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自传-7

一、 文牛这时候，我已移住白象街新蜀报馆。青年会被炸了一部分，宿舍已不 再办。夏天，我下乡，或去流荡；冬天便回到新蜀报馆，一面写文章，一面 办理“文协”的事。“文协”也找到了新会所，在张家花园。物价像发疯似的往上涨。文人们的生活都非常的困难。我们已不能时 常在一处吃饭喝酒了，因为大家的口袋里都是空空的。“文协”呢有许多会员到桂林和香港去，人少钱少，也就显着冷落。可是，在重庆的几个人照常 的热心办事，不肯教它寂寂的死去。办事很困难，只要我们动一动，外边就有谣言，每每还遭受了打击。 我们可是不灰心，也不抱怨。我们诸事谨慎，处处留神。为了抗战，我们甘 心忍受一切的委屈。我的身体也越来越坏，本来就贫血，又加上时常“打摆子”（川语，管 疟疾叫打摆子），所以头晕病更加重了。不留神，猛一抬头，或猛一低头，眼前就黑那么一下，老使人有“又要停电”之感！每天早上，总盼着头不大 昏，幸而真的比较清爽，我就赶快的高高兴兴去研墨，期望今天一下子能写出两三千字来。墨研好了，笔也拿在手中，也不知怎么的，头中轰的一下， 生命成了空白，什么也没有了，除了一点轻微的嗡嗡的响声。这一阵好容易过去了，脑中开始抽着疼，心中烦躁得要狂喊几声！只好把笔放下——文人 缴械！一天如此，两天如此，忍心的，耐性的敷衍自己：“明天会好些的！”第三天还是如此，我开始觉得：“我完了！”放下笔，我不会干别的！是的， 我晓得我应当休息，并且应当吃点补血的东西——豆腐、猪肝、猪脑、菠菜、红萝卜等。但是，这年月谁休息得起呢？紧写慢写还写不出香烟钱怎敢休息 呢？至于补品，猪肝岂是好惹的东西，而豆腐又一见双眉紧皱，就是菠菜也不便宜啊。如此说来，理应赶快服点药，使身体从速好起来。可是西药贵如 金，而中药又无特效。怎办呢？到了这般地步，我不能不后悔当初为什么单单选择这一门职业了！唱须生的倒了嗓子，唱花旦的损了面容，大概都会明 白我的苦痛：这苦痛是来自希望与失望的相触，天天希望，天天失望，而生命就那么一天天的白白的摆过去，摆向绝望与毁灭！最痛苦是接到朋友征稿的函信的时节。 朋友不仅拿你当作个友人，而且是认为你是会写点什么的人。可是，你须向友人们道歉；你还是你，你也已经不是你——你已不能够作了！ 吃的是草，挤出的是牛奶；可是，文人的身体并不和牛一样壮，怎办呢？ 不过，头晕并没完全阻止了我的写作。只要能挣扎着起床，我便拿起笔来，等头晕得不能坐立，再把它放下。就是在这么挣扎的情形下，八年中 我写了：鼓词，十来段。旧剧，四五出。话剧，八本。短篇小说，六七篇。长 篇小说，三部。长诗，一部。此外还有许多篇杂文。 这点成绩，由质上量上说都没有什么了不起。不过，把病痛，困苦，与生活不安定，都加在里面，即使其中并无佳作，到底可以见出一点努力的 痕迹来了。二、愚人书虽出了不少，而钱并没拿到几个。战前的著作大致情形是这样的： 商务的三本（《老张的哲学》，《赵子曰》，《二马》），因沪馆与渝馆的失去联系，版税完全停付；直到三十二年才在渝重排。《骆驼祥子》，《樱海集》，《牛 天赐传》，《老牛破车》四书，因人间书屋已倒全无消息。到三十一年，我才把《骆驼祥子》交文化生活出版社重排。《牛天赐传》到最近才在渝出版。《樱 海集》与《老牛破车》都无机会在渝付印。其余的书的情形大略与此相同，所以版税收入老那么似有若无。在抗战中写的东西呢，像鼓词，旧剧等，本 是为宣传抗战而写的，自然根本没想到收入。话剧与鼓词，目的在学习，也谈不到生意经。只有小说能卖，可是因为学写别的体裁，小说未能大量生产， 收入就不多。我的资本很小，纸笔墨砚而已。我的生活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思安排， 白天睡，夜里醒着也好，昼夜不睡也可以；一日三餐也好，八餐也好！反正我是在我自己的屋里操作，别人也不能敲门进来，禁止我把脚放在桌子上。 专凭这一点自由，我就不能不满意我的职业。况且，写得好吧歹吧，大致都能卖出去，喝粥不成问题，倒也逍遥自在；虽然因此而把妒忌我的先生们鼻 子气歪，我也没法子代他们去搬正！可是，在近几个月来，也不知怎么我也失去了自信，时时不满意我的 职业了。这是吉是凶，且不去管，我只觉得“不大是味儿”！心里很不好过！我的职业是“写”。只要能写，就万事亨通。可是，近来我写不上来了！问题严重得很，我不晓得生了娃娃而没有奶的母亲怎样痛苦，我可是晓得我 比她还更痛苦。没有奶，她可以雇乳娘，或买代乳粉，我没有这些便利。写不出就是写不出，找不到代替品与代替的人。