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王勾践-越王勾践-6

因为从这一说法中可以得出结论，在苏联建成的只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础。这种说法之所以在政治上有害，就在于它造成了思想问题上的混乱，同党关于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社会问题的决议相矛盾，使人们对我国已经基本建成了社会主义社会发生怀疑。”莫洛托夫在世人面前承认了自己是个“蹩脚的理论家”。这是下台的前兆。1956 年 6 月 1 日，南斯拉夫总统铁托访问莫斯科。在铁托夫妇到达莫斯科前，苏联塔斯社宣布：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批准了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莫洛托夫辞去苏联外交部长职务的请求。《真理报》主编谢皮洛夫升任新外长。莫洛托夫终于丢掉了外长的职务。这是继贝利亚垮台、马林科夫辞职之后，赫鲁晓夫在取得最高领导权道路上的又一胜利。莫洛托夫自 1939 年担任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以来，除几年短暂的间断外，从事外交工作将近 15 年，其中大部分时间是在斯大林执政时期。他在外事工作中习惯于传统的思想方法。时代变了，苏联的外交政策已明显发生了变化，然而莫洛托夫却还停留在斯大林时期，显然这是令赫鲁晓夫无法容忍的。第七章向个人崇拜发难经过三年时间组织上和政策上的调整后，1956 年 2 月 14—25 日，在赫鲁晓夫的主持下，苏联共产党召开了斯大林逝世后的第一次党代会——苏共第20 次代表大会。有关苏共 20 大召开的消息在半年前已见诸报端。报道说，代表大会将要批准关于第六个五年计划的报告，还将听取苏共中央的总结报告。预计中央的总结报告也将简略地提及社会各界愈来愈关注的“个人崇拜”问题。早在贝利亚被处决之后，中央就成立了以党中央书记波斯别洛夫为首的专门调查委员会，调查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及其后果问题。到苏共 20 大前，根据这个委员会提供的材料，最高法院的军事法庭已恢复了 7379 人的名誉，其中很多人都是死后才恢复名誉的。1955 年，苏联取消了中央和地方国家安全机关中的一长制领导。5 月 24 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下令颁发了《苏联检察机关条例》，并决定重新审查所有的政治犯案件。随着冤假错案的披露，群众要求揭露和改正错误的势头愈来愈猛。在这种情况下，苏共如果再把过去一切错误的责任全部推给贝利亚就愈发难以自圆其说了。赫鲁晓夫在讨论提交 20 大的有关报告的内容时，向主席团提议，应当在总结报告中设专章说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问题。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和马林科大对赫鲁晓夫的这一提议表示反对。他们声称：“这可不是你的个人报告，而是整个中央委员会的总结报告。”接着，赫鲁晓夫又建议，应当从二三十年代曾是党的干部、其后受诬陷而此刻已平反的人当中，选出两三名，让他们在大会上发言。他还特别提名阿·斯涅戈夫和奥·莎图诺夫斯卡娅两人。莎图诺夫斯卡娅曾在党的领导机关中做过多种工作，目前是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负责调查斯大林时期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等问题。他的这一动议同样遭到主席团大多数人的否决。卡冈诺维奇的理由是：“你这是要让当年的被告来审判我们呀。”1956 年 2 月 14 日，苏联共产党第 20 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出席大会的有来自全国各地的代表，以及来自世界 55个国家和地区的共产党、工人党代表团。与前几届代表大会不同的是，大会主席台上没有悬挂斯大林的画像。赫鲁晓夫主持会议并致开幕词。接着，他向代表大会作苏共中央委员会的总结报告。赫鲁晓夫在报告的第一部分“苏联的国际形势”中，提出了“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等三个理论问题，并认为这是不可分割的三个方面。关于两个体系的和平共处问题，赫鲁晓夫说，这是列宁提出的原则，这个原则“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我国外交政策的总路线”。它不是出于权宜的考虑，策略的考虑，“而是苏联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赫鲁晓夫在报告中说，社会主义国家不应有发动侵略战争的动机，也不想用“输出”革命的办法去推翻其他国家的资本主义。它只能在两个体系的和平竞赛中显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吸引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赫鲁晓夫在讲话中还肯定，中国和印度两国总理所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目前条件下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相互间关系的最好准则。赫鲁晓夫在报告中就防止战争的可能性问题说道，过去马克思主义认为，只要帝国主义存在，战争就是不可避免的。这个原理的基础是，当时帝国主义是无所不包的世界体系，反对战争的社会政治力量软弱，组织得不好。现在社会主义已经成为强大的力量，还有一批拥有数亿人口的其他反战国家。因此，“战争并不是不可避免的”。“各国人民保卫和平的斗争越积极，防止新战争的保证就越大”。关于不同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式问题，赫鲁晓夫以列宁关于不同民族走向社会主义将具有不同形式的论断为根据，指出二战后出现的人民民主国家事实上已走上各自的独特道路，中国和平改造工商业以及南斯拉夫经济管理和国家机构的特殊形式证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式将会越来越多样化”，不一定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同内战联系在一起。在历史条件有了根本变化的情况下，某些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也有可能通过议会道路取得政权。“和平竞赛”、“和平共处”、“和平过渡”三条原则与斯大林的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和苏联内外政策的理论有所不同。