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传-15

军事会议在中国的重庆召开。中、美、英三国的联合作战迈出了第一步。在 会前，蒋介石评论太平洋战局说：“日、美开战之初，日本不宣而战，偷袭檀岛，使美国遭受不测之重大损失，此心对美殊觉恻歉。及今思之，日之攻 美，早具决心。观其行动之速，是其早有充分准备。即使美对倭提出临时妥协办法，牺牲我中国时，日本亦不能接受。故由于我国之反对，而美乃提强 硬原则，更不失为大国之风，而保全其立国之荣誉。然英、美、荷在太平洋上，早已成立共同作战计划，而始终不通知中国，是其阀中国为无足轻重， 徒利用我以消耗日本之实力。今日本果闪击英、美，我国对之，更无足为歉也。我国抗战，以后如能自强不息，则危险已过大半。往者美国限制日本， 不许其南进北进，独不反对其西进。而今则日本全力侵华之危机，已不复存在矣。”1942 年元旦，在华盛顿发表了有美、中、英、苏领衔的二十六国签 署的《联合国共同宣言》，约定“加盟诸国应各尽其兵力与资源以打击共同之敌人，且不得与任何敌人单独媾和”。1 月 3 日，蒋介石因罗斯福的提议 被正式推举为中国战区最高统帅，担负起中国及泰国、越南地区联军部队的总指挥任务。蒋介石对此在元月份的《反省录》上写道：“二十六国共同宣 言发表后，中、美、英、苏四国已成为反侵略之中心，于是我国遂列为四强之一，再自我允任中国战区最高统帅之后，越南、泰国亦列入本区内。国家 之声誉及地位，实为有史以来空前未有之提高，甚恐受虚名之畜，能不戒俱乎哉。”关于中国战区的设立是华盛顿美、英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建议，最初 计划的战区范围是中国、泰国、越南和缅甸北部，最后决定将缅甸北部划入南太平洋战区，后又划入东南亚战区，其统帅与中国战区统帅地位不同，东 南亚故区统帅受美、英参谋长联席会议的管制，中国战区统帅的权责是独立的。蒋介石担任中国战区的统帅后，就电宋子文（当时宋作为中国代表在华 盛顿参加《联合国共同宣言》签字）请罗斯福指定一位亲信的高级将领来担任中国战区统帅部参谋长。1 月 14 日，美军参谋总长马歇尔推荐史迪威担任 中国战区统帅部参谋长。1 月 29 日，美国陆军部发表史迪威的任命。2 月11 月，史迪威飞往印度转来中国，3 月 3 日在缅甸腊戌见了蒋介石（当时蒋介 石正在印度访问，后又飞往缅甸腊戍视察），5 日史迪威同蒋介石一道到了重庆。自从蒋介石担任了中国战区的最高统帅后，从组织上说，中国的抗战 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力地配合英、美军队的作战。1941 年底，日本为牵制国民党军队策应盟军在广州香港方面的作战，并 企图打通粤汉铁路解除太平洋西岸陆空威胁，纠集三个半师团七万多人围攻长沙。蒋介石在 12 月 19 日明确指出，“敌在湖北集中兵力，此为其牵制我 授港作用必然之举也。”12 月 24日，日军分八路渡新墙河，南犯来势凶猛。26 日，蒋介石认为：“敌军在湖北进攻，应加注意，彼此后若要保守南洋各 地，则打通粤汉路为其战略所必取之举也。”31 日，日军各路先头部队到达捞刀河、浏阳河中间地区，并以其左翼的第四十师团向浏阳河畔金潭渡仙人 市各地推进，其第六、第三师团向右旋回对长沙外阖攻击。当时蒋介石有信心地认为：“敌寇在湘北发动攻势，且月杪已逼近长沙，如能照余在南岳指 示者切实遵行，则此次或可予敌以大打击也。”1942 年 1 月 1 日起，日军向长沙猛扑，国民党守城部队按预定计划始终沉着应战，同时岳麓山炮兵适时 以火力支援，予日军以重创，鏖战四天，阵地屹然不动。此时日军攻势顿挫，国民党军队以十个军的兵力，由四面八方，实行总反攻。日军以死伤惨重， 后路继绝，士气颓丧无力挣扎，乃于 4 日晚突围北窜。日军急调的鄂南援军工遭国民党军队阻击而几全部歼灭。13 日，日军残部由长乐街、新开市各处 渡过汩罗江。至 15 日晚，新塘河以南日军残部即告肃清，恢复战前态势，是役打死日军五万六千九百多人。这一次会战是中国军队在日军突袭珍珠港后 在中国战场上的第一次攻势，也是同盟国在太平洋战争初期一连串失败中首开胜利的记录。当时英国的《泰晤士报》发表评论说：“十二月七日以来， 同盟军唯一决定性之胜利系华军之长沙大捷。”伦敦《每日电讯报》也说：“际此远东阴雾密布中，惟长沙上空之云彩确见光辉夺目。”蒋介石也十分 得意地说：“此次长沙胜利，实为七七以来最确实而得意之作。”1942 年 4 月，日本东京、横滨、名古屋等处遭盟军空军轰炸后，民心惶 恐，社会骚动，益觉战争前途之危殆。日本为了安定民心，掩饰失败，并减轻其本上之空军威胁，在缅甸战事甫告结束，太平洋闪击初获小利后，竭力 抽调十余万兵力，发动浙东攻势（日军感到衢州空军基地对他们是一个威 胁）。5 月15 日，日军分别由奉化、上虞、绍兴、肖山、富阳、诸几方面， 同时西犯，以主力沿浙赣路附近进犯，一部沿富春江以西地区窜扰。国民党部队逐次给日军以相当打击后向敌后转进。6 月 3 日，日军占领衢州，15 日 占领上饶，与赣东的日军会合。浙赣全线陷于日军之手。但日军经月余之消耗打击，虽贯通浙赣线，而已疲惫不堪，且国民党军队随时对浙赣线实行侧 击，收复了各要点。8 月中旬，国民党军队开始反攻，腰击浙赣线中段的日军，收复了上饶、贵溪，然后分东西两路追击，士气大振，所向披靡，连续 收复衢州等地，温州的日军见其主力战斗大势已去，也仓惶分股撤迟。于是，浙境除金华、兰溪、武义外，其余各地均恢复战前态势，赣境也恢复到 5 月 前的态势。“综观此次战役敌军以十余万之众，原图永占我东部沿海各地，以掩饰其败征而削弱其本土空中之威胁，卒至损兵折将败象益彰，计划被我 完全粉碎，且敌此次使用部队达十余单位之多，其东拼西凑力量枯竭之情形可以想见，其崩溃期实已不远。”①1943 年 5 月，日军企图西叩重庆门户，妄冀国民党作最后之屈服以便专 对英、美作战，纠集十一万兵力向鄂西长沙之三峡进犯。国民党军队第六战区孙连仲所部约十一个军，逐次抵抗。蒋介石特颁字令于石碑要塞守备部队① 何应钦：《对五届十中全会军事报告》。将领，固守要塞，聚歼倭寇。6 月中旬，西犯的日军进至石碑渔洋关一线， 宜昌的日军亦于 23 日进逼国民党江防军正面侧背，其志在占重庆大门的石碑要塞，继续西进，巩固其太平洋整个防御。