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风雨人生-9

卷水，执行起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路线，不断制造反共摩擦，加剧了民族 危机。国际上，苏联为粉碎帝国主义制造的东、西方“慕尼黑阴谋”，在１９３９年８月和加强边防，又爆发了苏芬战争；１９４０年９月，德日意结 成军事同盟；１９４１年６月，希特勒发动侵苏战争；１２月，日本偷袭美国珍珠港海军基地，发动了太平洋战争。在这种形势下，上海托派临委于１９３８年１０月２８日发表了《为武 汉广州失陷告全国民众书》，批判国民党１９２７年背叛革命后的种种罪恶，现在又“借‘应战’以达到它与帝国主义妥协的目的”；攻击中共葬送了大 革命，随即又以盲动主义在乡村建立“苏维埃”，组织“红军”进行夺取政权的斗争，失败后又“奴颜婢膝地向国民党投降”，放弃阶级斗争，加深民 众对英美法等帝国主义的幻想，“帮助了国民党政府欺骗政策的顺利进行”；还胡说抗战失败，断送了大半个中国是国共两党的“反动政策之分工合作（所 谓国共合作）所造成的后果”；要求民众“重新认识国民党之一贯的妥协反动政策，尤其要立刻脱离史大林党的恶毒欺骗”，“立刻召集普选全权的紧急 国民会议，以代替国民党的军事独裁领导抗战”。这种“极左派”的丑恶嘴脸被陈独秀致托洛茨基的信痛斥之后，他们又在１９３９年１月２０日《给 中国国民党五中全会的一封公开信》中，企图修补一下自己的形象，建议：“（一）政府立即开放民众运动，给全国各党派各民众组织以完全公开宣传 鼓动的自由（无条件的，不以三民主义为规范的）；（二）在上述的条件之下，我们准备和你们，和一切工会、一切抗日团体，及共产党以至其他党派共同 合作发动民众，武装民众，组织民众，总而言之，在一切抗日群众活动及军事活动中，我们一致行动。”国民党当然不会采纳他们的这些“建议”。陈独秀在四川密切注视着国内外政局的发展和上海托派的动向，继续不 断地写文章和书信发表自己的政见，批评托派临委的荒谬主张。他的意见，就是后来被何之瑜收集在《陈独秀的最后论文和书信》一书中的“最后见解”， 主要集中在民主与专政、战争与革命，以及与此两个问题相关联的中国与世界前途的问题上。民主问题，一直是陈独秀与其他托派分子争论的中心点。“革命性质”和“国民会议”问题上的争吵，实际上都是这个问题的反 映。所以在狱中，陈对氏族社会以来民主主义的历史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在１９３６年，他终于得出了以下几个结论：一、自有人类以后，“民主主义 乃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形成各阶段的内容与形态”；“在社会主义运动未发生以前，完成这些民主任务，乃人类进步之唯一伟大指标。所以民主主义乃是 人类社会进步之一种动力”，“最浅薄的见解，莫如把民主主义看做是资产阶级的专利品”；“不要把民主主义的要求当做仅仅是推翻资产阶级军事独裁的 手段而不是我们的目的。”二、“不断革命”之真实意义，是“由无产阶级的政权来完成民主任务。 没有无产阶级的政权，落后国的民主任务便无从完成。所以不能把完成民主革命和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分成两个阶段，完成前者再进行后者”。三、无产阶级民主主义要“彻底铲除官僚主义”。“在这一意义上在现时 代，只有无产阶级才是民主主义势力的真正代表；我们共产主义者同时也是真正的民主主义者。“史大林不懂得这一点，抛弃了民主主义，代之以官僚 主义”；“蔑视民主主义的人，并不只是史大林，有许多浅薄的老布尔什维克党人，因为形式逻辑头脑的考茨基一班先生们，拿民主主义来对抗无产阶级 独裁，他们也就拿无产阶级独裁来和民主主义对抗，两方面都以为民主主义和无产阶级独裁是不能并存的，同样是形式逻辑的头脑。”这篇用另一个怪僻笔名“孔甲”（至今只发现一篇他用“孔甲”发表的 文章）发表的题为《无产阶级与民主主义》的文章①，是陈系统地阐述民主主义的一篇代表作。它给予民主主义以崇高的历史地位，这一点是可取的。 但是这里已有把民主“极端化”“超阶级化”的端倪。不过，要注意的是，这时他还只是把民主与“官僚主义”相对立，而还没有与“无产阶级专政（独 裁）”相对立。相反，他恰恰批评了斯大林和考茨基从左右两方面将二者对立的“形式逻辑头脑”。但是后①《火花》第三卷第１期，１９３６年３月１０日出版。 来他的这些思想又有发展，民主主义的思想进一步升华，无产阶级专政彻底抛弃，从而在更高的层次上，有所收获，又有所失落。 被陈独秀批评为在莫斯科“蔑视民主主义”的空气中熏陶出来的青年之一王文元，在回忆陈写作和发表此文的背景时说：“在我第三次入狱之前（即１９３５年夏到１９３７年５月——引者），我们新建的理论机关报《火花》， 记得只出了两期。值得特别提出来的是陈独秀的一个提纲，关于民主主义的。它表示出这位中国启蒙运动大师思想上的新转变，他在不断跃进后的 倒退。他比较郑重地研究了民主主义的历史发展。结果他达到了这样一个结论：人类的历史主要乃是一部民主的发展史。民主是社会进步抑或倒退的最可信指标，它本身并不含有阶级性，更不是资产阶级的专利品，社会主 义者若在民主头上扣上某某阶级的帽子而加以排拒，则是反动而非进步。他认为一个真正的工人国家绝对应该比任何资产阶级更加民主。”王评论说：“我们看到了独秀的文章，没有一个人同意。他把民主主义看成为一个超历 史超阶级的范畴，还原成一个抽象的观念了。”①因为托派口口声声“无产阶级专政”，所以对民主主义嗤之以鼻，坚决反对陈独秀的观点，而使他们 最不能容忍的是，陈独秀的思想继续发展下去，连“无产阶级专政”也否定 了。托洛茨基分子联盟”的莫斯科审判，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①《双山 回忆录》第２０９—２１０页。加米涅夫、布啥林、李可夫等一大批老布尔什维克都成为“无产阶级专 政”的对象。对此，陈独秀在与濮德志等人争论时认为：“现在苏联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专政到反动派，我举双手赞成，但专政到人民，甚至专政到党 内，难道是马克思列宁始料所及的吗？此无他，贱视民主之过也。”①但是，在“史大林的官僚主义集团”，并不反对苏联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 相反，当蒋介石、日本、希特勒等反苏时，他们还一直站在保卫苏联这个“工人国家”的立场上，就是说，他们还是把斯大林的个人问题和苏联的政治制 度分开的——反对斯大林，拥护苏联。陈独秀直到１９３８年３月发表的《抗战中应有的纲领》，还有“联合苏联及全世界的工农民众（日本的工农民众 也在内）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内容。但是，长达三年之久的莫斯科审判，终于在１９３８年３月结束，主要被告全被枪决（托洛茨基也在１９４０年８月在墨西哥被暗杀）。