斯大林对战后国际局势的估计及对苏联总路线的概括是：在两个阵营对立的条件下的“一国社会主义”。社会主义阵营同帝国主义阵营完全针锋相对，战争随时都可能爆发，时刻要提高警惕。在社会主义阵营中，只能以苏联为中心，服从苏联的指挥，实行一种模式，否则即离经叛道。苏南关系的破裂，以及与苏联“列宁格勒案件”相呼应的在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代克等国进行的一系列清洗，都是斯大林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体现。斯大林去世后，以赫鲁晓夫为代表的苏联新领导主动结束了同南斯拉夫之间的冲突，与奥地利缔结了条约，参加了日内瓦四国首脑会议，同德意志联邦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赫鲁晓夫提出的三条原则就是对于上述一系列做法的理论概括。这三条原则，换句话说就是以缓和代替对抗，以协商解决国际争端。在总结报告的第二部分，即“苏联的国内状况”中，赫鲁晓夫一开头就提出：“苏联共产党遵循伟大的列宁的遗训，一直关心重工业的优先发展，因为重工业是发展社会主义经济一切部门、加强我们祖国的国防、增进人民福利的基础。”他接着又说：“这就是我们党的总路线。”他在整个报告中前后五六次强调，今后要继续保持重工业高速度的发展，保证重工业的优先发展。在报告中，他又一次批判了马林科夫的观点。他说：“有一些‘聪明人’居然把轻工业同重工业对立起来，硬说优先发展重工业只有在苏联经济发展的初期才是必要的，现在我们只要加速发展轻工业就行了。”他说，党对那些脱离实际、在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根本问题上造成有害的混乱的空想家的错误作了纠正。接着，赫鲁晓夫提出，在继续保持重工业高速度发展的同时，还要迅速地增加农业产量，扩大消费品生产。他说，第六个五年计划在农业方面的主要任务，是通过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和开垦荒地的办法，使谷物在第六个五年计划结束时年产量达到 110 亿普特。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的具体办法，就是扩大玉米的播种面积。赫鲁晓夫的计划是，使前两年已经开始的垦荒运动，到1956 年至少完成 2300 万公顷到 3000 万公顷的任务。平均每年从新开垦的荒地上至少得到 20亿普特谷物。有了新开垦的土地上所出产的大量商品小麦，国家就可以大胆地扩大乌克兰和北高加索的玉米播种面积，使这些地区大大提高肉类、奶类以及经济作物的产量。赫鲁晓夫在重申了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开垦荒地的方针之后，强调要加强苏维埃法制。他说：“经验表明，社会主义法制稍微削弱一点，就会使苏维埃国家的敌人乘机进行他们卑鄙的破坏活动。”报告特别列举了“列宁格勒案件”，并说中央委员会决心采取恢复正义的措施，恢复那些被无辜判罪的人们的名誉。在报告的第三部分，赫鲁晓夫批判了“个人崇拜”，强调恢复和加强集体领导原则。他说，苏联共产党“坚决反对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精神不相容的个人崇拜，因为个人崇拜把这个或那个活动家变成创造奇迹的英雄，而同时缩小党和群众的作用，降低他们的创造积极性。个人崇拜流行的后果是降低了党的集体领导作用，有时给我们的工作带来了严重的损失”。米高扬在发言中接着赫鲁晓夫的调子对个人崇拜进行了激烈的批判。他说：“我之所以要强调这条老道理，是因为大约 20 年内我们实际上没有集体领导，而流行着早就被马克思、后来又被列宁指责过的个人崇拜。”米高扬还具体地批评了斯大林的观点，他说：“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分析了当前资本主义经济的情况，其中有一些关于美国、英国和法国的大家知道的论点，这些论点对我们未必有帮助，未必是正确的。”这是自 20 年代未布哈林被批判以来，在党的会议上对斯大林的第一次公开批评。2 月 24 日，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结报告的决议》。决议完全赞同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政治路线和实际活动，赞同中央委员会在它的总结报告中所提出的建议和结论。这是以党代表大会决议的方式，肯定了赫鲁晓夫的“三和”理论，恢复党的集体领导，反对个人崇拜，以此作为苏联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大会的一切都按照预想在顺利进行。赫鲁晓夫的报告也得到了良好的反应，但是他并不满意，他为这样一个思想所烦恼：“大会将要结束，大会所通过的一些决议，无非是形式主义地走过场。可下一步该怎么办呢？几十万被枪毙的人仍将使我们的良心不安，这些人包括第 17 次党代表大会上选入中央委员会的 2/3 委员。当时在政治上活跃的党员不是被枪决，就是被镇压了。”在波斯别洛夫委员会所看到的一切沉重地压在他的心头。在大会的一次休息期间，当室内只有主席团的委员时，赫鲁晓夫鼓起勇气，又把在会议前争论不休的问题提了出来，他对主席团的成员们说道：“同志们，我们对波斯别洛夫同志的发现准备怎么办？对所有被捕的和被清洗的人们我们准备怎么办？大会即将闭幕，我们大家又快要分散了，但对斯大林统治下的滥用职权行为却没有说过一句话。现在我们已经无可争辩地证明，他们远不是人民的敌人，他们是一些忠实的男女同志，他们忠于党，忠于十月革命，忠于列宁主义事业，一心为在苏联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努力。我们再也不能让他们被继续流放或关在集中营里了。我们应该想个办法让他们回来。”赫鲁晓夫的话音刚落，休息室就像炸了锅一样，大家七嘴八舌地群起而攻之。伏罗希洛夫叫喊说：“你怎么了，你怎么能这样说话？你以为在代表大会上把这全部东西一摊就可以脱身了吗？你可曾想过，这对我们党和国家的威信将会产生怎样的影响？你不可能把你的讲话保守秘密。消息会泄露出去，说斯大林领导下发生了什么，于是手指就要直接指向我们。对斯大林领导下我们自己充当的角色，我们又能说些什么呢？”卡冈诺维奇也随声附和，用同样的调子激烈反对他。赫鲁晓夫心里明白，他们之所以反对，并不是害怕对党的原则作深入分析，而是想逃避他们在过去的问题上应担负的责任。赫鲁晓夫沉着而冷静地回敬他们，他说：“即使从你们的出发点来看，我仍旧认为掩盖一切是不可能的。迟早会有人要走出监狱或集中营，回到城市，把他们的遭遇告诉他们的亲戚、朋友、同志们和家乡的每一个人。全国和全党将会发现，人们在监狱里花去了 10 年到 15 年的时间——所有这一切又是为了什么？不为什么！对他们的控告是捏造的！他们曾受过审问，对他们提出公诉的理由是捕风捉影地凭空想象出来的！同志们，我请你们再从另一个方面想一想。我们是在主持斯大林去世后的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因此，我们有责任向代表们坦率说明那些年代里党领导的一切行动。我们已经就斯大林逝世后一段期间里我们自己的行动作了说明，但作为斯大林在世时的中央委员，我们也应当讲讲那段时期里的情况。