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辱二十年

《荣辱二十年：我的股市人生》第一章 《荣辱二十年：我的股市人生》第一章（1）上海篇第一章东渡日本母亲让我走上证券生涯医生的诊断非常明确，母亲是癌症晚期，余下的日子没几个月，这个瘦弱的身躯再也无法为我和我的兄弟姐妹遮风挡雨了。在母亲希冀的目光中，我最终没有放弃东渡日本的机会——只有学到更多的本领，得到更多的力量，我才能让母亲安心地放下她承载了多年的重担。身后的目光1987年秋天，我背着简单的行囊离开了家，前往日本进行为期一年的研修。能够通过重重选拔和考试获得赴日研修的机会，这在当时是非常难得的，但是我离开家的时候，心情却十分沉重，因为此时，我的母亲已经确诊为癌症晚期。在那个没有网络、电话也不普及的年代，出国后唯一能和家中保持联系的方式只有往来缓慢的书信，而研修期间也不能随意地中断学业归国。所以我非常清楚，一旦我决定赴日研修，那么我和母亲就将从此天人永隔。因此，在得到医生的正式通知之后，我决心放弃这次研修机会，陪伴母亲度过她最后的时光。就在这个时候，我的母亲却作出了一个改变我命运的决定，她坚决不让我放弃这个机会，命令我去日本完成研修学业。她让家人、同事轮番劝我，列举了诸如：医疗方面有医院和医生，照顾的人有亲戚朋友，日本离上海不远、有事随时可以回来等等理由。这些勉强寻找出来的理由，在我对母亲的深厚感情面前是那么苍白无力，无法撼动我留下来陪伴母亲的决心。但是，有一个理由我无法反驳——在母亲心中，我是这个家庭的希望，在她即将离去的时候，我有责任接下她身上的重担。第一章东渡日本在街坊邻里眼中，我母亲是个瘦弱而贤惠的女人，但是在我们兄弟姐妹心中，母亲却是这个家庭的脊梁。1966年的一天，我父亲单位的一群造反派青年工人来我家抄家，父亲事先得到消息没回家，于是我母亲被拉到台上去替我父亲挨批斗。躁动的人群中，母亲本来就单薄的身躯更加瘦小，她那么驯服，让低头就低头，让做什么就做什么。即使这样，还有人不满意，让母亲用脖子夹着一张纸，连续几个小时保持这样的姿势。家被抄了以后，父亲没有了工资，只能靠母亲四处打零工让我们这个家庭挺过最艰难的日子。说来奇怪，每次我想起母亲的时候，眼前总是浮现出她拼命低头用脖子夹住那张纸的样子。也许，这种让人感到屈辱的姿势却恰好诠释了母亲的伟大——忍辱负重，竭力保护自己的子女和家庭。医生的诊断非常明确，母亲是癌症晚期，余下的日子没几个月，这个瘦弱的身躯再也无法为我和我的兄弟姐妹遮风挡雨了。在母亲希冀的目光中，我最终没有放弃东渡日本的机会——只有学到更多的本领，得到更多的力量，我才能让母亲安心地放下她承载了多年的重担。我离开家的那一天，家里的气氛很平和。尽管我心中已经明白，此去很可能就是和母亲的永别，但是心中还是存有侥幸万一的想法，不愿意做出生离死别的样子。当时，母亲已经卧病在床不能起身，而我收拾行李时，回想起我去北大荒双河屯插队前和母亲的告别，难抑心中的悲痛。我报名去北大荒，事先没有征求家里人的意见，因此当学校敲锣打鼓送来“喜报”时，家人都惊呆了。很快，我的城市户口注销了，似军装非军装的服装也领回来了，那段时间家里失去了欢笑，母亲流着眼泪为我准备行装，并悄悄往我的行李里装香肠和火腿。出发的那天，我和父亲跟母亲约定：到时候谁都不能哭！但我还是看到母亲满脸的泪水，我赶紧回转身，怕他们看到我已夺眶而出的眼泪。《荣辱二十年：我的股市人生》 第一章 《荣辱二十年：我的股市人生》第一章（2）下乡时期，右一是我我无法忘却母亲为我送行的那一幕，当载着我们的客轮驶至江心，码头上送别的人群已辨认不清，泪眼蒙眬中，我看见一个瘦小的身影不断地挥舞着一根扁担，我知道，那是我的母亲。这一次告别，躺在床上的母亲再也不能往我的行囊里偷偷塞火腿和香肠了，再也无法拼命挥舞那根扁担为我送别了……走下楼梯的我，不敢回头，只能一步一步走向等候我的汽车。到日本之后，每次我写信回家询问母亲的病情，总是能得到一些让我感到宽慰的消息，虽然心存怀疑，但是感情强迫我接受这些“好消息”。直到两个月后的一天，我从噩梦中惊醒，悲痛不已，哽咽声把隔壁的同学都惊醒了。此后，我依然不断接到母亲好转的消息。一年的研修结束后，我回到家，才知道母亲就在我噩梦惊醒的那几天，因伤口突然大出血而去世了。是我的同事和朋友帮助我的家人料理了母亲的后事，他们约好对我隐瞒实情，因为他们知道，我如果中途返回，就意味着放弃了研修。家人告诉我，我出发去日本的那一天，在我下楼后，已经久病不起的母亲硬是让人把她从床上扶起来，站在窗前，静静地凝望着我一步一步地远去，直至我的身影消失，也不愿离开窗前。是母亲的决断，让我走上了证券业这条充满荆棘与光荣的道路。而此后20多年的证券业生涯，无论何种困难和艰辛，甚至是牢狱之灾，都无法让我退缩，因为无论何时，我的身后总有一双充满慈爱、希冀和鼓励的目光。赴日研修生选拔在我被推荐到北京去参加出国研修生的考试之前，甚至那之后，我都不知道要去日本研修什么。只是我的条件刚好满足被推荐的要求，而我的经历和习惯，让我无法放弃任何一次可能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这次出国研修属于中日两国青年的交流项目。在1979年中国推行改革开放政策之后，中日两国的关系处于较好阶段，两国领导人互访时提出了“中日青年友好21世纪”的目标，两国之间从此开始开展青年交流项目。主要由中国青年联合会选派中国青年，送到日本作为研修生，学习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备的知识和技术。因为机会难得，又是国家组织的项目，因此选拔的过程非常严格。先要经过层层筛选，接着要通过相关科目的考试，再进行一段时间的集训之后，才能最终前往日本。当时，对参加这次考试的人员的要求是：年龄35岁以下，科级干部，大学学历，懂日语，当然最根本的要求是政治可靠。我出生于1952年11月，满足35岁以下的年龄限制。而我于1979年进入人民银行上海分行杨浦区办事处工作。1984年，工商银行成立，我又转到工商银行上海分行宝山区办事处工作。我当时的职务是党委成员、计划信贷科科长兼信托分公司和信息分公司经理，主要负责整个宝山区的工商信贷，包括现在大名鼎鼎的宝山钢铁总厂的信贷工作。因此，科级干部的要求，我也符合。在1978年年底我从北大荒回到上海之后，通过在银行专科学校的学习取得了大学学历，也达到了选拔标准。我唯一不怎么有信心的，是我的日语水平。其实，这次赴北京的考试主要就是考察日语水平。