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传-陈独秀传-2

现在也散伙了。高晓岚去世时，君曼带着孩子回安庆奔丧，这时陈家的人和亲友对她和独秀的婚事仍然有所非议。独秀姐姐的孩子本应呼君曼为舅妈，却偏叫她小姨。君曼气愤地说：“叫我小姨当然也可以，但他们对舅舅（指独秀）是怎样称呼的？难道也叫姨夫吗？”据和年回忆，他母亲君曼从安庆回到南京以后的第二年，即１９３７年因患癌症也离开人世了。大约在１９３１年，陈独秀与上海英美烟厂的一位青年女工潘兰珍结为夫妻。潘氏，江苏南通人，１９０８年生于贫苦农家，较陈独秀少二十九岁。两人结合以后，陈教潘读书识字，进①②汪原放日记。沈寂：《再访陈松年谈话记录》，《安徽革命史研究资料》第１辑，１９８０年行启蒙教育。潘忠厚善良，待人热情慷慨，有舍己助人的优良品德。陈独秀在南京坐牢时，她也到南京租了间破屋住了下来，就近照料陈独秀。晚年的陈独秀贫病交迫，她不但不嫌弃，而且一直陪伴着他，料理他的生活。这是陈独秀晚年不幸中的惟一的幸事。陈独秀临终时嘱咐潘兰珍：“今后一切自主，生活务求自立。”潘分得了陈独秀的一部分稿费，另嫁他人。１９４９年春，因患子宫癌死于上海。①{{乡试落第转向康梁派}} 陈独秀考中秀才的第二年，即光绪二十三年（公元１８９７年），紧接着就参加江南乡试②。陈独秀对院试曾经抱轻蔑的态度，认为“那算不得什么正经事”，而结果却名列榜首。现在他对参加乡试倒是“着实准备了”的，对讨厌的八股文也“勉强研究了一番”。他所以如此认真的对待，并不是想沿着科举的阶梯一级级地爬上去，而是觉得既然乡试“这场灾难是免不了的，不如积极的用点功，考个举人以了母亲的心愿”，往后好“正经做点学问”。他“打定主意，只想考个举人了事，决不愿意再上进”。可见他参加乡试的动机，不是为了会进士，点状元，而是“以了母①②乡试，每逢子、卯、午、酉年八月在各省省城举行，中者为举人。清顺治二年，设江南省。康熙六年将江南省分置江苏、安徽两省。但两省乡试仍合并举行。张君等：《关于潘兰珍的情况》，《党史资料丛刊》，１９８３年第２辑。亲的心愿”。他最终是要与科举分手的。这种态度，反映了他的思想开始发生了变化。这年夏，１８岁的陈独秀，离开母亲，“初次出门到南京乡试”。同行的人，有他的大哥，大哥的先生和同学等。他们乘坐轮船，船头上扯着一面黄旗，上书“奉旨江南乡试”六个大字，一路上威风凛凛向南京驶去。乡试共３场９天（每场提前一日入场，后一日出场），陈独秀在《自传》里对这９天的考场生活，有极其辛辣的刻画：“到了八月初七日〔即阳历９月３日〕，我们要进考场了。我背了考篮、书籍、文具、食粮、烧饭的锅炉和油布，已竭尽了生平的气力，若不是大哥代我领试卷，我便会在人丛中挤死。一进考棚，三魂吓掉了二魂半，每条十多丈长的号筒，都有几十或上百个号舍，号舍的大小仿佛现时警察的岗棚，然而要低得多，个子长站在里面是要低头弯腰的，这就是那时科举出身的大老以尝过‘矮屋’滋味自豪的‘矮屋’。矮屋三面七齐八不齐的砖墙，当然里外都不曾用石灰泥过，里面蜘蛛网和灰尘是满满的，坐进去拿一块板安放在面前，就算是写字台，睡起觉来不用说就得坐在那里睡。那一年南京的天气，到了八月中旬还是奇热，大家都把带来的油布挂起来遮住太阳光，号门都紧对着高墙，中间只能容一个半人来往的长巷，上面露着一线天，大家挂上油布之后，连这一线天也一线不露了，空气简直不通，每人都在对面墙上挂点烧饭的锅炉，大家烧起饭来，再加上赤日当空，那条长巷便成了火巷。有一件事给我的印象最深，考头场时，看见一位徐州大胖子，一条大辫子盘在头顶上，全身一丝不挂，脚踏一双破鞋，手里捧着试卷，在如火的长巷中走来走去，走着走着，上下大小脑袋左右摇晃着，拖长着怪声念他那得意的文章，念得最得意处，用力把大腿一拍，翘起大拇指叫道：‘好！今科必中。’” 考场中的这种怪现状，始于哪年哪月，未加考证，不得其详，但至少也有１５０年的历史了。因为吴敬梓（公元１７０１—１７５４年）在他的长篇小说《儒林外史》里，就曾经淋漓尽致地揭露过这种怪现象。一百五十年，该有多少个童生亲身经历过这种腐朽愚昧、坑害人的怪事呵！但都见怪不怪，习以为常。尝试过‘矮屋”滋味而中举的，以此引为自豪；而绝大多数的童生却由青年而老年三番五次地尝试这种滋味，因未能中举而引为终生的憾事。不论是成功的或失败的，他们都把“矮屋”看作是他们一生中“上进”的关口。吴敬梓对考场的揭露是难能可贵的，但也仅限于揭发和鞭挞而已，他那时还不可能透过这种怪现象去观察国家大事。现在情况不同了，而且匍伏在“矮屋”里的是一位思想敏捷、眼光锐利的青年。“矮屋”的滋味像是给他增添了思想养料，他不禁浮想联翩，百感交集。那位摇头晃脑、利欲熏心、丑态百出、“今科必中”的徐州大胖子，使陈独秀“看呆了一两个钟头”，并“联想到所有考生的怪现状；由那些怪现状联想到这班动物得了志，国家和人民要如何遭殃；因此又联想到所谓抡才大典，简直是隔几年把这班猴子、狗熊搬出来开一次动物展览会；因此又联想到国家一切制度，恐怕都有如此这般的毛病；因此最后感觉到梁启超那班人们在《时务报》上说的话是有些道理呀”！这一连串的联想“便是”陈独秀“由选学妖孽转变到康梁派之最大动机”。康有为（１８５８—１９２７年），广东南海人，博通经史，后接触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称赞西人治国有法度，并精心研读各种西书译本及报纸，以究其进步之原因。梁启超（１８７３—１９２９年），广东新会人，举人出身，后从学于康有为，并深受其影响。康、梁是维新派的领袖，在中国近代史上曾经产生过广泛的进步影响。近代中国先进人物的思想的发端与发展，往往同列强对华侵略的加剧和国内政治形势危机的加深密切相关的。早在１８８８年康有为鉴于中法战争后，国事日蹙，便第一次上书清廷，请求变法。１８９４年爆发了中日战争，以清政府战败，订立了《马关条约》而告终。一个泱泱大国，被一个维新不久的小国打败，并割去了台湾宝岛，赔款库平银二亿两，还允许外国人在各通商口岸开设工厂等等，这对中国的影响，对中国人民的刺激，超过了鸦片战争以来的任何一次战争。战争的失败与屈辱，激起了人民的强烈反抗，推动了先进分子谋求富国强兵之道。于是维新变法运动趋向高潮。１８９５年５月２日，康有为联络在北京的１８省１３００余名应试举人，签名上书，提出拒签和约，迁都抗战，变法图强等三大主张，和设立学堂，开设报馆等改革教育制度的意见，资产阶级改良派登上了政治舞台。