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传-陈独秀传-7

曾指出由于该号篇幅扩大，群益书社提高出售价而引起决裂的，这固然是一个原因，但并非是主要的原因。平心而论，群益加价，情有可原。陈独秀坚决与群益脱离关系的更重要的原因是他要独立门户，另辟蹊径，创立新青年社，既发行《新青年》，又发行“新青年丛书”。上海发起组决计不惜工本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因此迟早是要摆脱群益书社的束缚的。《新青年》改为发起组机关刊物以后，它的同人或主要撰稿人也进行了一次大换班。发起组成员的著、译作品，从八①②《新青年》８卷１号底页《本志特别启事》。据《新青年》９卷１号《代派处一览表》。卷一号至六号愈来愈占显要地位，原撰稿人胡适等人的作品退居次要地位。第八卷《新青年》特辟《俄罗斯研究》专栏，先后刊登了３３篇文章，全面地介绍苏俄的社会制度、经济政策、农业制度、婚姻制度、平民教育、儿童教育和职工运动等各方面的情况，使更多的知识分子了解到受过十月革命洗礼的俄国现状。开辟《俄罗斯研究》专栏，在当时“是带有旗帜的作用”的。①它澄清人们对苏俄的误解和谣传，揭露了诬蔑社会主义革命的无耻谰言。中共上海发起组机关刊物《新青年》旗帜鲜明，具有无畏的真理信念和勇气，但并不妄自尊大，对其他各派思想学说都抱以自由讨论的平等态度。因此从八卷一号至六号，仍然陆续发表了一些非马克思主义，或反马克思主义的作品，并信心百倍地同假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展开了大规模的论战。{{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批判资本主义道路}} 进一步地传播和中共上海发起组的成立，受到了两方面的阻挠和反对，一是来自右面的资产阶级代言人力图把中国引向资本主义道路；一是来自左面的小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者，极力宣扬不要任何纪律约束的绝对自由，反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学说的精髓——无产阶级专政。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上海发起组对于来自左右两方面的反社会主义言论，奋起反击，展开了两场激烈的斗争。两次争论的中心，一是中国究竟走社会主义的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的道路；二是中国是创立列宁主义式的政党，还是建立一个无政府主义的党。这两次论战，其规模之大、时间持续之久、影响之深广，都大大超过了１９１９年的“问题与主义”之争。那次争论几乎是在李大钊与胡适之间一对一地进行的。而在这两场争论中，中共上海发起组的成员以及北京和旅法共产党小组的成员几乎是一起投入了战斗。①《陈望道先生谈话记录》，《复旦学报》，１９８０年第８期。邀请来到了中国，他先后到江苏、北京、湖南等地讲演。当他到湖南讲演时，有张东荪、杨端六等人陪同前往。１１月６日，张东荪在《时事新报》上发表《由内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训》一文，吹捧罗素对中国提出的主张。张东荪说：我这次旅行“虽未深入内地，却觉得救中国只有一条路，一言以蔽之：就是增加富力。而增加富力就是开发实业，因为中国的惟一病症就是贫乏，中国真穷到极点了。中国人大多数都未经历过人的生活滋味”。救中国如果“可以说有一个主义，就是使中国人从来未过过人的生活的都得着人的生活，而不是欧美现成的什么社会主义，什么国家主义，什么无政府主义，什么多数派主义等等”。①张文的矛头显然是指向社会主义的。这篇反社会主义的文章发表以后，立即遭到陈望道、李达、邵力子等人反驳。陈独秀写信给罗素，说：中国要发展教育及工业，“这是①《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新青年》８卷４号第１页。不待讨论的；但是有一件要讨论的事，就是还仍旧用资本主义发达教育及工业，或是用社会主义？近来中国有些资本家的政党的机关报屡次称赞你的主张：‘中国第一宣讲教育，第二宜开发实业，不必提倡社会主义’，我们不知道这话是你说的，还是别人弄错了呢？我想这件事关系中国改造之方针很重要，倘是别人弄错了，你最好声明一下，免得贻误中国人”。① 这封迫使罗素表态的公开信，在当时是很有意义的。因为罗素名声大，号称当代世界三大哲学家之一，又有政治资本，因反对第一次世界大战曾被判刑坐牢，还极力提倡什么基尔特社会主义。②当时中国知识界并不了解他的底细。《新青年》第八卷二号三号还花了大量的篇幅介绍他的事迹。而罗素对陈独秀的信却始终不予答复，这无形中向舆论界揭露了反对中国走社会主义的道路，正是罗素的本意。张东荪借罗素的声望力主开发实业，走资本主义道路。东荪等人的文章和陈望道等人的反驳以及陈独秀与张东荪来往的信件，共１３篇，冠之以《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总标题，一起发表出来，以便广泛地进行辩论，明辨大是大非。真理愈辩愈明，马克思主义从来就是在批判地继承中诞生和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中国共产党的创立，也必定①②基尔特（Ｇｕｉｌｄ），即行会，同业组合或协社的意思。基尔特社会主义是一种劳资合作的改良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新青年》第８卷４号第８页。经历一系列的斗争，才能深深扎根于中国的大地，开出科学之鲜花，结出革命之硕果。争论开始以后，张东荪于１２月１５日在《改造》第三卷第四号上发表《现在与将来》一文。次年２月１５日，梁启超在《改造》第六号上发表《复张东荪书论社会主义运动》，这两篇长文是当时反社会主义言论的代表作，他们两人的基本观点是主张发展资本主义，劳资协作，反对社会主义，否认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必要性。他们认为“救中国只有一条路”，即增加富力，开发实业。而“开发实业方法最能速成者莫若资本主义”。世界上没有不经过资本主义，“而能达到社会主义的，中国若想社会主义实现，不得不提倡资本主义”。因此，“中国现在没有谭论社会主义的资格”，中国“缺少真正的劳动者”，①共产党“背后没有阶级必不成立。中国现在离劳动阶级的完成与自觉尚早”。因而“决不会发生”劳农革命，“而伪劳农革命恐怕难免”。“伪劳农革命发生不过在已过的许多内乱上再添一个内乱罢了”。②梁启超也认为“今日为改造中国社会计”，不是防止资本主义的发生，而是“借资本阶级为实行社会主义之预备”。“劳动阶级不存在之国家，社会主义之实现，其道无由”。③这些都是最明显不过的主张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言论。①②③《复张东荪书论社会主义运动》。