我很清楚，我的日语水平应付一般的考试问题不大，但要到北京跟来自全国各省市的高手们竞争，总感到有些底气不足。因为我的日语主要是靠自学，我从北大荒回到上海，没什么正事，正赶上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日语广播课程开课，我就每天一早一晚跟着广播学，学完了日语广播讲座教材一至四册。后来，我又参加了一个夜大日语培训班，学了上海外国语大学的日语教材一至四册以及日语会话等教材。《荣辱二十年：我的股市人生》 第一章 《荣辱二十年：我的股市人生》第一章（3）尽管有些心虚，但是当领导询问我的意愿时，我没有任何犹豫就答应去北京应考。当时我工作的工商银行宝山区办事处是个存差行，日常资金沉淀量较大，有钱腰板硬，日子过得是比较舒服的。而我们为了提高行里的资金收益率，出入上海资金市场，开展银行间资金拆借，并通过信托公司在江、浙等省开展补偿贸易、设备租赁、委托贷款等业务，工作也是干得红红火火、顺风顺水。因此，银行里也有人担心考得不好，反而影响今后的前程，于是放弃了推荐机会。而我能这样干净利落地作出决定，可能和我的性格和经历有关。我是最后一批返城的知青，直到1979年3月才把户口关系转回上海。生活现实让我只能努力为每一个能改变自己命运的细小机会去拼搏。像这样充满风险但能改变自己命运的考试，我其实已经经历过一次了。从北大荒返城后，上海市政府给返城知青提供一次安置机会，但是每个人只有一次机会选择一个职位。当时只有人民银行和中国银行招干，而招干必须经过非常严格的考试，相比之下，招工就非常简单了。尽管办事处一些干部好心劝我，但我还是毫不犹豫地索取了招干申请表。此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我几乎把能够找到的复习资料全部温习了一遍，语文、数学、历史、地理、政治经济学等。在得知还要考会计之后，我又到图书馆借了会计书，把几乎从未接触过的会计分录、会计科目恶补了好几天……我现在依然能记得，在很多考生感觉考得不好、纷纷放弃后续课程考试的情况下，我是怎样硬着头皮考完了全部课程。北京的选拔考试对我来说，只不过是另外一次招干考试而已。所以，在接到上海团市委发出的赴京考试的正式通知后，我利用几天时间，把学过的日语教材全部重新翻了一遍，然后提着一包书，坐上火车就去了北京。赴京赶考到了北京，我和其他考生就住在北京前门大街10号的共青团中央机关招待所。这是用一个地下防空设施改造的招待所，进门就要低着脑袋往下走，每个房间住七八个人。由于地下室空气很潮，所以每个房间都放了一台抽湿机，一天24小时运转，每隔一段时间，蓄水的盆子就满了，需要自己去倒掉……不过，再艰苦的条件也不能影响我们这些年轻人的热情，很快，这些来自全国各地的100多名考生就打成了一片，简陋的招待所变得异常热闹。第二天，全体考生被集中到团中央机关会议室。时任国际联络部部长的邓亚军第一次与我们见面并介绍情况，其讲话的核心内容是外派研修生工作的重要意义，告诉我们，这是加强中日青年交流的一项重要外事活动，活动的目的就是实现两国领导人提出的“中日友好21世纪”的目标。富有口才和国际交往工作经验的邓亚军还强调说，选拔出国研修生是一项政治性、业务性很强的工作，共青团中央领导对这项选拔工作要求很高，被送出去的是最优秀的青年，他们在国外是民间友好使者，回国后将成为现代化建设急需的人才。邓亚军还介绍了那一轮选拔研修生的工作情况。为选拔那一年赴日的研修生，团中央在全国各地设了多个考场，北京考场是其中之一。总体要求是优中选优，最后入选的名额不足百人，将被分为半年期和一年期几个班。虽然邓亚军也鼓励了大家，但是这么低的录取比例，已经让很多人的心开始冷了下来。《荣辱二十年：我的股市人生》 第一章 《荣辱二十年：我的股市人生》第一章（4）第一天的日语笔试，对我来说难度不大。第二天的口试，我被分在第一组。一般来说，考试时大家都不愿排在第一个，都希望前面有人探探路，可我自告奋勇要求排在第一个，因为我清楚，这么多人参加口试，老师提的问题只会越来越难。我进去后，考官提的问题果然不难，都是一些诸如姓名、年龄、在哪里工作、哪天从上海过来之类的问题，就像日常聊天。我回答得也比较流畅。我一边回答，一边看见两个考官同时在我的姓名下画勾，我估计是答题正确的符号。一路下来都很顺利，等我从考场出来，一批学员就忽地把我围起来，唧唧喳喳的，探听口试情况。看到他们焦虑不安的神情，我感到一阵轻松和得意。我考完了，我完全放松了。回到上海，家人和同事都向我打听考试情况，我觉得录取的把握不大，后来工作一忙，也渐渐忘了考试的事。两个月后，我意外地收到了录取通知书，告知我经过选拔和考试，成为了中华青年联合会派往日本的第五届研修生，将赴日学习一年。“洋插队”的生活研修期间对人的最大考验是要耐得住寂寞。在返城之前，我曾经在东北插过队，我就把土插队和洋插队的生活作了比较，结论都是艰苦的，但艰苦的性质不同，前者是物质生活贫乏，后者是精神生活贫乏。到东京“下乡”此次研修的形式主要是到日本的对口企业去学习。在日本的研修费用由日方提供，每人每月8万日元左右，国内的工资待遇照旧。我当时在银行每月104元，在同龄人中已经属于高薪阶层了，而8万日元当时约折合人民币4000多元，我们不了解国外的生活水准，一度有点“发洋财”的兴奋。但是，团中央负责培训的老师告诉我们，日本是一个消费水平很高的国家，如果我们想带回“四大件”和“四小件”，这点钱还得省着花。所谓四大件和四小件指的是电视机、冰箱、音响、摩托车等大件产品和手表、小型录放机等小件产品。国内当时还不能大量生产这些商品，进口的商品加上关税后，价格奇贵，不是一般工薪阶层能承受得起的。而当时国家规定，凡在国外生活半年以上的归国者，可以免税带回四大件和四小件外国商品。老师还提醒我们，在日本，去理发店理发一次需3000日元以上，相当于我们国内一个多月的工资，希望我们带些理发工具去，同学之间互相帮助一下，为此，在出国的前一天，大家又忙着为自己增加装备。后来又听说，日本很多场合必须着正装，当天晚上很多同学又开始互相讨教领带的系法。我们那批研修生分为两个班级。我们班由日本当时执政的自由*党下属青年组织——东京青年会议所负责接纳；另一个班级由日本最大的在野党——社会*党的青年会议所接纳。到了东京，接纳我们这批研修生的日本两大政党暂时摒弃前嫌，在东京一家五星级宾馆为我们举行了隆重的欢迎宴会。会议的议程先是主人致辞，接着是政要讲话，然后是邓亚军以中华青年联合会国际部部长的身份讲话，最后是研修生代表致答谢词。