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传-4

二、几次大让步陈独秀在一系列重大的历史事件上，对资产阶级，对蒋介石，作了让步。 这些让步，在中国共产党内不是没有斗争的，但由于中国共产党“在第一次统一战线时期，它是幼年的党，它英勇地领导了 1924 年至 1927 年的革命， 但在对于革命的性质、任务、方法的认识方面，都表现了它的幼年性，因此在这次革命的后期所发生的陈独秀主义能够起作用，使这次革命遭受了失 败”①。这些重大历史事件上的让步，主要有四起。第一起，是怎样对待 1926 年 1 月在广州召开的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 表大会。在国民党二大之前，国民党内发生这样几件事：一是国民党一大后，国 民党内的老右派冯自由等坚决反对国共合作而离开广州。1925 年 1 月，冯自由等组织了国民党海外同志同盟会，并向孙中山提出“共产党员须由中央委 员会及执行部撤出”的要求。同年 2 月，冯自由、章炳磷、周振麟、马君武、田桐、居正、茅祖权、唐绍仪、张继、谢持等二十余人，组成中国国民党同 志俱乐部，从事反共活动。同年 3 月，广东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开除冯自由等三百二十人的党籍。但他们的反共活动并没有停止。二是戴季陶主义的 出现。中国资产阶级当它看到面前存在着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妨碍它的发展的时候，曾表现出一定程度的革命性，要求打倒它面前的敌人。可是，当它 看到它后面兴起了另一个阶级——无产阶级，而且这个阶级威胁着它的根本利益时，它又转而反对后面的“敌人”，以至宁愿与前面的敌人妥协，分享 一些权益，也不肯让革命果实落在后面的工农群众手里。资产阶级这种对革命的矛盾态度，在“五卅”运动及历次的斗争中都曾有所反映，随着革命的 发展，这种状况更充分地表露出来。戴季陶主义就是资产阶级这种反动的一面和资产阶级右翼的政治要求在理论上的集中表现。1925 年“五卅”运动后， 戴季陶抛出了他的两本反动小册子《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孙文主义哲学基础》，着重宣扬了三个观点：第一，中国革命应该以资产阶级为主体， 应该在资产阶级领导下，建立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为此，他积极地倡导阶级合作，反对阶级斗争，反对工农群众的大发动。他说：改善工人的生 活用不着阶级斗争，应以仁爱之心感动资本家，使之尊重工农群众的利益。第二，马克思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学说会打破国民革 命，中国共产党没有存在的必要。第三，共产党员不能加入国民党。他有一个著名的论调：“共信不立，互相不生；互相不生，团结不固。”戴季陶主 义的出现，反映了资产阶级右翼对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思想上的进攻，它企图以这种反动的欺骗性的宣传，来迷惑群众，解除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武② 陈独秀：《蒋介石反动与中国军命》（1927 年 6 月 11 日），《向导》革 198 期。① 《毛泽东选集》第 1 卷第 340 页。器，从而把中国革命引导到和帝国主义、封建势力相妥协的道路上去。这种 反动思想的宣传，不仅为国民党右派谢持、邹鲁等人及孙文主义学会进行反共反人民提供理论武器，而且为蒋介石等人的右倾、反共作了精神上的准备， 所以后来蒋介石给戴季陶在上海设立了一个“戴李陶办事处”。三是西山会议召开。1925 年 11 月，国民党一部分中央委员集合于北京西山碧云寺孙中 山灵前，举行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一届四中全会。这次会议作出了这样几个主要决议。第一、取消国民克左派控制的政治委员会，并停止汪精卫 党籍六个月；第二、开除共产党员在国民党的党籍；第三、另在北京（后移上海）设立不包括共产党员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解雇国民党及 国民革命军中的苏联军事顾问（鲍罗廷等），重订对苏政策。就在上述三个方面的国民党右派猖撅活动的形势下，召开国民党二大，其目的是为反击这 些右派的进攻。国民党二大召开的时候，孙中山已不幸逝世。但对孙中山这面旗帜，国 民党新老右派都还不敢公开诋毁。新右派戴季陶提出一套反对中国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对革命统一战线和中国革命运动进行攻击的反动理论，也还是 打着“孙文主义”的旗号。国民党老右派“西山会议派”以反苏反共、破坏国共合作为中心。制订了一系列反动议案，也还是打着孙中山的招牌。参加 二大的二百五十六名代表中，有五分之三是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同时，在军队方面，虽然东征结束后，蒋介石的实力大大增强，但除第一军外，都 不是蒋的，即使第一军三个师中，第二师是接近汪精卫的，因此完全可以给蒋介石以孤立，把共产党从蒋部下撤出，与汪精卫另建国共合作的军队。所 以，当时要实现二大的目的是完全可能的。但是，陈独秀却作了让步。在国民党二大召开前，在广东工作的共产党人毛泽东、周恩来、陈延年 等，曾决定对国民党采取“打击右派，孤立中派，扩大左派”的政策，计划在大会上公开开除戴季陶、孙科等人的党籍，争取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名 额中共产党员占到三分之一，少选中派，多选左派，使左派占绝对优势。在大会上，毛泽东等根据这个革命的对策，对国民党右派要求限制和反对中国 共产党的言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但以陈独秀为首的党中央，却不同意这个政策，认为当时革命形势在全国各处都受到打击，主张向右派让步，以保 持联合阵线。于是，以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三人为代表，与西山会议派的孙科、叶楚伧、邵元冲三人在上海苏联领事馆谈判。会谈结束，达成两项 协议，一是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各级党部不得超过三分之一以上的人数，二是由中共中央命令广东党部延迟二大。