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鲁晓夫传-11

长了一些地区和国家群众运动中的左倾思想的发展。从大论战中得出的反修 防修的结论，成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依据，是导致中国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思想根源。这都是后话，在此无需再提。论战使赫鲁晓夫的名字在中国家喻户晓，并成为修正主义的代名词。在 中国人的眼里，赫鲁晓夫是野心家、阴谋家、篡党篡权者，总之，声名狼藉。对赫鲁晓夫来说，这一年着实不好过。工业总产值增长了 8．1％，但比 预期的增长率低了 1％。更紧要的是，已有迹象表明，苏联工业生产率已经每况愈下。根据专家估算，1963 年每卢布工业投资效益比起 1958 年低了 15 个戈比；据此统计，苏联的工业投资损失了近 1500亿卢布。除了电力和冶金 工业外，几乎每个工业部门的生产率都在下降，而且下降的幅度还比较大， 这是 40年来的第一次。尽管短缺的商品不胜枚举，但滞销消费品仍大量运往 市场。积压的钟表和成衣足够销售两年，书籍、缝纫机、照相机在仓库中堆积如山。 在七年计划期间，诸多方面计划失调，出现了明显的失衡状况。如，轻工业和食品工业的工人占全苏工人总数的 35％到 40％，但是这两个部门所得 到的投资额只占工业总投资的 8％。采掘工业的生产率极低，而它所获投资比例却高达 30％，并使用了占全苏 20％的工人，但它在全国工业总产值中的 贡献仅有 7％。农业的状况更加令人担忧。1963 年的农业生产总产量与1962 年相比，不但没有增加，反而下降了 10．7％，比 1958 年的数字还要低。畜 牧业的统计数字更让人糟心。生猪存栏数从 7000 万头骤减到4100 万头。牛的存栏数也减少了 150 万头，羊的存栏数则减少了 600 万只。 粮食产量的降低与牲畜的减少，除了天灾之外，更为重要的是人为因素。比如，强行废止土地休耕的做法，使得地力耗尽而无法再生，导致数以百万 计公顷的耕地沦为贫瘠的不毛之地。1963 年，一场“黑风暴”降临垦荒区。5 月份，狂风卷走了数百万吨的黑土，撒落在萨彦岭的山脚下，以致一直增 长的耕地面积骤减了 600 万公顷。人民的不满情绪日益明显。几乎所有阶层的人都在发牢骚。工人的不满 是由于食品短缺，消费品供应不足。养老金领取者和技术人员的工资一成不变。农民因自留地减少、牲畜被强行收购而怨气冲天。集体农庄庄员和国营 农场工人因效益不好而无心工作。部队军官因削减退休金而忧心忡忡，内务部部队的指挥员因取消津贴而人心浮动。更为要命的是，党的中层干部开始 与赫鲁晓夫离心离德，原因是第 22 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党章第 25 条。这一条是这样规定的：在选举党的机关时，应遵守经常更换其成员同时又保持领导的继承性的 原则。在每次例行选举时，苏共中央委员会及其主席团的成员至少更换 1／4。 主席团委员一般最多只能连续当选三届。某些党的活动家，由于他们享有公认的威信，具有出色的政治品质、组织品质和其他品质，可以在更长的时期内连 续选入领导机关。在这样的情况下，有关的候选人在不记名（秘密）投票方式 下至少须有3／4 的参加者投票赞成方可当选。加盟共和国共产党中央、边疆区委会、州委会的成员在每次例行选举时 至少更换 1／3；党的专区委、市委、区委、基层党组织的党委会或支委会的成员至少更换一半。同时，这些党的领导机关成员可以连续当选，但最多不得超 过三届。基层党组织的书记可以连续当选，但最多不得超过两届。全体会议、代表会议、代表大会根据政治品质和业务能力， 可以更长期 地将某一工作人员选入领导机关。在这种情况下， 参加投票的共产党员至少 须有 3／4投票赞成，方可当选。由于期满而不再选为党的领导机关成员的党员，可以在以后选举时重新 当选。说句公道话，赫鲁晓夫这一改革的出发点是使党的领导机构经常保持新 陈代谢，实际上是推行党的干部任期制，废除终身制，其用意是积极的。然而，这一改革却意味着党的各级干部再也不能把自己的职务看成是毕生的职 业和终身受用的特权。现在他们不得不接受这样的事实，在某种程度上自己必须寻找别的工作并且学会适应它。由于这些新规定而受打击尤为严重的， 是上面所提到的中层干部。鉴于党的代表大会每五年召开一次，从而任何中央委员或中央主席团委员的最长任期都是 15 年，而区委、市委和州委的改选 按规定每两年举行一次，因此在这些机关及其下级组织中的任期最多只有六年。党的基层组织干部对第 25 条没有好感，并迁怒于赫鲁晓夫是再自然不过 的事情。按照生产的需要重新建立党的领导机构的做法还惹恼了此前拥戴和支持 他的州委书记们。赫鲁晓夫的这一改革成了他最不得人心的措施之一。按照新建制，原来全面负责所辖地区工作的州党委将一分为二，一部分全力以赴抓农业，另一部分专管工业。 从一开始，这种新的管理建制的缺陷就显露了出来。例如，州农业党委的任务不光是指导那些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共产党员，监督这些农庄农场 的党组织，而且还要负责领导所有为农场提供服务或加工农产品的工厂党组织和党员。然而，那些为城乡培养师资的师范院校，那些服务项目当中包括 维修农业机械的汽车修配厂以及那些生产农产品包装物的工厂，却都属于州工业党委的管辖范围。问题还不止于此，主管农业的州委书记若要在州首府 召开一次农业工人代表会议，他就非得事先与主管工业的州委书记进行协商；同样，后者如果急于增加城市的蔬菜供应，也必须同前者进行磋商。