我们班的班长是上海团市委青工部的部长杨启祥，他自知日语不行，于是让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外事办的副主任苏阳登台致辞，苏阳是日语专业出身，不料日本人还是听不懂，只能临时请了翻译。会议中，中日双方都提出，要求全体研修生尽快过语言关。《荣辱二十年：我的股市人生》 第一章 《荣辱二十年：我的股市人生》第一章（5）坦白说，对于会场上的这些致辞、讲话，我只能听懂点意思，因此当时暗下决心，要用最快的速度解决语言障碍，毕竟日方不可能为每个研修生都配上翻译。生活很好，学习很累在欢迎宴会后，每个研修生都被指定了对口企业，我和来自内蒙古东胜市工商银行的张世林，被指派到蓝泽证券株式会社去学习证券业。蓝泽证券是个家族制企业，由当时的社长蓝泽基尔先生的祖父创立，到1987年已有70年的历史。公司本部设在东京都日本桥兜町街，靠近东京证券交易所，如果从东京成田机场到市中心，沿着高架路走，就能看见蓝泽证券公司的大楼。蓝泽证券在日本属于中等规模的综合类证券公司，在日本全国设有近30个分支机构，拥有3000多名员工。1986年，蓝泽证券的利润在日本行业排名中排在第14位，可以说行业地位不低。蓝泽基尔社长当年50岁不到，个子不高，常年西装革履，非常绅士。他是东京青年会议所的成员，这也是我们去该公司研修的原因。在我和张世林去之前，蓝泽证券已经对我们的生活作了精心安排。我们住在公司位于目黑区都立大学附近的寮里。在日语中，寮就是宿舍。那是一幢二层日式木结构小楼，我和张世林住在楼下，每人一间卧室，卧室旁边有卫生间、运动室、管理人房间、食堂和浴室。在我们的楼上，住着公司的四五个单身青年职员。公司为了照顾我们的生活，还专门请了一对来自日本四国岛的老夫妇，为我们做早饭和晚饭（休息日除外）并打扫屋子。尽管是日本餐，却也丰盛可口，其他同学对我和张世林都很羡慕。尽管有这些贴心的照顾，但是研修生活的紧张和艰难程度还是让我们终生难忘。我们每天6点起床，7点准时出门。途中换乘东横线、日比谷线和银座线轻轨和地铁。8点多到公司本部综合部报到，8点半准时在公司培训室听课，12点在公司吃完便当后就开始下午的课程。到晚上6点专业课结束后，我们还要接着补习日语。公司为我们请了东京外国语大学一个学中文的大四学生，帮助我们过日语关，每天两个小时课程。日语补习结束后，我们还要回到公司综合部，这时公司往往还有很多人在加班，我们也不好意思直接回宿舍。日本证券公司的员工都是工作狂，一般*点之前不会离开公司，而且与邻近公司比着干。因此，等我们回到宿舍，一般已是晚上10点左右。在吃饭、洗澡后，我们还要写当天的研修报告。日本方面规定，我们每天必须要填写“研修生每日行动报告”，用日语写满一张纸，第二天交给老师。研修报告写完后，我们还要给家人写信、复习当天学过的专业知识和日语，每天都是深夜12点之后才能休息。有一个周末，负责照顾我们的老夫妇休息，我和小张必须自己做饭。浑身疲惫的我们连做饭的力气都没有，只泡了碗方便面对付了一下。结果，第二天，公司综合部长谷川先生把我们叫了去，严肃指出我们不该吃方便面，因为那是最没营养成分的食品，无法提供足够支撑研修的营养！用一句话概括，我在日本研修的感觉就是：生活很好，学习很累。这种长时间紧张的生活节奏和学习压力，在当年我国的国内机关是难以想象的。当时，我经常感觉自己累得爬都爬不起来，如果在国内，完全可以递上一张假条休息一天，可在日本，我们不敢放松自己。《荣辱二十年：我的股市人生》 第一章 《荣辱二十年：我的股市人生》第一章（6）漆岛课长和几位“老乡”除了上述的紧张生活，研修期间对人的最大考验是要耐得住寂寞。我曾经在北大荒插过队，我就把土插队和洋插队的生活作了比较，结论都是艰苦的，但艰苦的性质不同——前者是物质生活贫乏，后者是精神生活贫乏。当年在农村，物质生活异常贫乏，但一大帮同龄人相聚在一起，每天海阔天空地胡侃一阵，并不觉得日子难熬。可在日本最初的3个月，从国内去的每个人都感觉时间流逝得异常缓慢。班里有位去大阪研修的同学，在大阪生活了才两个月就受不了了。他浑身不舒服，怀疑自己得了什么病，闹着要回国。日本方面把他送到医院做了全面检查，医生认为他没病，主要是对陌生的生活环境的无法适应引起了精神问题。于是，国内指示班里一定要做好工作，让他坚持研修，不要半途而废。但这位同学最终还是没能坚持下来，提前回国，这也是我们班里唯一放弃学业的同学。很快，日本方面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特地安排了几次班级活动，看日本相扑，游富士山、箱根，让大家从紧张的研修生活中走出来，放松一下。而蓝泽证券公司有活动时也会带上我和小张。很快，我们在日本也结识了几个朋友。我和小张的带班老师是综合部的漆岛课长。个子不高、满脸严肃的漆岛先生做事特别认真，他每天会用红笔在我们的研修报告上批注修改意见，并让我们改正。初期，研修报告还有内容可写，时间一长，每天就得挖空心思才能完成这份研修报告。这些研修报告由带班老师上交给东京青年会议所。漆岛先生来蓝泽证券之前是政府公务员，充满日本人的优越感，我们与他的初期交往并不是很愉快。每看到什么，他就喜欢问我们这东西中国有没有。小张为人老实，常常直接回答说中国没有这东西。我有些生气，提醒小张，以后你应该说这些东西你们东胜市没有，而不能说中国没有。时间一长，漆岛先生自然对我和小张有些态度不一，我和漆岛先生之间的关系火药味渐浓，最终我俩的冲突在一次测验中爆发。那次测验题是日本证券从业资格考试的内容，漆岛先生的目的是检验我们的学习情况，并不是什么重要考试。我和小张的答案差异不大，漆岛先生却有意在评分上给我们拉开了距离。联想到他一段时间对我的态度，我再也无法忍耐，把两张试卷甩给了他，质问他这样评判分数的理由。这种事在日本是极少见的，因为日本人对上司向来是逆来顺受。漆岛先生哪里见过这样叛逆的学生，自然暴跳如雷。可第二天，漆岛先生却意外地找我交心，向我致歉，说他对中国不了解。此后，漆岛先生对我们的态度都变得非常友善。在日本结交的朋友中，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三和铁器的西川先生。西川先生比我们大几岁，有中国情结。“*”期间，他就曾悄悄跑到中国来当红卫兵，到中国农村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他并不懂中文，却会唱很多当年的革命歌曲。西川先生对中国人非常友好，我们这批研修生中，我和张世林更是得到他不少照顾。在神奈川县厚木市研修时，我还遇到了少年时在我国东北生活过的小杉先生，因为我有在东北插队的经历，小杉先生与我一见如故。