天天能写一点，确实能觉得很自由自在，赶到了一点也写不出的时节 呀，哈哈，你便变成世界上最痛苦的人！你的自由，闲在，正是你的刑罚；你一分钟一分钟无结果的度过，也就每一分钟都如坐针毡！你不但失去工作 与报酬，你简直失去了你自己！夏天除了阴雨，我的卧室兼客厅兼饭堂兼浴室兼书房的书房，热得老 像一只大火炉。夜间一点钟以后，我才能勉强的进去睡。睡不到四个小时，我就必须 起来，好乘早凉儿工作一会儿；一过午，屋内即又放烤炉。一夏天，我没有睡足。睡不足，写的也就不多，一拿笔就觉得困啊。我很着急，但是想不出 办法。缙云山上必定凉快，谁去得起呢！不过，写作的成绩虽不好，收入也虽欠佳，可是我到底学习了一点新 的技巧与本事。这就“不虚此写”！一个文人本来不是商人，我又何必一定老死盯着钱 呢？没有饿死，便是老天爷的保佑；若专算计金钱，而忘记了多学习，多尝试，则未免挂羊头而卖狗肉矣。我承认八年来的成绩欠佳，而不后悔我的努 力学习。我承认不计较金钱，有点愚蠢，我可也高兴我肯这样愚蠢；天下的大事往往是愚人干出来的。有许多去教书的机会，我都没肯去：一来是，我的书籍，存在了济南， 已全部丢光；没有书自然没法教书。二来是，一去教书，势必就耽误了乱写，我不肯为一点固定的收入而随便搁下笔。笔是我的武器，我的资本，也是我 的命。三、文艺与木匠一位木匠的态度，据我看：（一）要作个好木匠；（二）虽然自己已成 为好木匠，可是绝不轻看皮匠、鞋匠、泥水匠，和一切的匠。此态度适用于木匠，也适用于文艺写家。我想，一位写家既已成为写 家，就该不管怎么苦，工作怎样繁重，还要继续努力，以期成为好的写家，更好的写家，最好的写家。同时，他须认清：一个写家既不能兼作木匠、瓦匠，他便该承认五行 八作的地位与价值，不该把自己视为至高无上，而把别人踩在脚底下。我有三个小孩。除非他们自己愿意，而且极肯努力，作文艺写家，我 决不鼓励他们，因为我看他们作木匠、瓦匠、或作写家，是同样有意义的， 没有高低贵贱之别。假若我的一个小孩决定作木匠去，除了劝告他要成为一个好木匠之外， 我大概不会絮絮叨叨的再多讲什么，因为我自己并不会木工，无须多说废话。假若他决定去作文艺写家，我的话必然的要多了一些，因为我自己知道一点此中甘苦。 第一，我要问他：你有了什么准备？假若他回答不出，我便善意的，虽然未必正确的，向他建议：你先要把中文写通顺了。所谓通顺者，即字字 妥当，句句清楚。假若你还不能作到通顺，请你先去练习文字吧，不要开口文艺，闭口文艺。文字写通顺了，你要“至少”学会一种外国语，给自己多 添上一双眼睛。这样，中文能写通顺，外国书能念，你还须去生活。我看，你到三十岁左右再写东西，绝不算晚。第二，我要问他：你是不是以为作家高贵，木匠卑贱，所以才舍木工 而取文艺呢？假若你存着这个心思，我就要毫不客气的说：你的头脑还是科举时代的，根本要不得！况且，去学木工手艺，即使不能成为第一流的木匠，也还可以成为一 个平常的木匠，即使不能有所创造，还能不失规矩的仿制；即使供献不多，也还不至于糟踏东西。至于文艺呢，假若你弄不好的话，你便糟践不知多少 纸笔，多少时间——你自己的，印刷人的，和读者的；罪莫大焉！你看我，已经写作了快二十年，可有什么成绩？我只感到愧悔，没有给人盖成过一间 小屋，作成过一张茶几，而只是浪费了多少纸笔，谁也不曾得到我一点好处？高贵吗？啊，世上还有高贵的废物吗？ 第三，我要问他：你是不是以为作写家比作别的更轻而易举呢？比如说，作木匠，须学好几年的徒，出师以后，即使技艺出众，也还不过是默默 无闻的匠人；治文艺呢，你可以用一首诗，一篇小说，而成名呢？我告诉你，你这是有意取巧，避重就轻。你要知道，你心中若没有什么东西，而轻巧的 以一诗一文成了名，名适足以害了你！名使你狂傲，狂傲即近于自弃。名使你轻浮、虚伪。文艺不是轻而易举的东西，你若想借它的光得点虚名，它会 极厉害的报复，使你不但挨不近它的身，而且会把你一脚踢倒在尘土上！得了虚名，而丢失了自己，最不上算。第四，我要问他：你若干文艺，是不是要干一辈子呢？假若你只干一 年半载，得点虚名便闪躲开，借着虚名去另谋高就，你便根本是骗子！我宁愿你死了，也不忍看你作骗子！你须认定：干文艺并不比作木匠高贵，可是 比作木匠还更艰苦。在文艺里找慈心美人，你算是看错了地方！ 第五，我要告诉他：你别以为我干这一行，所以你也必须来个“家传”。世上有用的事多得很，你有择取的自由。我并不轻看文艺，正如同我不轻看 木匠。我可是也不过于重视文艺，因为只有文艺而没有木匠也成不了世界。我不后悔干了这些年的笔墨生涯，而只恨我没能成为好的写家。作官教书都 可以辞职，我可不能向文艺递辞呈，因为除了写作，我不会干别的；已到中年，又极难另学会些别的。