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传-6

声，真可谓空谷足音，惊世骇俗。此后，紧接着宣传科学社会主义的是陈独秀、李大钊等主办的《每周评 论》。自１９１９年１月至“五四”，这个刊物发①②《Ｂｏｌｓｈｅｖｉｓｍ的胜利》，《新青年》第５卷５号，１９１８ 年１１月１５日。《庶民的胜利》，《新青年》第５卷５号，１９１８年１１月１５日（实 际出版时间为１９１９年１月）。表了大量的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报道。 一、宣传十月革命的伟大意义，报道战后德国、匈牙利 等国无产阶级革命及东方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形势。李大钊在《新纪元》一文中说：这次世界大战，好比是一场洪水，“洗来洗去，洗出一个新纪元 来”，“从今以后，生产制度起一绝大的变动，劳工阶级要联合他们全世界的同胞，打倒全世界资本的阶级”。①《国际的革命》一文简要地介绍了 社会党几次重要的国际会议。《各国劳农界的势力》一文报道了俄国劳农政府的组织、匈牙利政府中的劳农势力、巴伐利亚劳动政府的宣言等等②。二、摘译发表《共产党宣言》，介绍科学社会主义。１９１９ 年４月６日出版的《每周评论》第十六号，在“名著”一栏里刊登了《共产党宣言》第二章《无产者和共产党人》中关于纲领中的一段。“劳工革命的第一步，我们最希望的，就是把无产阶级高举起来，放他们在统治地位， 打破一切的阶级，没收中产阶级的资本，把一切的生产机关，都收归政府掌管，”。编者在这篇译文的前面加了一段按语，说“这个宣言是马克思 和恩格斯最先最重大的意见。其要旨在主张阶级战争，要求各地劳工的联合，是表示新代的文书”。《每周评论》第十五号上摘译登载了倍倍尔的著 作《近代社会主义与乌托邦社会主义的区别》，十八号上发表了《无政府共产主义与国家社会主义》一文。这些译文和论述，文①②《每周评论》，１９１９年４月２０日。《每周评论》，１９１９年１月５日。 笔虽欠流畅，但表述了原著的精髓——无产阶级专政的光辉思想。并初步揭示了科学社会主义与其他流派的假社会主义的区别。 三、报道劳农生活状况。《每周评论》特辟《国内劳动状况》专栏。先后报道了北京男女佣工、河南修武煤矿、北京理发店、人力车夫、唐山煤厂、山东东平县佃户等地劳动者的生活状况。《每周评论》是中国最早宣传科学社会主义的刊物，这固然同陈独秀和 李大钊的努力有关，但这时李大钊所起的作用，无疑大于陈独秀。到五四运动爆发后不久，李大钊在《新青年》第六卷第五、六号上发表了《我的马克 思主义观》，这篇论文标志着李大钊成长为中国的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陈独秀开始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时，较李大钊晚了半年多，但他紧紧地跟上来 了，而且当他一旦转向马克思主义以后，由于他在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地位和显赫的声望，他所发挥的作用和影响又超过了李大钊。“五四”前夕，陈独秀在《每周评论》上发表《二十世纪俄罗斯的革命》 一文，指出了十月革命的伟大的历史意义，说：“十八世纪法兰西的政治革命，二十世纪俄罗斯的社会革命，当时的人 都对着他们极口痛骂，但是后来的历史家，都要把他们当作人类社会变动和进步的大关键。”①的确，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能与划时代的无产阶级十月 革命相提并论的，只有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陈独秀曾经崇拜的法兰西文明，及①《每周评论》，１９１９年４月２０日。法国的民主制度，正是经过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确立和发展起来的。现在 他如此地尊崇社会主义革命，这不能不说他的思想观点开始发生了变化。中，明确地提出“现在人人都要觉悟起来，立宪政治与政党，马上都要 成历史上过去的名词了，我们从此不要迷信他罢。什么是政治？大家吃饭要紧”。所谓“立宪政治与政党”，就是陈独秀曾经迷信过的资产阶级代议制及 其政党。现在他不但不再迷信，而且认为都要成为过去的事了。他过去站在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立场，呼吁个性解放，现在却关注劳苦人民的生计 问题，并把它看作“二十世纪臂头第一个大问题”，①这反映了陈独秀的立足点在开始转移，他要同资产阶级民主分手了。６月１１日，陈独秀被捕了。此后，由胡适接办《每周评论》。胡适在１９１７年７月回国时，曾“打定二十年不谈政治的决心”。而《每周评论》“是一个谈政治的报”，因此他在该报上“做的文字总不过小说文艺一类， 不曾谈过政治”，当他接办《每周评论》以后，“方才有不能不谈政治的感觉”。他说国内的“新”分子闭口“不谈具体的政治问题，却高谈什么无政府主义 与马克思主义。我看不过了，忍不住了——因为我是一个实验主义的信徒——于是发愤要想谈政治”。②于是，《每周评论》改变了它原有的政治方向。①②胡适：《我的自述》，《努力周报》，１９２２年６月１８日。《每周评论》，１９１９年６月８日。 胡适把《每周评论》第二十六、二十七号编辑成《杜威讲演录》专号，大肆散布实验主义。①并在７月２０日出版的第三十一号上发表了他的《多 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说：“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是阿猫阿狗都能做的事”。“不去 实地研究我们现在的社会需要，单会高谈某某主义，是很危险的”。“现在中国应该赶紧解决的问题真多得很！从人力车夫的生计问题到大总统的权 限问题，”，不研究解决这些问题，“却去高谈社会主义！还得意洋洋的夸口道：‘我们所谈的是根本解决。’老实说罢，这是自欺欺人的梦话”。 很明显，胡适是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社会革命，主张一点一滴的改良主义。《再论问题与主义》，同胡适展开了论战。李大钊首先指出问题与主义“有不能十分分离的关系。因为一个社会问题的解决，必须靠社会上多数人 共同的运动”，因此就需要“先有一个共同趋向的理想、主义”作工具，“所以我们的社会运动，一方面固然要研究实际问题，一方面也要宣传理想的主 义，这是交相为用的，这是并行不悖的”。李大钊还说：“我可以自白，我是喜欢谈谈布尔扎维主义的”。