《现在与将来》。《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新青年》第８卷４号第９、１６、１１页。然而，张东荪在提倡资本主义，反对社会主义之时，却为自己的言论涂上了一层社会主义的油彩，即基尔特社会主义。他自称“倾心于同业公会的社会主义”，“对于基尔特社会主义则信之甚笃”。开发实业“止（只）有协社可行，盖协社即以资本主义之方法而贯彻社会主义之精神者也”。但又说“社会主义不妨迟迟”，“不患他不实现，而只患他实现得太早”。①那末应当怎样“以资本主义之方法而贯彻社会主义之精神”呢，张东荪说现在可做的事是发展文化事业，资本家办学校，办保险事业，废除工头制，实行分红制，把每年红利分给工人，贮蓄于银行，②如此等等。梁启超也认为提倡各种协社（组合）从事互助生产，“此法最中正无弊”。因此应当使资本家“觉悟，知剩余利益，断不容全部掠夺，对于劳动者之生计之培养，体力之爱惜，知识之给予，皆须十分注意。质言之：则务取劳资协调主义”。③这些花言巧语道出了二十年代中国资产阶级的心理矛盾状态，一方面热衷于走资本主义道路；另一方面又感到五四运动以后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的传播是不可遏止的，因此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贩卖资本主义的货色。针对以上的观点，中共上海发起组成员纷纷撰文，同张、梁展开辩论。他们的文章大都发表在《新青年》和《共产党》杂志上。其中影响较大的有《新青年》八卷四号上《独①②③《复张东荪书论社会主义运动》。《现在与将来》。《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新青年》第８卷４号第１０、１４、８页。秀复东荪先生底信》，九卷一号上李达写的《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九卷三号的陈独秀的《社会主义批评》等。现将陈独秀的观点归纳如下：一、资本主义制度不能解决中国人民的贫乏。中国是需要开发实业，问题是用什么方法去开发。“按资本生产制一面固然增加财富，一面却增加贫乏，这是稍有常识的人都应该知道的”。外国资本势力破坏了中国的手工业，造成物价昂贵，使大批的手工业工人失业，中国“多数人过不着人的生活之状况，正是资本主义生产制度下必然的状况”。资本主义只能使“少数人免了贫乏，多数人仍然是一般的贫乏”。因此，要“使中国人都得着人的生活，非废除资本主义生产制采用社会主义生产制不可”。二、劳动者联合起来进行革命，保全中国独立。中国劳动者现在还没有组织起来，因而不能作阶级斗争抵抗资本家，“所以生活极苦而工价极贱”。但说中国“缺乏真正劳动者，而绝对不能建设劳动阶级的国家”，这却是“任意颠倒”事实。陈独秀质问张东荪：“中国若无劳动者，先生吃的米、穿的衣、住的房屋、乘的船，是何人做出来的？先生所办的报，是何人排印出来的？”中国受外国资本主义的压迫，“这种状态，除了中国劳动者联合起来组织革命团体，改变生产制度，是无法挽救的。中国劳动（农工）团体为反抗资本家资本主义而战，就是为保全中国独立而战。只有劳动团体能够达到中国独立之目的”。①①《独秀复东荪先生的信》，《新青年》第８卷４号。三、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有人认为欧美资本主义制度快要崩溃了，所以才讲社会主义；中国资本主义不发达，不配讲社会主义，“这种似是而非的话，是忘记了现代人类底经济关系乃国际的而非国别的了。因为交通便利，需要复杂的缘故，有许多事都渐渐逃不了国际化，经济制度更是显著；各国资本制度都要崩溃，中国那能拿国民性的特别国情等理由来单独保存他！”①李达批评说：“若因为行社会主义运动才提倡资本主义以制造劳动阶级”，就犹如为了提倡妇女放足，“故意为伊缠足，使伊得着有被解放的资格，然后再替伊解放”。②陈独秀进一步阐述，我们现在所讲的社会主义，不是中国古代的“简单的均富论”，而“是科学的是客观的是建设在经济上的，和马格斯以前建设在伦理上面的空前的主观的社会主义完全不同”。科学社会主义在生产方面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在分配方面废除剩余价值，消灭剥削，“这就是我们所以要讲社会主义之动机”。而基尔特社会主义者一方面主张经济组织由行会管理，代表生产者的利益；一方面主张政治组织由国家管理，代表消费者的权利。他们认为这种理想“在各派社会主义中算是最圆满最稳当的了”，其实是一种“调和的理想”。“他有两个不可掩蔽的缺点：（一）把压制生产劳动①②李达：《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新青年》９卷１号，１９２１年５月１日。陈独秀：《社会主义批评》，《新青年》９卷３号，１９２１年７月１日。原载《广东群报》，１９２１年１月１９日。者底国家政权法庭海陆军警察完全交给资本阶级了；（二）政治事业和经济事业有许多不能分离的事件，例如国际贸易之类是也。”①总之，我们和张、梁等先生的分歧是，“现在的社会是不是要改造？改造社会是跟着社会现状走，还是要打破现状？”现在中国处于内外交困之际，“若不取急进的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时间上是否容我们渐进的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②是社会革命呢？还是社会改良呢？我们主张革命，你们主张改良。这就是我们之间的分歧所在。参加这场争论，对张、梁等人进行批评的，除了上述的几位党员，还有李大钊、李汉俊以及旅法的蔡和森和旅日的施存统等。他们所阐明的观点，虽侧重点不尽相同，但基本观点是一致的，都坚持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主张社会革命，反对社会改良，认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为了实现这一伟大的目标，就必须首先创立中国共产党，领导劳动人民进行革命。这次争论的最大成果，就是使更多的人认识到这一真理。在这场争论中，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中共发起组成员，坚持了社会主义的方向和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但还不善于把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同中国国情相结合，提出具体的革命方略和步骤。他们忽视了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群众与封建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因而也忽视了在半封建半殖民①②《独秀复东荪先生的信》。陈独秀：《社会主义批评》。