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传-5

陈独秀为执行课堂纪律，曾将经常缺课的黎元洪的侄子误认为许德珩， 给予记大过一次，后一经发现错误，即“收回成命”，并对许“进行劝慰”。①这说明规定的那些纪律并非一纸空文，是严格执行的。（四）采购图书，广设阅览室，为学生提供学习条件。陈独秀以学长名 义通知文科各教员：“文科各门拟各设阅览室”，要教员“将所授课至不可少之参考书（汉文或译文）约需若干部开单赐下，以备采要购置”。②陈独秀 在改革文科的同时，也注意到自身的改造。１９１８年１月１９日，蔡元培在北大发起组织进德会，会员分为三种：①②《北京大学日刊》，１９１９年１０月２５日。许德珩：《我和陈独秀》，《党史研究》，１９８０年第４期。“甲种会员——不嫖不赌，不娶妾；乙种会员——于前三戒外，加不作 官吏，不作议员二戒；丙种会员——于前五戒外，加不吸烟，不饮酒，不食肉三戒。”①这些戒律无疑是为了增进个人的道德修养，改变腐败不堪的校 风。陈独秀性格豪放，私生后也比较放荡，有时涉足于花柳场中。这种事在当时不足为奇，但与新派人物的操行是不相容的。陈独秀为约束自己，加入 了进德会，作甲种会员。并被选为进德会评议员。蔡元培、陈独秀等对北大的改革，自始贯彻思想自由的原则，这就冲破 了封建顽固派所设置的种种的思想文化的禁区，向青年学生展现了广阔的学术自由的新天地。他们在推行改革的同时又十分强调纪律。民主主义者并非 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不要任何纪律约束的无政府主义者。北大的改革，提高了教学质量，开阔了学生的眼界，扩大了他们的知识领域，这对他们接受 新事物新思想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死气沉沉，腐朽不堪的北京大学，一变而为新鲜活泼、民主自由的园地。园丁辛勤耕耘，幼苗茁壮成长。在这个园地里兼容并包着多种思想派别，就其政治思想的分野而言，有 反对新文化运动的封建复古派；有貌似更为激进的无政府主义者；有１９１８年冬由李大钊组织的秘密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但科学与民主的思潮毕竟 是当时这个园地里的主流。它激荡着青年知识分子的心扉，一旦冲开了长期被封建主义封锁着的思想闸门，他们便迅速地行动起来，结社团，举行集会， 积极干预国家大事。①蔡元培：《北京大学进德会旨趣书》，《北京大学日刊》，１９１８年１ 月１９日。为反对中日协定，破天荒地举行游行请愿。在反对帝国主义的目标下， 北大学生邓康（中夏）、黄日葵、许德珩、高尚德、张国焘、段锡朋、易光嶷等，于这年十月十三日成立《国民》杂志社，并聘请李大钊为顾问。同时， 当文科学生傅斯年、罗家伦等发起组织“新潮社”，遇到经济困难时，陈独秀跟他们说：“只要你们有创办的决心和长久支持的志愿，经济方面可以由 学校负担。”于是“新潮社”也于１２月３日宣告成立。陈独秀出任北大文科学长、北大的改革、《新青年》改为同人刊物、文 化统一战线的建立以及北大学生社团的创立都为新文化运动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１９１９年《新潮》月刊和《国民》杂志的创刊，更使新文化运动如 火如荼地开展起来。《国民》反帝旗帜鲜明。《新潮》的宗旨“是想把中学生在封建主义顽 固分子的毒害下拯救出来”，“对象是小青年”，而《新青年》的对象则“偏重于大青年，高级知识分子”。①《新潮》发行数量大，影响广，时人美誉 它是《新青年》的卫星。１９１９年３月，邓康在北大发起组织平民教育讲演团，一时加入的有３９人，宗旨是“增进平民知识，唤起平民之自觉心”。②他们在北京的大 街小巷作讲演，向平民进行启蒙教育。伟大的五四运动之所以由北京大学学生首先发难，正因为北大是当时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地。①②《五四时期的社团》（二）第１３６页。 李小峰：《新潮社的始末》，《五四运动回忆录》（续）第２０１、２０２、２０４页。{{创办《每周评论》奋战顽固派}}《新青年》的宗旨重在输入学理，不在批评时政。但自创刊以来，国内 政治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洪宪帝制覆灭，皖系军阀上台，１９１６年７月张勋复辟失败，广东护法军政府的建立，１９１７年１１月７日俄国社会 主义革命爆发，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的订立，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会主义革命爆发，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的订立，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 等等的大事件，无不从正面或反面促使先进分子关注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前 途。表《今日中国之政治问题》，说“本志同人及读者，往往不以我谈政治 为然。有人说：我辈青年重在修养学识，从根本上改造社会，何必谈什么政治呢？何必谈什么政治惹出事来呢？”其实“这些话却都说错了”。国 民对政治问题“怎么该装聋作哑”？国人应当“速醒”，对“关系国家民族根本存亡的政治根本问题”，要有“彻底的觉悟，急谋改革”，否则“必至永 远纷扰，国亡种灭而后已”！陈独秀从提倡科学民主，发展到直接干预时政，这是一大进步。可是《新青年》是个月刊，出版周期长，且有时不能按期出 版，内容多是学术性的大块文章，很难对现实的政治斗争发挥及时的指导作 用。因此，为了创办比《新青年》“更迅速、刊期短，与现实更直接”的刊 物，陈独秀、李大钊等于１９１８年１１月２７日在“文科学长室议创刊《每周评论》”。①参加这次会议的除陈独秀、李大钊二人外，还有张申府、高一 涵、高承元等，会上“公推陈独秀负书记及编辑之责，余人俱任撰述”。编辑所设在沙滩北大新楼文科学长办公室内，发行所在北京骡马市大街米市胡 同七十九号。②１９１８年１２月２２日，《每周评论》创刊。它的内容有国外大事述 评，国内大事述评，社论，文艺时评，随感录，新文艺，国内劳动状况，通信，评论之评论，读者言论，新刊批评和选论等十二个专栏。陈独秀在这个 刊物上发表文章时，常署名“只眼”，李大钊署名“常”、“守常”、“明明”、“冥冥” 等，胡适、高一涵（涵庐）、王光祈（若愚）等也常为《每周评论》撰稿。《每周评论》完全是个针砭时政的战斗性的刊物，它与《新青年》相互 配合、相互补充，协同作战。１９１９年１月１５日，陈独秀在《新青年》第六卷一号发表《本志罪 案之答辩书》，对该刊创办三年以来所进行的宣传作了总结，并从根本上反击顽固派的进攻。