一 旦收获季节来临，有关组织运输和选派市民下乡支农等工作就又引出来无数 的麻烦。各州两套州委班子之间的工作分工是有若干指导原则的，相互协调配合 也可能行得通，但必要的前提则是绝不能出现派生的复杂机构，造成重叠复设的局面。而实际情况却正是后者。不仅建立了两个州党委，而且还有两个 州苏维埃执委会，接踵而来的又是一大堆孪生机构：两个卫生局、两个教育局、两个财政局、两个文化局、甚至还有两套民兵指挥部，等等。于是各州 党政机关干部数目随之大增，其工作负担也更加繁重，相互协调成为泡影。这一建制上的改革实施之后，各加盟共和国的党中央机构里不但有中央 主席团，而且还设立了中央工业领导局和中央农业领导局，各局又都下设自己的分支机构。一个规模较大的乡村区如果有工业企业，那么区委书记就不 再全面领导全区的工作；那些在工厂企业的共产党员现在归该地区工业区委的领导，而工业区委机关往往又设在另一处行政管理中心。 按生产性质改组党的领导机构建制造成的一连串问题还会不断大量增加，但这一体制自身复杂化的进程却并未就此停止。随后，根据赫鲁晓夫的 建议，中央主席团又出台了加强地方国民经济委员会权限的新规定。结果，这些委员会问世不久，弊端已层出不穷。其下属各部门的分工界限并未消失， 不过界限标准并不是依据国家不同职能加以确定，而是按照各地方国民经济委员会内部的不同管理系统进行划分的。对于那些分别处于不同州域但彼此 业务又有联系的企业，相应的管理工作日益恶化，在全国实行一刀切的简单政策也日益行不通。现在，中央委员会又提出合并一些地方国民经济委员会， 同时建立一个全苏地方国民经济委员会，其职能是协调其他所有地方经委的活动。但是，它的权力仅限于监督工业，而不能管理各地方通讯、运输、建 设、公共事业、电站以及其他同地方行政管理有关的领域。为此，在莫斯科又设立了一个国民经济委员会，即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这还不是一系列改革的最后一项。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建立之后，又组 建了几个新的国家委员会，其业务涉及电力工程、轻工业、食品工业和贸易活动。同时还成立了负责监督供应工作的全苏一级机构。所有这一切都使党 政领导建制系统变得极为繁琐复杂，使得全国各地各单位的干部不得不经常求助于挂在办公楼门厅里的机构分布示意图。赫鲁晓夫还决定重建党和国家的监察组织系统。为实现这一目的，他不 但在全苏一级设立了隶属于党中央委员会的新的监察委员会，而且在加盟共和国、州和区级都设立了相应的监察机构。列宁关于党和国家监察制度的原 则，在斯大林时期被束之高阁；赫鲁晓夫这一措施旨在恢复以往的原则。但是尽管如此，新建立的监察委员会与列宁的有关学说仍相去甚远，因为各级监委并非与党委平行，而是处于从属地位。区一级的党和国家监察委员会由 各区党委第二书记兼任；在州级党委，由一名州委书记专管监委工作；在全苏一级，这个委员会则交由一名中央书记主管，当选者是谢列平。在赫鲁晓夫的建议下，中央还宣布了其他一些有关任命事项：尤·弗·安 德罗波夫担任中央书记，瓦·伊·波里维科夫担任苏共中央农业局主席，亚·彼·鲁达科夫接任中央工业局主席。一句话，政府干部们被类似的无休止“重建重组”活动搞得腻味透顶。 赫鲁晓夫作为所有新花样的设计者，更是累得够呛。年近 70 的他愈来愈感到精力不济，每天回家时都疲惫不堪。他在位于列宁山的住宅周围转上两 圈，一吃过晚饭，便从公文包里取出各种颜色的文件夹——这是晚上的工作，通常他要工作到深夜。 赫鲁晓夫也很清楚他的精力已每况愈下，而且即将来临的 70 寿辰也标志着一个界限。他愈来愈经常地谈到有关接班人的想法。他不止一次地向家人 谈起希望退下来，有时是随便说说，有时则挺认真。他与中央主席团的成员们在一起时也不时提到这个问题。“我们这些老头子已经干满了年头，应该让路了。要让年轻人有工作的 机会。”他说。“您这是怎么啦，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您的气色很好嘛！您的精力可要比年轻人充沛得多。”同事们大声地对他的想法作出反应。 权力继承问题在 22 大之后，是他想得比较多的一个问题。一个人选不行，换第二个，第三个。老是定不下来，他想要找到的这个人，首要条件是要年轻、精力充沛。 他终于从众多的候选者中看中了弗罗尔·罗曼诺维奇·科兹洛夫。然而，他却病倒了——中风。赫鲁晓夫从医生那里得知的情况是，科兹洛夫虽然没 有生命危险，但不是一两个月就能康复的。至于工作，医生们的回答是：绝对不行，他会瘫痪，而且过分激动会引起再次发作，导致死亡。看来，科兹洛夫是不能指望了。 科兹洛夫一病不起，使赫鲁晓夫面临更麻烦的问题，不只是谁来接他的班，更紧迫的是谁来担任中央第二书记这一职务的问题。他为接替科兹洛夫 的人选绞尽了脑汁。他认为担任这一职务的人既要懂得国民经济，又要懂得国防，又要懂意识形态，更重要的是要懂得人。他当初之所以挑选科兹洛夫， 也是从这几点出发的。他认为科兹洛夫在地方上干过，又曾独当一面处理过问题，对经济了如指掌。起初，赫鲁晓夫认为谢列平比较合适：年纪轻，经 过共青团工作的锻炼，又在中央工作过一段时间，只是对经济工作接触不多。赫鲁晓夫建议他去列宁格勒当州委书记，因为那里有最大的党组织，有现代 化的工业和优秀的革命传统，经过锻炼后就可调上来担任中央的任何职务。但是，谢列平却出乎意料地拒绝了。他觉得挺委屈，认为让他去列宁格勒州工作是要降他的职。“真可惜，看来是我对他估计过高。”赫鲁晓夫同人谈话时说，“这也 许倒是件好事，在这个问题上可不能出错。本想让他在列宁格勒呆上几年，成为行家里手，就可以推荐他担任科兹洛夫的职位了。现在他只能当官僚当 下去。不了解生活，不，谢列平不合适，尽管很可惜，他是主席团里最年轻 的一个。”