石碑的国民党守军一面诱吸，一 面收缩，准备合围捕捉日军于石碑、长阳、渔洋关之地区。日军至渔洋关后，即猛犯要塞，经国民党军队坚强反击，予日军以重创。日军攻势顿挫，全线 崩溃。国民党军队不分昼夜，从事追击。至 6 月中旬，除藕池口一地破口军占据外，全部恢复原态势。是役毙伤日军三万亲人。“综观此次进犯之敌， 总兵力约达十万之众，其企图未尝不想南下常德，西卷石碑，其结果只落得数万尸具运往当阳吊奠火祭，残敌鼠窜而逃，战马无辜牺牲于战场者三千余 匹，至谓目的已达，撤退原防之荒谬论调，是其一贯伎俩，徒以掩饰其暴师轻动之罪恶，欲以安慰其国人而已。”②日军自鄂西会战挫败后，蛰伏半年，至 1943 年 11 月，为截断国民党川、 鄂、湘间连络，打破国民党反攻准备，企图占领湘西北门户之常德，以掌握洞庭湖全部资源，纠集十万兵力，从 11 月 2 日开始，以第一一六师团全部进 犯常德，第三师团趋桃源、第六十八师团趋德山、第四十师团扰汉寿，以为策应。日军连陷南县、公安、淞滋，进至煖水街、王家厂一带，遭国民党军 队猛烈抵抗，日军不得逞，乃复转锋南向，陷石门、渣县逞趋桃源，其左翼则由安乡攻占汉寿，围攻常德，与国民党余万程师激战十多天，第九战区抽 调四个军赴授，12 月 8 日收复常德，同时第六战区各部队也转取攻势，先后收复南县、安乡、澧县、淞滋、公安等地，至 12 月底，恢复战前态势。在这 一仗中，国民党三位师长阵亡，可见战斗之激烈。1944 年春，日军为了打通平汉路，贯通华北、华中各战场①，由冈村宁 次亲自指挥，纠集十三万兵力，对豫中进犯。4 月 17 日、19 日，集结在新乡、开封一带的十几万日军，分由中牟邙山头渡犯，与汤恩伯所部的十七万人激 战。冈村宁次回忆说：“这次我军特别掌握着坦克车师团，最初将其隐藏起来，待汤恩伯照例 调集主力向其被突破的一点发动反攻时，我军以坦克兵团，从另一面插入敌阵，敌军大乱，我作战成功。”②日军连犯郑县、密县、新郑、鄢陵等地。豫 北日军于 18 日攻陷邙山头，向郑县、广武、汜水、荣阳进犯，其后略事集结，一路即由许昌、郾城沿平汉路南下，猛攻襄城、陕县，迳趋叶县、鲁山；另 一路由巩县西窜，围攻洛阳。5 月初，晋南日军由垣曲渡河南犯渑池，与西犯的日军会合，继续西迸，直扑闵乡、卢氏。国民党第八战区和第五战区各 部队协力反攻，先后收复鲁山、嵩县、遂平、确山、灵宝等地，但反攻洛阳 计划未能实施。1944 年春月。中国远征军和驻印军在滇缅边境及缅甸北部进行了反攻， 全歼日军两个师团，重创日军两个师。中国远征军进入缅甸是 1942 年 1 月，协同英军作战，挫日军于同古，击败日军于仁安羌，解英军之危，博得盟国 好评。蒋介石于 3 月 1 日和 4 月 5日两次从重庆飞往缅甸腊戍视察缅甸战区， 建议缅甸境内的军令必须统一，应由史迪威指挥。5 月 8 已史迪威决定中国② 何应钦：《对五届十一中全会军事报告》。① 冈村宁次在回忆录中说：“打通京汉铁路，恢复北京——汉口之间的铁路交通是这次作战的重要目的之 一，”② （日〕稻叶正夫：《冈村宁次回忆录》第 328 页。军队转入印度。“中国军队退人印度时，穿越野人山，向印度东境的雷多转 进，沿途给养不继，所受饥渴艰苦不是笔墨所能描述的”①。8 月 3 日，中国军队到了雷多，与英、美盟军一道仓卒应战，损失重大。日军继侵腊戍，陷 龙陵、腾衡，中国对外交通要道滇缅公路被切断，日军迫近我国云南边境。此后，中国远征军分成为二部分，一部在印度，为中国驻印军，由史迪威任 总指挥，罗卓英为副总指挥（后由郑洞国接任），下辖新一军、新三十军、新三十八师、第五十师、新六军、新二十二师，新十四师等；另一部在中国 国内，由陈诚任远征军司令长官，后卫立煌继任，黄琪翔为副司令长官，下辖第十一集团军、第二十集团军和直属部队。到 1944 年春，国民党为了打通 中印公路起见，以驻印军指挥官郑洞国率新一军、新六军开始反攻缅北，得到盟军空军及工兵之协力，越崇山峻岭，进击新平洋，与日军战于太白家。3 月 5 日，攻克孟关，次第克复孟拱、密支那。同时，远征军司令长官卫立煌指挥的五个军，强渡怒江，发动滇西攻势策应驻印军之作战，迭克日军坚固 据点龙陵、腾衡，直捣畹町。当时美国联络参谋组组长吴德评论说：“中国军队耐受困苦的精神和作战的勇敢，都是世界上少有的。”到了 1945 年 1 月 27 日，滇西国民党军队与驻印军会师芒友，完全打通了中印公路。此后，协同盟军收复缅北。1944 年夏，日军为了开拓大陆交通线，俾与南洋连络，以镇压国内厌战 情绪及牵制国民党军队协同盟军对滇西缅北的反攻，于 5 月间纠集十七万兵力，分三路对长沙行第四次进犯。左翼于 29 日突破通城国民党守军阵地，分 趋渣津平江；中路攻陷国民党新墙河阵地，趋向汨罗江北岸；右翼循洞庭南趋源江县、益阳县地面，展开广正面的南侵犯。国民党的三个军分头堵截日 军予日军以极大消耗。19 日，长沙被日军攻陷。于是第九战区决定在衡阳地区；乘敌疲惫，再行决战。在衡阳外围，国民党军队同日军进行多次激战。 在衡阳城里，国民党守军万余人在外有援军不能接济，内乏粮弹的情况下，孤军喋血，一心死守，苦战四十八天，最后伤亡殆尽，阵地全毁，衡阳被日 军攻陷。日军陷衡阳后，为了打通“西南大陆交通线”，以维持其对中南半岛的 运输，并破坏国民党西南空军基地，以减少其空军威胁，又纠集十五万兵力，沿湘桂路及西江迄邕龙线，北东南三个方面，以大弧形分途进犯桂柳。1944 年 10 月，日军用五个师团的兵力，齐头并进，突破桂林外围阵地。11 月 4日，日军使用毒气猛攻城南七星岩阵地，双方死亡枕藉，阵地被突破。至 8 日夜，在国民党守军浴血抵抗、寸土必争之后，桂林陷落。由西江西进和邕龙北犯的日军，在连陷怀集、梧州、容县、南平、南宁、迁县等地之后，直 扑柳州。11 月 6 日，柳州陷落。面临上述的军事态势，蒋介石又将他的部队的战斗序列作了重新调整。 他自己仍兼陆海空军大元帅、军委会委员长，由何应钦任参谋总长。下分十个战区，即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代）；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 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第七战区，司令长官余汉谋；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第 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第十战区，司令长官李品仙，冀察战区，总司令高树勋。