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传-19

维兵团意识到这种“死守”就是“守死”；一面要华中“剿总”的宋希濂兵 团赶快北上增援，但白崇禧不干，还是杜聿明带了邱清泉、李弥、孙元良三个兵团由徐州南下。结果，杜聿明的三个兵团在永城东北的陈官庄，被人民 解放军重重包围，陷于黄维兵团的同样命运。黄维采用了“四面开弓，全线反扑，觅缝钻隙，冲出重围”的碰运气突围法，全部被解放军歼灭，黄被活 捉。1948 年 11 月 28 日，蒋介石在南京召开军事会议，决定放弃徐州，刘峙 在 29 日飞离徐州，留下一付摊子由杜聿明收拾。12 月 2日，蒋介石电勉杜 聿明：“决心急进不可避战迂回”，电文说：吾弟应速决心于两日内迅速解决濉溪口、马庄一带匪部，为各个击破之惟一良机”，“此时应决心速觅匪 之主力而歼灭之，为唯一急务也。”又说：“匪对弟部又将形成四面合围之势，无任系念。务望严督各军，限两日内分路击退当面之匪，严令其达成所 赋予之任务，若时日延长，则二十万以上兵员之粮秣医药，决难空投接济，惟有上下决心，共同以死中求生之觉悟，冲破几条血路，反匪包围，予以歼灭若干纵队，乃可解决战局。”3 日，蒋介石又空投一封亲笔信给社聿明。 信上说：“濉溪口之敌大部向永城流窜，弟部本日仍向永城前进，如此行动，坐视黄兵团消灭，我们将要亡国灭种，望弟迅速令各兵团停止向永城前进， 转向滩溪口攻击前进，协同由蚌埠北进之李延年兵团南北夹击，以解黄维兵 团之围”。6日，蒋介石又致电杜聿明，要他全力冲破重围。杜聿明慑于蒋 介石的淫威，采用三面掩护、一面攻击、逐次跃进的战法，能攻则攻，不能攻则守。同时给蒋介石复电说：“奉到钧座手谕，当时遵照改变部署，向滩溪口之匪攻击前进。”杜聿 明的三个兵团在永城东北的青龙集、陈官庄被人民解放军包围了三十三天，蒋介石最担心他的心腹将领和嫡系部队投降，叮嘱侍从，杜聿明的来电随时 送阅，空投粮食情况要逐日送阅。当 1949 年 1 月 10 日杜聿明被人民解放军围歼失去联络时，蒋介石说：“杜等历尽危难，战至最后不降敌”，表示悲 喜交集。淮海战役中，蒋介石的华东刘峙集团五十五万部队被人民解放军全部解 决。当辽沈战役结束、淮海战役还在进行的时候，人民解放军发起了平津战 役。华北主帅博作义不是蒋介石的嫡系，蒋开始是用陈继承（蒋的亲信，华北“剿总”副司令兼北平警备司令）去牵制傅作义，蒋给华北嫡系部队的口 谕是：“军令听傅的，政治听陈的”。后来蒋介石将陈继承调走，逐渐将华北的军政财权全部交给傅作义。当时蒋介石为了保存力量，重建江南防线， 想将华北兵力全部由海上南撤，万不得已就从陆路南撤。而傅作义是三条路，到底走那一条举棋不定：一条是南撤，察绥部队不是蒋的嫡系，海运宁沪有 困难，陆运要通过辽阔的解放区，希望极少；一条是西窜，顾虑蒋的嫡系部队带不走；一条是固守平津。那时，蒋介石判断人民解放军东北部队在辽沈 战役之后，还会有一个时期的休整，不会很快入关；华北傅作义集团也想抓紧获得美援装备，补充兵员，然后再作决定也不晚。不料，人民解放军东北部队迅速入关，会合解放军华北部队，在东起滦 县西至张家口的长达一千二百余里的战线上以疾风骤雨之势，展开了大规模 的战役行动。从1948 年 12 月 22 日至 24 日，在新保安歼灭了傅作义的第三 十五军军部和两个师，在张家口歼灭了第十一兵团所属的一个军部、五个师、两个骑兵旅。1949 年 1 月 3 日，蒋介石致电傅作义等，勉以团结一心保卫平 津华北，胡吹什么“就华北言，匪众虽多，其装备补给则不如我，其素质训练，又远不如我”，要“抱定有匪无我，有我无匪之决心，激励所部，鼓起 灭此朝食之勇气，造成高度坚强力量，发扬我革命军人冒险犯难，以一敌十之精神，抢占机先，稳扎猛打，奋斗到底，坚持最后五分钟，为戡乱高潮创 造辉煌战史之一页，深信克敌制胜，完成戡乱建国之功，端在此战也”。