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自传-8

（1948 年 7 月 30 日） 有一天，我和郭小姐②、阿穆森先生一起谈了《离婚》的问题，按着阿穆森先生的建议，我用了两天的时间又做了必要的修改。郭小姐很欣赏这 些改动，答应一定尽快将其译成英文，也许下个月就可以把译稿交给阿穆森 先生。我相信这部小说经过修改以后就相当不错了。希望阿穆森先生尽快看 完修改以后的稿子，能在近日内交给出版公司。我想，如果这部书能尽快地出版，就能在很大程度上制止住沃得的一 派胡言，如果能赶在沃得的“珍本”上市之前问世，那我们就都得救了③。在我们的书出版以后，他绝对不敢用他篡改过的“珍本”和我们挑战。①参见前附赛珍珠致劳埃得的信。②郭小姐，Hellen　Kuo（郭海伦），中文名郭镜秋，《离婚》、《鼓书艺 人》的译者。③沃得即伊文·金，后者是笔名。（1948 年 8 月 3 日） 明天我要去沃尔什夫人的农场住上四、五天。我已给我在上海的出版人④去信了，向他说明了重新登记我所有书的 版权的重要性。我还和阿穆森先生通了电话，告诉他我已收到郭小姐寄来的《离婚》 修改稿的英译稿，阿穆森先生正忙着出版事宜的最后扫尾工作。在这场和沃得较量的丑恶的奥林匹克赛里，我真希望能战胜他。④即赵家璧先生。（1948 年 8 月 25 日） 您关于我的作品的中国版权问题会很棘手的看法是正确的。我在上海的代理人刚刚给我寄来《离婚》在中国的版权登记号码，不知是否有所帮助。 我看，金的论点主要建立在两个事实上：一是中美之间没有有关保护版权的法律协议；二是在我来美之前，《骆驼祥子》的版权在他手理。如果他有《骆驼祥子》的版权，他同样也能有《离婚》的版权。我想我们最好还 是找到《骆驼祥子》的合同，看看是否真是如此。如果版权登记是由出版公司办理的，那对咱们就有利多了。①①伊文·金只是《骆驼祥子》的译者，不是出版人，版权若属出版公 司，则对老舍有利。六、 好莱坞之行（1948 年 8 月 10 日） 我明天飞洛杉矶商量《骆驼祥子》电影脚本的定稿事宜。（1948 年 8 月 19 日） 明天晚上才回来。离开好莱坞的时候，我没提要报酬的事，因为对方给我买了往返机票，付了旅馆账单，加在一起要四百美元。他们是想了解我 对根据小说改编的电影剧本的看法。好莱坞职业编剧改编的剧本实在是糟糕之极。我说了我的看法以后， 他们正在考虑是不是再请一位剧作家或我本人来改编这部小说。如果他们要我来改编，我很愿意和他们签个合同，当然，我一定会征 求您的意见；但如果他们去找剧作家来改编，那咱们也没什么可说的了。（1948 年 9 月 8 日） 王浩①干的事真是糟透了。本来我该被邀请去帮他改编第一个电影剧本，可王却偏偏找了个好莱坞的剧作家。把一万五千块的剧本费都花完了之 后，才想到了我。这次该请我了吧，他又另找了一个人。问题就在于所有为建立独立制片公司筹集的钱都不是他的，他这么大把大把地花钱只是想证明 他是老板。我想，等他把钱都花完了以后，就会一走了之，到某个大公司去 谋个好差事。①WANG　HOWE．制片经办人。 除非他们再来找我，我看咱们再也犯不上为那部电影操心了。假如他们再要我去看第二个电影剧本，我得找他们要每周七百五十元的报酬。七、《鼓书艺人》写与译（1949 年 2 月 9 日致楼适夷）《四世同堂》已草完，正在译。这就是为什么还未回国的原因。此书 甚长，而译手又不十分高明，故颇需时日。如能完成，我想：出来一趟，若能有几本书译出，总算不虚此行；并不是因为美国舒服，才不回去——此地， 对我，并不舒服！《离婚》译本已出版了，评者十之八九予以赞美，可是销路很差！不 管怎说吧，《骆驼祥子》、《离婚》，及《四世同堂》三书在美出版；“牛天赐”在英（熊式一译）出版，有四书在国外印行，也总算是有了点交代。若不为 等“四世”译完，我早就回国了。（1948 年 11 月 30 日致高志毅） 半年来极忙，而且苦闷！《离婚》已出版，居然得到好评，很奇怪！ 日内将奉寄一本，作为圣诞礼，并祈惠正！ 电影事搁浅，nothing　doing！现在又在写一新小说①，一时不会离开纽约。写完时，颇想去走一走。①指《鼓书艺人》。（1948 年 10 月 21 日） 那本新小说①，我已经完成了四章，其中三章已交给郭小姐去翻译。如果您能为我们准备一份四六分成的合同，我将不胜感激。如果我能保持每 天两千字的速度（这几天就是这样），预计到新年时，我就能写完。（1948 年 11 月 15 日） 郭小姐已将她译好的“大鼓”②的前三章拿给她的代理人看了。看过之后，会把它送给您，请您将稿子交给阿穆森先生。在给阿穆森先生之前， 希望您叫人用打字机打一份清楚的底稿，那样看起来更正规一点儿。①都指《鼓书艺人》。②同上。 关于我和郭小姐为新书签订合同一事，除去合同规定的她的稿酬和享有的权利之外，我想我们就不再让步了，除此以外，我没有别的意见了。（1948 年 11 月 19 日） 我今天给阿穆森先生的信是这么写的：“十分抱歉，我要放弃《鼓书艺人》的全部工作了。