这是我的痛苦，我希望你别再来一回。不过，你 一定非作写家不可呢，你便须按着前面的话去准备，我也不便绝对不同意，你有你的自由。你可得认真的去准备啊！第九节　在北碚一、 北　碚北碚是嘉陵江上的一个小镇子，离重庆有五十多公里，这原是个很平 常的小镇市；但经卢作孚与卢子英先生们的经营，它变成了一个“试验区”。在抗战中，因有许多学校与机关迁到此处，它又成了文化区。市面自然也就 跟着繁荣起来。它有整洁的旅舍，相当大的饭馆，浴室，和金店银行。它也有公园，体育场，戏馆，电灯，和自来水。它已不是个小镇，而是个小城。 它的市外还有北温泉公园，可供游览及游泳；有山，山上住着太虚大师与法尊法师，他们在缙云寺中设立了汉藏理学院，教育年青的和尚。二十八、二十九两年，此地遭受了轰炸，炸去许多房屋，死了不少的 人。可是随炸随修。它的市容修改得更整齐美丽了。这是个理想的住家的地方。具体而微的，凡是大都市应有的东西，它也都有。它有水路，旱路直通 重庆，百货可以源源而来。它的安静与清洁又远非重庆可比。它还有自己的 小小的报纸呢。林语堂先生在这里买了一所小洋房。在他出国的时候，他把这所房交 给老向先生与“文协”看管着。因此，一来这里有许多朋友，二来又有住处，我就常常来此玩玩。在复旦，有陈望道，陈子展，章靳以，马宗融，洪深， 赵松庆，伍蠡甫，方令孺诸位先生；在编译馆，有李长之，梁实秋，隋树森，阎金锷，老向诸位先生；在礼乐馆，有杨仲子，杨荫浏，卢前，张充和诸位 先生；此处还有许多河北的同乡；所以我喜欢来到此处。虽然他们都穷，但是轮流着每家吃一顿饭，还不至于教他们破产。二、《火葬》在抗战中，因为忙，病，与生活不安定，很难写出长篇小说来。连短 篇也不大写了，这是因为忙，病，与生活不安定之外，还有稍稍练习写话剧及诗等的缘故。从一九三八年到一九四三年，我只写了十几篇短篇小说，收 入《火车集》与《贫血集》。《贫血集》这个名字起得很恰当，从一九四○年冬到现在（一九四四年春），我始终患着贫血病。每年冬天只要稍一劳累，我便头昏；若不马上停止工作，就必由昏而 晕，一抬头便天旋地转。天气暖和一点，我的头昏也减轻一点，于是就又拿起笔来写作。按理说，我应当拿出一年半载的时间，作个较长的休息。可是， 在学习上，我不肯长期偷懒；在经济上，我又不敢以借债度日。因此，病好了一点，便写一点；病倒了，只好“高卧”。于是，身体越来越坏，作品也 越写越不像话！在《火车》与《贫血》两集中，惭愧，简直找不出一篇像样 子的东西！三十一年夏天，我又来到北碚，写长篇小说《火葬》，从这一年春天， 空袭就很少了；即使偶尔有一次，北碚也有防空洞，而且不必像在重庆那样 跑许多路。天奇暑，乃五时起床，写至八时即止，每日可得千余字。本拟写中篇， 但已得五六万字，仍难收笔，遂改作长篇。九月尾，已获八万余字，决于双十日完卷，回渝。十月四日入院割治盲肠，一切停顿。二十日出院，仍须卧 床静养。时家属已由北平至宝鸡；心急而身不能动，心乃更急。赖友好多方协助，家属于十一月中旬抵碚。二十三日起缓缓补写小说；伤口平复，又患 腹疾，日或仅成三五百字。十二月十一日写完全篇，约十一万字，是为《火葬》。它要告诉人们，在战争中敷衍与怯懦怎么恰好是自取灭亡。五年多未写长篇，执笔即有畏心；越怕越慌，致失去自信。天气奇暑， 又多病痛，非极勉强的把自己机械化了，便没法写下去。可是，把身心都机械化了，是否能写出好作品呢？过度的勉强，使写作变成苦刑。我吸烟，喝 茶，愣着，擦眼镜，在屋里乱转，着急，出汗，而找不到我所需要的字句。勉强得到几句，绝对不是由笔中流出来的，而是硬把文字堆砌起来的破砖乱 瓦，是没法修改的，最好的方法是把纸撕掉另写。另写么？我早已精疲力尽！只好勉强的留下那些破烂儿吧。这不是文艺创作，而是由夹棍夹出来的血！ 故事的地方背景是由我心里钻出来的。我要写一个被敌人侵占了的城市，可是抗战数年来，我并没有在任何沦陷区住过。只好瞎说吧。这样一来，我的“地方”便失去读者连那里的味道都可以闻见的真切。 我想多方面地去写战争，可是我到处碰壁，大事不知，小事知而不详。我没有足以深入的知识与经验。我只画了个轮廓，而没能丝丝入扣的把里面 填满。有人说我写东西完全是碰，碰好，就好；碰坏，就坏，因为我写的有时候相当的好，有时候极坏。我承认我有时候写得极坏，但否认瞎碰。文艺 不是能瞎碰出来的东西。作家以为好的，读者未必以为好，见仁见智，正自不易一致。不过，作者是否用了心，他自己却知道得很清楚。像《火葬》这 样的作品，要是搁在抗战前，我一定会请它到字纸篓中去的。现在，我没有那样的勇气。这部十万多字的小说，一共用了四个多月的光阴。光阴即便是白用，可是饭食并不白来，十行纸——连写抄副本——用 了四刀，约计一百元。