而所有托派一开始就认为这并不是因为被告真 犯有苏联宣布的什么“暗杀叛国罪”，而是斯大林消灭异己的结果；再加上，１９３９年的苏德协定和苏军进入芬兰境内这两件事的刺激，陈独秀的思想 受到极大震动，于是，他重新审视了过去自己信仰的革命理论和观念，得出了一系列新的“意见”。其中有些问题早在狱中时就开始考虑了，如他在１９４０年９月给西流（即濮德志——引者）信中所说：“我根据苏俄二十年 来①濮清泉：《我所知道的陈独秀》。的经验，沉思熟虑了六七年，始决定了今天的意见。”①这些“意见” 是：第一，认为民主主义是“超时代”、“超阶级”的：“民主是自从古代希腊罗马以至今天明天后天，每个时代被压迫的大众反抗少数特权阶层的旗 帜，并非仅仅是某一特殊时代历史现象”；如果说无产阶级民主与资产阶级民主不同，那便是完全不了解民主之基本内容（法院外无捕人杀人权，政府 反对党派公开存在，思想、出版、罢工、选举之自由权利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是一样的”；“资产阶级的民主和无产阶级的民主，其内容大致相 同，只是实施的范围有广狭而已。”②第二，认为斯大林肃反扩大化的错误，是由苏联无产阶级专政的制度决定的：“史大林的一切罪恶，乃是无级（即 无产阶级——引者）独裁制之逻辑的发展”；“在十月（即十月革命——引者）后的苏俄，明明是独裁制产生了史大林，而不是有了史大林才产生独裁制”；“十月以来，轻率的把民主制和资产阶级统治一同推翻。”③第三，把纳粹 主义与布尔什维克等量齐观，彻底否定“无产阶级专政”制度：“现在德俄两国国社主义及格柏乌政治，意大利和日本是附从地位，是现代宗教法庭， 此时人类若要前进，必须首先打倒这个比中世纪的宗教法庭还要黑暗①②③《给西流的信》（１９４０年９月），《陈独秀最后论文和书信》第３６、３７页。《给西流的信》（１９４０年９月），《陈独秀最后论文和书信》第３６、３７页。《陈独秀的最后论文和书信》第３５页。 的国社主义和格柏乌政治。”①“像俄国的苏维埃，比资产阶级的形式民主议会还不如。”②“所谓‘无产阶级独裁’根本没有这样东西，即党的 独裁，结果也只能是领袖独裁，任何独裁制都和残暴、蒙蔽、欺骗、贪污、腐化的官僚政治是不能分离的。”③所以他称莫斯科、柏林、罗马为“三大 反动堡垒”（东京倒不是），呼吁世界人民首先推翻这“三大反动堡垒”；“目前全世界的一切斗争，必须与推翻这三大反动堡垒连系起来，才有意义”④。 他坚信，未来世界，民主主义最终将战胜各种专制独裁制度，实现“无产阶级民主制以至全民民主制”。 第四，认为反对斯大林政权不是反对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专政与社会主义是对立的：“政治上民主主义和经济上社会主义，是相成而非相反的东 西”；“斯大林式的官僚政权决不能创造甚么社会主义。”⑤“至于现在的苏俄，不但它的生产力不能胜任领导国，它自身早已离开社会主义了。”⑥对于苏联，“若要硬说它是社会主义，便未免糟蹋了社会主义”。⑦①②③④⑤⑥⑦《被压迫民族之前途》，同上书第２１页。《再论世界大势》，同上书第１５页。《我的根本意见》，《陈独秀的最后论文和书信》，第３页。《给西流的信》（１９４０年９月），《陈独秀的最后论文和书信》第３６、３７页。 陈独秀：《我的根本意见》，同上第３页。《给西流的信》（１９４０年９月），《陈独秀的最后论文和书信》第３６、３７页。 陈独秀：《给西流的信》（１９４０年４月２４日），《陈独秀的最后论文和书信》第３０页。 第五，大战中不能引发革命，殖民地不能获得独立，最好的前途是做英美帝国主义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在此次大战结果之前，甚至战后短时期 中，大众的民主革命无实现之可能。”①“若希望在此次大战中，转帝国主义战争为推翻一切帝国主义的战争，那便是全然不靠近事实的幻想了。”“有 人甚至梦想战争会引起社会主义革命就快到来，不幸事实幻灭了他们的美梦。”②他甚至认为战争中的“印度独立运动也是反动的”③。“美国胜利了， 我们如果能努力自新，不再包庇贪污，有可能恢复以前半殖民地的地位。”④第六，对于世界前途悲观。他同意王文元的“战争变质论”，认为“中日 战争已因帝国主义大战而变质”；整个大战是“英美和德国两大帝国主义互争世界奴隶统治权”的战争⑤。因此，“此次若是德俄胜利了，人类将更加 黑暗至少半个世纪，若胜利属于英法美，保持了资产阶级民主，然后才有道路走向大众的民主。”他甚至设想，“大战如果胜利属于希特勒则将来法 西斯蒂专政会和以前一样，普遍的发展，而且形成历史上一整个时期”⑥。特别要指出的是，陈独秀在理论上的变化。起先，他在把托洛茨基理论 视为马克思主义的托派分子面前还羞羞答①②③④⑤⑥陈独秀：《再论世界大势》。 陈独秀：《我的根本意见》。陈独秀：《战后世界大势之轮廓》。 陈独秀：《给西流等的信》。《战后世界大势之轮廓》，《陈独秀最后论文和书信》第４２页。《给西流等的信》，同上书第３０页。 答，欲抱琵琶半遮面，反对斯大林，反对布尔什维克主义，并不明确反对马克思主义。 譬如他说：“近作根本意见，亦未涉及何种主义，第七条主张重新估计布尔什维克的理论及其领袖（列宁托洛茨基包括在内）之价值，乃根据苏俄 二十年的教训，非拟照马克思主义为尺度也。”①但是，在要他“跳出马克思主义圈子”的反共政客孙洪伊、胡秋原、郑学稼面前，他一点遮羞布也不 用了。郑学稼当时是复旦大学教授，被何之瑜称为专门用托派理论进行反共的“国民党蓝衣社理论家”。在陈独秀出狱到武汉时二人才认识，后来彼此 书信往来密切。１９４１年１２月１４日，郑学稼在致陈独秀的信中，认为马克思主义只适用于俄国，而不适用于中国，并说“布尔什维克与法西斯为 孪生儿 ”。陈独秀在１２月２３日回信说：“列 （宁）托 （洛茨基）·之·见·解，·在·中·国·不·合，·在·俄·国·及·西·欧·又·何 而发。在我自己则已估定他们的价值，我认为纳粹是普鲁士与布尔什维克之混合物。弟评论他们乃用科学的态度，并非依任何教派的观点，更不屑以布 尔什维克正统自居也。鄙见很难得人赞同。读来书‘布尔什维克与法西斯为孪生儿’之说，不禁拍掌大悦！弟久拟写一册《俄国革命的教训》，·将·我①②《陈独秀先生晚年致郑学稼教授原函墨迹》，台湾《传记文学》第３０ 卷第陈独秀：《给Ｓ和Ｈ的信》。耳！”②从陈独秀的这些言论里，我们可以看到他最后的思想走得有多远了。如果那本《俄国革命的教训》写成的话， 那些宣称“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的任何反共理论家，都只能望其项背而自叹不如了。因为他不仅抛弃了托洛茨基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 而且把马克思主义也彻底地抛弃了，“十月革命”也否定了。用他自己的话说，完全以个人口味为中心，跳出一切圈子，“见得第三国际道理不对处， 便反对它，对第四国际第五国际，第国际亦然。”他高兴地戴上了胡适赠送给他的“终身的反对派”的桂冠①。他不仅在思想上，而且，在政治上 也是如此。当时他曾对邓仲纯说：“冯玉祥倒过袁世凯，杀过吴佩孚的回马枪，囚禁过曹锟，驱逐过傅作义，反过蒋介石，人称倒戈将军。我和这位将 军有些类似，一生就会作反对派，从反满清一直到反薄介石。”②陈独秀以“反对派”为荣，但他却不会总结哪些反对了，哪些反错了。