间谍王-间谍王-2 - 天天读书网

除了建议他们为了解凶杀而去看那本小说并研究现代仅有的一些特务运作记载以外，蒋还向戴提供了更直接的实际帮助。他规定，所有涉及到这个新处的人事问题，都将由他这个领袖直接处理，而且不准向力行社汇报。特务处设在戴笠在南京鸡鹅巷53号的机构里，与力行社分开。第七章力行社与蓝衣社戴笠日渐独立在力行社——复兴社结构中建立特务处，标志着戴笠自己在特务职业中的关键转折。在明瓦廊的中央军事学校的通讯部成立了一个联络机关的同时，戴笠在1932年3月下旬受命负责在洪公祠里成立情报人员训练班，培训那些军校毕业生和其他显示出有“情报方面特殊才能”的人员。据干国勋后来说，这个训练班总的来说是为力行社而非专门为戴笠的机构提供人员。针对力社需要，综合采取中、日、德、俄、英、美之精选教材，教官、队职官，施以严格秘密短期情报业务训练。毕业时，宣誓效忠三民主义、领袖、组织，牺牲一切个人利益，严守秘密，恪尽职责，每期数十百人不等，遵领袖意志及力社方针，受特务处节制指挥，配合力社四大运动，供给情报，并办理非常事宜，但须严守纪律，为效忠领袖，并推动力社各项工作的一支奇兵不管怎么说，从1932年5月到12月间，在第一期情报人员训练班受训的人中很少有力行社的人出现在洪公祠。郑介民负责教育事务，李士珍主管培训，但他很少来。除了戴笠和蒋介石本人以外，在那六个月里没有任何其他力行社的成员来过训练班。根据力行社的章程，它的成员们若无直接任务是不能介入下层组织的。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在力行社成员与洪公祠的培训单位之间没有联系。但很明显，那时特务处已经在力行社——复兴社系统中取得了半独立的状态。因为，蒋介石在那时已经发现，把有些任务交给戴笠，要比让那些参与创办力行社的热忱好斗的黄埔人顺当而快捷。到了1932年夏天，在他们当中已经出现裂痕。不仅在“内层”里面的军政人员中间出现内讧，而且在各地区之间派系亦不断增长，这种现象后来给力行社和复兴社带来了致命的危害。但这时让蒋恼火的，与其说是潜在的派系斗争，不如说是缺乏管理经验和小集团的狂热。他起先曾决心要把这些狂妄自大的年轻人培养成忠心耿耿的助手，所以他在1932年的前六个月，对于各种国家事务不论巨细都向力行社问津。但在6月5日他在日记里写道：“我与力行社的每次会议都超过了3小时，这些人的幼稚让我焦心。我怎么才能培养干部的才能而获得真正的助手呢？”问题的部分原由是因为力行社的成员们用去了他太多的时间和精力。给蒋介石写信，通常必须尽量简明扼要。很长的文章总是要摘要，备忘录要概括，以便蒋能一目了然。但力行社的人无视蒋介石的宝贵时间，经常向蒋呈送洋洋万言的文件。蒋多次向他的新干部们建议要简明扼要，但他们不予理睬，照样啰唆，甚至还向朋友们夸耀他们交给领袖的备忘录的长度。这帮弟子门另一个让蒋介石恼火的特点是，他们对自己的朋友无论能力如何，经常把他们安排到要职上。1921年9月13日，蒋介石在日记里说他向滕杰和康泽发了如下电报：社员所荐人员多不称职，也有腐化与欺招摇求借等恶习，以后如有社员保荐之人，应切实负责考核。倘任员后如果有辱职之事，则社员干事应坐同科之罪辱。希转告各科干事员。那时，洪公祠情报训练班刚刚开始不到4个月，比起力行社里其他那些谋求私利的追随者来说，蒋介石更器重戴笠了。与此同时，戴笠竭力确保他特务处的人员中没人会把效忠力行社与对他和领袖的忠诚混为一谈。力行社创建人之一邱开基受命主管特务处的执行科。显然邱得到这个位置是由于干事会的关系，所以他必须向他们汇报。戴笠不能容忍这种独立，于是这两人之间的关系紧张起来。1932年5月的一天，戴笠和邱开基在特务处的办公室会面，谈话当中，一颗子弹从门穿过，击中了邱的耳后。戴笠立刻把这一“事故”报告蒋介石，说一个警卫在隔壁房间里擦枪走了火。邱开基最终从枪伤中恢复，但他痊愈之后，被从鸡鹅巷53号调离出来，转到远离首都的汉口去了。干事会是知道戴笠与邱开基的紧张关系的。这个事件发生后，贺衷寒来见力行社的书记滕杰，说特务处变得日益独立，这样十分危险，要求对这种情况做调整。滕杰便安排贺衷寒与戴笠会面。贺对这位特务处的头子直言不讳，但戴笠毫无退让之意。争论到激烈时，戴笠暴跳如雷，他手拍桌子，还大有拂袖而去的架式，弄得滕杰连忙劝架，要求双方妥协。戴笠最后答应，对于领袖交下来的事务，特务处将直接向领袖负责，但对由“团体”决定的事务，特务处得向力行社交待。不管怎样，力行社在明瓦廊总部的干事和书记们不得过问有关特务处的活动，这些活动一直在蒋介石本人的监督下。在建有“特务站”、其站长本身也是省干事会和干事的省级层次上，也是如此：省事务委员会和它的书记们也是不允许探究特务站的行动的。于是，复兴社内部的特务组织就非常隐秘，自成系统。但必须承认，没有复兴社和构成其成员的所谓“蓝衣社”，戴笠就成不了事。特务处与复兴社在名义上的关系，以及复兴社于今后几个月和几年里在各省建立起来的地方支部，不仅向戴笠提供了掩护，而且还给了他与直属特务部的“卫星”组织“忠义救国会”公开挂钩的机会。与其他外围组织不同的是，这个在1935年春成立的“忠义救国会”由商人和工人组成，按照儒家思想，其社会地位要低于士兵和农民，因而被视为“第四层”组织。但它在各省市的支部是由复兴社或革命青年同志会在地方上负责特务的干事领导的，该干事直接向鸡鹅巷总部的戴笠汇报。“忠义救国会”的目的是：以组训工、商界，并改革帮会，参加民族复兴运动，协助社会基层改造及情报工作。“忠义救国会”成员是后来的“忠义救国军”的基础，在二战中作为抗日游击队受到中美合作所的培训，以支援美国在中国东南方作战。但这是后来的事。此刻，在力行社-复兴社组织结构中建立一个半独立的团体给戴笠带来的最重要的意义是：他的秘密机构的活动从此有了一个相对稳定和固定的资金来源。从此，戴笠能够直接向蒋介石申请年度预算，蒋把这笔预算与通过革命青年同志会调拨的复兴社的正常预算分开对待。向特务处提供的款项被正式确定下来，于是蒋不用像过去那样为此而动用国民党非正式资金来源中的特别行动基金。据当时传说，特务处的总预算是革命青年同志会正常总务预算的十倍，由于数目可观，有人曾批评蒋调拨资金的做法，说应当把它们用于更有意义的方面。蒋把他的秘密特务活动限于复兴社内，并用军委及其分支机构和军校的捐助来提供资金，从而平息了这些批评。这笔收入约为每月54000元，大约支付了特务处一个月20万元开销的四分之一。但到了1934年，据说戴笠秘密特务活动经费增加到每月120万元。于是蒋介石不得不使用其他资金来维持特务处的运作。日本调查人员关于“蓝衣社”的报告说，其中主要的资金来源于没收鸦片。根据上海市政警察的一份备忘录，蒋介石手下的人1933年在汉口收了大量的吗啡，蒋让以敲诈勒索闻名的杜月笙在浦东开一个工厂来加工这种药，然后向医药行业出售，用其收入来资助蓝衣社。但实际上这给杜月笙用吗啡提炼麻醉剂、再到黑市买卖提供了机会。杜用的吗啡是从天津公安局局长张学明（张作霖的儿子）那里弄来的。但当蒋介石得知杜的非法行业后，便从别处弄来资金，而这些资金有可能得以纳入鸡鹅巷53号特务处的财务中。下面将要讲到，力行社和复兴社在上海和华北的一些省份中曾活跃一时。但到了1935年6月，复兴社的核心分子被日本军队从华北赶了出来。而在1937年9月与共产党达成统一战线后，复兴社按照协议应当解散。次年3月国民党在武昌召开了一次全国特别会议，会上蓝衣社被正式取消，它的地方干部和预算与革命青年同志会的一起，于1938年被三民主义青年团（简称三青团）取代了。虽然它的一些精神和许多干部将以三青团的形式保存下来，但老复兴社是彻底完了。与此同时，它的成员把复兴社作为他们自己权利的坚实基地的希望也一起冥灭了。例如，贺衷寒显然曾把自己在1933年初被提拔为力行社总书记视为自己作为蓝衣社的湖南圈领袖而走运的机会。滕杰曾与贺衷寒在南京的一个公共澡堂里秘密会面，把社里的事务转交给贺，同时希望能够阻止贺的自私自利的企图。但贺衷寒不为所动，他与中央党部“CC”圈的关系以及与力行社同志们的关系都恶化了。后来，蒋介石终于厌烦了“领导干部间不断的摩擦和矛盾”，其结果是力行社败退了下来。很久以后，贺衷寒在1941年对他的一个在狗肉宴上喝醉后骂蒋介石“混包”的朋友说：你哪里知道，蒋先生暴则有之，昏则完全不然。你没有看到他的统驭术的绝顶高明。他一向抓得很紧的是军队、特务和财政这三个命根子。他这三个命根子各有一套他最亲信的人替他看守；同时他又让这三种力量互相依赖互相牵制，而只听命于他一人。这三个方面的每一方面，又都各有三个鼎足并峙的力量，使其互相牵制。军队方面是陈诚、汤恩伯和胡宗南；特务方面是戴笠、徐恩曾和毛庆祥；财政方面是孔祥熙、宋子文和陈氏兄弟；他们之中谁也不敢有所挟持而无所顾忌。所有这些人，除了孔、宋是他的至戚外，其余又都是浙江人，而宋子文的原籍也是浙江，可以说，都是他极亲信的人了。可是他对这些人都还有个防而不备、备而不防，难道这还能算是昏！他对我们湖南人尤其是懂得点政治的湖南人，是绝对不放心的。贺衷寒5年前在“西安事变”期间失宠，此时这个曾任前力行社部门头目的酒醉朋友正在去重庆接受任命的途中，贺对他概述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蒋惯用“最地道的政治欺骗”来实行他的计划和阴谋，而且说他昏是对他的辱骂。然后，贺又安慰他的同志说：“显然，你还太年轻，有些事情你还无法理解。”第八章蓝衣社的“法西斯主义”蓝衣“党”上海警察局特别分局曾在一份供内部使用的备忘录里解释，为什么1932年的报纸报道，尤其在报道任何不快事件时，人们经常会用“蓝衣社”一词。1933年8月25日，特别分局认为，尽管无法指出这个团体的主要成员的名字，但有可靠的消息证明，“国民党内最接近蒋介石的部门组成了一个秘密组织，它以蓝衣社著称。”这个团体的人没有使用正式的名字来称呼他们的组织，但以它在组织和行动方面与意大利“黑衫党”的相似之处来看，“蓝衣社”的名称便自然而然地被公众采用了，尽管国民党及其任何一位领导人都完全不承认它的存在。1933年夏天，《中国论坛》（China Forum）杂志刊登一篇文章，指出蓝衣社敢死队的存在。为此，国民党公关负责人方治亲自来到上海保证说，“所谓的蓝衣党”并不存在，并指责该杂志的出版人海若德·易萨克（Harold Isaacs）是一个故意把公众引入歧途的激进分子。三年以后，1936年5月，《亚洲杂志》发表了一篇维布·伯敦（Wilbur Burton）的题为《中国的秘密结义》的文章，说孙中山和蒋介石都是“红帮”和“青帮”的成员，并说这些帮会与蓝衣社都有密切关系。中国驻纽约总领事于吉否认有蓝衣社这类组织的存在，并要求该刊收回这篇文章。然而，根据上海警察大量来自于中国情报人员的报告（其中有些人至少是属于力行社卫星组织的成员），复兴社和中国革命同志会的一些人经常把自己认作是蓝衣社的人。他们声称，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政治纲领，致力于加强“蒋介石将军的独裁”，为此甚至不惜使用武力。他们认为：“蓝衣社”成立于1931年，其目标是建立一种有效的“党的统治”。它得到蒋介石和他的一些最热诚的支持者们的赞助。这是一个秘密组织，它只在国民党内部运作。它的主要目标是制造“在普通军人中的强烈的国民党感情”。一旦达到这个目标，军阀们以及他们对军权的滥用便会被挫败。根据秘密情报，将要掀起三个运动。第一，“建军运动”。其目的在于对全国的将领们进行监视，并通过在政治训练学院搞军事训练班来使中国的军队“法西斯化”。这个运动也许是对“国民军训运动”的呼应（在关于力行社的叙述里曾经提到过这个运动）。第二，“建党运动”。它致力于驱逐竞争集团，恢复蒋的全面总统权力；同时“为确保该组织的法西斯运动”而把蓝衣社成员送往各级地方党支部。第三，“建财运动”。它将平分土地，为国有企业集资，并“向法西斯运动提供物质援助”。最后这个“建财运动”也许就是力行社所谓的“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它遵循孙中山的民生原则，致力于创造一个土地拥有者和开发者的国家。在明确的“自力更生”的精神下，力行社力图重新分配土地，支援农田耕作和生产，并积极鼓励农业生产和出口。这个计划本应以黄埔校友会会员费为基金来执行。1932年夏天，蒋介石下令校友会团体从它的经费里拨出35万元，在这个基础上再加上南昌行营财务部的65万，用这些钱来为河南、湖北、安徽和江西四省建立一个农民银行。根据计划，土地从“土匪”那里夺回以后，该银行应向回来耕作的农民提供贷款。1933年春蒋介石为此又增加了资金，使总数达到400万。凭着这笔资金再加上财政部的批准，一个国家农民银行成立了，它向信用社提供低息贷款。陈果夫被任命为董事长。不过，对公众来说，中国农民银行与“蓝衣社”之间是毫无联系的。后者的思想原则从该团体的三大“理论家”——贺衷寒、邓文仪和刘健群——的演说和文字中得到阐明。他们反复强调的宗旨是，为了赶走外国侵略者，中国人民首先应当团结起来，通过消灭共产党来强化国家。等到这个歼灭任务完成后，在农村会有一个社会与经济的振兴，从而向中国人民提供所需要的资金来建立自己的军队，使之能够集中“民族精神”于惟一的领导和政党上，而后者将指挥人民打击外来侵略者。在这些文字中隐约可见一个政治纲领，但一个前省级领导人后来模糊地记得它的大致内容：绝对支持蒋介石领导，实行中央集权政府，收复失地，捍卫国家主权，废除不平等条约，平均地权，发展农业，实行经济控制，发展国家资本，加强国防；实行征兵制，严格训练和发展国家军队；在政府中清除官僚腐败，普及教育，彻底消灭共产党，给国家带来和平与社会秩序。在所有这些当中，他记得最清楚的是两个最被强调的要点：全面支持蒋介石和彻底消灭共产党。第八章蓝衣社的“法西斯主义”法西斯成分很难说人们对这些“法西斯化”的提法应该看得有多重，甚至很难估计它在什么程度上代表了蓝衣社的整个思想意识形态。当然，那时的报纸文章把蓝衣社当做具有国家社会主义倾向的“法西斯”或“半法西斯”来描述。《中国北方日报》（North China Standard）曾报道在香港“一帮以‘蓝衣社’著称的半法西斯分子在恺因（Caine）路一家豪华的公寓里建立了一个总部”，并声称他们要按照墨索里尼政府的模式来建立一个独裁政权这些中国法西斯分子认为，要有一批强人来控制政府，为此，将以纳粹手段来对付政治上的对手。还有，从当时的警方报告来看，复兴社当中至少有些人直言不讳地表示对法西斯的标签非常当真。黄埔毕业生中属于这一类的人大多曾在德国、法国、意大利和比利时留过学，他们把曾任复兴社第一届书记、后来当了驻柏林的中国武官的酆悌看做自己的领导。酆悌相应地与唐纵结盟，后者也任过驻柏林的武官，还有在法国留学过的顾希平，在比利时接受警训的刘番，以及在意大利学习过的汤武。这批人要求蒋介石以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为榜样，他们通常被认作是无所不在的所谓的蓝衣社。不管蓝衣社的真相如何，上海市政警察特别分局把蓝衣社的成员（据日本外交部调查局估计，其成员在1935年底达14000人左右）视为复兴社的三重结构中的“法西斯派”。无论戴笠在绝对秘密的特务处里有多重要，他的名字没有被这些警察当做蓝衣社的头子列入名单。而贺衷寒则被当做蓝衣社的主要领导人。贺衷寒显然认为自己正在成为所谓的“黄埔派”的政治领导人。该派系一般是指黄埔军校最初三年的毕业生，但使它最接近一个派系结构的是复兴社。因此，蓝衣社有时被简单地当做纯粹的黄埔派，而且就像力行社及其外围组织的成员们自以为的那样，它也被认为是蒋介石的“嫡系”。第八章蓝衣社的“法西斯主义”蒋介石的“嫡系”“嫡”这个字显示了一个家族中妻生与妾生子女的等级差别，用在这里很说明问题。蒋介石的嫡系是在他与汪精卫和胡汉民为争夺对行政院和政务会这类国家合法机构的控制权的过程中产生、直属于总司令本人的权力结构。这些团体在实行政策方面展开竞争，因为该领域里集中了国家的资源。他们的斗争伴随着蒋介石在中国政府体系中即便不是称王称霸，至少是上升到了顶峰。因此，在嫡系和旁系之间的区别，不仅是一个重要的行政分界，而且被用来鉴别蒋介石的军队（嫡系部队）：由陈诚、胡宗南和汤恩伯将军们指挥的50万军队，被认作是总司令的“禁卫军”。在这些自认为“嫡出”的人眼里，蒋的权力结构中其他派系的人不过是假装孝顺的外来户而已。