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传-陈独秀传-15

但是彭述之、尹宽坚决反对，认为他们“都很年轻，没有政治经验，不能领导我们这些参加过大革命的老干部，只能受我们领导”④。尹宽提出两派在平等基础上实行联合的办法。恰在这时，在苏联的秘密托派刘仁静、王文元、吴季严（陈独秀的外甥）回到国内。王、吴在党内隐蔽下来，分别在中共中央组织部和宣传部任干事，刘则向中央代表恽代英公开表明托派观点，在党外进行公开的托派活动。刘仁静回国时曾绕道土耳其拜见托洛茨基，托亲自起草了中国托派的“政纲”⑤，由刘带回中国。托还给刘起了“列尔士”（Ｌｅｌｓ）假名，委他充当托洛茨基与中国托派之间的“通讯员”，所以他回国后即以“老托代表”自居，调解“我们的话派”与“陈独秀派”的关系。刘仁静在建党初期一度是团中央的负责人，与陈独秀的关系很密切。俩人还一起参加了共产国际第四次代①②③④⑤托洛茨基：《中国革命问题》第２３８页。区芳：《反刘仁静政纲》。郑超麟：《我所知道的中国托派早期历史》，手稿。《双山回忆录》第１４３页。区芳：《反刘仁静政纲》，《我们的话》第１５期，１９３０年３月出版。陈在１９２９年１０月１０日致中央信中说：“我在八月五日写给你们那一封长信，是用了合法手续，很委曲求全的极力迁就在第六次大会的议决案范围内，向党建议，希望有相当的补救。”表大会。这次刘回国后，住在法租界一个公寓里。郑超麟和尹宽去看他，并讲述了他们和陈独秀转向托派的情况。然后，刘与郑约好，在东有恒路余庆里的郑超麟家中，会见陈独秀。这幢房子是新租的，除了郑家，还有蔡振德家，成了托陈派新的活动中心，起初是非正式聚谈，后来就正式召开会议。陈独秀与刘仁静相隔多年后再次见面，有了托洛茨基主义的共同语言，双方谈得很投机。刘仁静当场出示托洛茨基写的三个文件：一个是他在土耳其拜访托洛茨基时，托特意写的《中国布尔塞维克列宁主义派（反对派）的纲领草案》①；第二件是《中国革命的总结与前瞻》；第三件是《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后的中国问题》，都是俄文打印稿，比先前所传的中文译镐完整准确。当场决定，由刘仁静与郑超麟分工翻译，收在《中国革命问题》第二集中正式出版。谈到托陈派与“我们的话派”关系问题时，陈独秀委托刘向“总干”表示：他（陈独秀）将公开承认大革命时期的错误，接受托派的理论和策略；提议双方共同组织“联合委员会”。②刘仁静表示愿意转达，并建议两派代表直接谈判。几天后，就举行了这次谈判，托陈派代表是陈独秀和尹宽，“我们的话派”代表是史唐和宋逢春。谈判是在法租界一幢两层楼的房子的楼上进行的，那是尹宽的家。刘仁静把史唐和宋逢春领来后，列席会谈。据宋逢春回忆，那天陈独秀穿一件墨绿色哗叽长衫，前额已经①②区芳：《反刘仁静政纲》。列尔士：《反对派统一运动的前途》（油印小册子）。列尔士：《答我们的话派》，《十月》第１期，１９３０年３月３０日出版。托洛茨基：《中国革命问题》第２３８页。光秃，两边尚有黑发，小眼睛很有精神，面色黝黑，一副教授学者的派头。人到齐后，陈就拿出几块钱来，从饭店叫来几盘菜，边吃边谈判。当宋逢春问陈独秀大革命失败情况时，陈摇摇头说“很惭愧”，接着说：“唉，老毛子懂什么，懂什么！”听刘仁静介绍莫斯科回来的青年托派，大多数生活问题没解决，睡水泥地，穿单衣，像野狗一样到处蹭饭吃，抽香烟屁股，但还是坚持干“革命”。陈独秀说：“他们这帮年轻人，与我们老干部比，了不得！”①当谈到正题时，陈独秀向“我们的话派”提出两条要求：（一）提供材料，主要是托洛茨基论中国革命的文章和文件，共同讨论问题；（二）托陈取消派全体成员加入托派组织②。史唐和宋逢春表示接受这两条要求，但需经“总干”研究决定后作出正式答复。但是，在具体对待托陈派的做法上，“我们的话派”的“总干”，也发生了分裂。梁干乔认为中国托派中，只有他和刘仁静受过托洛茨基的接见，而他在苏联加入托派时见到托洛茨基，比刘还早，因此他代表中国托派的“正统”，是当然的领袖。他害怕陈独秀等一批老干部加入进来，会危及他的这种地位，所以，他和张师（１９２９年初接替陆一渊任“总干”宣传部长）视陈独秀等人要求加入反对派是“阴谋”，是“企图消灭反对派”，因而主张“不要理他们”；区芳、史唐、张特则要求他们在承认“我们的话派”“正统”地位的前提下，“分别地而①②区芳：《反刘仁静政纲》。访问宋逢春谈话记录（１９８５年１０月１２日，唐宝林整理）。非集体地经过审查，加入它的组织”①；宋逢春因为在与陈、尹谈判时就表示同意吸收陈独秀派及两派合并的意见，被“总干”说成是“投降主义”，遂被开除②。后来宋与刘仁静、王文元等发起成立“十月社”。所以，“总干”一时难以答复托陈派的要求。于是，９月间，“我们的话派”在上海召开了第二次代表大会。大会在史唐、区芳（在大会上当选为“总干”宣传部长）主持下，讨论通过了吸收陈独秀派的三个条件：“一、公开宣布斯大林的领导是机会主义的；二、公开与真诚地批判自己过去的机会主义错误，并承认反对派政纲的正确；三、公开解散自己的独立小组织。”③ 会后，陈独秀又托列席“总干”会议的刘仁静向“总干”提议：陈独秀派以个人名义分别加入组织。刘仁静则根本看不起“孩子们胡搞”的“我们的话派”，他提出召集临时代表大会，修改“二代会”政治决议案，改组“总干”，以吸收陈独秀、彭述之加入领导，并对“总干”说：“我们的统一运动，只可以说是全为独秀个人，其余诸子，碌碌不足道也。”但是二人提议均遭“总干”拒绝。④于是，陈独秀愤怒拒绝了“总干”的“三个条件”，决心①②③④区芳：《反刘仁静政纲》。列尔士：《反对派统一运动之前途》。“我们的话派”１９２９年１１月１５日致托洛茨基的信。原载１９３０年２、３月合刊，第９期俄文《反对派公报》，转引自双山译《托洛茨基档案中致中国同志的信》第１６页；区芳：《反刘仁静政纲》。《总干上海区干组长联席会议对下列问题的决议》，《反对派内部生活》（“我们的话派”内部机关刊物，油印）之二，１９８０年６月１５日出版。区芳：《反刘仁静政纲》与彭述之等人，自行组织独立的托派小组织，取名“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又称“中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列宁派”；推出陈独秀、彭述之、尹宽三人组成“临时领导小组”①；通过了尹宽起草的决议，谴责“我们的话派”的“门罗主义”②；还请刘仁静起草纲领，即后来由陈独秀修改定稿的《我们的政治意见书》。就这样，１９２９年９月，以陈独秀为核心的中国托派的第二个小组织便宣告成立了。接着，他们就加紧在中共党内的分裂活动，以致最后陈独秀等被开除出党。陈独秀被开除出党，揭开了中国共产党清除托派的序幕，从此开始，不仅与陈独秀一起活动的党员统统被开除出党，而且从莫斯科回国隐蔽在党内很深的托派分子，也逐个被清除出来。紧接在陈、彭等五人之后，中共中央还批准江苏省委开除了江苏省委委员罗世，批准中央直属支部开除了王平一③。