墨一锭，一百二十元——有便宜一点的，但磨到底还是白的。笔每枝只能写一万上下字，十枝至少须用二百元。求人抄副本共用 了一千一百元。请问：下了这么大的本钱，我敢轻于去丢掉么？我知道它不好，可是没法子不厚颜去发表。我并没瞎碰，而是作家的生活碰倒了我！这 一点声明，我并不为求人原谅我自己，而是为教大家注意一点作家的生活应当怎样改善。假若社会上还需要文艺，大家就须把文艺作家看成个也非吃饭 喝茶不可的动物。抗战是艰苦的，文人比谁都晓得更清楚，但是在稿费比纸笔之费还要少的情形下，他们也只好去另找出路了。三、盲肠与家计十月初，我得了盲肠炎，这个病与疟疾，在抗战中的四川是最流行的； 大家都吃平价米，里边有许多稗子与稻子。一不留神把它们咽下去，入了盲肠，便会出毛病。空袭又多，每每刚端起饭碗警报器响了；只好很快的抓着 吞咽一碗饭或粥，顾不得细细的挑拣；于是盲肠炎就应运而生。我入了江苏医院。外科主任刘玄三先生亲自动手。他是北方人，技术 好，又有个热心肠。可是，他出了不少的汗。找了三个钟头才找到盲肠。我的胃有点下垂，盲肠挪了地方，倒仿佛怕受一刀之苦，而先藏躲起来似的。 经过还算不错，只是外边的缝线稍粗（战时，器材缺乏），创口有点出水，所以多住了几天院。我还没出院，家眷由北平逃到了重庆。只好教他们上北碚来。我还不 能动。多亏史叔虎，李效阉两位先生——都是我的同学——设法给他们找车，他们算是连人带行李都来到北碚。从这时起，我就不常到重庆去了。交通越来越困难，物价越来越高； 进一次城就仿佛留一次洋似的那么费钱。除了“文协”有最要紧的事，我很 少进城。妻絜青在编译馆找了个小事，月间拿一石平价米，我照常写作，好歹 的对付着过日子。按说，为了家计，我应去找点事作。但是，一个闲散惯了的文人会作 什么呢？不要说别的，假若从武汉撤退的时候，我若只带二三百元（这并不十分难筹）的东西，然后一把捣一把的去经营，总不定我就会成为百万之富 的人。有许多人，就是这样的发了财的。但是，一个人只有一个脑子，要写文章就顾不得作买卖，要作生意就不用写文章。脑子之外，还有志愿呢。我不能为了金钱而牺牲了写作的志愿。那么， 去作公务人员吧？也不行！公务人员虽无发国难财之嫌，可是我坐不惯公事房。去教书呢，我也不甘心。教我放下毛笔，去拿粉笔，我不情愿。我宁可受苦，也不愿改行。往 好里说，这是坚守自己的岗位；往坏里说，是文人本即废物。随便怎么说吧，我的老主意。 我戒了酒。在省钱而外，也是为了身体。酒，到此时才看明白，并不帮忙写作，而是使脑子昏乱迟钝。 我也戒烟。这却专为省钱。四、习作二十年——我的话剧当我开始写小说的时候，我并不明白什么是小说。同样的，当我开始 写剧本的时候，我也并不晓得什么是戏剧。到写剧本的时候，我已经四十岁了。在文字上，经过十多年的练习， 多少熟练了一些；在生活经验上，也当然比从前更富裕了许多。仗着这两件工具——文字与生活经验——我就大胆地去尝试。 我的第一个剧本，《残雾》，只写了半个月。剧本既能被演出，而且并没惨败，想必是于乱七八糟之中也多少有点 好处。想来想去，想出两点来，以为敝帚千金的根据：（一）对话中有些地方颇具文艺性——不是板板的只支持故事的进行，而是时时露出一点机智 来。（二）人物的性格相当的明显。因为《残雾》的演出，天真的马宗融兄封我为剧作家了。他一定教我 给回教救国协会写一本宣传剧。我没有那么大的胆子，因为自己知道《残雾》的未遭惨败完全是瞎猫碰着了死耗子。说来说去，情不可却，我就拉出宋之 的兄来合作。我们俩就写了《国家至上》。在宣传剧中，这是一本成功的东西，它有人物，有情节，有效果，又简单易演。这出戏在重庆演过两次，在昆明、成都、大理、兰州、西安、桂林、 香港，甚至于西康，也都上演过。在重庆上演，由张瑞芳女士担任女主角；回教的朋友们看过戏之后，甚至把她唤作“我们的张瑞芳”了！此剧的成功，当然应归功于宋之的兄，他有写剧的经验，我不过是个“小学生”。 可是，我也很得意——不是欣喜剧本的成功，而是觉得抗战文艺能有这么一点成绩，的确可以堵住那些说文艺不应与抗战结合者的嘴，这真应浮 之大白！去年，我到大理，一位八十多岁的回教老人，一定要看看《国家至上》的作者，而且求我给他写几个字，留作纪念。回汉一向隔膜，有了这么 一出戏，就能发生这样的好感，谁说文艺不应当负起宣传的任务呢？张自忠将军殉国后，军界的朋友托我写一本《张自忠》。这回，我卖了 很大的力气，全体改正过五次，可是，并没能写好。《面子问题》还是吃了不管舞台的亏。《大地龙蛇》中的思想，颇费了我一些心血去思索。其结构则至为幼 稚。《归去来兮》四平八稳，没有专顾文字而遗忘了技巧，虽然我也没太 重视技巧。