例如，CC派的人被当做蒋的“养子”（螟蛉子），而“政学系”领导人杨永泰和张群则被看成是“师爷”和“管家”。虽然蓝衣社的人并没有对政学系的人持太多的敌意，在他们看来政学系的人跟雇来的帮工差不多，但他们着实把“养子”CC派当做真正的敌人。从1933年起，他们搞了许多活动来取缔陈家兄弟的影响，尤其是在新闻出版界和教育界。第八章蓝衣社的“法西斯主义”CC派组织派，也就是众所周知的CC派，是由陈家兄弟陈果夫和陈立夫领导的，他们两人都早在国民党执政之前，就享有与蒋介石十分密切的关系。此二人是中华革命党江浙派领袖陈其美的外甥。蒋介石于1906年在日本首次遇见陈其美时，他正在日本学习警法，从那时起他便成了蒋本人成长的楷模。1907年蒋介石在东京振武军事训练学校研习重武器课程时，陈其美介绍他加入了同盟会；1911-1912年辛亥革命期间，蒋当过陈手下的一个团长，后任上海的军事头目，在进攻杭州的浙江总督衙门时领导过陈的一支“敢死队”。在1913年的二次革命中，蒋继续被认作是陈其美的忠实追随者，直到陈于1916年被袁世凯的秘密特务暗杀，蒋一直对陈忠心耿耿。此后，蒋介石继续同他前师的其他追随者和亲戚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其中包括这两个来自浙江离蒋的家乡不远的吴兴的外甥。1920年蒋在政治流亡期间，积极介入了陈果夫在“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的金融活动，那是戴季陶和张静江根据孙中山为中国革命党筹资的命令而协助建立起来的。四年之后，蒋被任命为黄埔军校校长，陈果夫曾任过短期教员，接着他当了党的征募人，在浙江——江苏——安徽一带为军校招收新生。与此同时，陈果夫的弟弟立夫从宾夕法尼亚学习了两年后回国。他在那里的匹兹堡大学获得了煤矿工程的学位，并在斯克兰顿（Scranton）的地下煤矿工作过。1926年，陈立夫谢绝了在山东煤矿工作的机会，成了蒋介石的英语机要秘书，在北伐战争中当他的密码负责人。这两兄弟很快在反共分子组织扶蒋的过程中成为主力。到了11月，他们协助在广州的革命同志会中的建立了浙江社。次月，陈果夫去了南昌，企图从共产党手中夺回江西革命党支部，并与段锡朋和程天放领导的“反布尔什维克联盟”（AB团）挂钩。这些人中有些后来成为CC派的核心人员。该派系于1927年6月正式成立，成为革命同志会的浙江社、西山会议派、孙文主义学会、AB团，及“执杖”派（如此命名是因为其成员爱用棍棒来恐吓共产党对立派）的大联合。CC派在国民党内变得如此强大的秘密，在于这两兄弟对组织部十年的控制。该部负责建立和审查所有省市级党组织，并向政府、军队、工会和青年组织里的党支部派遣中高级人事干部。陈果夫于1926年成为该部部长，任职六年。而他的弟弟陈立夫负责该部的调查系统，该系统对所登记党员的政治倾向集中存档，并指导了1928-1929年的清洗运动。后来，到了1932年，陈立夫接替他哥哥的位置，当了组织部长，并在后来的四年里把他的活动扩展到情报、调查和安全领域，成了共产党的心腹之患。结果，陈氏在党中央形成了绝对强大的势力。1931年里72名中央执行委员会（中执会）成员中，有15%属于CC派；中执会180名在1935年当选的委员中有50人是陈氏的人；而且在抗战爆发前它的顶峰期间，CC派已有上万成员，其中大多为中低层党的干部。从他们在党和政府内取得的所有成就来看，用一位历史学家的话来说，CC派期望发现或创造一批“社会的中转站，以传播他们的计划，并让全民接受”。秘密社团组织的法西斯运动，似乎向CC派人员提供了他们所寻求的传播途径。从这点出发，英国人和日本人均把CC派的机构与法西斯蓝衣社相提并论。据上海市政警察特别分局的一位高级情报人员说：据说，在中国发动一场法西斯运动是蒋介石将军最近一返回政坛就具有的野心。当陈立夫将军，他的最亲密的合作者，组织了一个叫做“西西园”的秘密政治团体，并由他的哥哥陈果夫将军任头目，这份野心便日益显露出来。这个团体在成立后改了名字，变成中国国民党“蓝衣团”。但由于意识到在一个党内不适合有任何具体的团体或开始宗派运动，该团体再次改变名称，起名为“蓝衣协会”。同时决定，这个协会应在其自己的组织里有不同的团体。日本特务部门实际上把CC派叫做“CC团”，认为是蒋介石政府的一支反日宣传力量，也是民政界与蓝衣社对等的一个组织。这个团体的使命是在中国组织爱国知识界，以唤醒大众和促进种族的发展，同时为祖国的繁荣而致力于恢复国民运动。该组织反对反蒋军事团体和所有具有反国民党色彩的社会或学术组织。它也以抵销外国影响为目标。这个团体活动的最终目标是在中国取得第二次革命的成果。日本人还认为CC团一贯忠于三民主义原则，而把蓝衣社视为“追随法西斯主义原则的专制组织”。这种区别方法似乎不无道理，尤其是从CC团力图在全国的学术界和青年团体中施展其影响这点来看。其渗透工具是国民党忠实同志会，它通常由蒋介石领导，向大多数省和主要城市送去了“中央干事”，这些人负有建立地方支部和在知识青年中成立外围组织的秘密使命。所有支部组织的名字都以“社”结尾，在有些情况下，尤其是派吴醒亚去的上海，有一些不同性质的团体显然用了其他的名字。从另一方面看，在北平和全河北只有一个由张厉生（既是中央委员会组织部成员，也是中央执行院党务局在河北省政府的特派员）为协助CC外围组织建立的“诚社”。 “诚社”每第二个周六在河北省党部的大礼堂开会，参加会的二三十个代表本身是五至十人小组的头目，也是大学和院校里被组织起来的骨干。在北平城里，关键的组织者除张厉生以外，还有胡梦华，他奉命挑选大学里品学兼优的男生来面试记者的职位。1933年4月，胡拿到一笔资金，用来创办一个鼓动拥蒋宣传的季刊。他在5月里创办了《人民评论》，发表过反对吉鸿昌在张家口组织抗日同盟军和冯玉祥反日的文章，并揭露了汪精卫和张学良的东北政府之间的关系。前来面试的学生还经过了严格的考试，被选中者则成为“基本分子”，须吸纳他们的同学或熟人进入诚社。到了1933-1934年冬天，CC派在北平招收了70多名学生干部，大都来自北大和平大的法学院。CC派将普通学生纳入其圈内的企图，与黄埔一手操纵的、把复兴社成员纳入支持蒋介石反对汪精卫以及其他对手阵营的努力，正好同时发生，尽管他们各自为阵，互相独立。记者们以及受其影响的公众，把黄埔派秘密招纳军事化了的蓝衣社的努力，与贺衷寒为首的所谓“十三太保”连在一起。例如，在1933年《北平晨报》上刊登的一篇文章说：“蒋介石的党最终将会集中在如何对付汪精卫威胁的计划上。黄埔军校的十三太保……举行了几次会议，他们最终决定成立一个法西斯社团，该决定后来也得到了蒋介石的批准。”第八章蓝衣社的“法西斯主义”“法西斯”的形成除了CC派与力行社之间声名狼藉的竞争以外，在公众的眼里，陈立夫还跟新“法西斯”的形成有关。据法国情报机构1933年8月12日的一份报告，那年蒋介石在庐山召开了一次夏季会议，陈立夫、曾扩情、吴醒亚（上海社会事务局局长）和潘公展（国民党上海教育局局长）等到会。会议过程中讨论了法西斯运动在中国的进展。会议决定，首先在国民党党部的“忠实军事机构里”和大学院校里成立法西斯支部……我们获悉的情况中包括：法西斯分子的影响开始在以下大学里越来越明显：中山大学（广州）、中央大学（南京）、河南大学（开封）和静安大学（上海）尽管CC派和力行社在“法西斯运动”上相结合，中山大学校长邹鲁在那年夏初惟独指责蓝衣社是他大学里的主要麻烦。他把不久前本科生向教育部要求弹劾他的运动归罪于蓝衣社。邹指控说：“在某些想在政府内像贝尼多·墨索里尼或阿道夫·希特勒那样篡夺绝对权力的军国主义者的指示下，蓝衣社企图破坏国民党。”与此同时，媒介继续认为这个与纳粹同时出现、由蒋的忠实分子组成的新团体，一直在考虑使用各种不同的名称，其中包括“中国法西斯社”和“黑衫党”。然而，他们最终选定了蓝衣社的名字，“因为他们认为［其他］名字可能会使国民党以为这个新组织会违反国民党关于除国民党外不可有其他党以及在国民党内不可有其他党的规定。”法国情报机构的报告里提到的庐山会议，有可能是军官训练团的夏季班。蒋介石在7月23日该班的总理纪念周讲仪式上发表了讲话。在那个题为《现代军人须知》的讲话中，蒋这样形容意大利、德国和土耳其三个“新兴国家”，把他们当做一个“汇综的口号”：“劳动！创造！武力！”他解释说，劳动，意味着全国所有的人：所有行业和所有层次，从统治者到老百姓，从将军到士兵，一起不遗余力地不懈工作；创造，表示建设一个新国家，从旧社会上建立起一个新社会；武力，是一种“实质的力量”，它要引起革命，为国家的发展而扫除一切障碍。蒋坚持说，所有这三项都互相关联而不可或缺，它们解释了为什么“新兴国家”能够发展得如此迅速。两个月后，即1933年9月20日，蒋在江西星子县的讲话，是以法西斯主义是现代国家主义的一种形式为主题的。蒋声称“实在”是革命党员的首要品质；呼吁以禁欲甚至愚蠢的死板来抵制城里人的自作聪明和浮浅。在指控现代社会的轻浮与空虚时，蒋宣称应在“共同的”法西斯主义的“基本精神”中寻找这种基岩。而那个法西斯精神的实质便是民族的自信。一个法西斯分子必须坚信他自己的国家是“最优秀”的，有最辉煌的历史和高于任何其他国家的文化。对中国人来说，这意味着承认《大学》基本纲要是“我们民族最高的文化。”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就是“礼义廉耻”，为我们民族固有的道德，智仁勇三者为我们民族传统的精神，三民主义为我们民族革命唯一的原则，而归纳之于“诚”。因此我们要做革命党员必先要以精诚来保持固有的道德和传统的精神，才能复兴民族最高的文化。恢复民族在世界上特殊的地位，为人类来创造灿烂的世界，完成救人救世的高尚远大事业！蒋继续说，作为一股国际力量，法西斯主义被概括成极端的军事化。尽管革命党党员不总是来自军事单位，但他们必须有意识地采用军事化的生活方式：“就是要有军人的习惯和精神，军队的组织和纪律，换句话说，统统要服从，牺牲，严肃，整齐，清洁，确实，敏捷，勤劳，秘密，质素朴实，共同一致，坚强勇敢，能为团体，为党为国来牺牲一切。”第八章蓝衣社的“法西斯主义”集体秩序蒋酷爱整洁，看到自己所指挥的农民军队绑腿系不紧，裤子没扣好，时常为他们的邋遢作风感到沮丧，这种将风度和道德混淆一体的冒牌法西斯主义搀杂着过于强调细节的气氛。在江西召开的第二届蓝衣社大会上，蒋做了冗长而语调严峻、在文化上自暴自弃的讲话，宣布说：中国人怕死。作为个人他们很聪明，但他们只顾自己的利益而不愿牺牲自己。是一个没有集体精神的人民……中国非常浪漫。纪律被抛弃了，法律和秩序容忍蛮人，而所有礼貌和荣誉的高尚德性全都丢失了……自由和个人利益之间的区别含糊不清，而这是一个错误。因为中国人实际上只是自我利益寻求者，人欲横流，礼貌不复存在而荣誉也成为未知……中国人虚荣心非常强烈。这种虚荣并非产生于今天，而是源于我们的祖先……他们只图高官厚禄。此外，最大的毛病是虚假和欺骗……中国人作为缺乏个性的现代人，尤为无礼而不知纯洁。到处是肮脏和污垢到了极点……所有这些都显示出一种对国家有害的心态……一切都很肮脏。显然是被日本和德国村庄的整洁和具有科学性的精确所震撼，蒋介石似乎把刷牙和公共卫生与法西斯在30年代中期所体现的集体权力机器及民众意志相提并论。而且，中国人显然无疑地将他们眼中的德国人突出的军事素质与法西斯主义联系在一起。他们觉得那是一个对自己不太具有威胁的民族，因为德国在前一次世界大战中丢失了他们在中国享有的治外领地。就这样，蒋介石把他对法西斯军事纪律的观点融进了有关社会阶层和家族世系牢固的新孔学中。无疑，这份沿袭来的智慧透露出他在富裕农家小康环境下成长的痕迹，那种家庭往往受一位自以为是的母亲的控制，她坚信孩子们必须用对长辈毕恭毕敬的态度来对待打扫农舍。于是，带有中国色彩的法西斯军事化便成了用孔学教育中国人民的另一种方法。这也被认为是在中央政治统治下的另一种团结民众的方法。力行社的国民军训运动原意在于把小农社会的一盘散沙汇聚起来，以教育人民为保卫自己、反共和抗日而如何“集汇”和“结社”。为此，在训练总监部的助理下成立了国民军训教育处。它的任务是在行政院领导下，在所有的省市建立地方国民军训会。据其发起人之一所说，这种民间军事训练是一场“带有革命性的社会改革”，意在使中国进入“科学的群众时代”。正如1934年5月5日宪法草案在次年成立了一个总务处来选举国大代表那样，正如1935和1936年的初选那样，这个军训运动意在遵循孙中山的“全国重组计划”第24条的呼吁：在1937年后把权力归还人民。一言以蔽之，军训运动的目的在于成为孙中山所预见的中华民国政治监督制度总体演变的一部分，但它在1937年7月由于日本人的入侵而中断了。第九章意识形态的竞争：蓝衣社和CC派欧洲法西斯运动尽管力行社内部成员们宣称，蓝衣社的军事训练活动事实上只是对选民教育的一种形式，但一般人并不这么认为。当时的报纸和杂志经常把蓝衣社比做盖世太保，而且蓝衣社本身对欧洲的法西斯主义也非常感兴趣。一般民众对纳粹和法西斯同样热衷：在1933年的中国谈论法西斯主义是一种时髦，《上海申报》曾连篇累牍地发表这方面的文章，反映了公众对黑衫党和褐衫党的普遍兴趣。然而，尽管在南京立志社办公处内部成立了“中德编译学社”，复兴社杂志《前途》（该杂志由贺衷寒从政训处提供资金）的编辑们对提法西斯主义仍感到惶恐，他们怕因此而冒犯某些读者，包括蒋介石在内。后来，他们的编辑们对纳粹的雅利安种族优化的概念深感忧虑。复兴社在1933年另一家杂志《中国革命》的编辑萧作霖说，尽管人们对法西斯主义到底与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现象的蔓延有何关系的解释很感兴趣，但他和他的撰稿人们都怕写这一类的文章，因为蒋介石本人没有使用这个词。同时我们也实在对于法西斯主义还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要说也说不出个名堂来。并且蒋介石虽然在实际上把法西斯主义当作三民主义来实行，但是他在口头上自始至终都不谈法西斯这个名词，开口闭口也还是三民主义，因此大家也就都不敢公然使用这个名词了。与此同时，《前途》总编刘炳藜决定把该杂志第6期专门用来考察法西斯主义。据该杂志说，其目的大致是要终止传统的个人主义并迅速促进集团主义在中国的普及。但那一期杂志有关德国和意大利法西斯的文章非常具体，法西斯的许多方面，包括它的经济政策，都得到了详细的研究。而且，至少从兴趣和意识形态上的自我表白来看，蓝衣社的确与30年代德国和意大利的法西斯运动有部分的相似之处。我［Lloyd　Eastman］相信蓝衣社可以被准确地形容为法西斯，因为他们所采用的方式和他们表达的观点与显而易见的法西斯运动不谋而合；他们有意识地追慕、模仿并宣传欧洲法西斯思想；而且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把自己当作法西斯分子。从结构上看，蒋属于军事独裁，其统治与其说是法西斯不如说是专制式的，而且他的复兴社的信仰是“一种反动的、发展中的民族主义的形式，政治学家们通常把它当做一种“延迟的工业化的意识形态”。党和政权所赖以建立的国家和社会的组织概念，是基于既要避免资本主义社会非道德化的个人主义，又要避免社会主义革命所预言的阶级斗争。就像沃特·高雷（Walter Gourlay）指出的那样，国民政府与城市工人阶级的关系和欧洲法西斯体制与工会间的联系非常不同。法西斯的工会主义既带有官僚特点又生气勃勃。它有意识地教育、灌输和引导工人在法西斯主义的“新秩序”里承担一部分角色。作为个人，工人们不断受到成为法西斯工会领导的鼓励，而且这样的领导地位也在党的等级制里设立了。由此，工人阶级便直接地与国家联系了起来。工人们不但没有被非政治化，相反在一种谨慎而受制约的方式下被政治化了。于是，当然就有了以工厂群众为基础的因素。与此相反，蒋的解决方式是官僚性的，但却毫无生气。对“黄色”工会的控制和管理中几乎少有工人的参与。领导们来自于工人以外的阶层，这在意大利是不可想象的，同样不可想象的是墨索里尼会允许自己与“青帮”分享对工人的控制。如其他许多事情那样，在控制劳工上蒋是个折衷主义者，他会模仿战术和技巧，却无法模仿他们的精神。蒋并不是一个法西斯分子，他成不了。他是个军事官僚。他的方案不是去赢得工人，而是凌驾于他们之上。而且，1936年撰写的蓝衣社的训练手册否认与西方法西斯主义有过多的相似之处。