地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客观性，及其较封建主义生产方法的进步作用；把国际垄断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统统看作是革命的对象，不理解民族资产阶级具有一定程度的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积极性；他们把一切失业的手工业工人和破产的农民，统统看作是无产者，并与近代的产业工人一视同仁，无形中夸大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认为“现今全世界只有两个敌对的阶级存在，就是中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中国的阶级战争乃是国际的阶级战争”。①因此，主张“采用劳农主义的直接行动，达到社会革命的目的”，②也就是说中国马上可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了。这个论断显然不符合中国社会的现状，也影响到这次辩论未能深入细致地进行。然而所有这些毕竟是年轻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在前进中难以避免的，也是不难克服的弱点。{{批判无政府主义建立广东党组织}} 中共发起组的成员在同张东荪、梁启超等人的争论还未结束的时候，便开始了另一场反对无政府主义的思想斗争。无政府主义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的社会思潮，它有许多流派，但都主张无政府、无国家，反对剥削，废除私有制，个人绝对自由。这种思潮早在本世纪之初即传入中国。中国是蔡和森给独秀的信《马克思学说与中国无产阶级》，《新青年》９卷４号，个小资产阶级人数众多的国家，很容易接受这种思想。到一十年代，无政府主义者成立了许多小团体，出版了不少刊物，其中影响较大的有１９１６年４月民声社出版的《民声》，１９１７年实社出版的《自由录》。实社是北京大学学生所组织的，《自由录》的主要撰稿人黄凌霜、区声白等也都是北大的学生。①②李达：《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无政府主义的小团体都是自由结合成的，不仅没有统一的领导和严格的组织纪律，而且领导和纪律正是他们所反对的。因此，这些小团体忽生忽灭，时合时散。到“五四”前夕，１９１９年１月，有４个无政府主义小团体，即民声社、实社、群社和平社合并成为进化社，出版《进化月刊》，极力散布无政府主义。五四时期，国外各种思潮纷至沓来，仅以社会主义的流派而言，就有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学说、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日本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社会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甚至连考茨基的修正主义也被视为社会主义的一种流派，令人眼花缭乱，一时分辨不清究竟哪一家的社会主义才是科学的，才能真正拯救中国。而且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传播之前，无政府主义的流传已相当广泛，且就其反对封建专制而言也是有进步意义的。于是有不少的先进人物在不同程度上都受到了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当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开始传播的时候，无政府主义者便开始攻击马克思学说。黄凌霜于１９１９年５月出版的《新青年》五卷五号上发表《马克思学说批评》，诬蔑苏俄无产阶级专政“无非建立私权，保护少数特殊幸福的机关”，攻击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原则是“强有力的，将享最高幸福；能力微弱的，将至不能生活”。而无政府共产党的主张是“由平民自己建立各种团体社会，如办教育就有教育会，办农业就有农业会等等，去除一切强权，而以各个人能享平等幸福为主”，根本不需要实行什么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专政学说是马克思的最伟大的贡献，他曾经说他的“新贡献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１）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２）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３）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①又说：“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②无政府主义所反对的恰恰是科学社会主义之所以能成之为科学的关键所在。然而，黄凌霜的文章发表以后，并没有立时受到反驳，因为当时具有初步共产主义觉悟的知识分子，正处在对各家社会主义流派的学习和鉴别时期，一时还分辨不清真假社会主义。而且，象李大钊、陈独秀也不免受到无政府主义的影响。１９２０年１月，陈独秀还把马克思的《资本论》与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相提并论，一律尊奉为“持论底榜样”。③因此，在北京等地成立共产党小组时，也不可避免地掺杂进来一些①②③陈独秀：《告新文化运动的诸同志》，长沙《大公报》，１９２０年１月１１、１２日。马克思：《歌达纲领批判》。马克思致约·魏德迈（１８５２年３月５日）。无政府主义分子。但时隔不久，中共上海发起组便同无政府主义者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思想斗争。他们在《新青年》、《共产党》上发表了许多文章，捍卫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和共产党的组织原则民主集中制。陈独秀在１９２０年９月１日出版的《新青年》八卷一号上发表的《谈政治》一文，就是当时一篇观点鲜明，具有较高的马克思主义水平的战斗论文。陈独秀在这篇文章里指出国家的阶级实质。古代的市民国家，中世纪的封建诸侯国家，以及“近代以劳动者为财产的资本家国家，都是所有者的国家。这种国家的政治法律，都是掠夺底工具”。“少数游惰的消费的资产阶级，利用国家、政治、法律等机关，把多数勤苦的生产的劳动阶级压在资本势力底下，当作牛马机器还不如。要扫除这种不平、这种痛苦，只有被压迫的生产的劳动阶级自己造成新的强力，自己站在国家地位，利用政治、法律等机关，把那压迫的资产阶级完全征服，然后才可望将财产私有，工银劳动等制度废去，将过于不平等的经济状况除去。”