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传-18

男盗女娼、寡廉鲜耻的丑恶嘴脸。诗中公开点名讽刺的有蒋介石、汪精卫、 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何应钦、胡汉民、戴传贤、吴敬恒、孙科、陈公博、张人杰、陈济棠、李石曾、邵元冲、杨永泰等。蒋介石集卖国、独裁、复古、腐败于一身，是全诗集中攻击的目标。 汪精卫（兆铭）一身媚态，毫无骨气，诗云：“珊珊媚骨吴兴体，书法由来见性真；不识恩仇识权位，古今如此读书人谓汪兆铭也。”（“吴兴体”，浙江吴兴赵孟顮，宋朝翰林学士，封魏公。 他的书法妩媚，称“吴兴体”。）汪为了权位什么都可出卖，献媚于敌人。后来他投降日本，当伪南京政府的傀儡主席，不是偶然的。陈独秀在辛亥革 命时期及１９２０年共同筹备西南大学时，就与汪精卫有所接触。在１９２１年任广东政府教育长、１９２７年４月５日共同签发《汪陈宣言》及武汉 国民政府时期，陈与汪的关系更密，了解愈深。写这首诗时１９３４年，对汪精卫的观察真是入“骨”三分。当时国民党中与汪的关系比陈深的不乏其 人，可是有几人有此观察。否则以后汪及其主子日本不会如此得逞于一时。宋子文、孔祥熙、蒋介石裙带相连，授受权位，垄断了中国的政治：“一 门亲贵人称羡，宋玉高唐结主欢；几见司农轻授受，乃知裙带胜衣冠谓宋孔相继为财长。”（“宋玉高唐”，战国楚人宋玉，善词赋，有《高唐赋》等名篇。“一门 亲贵”应指宋家，以女结欢蒋家和孔家。）陈立夫恬不知耻说国民党是伊尹、周公，殊不知伊、周乃中国古代伟大贤明的政治家，分别使商及西周盛极一 时，所以陈说：“专制难期政令宽，每因功业震人寰；未闻辱国儿皇帝，亦欲伊周一例看陈立夫谓国民党为伊尹周公。”陈独秀认为国民党内没有伊、周那样的人物，有的是残害人民的“妖孽”：“自来亡国多妖孽，一世兴衰过眼明。”多行不义必自毙，由于妖孽作恶， 国民党的统治将“一世兴衰”，决不会长久。而“功业震人寰”的英雄豪杰，必将在扫荡这些妖孽中产生。 陈独秀的这个预言又是很伟大的，实际上国民党在大陆上的统治不到“一世”就垮台了。 何应钦如前所述，“钦慕抒诚承雅教，何郎软语最温存”。在与日本的交涉中，他最忠实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屈服妥协，丢 尽了中国人的脸。胡汉民身为国民党政府立法院长，只因陈树人之子与自己的眷属有暧昧 关系，竟嗾陈济棠杀之：“萧何立法身难免，嗾杀陈郎道路哀司马家儿同眷属，祝君终老妙高台胡汉民嗾陈济棠杀陈树人之子。”（萧何是西汉制订法制的大臣，曾被刘邦猜疑，遭囚禁；国民党立法院 胡汉民也曾与蒋介石争权，一度被囚禁于南京汤山。“司马家儿”指晋永嘉五年，匈奴军刘曜攻洛阳，掳晋惠帝司马衷之羊皇后；不久，刘曜僭位又立羊氏为皇后。两帝共一后。）戴传贤，这位当年曾在陈独秀等创建共产党时 险些加入共产党的“左”倾分子，后又自称孙中山的忠实信徒、国民党内最大的三民主义理论家，原来如前诗所述是一个复古狂之外，还是一个晦淫晦 盗的伪君子、假道士：“宝华山上暗生春，春满书斋不二门；妒病难医今有药，老僧同榻尔何能戴传贤有惧内癖，营金屋于宝华山僧舍，颜曰不二书斋， 以与僧同宿诳其妻。”关于吴敬恒（稚晖），诗云：只怜虎子风流甚，斩祀汪汪长叹声吴敬恒 以子有恶疾绕室长叹，曰吴氏之祀斩矣！”（“艮兑”是八卦中的两个卦名，这里指宦侍妇妾之行。）本世纪初，在拒俄运动中，吴敬恒在上海，陈独秀 在安徽，奔走呼号，同为反帝战友。可是，曾几何时，吴参与策划“四一二”政变，力主清共，屠杀成千上万革命志士，后又嗾杀作者的两个儿子陈延年 和陈乔年。但是，革命者是杀不绝的，而你这条“汪汪”叫的老狗，虽然早年运气好，没有溺死，晚年又钻营成名，官运亨通，现在你的不肖子染上了 花柳病，吴家烟火将断啊！早年跛足的张人杰（静江），在蒋介石发动“中山舰事件”挤走汪精卫 后，一度任国民党主席。但不久也被挤下台，北伐时为浙江省主席，未到任。在南京政府分赃中，争监察院长而不可得，为此发怒。国民党中充斥着这种 老气横秋的腐败分子。陈独秀诗云：“分肥不及暗生填，蹩脚先生老气横；唯一辉煌新建设，前朝灯火万家明张人杰长建设委员会，所建设者，李纯遗 留之电灯公司而已。”当年迫害赴法勤工俭学革命青年的李石曾，更是一个大贪官：要人垄断 伶人喜，一掷缠头十万金李石曾垄断庚款及故宫财物，以十万元赠程艳秋出 洋。”以上吴敬恒、张人杰、李石曾三人还是故宫国宝的窃贼：南下明珠三百 箧，满朝元老面团团故宫盗宝案乃李石曾、吴敬恒、张人杰合伙为之。”吴敬恒对陈独秀则怕得要死，恨得要命。１９４２年陈独秀逝世时，他 做悼诗还骂陈是“阿Ｑ”、“跳梁”小丑。说他“思想极高明，政治大失败；对社会有功，于祖宗负罪”①云云。这首诗却清楚地反衬出作者自己复古反 动的嘴脸。国民党官员监守自盗，大官大盗者，还有行政院长汪精卫、铁道部长孙 科、实业部长陈公博：“十三万万债台高，破产惊呼路政糟；太子叼光三百万，宗臣外府大荷包孙科长铁道部时侵吞三百万元，汪兆铭任行政院长以铁 道部为外府。”机器农场偷卖尽，增加生产厚民生谓陈公博长实业部长事。” 真是“贪夫济济盈朝右”！此外，《金粉泪》还讽刺国民党官员抽大烟，“为免欠呻濒掩袖，好将烟泡暗中吞”；“凛凛威风”的监察委员们只会拍苍 蝇；“皇皇大典”举行高等文官考试，不过是虚张声势，欺骗民众，“官运高低靠后台”。可见，这样一个贪官污吏充斥朝廷的国民党政府会有什么样的前途呢！“民国”，“民国”，何民之国？所以作者称其“所谓民国”，实为“亡国”， 真是“自来亡国多妖孽，一世兴衰过眼明”。由此亦可知，它的“统一”、“升平”、“新生活运①吴敬恒，《挽陈仲甫先生》，载重庆《新民报》晚刊，１９４２年６月８日。 动”、“储蓄致富”种种，不过都是假象：党中无派缘清党，阿斗先生双眼明。”（“赣港宁”指南昌行营的蒋介石、香港的胡汉民、南京行政院长汪精 卫。全诗大意是：国民党政府表面上是统一了中国，实际上仍是三分天下。当年为统一三国操劳一生的诸葛亮若再世，又要分身了。其实所谓“统一”——“党中无派”乃是法西斯“清党”高压的结果，这一点，“阿斗先生” 蒋介石自然心中明白。）“要人玩耍新生活，贪吏难招死国魂；家国兴亡都不管，满城争看放风筝！”（“新生活”指１９３４年２月国民党在全国发起的“新生活运动”，提倡“国民军事化”，以“礼义廉耻”为生活准则。“放风筝”，国民党中央委员褚民谊等曾在南京组织大放风筝。）“麻雀乌 鸦总祸胎，投机彩票禁难开；检查毒品富家利，奖券航空大发财。”（“麻雀”即麻将等赌具；乌鸦即鸦片等毒品。“奖券航空大发财”指当 时报上宣传的“航空奖券”，宣称“航空救国，储蓄致富”。）陈独秀自小就深切同情中国人民的苦难。如今，看到在国民党这帮贪官污吏残酷压榨下，民族经济凋敝，人民家 破人亡，更是满纸悲愤：“虎狼百万昼横行，兴复农村气象新；吸尽苛捐三百种，贫民血肉有黄金。”（“兴复农村”指国民党设置的“农村复兴委员会”。）