“最后见解”是非多悲观论调指前途陈独秀逐渐形成的“最后见解”，首 先遭到上海托派临委的强烈反对。１９４０年６月和１９４１年１月，托派临委对陈独秀问题先后作出了两个决议：《临委对Ｄ．Ｓ．来信的决议》和①②黄永盛、王亚非：《陈独秀在江津的最后岁月》，《革命史资料》第６期。 陈独秀：《给Ｓ和Ｈ的信》。《关于Ｄ．Ｓ．对民主和独裁等问题的意见的决议》①。 托派临委摘引了托洛茨基生前为第四国际起草的文件，指出不应把即将到来的世界大战“描写成为民主主义与法西斯主义之闻的战争”；因为战争 的双方都有“反动的性质，无论那一方阵营胜利，人类都会被抛到老远的后面去。”因此，他们宣称应贯彻列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制作出来的关于 战争的原则”。由此出发，批判陈独秀主张站在民主阵营一边反对法西斯阵营的立场，“在本质上是英法帝国主义的狭隘爱国主义的思想，是普列汉诺 夫、格德和亨得曼在第一次大战中所表现的极端可耻的机会主义之再版”。托派临委认为在战争中应无条件地“保卫苏联的社会主义（当然是病态的）”， 保卫它的“社会主义财产制度”，批判陈独秀拥护英美而把苏联与法西斯德国“放在同一平面上加以攻击和诅咒，其昏乱和反动与第二国际的最庸 俗的机会主义者是毫无二致的”。他们还批判陈独秀反对在战争中引发革命的主张，是“企图以此来阻止 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来维持资本主义（特别是英法的资本主义）的现存制 度”。托派临委严厉警告说：“Ｄ．Ｓ．对于战争与革命的意见，对于民主与 专政及苏联等问题的意见，现在已经发展到了顶点，发展到了完全离开第四国际的立场，完全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离开了无产阶级立场而站到最庸俗的 最反动的小资产阶级的机会主义者的立场上去了。现在的问题是：不是Ｄ．Ｓ．完全放弃他的荒谬的意见，就是他离开第四国际，离开革命，①《保 卫马克思主义》卷一，第２９—３５页。中间的道路是没有的。”但同时又要求“Ｄ．Ｓ．同志不要将自己的意 见公开向外发表，以免引起我们中间的严重纠纷。”可见，直到这时，托派临委还把陈独秀视为他们组织的一员。这种情况一直维持到陈独秀逝世。陈独秀自然不接受临委的批判，而且他不怕孤立，决不沉默，或直接给 临委写信，或请人代转，讥讽他们把列宁在第一次大战中的原则搬到今天，在战争中引发革命是“做梦”，是“抄袭陈文的八股家”，是“对实际的历史 事实发展闭起眼睛，一味玩弄抽象公式”，“只能有助于日本”，“只能有助于希特勒”云云。就这样，双方又进行了一场大混战。不过在这场论战中，陈 独秀始终处于一个人的少数。正如李福仁后来在《第四国际》杂志上所提供的“证言”：“一方面在四川乡村中的陈独秀，另方面在上海的中央委员会， 用书面进行争论，结果陈独秀居于单独一人的少数，”“陈独秀的政治思想，在中国组织内找不到一个拥护者。”①连与他私人友谊很深的郑超麟、王文 元、陈其昌等人，也不得不承认：“我们，非但不曾拥护陈独秀的主张，而且与他进行了最不含糊的争辩，以致最后，这位‘老人’发了脾气，与我们 绝交了。”②陈独秀早年曾写过一首《感遇诗》，赞颂“夸父追日”和①②中国共产主义同盟（国际主义派）：《致美国（第四国际）杂志编辑部的信》（１９４７年１０月２０日）《第四国际》（美）１９４２年七、八月合刊，第２４１页。“精卫填海”的精神。①他的一生也有这种显著的“孤军奋战”的精神， 为了他认定的“真理”，即使剩下一个人，也要奋斗到底。这种精神，确曾使他取得辉煌的业绩，而显赫一时；但另一方面，当他认定的“真理”并非 真理时，这种精神就使他在错误的泥沼中越陷越深，而难以自拔了。这里并不是说他应该接受托派的荒谬主张，而是应该虚心地考虑当时中国共产党提 出的新民主主义的革命理论。这样，也许他的晚年思想不至于走得那样远。在对待陈独秀和抗战的新形势、新策略的问题上，托派中央也逐渐发生 分裂。１９４０年，郑超麟在安徽养病结束后来到上海，参加了相当于托派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斗争》报编委会。郑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如《在革命的 失败主义大旗之下》和《论中国对日战争有无客观的进步意义》等，提出了系统的“失败主义”的思想和主张。郑超麟认为“中国没有民族的革命”。因为中国革命不是资产阶级民主性的革命，将来的政权不是工农民主专政， 不是建立独立自由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民族国家。托洛茨基也从来不称中国革命为“民族的革命”，而称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革命。郑说：“说中国 没有民族革命，这并不是等于说未来中国革命中没有民族解放运动”，但是，“在未来中国革命之中，民族解放运动是没有力量的，而且在某种限度之下 带着反动的性质”。因为“有些力量表面上似乎是‘民族的’，而其实不过是掩饰着十足的阶级斗争”；“所谓‘国民’，所谓‘人民’，所谓①《民立报》１９１１年１月５日。‘ＰＥＯＰＬＥ’，是不存在的，存在的是无产阶级、农民、城乡小资产 阶级、资产阶级、地主，他们重视各自阶级的利益过于中华民族的利益，殖民地的阶级分化和斗争如此之深刻和激烈，使得殖民地中不能存在一个人 群为了共同的民族利益而暂时忘记其阶级利益”。因此，他认为群众的“爱国主义”只是一种“幻想和成见”，势必被“反革命所利用”①。他甚至说“中国对日战争自始即没有客观的进步意义”②；“无论在殖民地和非殖民 地，爱国主义都是反动的”。为了打破这种“反动”，“惟有赤裸裸的阶级斗争！”他宣称：“我们第一步应当破坏资产阶级政府机构和军队系统，即是应 当实行失败主义。‘转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列宁这个旧口号恰合新中国的需要”；“‘先安内而后攘外’，蒋介石这话说得比中国一切马克思主义 者都高明。我们只有彻底解决中国的国内问题，才能排除外国的侵略。”最后他说：“我们把堂堂正正的革命的失败主义大旗树起来！这个大旗将为 中国的革命者和非革命者的分界点。”③恐怕在历史上很难找到这样一个把“极左”和极右触目惊心地结合在一起的样极了：把列宁在第一次大战中的 政策，原封不动地搬到中国抗战中来，为虎作伥，替日本侵略者效劳。不管他们主观愿望如何，也不管他们口头上说得如何好①②③意因：《在革命的 失败主义大旗之下》。意因：《论中国对日战争有无客观的进步意义》，《校内生活》《火花》第 意因：《在革命的失败主义大旗之下》，《校内生活》《火花》第３卷第５期，听，问题的实质和结果，只能是这样。但是，这种谬论在１９４０年上半年到１９４１年年初，在托派临委中 竟得到了多数的拥护。王文元发明了“战争变质论”，认为由于日美冲突加剧，世界大战即将爆发，中国抗战已成为帝国主义争夺殖民地战争的一部分， 失去了原有的进步性，所以他和陈其昌、楼国华等人转而支持郑超麟的“失败主义”主张，刘家良亦然①。