周恩来在回忆中说：“更可惜的是中央 居然在上海与戴季陶大开谈判，请戴季陶等回粤：为了争取右派回粤，还特地拍电报到广州把大会延期一个月，等候他们对右派采取完全让步的政策。”①这样，一部分西山会议派的人就到广州参加了国民党的二大，孙科代表右派 回到广东，把蒋介百的腰撑起来。中国共产党派张国焘做这次大会的党团书记，认为过去中共把左派包办了，以后应独立形成共产派，使共产派与左派 分开，让左派独立起来。于是在选举上，向右派作了极大的让步。结果，三十六个执委中，共产党只在七个，比原来计划的少了将近一半。国民党左派 连朱培德、谭延闿等算在年一共才十四人；右派、中派却有十五人。右派孙科、戴季陶、胡汉民、伍朝枢、萧佛成等都当选了。在监委中，右派更是占①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 119 页。了绝对优势。国民党的中央执委、监委是常常合在一起开会的，所以结果成 了右派势力大，中派壮胆，左派孤立的形势。蒋介石在大会上作了军事报告。在报告中，蒋介石首先分析了广东的敌情，说：“广东的敌人有内外二部分： 内部的敌人，东江有陈炯明、林虎、洪兆麟等，南路有邓本殷、申保藩等。至于外部的敌人，那不消详说，第一个要算香港。除香港以外，我们的 敌人，当然是北方政府。”接着，又叙述了 1923 年和 1924 年的两年的军事经过和 1925 年的第一次东征、平定刘杨、国民革命军的建立、第二次东征的 情况。最后，谈了今后军政的进行。末了，他说：“这两年中的军事，总括起来说，有十三年积极的准备，才有十四年统一广东的成绩，我们从今以后， 要接受总理的遗嘱，继续努力奋斗，国民革命的成功，当在不远。最后还要声明一句话，这两年来，国民革命小小的成效，实在是靠了人民的援助，革 命军所到的地方，人民都来切实帮忙，不仅表示热烈的欢迎而已。所以革命军，实在是人民的军队；革命军的武装，实在是人民的武装。”蒋介石在作 报告时，俨然以三民主义的忠实信徒，以孙中山的当然继承人，以国民党内的军事当权者与功臣出现在大会的讲台上。在大会的选举中，蒋介石仅比汪 精卫少一票，以二百四十八票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在二届中执委第一次会议上，又被推选为常务委员。邓中夏在《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中有这样一个 概括，他说：“一九二六年一月，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以后，广东政局内即发生新的酝酿，原因是共产党在国民党大会时采取了对于新右派的退让政 策，以致新右派得以纷纷返粤活动，于是左派的政权隐隐发生动摇。蒋介石以左派的资格一变而为新右派的领袖。”周恩来总结这一次让步说：“这是 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对国民党右派、中派的第一次大让步。这是政治上的大 让步。”①第二起，是怎样对待 1926 年 3 月 20 日的“中山舰事件”。 这个事件“完全是蒋介石制造的”。②中山舰是陈炯明叛变、孙中山避难的永丰舰为纪念孙中山而改名的，是国民政府唯一的一只装备完全的兵舰。 蒋介石深知军权的重要，而要掌握军权，必须在这个方面打击共产党，扩张自己的势力。于是蒋介石与孙文主义学会、国民党右派经过多次策划，事先 散布说“共产党要暴动，推翻国民政府，组织工农政府”，蒋介石在后来也说：“我自汕头回到广州以后，就有一种倒蒋运动，无论本军里或本校里， 都造成一种不良的空气，使得军队的长官来反叛，并且拿利禄来引诱我们的 长官。”到了1926 年 3 月 18 日，黄埔军校驻省办事处通知海军局，谓奉蒋 介石命令，调派“得力兵舰二艘，开赴黄埔，听候调遣”。海军局代理局长李之龙即派中山、宝壁两舰前往。但 19 日晨军舰到达黄埔后，蒋介石却声称 并无调舰命令，随后因苏联参观团要参观兵舰，李之龙经请示蒋介石又将中山舰调回，19 日下午六时半该舰驶抵广州。中山舰的往返开动，本是奉命行 事，但蒋介石却说这是“无故升火达旦”，是“扰乱政府之举”，亦即诬蔑共产党阴谋暴动。更为离奇地，蒋介石在后来说：“我知道共产党阴谋的爆 发，就在于此。但我在当时，只知道他们是要叛变，要害我，还不知道他们的企图究竟是什么。一直到了这一叛乱平定之后，我才知道他们的计划，就 是要在我从广州省城乘舰回黄埔军校途中，强迫我离粤，直驶海参威，送往①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 119 页。②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 120 页。俄国，以消除他们假借国民革命来实行其‘无产阶级专政’的唯一障碍。”①119 日夜里三时（即 20 日凌晨三时），蒋介石到造币厂开始行动，命令陈肇 英、王柏龄执行逮捕李之龙的任务，刘峙执行扣押第二师各级党代表的任务；第二师第五团占领海军局，并解除海军局的武装；陈策、欧阳格执行占领中 山舰并解除中山舰武装的任务，吴铁城所部监视汪精卫、季山加及苏联代表团与全市著名共产党员的住宅和共产党的机关。他们预定，只要任何方面的 共产党一开枪反抗，他们就以第二师、新编第一师（吴铁城兼师长）及公安部队来一次大屠杀。事变发生之后，帝国主义者异口同声地一致欢呼、恭贺，大肆宣扬。香 港总督金文泰，在西商会议上喜气洋洋地说，“报告诸位一个好消息，就是20 日广州政治已上轨道了。”与会者纷纷喝彩狂欢，高呼万岁。帝国主义在 中国的宣传工具——香港、上海、天津等处的英文、中文各报，都以显著的地位，醒目的标题登载这个事变，并以各种方式连续编选各色各样的有利于 蒋介石的消息，给蒋介石以表扬和鼓励。美国联合通讯社，以喜悦的心情庆 祝 3 月20 日事变成功，发出了这样的消息：“蒋介石借伍朝枢等诸名人力助， 在广州变制成功。”东方通讯社以称赞的口气并为蒋介石留有余地的在香港报导说：“二十日对于共产党之非常手段，乃蒋介石部下孙文主义学会派拥 蒋氏而施行者。”中国共产党怎么对待这次事变呢？当时毛泽东、周恩来等主张予以反 击，以革命的“三二○”来对付反革命的“三二○”。当时进行反击是完全有条件的：第一，革命的力量很强。广州工人、省港罢工工人有十多万，工 人纠察队有几千人，并且有统一的司令部——省港罢工委员会；广东已有许多农民加入了农会，并有许多武装的农民自卫军，黄埔军校第四期二千多学 生中，共产党、共青团员很多，国民革命军中，中国共产党有相当的力量，六个军中的政治部主任，除第五军外，都是共产党员担任；中国共产党在广 大群众、革命军官兵和国民党人士中，有良好的影响和很高的威信。