它承认：“许多同志认为，我们的组织成立时正值欧洲法西斯主义上升时期；于是，为抵抗日本军国主义及奠定中国社会的基础，我们必须与世界潮流保持一致，并采用法西斯主义；因此我们的意识形态是法西斯主义。”但手册说，这个观点会使人产生误会，因为一旦模仿外国人，必然会使蓝衣社无视中国的特殊条件，从而无法认识到三民主义是适合当时中国国情的完整意识形态纲领。力行社的创始人之一干国勋，在许多年后写道，他对把所谓蓝衣社当做法西斯组织感到愤怒。“我们怎能让敌人诬陷我们的事业，并称我们的秘密组织蓝衣社为法西斯组织呢？”据干国勋回忆，一些成为复兴社三级组织成员但从未真正介入力行社核心部分的记者和评论家们，不但完全误解了原黄埔的运动发起人的目的，而且太轻而易举地滥用了“法西斯”这一词语。这些人，包括《动乱的回忆》的作者陈敦正，都被复兴社个别领导人模仿欧洲法西斯的表面现象蒙蔽了。比如在复兴社训练处工作过的陈敦正曾这样形容刚访问德国和意大利旅行回来、带着一副纳粹冲锋队派头的上司滕杰：滕先生穿了一身橄榄绿色的军装，上身是中山装，打着领带，下面是马裤细裤脚，足登马靴，趾高气扬。腾先生告诉我这就是当时德国希特勒的制服。而实际上，滕杰只是复兴社仅有的几个去过德国、意大利、英国、法国和比利时的官员（其他人有杜心如、李国俊、酆悌、潘佑强和胡轨）。他们访问的目的并不在于研究法西斯本身，而是从蒋介石的安内攘外政策的角度，去观察德国和意大利是如何摆脱曾阻碍英法在本国铲除共产主义的自由主义桎梏的。如果说，欧洲法西斯对共产党的残酷攻击有助于力行社成员抛开他们对侵犯民权仅有的那么点顾忌的话，德国的褐衫党和意大利的黑衫党则为复兴社树立了一个新的可参照的会议风格和集会仪式。此后不久便有一些蓝衣社前沿组织的集会，以一种“法西斯雏形”的文化形式出现。而这种集体性被后来的一个成员称为“警察前卫的刀剑文化”，在那时的确显示出一种与欧洲法西斯仪式相似的场面。例如，复兴社于1934年在杭州建立了一个“文化前卫队”，它由浙江大学、之江大学和国立艺专学校的三四百学生组成。它的成立仪式是在代表了“血和铁”的长剑和匕首前举行的。仪式上，中央空军学校和江苏警察训练学校的干部们身穿军装列队成行，在警察学校校长及力行社的创始成员赵龙文的指挥下组成了一列仪仗队。成千上万的人观看了新卫队成员荷枪实弹宣誓效忠的场面，他们似乎被这种严峻的秩序和庄严的场面深深地感动了。确切地说，在这组相对来说不大、对着蒋介石像宣誓的半军事化的学生团体，同在纽伦堡向元首列队致敬的军队或是在罗马广场上挥动拳头对元首欢呼的人群之间，是有很大差别的。当时一名记者通过从另一个角度讨论定义的问题，即在欧洲法西斯运动中寻找与蓝衣社相似的组织，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这种差别：像蓝衣社这类组织在西方也不是鲜为人知的。墨索里尼和希特勒都有他们自己监视党内外分子的秘密警察。有些中西方的评论家把蓝衣社定成法西斯。但如此简易的标签使人产生误解。首先，没有一个法西斯政党能够或者愿意是秘密的；它的力量在于其大规模地公开宣传与组织的能力，并由此来建立一个包括所有阶层在内的共同阵线来支持这个运动。其次，中国的情况与西欧任何国家都如此相异，其政治程序也有本质性的区别，因而无法用西方的概念来界定。国民党本身与西方法西斯在某种程度上有所类似，但它具有太广的多面性——也因为它在更大程度上是源于西方民主制，而非独裁传统，它对现代中国的特殊条件的适用性还没有被证实。不过，即使欧洲的黑衫党和褐衫党与中国的蓝衣社不完全是一回事，法西斯主义的形象在那些年代里在全世界范围内都非常强大而且具有吸引力。正如我们所见，为数不少的中国军官被派往德国和意大利受训，他们回国后充满了对“法西斯主义”的崇敬，“而且相信法西斯主义在中国当时情况下的价值”。而且，即便蓝衣社仅仅渴望寻找新鲜的政治观点，以向陈氏兄弟及其党徒对报刊出版的垄断进行挑战，那么法西斯主义的冲动口号对极端民族主义化的中国人来说，也必然成为他们的某种意识形态的基础。第九章意识形态的竞争：蓝衣社和CC派媒介的竞争与“CC”派争夺对印刷业的新设备的控制，使蓝衣社背离了蒋介石关于让他们主要在公共安全和警务范围内活动的指示，因为印刷业被认为属于民事政治范围。所以，一开始除了创办复兴社控制的报纸杂志以外没有什么其他正式活动。复兴社的“官方”报纸是《中国日报》，它的前身是《文化日报》。其主编是蒋介石前军事助理、蓝衣社内“西南派”的首领康泽。后来康泽被调去负责组建一个在“剿匪”区域“剿共”的别动队。此时他负责宣传工作的任务，也许部分是出于防止他通过参与蓝衣社培训项目而继续扩展他这一派的影响的缘故。不管康泽的这一任命缘由如何，康泽成了蓝衣社杰出的报刊出版人。1932年1月28日上海战争爆发后出现了严重的报刊印刷危机，但康泽对此早有准备，他储备了大量的印刷纸张。正因如此，也因为他的战事消息直接来源于前线，《中国日报》拥有极高的发行量。还有其他一些力行社控制的报纸。除了在上海出版的《前途》和在南昌与汉口印刷的《扫荡》以外，复兴社还对下列刊物有影响：《北方日报》——余洒度主编，出版于北平。《老实话》——刘健群编辑，1933年8月出版于北平。它比起正规报纸来更像简报，主要刊登有关政党人物耸人听闻的轶事，以及对共产党人进行造谣诽谤。《人民周报》——蒋坚忍编辑，杭州。《青年与战争》——萧作霖创建于南昌。开始主登“剿共”文章并致力于激发青年人，后来于1934年7月与《中国革命》合并。其他还有一些复兴社知识分子成员编辑的刊物，但除了符合前面提起过的两个口号：“攘外必先安内”和“绝对支持一党一领袖”以外，它们之间没有体现出共同的理论基础。这些报纸包括了《南方日报》（福州）、《河南晚报》（开封）、《国民新闻报》（杭州）、《新青岛报》（青岛）、《新中华日报》（汉口）、《中华周报》（南京）、《国际译报》（南京）、《新社会》（上海）、《思想》（上海）、《民族文艺》（上海）、《现代社会》（天津）和《西北评论》（西安）。这其中的有些报纸因自身特点而被认为属于国民党极右派。其他的，如曾扩情编辑的《世界日报》（北平），则被读者认为不属于任何派系且观点中立。复兴社所属刊物的这种缺乏明显倾向性的情况，要比蓝衣社自己的政策和政治理论上出现的含糊状态更常见。于是为了平衡这种含糊状态，也为了向蓝衣社提供一个前沿组织以使其活动深入文化界，一个由蒋介石的亲信，包括蒋的私人秘书邓文仪组建的“中国文化学会”，于1933年12月25日成立了。邓文仪长期以来对文化事务持有商业兴趣，他曾经向朋友们借钱开办了“提拔书店”，那书店出版过蒋介石的言论集和军人手册系列。书店和编辑室合起来就是一个小出版社的样板，它在吸引那些渴望用学习国家领袖语录来提高自己的顾客方面如此之成功，以至于引起了在邓文仪和他的领袖之间激烈的争执，几乎让他倒霉。首先，那些深为嫉妒的政治——商业竞争对手们满怀恶意地向蒋介石汇报说，邓文仪利用领袖的名誉和声望来大笔盈利。然后，当蒋在1930年新年对黄埔学生的讲话被提拔书店的某个刊物误解后（暗示国民党军队将向东北进军，那就等于肯定了与张学良军队的冲突），蒋介石把他的这位秘书召来狠狠地训了一顿，说要关闭他的书店。一开始邓文仪不服，用了一个多小时来争辩说他的书店没有正当的法律程序不能被关闭，而且要征求书店股东的意见。这对蒋无异于火上加油，结果邓终于在蒋的臭骂下缩了回去，回到自己家里，懊丧地哭了一天一夜。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邓文仪一直非常沮丧，他把自己关在家里，竟然都不屑向司令部的上司请病假。蒋本人则装作没注意到他的缺勤。终于，一个月后，当蒋在中山陵向一队负责江西“剿匪”动员宣传的人员作讲话时，邓文仪自己来到了那里。讲话后，蒋主动向邓打招呼，关切地询问他的健康状况和是否上班。然后“校长”温和地对他说：“你的毛病就是懒散，如果打起精神工作，一定可以把事办好，今后要切记改过，勤奋工作，从明日起，你到总司令部去办公。”次日邓文仪便去上班了。第九章意识形态的竞争：蓝衣社和CC派新生活这次感情冲动的危机反映出蒋介石和他的部下之间关系的复杂性。在这之后，邓文仪继续经营他的出版公司。事实上，当力行社的蓝衣社成形时，邓的“提拔书店”已经发展成了连锁店，并在南京、汉口、南昌、长沙、贵阳及其他城市发行了该运动的刊物。中国文化学会也因此汇入了邓文仪的一个已经建立好了的简单而面广的宣传网络。它的出现正值新生活运动开始：新生活运动由江西省省长熊式辉于1934年2月在江西发动，这种道德复兴观的基础，来源于“传统孔学信条、基督教道德准则及军事理想的意识形态大杂烩”。在力行社内部，新文化运动被当做蓝衣社的“四大运动”之一。社会上所有的干部和成员都受到它的左右，尤其是在他们个人财产和收入方面。力行社的规定要求所有的成员都应当登记他们的私人财产，将来所有的财产增减都将通过其工资来调节，而这些财产应当由书记处的会计或力行社的监察员抽查。贪污200元的，处徒刑；偷窃500元的，处死刑。力行社在地方的协调组织因此而制造出“一个新气氛”以清除挥霍、贪婪、懒惰、欺骗、叛逆、赌博、淫乱，以及所有“封建士大夫”的“好逸恶劳”之类的种种“恶习”。在这个扫除浪费和到处封官许愿的新道德秩序下，男女大众将“复兴我固有的日新又新之创造民族精神”，以“恢复自鸦片战争战败后之民族生存发展信心”。中国文化学会相应的主要目标是，通过把人的注意力转移到大众共同利益的方法来“更新生活”。这种努力的关键是一个“军事化”项目，它原先只针对复兴社成员，后来通过新生活运动促进协会的运作扩展到了一般公众。正是这个协会采取了许多极有争议、强加于人的运动措施，如限制吸烟、跳舞和穿某些西化的衣服。蓝衣社后来遭到外国人尤其是美国传教士们的指责，说他们颠倒了新文化运动最初的宗旨，而把它变成了一场法西斯统治的运动。中国文化学会名义上由蒋介石主持，但它的日常领导是邓文仪、萧作霖、贺衷寒和吴寿彭。邓是理事长，而萧当了南昌总部的秘书长。与此同时，决定让萧作霖去上海，在刘炳藜（《前途》的编辑）、倪文亚和其他蓝衣分子的帮助下建立该学会的一个分会。蓝衣社在上海的脚跟已稳。1932年1月，力行社筹备处曾经派遣叶维去那里建立一个控制学生运动的组织。根据日本资料，两年后，蓝衣社在上海召开了一个常务委员会会议。会议决定了一系列的组织原则，建立了组织结构并订立了关于成员的规章守则。日本资料说，蓝衣社的章程宣称：“法西斯主义应当用于实现独裁。”他们的誓言要求他们致力于发扬民族独立精神，取缔一切所有不平等条约，并使整个国家集权化。在政府官员中加强军事化，“使他们接受法西斯主义”的同时，用刺激各省乡村手工业，压制资本家和劳工之间的阶级斗争，以及普遍建立农业实验站的方法来发展商业、矿业和农业。另外，为了“尽快实现社会新秩序，建立基于法西斯主义之上的国家”，蓝衣社根据形势开始涉入情报、宣传和处决的活动。根据这些大惊小怪的日本资料，上海的蓝衣社组织系统图显示，其地方上的特殊地区分部直接受南京总部的领导。它还表明：1.平津站，包括天津警察情报局；2.平津地区惩戒委员会；3.常设在大同、济南、青岛、山东、唐山、张家口和绥远的分部；4.一支北方特殊纵队，它在大连、沈阳、新京、哈尔滨、黑龙江、四同、营口、承德等地都有自己的分部；5.武昌分部；6.分散在整个全中国省市的各级单位。其他外国情报和警察机构也积累了关于蓝衣社的情况。至少在1933年8月，法租界的警察已宣称他们发现了在国民党社会局局长吴醒亚领导下的上海蓝衣社，吴醒亚被认为是蒋介石在上海的情报头子。国际租界的警察也误把蓝衣社上海分部与CC派和陈果夫混为一谈，而且认为该组织的建立是为了把“一种新精神，法西斯主义，作为在危难中拯救国家的措施灌输给大众。”显然，他们也误把吴醒亚当做其头目了。第九章意识形态的竞争：蓝衣社和CC派文化控制要是真像一些情报认为的那样，吴醒亚是CC派的人的话，那么在萧作霖于1934年2月刚一到上海准备在环龙路76号建立一个“筹备委员会”来促进复兴社文化事务，上海的蓝衣社和陈氏兄弟便已处于对立状态。早在这之前，萧的陈立夫在上海文艺界集会上发表演说筹备组就向上海市市长吴铁成、同济大学校长翁之龙、交通大学校长黎照寰和国立商学院院长裴复恒发出了特殊邀请。这些重要人物每人都同意加入这个新委员会。而且在短短的一个月里，又有七八百人被吸收为中国文化研究会的成员，其中多数是大学生和教授。研究会由3个常务理事领导：市长吴铁成、刘炳藜和萧作霖。据萧作霖本人说，中国文化研究会成立时正值复兴社“法西斯宣传运动”的“高潮”，当时蓝衣社吸引了很多追随者，并在上海对公众具有很大的影响。他们在环龙路50号开了一家文化书局和书店后，中国文化研究会在发行青年丛书、军事丛书与民主丛书的同时，开始定期发行它的简报。研究会还通过在南昌总部的吴寿彭出版了一系列的翻译刊物。复兴社期望在中国发动一场“文化运动”，这可以给予蓝衣社的知识分子们一个机会来控制广大读者们的思想和行为，从而领导全国的复兴运动。这个计划在复兴社的月刊《前途》中被含糊地提到：吴铁成、刘炳藜、贺衷寒和其他人都在该刊上撰文，如“中国历史中的文化统治”，“我国文化统治的历史观”，“三民主义的统治阶段”和“统治文化与救亡图存”等。这些文章的共同点不过是一个简单的“统制”概念，它模糊地表示复兴社必须以某种方法来对全国的知识领域获得统制，而且尤其是蓝衣社，而非陈氏兄弟的圈子成员，应当在当时中国的主要文化中心上海对新思想运动进行控制。CC派明显意识到了这些挑战，并准备对此作出反应。中国文化研究会一由复兴社创办，CC派成员立刻也成立了一个“中国文化建设协会”。当萧作霖于1934年去上海建立中国文化研究会分会时，陈立夫立刻接踵而至，在维克多·艾曼努埃二世大道设立了中国文化建设协会的上海分会，在文学和文化圈子里为争取“名流学者”上与萧作霖的人马竞争。CC派也成立了一个“特别团体”来“调查中国文人的政治倾向”。这个“特别团体”后来包括了《晨报》的编辑王新命，商业出版社编委主任何炳松，南京中央大学的政治学教授吴育干，复旦大学法学院院长孙寒冰，中央大学社会学院院长黄文山，北平大学新闻教授陶希圣，复旦大学教育院院长章益，《文化建设月刊》编辑樊仲云，及中央大学政治学教授萨孟武。CC派成立的对立组织文化协会，使市长吴铁成和一些大学的校长们非常为难，因为他们已经加入了复兴社的筹备委员会小组。最安全的办法是双方的组织都加入。于是他们及一些有影响的教授们很快地这么做了。但结果是，中国文化研究会在获取上海的大学生、尤其是大专学校的学生的支持方面，要比CC派的文化组织擅长得多。例如，在暨南大学，蓝衣社能使大多数学生忠实于他们，因为文化研究会的干部们自己大都是前军校学生，所以他们能更有效地组织和管理他们的支持者们。当CC派的支持者们试图反击时，双方公开开战了：中国文化研究会的干部们干脆把中国文化建设协会的成员抓了起来关押在校园里，吴醒亚和国民党社会局和教育局局长潘公展对此感到震惊。后来只有经过市长吴醒亚的调解，并领来了复兴社的人（他们故意躲开，以便避免被迫释放被逮捕的对立派分子）进行谈判后，被抓的学生才得以释放。上海的蓝衣社在组织邻城的警察和军事人员的支持方面，也比对手CC派要强。比如，他们在上海建立了文化研究分会后，马上也在杭州建立了一个分会，而且还在那里建立了由浙江大学和其他地方学校学生组成的“文化前卫队”（其法西斯式的入会仪式在前面曾经描述过）。但是，尽管在通过前沿组织来获取学生支持这方面CC派竞争不过蓝衣社，但陈氏兄弟能利用蒋介石亲自布置给他们的思想领域方面的工作，而蒋则把复兴社及其附属组织的运作限制在军训和保安范围内。由于在组织群众上不顺，陈立夫就找了最高级上司，说服蒋介石在1934年6月间解散中国文化研究会，那正是新生活运动在上海公安局的主持下在上海萌发之时。CC派在上海抵制蓝衣社只得到部分的成功。蓝衣社继续在城里活动，尤其是通过学生军训项目和先由吴醒亚后来是潘公展领导的“中国青年力社”这类教育协会来运作。尽管中国青年力社与复兴社之间有许多联系，而且奉命监视上海的学生政治活动，但它绝对不是蓝衣社的一个“前沿组织”。当吴醒亚手下的一个人员、从日本留学回来的学生袁学易，被当做共产党特务抓起来后，中国青年力社被一个更加军事化的组织（由潘公展和社会局倡办）“中锋社”取代了。有些观察家猜测，袁学易案件与CC派和蓝衣社的斗争有关，但正规的警方报告则不这么认为。与此同时，特工部继续在上海内外圈子里为所欲为，人们常将它和复兴社混为一谈，而实际上它们各行其事。但蓝衣社中国文化研究会的成员，如萧作霖和刘炳藜，曾经想在大城市里开展新思想运动的希望，则被CC派的进攻破灭了。