彭述之坚持原来的立场，拥护第四国际关于“以国内战争转变帝国主义 战争”及在战争中引发革命的原则，但反对郑超麟的“失败主义”主张，而提出“保卫主义”的主张，即支持中国抗战，在战争胜利中夺取政权，为此， 他们把主要精力，还是放在攻击导致抗战失败的国民党的“腐败”和共产党的“背叛”上。于是，“失败主义”与“保卫主义”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开 始彭述之处于少数。后来，李福仁介入，情况发生变化②。托洛茨基及其操纵下的第四国际，也坚持抗战初期的立场，即彭述之等 人的立场：支持中国抗战，反对国共合作。托在他被刺死前一个月（１９４０年７月）给中国托派写的《俄国革命史》中文版（托洛茨基著，郑超麟、 王文元译）自序中，还在攻击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说：“在中国革命中，①②李福仁：《中国抗战与保卫苏联》，《保卫马克思主义》，卷二；《双山回忆录》，第２６３页。 李福仁：《中国抗战与保卫苏联》，《保卫马克思主义》，卷二；《双山回忆录》，第２６３页。 斯大林居然将孟什维克派的政策，实行到底了。以至反战争的阶级斗争成为不可能的。”①１９４１年初，李福仁根据托洛茨基生前指示 精神，起草了一个决议，由“第四国际太平洋书记处”名义通过后，带到中国，支持彭述之的立场。②于是刘家良等人就倒向彭述之一边，使彭述之一 方成了“多数派”，控制了托派中央临委。１９４１年２月２３日彭控制的“中央临委会”发出《通告》③，这个《通告》还附上陈独秀的书信和郑、 彭两派的争论文章，要求在４月底以前，在托派内部，就抗战性质和是否应该取“失败主义”等问题进行正式讨论。结果，７月１３日，彭述之、刘家 良等人，在排除郑超麟等４人的情况下，召开了“中国共产主义同盟——第四国际支部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发表了大会宣言，自吹自擂地宣称：“中 国四年来抗战所以遭逢失败，其主要的原因就是中国没有一个能真正代表中国广大工农群众利益的革命党！…… 今后只有集中力量创造一个新的无产阶级革命党才能够保证抗战的 胜利和工农的解放”；而中国共产主义同盟，“始终坚守无产阶级革命的政纲，没有向资产阶级作过任何妥协，我们没有在反动的‘阶级合作’舆 论之下低头”，因此“只有它最有资格担当新党的组织任务”④。大会选出了由彭、刘、李（福仁）、蒋（振东）、毛（鸿钅监）等人组成的新中委。①②③④《斗争》，第５卷第５期。《校内生活》、《火花》，第３卷第５期合刊。《双山回忆录》，第２６３页。 托洛茨基：《中国革命问题》，第３６８页。 楼国华、陈其昌被排挤出来，郑超麟、王文元被排挤出《斗争》报编委会。郑超麟等人提出继续讨论政治问题的要求，也被托派“新中央”拒绝。 于是郑超鳞等便另出一个托派机关报《国际主义者》。从此，中国托派再次正式分裂成两派：彭述之为首的“多数派”，又称“斗争报派”；郑超麟为首 的“少数派”，又称“国际主义派”。两派分裂后，互相攻讦更烈。“少数派”骂对方是“顽固的机会主义”、“愚蠢的机会主义”①；“多数派”骂陈独秀是“机会主义的民主白痴”，骂“少数派”是“极左派”、“教派主义”、“长了胡子的幼稚病”、“反陈独秀机 会主义上的中派主义、调和主义和折衷主义”、“最无骨头的机会主义”等等②。 郑超麟、王文元、陈其昌等人不同意陈独秀的政见，但出于对陈独秀的私人友谊，不愿直接批判陈独秀，更反对制裁陈独秀。他们认为陈与“多数 派”的立场同样是“保卫主义”，批判了“多数派”，等于是批判了陈独秀的错误，此其一。其二，陈与“多数派”的不同在于陈独秀“不借用托洛茨基 主义辞藻来修饰他的意见，那些保卫主义者则开口‘第四国际纲领’，闭口‘第四国际纲领’”③。所以他们敬佩陈独秀的诚实，而鄙夷彭述之等人的 虚伪。其三，少数派认为陈①②③意因：发表《意因写给陈独秀的信》的按语，《国际主义者》第３期，１９４２年６月２５日出版。犀照：《对两条路线的斗争》，《保卫马克思主义》卷２。耀如（刘家良）：《保卫马克思主义》序文。中国共产主义同盟（国际主义派）：《致美国（第四国际）杂志编辑部的 信》。独秀的一切错误结论是在假设战争中不能引发革命的前提下产生的，如 果局势有变，出现他们期望的“第三次革命”，陈还会回到他们的立场上来的。所以，他们宁愿与陈互相保留观点，让事实来证明谁是谁非。为此，郑 超麟给陈独秀写了一封长信①，对陈独秀的政治见解，提出了针锋相对的看法：（一）对于战争中爆发革命问题，郑对陈的《我的根本意见》表示：“有 许多条，在文字上说，我都可以完全同意的，尤其最初五条和最后四条。但有一个根本点，我和你不相同，就是：有无革命起来干涉战争。不错，现在 是最反动的局面，现在全凭事实看不出丝毫革命的影子，但革命究竟是客观历史过程，即使没有一个党，即使没有人自觉地去准备革命，革命仍旧是要 来的，而且就在这个战争之中到来。”认为“现在我们正处在（俄国）一九一五——一九一六年那样的时代”。（二）关于民主与独裁制度的选择问题，郑说：“我也不否认现在英美 政制优于德意政制，但我们现在的问题并非是在资产阶级这两个统治形式之中选择一个较好的，而是根本不要这两个形式，因为战争向我们提出了 根本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任务了”；“我们革命党只能从革命前途出发，如果拿去这个前途，我们在中国只好选择做菲律宾人或高丽人两条道路了。做菲 律宾人自然比做高丽人好些，但不值得去牺牲性命求做菲律宾人的。”（三）对于无产阶级专政，郑说：“我们有权利希望未来的无产阶级专政不会产生‘史大林’，因为①《国际主义者》第３期。据郑超麟在发表此信时写的按 语说，此信在陈独秀去世前未及发出。第二次革命潮将成功于好几个先进国家，苏联的试验还不够给我们 证明这个理论是行不通的。再来一个试验，如果再产生一个‘史大林’的话，我们才肯怀疑这个理论。”“少数派”与陈独秀观点对立严重，但论战态度比较温和；“多数派”与 陈观点距离较小，但论战态度比较粗野，主要是谩骂，用语也相当刻薄。由于两派都站在更加错误甚至反动的立场上来批判陈的“政治见解”，自然不 能说服和压倒陈独秀，反而更加把他推向极端。陈在１９４１年１２月７日给某某的一封信①中谈到托派分裂时说：“文元等几个人在上海开什么全国 大会，已够令人发笑了；他们（指彭述之等人——引者）以全国代表大会的名义，排斥别人是少数派，这是史大林派的态度活现，这更加令人发笑。他 们自以为是多数派即布尔什维克，其实布尔什维克并非马克思主义，乃是俄国急进的小资产阶级亦即法国的布朗基主义、德国此时的纳粹主义即旧的普 鲁士与新的布尔什维克之混合物。弟将继续为文说明布尔什维克的横暴，欺诈等罪恶，有机会即公开发表。”“多数派”和“少数派”的争吵愈演愈烈，虽经后来第四国际多方调解， 要他们建立统一的“中国无产阶级政党”，以与中国共产党分庭抗礼，但是始终也没有统一起来。直到全国解放前夕，他们为了与中共争夺天下，两派 分别匆匆“建党”。“多数派”建立了彭述之为首的“中国革命共产党”，“少数派”建立了王文元为书记（实际灵魂是郑超麟）的“中①《保卫马克思主 义》卷一，附录《Ｄ．Ｓ．来信》第２０页。国国际主义工人党”，二者都被接纳为“第四国际的中国支部”。至今这 两派还有在香港和海外的组织，它们在“第四国际”的指挥下，进行反共反华的活动。 