李大钊反对胡适的改良主义，主张以马克思主义为指针，经过群众运动，对中国社会进行根本的改造。①实验主义是二十世纪初在美国流行的一种很有影响的哲学流派。它片 面地强调主观的能动作用，否认真理的客观性，反对社会革命，主张点点滴滴的改良。实验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是胡适的老师杜威。问题与主义之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过程中的第一次与反马克思 主义的斗争。由于马克思主义刚刚开始在中国传播，所以参加这次争论的人数很少，也说不上谁胜谁负。这时陈独秀身陷囹圄，自然是没法参加这场论战的。这次争论说明了《新 青年》同人面对五四时期各种外来的新思潮，可谓是见仁见智，各吹各的号，各唱各的调。胡适编的《新青年》第六卷第四号，由他撰写的《实验主义》 作为该号的带头文章。而李大钊编的第五号，则大部分内容是介绍马克思学说的。原来团结在《新青年》周围的文化统一战线，开始出现了裂痕。陈独秀出狱以后，《新青年》开会讨论今后的编辑方针。 据周作人１０月５日日记：“下午二时至适之寓所，议《新青年》事，自七卷始，由仲甫一人编辑”。①这则日记没有写明有哪些人参加，“议”的 什么“事”，但无疑和同人之间所抱主义之不同有关，否则为什么由几个人轮流编辑的《新青年》又改为由陈独秀“一人编辑”呢？又为什么陈独秀在七卷一号上发表《本志宣言》呢？而且《宣言》一开头便说：“本志具体的主张，从来未曾完全发表。社员各人持论，也往往不能尽 同。读者诸君或不免怀疑，社会上颇因此发生误会。现当第七卷开始，敢将全体社员的公同意见，明白宣布。” 在“五四”以前，《新青年》虽不曾发表它的“具体的主张”，但那时同人之间意见基本上是一致的，即使有差异也不过是主张的缓急不同罢了。现在发表《宣言》试图统一大家①《知堂回想录》第３５７页。 的主张，足见他们之间的分歧越来越大，而且这个《宣言》也未必是经过大家讨论而一致同意的，但它反映了陈独秀的思想则是确定无疑的。《宣言》明显地含有社会主义的思想因素。它攻击“世界上的军国主义 和金力主义（即资本主义——笔者）已经造了无穷罪恶，现在是应该抛弃的了”。主张“新时代新社会”不仅是“自由的平等的”，而且应当是“劳动而 愉快的，全社会幸福的”。并进而指明新社会的“真的民主政治，必会把政权分配到人民全体，就是有限制，也是拿有无职业做标准，不拿有无财产做 标准”，这显然是批判资产阶级民主的狭隘性和局限性，期求更广泛的民主政治。《宣言》明确提出“我们主张的是民众运动，社会改造”。“但对于一 切拥护少数人私利或一阶级利益，眼中没有全社会幸福的政党，永远不忍加入”，要“和过去及现在各派政党，绝对断绝关系”。言外之意，陈独秀有朝 一日他将独树一帜，创立为全体人民谋利益的政党。综观《宣言》的全文，它是一位激进民主主义者在向共产主义者过渡时期的作品，也是《新青年》 从宣传西方资产阶级文化，开始转向宣传马克思主义时的作品。《新青年》的发展以及它的性质的变化，基本上是与陈独秀的思想演变同步前进的。这 时，思想转变虽没有实现，但已经开始了。事物由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发展的时候，在其发展过程中常呈现一种中 间性状态。它既保留有旧的因素，同时也孕育着否定旧因素的新因素。１９１９年１１月１２日，陈独秀写作《实行民治的基础》一文，就正是他由资 产阶级民主观向无产阶级民主观转变过程中的一篇典型作品。这是一篇专门论述民治（即民主）问题的文章。他说民治不只是政治方面的，应包含“政 治和社会经济两方面”，“而且社会经济的问题不解决，政治上的大问题没有一件能解决的，社会经济简直是政治的基础”。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是狭隘的，对无产阶级而言，所谓自由是出卖劳动 力的自由；平等归结为在资产阶级法律面前的人人平等；最重要的人权是资产阶级的所有权。现在陈独秀想冲破资产阶级的这一狭窄的框框，把人权引 入“政治和经济两方面”，并首先着眼于政治的基础——社会经济。他不满意代议制，他认为“‘用代议制表现民意’，恐怕我们生活必须的几种自由权， 还是握在人家手里”。他设想“由人民直接议定宪法，用宪法规定权限，用代表制照宪法的规定执行民意。打破治者与被治者的阶级，人民自身同 时是治者又是被治者”。在阶级社会里，有多少个阶级，就有多少个不同的“民意”，是永远不 能统一的。宪法，是一个阶级战胜另一个阶级，或是双方势均力敌时的权力的法的表现，用宪法“打破治者与被治者的阶级”，恰恰表现了陈独秀这时 的阶级观点是相当模糊的。他认为在“一般商界的店东店员，工界的老板伙计，地位都相差不远，都可以同在一个联合”里，为实现民治而努力。 还说：“我们所渴望的是将来社会制度的结合生活，我们不情愿阶级争斗发生，怎奈我们现在所处的不结合而分裂的”社会天天在作恶。在这篇文 章的末尾，陈独秀说：“我心中所想说的话，不愿说出，恐有人误作调和政策，为一方面所利 用，”①思想观点的摇摆、模糊，心情的惆怅，这都是在立场转变之时， 所不可避免的。但时过不久，陈独秀就站在劳动者的立场上发言了。１２月１日出版的《晨报》发表了他的《告北京劳动界》一文，说：“我现在所说的劳动界，是指绝对没有财产全靠劳力吃饭的人而言”。他 们“合成一个无产的劳动阶级”。“劳动界诸君呀！十八世纪以来的‘德谟克拉西’是那被征服的新兴财产工商阶级，因为 自身的共同利害，对于征服阶级的帝王贵族要求权利的旗帜。”他们的目的达到了，“他们也居了帝王贵族的特权地位了。如今二十世纪的‘德谟克拉 西’，乃是被征服的新兴无产劳动阶级，因为自身的共同利害，对于征服阶级的财产工商界要求权利的旗帜”。两种不同性质的民主，代表了两个互相 对立的阶级利益。在谈到工商界时，他不再认为店东店员、老板伙计的地位相差不远，可以联合在同一个组织里了，而是明确地指出“商会是店东资本 家把持的机关，和店员伙计们没有利害关系，各店铺掌柜以下的伙计是要另外组织一个商业联合会”。他同时还号召劳动团体和各校学生联合会相“接 近，请他们帮助”劳动者联合起来；号召学生“恳恳切切”做劳动者的“朋友”。民主主义者在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时，必须扬弃资产阶级的民主观， 确立起无产阶级的民主观，陈独秀跨出了有重要意义的一步，向高级的思想 阶梯跃进。①《实行民治的基础》，《新青年》第７卷１号，１９１９年１２月１日。{{微服离京演讲社会改造}} 里拨款１００万元，筹办西南大学。负责筹办的有汪精卫、章士钊等，他们迭次函邀陈独秀来沪，共商西南大学的筹办事宜。陈独秀秘密离京南下， 于１月２９日到达上海①。