他们被迫转向各省的军训项目，想以此在蒋介石国民党体制的极右派“统制”下来宣传思想和文化。第十章各省的蓝衣社宣传大队蓝衣社在各省最早的布局是康泽一手安排的。康泽原是蒋介石侍从室的副主任，对间谍和保安事务既热衷又具特殊才干。当《中国日报》成为刚成立的复兴社的主要机构时，康泽被任命为编辑，而他利用了这个位置来强化他自己的黄埔学生团体。该团学生参加过康泽在北伐期间协助领导的宣传大队，他们大多来自云南、贵州和四川，于是这个团体相应地被称为“西南社”。宣传大队属于军队政治部系统。在蒋于1926年3月20日发动的军事政变中，政治部的人事编制从政训员制降级到了教导员制。北伐初期，宣传大队在政训方面非常成功，它向官兵们传授党的原则和对待非军事人员的纪律。但随着北伐的深入，需要用政治骨干管教从军阀那里俘虏来的战犯，供不应求。于是他们在政训上的成功开始打折扣。到了1927年8月22日，在镇压秋收起义的过程中，白崇禧索性把政治部系统一股脑儿地取消了。直到次年1月，蒋介石以政训部的形式将其在国民革命军中恢复。政训部向国民军各师派遣了建立“特别党部”的专员。虽然“特别党部”只负责政训，但它在戴季陶的发展下成了反间谍系统的重要部分，是国民革命军内在蒋介石直接控制下打击共产党的重要工具。蒋介石第一次江西“剿共”时，正值他重新强调政训工作的重要性，并把康泽从编辑调到更为活跃的位置上。1932年，南京的力行社研究机构制定出了一个在江西执行的特别的反叛乱计划。力行社成员滕杰、萧赞育和康泽亲自向在临川县指导反共动员的蒋介石汇报了这个计划，蒋当场批准，并命令这三人与南昌行营参谋长、江西省府主席熊式辉商量执行该计划事宜。在回南昌的路上，康泽对他的两个伙伴说，经营报纸对他来说挑战性不大，说他想负责这个新计划。他威胁说，否则他就辞职去国外。滕杰和萧赞育在康泽身上看到的“是一个能吃苦耐劳、积极肯干、野心勃勃的人”，他们答应支持他。到了南昌后，他们说服熊式辉让康泽做“特别训练班”的主任，力行社成员杨文连任副主任，袁永馥任秘书，在“剿匪区”内培养宣传、政训和保安事务方面的“特务干部”。星子县临潘阳湖，位于庐山五老峰右侧，被选作第一期班的地点。第一期班有中央军事学校600个学生。除了锻炼身体、学习爬山和渡河以外，他们还接受了4个月的特殊培训，研究共产党事务、情报工作、伪装、埋伏、搜查和破坏技术、夜袭，并培养“组训民众”能力。然后他们被分配到各中队、分队、小队和小组去，这些队组合起来便成了“剿匪别动总队”，由康泽领导，并直接向军事委员会主席蒋介石汇报。就这样，他们被公认为总司令的GPU(前苏联国家政治管理局)。第十章各省的蓝衣社别动总队开始别动队有1000人，后来总人数达到2万。他们被分成由4000人组成的5支大队。别动队骨干的任务是“督导”地方上参加“剿匪”战役的军官。他们的士兵携有手枪、手榴弹和特制轻便步话机。他们在乡村一带伪装活动，对“潜匪”进行突然袭击，杀害或搜捕地下共产党员并破坏他们的党组织。与此同时，别动队的骨干们还协助地方政府建立自卫力量，使正常的行政工作得以进行，使老百姓能够回到家乡恢复正常的生活。别动队很快在进步人士中臭名昭著，他们指控别动队的武装干部残酷地折磨和杀害百姓，然而别动队却在培养农民的反共意识和动员乡村力量抵抗江西苏维埃红军方面，得到了蒋介石和国民党的高度赞赏。更多的特务被培训出来派到河南、湖北、安徽、江西、福建和浙江去工作。而康泽和他的随从们自己形成了一支执行特殊使命的力量，来控制中国南方和西南方的部分地区，甚至把统治贵州和四川的军阀们也不放在眼里。康泽的别动队在共产党控制的乡村地区进行反叛乱活动，并受到了国民党政训项目的援助，这些项目基本上由蓝衣社的另一位要人贺衷寒领导。1932年，正当康泽培训特务骨干的时候，这个使“剿匪”一词正式化的贺衷寒，被任命为“湘鄂赣‘剿匪’司令部”“‘剿匪’宣传处”处长及“南昌行营政训处”处长。次年冬，复兴社成立，贺衷寒的宣传处变成了全国“剿匪”军政治训练处。到了次年6月，他被派去负责河南、湖北、安徽在汉口司令部的“剿匪”指挥任务。汉口“剿匪”司令部里的骨干来自“豫鄂皖赣团干队训练班”，该训练班在力行社成员的领导下成立于1933年。1700个学员中有六分之一来自中央军事学校，其余的来自四省的县保安队和地区自卫组织。他们全都经受六个月的情报工作、军事知识、战地技术、政治和共产党事务的培训。然后他们回到原单位，在国民党南昌和汉口的司令部指挥下协调反共反红军的“剿匪”战役。在汉口司令部，贺衷寒主要肩负国民党的反共宣传：他开办了一个电影院，还办了一个顽固反共的杂志《扫荡》。到了那时，在首都还有其他一系列的机关对政训感兴趣，于是贺衷寒决定使自己成为整个“政训系统”的主子，把宣传工作当做了自己特殊的交易券。第十章各省的蓝衣社政治训练贺衷寒在这方面不乏对手。被认为是蓝衣社留欧小团体的领袖酆悌，就认为在青年人中开展宣传工作是取得军事胜利的关键，也是他个人的成功。当蒋介石认为滕杰软弱无能时，酆悌取而代之，成为复兴社的总书记。酆悌当总书记时，在“训练总监部”下设立了一个专门针对学生的夏季军事训练项目。于是“纵队”在全国重要的省市组建起来，它们受高级卫戍军官或者从南京力行社派出的专门骨干指挥。滕杰下台后，蓝衣社的留日派与邓文仪和贺衷寒联合起来提名贺衷寒为复兴社的总书记，这时问题的焦点便转到了政训处。自从贺衷寒1935年从湖北调到南京后，政训处就归他领导，政训处成了蓝衣社在军队里的要塞。军队政训系统在军委会的秘密活动中占有关键的地位。政府军事力量的每一层机构、每一所军事学校、每一个军事单位里都设有政训处。通过在复兴社里任成员的双重组织身份，贺衷寒及他的骨干们得以把训练系统与负责领导地方反共宣传的“军队党务”处接合起来。尽管党务处应当属于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领导，但它受复兴社的骨干分子控制。力行社的成员也控制了培训政训处干部的单位。其中最关键的是附属军委会、由孙常钧领导的“干部训练班”。孙既是黄埔一期班生，又是力社的成员。干部训练班成立于1932年4月，当时有5个队，1800多个学生。其中五分之一是中央军事学校的毕业生，其余的要么是在前帝国军事学校接受过培训，要么是从军阀那里投降过来被分配到“临时军官训练班队”的人员。经过半年的培训，毕业生被分配到各省，成为地方上市镇民间学校的“国民军训教官”。少数的被留下当力行社其他培训项目的“职官”。虽然贺衷寒的主力人员都是复兴社的骨干分子，而且中层以上的政工人员都是复兴社成员，但政训处系统仍然相当独立于复兴社。贺衷寒和他的同志们直接从蒋介石那里接受命令，而且政训处大多数的处长并非复兴社成员。除了执行反共宣传以外，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对各队的队长进行调查和监视。这样，作为整体，这些队长们就能保证既在蒋介石直接控制的部队，又能在他不直接指挥的部队里起到指导员的作用。他们还要监视军队里所有层次的军官和学生的思想和活动。假如一个军校生被怀疑是共产党员，政训处的政治指导员便有权下令逮捕他，并让宪兵予以处置。宪兵在中国所有的主要城市里都有它的特务机关。此外，政治指导员奉命调查他所在的军事单位内的共产党。而且，他本人的命令必须服从，因为这就是军法，所以能迫使地方法律机构充分地合作。那时及后来，蒋介石在原则上不允许军队的指挥尤其是师长以上的军官参加复兴社或者蓝衣社，哪怕他们是黄埔一期班的毕业生也不行。当然也有例外，比如胡宗南、滕杰和桂永清。还有一小部分团长参加了复兴社，但要么蒋介石对此一无所知，要么他们被派去指挥非蒋介石嫡系的部队。但从总体上说，蒋总是在监视和指挥之间区分得非常清楚。在这方面，他的军事指导员体系与红军的有很大的不同，红军的指导员既是政训官员也是集体领导的成员，享有地位和权力。通常权力与地位是相连的，但蒋的政治指导员因为缺乏通常意义上的指挥权，所以正规军的军官瞧不起他们。他［蒋介石］不许掌握实力的部队长参与政治特务，而使政治特务对掌握实力的部队长起监督作用，以为牵制，可是事实上却正相反：黄埔学生中掌握实力的部队长并不愿参加复兴社组织，对政训工作及其人员都很轻视；而政训人员绝大多数也都不愿干这一行，把政训工作叫做“卖膏药”，认为没有出息，尤其是其中的黄埔学生，更认为是倒了霉。他们只是把政训工作当做桥梁，希图借此同各部队长拉上关系，能转入带兵。结果，他们不仅没有有效地对本单位的军官们进行监视，相反尽量讨好他们，以便有朝一日自己也有望成为军事指挥官。军官们，尤其是“非嫡系”部队的，反过来也用晋升甚至金钱来收买这些政训人员。时间一长，对政训员来说，这两种刺激使分配到“非嫡系”部队比到“嫡系”部队要有吸引力得多。政训员愿意到“非嫡系”部队工作的另一个原因是，那里的军官生活比“嫡系”部队的要轻松愉快些，比如，在“嫡系”部队里，赌博和嫖妓受到限制和蔑视。政训处和复兴社均在本单位里设有许多干部，因为这两个组织是蒋介石在1933年1月日本人侵略热河，并企图突破“少帅”张学良协调的长城一带的防线后，计划向东北扩展其控制的关键筹码。当时的军事形势由于张学良与另外两个东北军阀冯玉祥和阎锡山的对立而复杂起来：后二者企图在反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高涨的爱国情绪中捞一把。当时冯正在张家口，他在辞去了国民政府内务部长的职位后，伺机再起。阎锡山在太原，任山西和隋阳的保安司令。两人都不理睬张学良的命令。与此同时，虽然宋哲元将军被派到了长春，但“少帅”的东北将士已散落中原，轻而易举地成为傀儡政府和汉奸的俘虏。第十章各省的蓝衣社在北方加强政治行动到了1933年3月，当力行社在南京召开年会时，蒋介石意识到他在北方，不论在权威领导还是在可信的干部方面均需要一只强有力的手。后来，张学良提出辞职，委员长接受了，并任命何应钦任北平军委会头目。同时，他听取了力行社干事们的建议，建立一支由力行社成员组成的特殊队伍，支援干部到北方去。蒋认为，一支由他的亲信组成的队伍能领导宣传工作和从事秘密工作，以牵制华北的日伪活动。但我们将会看到，这种预见落空了，它只是为戴笠加强他的个人控制铺垫了道路。第一组人员里有郑介民，他于3月12日到达北平。郑立刻接管了力行社在本市的两个常务机构：由力行社地方分社书记贾毅领导的“革命军同志会”分会和特务处北平站。第二组人员由南昌行营总部机要秘书邓文仪带领，于3月15日后陆陆续续来到北平。戴笠是在初春去北平的，随行的有一位机要秘书和密码员。戴笠的特务替他们在城东的一条胡同里租了一座带院子的两层楼房。戴笠的活动并非限于收集情报，还含有较高层次的政治活动，包括与东北军政要员黎天才、关吉玉、王卓然、王以哲、范崇义和冯庸的联络。肩负最重要任务的是何应钦的前机要助理刘健群，他奉命在南京物色干部到北方去做宣传工作。自从1932年7月以来，刘是力行社高级干部重点训练班——“军事委员会政训研究班”的主任，这个研究班有约120名左右中央军事学校毕业生和480个普通大学毕业生。 “班训”是蒋介石亲笔提书的四个大字“艰苦卓绝”，训练纲要是“明礼义，知廉耻，负责任，守纪律”。参加6个月政治培训的学生被告知：礼义廉耻乃是维持国家的四大基准，发扬这四大原则，国家可得以复兴。他们准备把这种提法向全中国的蓝衣社发布并作为训练提纲，而这种许诺的所有根基都源于三民主义。然而，正当这600个学生在1933年2月准备结束他们的培训时，中国对日本的长城抗战爆发了。现在，他们要在刘健群的领导下去支援人民的抵抗，到华北战场上与日本间谍作战。1933年3月19日，刘健群被任命为抗日宣传队队长，每月经费2800元，在南京的韩家巷成立一个“筹备处”。十天之内，300多个学生在军委会下面由力行社办的政训精英班里被挑选出来，一支叫做“华北宣传总队”的特殊单位成立了。后来，约有500人加入了这支队伍，其中有一些是黄埔无业毕业生。该总队分成三大队、九小队随刘健群北上。他们明确的任务是解释中央政府“安内攘外”的决定，联合军队和民众全心全意地抗敌，消灭日本情报机构及地下汉奸活动，确保华北和内蒙不受侵略而不致变成日本新近制造的“自治区”。3月27日，包括李秉中在内的一些队长去了北平。两天之后，刘健群在给其余的人作了最后一个报告后，便率领新大队的成员们北上。他们一到北平，刘便马上取代了贾毅的位置而成了力行社分社的书记。由于刘健群和他的一个队长是何应钦的老部下或学生，他们还参加了支持何的一个特殊小组，因为何只随身带了三四个副官。这队人员非正式地附属于军委会北平分会，包括戴笠的副手郑介民。除一人以外，其中所有的人员全部是力行社的。对何应钦来讲，他既要防止汉奸又要避免过激的对日反击，而日本人此刻正在迅速占领热河，对和谈三心二意。何在前一种选择上得到刘健群人马的帮忙：他们以十人一组的形式到“杂牌”军去宣传，督促他们在蒋介石和南京政府的领导下团结起来，联合抗战。宣传人员被告知要用三民主义的思想，来逐渐对非直属于蒋介石的部队实行“中央化”控制，同时在每一个层次上散布“只有国民党，只有三民主义和领袖才能救中国”的思想。第十章各省的蓝衣社北方的政治行动为了寻找一个不仅敢想而且敢干的人，何应钦注意起戴笠手下的郑介民来，此人安排了刺杀当时正在与日本人谈判的湖南军阀张敬尧。当时蒋介石的代表即将与日本人进行谈判，除掉张敬尧可能起到了防止其他潜在的汉奸破坏谈判的作用，至少干国勋是这么认为的。他后来说这一处决“引起了燕、赵豪杰人人奋发，原充满封建享乐之华北社会，气象一新，所有汉奸如王克敏、王揖唐、鲍文越等皆畏缩藏匿，不敢蠢动，而段祺瑞、吴佩孚具有代表性之北洋人物，亦皆顺应舆情倾诚中央”。蒋介石的谈判总代表是他的高级顾问、前上海市市长和外交部部长黄郛。黄郛在1908年是蒋介石在东京军事预备学校（Shimbu Gakko）的同学（阎锡山也是）。虽然黄已经退出公共生活，但在1932年他又恢复了政治要职。鉴于对日战争引起的全国危机，他回到了上海并创立了新华重建社，该社还出版《复兴月刊》。1933年3月，他被命名为北平政治事务委员会主席，并受蒋介石指派参与不得人心的与日本人的谈判。与此同时，日本人加强了他们对热河的占领，并继续进攻察哈尔。冯玉祥决定从他退休的张家口出来，通过发动抵抗运动来争取国家领导权。1933年5月26日，冯玉祥宣布成立“民众抗日同盟军”，并开始召集军队。五天后，5月31日，黄郛总算与日本人谈成了停火。但公众舆论似乎更支持冯玉祥，塘沽协定被称为卖国，黄郛被斥为亲日的“汉奸”。然而，此刻的关键是军事力量，而非公共舆论。当何应钦在北平——绥原铁路南集合部队时，黄郛和宋哲元（他的部队控制了河北的东部）在1933年8月“说服”了冯玉祥解散他的“民众抗日同盟军”。同时，为了使何应钦分散其力量，冯玉祥把察哈尔的军政大权交给了宋哲元，自己回到自己在山东泰山的别墅，于是宋哲元成了河北察哈尔地区的政治领导人。他在1935年5月签署何梅协定时，是平津卫戍司令。塘沽停战的条件之一是取消抗日宣传队。这一条只是在名义上得到执行。各种宣传队因此而改成或并入附属在各个军队里的政训处。刘健群自己成了宣传头目，自此以后，所有的复兴社活动都在这个幌子下进行。每个军事单位的政训处处长几乎无一例外都是复兴社的“小组干事”，该军事单位每一个重要的会议都有政训处的人参加。政训处的第一科代表了复兴社的宣传机关。第二科是情报机关，如果它需要特务活动的话，它便让地方宪兵第三团来当“警卫”，或者当“稽查”员，对军队的每个官员进行调查和侦查，看是否有进步人士和共产党员的活动。偶尔二科也会利用非军事人员——主要是地方的黑社会或帮匪，有时是青红帮的人员，有时是宗教人员——来对付农民、商人和那些不属于军队或教育机关直接管制的工人们。第十章各省的蓝衣社学校的军训1933—1935年间，蓝衣社通过全国高中和大学的军训系统，把他们的影响扩展到了北方。一个叫做“国民军事教育处”的机构在训练监察部门的指导下成立于南京。这个处先由力行社的潘佑强领导，后来是杜心如，并在各省的大城市里组建了“国民军事训练委员会”。这些委员会的负责人同时也是“军训主任”，他们大都是黄埔毕业生。在这些人以及被派到高等院校（包括高中）“军训室”的“军训教官”当中，很多都是复兴社的人。他们的任务是组织90天的高中和大学生的训练课程。初中在名义上由地方的市长或县长一级的官员来领导，但事实上是由每个学校的军训教官负责。在大专院校，大队和中队在校长室的领导下组成，但仍由军训教官指挥。