第二，国民党内部和国民革命军中，有很多人反对蒋介石制造这次事变。邓演达等 坚决谴责中山舰事件为反革命行为。第二军谭延闿常对人说，蒋介石的位置提得太高了。第三军朱培德不愿受蒋介石的指挥，第四军李济深、第六军程 潜都对蒋介石不满意，第五军李福林也对蒋介石不满意。当时，假如提出来要把蒋介石搞掉，这几个军都会赞成。至于第一军的官兵，更清楚地知道第 一军中的共产党员的艰苦作风、英勇精神是第一军战斗力的主要因素，对蒋介石把共产党员赶出第一军也不满意。正如周恩来回忆说：“这时谭延闿、 程潜、李济深都对蒋介石不满意，朱培德、李福林有些动摇，但各军都想同蒋介石干一下。”①第三，蒋介石也非常害怕共产党人对他进行反击。事变之 后，蒋介石发表一连串讲话，反复进行解释。3 月 22 日，蒋介石对黄埔军校第四期学生发表训话说：“前星期发生一件事，我想大家都想要赶紧明白的， 便是中山舰无故移动的事。该舰刚才修整好，忽然开到黄埔来。当十九日正午海军局代理局长李之龙打电话给我，说中山舰可否开回广州。当时我并不 知道中山舰已经开来了黄埔，我就问他，是谁的命令开去的。他答的话，是很含糊的，答不出所以然。我当时就很奇怪，我就说你要开回来，就开回来① 蒋介石：《苏俄在中国》（1953 年 12 月）。①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 120 页。好了。后来我研究中山舰为什么开来黄埔？究竟有什么作用。我当事出之后 问他，竟和昨日的话完全不同。他又说是教育长的命令，又说是校长的命令。我要他拿命令来看，他说是电话。后来中山舰当夜开回省城，通宵不息火， 戒备甚严，我料他必有不法的行动，所以即派了兵登舰监视。这件事，是否是不利于我们黄埔，或不利于政府和本党，现在还没有调查的确。但社会上 一般不明瞭的人，有很多的猜疑，很多的谣言。李之龙他自家说是个共产党的党员。他是本校第一期学生。但是这回事情，现在尚未审问明白，即使他 如果有罪，也只是他一个人的问题，不能牵涉到团体的身上。李之龙这种行为，如对于本校和本校长有不利，或者是有什么阴谋，我倒以为不是本校的 悲观，并且是件很可乐观的事情。因为我教学生的方针，是要他来监督我的，并且是要他来革命的。如果我学生之中，有来革我命的学生了，那我教育方 针可以说是达到了；并且我本人自己也可以借此来反省，我果有违反三民主义的地方没有，我是否已立在被革命的地位没有？这些事，都是于校长革命 事业上是有很大的益处的。所以我对于此案只有乐观。”25 日，蒋介石给军事委员会送上了《为处置中山舰事件自请处分呈》，说：“惟此事起于仓卒， 处置非常，事前未及报告，专擅之罪，诚不敢辞。但深夜之际，稍纵即逝，临机处决，实非得已。应自请从严处分，以示惩戒，而肃纪律。”26 日，蒋 介石又就关于中山舰案答中央通讯记者问。蒋介石回答了四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日前三月二十省中戒严之事缘何时起？”蒋说：“在三月十九夜中， 余得有中山舰异动报告。因其犯有重大嫌疑，又事起仓猝，不及报明政府，当由余以非常处置，捕获嫌疑犯数人，嗣经查究，其中无嫌疑者一律释放。 余现因办理此事先未得政府命令，近于专擅，已呈请政府严予议处。至于种种谣言，纯系帝国主义走狗及奸人所造，乘机煽动，以遂其倾覆政府、分裂 革命势力之阴谋。”第二个问题是“当日举动是否牵省港罢工委员会？”蒋说：“政府对于罢工抵制帝国主义，始终处于赞助地位。余更为拥护罢工政 策最力、反对帝国主义最烈之一人，当然绝无摧残罢工，破坏工人运动之理。不过当日因追究中山舰行动，适扎兵于罢工委员会门前，致碍及会中人员交 通，一切谣言遂由此起。余甚望工友要心勿为所动，军民一致，最后之胜利终属吾人。”第三个问题是“东山之警戒情形又为何？”蒋说：“东山 适亦在警戒区域，乃因部下误会，致有妨俄顾问出入，此亦余所深致不安者。”第四个问题是：“外人有因此疑及联俄政策有变更者，果何如？”蒋说：“苏 俄已成为世界革命之中心，中国国民革命又为世界革命之一部分。吾人即尽力于国民革命，自当努力促成世界革命。若谓革命同志而竟互相伤害，而竟 不相联合，宁有是理？实则此亦敌人故散此谣言以惑我革命民众。吾民众果已认识革命至理，则决无受骗之可能。”当 3 月 29 日西山会议派在上海举行 所谓国民党二大并致电“训勉”蒋介石等，夸奖他们制造中山舰事件为“功在党国”，鼓励蒋介石努力“清理党籍”的时候，蒋介石即于 4 月 3 日发表 为中山舰案驳西山会议派通电。电文说：“三月二十日镇压中山舰一案，全系局部问题，已由中正个人负责，呈明政府，自请处分在案。今接上海 国民党伪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电希图颠覆政府，摧残本党，不使吾同志同归于尽不止。其煽惑挑拨之伎俩，已图穷匕见。此种托庇于帝国主义势力范 围下之行动，既甘为帝国主义者之工具，复敢不法通电，视中正为傀儡，言之滋痛。今特敬告本党同志与全国同胞，中正誓为总理之信徒，不偏不倚， 努力国民革命，凡与帝国主义有关系之败类，有破坏本党与政府之行，或障碍革命之进行，必视其力之所能及，扫除而廓清之，以维党国，而慰我总理 与已死诸同志在天之灵。耿耿此心，惟共鉴之。”4 月 9 日，蒋介石在给汪精卫的复信中，不仅把中山舰事件引起的责任推给汪精卫，而且认为这是“自 卫”性行动。蒋说：“当三月初旬，吾兄召集孙文主义学会及联合会员训活时，闻兄有土耳其革命成功，乃杀共产党，中国革命未成，又欲杀共产党乎？ 此言也，不知兄何所指？而军官听者，无不惊骇，皆认兄此语，是引起共产党与各军官之恶感，无异使本军本校自相残杀也。所以三月二十日之事，一 触即发，以为共产党员闻兄之言，必有准备，所以各军官亦不得不出于自卫之一道。盖本校出身之军官，对于共产党员幼稚者之行动，固多不满意，而 谓其有杀共产党之心，则弟保其绝无之事。盖一般军官皆知现在革命战线之不能撤散，与其杀共产党，不如谓自取灭亡也。且当时事实，可证明其动作 皆出于自卫，而无攻人之行动也。”20 日，蒋介石又就关于中山舰案，在宴请退出第一军的党代表及官长席上发表演说，认为在事件发生前，“就有一 派人想诬陷我，并想拆散本校，就造出一种空气，说校长是不革命的”。还特地点名指出政治主任教官高语罕在黄埔军校里“每次演讲，有形无形之间， 诋毁本校不革命的言论是公开的，大家知道，不必我说了”，“他的用心，先暗示一班同志，对我失了信仰”。于是，蒋介石说：“只因为我们内部团 结的精神，远不如前，使得外人有挑拨离间的机会，所以有前月二十日这事情出来，”蒋还故弄玄虚地说：中山舰事件的经过情形，“要等我死了之后， 才可以完全发表。因为这种内容太离奇太复杂了，万万所想不到的事情，都在这革命史上表现出来。如果我不是当着这件事的人，我亦不相信会有这件 事情”。在宴请席上，蒋介石还就李之龙看管的情形回答了大家的提问。