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风雨人生-6

我认为，陈独秀在一些中国革命问题上的言论，偏离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仅仅是不够理解所致，而不是一个业已形成世界观的人所表达的观点……　　我以为，陈独秀和中国共产党的许多其他同志，在革命知识分子中，后来又在无产阶级中享有很高威信……　　陈独秀也可能发展成为共产主义者。　　当然，这就要求按这个方向在思想上影响陈独秀……　　我对待陈独秀的观点和方针的态度当然是错误的……　　不能把陈独秀的观念和观点的发展，同中国共产党的发展混为一谈……　　我不能同意一些同志的意见，他们认为，中国革命在1927年失败之前，中国共产党的干部和整个领导受陈独秀的影响很深……《中国问题》1930年第4—5期在刊登维经斯基文章时附编辑部言：“维经斯基同志在其检讨错误的文章发出以后，又在红色教授学院讨论萨法罗夫同志的发言中，提出了一些不正确的观点。　　后来，在讨论过程中，他修正了这些错误，承认同志们批评他的不彻底性是正确的。　　编辑部认为，维经斯基同志按照党的要求，改正了自己过去的错误。　　至于鲍罗廷同志，他在当时犯的决非是小错误，后来他又多方掩饰这些错误。　　因而，编辑部对于鲍罗廷同志的沉默，表示惊讶。　　维经斯基的检讨(2)　　这种沉默尤其不能令人理解的是，几个月前，在中国研究所讨论会上，鲍罗廷同志曾声言，最近他要作出相应的报告。　　鲍罗廷同志作为一个党员，他的义务是，应当记得自我批评的必要性。　　陈独秀污蔑红军的文章，在党内引起了共愤，《红旗》组织了一批文章进行反驳。　　6月14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罗绮园化名“易元”发表《红军与陈独秀先生》；6月18日，《红旗》发表《陈独秀的嗅觉》；6月21日，王明以“韶玉”笔名发表《什么是流氓与匪?》；7月5日，徐德发表《论红军的前途——复陈独秀》等。　　8月下旬，刘仁静到提篮桥陈独秀家，带来托洛茨基的来信。　　托洛茨基说，他看到《告全党同志书》，十分欣赏，说：“我觉得这封信是一个极好的文件，在一切重要问题上都采取了完全清楚与正确的立场。　　特别在民主专政问题上，陈独秀同志采取了完全正确的立场。　　《告全党同志书》是刘仁静寄给托洛茨基的。　　早在4月下旬，刘仁静收到了托洛茨基来信，说：“你的信上说陈独秀的声明有81人签名，务请将他的声明忠实地翻译出来，寄给我。　　此事很重要，我请您翻译时尽可能地完美与确切。　　这次，托洛茨基对陈独秀评价说：“但我们有了像陈独秀那样的杰出的革命者，正式与党决裂，以致被开除党籍，终于宣布他百分之百同意国际反对派，我们怎能够不理他呢?他能知道许多像陈独秀那样有经验的共产党员吗?……　　反对派中许多青年能够而且应该向陈独秀同志学习。　　托氏在信中对刘仁静说：“请你代表我向他问候，读了他去年12月10日的信，我非常欢喜，我坚决相信我们将来是能够一起工作的。　　陈独秀读完信，喜上眉梢，说：“也请你转达我对他的问候。　　在这之前，“我们的话派”、“无产者社”、“十月社”吵吵嚷嚷，互相攻击，主要目标是刘仁静。　　“我们的话派”甚至出版“反列尔士专刊”，做出将刘仁静、宋逢春开除出“总干”的决议。　　同时，“我们的话派”在区芳主持下，将梁干乔、张师开除出“总干”。　　刘仁静搜集了不少老托文章、著作，视为私人财产，不愿轻易与人。　　因此“十月社”同伙虽然认为刘仁静理论知识丰富，但因自私，与人相处不来。　　从莫斯科中山大学回来的董汝成一气之下，离开“十月社”，回陕西老家去了。　　到了十月中旬，刘仁静本人被“十月社”开除。　　这时，刘仁静日子很难过，老托来信，帮他靠近了陈独秀。　　潘兰珍(1)　　1930年下半年，陈独秀从提篮桥一带搬到熙华德路一幢石库门房子住。　　在陈独秀住的石库门房子的亭子间，住着一位年轻的单身女士，圆圆脸，扑闪着一双大大的眼睛，从穿着举止看，不像是坏女人。　　陈独秀找了一个机会和她攀谈，知道她叫潘兰珍，是英美烟草公司的工人。　　潘兰珍是苏北南通县人，4岁时，父母带她逃荒到上海，父亲在外滩码头搬东西，母亲捡煤渣。　　后来父亲到英美烟草公司当工人。　　潘兰珍13岁到纺织厂当童工，因受一个流氓的哄骗，同居后生了一个小孩。　　