巨变与苦难，由于良好的禀赋能面对现实，自我挣扎，就更完善起来。一个只有六岁的“学龄前儿童”，骤然间自己景仰崇敬的朝夕与乐的外祖父变成了受人斥侮的“残渣余孽”，父母也变成了“牛鬼蛇神”，这精神的压力是何等的巨大！物质上更由不忧温饱，不知吃穿何由来，变成了倘不自谋便致冻馁的境界，融融之乐，变成了凄凄之悲，一个如此幼小的孩子承受得了么？逆境，人类社会生活申的低谷。一个不慎成由于不可抗拒的原因陷了进去，是惊慌悲观，还是奋力自拔，其结果必然是不同的：前者会伤痕累累，以致一蹶不振；后者倘得奋斗不懈，不仅于脱困，尚有所益，是所谓的“祸兮福所伏”。一个仅六岁的幼儿，一下子变得孤独无依，衣食不能确保，又遭离亲之痛，歧视之困，无异于骤落可怕的深渊，要自拔谈何容易？可六岁的吴志剑做到了！他居然于绝境中寻求到了自力谋生的手段。他居然自处在凄楚苍凉的居室中克服了长日的孤苦，暮夜的恐惧，度过了许多日日夜夜。他居然咬紧牙关承受了因之而来的屈辱与种种苦难！是外祖父十三岁便闯江湖自力谋生的根基与那具体经历的鼓舞。是不畏艰险的奋斗精神的激励。是对外公、父母情深依恋与不与亲长添忧的初始情愫的支撑。他居然能想出并且认真地去到街头拾取人们丢下的烟蒂，那怕风雨中，烈日下，他那有神的大眼搜寻得那样专注，他那尚不足以握住一包香烟的小手，竟拾得那样快捷。拾回去，集中起来，仔细地一个个剥开，收集，一点一点地集少成多，再央求大人去卖掉，换些差可糊口的米粉——是求生的手段，也是经商的萌芽！他居然以六岁尚需人背的年龄背起行李，在常德通往外祖父接受“改造”的农场的坎坷不平的土路上，顶着隆冬的寒风步行十几里，去探望他那甚为敬仰、十分思念的外祖父！虽有外祖母同行，可是同行而已，老人家已步履艰难，不要他扶已是够了，又岂能助他行走？这份天伦之情，这份赤子之心，是何等的深厚与宝贵！他居然在看见外祖父后，没有似一般孩童般号啕欲绝，委屈无以自持。只是见他外祖父赤着双脚，站在冰冷的地上，肩上压着沉甸甸的担子。头发零乱，面容推淬，衣衫破旧，他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是我的外祖父么？”他心疼得流下了眼泪，是为外公而不是为自己。当他的外祖父放下担子轻轻地摸着他的头，说出“红红是好孩子，红红不哭”时，他果然止住了眼泪。祖孙心意相同，那简单的一句话，两度亲切的称呼，饱含无限亲情，不必哭，哭也无用，何必做无益之举？坚强些、正视一切的含义俱在抚摸、慈目与话外音中！他居然领略了外公的话意，益发坚强了起来。回到常德，一些大孩子骂他“狗崽子”，他权做不闻；打他，逼问他“服不服”，他一声不吭。大孩子气恼的打得更重，问得更凶，他仍是抿紧了嘴唇置若罔闻，直如不觉，直到大孩子没了劲儿了，泄了气，悻悻地离去，他爬起，掸尽身上的土仍是梗起颈项走路。得不到恶作剧的乐趣，大孩子们不再去做“无益劳动”，不再打他通问他了。不是三天，五日，也不是一年半载，可他硬是奋力挺过来了，这多靠了他良好的坚韧刚强的禀赋，凭了这一禀赋度过了人生底谷，也反转来更强化了他的这一特有的禀赋。因而，在他再度陷入低谷时，尽管衣食无着，拣易拉罐糊口，睡公厕栖身，仍能安之若素，以求奋起。顺境不滥人，必须有高尚的志趣，远大的目标，并以不断的学习与奋斗去追求、实现，方可有所成就。立志不高尚，目标不远大，则缺少动力；学习不刻苦持续，奋斗不竭力倾心，则无以保障。“取法乎上”尚且“得乎其中”，何况取法乎下？“复课闹革命”了。有了“复课”，吴志剑就有了上学读书的机会。从家长，特别是外祖父的家教中，他已初具了正大的志趣与目标。因此，他读书极为用心，极为专注刻苦。可那“复课”的后面还有个“闹革命”呢。不是说小学生便闹不得革命，而是说在那种特定的情况下，能“闹”出什么样的“革命”呢？