这时，武昌文华大学毕业生邀请胡适参加他们的毕业典礼，并作学术讲 演。胡适因在京陪同杜威讲演，并任翻译，就“转荐陈独秀前往”武昌参加毕业典礼②。文华大学电请陈独秀，表示欢迎。因此，陈独秀抵沪不久，即 于２月２日乘“大通轮”，溯江而上，于４日下午抵达汉口。文华大学协进会和武汉学生联合会都派代表冒雪渡江迎接。当晚陈独秀留宿文华大学，备 受款待，并结识了该校校工郑凯卿（中共发起组成立之后，郑被发展为中共 党员）。陈独秀的风采言论，早为武汉人士所仰慕，现得知他来鄂的消息，一时 邀请他讲演的人络绎不绝。据当地报纸记载：陈独秀于５日下午３时出席协进会在文华大学举行的欢迎会，并即席演 说《社会改造的方法与信仰》。６日上午９时，在文华大学第四讲堂举行的毕业典礼上，作《知识教育与情感教育问题》的演说。７日上午９时，应汉 口青年会的邀请，在①②《胡适哲学思想资料选》（下）第１９５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１年《民国日报》，１９２０年１月３１日。 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演讲《新教育之精神》，听众除青年学生外，还有省议员等。演讲完毕后，同议员刘俊夫等五人交谈教育意见。陈独秀主张“吾 国欲图教育事业发展，须实行强迫教育之计划”。①８日下午２时，堤口下段保安会举行欢迎大会，到会数百人。陈独秀演说，希望武汉市民，（一） 能为外交后盾；（二）能谋工商业之发达。②会后，又参加保安会举行的小型座谈会，陈独秀主张武汉市实行自治。散会后，应武昌学界周煦春等人宴 请于普海楼，席间陈独秀畅谈文字改革，主张中国文字实行“注音字母”。③陈独秀在武汉短短的四天，席不暇暖，抓紧时间，宣传新思想。《国民新 报》美誉陈独秀的言论“卓识谠论”，“颇受学生所欢迎”。④但“湖北官吏对于陈氏之主张之主义，大为惊骇，令其休止讲演，速去武汉”。陈独秀“愤 恨湖北当局者压迫言论之自由”。⑤于８日晚乘车北上返京。陈独秀的演说最使政府当局恼火的是《社会改造的方法与信仰》。在这 篇讲演词里，陈独秀提出了消灭私有财产制的主张，他认为社会改造的方法：“（一）打破阶级的制度，实行平民社会主义，人人不要有虚荣心；（二）打 破继承的制度，实行共同劳动工作，不使无产的苦、有产的安享；（三）打破遗产的制度，不使田地归私人传留享有，应归为社会的共产，①②③④⑤《汉口新闻》，１９２０年２月９日。《国民新报》，１９２０年２月９日。《国民新报》，１９２０年２月１３日。《国民新报》，１９２０年２月９日。《国民新报》，１９２０年２月１２日。 不种田地的人，不应该享有田地的权利。”在讲到信仰问题时，他提出两点：“（一）平等的信仰；（二）劳动的信仰。人人应该受教育，应该常劳 动，心理上总有平等的劳动与劳动的革命。”在讲到用什么根本的办法去改造社会时，他说现在还不到“流血”革命的时候，“不过心理上总要有研究 革命的方法与信仰。到了那个可以革命的时机，我们就非要与那恶魔奋斗不 可。”①陈独秀主张消灭私有制，这表明他的思想较写作《实行民治的基础》一 文时，又前进了一步。但主张废除私有制的，并不都是马克思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也是主张废除私有财产的。而这时的陈独秀恰恰辨别不清这两种主 义的本质区别。他既赞扬马克思的《资本论》，也赏识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认为这 两部著作都“是我们持论底榜样”。②陈独秀在武汉的讲演，“国内各地报纸都摘要登载”其要点。北洋政府看到了这些消息，才知道他已经离开北京。 北京“警察厅就在北池子寓所门前，派一个警察站岗，企图在陈独秀自武汉回京时，加以逮捕”。高一涵等人“得到这个消息，就同李大钊商议，派人 先到西车站，把他接到王星拱家里，暂避一避，再设法送他离京”。这时，“李大钊挺身而出，自愿护送陈独秀从公路出走。 因李大钊是（河北）乐亭人，讲的是北方话，衣着又朴素，很①②陈独秀：《告新文化运动的诸同志》，长沙《大公报》，１９２０年１ 月１１、１２日。《国民新报》，１９２０年２月７日。 象生意人。时当阴历年底，正是北京一带生意人往各地收账的时候。于是他们两人雇了一辆骡车，从朝阳门出走南下。陈独秀也装扮起来，头戴 毡帽，身穿王星拱家里厨师的一件背心，油迹满衣，光着发亮。陈独秀坐在骡车里面，李大钊跨在车把上。携带几本账簿，印成店家红纸片子。沿途住 店一切交涉，都由李大钊出面办理，不要陈独秀开口，恐怕漏出南方人的口音。因此，一路顺利地到了天津”。①李大钊把陈独秀送上火车以后，才回 出京。②“后来谈起他两人化装逃走事，人们都对李大钊见义勇为的精神，表示钦佩”。③生病五、六日。⑤后寄居亚东图书馆。他原来打算去广州筹 办①②③④⑤汪原放：《亚东六十年》。 日报》载陈于１９日到达上海。高一涵：《李大钊同志护送陈独秀脱险》，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 回忆，细节虽有出入，但都认为是李大钊护送的。（见《胡适哲学思想研究资料选》（下）第１９５、１９６页；马叙伦：《石屋余沈》第１３３、１３４页） 高一涵说陈独秀到天津后，是乘船南下的。现据汪原放：《亚东六十年》（手稿），陈独秀到沪后，患感冒住院，汪孟邹前往探望。陈独秀说是李先 生把他送上火车，他再回北京的。高一涵：《李大钊同志护送陈独秀脱险》，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 回忆，细节虽有出入，但都认为是李大钊护送的。（见《胡适哲学思想研究资料选》（下）第１９５、１９６页；马叙伦：《石屋余沈》第１３３、１３４页） 西南大学的，并“抱有无穷的希望”。他认为“广东人民性质活泼勇健，其受腐败空气之熏陶，或不如北京之盛，改造广州社会，或轻易于北京”。①因此，他坚决不同意汪精卫、章士钊、吴稚晖等将西南大学设立于上海的 方案，尤其反对设在租界。军政府政务会议鉴于广东政局不稳，决定将校址设在上海，章士钊即电“陈不必去粤”。陈表示“极不满意”，②认为“不信 赖中国政府”，难道就“必求依赖外人”吗！如此，“则全国大小学校，非尽迁入租界不可”。“寄生外人肘下，精神为莫大痛苦”，又从全国高等教育事 业的布局来看，黄河流域有北京大学等校，长江流域有复旦大学等校，“惟珠江流域，完全缺乏，为国家教育配置，必在广州设一大学，以启发珠江文化”。③后来，西南大学终因经费无着落，未及筹办便成泡影。２月２７日，陈独秀出席上海工读互助团筹备会。工读互助团是在空想 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互助论的思潮影响之下发起的。首先成立于北京，参加的大多数是青年学生，其宗旨是本互助的精神，实行半工半读。