他装模作样地说：“李之龙的事情，你不问我，我就忘掉说了”，又说：李之 龙“是代理海军局长，不能不负责任。这是当时的情形。其余的话，现在还不能发表。总之现在这事情还没有十分明白，我亦不愿意十分追究。李之龙 究竟是自己的学生，如果我的学生不好，就是我自家不好，然而现在一时是不能释放的。”到了 6 月，蒋介石在一次黄埔军校总理纪念周上说：“我绝 不承认三月十八那天的事件，共产党有什么阴谋在内”，“我可以明白：三月二十日的事件，完全与共产党团体是没有关系的，”蒋介石除了发表这一 连串讲话外，行动上也将王柏龄免职，限令立即离开广州；陈肇英也被免去虎门要塞司令，并责令离开广州；吴铁城被免去本兼各职，送虎门要塞监禁； 欧阳格、陈策、徐桴等都受了处分。蒋介石还亲自到汪精卫家里，好象是负荆请罪的样子。总而言之，鉴于上述三个方面的有利条件，是完全可以反击 的。但是，陈独秀却反对反击，而是采取让步。1926 年 4 月 3 日，陈独秀在《向导》上发表了《中国革命势力统一政策与广州事变》一文，说：“蒋介 石是中国民族革命运动中的一个柱石，共产党若不是帝国主义者的工具，决不会采用这种破坏中国革命势力统一的政策。”①进而，在 6 月 4 日，陈独秀 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信，发表在《向导》上。信中写道：“从建立黄埔军校一直到三月二十日，都找不出蒋有一件反革命的行动”，而且表示，中国共产 党若阴谋倒蒋，就应该起来打倒中国共产党，共产党员若阴谋倒蒋，就应该枪毙。由于陈独秀把持的中国共产党中央承认既成事实，蒋介石就成为当时 的核心人物。周恩来总结这一次让步说：“如果这时党中央的政策给蒋介石① 《向导》第 148 期。以有力的回击，毫无问题，事情是有办法的。但当时却采取了继续退让的政 策，不了解蒋介石这时还没有足够的力量，他是不敢分裂的，却以为蒋介石是要分裂，就向蒋介石说这是误会。蒋介石于是乘机立刻放了人，表示误会。 这是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第二次向蒋介石的大让步。这是军事上的大让步。”②第三起，是怎样对待 1926 年 5 月的“整理党务案”。蒋介石在陈独秀机会主义的让步下，巩固了政治上军事上的地位，接着 又从党务上对中国共产党展开进攻。1926 年 5 月 15 日至 22 日，国民党召开第二届二中全会，蒋介石以“消除疑虑，杜绝纠纷”，“改善中国国民党与 共产党间的关系”为幌子，提出一个《整理党务案》。在这次全会上曾反复进行了讨论，作了四次决议。在 5 月 17 日通过的《整理党务第一决议案》中， 提出了四条规定：“（一）改善中国国民党与共产党间的关系。（二）纠正两党党员妨碍两党合作之行动及言论。（三）保障中国国民党党纲党章的统 一权威。（四）确定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之地位与其意义。”在同一天通过的《整理党务第二决议案》中进一步地比较完整地提出了九条规定：“（一） 凡他党党员之加入本党者，各该党应训令其党员明了国民党之基础，为总理所创造之三民主义，对总理及三民主义，不得加以怀疑或批评。（二）凡他 党党员之加入本党者，各该党应将其加入本党党员之名册，交本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保存。（三）凡他党党员之加入本党者，在高级党部（中央党部， 省党部，特别市党部）任执行委员时，其额数不得超过各该党部执行委员总数的三分之一。（四）凡他党党员之加入本党者，不得充任本党中央机关之 部长。（五）凡属于国民党籍者，不许在党部许可以外，有任何以国民党名义召集之党务集会。（六）凡属于国民党籍者，非得有最高级党部之许可， 不得别有政治关系之组织及行动。（七）对于加入本党之他党党员，各该党所发之一切训令，应先交联席会议通过，如有特别紧急事故，不及提出通过 时，应先将此项训令请求联席会议追认。（八）本党党员未受准予脱党以前，不得加入其他党籍，如既脱本党党籍而加入他党者，不得再入本党。（九） 党员违反以上各项时，应立即取消其党籍，或依其所犯之程度加以惩罚。”很明显，这九条基本上是条条对着共产党的。在 19 日通过的《整理党务第三 决议案》中，对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常务委员会作了规定，明确提出常务委员会职权之一是“依照整理党务第二决议案第二条之规定，将加入本党之他党 党员各册妥为保存”。在 20 日通过的《整理党务第四决议案》中，提出五条对全部党员重新登记的规定。另外，在 17 日还通过了《联席会议组织大纲 案》，其内容：“（一）本会议以国民党代表五名共产党代表三名组织之。（二）本会议之议题范围，为审查两党党员妨碍两党合作之行动言论及两党 党员之纠纷问题，并协定两党有连带关系之各种重要事件。（三）国民党员对于共产党员，或共产党员对于国民党员，有怀疑或不满之处，应呈诉或报 告于各该党中央委员会，提交本会议审查后，交各该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分别执行。（四）联席会议之代表，有代表其党之全权。（五）联席会议聘第三 国际代表为顾问。（六）国民党或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对联席会议议决案不满意时得提交复议一次。（七）联席会议之代表，任期一年，（八）联 席会议无修改整理党务案之权。”在 22 日，还通过了《关于整理党务之训令案》，说什么“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痛念本党与国民革 命前途之艰巨，又深知我同志并非漠视本党三令五申之原则，而实以未有具体之办法，足以消除其疑虑，杜绝其纠纷。乃经过郑重之讨论，成立整理党务案凡四，此次决议案之精神，固完全根据总理容纳革命分子之政策，与本 党历次之决议，而其拥护本党最高原则，改善党员合作办法，统一革命指挥机关，尤为促进国民革命之必要条件也”。蒋介石在 22 日的闭会日上发表了 演说，反复他说明他提出整理党务的办法，是“完全站在党员的地位，鉴于现在时局的纠纷和环境的险恶，实在有不能不整理之势”才提出来的，否则“本党的纠纷长此下去，我可以说我们党的大祸即刻就来了”。 又说：“此次有人以为限制共产党，其实并不是限制，乃是合作的一种办法，”第二天，蒋介石在广州市党部就整理党务案的理由发表了讲演，一 再说整理党务案“并不是限制共产党”，“不是对共产党员限制”，“看起来，第二案、第三案条文，有许多似对于共产党同志限制的地方。共产党既 加入本党，应视同一样，不应用特别条文限制。有此条文之理由，系希望本党同志及共产党同志，实力团结，努力国民革命工作，为第一希望。”