不久，江苏省委又开除郑超麟、尹宽、刘伯庄、李季、①②③《红旗》１９２９年１１月２７日。“门罗主义”。门罗是１８１７—１８２４年美国总统。他在１８２３年曾向国会提出一个咨文，其中制订了美国对拉美政策的原则，被称为“门罗主义’。当时拉美各国纷纷独立，为了防止欧洲“神圣同盟”的干涉，在咨文中，美国以“保护者”姿态出现，提出“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这在当时对防止欧洲列强染指拉美起了一定的遏制作用；但另一方面，它又成为美国长期侵略奴役拉美的一个工具。参见郑超麟：《我所知道的中国托派早期历史》。陈碧兰：《彭述之的思想与他在中国共产党以及托洛茨基运动中的作用和活动》，（日）中岛岭雄编：《失去了的中国革命》（彭述之选集）第１８４页，１９８０年１１月东京版。笔者过去著文曾说托陈派在１９２９年９月即选出五人委员会，不确。因为那是１２月的事。陈碧兰、杜琳、谢庄、薛农山等８人的党籍。陈独秀与这些被党开除的人，满怀希望地开始了更加紧张的托派活动。１９２９年１２月，在陈独秀的主持下开了一次“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 会议。这次会议讨论并通过了本派的纲领——《我们的政治意见书》（八十一人声明）。意见书猛烈抨击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所谓“机会主义”路线，要求恢复托洛茨基的党籍和领导工作，恢复中国党内被开除同志的党籍，改组苏联共产党、共产国际及其各国支部的领导，重新决定联共、国际及中共的路线等。会上正式选举了“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的“常务委员会”，总书记陈独秀，常委有彭述之、尹宽、马玉夫、杜培之（不久，杜培之去做了强盗，被捕枪毙，由罗世补上），秘书长吴季严（吴因在１９３１年３月被陈独秀撤去参加托派统一协议委员会代表资格，也辞去秘书长职，由何资深代替）。开散发。当中共中央和江苏省委看到这个由八十一人签名的意见书后，便在中央机关报《红旗》上分别致函那些还在党内的签名者，如何资深、张以森、庄季贞、陆沉、刘毅然、彭桂秋、段浩、朱崇文、刘静贞、吴季严、王永庆等，要他们表明在意见书上的签名，“是否你们自觉的列名，抑系取消派的假借名义，应立即作一声明书，并做反取消派的文章。否则，党认为你们已自觉的参加反党的行动，党只有给予最①“意见书’ 是１９２９年１２月１５日通过，但到翌年３月才公开散发。后的制裁，以巩固党的铁的纪律”①。结果，他们都不予理睬，遂被开除出党。托陈派小组织在党外独立后，在陈独秀领导下，主要从宣传和组织两方面开展活动。在宣传方面，他们把流散的托派文件，主要是托洛茨基写的文章，收集翻译出版了两本《中国革命问题》；尹宽起草了“宣传大纲”，写得很长，油印成一本好多页的小册子，作为托派小组讨论的依据和对外宣传的材料。他们的主要宣传阵地是陈独秀主编的中央机关报《无产者》。该刊在１９３０年３月１日创刊，讨论刊物名称时，郑超麟提议用《无产阶级革命》，后来决定用《无产者》，是模仿列宁在１９０５年日内瓦主编的地下刊物的名称。从此，托陈派又被简称为“无产者社”。这就是“无产者社”名称的来历，并不是有人说的早在１９２９年１２月选举托陈派中央机构时，就“把以陈独秀为核心的小组织命名为‘无产者社’”②。《无产者》先是铅印的，出了两期，因负责印刷的工人王成伟被捕，稿件没收，第三期起改为油印。陈独秀不仅主编《无产者》，还奋笔撰稿，几乎每期的重点文章都出自他的手笔。“无产者社”的活动经费，包括刊物铅印油印的费用，主要靠陈独秀利用他的社会关系筹措的。如他曾派好友李仲山到西北，向陕西省政府主席杨虎城和西安警备司令马青苑筹款。因为李本是一个正直的老革命者，陕西潼关人，曾参加辛亥革命，光复陕西。１９２４年，又参加冯玉祥的首都革命，欢①②《关于陈独秀一生活动的评价》，《中国社会科学》１９８５年第５期。《红旗》第８６期、１０１期，１９３０年３月２２日、４月１６日出版。迎孙中山北上，曾为冯部第二军（军长胡景翼）的驻沪代表。大革命时倾向共产党，与陈独秀关系密切。大革命失败后，关系断绝。１９２９年４月他营救了被捕的郑超麟，并想通过郑超麟重新与共产党接近，但此时陈独秀、郑超麟正好转向托派，于是把他也带了过来。李并不知道托洛茨基主义为何物，只崇拜陈独秀。这次他受陈独秀委托到西北筹款，搞到了一笔钱，但托派身份暴露后，杨虎城就立即叫他离开了。后来，他脱离托派，投靠胡宗南，做了西安参议会议长。在组织方面，他们曾在党内大力发展成员，原以为会一呼百诺，蜂拥而来，搞垮党的组织，以取而代之，但结果却是美梦一场。因为此时中共中央采取了果断措施，一面制裁他们，一面在党内层层做工作，召开各种代表会、座谈会，批判托陈派主张，清除托派的影响。中央组织部长周恩来在析了托洛茨基反对派在中国发生的原因及其前途。他说：“反对派在中国发生的主要原因，是中国大革命之失败与新的革命浪潮之复兴，存留在党内落后的小资产阶级‘同路者’形成了反对派发展的基础。”他指出，托派活动的策略路线是极左与极右的结合，即“口头上‘左’的革命口号而实际上右的革命形势估计与策略”；他们的作用是“帮助统治阶级反党”，“帮助敌人破坏革命”；他们的前途是“必然会整个卖给统治阶级”①。周恩来的精辟论述，及时地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巩固了全党的阵地，顶住了陈独秀和整个托派的冲击。后来，①《周恩来选集》（上卷）第４４页。李立三、潘文育等中央宣传部的干部，又在党报上发表了一系列批判陈独秀攻击党转向农村是背叛工人运动、攻击红军是“土匪”的种种谬论，都发生了很好的作用。因此，他们的组织在离开党４个月时，就发生了危机。一些人因生活困难等原因，“气势消沉；心灰意冷”，“把一切事情都推到陈独秀一个人身上”。骨干蔡振德对托派前途完全失望，干脆脱离组织，到西安投靠了杨虎城，一度任《西京日报》社长①。在此情况下，陈独秀并未气馁，他找到了刚刚被党开除的何资深担任“无产者社”的秘书长，并对组织进行整顿。但此时“无产者社”成员只有一百一二十人，而且老党员和知识分子居于多数。即使如此，他们还要摆出一副与共产党抗衡的架势，在上海与党的组织规模一样，设置了沪东、沪西、法南（法租界和南市）三个区委，在纱厂和码头工人中建立了支部，另外北平也建立一个支部②。两个月后，即１９３０年６月，陈独秀在“无产者社”代表会议上作了《关于中国左派反对派过去及目前工作》的报告，并作出决议。决议宣称：半年以来，我们“总算草创了一条新的道路，并团结了一些重要部门的干部分子”。决议在攻击中共重视农村武装斗争是“机会主义”之后，强调他们托派要进行城市工人运动，领导群众作防御的斗争，整顿内部组织，培养工人干部，除上海外，在广东、武汉、天津、青岛①②何之瑜：《关于陈独秀的托派活动》，未刊稿。蔡振德后来作为杨虎城的代表去新疆同盛世才联络时，被盛杀害。另一说是，他在１９３３年参加马仲英军事冒险，进入新疆，战死于疆场。及东三省各个工业中心区域发展工作①。