当时他刚抛售了4年日本研修期间，左起：张世林、漆岛先生、我《荣辱二十年：我的股市人生》 第一章 《荣辱二十年：我的股市人生》第一章（7）前买的“大都工业”股票，扣除手续费和交易税后赚了1亿日元，兴高采烈之下请我们好好地喝了几回。收获梦想既有热情，又有冷漠，偶尔还有怀有敌意的异国人士，我们似客、似学生，又似被布施的对象。虽然天天欢笑堆在脸上，但是对家人的思念，对祖国前程的苦思，却整天交织在心头……把证券听成政权20世纪80年代初，野村证券在上海办了两期证券学习班，我也参加了学习，但没有特别深刻的体会。事实上，那个年代，很少有人听说证券业务，而我们读书时有门主课叫政治经济学，课本上，股票和股票交易所仍被认为是腐朽的资本主义产物。当时“*”已经结束，人们的思维日渐活跃，上课时师生之间常常会就教材中的经济理论进行激烈争论，股票和证券交易也是争论的问题之一。虽然争论较多，但大家始终没弄明白股票和股票市场对社会的积极意义到底是什么。因此，当宣布每个研修生的研修课题时，我的研修课题引起了小小的骚动。“阚治东和张世林，研修证券。”“政权？怎么还研修政治问题？”我听到旁边有人小声嘀咕。虽然我没有把证券误听为政权，但是我还是觉得一片茫然。但到日本之后，这种茫然很快就被强大的日本证券业及相关金融行业转化为一种震撼。蓝泽证券位于东京中央区日本桥，尽管日本桥没有商业街那样喧嚣，可它是与纽约华尔街齐名的金融街。在日本桥那一带，坐落着世界最大股票交易市场之一的东京证券交易所，还拥挤着日本70多家证券公司的总部。从日本最大的投资银行野村证券大楼，到名不见经传的小证券公司聚集的证券大楼，一眼望去皆是证券公司的招牌。日本桥那一带，还是日本的证券情报中心。那里聚集了日本主要证券金融报纸、期刊的总社。通过一张张无偿或有偿的情报传递网络，投资者不仅可以随时了解日本股市、债券、兑换市场行情以及与这些市场相关联的经济信息，还随时可以了解世界各大证券市场的行情。日本桥那一带，还有日本最大的证券情报资料库。里面存放着日本证券行业完整的历史资料，包括各时期的证券法规、证券交易统计资料、上市公司资料及各种报刊杂志档案。日本桥那一带，还有无数与证券业相关联的公司。如结算登记公司、证券金融公司、证券抵当公司、证券投资信托公司等。这些公司依靠证券交易而存活，而证券交易又由于这些公司的存在而变得便利。从蓝泽证券本部大楼走10多分钟，就可以到达东京证券交易所。当时在东京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司有1551家，时价总额达到430兆日元，占世界股票市场总额约40%。1987年，东京证券交易所平均每日成交股票96亿股，成交金额9151亿日元，巨大的资金洪流滚滚不息，它既是日本这个经济巨人身上不断循环的血液，又是调节日本经济平衡发展的润滑剂。东京证券股票价格指数上下浮动100日元，就意味着日本投资者拥有的金融资产增加或减少20兆日元。那里每一丝的变动都牵动着日本千万投资者的神经，波及世界各地证券市场。我们曾以蓝泽证券工作人员的身份在大阪证券交易所交易大厅工作了几天，感受了证券交易中时起时伏的热烈气氛，也学到了不少东西。我现在依然能够用手势表示多种日本股票的名称，如“富士重工”就是先比画一个象形山，意为“富士”，再单手上举，意为“重工”。《荣辱二十年：我的股市人生》 第一章 《荣辱二十年：我的股市人生》第一章（8）在日本证券公司实习当时日本有255家证券公司，下设分公司1767个。其中，野村证券最大，1987年营业收入达到818兆日元，日本全行业纳税排名第一，超过东京电力、丰田汽车等大型企业。野村证券由此成为我们早期证券业的一个梦，“做中国的野村、做中国的美林”，成为一代证券人追求的梦想。日本证券公司内部等级森严，讲究礼仪：男职员必须着西装领带，女职员则穿公司发的统一服装。各公司的服装款色不一，因而从服装颜色可辨别该职员属于哪家公司。据说，日本桥那一带是日本最文明的地区，就我研修期间所见，确实名不虚传，人与人相见，都是主动打招呼。证券公司职员的工作很辛苦。仅以蓝泽证券公司本部为例，一般工作人员早上７点左右就陆续到岗，女职员可以晚上７点左右回家，但男职员工作至晚上１０点是很正常的事。日本不少女青年不喜欢找证券公司的职员做对象，就是嫌他们早出晚归，在家时间太少。1987年与蓝泽证券社长等在一起证券公司的每个前台职员都拥有数量不等的客户，并掌握这些客户的详细资料。在交易所交易时间内，这些职员在公司观注行情变化，并通过电话向客户通报相关的行情信息，从而在客户那里获得买卖委托单。不少职员桌子上的电话多达６部，很多时候都是两部电话同时架在耳朵上，回答客户关于各家公司股票的开盘价、高值、低值、现值以及买卖预约等一系列的问题。一个前台职员的业绩如何，主要通过其代理买卖手续费收入体现，他们的收入差别也很明显。以蓝泽证券上野分公司为例，该分公司拥有前台职员10名，1988年2月的21个营业日中，人均手续费收入为676万日元，最高的为1762万日元，最少的只有16万日元。证券公司给每个职员下达指标，并且把每个职员每天的手续费收入打印出来，给本人确认后盖章，每月还排出手续费收入的前几位，向全公司公布。手续费收入关系到年终奖和职务升迁，因此每个职员对手续费收入都非常重视。决定一个职员手续费收入的主要因素，是其拥有的客户数量和客户的殷实程度。每个职员都有不断发展客户的任务，尤其是那些新职员，任务更为艰巨，每个客户都得凭自己的不懈努力争取过来。我曾随蓝泽证券职员全程了解和体会过这项工作。坦率地说，证券公司的职员们基本上都不喜欢这项工作，每个人都是硬着头皮、赔着笑脸拼命干。有一次，我随蓝泽公司越谷支店的一名职员去发展客户，路上他对我说他最讨厌这项工作。那天我们开车去了越谷市郊区的一个住宅区，挨门挨户作自我介绍：“我是蓝泽证券的某某，现向您致礼来了”，或“在您很忙的时候来打扰了”等等。有些人家还算客气，你按了门铃会打开门应付你几句，但更多的人家干脆通过通话器对你说声“行了，行了”，再啰唆几声，主人就烦了，“我正忙着呢！”无奈之下，只能连赔不是，临走时，还得往信箱扔一份纪念品，当然也忘不了再附上一张名片。一条街走下来，我对这项工作的难度有了切身的体会。证券公司的营业员有许多辨别潜在客户殷实程度的经验：一户人家的汽车是豪华型还是普通型，房屋建筑的新旧，院子里花草的珍奇程度，甚至连晾晒的衣服，都可能成为他们物色客户的依据。一旦选中目标对象，就一次又一次地上门宣传、电话联系，哪怕被人家赶出来也不气馁。大部分客户都是以这样的方式被慢慢发展起来的。