十个战区外旯设驻印军。同时，为了连系盟军对日军转移攻势，蒋介① 《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下册第 815 页。石还特地设立中国陆军总司令部于昆明，负责西南各战区诸部队统一指挥及 整训。总司令由何应钦兼任，下辖远征军卫立煌部、黔桂湘边区汤恩伯部、第四战区张发奎部、滇越边区卢汉部及社聿明、李玉堂两个集团军，共二十 八个军、八十个师。此时史迪威公路业已开放，美国的武器及作战物资，可大量输入，预计有三十六个步兵师可得美械装备及充分的炮兵火力，对反攻 各部队的后勤设备，亦大加改善，一时士气大振。当时为了适应将来攻势作战需要起见，又将所辖兵力缩编为四个方面军，即第一方面军，司令官卢汉； 第二方面军，司令官张发奎，第三方面军，司令官汤恩伯，第四方面军，司令官王耀武。另在昆明设防守司令部，司令杜幸明。总部还有三个军加二个 师、四个炮兵团、一个通讯兵团、一个宪兵团的直辖部队。1945 年元旦，蒋介石在告全国军民同胞书中也不得不认承 1944 年“为危险最大而忧患最深的 一年”。他说：“敌人侵豫犯湘，审扰桂柳，猖獗盲进，在最深入的时候，侵犯到贵州境年的独山。我们在这八个月来，国土丧失之广，战地同胞流离 痛苦之深，国家所受的耻辱之重，实在是第二期抗战史中最堪悲痛的一页。”进入 1945 年后，主要会战有三次。1945 年 3 月，日军为确保平汉南段 交通，企图破坏国民党陕南豫西空军基地，在豫鄂各地集结七万多兵力，向西蠢动。鄂北方面，日军由荆门北窜，陷宜城、南漳，攻占襄阳，并以一部 西迸，威胁老河口。豫南方面，日军由沙河店、舞阳、叶县、鲁山分兵三路进犯，连陷南召、方城、南阳、邓县，进扑老河口。在日军进犯途中，国民 党第五战区和第一战区的部队进行过多次激战，逐次消耗日军。之后，又协力反攻，先后收复南漳、襄阳、樊阳，击溃由鄂北前进的日军，反攻老河口， 在西峡口、长水镇各地，阻击豫南日军的西进。“计是役作战经七十二日（三月二十一口至五月三十一日），毙敌一五七六○人”①。在豫西鄂北会战的末 期，湘桂的日军为巩固其湘桂、粤汉路的交通，并阻止国民党军队反攻准备，在全县、东安、邵阳、湘潭各地集结八万兵力，于 4 月初旬，分三路向湘西 进犯。先是第四方面军王耀武部在武冈、江口、新化一带进行坚强抵抗，挫日军于雪峰山；第十集团军玉敬久部于宁乡、益阳一带阻击由湘谭前进的日 军，并牵制其行动，继由第三方面军汤恩伯部进出武阳攻击日军的侧背。5 月 8日，国民党空军协助全线反攻，对日军施行钳形攻势，将日军分别包围， 予以歼灭，至 6 月 2 日完全恢复原态势。蒋介石对王耀武所部传令嘉奖。日军经湘西会战的挫败，在中国大陆上遂一蹶不振。是时盟军已攻占琉磺琉球 诸岛，日本本土日形危急。于是蒋介石下令开始东南战场的反攻。张发奎的第二方面军一部出都阳山脉，夺取邕宁，汤恩伯的第三方面军一部沿柳宜路 直取柳州，主力沿桂穗路越城岭山脉攻略桂林。日军望风披靡，国民党军于6 月 27 日克邕宁，继收复柳州、桂林诸重镇，进展七百余公里。 从武汉失守到抗战胜利这近六年的时间，蒋介石的抗战是不如武汉失守前那样比较努力，但自始至终在坚持抗战，广大国民党爱国官兵是热血奋战，前仆后继，给日军的进犯以极大的消耗，直至争取抗战的胜利。① 何应钦：《八年抗战之经过》。第三节蒋介石同汪精卫的分歧一、汪精卫投降日本建立伪政权在抗战的营垒中，产生汪精卫投降日本建立伪政权的事件，这是历史的 插曲，从而也构成了一个对立面。汪精卫投降日本，这是有深远的原因的。外因上一个主要的是蒋汪争斗 已久，汪精卫要另找出路。汪精卫在辛亥革命时的声望已经很高了，“当汪已获得革命英雄和革命领袖的称号时，二等兵蒋介石还在北海道的第十三野 战联队‘洗刷军马’呢。”①“当孙（中山）在北京生命垂危之时，汪就守候在他的床边，等到要写政治遗嘱时，汪就代表这位病危的领袖执笔，这是很 自然的。因此，最后为孙的政治主张向后代作解释的人是汪，遗嘱的起草人也是 汪，而孙同意这篇遗嘱并吃力地作了最后一次签名。对于多数人来说，汪在孙病榻前那一幕中所担任的角色是另一个无可争论的标志，它说明汪具有继 承孙的权力和资格。”但是，汪精卫在 1926 年以后就斗不过蒋介石而走了所谓十年的“下坡路”。所以，有人认为：“汪的自尊心使他视而不见，政治 上的挫折则使他恼怒异常，他把他的不幸告诉了日本人，而日本人由于没有更好的侯选者，乃接受了他的帮忙。”②年因上一个主要的是汪精卫认为 中国无力抵抗日本的侵犯，必须求和。汪精卫是“恐日病”患者，他认为国民党无力抵抗日本的进攻，只有对日“和平”（即投降），国民党才有力量 反共，如继续抗战，会使共产党坐收渔人之利。1939 年 7 月，汪精卫在《我对于中日关系之根本观念及前进目标》的声明中，更把这个内因彻底披露了。 他说：“我觉得今日有两条路摆在面前：一条是跟着蒋高调继续抗战，以蒋现有的兵力，不但不足以抵抗日本，并且不足以控制共产党，以蒋现有的环 境，虽欲不跟着共产党而不能，这样下来，只有以整个国家民族跟着蒋为共产党的牺牲。另一条路是把总理孙先生的遗志重新的阐明起来，重新的实行 起来，对于日本，本着冤仇宜解不宜结的根本意义，努力于转敌为友。第一步恢复中日和平，第二步确立东亚和平。这两条路，前一条是亡国灭种的路， 后一条是复兴中国复兴东亚的路。我决定向复兴中国复兴东亚的一条路走。我决定团结同志并团结全国各党各派以及无党无派有志之上，来共同走上这 一条路。”后来同汪精卫一道做汉奸的周佛海写的《回忆与前瞻》中对于这一点说得更明显：“我当时的意见，以为在北方，我们决不能再和九一八一 样的毫无抵抗。因为在北方如果不坚强的抵抗，既不能表示我国的决心和实力，就不能戢当时一部日本军人的气焰。我们要以实力表示我们是不可以不 战而屈，我们要以实力使日本知难而退。但是我们要坚持一种政策，就是我们是为结束战争而抗战，不是为扩大战争而抗战。所以我们的抗战只应限于 北方，不应在北方以外的地方，自行挑战。自从庐山谈话会回到南京以后，就和许多朋友，研究如何在适当情形之下，可以结束北方的抗战，恢复和平 的关系。