六月间，再上书光绪皇帝，主张“设议院以通下情”。１８９６年８月，康氏大弟子梁启超等在上海创刊《时务报》，发表《变法通议》，揭露封建专制的腐朽，抨击封建顽固派因循守旧，以致“万事废弛，卒致疲敝，不可收拾”；历数变法之利与守旧之害；阐明变法是大势所趋，“变亦变，不变亦变。”《时务报》以其鲜明的变法态度，新颖的改革主张和泼辣的文风大受知识界的欢迎，于是行销日广，风靡全国。陈独秀首先接触到的正是康梁派的新思想和新主张，他前往南京参加乡试时，正当维新运动步步高涨的时期。后来，陈独秀说起他少年“在家里读书的时候，天天只知道吃饭睡觉，就是奋发有为，也不过是念念文章，想骗几层功名，光耀门楣罢了。到了甲午战争，才听见人说有什么日本国，把我们中国打败了，到了庚子年，又有什么英国、俄国、法国、德国、意国、美国、奥国、日本八国的联军，把中国打败了。我越思越想，悲从中来。我们中国何以不如外国，要被外国欺负，此中必有缘故”。①又说：那时“读八股讲旧学”，认为“‘习欧文谈新学’的士大夫是‘洋奴’，后来读康先生及其徒梁任公之文章，始恍然于域外之政教学术，粲然可观，茅塞顿开，觉昨非而今是”。②康梁派的思想扣开了陈独秀的心扉，鼓动着他的思想翅羽，灾难般的乡试鞭策着他，他开始起飞了。陈独秀参加乡试，结果名落孙山外，没有考中举人，但他不仅不感到懊丧，反觉“意外有益”。从此，他与科举彻底决裂，决不再进“矮屋”应试。他回到安庆以后，对“当时反康梁派的言论”的顽固派，“愤不能平，恒于广座为康先生①②《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新青年》第２卷２期，１９１６年１０月１日。三爱《说国家》，《安徽俗话报》第５期，１９０４年６月１４日。辩护，乡里瞀儒”，以此指斥陈独秀等“为康党，为孔教罪人，侧目而远之”。①陈独秀开始涉足于政治活动了。俄国的怂恿之下，于１１月１４日占领了山东胶州湾，紧接着有俄国、美国、法国、日本等列强在华掀起了划分势力范围的狂潮，扬言要瓜分中国，中华民族面临着生死存亡的严重危机，救亡图存刻不容缓。陈独秀“痛感时势日非，不堪设想”，②他在这一年的岁末，撰写了《扬子江筹防刍议》、《扬子江形势论略》两篇论文，还准备写一篇《湖中水师》。从这三篇文章的题目看，都是论述加强江防建设的，堪称是姊妹篇，只是侧重点有所不同罢了。《湖中水师》一篇不知是否写成了，就是已经成文脱稿的《扬子江筹防刍议》一篇，现在也难以寻觅。惟独《扬子江形势论略》一篇为安庆市图书馆发掘了出来，这是现在见到的陈独秀最早的一篇著作。陈独秀身居较闭塞的安庆，但时刻关心着国家大事，密切注视着列强侵华的动向及意图。《扬子江形势论略》一文指出：“近时敌鼾卧榻，谋堕神州，俄经满蒙，法伺黔贵，德人染指青齐，日本觊觎闽越，英据香澳，且急急欲垄断长江，以通川藏印度之道路，管辖东南七省之权力。”他对国家所面临的危局，心急火燎，如“万一不测，则工商裹足，漕运税饷在在艰难，上而天府之运输，下而小民之生计，何以措之。”于是“爰采旧闻旅话及白人所论，管蠡所及，集成一篇，略①②以下引文均见《扬子江形势论略》，原件系木刻本，藏安庆市图书馆。《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新青年》第２卷４期，１９１６年１２月１日。述沿江形势，举办诸端，是引领于我国政府也”。陈独秀撰写此文之目的，是向清政府提出他对加强长江防务的方案，并希望政府采纳他的意见。《扬子江形势论略》全文７０００余字，广征博引，纵论长江上自荆襄，下至吴淞口的形势。对江水的流向、缓急、深浅和江面的宽狭、江中沙堵的分布、南北两岸各处城镇的战略地位，都作了极为详细的论述，并参照历代战争的得失，提出了对加强长江防务的具体方案。他在论证武汉三镇的重要战略地位时，认为“武汉沿江均不宜设置炮台，倚城设立炮台，一朝有战，则城市全冒敌火，今日炮弹之利固非昔比矣！”而应在武汉“东南数十里”的阳逻设置炮台。阳逻，“东西当荆扬之要会，南北为荆豫之通津。北倚袁家湖，南西皆临江，北道为界埠，中有数小山杂错，三面巩固。再屯陆军于界埠，以防其由陆绕攻台背，则阳逻无隙可乘矣。”另“宜于退谷基址稍增高于上安置炮台堡，使台顶与山平。炮台倚山为护，炮弹可及敌舰，敌弹难伤炮台。此处若为敌所据，则武昌不击而下矣！”他特别重视长江口的江防设施。他认为吴淞口处虽然有吴淞、南石塘两炮台，“另有一台在狮子林下，距吴淞十六里，去诸台太远，未能犄角”。且在最紧要之处“崇宝沙无台，则他台皆成虚设”。因此，“当以崇宝沙西北沙尖以为主台，可以兼顾”北航路，再“切力整顿”南石塘、吴淞一带之台，“既扼”南航路，“且能兼顾吴淞口以遇敌船掩入吴淞江，登岸攻我上游台背。崇宝沙为四面受敌之地，非用德国格鲁森厂所制硬铁为台不可。此防断不可弛，果能如法布置，迨大敌当前，方有把握。”“总论全江大局，若防内乱必据上游，若遇外侮必备下游，必长江之备已周，再有海军为辅，则欧西之铁申〔甲〕虽强，亦不容其越雷池一步矣。”使人感到惊异和钦佩的是，这位１８岁的年轻人竟然对长江水文及两岸的地貌了解得如此细致入微，并进而提出了他对建设江防的方案。好像他对长江及其南北两岸做过实地考察似的，其实他这时除了因参加乡试去过一次南京，并没有到过其他什么地方。《扬子江形势论略》一文，不仅说明陈独秀从青年时期起即怀有满腔的爱国热忱，而且学习勤奋，且多思、善思，头脑敏捷。《扬子江形势论略》一文的主旨，在抵抗列强的侵略，陈独秀站在民族主义的立场，向清政府陈述加强江防建设的意见，而所谓“防内乱”（指类似前不久爆发的太平军起义）虽然在全文里仅是附带一笔，却是明显地站在清政府的一边，是为维护它的安全而说话的。陈独秀认为这时的清政府还是可以代表中华各族人民的利益，能抵抗外国侵略的。这是他写这篇文章的主导思想。因此，《扬子江形势论略》一文所谈的都是军事问题，不谈国家的政治制度改革问题，这并不是偶然的疏忽，而是由于陈独秀这时还不认识国家政治制度改革的重要意义，他的政治思想的领域及其发展的高度均不及康梁，但主张依靠皇帝自上而下地实行改革，以达到富国强兵、抵御外侮的目的，这一基本点是同他的前辈一致的。热爱祖国，反对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是近代中国先进人物的共同的思想基础。尽管他们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各个历史时期又有其不同的先进思想主流，然而一般说来，他们的思想发展大体上都是逐级前进的，由改良派、民主革命派，而上升到共产主义派，每前进一步，爱国主义思想便随之得到发扬。