但是后来完全落空，只在１９３１年春，在香港建立了一个支部。所以，到１９３１年一年前还少了几个。陈独秀为《无产者》创刊号写的《本报发刊词》中，气势汹汹地宣称：“本报的责任就在团聚中国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在国际布尔什维克列宁派（反对派）领导之下，彻头彻尾地扫除现在国际及中国共产党领导机关之机会主义的路线，盲动主义的策略和官僚主义的党制。”同时，他又在创刊号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我们在现阶段政治斗争的策略问题》的长文，认为国民党“资产阶级政权”是“走向逐步统一与相当的稳定”，主张无产阶级应极力要求参加资产阶级的国民会议，抨击共产国际和中共对革命形势的估计（“革命浪潮在两个浪潮中间”）和策略口号（苏维埃）是“机会主义”、“盲动主义”，是从“左”的方面“消极抵制”国民会议。４月１３日，他又写了臭名昭著的《关于所谓“红军”问题》的文章，从所谓的西欧和俄国革命经验出发，攻击中共领导人“领导农民做游击战争”是“背叛”中国工人运动，攻击红军的成分“大部分是游民无产阶级（土匪与溃兵）”，“其前途不外是（一）统治阶级的内战一时停止，‘红军’便要被击溃，或为所收买；（二）因自己内哄而溃散；（三）逐步与农村资产阶级（商人与富农）妥协，变成他们的‘白军’，或为他们的经①《无产者》第２期，１９３０年７月１日出版。济手段所压迫而溃散。”①这是托陈派攻击中国共产党坚持农村武装斗争路线的一篇典型文章。托派的一个基本观点是无产阶级政党不能离开城市工人运动这个中心，而到农村去搞农民运动，尤其不能去搞“军事冒险”。否则党就会蜕变成为“农民的党”、“小资产阶级的党”。至此，托陈派取消革命的真面目暴露无遗了。饱受托派小组织排挤获得托洛茨基赏识在陈独秀、彭述之等人被党开除的时候，刘仁静也离开了共产党。因为在１９２９年１１月５日，刘仁静发表了一篇题为《反对派统一运动之前途》的文章，叙述了他回国后如何促使“我们的话派”与陈独秀派联合，以建立中国统一的托派组织与共产党对抗及其暂时受挫的经过。这篇文章被中共中央批评为刘仁静在组织“新的反党联盟”，“进行第二党组织”。所以，中共中央在１２月２９日公开致函刘仁静，要刘在三日之内对中央与托派路线作出抉择②。刘未予理睬，随即自动脱党。当时有不少托派分子，是这样自动脱党的。与此同时，刘仁静又与托陈派和“我们的话派”决裂。从１９２９年９月到次年３月，刘仁静写了好几篇文章和给托洛茨基的信，批评陈独秀写的《论中国革命性质》、１０月１０日给中央的信、《告全党同志书》及《我们在现阶段政治斗争的策略问题》中的某些观点：（一）批评陈“不彻底承认自己①②《红旗》１９２９年１２月２０、２９日。《无产者》第２期。的错误”，说他企图“脱卸过去革命失败应负的责任”，“表面上承认错误，实际上反执之愈坚”①。因为陈独秀在１９２９年１２月１０日发表《告全党同志书》批驳党中央开除他党籍的决议时，一方面宣称他原先反对国共合作、继之屡次要求退出国民党的主张是正确的，另一方面又辩护自己因屈服于共产国际纪律及国际代表和党中央多数人的压力，才未能坚持自己的主张，而执行国际路线，导致了大革命的失败。刘仁静和其他托派分子，都认为陈在大革命中是“自觉地执行”共产国际的路线，而不是“盲目地执行”。（二）批评陈提出的“无产阶级贫农专政”口号，是与“无产阶级专政’对立的，“将成为民主专政者之最后遁窖”②。（三）批评陈独秀不愿解散自己旧的小组织，等等。鉴于此，刘仁静宣布，陈独秀派是“假藉反对派的招牌”，“实际是旧货贴了新商标”，变成了“右派反对派”，而不是“左派反对派”。他甚至宣称：“我们最初对于陈独秀曾不乏幻想”，但“短期合作”后，发现他“离开革命立场，精神衰败”，“堕落成为一个失意的政客”，“一个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集合于他周围的都是些欺诈失意的政客”，“我们应当丢掉他”③。所以，当他帮助起草的、最后由陈独秀修改定稿的《我们的政治意见书》发表时，他断然拒绝在上面签字，并声明这个意见书比他原来起草的稿子“扩大了许多”，“没有一点革命的作用，只是替陈①②③列尔士：《一篇虚伪的和可怜的文件》。列尔士：《评陈独秀双十日给中央的信》，《反对派统一运动之前途》附录。列尔士：《一篇虚伪的和可怜的文件——评陈独秀１２月１０日的〈告全党同志书〉》，《十月》第１期，１９８０年３月３０日出版。独秀巩固他过去的错误。”①在这样批评陈独秀的同时，刘仁静还竭力攻击“我们的话派”。先是责怪“总干”不吸收陈独秀派，而要与“我们的话派”决裂；后来又说“总干”之所以“拒陈”，“完全是为了地位”，而不是“路线”分歧②。他又批评“总干”规定托派组织“是党内的”，只“注重在党内进行反对派的工作”，而不是独立组织，同时在党外活动。他认为“我们的话派”的“二代会”政治决议案中关于革命形势“正在复兴”的提法，与中共中央的观点相似。以此，他攻击“总干”执行的是“投降派路线”③。鉴于此，刘仁静伙同王文元和从“我们的话派”中分裂出来的宋逢春以及陆梦衣、紫亮、董汝斌、廖麟、黎白曼、周庆崇等九人，在１９３０年１月１日发起成立“中国左派共产市义同盟”，发表了《告同志书》，宣布“总干”“已经死亡”，提议彻底批判“我们的话派”和“陈独秀派”的错误，“先由思想上策略上的统一，再做组织上的统一”。这就是中国托派第三个小组织。由于他们于３月３０日出版机关报《十月》，于是被称为“十月社”。与此同时，在莫斯科的肃托运动中，中国留学生托派组织的组织部长马彦卿交出２００多人的托派名单，苏共又将名单转交给中共中央。名单中有一部分人已经回国，隐藏在党内。于是中共中央就要这些人表①②③１９２９年９月致托洛茨基的信，信的原文未见到，此处转引自１１月托洛茨基给刘仁静的复信。《托洛茨基档案中致中国同志的信》，第３页。《告同志韦》，刘仁静、王文元、宋逢春等九人署名，单行本，１９３０年１月１日。刘仁静发表《一篇虚伪的和可怜的文件》时写的“附言”。明自己的政治态度。结果，多数在莫斯科只是反对王明而未加入托派的同志，如恽雨棠等，纷纷发表声明，否认自己是托派。对于真正的托派分子，周恩来亲自找他们谈话，说只要他们承认错误，批判托洛茨基，就可以照旧留在党内。但只有个别人声明脱离托派，王文元和妻子叶英及黎白曼（黎彩莲）、周庆崇、吴季严等，被开除出党。①“我们的话派”就“十月社”的成立作出决议，谴责“反革命机会主义反对派刘仁静等人向我们——反对派严重进攻”，并将刘仁静、王文元等人开除了。②但刘仁静与王文元等人的合作，也不长久。７月１９目，刘仁静又因在批判陈独秀时，坚持认为１９２３年国共合作时，他和张国焘主张的“加入国民党而对国民党怠工是布尔什维克路线”的观点，被“十月社”开除。③他们认为根本不应该加入国民党。“我们的话派”开除刘仁静的同时，该派内部在对待陈独秀的问题上的分裂，也愈演愈烈。