蒋的电文等于废纸一张，起不了救命符的作用。13 日至 15 日，人民解放军解 放了天津，歼灭了傅的第八十五军、第六十二军和第九十二军的一个师。守塘沽的第十七兵团所属第八十七军和独立第九十五师南逃。这两仗一打，傅 作义的南撤、西窜都无望了。蒋介石曾给平津部队军长以上的投过一封亲笔信，要他们“固守待援，不成功，便成仁，以完成革命大业”。剩下的北平 在人民解放军七个纵队的包围下，傅作义迫不得已，接受了和平改编的条件。1 月 31 日，北平和平解放。 平津战役中，蒋介石的华北傅作义集团（除塘沽的五万人由海上逃跑外）的五十二万部队全部被人民解放军解决。 这三大战役一打，蒋介石的五大军事集团被人民解放军搞掉了三个，一百五十四万精锐部队丧失殆尽。李宗仁回忆说：“国军精锐，至此几乎全部 消灭，剿共战事，遂不可收拾了。”①三、蒋介石的第三次下野在 1948 年 11 月初，蒋介石把张治中叫到南京谈话①。张治中当时主张仗 绝对不能再打下去了，要由蒋介石来倡导和平。蒋认为：“我现在不能讲和平，要和，我就得下野，但是现在不是我下野的时候。”在 8 日的总理纪念 周上，他还痛斥主和者，说什么“前几天竟有少数知识分子公然发表文字，提出和平的主张，这实在是自己丧失了民族精神，完全是投降主义者”。但 是，到黄伯韬兵团被歼灭后，再加上金圆券的贬值，蒋介石就请孙科出来组织内阁，而且对孙科说：“内阁组成以后，由你们去研究，如果大家认为一 定要和平的话，我也可以考虑的。”淮海战役接近尾声，“京、沪震动，人心惶惶，阴沉气氛弥满全国”②，国内外许多民意机关和国民党一些高级将领， 都希望蒋介石在“犹有可为之时”，与中共恢复和平谈判。1949 年 1 月 1日， 蒋介石发出了求和文告，说什么：“三年以来，政治商谈之目的，固在于和 平；即动员戡乱之目的，亦在于和平。但是，今日时局为和为战，人民为祸为福，其关键不在于政府，亦非我同胞对政府的片面的希望所能达成。须知 这个问题的决定完全在共党，国家能否转危为安，人民能否转祸为福，乃在于共产党一转念之间。”蒋介石又说：“只要中共有和平的诚意，能作确切 表示，政府必开诚相见，愿与商讨停止战争恢复和平的具体方法”。同时，蒋又提出和谈的条件，即“只要和议无害于国家的独立完整，而有助于人民 的休养生息；只要神圣的宪法不由我而违反，民主宪政不由此而破坏，中华民国国体能够确保，中华民国的法统不致中断；队有确实的保障，人民能够 维持其自由的生活方式，与最低生活水准。”很显然，这几条的实质就是他蒋介石国民党的那一套都不能变。蒋在文告中说及他个人可以下野，“只望 和平能早日实现，则个人进退出处，绝不萦怀，而一惟国民公意是从”。当时，白崇禧曾两次致电蒋介石，主张停战言和。蒋介石在 1 月 2 日的复电中 说：“亥敬亥全两电均悉，中正元旦文告，谅荷阅及，披肝沥胆而出，自问耿耿此心，可质天日，今日吾人既已倾吐精诚，重启和平之门，假令共党确 能翻然悔祸，保全国家之命脉，顾念生民之涂炭，对当前国民，能共商合理合法之解决，则中正决无他求，即个人之进退出处，均惟全国人民与全体袍 泽之公意是从。”又说了一番“言和”是很困难，“前途演变尚极微妙”，要自崇禧“激励华中军民，持以宁静，藉期齐一步骤，巩固基础，然后可战 可和，乃可运用自如，而不为共匪所算”。同日，蒋介石又给张畛复电，说什么“须知今日之事，可和而不可降，能战而后能和”。很显然，蒋介石的 求和是假的，中国共产党在 1 月 5 日以新华社名义发表了《评战犯求和》的评论，揭露了蒋介石求和的虚伪性和反动性。① 张治中是 1945 年 11 月被蒋介石派往新疆解决”三区”（伊犁、塔城、阿山暴动的，同时担任了西北（陕、 宁、甘、青、新）行辕主任。② 《李宗仁回忆录》（下）第 914 页。