但是，由于民族矛盾的激化和阶级矛盾的深化，因此越是后来的先进人物，他们的思想由低级向高级转化所需要的时间就越是短促。陈独秀在接受康梁派思想的第二年，１８９８年“百日维新”失败，戊戌六君子惨遭杀害的血的事实，充分地证实了清王朝的顽固派反对任何的革新，从而迅速地促进了一些先进人物抛弃改良主义的立场，因此陈独秀不需多少时日，也勿需要他成长为一位典型的康梁派，就已超过了他的前辈。这是今天为什么无法发现陈独秀有较多的康梁派言论资料的根本原因。{{东渡留学发动拒俄运动}} 陈独秀与高晓岚结婚后的第二年，１８９８年，就被嗣父衍庶带到东北沈阳，留在身边做些文书工作。１８９９年，独秀得知母亲生病，便同大哥孟吉一起匆匆南下，等他们回到家时，母亲已经离开人世了。哥俩在家住了不久，又一起北上。后来陈独秀在悼亡兄孟吉《述哀》诗里所写的“弱冠弄文史，寸草心拳拳。关东遭丧乱，飞鸿惊寒弦。南奔历艰险，意图骨肉全。辛苦归闾里，母已长弃捐。无言执兄手，泪湿雍门弦。相携出门去，顾影各涓涓。弟就辽东道，兄航燕海边。”①就是指的这一段经历。兄弟二人分别以后，哥哥到辽东道候补，弟弟东渡日本留学。１９０１年１１月（光绪二十七年十月），陈独秀到达东京自费留学，进东京学校②（即东京专门学校，早稻田大学的前身）。在未正式入学之前，先在高等师范学堂速成科学习日语和普通课程③。那时，到日本留学的青年一年比一年多。１９００年，约一百人；１９０２年增至二三千人；１９０５年，多达五六千人④。他们大多认为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而经过明治维新一跃而为强国的日本，便成了中国人学习的样板。中日两国近在咫尺，两国文字有相同之处，日本生活水平也比较低，因此，到日本留学的青年愈来愈多，东京一时成为中国先进知识青年荟萃之地。陈独秀到达日本的前一年，１９００年，英、美、德、法、日、俄、意、奥八个帝国主义国家组织的八国联军入侵中国，围剿义和团。同年８月，维新派的勤王运动失败，促使一些知识分子开始醒悟，从康梁派转向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１９０１年７月，清政府与１１个国家订立《辛丑条约》，使中国又一次蒙受奇耻大辱。这个条约加强了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统治，从此清政府完全屈服，成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陈独秀①②③④苏贵民：《辛亥革命前中国留日学生人数考证》，《社会科学战线》，１９８１年第４期。《中国留日学生史》。清国留学生会馆第一次报告书。《述哀》，《甲寅杂志》第１卷５号，１９１５年５月１０日。恰恰在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国内社会矛盾更加激化的时期，来到东京留学的。留学生中有一个团体，叫励志社，成立于１９００年，是留学生中最早的团体。它以“联络感情策励志节为宗旨，对于国家别无政见”。同年下半年，留学生自办的第一个杂志《译书汇编》创刊，它专门译载欧美政法名著，如卢梭的《民约论》、孟特斯鸠的《万法精理》、穆勒的《自由原理》、斯宾塞的《代议政体》①等等。这些巨著都是西方资产阶级在推翻封建专制统治时的锐利的思想武器，也是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理论指针。因此一经译成中文，不仅在留学生中流传，也风行于国内知识青年中。留日学生秦力山、沈云翔等正是接受了这些新思想，首先于１９０１年５月在东京创刊《国民报》，宣传天赋人权、自由平等，提倡推翻清王朝，从思想上同保皇派划清界限，留学生中开始出现了政治思想的分野。陈独秀一到东京，他首先接触到的新知识、新思想正是西方资产阶级反封建专制的一整套的自由平等的学说，这对陈独秀不啻是大旱后之甘雨，他如饥似渴地学习这些新学说。留学生的分化反映到励志社，便分成了两派：“一派主和平，以邀求清政府立宪为目的，后遂演成为立宪党一派主激烈，以推倒清政府，建立共和民国为目的，后遂演成为排满党，又曰革命党。②激烈分子鄙视稳健分子为官场走狗，励志社“渐次变质”，陈独秀和张继等虽是“后参加”励志社①②陶成章：《浙案纪略》，《辛亥革命》（三）第１５页。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第９８、９９页。的，但“先脱会”了①。青年志士原来主张维新的，现在认为非集合群力，启发民智，不足以图存。于是陈独秀联合潘赞化、葛温仲、何春台等在安庆北门大拐角头藏书楼发起演说会，并在藏书楼辟一阅览室，陈列他从东京、上海带来的各种革命书刊，传播新思想。又组织青年励志学社，每周聚会，以相奋勉。一时风声所播，闻者兴起。陈独秀还准备创办《爱国新报》，“其宗旨在探讨本国致弱之源，及对外国争强之道，依时立论，务求唤起同胞爱国之精神”。②后人称赞说：“清朝末叶，安徽的革命运动，发端于安庆藏书楼演说”，③确是当之无愧的。演说的首倡者陈独秀，为当局所忌恨，不久便被迫离开安庆，再次东渡日本。１９０２年９月，陈独秀到达东京，与潘赞化一同进成城学校（日本士官学校的预备学校）学习陆军④。这时留学生中的政治分野日益分明。同年冬，留日志士秦毓鎏、张继等“发起一新团体，明白揭示以民族主义为宗旨，破坏主义为目的。”关于团体的名称，有人说意大利独立之前，先有少年意大利团体，因而主张定名为少年中国会。但“少年中国”四字易招清政府当局注意，不利于团体的进行，经再三研究才命名①②③④清国留学生会馆第二次报告书。安徽政协文史资料组：《辛亥前安徽文教界的革命活动》，《辛亥革命回忆录》（四）第３８２页。《纪爱国新报》，《大公报》，１９０２年４月１９日。章士钊：《疏黄帝魂》，《辛亥革命回忆录》（一）第２３０页。为青年会。青年会成立的那天，署名加入的有陈由己（即陈独秀）、秦力山、张继、苏曼殊等数十人，“是为留学生界团体中揭橥民族主义之最早者”。①陈独秀加入青年会，标志着他从康梁派转向了革命派。清政府为了约束留日学生，派遣学监到日本，其中南洋学生监督姚煜（文甫）常箝制学生，阻挠学生学习军事，且生活腐化，引起众学生的公愤。