写完了十二章以后（约占全书的一半），我发现它既不像我想象的那么好，也不像我想象的那 么有意思。我想我最好还是别写了。我身体疲乏极了，要彻底休息一下。“郭小姐的代理人曾告诉劳埃得先生，说她似乎不是一个很合适的翻译 人。我能想象得出对像郭小姐那样一位有创造性的作家来说，去翻译别人的 作品该有多困难。“事情现在搞成这个样子，我十分抱歉。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我 也很高兴能有几天休息的时间。”我给他写信的原因是，既然郭小姐的代理人向阿穆森先生搬弄是非， 我们就不该老是保持沉默。我写信的真意是好意地表明我对郭小姐并无恶意。倘若郭小姐能碰巧看到或听到这封信的内容，她一定会感动的，因为她 总以为我们一直在和她讨价还价，但在信里我对此却只字未提。如果阿穆森先生认为她有权分享我们的成果，我在信里也暗示了，不管她是一个多么伟 大的译者，一旦我停止了写作，那么她将一事无成。假如您有机会和阿穆森先生谈谈，或者他还坚持郭小姐应和我们分享 稿酬的话，那么请您告诉他：如果她想要得到高达百分之四十的稿酬的话， 她的一切都将失去。（1948 年 11 月 26 日） 我刚和郭小姐开诚布公地谈了一次话，我们两人都同意她分享包括外文版权在内的百分之四十的稿酬。电影及其他（戏剧等）版权归我所有。 她建议我们尽快地签订合同。我希望她的代理人能很快地就这事和您进行磋商，以便尽快达成协议。 至于我写信告诉阿穆森先生说我停止写作的事，她说很容易解决，我们可以选一些章节的译稿先给阿穆森先生看。 她希望尽快签订作者和译者之间，以及出版者之间的合同，这样她才能定下心来好好工作，否则她心里总不踏实。（1948 年 12 月 4 日） 据郭小姐讲，我的新小说的三章译稿已送给阿穆森先生。她已经和阿穆森先生讲好，她要预支一千美元，每次二百五十元，分四次支付。钱直接 交给她的代理人，从合同签订之日起，四个月内付清，情况就是这样。至于预付给我的稿酬，请按您认为最合适的办法办，一千五百美元是 一次付还是分期付，我全无所谓。（1948 年 12 月 30 日） 我和出版公司之间在关于我新书的合同里，还有几条条款没谈好，我想您会为我解决这一切的，不幸的是，那三章小说的译稿是郭小姐的代理人 直接交给阿穆森先生的，同样，郭小姐预支一千美元的事，也是这位代理人一手安排的。所有这一切，都是在郭小姐告诉我以后，我才知道的。实际上， 郭小姐的代理人应当把那三章的译稿先送给您，应当把郭小姐要预支稿酬一事通知您，但他没有这么做。这样一来，您可能会有一种印象，似乎我应该对此负责。我给您写这封信就是为了澄清这一事实。如果当时我把原因告诉 您，您一定会生郭小姐和沃特金斯的气。事实上，我一向都很慎重，尽量不和阿穆森先生与雷诺先生两人打交 道，就是为了使您在为我和他们谈判时，不会觉得我在中间干扰了您。可是我无法阻止郭或者沃特金斯直接与出版公司打交道。不过，我过去从来没有 同时和两头打过交道，希望这一点能使您满意。眼下在出版公司手里的那三章译稿的底稿是唯一一份干净的底稿。我 实在不好意思让郭小姐再打一份，因为所有的稿子都是她一人打的，您知道，和一个女人打交道是多么微妙的事。我希望我们的合同能尽早地签妥，因为如果郭小姐看不见签好的合同， 收不到预付的钱，她就无法继续工作下去。（1949 年 1 月 31 日） 郭海伦小姐真是个好司机。我们到迈阿密用了三天半的时间。最糟糕的一段路是在乔治亚州的公路上，站在路中间的不是警察而是牛群，而郭小 姐竟然一头也没轧死！郭小姐到离迈阿密七英里的乡下干她自己的活去了。我住在福拉格勒 饭店，这是一家小而干净的旅馆，价钱也适中。这里也很暖和，但愿对我的腿有好处。（1949 年 2 月 9 日） 我在迈阿密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现在已回到纽约。很不幸的是，我的腿还没好，我真不知该怎么办才好。 我行动不便，您能给我寄张支票来吗？（1949 年 4 月 18 日） 谢谢您寄来的一百一十二点五美元的支票。一两天之内我大概就要去巴瑟·埃斯乐医院住院，可能要动手术。戴 得里奇大夫看过几次之后，腿病一天比一天重。今天早晨他说要送我去巴瑟·埃斯乐医院住院，到了那以后，我再告诉您是否要动手术。《鼓书艺人》的初译稿已寄给我了，我想在住院之前看完。阿穆森先 生手里也有一份，他看完以后，我再和他一起商量一下需要修改的地方，然 后就算定稿了。咱们答应给哈帕的短篇您是否已寄到英国去了？（1949 年 8 月 18 日） 阿穆森先生已去度假，我想他一定在看《鼓书艺人》呢。 下星期一上午十一点，我想带着《四世同堂》第三部的稿子去见您。明天我再和浦爱德小姐最后商量一次。（1949 年 9 月 12 日） 我和浦爱德小姐在费城她哥哥的家里过了一个周末。和她一起在树林里散步时，我突然给《四世同堂》的英文版想到了一个很好的书名——《黄 色风暴》，您觉得怎么样？星期四上午我要去见阿穆森先生。我会把有关《鼓书艺人》的一切情况都告诉您的。