陈独秀指明无产阶级专政的必然性，批驳无政府主义者不分青红皂白，反对一切强权和国家。陈独秀说：“我以为强权所以可恶，是因为有人拿他来拥护强者、无道者，压迫弱者与正义。若是倒转过来，拿他来救护弱者与正义，排除强者与无道，就不见得可恶了。”“此时俄罗斯若以克鲁泡特金的自由组织代替了列宁的劳动专政，马上不但资产阶级要恢复势力，连帝政复兴也必不免”。无政府主义者抹煞强权的阶级性，“闭起眼睛反对一切强权，像这种因噎废食的办法，决不是科学的”。无政府主义者“倒算是资产阶级底朋友了”。陈独秀在这篇文章里还批判了修正主义。“他们不主张革那资产阶级据以造作罪恶的国家、政治、法律底命，他们仍主张议会主义，取竞争选举的手段，加入（就是投降）资产阶级据以作恶的政府、国会，想利用资产阶级据以作恶的政治、法律，来施行社会主义的政策；结果不但主义不能施行，而且和资产阶级同化了。”这是“与虎谋皮为虎所噬还要来替虎噬人的方法”。无政府主义和修正主义都反对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和劳农专政的学说。“我敢说：若不经过阶级战争，若不经过劳动阶级占领权力阶级地位底时代，德谟克拉西必然永远是资产阶级底专有物，也就是资产阶级永远把持政权抵制劳动阶级底利器。”陈独秀在文章的结尾郑重宣称：“我承认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即生产阶级）的国家，创造那禁止对内对外一切掠夺的政治法律，为现代社会第一需要。”《谈政治》一文观点十分鲜明，标志着陈独秀已经转变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了。陈独秀的这篇文章发表以后，有个叫郑宗贤的写信给他，提出了他的反对意见。陈独秀将郑的来信和他的答书一并刊登在《新青年》八卷三号上。陈独秀说：无政府党绝对不要国家政治、法律的主张，是抹煞资本阶级和非资本阶级的国家的区别，“为不劳动的资本阶级利用”。我对于劳农专政，“只承认他们在现今及最近的将来这一时代里可以做扫荡不劳动的资产阶级底工具，并不是把他们当作个主义来信仰”。你说社会革命成功以后，资产阶级便被消灭了，没有复辟的能力了，其实不然。“要晓得从革命发生起，一直到私有财产实际归公，必然要经过长久的岁月；从私有财产在制度上消灭，一直到私有财产在人心上消灭，又必然要经过长久的岁月；在这长久的岁月间，无论何时都有发生阴谋使资本制度死灰复燃甚至于恢复帝制底可能，我们不可把社会改造看得太简单，太容易了。我要请先生注意的，乃是这过渡时代决非很短的期间！”陈独秀的答书，阐述了在过渡时期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以及从阶级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的长期性。１９２０年１２月，陈独秀到达广州。次年１月１９日他在广州公立法政学校演讲《社会主义批评》，纵论各派社会主义学说，如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工团主义和行会社会主义等等。他认为“只有俄国底共产党在名义上，在实际上，都真是马格斯主义”。当他演讲到无政府主义时，着重指出：无政府主义者所宣扬的个人或小团体的“绝对自由”，对社会的政治经济是行不通的，“完全不适用”的。“无政府主义要保护人人绝对自由，不许少数压服多数，也不许多数压服少数，九十九人赞成，一人反对也不能执行，试问数千数万人的工厂，事事怎么可以人人同意，岂不糟极了么？…… 要绝对自由就不能联合，要联合就不能绝对自由，这是不易的道理。无政府主义者用这种没有强制力的自由联合来应付最复杂的近代经济问题，试问怎能使中国底农业工业成为社会化？”无政府主义者主张在政治上立即废除国家法律，在经济上的绝对自由的联合，“都是走不通的路；明知此路不通，还要向这条路走，非致撞得头破额裂不可，这是何苦呢？”①广州是无政府主义思潮相当泛滥的地区。陈独秀的这篇演说词在《广东群报》发表以后，区声白极力为无政府主义辩护，于１月２２日致书陈独秀。２７日，陈独秀复书区声白。如此往返一问一答有三次之多，书信共六件，都发表在《广东群报》。后来，陈独秀将这六封书信编入《新青年》九卷四号，总标题为《讨论无政府主义》。这次争论的焦点是区声白宣扬“绝对自由”，陈独秀主张民主集中制。区声白说：“无政府主义的社会，是自由组织的，人人都可以自由加入，自由退出。所以每逢办一件事，都要得人人同意。如果一个团体之内，有两派的意见，赞成的就可执行，反对的就可退出。赞成的既不能强迫反对的一定做出，反对的也不能阻碍赞成的执行，这岂不是自由吗？”陈独秀反驳说：假定“两派的意见绝对不同而两派都不肯退出”，请问先生该怎么办？“我们的社会乃由许多生产团体结合而成，一团体内意见不同的分子还可以说自由退出，社会内意见不同的分子或一团体，有何方法可以自由退出？” 在社会革命未成功以前，总是资本制度支配人们的生活，“除非自杀”是没有办法可以退出的。陈独秀还从正面加以解释和批评。“一团体之意见无法一致，而又当不能分裂或不宜分裂的境况，不得已只有少数服从多数的办法”。而且“为社会公共利害不得不压服少数顽固①《广东群报》，１９２１年１月１９日；又见《新青年》９卷３号，１９２１年７月派，甚至于有时还要压服多数的顽固派”。无政府主义的绝对自由、自由退出，“这是何等极端的个人主义”！陈独秀在给区声白的第三封信里指出，你是信仰克鲁泡特金无政府主义的。“克鲁泡特金一面迷信个人的自由，一面又赞成社会的组织；一面提倡大规模的交通工业，一面又主张人人同意权及人人自由退出社会；一面主张抵抗的革命行动，一面又反对强力反对以多数压服少数”，这种“无政府主义已百孔千疮的露出破绽来了”。在同无政府主义的争论中，中共发起组成员奋笔疾书，投入战斗。《共产党月刊》从第一号到第五号发表的《短言》，李达写的《社会主义的商榷》、《无政府主义的解剖》和李大钊在《少年中国》发表的《自由与秩序》、蔡和森在法国为《新青年》撰写的《马克思学说与中国无产阶级》等，都是说理比较通俗，批判比较深刻而有较大影响的论文。这次争论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同上次争论一样是不可避免和不可缺少的。同张东荪等人论战的主题之一，是中国需要不需要和能不能创立共产党，而同无政府主义者的争论则更深入一层，是建立什么样性质的政党，是按照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建立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还是建立一个人人绝对自由的无政府党。经过这次争论，使更多的先进分子明确地认识到共产党的性质和它的最终目标是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然后建设社会主义，消灭私有制，消灭阶级，进而实现真正的平等自由的共产主义社会。