１９０３年３月某日晚，陈独秀、邹容、张继、翁浩、王孝缜五人闯入姚室，声言要割掉他的脑袋。姚哀求宽大。邹容说：“纵饶汝头，不饶汝发”，于是“由张继抱腰，邹容捧头，陈独秀挥剪，稍稍发抒割发代首之恨。”②并把姚的发辫悬挂在留学生会馆，于旁书写“南洋学监、留学生公敌姚某某辫”。③后，姚与清政府驻日公使勾结日方，由日警捕人，陈独秀、邹容、张继三人于４月间被迫返国。也就在这时爆发了拒俄运动。当八国联军大举入侵中国的时候，俄国派遣了１７万大军，占领了中国东北三省。义和团被镇压以后，１９０２年清政府与俄国签订了《东三省交收条约》，俄国应在１９０３年４月撤军。届时俄国不但不撤兵，反而重占营口，并于１８日向清政府提出“东三省置于俄国监督之下，不许他国干预”等七项新要求，妄图永远霸占东北三省。２７日，沪上１８省爱国志士齐集于张园，一致反对清政府与俄国签订新约。邹容在会①②③《邹容》，《民国人物志》第１９页。事章士钊：《疏〈黄帝魂〉》，《辛亥革命回忆录》（一）第２２９页。冯自由：《中国革命运动二十六年组织史》第６１页。上慷慨陈词，竭力反对俄国侵略东三省。２９日，留日学生钮永健等倡议组织义勇队以抗俄，得到大家的赞同。５月２日留日学生加入义勇队的有１２１人。陈独秀到达上海的时候，正当拒俄运动兴起之时，他与潘赞化迅即回到安庆，联络葛温仲、张伯寅等，筹组安徽爱国会，举办爱国演说，积极发动安庆地区的拒俄运动。次演说会的规模及声势大大超过了１９０２年的那次演说。这天虽然大雨滂沱，但到会的有安徽大学堂、武备学堂和桐城、怀宁二公学学生等约３００余人。因“书楼甚窄”，参加大会的“多立门外而听”，大会“众情踊跃，气象万千”，由陈独秀首先发表演说。①陈独秀先逐条揭露俄国提出的七项要求，说“举凡政权、商权、矿路权、兵权、税权，均归俄人之手，则东三省已非我有”。“我政府若允此约，各国必执利益均沾之说瓜分我中国；若不许，则必与俄战。我国与俄战之仇固结不解，我国之人有一人不与俄死战皆非丈夫！”可是，“中国人如在梦中，尚不知有灭国为奴之惨，即知解而亦淡然视之，不思起而救之。”因此陈独秀为了驱逐俄国侵略军，提出当前应做三件事。第一，要广泛地传播中国将被瓜分的消息，若“中国人尚不知之，其何以防之”？第二，要对人民进行爱国主义的教育。陈独秀说：“谓中国人天然无爱国性，吾终不服，特以无人提倡刺击，以私见蔽其性灵耳。①《苏报》，１９０３年５月２５日。若能运广长舌，将众人脑筋中爱国机关拨动，则虽压制不许其爱国，恐不可得。”第三，要锻炼体魄，有了强壮的身体才可以从事农、工、商、矿等实业，否则“不可以生存；况欲执干戈卫社稷乎”！陈独秀演说时，还批评了那些“只保身家，不问国事”的人，向到会的人指出“我等既稍育一知半解，再委弃不顾，则神州四百兆人岂非无一人耶！故我等在全国中虽居少数，亦必尽力将国事担任起来。”①陈独秀的演说“词情慷慨”，爱国心殷切，反帝意志坚决，赢得“满座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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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接着有“各学堂魁杰”王国桢、潘华（赞化）、潘璇华、葛光庭等２０余人相继演说。众人演说完毕，陈独秀倡议成立安徽爱国学社，“立经全体赞成”，大会又决议爱国学社附设《爱国新报》②，并公推陈独秀、潘赞化等七人“立时起草（社章），向众宣布”③。陈独秀即出示爱国学社社员名簿、宣言及宗旨，当场有１２６人入社。爱国学社的宗旨为“发爱国之思想，振尚武之精神，使人人能执干戈卫社稷，以为恢复国权基础”。社员规则中定有本社“凡出版书报，惟期激发志气，输灌学理，不得讪谤诋毁”，社员“当视全体为一体，视全国为一家”等等④。爱国学社决定每周演讲一次，“如办有基础，拟与上海爱国学社通成一气，并连络东南各省①②③④《苏报》，１９０３年６月７日。《苏报》，１９０３年５月２５日。张静庐：《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第９０页各地报纸目录中有“爱国新报”（安庆），但迄今未查到此报。《苏报》，１９０３年５月２６日。志士，创立一国民同盟会，庶南方可望独立，不受异族之侵凌。”①这显然是要推翻清王朝的。陈独秀提出创立国民同盟会的主张以后，邹容于５月３０日在上海提出“创立一中国学生同盟会”，“其目的在于学界成一绝大的法团，以鏖战于中国前途竞争逼拶中者也”。陈独秀和邹容的这些主张，当时虽未能实现，但都充分地反映了这两位青年的伟大的政治气魄。拒俄运动的发展，也的确为建立革命团体奠定了初步的思想基础。安庆爱国运动演说会，是安徽省有史以来的第一次群众大会，在当地知识界引起了广泛的响应，陈独秀的演说深深“印入”各校学生的“脑筋”。他们“勃发忠义，奔走相告，数日之中纷纷告假，多有不上课者”②。安徽大学堂校方因阻止学生参加抗俄运动，而酿成第一次大冲突。当拒俄运动在东京留日学生和上海、安徽，以及江苏、浙江、湖北、湖南、直隶、广东、福建等省大城市的知识阶层中兴起的时候，参加运动的大多数人对清政府和北洋大臣袁世凯抱有很大的幻想，他们希望通过请愿、游说的方法，促使政府抗俄，并不是要推翻清政府。但清政府对拒俄运动惊恐异常，惶惶不安。清朝驻日公使蔡钧致两江总督端方电：“东京留学生结义勇队，计有二百余人，名为拒俄，实则革命。现已奔赴内地，务饬各州县严密查拿。”清政府密谕“地方督抚于各学生回国者，遇有行踪诡秘，访闻有革命本心者，即①②《苏报》，１９０３年５月３０日。《苏报》，１９０３年５月２５日。可随时获到，就地正法”①。清政府对爱国青年的驱迫、镇压，使一大批从单纯爱国心出发而投入拒俄运动的青年知识分子，受到了一次深刻的反面教育。他们纷纷醒悟，认识到清政府已成了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奴仆，因而拒俄就必须排满，爱国就必须革命。这正如陈独秀在演说时所讲的，“那种平日口谈忠孝，斥人为叛逆，一遇国难，则置之不问，心中怀有执顺民旗降敌一大保身妙策，是为国贼，是为逆党。是等国贼逆党不杀尽，国终必亡。”对外反帝，对内铲除国贼，二者必须同时进行，中国才能得救。陈独秀在１９０３年的上半年，就已经成长为一位坚定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战士。