我们怎能装作不知道当时的情况呢？“因此，同志们，我请求你们支持我。代表大会将近结束，代表们即将散去。我们散会以后，新释放的罪犯很快就将陆续回家，就要用他们自己的说法，把他们的遭遇告诉人民。到那时，代表大会的代表们当然要问：‘这怎么行呢？为什么在第 20 次党代表大会上你们没有告诉我们这些骇人听闻的事情呢？你们是一定知道的。’他们问得很有道理，我们将无言以对。要说我们不知道，那是谎言。我们手头有波斯别洛夫的调查材料，我们知道一切。我们知道党内有过高压统治和专横统治，我们必须把我们知道的事情告诉代表大会。”伏罗希洛夫和卡冈诺维奇几乎异口同声地喊起来：“我们将会受到责难！党有权要我们对斯大林领导下发生的事情负责！我们那时也处在领导岗位，即使我们并不知情，那只是活该——我们仍旧要为此受到惩罚的！”赫鲁晓夫回答说：“如果你们考虑到我们党是以民主集中的原则作基础的，那么我们作为党的领导人就没有权利不知道已经发生的事情。我们之中有些人对许多事情不知道，那是因为我们形成了这样一种制度，即人们只把要你知道的事情告诉你，别的事情你一概不必多管。于是我们就不闻不同。但也不是每一个人都处于这种地位。有些人是知情的，有些人甚至在这件脏事中插了手。可是，尽管我们各个人对这些事情应负责任的程度有所不同，我作为 17大以来的一个中央委员，准备向党承担我的一部分责任——即使党认为在专横的做法被强加于党的那一段时期内所有领导人都应受到责备，也在所不辞。”这时，一直在旁静观的莫洛托夫开口了，他说：“你可知道将会带来什么后果？”伏罗希洛夫仍争辩不休，说赫鲁晓夫的设想是没有必要的，而且如果这样做，必然遭到党对主席团成员的愤怒。他反复他说：“是谁要我们这样做的？谁说我们应该告诉代表大会这些事情？”赫鲁晓夫回答说：“没有一个人要我们这样做。可是，罪恶终归是犯下了，是不是？我们至少得对自己承认这一点。人民将会发现那些事情，那是必然的；如果我们闭口不说，他们以后问起我们那些事情来，那他们就已经是在审判我们了。我不愿意发生那样的情况，我也不愿意那样被动地承担责任。我宁愿自己提出这个问题。”最后，经过协商，双方作了妥协。主席团决定：赫鲁晓夫不是在正式大会上，而是在非正式的内部会议上另作一个专门报告，专门报告不以赫鲁晓夫个人的名义，而是以中央委员会的名义；赫鲁晓夫同意不在中央委员会的总结报告中公开批判斯大林搞个人崇拜，而在新的中央委员会选举后，作关于斯大林个人崇拜的第二个报告。2 月 24 日深夜 11 时至 25 日凌晨，在克里姆林宫大厅举行了一次未列入议程的内部会议，外国代表团没有被邀请参加（波兰统一工人党代表团团长、党中央书记贝鲁特，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代表团团长、党中央第一书记拉科西被邀请参加，这是例外）。出席会议的人员中有 100 名在 30 年代遭受迫害，现已恢复名誉、重返工作岗位的早年党的活动分子，这份名单是由赫鲁晓夫亲自审定的。大会由赫鲁晓夫亲自主持，并以第一书记的身份作了题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这个报告即著名的“秘密报告”。赫鲁晓夫在报告的开始时说：“现在我们要谈的问题是，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是怎样形成的，它怎样在一定的阶段变成了一系列极其严重地歪曲党的原则，歪曲党的民主和革命法制的根源党中央委员会认为必须向党的第 20 次代表大会报告一下有关这个问题的材料。”赫鲁晓夫在报告中讲了五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集体领导是苏联共产党领导的最高原则，斯大林破坏了这一原则。赫鲁晓夫说，集体领导是列宁为党制定的布尔什维克原则，“斯大林与列宁不同。他不是耐心地对人们进行工作，循循善诱地教导他们，不是用依靠集体从思想上影响的办法，而是用强迫的办法。他抛开了列宁的说服教育的方法，从思想斗争走上了强迫命令的道路，走上了大规模镇压和恐怖的道路”。赫鲁晓夫谴责斯大林滥用权力，以中央的名义行事，但却不征求中央委员、甚至不征求中央政治局委员们的意见。第二个问题是个人崇拜的最大危害是破坏革命法制，使许许多多过去维护党的路线的无辜的人们遭受迫害。赫鲁晓夫讲道，当苏联基本上建成社会主义、剥削阶级基本上消灭、党的思想敌人在政治上早已被粉碎的情况下，斯大林采用了“人民的敌人”这个概念。“凡是在某一点上不同意斯大林的人，或者只是被怀疑有敌对打算的人，或者仅是受到诬蔑的人，都可以被加上这个罪名，对他们横施镇压，革命法制的一切准则都遭到破坏”。赫鲁晓夫追述了 30 年代肃反运动的过程，指出：大规模恐怖行为的高潮是 1937 年，被诬告犯有反革命罪而遭逮捕的人数，1937 年比 1936年增加了9 倍多。第 17 次党代表大会选举的 139 名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有 98 人遭到逮捕和枪决，占 70％；出席 17 大的有表决权和发言权的1966 名代表，有 1108 人被逮捕，占一大半。赫鲁晓夫谴责国家保安机关使用严刑逼供，以获取虚假的口供；国家保安机关之所以敢于为非作歹，就是因为斯大林的支持。最最粗暴地破坏苏维埃法制，对无罪的人实行严刑拷打，以逼迫他们招供，这种行为是斯大林以联共（布）中央的名义批准的。第三个问题是个人崇拜使苏联在卫国战争中受到不应有的严重损失。赫鲁晓夫说：“斯大林的独一无二的权力给卫国战争带来特别严重的后果。”战争爆发前，苏联通过各种渠道得到不少非常重要的信息，斯大林都主观地予以否定，不采取相应的措施。在希特勒开始军事行动前夕，斯大林又忽视了个别军事首长的提醒，忽视了德国逃兵的口供，甚至忽视了敌军的明显行动。“结果在最初数小时，在最初数天，敌军在我国边境地区歼灭了大量空军、炮兵、军事设施，歼灭了我们大量军事干部，瓦解了部队的指挥，使我们处于无法防止敌军深入国境的局面”。肃反运动摧残了各级有指挥经验的军事干部。第四，个人崇拜阻碍了苏维埃社会的发展。赫鲁晓夫在报告中说，战后时期，斯大林变得更加任性，他破坏苏维埃国家的民族政策，将许多民族大规模地迁出其生息之地。所谓“列宁格勒案件”是伪造出来的。格鲁吉亚的明格尔民族主义组织案件也未经政治局讨论，中央决议是斯大林独自作出的。“南斯拉夫事件”是斯大林臆造和扩大起来的。“医生间谍案件”实际上什么“案件”也没有，只有季玛舒克医生的一封诬告信。第五，产生个人崇拜的根源是斯大林个人的不良品质。赫鲁晓夫在报告中讲道：“个人崇拜达到了如此骇人听闻的规模，主要是因为斯大林本人百般地鼓励和支持对其个人的颂扬。”赫鲁晓夫把斯大林的个人品质归纳为：任性、专横、粗暴、傲慢、滥用职权、病态的猜疑、自我吹嘘和缺乏最基本的谦虚精神，等等。这些不良品质在列宁在世时还只是处于萌芽状态。由于列宁的严肃批评，斯大林在列宁逝世后的初期还稍加检点，以后就发展得越来越严重，到他晚年已经达到今人不能容忍的地步了。赫鲁晓夫在报告的结尾说，个人崇拜助长了党的建设和经济建设中的有害方法，产生了命令主义、各种歪风、掩饰缺点和粉饰现实。而斯大林的悲剧就在于：他认为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党和劳动人民的利益，是为了保卫革命成果所应当做的。“秘密报告”进行了四个多小时，报告内容事先没有经过中央委员会主席团的审查。赫鲁晓夫作报告时手里拿的仅仅是一份提纲。