1949 年 1 月 4 日，蒋介石亲自登门找李宗仁，要李宗仁上来接替他来同 我党谈判。8 日，蒋介石又派张群约黄绍城由南京飞往武汉和长沙，与白崇禧、程潜商讨关于他下野的事。11 日，他给白崇禧的复电中再弹老调，说什 么：“中以为长江以南之作战，匪我两方今昔异势，匪乃为客，我反为主，不患不能持久，亦不患不能制胜。”又说：“倘苟有一线和平之希望，吾人 必竭尽一切方法，以求得之，但必须要有代价，至少中华民国之国体与法统不能变更，军民生活必有保障，共产主义不能代替我三民主义，苟能如此， 则吾人求仁得仁，虽万死亦所不辞，个人之得失荣辱，岂足萦怀。”14 日，中共又发表了《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关于时局的声明》，提出了和谈的八项 条件，彻底剥下了蒋介石求和的画皮。19 日，蒋介石找了张冶中、张群、吴忠信、孙科、邵力子、吴铁城、陈立夫等人商谈。一开始，蒋介石就说：“我 是决定下野的了，现在有两个案子请大家研究：一个是请李德邻出来和谈，谈妥了我再下野；一个是我现在就下野，一切由李德邻主持。”半晌没人答 话，蒋介石就一个人一个人问过去，最后十分气愤地说：“我现在不是被共产党打倒的，是被国民党打倒的！”表示他决心采用第二个方案。1 月 21 日，蒋介石召集了在南京的党政军高级人员百余人，举行紧急会 议，蒋介石声音低沉，似有无限悲伤地说：目前“军事、政治、财政、外交皆濒于绝境，人民所受痛苦亦已达顶点。我有意息兵言和，无奈中共一意孤 行到底。在目前情况下，我个人非引退不可，让德邻足依法执行总统职权，与中共进行和谈，我于五年之内绝不干预政治，但愿从旁协助。希望各同志 以后同心合力支持德邻兄，挽救党国危机。”与会人员黯然无声，空气极为沉重。在蒋介石说话时，有人流泪，等他说完后，竟有人失声痛苦，有人还 大声疾呼：“总裁不应退休，应继续领导，和共产党作战到底！”最后，蒋介石从衣袋里拿出拟好的《引退谋和书告》，要李宗仁在上面签了字。会后， 蒋介石就乘美龄号专机飞往杭州。蒋介石在历史上就第三次下台了。四、和谈决裂蒋介石下台后，和谈空气是浓厚起来了。李宗仁一上台感到他面前有三 项迫在眉睫的任务：一是为着结束内战，不得不诚心同中共举行谈判，以求和解；二是不得不阻止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以求得“体面的和平”；三是 必得寻求美援，以制止通货膨胀。1 月 27 日，李宗仁致电毛泽东，倡议和解，表示“自弟主政之日起，即决心以最高之诚意，尽最大之努力，务期促成和 平之实现”。同时，内阁（行政院）也重新改组，由何应钦接孙科的班。何应钦上任后也考虑到这样三件事：“第一件事是和谈，其次是财政（特别是 物价），再就是外交。”①和谈是在北平（已经和平解放）举行，1949 年 4 月 1 日正式开始。国民 党这一方参加的是张治中、黄绍竑、邵力子、章士钊和李蒸、刘斐，以张治中为团长。实际上幕后仍是蒋介石在牵制。这个名单就是何应钦通过电话和 蒋介石商定的，即使刘斐是李宗仁加上的，但也由张治中到溪口取得蒋介石的批准。李宗仁回忆说：“我在南京出任代总统的三个月期间，本抱‘死马 当活马医’的态度，欲为不可收拾的战局尽最后的努力，期望息兵，达成和① 张汉中：《我和共产党》，第 128 页。平局面，解人民于倒悬。古人说：‘尽人事而听天命’。但是因环境特殊， 蒋先生处处在背后牵制，使我对这匹‘死马’实未能尽应有的努力。”②还在国民党方面的代表出发之前，张治中曾两次去溪口见蒋介石听取指示。1949 年 3 月 3 日，张治中和李宗仁、张群、吴忠信等几个商量了和谈的有关问题之后，同吴忠信一道去溪口见蒋介石。当时是有要蒋介石出国的意思，蒋事 先也听到过这种动议，张治中也认为“蒋表面上是下了野，事实上还在溪口指挥一切”，这样对和谈不利。