小孩夭折后，潘兰珍被抛弃。　　陈独秀见潘兰珍是工人，顿生好感，见面时话也多了起来。　　陈独秀自称姓李，南京人。　　大约是想到高君曼在南京住。　　两人都是独身，又都无依无靠，闲时，潘兰珍帮陈独秀洗洗衣服收捡房间，陈独秀帮潘兰珍识字学文化。　　一来二去，两人生了感情，搬到一起同居了。　　潘兰珍生于1908年，这年23岁；陈独秀生于1879年，这年52岁，两人相差30岁。　　不知道的人以为他们是父女，不以为怪。　　谁也想不到他们俩是一对夫妻。　　秋天，赵济、刘胤、王平一、徐乃达、闵荫昌、解叔达、来燕堂7人成立了托派小组织“战斗社”。　　其中只有来燕堂一人没有留苏，其他人都是留苏学生。　　赵济、刘胤、王平一、徐乃达、解叔达在莫斯科东方大学政治班，闵荫昌在东方大学军事班。　　赵济在大革命时，曾是中共党员，在唐生智36军做政治部秘书，后到苏联转为托派。　　成立“战斗社”，他自任书记。　　出版“战斗”刊物。　　另3派瞧不起这一派，“战斗社”不仅人数少，刊物也空乏无物。　　就在这时，“十月社”、“陈独秀派”收到托洛茨基9月1日的来信，信上说：“(一)国际局的立场并不袒护中国左派反对派的某一派来反对另一派……　　(二)因此任何中国左派反对派的哪一派都不能认为自己是国际反对派的代表以此对另外的派别。　　(三)对于陈独秀的派，也是如此……　　我未看出来为什么几个中国同志继续称陈独秀同志的派为‘右派’的理由。　　老托以“国际局”的口气讲话，4派决定各派两名代表，组成协议委员会。　　“无产者社”代表马玉夫、吴季严；“我们的话派”代表区芳、陈亦谋；“十月社”代表王文元、宋逢春；“战斗社”代表赵济、来燕堂。　　陈独秀、彭述之因为是“老干”，不做代表。　　刘仁静受到“十月社”排济，进不了协议委员会。　　11月，他写信给陈独秀，希望加入“无产者社”。　　彭述之不同意，说：“坏就坏在刘仁静身上，他以正统自居，以自我为中心，和谁都搞不好。　　”陈独秀说：“原指望他把大家组织起来，现在争来争去，无非是咬文嚼字。　　陈独秀给刘仁静回信，劝他不必加入“无产者社”，同时希望刘仁静“对统一运动特别努力，以弥补过去的缺陷”。　　4派开协议会时，马玉夫根据彭述之意见，提出“统一大会代表应按人数多少的比例选出”。　　赵济、来燕堂反对，因为他们只有7人，“无产者社”签意见书就有81人。　　区芳、王文元等人也反对以“无产者社”为中心。　　筹备会议开不下去了。　　其他几派给老托去信：“‘无产者社’以多欺少”，没法统一了。　　托洛茨基回信说，他赞成“无产者社”意见，大会代表不以单位为代表，而以人数之比例推选。　　赵济等人见老托偏袒陈独秀派，嘴上答应，心里不服，开会仍消极，软磨硬拖。　　尹宽干着急，想找陈独秀商量，到了熙华德路陈宅，才知道陈已搬家了。　　年底的一天，潘兰珍和陈独秀闲谈，说：“我们亭子间住着一个老西。　　“老西”（老C）指共产党。　　陈独秀吃了一惊，说：“这是政治事，不是闹着玩的，你不要管这些事。　　陈独秀和郑超麟商量说：“老西和我们住一起，不好工作，要是国民党特务，更麻烦了。　　郑超麟问：“潘女士可靠吗?”陈独秀说：“可靠，她什么也不懂。　　她不知道我是谁。　　郑超麟劝陈独秀搬家，不要告诉别人新地址。　　几天后，陈独秀在郑超麟帮助下搬到周家咀一条弄堂。　　陈独秀告诉彭述之，“找我先找一家裁缝店，裁缝店前楼就是。　　一天，尹宽在路上遇到陈独秀，像是遇到救命稻草，忙拉陈独秀到自己家中。　　一坐下来，尹宽就说：“你搬家后，我几次找你，问彭述之你的住址，他都是含含糊糊。　　陈独秀笑着说：“那不怪他，我叫他不要和别人讲。　　尹宽说：“你知道统一大会的筹备情况吗?”陈独秀说：“述之和我说了一些，讲有一些争论。　　尹宽气呼呼地说：“彭述之想进统一大会领导机关，他在操纵马玉夫、吴季严，要以‘无产者社’为中心，现在马玉夫、吴季严和赵济、王文元他们处得很僵。　　潘兰珍(2)　　”陈独秀说：“噢，有这回事?”“不如你亲自参加吧。　　尹宽建议道。　　“刘仁静就希望我参加。　　看来非我参加不可了。　　让马玉夫、吴季严退回来，改为我和你参加。　　陈独秀说。　　尹宽高兴地说：“有你出马，统一大会一定会很快开起来。　　彭述之听说改派代表，很不高兴，表示反对四派统一。　　但陈独秀、尹宽、何资深赞成统一。　　最后，“无产者社”以4比1通过《反对派统一问题》的决议。　　1931年春天，陈独秀分别和取代区芳作代表的梁干乔及王文元等人谈话，说：“共产国际宣布‘立三路线’破产，实际是掩饰自己错误。　　