客观地说，陈独秀“最后见解”的是非是复杂的。自“见解”产生以来近半个世纪的历史表明：它既有偏激之词，又有深刻之见；既有主观妄测， 又有英明预见。有些意见的价值，还有待后人去评说，有待将来的事实去检 验。首先，陈独秀以虚无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是不科学的。不错，检 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社会实践，而马克思主义正是在实践中不断总结、丰富和发展的真理。教条主义者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教条，从而使它失去了真理性， 那不是它本身的过错；如果有人因为马克思主义被教条主义糟蹋而抛弃它，那么就犯了与教条主义者同样的错误。人类在实践中是不能没有理论指引 的。斯大林晚年的错误，当然不能简单地归罪于他个人，也不能说与制度无 关。但是，到底是无产阶级专政制度本身的原因呢？还是制度缺陷造成的后果。如果是前者，就要从根本上否定无产阶级专政，如果是后者，则是加强 民主、加强法制，从而改善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制度的问题。陈的错误正是采取了前一种立场。他把当时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在镇压国内外阶级 敌人颠覆破坏活动中，由于没有经验、国家制度某些环节上的缺陷所造成的错误，看成是整个无产阶级专政制度的罪恶，把无产阶级专政与资产阶级专 政甚至法西斯专政等同起来，把无产阶级专政与无产阶级民主对立起来，从而彻底否定无产阶级专政制度。其实，无产阶级专政与资产阶级专政的性质 是完全不同的。前者保护人民利益，后者残害人民利益。无产阶级专政与无产阶级民主本来是并不对立的，而是统一的。只有加强无产阶级专政，才有 广泛的人民民主，若削弱无产阶级专政，就会损害人民民主。在阶级消亡和外国帝国主义的侵略威胁消除以前，国家的专政职能是不能取消的。它的存 在同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并不矛盾，它们的正确有效的工作不是妨碍而是保证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化。陈独秀“最后见解”中最有价值的部分，是“无产阶级民主”的思想。 这个思想纠正了马克思主义传统理论中强调无产阶级专政、轻视无产阶级民主的倾向，为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发展，指出了一个重要方面。由于马恩列 斯毛始终片面强调无产阶级政权对敌人专政的职能，提出承认不承认无产阶级专政是区别真假马克思主义者的“试金石”，因此，马克思主义学说中， 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十分丰富，无产阶级民主的理论极端贫乏。这是斯大林和毛泽东等在无产阶级专政制度建设中犯错误的理论根源。为了克服失误，推进社会主义事业，中国、苏联等一些社会主义国家都 开展了改革，而政治民主化是改革最重要的目标。陈独秀关于没有民主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论断是极其深刻的。在建设无产阶级民主制的过程中，他 主张借鉴资产阶级民主制，也不是不可取的。陈独秀主张无产阶级民主制借鉴资产阶级民主制的意见，一直被人们所 误解，左右两边的人都认为他“回到资产阶级民主的老路上去了”。胡适曾在１９４９年４月１４日离开大陆时，在太平洋一只船上，为《陈独秀的最 后论文和书信》一书写了“序言”，竭力吹捧陈独秀的这些“独立思想”“实在是他大觉大悟的见解”，并将该书书名改为《陈独秀最后对于民主政治的 见解（论文和书信）》①。直到１９７７年５月，台湾《传记文学》杂志社召开的“陈独秀先生座谈会”，还吹捧陈独秀的“最后民主见解”，建议“编印更完备的陈氏的‘最后见解’，并译成外文，广为流传（包括空投或邮寄 共党统治区），使国人与世人认识这位曾是共产党领袖的中国知识分子怎样经过沉思熟虑的痛苦经验，彻底否定了所谓无产阶级专政的共产制度。”② 这自然是痴人说梦，但也说明了陈的“最后见解”的客观效果有不好的一面。陈独秀的这些最后见解，当时主要表现在他与几个托派头目及郑学稼等 人的通信中，没有多少人知晓。只有《战后世界大势之轮廓》一文，登载在１９４２年３月２１日的重庆《大公报》上（距他逝世前才两个月），该文 大肆散布悲观论调，认为战争结果德日胜利可能性“最大”，若此，“中国必然沦为殖民地”；若美国胜利，中国也只能恢复半殖民地地位。文章还攻击苏联的内外政策，给正在艰苦进行的国内外反法西斯战争大 泼冷水，因此，该文一发表立即引起强烈反响。国民党认为其有碍对苏外交，在得知成都《新新新闻》也想刊登此文时，由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战时新闻检 查局主任委员潘①②《传记文学》编者：《关于“陈独秀先生座谈会”的几句话》，该杂志第３０卷第５期。广州自由中国出版社１９４９年６月出版。 某署名拟文，指责陈文“内容乖谬，违反抗建国策”，指令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查处检扣”①。《大公报》本来还要登陈文的续篇《再论世 界大势》，即被禁止，开了天窗。于是陈文被禁的消息不胫而走，流传开来。江津县国民党县党部立即对陈独秀组织围攻，并特地召开一个大会，请来外 省的一位老牌国民党员上台讲话，“大骂仲甫是反革命”。对此，陈独秀十分 气恼。中国共产党对陈独秀的政治见解也持否定态度。早在德国希特勒发动侵 苏战争的第二天，即１９４１年６月２３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中就指出：侵苏战争“不仅是反对苏联的，而且是反对一切民族的自由 和独立的”。所以，“目前共产党人在全世界的任务是动员各国人民组织国际统一战线，为着反对法西斯而斗争，为着·保·卫·苏·联、·保·卫·中·国、（一）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国共合作，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 即用此以援助苏联。（二）对于大资产阶级中的反动分子的任何反苏反共的活动，必须坚决 反抗。（三）在外交上，同英美及其他国家一切反对德意日法西斯统治者的人 们联合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②①②《关于反法西斯的国际统一战线》，《毛泽东选集》第７６４页。 军事委员会战时新闻检查局公函第８４３２号。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公函第１１６３号。 陈独秀这时的思想是违背这些方针的。虽然他站在“英美”一边与第三条似乎相似，但陈的目标是打倒“德苏”，实质也是不同的。