于是，以这种方式，复兴社渗透到了每一个大学和中学，他们做蓝衣社的宣传材料，对进步青年进行监视，并搜寻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这些训练教官与戴笠的特务处保持着秘密的联系，共产党认为他们是白色恐怖最残忍的执行者。大多数真正的军训是在各省府的夏季培训项目中开始的。比如，在学校的假期里，河南和陕西的学生队伍在开封集合，形成训练营。政治灌输的分量超过了军事教程，教官们大都是复兴社的人，传授关于领袖的语录和思想、三民主义、国际事务、德国和意大利法西斯组织的发展以及关于“一个领袖一个党”的课程。最重要的课是“精神教育”。它的主要目的是使参加夏季训练的学生崇拜蒋介石，于是不仅“敬爱领袖”这句话经常被引用，而且一个学生在任何时候听到“委员长”的称呼，他立刻就得聚精会神满怀崇敬地聆听下文。而实际上，学生们对在酷暑中听三四个小时的讲话感到非常厌倦而心不在焉，他们在政治教员的背后把这些讲话说成是“蒸人讲话”。尽管学生们由于怕受到报复，被带上“红帽子”，不敢顶撞这些政治教员，但他们看不起这种教员，而且蔑视他们。例如1934年夏，在北平的黄寺举办了一个有2000多中学生参加的夏季训练营。在那次的一个军训课程中，学生们被告知“安内第一，抵抗第二”的重要性。有一个学生坚持要发言，反对这个开展反共内战的政策，他大胆地问：为什么打败日本人首先要取决于消灭共产党？这个学生立刻被抓了起来，其余的学生被告知：他是共产党秘密派到那儿来瓦解他们的。后来这位学生被交到了第二十五宪兵处，从此再也没人见到过他。在这些训练课程以及大学正常的学期里，教员中的蓝衣社成员们不断寻找强烈反对共产党及其政策的学生。当他们发现坚定的反共学生时，便竭力把这类学生训练成“职业反共分子”，以摧毁共产党的学生组织。比如，在开封的河南大学就有在吸收学生中的追随者方面获得显著成功的政治活动小组。“职业反共分子”被怂勇当警察的告密者和“引线人”，以帮助警察和宪兵追查和逮捕共产党学生。假如反共分子们成功的话，他们会得到特殊资金并在学习上受到奖励，而且他们中的许多人还被推荐为复兴社的成员。“军训”毕竟是一种对预备军官的训练，它的另一个主要目的是为将来军队中的政治工作物色干部。在刘健群当政训处主任时，他还组织了一个政治训练班，把1000多个高中学生聚集到南京，来接受“一个党，一种理论，一个领袖，一个敌人”的原则。这些学生毕业后，想必是享有黄埔毕业生同等的待遇，他们在成为军队的政治干部之前，全都成为了复兴社的正规成员。第十章各省的蓝衣社北平活动1934年4月，刘健群被调到了南京当复兴社总书记。他的北平政训处处长的位置由曾扩情接替，曾在那时也已成为复兴社地方组织的领导。曾发现城市里的政治形势异常地复杂，尤其是在首都各种警察机构方面。行政院的北平政治事务委员会主席不是别人，正是在塘沽停战谈判中的黄郛。市长是袁良，黄郛浙江的同乡，毕业于日本的早稻田大学。袁良在丰田和上海当过警官，在来北平接替市长位置之前，任上海公安局局长。他们都是权威性的政治要人，可他们两人在控制市警察署长余晋和这一点上无能为力。余也是浙江人，他与黄郛同时在日本就学，但他是东京宪兵训练学院的学生。先当过青岛的海关署长、后当了那里的公安署长的余晋和，也是日中合资企业陆大煤矿公司的成员，他与日本人关系密切，而且个性勇猛，且为自己和手下的人争夺了许多原本属于宪兵头目蒋孝先的刑警力量和权威。蒋的上司绍文凯，作为宪兵司令部的司令，对宪兵部门负有最终的责任，他抱怨过这种侵犯其职权的做法，但他和仅次于戴笠的司令部特派书记廖划平对余晋和的霸道都感到无能为力。幸亏对曾扩情来说（他得从复兴社操控自己的特务行动）廖划平是四川同乡。当曾需要宪兵帮助逮捕复兴社的嫌疑分子时，他可以求救于廖，后者通常乐意与他合作。在对待“外部敌人”的合作方面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在曾扩情1934-1935年任职北平期间，他在对日情报方面一无所知。这方面的工作全部在戴笠派遣到华北、作为他的情报安全代表的两个人身上：娄兆元和卢起勋。虽然这二人借调到了政训处，但他们想来就来，想走就走，也不向地方蓝衣社组织内的任何人汇报他们反日的工作或在北平地区对军事人员的监视情况。既然人们已经认为他们只向戴笠汇报其情报，娄和卢便索性在自身周围制造了一种明显的恐怖色彩，于是当地军事单位的“负责人”对这二人感到恐惧而戒备。日本人自然通过侦探了解到了政训处的活动。1935年6月10日，何应钦在与梅津美治郎中将（日本驻华北部队司令）谈判时，不得不对日作出各种让步，不仅同意把于学忠的东北部队（整个第五十一军）撤出河北，取消华北的国民党机关，而且同意解散蓝衣社，关闭在北平的政训处和宪兵部门。戴笠的人躲到了幕后，而曾扩情和复兴社则停止了他们的活动。在向成都的蒋介石汇报了之后，曾便把他的政训处，连同北平的许多人员，一起迁至西安，在少帅手下进行反共活动。戴笠在北平的复兴社内部神秘地进行特务活动的同时，还在南面的河南，在极端活跃的蓝衣社组织内，逐渐地建立了自己水泄不通的情报网。复兴社在河南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省长刘峙的支持，刘曾是黄埔的一位教官，而且是得到蒋介石最高奖赏的将军之一。第十章各省的蓝衣社复兴社在河南因受刘峙的鼓励，复兴社得以在河南发展极为广泛的网络，它扩散到省里每一所学校和绝大多数的政府机构中。每一个政府机构的所有比较重要的官员，军队中的许多中级军官，大中小学校的大部分师生以及相当一部分地方武术团体的领头和帮会的头子们，都被蓝衣社吸收入复兴社或者它的前沿组织内。许多小职员、学校教师和公职人员都认为，不加入复兴社，便得不到晋升，甚至有相当一部分人相信，若不成为复兴社成员，就会丢掉在政府工作的饭碗。除了省长的支持以外，蓝衣社还得到河南省政府自1930年以来一直任参议的艾经武的赞同。艾是蒋介石的忠实信徒，对“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国家”的口号深信不疑。当复兴社于1932年在河南建立分社时，其书记助理陈祺说服了艾经武入社，说这不是一个宗派集团，而是来自于黄埔毕业生、由蒋介石亲信们组成的核心组织。艾不喜欢组织团体，因为它与“一党”论相悖，但他确信复兴社是由动机纯正、严守纪律的人组成的，他们有可能“拯救”国民党。于是他打消了疑虑，宣誓入社。后来他又应邀参加了“中国革命同志会”。复兴社的省总部开始设在开封，它与中央军校校友调查处及河南省保安部的谍报股调查处通讯社一起，安置在东华门附近的一幢房子里。后来，两个单位共同以“通讯社”作为掩护。复兴社书记冯剑飞，同时也是保安部的头子。每个县和镇里都设有复兴社的支社和小组，它们无权横向地与其他支社或小组联系，各社组的人员也不能打听其他成员的情况，他们必须填写自己的“履历表”并宣誓保守组织秘密。他们被告知，一旦成为社员，蒋介石本人为他们写下了生死状：“入社则生，出社则死。”有两个人协助了复兴社对教育机构的渗透：王公度和贾贯三，他们两人都是省教育厅的负责人。许多大中学校参加复兴社的师生都调查过本学术单位里的持不同政见者，并把他们作为共产党或者CC派分子列入“黑名单”。蓝衣社还广泛渗入到县级政府机构。几乎所有的保安团团长和副团长都是复兴社成员，而且约有一半的河南县级专员也都是复兴社的人。1936年中当各省推选人参加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时，河南省在省长李培基监督下建立了一个“监察事务所”，专门监视推选情况。复兴社通讯社接到命令，要他们尽量左右选举。当时的通讯社社长是参议艾经武，他也是《河南晚报》的编辑。他和其他复兴社的人利用通讯社的权威，命令支部和小组集中全力让与他们有共同思想的人当选代表。同时，复兴社的成员接到命令，让他们到“训练所”当教员。“训练所”是专门为训练由农村“联保”和“乡”送来的学生，使他们成为保长或学校校长这类地方管理人员而设立的。一旦这些最低一级的行政干部进入训练学校，他们便要么成为复兴社成员，要么被邀请加入“忠义救国会”，该会是戴笠的特务处在1935年建立的前沿组织。南京命令河南为吸收“社会下层人物”，包括“国术界”和青红帮的头面人物而在省里成立“忠义救国会”。这些“土豪劣绅”和流氓分子被带到蓝衣社最厉害的领导人之一萧洒的手下。萧洒在1935年建立了一个由军界人士、国民党分子、工人和农民以及地方帮匪分子组成的网络，他们都汇集在东华门的办公室，那里成了准军事化的忠义救国会的一个半公开的“匪穴”。萧洒是河南本地人，黄埔一期班毕业生，省保安处处长助理。1934年他被任命为复兴社在开封省部的书记。接下来的两年里，在他的助理书记陈祺的帮助下，萧洒把复兴社变成了一个恐怖工具。省总部在通讯社处占据了两个很大的内院，与残忍的吴赓恕领导的特务站合并在一起。吴赓恕杀人成性，能干出最野蛮凶残的行径。当陈祺扩充“忠义救国会”的人员，并把它变成特务站的一个卫队时，吴赓恕接到了复兴社传递给他的信息，要他秘密地逮捕有“革命”活动的嫌疑分子，并把他们关押在他的办公室，然后将他们日夜折磨至死。这种情况变得如此可怕，以至于作为复兴社吸收对象的师生们拒绝与蓝衣社有任何关系。复兴社本应是主要来自教师和职员的效忠蒋介石的人，现在却呈现出大批“忠义救国会”流氓加入特务组织的特色，这些人之所以入社，是因为能有机会利用东华门的名声而作威作福。这些“无赖”们会在开封城里进入饭馆和商店，想吃什么吃什么，想拿什么拿什么，然后分文不付，只说：“我是东华门的！”不仅下级军事单位害怕拒绝他们，这些流氓甚至还敢在特务的办公机关和县政府官员那儿惹麻烦。萧洒和陈祺经常替“忠义救国会”的人写介绍信给当地有复兴社背景的政府专员们。这些专员们敢怒而不敢言，因为怕受残害。到了1936年，河南的复兴社已经与这类流氓毫无二致，老百姓已经无法区分是复兴社的活动，还是吴赓恕特务站的暴行了。CC派的人毫不迟疑地利用开封的这种混乱局势直接向蒋介石告状，引起他对那里的注意。蒋非常愤怒。他立刻命令特务处罢了吴赓恕的官，并命令复兴社撤销了萧洒的开封书记职务。戴笠最受信任的人员之一刘艺舟被派到了河南全权接管特务站，并把特务站从“土劣”及其支持者们势力强大的开封迁到郑州，从而使特务站能够有效地排除地方利益而受制于南京鸡鹅巷53号特务处的中央控制。与此同时，特务站同还在开封的复兴社省总部分离开来。当接替萧洒的萧作霖上任时，他发现自己受到特务站站长刘艺舟的冷遇：刘竟然连续三个月不见他。当他们总算见了面时，刘对萧居高临下，极其傲慢。而且，尽管特务站在郑州的机关就在复兴社开封分社的对面，但它们互不来往。作为特务站站长，刘本人也是复兴社“干事会”的成员，但他极少参加会议，偶然参加时，也从来不提特务活动。而对复兴社来说，每当小组或支部递送政治情报，这情报不会交到特务站那里，而是直接送到南京的复兴社总部，然后转交给戴笠下面的特务处。在当地，复兴社在政治逮捕和搜查方面被有意蒙在鼓里。如，1936年，一名中学教师神秘地失踪了。因为他是复兴社成员，所以该社的地方代表询问特务站是否有关于他的任何消息。他们说特务站对此一无所知。只是在这个教师被释放后，复兴社才了解到刘艺舟的人把他当做共产党嫌疑分子抓了起来。不仅特务站吸收来的学生和其他受他们资助的人停止了参加复兴社的会议，特务站甚至在复兴社开封支社里也有他们的潜伏人员，专门向刘艺舟和他的同伙汇报萧作霖及其副手们的情况。复兴社与特务处的分裂虽然在别处复兴社和特务处的关系并非如此紧张，时间一长，这两个组织的分歧则越来越明显。1933-1935年间，戴笠秘密特务中绝大部分的基层人员都愿意参加复兴社的活动。但一旦加入后，戴笠的特务就开始组织只有特务处人员参加的支部。例如，沈醉和他的一些“组长”们，包括在警士教练所工作的黄加持和杨华波，当时在复兴社内部组成了自己的小组。每次开会，他们从来不在别人面前汇报其情报工作的细节，完全无视复兴社总部关于以该社名义进行特务活动的命令。不久以后，这些秘密特务索性不在复兴社支部开会了。在名存实亡的“革命同志会”里他们也同样如此。活动的分家，或者更确切地说，对复兴社普通人员隐瞒特务活动，也是湖北蓝衣社的典型做法。当萧作霖在1935年任蓝衣社湖北分社书记时，特务处的头子周伟龙和他下面的任何人员都从来不向他汇报任何情况，他惟一知道的关于特务处的消息是周的私人住址。造成这种情况的部分原因是：特务处要进行自我保护，以不受蓝衣社的大型组织复兴社的涣散、好争爱斗和低效率的组织质量的影响。特务处的组织纪律较之复兴社的一般组织严密得多，对所属一切人员有掌握控制的绝对权力，它的所有各级人员又都是有职有薪的职业特务，人事管理很容易，也不容许有什么纠纷，而对外却要杀人就杀人，要对付谁就对付谁，自然也就不能不令人谈虎色变了。特务处上海站鲜明地反映了这种对比。在王新衡当站长的时期，他明确地表明从不参加复兴社的任何活动，那里勾心斗角一团糟。总而言之，特务处得对上海复兴社特别注意，因为在复兴社内部的领导刘炳藜和他的助手牛沛江因争权夺利闹得一塌糊涂。他们之间的争斗如此激烈，以至于每人都在阴谋暗杀对方。这些阴谋活动引起了蒋介石的注意，他密令上海特务站进行秘密调查。复兴社的中央总部派了徐进到戴笠那儿，戴笠便任命他到上海站给吴乃宪当书记。吴是上海区区长，他再三叮嘱徐，千万不能将调查情况泄露给复兴社的其他成员，否则会引起某些上层人物极大的不满。徐进答应了，于是这些事情一直保密到复兴社在CC派的攻击下投降为止。与此同时，在河南的特务站力图在没有“土豪劣绅”参与的情况下继续运作，那些人在戴笠将其人马从省复兴社分离出来之前，给秘密警察带来了极坏的名声。但萧洒及其同伙们并未销声匿迹。当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发生时，复兴社像《水浒》里描述的那样，“揭竿而起”。开封向省内各地的支部发出命令：动员地方上的帮匪和实力要人。不出所料，使河南闻名天下的土匪头目们开始计划集聚起来，形成一个抗日同盟。他们在郑州举行了一个大会，会上充满了高老末和赵天清这类名声赫赫的大土匪。尽管国民党参议艾经武退出了会议，认为政府简直是在为这些不法分子的捣乱开绿灯，但这些匪首们还是组织起了28个游击纵队，由臭名昭著的萧洒领导。果然不出艾参议所料，这帮游击分子在紧接着的几个月里在郑州又赌又嫖，直到蒋介石下令逮捕了他们并押送到武汉为止。但已为时过晚：河南和湖北本是复兴社在招生和组织方面比较成功的地区，但后来蓝衣社却被弄得声名狼藉，这一方面是由于他们与地痞流氓同流合污，另一方面也因为他们与特务处的恐怖活动有关。尽管戴笠和手下人竭力对省里的土劣们保密，不向其透露他们相对专业而且比较规矩的警察活动，但这也无助于改变公众对他们的印象。蒋介石后来对蓝衣社在各省建立独立的蓝衣运动的失败并未感到沮丧。因为他对贺衷寒这些人企图用复兴社作为政治武器来实现其政治野心的做法，总感到可疑。贺衷寒已经有他自己的湖南圈的支持者，但通过对蓝衣社政训系统的控制，他希望得到其他人的支持，以确保他在党内地位的上升。因为贺衷寒先是投靠了陈诚，后来又追随胡宗南，他便以为自己有了全面的支持，而有资格作为整个黄埔圈的代表说话。但蒋介石不喜欢看到任何一个个人冒出头来，尤其是借口代表蓝衣社和黄埔军校毕业生总体来反对他的领导。于是，他始终如一地利用复兴社的其他领导人，如酆悌、康泽和戴笠，来防止贺衷寒在党内“法西斯”派里垄断意识形态权威而成为二号人物。当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蒋介石被张学良和杨虎城扣押起来时，贺衷寒已经彻底失宠了。在蒋介石被扣押期间，贺衷寒坚决支持何应钦的领导，并成为“讨逆”运动、主张进兵讨伐和轰炸西安的重要人物之一。他以为，若蒋介石一旦被释放，那他贺衷寒便有发动“勤王”之功，会得蒋介石之宠；若蒋被处死，他又可以成为拥戴何应钦的继位元勋。但他万万没有料到蒋介石由张学良护送回南京，他自己会涉嫌阴谋篡权。他的野心一旦暴露，除了辞去复兴社头目的职位以外，别无选择。蒋介石立刻接受了他的辞职，并强迫他成为“幕外人物”，直到1942年被任命为社会部劳动局局长。贺衷寒的原职复兴社总书记，被蒋介石任命的刘健群担任，但很快又由康泽接替了。第十章各省的蓝衣社复兴社的解散第二次国共统一战线形成后，复兴社不得不被解散。蒋介石于1938年4月下令将其解散。