赫鲁晓夫形成文字的能力较差，平时从不亲自起草讲话和报告稿，他或委托写作班子准备，或向速记员口授，让助手加工润色成文。这一次报告由于时间和条件所限，只能在波斯别洛夫委员会提交的专案材料上即兴发挥。赫鲁晓夫的特点之一是，演说中的即兴发挥往往很出色。那些即兴发挥的部分总是他讲话中最精采的地方。据统计，在整个报告中有七次“暴风雨般长时间的掌声”。报告对于没有思想准备的听众来说，感觉只有一个——震惊，其中有几位代表由于身体不适，甚至被抬出了会场。2 月 25 日晚，赫鲁晓夫报告的速记稿经审定后打印成册。出席代表大会的各国共产党代表团应邀来到克里姆林宫，看完速记槁后如数交回，他们被通知说不得做摘录，不得泄密。然而，“秘密报告”的消息还是不胫而走，很快引起了全国的反响。在斯大林的故乡第比利斯爆发了一场骚乱。1956 年 3 月，第比利斯人民群众为纪念斯大林逝世三周年举行集会。在中央广场，斯大林纪念碑前，格鲁吉亚青年高喊“打倒赫鲁晓夫！”“打倒布尔加宁！”“拥护莫洛托夫出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拥护莫洛托夫出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集会很快变成了动乱。一些人准备占领中央电报大楼和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大楼。结果与军队发生了冲突，伤亡数字无法统计，因为伤员大多被亲友掩护起来。第比利斯事件使赫鲁晓夫决定将“秘密报告”部分内容在全国的党的积极分子中间传达。从 3 月中旬开始，全国举行了数万次集会，市委和区委的负责人在会上宣读统一印发的报告材料。接着，又在工厂、商业机关及其他基层组织的党员会议上传达。最后，报告在全国已家喻户晓。“秘密报告”很快又在国外传播开来。6 月初，美国《纽约时报》在世界上最先刊登了赫鲁晓夫的报告。6 月 4 日，美国国务院又把报告印成小册子发行。于是，赫鲁晓夫的名字连同他的“秘密报告”一同闻名于世界。赫鲁晓夫在“秘密报告”中提到的那些事情对于西方世界来说，本不是什么秘密，但是如今出自苏共中央第一书记之口，在全世界仍然引起了很大的震动。美国报刊公布了赫鲁晓夫报告的全文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各国共产党要求苏共中央就报告是否属实作出公开答复；如果属实，他们还要求说明，报告中谴责的那些事情是如何发生的。瑞典共产党机关报《新日报》6 月 20 日发表社论说：“尽管这是令人痛心的，但比保持沉默好，因为沉默会使各种各样的解释、形容和诬蔑成为可能。但是，我们不知道苏共为什么不让全世界得到赫鲁晓夫的演说的权威文本。”英国共产党在 4 月 1 日通过一项决议，要求苏共中央就赫鲁晓夫的报告问题发表一个公开声明。6 月 22 日，英国《工人日报》刊登了英国共产党政治委员会声明，对苏共中央没有就赫鲁晓夫的报告问题发表公开声明表示遗憾，声明说：“发表公开声明本可以使各国共产党人和苏联的忠实朋友充分了解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帮助他们更好地了解所牵涉到的一切。我党没有收到关于赫鲁晓夫同志报告的任何正式文本。”美国共产党也于 1956 年 6 月 25 日发表声明说：“我们认为，苏联共产党本应主动发表这篇演说。我们不能同意这样的看法：所谈到的问题，不管多么令人痛心和可恶，完全是苏联共产党内部的事情。我们不能同意把犯下这样严重错误的原因完全归于一个人。把所有的错误和违反社会主义原则的行为都归于一个人同把苏联社会主义进展中的一切成就和伟大成绩归于一个人一样，都是错误的。”除了对苏联共产党的抱怨之外，不少国家的共产党还提出要根据各国特点，走一条适合自己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应有多个中心。意大利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陶里亚蒂提出：意大利要规划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要继续探求和实现向社会主义发展的意大利道路。陶里亚蒂还说：“由于制度的复杂性，产生了不止一个中心。在共产主义运动中，再也不能谈论唯一的方向，而应该谈论根据不同的道路而取得的进展。”对于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陶里亚蒂说：“苏联的模式已经不能并且也不应该被认为是独一无二的。在共产党统治的每一个国家，必须使客观条件、主观的条件和传统，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在运动的组织形式中产生它们的影响。”6 月 24 日，陶里亚蒂在意大利共产党中央会议上再次强调：苏联建设社会主义所取得的经验，不能解决其他国家共产党所面临的所有问题。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使个人崇拜在苏联共产党和苏联国家生活中作为一种生活准则结束了；“秘密报告”使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摆脱了斯大林的某些教条、僵化思想的束缚；以斯大林模式为社会主义的唯一模式，以苏联共产党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的时代，作为一个历史阶段结束了。然而，“秘密报告”产生的副作用随之而来。东欧一些共产党国家出现了政治危机。在保加利亚，维尔科·契尔文科夫被免去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职务。以托多尔·日夫科夫为首的新领导释放了全部政治犯，为无辜受审并已被处决的共产党人平反，宣布对待拉伊乔·科斯托夫的假审判案为非法审判，并给科斯托夫追授了英雄称号。在波兰发生了“波兹南事件”。事件的起因还得从斯大林时期说起。1948 年苏南冲突后，由于波兰统一工人党第一书记哥穆尔卡不同意苏共和情报局对南斯拉夫采取的极端措施，被撤销职务，关进监狱。此后，党的第一书记贝鲁特在经济上、政治上一味照搬“斯大林模式”，采取了一系列不切合波兰实际的建设社会主义的路线和错误的经济政策，使国民经济发展比例严重失调，物价上涨，人民生活水平降低。波兰国内在政治上大搞阶级斗争，对宗教活动横加干预，践踏人民的民主权利。苏联控制波兰的大国主义行径，又严重损害了波兰人民的民族尊严，群众的不满情绪在滋长。政治上的不满，思想上的混乱，经济上的困难，以及贝鲁特在苏共 20 大期间突然病逝，使波兰国内局势日趋紧张，出现了动荡。波兹南的大罢工是从策盖尔斯基机车车辆厂开始的。该厂在波兰是生产较好的工厂之一，有 120 多年的历史。而且在 1．3 万名职工中，波兰统一工人党党员就有 4600 人。1956 年 1—5 月，策盖尔斯基机车车辆厂没有完成计划，致使工人的报酬连续下降，1956 年的工资甚至比上年还低20％。尽管工人们长时间的抗议，仍没有给予解决。1956 年 5 月 16 日，策盖尔斯基工厂的职工代表在厂内同党中央代表会见。当天的厂报《斯大林卫士》发表了一篇署名文章，批评工厂的失误和缺点。工人们提出了增加工资、降低税收等经济要求。对此，工厂无权决定，立即与机械工业部和党中央联系。