《谁先到了重庆》这本戏，仿佛可拿出一点技巧来。《桃李春风》虽然得过奖，里面缺欠可实在不少。此剧系与赵清阁先 生合写的，上演时的修正，都是由他执笔的，那时节我正卧病北碚。剧本是多么难写的东西啊！动作少，失之呆滞；动作多，失之芜乱。文字好，话剧不真；文字劣，又不甘心。顾舞台，失了文艺性；顾文艺，丢 了舞台。我看哪，还是去写小说吧，写剧太不痛快了！处处有限制，腕上如戴铁镣，简直是自找苦头吃！自然，我也并不后悔把时间与心血花在了几个 不成剧本的剧本上：吃苦原来就是文艺修养中当然的条件啊！五、 二十年纪念会三十三年四月十六日，“文协”开年会。第二天，朋友们给我开了写作 二十年纪念会，到会人很多，而且有朗诵，大鼓，武技，相声，魔术等游艺节目。有许多朋友给写了文章，并且送给我礼物。到大家教我说话的时候， 我已泣不成声。我感激大家对我的爱护，又痛心社会上对文人的冷淡，同时想到自己的年龄加长，而碌碌无成，不禁百感交集，无法说出话来。这却给我以很大的鼓励。我知道我写作成绩并不怎么好；友人们的鼓 励我，正像鼓励一个拉了二十年车的洋车夫，或辛苦了二十年的邮差，虽然成绩欠佳，可是始终尽责不懈。那么，为酬答友人的高情厚谊，我就该更坚 定的守住岗位，专心一志的去写作，而且要写得用心一些。我决定把《四世同堂》写下去。这部百万字的小说，即使在内容上没什么可取，我也必须把 它写成，成为从事抗战文艺的一个较大的纪念品。六、《四世同堂》我开始计划写一部百万字的长篇小说。一百万字，我想，能在两年中 写完；假若每天能照准写一千五百字的话。三十三年元月，我开始写这长篇——就是《四世同堂》。 可是，头昏与疟疾时常来捣乱。到三十三年年底，我才只写了三十万字。这篇东西大概非三年写不完了。 北碚虽然比重庆清静，可是夏天也一样的热。我的卧室兼客厅兼书房的屋子，三面受阳光的照射，到夜半热气还不肯散，墙上还可以烤面包。我 睡不好。睡眠不足，当然影响到头昏。屋中坐不住，只好到室外去，而室外的蚊子又大又多，扇不停挥，它们还会乘机而入，把疟虫注射在人身上。“打摆子”使贫血的人更加贫血。 三十三年这一年又是战局最黑暗的时候，中原，广西，我们屡败；敌人一直攻进了贵州。这使我忧虑，也极不放心由桂林逃出来的文友的安全。 忧虑与关切也减低了我写作的效率。我可是还天天写作。除了头昏不能起床，我总不肯偷懒。三十四年，我的身体特别坏。年初，因为生了个小女娃娃，我睡得不 甚好，又患头晕。春初，又打摆子。以前，头晕总在冬天。今年，夏天也犯了这病。秋间，患痔，拉痢。这些病痛时常使我放下笔。本想用两年的工夫 把《四世同堂》写完，可是到三十四年年底，只写了三分之二。这简直不是写东西，而是玩命！第十节　望北平抗战胜利了，我进了一次城。按我的心意，“文协”既是抗敌协会，理 当以抗战始，以胜利终。进城，我想结束结束会务，宣布解散。朋友们可是一致的不肯使它关门。他们都愿意把“抗敌”取销，成为永久的文艺协会。 于是，大家开始筹备改组事宜，不久便得社会部的许可，发下许可证。关于复员，我并不着急。一不营商，二不求官，我没有忙着走的必要。 八年流浪，到处为家；反正到哪里，我也还是写作，干吗去挤车挤船的受罪呢？我很想念家乡，这是当然的。可是，我既没钱去买黑票，又没有衣锦还 乡的光荣，那么就教北平先等一等我吧。写了一首“乡思”的七律，就拿它结束这段“八方风雨”吧：茫茫何处话桑麻？破碎山河破碎家； 一代文章千古事，余年心愿半庭花！ 西风碧海珊瑚冷，北岳霜天羚角斜； 无限乡思秋日晚，夕阳白发待归鸦！第五章　旅美译介我们必须要使美国朋友们能够真正了解我们的老百姓，了解我们的文 化。①①老舍的对外文化介绍工作，除了一些演讲与文章，如《现代中国小 说》等，主要集中在小说翻译上。老舍到美国是应美国国务院邀请讲学，计划为时一年。同时受邀请的有曹禺。二人同行。曹禺先老舍归。老舍在美国 三年半，全力完成《四世同堂》、《鼓书艺人》的撰写及《离婚》的翻译。老 舍于1946 年 3 月 4 日离开上海赴美。1945 年 11 月底，因《骆驼祥子》英译本（伊万·金译）在美国畅销并博得好评，美使馆文化专员曾亲访老舍。 可以说，老舍是作为美国人眼中最出色的中国作家之一而受邀请的。本章选材大多根据老舍给代理人的书信。所述不外乎他与译者、出版商、代理人之 间的关系。这些信件中记载了他在美的主要活动经历，只是太简略了些。因为是 书信，故文字的风格与其它几章就有较大的区别，这似乎与“自传”文体有点不合，但却是没有办法的事，因为关于这段生活，老舍几乎没有文章谈及。第一节旅美观感一、 美国“人”与“剧”与曹禺兄从三月二十日抵西雅图，至今未得闲散，我是第一次来到美 国，到现在止，我只到过四个美国的大城市：西雅图，芝加哥，华盛顿和纽 约。