“鸦片专营陆海军， 明严烟禁暗销行；州官放火寻常事，巢县新焚八大村。”（“巢县新焚”指１９３４年４月皖北强行铲毁烟苗，巢县农民不服， 群起反抗，官兵竟纵火焚烧。）“观瞻对外苦周旋，索命难延建设捐；白发媪翁双跪泣，乞留敞絮过冬天。”“委员提款联翩至，心软州官挂印逃；入室无人拘妇去，婴儿索乳苦哀 号。”“兵车方过忍朝饥，租吏追呼乌夜啼，壮者逃亡老者泣，将军救国要飞 机广东湖南皆以飞机捐榨取民间巨款。”不只是劳动人民断绝了生机，在苛捐杂税下，民族工商业也濒临破产危 机：“苛捐榨尽民间血，百业凋残袖手看；商贾不知遗教美，但愁歇业忍饥 寒。”中国的出路何在？革命，唯有革命！为此，作者不仅捍卫历史上的一切 革命运动，还呼唤新的革命的到来：“五四五卅亡国祸，造反武昌更不该；微笑"訝须张大辫，石头城畔日徘徊蒋介石谓五四运动为亡国祸。”（“张大辫”指张勋，一个疯狂的保皇复辟派，当年曾在长江流域顽抗 辛亥革命。本诗以反话斥蒋介石，捍卫了辛亥革命和五四、五卅运动。）“士气嚣张应付难，读书救国最平安；埋头学得胡儿语，好待荣膺甲必丹。”（“胡儿语”指外国语。“甲必丹”即Ｃａｐｔａｉｎ，船长、海陆军尉 校级军衔，这里指做官，充当买办。本诗是反话斥胡适的“读书救国论”，维护当时学生的抗日救国运动。）“暴虐秦皇绝千古，未闻博浪狙张良。”当 然不能理解为作者主张对蒋介石采取个人恐怖手段，而是呼喊人民起来，推翻整个国民党的暴虐统治。在国民党暴虐统治下进行革命，自然不会轻而易举，必然饱经摧残和牺 牲：“贪夫济济盈朝右，英俊凋残国脉衰；孕妇婴儿甘拚命，血腥吹满雨花 台。”前述作者给汪原放所写论天才常受社会迫害之条屏，也是这个意思。作 者在这里也表现了对自己所受迫害的抗议，但他坚信这一切终会过去，正如他当时写的一副对联中所说的：“海底乱尘终有日，山头化石岂无时。”①所 以，陈独秀写《金粉泪》这组诗并不是为了暴露而暴露，而是为了表示自己对国民党已经看透了，自己经过这次磨难，非但没有消极悲观，反而革命意 志更加坚定，对革命前途更有信心。虽然自己年纪老了，又有病，但颇有“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雄心壮志，因此，他颇具匠心地安排第一首诗是：“放 弃燕云战马豪，胡儿醉梦倚天骄；此身犹未成衰骨，梦里寒霜夜渡辽。”①转自濮清泉：《我所知道的陈独秀》。（“燕云”即河北、大同。五代时石敬瑭割燕、云十六州给契丹，成为 历史上卖国求荣当儿皇帝的典例。）最末一首是：幸有艰难能炼骨，依然白 发老书生。”这样，首尾相顾，互相呼应，把显然平时陆续写成的五十六首诗，组成 一个整体，一气呵成，在“胡儿”（日本）深入国土，民族危亡，国民党“妖孽”横行，“一世兴衰”的背景下，突出了一个“骨”字——自己特殊的风 骨。虽然在整组诗中，这样的自我表白只有两句两“骨”，却起了画龙点睛的作用。其他五十四首诗，都为这两首两句两字铺垫的。《金粉泪》不仅在内容上表现了陈独秀的特殊风骨，在形式上，也表现 了他的特殊风格。从《新青年》、《每周评论》的“随感录”，到《向导》、《布尔塞维克》的“寸铁”，都是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的短文。《金粉泪》则嬉笑怒 骂皆成诗。这种风格的诗文，是陈独秀所开创，后来由鲁迅继承发展，成为我国文学史上的瑰宝。患难得情侣晚年有慰藉陈独秀在狱中（包括出狱后） 能进行以上如此艰巨的研究和著述工作，除了靠他本人的天才和勤奋、朋友的帮助外，还赖他第三个妻子潘兰珍生活上的精心照料。陈独秀与潘兰珍相识于他领导“无产者社”时期。１９３０年下半年， 陈独秀搬到熙华德路（今长治路）上一座石库门房子的前楼。潘兰珍则住在后楼。俩人一楼相处，隔窗相望，渐渐产生感情，接着就同居，成为夫妻。 当时潘兰珍才２３岁，陈已有５２岁了。潘兰珍籍贯江苏南通，出身于贫苦农民之家。１９１１年４岁时随父母 逃荒来到上海。父亲为了一家人活命，在外滩码头上给上下轮船的旅客搬拿东西，后来 进入英美烟草公司当工人。母亲拾煤渣，用以烧饭防寒。潘兰珍豆蔻年华时，家里又添了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她为了减轻父亲负担，去纺织厂当童工， 饱尝人间之苦。后来，她长大了，却受了一个流氓的欺骗，同居后生了一个孩子。孩子死后，她又被抛弃，精神上受到刺激，孤苦伶仃独居在这幢楼房 里。陈独秀到这里住，用的是化名，与潘兰珍同居后，也未对潘说出自己的真名实姓和身份，只说自己姓李，南京人。南京与安徽的口音差不多。陈独 秀有空便教潘读书识字，进行启蒙教育。潘较聪明，不久就能粗读书报。正好在陈独秀认识潘兰珍前不久，１９３０年７月１７日，陈独秀的第 一个妻子高大众在安庆去世，享年５３岁。在南京困境中挣扎的高君曼曾带着儿女到安庆奔丧。这是她婚后第一次到陈家，住了约一年，１９３１年下 半年，她从安庆返回南京后不久，患了子宫癌，病故，终年４６岁。就这样，两个妻子先后去世，陈独秀都未在场，也未提供任何帮助，而且正在这样的情景中，他又与潘兰珍同居，不禁引起不少人的议论。 当年家乡人对他娶高君曼就颇不满意，现在则更不满意了。早年饱受人生之苦，又在爱情上受过欺骗的潘兰珍，是个忠厚朴实的妇女。她对陈独秀十分信任，到陈被捕前，竟然与这个藏有巨大秘密的人物共 同生活了两年时间，却未对他有一点怀疑。１９３１年，有一天，潘兰珍听楼下一个邻居说，楼上住着一个“老西”（即共产党），潘又把这话传给陈独 秀，因为楼上住家不止他们二人，潘不在意，陈听了却有心，立即决定搬家，由郑超麟帮助搬到周家嘴路一条弄堂的底头裁缝铺的前楼。后来又搬到岳州 路永兴里十一号楼上。每次觅新居，他都要楼上，以防不测时，有个回旋的余地。但是，这一次，他终于在这个楼上被捕了。陈独秀与潘兰珍的生活是融洽的，但有时也难免发生口角。正好在陈被 捕前一个月，两人为一件小事争执起来，潘兰珍赌气跑回浦东娘家。所以陈被捕时，她得以幸免。她从报纸上看到国民党逮捕陈独秀的消息和照片时， 才恍然大悟，惊讶地说：“这不就是我家的老头子吗？”原来这个姓李的老头子还是“老西”的首领。那个时代，老百姓在白色恐怖下，都谈“共”色 变，更不用说是“共匪首领”陈独秀了。一般人必唯恐避之不及。潘兰珍本来未与陈一起被捕，又是在两人争吵时相离，完全可以乘机远遁。但她竟毫 不犹豫地跳进漩涡，跑来与陈独秀共度患难。陈独秀被捕后，也处处为潘兰珍着想，委托老友高语罕做善后工作。从１９３２年１１月到第二年３月，陈写了好几封信给高，首先对出于无奈对 潘隐瞒身份达两年之久表示歉意，讯问潘“对于我，以前未曾告以真姓名，及她此次失去衣服，有怨言”？他对自己被捕并不紧张，但因此给潘造成损 失，却感到难过。被捕后半个月，还要高语罕再到他家寻觅潘的财物，说在其书桌抽屉内藏有一小袋，“系女友潘君之物，她多年积蓄，尽在其中，若 失去，我真对她不起”。他还提议潘从此与自己断绝关系，自谋出路，以免受到不必要的牵连。