《荣辱二十年：我的股市人生》 第一章 《荣辱二十年：我的股市人生》第一章（9）不过，这种种辛苦背后是丰厚的收入和强大的绩效激励机制。日本证券行业的收入高于其他行业，同时公司内部的收入差异非常悬殊。蓝泽证券的新职员月薪10万日元，而有的老职员月收入高达500万日元。一般职员不会怀疑制度的合理性，只是暗暗勉励自己“好好干，我以后也会拿这么多”。到了年终，每个职员都可以拿到一份年终奖。蓝泽证券公司1986年人均年终奖为200万日元，折合人民币10万余元，今天听来可能并不多，可要知道，当年在我们国内,“万元户”可就算有钱人了。“操盘”5000万日元在日本研修期间，我考察了日本股市的投资者。原来我们以为这些投资者应该是西装革履、精明强干的形象，不料各分公司营业厅的客户中，竟然是老人、家庭妇女的人数最多。这与日本妇女婚后一般不再工作，在家充当“大藏大臣”的习俗有关。日本的大藏省相当于我国的财政部，大藏大臣就是财政部长。那些密密麻麻的行情数据，我们看久了都会发晕，她们竟能一看数小时，时而一言不发、注目凝视，时而快速查阅资料，出现令其满意的行情，不少客户还击掌几下。指导老师告诉我们：“唯有身临其境，才能如此专心。”在分公司研修时，好几个分公司给我们出了假设题：“假设你们手里拥有5000万日元。今天选股投资，然后运作，把运作理由做好笔记。你们离开时总结投资盈亏并且叙述原因。”我和张世林像真的有5000万日元一样，每天敲击电脑，翻看资料，忙得不亦乐乎。在蓝泽证券股票部，我真正认识了股票，了解了股票委托买卖的全部知识；在债券部，我进一步充实了对各种债券的知识；在国际部，我重点研究了日本证券市场的国际化进程；在清算交割部，我了解了各种证券交易清算交割程序；在电脑部，我第一次接触了与证券交易相关的电脑设备，了解了日本证券交易的电子化进程；在资产运作部，我初步了解了证券公司的自营买卖；在证券情况部，我认识了证券研究对证券业务的重要性。蓝泽证券公司安排我们到大阪、名古屋、富士、清水、厚木等地的20多个分公司去实习，期间，我和蓝泽证券的证券经纪人一起，走街串巷，了解日本证券经纪业务的运作过程，结识了日本证券公司的客户，从中也体会了证券经纪人的艰辛。亲历“黑色星期一”在我们没有去日本之前，谈起股市，眼前时常会浮现血本无归的投资者跳楼等血淋淋的场面。而在日本，我“有幸”亲历了被称为“黑色星期一”的世界性股市大暴跌。1987年10月19日，星期一上午，一向沉稳的漆岛老师一反常态，大声对我们说：“不好了，出大事了！快走，去看看！”等我们赶到东京证券交易所，发现参观走廊上挤满了人，人们焦虑不安地透过玻璃注视着交易大厅。交易大厅一片混乱，各个交易柜台挤满了人，无法递进去的委托单散落在地面上，几乎铺满了一层。“抛单，都是抛单。”我身边有人嘀咕。雪片般的抛单，或通过电话，或通过交易大厅外各证券公司电脑机房的员工跑步送到经纪席位，穿梭在大厅内的女职员没有了往日的矜持，步幅失去了规定的节奏。“世界空前大灾难”、“黑色星期一”、“股市大暴跌”，这些恐怖的黑体字标题随即占据了日本所有媒体。日经指数从2664881点的高值骤然下跌了23%，东京证券交易所股票市值蒸发了100多万亿日元，日本人均金融资产消失近百万日元。《荣辱二十年：我的股市人生》 第一章 《荣辱二十年：我的股市人生》第一章（10）公司里，地铁上，从那一张张近乎绝望的脸上，我看到了股市的另一面。但是，真实的情况和我们以往从教科书上看到的还是有些不同。“黑色星期一”爆发之后，日本不少记者整天徘徊在东京日本桥一带，希望碰上跳楼、撞汽车之类的爆炸性新闻，但结果用他们的话来说就是，“连个死耗子也没见到”。日本股票市场一度阴云笼罩，但不久便很快复苏了。1988年4月7日，日经指数创出2676922点的历史新高。日本一度取代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股票市场，蓝泽证券的日交易量也由此不断创下历史新高。我和小张也多次拿到过公司派发的被称为“大入”的红包，每次红包有5000日元或10000日元。收获梦想在日本研修的最后一个月，我是在东京证券图书馆里度过的。在那里，我几乎翻阅了所有能够找到的资料，每天从早上8点半坐到下午5点半。那一个月，不仅仅是完成研修报告，更多的是了解日本证券市场的发展历史。在日本期间，我以《漫步日本证券市场》为总题，为国内一家媒体撰写专栏，一共写了10多篇介绍日本证券市场的系列文章，如《日本的金融中心》、《东京证券交易所》、《日本证券公司》、《日本证券公司职员》、《日本股票投资者》、《日本证券情报》、《日本证券国际化进程》、《日本证券公司分配制度简介》、《浅谈日本商业服务接待》等，目的是提高自己对日本证券市场的观察能力，同时也向国内读者介绍自己在日本证券业的所见所闻。研修结束，日本东京青年会议所组织了研修报告会，每个研修生宣读了自己的研修报告，并向日方递交了用日语书写的报告，日方则向每个研修生颁发了研修结业证书。从日本归来回到北京，我也进行了总结。我在专业研修报告之外，还向组织上递交了一份厚厚的《赴日研修个人总结报告》，其中谈到一年海外研修的体会：“这一年的研修生活是人生难得的锻炼机会，在充满异国情趣和与我们不同的社会制度的环境下，既有热情，又有冷漠，偶尔还有怀有敌意的异国人士，我们似客、似学生，又似被布施的对象。虽然天天欢笑堆在脸上，但是对家人的思念，对祖国前程的苦思，却整天交织在心头……”“这一年虽身居异国他乡，但无时无刻不在怀念国内的一切。每天的电视新闻里面最注意的是与我国相关的新闻，每天的《经济新闻》、《朝日新闻》、《读卖新闻》等报纸拿到手，首先翻到国际版，每天回到家里第一件事就是阅读《人民日报》海外版。即使参观游玩，留下印象最深的也是与我国有关联的人文景观。我坚定地相信，我国如继续保持现在的发展势头，我们的子孙再到国外，就不会像我们今天这样寒酸了。”《荣辱二十年：我的股市人生》 第二章 《荣辱二十年：我的股市人生》 第二章（1）筚路蓝缕无数个第一静安证券业务部已不复存在，我听之深感惋惜。静安证券业务部完全有望成为近代文物，因为它至少可以告诉后人，中国的证券业是从那里起步的。新的岗位研修结束后，我们分别回到了原先的单位。回国前，对我的工作安排已有几种说法，其中较为肯定的说法是留在宝山区办事处任副主任，准备接老主任的班。当时中国工商银行上海分行的行长毛应梁去我们办事处检查工作，听到此事后说：“不行，行里发展证券业务正需要这方面的人才。”随后就下调令，让我去工商银行上海信托投资公司担任副总经理，主管证券和投资业务。