由于史唐、区芳和张特主张在“三个条件”下，可以吸收陈独秀派，梁干乔就攻击史唐等“受了陈独秀金钱收买”，自动脱离“总干”工作，并煽动“广东省干会市干会各支部各组长联席会议”写信要挟“总干”：“誓死不同陈独秀派妥协，否则香港区全体同志脱离①②③《十月社对于刘仁静同志的决议》，《十月旬刊》第２期。总干上海区干组长联席会议对下列问题的决议，《反对派内部生活》之二《红旗》第８７、９９、１０１期。反对派”（当时香港托派组织属于广东省干事会领导）①。梁干乔还席卷该派与国内外通讯处，截留外国寄来的文件，断绝该派经济来源，致使该派工作一度陷于混乱。为此，“总干”作出了开除梁干乔和张师的决议②。只是后来区芳被捕，梁干乔又回来成为“我们的话派”的首领。这年夏天，一些游离在上述三派小组织之外的苏联回来的托派分子赵济、刘胤等７人，又成立了第四个托派小组织——“战斗社”。赵济坦率地承认，他们所以另立组织，不是由于思想观点的分歧，而是“到时在统一商谈中及统一组织中我们也可占一位置”③。中国托派的四个小组织，就这样先后出场了。他们各自称王，自鸣不凡，互相倾轧，勾心斗角，各有各的野心，各有各的偏见，但他们又都是一个主子——托洛茨基。因此，他们在派别争斗中，都向托洛茨基写信汇报，攻击异己。托洛茨基始终是关心着中国托派运动的。他对于来自中国托派的信件，无不认真阅读，及时答复。我们从托派刊物上和１９８０年１月才启封的托洛茨基档案中的密封部分里，发现从１９２９①②③赵济：《三十年代初托派组织在上海的活动》，《党史资料》（丛刊）１９８１年第２期。赵说“战斗社”成立于１９３０年１２月，似不确。王文元，郑超麟说是这年夏天。《总干上海区干组长联席会议对下列问题的决议》。《广东省干会市干会各支部各组长联席会议致总干的信》（１９３０年３月（１９３０年４月２５日），均载《反对派的内部生活》，１９３０年４月２５日出版。年１月至１９４０年８月，托洛茨基给中国托派及陈独秀写的信有２２封，其中直接谈陈独秀问题的就有１７封之多。１９３０年４月以前，托洛茨基对刘仁静与“我们的话派”在吸收陈独秀派加入托派问题上的争吵，表示了以下的态度：开始，他听信刘仁静反映的陈独秀在基本立场上已倾向托派、但在革命性质问题上仍有保留的情况，采取“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方法，批评刘不应与“我们的话派”分裂：“你说他们（即“我们的话派”——引者）反对陈独秀到他们的队伍中来，为了这一点，无论如何不能使我们自己分裂的。如果太性急地与陈独秀统一，然后又跟他分裂，那简直是罪恶。我们与他之间，在过去的歧见（一九二四——二七年）是太深了，以致相互间没有事先的郑重考验，不可能统一起来。无论如何，现在就搞左派统一，并且在这个问题上与他们决裂，那是鲁莽的。”“恰好您自己就说陈独秀在中国革命性质问题上是站在Ｒ①立场上的，并不与我们一致。可是这个问题却是基本的。现在与坚持‘民主专政’ 的人搞统一，便是不可饶恕的轻率。”②１９２９年１１月１５日，“我们的话派”致函托洛茨基，报告①②托洛茨基致刘仁静的信（１９２９年１１月）。该信是答复刘９月去的信，《托洛茨基档案中致中国同志的信》第３页。即拉狄克，曾是苏联托派的骨干，但在大革命时期中共退出国民党及以后中国革命性质问题上，一直动摇，与托洛茨基有分歧，１９２７年被苏共开除后，表示悔过，承认“工农民主专政”等观点，１９３０年恢复党籍，因此，被托派视为变节者。后来，他又被开除，并在１９３７年“托布反党案件”审判中被判长期徒刑。因为陈独秀不接受“三个条件”，继续自己的独立活动，因此，“我们认为陈独秀不曾脱离机会主义，我们决定象反对一切机会主义者那样反对他。”①１２月２２日，托洛茨基复信，对刘仁静说的陈独秀趋向托派，表示“很欢迎”；同时他又说：“我很知道他（即陈独秀——引者）在革命那几年中的策略是斯大林、布哈林、马尔丁诺夫的政策。”而对“我们的话派”说陈还没有放弃机会主义，则表示“直至现在我还没有读过陈独秀任何纲领式的声明书，所以没有可能在此问题上发表意见”。为了弄清楚这个问题，他在信末提出了他与斯大林分歧的１５个问题，作为衡量陈独秀和其他人“与我们是否原则上一致”的标准②。派”决裂以后，又写信给托洛茨基，继续攻击这两派的错误，报告他与之决裂的情况。２月２４日，托洛茨基回信同意他与陈独秀派决裂，但不同意他与“我们的话派”决裂。他说：“关于陈独秀派，因为这一派继续的站在‘民主专政’的主张上，换言之即对于最根本的问题站在史大林及马尔丁诺夫的主张上，这就决定了问题，假使陈独秀直到现在还不了解这一所谓‘布尔什维克’的口号在中国的作用是掩盖纯粹的孟什维克的政策，那是很坏的；同他统一组织，全然谈不到，因为他的软弱，同他作实际的协定，是没有意义的。”还说：“关于对陈独秀派的估量，‘我们的话派’比较的正确。现①②《反对派的内部生活》，１９３０年４月２５日出版。同上书第１６页。在这种不同的意见，已经消灭，因为你十分正确的对陈独秀派采取了完全不可调和的态度。”①但是，当接到刘仁静２月２１日批判陈独秀等八十一人意见书的信后，托洛茨基心中开始疑狐起来。４月３日复信，他要刘把这个意见书“忠实地翻译出来，寄给我。此事很重要，我请您翻译得尽可能完美确切”②。他要直接根据陈独秀的意见作出自己的判断。从托洛茨基这四封信中，可以看到他在掌握到陈独秀转向托派的第一手材料——陈独秀发表的声明之前，对陈的态度是十分审慎的：既欢迎，又有疑虑，但却坚定地表示了托派的原则立场。然而不久，当看到“无产者社” 寄去的陈独秀１９２９年１２月１０日发表的《告全党同志书》之后，他的态度就十分热烈了，甚至要求中国托派向陈独秀学习。这年８月２２日，托洛茨基又分别复函刘仁静和“我们的话派”，热情地赞扬陈独秀的《告全党同志书》“是一篇极好的文件，在一切重要问题上都采取了完全清楚与正确的立场；特别在民主专政问题上”；“陈独秀有很多的政治经验，这些经验是大多数中国反对派同志们所未有的”；“当我们有了象陈独秀那样杰出的革命者，正式与党决裂，以致被开除出党，终于宣布他百分之百同意国际反对派——我们怎么能够不理他呢？你能找到许多象陈独秀那样有经验的共产党员吗？他在过去犯了不少错误，但他已经明白了这些错误。对于革命①②载《反对派的内部生活》之二。《十月》（旬刊），１９３０年７月１５日出版。者与（革命）领袖来说，明白自己过去的错误是很可珍贵的事。反对派中许多年轻人能够而且应该向陈独秀同志学习！”托还对刘说：“我怕我这里的陈独秀的地址不能用。请你代我向他问候，并请告诉他，读到他去年十二月十日的信我非常欢喜。我坚决相信我们在将来是能够一起工作的。”托洛茨基还认为各派“并没有纲领上的战略上的分歧意见，有些细节上的歧异，这些歧异，你们（指“我们的话派”——引者）和刘仁静都拿来异常地夸大了。我决然看不出所有这三派有什么各自分立之理由”①。信严厉批评“我们的话派”“要其他两派都须向你们承认错误，然后你们允许他们加入你们的组织这种培植威望的政策，乃是莫斯科官僚们的特色”。“我无论如何是不同意的”。最后要求三派加速统一：“共同拟订一个简短的统一纲领，并依照人数为比例，召集一个统一大会。”②９月１日，托洛茨基给“十月社”和陈独秀的信（对“十月社”７月２７日信的回信），更加明确地表示：“（一）国际局的立场，并不袒护中国左派反对派的某一派来反对另一派。