在芝加哥停留四天，我感到美国人非常热情，和蔼，活泼，可爱。有一天在华盛顿的街上，我向一位妇女问路，她立刻很清楚地告诉我，当我坐 进汽车，关上车门，快要开车的时候，她还极恳切地嘱咐司机，要司机好好替我开到目的地。我也遇见曾经到过中国的美国教授，士兵和商人，这些人对于中国的 印象都很好，他们都说喜欢中国人，仍然想回到中国。我们不要听到这种话就“受宠若惊”，我们应该了解我们自己也是世界人，我们也是世界的一环， 我们必须要使美国朋友们能够真正了解我们的老百姓，了解我们的文化。在今天，许多美国人所了解的不是今日的中国人，而是千百年前的唐宋时代的 中国人，他们对于唐诗，宋词都很欣赏。但是我也曾看见一位研究中国古画的画家，在他的作品中，有一幅画，他把中国的长城画到黄河以南来了，实 在令人可笑。中美两国都有爱好和平的精神，中美两国实在应该联合起来。不过， 要请各位注意的，我所说的联合起来是没有政治意义的，只是说中美两国的文化要联合起来，发扬两国人民爱好和平的精神。我们对外的宣传，只是着重于政治的介绍，而没有一个文化的介绍， 我觉得一部小说与一部剧本的介绍，其效果实不亚于一篇政治论文。过去我们曾经向美国介绍我国宋词、康熙瓷瓶，这最多只是使美国人知道我们古代 在文学艺术上的成就，但却不能使他们了解今日中国文化情形。我觉得中国话剧在抗战期间实在有成就，并不是拿不出的东西，这些话剧介绍给美国， 相信一定会比宋词、康熙瓷瓶更有价值，更受欢迎。不要以为美国人的生活是十分圆满的，在美国全国也有许多困难的问 题，比如劳资纠纷，社会不安。我们也要研究他们社会不安的原因，作为改进我们自己社会不景现象的参考。我们不要过分重视别人，轻视自己，也不 要过分重视自己，轻视别人。由西雅图，到华盛顿，再到纽约，一路走马看花，已共看了两次舞剧， 三次广播剧，两次音乐剧和八次话剧。曹禺兄看得更多一些。在我看，美国的戏剧，在演技与设备上，是百老汇胜于他处；但在思想上和尝试上，各处 却胜于百老汇。百老汇太看重了钱。至于演技与剧本，虽然水平相当的高，可并无惊人之处。老实说，中国话剧，不论在剧本上还是在演技上，已具有 了很高的成就。自然我们还有许多缺陷，但是假若我们能有美国那样的物质条件，与言论自由，我敢说：我们的话剧绝不弱于世界上任何人。到美国之前，即决定以“杀车法”应付一切，。以免开足马力，致身心 交败；美人生活以“忙”著名，而弟等身体如重庆之旧汽车，必有吃不消者。但双脚一践美土，“杀车”即不大灵；如小鱼落急流中身不由己，欲慢而不 能；遂亦随遇而安，且战且走，每每头昏眼花。二、“大杂楼”在此一年半了。去年同曹禺到各处跑跑，开开眼界。今年，剩下我一 个人，打不起精神再去乱跑，于是就闷坐斗室，天天多吧少吧写一点——《四世同堂》的第三部。洋饭吃不惯，每日三餐只当作吃药似的去吞咽。住处难 找，而且我又不肯多出租钱，于是又住在大杂院里——不，似应说大杂“楼”里。不过，一想起抗战中所受的苦处，一想起国内友人们现在的窘迫，也就 不肯再呼冤；有个床能睡觉，还不好吗？最坏的是心情。假如我是个翩翩少年，而且袋中有冤孽钱，我大可去天天吃点喝点好 的，而后汽车兜风，舞场扭腚，乐不思蜀。但是，我是我，我讨厌广播的嘈杂，大腿戏的恶劣，与霓虹灯爵士乐的刺目灼耳。没有享受，没有朋友闲谈， 没有茶喝。于是也就没有诗兴与文思。写了半年多，“四世”的三部只成了十万字！这是地道受洋罪！我的肚子还时时跟我捣乱；懒得去诊治，在这里，去见个医生比见希 特勒还难；呕，原谅我，我以为那个恶魔还活着呢！痔疮也不减轻，虽然天天坐洋椅子！头还是常常发昏。谁管它呢，这年月，活着死去好像都没有多 少区别。假若一旦死去，胃，头，痔不就一下子都好了么？多想写一点旅美杂感，可是什么事都非三天两天能看明白的，总写些 美国月亮如何的光明，有什么意思呢？写杂感也须读许多书，我的头昏，读 不下书去。酒可不大吃了。吃一点，因为头昏，就会醉；爽兴不吃。没有醇酒， 似乎也就没有妇人；也好，这样可以少生是非。百老汇的戏，有时候有一两出好的，看看还过瘾。至于电影，纽约所 有的好片子，全是英国的，法国的，与意大利的。好莱坞是有人才，而不作好片子，连我都替他们着急。最近纽约一城，即有四五部英国片子，都是连 映好几个星期！物价不得了！比起去年来，大概现在的一元只当去年的半元了！什么 都涨价，天天涨；看得过去的皮鞋已经十五元一双了。在重庆时，我就穿不起皮鞋，难道在美国也得光脚么？北平谚云“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好，这 倒也有个意义，请捉摸捉摸看！