第三节　启　程①①1949 年 7 月，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举行。周恩来 说，打倒了国民党反动派铲除了障碍，南北两路文艺队伍大会师了，就是缺少我们的老朋友老舍，已经邀请他回来了。10 月，老舍接到受周恩来嘱托 的冯乃超、夏衍先后写来的邀请回国的信，扶病归国。（1949 年 9 月 21 日） 和您在电话里谈过之后，我觉得最好还是把我在香港的地址留给您： 香港　香港大学病理系 侯宝璋先生转“S．Y．SHU”是我英文签名“SHEH— YU　SHU”（舒舍予）的简写。第六章　晚年逢盛世我高兴回到祖国来，祖国已不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而是崭新的， 必能领导全世界被压迫的人民走向光明，自由，与幸福的路途上去的伟大力 量！第一节由三藩市到天津一、 旧金山到三藩市（旧金山）恰好在双十节之前，中国城正悬灯结彩，预备庆 贺。在我们的侨胞心里，双十节是与农历新年有同等重要的。常听人言：华侨们往往为利害的，家庭的，等等冲突，去打群架，械 斗。事实上，这已是往日的事了；为寻金而来的侨胞是远在一八五○年左右；现在，三藩市的中国城是建设在几条最体面，最冲要的大街上，侨胞们是最 守法的公民；械斗久已不多见。可是，在双十的前夕，这里发生了斗争，打伤了人。这次的起打，不 是为了家族的，或私人间利害的冲突，而是政治的。青年们和工人们，在双十前夕，集聚在一堂，挂起金星红旗，庆祝新 中国的诞生。这可招恼了守旧的，反动的人们，就派人来捣乱。红旗被扯下，继以 斗殴。双十日晚七时，中国城有很热闹的游行。因为怕再出事，五时左右街 上已布满警察。可惜，我因有个约会，没能看到游行。事后听说，游行平安无事；队 伍到孙中山先生铜像前致敬，并由代表们献剑给蒋介石与李宗仁，由总领事 代收。全世界已分为两大营阵，美国的华侨也非例外：一方面悬起红旗，另 一方面献剑给祸国殃民的匪酋。在这里，我们应当矫正大家常犯的一个错误——华侨们都守旧，落后。 不，连三藩和纽约，都有高悬红旗，为新中国欢呼的青年与工人。就是在那些随着队伍，去献剑的人们里，也有不少明知蒋匪昏暴，而 看在孙中山先生的面上，不好不去凑凑热闹的。另有一些，虽具有爱国的高度热诚，可是被美国的反共宣传所惑，于是就很怕“共产”。老一辈的侨胞，能读书的并不多。晚辈们虽受过教育，而读不到关于 中国的英文与华文书籍。英文书很少，华文书来不到。报纸呢（华文的）又多被二陈所控制，信意的造谣。这也就难怪他们对国事不十分清楚了。纽约的华侨日报是华文报纸中唯一能报导正确消息的。我们应多供给 它资料——特别是文艺与新政府行政的纲领与实施的办法。此外，也应当把文艺图书，刊物，多寄去一些。二、太平洋上十月十三号开船。船上有二十二位回国的留学生。他们每天举行讨论 会，讨论回到祖国应如何服务，并报告自己专修过的课程，以便交换知识。同时，船上另有不少位回国的人，却终日赌钱，打麻将。 船上有好几位财主，都是菲律宾人。他们的服饰，比美国阔少的更华丽。他们的浅薄无知，好玩好笑，比美国商人更俗鄙。他们看不起中国人。 十八日到檀香山。论花草，天气，风景，这真是人间的福地。到处都是花。街上，隔不了几步，便有个卖花人，将栀子，虞美人等香花织成花圈出售；因此，街上也是香的。 这里百分之四十八是日本人，中国人只占百分之二十以上。这里的经济命脉却在英美人手里。这里，早有改为美国的第四十九州之议，可是因为 东方民族太多了，至今未能实现。好家伙，若选出日本人或中国人作议员，岂不给美国丢人。二十七日到横滨。由美国军部组织了参观团，船上搭客可买票参加， 去看东京。只有四五个钟头，没有看见什么。自横滨到东京，一路上原来都是工 业区。现在，只见败瓦残屋，并无烟筒；工厂们都被轰炸光了。路上，有的人穿着没有一块整布的破衣，等候电车。许多妇女，已不 穿那花狸狐哨的长衣，代替的是长裤短袄。在东京，人们的服装显着稍微整齐，而仍掩蔽不住寒伧。女人们仍有 穿西服的，可是鞋袜都很破旧。男人们有许多还穿着战时的军衣，戴着那最可恨的军帽——抗战中，中国的话剧中与图画中最习见的那凶暴的象征。日本的小孩儿们，在战前，不是脸蛋儿红扑扑的好看么？现在，他们 是面黄肌瘦。被绞死的战犯只获一死而已；他们的遗毒余祸却殃及后代啊！ 由参观团的男女领导员（日本人）口中，听到他们没有糖和香蕉吃——因为他们丢失了台湾！其实，他们所缺乏的并不止糖与香蕉。他们之所以 对中国人单单提到此二者，倒许是为了不忘情台湾吧？三十一日到马尼拉。这地方真热。大战中打沉了的船还在海里卧着，四围安着标帜，以免行船不慎，撞 了上去。岸上的西班牙时代所建筑的教堂，及其他建筑物，还是一片瓦砾。有 城墙的老城完全打光。新城正在建设，还很空旷，看来有点大而无当。本不想下船，因为第一，船上有冷气设备，比岸上舒服。第二，听说 菲律宾人不喜欢中国人；税吏们对下船的华人要搜检每一个衣袋，以防走私。第三，菲律宾正要选举总统，到处有械斗，受点误伤，才不上算。