当时托派还想帮助潘，陈则说：“潘女士她浦东有父母， 她能在香烟厂做工，不需要我们帮助，并且事已揭开，她必不愿受我们帮助也。”不料潘兰珍不避嫌，不怕险，要来探望陈独秀。陈立即托高劝阻，说自己“案情无大危险，免她惧虑”；“婉言劝她不必 来看我”。后来，由于潘兰珍的坚持，陈才答应她来。她看到陈在狱中生活清苦， 又有病痛折磨，天天到狱中来照顾他的生活。于是从１９３４年秋开始，她迁居南京，先住在段锡朋处，后租了一间 小屋，每天上午９时到下午５时，到狱中照料陈的生活。陈以病弱之体在狱中顺利地度过三年生活，又进行以上繁重的研究和著述工作，多亏了潘兰珍 在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安慰和帮助。患难识知己，日久见人心。潘兰珍三年如一日精心照料陈独秀的生活， 使陈深受感动；而众多亲友宾客，包括国民党达官贵人和社会名流来探望陈独秀，并馈赠各种衣物（光贵重的皮袍子就送来了几件）和钱财，也使潘大 开眼界，看到陈的价值和地位。于是两人更加相亲相爱，情深似海。后来出狱，潘又紧紧相随，转辗入川，体贴入微地服侍他晚年的生活和病体，直到 他逝世。遥控托派被开除又得托氏关怀情陈独秀等人被捕以后，对于中国托派真 是雪上加霜，本来就衰微破败的托派组织，顿陷群龙无首，一片混乱。先是由上海托派沪东、沪西、法南三个区委书记高恒、寒君和陈岱青举行紧急会 议，协商拼凑了几个人——刘仁静、陈岱青、严灵峰、陈其昌、任曙，成立了一个托派“上海临时委员会”，刘仁静任书记。因为委员“力争自己是‘马克思’相争不休，一事不能做，闹了几个月，于是不得已而改组”；刘 仁静、陈岱青退出，任曙接任书记。１９３３年９月，任曙擅自召来广东、北平代表，举行“全国紧急会议”，补选了几个外省的委员，就把“上海临 委”，改名为“全国临委”，并且解散了上海各个区委，成立“上海市委”，遭到陈其昌等人反对，致使托派工作又陷于瘫痪。任曙没法，就撒手而去， 到北平当大学教授去了。托派临委再次改组，蒋振东和李平等人加入，刘伯庄任书记。１９３３年１０月，“临委”又因“工作无计划，无办法”而再 次改组，从而成立起比较稳定的托派临委三人小组——陈其昌（书记）、蒋振东、赵济。①但是三人未开过一次会，实标上是陈其昌“一个人唱独脚戏”②，因此也开展不了什么活动。 后来，尹宽出狱，参加了临委。１９３２年冬，陈独秀利用“优待”条件，通过经常到南京军人监狱探 望郑超麟的刘静贞（郑的妻子，当时化名吴静如），与上海托派“临委”建立了联系。陈委派刘为他的交通，①②《双山回忆录》第１９０页。赵济：《三十年代初托派组织在上海的活动》，《党史资料》丛刊，１９８１年第２ 辑。纪它（即陈其昌）：《一年来上海组织现象的教训》，《校内生活》第７期， 一、二个月来一次，传进临委的文件、刊物和书信，带出陈独秀的文章、意见和信函。陈以此妄图继续遥控托派的活动。但是，他的许多意见遭到刘仁静、彭述之等人的强烈反对，并且把历史 上的争论扯了出来，于是爆发了一场时间更长，更加激烈的争论。各人都以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的权威解释者自居，骂别人是“机会主义”。托派 中央宣传部把这些争论文章收集起来，编了三本《政治问题讨论集》，共２９篇，其中陈独秀以“雪衣”、“顽石”笔名发表的有９篇。另外，在同时期《火花》和《校内生活》上，陈独秀还发表有关争论的文章、决议、书信６ 篇。这次争论涉及的问题很多，范围很广，但争得最激烈的是以下四个问题：（一）形势问题：１９３３年９月２９日，陈独秀为临委起草了《目前形势 与反对派的任务》，认为“至少在１９３５年以前，世界上几个主要的国家，如果没有意外的大的事变发生，这二三年中还只能是反革命抬头革命低落的 时期，在此革命低落期间，不应该采用过高的自欺的口号，如‘苏维埃’等，我们的力量，应该集中于后年三月国民大会的斗争”。他为此致函临委说：“我 提议即日在上海召集一活动分子会议，决定关于参加国民大会运动的政纲（即政治要求，此政纲中，除以前我们发表的各项要求外，应加上一项：反对国 民党起草的宪法草案，宪法应由国民大会自己起草，由全国人民直接总投票表决）及工作大纲”。“如果我们的工作做得好，使我们相当的脱离散漫、孤 立、软弱的现状”。①刘仁静抓住这个文件，多次进行批判和讥讽。１１月，他致函陈独秀，说陈在“一二八”抗日运动中的认识和主张是“陷于浪漫主 义”，而九月二十九日的文章又“走到另一极端”，以“短视的经验主义代替过去的浪漫主义”，“助长人民的宪法幻想”，“为一九三四——一九三五年的 中国所描划的前途，同他为一九三二——一九三三年的中国所描划的前途一样虚幻。中国反对派的发展将更多耽误两年。”②陈独秀不服，在《我们走 哪条路》一文中为自己辩护说，如马克思１８５０年预言德国革命再起未中一样，自己在“一二八”时号召民众起来反日反国民党，准备复兴革命，组 织苏维埃，准备领导民众自动召集国民会议取得政权等，这一切估量即使不幸未中，也未必是刘仁静说的“只是小资产阶级的表现，是浪漫主义”。刘 仁静在《评区白的政治意见》文章中，批评他坚持错误，不如彭述之（即区白）“已承认了一九三二年的错误”。陈独秀立即撰《读列尔士〈评区白的政 治意见〉后》，坚持认为自己在“一二八”时的路线是正确的，并且说如果将来再出现那样的局势，托派主张迎接革命高潮，而被刘仁静的“盲动主义” 和“反马克思”等等大帽子压倒，“我真要为中国革命痛苦”。刘仁静又在《经济复兴与民主斗①②列尔士：《对于〈目前形势和反对派的任务〉的批评》， 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中央宣传部编：《政治问题讨论集之三》。以下各人争论文章，除另有出处外，皆载《政治问题讨论集》之一、之二、之三，恕不 一一注释。《校内生活》第７期，１９３３年１１月２３日出版。署名：雪衣。 争——答雪衣同志》文章中，讽刺陈对形势的估量常常是“动摇的”，“一时轻浮的乐观认苏维埃革命快要到来，一时又改变成沮丧的悲观，认为革命无抬头的可能，叫人们如何对他发生信仰”，这才是“无耻的机会主义”。（二）国民会议问题：陈独秀忠实贯彻托洛茨基１９３２年１０月３日 信中的指示，他在《我对于几个问题的意见》中认为“打倒国民党，国民会议万岁”，“不但是我们的基本路线，并且即可为在现时的宣传口号”。在《国 民会议与苏维埃》、《几个争论问题》、《对于区白两篇文章的批评》等文章中，他又强调“国民会议即立宪会议，不但是民主任务之一，而且是这一任 务的主要支柱，是总摄一切民主口号而与之不可分离的中心口号”；在中国，国民会议已经成为“无产阶级打击资产阶级的武器”，“在国民会议口号下武 装暴动夺取政权”与革命高潮时“在苏维埃口号下夺取政权”并不对立，二者结合，才是托洛茨基真正的“不断革命论”。