因为我们的所有材料未证明有足以造成分裂的任何严重的分歧意见。（二）因此任何中国左派反对派的那一派都不能认自己是国际反对派的代表，以反对另外的派别。（三）对于陈独秀同志的一派，也是如此，不久以前我们曾接得译成英①②《建立》（中国托派少数派机关报）第１期，１９４７年５月出版。《托洛茨基档案中致中国同志的信》第２３页。当时托洛茨基还未知“战斗社”的成立。文的十二月十日陈独秀同志公开信。在这信中，陈独秀同志对于所有根本问题之立场完全与我们一般的立场相同。因此，我未看出为什么几个中国同志继续的称陈独秀同志的一派为‘右派’的理由。” 关于统一的方法，这封信提出一个新的建议：“四派组织协议委员会以拟就政纲的根本提纲和统一的组织方法。”①从这里可以看到，托洛茨基虽对四派平等看待，但对“陈独秀派”格外垂青。不仅如此，陈独秀过去因不被“我们的话派”和“十月社”承认，受尽奚落与侮辱，“妾身未明”；现在托洛茨基给了如此高的评价，一下子把他提到中国托派领袖地位上来了。后来，托见到陈写的其他文章，还直接写信给陈，推崇备至，说从这些文章中看到“尽管中国革命遭到了溃败，而马克思思想却依旧活着，而且在发生作用”；甚至表示，单单为了能阅读陈的作品，“我就该学习中文”②。同时，托派“临时国际”书记局（托洛茨基等各国托派首领签名）发表《国际共产主义左派反对派告中国及全世界共产党员书》，并寄到中国，系统地重申了托洛茨基对中国革命各种问题的立场，催促中国托派小组织早日统一。③于是，各派被迫派出代表，组成“协议委员会”，进行协①②③《十月之路》第１期。托洛茨基１９３１年４月７日致陈独秀的信，《托洛茨基档案中致中国同志的信》，第４２页。《十月之路》第１期，１９３０年１０月２６日出版。商，委托王文元起草中国托派的纲领。但是，由于思想问题没有解决，协商时各派又各施诡计，发生争吵。“我们的话派”受了批评，傲慢气势有所收敛，在１１月２４日召开的本派上海积极分子会议上，作出决议，承认“统一是当前刻不容缓的任务”，“应即刻免除组织的成见，开诚布公地努力促成统一，在最短期内，召集第三次代表大会。”同时，区芳也表示，过去反对陈独秀派等不良倾向的斗争有错误，“神经过敏”，采用了“对待敌人的方法”①。但是他们提出了立即无条件统一的主张，即立即“取消备派机关报，停止各派领导机关的活动，混合各派组织’②。并且为了在统一的领导机构中控制多数，梁干乔采取了对本派人数报大数的办法，说本派成员有３００人，等于其他三派人数的总和，其实最后约定下来是１２０人至１４０人。“十月社”对陈独秀派还是不买账，王文元为“协委”起草的《中国左派共产主义反对派政纲草案》，仍然强调“第三次革命一开始就是社会主义的性质”，“要严厉地批评含义模糊的口号——‘无产阶级与贫农专政’”。这些都遭到“无产者社”的反对。合成立了“中国共产主义同盟（反对派）”，发表《接到托洛茨基同志的信后我们对于统一的提议》，对陈独秀仍以挑衅的口吻说：“我们没有认整个的‘无产者派’为左派反对派，因为其中有些同志，尤其那起领导作用的陈独秀同志，在许多①②第三号通告：《协议委员会对于无产者社来信的决议》，油印小册子。区芳：《谈谈统一问题》，《我们的话》第１５期。严重问题上，还没有与左派反对派的意见一致，如１、对于革命性质问题，据其最后发表的政治主张（《论中国革命性质》一文）以为‘是由彻底的民主革命转变成社会主义革命，因之中国的第三次革命，不是二月也不是十月’。２、政权问题，他坚持‘无产阶级与贫农专政’。３、国民会议问题，他始终说它是‘一个简单的主观的策略’，不把它当成目前政治的总口号。４、‘红军’问题，他认为是纯粹‘流寇土匪’，没有一点出路。５、对中东路问题之错误，即迎合小资产阶级爱国主义的所谓‘误国政策’的口号。”①这样，托洛茨基的信反而把四派的矛盾，主要是陈独秀派与其他三派的矛盾，弄得更加明确和尖锐了。于是托洛茨基在１９３１年１月８日，又写来一封长信，力图调解：（一）关于革命性质问题：托洛茨基没有正面表态，只是引了陈独秀等人的《我们的政治意见书》中的一段话——其中有一句是“中国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之完成，应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然后，托洛茨基说：“我认为这样说法是完全正确的，而且绝不能引起误会。”托洛茨基的这个解答并没有解除双方的分歧，因为双方对于用无产阶级专政完成民主任务并没有分歧，分歧在于“一开始”要解决什么性质的任务。陈独秀认为：“中国第三次革命，将开始于民主主义的斗①《十月之路》第１期。争，而非开始于社会主义的斗争。”①其他托派则坚持：“一开始就是社会主义的性质”，“民主任务，只有在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初期中附带地完成。”②（二）关于政权问题：托洛茨基说：“‘无产阶级与贫农专政’口号，并不与‘无产阶级专政’口号相冲突，而只是补充这个口号，并使这个口号通俗化。这个口号与‘工农民主专政’口号，绝无相同之点。”这个回答，使中国托派十分意外，因为托洛茨基主义的核心就是所谓“不断革命论”，为了使民主革命取得彻底胜利，并不断地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上去，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在民主革命时就提出“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以保证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为此托洛茨基和中国托派一直猛烈抨击共产国际和中共提出的“工农民主专政”的口号，攻击这个口号将工农并列，“含糊”不清，“即未曾确定在专政当中真正的领导地位是工人所有的，还是农民所有的”；还因为“它表明是‘民主的’而非‘社会主义的’”，因此，根据俄国“二月革命的经验”，必然导致“资产阶级专政”③。所以中国托派中的反陈派也就抓住陈独秀提出的“无产阶级与贫农专政”口号不放，说它与“无产阶级专政”口号“根本对立”，而与“民主专政”的口号“接近”、“妥协”。经托洛茨基上述“裁判”后，反陈派就①②③意固：《不断革命ＡＢＣ》第２３、２４页，春燕出版社１９４７年版。《中国左派共产主义反对派政纲草案》，王文元起草，１９３０年１０月。顽石：《对区白的〈我们之间不同意见〉的批评》，《现阶段的形势与反对派的任务——政治问题讨论集之三》（下册），“中国共产觉左派反对派中央宣传部”出版，１９３４年。“闭口无言”了。（三）关于国民会议问题：陈独秀开始所以有那样的观点，是因为托洛茨基在１９２９年１２月２２日的信中才提出“国民会议”作为“中心政治口号”的说法。在此前，陈独秀看到的托氏文件，都是把这口号与“八小时工作制”等其他口号并提的。