排除谢列平后，就是波德戈尔内了。尽管此人精明能干，既懂经济，又 能与人共事，在乌克兰有很好的表现，且经验丰富，但美中不足的是眼界不够开阔。调到中央后他始终处理不好交给他的食品工业方面的问题。赫鲁晓 夫考虑再三，认为此人也不适合担任这一职务。至于勃列日涅夫，他经验丰富，懂经济，也了解人。但赫鲁 晓夫认为，勃列日涅夫不能坚持自己的方针，太容易受别人的影响和受自己情绪的左右。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勃列日涅夫曾担任第聂伯罗彼 得罗夫斯克州党委书记。当地人给他起了个绰号，叫做“芭蕾舞女演员”，意思是随人摆布。而第二书记的职位需要的是一个意志坚强、别人休想将他 引上旁门左道的人。1963 年底，赫鲁晓夫确信弗罗尔·罗曼诺维奇·科兹洛夫已无法重返工 作岗位。他犹豫再三，最后还是选中了勃列日涅夫。这样一来，到了 1964年年初，勃列日涅夫手中已握有中央的大权，又兼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 主席一职。1964 年春，赫鲁晓夫宣布了另外物色一名候选人来担任苏联最高苏维埃 主席团主席的意图。他认为，一个人同时身兼二职受不了，勃列日涅夫得把全部精力放在中央的工作上。在赫鲁晓夫看来，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基本上是一个荣誉职务，让一 个能够在其他岗位上发挥作用的得力干部去担任这一职务是不明智的。另一方面，担任此职者又是国家元首，应拥有无可争辩的威望，应该是党和人民 都很熟悉的人。赫鲁晓夫最后选中了米高扬。这是一个在国内备受尊敬并享誉世界的名 字。而且米高扬下年就满 70 周岁，精力已经大不如前， 他担任此职是再合适不过了。赫鲁晓夫于是宣布了自己的看法。勃列日涅夫对新的职务并不感到高兴，但是又得服从。 尽管新的职位赋予他很大的权力，但这却是一个默默无闻的职位。他要在分支机构很多的党的机体内部紧张工作，要起草决定，同各州委协调一致，密切注视部队里的工作并要对失败负责任。这个工作绝不像担任苏联最高苏 维埃主席团主席那样轻松而风光——总统、国王和大使举行的宴会，检阅仪仗队、看戏、授勋、颁奖；周围都是笑容可掬的面孔，握手亲吻；受奖者讲 话洋溢着由衷的感谢和爱戴之情；国事访问——又是检阅仪仗队、宴会、记者招待会、微笑、握手、干杯。勃列日涅夫天生喜欢抛头露面，出人头地， 喜欢在报纸、杂志、新闻纪录片中一睹自己的风采。如今这一切都必然要失去了。往后是极其繁重的工作，是责任的重担， 必须作出许许多多的决定，它们可能带来巨大的、有时是难以预料的后果。这一切勃列日涅夫都不喜欢，他对任命的看法没有表示出来，只是对于给予 他的信任表示感谢，保证绝不辜负对他的信任。1964 年 2 月 10 日，例行的中央全会开幕，中心议题是农业。赫鲁晓夫 仍在顽强地探索如何使苏联摆脱困境，摸索致富的途径。全会上，农业部长沃洛夫钦科作了报告。前不久，这名部长还只是一个 农场场长。他在一次会议上的发言让赫鲁晓夫十分感兴趣。他介绍了他领导的农场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提出了一些建议。赫鲁晓夫便抓住不放，大做文 章。赫鲁晓夫认为苏联在农业上遭受挫折的原因之一，是领导人严重的官僚主义，脱离活生生的现实。赫鲁晓夫认为上来一个活跃在田间地头的人就可 以使糟糕的局面有一个根本的改观。沃洛夫钦科一跃为农业部长后，赫鲁晓夫所期待的奇迹并未出现。他的报告题目是《论通过广泛使用肥料、发展灌溉、综合机械化及推广科技成果 和先进经验以尽快提高以农业产量为基础的农业生产集约化》。题目冗长、花哨而又面面俱到，赫鲁晓夫喜欢这种做表面文章的人。来自全国各地的人应邀参加全会，其中有党务工作者、各部工作人员、 农业专家、学者。实际上，这已不是什么中央全会，而是全苏会议了。近来一段时间，赫鲁晓夫时常采取这种召开扩大的中央全会的做法，在 会上详细讨论经济问题。这个办法远非人人都喜欢。机关干部认为，这种做法实际上降低了全会的威望，使全会的意义减色。不过，没有人公开讲出这 种想法。相反，对赫鲁晓夫的吹捧却愈来愈多，愈来愈过分。赫鲁晓夫的肖像愈 来愈多地出现在莫斯科和其他城市的街道，他的话不断地被引用，到处都可见到赫鲁晓夫的语录。影院开始上映《我们的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影 片是按照苏联歌功颂德的传统拍摄的，充满了肉麻的颂扬和令人生厌的赞誉。赫鲁晓夫看过这部片子，默默地应允了，有关赫鲁晓夫生平的彩色画册 开始出版。每次讲话，不管什么场合，也不管是什么内容都要提到赫鲁晓夫的名字。赫鲁晓夫对此已经逐渐习惯，而且脾气也越来越大，对干部的任免， 全在于他个人的好恶。在二月全会前的一次会议上，未加讨论就通过了关于人事问题的决定。 决定免去乌克兰部长会议主席弗·瓦·谢尔比茨基的苏共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的职务，选举谢列斯特接任他的职务。谢尔比茨基被解职的原因，是赫鲁 晓夫在视察基辅时对谢尔比茨基所作的关于乌克兰国民经济情况的汇报不满意。谢尔比茨基被免职引起了人们的普遍不满，因为此人被认为是一名好经 济干部和有才干的领导人。紧接着谢尔比茨基之后，又轮到了马祖罗夫。1964 年年初，赫鲁晓夫同 马祖罗夫一起应哥穆尔卡和西伦凯维兹的邀请前往波兰进行非正式访问。路上，马祖罗夫对赫鲁晓夫开诚布公他讲述了他对共和国国民经济发展途径的 看法。赫鲁晓夫对他的看法表示反对，结果两人发生了龃龉。