我们现在还未统一，简直是罪恶。　　阻碍统一，是罪恶之罪恶。　　我主张既要考虑派别，又要照顾人数，像赵济他们，只有7个人，就要照顾人数。　　王文元说：“我们都听你的。　　陈独秀说：“我已经老了，别人骂我是‘光棍’、‘孤家寡人’，由人说去。　　但今后反对派的工作，主要靠年轻的革命者担负。　　我主张选一些年轻的代表，‘无产者社’中则‘老人’太多了。　　梁干乔、王文元听得出，陈独秀除了指他自己，也含彭述之、郑超麟等人。　　反对派书记(1)　　1931年5月1日，4个托派小组在上海提篮桥舟山路一个住所召开托派统一大会。　　出席大会代表17人，列席4人，陈独秀任主席团主席。　　大会开始，陈独秀首先提议为中国革命牺牲的同志默哀3分钟，然后作了政治建议草案报告。　　陈独秀说，现在是世界资本主义相对稳定时期，工人运动处于低潮，世界革命是将来的事，因此提出纲领上只能写“人民政权”，不要写无产阶级专政。　　认为“当前中心口号是为国民会议而斗争”。　　王文元不同意，说：“人民政权提法不妥，不能突出我们代表无产阶级利益和奋斗目标。　　濮德治也说：“国民议会这个口号作我们的工作中心，和国民党的中心工作太一致，容易引起误解。　　陈独秀反驳说：“你们怕提人民政权和国民议会，是左倾名词拜物教。　　只提左倾名词，是形而上学。　　当时国民党召开国民会议，托洛茨基希望中国托派派代表参加。　　开会回家，陈独秀见到何资深转来的彭述之信，因为没有被选入“中央”，彭述之骂大会“虚伪”、“无聊”。　　陈独秀和其他代表商量了一下，把彭述之补了进来。　　接下来开会，彭述之来了，陈独秀问他：“大会还虚伪、无聊么?”彭述之脸一阵红、一阵白，无言以对。　　大会选举托派中委9人：陈独秀、彭述之、郑超麟、王文元、宋逢春、陈亦谋、罗汉、濮德治、区芳。　　前4人是“中常委”。　　刘仁静被“十月社”开除后，想加入“无产者社”，又被拒绝。　　年初，一个人成立了“明天社”，要求以团体代表身份参加这次统一大会。　　遭到拒绝后，他表示反对这次大会。　　“战斗社”赵济等7人一个没有选入“中委”，“十月社”有4人进了托派中委。　　郑超麟等人提议增补刘仁静、赵济入中委，陈独秀说：“这怎么行，中委是选出来的，不是可以随便补的。　　会议结束后，5月5日，秘书罗汉草拟“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执行委员会”给托洛茨基的报喜电报，宣称：“从今以后，中国反对派是一个单一的组织了。　　因为会前，他们知道托洛茨基图书室被焚毁，信中说：“为得重建您的图书室，我们已成立一个特别委员会，进行募捐。　　5月9日，反对派陈独秀（书记处书记）、陈亦谋（组织部主任）、郑超麟（宣传部主任）、王文元（党报主编）、宋逢春（书记处秘书）给托洛茨基写信，再次提到为托洛茨基的图书室募捐。　　不到20天，托派中央就遭到大破获。　　5月23日，国民党抄查了托派中央机关。　　逮捕了托派中委郑超麟、王文元、陈亦谋、宋逢春、濮德治5人，此外被捕的有何资深、何妻张以森、江常师、楼国华、郑超麟妻子刘静贞及一姓王的工人，王妻、子、女儿共14人。　　后来搞清楚，是因为马玉夫没有选上托派中委，到上海龙华国民党警备司令部告密。　　马玉夫不知道陈独秀、彭述之家，两人幸免。　　陈独秀捶胸跺地：“我不识人，马玉夫是工人，哪里想到他会如此下流。　　彭述之劝陈独秀搬家。　　陈独秀摇摇头说：“我相信郑超麟，他不会出卖我。　　郑超麟等人被抓后，罗汉、区芳躲了起来，王平一在徐家汇开了纸烟店，梁干乔没有当上托派中委，到南京投靠了戴笠，后来当上了“复兴社”十三太保。　　陈独秀和潘兰珍从周家嘴路搬到岳州路永吉里11号后，对尹宽说：“你再找几个人，多做些工作。　　郑超麟他们不出来，我们先成立一个临时中央。　　尹宽又找了宋敬修、蒋振东等人。　　陈独秀听了很高兴，觉得尹宽还能干事，比彭述之好。　　8月的一天，宋敬修、尹宽、蒋振东、金鸿图、孙玉杰等人在上海英租界振华旅馆开会，被国民党全部抓获。　　这是托派机关第二次大破获。　　陈独秀重振旗鼓的愿望随之落空。　　宋敬修等人被捕后，陈独秀、彭述之和刘仁静重归于好，恢复托派中央活动。　　9月初，托派刊物《火花》创刊。　　由温州人曾猛在建业里租房印刷，陈独秀解决油印的油墨、腊纸、纸张。　　