所以在１９２９年１２月１０日《告全党同志书》中，陈独秀还认为党批判他把国民会议作为“总的政治口号”是冤枉的。后来，陈独秀终于接受了这个提法。但是陈独秀与青年托派长期争论的却是这个口号能否实现。陈独秀认为可以实现，应该为此而奋斗，青年托派则认为它不过是反革命时期“团聚群众”、对抗资产阶级的一个策略，也与中共的“苏维埃”口号相对立。其实，托洛茨基从未把这个问题说死，他说这是个“猜谜式的问题”，“只能做种种假定”。所以他说过“立宪会议不一定能召集成功”的话，也说过“这绝不是说：资产阶级民主政制在两个革命的过渡期，是没有可能的”①。在１月８日这封信中，托洛茨基重复了上述观点，仍然强调“没有任何可能，来预先猜测事变在实际上究竟怎样进行。所以，不管托洛茨基在这个问题上写了多少文字进行解释或批评，始终未解决中国托派内部的这个争论。（四）关于红军问题：陈独秀的观点，出自前注《关于所谓“红军”问题》的文章。据郑超麟说，当时“无产者社”是“全体同意的”。该文基本观点也是来自托洛茨基。托洛茨基①托洛茨基：《论国民会议口号——致中国反对派》，《中国革命问题》，第说过：“贺龙叶挺的起事，即令他们放弃了机会主义政策，也不能不是一次孤立的冒险及假共产主义的、马黑诺①式的行动；除了因孤立而被打散以外，别的没有其他道路。”他甚至攻击中共在大革命失败后发动的农民起义是一种“罪恶”，“缺乏集中指导的农民，这里一堆那里一堆的骚动起来，但没有胜利的真实机运”②。直到１９３０年９月，托洛茨基起草、托派临时国际通过的纲领性文件——《国际共产主义左派反对派告中国及全世界共产党员书——关于中国革命的前途及其任务》中还宣称：“必须等到无产阶级统治了国内诸重要的工业和政治中心，然后才有必要的前提以组织红军以及建立苏维埃制度于乡村里面。谁不明白这点，谁就是不懂得革命。”但是，由于陈的这篇文章太露骨，中共中央进行了有力的批判，再加上红军运动的胜利发展，尤其是蒋介石对苏区进行反革命围剿时，还将陈独秀的这篇文章“大量印出来，在江西散发”③。于是，青年托派就抓住这一点，打击陈独秀。托洛茨基在１月８日回信中，不得不表示：“将‘红军’同土匪混为一谈。如果真有这件事，那是应该纠正的。”接着，①②③王学文：《三十年代上海文化战线的一些斗争情况》，《党史资料》（丛刊），１９８０年第３辑。参见托洛茨基：《中国革命的总结和前瞻》、《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后的中国问题》。马黑诺是１９１８年乌克兰游击队领袖，反对乌克兰反动派和德国占领军受无政府派、富农及反动分子影响，拒绝参加集中化的红军，妨碍了对反革命的斗争，且成为乡村反动分子集团的中心，最后为苏维埃军队所消灭。他修正了自己完全排斥“红军”的观点，说：“革命的农民武装，自然有游民无产阶级分子和职业的土匪加入，但整个运动则有深厚的根基在中国农村条件里头，将来无产阶级专政也是应当依靠在这个根基上面的。”实际上，托洛茨基和陈独秀一直没有改变对红军的教条式的攻击，陈独秀在１９３２年被捕后的审讯中，还宣称共产党在掌握政权之前不应组织红军。（五）关于中东路事件：陈独秀的立场无疑是正确的，他的民族感情更应得到尊重。作为苏联人托洛茨基，即使不同意陈的观点，也不好意思让陈放弃原来的立场，来保卫他的祖国——苏联。所以，托洛茨基对这个问题明智地未置一词。托洛茨基的“一·八”来信，再次断定：“现在进行统一的诸派别间果然是完全没有原则分歧的。”最后，他恳切地呼吁：“亲爱的朋友，你们的组织和报纸，今天就确定地合并起来吧！”托洛茨基的态度，依然是支持同情陈独秀派，而批评其他三派，于是，各派代表又重新坐到谈判桌上来，协商统一。然而，这样一来，“无产者社”却翘尾巴了。主要是彭述之，因有感于那些青年托派对他没有好感，怕在未来统一的组织中不会奉他为领袖。他是矮个子，操一口很重的湖南口音，戴一副深度近视眼镜，道貌岸然。青年托派称他为“孔夫子”，认为他低能，又高傲自大。在莫斯科留学时，看了一本布哈林的《共产主义ＡＢＣ》，就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自居，唠叨个没完，摆老资格，拿臭架子，认为“搞革命还得靠我们这些老干部，这些小孩子只有让他们自生自灭”①。这种观点，与陈独秀完全相反。大革命时期，他是陈独秀指挥下的第一把小提琴，忠实推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并处处挟陈独秀自重。“老先生的意见同我一般”，是他的口头禅。而且，在中央常委会议上，几乎每次陈独秀发表意见后，他都要替陈独秀做注解，长篇大论地为陈的意见找根据，话说得既长，又空洞，使与会者十分不耐烦，而他却还洋洋自得，很不自觉。一度，他还狂妄地认为，中国共产党领袖除了陈独秀以外就是他，宣称中央常委会４人（本是５人，蔡和森在１９２５年１０月去莫斯科当中共驻国际代表）中，“瞿秋白是高等技术人才，张国焘是高等事务人才”。言下之意，唯有他彭述之是“高等政治人才”。大革命失败后，他也下了台，随即参加所谓“陈独秀派”的宗派活动，为恢复陈独秀在党内的领袖地位以恢复自己昔日的地位而奋斗，结果失败。与陈独秀一起转向托派并另立组织以后，又重燃他的领袖欲之火。他一面愈加抓紧陈独秀，利用当时地下工作纪律，借口保护陈独秀（当时国民党政府悬赏万金缉拿共党首领陈独秀），控制陈独秀的行踪和住址（与共产党决裂后，陈独秀从原址老靶子路搬到提篮桥居住，但不把新址告诉中共中央和其他任何人，只有彭述之一人知道他的家在那里）。尹宽得到托派文件以后，要同陈独秀谈话并提供托派文件时，必须通过彭述之，而且每次都有他在旁。大家都把他视为陈独秀的“总理”。现在他依然认为，必须依靠陈独秀才能恢复他的领袖地位。另一面，他又竭力①访问宋逢春谈话记录（１９８５年１０月１２日，唐宝林整理）。利用往日与党内下层组织一些干部的关系，把一些支部和党员拉入托派，以扩大他在托派内部的组织基础。例如马玉夫和蔡振德就是他的得力助手。他先把他俩拉入托派，接着又通过他俩把几个支部和一些人如罗世和薛农山等拉到托派中来。外地来上海与中共中央联系工作的干部，也有一些通过彭述之见到陈独秀，随后转向托派。这样，彭述之很快掌握了托陈派中的多数。在常委中，除了陈独秀、尹宽和何资深外马玉夫、杜培之、罗世、吴季严等，都是他的人。因此，他就对陈独秀和其他人搞封锁，按照他的意愿，操纵托陈派的某些活动。在统一问题上，彭述之主张以“无产者社”为中心，这是违反托洛茨基来信指示的平等协议、平等统一的原则的，其他三派当然不能接受。于是他就背着陈独秀指挥“无产者社”参加协议委员会的两位代表马玉夫和吴季严，千方百计地延宕和破坏统一，提出要对过去政治原则和策略上一切分歧“分清谁是谁非”，其他三派要检讨和放弃过去攻击陈独秀“机会主义”的错误成见之后，才能谈组织上的统一，①致使协议工作又受到阻碍。而他们在“无产者社”内部，却口口声声说其他三派没有统一的诚意，使陈独秀等关心统一的人感到心灰意冷。①“无产者社”：《给“协议委员会”转“我们的话派”、“十月社”和“战斗社”的一封公开信》，载《无产者》第６期，１９３０年１１月２５日出版。