演说会举办一周之后，２４日，安庆知府桂英（旗人）亲赴藏书楼查禁，不许学生“干预国事，鼓惑人心”②。陈独秀等则继续举行演说，“听讲的以安徽大学堂学生为最多。参加演说会的人，均签名于簿册。藏书楼实则成了一个革命秘密结社的机关。”布政使于荫霖视藏书楼为眼中钉，遂开除大学堂学生柏文蔚、郑赞丞等十余人，封闭了藏书楼③。安徽巡抚聂缉撬指名通缉陈独秀。陈独秀逃到上海。然而他播下的革命种子却在发育成长，等他从上海再回故乡的时候，安徽的革命形势一天天地高涨起来！①②③安徽政协文史资料组：《辛亥前安徽文教界的革命活动》，《辛亥革命回忆录》（四）第３８２页。《苏报》，１９０３年５月２９日。《苏报》，１９０３年６月５日。编辑《国民日日报》译著《惨社会》候，邹容在上海出版了他的名著《革命军》。邹容在这本书的《自序》里，明确宣称“我们今日欲脱满洲之羁缚，不可不革命；我们欲独立，不可不革命。”“革命者天演之公例也；革命者，世界之公理也。”《革命军》出版以后，受到了舆论界的重视和称赞。上海爱国学社机关报《苏报》（主笔为章士钊，主要撰稿人有章炳麟、蔡元培等）迅速地向读者推荐，赞誉《革命军》为“今日国民教育之第一教科书也”①。《革命军》在青年知识分子中广泛流传。章炳麟也在《苏报》上发表文章驳斥改良主义的政见。清政府对此大为忌恨，于是勾结租界当局逮捕了章炳麟，邹容自动投案。７月７日《苏报》被查封，酿成了轰动一时的“《苏报》案”同年夏天，当陈独秀逃到上海时②，“《苏报》案”已接近尾声，章士钊等正在筹办《国民日日报》，以接替《苏报》宣传民族民主革命。１９０３年８月７日《国民日日报》创刊。由谢少石出钱，外人高茂尔出面任经理，章士钊任主编。协助章士钊办报的有陈独秀、张继、何靡施（梅士）、陈去病、林懈等人。关于陈①②章士钊在《孤桐杂记》一文中说：“是年（１９３０年）夏间，陈独秀已在上海”（《甲寅周刊》，１９２６年１２月１５日）。《苏报》，１９０３年６月９日。独秀在《国民日日报》的工作情况，章士钊在事后回忆时曾写道：这个报是他和陈独秀总理编辑事宜，负责全部文字和校对，两人常常彻夜工作到第二天凌晨才休息①。那时“两人蛰居昌寿里之偏楼，对掌辞笔，足不出户，兴居无节，头面不洗，衣敝无以易，并也不浣。一日晨起，愚见其黑色袒衣，白物星星，密不可计。愚骇然曰：‘仲甫，是何物耶？’独秀徐徐自视，平然答曰：‘虱耳。’其苦行类如此。”②这段文字生动地记述了章陈二人当时生活条件的艰苦和忘我的工作态度。到了四十年代，章士钊回忆起这段往事时，还曾赋诗一首：《国民》既风偃，字字挟严霜。格式多创作，不愧新闻纲。当年文字友，光气莽陆架。③《国民日日报》是为接替被查封的《苏报》而创立的，因此它的论调不得不稍稍“舒缓”，不能像《苏报》那样“峻急”。但宗旨依然是“排满革命和《苏报》相同，而规模尤大”，且“篇幅及取材较《苏报》新颖”。④因此，“发刊未久，①②③④章行严（士钊）：《苏报案始末记叙》，《辛亥革命》资料丛刊（一）第３８７页。章士钊：《初出湘》，《文史杂志》第１卷５期，１９４１年５月。孤桐（章士钊）：《吴敬恒——梁启超——陈独秀》，《甲寅周刊》第１卷烂柯山人（章士钊）：《双枰记》，《甲寅杂志》第１卷４期。风行一时，时人咸称为《苏报》第二。”①《国民日日报》摒弃了清光绪帝年号，改用黄帝纪元的纪年办法，从第八号起又改用中历干支纪年，仍不用光绪帝号，公然否认清王朝。《国民日日报》所刊载的文字有时论、学术、思想介绍以及中外、地方新闻等，尤其重视登载揭露清政府的昏庸腐败和社会上种种的不平等现象。为了作者人身安全的缘故，时论一类的文章多不署名。因而今天很难识别哪些文章是出自陈独秀的手笔。陈独秀既然和章士钊总理编辑事宜，那么《国民日日报》的指导思想和它的重要言论，至少是得到陈独秀的赞同或赏识的。《国民日日报》所刊载的文字，可以确定是陈独秀的作品，只有署名“由己”的两首诗，即八月九日的《哭汪希颜》②和十七日的《题西乡南洲游猎图》。在前一首里有这样的诗句：“英雄第一伤心事，不赴沙场为国亡。历史三千年黑暗，同胞四百兆颠连。说起联邦新制度，又将遗恨到君身。”后一首诗是：“直尺不遗身后恨，枉寻③徒屈自由身。驰骋甘入棘荆地，顾盼莫非羊豕群。男子立身惟一剑，不知事败与功成。”“诗言志”，这两首诗鲜明地表达了陈独秀的政治抱负和思想感情。他认为要结束“三千年黑暗”的历史，只有实行“联邦新制度”。为了实现这一伟大的政治目标，他决心勇往①②③枉，屈；寻，古代长度单位，八尺为寻。汪希颜（１８７３—１９０２），安徽绩溪人，维新志士，早殇，是汪孟邹的胞兄，汪原放的父亲。陈汪两家是世交。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第１３５页。直前，甘愿在艰难险阻的逆境中，承受任何牺牲，且不计成败得失。而那种左顾右盼，看风使舵，贪图私利的人，简直如同羊豕一般。寥寥数行的诗句，蕴蓄着坚强的革命意志，表达了大无畏的革命气概。在《国民日日报》的同事里，与陈独秀结下终生友谊的，除章士钊外，还有苏曼殊，受陈独秀影响最大的也是苏曼殊。那时，苏曼殊也同陈独秀住在一起，他翻译法国文豪嚣俄（即雨果）的名著《惨社会》（即《悲惨世界》），连载于《国民日日报》。陈独秀对苏曼殊的译文，于“字句间为他指点、修改不少。这时曼殊的汉文根基尚极浅，文字亦不甚通顺，仲甫隐然是他的老师。曼殊汉文的才力可讲仲甫所启发。此后，仲甫与曼殊时在一起，常以文字相往来，过从极密，而曼殊受益亦不少。这样曼殊就因仲甫的影响，而启示了自己的天才，成为一个超绝的文人了。”曼殊学做诗也是在这个时候，“也由仲甫指导。所以曼殊称他是畏友仲子。”①陈独秀也说曼殊“初到上海的时候，汉文的程度实在甚不高明。他忽然要学做诗，但平仄和押韵都不懂，常常要我教他。他做了诗要我改，改了几次，便渐渐地能做了。在日本的时候要章太炎教他做诗”。名师出高徒，苏曼殊聪明好学，不久即长于诗文和绘画，成为中国近代著名的文学家。柳亚子与曼殊也交往甚密。１９３５年他写有一首七绝：“名扬画虎惜行严，孤愤佯犯有太炎，要忆囹圄陈仲子（时陈独秀被关押在南京老虎桥监狱），曼殊朋友定谁贤？”言外之意，苏曼殊的三位好①柳亚子编：《曼殊全集》（５）（北新本）第７７、９、１０页。朋友，最贤的是陈独秀。《惨社会》在《国民日日报》刊至第十一回的大半回时，报纸便停刊了。停刊的原因，一是由于革命党内部的纠纷；一是清政府“通令长江一带，严禁售阅”该报，致使报社的经费更加困难。《国民日日报》共出版三个月零二十三天，同年与章士钊、何梅士、苏曼殊赁屋同住，不久苏曼殊离沪去香港。