当时有三种观察：一是战必大败，和必大乱，二是和必大乱，战未必大败，三是战必大败，和未必大乱。我研究的结果，觉得第三种看法是对① 《通敌内幕》（上册）第 35 页。② 保罗·菜因巴格：《蒋介石的中国》第 208 页，转引自《通敌内幕》（上册）第 11 页。的。”又说，“汪先生的主张是完全和我们一致的。”1938 年 12 月 9 日蒋 介石在重庆约孔样熙、汪精卫、王宠惠、叶楚伧、张群等谈今后抗战要计，“汪亦未有他语，仅谓‘敌国之困难在结束战争，我国之困难在如何支持战 争’而已”①汪精卫这句话的意思是很清楚的，日本要结束战争，要和；我国无法打下去，也要和。中心是一个“和”字。1938 年 10 月武汉失守以后，日本采取了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 辅的方针，就促使国民党统治集团分裂，首先把汪精卫集团拉过去，亲日派大资产阶级公开投降日本并建立了南京伪政权。日本之所以看中汪精卫，是 因为“汪兆铭在中国国民党和国民政府中，居于重要地位，但却自抗战开始以来，不断力倡和民，反对全面抗战，且被视为有私通日本，使停泊在长江 上流的日本军舰逃出中国封锁线的行为。他又在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从事和平工作之际，毋宁说是有点采取偏向日本的态度。还有当广州沦陷时，更传 播‘中央将军队拉到武汉去了’的流言：后来在武汉沦陷乃至长沙大火之后，又藉口责难政府军的焦上战术，其反政府的言行颇为显著。”所以日本“乃 正在考量着象这样的汪兆铭则是他们所要引其为傀儡的一张王牌。”①经过一系列的秘密投降活劝。参加的人有高宗武（国民政府外交部亚州司司长）、 董道宁（亚州司日本科科长）和梅思平、周佛海、陈公博、陶希圣及汪精卫的老婆陈壁君等，最后于 1938 年 12 月 18 日，汪精卫等私离重庆。陈布雷在日记上说：“汪于十六日单独请见，蒋公犹扶病与之详谈二三十分钟，始终 提和战之意见，不诏未及一调，即潜行入滇而离国也。”②当时汪精卫赴云南，要争取龙云拥汪反蒋，并打算争取第四战区张发奎的响应。原先在 1938 年11 月中旬汪日双方代表在上海重光堂举行秘密谈判，讨论就建立新政府的计 划达成协议的时候，汪精卫预计，可争取陈济棠、龙云、何键、张发奎等人及四川军队将领参加“和平运动”。结果是汪精卫的如意算盘化为泡影。19 日晚，汪就跳上滇越路火车去河内。28 日发表了声明③，拥护日本提出的建立“东亚新秩序”的主张，公开 叛国。汪精卫在 1939 年 6 月 12 日同日本内相米年的谈话中说及他为什么离开重庆：“我离开重庆之前几个月间，总努力想办法使蒋介石改变主意，但 是没有效果。终于不得不离开重庆。在河内时，曾托蒋介石派来的使者带信给他，如果他下野，我也一起出国，可是蒋不接受，我感到更加危险，才最 后立下决心出来。”周佛海自述说：“武汉失守，长沙大火以后，心情苦闷、烦恼、焦急，真非笔墨所能形容。一般的人心和情形是：没有一个人不想和， 没有一个人敢说。两个人关着门说话，有疾首痛心，咀咒战争、希望和平的。但是有了三个人，询子就高起来了。大家都怀着这种心理：就是和平，是千 真万真，自己所希望，所企图的；但是顶好别人主和，自己主战。换句话说：就是大家希望别人做汉奸，自己做民族英雄。汪精卫企图以外交方式结束战 争。一般同情的人不仅不敢明白表示，甚至假作反对。（汪）向蒋先生提出意见，始终没有确实的结果。所以汪精卫毅然决定① 《陈布雷回忆录》（二）弟 89 页。① 《蒋总统秘录》第 2557 页。② 《陈布雷回忆录》（二）第 89 至 90 页③ 1938 年 12 月 28 日：汪精卫发出《艳忠》，拥护日本政府在 22 日提出的关于调解中日邦友根本方针（即《日本近卫内阁第三次对华声明》），同时致书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国也最高会议。离开重庆，以便公开的发表和平主张，从事和平运动。”当然，周佛海在这 里是替他们当汉奸作辩解。蒋介石怎么对待汪精卫的出走及声明呢？1938 年 12 月 21 日蒋介石在陕 西武功接到龙云的报告（当时蒋介石去西安主持军事会议），吃了一惊，这一天，蒋的日记是这样写的：“此事殊所不料。当此国难空前未有之危局， 不恤一切，拂袖私行，置党国于不顾，是岂吾革命党员之行动乎？痛惜之至！惟望其能自觉回头耳！”，24 日下午五时，蒋介石由西安回到重庆。当夭晚 上，即通过顾问端纳转告美、英两国驻华大使说：“汪兆铭无权和任何人谈判和平。中国不但没有意思和日本谈和，而且现在正准备大规模的抵抗。” 因为汪精卫脱离重庆后，流传着这样的推测——“汪兆铭受了国民政府的密令，是和战两面工作的一个使者”，所以蒋介石才赶紧作了这个说明。在暗 地里，蒋介石派谷正鼎携带着一份外交护照及旅费，飞越南面交汪精卫。26日，蒋介石发表《驳斥敌相近卫荒谬声明演词》，指出：“这是敌人整个的 吞灭中国独霸东亚进而企图征服世界的一切妄想阴谋的总自白，也是敌人整个亡我国家灭我民族的一切计划内容的总暴露。”这一天，国民党中央党都 纪念日，蒋介石讲了话，批驳了日本提出的建立“东亚新秩序”的主张，认为：“日本真正之所欲，乃在整个并吞我国家，与根本消灭我民族，而决不 在所谓中日合作或经济提携等等的形势。”在这次讲话中，蒋介石未提及汪精卫逃脱一事。27 日，蒋介石致电汪精卫，劝他速返重庆。28 日，汪精卫发 表艳电，并致书国民党中央，认为他的行动同原来蒋介石通过陶德曼同日本搞和谈是一致的。汪说：“犹忆去岁十二月初南京尚未陷落之际，德大使前 赴南京谒蒋先生，所述日方条件，不如此明划，且较此为苛，蒋先生体念大局，曾毅然许诺，以之为和平谈判之基础；其后日方既有此觉悟，我方自应 答以声明，以之为和平谈判之基础，而努力折冲，使具体方案得到相当解决，则结束战争以奠定东亚相安之局，诚为不可再失之良机矣。”在《艳电》夏 是恬不知耻地建议应以日本提出的“善邻友好”、“共同防共”和“经济提携”三点为依据，“与日本政府交换诚意，以期恢复和平”。1939 年元旦， 国民党召集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讨论汪精卫的《艳电》。