第二节　写与译一、 雅　斗一九四六年九月里，我在雅斗（YADDO）。雅斗是美国纽约省的一所大 花园，有一万多亩地。园内有松林、小湖、玫瑰圃、楼馆，与散在松荫下的单间书房。此园原为私产。园主是财主，而喜艺术。他死后，继承人们组织了委员会，把园子作 为招待艺术家创作的地方。这是由一九二六年开始的，到现在已招待过五百多位艺术家。招待期间，客人食宿由园中供给。园林极美，地方幽静。这的确是安心创作的好地点。当我被约去住一 个月的时候，史沫特莱正在那里撰写朱德总司令传。客人们吃过早饭，即到林荫中的小书房去工作。游园的人们不得到书 房附近来，客人们也不得凑到一处聊天。下午四点，工作停止，客人们才到一处，或打球，或散步，或划船。晚饭后，大家在一处或闲谈，或下棋，或 跳舞，或喝一点酒。这样，一个月里，我差不多都能见到史沫特莱。有一次，我们到市里去吃饭，（雅斗园距市里有二英里，可以慢慢走去） 看见邻桌坐着一男一女两位黑人。坐了二十分钟，没有人招呼他们。女的极感不安，想要走出去，男的不肯。史沫特莱过去把他们让到我们桌上来，同 时叫过跑堂的质问为什么不伺候黑人。那天，有某进步的工会正在市里开年会，她准备好，假若跑堂的出口不逊，她会马上去找开会的工人代表们，来 兴师问罪。幸而，跑堂的见她声色俱厉，在她面前低了头；否则，那天会出 些事故的。在雅斗的时候，我跟她谈到那时候国内文艺作家的贫困。她马上教我 起草一封信，由她打出多少份，由她寄给美国的前进作家们。结果，我收到了大家的献金一千四百多元，存入银行。我没法子汇寄美金，又由她写信给 一位住在上海的友人，教她把美金交给那时候的“文协”负责人。她的热心、肯受累、肯负责，令人感动、感激。二、迟　归①①此节为老舍书信片语摘出汇成，为便于阅读，略去书信格式，注明 时间。下同。（1948 年 2 月 4 日致高克毅） 纽约多雪，一冬极寒，今晨又正落雪！“四世”已快写完，因心情欠佳，殊不满意。 定于三月中回国，是否能按时回去，当不可知。（1948 年 3 月 4 日致高克毅） 我又申请延展留美六个月，尚无回音；假若得不到允许，即将回国了。三、代理人①①老舍的首任出版代理是休伊特·赫茨。这里提到的沃尔什夫人即美 国著名作家赛珍珠。她帮老舍联系了新的代理大卫·劳埃得。赛珍珠在致劳埃得的信中详细交代了老舍作品翻译出版的各种问题，信文如下：亲爱的劳埃得先生： 舒舍予先生（即老舍，《骆驼祥子》的作者）正在寻找新的代理人。眼下休伊特·赫茨是他的代理人，但她由于家务繁重，可能要减少委托工作量， 甚至可能要放弃这一工作。舒先生请我们给他推荐一位代理人，我认为你是很理想的人选。舒先生人很文静、十分腼腆，还很不适应这里的生活环境。 目前，他正在翻译一部长篇小说，名字叫《四世同堂》。由于下面一些原因，他的事情正处于混乱状态。或许，我最好先给你简单谈一下问题的症结所在。 他的作品的译者伊文·金（笔名），在没和他打招呼的情况下，翻译了《骆驼祥子》。 该书经雷诺和希契科克公司出版后，你可能也知道，入选为“每月佳书”。但在相当一段时间里，舒先生没有收到任何报酬。我猜想，当时他可 能不知道那本书取得了这么好的效果，甚至可能根本不知道这本书已经出版了。后来，还是在朋友们的帮助下，他才分享到百分之五十的版权税。去年，林语堂的二女儿林太乙想翻译舒先生早期的一本小说《离婚》， 因为约翰德不知道他们此举和舒先生与雷诺和希契科克公司的出版计划相冲突，结果这一设想就流产了。与此同时，伊文·金返回中国后生了一场大病，在住院恢复期间，他着手翻译了《离婚》。开始的时候，翻译工作似乎进行 得还顺利，他好像也很为舒先生着想。但后来，使舒先生十分不安的是，他发现伊文·金的译文在许多重要方面大大偏离了原著，结尾则和原著完全不 同。事实上，他对伊文·金在翻译《骆驼祥子》时擅自进行改动本来就十分不满。因此，当他发现伊文·金又故技重演时，他感到无法容忍这件事，并 且拒绝承认伊文·金的工作。伊文·金先生变得极为粗暴，他告诉舒先生他（伊文·金）有权获得全部版权收入。他还说，照他看来，要不是他在翻译 过程中对原著做了进一步完善，舒先生的著作根本一文不值。他还通过律师恫吓过舒先生。金先生眼下大概在佛罗里达，或在其他什么地方疗养，但我 看他再也不会恢复成一个好人了。雷诺和希契科克公司曾向舒先生施加过很大的压力，坚持要出版《离婚》一书，但在目前这种情况下，他们当然不可 能继续出版该书。他们也试图另外找人重译，但未能成功。在这期间，既然《离婚》成了一起悬察，舒先生便和艾达·浦爱德小姐一起，着手翻译他的 另一部长篇小说《四世同堂》。他们给人看了这本书前十章的译稿。据我所知，正在气头上的尤金·雷诺先生说，当《离婚》还在悬而未决时，他不愿 意再惹麻烦。