团员工作 所得归团体所有，团员的生活必需品及教育费、医药费等由团体供给。陈独秀、李大钊、蔡元培等１７人曾联合发表《工读互助团募款启事》，陈捐洋３０元。现在又积极支持上海工读互助团，说团员的工作种类可有印刷装订、 种菜等等，读书可到复旦大①②③陈独秀：《关于西南大学的谈话》，《太平洋》杂志第２卷６期。《民国日报》，１９２０年３月５日。《民国日报》，１９２０年２月２３日。 学旁听，或请人教授法文。①全国各大城市青年一时都纷纷成立工读互助团，但不久就都失败了。２９日，江苏省教育会请陈独秀演讲教育问题，到会约计千余人，是近 几次讲演会最盛大的一次。陈独秀演讲时，侧重指出教育上的主观主义与形式主义的两大弊病。主观主义，是教师只知道以“自己做本位”，“不管学生 能不能领受，一味照他的意思灌进去。应当以学生为本位，对教材的选择、教学的方法，“做教师的应该从学生的个性里得到种种的经验”。形式主义的毛病，是“只重外面好看”，不讲内容。“最可笑的是工业学 校，没有工场；农业学校，没有农场。”教育部定要把全国的学校统一起来，中国这么大，风俗人情各处不同，怎能统一呢？“要教育发达，先应该废除 教育部。”②４月２１日，在中国公学演讲《五四运动的精神是什么？》，一是人民直接行动；二是牺牲的精神。③陈独秀每到一个地方，都有青年团体 或教育机关邀他发表演说。但不久随着他的思想转变，他的演讲对象也发生了变化，由知识青年转向了劳苦工人。大约在这年的４月间，陈独秀迁居到法租界环龙路老渔阳里２号（今南 昌路１００弄２号）。这幢房子是柏文蔚让给他的，柏氏迁至新渔阳里居住。老渔阳里２号是老式石库门房①②③《时报》，１９２０年４月２２日。《时报》，１９２０年３月３日。《申报》，１９２０年２月２９日。 子（因大门用三根长石条搭成而得此名），砖木结构，二层楼房，进大门有天井，中间是客堂，陈设沙发四只、椅子数把，壁间挂大理石嵌屏四幅。 客堂后有小天井，再后是灶间，有后门通向弄堂。客堂的左边是前、后、中三个厢房。楼上，前面是统厢房，即陈独秀的卧室兼书房，室内陈设有写字 台、转椅、大钢床、皮沙发、茶几、缝衣机等。厢房的隔壁是客堂楼，后有晒台。全部建筑面积约１４０多平方米。①这里就是陈独秀的住处，也是《新 青年》的编辑部所在地和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的诞生地。②{{筹办工人刊物向工人宣传马列}} 调查研究中国工人阶级的状况，筹办工人刊物，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组织工会，是他这时前进的一个主要方面。 马克思主义是工人阶级解放运动的学说。二十年代初，当中国的先进分子初步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后，没有不关心或投身于工人运动的，陈独秀也不例外。他在１９２０年１月就主张创办工人刊物，写了《告新文化运动诸同志》一文，针对当时出版界许多刊物性质相同的情况，劝说“上海的朋友要 办报，不必办和人雷同的报。上海工商业都很发达，象‘店员①②现在这幢房子列为上海市文物重点保护单位，这是完全应该的。可惜 的是楼下住有居民，楼上被某单位所占据，因而迄今不能对外开放。室内陈设系根据周佛海的妻子杨淑慧的回忆。 周刊’、‘劳动周刊’，倒有办的必要。但至今无人肯办。难道不高兴张嘴和店员劳动家说话吗？难道因为这种报不时髦，不能挂‘新思潮’、‘新文化运动’的招牌吗？”①他还明确地指出新文化运动将影响到各个方面，“影 响到产业上，应该令劳动者觉悟到他们自己的地位，令资本家把劳动者当作同类的‘人’看待，不要当作机器、牛、马、奴隶看待。新文化运动影响到政治上，是要创造新的政治理想”。②陈独秀在创办《新青年》时，他宣传的是民主主义，他的教育对象主要是青年知识分子， 并强调伦理觉悟是“最后觉悟的最后觉悟”；现在他宣传社会主义，自觉地把教育对象扩大到工人群众，认为最高的觉悟是阶级觉悟。陈独秀把他刚刚 学到的一些马克思主义理论，哪怕是他的理解是相当肤浅，也要马上传授给 工人。给工人办刊物，首先需要了解工人，调查当时上海的一些工会团体。陈 独秀从北京一到上海，便开始对中华工业协会、中华总工会等团体进行调查。③１９２０年３月，他“决计”将５月１日出版的《新青年》第七卷六号编 辑成《劳动节纪念号》，并向周作人写信约稿。④《新青年》七卷五号还发表了《本志特别预告》：“每年五月一日，是一八八六年美国芝加哥大会议决 八小时底运动胜利纪念日，后来每逢此日，欧①②③④致周启明（即周作人）信，１９２０年３月１１日，《历史研究》，１９７９年第《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第９页。《新文化运动是什么》，《新青年》第７卷５号，１９２０年４月１日。 长沙《大公报》，１９２０年１月１１、１２日。美各国劳动界，常有盛大的纪念活动。本志决定发行《劳动节纪念号》。”陈独秀除直接写信向友人约稿，还写信给高君宇，请他“托在太原的 朋友调查那边底劳动状况”。①他对产业最集中的上海的劳动状况“特别注意，有托朋友调查的，有 登报征求又派人亲自调查的”，“在调查的时候，承许多劳动者指导和帮助”，也有工人自己写作投稿的。②陈独秀主编的《劳动节纪念号》是共产主义知 识分子与工人运动开始相结合的产物。《劳动节纪念号》内容丰富新颖，共约４００页，相当原来《新青年》 一期的两倍多。③有孙中山、蔡元培等１６人的题字，其中有９人是名不见经传的劳苦 工人，如怡和纱厂绒毯间工人武毓源：“不劳动者人类之公敌也。”植树工人刘朗山：“黜逐强权劳动自治”。先施大菜间王澄波：“不劳动者口中之道德神圣皆伪也”。张玉堂：“惟 亲身劳动者有平等互助精神”。怡和纱厂工人周传勋：“不自食其力者社会之绝物也。”刘光典：“不劳 动者之衣食住等均属盗窃赃物”等。除工人题字外，还刊登了３３幅工人劳动状况的照片。工人的题字和照片刊登在举国闻名的大型刊物《新青年》上 越发显得光彩夺目。①②③《新青年》每号售价二角，每卷六号合订本售价一元。第七卷第六号 篇幅扩大一倍，且有照片、图表，群益书社老板未征得陈独秀同意提价至五角出售。陈独秀很不满意，双方发生争执。汪孟邹试图从中调解，无效，陈 独秀拍桌大骂。（汪原放：《亚东六十年》）《新青年》从八卷一号起，由新青年社发行，与群益书社脱离关系。《上海劳动状况》，《新青年》第７卷６号，１９２０年５月１日。《山西劳动状况》，《新青年》第７卷６号：１９２０年５月１日。《劳动节纪念号》的第一篇文章是李大钊写的《五一运动史》，介绍国 际劳动节的由来及欧美工人为实现八小时工作制的斗争史，希望中国工人“认定今年‘五一’纪念日作一个觉醒的日期”。另有美国、英国、日本劳动运 动的介绍，还全文刊载了《俄罗斯苏维埃联邦共和国劳动法典》。