他以此反复批判彭述之把国 民会议口号只看成是资产阶级的，“把国民会议和苏维埃对立起来”；“用国民会议口号做反对军事独裁的运动”，“在苏维埃口号之下夺取政权”等观 点，是“用左的辞句掩饰阶段论路线的本质”，对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令人惊异的背叛”。他要托派立刻肃清彭述之的理论，否则会产生“诸多离奇 的可耻的机会主义政策”。彭述之则在《我们间不同的意见》和《对雪衣的政治意见的批评和答复》文章中，以鄙夷的口吻，说他完全不了解“不断革 命论”，“反对在苏维埃口号下夺取政权”，成了“国民会议狂”，一贯“从右边来接受托洛茨基主义”；声明他与陈独秀是“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的路 线分歧”，要求托派“慎重的考虑，坚决的选择”。（三）经济复兴问题：刘仁静在《关于经济复兴问题及其他》等文章中， 认为托派“应当负起肃清资本主义发展障碍的责任”；“经济恢复，工人也相对的多些，肚子也吃得饱些，夺取政权的斗争更容易胜利。”他还认为，必 须经济复兴到同先进国家接近的程度，无产阶级才能担负起革命任务；“中国如无经济复兴，不惟没有革命，且会走向野蛮主义”。为此，他在《我们的任务》一文中，指出“国家统一和权力集中、生产 力发展这些条件，比现在国家分裂和生产力衰败的条件，对于它（无产阶级） 是有利些”①。陈独秀在《肃清列尔士毒害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思想》等文章中，批判刘 的这些观点“纯然是改良派和阶段论者的路线”，“是无耻的机会主义”，“包含了浓厚的反动性”。他认为：“离开无产阶级革命，而要求国家统一，要求 生产力发展，特别是要求权力集中，这恰好是法西斯蒂的政纲！”②他指出，不管经济状况如何，“只要那里有了无产阶级运动，只要那里有了无产阶级 之有力的同盟军，那里便有无产阶级革命之可能”；“象中国这样经济落后的国家，无产阶级能通过民主运动——国民会议道路，比资本主义先进国的无 产阶级早些得到政权。”（《几个争论的问题》）刘仁静反唇相讥，指责陈是①②《校内生活》第９期。《火花》第２卷第２期。“小资产阶级政客戴着反对派的假面具，极盼望无产阶级受到刺激走上 革命以拥护他们取得政权”，并说自“无产者社”成立以来，陈的策略“没有一次不错误”（《关于经济复兴问题及其他》）。（四）“共同行动”问题：陈独秀在《我对于几个问题的意见》中认为：“在阶级斗争未达到最后决胜负以前，资产阶级中之自由主义者，往往因外 国的侵略或国内的军事独裁之专横，而表示所谓‘左倾’”；“当他们向左盘旋时，我们可以和他们共同行动，以打击共同的敌人，例如抗日与倒蒋”， 同时批评暴露他们的不彻底性和对群众的欺骗。他甚至说：“只要有接近群众的机会，不但急进的小资产阶级之运动应该参加，即反动的资产阶级机关（如基督教青年会）亦应该参加。”①刘仁静说他这种主张是抹杀两个阶级 之间的“鸿沟”，是“偷运过去的革命资产阶级的理论”（《关于经济复兴问题及其他》）。陈独秀则指责他及史朝生“笼统的对于任何形式的阶级联合或 共同行动以全盘的否定，这简直是胡说八道”！这种错误“危害于我们的运动，将不在机会主义之下”②。当时托派“临委”在这场争论之前，还发了《反对派政治问题争论提纲》， 企图有组织地进行这场讨论，以分清是非，①②《雪衣来信论对宋庆龄史大林集团的策略》，《校内生活》第１３期，１９３５年２月８日出版。《雪衣来信论对宋庆龄史大林集团的策略》，《校内生活》第１３期，１９３５年２月８日出版。 统一思想，“使反对派可以早些由理论过渡到行动”。但是实际结果是剪不断，理更乱，愈争愈烈，各趋极端。这是因为各方都站在托洛茨基主义的 荒谬立场上，根本不可能分清谁是谁非，而且，中国革命的实践，也证明了他们都是错误的。但从当时争论的情况看来，陈独秀似乎较多地注意到中国的实际情况。 是斯大林共产国际坚持机会主义路线的恶果，他认为共产国际已经无可挽救，就改变托派国际的策略，开始筹备独立的托派国际——第四国际，以 示与共产国际彻底决裂。他十分关心中国托派的命运，派美国托派组织社会主义工党成员格拉斯（Ｆｒａｎｋ＆Ｇｌａｓｓｅ，中文名字李福仁）到中国来，帮助重振托派组织①。 李福仁在中国公开的身份是上海《密勒氏评论》周刊的副主编，地位仅次于斯诺。他还把另一个在华的美国记者伊罗生（Ｈ·Ｒ·Ｉｓａａｃｓ） 拉到托派中来。伊罗生在１９３３年受共产国际委托，一方面参加宋庆龄领导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工作，一方面主编中共中央外围报纸《中国论 坛》。他还在鲁迅、丁玲等人帮助下，为美国出版商选编了一部中国短篇小说集《草鞋脚》，向美国人民介绍中国“五四”以来的革命文艺，为中国人 民革命事业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但是，他与李福仁接触以后，接受了托派“一国不能建设社会主①这是刘仁静的说法，他自己说是自动来的。但从他 来华后的活动看，的确扮演了托洛茨基的“特派员”的角色。义”和轻视中国红军运动的观点，在《中国论坛》上拒绝报道苏联社会 主义建设的成就和中国红军运动的胜利，拒绝批判陈独秀和中国托派。最后，中共中央停止了《中国论坛》的出版，并在《红旗》报上清算伊罗生的错误。 于是，伊就彻底转向托派。他和李福仁同时与陈其昌、尹宽为首的托派中央及“反对派中的反对派”刘仁静进行联络。刘一直被托派中央所排斥，所以 竭力拉拢“国际代表”李福仁及伊罗生。李、伊故然深受其影响，认为陈其昌、尹宽领导的托派组织“太保守、不能开展，因此主张插几个青年人进去”①。这样，未遭破坏的北平托派组织，先后派史朝生、刘家良等人来到上海。 这批思想更“左”的青年托派分子，企图夺取托派临委的领导权。他们在李福仁、伊罗生和刘仁静的支持下，参加到正在进行的争论中来，使争论很快 白热化，最后集中到更有利于他们夺权的“共同行动”和“改组”问题上，向陈其昌、尹宽及其支持者陈独秀，发起了猛烈的攻击。陈其昌为首的临委 认为，正确的“联合战线”是布尔什维克的策略②，所以，他们曾要求参加宋庆龄领导的上海“反帝国主义战争①②纪它：《全体起来，制止无理的分 裂组织》，油印小册子，１９３５年２月６日。和反法西斯大会”①，并且表示：“同意这个会议，我们特地为这个会 议准备了一个宣言：公开地号召全中国广大的被压迫群众积极地参加这个会议。我们热诚地动员我们的一切组织，去执行这种工作。”同时声明：“我们 在会议中必需保持我们对于参加的一切党派的理论、政策、行动之讨论和批评的绝对自由！”②１９３３年１１月“福建事变”时，他们还与“福建人 民政府”谈判合作。史朝生等人就把这些历史问题翻出来，竭力进行攻击，声称反对任何形式的“阶级联合”或“共同行动”。同时，他们攻击陈其昌 为首的常委是“上层官僚主义”，“工作方式好象是个保姆或教授”③。