“闹”来“闹”去，闹得只上半天课者有之；只上一堂课者有之，索性三天上两课者有之。“闹”到操场里去还好，“闹”到大街上去，“闹”到家里去，“闹”起闲逛来，“闹”起各种把戏来也大有人在。做墙头草，做水上萍，随风摆动，随波逐流，永远是草、是萍，且被呼为弱草、浮萍，是绝成不了大气候的对“一世皆尚同，愿君泪其泥”的“忠告”、屈原只做不闻，依旧追求不已，虽死不悔，终于名传百世，为后世代代所景仰，这才是有志者的榜样与先范。多“闹革命”，少读书，唯有你，教也学，不教也学；人走了，你不走，都走了，也不走，专注于课堂，埋头于自学。谁逼着么？难道没听过“知识越多越反动”？没见着不读书也照样红？能在大气候与具体环境的直大影响下，仍不改素行素志，是须有坚强的毅力的。不为环境左右，人多荒废我独攻，许多与吴志剑年龄相当、成就相仿的人大半皆是遵循了这一原则。现代文明的高度发展，没有足够的知识想成就大业是断无一例的，有，也是极不正常的。那么从吴志剑的这种学习精神与毅力看，他今日的成就不就有迹可循了么？正是首先具有了这种精神与毅力才读得好书，也在读好书中更锻炼提高了他的这种毅力，更完善了他的禀赋。为国家为人民而学、而用，学以致用，吴志剑才学得更用心，更自觉。一个初中的在校学生，居然凭了他所学习与自修的物理知识，特别是在电视机刚刚在国内出现还没有走进千家万户时，组装出电视机，并且能给家人看，是怎样的了不起，是怎样巨大的学习成果！因此，尽管对儿子十分熟悉的父母，在看了儿子自制的电视机中的图像后，仍是感到意外的惊讶，以致仍旧难以置信。当然，这是在那成功的前面有着不晓得多少次的失败记录的。而那不知多少次的失败，也不知耗去他多少精力、心血与不眠之夜，也不知有多少次濒临绝望的边缘：大学生，专攻物理的大学生，电器技师，电器工程师，在只听说，尚未看见电视机时敢么，能么？你呢？初中还没有毕业吧？可这些他明知道，却仍自信着：既然已经有了电视机，有了一些有关它的资料；既然是二极管、三极管、显象管的组合，就必有装成的一天！这就是他的禀赋，这也正是他日后赴深圳闯世界的先导式缩影。“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有多少学生苦闷、茫然，因失望而大发牢骚以致破罐破摔，可他不，他还在“既来之则安之”认真地劳动，做农民就像个农民，乐观豁达，还不时地拍着别人的肩膀劝上两句：“乐观一点儿，坚持下去！”他坚持得最为典型：劳动出色，与人无争，尊重农民。繁重的农务，使大多数学生无法承受，吃罢晚饭几乎都是倒头便睡，而他却借助于原始的油灯坚持读书，沉湎于文学世界，凡能找到的中国古典与世界名著，如唐诗、宋词、鲁迅著作以及印度泰戈尔的诗、法国雨果的《悲惨世界》，而且越读越为“贪婪”。正因为如此，他下乡不久赶上征兵，在二百名选一中，他被他所在的慈利县境的公社选中，输送到梅州军分区。这不仅他本人，连他的父母对他这个“黑五类子女”能否应征入伍也毫无信心，父亲写信时只是随便提及，要儿子试一试。他以“忠诚老实，正直积极，吃苦耐劳，有上进心”的优良表现，获准入伍，实在是表现极为突出。这又是他在逆境中仍能自持，仍能不断奋力向上的结果，也是他特有禀赋的一次典型的表现与升格。能够参军，在当时知青来说简直如步青云。可他仍是不懈、不惰，当兵就像个当兵的。三个月的紧张、艰苦的新兵训练之后，竟因被司令员一眼看中，被分配到司令部的警卫班，做了司令员的警卫员。在众多新兵中，可谓“出类拔萃”、“独占鳌头”，自然有人羡慕，也难免有人嫉妒，可大多数人是以赞许的眼光看待他的。一正式当兵，就进了司令部，当上了司令员的警卫员，也可谓处境更“顺”了。然而，以他的禀赋，绝不因此而骄，因此而稍有放纵。而是凭藉着这优势的境遇，更严格地要求自己，敬业殷勤，学习刻苦，司令员又是位性格豪爽、平易近人的老军人，（在老军人中，有多少优秀的传统值得我们欣慰而又骄傲地依恋啊！）