工人遂即发出请愿书，并选派代表团前往华沙。6 月11 日，在工厂领导与省的负责人会议上，有人对工厂积极“带头闹事”的人组织集会，提出“无理”要求及给党中央写信等行为发出责难。于是，策盖尔斯基机车车辆厂于 6 月 21 日开始停工举行集会，声称如不满足他们提出的要求，就将举行罢工和上街游行。消息立即传遍了波兹南其他各厂。6 月 22 日，在同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工会中央理事会代表和省人民委员会主席会见时，当局代表再次斥责所谓的“挑衅分子”企图在波兹南“冒险”，会见气氛异常紧张。6 月 23 日，该厂约 3000 人在食堂自发集会，要求答应工人的要求，否则就要上街游行。与会者推选了 27人组成工人代表团到华沙与机械工业部部长交涉。机械工业部同意考虑代表团的部分要求（减少税收可以考虑，但增加工资不行）。代表团返厂后，由波兰党、政、工会负责人组成的中央代表团也前往波兹南，以便就地解决各厂提出的问题，平息工人正在高涨的不满情绪。6 月 28 日，策盖尔斯基机车车辆厂工人们得知当局不答应代表团的要求，群情激愤，走出工厂向斯大林广场进发。波兹南其他工厂的工人和沿途不少群众也自动加入队伍，汇成了浩浩荡荡的游行大军。游行队伍高唱《波兰没有亡》的国歌和《上帝给了波兰什么》、《我们要上帝》等宗教歌曲，高呼“提高工资”、“降低税收”等口号，队伍的大标语上写着：“面包和自由！”在队伍中还出现了政治性的口号：“布尔什维克滚出去！”“俄国佬滚出去！”“我们要自由的波兰！”“我们要求在联合国监督下的自由选举！”在省委大楼，还出现了“这是雇佣大楼！”“杀死叛徒”等标语。示威群众冲向市人委大楼，打碎玻璃窗和电灯，破坏办公室，冲散前来的民警队伍，把列宁的肖像和红旗扔到大街上，抢劫食堂，打伤工作人员。另一部分人则进攻省民警局大楼。上午 9 时 50 分左右，从省邮电局开来一辆广播车，以便更好地指挥示威群众。示威群众和省市领导人都抢着到麦克风前讲话，其中一名上台讲话的领导人被推下讲台并遭毒打。个别煽动分子进行蛊惑人心的演说，声称在波兹南完成了革命，应到克拉科夫、格但斯克和什切青等地去，要求推翻社会主义制度和现政权。这时出现了要求释放政治犯的口号。有人乘机高呼“到姆温斯卡大街去！”“释放政治犯！”“捣毁监狱！”游行队伍在广播车的带领下来到了监狱，高喊“我们受压迫受够了”、“释放无罪的人”等口号，并向监狱岗楼投掷石块、铁棍和竹杆。卫兵企图用水龙头阻挡进攻的人，但没有成功。部分青年沿着绳梯翻墙进入院内，打开了大门。游行队伍一拥而入，用铁棍撬开牢房，放出犯人。示威者在囚犯的参与下大肆抢劫和破坏，并抢得卡宾枪等武器弹药。还有一些人占领了检察院和法院，把档案抛到街上焚烧。接着，游行队伍开始向省公安局聚集。在示威者向公安局冲击时，省公安局局长德沃雅克下令用消防龙头反击。公安人员先向空中后向示威者脚下开枪警告，不少群众被误伤。示威者包围了大楼，用从墙上挖出来的石头和砖头砸门窗；他们占领了汽车库，往楼房内扔装有汽油的啤酒瓶。在双方的对峙中，很多妇女儿童受伤。附近的装甲兵和机械化部队学校在省公安局的要求下，派出 40 人在三辆坦克和两辆装甲车的掩护下开向省公安局。波兹南市民盼望最高当局早点作出决定，以结束这场悲剧。但从华沙传出消息说，在监狱被捣毁、省公安局等处被进攻的情况下，政治解决已不可能。波党中央政治局决定向波兹南派出中央党政代表团（其中有总理约·西伦凯维兹、党中央书记耶日·莫拉夫斯基和国防部副部长斯塔尼斯瓦夫·波普瓦夫斯基大将）。但他们去的目的不是为了政治解决冲突。他们到达波兹南机场后，迅速组成了军事司令部。两个装甲兵团接到命令，于当晚开进波兹南。晚上，第19 坦克师和第 10 苏台德坦克师也开进了波兹南。他们在市内遭到枪击和燃烧瓶的袭击。示威群众从古城堡的塔楼上、波兹南大学大礼堂、大学生宿舍里向坦克射击。部队开炮向被包围的持枪示威者还击。大批警察部队也参加了平乱活动。枪声一直延续到 29 日凌晨。此外，还有两个军和公安部队开到波兹南城郊待命。波兹南事件中死亡 74 人，伤 575 人。伤亡者青年居多。波兹南事件是社会主义国家里第一次出现的工人阶级抗议自己政权的行动。波兹南事件推进了党政民主化的进程，为哥穆尔卡的复出创造了条件。波兹南事件平息后，波兰党政领导人及时采取了一些缓和矛盾的措施，并于 7月召开了党的中央全会，讨论并通过了一系列关于扩大工人民主权利、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及提高人民生活的措施。全会决定给哥穆尔卡恢复名誉，让他重新出来工作。这些措施使国内政治局面趋于稳定。消息一传到莫斯科，赫鲁晓夫马上意识到这表明哥穆尔卡已在波兰东山再起。当时，波兰工人还在游行罢工，集体农庄纷纷解体，哥穆尔卡的复出对事态发展意味着什么呢？这对苏波关系又会带来些什么影响？赫鲁晓夫立即安排苏联党政代表团准备访问波兰。为适应谈判需要，中央主席团任命赫鲁晓夫、米高扬、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等人组团前往，随团前往的还有 10名陆军上将，时间是 10 月 19 日。由于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代表团是“不请自来”，是企图阻止哥穆尔卡的复出，因而华沙机场不准飞机降落。飞机在机场上空盘旋了一小时后称油已耗完，波方才准许降落。波党中央委员会派奥哈布和哥穆尔卡等前往机场迎接。在机场，双方进行了唇枪舌剑的交锋。赫鲁晓夫一下飞机就对波兰人不客气他说：“我们为这个国家流了血，而有人却企图把它出卖给美国人和犹太复国主义者，这绝办不到！”哥穆尔卡毫不示弱地回答说：“我们比你们流了更多的血，我们并没有出卖任何人。”赫鲁晓夫把脸转向说话的人，气哼哼地问奥哈布：“他是谁？” 不等奥哈布回答，哥穆尔卡就回敬道：“我就是被你们关进监牢三年多的哥穆尔卡！” 赫鲁晓夫恼怒地质问奥哈布：“他来这里干什么？”奥哈布左右为难地告诉赫鲁晓夫：“他来这里，是因为我们决定选他为第一书记。” 奥哈布以往一直站在亲苏的立场上，但现在看到形势变成这样，就有些退缩了。在从机场前往市区的途中，双方仍在争论。赫鲁晓夫要求直接前往波党中央全会会场，结果被哥穆尔卡等人婉拒。司机把汽车开往国宾馆——贝尔凡德尔宫，苏共代表团被安排在这里下榻。贝尔凡德尔宫是一座古老宏伟的建筑，曾作为俄国沙皇驻波兰总督、尼古拉一世之弟康斯坦丁的官邸。波兰人的这一安排，也许有某种象征意义。赫鲁晓夫等人到达后，一放下手提包，就立即开始与波兰政治局举行会谈。波兰方面出席会谈的是奥哈布、哥穆尔卡、西伦凯维兹、萨瓦茨基。会谈是在充满怨恨和尖酸刻薄的气氛中进行的。赫鲁晓夫首先拿奥哈布开刀，指责他没有听从他们的劝告早点把哥穆尔卡释放出来，因此他应对整个局势负责。奥哈布十分委屈地为自己辩护说：“你为什么要攻击我呢？我是完了。我不能再做什么事了。”接着，赫鲁晓夫和莫洛托夫又指责波兰领导人“盲目地仿效南斯拉夫”，哥穆尔卡回答说：“我们并未仿效任何人，我们在走我们波兰自己的道路。”在谈到与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时，哥穆尔卡说：“这种关系应建立在国际工人团结、相互信任和权利平等的基础上，相互帮助、相互友好的批评基础上这样才能解决所有争端。在这种相互关系中，每一个国家应拥有充分的独立和自主，独立管理自己国家的权利应该得到完全的尊重。