同年8月，第一处被秘密命名为“国民党中央党部调查统计局”，即“中统局”；第二处（即复兴社的特务处），改为“军事委员会统计局”或“军统”，它名义上听命于蒋介石的侍从室主任，但实际上由戴笠领导。表面上，复兴社与三民主义青年团合并了。除了一小组蓝衣社人员整体从新组织撤出来以外，大多数前复兴社的骨干们成了三青团成员。地方的复兴社分社成了“支团”，新牌子取代了旧的，而原来的分社“书记”改成了“支团干事长”。康泽现在成了三青团的“组织处”处长，而政训处则附属政治部。萧作霖认为，这些改变只是形式上的，因为复兴社的人事仍旧由蒋介石本人一手控制。当然，蓝衣社在40年代以军统特务别动队的骨干形式继续存在，尤其是在上海，那里有戴笠和他的同伙在30年代特务站建立的组织基础。但对复兴社本身来讲，这种名义上的改变对它的组织体制则是本质性的，因为这些变化夺走了复兴社的秘密权力。1941年，当康泽和萧作霖同在重庆，在三青团的资助下领导针对青年和军事干部的“特别训练班”时，康对萧说，三青团与原来的复兴社活动相比水平差远了。康泽说，因为秘密组织比公开的权力更大，它更能发挥作用。他总结说，如果复兴社继续存在的话，国民党的反共活动会远比现在有效。他当然还可以说，复兴社比起戴笠的前二处最隐蔽最秘密的活动来说，只有一步之差，它是能够得到发展壮大的。但这已经没有意义了，因为这两人都没有意识到，一旦集体性强的复兴社在塘沽协定和第二次统一战线的压力下被解散，它便为一个个人秘密计划彻底打开了通道。即，当蒋介石抛弃了黄埔集体领导的秘密活动后，戴笠便得以放开手，在委员长的羽翼下建立起相对独立，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个人的，甚至几乎是自己的秘密特务活动。除一人以外，蒋对他黄埔系所有那些急欲成为法西斯宣传家和警察头子的党羽感到的失望，最终这个黑暗压抑的世界落入了他的“犬马”——戴笠之手。第十一章 1932—1935年的上海站上海站初期直到抗战时期，上海一直是戴笠特工活动的主要地区。甚至早在特务处从复兴社内部成立之前，戴笠就已经派遣了特工核心组——翁光辉、陈志强、王昌裕等去上海城市的各个部门进行特工活动。1932年4月特务处一成立，蒋介石就向戴笠布置了两项任务：反共和排除异己，这使上海更加成为戴笠的重点。他们利用城里的国际租界作为活动天堂和避风港。最初上海站的站长是翁光辉，它以地方组织“股”的形式存在。翁毕业于黄埔三期，曾当过海军情报员。翁的工作开始时比较简单：领导分成三组的三四十个特工，他们分别由陈志强（翁的同学，从上海去黄埔军校。在这之前是个流氓，加入过帮会）、王昌裕（广东琼州人，黄埔五期）和徐昭骏（四川人，也是翁的同学）直接领导。后来，增加了一个由杭州训练学校毕业的特工组成的四组，由张人佑（温州人）直接领导。这些战地小组专门从事间谍活动，它们在上海的南市、法租界、国际租界（即英租界）和闸北（包括江湾和吴淞口）活动。那时上海站的活动经费非常微薄，每月只有200元，但它顺利地在剌斐德路、吕班路和西门路租下了房子。特工们都有意变换地址，以防共产党发现——至少在特务处眼里，他们控制着上海的外国租界。当时特务们胆子很小，生怕共产党进行报复打击，区部除几个组长能来往，一般组员都不知道区部设在什么地方。每天进出也怕人跟踪，连一部汽车都没有。当时只有行动组的一辆汽车，除了做绑票暗杀外平日都不准使用。开始，上海站与南京的特务处总部之间的联系非常简单。收集到情报以后，就用隐性药水抄写下来，用普通邮件寄往中央总部。1933—1934年间，特务站和它的特工之间的联系也非常原始：外勤特工员使用的是没有特别掩护的普通邮箱，而信使的时间大都花在从一个个邮箱里挑拣出“直属通讯员”每周的情报信件。当沈醉在1932年加入特务处时，上海站一共只有160—170人左右，其中30人为内勤人员。翁光辉当上海站区长时间并不长。他因为企图不先通过戴笠而直接向蒋介石发送一份重要情报，被撤了职。取代他的是原南京和杭州训练班教官余乐醒。余（又名纯云、增生），化名金鸣三，是湖南醴陵人。他在法国勤工俭学后又去了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过“契卡”和秘密保卫工作。他接管上海站后，该站扩展成为华东区站，并增加了一个特别行动组，叫做“华东区行动组”。行动组起初由20来个打手和帮会分子组成，他们都是有经验的抢匪和杀手，由赵理君率领，而后者善用酷刑和暗杀的本性最终导致了其本人的灭亡。赵的办公地是在法租界迈尔西爱路上的一座三层楼房里。他在外指挥的暗杀是直接在南京总务处监督下进行的，该总务处也掌有行动组的人事和财政权。但行动组在当地进行的绑架和秘密逮捕则由独立于南京的华东区领导。从原则上说，华东区负责江苏、浙江和福建地区的秘密特工活动。但实际上，除上海以外，任何区站都不愿接受大区的领导。于是，上海站不久便重新命名为“上海特区”，而大区下的基层组织则仍旧是收集情报的各个小组。到了1934年抗战爆发之前，一组仍由陈志强领导，二组由沈醉带领，三组是王昌裕，四组是张人佑。1934年吴乃宪成为华东区区长后，每个组与专门的区域挂钩：一组成了“南市组”，二组变成“法租界组”，三组是“国际租界组”（或英租界组），四组是“沪西组”。第十一章 1932—1935年的上海站各组的活动南市组设在南市中心的蓬莱路上，它的主要任务是监护其在老城区的业务。小头目陈志强利用他的不法关系和他与警察及政府的关系，来执行特工活动并保护其他涉入贩毒而惹事的帮匪分子。他自己显然在贩毒中赚了外快，因为他有自己的专车，而且他的生活水准显然远远高出了他的秘密特工身份所及。戴笠知道这情况，但他没有足够的关于陈不法行为的专门证据来惩治他。也许更重要的是，戴笠对南市组发送的关于那个地区的情报非常满意。因为，除了帮会以外，陈志强与城里的中国警察有特殊关系，而他手下的特工中有市政警察分局局长和侦缉总队的侦探。1933年当了二组头目的沈醉，是在1932年加入戴笠的上海站的。那时他刚离开学校，才18岁。他是由表兄余乐醒介绍的（当然，也就保证了）。而沈醉又把他的三个兄弟和两个表姐妹介绍进来。沈醉一开始被分配到通讯组，他作为小头目的任务之一，是负责秘密特务站和通讯员之间的交通。沈奉命在接受夹在报纸或小说里的情报和递交活动费时不要与通讯员交谈。但当他在茶馆或餐馆与多半三四十岁的情报人员碰头时，他们把他当弟弟，请他吃喝，并告诫他如何在艰难时世中照料自己。沈醉被任命为二组组长后仍旧负责了一段时间的通讯组。在那里有20多个正规特工在他手下工作，他们每人又有自己几到几十人的“眼线”（助手）。后来，又有一特工增加到了刘果庆（杭州特务训练班毕业，他来上海接受实地特工训练，结果发展了自己的工作网）手下的情报组里。还有一个由流氓和帮会分子参加的组，由阮亚丞领导。沈醉在1935年当了警备司令部侦察大队第一组组长后，所有这些人员都由他交到了苏业光手里。于是沈醉除去领导二组情报活动的任务，还担起了在军事警察外衣下的“行动”领导任务。虽然三组的任务是在国际租界收集情报，它的头目王昌裕一直住在法租界，因为他嫌英国人统治的区域太乱。不过他最终还是搬进了国际租界。他在那里碰到前黄埔同学时，假装成一个公开反对蒋介石的人，他典型的报怨是找不到工作。他的黄埔校友们嫌他烦了，要么想法给他找工作，要么会借给他几块钱来支撑困境。颇有一些黄埔校友被他的状况打动，于是王昌裕得以在反蒋的圈子里拉上些很有意思的关系，他们会给他带来对戴笠的人事控制十分有用的消息。王还为广东籍的特务们发展了极为活跃的关系网。这些人大多数都住在虹口，其中有些人与广东的军阀、“新国民党”甚至“民主党派”建立了密切关系。而王昌裕的“眼线”或情报人员还在上海的三大广东饭店当招待，在广东人经营的大百货公司（先施和永安）当店员。戴笠对王的情报网络非常满意，便让他负责在国际租界的活动，直到抗战爆发。张人佑的四组设在西摩路静安寺一带，它名义上负责闸北、虹口和沪西，但绝对没有三组那么活跃。张本人是个间谍，毕业于杭州警察学校的秘密特务训练班，在上海城内没有很好的关系网。这种缺乏实际经验和公关网络的现象，是许多杭州训练班毕业生的共同特点。除了这一点之外，杭州训练班标志着戴笠为自己招兵买马过程中的一个巨大的转折。然而，尽管杭州特务训练班给了戴笠一个培养干部的机会，使他非正式的“间谍”组织成了一个真正的情报机构，但它无法培养高级间谍。既然大多数戴笠的特务是杭州训练班的学生，他们在上海的活动更像是实习性质而非间谍性的。他们偶而在行的最多不过是社会调查和监视工作。张人佑的四组最后得到了两个与工人阶层有关系的精锐特务。一个是程慕颐，属杭校学生，他能够吃苦，曾住在沪西工人区当中，收集了可观的关于共产党前沿组织的情报。另一个极为出色的特工叫陶一珊，是中央军事学校毕业生，当过吴淞商船学校的教员。陶在整个吴淞地区有非常好的关系，他关于那里的社会局势和商船学校里的情况报告受到戴笠的高度欣赏。后来，张人佑因向杨虎借钱挥霍一事被戴笠撤职后，程慕颐接替了四组领导。1935年，四组杀害了共产党江苏省委的几个领导成员。随着上海站活动的扩展，每个小组的活动已无法局限在原定的地区内了。因为他们的目标经常在城里的各个区域之间穿越。于是，惟一的分工便是在监视工作上。如沈醉的二组，它的任务是监视共产党嫌疑分子、民主党派人士和反蒋组织，因为这些人与活动大都在二组负责的法租界里寻找庇护。无须说，那些嫌疑分子们当然不会把活动局限在法租界之内。结果，二组经常在上海城的其他区域里运转，而各地区间的边界线及其控制范围在他们眼里就完全乱了。对特务处的特务们来说，以进步分子的面目充当“肇事者”是家常便饭。因为用这样的办法，他们很容易吸引城里其他特工组织的注意，从而赶来对付进步人士或共产党人。但由于双方的特务都用了对方不知道的化名，而且都装做是亲共产党分子，于是双方便开始了一场无形中打击自己人的秘密战。有好多次，二组在即将执行绑架前被区部告知，要绑架的目标原来是为别组工作的自己人。第十一章 1932—1935年的上海站秘密特工的社会渊源特工组织，尤其在20世纪30年代初的上海，是一个大杂烩。他们中有律师、教授、银行职员、记者、无业流氓，甚至有帮会头目们。其中许多人参加特工组织是因为家庭的关系。如我们所见的沈醉，1932年他刚从浙江乡下出来，与秘密特工挂上钩是通过他姐夫、上海站成员余乐醒。其他人跟沈醉差不多地幼稚，由他们组成的小型而非正式的特务队伍往往敌不过老练而机智的共产党对手们：他们受像周恩来这类干部的领导，能轻而易举地击败这些持枪行凶的年轻人。的确，尽管秘密警察制造了白色恐怖，但他们往往非常拙劣。偶尔，当他们在上海马路上追捕轻易脱逃的“颠覆分子”，或坐着破旧的司蒂倍克汽车，持枪追捕又新又快、很容易超过他们的汽车时，真像无声电影里的小丑警察那样滑稽。戴笠故意压低上海特工的经费：他们每月只有30到100元，再加奖金和补贴。虽然一个组长可以另外有每月100元的特别费，但还是入不敷出，于是大家都设法去得奖金。每当沈醉向戴笠抱怨特务处的人员收入太少，戴笠总是一本正经地说：“我们是干革命工作，不能讲享受，应当艰苦一点”。但有一次戴笠发脾气，格外直言不讳地对沈醉说：他故意把特工员们的工资压低，这样他们就可以努力工作来争奖金，从而变成一种提高效率的刺激制度。自然，低工资也容易导致贪污。起初很少有特务能赚外快，因为大多数人都没有可捞外快的公职。那时，除了极少数的人有军事委员会或参谋部身份外，上海站的特工员没有合适的证件允许他们拘捕可疑分子，也就无法敲诈勒索。于是，年轻特务的最大愿望之一就是有一个公职，不管是当幌子还是正规工作都行，这样便可以有额外收入，并且有机会来敲诈勒索了。沈醉到警备司令部侦探大队工作的第一天，在抽屉里发现一个“红包”，上面写着“请笑纳”，里面有200元现钱。他觉得奇怪，就问侦探大队长翁光辉怎么回事。翁微笑着说不知道。从那以后，沈醉的抽屉里再也没有出现红包。但沈醉发现，同办公室对桌的林之江经常在打开抽屉后脸上浮现笑容，然后把什么东西从里面拿出来装进口袋里。因为没有警察的权力和掩护，戴笠的人就往往装作记者，这样他们就可以有说得过去的理由来提问和照相。例如，张人佑就装成《温州日报》上海办事处主任。还有许多特工的确是记者，甚至还出版报刊杂志。二组的特工毛仿梅是上海大报《晨报》的摄影记者，他利用记者的照相设备拍摄了民主党圈子里的“眼线”（他们也是正式受雇佣的记者）从进步人士那里偷来的文件。另一个《晨报》摄影记者高巩白（他在学生运动和文化活动中非常活跃），是特务处的特工，而《火炬》的主编崔万秋也是。沈醉自己也打着湖南湘光通讯社记者的幌子，使用陈庚和陈仓的化名。他还在法租界霞飞路巴黎电影院对面开了一家女子书店，并在那里出版一份叫《女子月刊》的杂志，在南阳和闽广一带发行。他一直用此刊物作掩护，蒙骗了许多记者，他们都对此信以为真，甚至在他成了警备司令部侦缉队队长，经常从事绑架和谋杀后仍然如此。第十一章 1932—1935年的上海站监视上海站特工们最麻烦的任务是全面监视。戴笠对这套任务特别重视：它既是一种社会控制的方法，又是对蒋介石的敌人的惩罚手段。因为被某个人物的政治活动激怒，委员长会吼叫着命令：“把他监视起来！”这命令会通过戴笠下达。于是上海站下面的某个组就会组织起一个专门针对那个人的监视来。但那时每个组只有十几个外勤特工，而且尽管每个特工会把他的亲友们拉进来作帮手，也还是人手不够。结果，大多数的监视都是断断续续的。组长们尽量对戴笠隐瞒这一事实，因为戴以为某个人是在持续的监视下。其实，监视只是阶段性的，其记录和报告也是假造的。事与愿违的是，由于特工们人力有限，散布全城，无法有效地监视国民党政权那么多的嫌疑敌人，反而产生了秘密警察戒备森严的气氛，给公众造成秘密特工的活动无处不在的印象。对待重要的嫌疑对象则有所不同。例如，沈醉的人持续监视黄炎培先生在法租界华龙路环龙路口的“中华职业教育社”，想探出与这位著名教育家兼记者接触的“反革命分子”来。方鼎英在建立“抗日同盟会”后遭蒋介石贬黜，也受到长期监视。薛笃弼因抗拒政府的妥协政策而辞职去上海当律师，并提出过统一抗战的主张，于是一组人马被派去专门监视他在法租界的住宅和办公室，而且还有“肇事者”到他那里假装爱国，寻求他的支持。军阀及其代表们也遭到严密监视。20世纪30年代初期，大军阀们在南京和上海享有与外交官相等的地位，他们派遣使者代表其利益并替他们谈判。比如，四川的一个军阀由一个叫周迅予的黄埔四期毕业生当联络人，在上海的“一品香”饭店设立了办公处。一品香饭店基本上是四川人在上海的据点。那里的常住客人是两个老四川：谢无量和曾统一，他俩在那儿住了多年，即使饭店老板换了，他们也还在那儿住。四川老乡在那里非常放松，无话不谈。于是，周意识到这是他收集关于四川（那里被不同的军阀割据得非常分散）情报的好机会。在周迅予被戴笠的人吸收做秘密特工后，这个机会就变得更加重要了。但周是如此忠诚于四川，以致成了个双料特务，为双方刺探情报。因此戴笠对周一直不完全信任，后来当他发现周对他保留情报时，便将他扔进了军统的一个秘密监狱，从此周便彻底销声匿迹了。第十一章 1932—1935年的上海站文化渗透出版书籍和文化活动也受到军统的特别注意，虽然这应当属于CC派，而且这最终变成了中统局的管辖范围。一个二组的特务贾谨伯——四川人，经常把“反动”书籍和小册子带到城里的中国区来骗取进步人士的信任（他在出版界有很好的关系），他的报告引起戴笠很大的兴趣。这个特务头子还对邹韬奋的“生活书店”（他在那里安插了一个特务的儿子当学徒工，想在那里发展一个长期的暗哨——但这希望被抗日战争打破：这个暗哨与他的上司失去了联系）以及协助保护过鲁迅的“内山书店”特别注意。但军统无法渗入日本书店——为此戴笠不断地责怪贾谨伯。二组的另一个特工崔万秋（前面提到过，《火炬》主编），他是通过文化界的情报网获取情报的，而且还向写拥护政府政策文章的记者们提供津贴。崔的关系之一是张春桥——他曾用“狄克”的笔名写文章攻击鲁迅。作为住在法租界的二组特工，崔每月有80元的收入加上津贴。沈醉亲自上前递送这笔经费，有几次他在崔的客厅里看见女演员蓝苹。崔总是把沈醉领到房子后面的厨房或亭子间，在那里交接钱和情报，所以沈醉从来也没有与这女演员互相介绍过。众所周知，这位演员后来改名叫江青。虽然，在CC派强迫他们靠边之前，蓝衣社这个更大的组织在上海地区非常成功地渗透到了中学和大学，但上海站本身只是控制了几所学校。有一个肇和中学是杨虎创办扶植的。学校里的一小部分教师直接为戴笠的特工工作。但他们因为跟杨虎——1927年清洗的刽子手，有关系而很难在学校里影响大部分学生，或者与教育界的进步人士联系上。