不但爱护、关心着这个新警卫员的生活，而且更指导、帮助这个新警卫员的学习，热情而又殷切，见这个新警卫员爱读书，爱学习，就将他自己珍藏的书籍借出来，而且还特地为这个新警卫员出面去借那些他认为该读的书。他对吴志剑讲述戎马生涯以为“传统教育”，许多话曾对他起了重大作用，使他铭刻在心，譬如：“人来到这个世界，要么与世无争，平平淡淡过一生；要么就干一番大事业。男子汉来到这个世界，应该有所作为！”这在以后的生活中，从一定的程度上说，几乎成了吴志剑的行为准则，也为他“干一番事业”坚定了信念。刻苦的学习，文学氛围的熏陶，再加上军营的沸腾生活，使吴志剑产生了强烈的创作欲望，他开始了习作——像他在校学习时组装电视机那样地习作：写了改，改了写，必欲成功地反映他身边的好人好事，要象他组装的电视机那样真实，却更为艺术地反映现实。一直关注下属特别是这个新警卫员的司令员岂能不觉察？一天，将吴志剑叫至身边，豪爽地笑着问：“小伙子，怎么，偷偷摸摸地写起文章来了？”在司令员面前，他毕竟还只是个大孩子，也就大孩子般不好意思地笑了，却无以为答。司令员却很高兴，也很认真，不但鼓励他努力地写下去，还特地安排出时间，找来军区的宣传干事加以指导。较组装电视机时，可谓条件优越得多了。于是，他写的通讯报道便开始见诸《解放军报》了，并渐渐涉猎了文艺体裁，竟然创作出了一个反映部队老干部生活的剧本，而且差强人意，虽说也经过了反复修改，可那终极结果是令人喜悦的。司令员认真地看了，高兴地把他找去，拍着那厚厚的剧稿，赞许地说：“嗯，你这个毛头的小伙子，可以嘛！剧本写得不错，主题切中要害！”很快，司令员就把吴志剑这两个月心血的结晶推荐给了广州军区话剧团。剧团的领导看过之后甚为满意，认为这个剧本情节生动，贴近生活，反映问题尖锐，是个值得上演的好剧本，于是便决定了排演。由于演出的成功，剧团自是获了奖，剧本更获得了全军优秀作品奖；也因此，梅州军区授予了吴志剑三等功。这成功，固然是由于吴志剑的勤奋与努力；可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这个在那特殊十年间的初中生，已通过他自己的努力，介入知识的高层次了。这么好的小伙子，谁不喜欢？连司令员那位豪爽、热情的妻子也格外看重，甚是希望能成为她的乘龙快婿。须知，在那种政治气候下，尽管是警卫员，也只是一个兵，而这个兵又有“家庭问题”，虽说时尚还没那么讲究门当户对，可“路线”问题、条件差异可是万万疏忽不得的呀！很明显，是这个小伙子本人的有效值太显著了，才将那些问题放在小数点后，忽略不计了。司令员是他景仰的，司令员的妻子他是尊敬的，对司令员夫妇，他有父母辈尊长的亲切感；而那位司令员的四女儿也与他年貌相当，是个好姑娘。可这涉及到那神秘得无以言传的爱情！倘换了某些人可能会受宠若惊，巴结犹恐不及。可吴志剑有吴志剑的禀赋，没有思想准备，没建立起那种感情，他觉得不适宜，何况在他的潜意识里，那自立刚强、不依附于外力取巧的素秉也起了内在的作用，使他虽不便明言，却以沉默对司令员妻子热切的探问表明了不肯接受的态度——爱情不是条件的搭配，在局外人看来是美满良缘，在两个当事人的眼中却不一定是理想的伴侣。因此，爱情是不宜有勉强的成分的，一小四儿”自会寻到在她来说较吴志剑更理想的丈夫，吴志剑自有吴志剑的适宜伴侣，“使君自有妇，罗敷自有夫”，本来就是中华民族传统的、正宗的爱情标准。答应了这门亲事，自会更加亲密；不答应，难免相处间介入了一个很令人不舒服的“尴尬”。为了避免这种局面，吴志剑提请“复员”了。尽管豪爽的司令员表明“不要为那件事烦恼”，恳切地希望他“还是留下来好”，他仍觉得留下已不适宜，于是在司令员放之不甘、他本人辞之不爽的气氛中，他离开了军营。