１９３４年４月１２日，史朝生致函陈独秀，批评陈被捕后的托派中央 没有及时组织讨论，统一思想，并召集全国代表大会，以至组织“几乎溃散”，“极无生气”。批评临委只依靠上海几个老同志挽救局面。主张在全国范围 上去集合一切优秀的坚决分子，召开临时大会，推举“特别委员会”，代替“临委”，以筹备全国代表大会并担负过渡期中全国性指导工作，①②③史 朝生致陈其昌“常委”的信（１９３４年４月１７日），《校内生活》第１１期，１９３４年９月２９日出版。《为号召全中国被压迫人民参加上海反帝大会宣言》、《致国际反帝联盟 代表团的公开信》（署名：“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火花》第２卷第这个大会是“世界反帝大同盟”安排的。“大同盟”是国际统一战线组织，由 各国著名进步人士如英国的肖伯纳、马莱爵士，苏联的高尔基，法国的古久里、罗曼·罗兰，中国的宋庆龄、鲁迅等参加组成。１９３３年９月，“大 同盟”委派宋庆龄在上海召开这个大会，并派来了马莱、古久里等人组成的代表团。大会９月３０日召开，会后成立了“上海反帝大同盟”。还提议临委做一个关于目前争论问题和组织工作的草案和大纲，发到各 地及下级讨论①。５月１５日，史朝生列席“常委”会议，提出《当前推动组织的步骤》，重复了４月１２日信中的意见，要求“建立比较满意的领导 机关”；“一切消极、悲观乃至对组织采取绝望的情绪或倾向，必须和它坚决斗争，并予肃清”②。陈其昌则批评史朝生的“组织意见”“实际是捣乱组织的办法，无政府 主义办法，小资产阶级倾向的表现”。主张整顿组织“应该绝对排斥无计划的急进主义”③。这时，陈其昌搞了一个《政治决议草案》。史朝生等人攻 击它有许多错误，于是自己起草了《国际国内形势及我们的任务讨论提纲》，要求代替“草案”。陈其昌又批评“讨论提纲”“到处都是内容的错误”，“前 后矛盾”，“顾此失彼”，“文字技术拙劣”，“不配代替草案”。史朝生等人又反过来批驳陈其昌批评“提纲”的意见是“咬文嚼字和混乱错误”，坚持用“提纲”代替“草案”，并批判陈其昌和陈独秀主张的与胡汉民等“首先推 翻蒋介石”的“联合战线”是“最大的机会主义幻想”④。就这样，双方吵到１９３５年１月２日，史朝生、刘家良等人背着陈其 昌拟订并发出《临委紧要通告》，通知各支部十天内派出代表一人，出席“上海代表会议”，议程（一）制定目①②③④《关于“提纲”与“草案”—并 答复对提纲的批评》。纪它：《批评朝生同志的组织意见》。《校内生活》第１１期。《与雪衣同志论召集代表大会问题》，《校内生活》第１１期。 前政治路线，以“提纲”为根据，要陈独秀、陈其昌、尹宽等人放弃与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上层集团成立“反战”“倒蒋”等联合战线的主张。（二）准备一个新的基本纲领。（三）发表筹备成立新党——“中国共产主义同盟”宣言。（四）改组“临委”。 陈独秀从双方的来信中，了解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他企图调解双方的矛盾。１９３５年１月５日，他复函陈其昌、史朝生等，认为他们争论“太琐 碎”，提议“停止争论”，立即召集代表大会来解决。他说：“我认为草案和提纲都同样不高明”；尹宽起草的《政治决议案》也“太长”，“陈词滥调”，“毫无生气”。他主张“草案”与“提纲”都不用，“由代大另行起草。我并 且现在写了一个草案，贡献于代大”。他规劝陈其昌对于史朝生等人指出的“不主张着重于基本路线的规定和教育，而着重于零碎的实际工作的倾向”， 应“痛加反省和改正”。他反驳刘仁静、史朝生在联合战线上的观点，申明不应反对一切联合，“联合战线乃是两个政治立场根本不同的政治集团在某 种政治上一时利害相同的共同行动，并不是谁投降谁，即谁接受谁的指导”。“至于整纪和清党，应该‘行之以渐’和‘去之太甚’，并且必须于代表大 会后举行之，目前万不可操切！！！”①陈独秀这里讲的他也“写了一个草案”，是《现局势与我们的政治任务议决草案》。草案认为世界无产阶级的“实力 精神都日益削弱了”，中国无产阶级的斗争“还停留在被迫的零①《校内生 活》第１３期。碎的防御之阶段”。西方帝国主义与日本妥协的结果，“南京政府必然逐 步受日本帝国主义之支配”。在这种国际国内形势下，“我们应当看清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斗争，不是目前的现实问题，我们目前的任务是在靠紧一切民 主斗争”；“国民会议的口号，正是一切民主运动之反映及其总和”。“必须有不断的民主的国民会议斗争，才能够推翻国民党政权”，农民战争对于国民 会议的斗争，“也只能放在次要地位”①。可是史朝生等人根本就不把陈独秀放在眼里，他们在１月１３日，按原 计划匆匆忙忙地召集了托派支部代表７人举行“上海代表会议”（陈其昌等人弃权）。史朝生、胡文华分别作政治报告和组织报告，全体一致同意，并 认为陈独秀、陈其昌、尹宽等人关于“联合战线”的意见“乃史大林派机会主义思想之复活”，“是资产阶级在无产阶级队伍中的说客”，必须作“无情 的斗争”。宣称要对他们“作最后一次的谈话，假如他们重新考虑之后，放弃这种意见，我们是同志，否则，应立即开除出党。会议决议将中国托派名 称正式改为“中国共产主义同盟”，并改变全国领导机关名称为“中央委员会”，不复用“临委”名称。“中央”由１０人组成，包括李福仁。史朝生、 胡文华、刘家良（书记）３人组成常委。②陈其昌为此特意赶到南京，向陈独秀汇报了这一严重的事态发展。陈独秀听后悲愤已极，立即写信给史朝生 等人，说①②《中常委通告第一号——关于最近上海代表大会及其决议》，《校内生活》第１３期。《肃清机会主义》（小册子）。“一切不乐观的现象令我不安，大家不同的意见，应公开的辩论， 切勿希图利用组织威权来箝制异己，像这样破坏组织的行动是不能容许的”。他呼吁“一切须代大及国际解决”！“不宜草率决定，尤不可由少数人捣乱后，盗用组织威权来解决政治意 见，尤不可采用开除个人这种滑稽手段”。他特别痛恨李福仁的插手，指出“外国同志倘在中国鼓动分裂运动（望你们将我这句话明白告诉他！！！）如 果他算是国际代表，最后国际必须负责，分裂运动不是任何人可以任意儿戏的，特此提出警告！”①殊不知新的托派中央对陈独秀遥远的干预更为恼火。 他们本来就是把他和陈其昌等人一块打击的，这次他是自投罗网。１月２５日，新的中央给陈独秀复了一封很长的信，系统地列数批判陈独秀四大机会 主义错误：“共同行动”；放弃“保卫苏联”及“联合苏联”的口号；现在仍把“红军”看做“流寇土匪”；组织问题上“拉拢调和的中派主义立场”。指 责说，如果这些错误不改正，“则许多机会主义的路线和分子将不断的借你的‘权威’和借你的这些错误发展起来”；表示不同意陈独秀解决组织问题 的办法，“或者纠正错误，或者马上分裂，任何拖延的办法（如‘等国际来信’或‘召集全国代表大会’来解决），都是有害的形式主义！”②。并且采 取断然措施，将陈其昌和尹宽开除了。