我从1984年起就兼任工商银行上海信托投资公司宝山分公司经理，因此，我对该公司并不陌生。当时上海信托投资公司设在外白渡桥北端，如今的俄罗斯驻上海领事馆对面的浦江饭店。公司设有两个业务部门，其中业务二部从事证券业务，下辖静安、虹口两个证券业务部。公司的证券业务知名度不低：静安证券业务部是全国最早成立并开办股票交易的证券业务部，在国内有很高知名度，也是当时上海改革开放的一个形象窗口；虹口证券业务部成立后负责承销了豫园商城股票，也是声名显赫。尽管名气很大，但公司的证券业务实际很弱小：公司主要的盈利业务是委托贷款、设备租赁，除此之外还在股权投资业务方面做了20多个项目。1988年，全公司全年净利润有5000多万元，但是两个证券业务部一年的总收入只有40多万元，相比之下实在是微不足道。总之，公司的证券业务有名而无利，引不起公司的重视。第二章筚路蓝缕在这种情况下，证券业务部内部也是矛盾重重，人心涣散。静安、虹口两个证券业务部互不服气，很少往来。而业务二部经理黄贵显不习惯机关“一张报纸一杯茶”的工作氛围，待在静安业务部不愿到公司来，办公室连张桌子也没有，群龙无首之下，公司职员的精神状态更是令人失望。业务二部的职员有虞志皓和朱德明，后来又新来了强纪英，这几个都是科级干部。办公室里还有陆文清、郭纯、俞燕国和姜华等几个年轻人，他们主要是帮助搞后勤和写材料。如今很难想象，这些后来在中国证券业显赫不已的名字，当年的一段时间里基本上可以说是无所事事。后来曾担任过富国基金公司董事长的虞志皓，当时整天晃悠，想做事但不知做什么；朱德明后来曾任申银证券的行政部经理，但他当时最多是到投资的几个企业走走；从分行宣传处调来的郭纯，后任申银万国证券国际业务总部总经理、香港公司负责人，当年他就是整天看书消磨时间；陆文清从加蓬大使馆回来后任申银万国证券副总裁,但他当时只是帮办公室主任干点杂活。“证券业不是花架子，更不是形象工程”，这是我到信托投资公司开会时讲得最多的问题。为了形成有效的工作秩序，我上任第二天，就在业务二部办公室为黄贵显安了张办公桌，把老黄请来主持业务二部工作。业务部成了“旅游景点”1988年以前，国内没有专业的证券公司，证券业恢复和起步阶段，唱主角的是信托投资公司，工商银行上海信托投资公司静安证券业务部是全国第一个证券业务部。１９８６年，上海市市长召开金融改革座谈会，静安证券业务部的胡瑞荃参加了座谈并“放了一炮”。在会上，老胡说：“两年前上海已经发行了股票，但由于股票不能交易，许多持有股票的人非常有意见，特别是那些由于出国等原因要离开上海的人，意见更大。”接着他就问：“能不能允许建立一个小型的证券交易场所，方便这些群众。”话题立即引起时任上海市长的*同志的关注，他当即询问在场的人民银行上海分行行长李祥瑞可不可行，李行长回答可以研究。不久，人民银行上海分行正式给予批复，同意工商银行上海信托投资公司成立静安证券业务部，开办股票交易。《荣辱二十年：我的股市人生》 第二章 《荣辱二十年：我的股市人生》 第二章（2）最初的静安证券业务部位于上海市南京西路，面积只有12平方米，之前在这里营业的是个理发店。静安证券业务部最初的几名员工都来自工商银行静安办事处，有两个员工年纪比黄贵显和胡瑞荃还大，最小的也有三十四五岁，属于照顾性的工作安排。这些同志后来都参与了申银证券公司初创期的工作，成为申银证券早期的干部。静安证券业务部最初的业务就是那几只股票的交易，每天没有几笔买卖，状况并没有媒体说的那么热闹。但是，海外媒体却认为这是中国进行金融改革的一个强烈信号。１９８６年１１月，纽约证券交易所董事长约翰?凡尔霖到北京参加中美金融市场研讨会，会议期间受到*同志的接见。其间，凡尔霖向小平同志赠送了一枚纽约证券交易所的证章，小平同志回赠了由人民银行上海分行为其准备的一张工商银行上海信托投资公司主承销的飞乐音响公司的股票，并告知上海已有一家小型的证券交易场所。美国朋友和各国媒体立即捕捉到这一不寻常的信息，凡尔霖到上海后，执意要去静安证券业务部看看。上海方面为此专门派人考察了静安证券业务部，发现条件差，地方小，可看性不强，连个卫生设备也没有，万一客人要去洗手间，难道请他们去对面的公共厕所？他们认为静安证券业务部根本不具备接待重要外宾的条件，上海方面也就婉言谢绝了华尔街大亨们的要求。但是，美国人的个性很执拗，想做的事一定要做成。凡尔霖一行自行乘车来到静安业务部，小小的业务部一时间热闹非凡。当凡尔霖和静安证券业务部经理黄贵显的手紧紧握在一起的时候，西方媒体记者纷纷用镜头捕捉了这一瞬间，称之为“世界上最大的证券交易所主席与世界上最小的证券交易所经理的合影”。那天，得知凡尔霖执意要到静安证券业务部，上海警方派人过来做先期安全保卫工作，那个警员拿着地址，找了半天才找到业务部，看了之后说：“美国人真怪，怎么拣这么个破地方参观？”在很多来访者眼里，特别是那些海外来访者，静安证券业务部的确是太简陋了，大门进去是一排高高的柜台，柜台后面的墙上挂了一排黑板，黑板上写着各种股票和各个年份国库券的买入价和卖出价。在当时，我们的计算工具靠算盘，不少来参观的外宾拿着算盘不知是何物，充满了新奇感。纽约证券交易所主席约翰?凡尔霖拜访静安证券业务部左起：黄贵显、李祥瑞、凡尔霖自从凡尔霖拜访静安证券业务部一事见诸报端，静安证券业务部就变成了一个重要的“旅游景点”。证券交易业务量不大，接待任务却不轻，几乎每天都要接待好几批海内外的来访者。引进“人才”，更新硬件一个证券业务部变成一个“旅游景点”，绝非我们的本意。为了让这个“旅游景点”恢复其本来的功能，我上任之后开始引进人才，规范运营管理。我引进的第一批人才，是我早年结识的一批上海证券业的老前辈，旧上海证券交易所的七位老经纪人：吴仕禁、林乐耕、施之敏、魏少庭、龚懋德、王渭熊、穆壮武。这几位老先生都曾经在旧上海的证券业叱咤风云，《中国第一股：申银十年风云录》一书中就记载了几位老先生的故事。其中林乐耕老先生曾经“租了12间写字间，装了80部电话，光号子雇人就120个，每天进账10根大条子”，“到了上海解放，6月10日清晨，解放军包围了证券大楼，捉进去238个人，封掉了上海证券交易所一切交易”，“林先生幸好那天不在里面，没被捉。小广东周汉卿、徐长和、穆壮武统统被捉进去了，被关在思南路第一看守所，足足关了129天”。《荣辱二十年：我的股市人生》 第二章 《荣辱二十年：我的股市人生》 第二章（3）37年后，证券交易重归上海，几位老前辈对此感叹不已。对于我邀请他们作为工商银行上海信托投资公司的证券业务顾问，他们也是欣然答应。当年他们曾向我提议：缩小买卖差价，加快挂牌国债和股票的价格变化频率。