解放中的彻底解放者科学的时代，首先最需要的是科学的头脑，只有具备了科学的头脑，才能对眼前纷纭繁杂的现状与未来的发展变化，做出清醒的正确的分析与判断，并以此制定自己的行为准则。所谓“站得高，看得远”，那是要有超前意识的，也只有看得远，才能看得准；看得准也才能抓得正，走得快捷。反之，没有科学的头脑，时代的眼光也必趋于近视，只觉得眼花缭乱，前路蒙蒙，无所举措，无所适从。只好泥于保守，随在人后，亦步亦趋。在随波逐流中不时地发出惋惜不已的哀叹：“唉，又错过了一个机会！”却也不时望着那些失败，包括意外的、不可避免的失败，自矜了起来。“哈，我说怎样，是胡来不得的，多少年了……”“幸亏我我有老主意，哼！……”——这只能令人叹惋：已是时至今日了，阿Ｑ的种子怎么仍然不绝？从高台阶跳“下海”——思想彻底解放我们说吴志剑的意识是超前的，就是因为他“站得高，看得远”，也正是凭了他良好的禀赋，经过勤奋的学习，更充实与强化了他的科学头脑。复员了，自然按正常情况“复”到了常德，以他的条件，被分配到了常德市公安局，并被安排在局办公室主管宣传。他就努力地“宣传”了起来，一上任就写出了几条漂亮的报道，以后，接二连三地反映公安战线生活的新闻稿件便屡见于大小报端，以他的特有的禀赋，不但是称职的，而且是出色的。且得工作性质的方便，他有了更充分更广泛地接触社会、认识社会、向认识与写作深层发展的条件，又有创作过优秀剧本的基础，他介入了那敏感的综合的艺术领域，用俗话说是“触电”。不久他创作了名为《白金环》的电视剧本，并被拍摄成电视剧，并且主演又是唐国强，其影响效果，可以想象。紧接着，他又创作出了另一个电视剧本：《黑影》。如果不是他自动改变了生活路线，沿着已开辟了并已经获得可靠的首战成果的创作道路走下去，自会“道路越走越宽广”，如今恐怕早已是名满全国，甚至誉出国门的剧作家了，公安战线题材的电视剧不知要增添多少鲜艳的花朵。可是他却投笔从商，辞官“下海”了！改革开放，到了一九八四年，已成为举国上下的最热门的话题。“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市场调节”、“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成了议论中心，成了生活中方向性的话题。头脑科学、意识超前的吴志剑对此给予了极大的关注。这些现实的主体反映使他看见、看准了未来的趋势，所以，他经过认真地思考，三个夜晚的判断，毅然做出了决定：弃政从商，辞职下海。须知，他并不是“待业青年”，也不是职务不如意，工作不顺心，业务不对口，有才难得施展的任何一种工作人员。正相反，一个普通的、只有初中学历年仅二十四五岁的复员兵，能坐进市一级公安局的办公室已是“够理想”的了，而他的工作成绩之好，工作成效之高，又多了一顶世人视为高尚产品的电视剧创作者的桂冠，真是“够辉煌”的了！可谓年纪轻轻，成绩斐然，持续发展下去，还愁没有更美好的花团锦簇的前途么？如此年轻的共产党员，如此素质良好、成绩突出的公安干警还不是当然的、理想的“苗子”？没人逼他，也没人劝他，他却心甘情愿地辞掉了那被世人（哪怕今天）视为铁饭碗乃至金饭碗因而羡慕、向往的职务，一下子变成了与“待业青年”等同的平民百姓。没有调查，但当时肯定有人在背后指责他“犯傻”，起码会认为这种举动是不明智乃至荒唐的，惋惜、抱怨都在所难免。连一点后路也不留，办个“停薪留职”不也可以有个转寰的余地么？可那不是吴志剑！吴志剑的禀赋，决定了他做什么事绝不三心二意，绝不愿贪逸图便，并也绝不盲目滥为，他之所以如此决断，如此地“破釜沉舟”，正是他超前意识起了绝对作用。即，他已正确地意识到，改革开放的国策不会变，而且要深化。