镜今书局的负责人陈竞全跟陈独秀说：“你们的小说没有登完，是很可惜的，倘然你们愿意出单行本，我可以担任印行。”①于是陈独秀着手整理苏曼殊的《惨社会》，并从第十一回上半回接续至第十四回。１９０４年镜今书局出版的单行本，将书名改为《惨世界》，署名为苏子谷（曼殊）、陈由己同译。后来镜今书局倒闭，由东大陆图书译印局再版。１９１８年，苏曼殊逝世，由其友人胡寄尘将镜今本交给上海泰东图书局翻印，“删去嚣俄和陈由己的名字，变成苏曼殊大师遗著”，而内容则一字未改，仅在书名增一“悲”字，称《悲惨社会》。１９２５年春，泰东书局再版时，又恢复原名《惨世界》②。这本小说一版再版，可见是很受读者欢迎的。《惨社会》曾被看作是我国首次翻译的雨果作品，但曼殊的译文“乱添乱造，对原著很不忠实”③。自第七回起，译文中又添加了原著中所没有的一个故事。故事的男主角名叫明①②③柳亚子：《记陈仲甫先生关于苏曼殊的谈话》，《苏曼殊年谱及其他》第２８２页。《曼殊全集》（４）第４２２、４２３页。柳亚子：《记陈仲甫先生关于苏曼殊的谈话》，《苏曼殊年谱及其他》第２８５页。白，字男德（难得明白），其他人物如范桶（饭桶）、吴齿、字小人（无耻小人）、满洲苟（满洲狗）等都有露骨的影射作用。《惨社会》实际上是借用了雨果原著的一些人物和故事，又取材于晚清社会生活的一部译、著作品，它直接反映了苏曼殊和陈独秀的思想。男德被塑造成正面人物，他扶弱抑强，舍己为人，听见“官府”二字，就不禁“火上心来”，①恨不能立刻铲除人间不平事。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男德说过这样的话：“那支那国孔子的奴隶教训，只有那班支那贱种奉作金科玉律；难道我们法兰西贵重的国民，也要听那些狗屁吗？”“世界上物件，应为世界人公用，那铸锭应该是那一人的私产吗？”“我看世界上的人，除了做工的，仗着自己本领生活；其余不能做工的，靠着欺诈别人手段发财的，那一个不是抢夺他人财产的蟊贼呢？”②所有这些攻击孔教、私有财产的言论，自然都是苏曼殊、陈独秀借男德之口来抒发他俩的胸怀。章士钊也说：陈独秀“所怀政想，尽与此相同”③。因而把主人公男德明白看作是这个时候的苏、陈二人的化身，该不会是生拉硬扯、牵强附会吧！怎样推翻千百年的中国封建专制，推翻之后，中国又将向何处去，这确实是个“难得明白”的大问题，然而男德的言论，清楚地表明了，陈独秀这时已经萌发了反对旧礼教的①②③孤桐：《吴敬恒——梁启超——陈独秀》，《甲寅周刊》第１卷３０号，１９２６年１月３０日。《曼殊全集》（２）第１３１、１３４页。《惨世界》第９回，《曼殊全集》（２）第１５８页。念头。十多年之后，由他首先发难，掀起新文化运动并非是偶然的，而是其思想发展的必然。至于他真正赞同财产公有制学说，那就需要一个较长的思想发展过程了。{{主办《安徽俗话报》开发民智反帝爱国}} 二十世纪初，知识分子闹革命，大体上采用以下一些方法，办报纸，作鼓吹；设学校，培养干部；进行暗杀活动，或武装起义。这些活动，除了武装起义外，陈独秀都亲身参加过。几乎每天都到桐城学堂①，同该校学长房秩五、吴守一“纵谈时事，极嘻笑怒骂之雄”。陈独秀在去年发表爱国演说时，即痛切地感到中国被瓜分的危险。可是“我中国人如在梦中，尚不知有灭国为奴之惨，即知解而亦淡然视之，不思起而救之。”因此，他曾两次计划创办《爱国新报》，“运广长舌，将众人脑筋中爱国机关拨动”，奋起反抗帝国主义。但是，每次都受到清政府的压迫，他不得不离开安庆，远走他乡。现在他又回到了安庆，决心要实现他久已怀抱的愿望，于是约房秩五、吴守一两人共办《安徽俗话报》，由房任教育、吴任小说，其余稿子都由陈独秀“自任之”②。《安徽俗话报》１９０４年３月３１日创刊，创办的经费大多①②房秩五：《追悼三爱诗·序》，《浮渡山房》诗存。桐城学堂，１９０２年吴挚甫创设于安庆。是安徽爱国志士捐助的。先在安庆编辑，而社址则设在芜湖长街徽州码头科学图书社①（现为中长街二十号），并由科学图书社承担发行业务。因为芜湖没有印刷厂，稿件由陈独秀编好以后，寄往上海，由与他熟识的东大陆书局印刷，印好以后再寄回。同年暑假，桐城学堂改名为桐城中学，由安庆迁回桐城县城，吴守一随校到桐城，房秩五也东渡日本留学。这时陈独秀写信给汪孟邹，要求到芜湖来办《安徽俗话报》，并寄宿在科学图书社，贴给汪伙食费。据汪原放回忆：不久，一位剪掉辫子披着头发的二十五岁的青年，背着包袱，拿着把雨伞，来到了科学图书社。汪孟邹跟他说：“我这里每天吃两顿稀粥，清苦得很。”陈独秀听后很平淡地回答说：“就吃两顿稀粥好。”②从此，陈独秀住在图书社的楼上办起报来。这是一座二层楼房，砖木结构，楼上光线暗，屋顶有一片亮瓦，临街有一扇小窗。每当《安徽俗话报》由上海寄来时，陈独秀最忙了。他“亲自动手分发、卷封、付邮”，默默地做着那些琐碎而又不可缺少的工作。楼下的客厅里挂着他写的大字对联：“推倒一时豪杰，扩拓万古心胸。”③豪放的气概与平凡的工作相辅相成，相映成趣。事隔十八年，陈独秀在回想起这段经历时，说“我那时也是二十几岁的少年，为革新感情所趋势，日夜梦想革新大业。何物臭虫，虽布满我衣被，①②③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第１２、４页；又见《陈独秀与亚东图书馆》（手稿）。高语罕：《入蜀前后》，《民主与统一》第８期，１９４６年７月２０日。芜湖科学图书社，１９０３年汪孟邹创办，经营新书报和文化用品。皖南革命志士常聚会于此。亦不自觉。”① 陈独秀说他办《安徽俗话报》有两个主义：“第一是把各处的事体说给我们安徽人听听，免得大家躲在鼓里，外边事体一件都不知道。”“第二是要把各项浅近的学问，用通行的俗话演出来，好教我们安徽人无钱多读书的，看了这‘俗话报’，也可以长点见识。”还说“这两种主义，想来大家都是喜欢的。”因为“俗话报”“价钱便宜，穷人也可以买得起”，每册大钱五十文。“读书的人看了，可以长多少见识，教书的人看了，也可以学些教书的巧妙法子。种田的看了，也可以知道各处年成好歹。做手艺的看了，也可以学些新鲜手艺。做生意的看了，也可以晓得各处的行情。做官的看了，也可以明白各地的利弊。当兵的看了，也可以知道各处的虚实。女人孩子们看了，也可多识些字，学点文法，还看些有趣的小说，学些好听的歌儿。”总之，办这个报的主义是“教大家通达学问，明白时事”。这就是陈独秀开办《安徽俗话报》的动机和目的。他的服务对象是相当广泛的，主要是城镇的小资产阶级，是那些家境贫寒，没钱多读书的平民。