对国内劳动状况调查的文章，约占本号全部篇幅的三分之二，有香港工人罢工、巴黎 华工以及南京、唐山、山西、江苏、江都、长沙、芜湖、无锡、北京、上海、天津和皖豫鄂浙冶铁工人等省市劳动状况的调查，较全面地反映了当时中国 工人阶级的现状。如《上海劳动状况》一文，按照机器工业、手工业、交通运输业、服务行业４大类、４７个业别，分别介绍了工人人数，工作时间， 工资数，工人家庭生活，工人受资本家、工头的剥削和掠夺，工人的来源和帮会组织以及受黑势力的压迫，工人的文化程度及严重缺乏教育等状况。《劳 动节纪念号》刊登了陈独秀的两篇文章《劳动者的觉悟》和《上海厚生纱厂湖南女工问题》。总之《新青年》七卷六号是当时知识分子了解工人、宣传 工人的一部好教材。《劳动节纪念号》还全文刊登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明白宣布废除从前 与日本、中国及协约国各国所缔结的一切秘密条约，废除沙皇俄国在中国的一切特权。这个宣言原是１９１９年７月２５日发出的，由于中国军阀政府 的封锁和交通阻隔，迟至１９２０年三、四月间才发表在国内刊物。《劳动节纪念号》除登载宣言的全文外，还刊登了各界１５个团体和８家报刊热烈 欢呼苏俄对华宣言的言论。上海《星期评论》说：过去“我国一般人民，听到俄国二字，就联想到‘过激’，不是惊骇，就是痛恨”。此外，“还有一种‘轻视’的人，以为劳农政府， 无非胡闹一下，决无存立的地位。以上这三种见解，不但无知识的人民如此，就是自居知识阶级的人民，也往往不免。但是从此番沪京两方面对于 劳农通告的意见看来，可见一部分人民，已经由反对而趋于赞同了”。①《劳动节纪念号》既宣传了工人，也宣传了俄罗斯苏维埃联邦共和国的对外政策， 只有社会主义的苏俄才真正能平等地对待中国，援助中国人民。这年，上海《星期评论》、北京《晨报》等也都编辑出版了《劳动节纪念号》，从此有更 多的先进知识分子开始重视工人运动。陈独秀编辑、出版《劳动节纪念号》是他思想转变的一个重大的表现。 蔡和森曾说：《新青年》以前“是美国思想宣传机关，但是到了仲甫同志倾向社会主义以后，就由美国思想变为俄国思想了，宣传社会主义了。不过在 过渡期间的文章，社会革命的思想是有了，杜威派的实验主义也是有的。一直到１９２１年‘五一”劳动节特刊问题，才完全把美国思想赶跑了”。② 蔡和森的这一评论，除把１９２０年误为１９２１年外，基本上是符合陈独秀的思想状况的。陈独秀在编辑《劳动节纪念号》的同时，还积极地参加工会庆祝“五一”节的筹备工作。４月２日，他出席上海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成立大会，演说《劳动者的觉悟》。③５月１６①②③《民国日报》，１９２０年４月３日。《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第７页。《新青年》第７卷６号，１９２０年５月１日。 日，出席中华工业协会各业代表与各部干事联席会议，被推举为教育主任，即席演讲上海工界现状，强调注重工人义务教育，并自愿担任义务教授。①１８日，中华工业协会、中华工会总会、电器工界联合会、中华全国工界 协进会、中华工界志成会、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和药业友谊联合会７团体召开联席会议，筹备“五一”节。陈独秀首先提出将纪念会的名称定为“世界 劳动节纪念大会”，“用各工会名义发起，并由各工会推出三人为筹备代表，分任进行”，然后演说劳工要旨：注重各业分会之组织，并须急谋工人本身 之利益，减少工作时间，增加工资。会上推举陈独秀等为筹备世界劳动节大会顾问。②２６日，筹备会议议决于５月１日下午在西门体育场举行庆祝大 会，休工一天。２８日，工界发表宣言：“我们上海工人今年举行破天荒的‘五一’运动，唤起中国工人觉悟”，以“改善中国工人的生活，增进 中国工人的知识，表现中国工人的人格”。③“五一”节庆祝大会，初有５０００工人前来参加，因体育场为军警霸占，被迫四次改换开会地点，最后 在靶子场后面的荒地上举行大会，庄严地提出了“三八制”的要求。当晚，７团体发表宣言，抗议军阀的压迫，并致函答谢苏俄政府对华宣言。上海工 人第一次大规模地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活动以及所提出的口号和发布的宣言，都是在陈独秀的指导之下进行的。“五一”这一天，广州、北京、①②③《民国日报》，１９２０年４月２９日。《时事新报》，１９２０年４月２０日。《民国日报》，１９２０年５月１９日。 漳州等地工人也纷纷举行纪念活动，使中国在“黑暗里突然的透出一线儿红”。这是“北极下来的新潮，从近东卷到远东。 那潮头上拥著无数的锤儿锄儿，直要锤匀了锄光了世间的不平不公”！①陈独秀在参加上述工会团体的活动时，很快就发觉这些工会是由“小政客发起的”，办工会的人“总是穿长衣的先生们多，穿短衣的工人很少很少”。②事实也的确如此，当时上海的工会多是些假大空的团体。假，这些团体大 都为资本家、工头或政客所把持；大，团体招牌大，名实不副；空，没有工人群众的基础。除了药业友谊联合会是店员自发的组织以外，都不是真正的 工人团体。因此，在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成立之前后，陈独秀立即着手筹办工人刊物，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组织真正的工会。现将有关这方面的 活动分别介绍如下：《劳动界》（周刊），１９２０年８月１５日创刊，１９２１年１月刊由 陈独秀和李汉俊两君发起”，“宗旨在改良劳动界的境遇。…… 希望劳动界诸君对于投稿及推销两事，大家出力帮忙，好叫本报成 一个中国劳动阶级有力的言论机关”。③主要撰稿人有中共上海发起组成员陈独秀、李汉俊、陈望道、袁振英（署名震瀛）等。每期内容有演说、国内 外劳动界、调查、时①②③《民国日报》副刊《觉悟》，１９２０年８月１７日；及该日该报第一版广告《劳动界出版告白》。《此时劳动运动的宗旨》，《劳动界》第１５册，１９２０年１１月２１ 日。《红色的新年》，《星期评论新年号》第３１号。 事、读者投稿等栏目。《伙友》周刊１０月１０日创刊，新青年社发行，由陈独秀、俞秀松、 李沉俊与工商友谊会联合创办。①“主编系闻名之社会主义者陈独秀”等人。②宗旨是“（一）诉说伙友们现在的苦恼；（二）研究伙友们将来的职务”。③后来由于工商友谊会利用《伙友》宣扬劳资合作，新青年社即不再代为发 行。工商友谊会扬言“同陈某绝交”。④至１１月中旬，《伙友》第六期出版以后，便和上海发起组完全脱离了关系。２０篇关于工人运动的文章。综合这些文章的内容，他着重进行了以下 几个方面的宣传。（一）宣传工人的重要社会地位。世界上“只有做工的人最有用，最贵 重”。