在他们以“常委”名义发表①②《中央委员会致雪衣同志信—关于表示政治立场及怎样解决组织问题》，《校内生 活》第１３期。《雪衣最近来信》，《校内生活》第１３期。 的通告《为撤销陈其昌商吉士（尹宽）党籍及要求其他同志表示最后态度事》中，说中央委员会与陈其昌、尹宽作“最后谈话”，陈、尹表示“原 来的政治主张完全正确的，一点不能更改”，因此决定将他俩人“开除”，并要求陈独秀、赵济、蒋振东等人表态。 陈独秀当然表示反对，所以也被“开除”了①。当时王文元正好出狱来到上海，他也致函刘家良、史朝生托派“常委”，呼吁“在目前中国这样黑 色的氛围中，我们这点点快等于零的力量，应该要相当加以珍惜的”；提议将不同意见提交全体讨论，大会解决，“请国际作最后解决”，在解决前，“不 要进行组织分裂和制裁”②。但是，新的托派中央没有理他。直到１９３５年３月，新的托派中央被国民党破坏：刘家良、史朝生、 胡文华及李福仁等在上海被捕，同时伊罗生和刘仁静也在北平被捕（当时伊罗生雇刘仁静为助手，在北方收集中国第一次大革命的资料），他们组织的“中央”随即“消亡”，这一出闹剧才宣告结束。 事件发生以后，李福仁和伊罗生虽因“洋人”很快获释，然托派又陷于“领导机关根本没有”的状态中。这年夏天，王文元又来到上海，收罗起２０多个托派分子，企图重新组织起来。王文元说：“狱中的独秀对组织很关 心，他写信出来，主张由陈其昌、赵济和我（王文元——引者），暂时成立一个三①②连根（即王文元）：《对目前组织问题的意见》，载《全体起来， 制止无理的分裂组织》（油印单行本）。《双山回忆录》第１９０、１９１页。 人委员会，着手整理工作。李福仁此时已和陈其昌及尹宽和解，常见面，也极盼组织能够恢复。”“不久，从一次上海现有同志的代表会议上，推出了 一个临时中央委员会，其中包括陈其昌、尹宽、蒋振东、李福仁和我。此时独秀方面，因得其昌、赵济和我的不断解释，总算对‘毛子’（即外国同志） 的合作也谅解了。”而此前，陈独秀“接连写出信来，力阻我们与毛子合作”。①陈独秀答应与李福仁合作，以及中国托派再次与李福仁合作，是与托洛茨 基的推动分不开的。１９３５年８月，伊罗生回国②途经挪威奥斯陆时，向托洛茨基汇报了“开除陈独秀”事件，并带去了刘仁静反对陈独秀巨著《五 年来的中国左派反对派》。伊受刘的影响，也说了诋毁陈独秀的话，甚至在他后来出版的被西方学者称为“不朽之作”的《中国革命的悲剧》中，还指 责陈独秀对第四国际的态度“可疑”。但是，托洛茨基听后却对“开除”陈的事件明确表态：“不允许”！并对于刘仁静自命为中国托派运动中布尔什维 克倾向的代表的那种骄傲态度，颇觉有趣。他说：“我想即使陈独秀具有某些机会主义的成分，但他毕竟多活几岁，有更多的经验他能贡献我们许 多好的意见，我们绝对需要留他在第四国际的总委员会中与我们合作。”他认为刘仁静批判陈独秀的意①②伊罗生被释放后不久回国，他用托派观点 把中国实地收集的大量材料，写了一部中国大革命史——《中国革命的悲剧》，托洛茨基写序。由于观点与传统的共产国际和苏联科学院的观点完全 对立，在西方引起巨大反响，被誉为“不朽之作”。《双山回忆录》第１９５、１９６、１９４页。 见是“大大地夸大了的”，是“荒谬”①的。 就在这次谈话以后，１９３５年８月１０日，托洛茨基给李福仁写了一封信，虽然他无可奈何地宣称，对中国托派与陈独秀的“那些思想分歧问题， 我暂时不表示意见”，默认“中国支部也已成立其自己的中央委员会，与陈独秀及其一派不相干了”。但他毫不掩饰地竭力推崇陈独秀“是知名的，而 且业已证明为绝对可靠的”。“他是国际的人物，他现在被监禁在牢内。他不仅仍旧忠实于革命，而且仍旧忠实于我们的倾向。”为此，他以“你们不要我要”的态度表示：“陈独秀可以而且必须有其 位置在第四国际领导机关之中”；“我们现在正在创立第四国际，以总理事会为领导国际的理论机关和咨询机关我认为，无疑，陈独秀同志是应当加 入总理事会的，不管他和中国支部有什么重要分歧。”他甚至这样强调说：“我们如果抛弃了陈独秀的合作，那对于第四国际 的威权将是一个严重的打击。”②托洛茨基在陈独秀最困难的时刻，给了他最大的支持和“荣誉”。他们二人之间的这种关系，一直继续到１９４０年 托洛茨基去世。派中央的过程中，又有两件事，造成了陈独秀与“新中央”的矛盾。一 是陈其昌以正统自居，挟陈独秀“以自重”，“算旧帐”，要过去史朝生“中央”的成员“承认错误”，因此“新①②《建立》第３期，１９４７年９月出版。 托洛茨基：《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谈话》，１９３５年８月，伊罗生笔录，《中国革命问题》第３３１—３３４页。 中央”迟迟建立不起来。为此，尹宽等人曾致函陈独秀，表示不满①。一是尹宽等人不同意陈独秀这年１月１０日起草的《现局势与我们的政治任 务议决草案》。他们发表宣言、文章和小册子，声称要肃清陈独秀的“机会主义”。尹宽说陈独秀的“草案”“充满了庸俗主义和学院主义”，是“极端 的右倾机会主义”，“中心思想是在以民主斗争反对无产阶级守取政权的斗争”；“在总路线上，它是代表右派，即资产阶级的民主派”。认为托派活动 不应“靠紧”民主斗争，而应“靠紧”在“抵抗日帝”、“农民战争”、“加深国民党政权的危机”等这些条件上②。他们认为：“实际的民主任务（民族 独立、国家统一，土地问题，八小时工作制等）不是由民主形式得到解决，而是由无产阶级领导革命及实现它的专政来解决。我们战略的总路线是 夺取政权。”“无产阶级应自视为负有历史使命的阶级。它应本着自己解放的前程以彻底解决民族民主的任务为己任，但它不能 自附于民族民主的运动以求分沾余润。”③陈独秀对于这种批评嗤之以鼻，并因此造成了抗战爆发以后他与托派领导集团新的“决裂”。他出狱时，有 人曾劝他回上海重整托派事业，他坚决拒绝。①②③商吉士：《评雪衣同志的〈现局势与我们的政治任务议决草案〉》，《肃清机会主义》（托派小册子）， 第４页。商吉士：《评雪衣同志的〈现局势与我们的政治任务议决草案〉》，《肃清 机会主义》（托派小册子），第４页。吉士、东（蒋振东）等七人《给雪衣同志的信》（１９３５年１１月１５日），载《给雪衣同志的信》（托派油印小册了），第３页。 无条件出狱未发表的声明华战争。为了实现其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狂妄野心，８月１３日又向上海发动进攻，并派飞机轰炸国民党首都南京，妄图在 攻占上海后，直取金陵。陈独秀所住的牢房，有一次也被震坍屋顶，他躲到桌子底下，幸免于难。他见到去探望的陈钟凡（时任南京金陵女子大学中文 系主任），还“谈笑自若”①。于是陈钟凡便与胡适、张柏龄等商量联名保释他。但是，国民党政府的 条件是，除了有人保之外，还需本人具“悔过书”。陈独秀闻之大怒说：“我宁愿炸死狱中，实无过可悔”，并且拒绝人保，说“附有任何条件，皆非所 愿”②。他要的是“无条件出狱”。