我曾经说过，过去应该是这样，现在也必须这样。遗憾的是，在过去，我们同我们伟大的友好邻邦——苏联的关系却常常不是这样。”会谈进行中，赫鲁晓夫接到苏驻波大使馆的报告，说华沙即将爆发一场真正的“叛乱”，示威者表示支持哥穆尔卡。赫鲁晓夫便与同机来的华沙部队司令科涅夫以及波兰国防部长罗科索夫斯基元帅一起商量，并命令科涅夫元帅调动靠近德国边境驻在波兰西里西亚的苏军向华沙挺进。局势进一步复杂化。当时，几乎所有通往华沙的道路都已处于波兰公安部队的控制之下。负责公安部队的瓦·科马尔将军当时就坐在哥穆尔卡旁边，他向哥穆尔卡报告了苏军调动的情况。华沙盛传苏军调动的情况，甚至说苏联坦克已开到华沙城下。赫鲁晓夫这时对会谈的波兰人威吓道：“华沙已被包围。”哥穆尔卡对赫鲁晓夫说：“赫鲁晓夫同志，我刚刚接到一个报告，说你们的一支部队正在向华沙移动，我请求——我要求——你命令他们停止前进，并返回他们的驻地。否则将会发生一些可怕的和不可逆转的事情。”哥穆尔卡当场对苏联人宣布，在大炮瞄准华沙的情况下，我们不会谈判。如果苏军不撤走，会谈将停止。他宣称，如苏军不解除包围，他将立即通过广播电台向全国人民呼吁。赫鲁晓夫说：“这里一定有误会，你得到的情报不准确。”哥穆尔卡神情紧张地走出去，几分钟后又走回来，非常激动他说：“不，赫鲁晓夫同志，我现在已经得到确切的消息，你们的坦克在移动。”赫鲁晓夫知道，哥穆尔卡已经核对了情况，再坚持下去，很可能会出现僵局。赫鲁晓夫明白，哥穆尔卡与贝鲁特和奥哈布不是一类人，这是一个在监狱中受过磨难、静思过三年的人，他的骨子里有一股倔强的不畏强暴的力量，不是一个等闲之辈。想到这里，赫鲁晓夫只得向科涅夫下令停止前进，但不是让坦克返回驻地，而是三三两两地聚集在一起，暂时打乱行军的队形。同时也把这项命令传达给罗科索夫斯基。赫鲁晓夫被迫下了命令之后，心中十分恼火，便迁怒于哥穆尔卡。他对波兰人说，若想会谈顺利进行下去，最好请哥穆尔卡离开会场，因为他是“局外人”，不能代表波兰统一工人党。这时，西伦凯维兹回敬道：“哥穆尔卡是代表党和全国讲话的。”西伦凯维兹的回答让赫鲁晓夫吃惊不小，甚至有些糊涂了。在他眼里，西伦凯维兹虽然身居总理高位，但威信却不高。在贝鲁特去世和奥哈布升任第一书记之后，波兰领导层曾提出解除西伦凯维兹职务的问题。由于赫鲁晓夫的插手，他才得以保住职位。在那次谈话中，赫鲁晓夫还记得当时是这样对他们讲的：“你们应当记住，你们在战后之所以能够掌权，完全是因为共产党和社会党两党合并的结果。西伦凯维兹同志代表社会党人，如果你们把他推开，就会破坏这个联合，并使统一工人党中的大部分人离心离德。而且，我个人认为西伦凯维兹同志是无愧于部长会议主席这一职位的。”对于他的话，仍然有人提出反对意见。他们争辩说，西伦凯维兹是个坏人，他有一些弱点，等等。赫鲁晓夫还是以他演说家的才能和苏共中央第一书记的地位让他们服从了，他对他们说：“同志们，你们应当理解，如果他看来有些优柔寡断，那只是由于他缺乏自信；他感到得不到你们大家的支持。还有一点，如果你们撤换西伦凯维兹，那么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将会带来很大损害。”赫鲁晓夫当时说这一席话，还有其他的考虑。当时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情况同波兰一样，也是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的联合。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社会党人一直认为，共产党人之所以与社会党进行合并完全是为了本党的利益，因为没有社会民主党的支持，他们就不能取得多数；而共产党的地位一旦稳固之后，他们就把自己的社会民主党伙伴一脚踢开。赫鲁晓夫不愿意让西方的这一说法得到证实。因此，赫鲁晓夫认为，西伦凯维兹的去留，绝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而是有关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事情。在赫鲁晓夫的劝说下，西伦凯维兹最后保住了职位。西伦凯维兹尽管不知道他未被免职的幕后情况，但为了保住他的职位，赫鲁晓夫是做了工作的这一点，西伦凯维兹总该是知道的吧。仅仅因为这一点，西伦凯维兹也应该站在亲苏立场上，帮赫鲁晓夫说话。真没想到他居然明显地站在哥穆尔卡的一边。难道哥穆尔卡的威望真有这么高吗？西伦凯维兹的话音刚落，赫鲁晓夫还没有回过味，刚才还唯唯诺诺、不敢与赫鲁晓夫正面交锋的奥哈布也作了同样的表示。赫鲁晓夫知道，他们两人的态度的变化，完全是因为苏军的推进，这一消息已唤起了两个亲苏分子的民族感情。在民族利益面前，一切成见，一切隔阂都是第二位的。赫鲁晓夫感到了自己的草率与鲁莽，他感到自己的防线开始坍塌西伦凯维兹接着又说：“赫鲁晓大同志，我提醒你，你是在波兰领土上说话。”这话已经再明白不过了。所有波兰人的立场都是一致的，如果再争吵下去，便用不着哥穆尔卡说话，所有的波兰人将用同一口径回答。武力威胁已犯了众怒。赫鲁晓夫自知理亏，为了缓和气氛，便改变了自己的意见，同意哥穆尔卡进入政治局，但要求不把罗科索夫斯基排除在外。罗科索夫斯基尽管生于华沙，但他一生大部分时间是在苏联度过的。1918—1920 年他参加了苏联国内战争，并加入了俄共（布）。他毕业于伏龙芝军事学院，1941—1945 年曾率领苏军参加莫斯科和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库尔斯克大会战以及白俄罗斯、东普鲁士、柏林等战役。他指挥过波兰第一军和其他波兰部队，1944 年获苏联元帅称号，1949 年才回到波兰，任波兰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国防部长、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他在波兰人的眼中是苏联人，至少是苏联在波兰的代理人。尽管他没有做什么对波兰不利的事情，但在波兹南事件之后，全国上下都有一股反苏情绪，此时他的留任无疑是很困难的。西伦凯维兹对此回答说：“政治局候选人名单已公布于众，这个新名单是不能取消的。”与此同时，华沙的广大群众在双方会谈的地点贝尔凡德尔宫外举行了集会和示威游行，以支持和声援哥穆尔卡和波兰代表团，准备自卫和抵抗苏军入城。工厂沸腾了，特别是华沙“热兰”小汽车厂，许多高等院校也沸腾了。工人们还选出自己的代表到军队中串连、做工作，呼吁他们支持哥穆尔卡，支持民族独立。“热兰”小汽车厂的工人用自己厂的汽车随时向党中央报告各地苏军的动向。公安部队根据科马尔将军的命令，守卫着八中全会的会场，把守着通向华沙的各条要道，一方面监视苏军进入华沙的动向，另一方面准备发生武装干涉时进行抵抗。其他部队也做好了保卫中央委员会的准备。华沙周围的郊区和工厂也把群众组织起来。首都四周的 16 个大企业的临时民兵在周未也不回家，坚守岗位值班，随时准备通知工人向城里进军。华沙市委第一书记斯太凡·斯塔舍夫斯基对群众进行政治动员，派市委的一些“演说家”深入工厂和大专院校劝告群众不要主动挑衅，以免苏军借口出兵干涉。总之，大多数工人、学生和波兰军队指战员都站在波兰统一工人党一边，支持中央委员会，反对苏军的干涉。面对波兰人民的爱国主义情绪，赫鲁晓夫考虑再三，决定让步。他对波兰人说，你们选什么人进政治局是你们自己的事。他要求发一个重申波苏友谊的公报。