蒋介 石的这番话，纯系“此地无银三百两”的自招。《整理党务案》通过后，蒋介石等就依照通过的决议案，开始一系列限制中国共产党的活动。在 25 日召 开的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第二十六次会议上，“毛泽东同志提出辞宣传部代理部长职务请另选贤能继任”，“林祖涵同志提出辞常务委员会秘书及中央 财政委员两职请另选继任”，“谭平山同志提出辞常务委员会秘书清另选继 任”。在 28日召开的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上对上列三人辞职案“照 准”。同时由张静江提议，把蒋介石推到组织部长的位置上来。在这种情况下，只要中国共产党有正确的政策，蒋介石这个进攻仍然是 不难打垮的。当时蒋介石的兵力仍占少数，不敢决然分裂，同时所有的民众运动都在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领导下。但陈独秀仍然采取让步，派了 彭述之、张国焘去参加指导二中全会的中共党团。在党团会上，讨论接不接受整理党务案时，彭述之引经据典地证明不能接受。问他不接受又怎么办？ 他一点办法也没有，只说大家讨论好了。但是有人提出意见时，他又引经据典地说这个不行，那个错误。如此讨论了七天，毫无结果。后来张国焘用了 非常不正派的办法要大家签字接受。陈独秀后来在《告全党同志书》中说：“国民党中央决议共产党分子退出国民党最高党部，禁止共产党员之批评孙 中山的三民主义，共产党及青年团须加入国民党的党员团员名册缴存国民党，我们都接受了。”周恩来总结这一次让步说：“这样，又作了第三次大 让步，这是党务上的大让步。”①第四起，是在北伐中怎样对待蒋介石。 蒋介石虽然在政治上、军事上和党务上接连得到三次大胜利，但当时的革命形势还不是不可挽回的。只要中国共产党善于反击，蒋介石的力量还是 可以压下去的。因为到这时为止，蒋介石的嫡系军事力量还只有六个师。总共八个军中，他只占一个军。第二军的党代表是李富春，第三军的党代表是 朱克靖，第四军的党代表是罗汉，第六军的党代表是林伯渠。但陈独秀机会主义领导，在北伐时继续犯了极大的错误。在北伐出师前，陈独秀写文章反对北伐。1926 年 6 月 7 日，在《向导》 上发表了《论国民政府之北伐》，认为“革命的北伐时期尚未成熟”，“现在的实际问题，不是怎样北伐，乃是怎样防御，怎样的防御吴佩孚之南伐， 防御反赤军势力之扰害广东，防御广东内部买办、土豪、官僚、右派响应反赤”。北伐出师后，还在《向导》上发表了答张静江等的文章，认为“此次 北伐始终只能是防御战争，是防御反赤的北方军阀势力希图消灭南方革命势力的战争，真正完成国民革命战争，还要待今后有充分准备的第二次北伐、 第三次或第四次北伐。”在行动上，北代出师前，加伦曾请周恩来转问中共中央，在北伐中是帮助蒋介石呢，还是削弱蒋介石，这一政治问题如何解决？ 周恩来到上海请示中共中央，陈独秀说你们开会商量好了，因为当时陈独秀在医院里毫无调查研究，不管政治形势有什么样的变化，竟写了上述的文章 反对北伐，受到了各个方面的批评，所以当周恩来请示他时，他采取了这种不负责任的态度。中共中央开会研究时，又是张国焘代理主席，也没有真正 讨论，是由他说了两句话，说北伐中我们的方针是：是反对蒋介石，也不是反对蒋介石。所以在北伐战争中，一直到国民党三中全会前，对蒋介石的方 针是不明确的，结果就是客观上帮助了蒋介石，而助成了蒋介石地位的提高。第六节蒋介石叛变革命一、蒋介石在变坏北伐迅速胜利地展开，势必促成参加革命的各种社会力量的迅速分化， 也可以说，北伐的过程是参加北伐的人的分化的过程。在上海和南京这两个东南重镇被国民革命军占领的前夜，也是革命阵营内部各阶级大改组的前 夜，这是一场现实生活中的“大浪淘沙”。从广州出发率部北伐的蒋介石，在帝国主义和江浙财团的拉拢、扶持下， 逐步走上反共反人民的道路。北伐军占领武汉后，由于当时全国革命的重心转移到长江流域，为适应 这种形势的需要，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决定迁都武汉，1927 年 1 月正式在武汉办公。这时，蒋介石反对迁都武汉，竭力主张迁都南昌。他的理由是政 治应与军事配合，党政中央应与总司令部在一起，而总司令应设在前线南昌。实际上是蒋介石企图把党政军控制一手。当时，武汉的共产党人、国民党左 派和人民群众同蒋介石的行径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使蒋的企图未能得逞，蒋介石在《苏俄在中国》一书中回顾这段历史：“十一月，本党中央常务委员 会及国民政府委员，到南昌集会，决定中央机关暂驻南昌，主持戡定东南的军政大计。但是十二月十三日，鲍罗廷竟在武汉集合一部分中央委员和国府 委员开会，决定组织所谓‘联席会议’，推徐谦为主席，执行其所谓‘党的最高职权’。这显然是莫斯科指使下对本党的分裂行动，我为了保持本党的 团结和军事的统一，不能不极力容忍。十二月十九日及二十日，我两电武汉，对于武汉联席会议的决议案，皆表同意，并且敦劝当时留驻南昌的中央委员 和国府委员，迁移武汉，使三中全会得以举行。”而事实上不是如蒋介石上述所说，蒋上述行为只是一种被迫的举动。当 1926 年 11 月攻克南昌后，一 部分国民党中委、国民政府委员及鲍罗廷遂取道江西北上，12 月初旬，宋庆龄、徐谦、陈友仁、吴玉章、王法勤、鲍罗廷等十多人到了南昌，蒋介石亲 自接待，12 月 7 日在庐山开会，未议出什么具体方案，就下山回武汉去了。这些人一走，对蒋介石企图迁都南昌是一个打击。12 月 13 日，国民党中央 执行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在武昌开会决议组织“联席会议”，在政府未正式迁来武汉之前，执行最高职权。1927 年 1 月 1 日，武汉宣布国民党中央和国 民政府已在武汉执行职务，而蒋介石却在 l926 年 12 月 31日在南昌宣称国民 党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已迁至南昌。1927 年 1 月 3 日，武汉政府举行国民政府北迁和北伐胜利的庆祝大会，同日，蒋介石电武汉称，根据南昌国民党中 央政治会议决定，以及北伐军发展情况，主张国民政府暂设南昌。武汉复电不表赞同，于是蒋介石亲自到武汉，想说服武汉的国民党人。李宗仁在回忆 中说：“民国十六年一月中旬，蒋总司令曾亲赴武汉视察，渠见武汉风色不对：恐发生意外，稍留即去。”当时的“风色”确实不利蒋介石。蒋介石后 来说：1927 年 1 月 11 日，他到武汉时，鲍罗廷当面对他说：“蒋介石同志，我们三年以来，共事在患难之中，所做的事情，你应该晓得，如果有压迫农 工、反对 C.P.