“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项政策，一种重大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措施，国家不但“让”，即允许，而且会提倡扶持，以便以“点”带面，因此，不富起来，是绝不可能的。既已是政策性的措施，有国家的承诺与保障，而这一政策又甚符合国情，适应世界的大气候，就必然化为现实。当然只能是“一部分”，可这一部分的作用却是很重大的，它足以起到强国与带动大部分乃至逐渐波及全部。因此，争取进入那“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中，不仅于己，而且于国、于民都是十分有利的，是既不违背外祖父“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训导，也符合班主任老师“……运用知识，去为国家，为人民做有益的事情”的教诲，与父亲“一定要为国家尽力，为人民造福”的叮嘱。他才毅然地、毫无保留地弃职为民，辞官下海。在他明确的坚持下，一九八五年二月，常德市公安局终于批准了吴志剑的申请，从此，他失去了公职，走进了市民之中。像十九年前他外公与父母被遣送下乡时一样，他又得靠自己动手来维护他自己的生活了。虽也免不了因不了解他辞职的内情或不理解他的这一举动，而引起猜疑、误解，甚至轻视、流言，可吴志剑根本没去想，也没有理。还是那些当年曾与他一道插队落户的集体户里的“一家人”与他颇有同感。当然。他们中的大多数，不一定有吴志剑看得那么高远，那么准确，可他们有的没甚出路，有的不甘于现状，在寻求，在探索，希冀改变自己的处境与命运。在集体户里，这个与众不同的吴志剑便似年纪小的“老大哥”般开导与帮助过他们，有干啥像啥且能干好啥的威信，自是乐于共谋，故当吴志剑找到其中几个人时，一提出要合伙做生意，当即响应。别看已到了一九八五年，改革开放了已经八九年，而且改革开放之初，中央就特别强调要“解放思想”，其后又屡屡强调。此刻仍在强调。不用说那具体情形，仅是中央这一再强调，就说明了许多人的思想仍然没有或不肯解放，也难怪，“一朝被蛇咬”尚且“十年怕井绳”，屡遭蛇咬的人自然不但怕见，只恐连谈井绳也会“色变”的！中央的强调的另一方面，则更充分证明了这“解放思想”的极大的重要性。正因为许多人尚未“解放”，“解放”了也尚不“彻底”，中央才一再强调。恰在此刻，吴志剑用毫不保留后退余地地辞去了优越的职务下海经商的实际行动，表明了他已彻底“解放”了！头三脚踢了个稀烂，几乎踢腾光了老本，唯余下了他那更坚定的信心失败，是人生旅途中、各种事业中都应该设法避免，却必然难以彻底避免的；是人们极不愿意承受而又必得承受，而且得正面承受的。既是难以避免又必须正面承受的，那么一旦面临失败，就必须冷静地、镇定地去正视它，解决它，不能转败为胜，也要争取最大限度地减少它造成的损失，这才是积极的态度。那种在失败面前惊慌失措、颓唐沮丧，消极被动的态度，必然导致失败得更惨，损失得更大。至于跳楼、投水，无疑地等于以生命的结束宣告彻底失败，是断不可取的，故项羽路绝，杜牧仍不以其自刎为然，仍说“胜败兵家事不期”，“卷土重来未可知”。能妥善地处理失败，认真地分析失败，汲取教训，于再战中获胜，才是英雄，所谓“跌倒了自己爬起来”，才是对待失败的唯一正确手段。祖辈说了千百年的“失败者成功之母”乃是至理名言。药物“606”不是经历了六０五次失败，才获得成功么？而英主如刘邦，尚且“屡败于项羽”而“核下一战成功”，倘若“606”在一百次失败后使自甘放弃——六０五次则更为可怜，刘邦在几败之后使也灰心丧了气，那么今天怎么会有那种可贵的药物，历史上又怎么会有盛大的汉王朝？且看今日的吴志剑。（一）头一脚，踢光了仅余的两千元稿费。