促使托派组织统一任托派中央总书记尹宽从青年托派那儿了解到彭述之操纵马玉夫、吴季严阻挠托派统一协商的真相之后，报告了陈独秀。于是，陈独秀的态度便成了中国托派能否尽快实现统一的关键。陈独秀是真诚希望统一的，更鄙视在组织内部搞阴谋诡计。对于过去的争论，他认为是“咬文嚼字”，“不十分重要”，“我始终取了沉默的态度”①。现在，他见到托洛茨基和托派国际急切呼吁统一的信后，十分感动，说“使我们惭愧无地”，“我们听了若仍旧毫不动心，便是庄周之所谓‘心死’！”他谴责那些还热衷于分裂的人是“罪恶”，甚至说：“我个人是彻头彻尾赞成国际意见的。我从来不愿意把真理摔在一边，企图从阴谋诡计小把戏的基础上团结同志，做自己个人的群众，这是我所深恶痛绝的，我毫不顾虑我的意见会在‘无产者社’中是最少数，少数未必即与真理绝缘，即使是人们所预祝的什么‘光杆’和‘孤家寡人’，于我个人是毫无所损，更无所惭愧！”他提议：“应该从大处着眼，从政治出发来快刀斩乱麻的解决过去及现在的纠纷。”②于是，他亲自出马，找“我们的话派”、“十月社”和“战斗社”的领导谈话，做工作，宣讲托派统一的重要性和迫切性。①②独秀：《对于统一运动的意见》，《无产者》第１１期，１９３１年２月３０日出版。独秀：《答列尔士同志》，载《无产者》第９期，１９３１年１月２０日出版。他对王文元说：“统一是中国反对派当时的绝对必要。如果不统一，则不但其他三派没有前途，‘无产者社’也必然死亡，因为，反对派今后的艰巨工作，主要得靠年轻的革命者来负担，而‘无产者’中则‘老人’太多了。”①另一方面，陈独秀召集“无产者社”全体会议，通过《接受国际委员会来信之共同意见——“无产者社”的提案》②，谴责彭述之等人的行为，指出，“我们各派或各个人过去对于左派反对派根本原则的解释和目前政治问题的观察确有一些不正确的意见”，但这些意见，无论如何不能“做为分裂的理由，因此我们应取消‘算旧账’的精神及要求他派承认错误的办法”。陈独秀还不顾彭述之的反对，以“常委”名义发出《反对派统一的问题》的通告，向各支部揭露“我们无产者社当中，也有人在国际所指示的办法以外，提出了枝节问题，即是认为统一须以无产者社为中心”；“这分明和别派的正统观念，同样的不正确，同样的要阻碍统一”。③同时，陈独秀又采取断然措施，召回了参加协议委员会的马玉夫和吴季严，由自己和尹宽二人出任“无产者社”的代表。于是，“无产者社”分裂成两派：陈独秀和尹宽为代表，主张以平等协议进行统一；彭述之和马玉夫为代表，主张以“无产者社”为①②③《无产者》第１１期。《无产者》第９期。设在巴黎的托派临时国际在１９３０年９月１２日，由托洛茨基及各国托派首领签屠，给中国各个托派小组织写了一封信，内容与托８、９月份的信相同，但到年底才传到中国。《双山回忆录》第１６０页。中心进行统一。两派一直争斗，结果前者获得胜利。不仅撤换了代表，陈独秀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削弱彭述之的势力，任命完全拥护他的何资深为中央常委秘书，代替吴季严；郑超麟为沪东区委书记，代替拥护彭述之的刘伯庄，马玉夫被迫退出了中央领导机构。①必须指出，陈独秀在大刀阔斧地采取这些措施，宣讲托派统一重要性和迫切性时，特别强调了当时党的状况。因为当时党正处在第二次“左”倾路线统治到垮台，以及王明接着上台的时期，革命受到了不小的损失，党内出现了混乱。陈独秀颇有使托派早日统一，取而代之的野心。他说：“现在正是正式党的领导陷于完全破产，党内同志及一切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都感觉无出路的时候，绝对需要我们各派摒除不必要的纷争，迅速统一起来，以集中力量并建立反对派在群众中的信仰”②；“在正式的党陷于空前混乱，停止工作的今天，我们反对派各派小组织还未能迅速的统一起来，集中全部力量来对付摆在面前的斗争，这已经是罪恶了！”③陈独秀的这些言论和行动，深深地打动了各派代表，终于使协商一帆风顺。可以说，中国托派组织统一的实现，得之于陈独秀最后的推动。这时，又发生了刘仁静要求参加协议委员会的事件。托①②③独秀：《对于统一运动的意见》。《接受国际委员会来信之共同意见——“无产者社”的提案》，《无产者》第９期。郑超麟：《陈独秀与托派》，手稿，１９８０年８月。洛茨基来信批评刘仁静之后，刘觉得形势不妙，就马上写信给陈独秀，承认错误，并要求加入“无产者社”。他说：过去反对陈独秀《论中国革命性质》那篇文章，“完全是基于误会”；“关于过去我们间的争论，已由老托来信解决，我完全承认老托之正确，尤其对于统一运动之态度（基本说来）及对于革命性质之估量，我与你完全同意。我以为我们中间已没有重要争论，使我不能和你们共同工作。关于过去教训的估量，以及关于国民会议及工农运动策略之解释，我们有些说法不同，但是现在没有一点政治上的意义。因此，我向你要求加入你们的组织，请你们提出讨论。”①但是，“无产者社”讨论的结果，拒绝了他。陈独秀回信说：“你的要求，我们已经提出讨论过，一致以为现时已距统一不远，希望你不必加入‘无产者社’，以免别派误会，使统一运动发生小小的阻碍。”同时指出，虽然已经没有“争论的必要”，但“我们之间”并不是“没有一点不同的意见”。陈在信中指出了两点，一是不同意刘的“国民会议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通俗形式”的观点。刘的这个观点，导致他进一步认为通过“国民会议”和平过渡到“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由此，刘一直被托派骂为“议会迷”。这表明在“国民会议”问题上，陈与刘有相同点，即都认为国民会议可以实现，又有相异点即陈认为国民会议即使能实现，也要经过武装暴动夺取政权。有些史学工作者，认为陈刘在这个问题上是一派的，不确。陈不同意刘的另一个观点是，蒋介石政权与无产阶级①刘仁静给陈独秀的信（１９３０年１１月２０日），《无产者》第９期。政权之间，将有一个“中国式的克伦斯基政权”的过渡。陈认为中国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假如出现，“即不能根本排除‘工农民主专政’短期实现的可能性之存在”。所以陈认为中国革命将来不必经过俄国的“二月”，而直接象“十月革命”那样，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初期去彻底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他以此既与刘划清界线，又与王文元等人“一开始就是社会主义性质”的观点划清界线。①刘仁静见拒于“无产者社”，恼羞成怒，一个人出版《明天》杂志（油印、６４开本），自称“中国共产主义左派反对派（明天社）”，以此要求作为独立的一派，参加托派小组织协商统一的会议，又遭到鄙视和拒绝。他在给“协委”的信中遗憾地表示：“独秀同志已向我转达了协委对我们（包括他的妻子——引者）的请求之答复，意思是不承认‘明天社’为左派反对派的小组织，只许列尔士个人随时贡献意见。