因此，舒先生问过我是否还要继续翻译下去，我看过他们的译稿，我认为翻得不错，书的前景应当很好。可能不用我说你也知道，舒先生是当代中国最重要的作家，所以我建 议他和艾达·浦爱德小姐继续翻译下去，事实上，他们取得了很不错的进展。另外，为了让他能完成这一工作，我还帮助舒先生延长了他的签证。他现在 回国也很不安全，因为他是个著名的民主人士，回去后不是被杀，至少也得 被捕进监狱。我建议，如果你能像我所希望的那样，接受舒先生作为你的委托人的 话，你们应该就他的事好好谈一谈。我们也应该见一见约翰德先生，我觉得他应该得到周到的照料，他有些神经过敏，而且不善于辞令。虽然尤金·雷 诺先生一点也不了解他，但约翰德先生本人仍会坚持出版界的一些最强硬的职业道德观念。任何变动都应当征求舒先生的意见，并经过他同意。以上大致包括了一些主要问题，你和舒先生谈过之后，会详细地了解 到更多的情况。你真诚的 理查德·沃尔什夫人（1948 年 4 月 6 日致劳埃得） 收到沃尔什夫人的信，她说要代我给您写信。是否能给我打个电话，安排个见面时间。四、译《四世同堂》（1948 年 5 月 4 日致劳埃得） 休伊特·赫茨已辞去《离婚》出版代理人一职。我已经指定大卫·劳埃得先生作为出版代理人，并委托他处理一切有关这部书的版权问题。这部 书的版权不属于雷诺和希契科克出版公司。（1948 年 4 月 22 日致劳埃得） 关于继续出版我小说的英译本的问题，我唯一感兴趣的是目前我正和浦爱德小姐合译的一部长篇。这是一部长达一百万汉字的小说，前两部分已在上海出版，第三部分还在写，希望能在两个月内赶出来。书中讲的是八年 抗战时期北京的事。就我个人而言，我自己非常喜欢这部小说，因为它是我从事写作以来最长的，可能也是最好的一本书。至于出英文版，我觉得很有必要作一些删节，至少去掉二十万字。 虽然有一次阿穆森先生让我和雷诺先生签个合同，但到目前为止，我尚未和任何人为出版此书达成协议。如果我们能找到其他人出版，我当然也 很高兴。浦爱德小姐出生在中国。她出版过两本拥有版权的关于中国的书。她 看不懂中文，但听得懂。我把小说一段一段地念给她听，她可以马上译成英文，这是我很愿意与她一起工作的原因。然而，她也有不足之处。比如，为了尽可能多地保持中国味儿，她常 把英文弄得很不连贯。我给赫茨小姐看翻译稿的前十章时，她告诉我最好立刻停止和浦爱德小姐一起干。她认为浦爱德小姐的英文很怪，她说如果我继 续和浦爱德小姐一起翻译下去，就有必要请第三者对文字再进行润色。如果真是那样，事情就复杂了。这恐怕也是雷诺先生认为签约还为时过早的理由。 为了这件事，我征求过沃尔什夫人的意见。她看完前十章后，认为我还可以继续同浦爱德小姐一起工作。她还说她很喜欢这个故事，文字上的问题可以交给一位称职的编辑去处理。①①此信中所谓的“一百万汉字的小说”即老舍的长篇小说《四世同堂》。（1948 年 7 月 16 日致劳埃得） 我要到乡下去住几天，大概七月二十四日返回。 从乡下回来后，再有两周的时间，我就能和浦爱德小姐一起翻译完我的那部长篇小说。 您能在我去乡下的期间和浦爱德小姐谈谈吗？我要在场的话，恐怕她有许多不便开口之处。 如果她不同意百分之十五的分成比例，我们可以给她百分之二十，尊意如何？ 至于那篇短篇小说①，我看我们先别去管它，因为琼小姐已收到过三次了。但假如我们把它送给哈珀杂志（Harper）或是其他您知道的杂志，您 看怎么样？①即《马裤先生》，罗斯·琼翻译成英文。（1948 年 7 月 21 日致劳埃得） 雷诺和希契科克出版公司的阿穆森先生刚从乡下回来。他在那里花了三个星期的时间看完了《离婚》，并做了些小小的修改。昨天他来电话说这 部书的出版工作可于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份就绪。我认为浦爱德小姐的观点有道理：一部翻译作品如果被译者以外的人 再插手，那么这部作品就很难保持其完整性。我同意她自己把工作做到底，并按她的意见给她百分之二十五的分成作为报酬。我水平有限，无法评论她的文风好坏，现在完全依赖她是有点冒险。 但如果再找第三者介入，这无疑会刺伤她的自尊心，对于一个朋友，我是决不会这么做的。所以，我们还是坚持下去吧，也许我们对她的信任会使她获 得更多的自信心。她现在出去度假了，大概十天左右。我希望我们能签订那份您起草并 修改的协议。我是上星期一从乡下回来的，八月四日以后再去乡下住些日子。城里 简直热得没法干活。五、《离婚》译事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