这次争论使许多进步青年清除了无政府主义的影响，转向了马克思主义；而那些坚持无政府主义立场的人，例如北京共产党发起组里的黄凌霜等六人只得退出组织。与无政府主义者的斗争使中国共产党在开始创立之时，就注意到思想上和组织上的纯洁性。关于这方面的情况，在广东共产党发起组的建立过程中，表现得最为明显。中共上海发起组成立以后，陈独秀即函约谭平山、陈公博（均为北大学生）在广州建党。谭等为了发展党，首先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并于１９２０年１０月间创办《广东群报》，宣传新思想，介绍社会主义学说。同年９月间有两位俄国人米诺尔和别斯林来到广州，黄凌霜将两位俄国人“引荐”给无政府主义者。俄国人初到广州人地两生，“就被无政府主义者包围了。尽管组织了共产党，但是与其称作共产党，不如称作无政府主义的共产党”。他们总共九个人，除了两位俄国人外，梁冰弦、黄尊生（鹃声）、刘石心等七个中国人都是无政府主义者。①不久，俄国人在广州建立了俄国通讯社，并在经费上接济无政府主义者，１９２０年１０月３日出版《劳动者》周刊，宣传反对剥削和无政府主义的一些观点。这时双方之间的“关系是较融洽的”。１９２０年１２月底，陈独秀来到广州以后，“情况起了变化”，他要建立真正的共产党，明确提出主张无产阶级专政，他希望争取这批年轻人，说“如果你们合作就加入共产党，不再讲无政府主义了”。无政府主义者“不同意”无产阶级专政①《广州共产党的报告》，《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档案资料》（增订本）第２３页。的观点，①主张反对一切强权，一时双方“进行论争，相当剧烈”，②“独秀与广东无政府党势同仇敌，互相攻击”。③区声白给北京无政府主义者写信，说“陈独秀野心专横，谓吾辈联合须听其指挥，悉依青年团之集权主义进行，如吾党被其降服立约之加入者，屡与吾党为敌”。④于是北京无政府主义者“商议如何联合或攻击陈独秀的办法”。⑤陈独秀明白地告诉这些年轻人，“要放弃原来的无政府主义观点，才能加入共产党”，无政府主义者“不同意，所以没有加入共产党”。此后，分道扬镳，“各走各的路”，两位俄国人也不再与无政府主义者联系了，“《劳动者》因缺乏经费”，⑥只好于１９２１年１月停刊了。支部，党员除陈独秀外，有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在成立支部时，陈独秀还特地指出，不能让无政府主义者参加，“共产党组织内部的情况也不给他们知道”。⑦广东支部的成立，充分地证明了不批判无政府主义思潮，不在思想上同他们决裂，就不能建立真正的共产党。①②③④⑤⑥⑦谭天度：《关于广东党组织成立的回忆》，《“一大”前后的广东党组织》第１１９—１２０页。《劳动者》第１４６、１４３页。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五四爱国运动档案资料》第６６８页，１９８０年版。北洋政府步军统领衙门档案，一○二二（二）２１。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五四爱国运动档案资料》第６６８页，１９８０年版。《郑佩刚的回忆》，《“一大”前后的广东党组织》第１８１页。沙东迅：《一访刘石心先生的记录》，《劳动者》第１４２、１４３页，广东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版。{{《新青年》编辑部分化陈胡争论延续}} 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使中国政治思想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个变化表现得最明显的是“五四”前期新文化统一战线的核心——《新青年》编辑部的分化。“五四”前期新文化统一战线包括有小资产阶级的激进民主主义者、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者及少数具有初步共产主义觉悟的知识分子。五四运动爆发以后不久，《新青年》编辑部的两位主要成员胡适与李大钊在《每周评论》上展开了“问题与主义”之争。这次争论虽然规模狭小、时间短暂，但已暴露出他们之间所存在的根本分歧，李大钊主张以马克思主义为指针，对中国社会进行根本的改造；胡适主张实验主义，对社会进行点点滴滴的改良。从此，《新青年》编辑部发生了裂痕，一个无法弥缝的裂痕。秀一人主编，该号发表了《本志宣言》，“将全体社员的公同意见，明白宣布”于世。但是，《宣言》的内容及其所反映的陈独秀思想，并不能代表当时“全体社员的公同意见”，况且在《宣言》发表之后，也正是陈独秀思想突飞猛进之时。发表《宣言》之目的，是为了求得社员思想的一致，但这个期望在《宣言》发表之时就落空了，《新青年》编辑部的分化是无法避免的。就以《新青年》七卷一号上发表的文字来论述吧！紧排在《本志宣言》之后，是胡适撰写的《新思潮的意义》一文。什么是新思潮？胡适说是“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那末马克思主义总该算是一种“学理”吧！照理应在“输入”之列。可胡适说：“悬空介绍一种专家学说，如《赢余价值论》之类，除了少数专门学者外，决不会有什么影响的”，“十篇《赢余价值论》不如一点研究的兴趣；十种《全民政治论》，不如一点独立思考的习惯”。胡适所蔑视的《赢余价值论》，不言而喻指的是马克思的伟大发现，即剩余价值学说。而他所攻击的《全民政治论》却正是陈独秀在《本志宣言》里所主张的“真的民主政治”，即经过“民众运动社会改造”，“把政权分配到全体人民，就是有限制，也是拿有无职业做标准，不拿有无财产做标准；这种政治，确是造成新时代一种必经的过程，发展新社会一种有用的工具”。这就是说要把有产者的政治改变为不受财产限制的政治，必定要经过“民众运动”形成一场社会的大变革。胡适却坚持改良主义的立场，他所说的“改造”、“解放”、“进化”，都“是一点一滴的”进行的，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是“这个问题那个问题的解决”。①也在七卷一号上，还登载有陈独秀写的一篇《随感录：过激派与世界和平》，文中指出“现在各国的政府资本家痛恨”布尔什维克，都说它“扰乱世界和平”。而“痛恨Ｂｏｌｓｈｅｖｉｋｉ的各强国，天天在那里侵略弱小国的土地权利，是不是扰乱世界和平”呢？“反对李普克内希所创斯巴达苦司党（他们的①以上关于陈独秀的引文，见《本志宣言》，７卷１号；关于胡适的引文见该号《新思潮的意义》一文。主张，和Ｂｏｌｓｈｅｖｉ－ｋｉ相同，都是马克司派，都想建设劳动政府）的德国政府，又在那里鼓吹德意志帝国主义，”这是不是扰乱世界和平呢？陈独秀说：“我们冷眼旁观的，恐怕正是反对Ｂｏｌｓｈｅｖｉｋｉ的先生们出来扰乱世界和平！” 陈独秀和胡适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前期是并肩奋斗的战友，是誉满全国的人物，可现在他俩在《新青年》七卷一号上所发表的言论，其间之思想差异是何等地明显呵！两位曾经并肩战斗的盟友，现在思想深处默默地发生了裂痕。