可是，我终于下了船。 在城中与郊外转了一圈，我听到一些值得记下来的事：前两天由台湾运来的大批的金银。这消息使我理会到，蒋介石虽在表面上要死守台湾，可 是依然不肯把他的金银分给士兵，而运到国外来。据说，菲律宾并没有什么工业；那么，蒋自己的与他的走狗的财富，便可以投资在菲律宾，到台湾不 能站脚的时候，便到菲律宾来作财阀了。依最近的消息，我这猜测是相当正确的。可是，我在前面说过，菲律宾人并不喜欢中国人。其原因大概是因为 中国人的经营能力强，招起菲律宾人的忌妒。那么，假若蒋匪与他的匪帮都到菲律宾去投资，剥削菲人，大概菲人会起来反抗的。一旦菲人起来反抗， 那些在菲的侨胞便会吃挂误官司。蒋匪真是不祥之物啊！舟离日本，遇上台风。离马尼拉，再遇台风。两次台风，把我的腿又 搞坏。到香港——十一月四日——我已寸步难行。三、香　港下船好几天了，我还觉得床像是在摇晃。海上的颠簸使我的坐骨神经 痛复发了，到现在几乎还无法行走。香港大学又在山上，每次出门都给我带 来极大的痛苦。我在此地已呆了十天，仍不知何时才能回到北京。此地有许多人等船 北上，所以很难搞到船票。看来，我还得再呆上一段时间，我没法从这里游 回家去。两个多星期了，可我仍搞不到去北方的船票。在这期间，病痛却一天 天加剧，我已根本无法行走。一位英国朋友正努力帮我搞一张到天津的船票，但我实在怀疑他是否能行，这里有成千上万的人等着离开香港。等船，一等就是二十四天。 在这二十四天里，我看见了天津帮，山东帮，广东帮的商人们，在抢购抢卖抢运各色的货物。室内室外，连街上，入耳的言语都是生意经。他们 庆幸虽然离弃了上海天津青岛，而在香港又找到了投机者的乐园。遇见了两三位英国人，他们都稳稳当当的说：非承认新中国不可了。 谈到香港的将来，他们便微笑不言了。一位美国商人告诉我：“我并不愁暂时没有生意；可虑的倒是将来中外 贸易的路线！假若路线是‘北’路，我可就真完了！” 我可也看见了到广州去慰劳解放军的青年男女们。他们都告诉我：“他们的确有纪律，有本事，有新的气象！我们还想再去！” 好容易，我得到一张船票！ 不像是上船，而像一群猪入圈。码头上的大门不开，而只在大门中的小门开了一道缝。于是，旅客，脚行，千百件行李，都要由这缝子里钻进去。 嚷啊，挤啊，查票啊，乱成一团。“乐园”吗？哼，这才真露出殖民地的本色。花钱买票，而须变成猪！这是英国轮船公司的船啊！挤进了门，印度巡警检查行李。给钱，放行。不出钱，等着吧，那黑 大的手把一切东西都翻乱，连箱子再也关不上。一上船，税关再检查。还得递包袱！ 呸！好腐臭的“香”港！四、天　津二十八日夜里开船。船小（二千多吨），浪急，许多人晕船。为避免遭 遇蒋家的炮舰，船绕行台湾外边，不敢直入海峡。过了上海，风越来越冷，空中飞着雪花。许多旅客是睡在甲板上，其苦可知。十二月六日到仁川，旅客一律不准登岸，怕携有共产党宣传品，到岸 上去散放。美国防共的潮浪走得好远啊，从三藩市一直走到朝鲜！九日晨船到大沽口。海河中有许多冰块，空中落着雪。离开华北已是 十四年，忽然看到冰雪，与河岸上的黄土地，我的泪就不能不在眼中转了。因为潮水不够，行了一程，船便停在河中，直到下午一点才又开动；到天津码头已是掌灯的时候了。 税关上的人们来了。一点也不像菲律宾和香港的税吏们，他们连船上的一碗茶也不肯喝。我心里说：中国的确革新了！ 我的腿不方便，又有几件行李，怎么下船呢？幸而马耳先生也在船上，他奋勇当先的先下去，告诉我：“你在这里等我，我有办法！”还有一位上海 的商人，和一位原在复旦，现在要入革大的女青年，也过来打招呼：“你在这里等，我们先下去看看。”茶房却比我还急：“没有人来接吗？你的腿能走吗？我看，你还是先下 去，先下去！我给你搬行李！”经过这么三劝五劝，我把行李交给他，独自慢慢扭下 来；还好，在人群中，我只跌了“一”跤。检查行李是在大仓房里，因为满地积雪，不便露天行事。行李，一行 行的摆齐，丝毫不乱；税务人员依次检查。检查得极认真。换钱——旅客带着的外钞必须在此换兑人民券——也是依次而进，秩序井然。谁说中国人不 会守秩序！有了新社会，才会有新社会的秩序呀！又遇上了马耳和那两位青年。他们扶我坐在衣箱上，然后去找市政府 的交际员。找到了，两位壮实，温和，满脸笑容的青年。他们领我去换钱，而后代我布置一切。同时，他们把我介绍给在场的工作人员，大家轮流着抽 空儿过来和我握手，并问几句美国的情形。啊，我是刚入了国门，却感到家一样的温暖！在抗战中，不论我在哪里，“招待”我的总是国民党的特务。 他们给我的是恐怖与压迫，他们使我觉得我是个小贼。现在，我才又还原为人，在人的社会里活着。检查完，交际员们替我招呼脚行，搬运行李，一同到交际处的招待所 去。到那里，已是夜间十点半钟；可是，滚热的菜饭还等着我呢。没能细看天津，一来是腿不能走，二来是急于上北京。但是，在短短的两天里，我已感觉到天津已非旧时的天津；因为中国已非旧时的中国。更有滋味的是未到新中国的新天津之前，我看见了那渐次 变为法西斯的美国，徬徨歧路的菲律宾，被军事占领的日本，与殖民地的香港。