伙伴们兴高采烈、七嘴八舌地议起了办个什么企业好。有人提出了养鸡。好，养鸡，本钱小，见利快，可以很快地积累些资本——他们哥几个腰里可没得几多“资本”哟！吴志剑献出了他全部的现有积蓄——稿费，花剩下的两千兀。劲头儿足了。分头跑信息，挑鸡种，选场址，三下五除二，两千只鸡买了进来，热热闹闹的鸡场建了起来，伙伴们笑开了眼，搓着手，净等着由鸡生利了，本来嘛，养鸡谁没见过？在集体户里，哪个农家不有一群鸡？鸡长得快，几个月就可食肉，当年就可生蛋。肉、蛋都是人们菜谱中日常性优良品种，没得大“资本”，办个鸡场，打个“鸡”础，还有“啥子难”哟！可是生活中虽说“意外”不过万一，但是必须是将“意外”计在其中的，所谓“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即是。鸡场办起来了，鸡们也在令人喜悦地长，可怎料到一场意外的鸡瘟偏偏光顾了他们的鸡场，而且“光顾”得既迅雷不及掩耳又“干净彻底”：一夜之间，两千只鸡死了一千双！一鸡带走吴志剑一元，两千元正好被那两千只鸡一鸡一元地背着飞去了阴山背后！真是个鸡尽蛋打，扫地精光了。那些伙伴将日前高扬起的笑脸变成了低垂的苦颜，跳跃的双腿屈了下去，蹲在地上，甚至抱起了头。唯有吴志剑仍然挺直着腰杆，并劝告伙伴们打起精神，再干！把失败丢在脚后，他们又出来寻找出路，寻到了林里县，与县广播局协商，办起一家广播开发公司，结果因对方中途退出，他们也只好半途而废。（二）第二脚踢疼了脚板，也踢起了反思。还干什么？干是要干的，可干什么？此时各类基建工程正在“上马”。各种工程队应运而生，常德市也到处是脚手架与塔吊。一时间，各种建筑材料，包括各种混凝土预制件迅趋紧俏。吴志剑又动员他的伙伴们办起了混凝土构件厂，只是由于缺乏技术力量，故只生产单一的预制板。初时尚好，不久，对建筑工程要求严格了起来，他的小厂既无先进的设备，也没有专业人才，由于质量达不到合格标准，而断了销路。改进设备，没钱；请技术方面的专门人员么？莫说请不起，就算请得起，也由于这类人员正在走俏一时间请不到，只好被迫停产，散伙了事。初时，还觉得从小打小闹开始积累资金，算不了什么，可是两脚踢下去，踢疼了脚板，才觉得不对头了。可他的思绪里绝没有退却的线头，而是认真思索了起来。经过再三地思索、探究，他理出个头绪：办公司。办厂，缺少必要的设备，没有周密的计划；经商，视野又局限在狭窄的空间，难以预测风云变幻的市场行情——必须研究，研究经商之道才是经商的必备条件。于是用心找到了有关经商法规与经济理论书籍，闭门武装了起来。几个月后，他读遍也读透了他所能找到的有关书籍——他相信学习能获得知识，能因获得知识而处理好实际问题。几个月的钻研也果没有辜负于他，使他增长了知识，也因之开阔了眼界，开始以新的眼光来捕捉新的项目。第三脚踢出个彩球，那彩球却在腾空欲上时，遭到了“恶风”的冲击，冲击下，变成了破碎的肥皂泡！他的禀赋本来是极佳的，只是终究年轻，下海之后，没有很好地去认识这个“商”字。下决心经商，走首先富起来的路，这在战略上绝对对头。然而在具体的战术上，却失于匆草。总结了经验，武装了头脑，他那优异的禀赋又起了重大作用，超前意识又敏锐了起来，很快给他发现了最佳目标，也抓住了最佳时机。较那“国民经济面临全面崩溃的边缘”的几年，社会经济好转得多了，人们的物质生活也相对地有了明显的提高，可是文化生活却停留在以往的水平，那也是“崩溃的边缘”。人们因不再为衣食而占去大部分精力，便感觉到了业余生活的单调与贫乏。追求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就会愈来愈迫切，办这种事业也必然愈来愈红火。他迅速地看准了，也迅速地行动了：集资、选址、办理手续，皆是快镜头，高效率，痛快漓淋地办起了一家俱乐部。