陈独秀说：“他们所非难本志的，无非是破坏孔教，破坏礼法，破坏国粹，破坏贞 节，破坏旧伦理（忠孝节），破坏旧艺术（中国戏），破坏旧宗教（鬼神），破坏旧文学，破坏旧政治（特权人治），这几条罪案”。“这几条罪案，本社同人当然直认不讳。但是追本溯源，①②高承元遗稿：《一九一三年——一九二五年宣传民主革命之报刊》，《广东文史资料》第２４辑。 周作人：《知堂回想录》第３５５页。本志同人本来无罪，只因为拥护那德莫克拉西（Ｄｅｍｏｅｒａｃｙ） 和赛因斯（Ｓｃｉｅｎｃｅ）两位先生，才犯下了这几条滔天大罪。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 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西洋人因为拥护德、赛两先生，闹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赛两 先生才渐渐从黑暗中把他们救出，引到光明世界。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 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陈独秀大义凛然，表现了他反对封建主义的大无畏气概和坚贞不渝的决心。《每周评论》的创刊和《本志罪案之答辩书》的发表，震动了整个思想 界，引起了封建主义的卫道者极大的恐慌。古文学家林纾终于按捺不住，跳了出来，进行疯狂的反扑，于是同顽固派短兵相接便成了《每周评论》创刊 以后的第一个战役。生》，小说中的人物荆生来京游玩，下榻陶然亭之西厢，有铜简一具， 重十八斤；另有人物皖人田其美（影射陈独秀）、浙人金心异（影射钱玄同）和狄莫（影射胡适）三人也来陶然亭游览聚会。田其美抨击孔子；狄莫主张 白话；忽然跳出来一个“伟丈夫”荆生，痛骂三人“以禽兽之言，乱吾清听。田生尚欲抗辩，伟丈夫骈二指按其首，脑痛如被锥刺。更以足践狄莫，狄腰痛欲断。金生短视，丈夫取其眼镜掷之，则怕死如 猬，泥首不已”。伟丈夫笑骂一番之后，说我今天所以不杀你们，是“留尔以俟鬼诛”。在小说的结尾处，林纾不禁感叹，“如此混浊世界，亦但有田生 狄生足以自豪耳！安有荆生？”这种哀叹反映了守旧派的虚弱本质，他们除了漫骂外，拿不出任何像样的论据，因而一开始就力图依靠恶势力压迫新派 人物。那位伟丈夫荆生是谁，时人大都认为是指皖系军阀的干将徐树铮。与此同时，京中盛传陈独秀等被驱逐出北大。陈独秀立即揭露：“若利用政府 权势，来压迫异己的新思潮，这乃是古今中外旧思想家的罪恶，这也就是他们历来失败的根源。”至于“造谣吓人，那更是卑劣无耻了”！①３月４日， 上海《申报》报道：北大教员陈独秀、胡适等四人被驱逐出校，闻与出版物有关。６日又报道：北大自蔡元培任校长后，“气象为之一新，尤以文科为 最有声色”。文科学长陈独秀由其同派之学生组织《新潮》杂志，更有《每周评论》之印刷物发行，“其思想议论之所及，不仅反对旧派文学，即于社 会所传留之思想，亦直接间接而加以攻击”，被旧派人物视“若蛇蝎”。传教育部训令北大将陈、胡、钱三氏辞退。这两条消息除“驱逐”和“辞退” 是一时的谣言外，都是事实。但一经《申报》登载，“大家都信以为真”，于是，舆论哗然，北京上海各报纷纷发表评论，立即爆发了一场新旧思潮的激 战。３月９日出版的《每周评论》全文转载《荆生》，同时转载了李大钊发 表于《晨报》的《新旧思想之激战》一文。文①《旧党的罪恶》，《每周评论》，１９１９年３月２日。 中严正指出，那些顽旧鬼祟抱着腐败思想的人，不敢光明磊落的站出来，同新派思想家辩驳讨论，“总是隐在人家的背后，想抱着那位伟丈夫的大腿， 拿强暴的势力压倒你们所反对的人”。陈独秀发表《关于北京大学的谣言》，汇集了京沪五家大报的评论。上海《时事新报》：“今以出版物之关系，而国 立之大学教员被驱逐，则思想自由何在？学说自由何在？愿全国学界对于此事速加确实调查，而谋取以对付之方法。毋使庄严神 圣之教育机关，永被此暗无天日之虐待也。”《中华新报》：“陈独秀等创文学革命论，那般老腐败怕威信扫地，饭碗打破，遂拚为轨道外之反对。”《民国 日报》：“自蔡孑民君长北京大学而后，其出版品如《新青年》、《新潮》等，尤于简陋自封之中，独开中国学术思想之新纪元。举国学者，方奔赴弗 遑，作同声之应，以相发辉光大。不图发轫方始，主其事者之数人，竟为恶政治势力所摈。”北京《晨报》虽然知道所谓“驱逐”是谣言，但仍然 指出顽旧者“疾视新派，又不能光明磊落在学理上相为辩争，故造此流言”。《国民公报》：“今日之新思想，实有一种不可过抑之潜势力，孔孟之言， 何以不许人有是否其间？昔日帝王实以是术愚民，今而后非其时矣。”更有趣的是一位中学教师以批改中学生作文的笔法，逐段指出古文大家的大作《荆 生》，其“文法之舛谬，字句之欠妥”，实在是“批不胜批，改不胜改。设吾校学生作文尽属如此，则吾虽日食补脑汁一瓶，亦不足济吾脑力，以供改文 之用”。①可见在这场思想激战中，林纾一出场犹如过①陈独秀：《关于北京大学的谣言》，《每周评论》，１９１９年３月１６日。街老鼠，人人喊打。 而林纾于３月１８日致蔡元培公开信，说：“大学为全国师表，五常之所系属”。而北大则“必覆孔孟、铲伦常为快”。 又说：“若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字，则都下引车买浆之徒，所操之语，按之皆有文法，凡京津之稗贩，均可用为教授矣。”还说他虽年垂 七十，“尚抱残守缺，至死不易甚操”。林纾的顽固不化，于此可见一斑。 蔡元培回信说北大教员并没有以“覆孔孟、铲伦常”教授学生，至于教员在校外“自由发表意见，与学校无涉”，《新青年》也不过“偶有对孔子学 说之批评，然亦对于孔教会等托孔子学说以攻击新学说者而发，初非直接与孔子为敌也。”北大也没有尽废古文而专用白话。蔡元培在回信里反唇相讥， 你林纾“曾译有《茶花女》、《迦茵传》、《红礁浆录》等小说，而亦曾在各学校讲授古文及伦理学，使有人诋公为以此等小说体裁讲文学，以狎妓、奸通 争有妇之夫讲伦理者，宁值一笑欤？然则革新一派，即偶有过激之论，苟于学校无涉，亦何必强以责任归之于学校耶”？①蔡元培既不愿放弃思想自由 之原则，也不愿使北大卷入这场斗争，他希望划一条校内校外的界限，区别学校当局与教员在校外言论的责任，因此一再为学校辩解开脱，试图将大事 化小。对于这种温和的态度，有人批评说蔡先生“智勇足为大多数人的景仰，而观其此信，尚不敢为真理大义创释放思想之论”，因而感到遗①②志拯：《思想革命中之北京大学》，《每周评论》，１９１９年４月２７ 日。《致〈公言报〉函并附答林琴南君函》，《公言报》，１９１９年４月１ 日。憾。②林纾却不管你什么校外校内，将“覆孔孟、铲伦常”之罪责，首先归咎 于蔡元培。他在３月１９日至２３日在上海《新申报》发表小说《妖梦》。小说里的第一位人物元绪公是白话学堂的校长（影射蔡元培，元绪即乌龟， 是骂人的话），另有田恒为教务长（影射陈独秀）、秦二世（即胡亥，影射胡适）。