上海站确实在法租界建立了一个无线电通讯学校，但戴笠命令这所“三极无线电传习所”只能用来训练无线电报务人员，不能用它来搞特工，特工人员也不能用它来作掩护。在招生和利用大学生方面，上海站也不太得力。1934—1935年间，在秘密特务们眼里，最爱闹事的大学是暨南大学。于是，除了在暨南大学外面开一家咖啡店作特工活动的掩护外，上海站所能做的仅是把一些装模作样好像是在暨南大学学习的南洋华侨学生吸收为特工。这些人对寻欢作乐比对当学生更感兴趣，这些半专业的特工经常佩带手枪来引起年轻女子的注意，他们中最优秀的能弃学加入军统，成为职业特务骨干分子。复旦大学也被认为是一个“反革命”活动的热点，渗透到其中也非常困难。二组的人吸收了历史系的教授姚名达为特工。姚和一些学生当了几年的情报人员。但开始时最有效的间谍活动是通过吃吃喝喝来进行的。在戴笠的命令下，一名前黄埔军校生陈绍宗和他的妻子一起在大学后门开了一家餐馆，这家餐馆由于学生多来这儿吃饭而生意兴隆。陈曾在大学教授过军训，所以他与学生已有一些关系。他利用上海站提供的经费，以慷慨让学生顾客记账的方法来扩展这个关系网，这个餐馆有两个小房间，一个用来开宴会或聚餐，另一个常租给学生开会和商量政治问题。陈经常让他十岁的女儿以招待茶水为名去偷听学生的谈话。然后陈会把她偷听来的情况写在饭票上，让他坐在柜台上的妻子交给二组来吃饭的信使。就这样他收买了一些学生。这些学生又提供一些人的名单，于是秘密特工便不时对名单上的人进行监视。吴乃宪在1934年当特务处上海站区长的时候，向进步人士渗透的活动倍增。吴本人是黄埔一期生，因为背叛邓演达而受蒋介石器重。蒋和戴笠后来企图利用吴来与“第三党”，即“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建立关系。他们想用这种方法在国民党内部抵销对手力量，并以此来靠近仍与统一战线中的老“左翼”有联系的共产党地下组织。这类活动一般总是在南京特务处总部的直接监督下进行。戴笠在首都的人员独自与上海的“第三党”人士建立了联系，多少越过了上海站的正规渠道而直接与吴乃宪合作。吴乃宪在上海站的副手是区书记张师，此人原为共产党员。戴笠希望通过张的地下工作经历使特务处能够渗透到共产党核心内。那时上海站的经费增加了50%，而且还给增加了一名区“督察”。但吴乃宪和张师像程慕颐一样都不能吃苦，都不能住到共产党组织了自卫系统的工人区当中去。吴和他的副手比他们的前任要更谨慎，他们把办公处从法租界迁到了国民党控制的南市老西门那儿。然而，因为上海市的中国区域被认为如此肮脏和不卫生，以至于吴和他的助手们都住到了法租界环龙路上的一座秘密住宅里，他们的地址在上海站里只有两个人知道。于是，部分由于上海站领导人的脆弱，他们没有能够成功地渗透到共产党地下组织里去。但对他们打击更大的是，至少到1935年他们还不掌有惩治蒋介石敌人的行警权。第十一章 1932—1935年的上海站警方关系开始，在侦探方面，上海站尽量利用他们与中国市政公安局人员的私人关系得到帮助，来执行特务处的使命。1933年的警察局长文鸿恩和他的侦缉队长卢英，都不大情愿和戴笠合作。于是戴笠不得不依靠一组组长陈志强，利用他的青帮关系来与侦缉队的个别侦探拉关系。但随着陈与警官们的关系逐渐加强，他的野心也开始膨胀。两年之内，戴笠解散了陈的一组，把其组员分散到其他各组，将陈调出上海，提升他为陕西省警察厅侦缉队队长。到了那时，上海市公安局有了新局长蔡烃军，他非常愿意与戴笠合作。慢慢地，他也让特务处的特工担任“警士教练所”的一些职位。后来戴笠将他的特务陈质平安插到公安局训导主任的位置上，并把另外两名特务安排到警察学校指导员的位置上。不过，由于卢英的犹豫，戴笠对公安局侦缉部门无法直接控制。奇怪的是，戴笠和他的特工们在法租界有幸顺利地利用起那里的警方力量。这主要是由于法国当局为了控制租界里的本地人而严重依赖中国区域里的帮会分子做侦探的缘故。其中关键人物之一是一个帮会的小头目，叫范广珍，他跟那里所有的包探一样是巡捕出身，后来被提升为“探目”。正如秘密特务二组组长所指出：范的社会关系很复杂。不仅因为他是帮会分子当了侦探，而且他在替国民党情报部门工作的时候仍然对他的法国老板忠心耿耿。戴笠意识到：范对法国殖民当局比对他的特务处更加效忠，但他显然又感到应当同时讨好双方。假如对他施加太大的压力，他有可能会牺牲与中国人的关系来维持他与外国主子的基本关系。于是，戴笠只是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会使用他：偶尔让范广珍用他广泛的信息网来搜索地下组织，或当上海站在法租界进行绑架时让他做一下掩护之类。由于范广珍不可靠，戴笠觉得有必要在法国警察内的中国侦缉部门里找到可信赖的关系。于是戴笠找了黄埔老同学阮兆辉，阮原来在南京鸡鹅巷特务处总部当交通员。戴笠给了范广珍500元贿赂费，使阮没有像其他侦探那样先当巡捕就得了个包探的职位。一旦得到包探的职位，阮便在上海站机构里成了范的上司，尽管在名义上他在警察机关里是范的助手。这使范为难起来，因为他不愿与二组有直接联系，怕因此影响他在法国警察里的侦探身份。从阮那儿接到命令后（这样比较合适些），范就让新来的人与帮会头子建立关系。于是，上海站对一些在法租界寻求庇护的进步人士进行监视。而且后来，他们也能利用侦缉队的侦探来保护因某些原因而易受逮捕的特务处情报人员。上海中国市政警察局和法租界警察各自的侦缉队都不直接归戴笠管辖。特务处在上海地区仍然缺乏直接的行警权力。所以，要是秘密特工想正式逮捕和审讯嫌疑分子，这个嫌疑分子就得受非法绑架并秘密押送到南京。直到1935年，蒋介石终于决定把两个重要的执法机构——宪兵侦缉部门和交通警察——交给军统管制，上海站结构上的这个弱点才得到改变。第十一章 1932—1935年的上海站收买侦察大队1935年初，蒋委员长把“淞沪警备司令部侦察大队”的指挥权交给了戴笠，而军统上海站头目吴乃宪被任命为整个侦缉大队的大队长，侦缉大队设在城市中国区的方斜路白云观内。从理论上讲，整个上海地区的军事侦探现在都归特务处指挥了。但实际上，事实远非如此，变化只是行政上的表面文章而已。也就是说，上海站站长吴乃宪只是在名义上有了个侦察大队长的头衔。假如秘密特工头子想要在夺取头号位子以外有所成就，那么他就得用把自己人安插在“督察”位子上的办法，来控制侦察大队中层的职位。吴乃宪的侦察大队长的位子被翁光辉取代后，在其中安插自己人变得至关重要。翁上任时带了4个特务处的人员来当“督察”：沈醉、程慕颐、林之江、倪永潮。在把警备司令部的侦探大队变成秘密警察半军事的政治机构的计划上，这些新督察们立刻遇到了两个障碍：常务副队长的抵制和队里普通侦探的不合作。副大队长彭伯威是杨虎的人。1927年大清洗以来，他一直替杨虎管海员工会，在海关官员和检查员中有极可靠的关系网，因为他们是通过他得到工作的。只要彭当侦察大队的副大队长，戴笠的利益就会受到阻碍。结果，下一次换大队长时：王兆槐接替了翁光辉，戴笠便把彭伯威挤走了，并让当时一组组长杨凤歧代替他。常规“稽查员”是军事警察里的老手，也是将市政警察变成白色恐怖工具的计划的障碍。从他们的意识和训练来说，军事稽查员们主要致力于维持地方法律和秩序。对他们来讲，把侦察大队变成一个恐怖和暴力的工具，利用其拘捕权来代替非法绑架，不按照正常的审讯程序而施加刑罚，是令人不能容忍的。然而，要撤销或取代这些稽查员并不那么容易。仅从一点来看便能说明原因：他们中间有许多人都与法租界的警察和上海市警察发展了密切的工作关系。这使特务处的特工们在英租界逮捕嫌疑分子方便了不少，但同时上海站的特工们又非常谨慎，不愿因突然甩开在宪兵里的朋友和旧故而引起外国租界警察的怀疑和敌意。于是他们决定慢慢地物色侦察大队的侦探，一旦有可能，就挑选军警侦探们加入上海站当特工。王兆槐当了侦察大队长后，有十多个前秘密特工被陆续派来当侦探，而一些原侦察大队重要的稽查员，如朱又新、王开明等，则被吸收为地道的军统特工。一旦他们的顾虑排除后，军警侦察部门便成了一个真正的秘密警察机构，成了替军统上海站服务的机构。每当上海站要把一次绑架变成逮捕，侦察大队只要向警备司令部要个许可证即可，后者是有求必应。偶尔案情实在出格，秘密警察便会向军法处要一些装门面用的法律依据。军法处的处长是陆京士，杜月笙的弟子，他与侦察大队长王兆槐非常接近。要是秘密警察准备释放一个被打得奄奄一息的犯人，他们就让军法处接管。陆京士非常愿意答应，但他手下的人非常不高兴，埋怨说他们被迫成了上海站侦察队的遮掩。结果，戴笠的人索性得到了无可非议的逮捕权，这实际上等于取代了上海市政公安局的权力，使他们有恃无恐地在南京的直接指挥下将军统在这些地区变成了一个令人恐怖的恶魔。现在，他们可以毫无顾忌地就地把政治犯投进监狱、严刑拷打了。戴笠用和夺取警备司令部侦察大队相同的方法夺取了上海的交通警察部门：1935年秋，他使吴乃宪被任命为京沪杭铁路稽察头子。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管理职位，它意味着把吴的军警侦察大队长的责任交给翁光辉，把上海站负责人的位置交给王新衡。不久，中国蒸汽商业航海公司的警察侦缉处也交到了戴笠人的手里，戴笠直接从南京向里面的关键位置安插了人手。从此以后，特务处的人就可以免费坐火车和轮船旅行了，而且每当秘密特工的囚犯从上海转移到首都时，上海站的特工们就能得到铁路警察的全面支持：他们会把卧铺车厢里的特殊包厢给他们秘密使用。第十一章 1932—1935年的上海站王新衡获得侦察大队和交通警察的人马使上海站的工作量和责任都急剧增加，该站在新区长王新衡的有力领导下蓬勃发展。王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过，宁波人，与在上海的宁波商人有许多关系。他与上海的地下社会也非常接近：他既是杜月笙的密友，也是青帮组织“衡社”中一个受欢迎的客人。由于这些关系，王新衡能吸引很多人参加秘密特工，其中有到苏联留过学的学生、商人、工人阶层的头面人物、帮会分子、上海邮政总工会的成员、作家和艺人等。新的地区秘密办公处在虹口、闸北和沪南建立起来。10多个独立的“站”与军事调查组挂上了钩。一个大无线电站建立起来，成为一个通讯枢纽。总的加起来，上海站扩增了5倍，人员从100增加到了500，他们全职在办公处或实地工作。戴笠让一个像王新衡这样的共产党叛徒来担任上海站区长的要职，反映了他的一种信念：没人比前共产党员更适合来对付共产党的地下组织。从这点来看，王新衡只是共产党的背叛者之一。其他还有在30年代成为特务处高级特工的梁干乔、谢力公、叶道信、陆海防和程一鸣。他们肩负着渗透和粉碎敌人的地下机构的主要责任，他们希望接触到共产党在城市里的一些边缘或前沿组织，因为这些组织是惟一有公开迹象而且可能被侦查出来的部分。这并非是件容易的事。即使有许多精明的特工装作进步人士来攻击政府的政策和报刊，也不容易。二组最能干的间谍之一，湖南人苏业光，原是共产党员，曾积极地参加了“民主党派”的活动。尽管他经常极其尖刻地公开批评挖苦蒋介石，发表了许多文章来揭露社会的阴暗面，但仍然蒙骗不了新国民党里的任何积极分子，而且根本无法渗透到共产党的各种前沿组织里去。共产党的反间谍对军统无法渗透到左翼地下组织中去的一种解释是，共产党有自己极其有效的安全系统，这一系统是莫斯科间谍系统和共产党自己创造的结合物。上海地区的反间谍工作由陈赓将军领导，他在1927年南昌起义中受重伤后来到了法租界，得到著名外科医生、宋子文的表兄弟牛惠林的医治。陈赓痊愈后便消失在厚重的掩幕里。上海站不知怎么获悉了他在城里，但尽管戴笠让陈赓黄埔一期的同学吴乃宪负责此案，这位共产党保安领导人仍从他们的指缝中间滑了过去。从此，特务处的特工们不得不加倍努力来追踪著名的共产党人。这些共产党人无论是否受到监视，总是在放弃一个安全地点时销毁所有的踪迹。实际上，陈赓的工作人员安排了反监视，密切注意着上海站的重要人员的住处和方斜路上侦察大队的总办公处。陈赓将军在上海地下工作最显著的成绩，是1931年1月他为共产党第四届全会安排的警卫。为了在上海站特工极其敏感的眼皮底下（他们对共产党的秘密会议有所耳闻，但不知道是在哪儿召开）安全地让所有代表到会。陈赓设立了一个假医院，里面有医疗设备、医生和护士。代表们绑着绷带贴着膏药前来，或盖着毯子被抬进来，而戴笠的特工们对此根本没有起疑心。当共产党人被捕时，他们受到惨重的酷刑。根据戴笠征得蒋介石同意的运作程序，被特务处逮捕的共产党人完全由特务处负责。这些共产党人从来没有被送到其他机构审讯，而总是被戴笠的组织指控、判决和惩罚。这当然不合法，但就像一个秘密警察后来回忆的那样，在1934年，上海站的特工们理所当然地认为，你若有幸抓住一个共产党，就要毫不例外地对他上刑，然后把他杀了，除非他答应改变立场。这使得掩盖错误变得很容易。其中有一次，一派不知道另一派在干什么：上海站的一个组的外勤特工们对一个姓马的人发生兴趣，于是他们自己就装成“进步人士”努力向马靠拢，认为他是个重要的地下共产党干部。一个20多人的别动队在军统组内成立，并在马的各种嗜好上花了上千元。然而，这似乎都值得，因为马有关于地下共产党，包括他自己是共产党华东区重要领导人的可信的情报。这份情报被及时地送到了戴笠手上，他对特工组的成功高兴之极，便把这一情况直接报告给蒋介石。现在，他们断定抓到了共产党的一条大鱼，这组特工员决定以逮捕马，并迫使他受审来结案。但当他们把他抓起来审问，说自己是上海站的特工时，马立刻告诉他们他自己也是假装的“叛徒”，在为特务处在上海的其他特务们工作。这些特工迅速与那组特工核实，发现他说的是实情。他以前倒是个共产党员，但此刻是作为一个“叛徒”在为上海站的其他组工作，那组的特工本身也以为他是在向敌人的网络渗透呢。戴笠得知这场误会，火冒三丈，骂上海站的特工员是“饭桶”。结果，区长王新衡又把负责马案的负责人痛骂了一顿，并威胁要对他们没有向他汇报行动进行处罚。但为时已晚：蒋介石已被告知军统要逮捕一个共产党华东局的负责人。因为不愿丢丑，戴笠狡猾地对沈醉说，他相信马真的是他所假装的共产党负责人。戴笠说：“这个家伙竟敢用我们来掩护他的活动，好在发觉尚早，不然要吃他的大亏！”既然犯罪和判刑都全由军统决定，马先生便被押送到南京，成了残酷的牺牲品。自此以后，戴笠坚持：将来所有关于发现新的共产党踪迹或假装进步人士的事件，都得详细报告特务处总部。第十一章 1932—1935年的上海站歼灭“打狗者”当然，上海站也有它成功的时候。其中最著名的胜利之一，是对付共产党自称为“打狗团”的暗杀队，它专门致力于谋杀“叛徒”，以此来惩戒他人。1935年二组抓到了一个地下共产党员，他们说服他当了特工，来破获上海地区共产党组织的高级领导。但此人很快在共产党内受到怀疑，而最终被暗枪击中后倒在徐家汇附近的一个空地里。当警察发现此人时，他虽然受了重伤，却并没有死去。那时戴笠正在上海，于是他决定利用这个双料特工来设一个圈套。他们在上海的一家小报上编了个故事，说秘密特工关押了一个共产党人，此人在法租界的一家医院从病危中开始复苏。戴笠的计划是让共产党暗杀队真的杀死这个受伤的人，然后他自己的特工们便可以跟踪杀手们而找到他们的秘密据点。这个计划差一点儿泡汤。二组的一队特务装作人力车夫或小贩在医院入口埋伏起来。到了第五天，有两个人提着水果来“看望”这个受伤的人。他们进去不久就传出枪声。两个特工立刻冲了进去，发现病人躺在血泊中，已经死去。当他们在医院的楼层里搜寻这两个刺客时，其中的一个从医院大门跑了出来。二组的其余特工们便在后面追踪起来，有的骑自行车，有的奔跑。尽管骑车的跑得比别人快，但还是丢失了追踪目标：他消失在拥挤的胡同里。在附近徒劳地搜寻了半天以后，沮丧的特工们回到了机关里，一想到戴笠的怒火他们就胆战心惊。但正当他们告诉戴笠鸡飞蛋打时，两个步行的特工来了电话。他们由于跑得慢跟不上别人而决定坐电车回机关。但在经过福熙路时，其中一个特工偶然瞥向窗外，却正看见刺客中的一个正非常镇静地在路上走着。于是他们从下一站跳下车，回到那里，在一家银楼找到了刺客，现在他们正在那儿监视他。戴笠立刻命令对那家店铺进行全面搜查。侦察大队长杨凤歧、组长徐鹏飞和沈醉几乎带了整个大队的特工去会同法租界的华人侦探。然后，他们包围了银楼，冲了进去。里面的人全被突然逮住：三男一女，还有六支枪和弹药。其中的一个就是去医院行刺的人。戴笠想亲自审讯这些共产党人，但法警坚持他们必须先审，因为这些人是在法租界地盘上被捕的。戴笠同意后，法警审讯员得知，这些人是“打狗团”的主要人员，他们在整个上海地区惩治共产党的叛徒。