的这种事情，我们无论如何要想法子来打倒他的。”由于迁都武汉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蒋介石也只得表示拥护。1927 年 2 月 20 日和 3 月 5日，他在南昌先后两次在欢送中央党部国民政府迁鄂的大会上发表演 讲，说：“武汉是全国的中心，也是政治变迁的策源地。我们党部和政府到了武汉，一定比在南昌发展得更快。我们今天可以代表在南昌的同志，明白 的告诉谭主席和各位委员：我们的政府虽然迁到武汉去了，我们在南昌的同志，对于拥护政府、拥护本党的热忱，比现在还要增加几倍。迁都武汉，出乎蒋介石的无奈，而他深知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国民党左派 在起关健作用，于是在他控制的南昌就几次发表了反共反人民的演说。1927 年 2 月21 日，蒋介石在南昌总部第十四次总理纪念周上发表了长篇演讲。他 说：“现在武汉的本党一部分同志，有一种运动，有一种宣传，所谓要提高党权、集中党权。今日提出这集中党权、提高党权的口号，不过拿一个 口号来排除异已的同志，做他们真正要想把持党权的武器就是了。”进而他更露骨地说：“现在共产党党员，事实上有许多对国民党党员加一种压迫， 表示一种强横的态度，并且有排挤国民党员的趋向，使得国民党党员难堪。这样，我便不能照从前一样的对待共产党员了。”他还说：“我亦曾附带的 有一句话，就是说：‘将来共产党强大起来了，如共产党员有跋扈强横的事实发生，那我一定要纠正他，并且一定要制裁他们，也要以今日对待本党同 志的态度来对待他们。”《向导》当时发表文章评论蒋介石的这次讲话是：“特别是看重共产派，差不多演说中十分之六七是对共产派说话的，说共产 党员如何强横，他要如何制裁共产党。”①蒋介石的这次演讲发表以后，南京、上海的帝国主义国家在华的通讯社和报纸如东方社、通电社、路透社、顺天 时报、字林西报等，都大吹特吹，语句之间都表现一种极兴奋的样子，差不多异口同声地说：“蒋介石已起来反对左派，抑制共产派了。”孙传芳、张 宗昌在上海办的《新申报》和西山会议派在上海办的《江南晚报》，也都大作其社论，大宗登出蒋介石的演讲，大加赞扬说：“到底蒋介石不错，还能 起来抑制共产分子。”3 月 7 日，蒋介石又借南昌总部第十六次总理纪念周之机，再发表长篇演讲，痛骂武汉政府对他反共反人民的行为的制裁是“拿 一种压迫的手段对待本党的领袖，或有侮辱我们本党的行动”，是“反对革命领袖，破坏国民革命”，而且说：“如果有反宣传，阻碍我们的革命，那 我们就要当作他是反动派，当作他是我们的敌人看待。”他还说：“无论哪一国，如其放弃帝国主义政策，能以平等待我中国的时候，那么我们对他们， 如同对苏俄一个样了，未始不可以联合的。”“若苏俄一旦不以平等待我，象别的帝国主义一样压迫我们的时候，我们也是象反对帝国主义一样的反对 他们。”这里的客观标准就是对蒋介石的态度，拥蒋者即为“平等待我”，反蒋者即为“不以平等待我”。这种言论同西山会议派当时反对联俄的论调 一模一样。西山会议派的上海大会宣言就是这样说的：“吾人赏以‘平等待我’为民族间之量尺矣，凡言行一致，合乎此量尺者皆吾友，否则不惟非友， 甚至为仇，”蒋介石在南昌发表上述反共反人民言论的同时，一方面与帝国主义进行 联络。早在 1926 年底。日本派佐分利贞男（日本外务省条约局局长）前往汉口、南昌分别会晤了陈友仁和蒋介石。1927 年 1 月 8 日，佐分利贞男向外相 报告：在南昌的蒋介石派与武汉的共产派之间“存在着尖锐的对立”。1 月底，日本驻九江领事江户在庐山会晤蒋介石，电告外相说：蒋介石谈话明确 表示，他非但不废除不平等条约，而且将尽可能尊重它们；保证承认外国借款，并如期偿还；外国投资的企业将受到充分的保护。蒋介石也秘密地派戴① 彭述之：《读了蒋介石二月二十一日的演讲以后》，《向导》第 192 期。季陶赴日本，向日本当局要求援助，其交换条件是答应镇压上海工人罢工。3 月 25 日，蒋介石到了下关，通过驻下关的第六军第十六师师长杨杰同日本人接触。当时日本驻南京领事森冈正平给外相的电报中说：蒋介石本日到达。 下午二时顷，第六军第十六师师长杨杰来馆。杨氏当着全体避难国民的面，用日语对下官说：“此次事件①实为遗憾。这次非党军领导人之意，而是军队 内部不良分子和南京共产党支部成员共同策划蓄意制造的。无论如何请你们宽恕。对（共产党）党支部，已经下令解散，善后措施愿以诚意交涉。请日 本方面无论如何宽大态度处理这一事件。蒋介石到了上海之后，又立即通过王正廷、宋子文、吴稚晖、李石曾、戴季陶等去勾结英、美、法、日帝国主 义。蒋介石声明经过和平谈判，“以平等待我（蒋介石）”，他就承认南京事件。他还秘密命令北伐军把”打倒帝国主义”口号改为“和平奋斗救中国”。 另一方面从南昌开始动手屠杀工人，经过九江、安庆到上海，沿途开刀，非常坚决。1927 年 1 月，蒋介石指使张静江、陈果夫等占据国民党江西省党部 及许多县党部，又用国民党省、县党部的名义，派出大批流氓充当所谓“农民运动特训员”，到处勾结土豪劣绅、贪官污吏，组织假农会，摧残和镇压 农民运动。同时，又指使爪牙组织反动工会和反动团体，破坏革命的工会和革命的群众团体。3 月 6 日，蒋介石密令抢杀赣州总工会委员长共产党陈赞 贤。16 日，以武力解散了拥护三大政策的国民党南昌市党部，通缉市党部执监委。17 日，又在九江收买手执刀械的流氓数百人，捣毁执行三大政策的国 民党九江市党部、总工会、第六军政治部，杀害市党部干部三人、总工会干部一人，重伤第六军政治部干部九人，工人纠察队捕获行凶流氓数十人，复 被蒋介石的卫兵全部劫去。23 日，在安庆雇佣土匪流氓，捣毁执行三大政策的国民党安徽省和安庆市两党部及总工会、农民协会、妇女协会，打伤多人。 同日，白崇禧开始在上海取缔所谓便衣队及别动队。此前，蒋介石曾电令何应钦：“闻某党有上海革命政府之组织，凡类此机关，应勒令取消。”28 日， 上海“白崇禧严厉处置上海杂色军队”。同日，国民党在上海的监察委员蔡元培、吴稚晖、张静江、李石曾、古应芬等举行会议，吴稚晖报告了 3 月 6 日与陈独秀晤谈经历，蔡元培愤而主张“取消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党籍”①。就在这一天，李宗仁由南京去上海见蒋介石，蒋介石“面色沮丧，声音嘶哑”， 认为上海情形已无法收拾。李宗仁回忆说：“蒋总司令在绝望之余，一再问我：‘你看怎么办？’我说：‘我看只有以快刀斩乱麻的方式清党，把越轨 的左倾幼稚分子镇压下去。”①29 日，杭州举行反共集会。31 日，重庆发生工人纠察队与军队的冲突，死伤百余人，共产党员多人被害。总之，“十六 年三月抄，津浦路南段北军，既经扫除，介公乃决心肃清革命党内共产分子”②。蒋介石在一步一步地走向反革命的泥坑。