田、秦二位提倡白话，元绪赞同，最后来了一位奴怪把三人统统吞噬 了。林纾对新派人物真可谓恨之入骨。新旧斗争愈演愈烈，封建官吏出场了。参议员张元奇赴教育部要取缔《新 青年》、《新潮》等刊物，否则“将由新国会提出弹劾教育总长案”，弹劾蔡元培，“而尤集矢于”陈独秀①。 陈独秀面对守旧派的诬蔑和军阀政府的威胁，毫不畏惧，他于４月１３日、２７日出版的两期《每周评论》上编辑、刊登了《特别附录：对于新旧 思潮之舆论》，其中汇集了京、沪、浙、川四个省市１４家大报发表的有关这场斗争的２７篇文章，共约２．６万余字，其内容：（一）“学问独立，思想自由”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谁反对这四大信条， 谁就是“学术界之大敌，思想界之蟊贼”，我们必须尽力“与之奋战苦斗”。“新旧两派不能相容，不妨以笔舌相战，以待识者之为公判，今乃欲借政治 势力，以压服反对之学派”，其“荒谬绝伦，莫此为甚”。（二）旧伦理和文言文不适应时势的需要。“所谓固有文①《申报》，１９１９年４月１日。 化，无非是孔孟的伦理学说”，而伦理学“随着人生的观念，变动不居。今日何日，岂容闭门独尊，故步自封乎”？有文章向青年指出“这是新旧思 想开始的决斗，以后的事还多着呢。青年的脑筋要冷静，要明晰，要远大，要新鲜，不要被那般守旧派的人迷惑住”。（三）林纾学风恶劣，“为感情所驱，自陷而为学术界之大敌，思想界 之蟊贼”，“鬼鬼祟祟，狐假虎威”，“于自身人格上，贻世人莫大之羞”。北京《国民公报》上一文的作者虽然不承认学说、思潮有新旧之别，但也认为 林纾的“信中绝无一句讨论学问的话，都是成见，都是意气”，应该“好好 的开导他”。（四）赞扬和砥砺以陈独秀为首的新派人物，再接再厉，继续奋斗。“凡 欲革新一代之思想学术，终不免有忤逆世俗之虞”，“今幸有陈先生辈宁牺牲权利不肯牺牲主义之主张，新学界之士风，当为一振。尤望陈先生始终 勿为威武所屈，而为吾国一洗此虚伪欺诈之积习也”。若先生不幸而被辞退，为主义而牺牲的“真诚纯洁的精神，已彰然流露”。“新学派之声势，必由此 而益张然”。驱逐先生，犹如犹太人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从此以后之《新青年》杂志发行额必加起几倍或几十倍”。“愿提倡革新诸君，自觉其责任之 重，知旧势力之大，力与奋斗，百折不挠真理所在，生死以之。最后之胜利，必属于革新之诸君矣！”①①以上引文，均见１９１９年４月１３、２７日《每周评论》的《特别附录：对于新旧思潮之舆论》。 这１４家大报的言论，不仅是对林纾进行了有力的斥责，更重要的是对《新青年》自创刊以来，提倡科学民主、文学革命所取得的成绩作了一次大 检阅。林纾的本意是以古文大家的架势，用诬蔑诋毁的手段，破坏和遏止新文化运动的发展，而结果却适得其反。舆论界透过这位昏庸老朽王婆骂街蛮 不讲理的恶劣手法，愈来愈支持以陈独秀为代表的革新派。但不可忽视的是站在林纾背后的北洋军阀政府的势力。 陈独秀为了减轻北洋政府对蔡元培的压力，特于《新青年》第六卷二号发表《编辑部启事》，正式声明：“《新青年》编辑部和做文章的人，虽然有 几个在学校做教员，但是这个杂志完全是私人的组织。我们的议论完全归我们自己负责，和北京大学毫不相干。”编辑部同人这种文责自负的精神并不 足以减轻北大所受到的压力，以及北大教职员的忧虑，何况北大里的顽固派，他们早就想把陈独秀驱逐出去了。北大学长、教授会、主任会原拟定这年暑期后实行文理科合并，不设学 长，设一教务长统辖教务，现在迫不及待地提前于４月８日实施了，推举马寅初任教务长。①为封建恶势力的最痛恨的文科学长陈独秀就这样下台了。 蔡元培解释说，陈独秀虽不当文科学长，但还是北大的人员，这是属于北大内部机构的变动。这样解释无论是对蔡元培或陈独秀都要体面些。①《北京大学日刊》，１９１９年４月１０日。{{强力拥护公理平民征服政府}} 新文化运动的开展，解放了一代知识青年的思想，使他们冲出了封建主义的牢笼，获得了独立的人格。只有这样的新青年才能勇敢地走向街头、广 场，举行游行示威，火烧卖国贼的住宅赵家楼，点燃起五四运动的革命烈火。如果没有新文化运动，那些满脑子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的男女知识青年，不 过是摇头晃脑地哼哼几句古文，写些佶屈聱牙的之乎者也罢了。新文化运动直接为五四运动奠定了思想基础，准备了一批反帝爱国运动 的中坚分子，伦理的觉悟转化为进行政治斗争的动力，白话文成为爱国运动广泛开展的宣传工具。四十年代时，毛泽东赞誉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就主要是指的陈 独秀对青年群众的政治思想的领导作用。五四运动爆发的导火线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巴黎和会强行把战败 国德国原在山东的特权全部转交与日本，拒不归还中国。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于１９１４年６月２８日，战争的一方是协约国（英、法、俄）；另一方是同盟国（德、奥、意）。大战发生不久，日本即于 同年８月１５日对德宣战，乘机占领胶济全线，夺取了德国在山东的特权。１９１５年５月２５日，日本与袁世凯政府签订了“二十一条”。１９１７ 年二、三月间，日本与英、法、意、俄四国取得了秘密的谅解，四国承认日本在山东的特权。同年８月１４日，段祺瑞政府对德宣战，并借参战之名向 日本借款，成立了参战军，扩充一己之实力。参战军虽然没有参加对德战争，但有１０万华工被派赴欧洲战场，为协约国军队运输弹药给养和修筑工事。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帝国主义各国为重新分割殖民地的一场恶战，双方都是非 正义的。陈独秀当时并不认识这场战争的性质，他认为资产阶级民主制的英、法 等国，反抗君主制的德国是正义的，他站在英、法一边极力主张中国参战，说“国际今日之抗德，犹如吾国前日之讨袁”，正义在英、法一方，中国加 入对德战团后，将来“有列席和议之权，其时发言效力，固必极微，但也较由他国代吾人发言有利”。①陈独秀崇拜资产阶级民主制，但他不认识资产 阶级民主的本质，不了解自由资本主义在所谓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之下，早已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英、法的民主制与德国的君主制，不过是政体形式的 不同，其阶级实质都是对内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压迫和剥削无产阶级；对外实行帝国主义的扩张政策，抢占和掠夺殖民地。