回到莫斯科后，赫鲁晓夫在车站对前来迎接他的中央主席团的成员们说，他很不喜欢马祖罗 夫，马祖罗夫对共和国国民经济发展的观点和建议成问题，应当考虑把他撤掉。尽管大家颇感意外，但没人表示异议。赫鲁晓夫的所作所为不断增加着反对自己的力量。 与此同时，生活按部就班。赫鲁晓夫频繁外出，出访匈牙利后又去了乌克兰，随后再到列宁格勒看一下。他在莫斯科逗留的时间愈来愈少，中央领 导的大权逐渐落到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的手中。不知不觉，赫鲁晓夫迎来了他 70 岁的生日。第 十 六 章1964 年1964 年 4 月 17 日，赫鲁晓夫满 70 周岁。 当天的喜庆活动是从早上开始的。赫鲁晓夫全家人都被巨大的响声吵醒了：警卫人员正在往餐厅里搬运里加一家工厂生产的大型电唱收音机。收音 机侧面有一块刻有题词的金属牌：这是中央和部长会议的成员集体送的礼物。这是唯一的一份礼物。赫鲁晓夫事先就打了招呼，说他拒绝生日礼物， 尤其是苏联单位送的。“没有必要浪费人民的金钱，什么礼物也别送。”他这样对别人说。 为此，中央专门发了指示，只允许寄贺词。上午 9 时，中央主席团全体成员一起来到赫鲁晓夫家中。 赫鲁晓夫居住的寓所是一幢两层楼的独院房，可供居住和举行小型招待会。第一层是正房，有大餐厅和客厅，并带有两套两居室住房。第二层是赫 鲁晓夫的卧室和书房。这座寓所是许多重大事件的见证者。当初，中央主席团的成员们从克里 姆林宫出来后，就是在这里讨论加勒比海危机的。赫鲁晓夫曾在这里口授致肯尼迪的信。去年秋天的一个晚上，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葛罗米柯也是 把电话打到这里，报告了美国总统肯尼迪在达拉斯遇刺的消息。从后来历史发展的观点来看，这一天的祝寿也是很有意义的。 笑容满面、身着盛装的赫鲁晓夫，从洒满阳光的柞木楼梯上走了下来。客人们拥向前去：握手、祝愿。勃列日涅夫亲吻了赫鲁晓夫。赫鲁晓夫请客 人们入席。大餐桌上已经摆好了生日宴的美味佳肴。往常即使碰到喜庆日子，客人也很少坐满半桌，这天则座位不够，房间角落里也坐着人。勃列日涅夫首先致词，他朗读了由在场的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和候补 委员、中央书记签名的贺信。贺信是这样写的：亲爱的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 值您 70 寿辰之际，我们，您的亲密战友，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中央书记，谨向您，我们最亲密的朋友和同志，表示特殊的敬 意和热烈的祝贺。我们同全党、全体苏联人民一样，把您，亲爱的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 看成是杰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共产党和苏维埃国家、国际共产主义和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争取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的 英勇战士。您热烈紧张的政治和国务活动、无比丰富的生活经验和智慧、无穷的精 力和革命意志、坚忍不拔和不可动摇的原则性，赢得了全体共产党人、全体苏联人对您的深深爱戴和尊敬。我们十分幸运地能同您并肩工作，并以您为榜样，从列宁主义的观点出 发来解决党的生活和国家建设的问题，永远同人民站在一起，为人民贡献出自己的全部力量，向着建成共产主义社会这一伟大目标勇往直前。衷心地祝愿您，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健康长寿，祝您在宏大而神奇 的活动中取得新的成绩！以下签名的是您在座的忠实朋友和战友，全国还有许许多多的人一并在 此致意。勃列日涅夫很是动情，他试去眼泪，同赫鲁晓夫拥抱。勃列日涅夫把漂 亮的文件夹面交给赫鲁晓夫，里面是刚才读过的信和按字母顺序和职位高低 的签名。大家都走过来，碰杯、祝愿。两个小时后生日宴会结束，接下来要在克 里姆林宫举行正式庆祝活动。当天，全国大小报刊都发表了这样的消息：由于赫鲁晓夫为党和国家所 做的贡献，“由于他在与希特勒侵略者的战斗中表现优异”，他被授予苏联英雄的光荣称号。莫斯科的苏联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在这一天出版了赫鲁晓 夫言论集的第八卷，题为《苏联的共产主义建设和农业发展》。官方和私人的贺电从世界各国纷纷打来，来自中国的贺电的署名是毛泽东、刘少奇和周 恩来。贺电中说：尽管目前我们两党之间在有关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的某些问题上还存在 着分歧，尽管目前还缺乏团结，但我们仍然深信，所有这一切都只是暂时的。在一场世界主要危机事件的关头，我们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将毫无疑问地站 在一起反对我们共同的敌人。让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在我们的团结面前发抖吧！他们必然要失败。中苏两国人民的伟大团结和友谊万岁！战无不胜的革命的马 克思列宁主义万岁！在克里姆林宫叶卡捷琳娜大厅举行了隆重的庆典仪式，赫鲁晓夫接受了 新的荣誉称号。社会主义国家的一些领导人、兄弟党的中央书记也来到这里，授予赫鲁晓夫各自国家最高一级的勋章或称号。