为此，我请几位老先生分别坐镇静安、虹口证券业务部，由他们根据交易情况，拿出各类证券买卖价格变动的意见。尽管几位老先生中年龄最小的也有80多岁，但他们仍像年轻人一样，每天早早就来到证券业务部，认真地履行职责。而硬件的更新则是从显示行情的小黑板开始的。为了支持电子管显示板，静安证券业务部使用了国内证券业的第一台电脑。当时，黄贵显、胡瑞荃向我提出要买台电脑，但是那时一台电脑要三四万元，是一笔很大的投资，大家舍不得买。最后一合计，决定向上海计算机公司租一台。坦率地说，那台电脑初期的作用并不大，就是控制电子行情板，或打个“欢迎某某访问团”的标语。但是，证券业用上了电脑，在当时变成了大新闻，《新闻报》报道说：“上海静安证券业务部在全国率先用电脑处理证券交易，内容有股东管理、证券行情、股价指数等。”中国证券业的发祥地静安证券业务部的小黑板变成了电子管显示板，硬件算是上去了，但是这还远远不够。一天，公司业务二部经理黄贵显、静安证券业务部经理胡瑞荃以及业务部的边晓敌到我办公室，探讨股票指数编制的问题。他们告诉我，他们打算编制一个指数，并拿出一个笔记本，记录了他们初步的编制方法和1986年以来的编制数据，他们拿不准编制方法是否准确，因此没往外拿。那时国内证券市场还处于发展初期，交易中的股票数量有限，对股票指数的需求并不很迫切，但静安证券业务部想填补股票指数这一空白，我理解他们的心情。当天回家，我就参考“东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价格指数”等编制方法，结合上海当时股市的实际情况，写下了《静安指数编制方法及说明》一文，交给胡瑞荃、边晓敌等，让他们根据这一编制方法修正他们过往的编制数据。静安股票指数的编制方法后来在我们编制的国内第一份股票年报上发表过。主要是以静安证券业务部、虹口证券业务部挂牌交易的上海6种股票为样本，采用加权平均法和基数修正法综合计算出来的，也是当年反映上海全部上市股票的价格指数。静安指数基期为1986年9月26日，也就是静安证券业务部第一批股票的挂牌交易日，基期指数值为100点。在日本，有《四季报》，分春、夏、秋、冬四季，公布所有上市公司的情况。而我们，股票发行了、上市了，却没有任何资料提供给投资者。我和黄贵显、郭纯等商量后，决定要搞份手册公布上市公司的情况。当时按季公布显然没必要，所以就决定叫年报。国内第一份股票年报——《1988年股票年报》就这样推出来了。主编是我，责任编辑有黄贵显、强纪英和郭纯。1988～1993年的股票年报我为年报写了前言，其中写道：我公司静安、虹口两个业务部自1986年9月后相继开办了股票买卖交易业务。三年时间中，全市已有数万人投资于股票市场，在他们的信赖和支持下，一个股票买卖交易市场的雏形已经形成，这对促进我市股份制试点工作的顺利进行有着重要的意义。然而，由于全市至今没有一个专门的证券信息部门，所以日常可供证券投资者参考的资料非常有限，故使不少投资者的投资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对此，我们深感内疚和歉意。为了弥补工作中的欠缺，我们编辑了这份《1988年股票年报》。《荣辱二十年：我的股市人生》 第二章 《荣辱二十年：我的股市人生》 第二章（4）在这本小册子中，我们收集了已上市的6家股份有限公司的概要情况、经营状况、财务指标以及这些公司自股票上市以来的行市动态、交易数量等资料，还请有关行家对每个上市公司作了简要的评述和分析。这本小册子可供股票投资者作为投资决策和交易的参考资料，也可作为股票持有者行使股东权利的参考资料。编辑这本股票年报，也是力图把我们的股票市场推向规范化的一种努力。我们认为，股票市场应该是一个充分公开的市场，无论是股票自身价值的情况，还是市场交易情况，都应该具有透明度。只有这样，才能有效保护投资者的利益，才能确保有价证券市场上的买卖交易在公开、平等的基础上进行。至今，我手头仍保留着第一份年报，薄薄的一本，确实是份小册子，收录的只有6只股票。第一份年报没有对外宣传，只是派送给我们的主要客户。1990年初，《1989年股票年报》和静安指数正式对外发布，引起境内外媒体的高度关注。新华社上海分社以《上海股票投资者现在有了可靠的“参谋”》为题发表了通讯，而香港《明报》则发表了《上海静安指数，股民的晴雨表》一文。香港《文汇报》更是直接写道：“静安股票指数是工商银行上海信托投资公司采用上海上市的6种股票的价格编制而成，这也是我国大陆股票市场第一个股票价格指数，使玩股票的上海人结束了瞎子摸象的状态。”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前，静安证券业务部和虹口证券业务部都已成为申银证券公司下属的营业部，静安指数也成为申银证券公司对外发布的股票指数。为了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式运营需要，申银证券公司将所有交易中的股票以及清算交割资料无条件地移交上海证券交易所。当年我和黄贵显、胡瑞荃等曾希望一并移交静安指数编制的相关资料，让静安指数历史性地延续下去。上交所可能出于自身发展的考虑，没有继续采用静安指数。此后，上海证券交易所以当年我们移交的股票为样本，以1989年12月19日为基期编制了上证指数，并于1991年7月15日正式发布。而在上证指数正式发布前，申银证券仍然每天发布静安指数。从静安证券业务部成立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开业这4年间，静安证券业务部是国内股票、国债等证券业务量最大的证券交易场所。同时，在那里培训了国内第一批证券从业人员，编制了第一个国内证券业务会计核算办法，推出了上海第一批上市公司，编制了国内第一个股票指数，发表了第一本股票年报。当年，静安证券业务部创下国内证券业的多少项第一，我也说不全了。主要因为当时国内的证券业是一张白纸，此时随便涂上一笔，都是第一。在１９９０年，我曾让人做了一块“中国证券业的发祥地——静安证券业务部”的铜牌挂在门前。现在，由于营业部命名规范化的要求，静安证券业务部已不复存在，我听了深感惋惜。静安证券业务部完全有望成为当代文物，因为它至少可以告诉后人，中国的证券业是从那里起步的。静安证券业务部国债交易1988年，国家允许国债买卖后，弱小的证券行业终于看到了一线生机。相对股票，国库券发行量大，发行面宽，所以交投也更为活跃。国债牛市说起国库券，今天可能有些人不清楚，为什么要把国债说成国库券。“*”的时候，中国对外宣传“既无外债，又无内债”。