当时，陈独秀还不明白这些 道理，他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性质作出了错误的判断和错误的推理，因而产生了不切实际的美妙幻想。１９１８年１１月，世界大战结束，北京各校于１４日至１６日放假三 天，庆祝协约国的胜利。中国是协约国的一员，现在协约国战胜了，那末德国在战前占据的青岛及其他特权，自然应归还中国，人们正是怀着这样的喜 悦心情庆祝胜利的。陈独秀也不例外，他认为这次大战是“公理战胜强权”。什么是公理，什么是强权？“凡合乎平等自由的就是公理；倚仗自家①《俄 罗斯革命与我国民之觉悟》，３卷２号，１９１７年４月１日。强力，侵害他人平等自由的，就是强权。”①根据这样的认识和推理， 他主张“我们东洋各国列席〔巴黎和会〕的委员，应该联合一气，首先提出‘人类平等一概不得歧视’的意见，当作东洋各国第一重大的要求。此案倘 能通过，他种欧美各国对亚洲人不平等的待遇，和各种不平等的条约，便自然从根消灭了”。②陈独秀对外存在严重的幻想；而对内，他站在民主主义的立场上，勇敢 地提出了“除三害”（军人害、官僚害、政客害）的主张。“中国若不除去这三害”，政治永无清宁之日，“若想除这三害，第一，一般国民要有参预政治 的觉悟，对于这三害，要有相当的示威运动。第二，社会中坚分子，应该挺身出头，组织有政见的有良心的依赖国民为后援的政党，来扫荡无政见的无 良心的依赖特殊势力为后援的狗党”。③陈独秀一旦涉足于政治斗争，便把斗争的矛头直指封建军阀，把希望寄托于人民的觉悟和群众的政治运动。２月２０日，国内南北和平会议在上海召开。④巴黎和会自始为英、法、 美、意、日五强所把持，这引①②③④国内南北和平会议上，南方总代表唐绍仪提出废止中日军事协定，解 散参战军，取消参战借款等项要求。北方将参战军改名为国防军，且大肆扩充。五四运动爆发后，唐趁反段祺瑞空气正浓，于和会上提出绝对不承认日 本有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利等要求。至此，和会破裂。《除三害》，《每周评论》，１９１９年１月１９日。《战后东洋民族之觉悟及要求》，《每周评论》，１９１８年１２月２０ 日。《〈每周评论》发刊词》，１９１８年１２月２２日。 起了陈独秀的怀疑与不满，说：“难道公理战胜强权的解说，就是按照国力强弱分配权力吗？”“过激派（指俄国布尔什维克和德国工人、军队的 起义——引者）的行为，纵或有不是的地方，但是协约国把他们破坏俄、德两大专制的功劳，一笔抹杀，又试问公理何在？德皇未败以前，反对战争始 终不屈的，只有李普克尼希一派，从前附和德皇的人，如今却逼迫李普克尼希，而且加害他的生命，又试问公理何在？”①陈独秀对西方资产阶级民主 制的信仰，开始发生了动摇。一个多月前，他称赞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的十四条和平意见，说他“是世界上第一个大好人”。②现在认识到十四条“多 半是不可实行的理想”，嘲笑威尔逊是威大炮。③至于他本人所设想的什么“人类平等一概不得歧视”案，自然是丢进了废纸篓里。 对外的幻想破灭了。国内的问题怎样解决。陈独秀在《我的国内和平意见》一文中指出：国内的政治问题，或者是“根本解决”，或者是用“和平 方法，调解目前的政局”，但不论用哪种方法，“督军制若不废除，无论中央或地方，无论南北都是武人世界，一切政治法律，无非是些空谈”。④他揭 露皖系军阀控制的国防军，“就是参战军的改名，参战军想受日①②③④《每周评论》，１９１９年２月９日。《隧感录》，《每周评论》，１９１９年２月９日。《〈每周评论〉发刊词》，１９１８年１２月２２日。《隧感录》，《每周评论》，１９１９年２月９日。 本兵器兵费的接济，便不得不受中日军事协定的约束”。①日本是假对德宣战之名，“打算握大陆的兵权”；皖系首领段祺瑞是借中日军事协定，“打 算做国中的霸主，所苦的就是我们四万万被卖的人民”。②此后不久，陈独秀尖锐地揭露，所谓解决中国政治问题的“南北分立”说，其实质是“分 裂”、“割据”，他断然指出解决的根本途径，在“铲除南北军阀”。③中国要求得真正的和平，“非多数国民出来，用那最不和平的手段，将那顾全饭碗、 阻碍和平的武人、议员、政客扫荡一空不可”。④陈独秀的这些意见都发表在“五四”前夕的《每周评论》上，而新旧思潮之激战也正是发生在这个时 候。这证明陈独秀从１９１８年底至１９１９年４月，他一方面批判封建顽固派，继续传布民主与科学的思想；同时也积极地提出了他的政治主张，即 依靠人民的力量，铲除军阀势力，根本解决国内问题。民主与科学的传播通过《每周评论》与现实的政治斗争结合起来。这使陈独秀愈来愈赢得青年的 信仰和爱戴。他的言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据当年北大预科学生罗章龙回忆：①②③④《随感录》，《每周评论》，１９１９年４月２７日。《为什么要南北分立》，《每周评论》，１９１９年３月２３日。《国防军问题》，《每周评论》，１９１９年２月２３日。 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日本怂恿北洋政府和它一起出兵干涉俄国革命，并以“共同防敌”为借口，于１９１８年５月１６、１９日，和日本先 后签订了中日陆军、中日海军共同防敌协定。规定在战争期间日军可以进驻中国境内；中国应派军声援；两国互相供给军器及军需品。第一次世界大战 结束后，参战军改名为国防军，段祺瑞任国防军督办。“五四”时陈独秀“一再强调，要采取‘直接行动’对中国进行‘根本 改造’。他的这些言论非常符合当时激进青年的心意。青年们对他十分敬佩，亦步亦趋团结在他的周围。正是在他这些号召的 鼓动下，易克嶷、匡互生、吴坚民、宋天放、李梅羹，王复生、刘克俊、夏秀峰、张树荣、吴慎恭、吴学裴、王有德和我等各院校的青年学生，在‘五 四’前夕，秘密组织了一个行动小组”。①这个小组对五四运动的发动起了 积极的作用。巴黎和会，完全是帝国主义各国分赃的会议，英、法等国代表不顾中国 代表一再的要求，悍然决定将德国在山东的一切特权全部转让与日本，这使中国人民的感情受到了极大的刺激与挫伤，青年知识分子尤其义愤填膺，怒 火中烧。１９１９年５月２日，北大学生二千余人举行集会抗议。３日，北京各界纷纷集会，讨论山东问题的对策。４日，陈独秀在《每周评论》第二 十号上发表《两个和会都无用》，指出国内的南北和会，“两方都重在党派的权利”。“巴黎的和会，各国都重在本国的权利，什么公理，什么永久和平， 什么威尔逊总统十四条宣言，都成了一文不值的空话。我看这两个分赃会议，与世界永久和平，人类真正幸福，隔得不止十万八千里，非全世界的 人民都站起来直接解决不可”，若是靠“那几个政治家、外交家，在那里关门弄鬼，定然没有好结果”。这篇短文充分证明了陈独秀对第一次世界大战 结局的幻想，即所谓公理战胜强权，完全破灭了。而幻想产生于对西方资产阶级民①罗章龙：《椿园载记》第２６、２７页。主制的迷信，因此幻想的破灭必将促使他对资产阶级民主制进行再认 识，迫使他回答为什么他所崇拜的资产阶级民主制的国家一味地侵略中国。