下午 4 时，在克里姆林宫圣 格奥尔基大厅又举行了盛大的宴会，来宾包括苏联党政军民各界的领导人、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党政领导人以及驻莫斯科外交使团的代表。米高扬提议首 先向赫鲁晓夫祝酒，接着他在讲话中说：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今天在这里，在古老的克里姆林宫聚集一堂，在尼 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 70 寿诞之际，我们向他的双亲表示谢忱从前我们这里认为，70 岁已是老年。我国革命的成就表明，这是不对的。在俄 国，人的平均寿命为 32 岁，70 岁自然应当算暮年了。而现在，社会主义在我国的胜利极大地提高了人民的福利，如今 70 岁在我们这里只能算是中年。因 此，我们今天是在庆祝一个中年人的寿诞。这个人，如大家亲眼所见，正值年富力强，才华横溢我们中的每一个人，中央主席团委员、主席团候补委员、 中央书记都对赫鲁晓夫怀有同样亲切的兄亲感情。所以，请允许我宣读我们大家今天的共同祝辞：“亲爱的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在您 70 大寿之际，我们，您的亲密的 战友，特别向您，我们亲密的朋友和同志致以问候和热烈祝贺。在您身上，我们看到一位卓越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共产党和苏维埃国家、国际共产主义运 动的杰出活动家，英勇无畏的反帝战士您的热情奔放的政治活动和国务活动，丰富的生活经验和英明睿智，无穷无尽的精力和生活意志，坚定性和不可 动摇的原则性赢得了全体共产党员、全体苏联人民对您的深深的尊敬和爱戴。我们感到幸运的是能同您并肩工作并学习您对待解决党内生活和国家建设问 题所采取的列宁主义态度的榜样我们衷心祝愿您健康长寿，并在您巨大的创造奇迹的活动中取得新的成就。亲爱的朋友，我们觉得您只度过了生命的一半。但愿您至少再活这么多 年。”下面是中央主席团成员和候补委员以及中央书记共 25 人的签名。列·勃列日涅夫列·叶弗列莫夫 根·沃罗诺夫基·马祖罗夫 安·基里连科伏·姆扎瓦纳泽 弗·科兹洛夫彼·谢列斯特 阿·柯西金尤·安德罗波夫奥·库西宁彼·杰米契夫 阿·米高扬列·伊利切夫 尼·波德戈尔内鲍·波诺马廖夫 德·波利扬斯基维·波利亚科夫 米·苏斯洛夫亚·鲁达科夫尼·什维尔尼克维·季托夫 维·格里申亚·谢列平 沙·拉希多夫这一天，赫鲁晓夫得到了世界上最美好的祝愿，获得了很多国家的最高 荣誉勋章。不过，这一切很快就成为历史，成为美好的回忆，第二天，一切 又恢复正常。4 月 19 日，赫鲁晓夫送走前来祝寿的以哥穆尔卡为首的波兰代表团；25 日又接待了阿尔及利亚总统本·贝拉，5 月 1 日陪同本·贝拉总统去克里米亚。送走总统后，他开始准备去埃及的访问。赫鲁晓夫早就有到中东去看看的想法，然而长期以来无法成行，主要原 因是：在大多数中东国家中，共产党的活动被认为是非法的。许多共产党人不是被政府逮捕，就是被驱逐出境。因此，在筹备对埃及和中东地区国家访 问的过程中，苏联政府不止一次地提出：不解决监狱里的共产党员的问题，访问就不可能提上议事日程。最后，纳赛尔同意放人，访问的障碍消除了。 代表团的成员有葛罗米柯、格奥尔加泽、格列奇科、萨秋科夫、赫鲁晓夫的女婿阿米别伊以及赫鲁晓夫的儿子谢尔盖·赫鲁晓夫。代表团乘坐的是“亚美尼亚”号轮船，前来雅尔塔送行的是勃列日涅夫。 在临行前的忙碌中，勃列日涅夫的举止有些反常。平时，他总是露出一副讨人喜欢的笑脸，这一次却脸色阴沉，回答赫鲁晓夫的提问时只是简单的 几个字，十分生硬。他的态度与生日庆典上的表现判若两人，因为他不久就要丢掉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的职务，到中央委员会工作。轮船驶离码头，开始了航行。赫鲁晓夫和助手们埋头看文件，为面临的 会谈作准备。其他成员则都围在甲板上的小桌旁交谈。船上几乎没有任何娱乐活动，因为赫鲁晓夫不太喜欢娱乐，他认为那是虚度光阴。足球也好，多米诺骨牌也好，扑克牌也好，统统提不起他的兴趣。 代表团在亚历山大港受到纳赛尔总统等领导人的欢迎。在前往开罗的上百公里的路上，赫鲁晓夫一行受到了埃及人民的夹道欢迎。阿拉伯各国的领 导人也赶来参加阿斯旺大坝的落成典礼。赫鲁晓夫想利用这个时机同他们讨论阿拉伯地区政治与经济的发展趋势。计划已久的一刻终于来临，纳赛尔和赫鲁晓夫同时按动电钮，尼罗河水 汹涌澎湃地流入基坑。这对埃及和苏联都是一件历史性的事件。纳赛尔宣布授予赫鲁晓夫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最高奖励——尼罗河勋章，这勋章只授予 有特殊功劳的人。5 月 25 日，赫鲁晓夫一行返回莫斯科，6 月 15 日又去斯堪的纳维亚国家 进行访问。赫鲁晓夫对外事活动确实是情有独钟，他像一个世界公民一样，享受着各国的风光景色，沉浸于异国情调之中。而国内对赫鲁晓夫敢怒不敢 言的人正在越走越近。苏联最高苏维埃六届四次会议定于 7 月中旬举行，会议将要审议两个问题。第一个议题是执行苏共纲领中提高人民福利部分的措 施问题。它包括：（1）集体农庄庄员的退休金和补助金；（2）提高教育、卫生、住宅与公用事业、商业和公共饮食业及其他直接为居民服务的国民经 济门类的工作人员的工资；（3）向五天工作制过渡。问题由苏共中央委员会和苏联部长会议提出。报告人为赫鲁晓夫，是他 倡议讨论这些问题的。第二个议题是审查批准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命令。