“九·一八”事变后，陈独秀以托派中央名义发表了“为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满洲告民众书”，在《火花》上发文，谴责日本帝国主义罪行。　　10月，陈独秀代表托派中央起草《为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满洲第二次告民众书》，号召推翻国民党。　　他对彭述之、刘仁静说：“我主张抗日要依靠革命的民众武装参加，单靠国民党一点脆弱的军队，不堪日本帝国主义军队的一击。　　此后他在《火花》上发表了《此次抗日救国运动之康庄大道》、《抗日救国与赤化》等文。　　12月，国内形势发展很快，蒋介石被迫宣布下野，离开南京。　　陈独秀又恢复了积极性，提议创办了《热潮》月刊。　　几乎每一期《热潮》上，都有他的短文七八篇。　　陈独秀写短文化名“顽石”和“三户”。　　反对派书记(2)　　刘仁静说：“‘顽石’表示不屈不挠，‘三户’作何解?”陈独秀笑着说：“‘楚有三户、亡秦必楚’，我自喻三户，表示虽势单力薄，但有信心能治国平天下。　　此外，中共中央曾设“三曾里”，这里只有三户人家，陈独秀取“三户”，内心有怀旧的意思。　　1932年1月28日，日军进攻上海，沪淞战争爆发。　　当时蒋介石重返南京，与汪精卫联合执政。　　陈独秀写文章提出赶走蒋介石及其召集的国民会议。　　隔日，陈独秀向彭述之、罗汉提议，向中共中央提出合作抗日。　　罗汉大革命时曾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政治部主任。　　当时，王明已去莫斯科，张国焘去鄂豫皖苏区，周恩来去了江西中央苏区，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由博古、张闻天、卢福坦、李竹生、康生、陈云组成，博古任总负责。　　彭述之和罗汉都表示同意。　　陈独秀说：“向忠发死了后，中共中央的联络地点都换了，怎么找他们?”事后，罗汉找到施小君夫人，请她转信。　　中共中央收到陈、彭、罗3人信件后，认为这是维持在工人中的欺骗活动。　　在给国际的信件中，明确表示，“党不能与陈独秀派开联席会议，革命的共产党与反革命的陈独秀是不能联合在一起的”。　　2月10日，托派中央委员会讨论陈独秀起草的政治决议案《目前形势与我们的任务》，提出各地托派分子“组织及参加各地工人、农民、城市贫民的义勇军运动，使之坚决地举起反日及国民党的旗帜……　　在已有的农民苏维埃的省份，城市苏维埃或义勇军占领的城市。　　这时陈独秀已改变了以前对红军的诬蔑的态度。　　会议在讨论时发生了争论。　　反对陈独秀的主要是刘仁静及托派法南区委陈岱青、陈其昌、赵济、王平一、李特等人。　　陈岱青早年就读莫斯科东方大学，后加入“战斗社”，托派统一后，任法南区委书记。　　他不赞成陈独秀与苏维埃红军汇合行动的主张，认为这仍然是机会主义投降了斯大林派的主张。　　刘仁静认为，陈独秀先国民会议后苏维埃政权，违背了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　　他们提出要与陈独秀进行坚决无情的斗争。　　陈独秀则说他们是取消主义。　　与此同时，托派北方区临委汪泽楷(即“赤声”)及分裂出来的任曙(即“晴光”)一派都不同意陈独秀的意见。　　这使陈独秀很伤脑筋。　　4月份，托派“常委”开会，派刘伯庄为特派员去北京调停。　　汪泽楷曾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任曙曾任中共湖北省委代理书记，两人一个不服一个。　　刘伯庄曾是中共北京地委书记、湖北省委书记、党中央候补委员，资历比汪泽楷、任曙老。　　但刘伯庄到北京后，赤声、晴光仍不买他的账，不愿组织新特委。　　6月，刘伯庄回到上海给托派常委去信：“我因不能执行兄方的决议，遂一无所成而回来了。　　于是，陈独秀给晴光以警告处分，给擅自离京的刘伯庄留党察看一个月的处分。　　在这之前，彭述之因赵济、陈其昌、王平一、陈岱青、李特继续反对托派常委关于“九·一八”事变后的政策，将法南区委解散。　　春天，和郑超麟一起被捕的宋逢春、濮德治因狱中流行时疫，保外就医。　　濮德治是陈独秀亲戚，托派开统一大会时，被选入托派中央委员。　　从狱中出来后，想找个工作混口饭吃。　　想来想去，陈独秀打算再给蔡元培去一封信。　　桌上的肠胃药还是蔡元培令亲周仲奇先生开的处方。　　