从三藩市到天津，即是从法西斯到新民主主义，中间夹着这二者所激起 的潮浪与冲突。我高兴回到祖国来，祖国已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而是崭新的，必能领导全世界被压迫的人民走向光明，和平，自由，与幸福的 路途上去的伟大力量！第二节　致劳埃得①①自从老舍开始了“新社会”的生活，他便极少写关于个人生活的文 章。这几封信倒是给了我们不少活生生的“传”的材料，故单编为一节。老舍为何不如以前那样愿意写自己的生活了呢？大概原因有三：一是觉得个人 生活与社会比起来不足道，“个人的”是资产阶级的；二是太忙，忙于各种社会活动，写各种形式的作品：有艺术的，有宣传的；三是将回忆变作了“反 省”，生活表现转变为“思想改造”。本节对所选信件仍只取其有“传”的价值的部分，并弃其书信格式，只标明日期。（1950 年 2 月 27 日） 回到北京后，我一直忙于读书和写作。本想到各处多走走，多看看，好为写作搜集些素材，但坐骨神经一直疼得厉害，结果我只好呆在家里，在 阅读中获得新知识。虽然经过十五年的分离，我的三个姐姐（七十三岁、七十岁和六十四 岁）还都住在北京，身体也都尚好。我大哥也住在这里。他们看见最小的弟弟终于回来了，都非常高兴。两年前，我哥哥差点饿死。现在他的孩子全有 了工作，他自己也恢复了健康。他们全都非常喜欢这个对人民真好的新政府。我的家眷将要从重庆回到北京，我得给他们准备房子。北京现在又成 了首都，想要找一处合适的房子既贵又困难。如果您能给我寄五百美元到香港，再由侯先生（香港大学病理系侯宝璋大夫）转寄给我，我将非常高兴。 那部长篇小说进行得怎么样了？我听说阿穆森先生不再为雷诺和希契科克公司工作了①，是真的吗？①《四世同堂》、《鼓书艺人》都不是由雷诺和希契科克公司出版，而 是由哈科克和布雷斯公司出版。（1950 年 7 月 7 日） 非常抱歉，这么长时间没给您写信了。我正忙于筹建北京市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的工作和写作。刚刚完成一部五幕话剧剧本②的写作工作，不 久就能公演了。②即《方珍珠》 谢谢您把五百美元寄到香港。侯先生已转寄给我。我很高兴你告诉我《四世同堂》的译稿仍保存得很好。请您转告浦爱德小姐，我太忙了，实在 找不出给她写信的时间。还请您告诉她，现在北京的湖和河全都重新治理过了，水都变得干净 了。今年的小麦收成比去年要好，饥荒就要过去了。（1950 年 8 月 26 日） 那个五幕话剧现已交给一位导演，估计九月就能公演了。我的另一部短剧也可望于今年十二月公演①。北京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已经成立，我 担任主席。我现在要干的事太多，实在是太忙了。今年夏天天气很热，不过最近两天凉快了一点。市场上梨、苹果、桃 子很多。我的小女儿（小立）除了苹果什么都不吃，她晚上还要在床上藏几 个苹果。北京现在很好，通货膨胀已经过去，人人都感到欢欣鼓舞。食物也充 足。人们开始爱新政府了。关于哈科克和布雷斯公司②提出的共同分享额外编辑费的问题，我看 我们应该同意，他们支出得太多了，我们要帮助他们。请将随信寄去的短信和十五美元寄给罗伯特·兰得先生③。地址如下： 作家协会东三十九街三号 纽约十六①指话剧《龙须沟》。②即出版《四世同堂》、《鼓书艺人》的出版公司。③老舍同日给罗伯特·兰得的信中说，“我接受‘作家指导’的邀请加 入‘美国作家协会’，我应每年交十五美元的会费。”（1950 年 11 月 17 日） 我的工作十分忙，所以一直没给您写信。除了坐骨神经疼之外，我很健康。我想方设法治疗，可全都无济于事。 不知道什么时候，用什么办法才能去掉这烦人的痛苦。（1951 年 5 月 3 日） 作为北京文联的主席，我要干的事太多，简直找不出时间来处理我自己的私事。北京现有二百万人口。有许多艺术家住在这里，我必须努力帮助 他们。我很想看到《黄色风暴》的样书，不知什么时候才能收到您寄给我的 样书。我希望您能寄两本样书给瞿同祖先生（纽约一二三西街，五十二公寓四三五号），一本给他，一本给我，他会通过香港把样书寄给我的。您也可 以通过他把东西或钱寄给我。浦爱德小姐已给我几份有关《黄色风暴》的评论文章。看来他们都很 喜欢这部小说。（1951 年 5 月 21 日） 听说您寄给我的样书（《黄色风暴》）已到了香港，我的朋友侯先生会设法转寄给我的。瞿同祖先生住在纽约一二三西街的五十二公寓四三五号， 他也会帮您把书和钱寄给我，他是我的一位好朋友，他可以在您给我的信的 信封上写中文。这段日子我一直很忙，坐骨神经痛也一直没停，我想尽了一切办法， 可全都无效。我家的白猫生了三只小猫——一只白的，两只黄白花的。可我家的小 鸟死了，这下可给了我小女儿一个大哭一场的机会。（1951 年 7 月 23 日） 今年北京的夏天很热。我每天只能在大清早写一会，下午就热得没法工作了。北京有许多美丽的公园，在那里我可以休息，吸到新鲜空气。可坐 骨神经痛使我没法走到公园。