赫鲁晓夫终于下 了决心，作出了将勃列日涅夫从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的岗位上撤下来，调到中央工作的决定。勃列日涅夫也就是在这一时期决定“倒赫”的。 实际上，赫鲁晓夫即将被人推翻一事早就有人预见。卡冈诺维奇，就是那位曾是赫鲁晓夫上级并将赫鲁晓夫带往哈尔科夫的人，给赫鲁晓夫写过一 封信，信的大意是：赫鲁晓夫如今实际上已经被孤立起来，只有很小一批年轻的党中央机关干部在支持他。苏斯洛夫和他的那个鼓动宣传班子是主要敌 人，正是这些人以协调一致为借口瓦解对斯大林的批判。赫鲁晓夫必须集中精力对付主要敌人，即中央委员会和政府内部的斯大林主义者，不然，旧体 制就会摧垮赫鲁晓夫。只有在中央获胜，前进的步伐才能加快，并可保证不走回头路。赫鲁晓夫身边几乎没有人能够使机关来个大换班。大多数人只是在口头上拥护他，实际上却在为所有创举设置障碍。 然而，赫鲁晓夫对这个老同志的话毫无兴趣。他认为这个 30 几年前的老上级是个极端主义者，将许多事情都夸大了。他认为在中央委员会任职的都 是些襟怀坦白、无限忠于党的事业的人。他们同所有人一样，也有自己的缺点，但是他们每个人都忠于理想，怀疑他们搞阴谋、追求一己私利，特别是 怀疑他们热衷于党的代表大会所谴责的斯大林主义，都是不对的。其实，赫鲁晓夫才是不对的。 赫鲁晓夫的女儿拉达早已对酝酿中的事变有所耳闻。最近，一名妇女给她打下个电话。那个妇女提出要求与拉达见面，面告一重要情报。拉达则拒 绝会面。绝望的妇女便不得已在电话里告诉她，一些人曾在某住宅开会，密谋策划搞掉赫鲁晓夫。“您为什么要找我呢？这种事情由克格勃来管。您往那儿打电话吧。” 拉达在电话里对对方说。“我怎么能往那儿打电话呢？克格勃主席谢米恰斯内本人也参加了这些会议！要不我怎么会想起找您谈呢。这是个地地道道的阴谋。” 谢米恰斯内当时同拉达的丈夫阿米别伊的私人关系很好，常去他们家做客。拉达对这一情报的真实性表示怀疑。她认为继续谈下去简直就是浪费时 间，便回答说：很遗憾，实在是无能为力。她只是个人身份，而这是国家机关的事，请不要再给她打电话了。这个情报传到了中央委员会。赫鲁晓夫的第一助手舒伊斯基得到这个情 报后没有告诉赫鲁晓夫，而是自作主张把这一情报压下了。原中央办公厅主任皮沃瓦罗夫也向拉达谈过类似的事情。拉达找到卫生 部第四局局长马尔科夫商量此事。马尔科夫认为这只不过是皮沃瓦罗夫疑心过重而已。拉达接受这个权威的意见，未将此事告诉她的父亲赫鲁晓夫。在 7 月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召开前一周，赫鲁晓夫才从斯堪的纳维亚半 岛赶回来。回来后，他就埋头对报告进行最后的加工。这项工作他从来都是自己干。赫鲁晓夫在准备阶段通常是向速记员口授初步的想法，这些想法通 常是非常零散的。誊清的稿子一般是由助手来润色，并根据讲话的题目分别吸收国际、工业、军事、农业等问题的专家参加。然后稿子回到赫鲁晓夫手 中，开始审订。他对报告进行重新编排，再口授删去某些字句，直到自己的思想得到清楚的表达为止。此后，助手和专家们再找出合适的例子、语录， 搞出最后的文本。赫鲁晓夫仔细阅读后，作一些最后的改动，讲话稿就写好 了。赫鲁晓夫在讲话讲到兴头上时，往往丢开写好的讲稿，进行即兴发挥。 他经常引用彼得一世的一句话，来证明自己的演说能力。彼得一世禁止照稿宣读，“以便看出一个人的愚蠢”。这样的风格使他的讲话具有形象生动的 特点，对当时的具体情况反应灵敏，与听众产生共鸣。最高苏维埃会议顺利进行。7 月 15 日，通过了《关于集体农庄庄员的退 休金和补助金的法令》。该法令不仅是经济措施，而且是一大政治措施。此后，农庄庄员就可以同工人平起平坐，享受同工人阶级一样平等的社会地位。 这一措施的实行，使赫鲁晓夫找回了一些民心。会前所设想的五天工作制的提案，在会上没有讨论。会前，赫鲁晓夫的女婿阿失别伊受人之托向赫鲁晓 夫游说。他以特有的能言善辩向赫鲁晓夫论证，实行五天工作制时机尚未成熟，可能带来严重后果：具有不间断生产性质的企业，包括冶金、化工、石 油化工等部门，可能出现困难；尽管工作周按小时计算的总时间不变，但在向五天工作制过渡期间，总产量可能下降。赫鲁晓夫最后同意推迟这一提案 的讨论，实际上，这些论据都站不住脚，如果不是阿朱别伊的插手，五天工作制的实行将会写进赫鲁晓夫执政的历史。会议最后是赫鲁晓夫的讲话，他说：代表同志们： 大家知道，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同志已在 1963 年 6 月的中央全会上当选为党中央委员会书记。中央委员会认为，让勃列日涅大同志以苏共 中央书记的身份集中精力抓好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是适宜的。因此，中央委员会建议解除勃列日涅夫同志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 席的职务。党中央委员会推荐阿纳斯塔斯·伊万诺维奇·米高扬同志为担任最高苏 维埃主席团主席职务的候选人，请本次大会审议。同时考虑免去他的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的职务。 我想没有必要对米高扬同志作鉴定。大家全都知道，在我党和苏维埃国家中，阿纳斯塔斯·伊万诺维奇过去和现在一直从事多么重大的政治工作和国 务工作。他不愧为一个忠诚的列宁主义者和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积极战士。他的活动在数十年间已为我国人民所熟知。他不但在国内闻名遐迩，而且蜚声 世界。