二、“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蒋介石一到上海，帝国主义立即加紧对他进行利诱和威胁。督促他迅速① 指帝国主义军舰炮轰国民革命军占领的南京，史称“南京事件”。① 《国民党清党前开会记录》，《革命文献》（台湾）第 17 揖。① 李宗仁：《李宗仁回忆录》（上）第 458 页。② （台）董显光：《总裁传记》。反叛。4 月初，美国国务卿指示美国驻华公使说：“告诉蒋介石，除非他能 表示可以满足我们要求的行动，列强各国将采取认为适当的措施。”日本外相表示，要蒋介石来“维持秩序，压平暴乱”，并且说，“我们的意见，是 诱使蒋介石独有创举，决定方案，由蒋介石及其健康分子来安排。”《字林西报》在蒋介石到上海的第三天即公开说：“蒋介石、何应钦、白崇禧是唯 一可以使长江以南的区域免于沦入共产党之手的保护力量。倘若蒋介石愿意拯救中国人民出于共产党之手，那么他必须迅速而决断地进行起来。” 蒋介石则完全投入帝国主义的怀抱。他一面放出种种烟幕，继续欺骗人民。 在 1927年 3 月 26 日、27 日、29 日、30 日、31 日对《申报》记者、上海中 外各报记者、日本《日日新闻》记者、日本驻沪总领事矢田、日本新闻记者团、《大陆报》记者等发表公开谈话。第一，认为“南京事件”是北洋军阀 制造的，抢劫及射击外人者，“实为着国民军制服之北兵所为”。第二，认为工人纠察队“他们如有组织，有纪律，按照党义，可以武装自卫。惟在此 军事期间，应该受军事当轴的节制。”第三，认为左右派的分裂“此种风说，无须重视。左右两派间虽略有政见上之参差，然仍为一个目的而工作，咸以 党国福利为归。”“意见虽有不同，但党中领袖颇能合作，并无不和。”第四，对武汉国民党中央表示“完全承认”。同时，当上海工人代表要求蒋介 石澄清关于军队收缴工人纠察队枪支的消息时，他表示：“纠察队本应武装，断无缴械之理，如有人意欲缴械，余可担保不缴一枪一械。”①4 月 6 日，蒋介石还特地假惺惺地派军乐队给工人纠察队“赠送”写有“共同奋斗”字样的锦旗，表示对上海工人的“敬意”。他另一面却在磨刀 霍霍，布置反革命大屠杀。4 月 2 日，蒋介石在北伐军东路前敌总司令部所在地龙华召开了秘密反共会议。参加会议的有蒋介石、何应钦、吴稚晖、李 石曾、陈果夫、陈立夫、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等。会上，蒋介石首先发言，说明为什么要“清党反共”和为什么要把中央移到南京。他说： 十三年国共合作，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时候，他们就不怀好意，他们的组织仍然保存，并且在我们党内发展组织。自十五年三月二十日中山舰事变之后， 这种阴谋日益暴露。北伐军到了武汉，中央某些机关和某些人受了分化或者受了劫持，把武汉同南昌对立起来。因此，现在如果不清党，不把中央移到 南京、迁都南京，国民党就要被共产党所篡夺，国民革命军就不能继续北伐，国民革命就不能完成。蒋介石并表示要听听大家的意见。到会这些人都是主 张反共的，自然决不会有相反的意见，而是从一致的反动立场出发，罗列一些歪曲事实的“亲身见闻”加以渲染夸大，来污蔑共产党所领导的工农群众 热火朝天的革命运动，以此来加强“反共清党”的气氛。李济深首先报告了广东方面特别是在彭湃领导下的海陆丰农民运动的情况。他说：“如果不早 日清党，早日镇压，其他各县的农民都将起来效尤，广东的局面就无法维持了。黄绍竑接着把韦拔群所领导的广西东兰农民运动日益发展的情况说了一 番，并且说：现在要镇压是很容易的，其所以不敢镇压，是因为碍于中央党部和省党部的那些共产党人和他们的同路人用党部的名义维护着农民，必须 早日清党反共。何应钦报告了南京方面的情况，着重谈到南京修案，说这是因为共产党鼓动士兵和地痞流氓抢了、打了外国领事馆和外国侨民，才引起 外国兵舰开炮轰击的。自崇禧发言最长，他说：上海自我军占领之后，工人① 《时报》，1927 年 4 月 9。就组织纠察队封锁租界。他们有自己的武器，有自己的指挥系统，不服从军 事长官的指挥。他们要冲入租界，占领租界，现在外国领事团已经提出严重警告，黄浦上布满了外国兵舰，兵舰上有大炮都卸了炮衣指向我们，租界里 新近调来了不少外国军队，如果发生冲突，不但全国精华的上海完了，北伐事业也要完了。他还说共产党离间军队，第一军住在上海的两个师，第一师 师长刘峙老实些，执行命令认真些，他们就贴标语、散传单要打倒刘峙，第二师师长薛岳灵活些，与他们表面上接近一些，他们就贴标语、散传单表示 拥护薛岳。如果这种情形长此下去，我们的军队也要发生变化。自崇禧又说：上海的帮会很有力量，什么阶层都有他们的组织，还有他们的武装，黄金荣、 杜月笙、张啸林，杨虎都坚决反共。李宗仁也谈了一些军队政治问题以及他在地方上所看到的问题。这次秘密会议上各人的发言，深刻地反映出了蒋介 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军事当局在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轰轰烈烈的工农群众革命运动面前战栗危惧的心情；同时也充分暴露了他们迫不及待地要扑灭革命火 焰的反动阶级的本能。“反共清党”的大政方针就在这次充满血腥气的秘密龙华会议上决定下来了。这是一项集体的决策，蒋介石是罪魁祸首。同日， 吴稚晖提出所谓“弹劾”共产党文件，随即由吴稚晖、张静江等以中央监察委员会名义呈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要求对各地共产党领导人给以“非 常紧急处置”，“在所在地就近知照公安局或军警机关，暂时分别看管监视”。接着，蒋介石根据李宗仁的建议，“将不稳的各师调离上海，另以未经 中共渗透的部队接防”。4 月 4 日，蒋介石对第一、第二师同学训话时公开 说：“现在C.P.分子在事实上造谣言，使得我们不能团结。”“如果再有捣 乱的行为，那不管你是哪一党，哪一派，不能不说你是反革命的！”6 日，蒋介石令东路军前敌总指挥白崇禧派兵查封了驻上海的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 机关，同时发出查封上海总政治部布告和通电，说：“乃自出发以来，政治部主任邓演达等，援引私人，充塞部曲，其宣传训练等工作，显图破坏国民 革命之战线，分散国民革命之力量。”又说：“国民革命军之总政治部，几为少数跨党分子及投机少年所独占。”8 日，蒋介石指使吴稚晖、白崇禧、 陈果夫、钮永健等组织上海临时政治委员会，规定由该会“决定上海市一切军事、政治之权”。蒋介石又成立了戒严司令部，以白崇禧为司令，同时发 布了国民革命军战时戒严条例十二条，规定“禁止有妨碍革命军事工作与反革命情形之集会、结社、言论、新闻、杂志、图画、标语、告白等”。