占了上风的哥穆尔卡则回答说：“那是没有意思的。有许多重要的问题首先要解决。”哥穆尔卡就连这个台阶也不给赫鲁晓夫下。此前，罗科索夫斯基告诉赫鲁晓夫，他已经指挥不动波兰军队了。赫鲁晓夫硬着头皮命令科涅夫将进行“军事演习”的苏军撤回出发地。紧张的会谈进行了几乎一昼夜。最后，双方终于达成了协议，发表了一个简短的公报：波兰统一工人党代表团将于近期内前往莫斯科，与苏共中央继续进行会谈。为使赫鲁晓夫安心回国，哥穆尔卡向赫鲁晓夫保证，波苏友好是波兰对外政策的基础，只要苏军撤退，使波苏关系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上，波兰将仍然留在华沙条约组织内。他说：“同苏联相比，华沙条约更符合波兰的切身利益，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相比，波兰更关心华沙条约的巩固。”他还说：“波兰需要苏联的友谊，胜于苏联需要波兰的友谊。” 哥穆尔卡的讲话，使双方紧张的关系缓和了下来，同时也打消了赫鲁晓夫的疑虑。赫鲁晓夫最后代表苏共中央向波兰领导人表示：承认以哥穆尔卡为首的新领导体制；同意把罗科索夫斯基调回苏联；承认波苏贸易中的不平等行为，同意予以补偿。波兰“十月事件”平息了。翌日，赫鲁晓夫率苏共代表团离开华沙回国。第八章多事之秋1956 年的金秋 10 月对于赫鲁晓夫来说并不美好。在他眼里这是个多事之秋。波苏会谈刚一结束，在东欧又发生了匈牙利事件。长期以来，匈牙利劳动人民党总书记拉科西按照苏联的模式处理国内事务，并把苏联对匈牙利的意见都当做至高无上的指示。1948 年苏南冲突后，拉科西按照苏联的要求，在国内发起了清洗“铁托分子”的运动，以防止民族独立的倾向。1950 年前后，匈牙利肃清“铁托分子”的运动达到了高潮。在这股潮流中，西班牙内战时期的英雄，匈牙利国内反法西斯抵抗运动的领袖拉伊克·拉斯洛被戴上了“美国情报机关的代理人”、“霍尔蒂警察局的特务”、“南斯拉夫间谍”的帽子，于 1949 年 9 月 24 日以叛国罪被处以绞刑。同时遭难的还有帕尔菲·久尔吉、瑟尼·蒂博尔等领导人。当时全国的“铁托分子”和“拉伊克分子”达 20 万之多。随后，拉科西又提出了“谁不和我们在一起，谁就是反对我们”的口号，在党内进行大规模的清查运动。许多当年在国内坚持地下斗争、出生入死的党员干部，包括地下斗争时期参加党的活动的将军，都成了清查对象。在党外，大批的作家、记者和民主党派领导人或被处死或被判重刑。1953 年春，全国被关押人数达到 15 万。拉科西在 1944 年 9 月随苏联红军来到匈牙利之前，只有 1918—1919 年不到一年的时间在匈牙利，其余时间不是在监狱就是在苏联度过的，因此他对匈牙利的国情十分陌生。在经济建设中，匈牙利以苏联为榜样，实行了以行政命令为主的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制定了发展钢铁工业的庞大计划，号召把资源贫乏的匈牙利变成一个“钢铁国家”。这一做法的结果使得农业生产备受冷落，一方面对农业的投资减少，另一方面无法向农业提供农业机械和消费品。在行政管理上，强迫农民加入合作社，实行带有强制性的农产品义务交售制，随意提高交售指标，任意压低收购价格，严重地挫伤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使得“一五计划”时期农业生产处于停滞状态。农业生产的低下使轻工业得不到大量的农产品作原料，再加上对轻工业投资比率的下降，直接影响了轻工业的生产。这一时期内生产出来的消费品无论是质量还是数量都大大地下降了。这样一来，从 1951 年到 1953 年，国民经济恶性循环，生产的各项计划指标均未完成，城乡人民生活水平逐年下降。就在匈牙利经济处于全面危机的困难时刻，苏联不但没有给予帮助，反而向匈牙利索取了两亿美元的赔偿。经济困难的匈牙利只能靠农副产品、牲畜和金属原料来偿付巨额的赔款，使得本来就供不应求的农副产品更加短缺。苏共 20 大以后，匈牙利国内要求克服个人崇拜、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实行经济改革的呼声日益高涨。3 月，布达佩斯的新闻记者、作家、知识分子、大学生和党员干部成立了裴多菲俱乐部，选出由 20 人组成的执行局，其中13 人是党员。3 月底，裴多菲俱乐部召开了有 5000 多人参加的大会，会上很多人发言指名批判拉科西和格罗，表示拥护上任两年便被拉科西赶下台的纳吉的改革政策。6 月 27 日，为纪念 1953 年纳吉任总理时实施“六月新政策”三周年，俱乐部举行了辩论会，听众达 6000 多人。会上介绍了 1955 年拉科西将纳吉赶下台的经过，激起广大听众的强烈反响，全体起立，一致要求恢复纳吉的党籍和工作。拉科西认为裴多菲俱乐部的活动具有极大的危险性，必须给予坚决打击。党中央通过决议，指责裴多菲俱乐部进行反党反人民的活动，宣称要严惩“集合在纳吉周围的右派分子”，并准备逮捕一批人。拉科西的高压政策使得人民群众深为不满，政局进一步动荡。这一切让赫鲁晓夫等苏共领导人深感不安。赫鲁晓夫深有感触地慨叹道：“斯大林治理时，人人都听话，没有震荡。现在，他们上台了，就出现了这么多的问题，先是波兰，接着就是匈牙利。”7 月，赫鲁晓夫派米高扬赴匈牙利进行干预。在苏联的压力下，7 月 18 日，拉科西被迫辞去了党中央第一书记的职务，格罗接任第一书记。刚从狱中放出来的卡达尔出任中央书记处书记。米高扬要纳吉出来共同合作，稳定局势。然而，拉科西下台后，格罗对其错误路线并未进行公开揭露。这一切都表明，匈牙利仍然在过去的道路上徘徊。10 月 4 日，纳吉给党中央写信，要求重新审查他的问题，恢复其党籍。党中央对此置之不理。纳吉是在 1953 年 6 月中央扩大会议上接任拉科西总理职务的。他上任后，根据中央扩大会议精神，提出了“新阶段的新政策”，强调“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新经济政策的主要原则”。他主张调整农、轻、重比例，贯彻自愿入社原则，允许农民退社、发展私人小企业，实行对外开放，满足教会的正当要求，加强法制建设，关闭集中营等。“六月新政策”对克服匈牙利的困难起了积极作用。但拉科西和格罗却制定了一个所谓“合理调整计划”与之对抗，同时收集纳吉“材料”，向苏共领导人报告，指责纳吉的政策使匈牙利面临危机。随后，在 1955 年 3 月和 4 月的两次中央全会上，拉科西指责纳吉有个人野心，搞派别活动，反对优先发展重工业，阻挠农业社会主义改造，鼓动农民退社，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并因此撤了他党内外的一切职务。当年 12月，纳吉因“纠集反党集团”、“搞分裂活动”的罪名，被开除出党。对于纳吉的请求，以格罗为首的党中央置之不理。这时，舆论界要求为清洗“铁托分子”运动中的受害者平反的呼声越来越高。裴多菲俱乐部为拉伊克冤案举行了专题讨论会。拉伊克夫人在会上进行了演说，披露拉伊克受害的经过，并讲述了自己在狱中六年的悲惨遭遇。在场听众无不为之震怒。讨论会把要求平反的斗争推向了高潮。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格罗下令释放了 300 多名“铁托分子”，并为拉伊克平反。10 月 6 日，根据党中央的决定，为拉伊克等 4 名被害的领导人举行了国葬仪式，布达佩斯 30 万群众自动上街列队为死者致哀。