蒋介石以党的总裁地位主持会议，为谋给予汪精卫以再一度的悔悟的机会，而希望加以宽大 处理；但中央常委，尤其是林森、吴稚晖、张继等人极端愤慨，讨论到最后，终于议决：“永远开除汪兆铭党籍”，并通过由吴稚晖起草决议。陈布雷在 日记中说：“元旦团拜毕，召集临时中央常委，讨论对汪发表艳电后之处置，初时蒋公犹欲处以宽大，已于先一日瞩余拟电稿，将晓以大义，为留恢悔余 地，但会议时群情激昂，林主席及溥泉稚晖诸公均极愤慨，卒决议永远开除其党籍，并发表决议文昭告全国，以明邪正之所在。”①上述可见，蒋介石对 狂精卫投敌是待反对的态度，根本不存在分途合谋。1940 年 3 月 30 日，汪精卫在南京建立了伪政权。日本拉出汪精卫粉墨 登台，却是出于无奈。日本知道汪精卫的价值：一是汪早已是为人们所诟骂的亲日派，二是国民党的实权不在汪手中而是在蒋手中。因此日本诱降的真 意是要把蒋介石集团拉过去。今井武夫在回忆中说：“无需说，从本质上来讲，同重庆政府达成全面和平为最终目标。因此，仅仅建立南京政府，其本 身并不是目标，而只是从侧面推进的策略，应该认为这仅仅是一个阶梯而① 《陈布雷回忆录》（二）第 90 页。已。”所以，汪伪政权建立后，过了八个月，直到 1940 年 11 月 31 日日本才予以正式承认。日本借此向蒋介石投以钧饵。日本寄希望于蒋介石投降，想 把“最好的菜”留起来给蒋介石。汪伪政权自政府主席以至各院各部官衔，都冠以“代理”二字，汪伪政权一直以林森为主席；虚位以待，汪精卫为代 理主席。汪精卫、陈公博就表示过日蒋“和谈”成功，汪伪政权仍可取消。今井武夫认为：“为了诱导重庆政府放弃它的抗战主义而转向全面的和平主 义，南京政府就成了日华协作的实验台，而且在全面和平的时候，又可作为媒介，具有充作垫脚石的决心。”①在日本人的眼里，汪精卫不过是“实验台”， 是“媒介”，是”垫脚石”。二、蒋介石同日本的秘密和谈蒋介石没有象汪精卫那样投降日本当汉奸，但蒋介石在整个抗日战争期 间始终没有断了同日本妥协的念头，而且也没有断过秘密和谈的活动。这种活动大体上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抗战初期，第二阶段是反共高潮时， 第三阶段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第四阶段是抗战末期。在抗战初期，蒋介石悄悄地通过各种渠道同日本进行秘密谈判。这时， 蒋介石同汪精卫是“和衷共济”，合伙经营的。当时是通过两条渠道进行妥协工作。 一条是通过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进行调停。 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国民党政府在 7 月 13 日向国际联盟递送了第一次声明。在 9 月 10 日，以中国代表身份向国联秘书长提出申诉书，请求国联采取 适宜而必要的行动。于是，国联决定召开九国公约会议，以资商讨。9 月 12日.中国再提出补充声明，诉清国联对于日本侵略采取必要的行动。11 月 3 日，九国公约会议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召开，发表了语气软弱的对日宣言，只是说日本侵华，“全世界对之均有一种不安之忧虑”，“各国代表仍信当 事双方倘同意停战，俾乘机试行解决，或可达成之目的”，对日本的强硬态度，“各国代表殊难理解”，“各国对之不得不考量其共同应取之态度”。 对这样一个软绵绵的宣言，蒋介石还是很满意的，在 11 月 15 日日记说：“九国公约会议宣言，虽语气软弱，仍不足为虑；其后，共同行动必须实现也。”①在这时，日本也想在停战议和中迫使中国让步，想两国直接交涉。这样，日 本就通过德国驻日大使狄克逊，再由狄克逊通过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由陶德曼找蒋介石商量和谈。这就是所谓“陶德曼调停工作”。1937 年 10 月 21 日，狄克逊给德国外交部的电报中说：“日本随时都准备与中国直接谈判，假如有一个与中国友善的国家，如象德国和意大利，劝说南京政府觅取解决， 日本也是欢迎的。”狄克逊又以同样的电文打给南京。第二天，德国外交部给驻华大使密电：“我的认为，就目前来说，直接谈判比较有希望，如果有 机会的话，我们并且愿意作联系的途径。”10 月 30 日，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给德国外交部长发了一份特密急电说：“今日我将令我传达的意见和外交 部次长陈介谈了，同时还告诉他，与日本觅取解决的时机，现在已经到了。我们愿意做联系的途径。他说委员长要先知道日本的条件是什么，我就答复① 《今井武夫回忆录》第 139 页。① 引目《蒋总统秘录》第 2462 页。他，日内我和委员长谈。但是现在就要采取第一个步骤，因为这是心理上要 求和平的时候。布鲁塞尔会议不会有什么结果。外交部次长也是同样的意见，但是他问我们如何能把事情推动起来。我建议他转告他的政府，说我们愿意 做与日本联系的途径；我又建议授权给我告诉日本政府，开始时只说中国准备觅取解决。”11 月 3 日，狄克逊给德国外交部急电，提出了日本的条件为：“1、内蒙古在国际法下建立一个与外蒙古情形类似的自治政府。用这个先例 看起来，中国不应该有所反对。2、在华北沿满洲国边境至平津铁路线以南一点建立一个非军事区。在这个非军事区里，由中国的警察和官吏维持秩序。”“3、在上海，建立一个比现在更大的非军事区。由国际警察管制。其他不变 更。4、停止反日政府。5、共同反对布尔什维主义。6、减低对日本货物的关税。7、尊重外侨权利。”同时又说日本外务大臣广田着重表示：“假 如日本被迫继续作战，他就要把战争进行到使中国完全溃败，然后再提出远较现在为苛刻的条件。”同一天，德国外交部长急电德国驻华大使馆：“请 将驻东京大使三日第 345 号电报中所说的日本的和平条件通知蒋介石，我们觉得那些条件可以《被蒋介石）接受作为开始谈判的基础；并情报告（蒋介 石）对那些条件的反应如何；”11 月 5 日，蒋介石在南京第一次接见了陶德曼，针对日本提出的七个条件，提出了中国方面的“和议的必要原则”。当 时蒋介石还是幻想九国公约有什么对中国有利的行动，所以在讨价还价日本提出的条件。