至于中国抗战 前途，毛泽东指出是“建设新民主主义的中国，也就是革命的三民主义的中国”。这个前景，在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已经实现，而且在全中国也 必将实现。“我们应发扬八路军新四军的战绩，反对一切失败主义者和投降主义者。”①这又是与陈独秀认为中国前途不是殖民地便是半殖民地的观点 相对立的。但是，鉴于陈独秀不是一般人物，他在抗战初期表示的瑕多瑜少的政治主张已经对时局发生过不良的影响，再加上“日特汉奸”事件促使他 产生了对中国共产党更加对立的情绪等原因，中共领导，特别是周恩来，在执行上述方针时，曾通过周钦岳、朱蕴山、邓仲纯等友好人士，对陈独秀做 工作，希望他入川后“不要活动，不要发表演说，不要发表文章”②。可是，这位“老先生”真是本性难移，总要顽强地表现自己；尽管他自己也明白， 他的意见不要说“曲高和寡”，简直没有一个人赞同他，他还是那样“孤芳自赏”，不顾后果地发表自己的政治见解。为了消除陈独秀在《大公报》上那篇文章的不良影响，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发表了一篇署名文章③，指出陈文的“主旨是在否认苏联社会 主义，否认中国三民主义，否认①②③李心清：《斥陈独秀的投降主义理论》，《解放日报》１９４２年５月８日。 朱蕴山：《关于陈独秀的几点回忆》；《周钦岳谈陈独秀》。《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演说》、《揭破远东幕尼黑的阴谋》，同上书， 第全世界的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否认反法西斯阵线的存在和力量，否认战后世界的任何光明前途。”这确是点出了陈文的要害。尤其是陈认为战争是 两个帝国主义集团争夺霸权，其他任何国家不是依附于这个集团，便是依附于那个集团的观点，中国抗战的前途是殖民地，或半殖民地，以及否认苏联 是反法西斯战争的中坚，否认苏联已经开始扭转苏德战场局势的观点，正是当时德日反动派和汪精卫汉奸们所需要的“理论”。文章还指出：“这样的‘理 论’的出现和传播，决不能是偶然的。今天正是全世界战局相持不决。正是德国宣传着要发动春季攻势，日寇也要卖力气以相配合，正是反法西斯战局 紧急关头，而一部分民族立场不坚定的人，为法西斯的宣传所吓倒，因而悲观动摇的情绪和倒行逆施的行为逐渐增强起来”。正是这些人需要陈独秀的“理论”。 实际上，陈独秀在中国抗战前途问题上的悲观论调——做日本或英美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是他过去“二次革命论”的回潮。他过去曾严厉批判过 刘仁静说的在国民党统治下，国家统一、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对工人阶级重新集结、发展、壮大，组织政党，发动革命有好处的观点，可是现在，他却一 再宣传这种观点。他认为真正的无产阶级政党只有“在工业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才能够生长起来”。①因此，他不承认中共是无产阶级的政党，主张“须 等待一个时期”，到那时，即“战后工业开始恢复（无论在外国或本国的统治之下），才①陈独秀：《资本主义在中国》，《陈独秀先生抗战文集》第６集， 亚东１９３８年版。是我们工作较顺利之时。我们的工作较顺利之时，号称马克思主义的秘 密或半公开的小团体，必然在好些地方发生。没有大运动，没有中心势力，这些小团体是很难统一的。只有组织上获得相当数量的工人群众，才 能够得上做重新创造无产阶级政党的中心势力”①。按照这种说法，中国无产阶级政党不知何年才能产生，中国革命的胜利 更是遥遥无期。因为在国民党统治下，中国要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完全是一种幻想。 陈独秀的这些政见与他批判的托派“失败主义”论调有异曲同工之妙。二者都认为第二次大战是两个帝国主义集团争夺殖民地的战争，无论哪个集 团胜利，中国得到的都是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地位。为此郑超麟主张以革命来干涉战争，不惜使抗战失败以引发革命；陈独秀则只希望“恢复以前半殖 民地的地位”，同样瓦解抗日阵营的意志。陈独秀的思想如此悲观，却还要为别人指出前途。他在临终前１４天（１９４２年５月１３日）写的最后一篇文章——《被压迫民族之前途》中这样 说：“我认为在资本帝国主义的现世界，任何弱小的民族，若企图关起门来，靠自己一个民族的力量，排除一切帝国主义之侵入，以实现这种孤立的民族 政策，是没有前途的，它的唯一前途，只有和全世界被压迫的劳动者，被压迫的落后民族结合在一起，推翻一切帝国主义，以分工互助的国际社会主义 新世界，代替商品买卖的国际资本主义旧世界，民族问题便自然解决了。”陈独秀的这①陈独秀：《给托洛斯基的信》（１９３９年１月）。个意见，有正确的成份，也有片面性。正确者，在现世界，无论争取民 族独立或建设社会主义，都不应采取闭关政策，单靠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力量，应该争取国际援助。片面性之一，只强调国际援助的重要性，忽略了 仍应以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为主的方针；片面性之二，只强调“全世界被压迫的劳动者、被压迫的落后民族结合在一起，推翻一切帝国主义”，没有看 到在帝国主义与殖民地、半殖民地、落后国家及社会主义国家长期共存的历史时期内，无论革命和建设，都应利用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争取外援， 并吸收资本主义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长处，为我所用。陈独秀这里表现的片面性，显然来自托洛茨基“世界革命论”的影响。所以，他到 死也并未完全抛弃“托洛茨基主义”。由于他高估了帝国主义的力量，看不起各国人民的力量，因此就看不到在第二次大战中有些国家民族解放战争有 取得胜利的前途，更看不到胜利了的国家有建设社会主义的可能，从而只能像托洛茨基那样，寄希望于将来各国人民一起来进行世界革命。所以，郑超 麟认为，陈独秀一直到死还是一个“世界革命的老战将”。郑说他们虽和陈之间“有意见分歧”，但仍“视他为领袖”，“最有经验的、最忠诚于革命的、 最富刚强性格的领袖”①。王文元更进一步说：“假使‘天假以年’，陈独秀获见中国第三次革命的来临，那末，不管他今天怀着的思想是多么错误，在 大事变的刺激之下，他仍能显出一个正①意因：《悼陈独秀同志》，载《国际主义者》第３期。确而光辉的革命家来的。”①他甚至认为，那时的陈独秀“仍将是托派 的同志”②。而彭述之则认为陈独秀“有始无终”，“以一个光耀的民主主义者踏上中国的政治舞台，而以一个最不名誉的民主主义者钻进他的坟墓里 去。”“从革命的无产阶级阵营退到反动的资产阶级阵营。”“我们确是无情地批评他，攻击他，因而在情感上厌恶他，乃至仇视他为了挽救他免于悲 惨的堕落。