既然他们的惩治对象是为国民党工作的特工，这些囚犯被交给了戴笠在警备司令部的人手里。后来他们又被押送到南京判了死刑，被处决了。第十一章 1932—1935年的上海站特务处在诺林事件中的角色显然，诺林事件是30年代初上海最令人惊讶的间谍案，甚至到了今天它仍是一个神秘的故事。海莱尔·诺林（Hilaire Nuolens）的真名是雅可夫·儒德涅克（Yakov Rudnik），他是共产国际国际联络部（OMS）经验丰富的特工人员，在上海他以法文和德文教授身份工作，而实际上他在领导共产国际远东局的组织部（FEB）。在妻子塔尼娅·诺林（Tatyana Noulens）的协助下，他的职责范围包括：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CEEI）与中国共产党（CCP）之间、CEEI与FEB之间、FEB与CCP之间、FEB与远东其他共产党之间所有的通讯（不仅有密码电报，也包括信件、包裹、非法印刷品等）。他必须把从大都会贸易公司收到的汇款分发给FEB、KIM（共产青年国际）、CCP等。公寓和房子，无论是用来居住，还是干“业务”（用于FEB、其他军事部门，或OMS的编密码和存档这类互不相连的活动），或者是开会（FEB和CCP成员的会议、与信使或与远东其他共产党人的会议各自有独立分开的地点），都得由他来租借。掩护点的地址、邮箱和电报地址也是如此。公寓里配有家具和佣人，一旦某个特工人员离开后便立即撤销。去KUTV（东方工人大学）的学生和共产国际的人员，都得经过上海。总之，所有与安置、财经和通讯有关的活动都在诺林的管辖之下。他持一份偷来的比利时护照到了上海，用的名字是凡·德·克吕森（van der Cruyseen）。他在上海有10个不同的住处，8个邮箱，7个电报地址，两个办公室，一家商店和10本储蓄簿，共有储蓄50万元——这在当时是极为巨大的数目，在大萧条时期尤其惊人。警方首次察觉到诺林的存在，是从一个叫约瑟夫·独克劳（Joseph Ducroux）、化名为色基·拉·富朗（Serge Le Fran）的法国共产国际信使从新加坡经过时被警察逮捕开始的。在他的随身物品中，他们发现了一个电报地址（“Hilanoul，Shanghai”）和一个英租界的信箱号码。这个号码是一套复杂的通讯暗号，它后来被发现是由两套电码组成：一套用来与在亚洲的共产国际人员联系，另一套用来与莫斯科和欧洲的共产国际领导人联系。与此同时，根据他们自己的线索，中国调查人员开始发现共产国际的这个网络。此案始于在湖北省逮捕了一名共产党嫌疑分子。他的名字叫关兆南，军统在武汉的审讯人员反复企图让他开口，但他在酷刑下一直拒不屈服，后来南京派了个司法官员说服他给共产党上海支部写信，让他们派信使来与他联系。上海很快答应，并派遣了一个叫陆独步的人到达武汉，他马上被戴笠的人带走。虽然他在拷打下很快招供，但陆所能告诉他们的关于共产党上海支部的内部情况非常少，因为他只负责党的外部联络通讯工作。于是戴笠决定利用他来引诱其他地下人员出笼，并将这个倒霉的共产党人带回上海，让警备司令部的侦察大队看管。然后特务们让陆照常按照他的接头程序，在南京路的东亚旅馆登了记，并给他的哥哥写了一信，告知自己的近况。与此同时，上海站的特工们住进了陆独步的房间和隔壁的房间里。次日，陆独步的哥哥陆海防来到了旅馆，径直去了陆独步的房间，连门都没敲。一推门，陆海防就看见了在椅子里睡着了的特工员，他立刻悄悄退出而没有惊醒那个打磕睡的特工。但隔壁房里由沈醉率领的特务发现了他，便朝着正在下楼梯的陆海防冲去。陆差一点就溜走了。他混进了拥挤的先施百货公司，在人群里不见了。但狡猾的沈醉躲在边门旁，当这个共产党员企图从边门溜走时，沈醉扑了上去，他拼命挣扎，但沈醉终于给他戴上了手铐。事实证明逮住陆海防意义重大。首先，他出乎意料地很快就招供了。被捕的当天，他先被带到上海市政警察局的老闸捕房，几个小时后又被引渡到警备司令部的侦察大队。戴笠亲自监督审讯。还没有人碰他一下，光是在他面前摆出刑具，陆海防就自愿向军统出卖了他的上级。他是大家所知道的老共产党员中，投降最快的一个。其次，戴笠的人不久便发现，他在党内的职位非常特殊：他是共产国际在远东的最高领导人的英语翻译。沈醉后来说，是陆海防向法国警察出卖了诺林。其实，是上海市政警察在1931年6月15日，在这个苏联间谍的一个位于四川路上的公寓单元里，把他逮捕的。但陆海防的确与特务处的特务们进行了密切的合作，尽管他的妻子咒骂他为“叛徒” 接着，他又出卖了一名左翼作家联盟的共产党员，那是一个正在演电影《自由神》的女演员、绰号叫“黑牡丹”的年轻女士，曾在杨虎和张群支持下去过德国留学。陆把所知道的关于他的上级的情况都供了出来，但并没有太大的价值。一开始，警察对他们的囚犯什么也发现不了。此人先说自己是瑞士人，叫Germain Xavier alois Beuret，后来又说叫Paul Ruegg。在这期间，与他被逮捕的妻子的泼辣好斗相反，诺林保持了一种寡言而不失尊严的态度。开始戴笠不得不向蒋介石坦白他不知道此人是谁，虽然他怀疑此人就是英国人正在寻找的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领导人。最后，诺林和他的妻子被带到武汉受审，被南京的法院判处死刑。后来改成无期徒刑，但诺林夫妇因间谍罪最终只服刑了五年。日本人占领南京后，诺林夫妇被释放出狱自找赎金。他们在上海短暂地再现之后又消失了，也许去了苏联。中国报纸将对诺林的审判称为“怪西人案”，它使上海的媒介十分着迷。当诺林夫妇在1932年7月2日开始绝食时，宋庆龄和杨诠还有沈钧儒都去南京监狱探望这对夫妇，然后给政府写信要求释放他们。一封信上这么说：“要是你们拒绝诺林们［被释放］的要求，迫使他们继续绝食，全世界革命和自由的舆论将会认为是国民党杀害了他们。这样屠杀他们便是与德国的纳粹完全一样了。”虽然政府拒绝了他们的要求，但他们最终还是放弃了绝食，不过诺林夫妇都不承认有罪。他们坚定的态度，使众人眼里坚贞不屈的共产党员形象更加完美了：他们在拷打之下甚至不会吐露自己的姓名。这一形象后来在小说和故事中继续存在，尤其是1949年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的作品里。如《红岩》描写了戴笠去世后的秘密特工，描写了共产党囚犯面对审讯“面不改色，心不跳”，双眼射出“冷峻”的目光。而徐鹏飞（其真实人物是1934—1935年的上海站特工二组组长），在小说里被描写成心惊肉跳神经质的样子，以为只有用突然和极其残暴的方法，才能使这个秘密特务头子打乱一个“坚强”的犯人的从容不迫。徐鹏飞暗自吃了一惊，像突然出现了不祥的征兆。那种旁若无人的气派使他感到棘手。他尽力排除涌向心头的杂念，盘算着：“对付这样的人，只有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才能摇撼他的意志，摘掉他那颗镇定的心！”的确，大多数人在秘密警察酷刑的折磨下迟早会招供。但也许是他们对审讯的经历早有训练和准备，共产党囚犯似乎最擅长的是提供假情报来帮助其他的组织成员躲开。比如，往往一个共产党特工在侦察大队受刑，他会假装透露地方党组织的地址，但这个地址距离真正的地点有一两个路口之差。然后秘密警察就会对这个完全无害的地点发动突击，而那里与真的地点离得那么近，使真地点上的党领导警觉地安全转移到别处，等到秘密警察察觉出上当，为时已晚。第十一章 1932—1935年的上海站逮捕共产党人不应当夸大共产党人的本领，而完全贬低秘密警察不时获得的毁灭性的成功，尽管我们的主要资料来源之一——“变节”的沈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得到改造后出版的文字使我们得出这个印象。比如，1933年5月，国民党秘密特工侦收到一份关于诗人兼儿童故事作家应修人（他在苏联呆了几年，回中国后一直在为共产党做地下工作）秘密约会的情报。当这位左联成员作家为一个秘密使命到昆山附近的一个楼房时，那里武装警察正在等他出现。在紧接着发生的搏斗中，他被从窗户里抛出去摔死。应修人是上海左翼文化界第七个被秘密警察非法杀害的人士。但一般说来，上海站的特工越跟共产党地下特工打交道，就越怕接近或逮捕他们。这些特工的谨慎是有道理的。曾经是共产党员的特工们有时会发现，当他们企图与以前认识的共产党人结交的时候，他们有被当做叛徒挨打或被杀的危险。上海站行动组副组长王克全有一次在浦东工厂区碰到两个以前在他手下工作的人。为了说服他们跟他一起加入特务处，王就把他们带到一个僻静处，想劝说他们，结果被他们用自己的枪打得半死，直到巡逻的警察来到把那两人吓走为止。从此以后，王克全像其他许多“叛徒”一样，为保全自己再也不敢与以前认识的共产党员接触了。沈醉本人在一次逮捕共产党人的事件中开始认识到与共产党地下党斗争的危险。那是在1935年夏天的一个晚上，他带领十几个特务去江湾地区逮捕一组在那里召开秘密会议的共产党人。他们在接近开会地点时被发现了。这组共产党员立刻分散开来，只剩一个人用枪在后面抵挡这些秘密警察。一阵枪战后，沈醉的胸部被这个共产党员射中。虽然枪伤得到痊愈，但沈醉从此终身带着这个伤疤。沈醉痊愈后，当年冬天又携带两名特工去曹家渡逮捕一名有共产党嫌疑的作家。因为嫌疑分子是个文人，似乎不显得有什么威胁，所以当他们在房东的协助下进入他的房间时，大家都非常放松。这位作家请他们允许他穿上衣服，快要离开时，他突然拿起一顶帽子从里面掏出一个手雷，然后拔掉上面的保险栓。这时谁也不敢掏枪。而这位作家同时向门口靠近并突然关上了灯。接着是砰的一声。特工们都肯定是他扔下了手雷，便趴下躲避，但并不见爆炸。当他们打开电灯时才发现，这个作家已经不见了，而他们却被锁在房里。等沈醉和他的特工们终于破门而出时，附近的工厂正是换班之时，人群中根本无法再找到这人了。对上海站的人员来说，扣押散发反日宣传品的“进步”学生或突袭出售亲苏文学刊物的书店，要比侦捕一个知名的共产党人安全得多。根据沈醉一方面的叙述，1932—1935年他在上海站通讯组的几年里，30多个“直属通讯员”中没有一个是共产党干部，而且一共也只有两个人不过是共产党外围组织的成员。沈醉说，他在上海的6年中不知道有任何渗透到共产党组织成功的例子。军统上海站的这一失败，不断地刺激着戴笠。一次他在召集上海站区长、书记和组长在四马路的杏花楼吃晚饭时发脾气说：“这样搞下去，我们工作要垮台。你们怎么连一个共产党的组织都打不进去？”戴笠的指责显然反映了蒋介石的牢骚，尽管国民党秘密警察非常成功地迫使某些共产党关键人物变节。后来这两人也都不会忘记：到了1931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已经从法租界全部转移到了江西的崇山峻岭，而上海站对此却一无所知。这是一个情报工作上的巨大失败，即使后来他们对涉嫌国民党政权敌人的绑架和暗杀风潮都无法予以弥补。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国民党反间谍的成功无意中调节了共产党内部的权力结构，从而为1935年遵义会议后毛泽东上升到至高无上的地位打下了基础。这是因为，蒋介石的秘密警察切断了共产国际上海局与莫斯科共产国际常务委员会之间的电信通讯，“［中共］中央委员会完全孤立于外部世界，这对党在今后的发展造成了不可估量的影响。当这孤立持续到1936年决定共产党和工人党发展战略战术的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时候，它甚至体现出了更加巨大的意义。”尽管王明在向代表大会阐述中国必须结束内战，而毛则得以自行其是，积聚力量，形成了一个新的乡村战略，最终使他战胜了蒋介石和蒋在上海及上海以外的追随者们。第十二章行刑队劫持绑架是秘密特工的专长，它直接受戴笠控制。绑架的范围很广，尤其对军统上海站来说。赵理君是华东行动组组长，他在上海负责秘密逮捕时，曾经下令劫持和杀害的人数不胜数。自然，重要的绑架事件还是在特工们的头脑中留下了记忆，而且还成了典型的榜样用到了军统训练场的训练项目里。学员们在那里还学习在现代绑架技术中不可缺少的驾驶技术，秘密特工骨干分子还受到七八个小时的额外特殊训练，学习30年代初实际绑架中积累的经验。到了那时，特务处的特工们夸口说他们能够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绑架任何人。但事实并不总是如此，特别是在上海这类大城市，那里没人能躲过他人的眼睛，而且在上海站的经费增加到他们买得起汽车之前，绑架往往是用步行。这就更说明劫持要在行人堆里进行，于是蒙骗就变得绝对必要。往往是，一个特工穿一件自制的黑外衣，携一条装有铁砂等物的橡皮管，装作强盗的样子把受害者击昏过去。然后，另一个在附近的特工，会从人群里冲过来，装成是他的亲戚的样子把被击倒的受害者从强盗那儿拖开，然后拦一辆黄包车，大声叫着去医院。一旦离开人群，这特工便对驾车人说要把受害者先送家里，于是就把他送到另一个地方，然后这个昏迷的受害者便由其他特工带走审问。一旦他们有了足够的汽车，戴笠的人就开始用起了典型的黑社会手法。他们会用枪顶在背后，把受害者抓进一辆等在一边的车里。这个方法并非万无一失，有时受害者会在他们把他扔进车里之前逃掉。戴笠曾对几次这样劫持未成的事件怒火万丈，于是他强调，上海站的特工们必须在他们自己中间练习互相劫持来完善实地操作。逐渐地，上海站的特工们发展了一套四步骤的绑架法。他们总是先对目标进行跟踪，一直到掌握其日常行动规律为止。然后他们在附近停一辆车。等他们的“肉票”走在马路上时，一个特工从后面上来，同时另一个特工从正面向这个倒霉的人走去。当两个特工碰到一块儿时，一辆车同时从一边开来；司机把车停下，让引擎空转，后座上的特工打开边门；同时，在后面跟踪的特工拔枪顶住受害者的后背，正面的特工冲上来对准他的小腹猛击。后面的特工趁“肉票”低下身喘不过气时，用一只手压住他的背，不让他直起身来。车里的特工随即伸手把他们的猎物拽上车的后座。仅仅片刻，这辆汽车便又平静地穿行在车流里，而车两边的特工随即融进了人流中，似乎什么也没有发生。他们也发明了一些“软”办法，那是为了让戴笠满意。因为戴笠既要他的特工们在光天化日之下的拥挤马路上抓人，却又不要引起太大的注意。为了避免亮出武器，上海站的外勤特工们学会了如何用揿捺穴位来使受害者暂时瘫软。靠人行道一边的两个秘密警察会假装对受害者开个朋友之间的玩笑，好像他们是熟人一样：一个特工从后面用双手蒙住受害者的眼睛，再用大拇指用力掐耳根下的“命门”穴道使之无力喊叫。另一个特工便走上来用力抓住“肉票”说：“这一下你猜不到是谁了！”于是这两个特工就连拉带推地把这个晕头转向的受害者拽进车里，让旁人以为是看见了旧友重逢呢。还有一种方法对阔气而讲排场的人特别有效：使用美人计，让旁人以为这是个风月案。一个女特工衣着风骚地扮成情妇样，从人群中向目标靠拢后，大哭大喊地说他为另一个女人而把她甩了。当这个受害者无一例外地坚持说她是看错人了的时候，另一个女特工从一旁的车里出来，装作是这个被甩了的女人的朋友，劝他同她们一起回去谈谈。受害人有口难辩，另外两个特工——这次是男的了，从一边的人群里出来说：“怎么？你们又吵起来！你们在街上吵太不雅观，还是大家回去好好商量吧！”显然，受害者会以为最简单的办法是到车里去解释这个误会。一旦进了车，这不幸的“肉票”便永远地消失了。有时需要当机立断。例如，在上海地区负责桂系派的陈六安被列在上海站绑架名单上。沈醉在对陈的住宅进行监视时，见他携一箱子从前门出来，显然是在找一辆出租车去火车站。沈醉立刻奔出弄堂，装作陈家佣人的样子叫了一辆车来。当车在陈家门口停下时，他又赶快跳下，装作司机助手，帮着打开车门请陈上车在后座坐下。车一离开陈家，开到其他两个特工的守候点时，沈醉就叫司机停车。这些秘密特工便上车，掏出手枪，威逼司机把车开到警备司令部。陈惊恐的抗拒毫无用处，司机不敢抵抗武装侦探，只得服从他们把车开向他们指定的地点。这些精心设计的绑架不在上海的中国区施行，在那里抓人是通过秘密警察通常的逮捕方法，而且往往是在夜间。但在法租界和英租界则通常如此。虽然持有公安局或警备司令部正规侦探身份的特工可以要求并且得到租界或中国区的警察的帮助来逮捕人，但戴笠不愿通过他们运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