这次接见的详细谈话情况，当天陶德曼给德国外交部发的特密 电报中说：“我于今日将日本的和平条件通知了蒋介石，在座的仅有财政部长孔样熙。蒋介石要我向德国政府表达他对于德国政府在这件事上所作的努 力衷心的感谢。他首先问我的意见。我说，我和你一样，认为这些条件提供一个谈判的基础。我们从世界大战（的经验）已经看到，一个国家不应该等 待到精疲力尽的时候。对于军事局势，我不能判断。于是他说，假如日本不愿意恢复战前状态，他不能接受日本的任何要求。对于某些条件，当然可以 讨论并且觅取友好的谅解，但是只有在这一点做到了之后。他又很机密地告诉我，说只让德国政府知道：假如他同意那些要求，中国政府是会被舆论的 浪潮冲倒的。中国会发生革命。日本人正在执行错误的政策。他们现在不对中国作友好的姿势以奠立日后友善的基础，却提出要求。假如他们继续作战， 中国当然不会有在最后获得军事胜利的机会，但是她也不会放下她的武器。假如由于日本采取的政策，中国政府倾倒了，那么唯一的结果就是共产党将 会在中国占优势。但是这就意味着日本不可能与中国议和，因为共产党是从来不投降的。我说我刚才重读了俄国革命的历史。假如中国发生革命，那真 是一幅可怕的景象，孔祥熙也承认那是可怕的，但是假如那样的话，他也想不出别的办法。”电报中又说：“委员长又说，他也不能正式承认日本的要 求，因为中国现在正是布鲁塞尔会议列强关切的对象，而列强是有意要在华盛顿条约的基础上觅致和平的。我告诉他，我现在采取的步骤仅仅是机密地 通知中国政府日本向我们大使表示的对于和平的意见。委员长要求我对于我今日采取的步骤严守秘密，我允诺了，也要求他同样地做。孔祥熙要我留下 一份日本的条件，我没有能很好地拒绝他。”之后，德国对蒋介石施加了压力。通过蒋介石身边的德国军事顾问，向蒋介石“严重地陈述战事延续对于 中国的后果”，“如果战事拖延下去，中国的经济崩溃，共产主义就会在中国发生。要说日本也可能预料到一切大变动，那是愚蠢的安慰”。德国外交 部给中国驻德大使馆备忘录，德国外交部长牛拉特向中国驻德大使说：“我认为，为中国的利益着想，不要不加考虑便拒绝日本的和平建议，还是尽速 议和为好。中国方面就是尽最大的努力，也不再能把日军的军事胜利扭转过来。因此首先需要顾及这种情况。中国政府迟延议和时间越久，中国国家解 体的危险也赵大。”12 月 2 日，蒋介石第二次接见陶德曼，在接见前，蒋介石召集白崇禧、徐永昌、顾祝同、唐生智等人商量，大家表示不妨同意进行 交涉。在接见中，只要求“中国在华北的主权和行政权不得改变”，而且再三说“在谈判完成以前，一切不要公布”。当天，陶德曼用特密急电给德国 外交部长报告了这次接见的情况。电文说；“蒋介石首先对于德国促致和平的努力，表示衷心的感谢。中国愿意接受德国的调停，因为她认为我们是她 的朋友。”当谈到日本提出的条件时，“蒋介石说，对于那种认为日本已经从这次战争中成为胜利者的看法，他不能够接受。他也不能接受日本的 最后通牒。”接着，蒋介石谈了中国的意见为“（一）中国接受这些条件作为和平谈判的基础。（二）华北主权和完整。（三）在和平谈判中，自 始即由德国任中介人，（四）在和平谈判中，不得涉及中国与第三国之间的协约。”陶德曼在电报中报告了他是如何回答蒋介石提出的四条：“关于第 一点，我告诉他，我认为中国必须宣布她自己愿意以协和的精神和意念讨论这些条件。蒋介石说，他是想这样做，他希望日本也这样做。关于第二 点，我要蒋介石注意日本的条件，就是华北的最高首长应该是对日本友善的。蒋介石答应，假如要派选一个人去担任那个职务，那个人自然不会反日的。 关于第三点，我向蒋介石声明，德国无意直接参加和平谈判或主持谈判。我们宁愿就我们力所能及在幕后尽量帮助中国。蒋介石希望我们能够斡旋到 底。关于第四点，我提醒蒋介石注意到日本的反共的要求。我认为这个要求与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并不冲突。蒋介石没有反对我的意见。”在电文中又说：“蒋介石最后再三要求日本政府对于初步谈判，特别是条件，保守秘密。这 是和平的一个初步条件。我认为我们应该尽我们的力量支持这个要求。否则蒋介石的地位将会大为动摇以至于下台，而使中国政府落入亲俄的人的手 中。日本对于蒋介石这种勇敢的愿意和平的态度，应该给以种种便利，俾使他能够完成谈判。蒋介石在上一次我和他会见的时候曾经说过，中国不能接 受关于蒙古自治的要求，因为这意味着要失去两省；我就问他是否愿意对这个问题表示意见。他说，蒙古的问题可以和日本谈判。在全部谈话中，蒋介 石的态度极为友善，精神很好，一点也不紧张。他自己对于防守首都表示很乐观。”陶德曼向外透露，说这次和平谈判“能有希望”。12 月 13 日，日 军攻陷南京后，日本骤然间追加了条件，而且在手续上也增加了条件。23 日，狄克逊特密急电德国外交部长说到这些“基本条件”为：“1、中国必须放弃 她的亲共的以及反日的和反满洲国的政策，并且与日本和满洲国合作，执行她们的反共政策。2、在有必要的地区建立非军事区和特殊政权。3、日本、 中国和满洲国之间缔结关于在经济上密切合作的协定。4、中国偿付日本所要求的赔款。”狄克逊在电报中还谈到了日本外务大臣向他另外宣读下面声明：“假如中国接受这些基本条件，她必须以行动——反对共产主义——来表示 她的诚意。蒋介石须在规定的时期内派遣和平谈判的代表至日本所指定的地点。日本希望在本年底左右获得答复。”在这里就把时间规定死了，已经象 在下最后通牒的样子。26 日晚，陶德曼将这些“基本条件”交给了孔祥熙（因蒋介石生病），并作了口头说明。陶德曼在当天给德国外交部的急电中说：“当我向他们宣读日本的条件的时候，孔和蒋介石夫人都极为惊恐。”26 日，蒋介石在日记中说：“日所提条件如此苛刻，决无接受余地。”在 27 日举行 的最后国防会议中仍有人主张和谈。蒋介石认为：“近日，各方人士与党中重要负责同志均以军事失败，非速求和不可，几乎众口一词；殊不知此时求 和，无异灭亡，不仅外侮难堪，而内乱益甚，彼辈只见其危，不知其害；不有定见，何能撑此大难也，”①蒋介石在日记中还说：“倭寇此提条件，等于征服与灭亡我国；与其屈服灭亡，不如战败而亡，当即严词拒作答。”① 于是，蒋介石采取了拖延的办法，直到 1938 年 1 月 13 日向日本表示，要求日本方面对每一条款作具体说明。