蒋介石在溪口一见张治中，就很气愤地说：“他们逼我下野是可以的，要逼我‘亡命’就不行！下野后我就是一个普通 国民，那里都可以自由居住，何况是在我的家乡！”张治中这次在溪口住了八天，同蒋介石全面地交谈了有关问题，按张治中说：“上午谈，下午也谈， 吃饭谈，逛山也谈，晚上围炉也谈，这八天中，真是无所不谈，一切的问题差不多都谈过了。”③根据张治中当时的记录，谈及了六个方面的问题，即： 一是关于和谈限度及代表人选的问题，蒋介石认为”确保长江以南若干省份的完整，由国民党领导”，也可以考虑“必要时让步到湖北、江西、安徽、 江苏四省和汉口、南京、上海三城市联合管理”，但这一点不必提出，中共恐怕还不是这样看法。二是关于党的问题，蒋介石表示竭力支持李宗仁，健 全国民党，说到“李现在负的责任就是他的责任，李的成败就是他的成败，不过希望李、白也要具有同样的认识，才能做到内部的团结”。而且一再表 示他不再度出山，终他的一生也不愿再度执政。三是关于外交政策问题，蒋介石表示同意“平时苏美并重，战时善意中立，设法打开中苏僵局”，蒋介 石还认为“对中日问题不宜忽视，中日两国能够亲善合作，不但对两国有利，对远东以至世界和平有利”。四是关于特殊建议问题，蒋介石表示同意“放 弃和中共军事斗争的企图，移作政治竞赛的努力”，但蒋介石又认为“共产党是不愿意我们这样的，同时我们也不容易做到，我们现在应该先做最恶劣 的打算”。五是关于蒋介石的出国问题，蒋介石原来是很恼火的，最后他表示：“如果要希望我出国，要好好的来！他们太不了解我的个性，竟想利用 中外报纸对我施加压力，这是不可以的，我可以自动住到国内任何地方，即使到国外也可以，但是绝对不能出之于逼迫。”六是关于内阁改组问题，蒋 介石同意孙科辞职，但又不同意何应钦接任，他说：“为什么一定要提和我有关系的人来做院长？”“院长应该让别人来做，何任副院长兼国防部长好 了。”后来李宗仁一天几次电话来催，到了 3 月 10 日张治中离溪口回南京时，蒋介石才同意，而且写了一封信给何应钦，交给张治中带去。3 月 29 日，张 治中又到溪口见蒋介石。在 28 日，张治中曾对屈武说：“我们北上以前，还有一件重要事情要做，就是我们商定的和谈腹案和国防部的意见，必须向蒋 委员长汇报。这样大的事情，必须委员长点头才行。”张治中认为蒋介石虽然不是总统了，但还是国民党的总裁，“应有向他请示的必要”，况且“蒋 虽退到溪口，但到底力量还在他手上，如果得不到他同意，即使商谈得到协议，也没有用”。这次同张治中一道去溪口的还有屈武。这次“空气和上次 颇有不同”，蒋经国对屈武说：“张先生这样热心和谈，将来是没有好结果的！”又说：“张先生太天真了！现在还讲和平，共产党愿意和平吗？我看 他会死无葬身之地！”在张治中同蒋介石的交谈中，蒋表示愿意和平，愿意② 《李宗仁回忆录》（下）第 954 页。③ 《我与共产党》第 124 页。终老还乡。蒋介石在这时候是务全看到败局已定，心情十分复杂，他把他的 思想在写给蒋经国四十岁生日的题词中表露出来。1949 年 4 月 12 日（农历3 月 18 日），为蒋经国四十岁生辰书题了佳勉匾额：“寓理帅气”，同时写了 一个题跋：“每日晚课，默诵《孟子》养气章，十三年未曾或问。自觉于此略有领悟，尝以‘寓理帅气’自铭，尤以‘寓理’之寓字体认深切，引为自 快，但不敢示人。今以经儿四十生辰，特书此以代私祝，并期其能切己体察，卓然自强，而不负所望耳。”在北平国共双方代表经过了半个月的谈判，拟定了以中共提出的八项条 件为基础的国内和平协定。这个协定，张治中认为：“尽管条件过重些，如果能了然于‘败战求和’、‘天下为公’的道理， 不囿于一派一系的私利，以国家元气，人民生命财产为重，那么，就只有毅然接受；以诚心承认错误，以勇气接受失败，则对国家、对人民、对国民党 保全者实多，总比顽固到底、失败到底的好。”