这即是说，不许我们与闻参加和影响协委的种种决定（制定政纲在内），只许我们在决定既成为事实后，发表一些无补于事实的意见。我们在接得这种答复，并读了协委最后通过的政纲草案以后，实觉有无上之惋惜！”最后，他“要求准许我们列席”托派统一大会，②也被拒绝。就这样，这位有点象中国托派运动鼻祖式的人物，一直被托派领导集团排斥和冷落，他于是进行各种捣乱活动，被称为“反对派中的反对派”。①②《中国共产主义左派反对派（明天社）给协委的一封信》（１９３１年３月２日），《明天》第４期，１９３１年３月２５日出版。独秀：《答列尔士同志》（１９３０年１２月１５日）《无产者》第９期。各派协议委员会的工作，在陈独秀的推动下，顺利进行。协议内容主要有两项：一、起草统一大会文件。二、筹备统一大会具体工作。大会的主要文件——《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纲领》和《中国土地问题决议案》（草案），协商结果，改由陈独秀起草。《纲领》是在１９２９年夏天托洛茨基为中国托派起草的“政纲”基础上修改而成的，分“过渡时期中反对派之总任务”，“中国革命失败的教训”，“过渡时期与我们的策略”，“中国革命的前途”，“共产主义运动的分派及反对派目前的任务”五个部分。《纲领》竟然攻击“中国共产党差不多一走上斗争的舞台就在机会主义领导之下”。这种文字出自曾主持创建中共、并担任了第一至第五届党中央总书记的陈独秀之手，殊属惊人。《纲领》规定托派对党的策略是：“它绝不与共产党的活动隔绝，它在每个问题中采取它的态度，它在示威罢工等斗争中无情的批评正式党领导之政策的错误，并以它自己的信仰，不对正式领导作任何让步。”这就规定了托派始终反共的一面。关于“红军”，《纲领》说“是中国革命具有内心势力和广大可能性之证明”，但又断定，“在工业中心城市消沉之下，没有胜利的机运”，攻击中国共产党“企图依靠乡材散乱的游击队来组织红军并创立苏维埃政府，以对抗国民党的统治，这是官僚主义冒险政策”。《纲领》为中国托派规定的“总任务”和“目前的任务”，都强调“准备”——“准备工人阶级走向第三次中国革命”。那么这个“革命”何时到来呢？《纲领》说：“我们不能预言”。可见，这是一个“取消主义”的纲领。说是“准备”，实际是“等待”。事实上，在中国若不象中共那样领导人民进行农村武装斗争，点燃星星之火，革命是永远也等不来的。《纲领》宣称：“中国反对派是一个小组织，其目的就是复兴共产国际。”并胡说“只有此种小组织在自己的旗帜之下，在共产党内党外，公开而勇敢地前进，才可挽救共产国际于变节及灭亡”。为了避免争论，《纲领》对革命性质、国民会议等问题，都抄用托洛茨基的话。所以，这个纲领是四派在托洛茨基的压力下，互相妥协的产物，它在１９３１年５月１日统一大会上被顺利地通过。有人回忆说，在大会上，以陈独秀、彭述之、郑超麟等人为一方，其他三派的代表为另一方，就“国民会议”、“无产阶级专政”等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这是不真实的，显然是把“协议委员会”期间的争论，记到统一大会上了。与此同时，陈独秀还从他们托派的立场出发，积极参加反对李立三“左” 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立三路线在革命性质问题上，不承认民主革命的长期性，认为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开始即是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开始；在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的关系上，不承认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不平衡性，认为革命形势在全国各地和全世界各国都有同样的生长，全国各地都要马上起义，以中国革命的胜利，推动世界革命的爆发；在革命道路问题上，主张中心城市要首先发动起义，以形成全国革命高潮的中心，反对毛泽东的以农村包围城市，以根据地来推动全国革命高潮的思想。所有这些特点，都与托洛茨基主义的观点相接近，而且，李立三在他的全国武装起义计划遭到党内一些同志及共产国际反对时，公然“说共产国际不了解中国”，“又说在占领武汉之后，就可以用另外的方式去和共产国际说话”①。所以，共产国际在领导中共进行批判立三路线时，明确指出它是“半托洛茨基主义”。陈独秀强烈谴责共产国际及中共中央反对上述立三路线的指导思想，他认为立三路线就是共产国际的路线。１９３１年１月２１日，他撰写了《国际路线与中国党》一文，认为“国际现在的路线和所谓‘李立三路线’并没有甚么原则上的不同，和它自己以前的路线也根本没有两样”；“站在言动的国际路线上反对盲动的立三路线和三中全会的‘调和主义’”“只有使党比立三时代更加混乱无出路”②。当时及以后的事实，即在反对立三路线和调和主义时，更加“左”倾的王明机会主义路线上台，不幸而被陈独秀言中，但并不能因此证明陈独秀的批判是正确的。这年３月，陈独秀撰写的《告全党同志书——立三路线与国际领导的破产》长篇宣言，证明了这一点。这篇宣言，经各派代表讨论通过后，以“中国左派反对派统一协议委员会”的名义散发。宣言彻底否定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对立三路线的批判和纠正，强烈谴责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王明小组织在米夫的帮助下，把①②《无产者》第１０期，１９３１年２月１日出版。《共产国际执委给中共中央关于立三路线问题的信》（１９３０年１０月），《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三）。“立三派”和“秋白派”打下了台，把罗章龙开除了党籍，“这是共产国际分裂中国共产党的阴谋”。陈独秀认为李立三这条“反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的制作人，是共产国际自己”。这次与已往反对陈独秀、瞿秋白的路线一样，为了保住共产国际的“面子”，立三路线“只是作了国际路线的替身，与一九二七年在二十四小时内宣布中共中央的模范领袖为孟什维克，作了斯大林、布哈林的替身，并无二致”。“我们有权利向全体党员同志宣布：共产国际宣布‘立三路线’，完全是为了掩饰自己的破产；‘立三路线’的错误，根本就是共产国际的错误”。接着，陈独秀把立三路线的三个主要错误，与共产国际的路线逐条进行了对照：一、关于形势：陈独秀认为，立三路线说“中国已有了全国范围的成熟的革命高潮”，与共产国际说的“在两个浪潮之间”一样，“在政策上说，完全是一种没有结果的极左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