关于最后一点，我们失败了。”③陈独秀宣称要跳出一切“理论及主义的圈子”，做推翻以前一切见解的“终身反对派”。他的愿望很好。实 际上他没有也不可能完全摆脱某些传统理论和主义的影响，虽然他有些思想有创新的意义。贫病交加风骨健叶落归根回故里陈独秀的晚年生活贫病交加，十分凄 凉。据现有资料记载，他入川后，生活没有正常的经济来源，除了一点微不 足道的很不固定的稿费收入外，主要靠亲友的接济，具体是：通过原“无产者社”成员薛农山的关系，任《时事新报》名誉主笔，每月只领一点少得可 怜的津贴；偶尔为《东方杂志》和编译局写稿的稿费；“北大同学会”经常捐赠给他一些生活费；大姐家在陈困难时也给一点帮助，因为①②③犀照：《悼陈独秀》，载《斗争报》第６卷第１期。《双山回忆录》第２６７页。连根：《托洛茨基与陈独秀》，载同上。 姐丈父子是经商的，侄女是个中学校长，侄女婿又是一个珠宝商，经济较宽裕；友好蔡元培、邓蟾秋叔侄、杨鹏升等人的私人资助，连印有“独秀 用笺”和“仲甫手缄”的信纸信封，也全由杨鹏升包赠。陈独秀对人家的赠款并非都接受的：第一，“素无知交者，更不愿无缘受赐”①。第二，国民 党著名的官僚（以“北大同学会”的名义除外）或共产党的叛徒赠送的，即使出于同情而并非政治拉拢，他也坚决拒绝。如罗家伦、傅斯年等曾亲自送 钱给他，他不要，弄得二人很尴尬。临走时，陈对他们说：“你们做你们的大官，发你们的大财，我不要你 们的救济。”朱家骅曾赠他五千元支票一张，他拒之；朱又托张国焘转赠，又遭拒之；张再托郑学稼寄赠，还是不收②。叛徒任卓宣汇给他２００元， 汇去不久，就退回了。③第三，“无功不受禄”。他的《小学识字教本》原定由国民党教育部出版，还前后两次预支给他共一万元稿费，这在当时是一笔 相当可观的款子。但是由于与陈立夫发生了改书名的争执，书未出成，一万元钱到他去世前也未动用。④他临终时，还嘱其妻，不得死后将其卖钱（即 利用其声望乞求救济）。陈独秀以此留下了一世清白，如他晚年赠友人题写的于谦幼年时写的一首诗云：①②③④访问陈松年记录，（１９７９年８月１６日，张永通、刘传学整理）。１９４０年千元，与陈松年说的两万元有 出入。任卓宣：《我与陈独秀先生》，《传记文学》第３０卷，第５期。 郑学稼：《陈独秀先生晚年的一些事》，《传记文学》第３０卷第５期。陈独秀致杨鹏升的信（１９４０年１月３１日）。 碎骨粉身都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①陈独秀这种威武不屈，富贵不淫，贫贱不移的崇高品格，赢得了人们普遍的崇敬。因此朋友们都主动热情地来 帮助他，其中最突出的是当年北京大学毕业的社会名流和国民党官僚组成的联谊会组织“北大同学会”。该会不仅定期资助陈独秀生活费，还具体委托 罗汉照顾陈独秀入川后的生活。１９３９年５月重庆大轰炸，罗汉遇难，又继托何之瑜（即何资深）照顾陈。罗、何二人是忠厚之人，一贯对陈独秀尊 如父师。“北大同学会”及罗汉、何之瑜的照顾和帮助，是陈独秀晚年生活安定度过的重要保证。为此，陈独秀十分感激。他把书稿《古音阴阳入互用 例表》和《连语类编》赠给北大，以资报答。对其他亲友的资助，他也以字条、字联、碑文或金石篆刻相赠，虽然这 种报答是象征性的。而有些亲友因知其这种“无功不受禄”的脾气，在接济他时，故意请他写字破石。他自然也心中有数。１９４２年４月５日，在又 一次收到友人杨鹏升的赠款时，他回信说：“前两承厚赐，于心已感不安，今又寄千元，且出于吾兄之请求，复觉惭恧无状，以后务乞勿再如此也。前 敬题大联，恐未曾寄到，来函云收到者，欲伪造此言以慰我耳。”这种迫于生活、却之不恭而受之有愧、近乎靠别人施舍度日的生活，极大地伤害了他 一贯自持清高、洁身自爱的自尊心。在他不得不接受赠款后的一些复信中，充满①转自秦园：《陈独秀江津题诗》，南京《新民报》（晚刊）１９４７年８月３日。 第二句陈独秀有改变，原诗是“烈火光中走一番”。着这样的字句：“既感且惭”，“且感且愧”，“不胜惶恐之至”；“寄回恐 拂盛意，受之实惭感无既，辱在知己，并感谢字亦不敢出口也”；“屡承厚赐何以报之”等等。 但是，即使这样，由于物价猛涨，他的生活还是十分窘困。在１９４１年１１月２２日致杨鹏升信中，他说他家每月生活费达６００元，“比上半 年加一倍”。因此，有时不得不靠典当度日。柏文蔚送给他的灰鼠皮袍就进过当铺，还卖给房东杨鲁承家一些衣物。最后他与潘兰珍在石墙院的住房是 两间厢房，一为卧室，一为书房。二房上无天花板，下是潮湿的泥地；若遇大雨，满屋漏水。室内家具十分简陋，仅有两架木床，一张书桌，几条凳子 和几个装满书籍的箱子，满地堆积着书。唯一的装饰是书房墙上挂着一张岳飞写的“还我河山”四个大字的拓片，令人见了肃然起敬，１９４１年冬天， 他在向著名佛学大师欧阳竞无借《武荣碑》字帖时，写了一首诗，透露了他那十分清苦的生活：岁暮家家足豚鸭，老馋独羡武荣碑。①朱蕴山后来见此 诗后，买了几只鸭子去探望他，见他胃病发作，痛得在床上滚动。朱曾劝他不要搞托派，后来又劝他去延安。他都未听从。所以陈死后，朱写诗曰：掀 起红楼百丈潮，当年意气怒冲霄；暮年萧瑟殊难解，夜雨江津憾未消。①《欧阳竞无大师纪念刊》，１９４３年５月。“贯休”是我国五代时期 名僧，能诗善画，擅长书法。陈在诗中自比贯休。一瓶一钵蜀西行，久病山中眼塞明；僵死到头终不变，盖棺论定老书生。 高”对他病体不利的影响，打算移居贵阳：“川中生活，日益不支，弟病虽未全好，或可冒险乘车往贵阳，以彼处生活比川中便宜一半。”但“终 以病体不胜此跋涉”而作罢。①陈独秀从１９１３年反袁的“二次革命”失败离开家乡后，一直未回。几十年来，除了在北大过了两年多比较安定的教 授生活外，大部分时间，过着亡命的地下生活，颠沛流离，一直是反动政府通缉的对象，还几次被捕入狱，严重损害了他的身心健康。由于常年没有正 常的饮食，他早就患有肠胃病；狱中五年生活的折磨，出狱后又得了高血压，久治不愈，时有发作。入川后，又由于穷困潦倒、寄人篱下而近乎靠人施舍 的屈辱生活；加上政治上遭到不断打击（自认“奔走社会运动，奔走革命运动，三十余年”，大部分政治生涯归于“失败”②）；思想上找不到一个知音 者（自称“不怕孤立”，却包含着多么苦涩的自我折磨）；精神上，眼见敬爱的亲人一个个“先我而死”受到的刺激，在心上刻上“无数伤痕”。这些因素，终于使他的病情急剧恶化了。１９４２年春天，他觅得一个治疗高血压病的土方：蚕豆花①②参见《实 庵自传》、《敬告侨胞》，《告日本社会主义者》，亚东图书馆１９３８年版。陈独秀致杨鹏升的信（１９４２年１月９日、２月１２日）。 泡水喝。每天服用，仍未见多大效果，亦无损害。但至５月发现，“此次所服之豆花，采摘时遇雨，经数日始干，中有发酵者，泡服时水呈黑色，味亦不正，或系酸酵后含有毒汁，一时失机，因此中毒也”①。次日（１３ 日）上午，老友包惠僧过访，欣喜中，又在午餐时食四季豆烧肉过量，晚餐时还食，食不消化，夜不成寐，午夜呕吐大作，吐后稍适，仍难入梦，自后 精神疲乏，夜眠不安，继之头晕目眩，时而周身发寒，冷汗如浴，旋又发烧，一连几日，多次昏厥，从此一病不起。虽经邓仲纯及重庆、江津名医多方医 治和抢救，均无效验。５月２５日上午，陈独秀把夫人潘兰珍、儿子陈松年及何之瑜叫到床前，对身后之事，略有所嘱：嘱何之瑜负责其遗著出版之事； 嘱夫人潘兰珍，在他死后，不要把他“卖钱”，今后一切自主，生活务求自立，并将狱中时友人赠送的五只古碗连同一部分稿费留给了她②；嘱早已分居自立的儿子陈松年（时在江津九中搞总务），日后将其棺木，返乡安葬， 叶落归根。