为这些人办报当然不能用“之乎者也矣焉哉”的字眼，而必须用“最浅近最好懂的俗话”②编写出来。《安徽俗话报》既要“穷人买得起”，又要教他们“通达学问，明白时事”，因此，每期的篇幅不能太多；多了，成本①②任建树等编：《陈独秀著作选》第１卷第２２—２４页，上海人民出版社，《科学图书社二十周年纪念册》。贵，穷人买不起。而内容又要丰富多样，否则达不到“通达学问，明白时事”的目的。因此《安徽俗话报》须兼有报纸和杂志的特点。它是个三十二开本的半月刊，每逢初一、十五出版。每期四十页，共约一万五千字。每期篇幅不多，文章短小精悍，生动活泼，并且门类齐全，有论说、要紧的新闻、本省的新闻、历史、地理、教育、实业、小说、诗词、闲话、行情、要件（如条约、奏折等）和来文等十三门。从第八期又增加了兵事、卫生、格致（本门所刊文章主要是介绍太阳系的知识）三门。在这十六门中，除了论说一门是政论文章以外，其他大多数是文艺和科普方面的文章，通过文艺作品和科学知识，向读者宣传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专制及其所造成的愚昧、迷信等等的恶俗。蔡元培在二十八年后谈起《安徽俗话报》时，曾说：“我在上海《警钟日报》社服务的时候，知道陈仲甫君。那时候，我们所做的都是表面普及常识，暗中鼓吹革命的工作。”①《安徽俗话报》从创刊到翌年９月１４日（阴历八月十五）共出了二十二期。陈独秀用“三爱”笔名在《安徽俗话报》的第一期至第十九期发表了约以流利酣畅的白话文议古论今，以古喻今，谈天说地，如天马行空，纵横驰骋。在这许多不同形式的作品中，最突出的主题思想是反帝爱国，其次是反对封建专制及其恶俗。为了①②长篇连载文章，按连载次数计。未署名文章，而显系出自陈独秀之手笔，未统计在内。《独秀文存》再版《前言》，１９３３年４月。反帝反封建，陈独秀此时已经开始宣传科学与民主了。陈独秀在第一期发表的《瓜分中国》一文中，把俄、英、德、法、日、美等帝国主义国家在华势力范围的分布及进一步瓜分中国的阴谋，一五一十地告诉给读者，说列强“打算把我们几千年祖宗相倚的好中国，当作切瓜一般，你一块，我一块，大家分分”。现在“大祸临门”，而我们官府害怕外国，“活像老鼠见了猫一般，眼看着他（俄国）占了奉天，那敢道半个不字”。怎么办呢？大家“仔细想想看，还是大家振作起来，做强国的百姓好，还是做各保身家不问国事，终究是身家难保，做亡国奴的百姓好？！”①强大昌盛的古代中国为什么到近代衰亡了？这是当时先进人物共同关心的一个问题，陈独秀也不例外。他认为“凡是一国的兴亡，都是随着国民性质的好歹转移”。中国人“只知道有家，不知道有国。个个人一生的希望，不外成家立业，讨老婆，生儿子，发财，做官这几件事”；“只知道听天命，不知道尽人力”，“国度衰亡到这步田地，还是蒙蒙懂懂的说梦话；说什么天命如此，气数当然，人力不能挽回。”这“便是亡国的原因了”。②针对这些错误思想，陈独秀反复说明“全树将枯，岂可一枝独活？全巢将覆，焉能一卵独完，自古道国亡家破四字相连。”③他极力呼唤人民振作自强，挣脱天命观的思想枷锁。①②③第５５页。第８０—８３页。第２７、２９页。他说：“天地间无论什么事，能尽人力振作自强的，就要兴旺；不尽人力振作自强的，就要衰亡。大而一国，小而一家，都逃不过这个道理。”“天是一股气，并没有什么私心作主，专要洋人兴旺中国衰败的道理。”那些宣扬天命观的人不过是叫人民“服从他做他的顺民”罢了。①陈独秀所揭示的亡国原因，是当时思想界颇为流行的一种看法，邹容也认为“革命必先去奴隶之根性”。这个见解虽然并不深刻，但在当时却达到了应有的认识高度。他们忧国忧民，心急如焚。他们虽然抱怨人民落后，但并不鄙弃他们，而是声嘶力竭地向人民呼唤，通过具体事例，讲清道理，启发他们的爱国心，扫除他们的愚昧和自私心理。陈独秀论矿务，说铁路，指出矿藏是“中国人民的命脉”，“现在大都落在洋人的手里。我看不到十年，中国的金银财宝都要让他们搬空了。”指出外国人在中国建造铁路，“铁路所到的地方，就是他们势力所到的地方”，这样下去结果是“鸡犬不惊，山河变色”。他积极主张由民间集资开办矿务，修筑铁路，大力发展民族工业。一不要政府的扶持，二不要依赖洋人。安徽省除去老幼贫苦妇人，“其余的壮丁每人出五角钱，也有三百万元，还说无钱吗？”②由民间集资开矿筑路的主张，显然是表达了甲午战争以后民族资产阶级抵制帝国主义资本输出的愿望。陈独秀还列举国家的主权，如司法审判权、内河航行权、国防权等等都一一被外国剥夺了。他①②第３１、７１、７２、３４页。第８３、８４页。如实地向人民描绘出一幅触目惊心的亡国惨象，号召人民起来，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捍卫国家主权的完整。陈独秀认为捍卫国家主权，就必须提倡民权，反对君权，决不能依赖皇帝和政府的官吏。现在的国家大事，正是“靠着皇帝一人胡为，所以才弄到灭亡的地步”。那些官吏是“家鬼害家神，安排着洋兵到，干爹奉承，奴才本性”。“一国非民智大开，国权牢固，国基总不能相安。徒只望君明臣良，那明君良臣活在世的时候，国家还可以勉强相安宁，明君良臣一去，便人亡政熄，国家仍旧要衰败下来。”①国，“是一国人所公有的国，并不是皇帝一人所私有的国，皇帝也是这国里的一个人。”国家的主权“原来是全国国民所共有，但是行这主权的，乃归代表全国国民的政府。上自君主，下至走卒，有一个侵犯这主权的都算是大逆不道。”②陈独秀反对君权、提倡民权的思想的渊源，显然是来自于欧美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专制的天赋人权说。陈独秀提倡婚姻自由，反对封建专制及其所造成的种种恶俗。他攻击封建包办婚姻“不合乎情理”，夫妻配合不当，成了仇人，“家都不安宁，那一国如何安宁呢！”提倡自由恋爱，婚姻大事“自己作主”。他讽刺敬菩萨如同“肉包子打狗，有去无来”，③白费钱财。他十分重视影响广大人民的思想和风俗教化的戏曲，积①②③第４５、４７页。第５７页。第５６、３０、６０页。极主张改革戏曲，“要多多的新排有益风化的戏”，以中国历史上的民族英雄和不畏强暴的仁人志士的事迹作题材，“排新戏”，“唱得激越慷慨。”“不唱神仙鬼怪的戏”和“淫戏”，“除去富贵功名的俗套。”“多唱些暗对时事开通风气的新戏。”①他提倡国语教育，主张改革课程内容。小学堂里“顶要紧的功课，就是‘国语教育’一科。”