去年深秋，为陈训丹找工作，陈独秀也给蔡先生去过函。　　陈独秀请柏文蔚将信转给蔡元培，蔡元培四处托人为濮德治找工作，找了中山大学罗家伦校长暨大沈鹏飞校长，又找了商学院裴复恒校长等 ，因为陈独秀讲濮曾在沪、皖任教，所以蔡在大学为濮找事。　　后来濮德治几经周折，在上海招商局月刊任编辑。　　濮德治保外就医后，陈独秀拼凑了一个托派中常委：陈独秀、彭述之、罗世凡、宋逢春、濮德治、谢德盘任秘书长。　　新托派常委给“北方特委”写了一封措辞严厉的信，提出“谁表示不干，就让谁滚出去”。　　这一阵，陈独秀常和潘兰珍吵架。　　潘兰珍一气之下，赌气跑到浦东娘家去了。　　潘兰珍走后，陈独秀将潘兰珍的羊皮袍及驼绒被当了，将当票和潘兰珍一点值钱的东西用一个小布袋装好，放到中间抽屉里面。　　他想，潘兰珍气消了，会回来的。　　但陈独秀万万没有想到，他等不到潘兰珍回来了。　　托洛茨基于9月下旬和10月上旬给陈独秀连写了3封信，陈独秀也无法收到了。　　中国托派统一才一年多，就连遭三次大破获。　　第九章 金陵狱中(1932.10-1937.8)　　被捕(1)　　1932年10月15日下午7时，陈独秀在岳州路永吉里11号被捕。　　陈独秀一身淡蓝色哔叽长衫，面色清癯，留有微髭。　　捕快见陈独秀是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老书生，松了一口气。　　探员来自上海公安局总巡捕房政治部和嘉兴路捕房。　　出门时，陈独秀找了一顶淡黄色呢帽，戴在头发花白的头上，镇静了一下，神色安闲地和捕快出了门。　　后面几个人将桌上和抽屉里的文件材料，一起放入纸箱中，搬到了红皮钢甲车上。　　陈独秀想，这回完了。　　蒋介石已杀了他两个儿子，这回该轮到他了。　　蒋介石杀了那么多共产党人，单去年就杀了邓恩铭、恽代英、蔡和森、邓演达，他陈独秀早就是蒋介石通缉的首犯，这回百劫难逃。　　门外漆黑一片。　　门前裁缝店的小老板伸了一下头，又赶紧缩了回去。　　到了嘉兴路捕房，陈独秀发现，彭述之、谢德盘、罗世凡、濮德治、宋逢春5人也关在里面。　　陈独秀对彭述之悄声说：“我以为就逮了我一个人，怎么你们也逮来了?”彭述之说：“我现在是张次南，罗世凡是王兆群，宋逢春是王武，你不要弄错了。　　那天下午，这几个人在东有恒路春阳里20号谢德盘家开托派常委会，每个人手里拿着一支笔，一个笔记本。　　突然一下子冲进来许多人将他们逮捕。　　陈独秀胃不好，没有参加会议。　　陈独秀说：“郑超麟被抓后，你劝我搬房子，我说不用搬，现在搬了，也出事。”彭述之说：“我们要留心，这里面恐怕出了问题，知道你的住址的人不多。　　说着他用眼睛扫了另外4个人。　　陈独秀会意地点点头。　　到了夜里，梁有光、王晓春也被抓来了。　　两人在梁有光新闸大通路斯文里1044号被抓。　　陈独秀说：“你住的地方我都不清楚，怎么一下子就抓住了呢?”梁有光说：“我也怀疑。　　王晓春蜷缩在墙脚，身上青一块、紫一块。　　他因跳窗逃跑，被抓后挨了拳脚。　　濮德治轻声对陈独秀说：“我怀疑问题出在费克勤身上。　　张颖新前几天碰到费克勤。　　张颖新是濮德治妻。　　陈独秀突然想到了什么，说：“是不是那天在你家遇到的那个女人?”濮德治说：“是的，她和我爱人是留苏的同学，张颖新不知她后来干什么，就冒冒失失带她回家，偏偏又遇到了你。　　陈独秀说：“你们不是搬家了吗?”事后，陈独秀叫濮德治搬家，结果濮德治搬到法租界圣母路商福里222号。　　濮德治说：“费克勤知道我在招商局工作，我搬了房子，她更起疑心。　　她那天见到你时的表情，我就感到她不是好人。　　陈独秀似信非信说：“还不能肯定。　　濮德治说：“今天下午他们来抓人，我看到费克勤在车子后面鬼鬼祟祟的。　　陈独秀点点头：“差不多了。　　除了费克勤盯梢，还有国民党特务黄麻子及原“战斗社”成员解叔达、徐乃达。　　抓住陈独秀后，这些人获3万元奖金。　　“不对呀，那个女的抓住了你们，怎么抓到我和梁有光呢?”陈独秀问。　　濮德治说：“那我就不知道了。　　“你们5个人抓来后，可分开过?”“我们是分开提审，谢德盘才20岁，提审的时间最长，回来后一直是恍恍惚惚的。　　濮德治见问，警觉起来，看了谢德盘一眼，谢德盘正拿眼在看他们。　　陈独秀吃了一惊，说：“这孩子胆小。　　第二天，王子平、何阿芳两人在唐山路业广里335号被捕，王鉴堂在法租界福履理路建业里22号被捕。　　陈独秀相信是谢德盘出了问题，他是中常委秘书，知道这么多人的地址。　　