他们是社会的“台柱子”，“因为他们的力量才把社会撑住，若是没有做工的人，我们便没有衣、食、住和交通，我们便不能存在”。⑤工人每日 工作长达十二小时，创造了大量的社会财富，而一天的工资却只有二、三角钱，生活非常痛苦，社会地位十分卑贱，没有丝毫的政治权利，人世间是何 等的不平等呵！（二）宣传剩余价值学说，揭示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工①②③④⑤《劳动者的觉悟——在上海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演说》，《新青年》第７卷《通讯》，《伙友》第９册。 陈独秀：《〈伙友〉发刊词》，１９２０年１０月１０日。 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日报》，１９２０年１０月１日。《本社特别启事》，《劳动界》第７册，１９２０年９月２６日。 人为什么苦？工人创造的财富哪儿去了？陈独秀对这个问题按照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作了通俗的解释。他说：工值“是工人每日劳力结果的生产 额在市面上的价值，不是资本家任意定的三角二角。三角二角以外的剩余工价，都被资本家——股东——用红利底名义抢夺去了，工人丝毫分不着；工 值抢去了，反过脸来还要审问被抢者底工作能力之大小责任心之有无，这实在是清平世界里不可赦的罪恶”！①（三）宣传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世界 劳动者的觉悟可分作两步：“第一步觉悟后所要求的，是劳动者对于国家、资本家要求待遇改良（像减少时间，增加工资，改良卫生，保险教育等事）； 第二步觉悟后是要求做工的自己起来管理政治、军事、产业，居于治人的地位”。这第二步要求，虽然“眼前办不到，也不妨作此想”。②工人 阶级的伟大的历史使命是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消灭私有制，消灭阶级，实现 共产主义。（四）批判资产阶级言论。有人认为“工人缺乏知识，非注重教育，则 减少工作时间，增加工资，适足以资其为恶”。陈独秀针对这一错误言论进行了多次的批评。他说：“减时增资是工人 应得权利”。③“况且十二时制倘不改少，工人教育问①②③《答知耻》，《新青年》第８卷２号，１９２０年１０月１日。《劳动者的觉悟——在上海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演说》，《新青年》第７ 卷《上海厚生纱厂湖南女工问题》一文中《我的意见》，《新青年》第７卷６号，１９２０年５月１日。 题便绝对没有办法”。①（五）揭露招牌工会，号召工人组织自己的工会。陈独秀明确指出“工 人要想改进自己的境遇，不结团体固然是不行。但是像上海的工人团体，就再结一万个也都是不行的。新的工会一大半 是下流政客在那里出风头，旧的公会公所一大半是店东工头在那里包办。觉悟的工人呵！赶快另外自己联合起来，组织真的工人团体呵！”②陈独秀等 人所创办的工人刊物或给工人写的文章，说的都是工人的事，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很受工人欢迎。杨树浦电灯厂钳工陈文焕曾写信给陈独秀，说“从 前受资本家的压逼，有话不能讲，有冤无处伸！现在有了你们所刊行的《劳动界》，我们苦恼的工人，有话可以讲了，有冤可以伸了，做我们工人 的喉舌，救我们工人的明星呵！”我们祝“《劳动界》万岁！祝先生的身体健康！”③可见创办工人刊物是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一种很好的方式，也 是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与工人运动相结合和良好开端。工人有了初步的觉悟以后，便要求组织起来，成立工会。 这年的秋天，上海小组指派李启汉开办工人半日学校（次年渔阳里六号召开发起会，各厂代表８０人到会。会议主席李中①②③《劳动界》第５册，１９２０年９月１２日。《真的工人团体》，《劳动界》第２册，１９２０年８月２２日。《上海厚生纱厂湖南女工问题》一文中《我的意见》，《新青年》第７卷６号，１９２０年５月１日。 报告发起会的宗旨是“谋会员之利益，除会员之痛苦”，组织真正的工会。陈独秀、杨明斋、李汉俊等人到会，被接纳为名誉会员。陈独秀被推举 为工会经募处主任，在会上发表演说，明确指出矿工、铁道工、机器工工会，是现在世界上三个“很有势力”的团体，如能“彻底联络”，那末“社会上 的一切物件，都要受他的支配，就是政府也不得不受其支配”。①会议讨论了机器工会的章程，并由李中和陈独秀起草。１１月在会上再次指出工人团 体，须完全由工人组织，“万勿容资本家厕身其间，不然仅一资本家式的假 工会而已”。②上海机器工会是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领导的第一个工会，从此，上 海工人才有了真正的工人自己的团体。１２月间，上海小组又领导成立了上 海印刷工会。当上海工人运动兴起的时候，北京、武汉、长沙、广州等地共产党小组 的成员，或具有初步共产主义觉悟的知识分子也都在积极地从事于工人工作，其中尤以北京李大钊、邓中夏等人创办的《劳动音》周刊和长辛店工人 补习学校，与上海的《劳动界》南北呼应，最有影响。１９２０年，是中国工人由自在阶级向自为阶级转变的一年，在这转变的进程中，陈独秀虽然没 有像邓中夏、李启汉那样亲身深入工厂，广泛地接触工人，但以他在思想界享有的崇高声望，所发挥的巨大的宣传和组织作用，却是他人所不及的。１９２１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各地党组织首先致力于工人工作，到１９２２年便兴起了第一次工运高潮，这其中有陈独秀的贡献，是勿容置疑的。①《申报》，１９２０年１０月２２日。②《在上海机器工会发起会上的演说》，《劳动界》第９册，１９２０年１０月１０日。{{南陈北李携手建党}} 组，在好几个大城市里先后破土而出，茁壮成长。参加共产党发起组的成员，大半是具有共产主义觉悟的知识分子，他们的代表人物是陈独秀和李 大钊。陈独秀发轫于中国近代工商业最发达、工人阶级人数最多最集中的城市上海，李大钊筹划于中国的首都北京。两位巨人一南一北相约筹集中国共 产党。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其根基在于中国社会有它的物质基础、阶级基础和 思想条件。中国的社会结构，就其整体而言，近代工业的基础是相当薄弱的，中国产业工人的人数在全国总人口数中也仅占很小的比例，但毕竟代表了中 国社会的新的生产力。