“*”结束后，中国开始把一切工作的重心放在经济建设上。可是，搞经济建设没有钱不行，由此开始每年发行国债，但又怕人说：“你们不是标榜‘既无外债又无内债’，怎么也举起内债了？”因此把国债叫成国库券，意思是这是有别于国债的。《荣辱二十年：我的股市人生》 第二章 《荣辱二十年：我的股市人生》 第二章（5）那时，国库券的发行被当做一项政治任务下达，每年７月，财政部把指标分解给各省市政府，各省市成立相应的领导小组，把发行任务分摊到各个企事业单位，各企事业单位再将其作为政治任务进行动员。最初几年，国库券的发行量小，人们的思想觉悟也高，完成国库券发行任务不是很难。没几年，这套发行方式就不是很灵了，大家工资都不高，生活过得紧巴巴的，哪有闲钱每年都压到国库券里？因此在不少单位，不管你怎么动员，很多人就是不认购。因此，每遇国债发行，各单位领导头就疼了，最后，干脆“复杂问题简单化”，按每个人的工资数额摊派，不管你要不要，在你的工资里扣！这招尽管不符合国库券自愿认购的原则，但行之有效。我当年在银行工作，每年分摊到不少国库券。有个别效益好的企业则把国库券当做奖金发放，也算是皆大欢喜的法子，但那几年奖金高的企业有几家？这样，年年发国库券，几乎每个在职的人员都持有相当数量的国库券。尽管每人每年摊到的国库券数量不会很多，但数年累积下来也不是小数目。能否开设国库券流通市场？在各个方面的呼吁下，人民银行和财政部终于同意在一些城市开办国库券买卖试点。１９８８年，人民银行发文通知，在上海等六个城市进行国库券买卖试点工作。前面谈到，静安、虹口等证券业务部成立的初衷是为上海已发行的几只股票提供一个交易的场所。但是，由于当时可供交易的股票没几种，而且人们对股票的认识很肤浅，不少人视股票为资本主义的腐朽产物，别说买卖股票，就是谈股票都怕。不少领导干部谈起股票时说：“我对股票一窍不通，从来不碰”，脸上写满了自豪。那时，人民银行上海分行明确规定“共产党员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不能参与股票买卖”。文件没明说，但意思很明白，股票不是什么好东西，好人不许碰。因此，上海重建股票市场初期，实际参与的人并不多，交投不活跃，股价也上不去，证券业务部单靠股票买卖那点收入难以维持生存。1988年，国家允许国债买卖后，弱小的证券行业终于看到了一线生机。相对股票，国库券发行量大，发行面宽，所以交投也更为活跃。很快，国库券买卖实际上已不限于规定的六个城市，几乎全国各个主要城市的信托公司、证券公司、国债服务部都开辟了国库券买卖业务。不少省市还成立了财政证券公司，专营国库券销售和买卖。牛市带来“黄牛市”开放国库券买卖初期，卖的多、买的少，很少有人能意识到国库券买卖是一种投资行为。不少人在这一时期赶紧把手头的国库券卖掉，根本不在乎利息甚至部分本金的损失。套用现在的股市行话，就是赶紧“解套”。卖多买少，一些本金不大的证券经营机构就挡不住了，只能不断降低买进价，甚至挂起免战牌，只卖出不买进。国家开办国库券买卖的文件规定，为了维护国库券的信誉，不允许国库券在面值以下交易，这条规定在不少地方一开始就很难做到，人民银行金融管理部门对此只能眼开眼闭、不管不问。后来，全国不少地方国库券买卖机构的买卖价格基本上是“七进八出”，即买进时打七折，卖出时打八折。这时候，上海人的精明就体现出来了。那些手头有点闲钱的上海人从国库券市场看到了赚钱的机会——国库券信誉度高、买卖自由、流动性不亚于银行存款，二者一比较，买国库券比存银行的利息高得多。慢慢地，上海买二手国库券的人多了起来，国库券的买卖价格也随之上升，与其他省市国库券交易价格形成了差价。那年头资讯业非常不发达，更没有证券行情显示系统，真正了解国库券买卖地区差价的人不多，很多人甚至不了解国库券怎么买卖。一些嗅觉特别灵敏的“淘金者”看到了这个机会，上海于是出现了一批倒卖国库券的贩子。《荣辱二十年：我的股市人生》 第二章 《荣辱二十年：我的股市人生》 第二章（6）当年，在上海有一批人以被称为“一个箩筐”的生意为生。他们在马路边显眼处倒扣个箩筐，箩筐上贴上些外烟纸盒，再贴有一纸：“兑换外汇券、国库券、汽油票等票证”。在箩筐不远处，有“打桩模子”守着，见有意者便前去接洽，见工商管理人员就拔腿开溜。“打桩模子”是上海人对马路边倒卖各种有价证券和票证的人的统称，意指这些人每天像打桩机似的伫立在马路边。周立波的海派清口《笑侃三十年》中，不少年轻人听他侃到“打桩模子”的语气和神态，忍不住发笑。但我们那个年代的上海人，谁没有这样的经历？你在路边走着，突然有人上前悄悄问你：“外汇券有伐？国库券有伐？外烟要伐？”我在浦江饭店办公时，每天上下班都能遇到几个“打桩模子”。那时警察也抓“打桩模子”，但好像总抓不完。每个“打桩模子”背后都有老板或下家，所收购的票证通过上下家的再交易，获取差价。1988年，全上海合法经营国库券买卖的网点只有5个，因此不少人明知把国库券卖给马路边的“打桩模子”要比卖给国家设立的经营机构价格低，但懒得为点儿差价换车赶路。马路边国库券的收购价通常只有面值的八折，价格也随着我们证券业务部的挂牌价格变化，但始终要比我们低得多。“打桩模子”收购的国库券，下家基本上是我们证券业务部。买进卖出之间，１００元钱赚１０元以上，一天即使只成交１００元，一个月下来，利润就是３００元，远高于当年一般在职人员月收入１００元左右的水平，因此，有不少人辞去公职加入这个“淘金”队伍，很多人很快成为了“万元户”。为了解决马路边国库券买卖的问题，我们在人行上海分行金融管理处的批准下，一两年间在全市各区县设立了二三十家国库券代理处，委托各区银行和信用社代理我们的国库券买卖，从而也堵绝了上海“打桩模子”马路边交易国库券的淘金之路。谈到国库券买卖，不得不提到当年资本市场颇有名气的杨怀定。杨怀定人长得粗粗实实，却不乏上海人的精明，在早期证券市场赚了点钱，人称“杨百万”。杨怀定自己也承认，他在证券市场淘得的第一桶金是通过国库券异地买卖，不少刊物也把杨怀定称为异地倒卖国库券的开创者。杨怀定自述，当年他发现城市之间的国库券价格存在差价，就凑了１０万元到了安徽，从当地国库券经营机构买入国库券，再回上海卖给上海证券业务部，一倒手可以赚几千元，于是，生意越做越大，后来还从上海保安公司请了保镖同行。杨怀定也是我们静安证券业务部最早的一批客户，我与他也很早相识。杨怀定是不是当年发现国库券淘金秘诀的第一人，我很难确认，但他肯定属于当年国库券买卖最活跃的那批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