10月17日，陈独秀一行人被押到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开庭受理。　　从他们家中搜到的10箱文件书籍，也随汽车送到。　　每人前胸缀了一个号码。　　陈独秀前胸缀了个“6”字，因他是第六个被捕。　　赵镇镗推事升座第一法庭，捕房律师厉志山陈述破案经过后，提出依据民国紧急治罪法第二条第二款及同法第六条起诉，但有关事项尚须调查，要求改期会审。　　陈独秀来前被送到二部局看病，因病不重，仍来受审，但赵镇镗允许他坐下。　　其他人仍一旁站着。　　会审后，法院即将情况告诉了上海市长吴铁城。　　吴铁城对如何处置陈独秀，不敢擅自做主。　　18日用快电报告了南京行政院。　　南京接到吴铁城电报后，立即下令将陈独秀、彭述之两人押解南京。　　当时汪精卫辞职赴德国，蒋介石在武汉。　　吴铁城命令上海公安局去火车站严加警戒。　　闸北五区警署临时安排保安大队一个排兵力在上海北站特别警戒。　　晚上，上海公安局将陈独秀、彭述之武装押解到北站，乘11时夜车押解到南京首都卫戍司令部讯办。　　火车开出上海不一会，陈独秀便迷迷糊糊地睡着了，听着陈独秀悠然自得的鼾声，彭述之怎么也睡不着了。　　被捕(2)　　第二天清晨，彭述之对双眼朦胧的陈独秀说：“你昨夜睡得好香!”陈独秀见彭述之脸色苍白，说：“你才三十几岁，来日方长，不要想许多。　　我已是半老人，已无所求。　　说话功夫，火车已到南京，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黄凯等人接车，交军政部军法司收押。　　陈独秀对彭述之说：“到南京凶多吉少。　　“为什么?”陈独秀说：“你真糊涂，在上海我们是民事法庭，在南京是军事法庭。　　见彭述之紧张，陈独秀改口说：“也不见得。　　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在转押陈、彭二人给军政部军法司时，拨洋100元作备用金，陈、彭没有被条。　　陈独秀知道自己有特殊待遇，对国民党中央党部的人提出要见蒋介石、陈立夫，他不知道蒋介石在武汉。　　来人答应转告上面。　　隔日，黄凯带上陈、彭案卷材料，赴武汉向蒋介石汇报情况。　　当时蒋介石以50万军队，对中央苏区进行第四次“围剿”。　　10月24日，蒋介石问清了谢德盘，确信陈独秀与江西共产党没有关系后，打电报给南京，谓陈独秀等系危害民国罪，应交法院审判以维护司法尊严。　　这天，北大文学院院长胡适打电报给蔡元培，请他就近营救陈独秀。　　胡适给蔡元培拍过电报后，自己又直接致电蒋介石：“请将陈独秀案付司法审判。　　接到电报当天，蔡元培、杨杏佛、柳亚子、林语堂、潘光旦、董任坚、全坛暇、宋少屏8人快邮代电致国民党中央党部、国民党政府，为陈独秀说情，“伏望矜怜耆旧，爱惜人才，特宽两观之诛，开其自新之路。　　10月25日下午3时，军部何应钦请军法司司长王振南带陈独秀到他办公室，告诉陈有关蒋介石来电内容，陈独秀表示感谢。　　何应钦问陈独秀：“对赣鄂共产党暴动情况，你可知道详细情况?”陈独秀答：“均为干部派指挥，与我无关。　　何应钦请陈独秀谈谈他的托派活动和政治主张，陈独秀表示赞成开国民会议解决中国的大政问题。　　并主张武装民众抗日，认为联俄抗日比联英美有利。　　何、陈谈了两个小时。　　最后，何应钦请陈独秀题字，陈独秀写了“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几个字。　　从何应钦处回来，王振南答应借一套《水浒传》给陈独秀看。　　因为蒋介石、何应钦都表示由法院来办陈案，军法司也不愿作恶人头。　　当天王振南就接受了记者采访，表示一接到通知，就将陈、彭移交江宁地方法院。　　陈独秀回到十禀巷军法司，情绪好转，这时监狱办事人员送进来一张条子，说：“一位女士自称是你的家属，要求见你，我们没有同意，她便写了一张条子。　　陈独秀接过一看，是“特来探问未见，王哲亚”9个字。　　陈独秀见有人来探监，情绪更好，尽管胃不好，晚上还是多喝了两碗稀饭。　　彭述之见陈独秀情绪好转，他情绪也跟着好起来。　　江宁地方法院候审(1)　　1932年10月26日上午10时，两人乘大卡车被移解到江宁地方法院，记者听说后，蜂拥而来。　　江宁看守所所长龚宽见陈独秀有来头，将他送到主犯人病室2号房。　　院子平列3间房子，东边一间是曹聚仁三妹的办公室，她是法医官。　　