“小孩子不懂得深文奥意，只有把古今事体和些人情事理，用本国通用的俗语，编成课本给他们读。”新开的学堂，也要教学“官话”（即推广普通话），反对强制学生“抱着几本古书，闭了眼睛瞎念”，去“混那功名富贵”。他认为“天地间无论何事，都是自由才能发达，勉强压制，才是有害无益。”②《安徽俗话报》办得非常出色。无论是政治观点的鲜明，内容的丰富，或装帧的美观，都堪与当时驰名全国的杭州白话报相比，是安徽最早的负有革命使命的刊物。初刊时销售位。代派处也发展到５８家，除安徽本省外，在上海、北京、河北、辽宁、山东、江苏、湖北、江西等省市都有代派处。陈独秀通过办《安徽俗话报》还团结了一批进步人士，先后有３０余人为该报撰稿。新中国诞生以后，安徽的一些革命老人，如潘赞化、房秩五、朱蕴山等，当他们回忆往事时，都对《安徽俗话报》津津乐道，赞不绝口，说“最开风气”。①②第９１、９３页。第８８、８９页。据孟邹说《安徽俗话报》办了２３期（现仅见到１—２２期），“再出１期，就是２４期，就是一足年，无论怎么和他（陈独秀）商量，说好说歹，他始终不答应，一定要到李光炯先生办的学堂里去教书，其实是干革命工作去了。”①二十世纪的头五年，中国先进人物的思想发展，一般都经历过这样一个阶段：“欲思排外，不得不先排满，欲先排满则不得不出以革命。”③陈独秀的思想也是从排外，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开始，而后走上革命道路的。综观《安徽俗话报》２２期的内容，可证明陈独秀在青年时期不仅思想敏锐，而且视野广阔，他触及到一些其他先进人物所没有注意到的问题，尽管他对一些问题的认识还有待深化，他所批判的也未必击中了要害，因为他还需要继续从欧美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一些著名思想家那里吸取养料，但他毕竟已崭露头角，初试锋芒。①②③吴樾遗书，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第５册第１２５５页。另一说，因《安徽俗话报》载文触犯芜湖英领事馆，被迫停刊。笔者未查到有关此事之第一手资料。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第１７页。第三章　辛亥革命时期{{参加暗杀团创立岳王会}} 京留日学生军国民教育会暗杀团的主持人杨笃生和团员何海樵等六人潜回北京，伺机行刺顽固派的首领慈禧太后，但始终没有找到下手的机会，后因经费用完，不得已南下。何海樵到上海后介绍蔡元培加入暗杀团。蔡云培又介绍爱国女校懂化学的教师钟宪鬯、俞子夷二人入团，制造炸药。不久，章士钊、刘光汉等人也加入了暗杀团。同时，黄兴等人领导的华兴会（成立于１９０４年２月１５日）也在积极准备，想趁慈禧太后万寿节之日（１９０４年１１月１６日，光绪三十年十月十日）在长沙发动起义，并派主要会员宋教仁等到武昌，陈天华等到江西等地，联络当地革命志士，以作响应，共谋大举。杨笃生、章士钊为了配合长沙起义，集合在沪主要同志，组成爱国协会，由杨、章分别担任正、副会长，主要会员有蔡元培、蔡锷等人。爱国协会的“所有革命计划，当然以暴力为主，而暗杀也在讨论之列”①。从此东南志士走上了暴力革命的道路。就在这种形势下，章士钊“写信招”陈独秀来上海。陈独秀大约在十一月②间来到上海，他一到上海便由“杨笃生监誓”加入了爱国协会，“天天从杨笃生、钟宪鬯试验炸药。”蔡元培“也常常在试验室练习，聚谈”。陈蔡二人也就在这时相识共事。１０月下旬，华兴会预谋的起义因泄密，未及发动，即告流产。黄兴等逃到上海，同杨笃生、陈天华、张继等人再次策划起义。１１月１９日，万福华在沪行刺前广西巡抚王之春不中，当即被捕入狱。次日，章士钊到狱中探望，暴露了目标，革命机关所在地余庆里被查抄，黄兴、张继等十余人被捕（后经蔡锷营救，获释），于是在上海的一些革命志士，一时星散逃匿，上海的暗杀活动只得暂时停止。陈独秀在上海逗①②１９０５年６月出版的《安徽俗话报》第１９期末页刊有《本报告白》，说：“本报自去年二月出版以来，很蒙诸位读者的赏识，销得不少，只恨去年十月因为出了一件古怪事，耽搁了三个多月，没有出版，一直到今年二月间，才把去年十月十五的十六期印出来。”停刊三个多月，如是官府压迫或是报社本身的原因，如经费短缺等类事情所造成，陈独秀决不会含糊其词地说是“出了一件古怪事”。笔者认为，这件“古怪事”就是陈独秀应章士钊之邀请，去上海参加暗杀团。因此，将陈抵沪时间估计为１０月。章士钊：《与黄克强相交始末》，《辛亥革命回忆录》（二）第１４０页。留了一个多月①，于１９０５年１月又返回芜湖。万福华行刺失败以后，暗杀活动在北方仍在继续进行。其中最使清廷要员闻之丧魂落魄的，是由陈独秀参与密谋的吴樾狙击出洋五大臣事件。吴樾（１８７８—１９０５年）字梦霞，后改为孟侠，安徽桐城高店人。１９０３年下半年，吴樾在河北保定两江公学时，“常与各方先进人士通讯，尤得力于陈仲甫（独秀）、汪康年、潘赞化诸先生的指导。革命的知识愈丰，革命的志趣益坚。”１９０４年夏，潘进化（赞化的兄长）转达陈独秀对革命的意见：“要努力唤醒广大民众，起而救亡，救亡就必须推翻清室的腐败统治。同人等进行革命，要能谨慎而不懦怯，要有勇气而不急躁。”同时还介绍革命志士赵伯先的情况，告知大家赵不久要到保定洽谈。②二十世纪初，安徽地区的革命青年几乎都和陈独秀有联系。清政府为缓和舆论，消除革命势力，于１９０５年７月令载泽、戴鸿慈、徐世昌、端方、绍英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以为立宪准备。吴樾为揭穿伪立宪的骗局，在赴京行刺五大臣之前，曾“与赵声（伯先）、陈乾生（独秀）密计于芜湖科学图书社小楼上”。③赵“与吴互争北上任务。吴问：‘舍一生拚与艰难缔造，孰为易？’伯先曰：‘自然是前者易，而后者难。’①②③孙传瑗：《安徽革命纪略补遗》文末《编者白》，《学风月刊》第４卷６期，张啸岑：《吴樾烈士事迹》，《史学工作通讯》，１９５７年第２期。陈独秀：《蔡孑民先生逝世后感言》，《中央日报》（重庆），１９４０年３月２４日。吴曰：‘然则，我为易，留其难以待君。’议遂定，临歧置酒，相与慷慨悲歌”，以壮其行。①吴樾草拟了万言《意见书》“誊清后交张啸岑一份郑重嘱咐”张，他若离开人世，“万一无法发表，便交湖南杨笃生先生，或者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