也就在这个时候五四运动爆发了。陈独秀以全副精力投入反帝爱国运动。 问题，举行示威。他们高举大旗从四面八方向天安门广场汇合，旗上大书“外抗强权，内除国贼！”“还我青岛！”“取消二十一条！”“拒绝在巴黎和 会上签字！”青年学生一马当先，爱国运动风起云涌，迅速波及到全国２０多个省市的大小城市，单是山东一省，先后便有３０多座城市的学生和市民 投入斗争。６月３、４两日，北洋政府滥捕学生多达八百余人。５日起，上海实现了罢工、罢市、罢课的三罢斗争，参加罢工斗争的工人约六、七万人。 中国工人阶级开始以独立的姿态登上政治舞台，成为反帝爱国运动的主力军。运动的中心从此由北京移到了上海。从５月４日到６月上旬，《每周评论》用全部版面报道运动发展的情况， 并连续出版了第二十一号（５月１１日）、二十二号（１８日）、二十三号（２６日）三期“山东问题”特号，详细报道５月４日学生游行时悲愤激昂的情 绪——“不复青岛宁死”，“头可断，青岛不可失”。全文刊登《北京学界全体宣言》：“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 低头！国亡了！同胞起来呀！”系统地介绍了青岛问题的来龙去脉，揭露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和北洋政府的卖国罪行。报道巴黎和会上青岛问题交涉 失败的经过，揭发日本代表在和会上飞扬跋扈的嚣张气焰，及时向全国人民指出现在和约已成，惟一希望是我国代表拒绝签字，从而掀起拒签和约的斗 争。报道北京学生被捕及遭受迫害的情况，和北京各界对学生的支援。《每周评论》第二十二号还增刊四版，刊出《特别附录——对于北京学 生运动的舆论》，指出公众的示威运动是国民“应有的权利”，“是合乎正义的”，不受“反乎人道正义”的法律制裁。难道“只许州官放火，不准百姓 点灯。彼卖国之贼、残民之官、及奸淫焚掠暴戾恣睢之武人，皆享有自由违法之权”，为何独对学生执法如山！“五四”期间的《每周评论》的确起了煽 革命之风点革命之火的鼓动作用。从５另４日至６月８日，陈独秀在《每周评论》发表了７篇文章和３３ 篇《随感录》。在《对日外交的根本罪恶——造成这根本罪恶的人是谁？》一文中，说 曹、陆、章①固然有罪恶，但“根本罪恶还不在曹、陆、章诸人”。“拿军事协定和济（南）顺（德）、高（密）徐（州）的合同，去换军械军费杀南方 的百姓”，并不是日本用兵力胁迫的，“参战借款和济顺、高徐的垫款，都不过因为区区日金２０００万，便把重要兵权和山东权利轻轻送与日本，这是 什么勾当”？“我们中国现在有什么力量抵抗外人，全靠国民团结一致的爱 国心，仅此一线生机，政府还要将他们斩尽杀绝，说他们不应该干①曹汝霖、 陆宗舆、章宗祥在袁世凯或段祺瑞的授意下，多次参与同日本订立秘密协定，向日本借款，出卖国家主权。在五四运动时，三人同被斥为卖国贼。 涉政治，把他们送交法庭讯办”。①造成对日外交失败的根本罪恶的人到底是谁？不言而喻，陈独秀把群众对曹、陆、章的痛恨情绪引向了掌握中央大权的北洋军阀政府，以提高人民的政治觉悟。 在《为山东问题敬告各方面》一文中，开篇第一句话：“呵！现在还是强盗世界！现在还是公理不敌强权时代！”因此，我们要 实行民族自卫主义。“若因民族自卫，就是起了黑暗的无人道的战争，我们都不反对。”日本侵害了东三省，又侵害山东，“这是我们国民全体的存亡问 题，无论是学界、政客、商人、劳工、农夫、警察、当兵的、做官的、议员、乞丐、新闻记者，都出来反对日本及亲日派才是。万万不能 袖手旁观”。若还“帮着日本人说学生不该干涉政治，不该暴动”，这种人简直“是下等无血动物”。②这篇文章不仅有很大的鼓动性，而且主张用暴力实行民族自卫。 陈独秀以暴力进行民族自卫的思想，在《山东问题与国民觉悟——对外对内两种彻底的觉悟》一文里更明确了。他指明所谓彻底的觉悟，“（一）不 能单纯依赖公理的觉悟；（二）不能让少数人垄断政权的觉悟”。“公理是不能够自己发挥，是要靠强力拥护的”。俄、德两国的皇帝都是用强力把他们打倒的。中日两国的军阀都是两国 平民的敌人。“我们不主张用强力压人，却不可不主张用强力抵抗被人所压”。中国政治问题“根本救济的方法，只有‘平民征服政府’。由多数的①②《每周评论》，１９１９年５月１８日。《每周评论》，１９１９年５月１１日。 平民——学界、商会、农民团体、劳工团体——用强力发挥民主政治的精神，叫那少数的政府当局和国会议员，都低下头来听多数平民的命令。无论内政、外交，政府、国会，都不能违背平民团体的多数意思”。“由这彻 底的觉悟，应该抱定两大宗旨，就是：强力拥护公理，平民征服政府”。①陈独秀从误认为协约国的胜利是“公理战胜强权”，觉悟到“现在还是强盗 世界”，并主张用“强力拥护公理”，甚而不惜兴起民族自卫战；从幻想用和平调解的方法进行废督裁兵，进而向全国人民呼吁“平民征服政府”，可见 在“五四”前后短短的几个月里，他的政治思想较创办《新青年》时，有了明显的 发展与进步。对外，以“强力拥护公理”，反对帝国主义；对内，“平民征服政府”，反对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强力拥护公理，平民征服政府”显然是后来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 义革命纲领的雏形。这时，陈独秀的思想发展呈现出这样的特点，即当他对西方资产阶级民 主制开始怀疑和不满的时候，他对解决国内问题的政治主张，却更加坚定地站在民主主义的立场上，他所反对的目标从批判儒家学说上升到封建的中央 政权机关，并力图依靠平民去推翻北洋军阀的统治。这个奇特而又似乎矛盾的现象，正是二十世纪一十年代末，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的激进民主主义者 的思想特点。他愈是真诚地追求民主自由，就愈是怀疑西方的民主制度。怀疑，将促使他们去寻找救国救民的新道路，而在人类政治思想发展的阶梯上， 与激进民主主义最接近的是社会主义。关于这个问题，本书将另①《每周评论》，１９１９年５月２６日。列专节论述，这里且按下不表，继续介绍五四运动的情况。 上海实现三罢斗争以后，有许多城市的工人、市民积极响应，这使北洋政府受到了很大的压力。６月１０日，北洋政府总统徐世昌被迫下令，准曹、陆、章三人“辞职”。２８日，协约国对德和约签字，和约中规定德国在山 东的权利一概让与日本，中国代表拒绝签字。五四运动，就其狭义的政治斗争而言，至此即告一段落。而新文化运动却借政治斗争的浩大声势，更加广泛地开展起来，从北到 南，从东到西，席卷全国大中城市，甚至波及到一些城镇，无数的知识青年通过政治斗争的实践，进一步解放了思想。就以白话报刊来说罢，陈独秀、李大钊主办的《每周评论》是青年“欢喜无量”的“明灯”。①仅在北京一 地就发行５万多份，其“议论之精辟，叙事之简洁为全国新闻之冠”。②它对五四运动的发动和发展起了巨大的促进和指导作用。