陈独秀进屋后，有人将随车运来的行军床和铺盖搬了进来。　　陈独秀见里面有洗脸架、案凳，室内清洁，光线也好，很满意。　　龚宽说：“这里先前是牛兰住过的房间。　　瑞士人牛兰是“赤色救难会”驻沪代表，去年夏天被捕，8月被判无期徒刑。　　检察官员吴绍昌按惯例作了讯问笔录后，龚宽问：“有记者要采访你们，见不见?”陈独秀一听，很高兴，忙说：“见，见。　　陈独秀和龚所长来到候审室，不一会，彭述之也来了。　　记者问陈独秀：“在狱中有何感想?”陈独秀说：“在狱之人，别无所望，唯一要求，即望当局予以公开审判。　　“你对南京有什么看法?”“我有20年未到南京，见各处之建设及商业之繁盛，真胜其百倍，在此国难日亟之时，政府仍能努力发展建设，此点实为国家前途庆幸。　　辛亥革命失败后，陈独秀和柏文蔚一起到南京小居过。　　“开庭时是否请律师代辩?”“无钱。　　陈独秀说。　　“律师界章士钊、张耀曾、董康、郑毓秀等人要给你当律师，有何想法?”“此非法律事，是政治问题，请不请律师，尚未定下来。　　记者又问了彭述之一些问题，见彭述之不断咳嗽，面呈倦容，又转问陈独秀。　　隔日，龚宽告诉陈独秀：奉江苏高等法院检查官朱隽之命，“在质查期中，拒绝一切接见及书信往来。　　但过了几天 ，龚宽就同意他看中央军校出版的各种军事丛书。　　因他胃不好，看守所曹法医给他看胃病，允许他到室外散步。　　在院子里，陈独秀和曹法医等看守人员谈话。　　10月底，高君曼生前好友刘梦符（赵畏天夫人）来看陈独秀。　　高君曼去年因子宫癌去世，和姐姐去世仅差一年，使人想到延年和乔年去世仅差一年。　　高君曼逝世时才46岁，由儿子陈哲民和女儿子美将她安葬在南京清凉山一个向阳的高坡上。　　见到陈独秀，刘梦符谈了一些高君曼生前情况，临走，陈独秀写了一张条子，请他设法交给吴静如。　　当时刘静贞化名吴静如，每月从上海到南京，探视军人监狱中的丈夫郑超麟。　　后来，陈独秀听说关在中央军人监狱的贺贤深（何资深）患肠胃病，请刘梦符带了一位医生去监狱替他看病，并给郑超麟检查身体，当时，郑超麟身体没有病。　　陈独秀被捕，使寂莫了五六年的“陈独秀”又被新闻界炒得沸沸扬扬。　　傅斯年月底在《独立评论》上发表《陈独秀案》，称陈独秀是“中国革命史上光焰万丈的大慧星”，要求蒋政权“依据法律进行特赦”陈独秀，说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的“异端”。　　关于陈独秀是共产党“异端”，胡适也有印象。　　这年4月9日，吴俊升从美国来信谈到杜威赴墨西哥访问托洛茨基的事。　　托洛茨基认为自己蒙冤，杜威领导托案国际调查委员会前往墨西哥听取托洛茨基的申诉，以便作公正评断。　　以至苏俄驻美大使因此宣称杜威是托派。　　10月30日，胡适在北大作《陈独秀与文学革命》演讲。　　胡适给蒋介石发求情电报后，杜威、罗素、爱因斯坦也拍来电报，请蒋介石放陈独秀。　　开始，蒋介石说凡是给陈独秀说情的文电，不管是谁打来的，都不要答复。　　当时，金树仁、何键以及国民党南京特别市执委、国民党长沙市执委、一些县党部及陆军78师等师党部打电报给国民党中央党部，要求严惩陈独秀，“处以极刑”、“明正典刑”、“迅予处决”。　　和谢德盘谈话后，蒋介石给胡适拍电报，谓“陈独秀案已电京交法院公开审判”，给胡顺手人情。　　罗文干没有马上转蒋介石的电报给胡适，目的希望胡适来南京，可胡适一直没有去。　　这段时间胡适在京忙着演讲，他说，陈独秀把我们的玩意儿变成了文学革命，由他一往直前的精神，使得文学革命有了很大的收获。　　一日，北大蒋梦麟校长来探监，带了一兜子水果和几部小说。　　他说：“报上讲你想看《水浒传》，我便找了几部小说带来。　　陈独秀感激地说：“谢谢你这么细心，我整日闷在这里，只希望早日公审。　　蒋梦麟说：“孟真、叙雅、启明、兼士都向你问好。　　陈独秀说：“这次又连累许多老朋友，我这个人，总是给老朋友带来麻烦。　　蒋梦麟问：“什么时候公审?”“大约是下月底。　　“近来身体怎么样?看你脸色，似不怎么好。　　陈独秀说：“胃不好，只喝稀饭，想吃肉和饭，可是不行。　　“买药可方便?”“看守所条件还好，我住的是牛兰住过的病号室，吃药不难，平时还可以散步，随便与看守人交谈。　　以后判了刑，怕没有这么自由了。　　江宁地方法院候审(2)　　蒋梦麟安慰他说：“你想宽些，以你的情况和外间评论，你的罪或不至重，关几年，放出来就好了。　　