党中央委员会认为，米高扬同志可以当之无愧地担当起苏联最高苏维埃 主席团主席这一责任重大的职务。同志们： 我们希望代表们会赞同和接受党中央委员会的建议。我不揣冒味地在表决之前——尽管这可能显得有些超前——对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在 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职位上所进行的卓有成效的工作表示由衷的感谢，并且衷心祝愿阿纳斯塔斯·伊万诺维奇·米高扬在担任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的工 作中取得巨大的成就。代表们以暴风雨般经久不息的掌声对赫鲁晓夫的讲话作了应答。会议通 过了这一建议，于是早已成熟的决定变成了法律条文。米高扬走马上任后，对于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里的情况不很满意，他决定进行整顿、调整。他点名 要免去康斯坦丁·乌斯季诺维奇·契尔年科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秘书长的职务。勃列日涅夫只得给自己的老部下们在中央委员会找个职位。转岗后的勃列日涅夫内心是非常矛盾的。一方面，失去最高苏维埃主席 团主席的职位令他有些伤心，但他的营垒中又增加了支持者，胜利在望了。另一方面，他不知道赫鲁晓夫是否已对他有所猜疑，一旦东窗事发，结局不 堪设想。然而，火箭一经点燃，就无法停止。计划已无法改变。会见、谈话、摸底的工作越来越频繁，越来越广泛。中央第二书记的新 职务从这个意义上讲提供了不少机会——他正好负责抓各州党委的工作。不过，在办公室谈是一回事，而在克里米亚疗养地端着上等白兰地酒谈又是另 一回事。在模棱两可的情况下，一切都很容易当成玩笑话，用种种趣闻去冲淡。疗养期间的话题无所不包。勃列日涅夫在克里米亚同许多人都谈过话。总的形势还是朝着有利的方 向发展。交谈的人大多对赫鲁晓夫不满。党委书记对把州委一分为二和实行干部轮换制感到恼火。军界人士则对继续裁军啧有烦言。经济工作者对成立 国民经济委员会不满。从力量对比上看，赫鲁晓夫无论在中央主席团还是中央全会中都不可能得到支持。勃列日涅夫这时谈话的目的性开始明确起来。1964 年 7 月的一天，勃列日涅夫来到乌克兰部长会议主席谢列斯特的住 处，像是随便地聊了起来。“近来生活还好吗？”勃列日涅夫问。“有什么好不好的？”谢列斯特回答道。“工作不好搞。”谢列斯特在1963 年 12 月中央全会上取代了被免职的乌克兰部长会议主席弗·瓦·谢尔 比茨基。她的上任完全是由于波德戈尔内的极力推荐。“你怎么样，有人支持吗？”勃列日涅夫在试探虚实。“要是没有人支持，那就没法再干了，只好提上讨饭袋滚开。杰米扬·谢 尔盖耶维奇·科罗特钦科对我帮助很大。他经验丰富。各州党委书记也都挺支持。”“你同赫鲁晓夫的相互关系如何？”勃外日涅夫话锋一转，切入主题。“是晚辈同长辈的关系。你问我这个干什么？你关系更近，在莫斯科工 作嘛。”谢列斯特不无防备地说。“他骂我们，说我们游手好闲。”勃列日涅夫装出很委屈的样子。“他也许骂得对吧？”谢列斯特显得很中立。“不，跟他没法共事。”勃列日涅夫说。“那你在他 70 岁生日那天干吗讲话？什么我们的同志，我们亲爱的，我 们的领袖、领导者、列宁主义者，等等。你干吗不讲，尼基塔，跟你没法共事！”谢列斯特揶揄道。“我们真不知道拿他怎么办。” 谢列斯特听出一点意思来了，但不明白勃列日涅夫具体的想法，决定不贸然表态，而保持一定的距离。他说：“你们自己去研究吧。我们在基层工 作，怎么指示就怎么干你们想干什么呢？”这回轮到谢列斯特进行试探 了。“我们想开个中央全会，批评批评他。”勃列日涅夫轻描淡写地说。“原来是这么回事啊！我赞成。”谢列斯特有些失望，但还是表了态。 勃列日涅夫忙于谈话摸底时，赫鲁晓夫又应哥穆尔卡的邀请去了波兰， 参加波兰人民共和国成立20 周年的庆典。回来后，他又到苏联东部地区视察垦区的收割准备工作。 在忙忙碌碌中，秋天来临了。夏天的休假错过了，赫鲁晓夫打算在秋天稍事休息，在休养地集中考虑一下未来的计划：11—12 月份之间将召开中央 全会，会上将通过一些重要决议，议题之一就是苏联的农业状况。尽管 10年来农产品的生产有很大的提高，但是效益远未达到预计的水平；从国外引 进的综合农场的全套设备，在苏联也未达到原生产厂家所规定的产量。其次是干部政策问题。尽管第 22 次党代表大会已经通过了党的领导干部实行轮换 制的决定，但还未写入苏联宪法。为此必须建立一个委员会来制定新的宪法。起草新宪法工作的最佳时间是假期，在皮聪大海角，在南方的松树下静静地思考，在没有干扰的情况下进行认真的讨论。然而 10 月前，仍然挤不出时间去休假。对新试制导弹的视察工作自春天 拖至秋天还未成行，而马林诺夫斯基元帅又多次催促，请求尽快作出以新型洲际导弹装备部队的决定。经过多次改期，终于确定于 9 月份去导弹试验场 进行视察。陪同前往的将有中央主管国防工业的书记：勃列日涅夫、基里连科、乌斯季诺夫。赫鲁晓夫的儿子的名字也在视察者名单之中，他也是导弹 方面的专家。然而出发前，他却因腿病而未能成行，躺在家中养病。一天晚上，家中的“自动电话”铃声响了起来。谢尔盖感到很奇怪，赫 鲁晓夫不在莫斯科，是已经见了报的，会是谁的电话呢？他拿起了听筒，电话中传来了一个陌生人的声音。“可以请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接电话吗？”“他不在莫斯科。”谢尔盖边回答，边思索，能够使用这部专用电话的 人，居然不清楚赫鲁晓夫如今在哪里，这人会是谁呢？“那么请问您是哪一位？”