因此，北洋政府对它 恨之入骨，终于在１９１９年８月３０日，《每周评论》出版第三十七号时， 把它查封了。但是一场伟大的政治运动，它在文化思想上所产生的影响，是无论怎样 也封锁不住的。在五四运动中，白话文为传播新思想，进行群众性的政治宣传，大显神 效。白话小报、白话传单风行各地，有人估计１９１９年“至少出了四百种白话报”，内中上海的《星期评论》、《建设》、《解放与改造》、《少年中国》“都 有很好的贡献”。③“全国各埠，大约有五种报纸，①②③胡适：《五十年来的中国文学》。 吴虞日记，１９１９年７月１１日。 郑遂平致记者信，《每周评论》，１９１９年３月３０日。仿《每周》的体裁”。①长沙的《湘江评论》、成都的《星期日》，“这两 个周刊形式上、精神上，都是同《每周评论》和上海的《星期评论》最接近的”。②一年之后，北京《晨报》副刊、上海《民国日报》的《觉悟》、《时 事新报》的《学灯》，“可算是三个最重要的白话文机关”。“国内几个持重的大杂志，如《东方杂志》、《小说月报》，也都渐渐的白话化了”。③大势所趋， 不可阻挡，到１９２０年北洋政府教育部规定，中小学开始使用白话的语文教材。新文化的传播促进了五四运动的发生和发展，而五四运动把新文化普 及到全国城市里的中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与此同时，新文化运动也朝着一个更高的崭新阶段节节向前发展。{{散发《北京市民宣言》被捕与营救}} 五四运动爆发后不久，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被迫于５月险，函电促其南下”，他气愤地回答说：“我脑筋惨痛已极，极盼政府早日捉我下监处死，不 欲生存于此恶浊之社会也。”④６月３日，北京学生团又上街演说，军警狂捕学生１７０余人，监禁在北大法科的讲堂里，其中大部分是北大学生。４ 日，又有７００多学生被捕，关押在北大理科校舍，全国最高学府一时变成 了拘留所。①②③④《陈独秀案之大疑团》，《民国日报》，１９１９年６月２３日。 胡适：《五十年来的中国文学》。胡适：《介绍新出版物》，《每周评论》，１９１９年８月２４日。 季陶：《可怜的“他”》，《星期评论》第１４号，１９１９年９月。这么多的学生被捕，自然会引起陈独秀的关切。６月８日，他在《每周评论》第二十五号上发表了《研究室与监狱》一文，全文如下： 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 这篇文章虽不满１００字，但富有哲理，字里行间洋溢着战斗的激情和革命乐观主义的精神。 陈独秀敢说敢做，他领导了五四运动，而群众运动也推动着他奋勇前进。他认识到五四运动与过去的爱国运动不同，它“特有的精神”是直接行动与 牺牲精神。所谓“直接行动就是人民对于社会国家的黑暗，由人民直接行动，加以制裁，不诉诸法律，不利用特殊势力，不依赖代表。因为法律是强权的 护符，特殊势力是民权的仇敌，代议员是欺骗者，决不能代表公众的意见”。①在群众运动的鼓舞之下，这位五四运动的总司令象一位普通的战士一样， 他“直接行动”起来了。他起草了《北京市民宣言》，“交由胡适，把它译成英文”。在夜里同高 一涵一起到嵩祝寺旁边一个为北大印讲义的小印刷所去印刷。印完时，已深夜一点多钟。两位印刷工人“警惕性很高，把《宣言》印成后，又将底稿和 废纸一概烧得干干①《五四运动的精神是什么？》，《时事新报》，１９２０年４月２１日。净净”。①《北京市民宣言》（１９１９年６月９日）只有一页的篇幅，上半部为 汉文，下半部为英文，全文如下：受之压迫，仍本斯旨，对于政府提出最后最低之要求如下：（１）对日外交，不抛弃山东省经济上之权利，并取消民国四年、七年 两次密约。（２）免除徐树铮、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段芝贵、王怀庆六人官 职，并驱逐出京。（３）取消步军统领及警备司令两机关。（４）北京保安队改由市民组织。（５）市民须有绝对集会言论自由权。 我市民仍希望和平方法达此目的。倘政府不顾和平，不完全听从市民之希望，我等学生、商人、劳工、军人等，惟有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特此宣言，敬求内外士女谅解斯旨。（各处接到此宣言，希即复印传布）②《北京市民宣言》可以看作是陈 独秀的“平民征服政府”的纲领。它的第一条和第二条里的免除曹、陆、章三人的职①②《宣言》原件藏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又见《民国日报》，１９１９年６月１４日。 高一涵：《李大钊同志护送陈独秀脱险》，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务，以及第五条，都是当时舆论界的普遍要求，引人注目的是第三、四两条。 这两条是专门针对皖系军阀的暴力机关的。徐树铮是段祺瑞的心腹，这时任西北筹边使，兼西北边防司令。段芝贵 任京畿警备司令、陆军总长。王怀庆任步军统领。这三个人都操有重兵，是皖系军阀的重要成员。《宣言》要求罢他们的 官，驱逐他们出京，取消反动的暴力机关，将京师警察厅直辖的保安队（有步队六、马队一）“改由市民组织”，以维持北京的治安，这对皖系军阀等于 釜底抽薪，推倒他所执掌的中央政权。这些要求在当时虽然是不可能实现的，但它反映了陈独秀的高昂的战斗激情。《宣言》印好以后，陈独秀亲自去散发了。据高一涵回忆： 他和陈独秀一起到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乘吃茶的人离开茶座时，把《宣言》“放在没有人的桌子上，用茶杯压好，等到吃茶的人回到原桌子来，看到传单，读后大声叫好，拍手欢呼”。６月１１日下午，陈独秀约高 一涵、王星拱（北大理科教员）、程演生（北大预科教授）、邓初（内务部佥事）４人，到香厂新世界附近一个四川菜馆子浣花春去晚餐。餐后，陈独秀、邓初和高一涵三人上新世界去散发传单，王星拱和程演生往城南游艺园去散发传单。陈独秀等到新世界后，“见戏场、书场、台球 场内，皆有电灯照耀，如同白日，不好散发传单”。陈独秀和高一涵“两人只得上新世界屋顶花园，那里没有游人，也无电灯。这时刚看到下一层露台上正放映露天电影，就趁此机会，把传单从上面 撒下去”。①①高一涵：《李大钊护送陈独秀脱险》。不料，身着白帽西服的陈独秀，一来到新世界因“上下楼甚频，且其衣 服兜中膨满”，就引起了暗探的注意和跟踪。当晚１０时，当陈独秀散发传单时，立即被拘捕。①夜十二时，军警百 余人荷枪实弹包围陈的住宅，破门而入，陈的眷属从梦中惊起，当即被搜检拿去信札多件。②校时，我请假回安庆，于前几日来京。“路过上海时，经 上海学生联合会友人徐姓交给我这传单一千四、五百张，叫我到北京散布。本月十一日上午十〔点〕钟，我将这传单送到北京学生联合会四、五百张， 交给不知姓名高等师范学生收讫”。晚九、十点钟，“我到新世界散布传单，已散去数十张，”③如此这般地编造了一套供词。