报纸刊登蔡元培、蒋梦麟援救陈独秀的谈话后，《大公报》载文认为，蔡元培等人“矜怜耆旧，爱惜人才”的话，是“多此一举”，陈独秀“是一个领袖，自有他的信仰和风格……　　大家应当成全陈独秀”。　　《红色中华》41期发表文章说：“陈独秀叛党以后，投降到资产阶级去作走狗，充‘反共’先锋，这个我们并没有污蔑他，他的老同事蔡元培、蒋梦麟都替他老实不客气的说出来了。　　陈案审判在即，蔡元培介绍了汪有龄律师，胡适介绍了刘律师，陈独秀自己定了章行严和彭律师。　　陈独秀对段锡朋说，请律师过多，易引起外间注意。　　因为没有纸笔，陈独秀请段锡朋代为致函给胡适，不烦他们再请律师了。　　经段锡朋等说情，看守所允许陈独秀写信。　　陈12月1日给胡适写信叙述狱中候审情况。　　他希望胡适给他借英文版的亚当·斯密的《原富》等书。　　同时劝胡适专心做学问，“王杨卢骆当时体，不废江河万古流”。　　他听到了社会上关于胡适要从政的传闻。　　谈到自己的将来，陈独秀写道：“我以为也许还是大辟爽快一点!”当时胡适在武汉、长沙等地演讲，没有马上答复陈独秀。　　陈独秀被捕，也引起了住在上海的鲁迅注意。　　他于12月14日写《〈自选集〉自序》时，特地提到陈独秀和自己的早年交往：“我的作品在《新青年》上，步调是和大家大概一致的，所以我想，这些确可以算作那时的‘革命文学’……　　这些也可以说，是“遵命文学”。　　不过我所遵奉的，是那时革命的前驱者的命令，也是我自己所愿意遵奉的命令，决不是皇上的圣旨，也不是金元和真的指挥刀。　　后来《新青年》的团体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 1933年3月5日，鲁迅写《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直接提到陈独秀的名字：“但是《新青年》的编辑者，却一回一回的来催，催几回，我就做一篇，这里我必得记念陈独秀先生，他是催促我做小说最着力的一个。　　就在这个月，陈独秀接到江苏省高等法院对陈独秀等人的起诉书。　　朱隽检察官在准备起诉书时翻阅了10箱材料。　　他在《起诉书》中说：“陈独秀作为共产党左派反对派一党之首脑，宣传共产主义，攻击国民党政府。　　察该被告所为，仅只共产主义宣传，尚未达于暴动程序。　　然以危害民国为目的，集会组织团体，并以文字为叛国宣传，则证凭确实，自应令其负责。　　公审(1)　　1933年4月14日上午9时，江宁地方法院在法刑二庭第一次开审陈独秀等人。　　审判长胡善及推事、检察官、书记官五人升座，章士钊等5位律师入辩护席，然后带入陈独秀等10人。　　闻讯前来参加公审各届人士百余人，挨肩擦背，挤满了旁听席。　　留着短短胡髭的陈独秀面色红润，已无病容。　　他被带进法庭后，四面瞻顾、神情自若。　　审判长胡善问陈独秀姓名年岁籍贯等问题后，问：“对于红军主张如何?”陈独秀答：“红军为特别组织，要先组织苏维埃政府，照现在状况尚用不着红军。　　胡问：“《告党内同志书》一文，内有共党领导实行暴动，曾有人写信去指说现在尚未至革命高潮，国民政府尚不能崩溃，是否是你作的?”陈答：“是有的。　　胡问：“几时生病?”陈答：“去年8月。　　“被捕10人中，有几人认得?”“以政治犯资格，不能详细报告，以政府侦探，只能将个人情形报告。　　陈独秀答。　　“何以要打倒国民政府?”“这是实事，不否认。　　至于理由，可以分三点，简单说明之，(一)现在国民党政治是刺刀政治……　　(二)中国人穷至极点……　　(三)全国人民主张抗日，政府则步步退让……胡善对陈独秀的审讯，一直持续到中午11时33分。　　旁听席上交头接耳、啧啧赞赏。　　第二天，仍在原地审讯。　　昨天审讯了陈独秀、彭述之、濮德治、宋逢春4人。　　第二天审讯王子平、何阿芳、王兆群、郭竟豪、梁有光、王莹堂6人。　　陈独秀在开庭初修正了一下昨日自己的答话，然后被带到庭外等候。　　到了中午，陈独秀又被带到庭上。　　胡善问：“托洛茨基派之最终目的如何，是否为推翻国民党，无产阶级专政?”陈独秀答：“是。　　胡善不再问陈独秀，转问彭述之去了。　　4月20日第三次开庭，这是最后法庭审讯，允许律师辩护和陈独秀等人自辩，因此旁听的人特别多。　　不少人从镇江、无锡、上海专程赶来旁听，法庭门厅、过道、窗外、记者席都站满了人，总计200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