4 月 16 日，由黄绍竑、屈武（顾问）带了协定回南京，劝李宗仁、何应钦接受。李宗仁、白崇禧曾召集 桂系重要人物黄旭初、李品仙、复威、程思远等人开秘密会议，听取与讨论黄绍竑关于和谈的报告。在会上，白崇禧坚决反对签字。李宗仁沉默许久， 最后表示向溪口请示才能决定。白崇禧还说：“我们决不能在这个断送国民党江山的条款上签字”，“我们不签字，在将来的历史上就不负这个责任”。 到了签字的限定时间 4 月 2O 日，国民党拒绝了签字。这一天深夜，李宗仁、何应钦给北平的代表发了一个电报，认为协定是：“实际为欲政府承认中共 以武力征报全申国。政府军队，固等于全部缴械投降；即全国各城市乡村，亦将因中共军之普遍开进，原有之社会组织与人民生活方式，亦将依中共之 意旨而彻底改变。”21 日，毛泽东、朱德下令，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渡长江。李宗仁认为和谈破裂后，南京无法守住，主张放弃南京、上海两地，把汤恩 伯的主力移至浙赣线和南浔线，与华中白崇禧集团成为犄角，以固守湘、赣，防止我军进入西南。为此，4 月 22 日，李宗仁等人分乘专机三架赴杭州同蒋 介石商谈。李宗仁向蒋介石叹“苦经”：“现在这种政出多门、一国三公的情形，谁也不能做事，我如何能领导？！”蒋介石一口表示支持李宗仁。等 到李宗仁返回南京时，“四郊机枪之声不绝，首都已一片凄凉”。23 日清晨，李宗仁飞离南京赴桂林，就在这一天，南京被人民解放军解放了，蒋介石的 南京政权垮台了。如以南京政府的建立与结束为标志，蒋介石统治中国二十二年的历史结束了！蒋介石在 4 月 30 日的日记中写道：“四月份最重要之事， 莫过于共匪政府所提‘国内和平协定’条款，使李代总统等主和求降甚至谓‘投降即光荣’之投降派亦无法接受，而不得不宣告和谈决裂，重新作战。”①五、后事的安排南京被我解放后，4 月 27 日，蒋介石还在上海大吹：“今日南京撤守， 政府南移，更成为我们中国反共斗争惟一的转机。”这时，蒋介石是作了两手准备：一手靠残存的两个军事集团——白崇禧集团和胡宗南集团，进行挣 扎，一手派陈诚去台湾，安排后事。① 转引自《蒋总统秘录》第 3029 页。当时，白崇禧集团在衡宝战役中主力两个军（第七军和第四十八军）被 人民解放军消灭后就撤到老巢广西。解放军又发动了广西战役，把他残存的三十万部队（一部逃入越南外）歼灭。原来国民政府迁在广州，两广解放后 又逃亡重庆。胡宗南集团在西南盘据，190 年 8 月 28 日和 31日，胡宗南、 宋希濂曾去重庆见蒋介石，报告他们商定的关于保存实力的方案，蒋介石提 出了他的意见：“（一）两广恐难保持，在大陆上必须保有西南地区，将来才能与台湾及沿海岛屿相配合进行反攻；（二）如果在大陆上完全放弃了， 则国民政府在国际上将完全丧失其地位；（三）西南地区形势险要，物资丰富，尤以四川人力物力均很充足，必须努力保持这一地区，成为复兴的根据 地；（四）刘文辉等人虽不可靠，但由于利害关系，反共的态度是一致的，现在只要他们不在后面捣乱，应设法团结他们以安其心。”在这期间，胡宗 南一伙还搞了一封联名请求蒋介石长期驻在重庆或成都指挥的信给蒋介石，蒋见信后发了一大套议论，把失败的原因归咎于几百万国民党员特别是许多 负责干部之“不能努力实行三民主义”，接着便说：“我现在台湾创办了一所革命实践学院，调训负责干部，由我亲自主持指挥，如果局势稳定，将来 大家也可轮流前往受训。这个学院能不能办好，关系本党的生死存亡，因此，我要经常住在台湾，而不能长期留在四川。西南方面，只要大家同心协力， 能撑持一个时期，国际形势就一定会有变化，到那时，我们就可和台湾方面的力量配合起来进行反攻，以争取最后胜利。”