除了不得不示承认散 发《宣言》外，其他如请假回安庆、上海友人徐姓及不知姓名的高师学生等，全是欺骗警署的无头案。陈独秀被捕队后，李大钊“非常着急”，立即找学生罗章龙等设法营救。“大家想出来的办法，首先是将陈独秀被捕消息告诉全国人民，造成强大的 社会舆论，使北洋政府有所顾忌，不敢胡作非为”。④１３日，北京《晨报》首先披露陈独秀被捕消息，各地大报也相继报道。１５日，上海《民国日报》指出：当此“人心①②③④罗章龙：《红楼感旧录》，《团结报》，１９８３年６月２５日。《五四时期陈独秀被捕档案汇编》，《北京档案史料》，１９８６年第１ 期。《陈独秀被捕》，《晨报》，１９１９年６月１３日。《五四时期陈独秀被捕档案汇编》，《北京档案史料》，１９８６年第１ 期。浮动之时，政府苟有悔祸之诚心，不应对国内最负盛名之新派学者，加 以摧残，而惹起不幸之纠葛也”。１７日，《申报》登载《北京之文字狱》一文，指出这次学潮的原因之一，是政府“利用黑暗势力，以摧毁学术思想之 自由”，而今逮捕陈独秀，“乃又扬煽其波，激之使动，树欲静而风又来，是诚何心耶”？陈独秀被捕的消息使舆论界大为震惊，各省各界函电交驰，纷 纷为陈辩白，吁请政府当局立予开释。综合当时报刊及档案的有关资料，可分作以下几个方面介绍。一、学界：有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北大全国 校友会和全国学生联合会等团体积极进行营救活动。北京学联于１５日致函京师警察厅总监吴炳湘，说：“陈先生夙负学界重望，其言论思想皆见 称于国内外，倘此次以嫌疑遂加之罪，恐激动全国举界再起波澜。当此学潮紧急之时，殊非息事宁人之计。现今各种问题已极复杂，岂可再生枝节， 以滋纷纷。”①函中措词以鼓动性的口气，对当局施加压力，并致上海通电：“除设法援救，并希国人注意”。②二、教育界：有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 范学校、北京医学专门学校等９个单位４０人，和民国大学、新华商业专门学校、私立 毓英中学等７个学校２９人，分别于１６日、２０日联名呈警察总监，准予保释陈独秀。这６９人中有名教授、中学教员；有许多新派人物，但也有旧 派人物，如刘师培等。呈文中说：陈独秀“诚不免有越轨之嫌，然原其用心 无非激于①②《晨报》，１９１９年６月１７日。《北京档案史料》，１９８６年第１期第７页。 书生爱国之愚悃可否于陈独秀宽其既往”，交保省释。其措词和语气都较学界缓和许多。 三、安徽各界：陈独秀是安徽人，京师警察厅总监吴炳 湘也是安徽人。于是旅京皖人（安徽同乡会）和旅沪皖人（安徽协会）通过同乡关系，纷纷为营救陈独秀奔走说项。其中有陈独秀的好友，有与陈 素不相识的人，也有桐城派古文家马通伯、姚永概等。他们认为陈独秀“所著言论或不无迂直之处。然其学问人品亦尚为士林所推许”，吾等“与陈君 咸系同乡，知之最稔”，恳请准予保释。安徽省长吕调元也致电吴炳湘：“怀宁陈独秀好发狂言，书生结习。然其人好学深思，务乞俯念乡里后进，保全 省释”。①总之一面贬责陈独秀，一面说情，要吴炳湘看在同乡的情分上， 给予开释。此外，还有国民大会上海干事部、中华工业协会、江苏省教育会、社会 名流章士钊、对五四运动持反对态度的田桐、广东军政府主席总裁岑西林也都致电政府当局，要求释放陈独秀。孙中山对陈独秀被捕非常关心。他在上海一见到徐世昌、段祺瑞的代表 许世英，就说：你们逮捕了陈独秀，“做了好事，很足以使国人相信，我反对你们是不错的。你们也不敢把他杀死，死了一个，就会增加五十、一百个， 你们尽管做吧”！许世英连忙说“不该，不该，我就打电报回去”。②北洋政府逮捕陈独 秀，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参与营救①②罗章龙：《陈独秀先生在红楼的日子》，《新华文摘》，１９８３年第８ 期。《北京档案史料》，１９８６年第１期第８、９、１３页。 活动的有各阶层的人士，他们有不同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学术观点，但绝大多数人是支持新文化运动的。逮捕陈独秀不仅未能阻止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反而通过营救活动宣传了他对新文化运动的功绩。李达说：“陈先生是 一个极端反对顽固守旧思想的急先锋，他的文字，很有价值，很能够把一般青年由朦胧里提醒觉悟起来”。“我们对他应该要表两种敬意。一敬他是 一个拚命‘鼓吹新思想’的人。二敬他是一个很‘为了主义吃苦’的人。”①依政府的主张，“我们小百姓痛苦。依你的主张，他们痛苦。他们不愿意 痛苦，所以你痛苦。你痛苦，是替我们痛苦”。②毛泽东在《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一文中， 全文转载了《北京市民宣言》，报道了京沪等地的营救活动，并恰如其分地对当时的陈独秀作出了评价：陈君“为思想界的明星。陈君所说的话，头脑 稍为清楚的听得，莫不人人各如其意中所欲出”。“陈君之被逮，决不能损及陈君的毫末，并且留着大大的一个纪念于新思潮，使他越发光辉远大。 我祝陈君至坚至高的精神万岁！”③的确，逮捕与营救，迫害与反迫害的斗争，使陈独秀的革命形象更加高大光辉了。陈具结：“前因为人散发传单，破坏社会道德，实属不知检束。①②③《湘江评论》创刊号，１９１９年７月１４日。 辛白：《怀念陈独秀》，《每周评论》，１９１９年７月１３日。鹤（即李达）：《陈独秀与新思想》，《民国日报》副刊《觉悟》，１９１９年６月２４日。 自被查拘，颇为觉悟，以后安心问学，并在北京就正当职业，以谋生计，不再作越出法律范围举动”。①这段文字，除了最后一句话“不再作越出法 律范围举动”，有特定的含义外，其余一概是文字游戏。政府当局迫于舆论的压办，“照豫戒法办理”，只得于当日下午４时将陈独秀释放。陈独秀被关押了９８天，在押期间，“因粗食，故胃肠受病”。②获释也 未得到完全的自由，每月都有警官来“视察”，并填写《受豫戒令者月记表》，说什么“行为安详，闭户读书”，“拜客数次，行动尚知检束”，③等因奉此， 上报了事。其实，陈独秀在获释后的两周，便出席了北大学生的慰问、欢迎会，表示对北大师生的谢意。１０月１２日，参加《国民杂志》社周年纪念 会，并发表演说，称赞该社同学为五四运动“出力独多”，指出“此番运动，实为国民运动之嚆矢，匪可为与党派同日而语”。④可见陈独秀并没有完全 受豫戒令的约束。为欢迎陈独秀出狱，《新青年》六卷六号发表了刘半农、胡适、李大钊 和沈尹默写作的白话诗。李大钊的《欢迎独秀出狱》三首诗中写道：“你今出狱了，我们很欢喜！什么监狱什么死，都不能屈服了你。你今出 狱了，我们很欢喜！有许多的好青年，已经实行了你那句言语：‘出了研究 室①②③④《国民》第２卷１期。《北京档案史料》，１９８６年第１期第１３页。 周作人：《知堂回想录》第３５６页。《北京档案史料》，１９８６年第１期第１２页。 便入监狱，出了监狱便入研究室。’”