过去三个月里，我只完成了一个短的电影剧本①，其他别无建树。 对于新中国，有许许多多的事情可以说，总的可以归结为一句话：政府好。中国人民弄不清美国政府为什么要反对北京的好政府，而支持台湾的 坏政府。十分感激您告诉我《黄色风暴》将在英国出版，我很高兴。 请给瞿同祖先生五百美元。他的家眷在北京，他们会把钱交给我的。（1952 年 4 月 1 日） 我现在仍忙于写那部话剧②。不知何时才能完成。新社会激励全国的作家奋发写作，每一位作家都在辛勤耕耘。冬天就要过去了，北京的春天很 美。我养了许多花，侍弄这些花为我在写作的间隙提供了一个休息的机会。坐骨神经痛稍稍好了一点。我也该做些轻微的运动了，浇花对我来说就是一 种轻微的运动。①指电影剧本《人同此心》，未发表。②指《春华秋实》。用老舍的话说，这是一个写运动过程的戏。众人贡 献意见，老舍写了十稿。（1952 年 5 月 14 日） 感谢您一九五二年三月七日的来信。两天前我收到两本《鼓书艺人》的样书，售价那么高，而书本身又不是太好，我怀疑是否能有好销路。您如 果能给我寄些关于这本书的评论文章，我将不胜感激。对《黄色风暴》的评论大都是称赞的，但我怀疑《鼓书艺人》是否还会获得同样的好评。我一直很忙，不过值得庆幸的是我的坐骨神经痛好了一点，这要感谢 维生素 B 针剂。（1952 年 10 月 1 日） 对不起，这只能是一个短短的便条，我要做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牛天赐传》是我的一部不重要的作品，不值得译成英文。我对柯林 先生本人及其用意一无所知。请告诉哈科克和布雷斯公司，这部书不好。如果其他出版商想出版的话，那么他们一定要经过您，在美国您是我一切书籍 的出版代理人。①①这些书信内容在当时都是不太适合公开的。这可以说是老舍的一种 矛盾。从信的语气看来，老舍是在有意淡化中断这种联系。第三节　“歌德”①①老舍自称是歌德派，歌新社会、共产党、毛主席之德。老舍对新社 会的认识与早年由基督教得来的人类大同的理想是一致的，他的热情有宗教般的特点。而对社会主义革命、马克思主义等，他并没有多深的认识。歌德 的写作态度，决定了老舍除了借客观事实歌颂外，就是主观抒发。所以，建国后的文章传“心”多而传“行”少。纵使我有司马迁和班固的文才与知识，我也说不全，说不好，我爱，我热爱，这个新社会啊！一、 作个学生 在天坛举行了控诉恶霸的大会。 本来，我的腿病警告我：不要去吧，万一又累垮了！可是，我没接受这警告。我这么想：要搞通思想，非参加社会活动不可；光靠书本是容易发 生偏差的。会场是在天坛的柏林里。我到得相当早，可是林下已经坐满了人。往 四下看了看，我看到好些个熟识的脸。工人，农人，市民们，教授，学生，公务人员，艺人，作家，全坐在一处。我心里说：这是个民主的国家了，大 家坐在一处解决有关于大家的问题。解放前，教授们哪有和市民们亲热的坐在一处的机会呢。 开会了。台上宣布开会宗旨和恶霸们的罪状。台下，在适当的时机，一组跟着一组，前后左右，喊出“打倒恶霸”与“拥护人民政府”的口号； 而后全体齐喊，声音像一片海潮。人民的声音就是人民的力量，这力量足以使恶人颤抖。 恶霸们到了台上。台下多少拳头，多少手指，都伸出去，像多少把刺刀，对着仇敌。 恶霸们，满脸横肉的恶霸们，不敢抬起头来。他们跪下了。恶霸的“朝代”过去了，人民当了家。 老的少的男的女的，一一的上台去控诉。控诉到最伤心的时候，台下许多人喊“打”。我，和我旁边的知识分子，也不知不觉的喊出来：“打！为什么不打 呢？！”警士拦住去打恶霸的人，我的嘴和几百个嘴一齐喊：“该打！该打！”这一喊哪，教我变成了另一个人！ 我向来是个文文雅雅的人。不错，我恨恶霸与坏人；可是，假若不是在控诉大会上，我怎肯狂呼“打！打！”呢？人民的愤怒，激动了我，我变 成了大家中的一个。他们的仇恨，也是我的仇恨；我不能，不该，“袖手旁观”。群众的力量，义愤，感染了我，教我不再文雅，羞涩。说真的，文雅 值几个钱一斤呢？恨仇敌，爱国家，才是有价值的，崇高的感情！书生的本色变为人民的本色才是好样的书生！有一位控诉者控诉了他自己的父亲！除了在这年月，怎能有这样的事 呢！我的泪要落下来。以前，中国人讲究“子为父隐，父为子隐”，于是隐来隐去，就把真理正义全隐得没有影儿了。今天，父子的关系并隐埋不住真 理；真理比爸爸更大，更要紧。父亲若是人民的仇敌，儿子就该检举他，控诉他。一个人的责任，在今天，是要对得起社会；社会的敌人，也就是自己 的敌人；敌人都该消灭。这使我的心与眼都光亮起来。跪着的那几个是敌人，坐着的这几万人是“我们”，像刀切的那么分明。什么“马马虎虎”，“将就 将就”，“别太叫真”这些常在我心中转来转去的字眼，全一股脑儿飞出去；黑是黑，白是白，没有第二句话。这么一来，我心里清楚了。也坚定了；我 心中有了劲！这不仅是控诉几个恶霸，而是给大家上了一堂课。这告诉我曾受过恶 霸们欺负的人们：放胆干吧，检举恶霸，控诉恶霸，不要再怕他们！有毛主席给我们作主，我们还怕什么呢？检举了恶霸们，不单是为个人复仇，也是 为社会除害啊！