但是，当时时局已对国民党万分紧迫：一方面是日本帝国主义疯狂的军 事进攻，严重威胁着南京；另一方面，国共第二次合作实现，共产党和全国人民强烈要求释放一切政治犯，以利共③同抗日。所以，释放象陈独秀这样 有名望的政治犯，已是公众的一致要求。于是，汪精卫与蒋介石协商后，①②③吉士、东等八人签名通过的《为成立第四国际中国支部（布尔什维克——列宁派）临时委员会的建议书》（１９３５年１１月８日），《给雪衣同志 的信》第３页。陈钟凡：《陈仲甫先生印象记》，未刊稿。 陈钟凡：《陈仲甫先生印象记》，未刊稿。 不得不令国民党政府司法院“设法开释陈独秀”①。因为陈独秀拒写“悔过书”，所以要“设法开释”，即找一个自己下台的台阶。一个“请将陈独秀减刑”的公文，其内容如下：“查陈独秀前因危害民 国案件，经最高法院于民国二十三年六月三十日终审判决，处有期徒刑八年，在江苏第一监狱执行。该犯入监以来，已愈三载，近以时局严重，爱国情殷， 深自悔悟，似宜宥其既往，藉策将来。拟请钧府依法宣告将该犯陈独秀原处刑期，减为执行有期徒刑三年，以 示宽大。”②这里，“爱国情殷，深自悔悟”，就是他们自我解嘲自找台阶下台的托词。他们以为这样一捧——“爱国情殷”，一压——“深自悔悟”，陈 独秀就可以默认了，他们的面子也保全了；并给人印象，陈独秀似乎真的写了“悔过书”。所以，南京政府当日就把呈文批下，向司法院发出了“国民政府指令”③。“指令”只把“呈文”中的“近以时局严重”语句圈掉，显然是为了更 加突出“爱国情殷，深自悔悟”，其末尾称：“呈悉。应予照准。业经明令宣告减刑矣。仰即转①②③国民政府指令，第１８４４号，中国第二历史档案 馆藏。司法院呈文，呈字第２６０号，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汪精卫致胡适（１９３７年８月１９日），原件存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饬知照。此令。”司法院接到“指令”后，旋即又在当日“训令”司法行政部部长王用宾， 称“现值时局紧迫，仰即转饬先行开释可也”①。从“呈文”到“指令”、“训令”，以及见报的“明令”，一向以腐败和低 效率著称的国民党政府，竟在一天之中就完成了。可见当时时局之“紧迫”，也暴露了他们急于要甩掉这个“包袱”的狼狈心情。第二天，即８月２２日，“宣告陈独秀减刑”的“国府明令”就在《中 央日报》等各大报上刊登出来，主要内容与上述“指令”相同，只在末尾宣称：陈独秀原执行有期徒刑八年减为执行有期徒刑三年，以示宽大。此令。” 与此国时，监狱当局也向陈独秀宣布了这个“明令”。陈当然不能接受“深自悔悟”之类不实之词，同狱的濮德志和罗世藩也劝他发表声明：“爱 国情殷”可以默认，“深自悔悟”四字必须声明更正②。但是，陈独秀当时 并没有这样做。濮德志后来回忆说：“陈独秀这个人是非常乖僻的，新闻记者来见他， 本可乘此机会讲讲自己的主张，但他避而不见，把我和罗世藩气坏了。”其实，陈何不想乘此辟谣！看来他的城府更深，因为出狱前就批驳“国府明令” 显然是不明智的，很①②濮清泉：《我所知道的陈独秀》。司法院训令，训字第５９４号，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可能节外生枝而耽误了出狱大计。 就这样，８月２３日，陈独秀出狱了。第三天，他就给《申报》馆写了一封声明信。此信不长，但写得极佳，全文如下：国情殷，深自悔悟。爱国 诚未敢自夸，悔悟则不知所指。前此法院科我之罪，诬以叛国。夫叛国之罪有明文，外患罪与内乱罪是 也。通敌之嫌，至今未闻有人加诸鄙人之身者，是外患罪之当然不能构成。迩年以来，国内称兵据地或企图称兵据地之行为，每役均于鄙人无与，是内 乱罪亦无由周内。无罪而科以刑是谓冤狱。我本无罪，悔悟失其对象；罗织冤狱，悔悟应属他人。鄙人今日固不暇要求冤狱之赔偿，亦希望社会人士，尤其是新闻界勿加我以难堪之诬蔑也。以诬蔑手段摧毁他人人格与自身不顾 人格，在客观上均足以培养汉奸。此非吾人今日正所痛心之事乎！远近人士或有以鄙人出狱感想见询者，益以日来都中有数报所载鄙人言行，皆毫无风 影，特发表此书面谈话，以免与新闻界诸君面谈时口耳之间有所讹误。”①陈独秀所以将此信寄给《申报》馆，大概是《申报》在报道陈案审判时比较 客观，且富有同情之心。据说当年陈独秀的自撰《辩诉状》写出后，上海各报“慑于国民党的高压，只字不敢刊载，独有《申报》别出心裁，在《地方 通讯》栏①上海档案馆藏，原件无标点。内用‘苏州通讯’的形式，发表了《辩诉状》的要点”①。陈独秀这次 自然也希望它能发表这个声明，但是，这次却未能如愿以偿。《申报》馆接信后，编辑部主持言论的胡仲持即与总经理马荫良商量， 二人一致认为，国民党以“危害民国”判陈的罪，可以说是一种“冤狱”，应予“赔偿”，而今将陈释放，仍要对他造谣污蔑，说什么“深自悔悟”，怎 能自圆其说。陈在来信中表明两点，无不言之成理，在《申报》发表，自无问题。但采取什么形式发表，用“书面谈话”，还是用“读者来信”，一时不 能作出决定。怕处理不当，或是国民党“新闻检查官”通不过，或为读者所忽略，都不能达到陈独秀的目的，所以迟疑不决。同时，马、胡二人对于托 派情况毫无了解，为了慎重起见，他们托胡仲持的哥哥胡愈之听听共产党方面对这封信的意见，了解到共产党方面的态度比较淡漠，认为《申报》是否 发表此文，可由《申报》自己决定。因此，编辑部为避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决定“暂不发表”。另外，此信战争影响，上海各报都缩小篇幅，《申报》由 五、六大张改为一张半，又多为军事报道所占，陈独秀出狱的新闻，并不引起重视。这样耽误到１２月１５日，《申报》因拒不接受日方检查自动停刊。②陈独秀的这封信，在那时也就不再有发表的机①②马荫良、储玉坤：《关 于陈独秀出狱前写给〈申报〉的一封信》。马荫良、储玉坤：《关于陈独秀出狱前写给〈申报〉的一封信》，载《党 史资料》（丛刊）１９８１年第１期。不是“出狱前”，应是“出狱后”。会了。 所以，今天披露陈独秀５０多年前写的这个声明，是很有意义的。不然，人们以为陈独秀当时果真默认“深自悔悟”了。 五抗战初期的主张和活动拥护政府领导抗日拥护国共合作救国１９３７年８月２３日中午，陈独秀由潘兰珍和三儿子陈松年迎接出狱，先在其学生——时任国立中央研究院语言研究所所长、中央大学教授傅斯年（孟真）家 中住了几天；因附近房屋被日机炸坍，主人避难他去，又于月底移居陈钟凡 家。因形势紧张，便于９月９日乘轮船迁往武汉。抵汉后，暂寓旅社，不日 即移居武昌城内双柏庙后街二十六号。据说，这处住所是一个桂系军人的旧式平房，颇有庭园风味。出狱后的陈独秀，能住上这等房子，还是比较满意 的。陈独秀出狱前后，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一系列重大而复杂的变化。 