九十八天的铁窗生活，使陈独秀磨炼得更加刚健了。第五章　五四新文化运动后期{{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飞跃起步}}１９１９年和１９２１年，中国历史前进的步伐特别急速，科学民主的 启蒙任务还远没有完成，便开始了科学社会主义的传播。在欧洲，从文艺复兴提倡人文主义开始，到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诞生，经过了整整四百年的漫 长岁月，而在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这一缓慢的思想演变过程，却缩短为一代人的思想历程，陈独秀由改良派、民主派，发展为共产派。形成这一奇特的历史现象的原因，就其思想方面来说，一是科学与民主 的传播虽然没能普及到广大的农村，但使城市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冲破了三纲五常的束缚，为接受马克思列宁主 义扫除了思想上的障碍；二是巴黎和会以及战后协约国的全部政策，都清楚地揭露了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局限性和虚伪性，打破了落后国家的民主主义 者在资本主义制度之下，实现各民族一律平等的幻想，因此，一些原来崇拜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先进分子不得不重新寻找救国救民的良策；三是恰恰在 这个时候，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一声炮响，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 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①从物质基础和阶级基础而言，形成这一奇特的历史现象的原因，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民族工业以及日本、美国在华投资的企业，都有了进 一步的发展，伴随着工业的发展，中国工人阶级的队伍也壮大了。１９１３年，全国产业工人有五六十万人，到１９１９年前后增至１４８．９万人。②而且经过“六三”罢工登上了历史舞台。他们代表了新的生产力和历史前 进的方向。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地，无产阶 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③而把精神武器与物质武器结合起来的这一伟大的任务，便历史地落到一批初步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的肩 上，他们在完成这一历史使命的同时，迅速地从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并创立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从此，陈独秀不再 关心民主问题，他以主要精力从事于现实的政治斗争，在全国范围内不久革命战争就压倒了科学民主的①②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１卷第４６７页。 刘明逵：《中国工人阶级历史状况》第１卷第１册第８８、１１２页。 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启蒙。 然而，历史老人是决不会忘记它那未完成的民主启蒙任务的。新文化运动的前期如果说是对辛亥革命的补课，那么有朝一日还必将对新文化运动作 补课的补课，不过那时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之下，在更高级的阶段上进行补课，民主的广泛性必将大大超过资产阶级民主。有趣的是在四十年代初，陈独秀 临终之前鉴于苏联肃反扩大化，他再次提出民主问题，并痛斥苏联社会制度严重缺乏民主的弊病。他的某些论点是否确切，这里不作评论，但不妨把他 的呼声看作为对民主补课的信号，尽管对当时正处于艰难抗战中的中国是一个过早发出的信号。历史对二十年代中国社会阶级关系和政治思想的发展，作了独特的创造 性的不依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安排，因此，本章将着重介绍和论述陈独秀在“五四”后期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创立中国共产党以及与此有关的一些重大问 题。在中国，第一个宣传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是李大钊。他在１９１８年的 下半年，即十月革命还不到一周年、距五四运动爆发还有半年的时间，就连续发表了《论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Ｂｏｌｓｈｅｖｉｓｍ 的胜利》等论文，满腔热忱地讴歌社会主义革命。李大钊认识到造成世界大战的根源是资本主义生产制度。国家的界限“不 能涵容”这种生产力的发展，“所以资本家政府想靠着大战”向外扩张、侵略，“拿自己的国家做中心，建立一世界大帝国，成一个经济组织，为自己 国内资本家一阶级谋利益。俄、德等国的劳工社会，首先看破他们的野心，不惜在大战的时候，起了社会革命，防遏这次资本家政府的战争”。①半个 多世纪来，中国的先进人物不间断地向西方学习，但不懂得为什么“先生”老是欺侮“学生”。现在李大钊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的根源，认识了资 本主义社会的本质，看清了“先生”的真面目。李大钊认为这次战争的胜利，“是社会主义的胜利，是Ｂｏｌｓｈｅｖ ｉｓｍ的胜利，是赤旗的胜利”，这是“列宁、马客士的功业”。布尔什维克是奉“马客士为宗主的。他们的目的，在把资本家独占利益的生产制度 打破”。他们所主张的战争，“是阶级战争，是全世界庶民对于世界资本家的战争”。“他们主张一切男女都应该工作”，并组织劳工联合会议，“什么事都归 他们决定。一切产业都归在那产业里作工的人所有”。俄国的革命“是使天下惊秋的一片桐叶”，“由今以后，到处所见的，都是Ｂｏｌｓｈｅｖｉｓｍ 战胜的旗。到处所闻的，都是Ｂｏｌｓｈｅｖｉｓｍ的凯歌声。试看将来的全球，必是赤旗的世界”！②当人们在庆祝协约国胜利的时候，当人们对资产阶级民主顶礼膜拜，幻 想经过巴黎和会实现人类平等主义的时候，李大钊对社会主义革命的欢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