多少年后，吴志剑仍在不无怀恋地谈着那个场面：“开张大吉之日，出乎我意料，人声鼎沸，场面异常热闹，生意兴隆，办俱乐部的钱渐渐收回，可以说，这是我在商场打的第一个胜仗。”很快地收回了投资，再经营下去只会越来越赚，从这个角度看，足见吴志剑的禀赋与识见非凡，也说明了要从商没有深透而全面的经商知识，没有能从纷杂的事物中迅速提取出最佳目标的分析判断的能力，没有迅速把握时机的本领，只是似没头苍蝇般乱撞，是不会立于商海而不败的。如果没有其他原因的干扰，吴志剑肯定会自此一跃而起。然而，事物是复杂的。我们的国家尚没有走出科学的低谷，许多“难返”的“积重”还不止一端地残存着，令我们举步维艰。吴志剑对他那个俱乐部由五光十色的彩球一下子变成破碎的肥皂泡，记忆犹新：我和同伴们正体味着初战告捷的喜悦，谁想到麻烦接踵而来。先是我们俱乐部的歌舞厅由于装修得比较漂亮，主管部门检查人员挑毛病，白眼一翻，说道：“太花梢了，重新搞！”俱乐部的一些合法的经营项目也被卡死，就连演员穿什么服装也要严格限定。无奈，只好按“上级规定”办，直到检查人员无话可说。祸不单行。刚刚通过检查人员的“关节”，社会上闲散小青年又上门闹事来了。一天晚上，一个粗壮高大的青年带着一帮人，无票硬闯歌舞厅。我闻声出面劝阻。粗壮青年斜睨着瞟了我一眼，指着我的鼻子破口大骂。我气得嘴角颤抖，紧紧咬住牙齿，我必须忍耐。但这人仍不罢休，握紧大拳头在我眼前晃来晃去，说：“你也不睁开眼睛看看，爷爷是什么人？爷爷就是没有票，今天非进去不可！”说着，推开我就往里闯。我实在忍不下去了，一拳砸在了他的脸上，还没等他反应过来，我又是一脚踢在他的肚子上，他痛得直不起腰，两腿发软，倒在地上爬不起来，好容易挤出一句话：“快给我打！”那些与他同来的小青年这才反应过来，一齐动了手，我的伙伴们也跟着动了手，双方打在了一起，那帮人人多势众，不但拼命地打人，而且疯狂地砸东西。结果，歌舞厅的桌椅被砸坏，玻璃被打破，闹得到处破烂不堪。俱乐部终于夭折了！就算如今听起来，也不由人不感到心情沉重。一些有志青年，从国家的富裕、民族的强盛的高度出发，费偌大心力办起了实体，本来由于深受欢迎面兴旺发达，但却是被那些有关部门特别是其中的“有关”人，百般刁难卡制，要小心应付；更糟糕的还是一批地痞强盗式的打砸以致毁败！俱乐部夭折了，可吴志剑的办企业的雄心并没有夭折。许多人已经认为是山穷水尽了，甚至一些局外人都从吴志剑这头三脚中深感到了商海茫茫，甚为艰难，唯有望洋兴叹，以致望而却步。也甚为吴志剑惋惜：这样一个好青年，而且是前途远大的青年，竟然要在下海之初就被浪涛击倒。——苦海无边，回头是岸吧！可吴志剑不回头——不回到出发的此岸，而是要游渡到彼岸。这固然是他特殊的坚毅、顽强的禀赋所决定的，更重要的是，他从历史与历史的发展，科学与科学的进步，中国的现实与未来进行综合分析，超前地意识到“一部分”必定会富起来，而这是关系到国家与民族的重大措施，只有不断地完善、不断地进展，不可能中断或走回头路，因而他坚信不移、坚定不移，他要改变的不是决心，而是方法。因此，他把自己反锁在屋里，大口地吸烟，不停地踱步，紧张地思考，从前三脚的失败中，反复地分析原因，总结经验，再寻找出路，他终于大有所悟，下了最后的决心，最难得的是他的坚毅与远见，也难得的是他那几位患难的伙伴对他的充分信任与支持，特别是精神上的支持，当他再度走出房间，召集起他的那些伙伴，问道：“你们还愿意跟着我干么？”他的那些伙伴居然毫不犹豫地，几乎是不约而同地回答：“愿意！”置之前沿而后生，超前意识的几个闪光音符既然你决心从事某项事业，那么你最好到这项事业的前沿去，并不思后退，唯图前进。他要到哪儿去？“去闯深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