在“五四”前期，《新青年》并没有要求它的撰稿人要有“公同意见”，但那时他们的目标和步调大体上是一致的，共同提倡属于资产阶级范畴的新文化。现在他们一起来到了历史的岔路口，是走向社会革命的道路，或是社会改良的道路；是信奉马克思主义，或实验主义，或其他什么“新”主义，历史将迫使他们每一个人作出抉择，并将公平地对他们作出检验和评判。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人，大踏步地前进；死抱着实验主义的人在原地踏步不前，甚至向后倒退。但是，《新青年》编辑部作为一种松散的组织形式，尽管成员之间的思想裂痕在默默地扩大与加深，还暂时地保持着表面的统一。因此，七卷一号至五号（１９１９年１２月１日至１９２０年４月１日）就编辑成了一个兼容并包、百家杂陈、汇集了各种思潮的刊物。这一奇特的现象固然反映了各个撰稿人的不同的思想倾向，同时也反映了主编陈独秀正处于由激进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的时期，他也需要在比较、鉴别中学习，而后决定他的前进方向。马克思主义是当时百家中的一家，它朝气蓬勃，富有无限的生命力。到１９２０年５月１日出版的《新青年》七卷六号，即《劳动节纪念号》，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占领了《新青年》这块在舆论界享有最高声望的阵地，《新青年》和它的主编正式转向了科学社会主义，而且有愈来愈多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为它撰稿，这在《新青年》编辑部北京同人里引起强烈的反响。陈独秀觉察到这种反响的强烈。因此，当他编完《劳动节纪念号》时，于４月２６日写信给李大钊、胡适、钱玄同等十二位在京的主要撰稿人，提出《新青年》“以后拟如何办法”，“是否继续出版”的问题。如果继续出版的话，关于“编辑人的问题，（一）由在京诸人轮流担任；（二）由在京一人担任；（三）由弟在沪担任。为时已迫，以上各条，请速赐复”。北京同人是怎样答复这封信的，笔者迄今未见到这封复信，只得略而不论。至于陈独秀的本意，无疑是继续出版，并由他“在沪担任”主编。因为当时正是中国共产党开始筹建，需要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之时，他怎舍得轻易地放弃这块阵地呢。事实的发展也证明了这一点，《新青年》从八卷一号（１９２０年９月１日）起便成了中共上海发起组的机关刊物，积极宣传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批判资本主义的道路。但念及往日的盟友，他自然要征求北京同人的意见。１９２０年１２月１０日前后，陈独秀又写信给李大钊、钱玄同、胡适之、高一涵、周豫才、周启明等九位同人，说他“日内即赴广州，此间编辑事务已请陈望道先生办理，另外加入编辑部者，为沈雁冰、李达、李汉俊三人”。①１６日夜，陈独秀即将登轮赴粤之时，又写信给胡适之、高一涵，重申“《新青年》编辑事有陈望道君负责，发行事有苏新甫君可负责。《新青年》色彩过于鲜明，弟近亦不以为然，陈望道君亦主张稍改内容，以后仍以趋重哲学文学为是。但如此办法，非北京同人多做文章不可”。这是封打招呼的信，编辑和发行工作的人选均已确定，在这个既定的安排之下，可“稍改内容”。不过，陈独秀还是希望联络北京同人，请他们“多做文章”的。陈独秀没有把《新青年》托给北京的同人，例如他往日的盟友胡适，而交给了一位与北京同人“素不相识”的陈望道君，这使北京的一些同人感到不满，其中尤以胡适为甚。于是在《新青年》同人之间爆发了一场关于《新青年》的性质的争论，实际上也就是《新青年》应该不应该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问题。胡适回信说：“《新青年》‘色彩过于鲜明’，此是已成之事实，今虽有意抹淡，似亦非易事。北京同人抹淡之工夫，决赶不上上海同人染浓的手段之神速。”胡适很明白，只要《新青年》掌握在上海同人的手里，他就没有办法改变它的政治方向。因此他提出了三条办法：“１．听《新青年》流为一种有特别色彩之杂志，而另创一个哲学文学杂志。”从此，各吹各的号，各唱各的调，分庭抗礼。①《胡适来往书信选》（上）第９０、１１５页。“２．若《新青年》‘改变内容’，非恢复我们‘不谈政治’的戒约，不能做到。”这是要中共主要发起人陈独秀退回到《新青年》创刊时的立场：“批评时政，非其旨也。”第三条办法，是陶孟和提出的，“暂时停办”。据胡适说，他这封回信惹得陈独秀“动了一点感情”，对“宣言不谈政治”，“太生气”；说另办一个杂志“是反对他个人”，“此事与《新青年》无关”。①对于“停办”的意见，陈独秀写信给陶孟和，表示要同他“决绝”。②陈独秀这个人喜怒形于色，当他发火的时候，也往往是他说话走火的时候。他没有理由反对胡适另办一个杂志，但他那反对“不谈政治”的异常坚决的态度，使胡适在北京同人面前一面表白“我不反对他个人，亦不反对《新青年》”；一面又说“今《新青年》差不多变成了Ｓｏｖｉｅｔ＆Ｒｕｓｓｉａ的汉译本”。胡适所不满的，正是上海同人所悉心向往的。当胡适再次与北京同人商讨办法时，他首先声明原拟的第三条办法“停办”，取消；“宣言不谈政治”之说也取消；“单提出‘移回北京编辑’一法”，“改变内容”，“仍趋重哲学文学”。只要能掌握编辑大权，情愿做些小让步。让步争得了一些人的同情，但北京同人依然是议论纷纷，甚感棘手。张慰慈、高一涵、陶孟和、王抚五都赞成胡适的办法。陶、王二人还说“如实不行则停刊，万不可分裂为两种杂志，致破坏《新青年》精神之团结”。①②《胡适来往书信选》（上）第１１９页。以上引文，见张静庐：《中国现代出版史料》（甲编）。李大钊“主张从前的第一条办法，绝对的不赞成停办，因停刊比分裂还不好”。周作人、周树人认为“《新青年》的趋势是倾向于分裂的，所以索性任他分裂，照第一条做或者倒还好一点”。① 钱玄同认为“《新青年》的结合，完全是彼此思想投契的结合，思想不投契了，尽可宣告退席”。至于《新青年》“变为‘苏维埃俄罗斯’的汉译本”，这与我们“不相干”，“断断不能要求他们停板〔办〕”②，“即使大家对于仲甫兄感情真坏极了，友谊也断绝了，只有他一个人还是要办下去”。③的确，谁也阻止不住陈独秀和他的新战友继续办《新青年》。《新青年》本是陈独秀一人创办的；他到那里，《新青年》编辑部就跟到那里，他被捕入狱，《新青年》停刊五个月；即使轮流编辑时，他也少不了要多负点责任。现今正当《新青年》获得科学社会主义的生机，以崭新的革命风貌出现于舆论界，他当然不肯将编辑大权交给虽曾同他共同战斗过，而今道不相同的旧友。《新青年》编辑部终于不可避免地分裂了。文化统一战线的分化不仅发生在《新青年》编辑部，同时也发生在其他社团，其中尤以“少年中国学会”里的争论与分裂最为激烈和明显。所有这种争论和分化现象，归根结①②③《中国现代出版史料》（甲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上）第１２２页。《中国现代出版史料》（甲编）。底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两条道路的分歧，即中国走社会革命的道路，或是走名为改良主义而实为资本主义的道路。