国际上，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不仅促使远东的日本走上了侵华的道路，而且使欧洲的德国和意大利日益法西斯化。德国的希特勒，与意大利的 墨索里尼相勾结，先后退出国际联盟，扩军备战，发动侵略战争。１９３６年，意大利侵占阿比西尼亚，并与德国联合进攻西班牙。１９３７年，日德意终于结成法西斯侵略集团。他们发出的“征服世界”的嚎叫，在世界人民 头上笼罩了一片乌云。再加上，英美法等所谓民主的资本主义国家奉行怂恿日德侵苏的“东西方慕尼黑”政策，更加深了这种世界危机。社会主义的苏 联，一方面取得了国民经济建设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胜利，与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形成显明对比；另一方面，为了保卫世界和平和民族自卫，积极 开展外交斗争，先后与法国、波兰缔结了互不侵犯条约。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司令部的共产国际，仍然在国际斗争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１９３５年７月，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制订了打击法西斯主义的国 际纲领，向各国共产党人提出了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任务，从而极大地推动了各国反法西斯的斗争。在国内，日本帝国主义要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的侵华战争，深刻地改变 着中国国内各阶级阶层的政治态度。１９３５年１月的“遵义会议”，批判了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挽救了红军， 挽救了党。８月１日，中国共产党根据共产国际“七大”路线精神，发出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呼吁团结抗日，停止内战，组织国防政府和 抗日联军。１２月的“瓦窑堡会议”，批判了党内关门主义的错误，制定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之后，党就很快实现了由反蒋抗日到逼蒋抗 日的转变。１９３６年５月３１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在上海成立，呼吁各党各派立即派遣正式代表，进行谈判，制订共同救国纲领。１２月１２日，“西安事变”爆发，中共推动和平解决，蒋介石终于在全国人民的压力下， 在英美帝国主义为保护其在华利益考虑的影响下，被迫答应联共抗日。１９３７年９月，第二次国共合作实现。 国内外形势的重大变化，在全国人民面前提出了一系列严峻的问题。一向对政治形势有敏锐观察力的陈独秀，思想也随着发生了重大变化，主要表 现在两个方面：第一，由“打倒国民党”，转变为“拥护国民党政府领导抗 日”。陈独秀出狱前夕，就拟了几条“提纲”，其中有一条是：“暂时对国民党 政府休战。”①陈独秀这种转变，是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国民党被迫接受抗战后开始的。他在狱中得知“西安事变”消息时，曾十分激动，认为 蒋介石这个独夫，此次难逃活命。但是后来，共产党为了逼蒋抗日，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蒋介石回到了南京，这使陈独秀又感到“惘然”。他说，“看起来蒋介石的统治，是相当稳固的，不象我们分析的那样脆弱。”②抗战爆发后，他看到中国面临亡国危险，国民党政府表现出相当的抗日积 极性，于是，他就转而拥护国民党政府领导抗日。陈独秀出狱后，在南京、武汉多次发表讲话、撰写文章，宣传抗战，表 示竭诚拥护抗战。他提出“民族利益高于党派利益”，呼吁全国民众，尤其是“共产党及其他党派，都以在①②濮清泉：《我所知道的陈独秀》。郑超麟：《陈独秀与托派》（１９８０年１０月）。 野党的资格绝对拥护抗日战争；一致承认国民党一党政权及其对于抗日战争之军事最高统率权”①，号召全国人民“必须赶快有钱者出钱，有力者 出力，使政府能够抗战到底”②。陈独秀这个政治立场的转变，是由于他对抗日战争有了更高的认识，而对国民党政府，则有了新的观察和期望。对于这次抗日战争的性质，陈独秀认为是“被压迫的民族反抗帝国主义 压迫束缚的革命战争”③；它不仅是“进步的”，而且是“革命的”；不仅是“反侵略战争”，而且是中国“六七十年来改革与革命的大运动之继续”④，“是第一次革命——辛亥革命、第二次革命——北伐战争之继续”⑤。这次 战争的意义，不仅仅是赶走日本帝国主义，而且“是推翻一切帝国击义的宰割，完成国家独立与统一”⑥，“由半殖民地的工业进到民族工业，使中国 的政治经济获得不断的自由发展之①②③④⑤⑥独秀：《从第一个双十节到第二十六个双十节》，《宇宙风》第４９期，１９３７年１０月１６日。独秀：《从第一个双十节到第二十六个双十节》，《宇宙风》第４９期，１９３７年１０月１６日。 陈独秀：《抗日战争之意义》，《我的抗战意见》第５页，华中图书公司出版，１９３８年３月。 陈独秀：《抗日战争之意义》，《我的抗战意见》第５页，华中图书公司出版，１９３８年３月。 独秀：《言和即为汉奸！》，《抗战文选》第８辑，向愚编，战时出版社发行，１９３７年１２月２０日。 陈独秀：《抗战中的党派问题》，《陈独秀先生抗战文集》第五集，亚东图书馆发行，１９３８年４月。 机会”①。并且，他在自己的“抗战纲领”中写道：“以推翻帝国主义者所加于中国民族工业发展的障碍为此次抗日战争之最终目的。”②陈独秀 以这样的观点，批判了托派中有人认为中日战争“是蒋介石对日本天皇的战争”③，“南京政府和东京政府的战争”④“两个帝国主义之间争夺殖民地 的战争”⑤的观点，并且愤怒痛斥日本自称为“社会主义者”的山川均、佐野学和铃木茂三郎等宣扬的“爱国主义”论调，指出：“被压迫民族的爱国 运动是进步的，因为这一运动是给帝国主义者以打击；压迫国的民族主义和爱国运动是反动的，因为它是帮助自己的帝国主义政府，压迫侵略被压迫被 侵略的民族。”⑥而山川均等“厚颜的先生们，居然狡猾的借口无产阶级利益来说谎话，以欺骗大众，他们认为资源贫乏的日本，从中国夺取得资源， 于日本无产阶级现在的生活和将来社会主义的建设，都是有益的，所以日本的无产阶级应该赞助对华战争”。抗战之初，全国人民同仇敌忾，抗战空气热烈，国民党①②③④⑤⑥陈 独秀：《告日本社会主义者》，《政论》第２２期，１９３８年８月５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