同日， 吴稚晖等以中央监察委员会名义发出所谓《护党救国通电》，对中国共产党和武汉国民党中央大肆进行攻击。在这一切反革命政变工作都作好以后，9日这一天，蒋介石离开上海到南京去了。4 月 11 日，蒋介石发出了“已克复的各省一致实行清党”的指令。12 日，发生了大批反动军队以“调解工人内讧”为名，用欺骗胁迫或武力等卑劣手段，收缴了上海工人纠察队武装。一千七百条枪全部被缴，队员死伤三 百多人，上海总工会也被占。13 日，上海二十多万工人举行抗议罢工，六万多人举行集会与示威游行，结果遭蒋介石的反动军队开枪屠杀，牺牲一百多 人，受伤很多人，史称为“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这是蒋介石完全叛变革命 的标志。15日，蒋介石原打算在南京召开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结果没有开 成，改开“谈话会”，提出了“（一）以南京为国都；（二）取消不合法之中央党部，（三）取消汉口伪政府；（四）取消跨党分子党籍等八项方针”①。 同日，蒋介石发出了《清党布告》和《清党通电》。17 日，蒋介石在南京召开了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议决：国民政府于本月 18 日开始在南京办公。18 日，蒋介石发出《上国民政府电》，说：“今幸全体监察委员会，举发叛徒阴谋，清源正本；中央政治会议，继述总理遣志，奠定南京。”表示：“率 此部曲，拥护中央，扫除一切反革命之叛徒，共竟实现三民主义之初志。”同日，蒋介石在国民政府建都南京阅兵典礼上发表训话，撕去他往日的一切 外衣，恶毒地攻击中国共产党。他说：“自从总理死了以后，中国共产党差不多没有一天不是想消灭我们国民党，想破坏国民革命，想捣乱国民革命军， 想推倒我们国民政府，要把他的共产党来代替我们国民党，想把他们共产党的劳动政府来代替我们国民党政府。老实说，在共产党的心目，早已没有看 见我们国民党和我们国民党的党员了，早把我们国民党当作是他们共产党的一个附属品了。看我们的党员，像看待小孩一样，随他笑骂，随他欺骗，使 得我们国民党一天不安稳，自相残杀。他们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里来，好比从小说里所讲的孙悟空钻到了人的肚子里打筋斗，使得他的五脏起了分化作 用，肚子痛得不得了。”又说：“现在我们国民党的同志，实在不能容忍了，再不能让共产党阴谋、盗窃、挑拨等下流行为来消灭我们国民党，来破坏我 们国民革命的事业。”“所以我们中央监察委员会全体会议，就毅然决然的将共产党种种阴谋卖党卖国的证据，统统向中央执行委员会及全国同志揭发 出来，要中央执行委员会赶紧共同一致的起来驱逐共产党，使我们来重新组织一个纯粹三民主义的国民党。”蒋介石还痛骂这个时候的武汉政府，说：“现在汉口有一班叛党的党员，勾结共产党，情愿受鲍罗廷的支配，假冒我 们国民党的招牌，来骗一般的民众，来破坏国民革命，想把我们国民党的党权政权统统落在他们的手里。”他更凶残毕露地说：“现在我们的生命已经 操在共产党的手里，共产党的刀镰子已经架在我们头上了。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再不用决绝手段把他赶走，还想用什么和平法子来解决，那不啻是我们 自杀！要晓得共产党是非打不走的，非我们去消灭他，他就要来消灭我们；非我们去杀他，他就要来杀我们！”在 16 日和 18 日，蒋介石又分别发出《谨 告全国国民党同志书》和《谨告全国民众书》，洋洋万余言，中心是一而再、再而三攻击中国共产党，而且明确亮相：“中正始终为共产党之敌人。”蒋介石已完全把自己站在中国共产党的对立面和革命的对立面。他“靠 北伐战争，靠第一次国共合作，靠那时候人民还没有摸清他的底细，还拥护他”①而上了台。他一上台就一个巴掌把人民打入了内战的血海。① 《蒋总统秘录》第 159 页。① 《毛泽东选集》第 4 卷第 1125 页。第二章蒋介石又是怎样把各派军阀搞倒的？第一节蒋介石的下台又上台一、“夹攻中奋斗”的汪精卫在北伐中，正当蒋介石的军事独裁日渐厉害的时候，1927 年 3 月，武汉 举行了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十五个决议案，在宣言中对”国民革命运动葡时期之特性”、“中国革命行动之方针”和“三民主义的真实怠”， 提出符合当时革命潮流的主张，坚持反帝反封惠坚持三大政策，这对蒋介石是一种制裁。当时出版的《东方杂志》有这样一个记载，邑汉口国民党第二 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开第三次全体会议，到三十三人·谭延阎主持，徐谦等反对蒋介石之一派人物汲为活动。关于制抑蒋介石之‘统一党的领导机关案’ 及 j 中央执行委员会军事委员会组织大纲’均完全通过。在汉口与蒋接近之武汉工戌司令兼第十一军军长陈铭枢彼排去职，以庸主智继任卫戌司令，第 四军副军长张发奎兼第十一军军长，汉口市长刘文岛亦同时波排。”①在这次会上，选出了以汪精卫为首的九人常委会，汪霹兼任组织部长（汪未到前由 呆王章代理），免除了蒋介石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组织部和军人部长等职，汉巨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在此前，迁部问题发生争论 后，中央联席会议曾电催在国外的汪精卫回国。据汪精卫 1927 年 4 月 11 日在武汉中央政治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上说：“兄弟自从去年离开广东之后， 到十一月初，接着中央联席会议的电报，要兄弟赶早料理回国。当时曾经拍了一个复电，说是十一月底才能启程。十一月二十日由法国动身，不料一到 柏林就发生病，一直耽搁到今年正月底，才离开法国。”国民党二届三中全 会前，2 月8 日，武汉又电催汪精卫回国。1927 年 4 月 1 日，汪精卫经莫斯 科，获得苏联给予的支持，经过西伯利亚至海参威，然后到达上海。汪精卫一到上海，蒋介石等都是很欢迎的，不管是否由衷，蒋介石是口 口声声说希望汪精卫重行领导全党奋斗“革命”。李宗仁在回忆中说：“汪精卫当时的德望，和党员的归心，可说一时无两。”当时汪精卫的态度怎么 样呢？那时国民党中央党、政、军各负责人群集汪寓，大家一致抱怨共产党，诚意地希望汪精卫重负领导责任。汪精卫后来回顾说：“回到上海的时候是 四月一号，那时蒋介石、吴稚晖、蔡子民、李石曾几位二十多年来大家在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