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也只是当时众多思想流派中的一派，但它是人类社会发展史全部文化思想的科学结晶，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 中国，只有共产党才能创建新中国。１９２０年２月中旬，当李大钊第二次护送陈独秀离京南下之时，两人 曾在途中“计划组织中国共产党”①。当时虽然没能作详细的讨论，但两人心心相印，决心要建立中国共产党。①高一涵：《李守常先生传略》，汉口《民国日报》，１９２７年５月２４、２５日。 中国共产党的组建，是中国社会矛盾的必然产物，是中国先进分子的自觉的要求与行动，而共产国际所给予的协助，又大大地加快了建党的进程。 同年３月，俄共远东局维经斯基率代表团来华，代表团的成员有库兹涅佐娃、马马耶夫和翻译杨明斋。杨明斋是山东省平度县人，早年赴俄做工， 并参加工人运动，十月革命后加入俄共。维经斯基一行于４月间抵达北京，通过在北京大学任教的两个俄籍教授，首先结识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先驱李大钊，经过多次恳切的交谈，表示要帮助中国建立共产党。 同月，李大钊在北京大学发起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并介绍维经斯基等人“到上海去见陈独秀，要陈独秀建党”。①维经斯基到达上海以后，首先会见陈独秀，又由陈独秀的介绍会见了当时宣传社会主义的《星期评论》 编辑戴季陶、李汉俊、沈玄庐，以及研究系的报纸《时事新报》的负责人张东荪，他们举行了多次的座谈会，参加座谈会的除了上述的一些成员，还有 李达、陈望道、俞秀松等。经过座谈了解中国革命情况和十月革命后的俄国现状，商讨发起建立共产党的问题。据陈望道回忆：那时“大家住得很近（都 在法租界），经常在一起，反复的谈，越谈越觉得有组织中国共产党的必要”。于是在５月间便先组织了一个秘密团体——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研究会的负 责人是陈独秀，会员有沈雁冰、李①张申府：《建党初期的一些情况》（１９７９年９月１７日），《“一大”前后》（二）第２２０页。 达、李汉俊、陈望道、邵力子等。①上海和北京两地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无形中都成为共产党发起组的前身。当时一度以社会主义相标榜的戴季陶和张东荪也参加过几次活动，但不久便退出了。 陈独秀在开始建党时，首先同李大钊接洽，他写信给张申府谈建党的事，征求对党的名称的意见，并嘱咐张：“这件事情在北大只有你和守常可以 谈。”关于党的名称，李大钊复信给陈独秀说，共产国际的意思是“就叫共产党”。②人开会，筹备成立共产党，选举陈独秀为书记”，并起草党纲十余 条，明确提出“用劳农专政和生产合作为革命手段”。③７月１９日，再举行筹备会，“这次会议为未来中国共产党奠定了基础。会上陈独秀、李汉俊、沈玄庐坚决赞成建立中国共产党”。④８月，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成立，“这 时的发起人，一共是８人，即：陈独秀、李汉俊、沈玄庐、陈望道、俞秀松、施存统（时在日本）、杨明斋和李达。每次开会时，吴廷康（维经斯基化名） 都来参加”。开会地点在陈独秀的住处——渔阳里二号。上海发起组会议“首次决议推陈独秀担任书记，①②③④舍维廖夫：《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一大”前后》（三）第１５６页。 施复亮（即施存统，于１９２０年６月２０日赴东京）：《中国共产党成立时期的几个问题》，同上书，第３５、３６页。 张申府：《建党初期的一些情况》，《“一大”前后》（二）第２２０、２２１页。陈望道：《回忆党成立时期的一些情况》（１９５６年６月１７日），《“一大” 前后》（二）第２０页。函约各地社会主义分子组织支部”。①陈独秀要他将上海的建党意见转 告李大钊，即“上海小组将负责苏、皖、浙等省的组织和发展”，希望李大钊“从速在北方发动，先组织北京小组，再向山东、山西、河南等省和天津、 唐山等城市发展”。李大钊对于这些意见“略经考虑，即无保留的表示赞成”，“认为上海所拟议的要点都是切实可行的，在北京可以依照着发动起来”。②从此，南陈北李携手创建中国共产党。 约与中共上海发起组成立的同时，远在异乡法国勤工俭学的新民学会会员，也在热烈地讨论中国改造的根本道路问题，蔡和森在八、九月间两次写信给毛泽东，明确地提出：“近对各种主义综合审谛，觉社会主义真为改造现世界对症之方，中国 也不能外此。社会主义必要之方法：阶级战争——无产阶级专政。”为此，就必须建立无产阶级的政党，党是“发动者、领袖者、先锋队、作战部，为 无产阶级运动之神经中枢”③。毛泽东回信给蔡和森，说你的“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并转告蔡关于建党之事，“陈仲甫先生等已在进行组 织”。④①②③④《毛泽东书信选集》第１５页，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版。《五四时期的社团》（一）第２７、２８页，三联书店，１９７９年版。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一册第９８、１０４页。《李达自传》，《党史研究资料》第二集第２页。 陈独秀为加快建党的步伐，他函约王乐平①在济南组织（王本人未加入组织，向陈推荐了王尽美和邓恩铭等几位青年组党）；陈公博在广州组织； 张申府在法国组织②；施存统在日本组织；毛泽东③在长沙组织；派刘伯垂（在沪时由陈独秀介绍入党）回武汉组织。“这样，上海的组织事实上成为 一个总部，而各地的组织是支部了”。④了共产主义者的理想是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消灭阶级。为了实现这一伟大的目标，工农必须夺取政权，建立 无产阶级专政，镇压资产阶级，建设共产主义。并“以此为收纳党员之标准”。⑤１９２１年初，除担负临时中央任务的上海发起组外，有北京（１９２０年１０月）、武汉（１９２０年秋）、长沙（１９２０年１１月）、广州（１９２１年初）和济南（１９２１年初）等五个支部相①②③④⑤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档案资料》（增订本）第１页。《李达自传》，《党史研究资料》第二集第２页。 