这告诉了我，和跟我一样文文雅雅的人们：坚强起来，把温情与文雅丢开，丢得远远的；伸出拳头，瞪起眼睛，和人民大众站在一起， 面对着恶霸，斗争恶霸！恶霸们并不是三头六臂的，而是在我们眼前跪着，颤抖着的家伙们。恶霸们不仅欺负了某几个人，与我们无关；他们是整个社 会的仇敌！一位卖油饼的敦厚老实的老人控诉恶霸怎样白吃了他的油饼，白吃了 三十年！控诉完了，他转过身去，向毛主席的像规规矩矩的鞠了一躬。这一鞠躬的含义是千言万语也解释不过来的。我也要立起来，也鞠那么一躬！人 民是由心里头感激毛主席。不是仅在嘴皮子上说说的！这样，我上了一课，惊心动魄的一课。我学到了许多有益处的事。这 些事教我变成另一个人。我不能再舍不得那些旧有的习惯，感情，和对人对事的看法。我要割弃它们像恶霸必须被消灭那样！我要以社会的整体权衡个 人的利害与爱憎，我要分清黑白，而不在灰影儿里找道理，真的，新社会就是一座大学校，我愿在这个学校里作个肯用心学习的学生。二、文艺新生命一九四九年年尾，由国外回来，我首先找到了一部《毛泽东选集》。头 一篇我读的是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读完了这篇伟大的文章，我不禁狂喜。在我以前所看过的文艺理论里， 没有一篇这么明确地告诉我：文艺是为谁服务的，和怎样去服务的。可是，狂喜之后，我发了愁。我怎么办呢？是继续搞文艺呢，还是放弃它呢？对着毛主席给我的这 面镜子，我的文艺作家的面貌是十分模糊了。以前，我自以为是十足的一个作家，此刻，除了我能掌握文字，懂得一些文艺形式之外，我什么也没有！ 毛主席指示：文艺须为工农兵服务。我怎么办呢？从我开始学习文艺写作起，二十多年来，我的思想、生活、作品都始终是在小资产阶级里绕圈圈。我最 远的“远见”是人民大众应当受教育，有享受文艺的能力与权利。享受什么样的文艺呢？很简单：我写，大家念。我写什么呢？随便！我写什么，大家 念什么。一个小资产阶级的确是可以这样狂傲无知的。这种狂傲使我对于工农兵，恰如毛主席所说的，缺乏接近，缺乏了解，缺乏研究，缺乏知心朋友， 不善于描写他们。我真发了愁。 毛主席提出了文艺服从于政治的道理。这又使我手足失措。我在小资产阶级的圈子里既已混了很久，我的思想、生活、作品，已经都慢慢地瘫痪 了。我每每觉得我可以不吸收任何新思想，还是照旧可以写东西。我的生活方式呢，似乎也恰好是一个文人所应有的，不必改变。作品呢，不管有无内 容，反正写得光滑通顺，也就过得去了。这样的瘫痪已久，使我没法子不承认：文艺不但可以和政治分家，也应当分家；分了家日子好过！我以为，仗 着一点小聪明和长时间的写作经验，我就可以安安稳稳的吃文艺饭。可是，毛主席告诉了我和类似我的人：你们错了，文艺应当服从政治！我怎么办呢？ 首先，我决定了态度：我要听毛主席的话，跟着毛主席走！听从毛主席的话是光荣的！假若我不求进步，还以老作家自居，连毛主席的话也不肯 听，就是自暴自弃！我要在毛主席的指示里，找到自己的新文艺生命。态度决定了，我该从哪里下手去实践呢？我不敢随便地去找一点新事 物，就动手写小说或剧本；我既没有革命锻炼，又没有足够的思想改造学习和新社会生活的体验，若是冒冒失失地去写大部头的作品，必会错误百出。 我得忘了我是有二十多年写作经验的作家，而须自居为小学生，从头学起。这样，我决定先写通俗文艺，这并不是说，通俗文艺容易写，思想性与艺术 性可以打折扣，而是说通俗文艺，像快板与相声，篇幅都可以不求很长，较 比容易掌握。在从前，我写一篇一百句左右的鼓词，大概有两三天就可以交卷；现 在须用七八天的工夫，我须写了再写，改了再改。在文字上，我须尽力控制，既不要浮词滥调，又须把新的思想用通俗语言明确地传达出来，这很不容易。 在思想上，困难就更多了。当我决定写某件事物的时候，对那件事物我必定已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可是，赶到一动笔，那点了解还是不够用，因为一篇 作品，不管多么短小，必须处处结实、具体。我的了解只是大致不差，于是字里行间就不能不显出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贫乏与毛病。有时候，正笔写 得不错，而副笔违反了政策。有时候，思想写对了，可是文字贫弱无力，没有感情——只把政治思想翻译一下，而没有对政治思想所应有的热情，就一 定不会有感动的力量。有时候。困难很多！可是我决定：第一不要急躁，第二不要怕求别人。我既决定听从毛主席的指示：思想改造必须彻底，也就 必是长时间的事；我就不能急躁。我必须经常不断地学习，以求彻底解决。以前，我可以凭“灵感”，信笔一挥，只求自己快意一时，对读者却不负责 任。现在，我要对政治思想负责，对读者负责，急于成功会使我由失望而自弃。另一方面，我须时时请教别人。时常，我的客人，共产党员或是有新思 想的人，就变成我的批评者；我要求他们多坐一会儿，听我朗读文稿；一篇稿子不知要朗读多少回，读一回，修改一回。