《新青年》同人之间的分化，表现在陈独秀与胡适之间最明显，一个成长为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荣任中共中央书记；另一个依然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并不是工人阶级的仇敌，而是应当批评与联合的对象，因此陈独秀与胡适两人之间的友谊并未因政治思想的分裂而致断绝，仍然时密时疏地维持着。界当局逮捕，胡适都参与了营救活动。陈独秀为张申府找职业，为蔡和森的书稿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之事，曾多次致函胡适，请他帮忙解决，他们的友谊还是相当亲密的。然而，由于两人的世界观不同、政治主张的分歧，他们之间经常发生公开的激烈的争论。１９２２年胡适等创办《努力周报》，大肆宣扬所谓“好人政府”和联省自治的主张，于是陈、胡之间立即爆发了一场争论，陈独秀批评联省自治，是借自治之名行军阀割据之实。１９２３年，陈独秀和胡适各自为《科学与人生观》一书作序》，又发生了唯物论与心物二元论之争。陈独秀总想拉着这位老朋友一道前进，然而他们各有各的哲学观，谁也不肯向对方靠拢一步。陈独秀认为“只有客观的物质原因可以变动社会，可以解释历史，可以支配人生观，这便是‘唯物的历史观’”。胡适认为“只能说，‘唯物（经济）史观至多只能解释大部分的问题’”。陈独秀指出“离开了物质一元论，科学便濒于破产，适之颇尊崇科学，为何对心与物平等看待”！“照适之的意见，只须具体的说明科学的人生观，不必去力争科学可否解决人生观的问题，像这样缩短战线，只立不破的辩论法，不是纵敌，便是收兵”。陈独秀不愧是胡适的诤友，他希望“经过这回辩论之后，适之必能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胡适说：“可惜我不能进这一步了。”①平等的争论，尽管是尖锐的激烈的，但并不伤害感情，这是他们的友谊之所以能长期保持的一个重要原因。然而这并不能阻止两人的思想差距越拉越远。陈独秀总希望拉着老朋友一道前进，可胡适不领情，有时且反唇相讥，责怪陈独秀的思想言论前后矛盾。这方面一个最突出的例子，是胡适于１９２４年９月１２日在《晨报·副镌》上发表的《努力的问题》一文，说：“即从思想方面看来，一边是复古的混沌思想，一边是颂扬拳匪的混沌思想，都有彻底批评的必要。…… 六年前作《克林德碑》那篇痛骂拳匪的大文的作者（即陈独秀—— 引者），现在也大出力颂扬拳匪了！”“这真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我们只好叫他讼棍的行为！”这等于是指着鼻子骂陈独秀。陈独秀在《克林德碑》一文中，确曾骂过义和拳，但当他转向马克思主义以后，也随之纠正了对群众运动的错误态度。胡适所厌恶的，正是他的老朋友的进步，而且破口大骂为“讼棍”，这不能不说有失学者的风度。或许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所以陈独秀这次默不作声，没有以牙还牙。以上所列举的是一些公开的见诸文字的争论，即使私下①《科学与人生观·序》，及胡适与陈独秀答辩。谈话，两人也总免不了争吵。１９２５年冬，胡适住在上海亚东图书馆，医治痔疮。陈独秀“这位总书记有时会在夜间悄悄地来望这位‘五四’时期的盟友。可是每次见面，总是以两人激烈的争吵而告终。一个讲社会主义好，另一个讲资本主义好；一个讲马克思主义，另一个讲实用主义；一个讲苏联如何如何，另一个讲美国如何如何，各不相让。有一天他们争得面红耳赤，大概胡适被陈独秀的批驳刺痛了，他一下子站起来，气急败坏地用手杖在地板上笃笃敲了几下，但他毕竟忍住了气，用绅士风度说了句：‘仲甫，我有事，你坐罢！’下楼去了。陈独秀气呼呼的坐了好一会，也去了”。但“过不了几天，陈独秀会再来，重新挑起一场争论”。①不用说，这“重新挑起”的争论，同样是不会有什么结果的。争论，似乎既是他们友谊的表现形式，又是维护友谊的纽带。到了三十年代，情况两样了。一个被关在国民党的监狱里达五年之久，抗日战争爆发后不久，走出了监狱的铁门，没多久便蛰居于四川江津一个偏僻的山村，行动不自由，也好像是被人们遗忘了。他在贫病交迫之中，苦中取乐，啃那枯燥无味的文字学，蹒蹒跚跚地走向他一生旅途的终点。另一个是踌躇满志，高昂阔步地进入政界，出任国民党政府驻华盛顿的大使。这时期，两位“五四”时的盟友，两位不同命运的人，虽偶有书信往来，也不过是藕断丝连罢了。①汪原放：《胡适和〈胡适文存〉》（油印稿）。{{主管广东教育立志革新}} 五四时期，社会主义思潮在某些人看来似乎是一种很时髦的东西。当时占据闽南漳州地区的粤军司令陈炯明就曾自我标榜为社会主义者，并一度与苏俄政府有所联系。１９２０年并于１０月２９日攻克广州。１１月１日，孙中山任命陈炯明为广东省长兼粤军总司令，并于２８日由沪回到广州，重建军政府。当陈炯明还在闽南时，为邀集国内教育家筹建西南大学，曾在１９２０年２月１７日电北洋政府，要求“切实保护陈君（独秀）赴沪，以便借重筹议”。①后西南大学未建成，陈炯明即聘陈独秀为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相当今省教育厅长）兼大学预科校长。陈独秀接到邀请之后，写信给李大钊商量是否应聘去广州。李大钊认为“领导广东教育工作，有两个重要作用：（一）可以将新文化和社会主义思潮广泛的带到广东去。（二）可以在那里发动共产主义者组织”。②陈独秀对广东寄有较大的希望，认为广东有光荣的革命传统，也很想借此机会在那里一面宣传马克思主义，建立广东党组织；一面从事教育改革工作。于是向陈炯明提出了应聘的三项条件：“（一）①②张国焘：《我的回忆》第１册第１２７页。《五四时期陈独秀被捕资料汇编》，《北京档案史料》，１９８６年第１期。教育独立，不受行政干涉；（二）以广东全省收入十分九一拨充教育经费；（三）行政措施与教育所提倡之学说作同一之趋势。”①陈独秀不务虚名，既要教育的行政大权，又要财权，想在教育改革方面施展他的抱负，干出一番事业来。１２月１１日，陈炯明电促陈独秀来粤，“并保证决以全省收入十分之一以上为教育经费”。②陈独秀决定受聘，临行之前，安排上海方面的工作，由李汉俊代理中共上海发起组书记。振英等。船行经香港，停泊于码头，时有三位青年李义宝、林昌炽、张仁道慕名“到船上会见陈，并携带《真善美》刊物给陈看。他看了以后倍加赞许，鼓励三人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深入钻研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后来这三位青年都成长为香港社会主义青年团和党组织的发起人。③１２月２５日，陈独秀抵达广州，④下榻大东酒店。不久即定居在泰康路附近的回龙里九曲巷十一号三层楼房的第二层，门口贴着一张字条，上书“看云楼”三字。这是陈独秀为自己的住所起的雅号。所谓“云”，许是借南海蓝天的白云喻指政治风云的变幻吧！在广州宣传新文化的机关，主要是陈公博、谭平山、谭植棠等人创办的《广东群报》，他们都是陈独秀在北大时的学①②③④《申报》，１９２０年１２月２７日。