毛泽东：“我第二次（１９２０年５月）到上海去的时候，曾经和陈独秀讨论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陈独秀谈他自己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 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斯诺：《西行漫记》第１３２、１３３页，三联书店，１９７９年版）。 国与赵世炎联系，在赴法勤工俭学学生中建党（《张申府谈话记录》，１９６１年１月２７日）。 王乐平，五四时期济南地区著名进步人士，办有“齐鲁学社”，与陈独秀过往甚密。 继成立。此后不久，北方数省和内蒙地区的党组织在李大钊的直接领导之下，也纷纷建立起来。 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上海发起组，为了迅速地发展党员，扩大党组织，在上海地区大力开拓革命事业。其中除创办工人刊物，组织工会，向工人宣 传马克思主义，在上节已作介绍外，现再个别介绍其他几方面的工作。一、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开办外国语学社 上海是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也是传播社会主义思想的中心地，多年来一直为各地进步青年所向往。他们有的因参加学生运动，被校方逼迫离校； 有的因反抗封建家庭旧礼教的束缚而出走；有的为寻找真理，追求理想，都纷纷来到了上海找陈独秀等，请求指引与帮助。 例如，罗亦农（湖南湘潭人）因受《新青年》的影响，十七岁时“穿了件蓝布大褂，夹了一把雨伞，一个人跑到了上海去找陈独秀他到上海后， 就在陈独秀帮助下，在一个小报馆当校对，‘边工边读’”。①上海发起组为了指引这批青年走上革命道路，于１９２０年８月２２日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地点设在渔阳里六号。 陈独秀指派上海发起组中最年轻的党员俞秀松担任青年团的书记。 青年团是党的后备军。由于上海发起组建立了青年团，各地党支部都把建团作为一项重要的工作。到１９２１年底，北京、长沙、武昌、天津、广 州等城市都建立起团组织，有计划地培养和发展党员。①李文宜（罗亦农妻）：《忆罗亦农同志》，《人民日报》，１９８２年５ 月１３日。上海发起组为了选送优秀青年到俄国学习，培养革命干部，在１９２０ 年９月开办了党的第一所学校——外国语学社（校址设在渔阳里六号），以公开办学的名义掩护革命工作。学校的负责人是杨明斋，教授俄文，李达、李汉俊、袁振英分别教授日 文、法文、英文。有时陈独秀也来校讲课。学生的来源是由陈独秀等及外埠党员同志直接或间接地介绍来的，学生最多时有五六十人。他们是青年团发 展的主要对象。到劲光、刘少奇、任弼时、何今亮（汪寿华）、柯怪君（柯庆施）、蒋光慈、陈为人等等。同年４月间，有二三十名团员赴俄国深造。 他们学满回国后都为发展革命事业作出了很大的贡献，有的成长为中国第一代著名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二、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 陈独秀在筹建共产党时，深感缺乏马克思主义著作的中文译本。因此，在１９２０年初，他就委托恽代英翻译考茨基的早期著作《阶级斗争》。①同年８月，陈望道“费了平生译书的五倍工夫”，将《共产党宣言》全文译 出，经陈独秀、李汉俊“校对”后出版。②９月，李汉俊翻译了介绍马克思经济学说的《马格斯资本论入门》一书。１１月，出版新青年丛书第一种， 即李季译的克卡朴《社会主义史》。这些著作，对于当时的共产党员、青年团员确立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树立共产主义世界观，起了极大的作用。毛 泽东就曾经说过这样一①②玄庐：《答人问〈共产党宣言〉底发行所》，《觉悟》，１９２０年９月３０日。 胡治熙：《缅怀恽师》，《回忆恽代英》第１７１页。段话：“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于马克思主义 的信仰。”这三本书就是《共产党宣言》、《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史》。①三、创办《共产党月刊》《共产党月刊》是上海发起组在中国树立起的第一面共产党大旗。它创 刊于１９２０年１１月７日，由李达主编。共出了六期。它的主要撰稿人都是上海发起组的成员。第一期第一篇文章是陈独秀写的《短言》，也就是该 刊的发刊词，它明确宣称：“经济的改造自然占人类改造之主要地位。吾人生产方法，除资本主义及社会主义外，别无他途。什么民主政治，什么 代议政治，都是资本家为自己阶级设立的，与劳动阶级无关。我们只有用阶级战争的手段，打倒一切资本阶级，从他们手抢夺政权；并且用劳动专 政的制度，建设劳动者的国家以至于无国家，使资本阶级永远不至发生。…… 一切生产工具归生产劳动者所有，一切政权归劳动者执掌，这是我 们的信条。”这篇《短言》，正如毛泽东所说是一篇“颇不愧旗帜鲜明”的宣言②。《共产党月刊》对提高党员的共产主义觉悟，认清党的性质与任务， 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四、《新青年》改为发起组机关刊物全面介绍苏俄现状 上海发起组成立以后，即大力介绍苏俄社会制度，广泛宣传科学社会主义。因此就必须有宣传机关和宣传阵地。当时一个现成的而且卓有声望的宣传阵地是《新青年》月刊，它①②《毛泽东书信选集》第１５页。 斯诺：《西行漫记》第１３１页。在国内４３个省市有９４个代派处①。《新青年》是陈独秀创办和主编 的，因而《新青年》的基本内容及其思想格调，也必将随着陈独秀的思想转变而转变。《新青年》与陈独秀是同步前进的，越来越富有强大的生命力。 从１９２０年９月１日《新青年》出版第八卷第一号起，便成了中共上海发起组的机关刊物，“由编辑部同人自行组织新青年社，直接办理编辑印刷发 行一切事务”。②总发行所设在法大马路（今金陵东路）二百七十九号，编辑部仍设在陈独秀的住处渔阳里二号。把思想界的泰斗《新青年》改办为发 起组的机关刊物，这是陈独秀对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一大贡献，也只有他才能 做出这一贡献。《新青年》改为发起组机关刊物以后，便同一直负责发行《新青年》的 群益书社脱离了关系。关于这个问题，在上一节介绍《劳动节纪念号》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