我自己的思想不够用，大家的 思想会教我充实起来；当他们给我提出意见的时候，他们往往不但指出作品上的错处，而且也讲到我的思想上的毛病，使我明白为什么写错了的病根。 这样，写一小段，我就得到一些好处。虽然我从书本上学来的新思想不很多（到今天我还是有些怕读理论书籍），可是因为不断地习作，不断地 请教，我逐渐地明白了我应当怎样把政治思想放在第一位，而不许像从前那样得到一二漂亮的句子便沾沾自喜。 虽然我因有严重的腿疾，不能马上到工厂、农村、或部队里去体验生活，可是因为不断地习写通俗文艺，我已经知道了向工农兵学习的重要；只 要腿疾好些，我就会向他们学习去。虽然二年来我所写过的通俗文艺作品并非都没有毛病，可是这已给了我不少鼓励：放下老作家的包袱，不怕辛苦， 乐于接受批评，就像是我这样学问没什么根底，思想颇落后的作家，也还有改造自己的可能，有去为人民服务的希望。不管我写多么小的一个故事，我也必须去接触新的社会生活；关起门 来写作，在今天，准连一句也写不出。为写一小段鼓词，我须去调查许多资料，去问明白有什么样政治思想上的要求。这样，我就知道了一些新社会是 怎样在发展，和依照着什么领导思想而发展的。一来二去，接触的多了，我就热爱这个天天都在发展进步的新社会了。是的，我必须再说一遍，我缺乏 有系统的学习政治理论与文艺理论。可是，赶到因为写作的需要，看到了新社会的新气象新事物，我就不能不动心了。我要歌颂这新社会的新事物，我 有了向来没有的爱社会国家的热情。自然，有人说我这样先看见，后歌颂，是被动的，不会写出有很高思想性与创造性的作品来。可是，我是由旧社会 过来的人，假若我自诩能够一下子就变成为今天的思想家，就是自欺欺人。我只能热情地去认识新社会，认识多少，就歌颂多少；我不应该因我的声音 微弱而放弃歌颂。写不了大部头的小说，我就用几十句快板去歌颂。以我的小小的才力，我不该幻想一写就写出一鸣惊人的作品来；若因不能一鸣惊人， 就连快板也不写，我便完全丧失了文艺生命，变成废物。我不再想用作品证明我是个了不起的文人，我要证明我是新文艺部队里的一名小兵，虽腿脚不 利落，也还咬着牙随着大家往前跑。慢慢地，我开始写剧本。《方珍珠》与《龙须沟》的背景都是北京；我 是北京人，知道一些北京的事情。我热爱北京，看见北京人与北京城在解放后的进步与发展，我不能不狂喜，不能不歌颂。我一向以生在北京自傲，现 在我更骄傲了，北京城是毛主席的，北京人与北京城都在毛主席的恩惠中得到翻身与进步，我怎能不写出我的与北京人的对毛主席的感谢呢！这两个剧本（虽然《龙须沟》里描写了劳动人民）都不是写工农兵的； 我还不敢写工农兵，不是不想写，我必须加紧学习，加紧矫正小资产阶级的偏爱与成见，去参加工农兵的斗争生活，以期写出为工农兵服务的作品。这 两个剧本本身也有个共同的缺点，对由旧社会过来的人描写得好，对新社会新生的人物描写得不那么好。我了解“老”人，不十分了解新人物。这是个 很大的教训——我虽努力往前跑，可是到底背着包袱太重，跑不快！新人物已经前进了十里，我才向前挪动了半里！这也警告了我：要写工农兵非下极 大的工夫不可，万不可轻率冒失！只凭一点表面上的观察便动笔描写他们，一定会歪曲了他们的！解放前，我的写作方法是自写自改，一切不求人；发表了以后，得到 好批评就欢喜，得到坏批评就一笑置之。我现在的写作方法是：一动手写就准备着修改，决不幻想一挥而就。初稿不过是“砍个荒子”，根本不希望它 能站得住。初稿写完，就朗读给文艺团体或临时约集的朋友们听。大家以为有可取之处，我就去从新另写；大家以为一无可取，就扔掉。假若是前者， 我就那么再写一遍，两遍，到七八遍。有人说：大家帮忙，我怎能算作自己的作品呢？我说：我和朋友们都不那么小气！我感谢大家的帮忙，大家也愿 意帮忙；文艺团体给我提意见总是经过集体的详密地讨论了的。敝帚千金，不肯求教人家，不肯更改一字，才正是我以前的坏毛病。改了七遍八遍之后， 假若思想性还不很强，我还是扔掉它。我不怕白受累，而且也不会白受累——写七八遍就得到七八遍的好处，不必非发表了才算得到好处。我很后悔， 我有时候还是沉不住气，轻易地发表了不很好的东西。这样，我终年是在拚命地写，发表也好，不发表也好，我要天天摸一摸笔。这似乎近于自夸了。 可是，为什么在毛主席的光荣里，得到改造自己的机会，得到了新的文艺生命，而不敢骄傲呢？毛主席告诉了我应当写什么，怎么写，和为谁写，我还 不感谢么，还不拚命追随么？是的，我知道，我离着一个毛泽东思想的作家还很远很远。但是，我一定要按着毛主席所指示的一步一步的往前走，决不 停止。在思想上，生活上，我还有不少的毛病，我要一一的矫正，好减轻负担，向前走得快一些。解放前我写过的东西，只能当作语文练习；今后我所 写的东西，我希望，能成为学习了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后的习作。只有这样，我才不会叫“老作家”的包袱阻挡住我的进步，才能 虚心地接受批评，才能得到文艺的新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