２７日午刻开始，陈独秀陷入昏睡状态，一直延至９时４０分与世长辞，享年６４岁。①②陈逝世后，潘遵嘱除用北大同学会转来的钱给陈 办葬仪外，凡各方赠赐，概行谢绝。然后，她进入陈的友人朱蕴山、光明甫等在重庆附近办的农场工作，自食其力。不久，她与国民党一个下级军官结 婚，但没多时，男人又病故。抗战胜利后，她回上海，接回养女潘凤仙，并在浦东一所小学校找到一份烷饭的工作。母女相依为命，苦度光阴。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３０日，潘兰珍患子宫癌逝世，享年４２岁。 何之瑜：《独秀先生病逝始末记》（油印件），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意味深长的是，５月１３日，他卧病前正好写到他一生握笔最后一个字《小学识字教本》中的“抛”字。由于他“抛”弃了正在前进中的世界，世 界也过早地“抛”弃了他。此乃邓蟾秋家之茔地，陈独秀生前为躲日机轰炸，曾到此住过。这儿背 依青山，面临大江。江流湍急，日夜奔腾澎湃作雷鸣。四周万树桃花，遍地桔林，风景十分幽美。陈独秀每年春秋必偕友人来登山，凭眺观赏，成了他 晚年最大的乐趣。这年春天，陈独秀夫妇还偕江津白沙镇聚奎中学校长周光午夫妇到此观 赏桃花，俯瞰大江风骚上下，流连不忍离去。如今出于邓家的慷慨情谊，陈得以遂愿，长眠于此；此地也因此名气更大，真所谓：“足下奔雷地底传， 江山风月此长眠！”陈入殓时的衣衾棺木也由邓家所赐①。参加葬仪者，有朝野名流三、四十人；“左右乡邻壮丁不期而会者一、二百人，沿途护卫， 且放鞭炮以示景仰惜别之意”②。在那样的时局下，那样偏僻的山村，如此葬仪，该是颇为隆重的了。他“最后见解”中鼓吹的欧美议会民主的主张， 对于独裁的国民党政权来说，自然不会接受，再加上《大公报》上那篇文章的纠纷，对于他的逝世，报纸上当然不好大做文章，“陈独秀的死讯，只占 报纸上不重要的几行地位；除掉几个亲近的人送他入土，没有什么‘哀荣’。”③①②③一丁（即楼子春）：《陈独秀先生百年祭》，《观察家》第２６、２７ 期。高语罕：《入蜀前后·独秀之死》。 何之瑜：《陈独秀先生病逝始末记》（油印件），北京大学图书馆藏。乡。但是迁墓情景已非昔日葬仪所比，真是大有“世界仿佛早已忘记了这个人”的情景了。当时有人在陈独秀的灵柩即将入皖时得知，故旧及文化 界“并无发动往接的意思”，十分感慨，谓：陈独秀“江津寂寞，安庆亦寂寞矣”①。就在这寂寞中，墓迁安庆市郊北关入土，碑刻“先考陈公仲甫之 墓”。文化大革命中，陈独秀被作为中共历史上“十次路线斗争”中“第一次 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受到猛烈冲击，但其墓因墓碑早毁，荒草丛生莫辨，而免受如瞿秋白墓那样掘骨扬灰之灾。１９７９年，开始重新评价陈独秀，经中央批准，安庆市政府拨款重修 陈独秀墓地，立碑：陈公仲甫字独秀母高太夫人之合葬墓子延、乔、松、鹤年泣立以后，随着国内外重评陈独秀工作的进展，陈的历史功绩和高风亮节， 受到人们越来越深的尊敬，为了适应国内外游客的仰慕之情，陈独秀之慕又两次扩建，并立“无字碑”，以待后人评说。同时，在四川江津鼎山的陈独秀原基基，为了顺应追忆陈独秀的民心，江津县政府也拨专款，进行修复。修复后的墓高一点一米，由八十五块青石 组成，立有著名书法家台静农题写的“独秀先生之墓”的墓碑。①史述隐致何之瑜的信（１９４７年６月８日），未刊稿。 七余论——关于对陈独秀的评价陈独秀逝世以后，国内外对他的一生作出了各种各样的评价。 毛泽东在１９４５年中国共产党“七大”预备会议上，在指出陈独秀在大革命后期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以及后来搞托陈取消派“反对我们”之 后说：“关于陈独秀这个人，我们今天可以讲一讲，他是有过功劳的。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他与周围的一群人， 如李大钊同志等，是起了大作用的。我们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学生。五四运动，替中国共产党准备了干部。那个时候有《新青年》杂志，是陈独秀主 编的。被这个杂志和五四运动警醒起来的人，后头有一部份进了共产党。这些人受陈独秀和他周围一群人的影响很大，可以说是由他集合起来，这才成 立了党。我说陈独秀在某几点上，好像俄国的普列汉诺夫，做了启蒙运动的工作，创造了党，但他在思想上不如普列汉诺夫。普列汉诺夫在俄国做过很好的马克思主义的宣传。陈独秀则不然，甚至 有些很不正确的言论，但是他创造了党，有功劳。普列汉诺夫以后变成了孟什维克，陈独秀是中国的孟什维克。关于陈独秀，将来修党史的时候， 还是要讲到他。”①这个评价应该说是比较客观的，公道的。在其他许多人的评价中，多数的舆论都认为陈独秀是中国近代历史上伟 大的革命家和思想家。在这些评价中，值得提出来的是他最亲近的三位托派理论家的说法：郑超麟在《悼陈独秀同志》一文中说：“陈独秀同志能够从 卢骚主义，进于雅各宾主义，进于马克思主义，进于列宁主义托洛茨基主义。这个繁复而急剧的过程，完成于一个人的一生中，而且每个阶段的转变时候， 这个人又居于主动的领导地位”。又说“从卢骚到罗伯斯庇尔和巴贝夫相隔半个世纪；从罗、巴诸人经过傅立叶到马克思也相隔半个世纪；从马克思、 恩格斯到列宁、托洛茨基又相隔半个世纪。但欧洲这个漫长的过程，中国于半个世纪之间就可以过尽了但中国这个发展缩在一个人之身，而且相隔 不到几年。”因此，陈独秀“不愧为法兰西十八世纪末叶的伟大思想家和伟大人物的同志”，“不愧为俄罗斯二十世纪初叶的伟大思想家和伟大人物 的同志，不愧为列宁托洛茨基的同志，不愧为中国布尔什维克——列宁托洛茨基党的领袖第四国际中国支部曾以中国这样一个伟大思想家和伟大人 物为领袖，是足①《人民日报》１９８１年７月１６日。可自豪的！”①３３年以后，即１９７５年１２月，王文元在英国某大 学历史系演讲时，重复并进一步发挥了这些观点。他说：“先进国从启蒙运动的年代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年代，一般要经过几百年（如英法）。不够先进 的国家（如俄国）也经过了八、九十年。但是在落后的中国却仅是二十年，而且是反映在、甚至实现在一个人的身上”；“现代中国思想的跃进清晰地反 映在陈独秀的身上。陈独秀一身结合了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普列汉诺夫和列宁”；“给陈独秀做一个总的评价。照我看来，陈独秀这个人，虽然 政治上是失败的，理论上有局限，但是他不仅是现代中国最勇敢的思想家，而且是历史上伟大的革命家之一。”②１９７９年陈独秀百岁诞辰时，另一 个原托派“少数派”四大金刚之一、被海外誉为“研究陈独秀问题专家”的楼子春说，在中国近代史上要找到一个人，“以其一生遍历从卢骚到马克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