9 月 20 日，蒋介石在重庆发 表了题为《为本党改造告全党同志书》，承认了“现在剿共战争的形势益形险恶”，提出了“本党的改造，已成为全党同志一致的要求，和救亡图存唯 一的途径”，还编造了一套历史说“今日本党的失败，自民国以来第十次了”，“我们用不着悲观失望，更不应丧气灰心”。11 月 1 日，人民解放军发起了 西南战役。11 月 20日，李宗仁以“赴美国治疗胃疾”为由，由桂林去香港， 蒋介石很生气，在 21 日的日记写道：“德邻出国，既不辞职，亦不表示退意，仍以代总统而向美求援，如求援不遂，即留居国外不返，而置党国存亡于不 顾，此纯为某个人利害打算，其所作所为，实卑劣无耻极矣！”①当然，李宗仁有另一番解释，他说：“窃思国事至此，我回天无力；我纵不顾个人的健 康留于国内，亦属于事无补。一旦国亡身死，此种牺牲实轻于鸿毛，倒不如先行医治夙疾，如留得一命，则将来未始没有为国效死的机会。因此我便决 定赴美就医。”②11 月 30 日，重庆被解放军解放，蒋介石逃到了成都，叫嚷要胡宗南死守成都，后又要他死守西昌三个月。12 月 7 日，国民政府决定迁 移台北，在西昌设立大本营，在成都设立防卫总司令部。10 日，蒋介石和蒋经国从成都最后一次飞离大陆去台湾。与最后挣扎的同时，蒋介石早就着手在台湾搞所谓“巩固台湾基地”。1949 年 1 月 11 日，蒋介石电示台湾省政府主席陈诚，提出了所谓“治台方 针”：“一、多方引用台籍学识较优，资望素孚之人士，参加政府。二、特别培养台湾有为之青年与组训。三、收揽人心，安定地方。四、处事稳重， 对下和蔼，切不可躁急，亦不可操切，毋求速功速效，亦不必多订计划，总以脚踏实地，实心实力地做事，而不多发议论。五、每日特别注重各种制度 之建立，注意治事方法与检点用人标准，不可专凭热情和个人主观。六、勤① 转引自《蒋总统秘录》第 309 页。② 《李宗仁回忆录》（下）第 1026 页。求己过，用人自辅，此为补救吾人过去躁急骄矜，以致今日失败之大过，望 共勉之。”为了打开台湾今后的国际局面，7 月 11 日，蒋介石访问了菲律宾，与菲律宾总统季里诺发了联合声明，说“余等均认为中、菲两国之关系应予 以加强，并应由两国政府立即采取切实步骤，以加强中、菲经济互助与文化 合作”。8 月8 日，蒋介石又访问了南朝鲜，与李承晚发表了联合声明。10 月 9 日，蒋介石在台北发表了《中华民国三十八年国庆纪念告全国军民同胞书》，攻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说什么他还要为争取“最后的胜利” 而战。25 日，蒋介石在台北又发表题为《台湾省光复四周年纪念告全省同胞书》，认为台湾是“反共抗战”的“基地”，要加强这块“基地”。从 10 月 16 日开始，蒋介石就在台湾办的所谓革命实践研究院发表连篇累牍的演 讲。在16 日的开学典礼上讲了《革命、实践、研究三个名词的意义和我们革 命失败的原因》。22 日、24 日两天，讲了《军事改革之基本精神与要点》。30 日，讲了《敌我双方优劣之检讨及“战争艺术化”的意义》。11 月 7 日， 讲了《陆海空军联合演习要旨》。蒋介石从 12 月 10日最后逃离大陆到台湾 后，又继续在革命实践研究院演讲，光 1949 年年底与 1950 年初就讲了五次， 其中心点是总结他在大陆失败的经验教训。尾声——蒋介石在台湾1950 年 3 月 1 日，蒋介石在台湾又重新上台，再度行使总统职权。蒋介 石提出了四项重点施政：“（一）在军事上，巩固台湾基地，进图光复大陆；（二）在国际上，先求自力更生，再联合民主国家共同反共；（三）在经济 上，提倡节约，奖励生产，推行民生主义；（四）在政治上，保障民权，励 行法治。”①3月 13 日，蒋介石在革命实践研究院的讲话中说：“我每一次 复职时所预定的目标，亦无不如计完成。