当时日本的形势是：“日本政府中有一部 分人，自从十二月攻占南京前后，由于对中国政府态度不明表示不满。就在十二月十四日成立了华北临时政府，王克敏就任了政府主席，于是一种颇有 势力的意见抬起头来：把临时政府抉植起来，将来发展成为中央政府，和平谈判不以蒋介石政权为对手。”②13 日的表示是由外交部长王宠惠告诉陶德 曼的，王对陶说：“经过适当考虑之后，我们觉得：改变了的条件太广泛了。因此，中国政府希望知道这些新提出的条件的性质和内容，以便仔细研究， 再作确切的决定。”日本认为这是“拒绝的答复”，于是在 1938 年 1 月 16日决定“陶德曼调停”结束。这一天，狄克逊给德国外交部长的特密急电中 说：“今在 10 时 30 分，外务大臣将下面的日本政府对于中国政府 1 月 13日的声明的答复的全文交给我，并且请求我尽快转给汉口。”日本在答复照 会中说：“中国关于上面所说的谈判的答复，已经推延了好几次，甚至在 1 月 10日我们还没有收到，因此我们不得不再等几天。当昨天最后收到的时 候，我们发觉中国的答复仅仅是一个敷衍的答复，要求知道我们的条件的详细内容。我们只能认为：中国政府方面这种拖延的态度，表示没有以接受全 部和平谈判的基本条件来谋求和平的意念，而这一点是我以前就已经说明过的。因此帝国政府现在决定放弃（政府对此是深为遗憾的）承阁下的政府竭 诚帮助而进行的日本与中国之间的目前的和平谈判，并且从一个完全新的立场来处理目前的事件。”16 日，日本政府发表了声明：“在攻陷南京后，帝 国政府为了仍然给中国国民政府以最后重新考虑的机会，一直等到现在。帝国政府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而期望真能与帝国合作的中国新政权的 建立与发展，并将与此新政权调整两国邦交，协助建设复兴的新中国。”17 日，德国外交部给德国驻华大使馆密电：“鉴于日本的声明，我们认为我 们的递信员的身份目前已经终止。”18 日，日本政府又发表补充声明：“所谓‘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较之否认该政府更为强硬。意在否认国 民政府的同时，把它彻底抹杀。”日本广田外相还向美国驻日大使格鲁暗示：这种措施不仅是断绝外交关系，而且意味着汉口的国民政府已经不代 表中国，日本也许在不久的将来承认以华北政权为中心的政权。就在这一天，国民党发表宣言，以严正立场，昭告世界。蒋介石由洛阳返南昌，发表感想 说：“自我拒绝日本媾和以来，使日本不得不发表声明不与国民党政府为对手之主张，此其于政略上，彼为被动，而我乃取得主动地位矣，且可使国内 主和者断念，内部更可团结矣。昔者宋人亡于外寇，乃由主和者日盛，主战者日衰之故。余之刻苦奋斗，不惜牺牲，誓以生命报国，就足以使岳武穆未 伸之壮态终得伸张于七百载之后。虽然甘心为秦桧者，恐未易完全断念，吾① 转引自《蒋总统秘录》第 2477 页。② 《今井武夫回忆录》第 72 页。益当努力图之。”就在 18 日这一天，日本政府命令驻华大使川越茂回国，于 是蒋介石也就在 20 日命令驻日大使许世英回国。这样，中日两国之间的协商途径，业已完全关闭，中日两国的外交，实际上断绝了。通过陶德曼进行调停的渠道就此堵死了。从蒋介石的态度来看，是想妥 协，又嫌日本的条件太厉害，因为条件太厉害了，“国民政府将会被舆论浪潮所冲倒”。最后是日本宣布“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也就是说，不同你 蒋介石谈了。这样一来，蒋介石也就死了妥协的这条心。另一条是通过高宗武（外文部亚洲司司长）来穿针引线。 蒋介石要高宗武出面同日本搞妥协活动的主意是早就打定的。在卢沟桥事变后不久，有一次胡适等人同蒋介石一起吃午饭，就谈及此事。在《胡适 日记》中有这样的记录：“（民国）二十六，’七，三十一蒋先生约午饭。在座者有梅、伯苓、希圣、布雷、蒋夫人，极难谈话。蒋先生宣言决定作战， 可支持六个月。伯苓附和之。我不便说话，只能在临告辞时说了一句话：‘外交路线不可断，外交事应寻高宗武一谈，此人能负责任，并有见识。’他说：‘我知道他。我是要找他谈话。’下午汪精卫先生到了南京，找宗武去长谈。 谈后宗武来看我，始知蒋先生今午已找他去谈过了。宗武谈其甚详。”①到了“陶德曼工作”结束后，高宗武就被蒋介石用起来进行妥协工作。高宗武同 日本联络的人是日本“南满洲铁路株式会社（满铁）”驻南京事务所主任西义显。西义显同高宗武，还有董道宁（亚洲司日本科科长）都是留日时的同 学。西义显进行这次工作是得到满铁总裁松冈洋右的同意，并拨款资助。1938 年 1月 17 日，董道宁去看望西义显，在西义显的奔走和安排下，于 2 月 14 日赴日本活动，会见了日本参谋本部第八课（主管谋略）课长影佐祯昭，交换了初步意见，并将影佐的一封亲笔信带给何应钦和张群（1938 年元旦，国 民党中央机构改组，蒋介石辞卸行政院长兼职，专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政院长由原副院长孔祥熙升任，并以熟悉对口关系的原外交部长张群继任副 院长），其内容是说：“近卫声明将致东亚命运陷于穷途末路。董道宁来日，传达贵国政府之诚意，大为感动；希望继起有人，以解日本朝野之惑。”② 为什么影佐写信给何应钦、张群呢？这果然是何、张的地位关系，同时也因为何、张与影佐都是日本士官学校的同学。1938 年 4 月 5 日，高宗武将这些 情况向蒋介石作了报告。4 月 16日，高宗武同西义显在香港晤谈。高宗武向 西义显传达蒋介石的宗旨说，“我认为日本对中国作战之真正意图：（一）对俄关系之安全保障。（二）对中国经济发展及依存之确保。这两项趣旨可 在原则上承认。第一项更分类如下：（甲）东北四省。（乙）内蒙。（丙）河北、察哈尔。（甲）（乙）两项可留待他日协议。（丙）项须绝对的发还 中国，长城以南中国领土主权之确立与行政完整，日本须予尊重。若上项趣旨承你们谅解，则先行停战，然后以上述条件为基础，进入和平细目的交涉。”①据西义显回忆录，当时高宗武曾这样说：“蒋委员长对影佐大佐的书信颇为 感动，请口头向日本政府转达以下意见”②。这些意见就是上述高宗武向西义显传达蒋介石的宗旨。西义显当时认为这些条件“是民族主义的中国的最低① 《抗日战争初期胡适的卖国罪证》，见《近代史资料》1955 年第 2 辑。