梁复然：《广东党组织成立前后的一些情况》，《“一大”前后》（二）第《民国日报》，１９２０年１２月１８日。《广东特约通讯》，《时事新报》，１９２０年１２月３１日。生，也是五四运动的参加者，师生关系相当密切，这为陈独秀在广东的活动提供了相当有利的条件。陈独秀初到广州时，“看云搂”云集各界人士，纷纷邀请他发表演说。他把演说看作为传播新思想的重要方式，几乎是有求必应，单是１９２１年１月间，大型演说就有七次之多。公立法政学校演讲《社会主义批评》。２０日，在省教育会演讲《教育与社会》。２２日上午，在省立第一中学讲《中学生之将来》。同日下午，在省立第一甲种工业学校演讲《工业学校与劳动运动》。２３日，在女师演讲《如何才是正当的人生》。２９日，在省女界联合会演讲《女子问题与社会主义》。这些演说词都及时发表在《广东群报》上，其中重要的转载于《新青年》。自１９２１年１月至７月，陈独秀在《广东群报》、《新青年》、《民国日报》、《曙光》杂志上共发表了四十多篇文章，大力宣传科学社会主义和教育改革的方针。关于宣传科学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者论战，以及建立广东党组织的情况，已有专节介绍，现侧重介绍他的教育思想和在教育改革方面以及与当地顽固派斗争的情况。陈独秀很重视教育工作，他早在１９０４年就在《安徽俗话报》上发表关于儿童教育的文章，认为教育儿童“也要像栽培草木一样，不可压制拘苦了他，要叫他心中时常快乐，自己晓得学好。这样便和草木得了春风时雨一般，自然生机日发”。①十年之后，当他提倡科学与民主的时候，形成了以个①三爱：《王阳明先生训蒙大意的解释》，《安徽俗话报》第１４期，１９０４年性解放为核心的教育思想，崇拜近代西洋教育的方针：第一，是自动的而非被动的，是启发的而非灌输的；第二，是世俗的而非神圣的，是直观的而非想象的；第三，是全身的而非单独脑部的。中国教育恰恰违反了这三条，因此，“必须取法西洋”。①“五四”以后，陈独秀的教育思想发生了变化。他认为新旧教育的区别不在教材的新与旧，而在于方法新和精神新。“就是外国文、算学、博物、理化，研究他的时候，要是方法不新，还是白说的”。什么是新方法新精神呢？他除了再次提出启发式的教育外，又新提出了两条：教育要趋重社会和讲究实际应用。②当他转向马克思主义以后，他的教育思想又发生了明显的进步。１９２１年１月２日，他在广东高师演讲《新教育是什么？》，次日《广东群报》刊登了这篇演说词，后来《新青年》八卷六号予以转载。这篇演说词最能代表他这时的教育主张。陈独秀认为新旧教育的区别，既不在教育形式之不同，也不在教材之新旧。“新教育是学校，旧教育是科举”，这是形式上的不同。但“科举时代所贵的是功名，是做官，现在学校所贵的还是有文凭，也是去做官，精神差不多是一样的”。“旧教育是习经史子集，新教育是习科学，也不过是教材上的分别，不能当作新旧教育绝对不同的鸿沟”。“若是用研①②《新教育的精神》，《国民新报》；１９２０年２月９日。《近代西洋教育》，《新青年》３卷５号，１９１７年７月１日。究科学底方法研究经史子集”，便不能说这种教材绝对的无价值。“若是用村学究读经史子集底方法习科学，徒然死记几个数理化底公式，这种教材的价值能比经史子集高得多少”呢？因此，必须另外找出区别新旧教育的分界限。陈独秀认为新旧教育的分界限是，旧教育是主观的，教育主义是个人的，“是要受教育者依照教育者的理想，做成伟大的个人，为圣贤、为仙佛、为豪杰、为大学者”。新教育是客观的，教育主义是社会的，它“注重在改良社会，不专在造成个人的伟大。新旧教育思想的不同，反映了对社会与个人关系问题的两种不同的认识观点，即社会力量大，还是个人力量大。陈独秀说：“我以为社会的力量大过个人远甚，社会能够支配个人，个人不能够支配社会。”“要想改革社会，非从社会一般制度上着想不可”，如果教育只是为了给社会增添一两个好人，这并不能使社会变好；除去一两个恶人，也不能够使社会变不恶。前代的隐者，现代的新村运动及暗杀，都是个人主义教育结果底表现。前二者想拿个人或一小部分人做改革社会底先驱或模范，后者是想除去社会上恶的一部分好达到改良社会底目的，其实都是妄想”。单纯依靠教育是不能改革社会制度的。因此，“改革教育底重点在社会不在个人了”。也就是说改革教育的着眼点及其目的都在改革社会。根据这一基本观点，陈独秀指出了旧教育与社会分离的弊病，“社会自社会，教育自教育”，教育与社会实践相脱节。这种弊病表现在受教育者身上有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减少训练的效力；二是减少学术应用的效力。“农学生只知道读讲义，未曾种过一亩地给农民看；工学生只知道在讲堂上画图，未曾在机械上、应用化学上供给实业界的需要”。“救济这个弊病，惟有把社会与教育打成一片，一切教育都建设在社会底需要上面”。并根据不同地区的不同情况，相应地设立学校及科目；三是减少文化普及的效力。旧教育是贵族的神秘的，“现代‘学校的个人主义’教育，仍然不脱离贵族的神秘的习惯”。改变这种状况，必须“自大学以至幼稚园，凡属图书馆、试验场、博物院，都应该公开，使社会上人人都能够享用”。在教授方法上，旧教育是教训式的，“教学生应当如何如何”，新教育是启发式的，“要研究学生何以如何如何，何以不如何如何，怎样才能够使学生如何如何，怎样才能够使学生不如何如何。要虚心研究儿童心理，注重受教育者的反映”。我国古代教授法也并非全是教训式的，“例如孔子答弟子问孝问仁没有一个相同，这不是他滑头，也不是他胸无定见，正是他因材利导启发式的教授方法”。至于现代欧美各国的教育“还是教训式的居多”。①从以上这个简单的介绍，可以清楚地看出陈独秀的教育思想是随着他的哲学思想、政治主张的发展变化同步前进的。当他提倡科学民主，反对封建礼教的时候，他把教育看作是追求个性解放的手段，并一味地崇拜西洋教育制度。从“五四”起，他开始注重教育与社会的关系，而真正把握住二者之间的关系，是在他转变成马克思主义者以后，他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出发，反对“教育是主观的，教育主义是个人的”，提倡“教育是客观的，①以上引文均见《新教育是什么？》一文。教育主义是社会的”，并对西洋教育制度作了一定的批判，进而提出教育为改革社会而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主张，为此，就必须打破贵族式的教育，“使社会上人人都能够享用”教育权。这就是陈独秀在刚任职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时，对教育提出的改革意见。这些意见在当时毫无疑义是新颖而又深刻的。陈独秀也只有在掌握了一些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之后，才能回答新教育是什么这一问题。陈独秀在广东从事教育工作有半年多的时间，他一到广州，还没有安顿下来，便提出了改革教育的三大纲领：（一）未成年教育——即中小学教育、幼稚园等，分期使其普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