我在第一次复职以后，不到八个月的功夫，北伐即告成功。第二次复职以后，虽然经过十四年的长期奋斗，但 终于促使日本投降，达到了我们雪耻复仇收复失地的目的。现在是第三次复职了，这一次复职以后，我们革命的目标，是恢复中华民国，消灭共产国 际，我相信我们一定可以完成我第三次复职的使命。”蒋介石面临现实，他总结了他在大陆上失败的种种原因。他认为国民党 的缺点，“第一就是党的工作只在党部里面做，而不能向民众中间发展。党的工作离开了民众，就只有形式，没有内容。党的组织离开了民众中间的工 作，就只有躯壳没有灵魂。”“第二个缺点，就是论派系不论政策，论地域的关系，不论工作的需要。” 进而，蒋介石认为：“我们此次失败并不是被共匪打倒的，实在是我们自己打倒了自己！”“第一，是内部不能精诚团结，因之予奸匪以分化挑拨的可 乘之机。”“第二，是违反国父遗教，大家不以服务为目的，而以夺取为目的。”“第三，是丧失了革命的党德，不能以个人自由与能力，贡献于革命 大业。”“第四，是丧失了民族的自信心，不知道民族道德的力量，和民族精神的伟大。”总而言之，蒋介石在反省、思痛。同时，他在台湾着手搞了 一些改革，搞了一些经济建设，促进了台湾经济的发展。1975 午 4 月 5 日，蒋介石在台湾病逝，了结了他的一生。① 《蒋总统秘录》第 3098 页。末了的一点论述——怎样评价蒋介石？蒋介石的老家——浙江奉化溪口——向国内外游人开放后，参观的人纷 纷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怎样评价蒋介石？”蒋介石已经作古，在我写的这本书里，实际上只讲了蒋介石的前半生，即在大陆上的活动，因此在这里也 只能概括地评论一下蒋介石的前半生。蒋介石在大陆上的几十年有一个历史发展的阶段性的过程。大体上可分 为五个历史阶段：第一个历史阶段是辛亥革命时期（不太确切），时间是从 1911 年至 1922 年。在此时期，蒋介石是一个肯定性的人物。他投身辛亥革命，参加反袁斗争，帮助孙中山建立广东革命根据地。有人说他在上海交易所搞投机买卖时 还参加流氓活动，这实在是根据不足。至于说他按照陈其美的旨意晴杀了陶成章，这的确是他历史上极不光彩的一页。但究其实质，此事并非如有人所 说是“反革命杀了革命”，而是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内部争权的一场斗争。第二个历史阶段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时间是从 1923 年至 1927 年。 这个时期情况比较复杂，在 1927 年 3月国民革命军北伐拿下上海、南京之前， 蒋介石是一个基本上肯定的人物。为什么说是“基本上”呢？因为在此期间他制造了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两起旨在反共的阴谋事件。但还不能就此 将他以后的历史一概否定，因此后不久，他在 1926 年 7 月又担任了北伐军的总司令，领导北伐（起码可以说参与领导北伐），立下了一定的功勋。1927 年 3 月以后，直至“四一二”、“七一五”，蒋介石自己否定了自己的革命历史，叛变了革命，屠杀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这是应该完全否定的。 第三个历史阶段是南京十年，时间从 1927 年至 1937 年。这个时期里，蒋介石是一个基本上否定的人物。他干的事情的核心内容是反共反人民。他 先后发动五次对革命根据地和红军的残酷“围剿”，在全国实行法西斯独裁统治，白色恐怖笼罩着整个中国大地。但是历史人物绝不象舞台人物那样简 单，不是红脸，就是白脸。