② 《蒋总统秘录》第 2548 页。① 《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上册）第 491 页。② 《蒋总统秘录》第 2548 页。要求，有真实感”。之后，西义显于 4 月 27 日回国，将高宗武的提案报告本 国政府。可是在这段期间战事己有变化，日本对于台儿庄的大败大为激动，正调援军“要雪洗这数十年未有的败战”，故而倾其全力进攻徐州，日本政 府叫嚷：“须彻底膺惩蒋政权而使其溃灭，不达目的决不罢休。”这时，蒋介石还是叫高宗武在香港同日本人往来。结果，高宗武在西义显的安排下， 于 6 月 23 日赴日本活动。高的这一行动是蒋介石所不知道的，蒋介石根恼火， 在24 日的日记中说：“高宗武擅自妄动，可谓胆大妄为矣！”但高的这一行 动，汪精卫等人是支持的，当时周佛海就非常积极促使高去日本活动。今井武夫在回忆中说：“周佛海这时劝高宗武把旅程延长到东京，自行对日本政 府进行联络，并向高担保说，对蒋介石由他负一切责任。”③高在日本会见近卫（首相）和板垣（陆相）。高向他们说明：东行的目的在要求日本放弃帝 国主义，把中国看做对等国家，这是实现中日和平的绝对条件，也是大前提。他要求日本拿事实来表示有实践这等条件的诚意，则以汪精卫为首的中国内 部和平势力调停两国争执，展开全面和平运动。高说明他本人正在努力结成这种势力。高要求近卫给汪精卫写信，“近卫认为一个国家内阁总理如这样 作法，未免过份，至少时期还早，所以只允许由陆军大臣写这封信”。但近卫和板垣都坚持要“蒋介石下野”作为和平交涉的一个重要问题。蒋介石在7 月 3 日的日记中说：“敌陆相板垣见倭王后，复向外国记者发表倒蒋之声 明。然余终不屈服，则敌只有加紧军事进攻之一途。”①高宗武看到这种情况，回到香港后不敢去见蒋介石，只是将他的日记及会谈记录等资料整理好，于7 月 21 日寄到武汉给蒋介石，并写了一封信给蒋介石，信中说：“职于六月 二十三日由香港秘密东渡，刻已平安返港。兹谨将职东渡日记及在东会谈记录与职个人观感三项，分别呈阅。倘有可以供钧座参考之处，则或可赎职擅 越之罪于万一也。”7 月 25 日，蒋介石约汪精卫、张群讨论高宗武的报告，大骂高宗武。今井武夫在回忆中说：“他（指高宗武）大失所望，胸部旧病 复发，就不再回汉口，只向周佛海提出了报告，自己留在香港专心养病。周根据高的报告，知道日本政府为了和平没有放弃要汪兆铭出马的希望，所以 在他向蒋介石报告之前，首先同汪本人商量，汪要他如实向蒋报告，周就向蒋提出了报告。蒋介石把高的报告读了一遍，然后交给张群，接着又叫人拿 给江看。两、三天以后，蒋找来了秘书长陈布雷，大怒之下责问说：‘高宗武是个混蛋。谁叫他到日本去的？”②通过高宗武进行妥协的这条渠道也断了。“本来高宗武的任务，是从日 本人方面获取情报向国民政府呈报；可是当他和西义显会面的过程中，却逐渐受了对方的影响，而成了被日军所利用于为汪兆铭抬轿子的脚夫。”①就这个阶段蒋介石的妥协活动来讲，由于两条渠道的断线而中断了。此 后汪精卫的投降活动加紧了，直到汪精卫脱离抗战阵营。在反共高潮时，蒋介石是一面对日本密谈，一面积极反共。当时是派军 统特务曾广②打扮成宋子文的弟弟宋子良，对日本进行秘密谈判。③ 《今井武夫回忆录》第 77 页。① 《蒋总统秘录》第 2553 至 2554 页。② 《今井武夫回忆录》第 79 页。① 《蒋总统秘录》第 2558 页。② 据童德诚（1940 年到 1942 年军统浙江站站长）、章微寒（1946 年至 1948 年浙系江站站长）回忆，军统当时日本想用武力及谋略务使重庆的国民政府在 1940 年底屈服，因此一 面利用汪伪作为威胁重庆讲和的手段；另一面更注意建立和重庆的直接接触的线索，以便了解重庆的动向，加强和平攻势。所以，从 1939 年秋季开始， 日本“在与汪建立和平政府的工作并行”，“努力开辟与重庆政府的联络路线”③。9 月 15 日，日本参谋本部以《以建立中央政府为中心处理事变的最 高方针》为题起草的文件中说：“建立新中央政府的工作，其实质包括促成重庆停战的指导，吸收其武力、财力。”日本将这项工作叫做“桐工作”。1939 年 12 月下旬，以宋子良身份出现的曾广，在香港和日本驻香港武官铃 木卓尔中佐会谈。铃木的实际身份，今井武夫说：“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于一九三九年十月在南京设立后，十一月底就起用参谋本部的铃木卓尔中佐驻 在香港，命令他策划建立同重庆政府的联络路线。”④1939 年 12 月 27 日，曾广同铃木第一次会见，曾广表示了如下要点：一、 重庆政府继续进行抗战的真意（扎要）1、日本方面破坏了陶德曼工作。2、对日本所说的尊重主权、保全独立大有疑问。3、看不出日本有停止侵略、举 行会谈的态度。二、重庆方面关于收拾时局的意见（扎要）1、日本若尊重中国的名誉和主权，就准备和日本和谈，因此希望在承认新中央政府之前就协 商。2、中国希望美国等第三国从中调停。3、在谈判前休战，希望日本方面提出撤兵的保证。4、请日本相信国民政府会镇压共产党的抗日行动。5、希 望日本避免干涉国民政府进行改组等内政。三、中国方面对日本的质疑（照录原文）1、日本是否想重新考虑不以国民政府及蒋介石为对手的声明，若想 重新考虑，那么用什么办法使中国方面确认此点？2、日本的对毕态度果真是采取中日经济提携的话，那么，在能够达到此目的之前，是否能恢复七七事 变以前的局面？3、日本政府有没有向国民政府提出和平提案的意思？如果有，能不能暗中向蒋介石本人递交有关和平问题的亲展函件。因为公开进行 会谈对蒋介石的对日和平工作造成极大妨碍。你方的《近卫声明》就是因已公开，以致使蒋介石的立场陷于极端困难。”①对以上的质疑，当时铃木毫无 回答的准备，只是要曾广在所谓中国派遣军或地下潜伏工作范围内维持联 络。1940年 1 月 22 日和 2 月 3 日及 10 日、14 日，曾广又先后多次同铃木会见。日本就“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作了说明，说这是“日本政府的 一个宣传姿态”，请曾广消除这个误解。在 2 月 14 日的会见中，曾广转达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