这次活动成了向拉科西一格罗错误路线示威的行动。此后，全国各地都举行了类似活动，掀起了平反热潮。10 月 13 日，格罗被迫下令逮捕判决拉伊克死刑的前国防部长法尔卡什及其儿子，恢复纳吉的党籍，但已无法平息群众的不满。而格罗这时却看不到国内日趋严重的形势，忙于出国向盟国的领导人去解释新领导班子的良好愿望。党的代表团先后出访了中国、苏联和南斯拉夫，10 月 23 日清晨才从南斯拉夫返回。由他主持的政治局会议仍无视国内紧张的局势，断然否决了布达佩·斯大专院校学生团体联席会议所作出的 10 月 23 日举行声援波兰的示威游行的决定。10 月 22 日，裴多菲俱乐部向中央提出 10 点要求。布达佩斯的大学生也向政府提出了 16 点要求。这两份要求的共同点是：调整与苏联的关系，反对苏联的控制和干涉，争取民族平等和独立；进行政治和经济体制的改革；清算拉科西时期的错误和罪行，改组党政领导。10 月 23 日中午，由大学生组成的游行队伍走上街头。游行有秩序地进行着。学生们散发了学生联合会向党中央政治局提出的“16 点要求”，游行队伍在裴多菲广场和贝姆广场举行了简短的仪式，然后分成两路，一路到国会大厦请愿，另一路向匈电台进发，要求电台广播“16 点要求”，游行队伍不断壮大，许多市民、军人也加入了游行的行列。队伍到达国会大厦时，人数已达 20 多万。游行队伍一路高呼“工人学生团结紧，匈牙利人一条心”，“错误我们已经厌烦，新经济政策赶快实现”，“苏匈友谊——平等、自由”，“让纳吉出来执政”等口号，也有人喊出了“俄国佬，滚回去！”在电台大楼前，由于电台负责人不同意广播“16 点要求”，双方处于紧张的对峙之中。到了晚上，格罗似乎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性，于晚 8 点发表了演说。他在演说中指出：“人民的公敌今天的主要目的是要埋葬工人阶级的政权，松懈我党和光荣的苏联党的关系我们是爱国主义者，不是民族主义者。因此我谴责那些在青年中散布沙文主义的毒素、利用我们的国家给予劳动人民的民主和自由来煽动民族主义性质的示威游行的人们。”格罗的讲话无异于火上浇油，事态更加扩大。当天晚上，劳动人民党中央召开了紧急会议，会上改组了政治局。纳吉和他的一些支持者，如洛松齐·格佐，进入了政治局。纳吉本人还被迫答应出任政府副总理。前总理赫格居斯留任总理，格罗仍是党的第一书记，掌握着实际大权。当天夜里，格罗就向苏联提出了出兵的请求。24 日凌晨，苏军坦克开上布达佩斯街头。在苏军的坦克面前，匈牙利人民感到莫大的侮辱。游行群众同保安部队的冲突，立即转变为匈牙利人与苏联军队的冲突。匈牙利全国最大的“兰帕尔特”兵工厂的工人把工人们和工人区的许多居民武装起来，军官学校的学生们把武器分发给群众，甚至城市边的有些兵营也打开了他们的军火库。大批军人，包括军事院校全体人员及陆军的四个团站在示威群众一边同苏联坦克展开了斗争。这一天，赫鲁晓夫派遣米高扬、苏斯洛夫到达布达佩斯，同匈党领导人讨论当前的时局。此时上台的纳吉实际上已经无法行使正常的领导职责，党政机关已经瘫痪，群众自发建立了工人委员会、民族委员会、革命委员会等政治组织，全国陷入无政府状态。纳吉为使局势稳定下来，于当天下午发表了《告匈牙利人民书》，呼吁停止冲突，恢复秩序。他说，“今后将按照 1953 年 6 月决议精神拟定新的纲领行事。”纲领的要点是，对匈牙利的社会生活实行广泛的民主化，根据匈牙利的具体特点建设社会主义，并从根本上改善匈牙利人民的生活水平。然而，他的呼吁毫无效果，格罗控制下的保安部队和苏军坦克正在与布达佩斯的市民及站在群众一边的部分匈牙利现役军人和警察部队激战。首都街道上的一切交通都中断了。国内外反动势力乘乱破坏，杀害劳动人民党员和无辜的土兵，流血事件不断扩大。下午 2 时，米高扬和苏斯洛夫乘坐一辆装甲车来到匈党中央所在地。他们对格罗进行了指责，说他是个蹩脚的政治家，没有按照“20 大”精神制定新的政策，不听从苏联的劝告去同纳吉和解，他的广播演说不但未能平息事态，反而激怒了人民，等等。他们抱怨格罗对于形势作了“夸大”和“歪曲”的报告，使得莫斯科匆忙作出了派兵进入布达佩斯的决定。这时苏共中央已经意识到格罗的存在只会使问题更加尖锐化，决定改组匈党中央。10 月 25 日下午3 时 12 分，新上任的卡达尔通过广播向全国宣布了匈党中央的最新决定：免去格罗匈劳动人民党第一书记的职务，由卡达尔接任，纳吉主持匈牙利政府的工作。卡达尔在广播演说中还指出，青年的正当和平游行被反革命分子引上了武装进攻人民政权的道路，号召运用一切手段打败反革命武装进攻。这时，米高扬与纳吉举行了会谈，要求采取武力措施迅速镇压暴乱。但纳吉仍主张用和平手段解决问题，拒绝了苏联的要求。事态进一步恶化。10 月 27 日，苏军控制了布达佩斯局势，形势有所好转。但纳吉对局势缺乏清醒的估计，没有采取有力措施打击反革命势力，相反却作出了向反动势力让步的决策。28 日，纳吉政府声明取消国家保安局，成立有暴动者参加的公安军，并要求赫鲁晓夫将苏军撤出布拉佩斯。29 日，米高扬等人再次来到布达佩斯，带来了《苏联政府关于发展和进一步加强苏联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友谊和合作的基础的宣言》。《宣言》表示要在平等的基础上发展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关系，指出匈牙利事件中人民要求纠正错误是正确的，但反革命分子混人运动，企图复辟资本主义。30 日，苏联政府正式公布上述宣言，并宣布苏军撤离布达佩斯。当天下午，纳吉宣布废除一党专政，成立联合政府。然而，新政府已经控制不住局势，加上苏军撤离，反革命势力如脱缰野马，“剑与十字”、“白色卫队”、“血盟”等 250 多个不法组织大肆进行破坏活动。西方资本主义势力通过“美国之音”和“自由欧洲”电台进行煽动，并加紧向匈牙利派遣特务，运送武器。大批流亡分子也由奥地利拥入。与此同时，政府释放了一万多名刑事犯和政治犯，这些人出狱后大多拿起武器屠杀共产党人和无辜群众。刚被释放的红衣主教明曾蒂成了反动势力的领袖，他宣布不承认纳吉政府，要在私有财产基础上建立新制度。30 日这天，武装叛乱发展到最高潮，暴动者攻占了布达佩斯市委机关，杀害了市委书记和守卫大楼的 27 名保安人员。全国各地到处都在屠杀共产党员，捣毁党政机关，把死者倒挂在树上示众，白色恐怖笼罩全国，反革命势力已在运动中起支配作用，致使十月事件向反革命性质转化。莫斯科方面无时无刻不在密切关注匈牙利事态的发展。中央主席团天天在开会。为了进行协商并协调行动，赫鲁晓夫向毛泽东请求派人来一起讨论匈牙利局势。毛泽东答应了赫鲁晓夫的要求，刘少奇奉命飞到了苏联。在斯大林别墅中，双方商讨了一夜。会谈中间，刘少奇多次与毛泽东电话联系。最后，赫鲁晓夫同意了刘少奇不以武力解决的建议。赫鲁晓夫安排刘少奇休息之后，回到自己的住处，但久久不能入眠。在这必须作出明确抉择的历史性时刻——两种决定都有危险。尤其令他忧虑的是，匈牙利共产党的改组和联合政府的建立将会引起东欧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连锁反应，以致纷纷与苏联分庭抗礼，使国内反对派可利用波兰事件、匈牙利事件来向他发难次日早晨，苏共中央主席团召开了全体会议，赫鲁晓夫在会上报告了同中国代表团讨论的结果是不使用武力。接着，他又讲了自己的担心。会议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