在这个时期里，他领导过第二次北伐（过去人们把这说成是“新军阀同老军阀的狗咬狗”，那么到底要不要把北洋军阀彻底 消灭呢？），促使东北易帜；他战败了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搞垮胡汉民、汪精卫、孙科，将全国政权表面上统一在青天白日旗帜之下（当然蒋介 石没有也不可能统一中国）。尤其是 1931 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民族矛盾日渐加深，蒋介石的政权及其所代表的阶级集团的利益、后台老板英美帝国 主义的在华利益，均受到威胁，因此，蒋介石也开始转变了，日渐把矛盾的主要方面由国内的阶级矛盾（对付中国共产党）向国外的民族矛盾（对付日 本帝国主义的入侵）转化。这个转化是有一个过程的，从“九一八”到“一二八”，再到长城抗战，再到“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蒋介石的态度一直 在不断地变，最后决定：“今后我绝不剿共。”正因为蒋在变，所以中国共产党的策略路线也在变，这是“天变道亦变”。假如蒋变我不变，那么中国 共产党的策略路线就是“左”倾关门主义；假如蒋不变我变，那么中国共产党的策略路线就是右倾投降主义，蒋变我就变，这才是马克思主义的策略路 线，这就是毛泽东的正确路线。“九一八”后，中国共产党的策略路线就开 始变，尤其是1935 年《八一宣言》的发表，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加快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步伐。对蒋介石在“九一八”事变后的转化，不能完全否定。这就是为什么说南京十年的蒋介石是一个基本否定的人物，而不是完全否定的人物。 第四个历史阶段是抗日战争时期，也就是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时间从1937 年至 1945 年。这个时期里，蒋介石是一个基本上肯定的人物。无论在 武汉失守前还是失守后，蒋介石始终在抗战阵营里，说领导也好，说参与领导也好，说参加也好，他成了反法西斯阵营中中国战区（不同于中国战场） 的最高统帅。说是“基本上”，总还有否定的地方，那就是他的反共。反共这一点，蒋介石也是始终不变的。第五个历史阶段是新内战时期，时间从 1945 年至 1949 年。这个时期里， 蒋介石是一个完全否定的人物。他错误地估计了形势，错误地估计了中国共产党，也错误地估计了他自己。于是，他急急忙忙地挑起了一场新的内战， 置人民死活而不顾，把老本都拿出来同中国共产党拼，最后被赶出了大陆。蒋介石在大陆上的活动就是这样一步一步走过来的，有肯定，也有否定， 有基本肯定，也有基本否定。最后的历史结论是：蒋介石是一位逆历史而动的人物，末了被历史前进的潮流所冲垮。蒋介石成为中国历史舞台上曾经风 云一时的人物是偶然的，但又是必然的。恩格斯说得好：“恰巧拿破仑这个科西嘉岛人做了那被战争弄得精疲力竭的法兰西共和国所需要的独裁者，——这是个偶然现象。但是，假如不曾有拿破仑这个人，那末他的角色是会由 另一个人来扮演的。这一点可由如下一点来证明，即每当需要有这样一个人的时候，他就会出现：如恺撒、奥古斯特、克伦威尔等等。”（《马克思恩 格斯全集》第 39 卷第 200 页）蒋介石正是当时的中国需要有的这样一个人，而且没有蒋介石就会有一个类似蒋介石的人物登上中国这个历史舞台。蒋介 石退出中国历史舞台这却是必然的，因为从总体上讲，他阻碍了中国历史的 前进。1988 年 11 月于浙江·杭州·花家山宾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