电话里的人紧跟着问道，声音里透着一股失 望。“我是他儿子。”“您好，谢尔盖·尼基季奇，”对方急急忙忙地说道，“我是瓦西里·伊 万诺维奇·加柳科夫，以前是尼古拉·格里戈里耶维奇·伊格纳托夫的警卫队长。从夏天起，我就一直在设法同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取得联系，我必 须向他本人报告一个非常重要的消息，但怎么也联系不上。现在我总算可以用‘政府专用电话’进行通话了，这才决定给他家里打电话，但谁知又不凑 巧。”伊格纳托夫是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他的前卫队长会找赫 鲁晓夫说什么呢？他们两人会有什么可谈的呢？谢尔盖实在有些纳闷。“请您听我把话说完，”加柳科夫怕他放下听筒，赶忙说道，“据我所 知，一场反对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的阴谋正在酝酿之中。我想把这件事告诉他。这件事非常重要，我是从伊格纳托夫的谈话中了解到的，它牵涉到方 方面面的人。”“越说越离谱，”谢尔盖这样想，“这大概是个精神病人。眼下会有什 么阴谋呢？简直是胡说八道！”“瓦西里·伊万诺维奇，您应当告诉克格勃的谢米恰斯内。像这样的事 归他管，再说您本人也在那里工作。他们会搞清楚的。如果有必要，他们会向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汇报的。”谢尔盖有些不耐烦了，想摆脱对方。“我不能去找谢米恰斯内，他自己同谢列平、波德戈尔内以及其他一些 人就是这一阴谋的参与者，而且他是最积极的一个。我想把一切亲自告诉赫鲁晓夫同志。他现在正面临危险。可您说他不在莫斯科，我可真不知道该怎 么办才好。”“过几天再来电话吧。他很快就要回来了。”谢尔盖渐渐明白了问题的 严重性，想安慰他一下。“我可能不会再有这样的机会了。我能够使用专线电话，而且能够一个 人留在房间里，这样的情况也许不会再出现了，可事情又很重要，关系到国家的安危。”他说得很坚决。“要不请您听我介绍情况，然后再向赫鲁晓夫 同志转达。”谢尔盖决定驱车赴约。 他沿着莫斯科河的别列日科夫滨河大道驶去。天空布满乌云，不时地落下几滴雨点。天色已近黄昏。在镶嵌着奶油色瓷砖的中央委员会大厦的拐角 处，孤零零地站着一位男子，身穿深色大衣，帽檐压得很低。谢尔盖把汽车停下。“您是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加柳科夫吗？” 那人点点头算是回答，并朝四周瞧了瞧，看上去有 50 来岁。“我是谢尔盖·赫鲁晓夫，请上车。” 加柳科夫上车后提出到城外找个小树林，在那儿谈会安全一些。他们驶上一条通往小松树林的乡间土路，最后停在一大片林中空地上。暮色苍茫，低沉的鸟云给周围静溢的世界蒙上了某种神秘的色彩。 两个人下了车，顺着一条小径慢慢地走着。小路很窄，容不下两个人并排走，脚常常陷入青草覆盖的小土坑里。 加柳科夫开始讲述，谢尔盖默默地听着。“当尼古拉·格里戈里那维奇·伊格纳托夫是中央主席团成员时，我在 他那儿担任他的警卫队长。我们之间不仅是单纯的工作关系，还是朋友关系，他对我不存戒心，无话不谈。“在 22 次代表大会之后，伊格纳托夫未被选入中央主席团。按规定不能 再配备警卫队长，我必须离开他。“这样我便在 1961 年退休了不久以后，担任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 主席团主席的伊格纳托夫在他的总务科中给我找了一个闲职。那里没什么特别的事儿。尼古拉·格里戈里耶维奇去休假或出差时，我经常陪同他一起去。 我的任务是保证他过得舒舒服服。他特别关心住在哪儿、条件怎样、同谁住在一起。他想的是，与他所熟知的、享受中央书记在国家别墅休假待遇的那 些人相比，自己的条件不能太差。“今年也是这样。8 月 3 日，他兴致勃勃地告诉我，他决定 8 日去高加 索休假。“对于这种外出，我早已习以为常。我们到索契后住进了拨给我们的别 墅。它坐落在花园深处，距主楼较远。伊格纳托夫对住所很满意，说：‘这间别墅还可以，够级别。出发前，勃列日涅夫和波德戈尔内曾建议我转住到 第四国家别墅中。’“我问：‘那么，我们要不要把我们住进这个别墅的事告诉他们？他们 是否已经告诉了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要知道，这些别墅好像只是为主席团委员准备的。万一他知道，会不会引起不愉快？’“伊格纳托夫沉思了片刻说道：‘此一时彼一时。他们现在不会听赫鲁 什的。’（赫鲁什是对赫鲁晓夫的鄙称）他经常骂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尤其是最近，在退出主席团以后，不过这往往是在醉酒之后，在谈到具体问 题时。伊格纳托夫认为，他若是处在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的位子上，他会采取另一种做法。但是，不管他谈赫鲁晓夫什么，都可以让人感到，他有些 怕他。然而现在有明显的迹象表明，他认为对赫鲁晓无可以根本无须考虑。这是一种新调子。“我换了个话题，向他问道：‘需要解决食品和汽艇问题，还有什么指 示吗？您在莫斯科对我一点也没有谈过这些。’“伊格纳托夫说：‘一切都办妥了。有关汽艇、食品和在我们的别墅里 安装‘高频’电话的事我已同谢米恰斯内都谈好了。你去问问值班员，他们是否已接到指示？’看我吃惊的样子，他轻轻一笑。“以前，伊格纳托夫与谢米恰斯内不曾有过这么好的关系。不仅如此， 伊格纳托夫对他简直是无法容忍，稍有过错都要被骂一通。当时他有些怕谢米恰斯内，因为他知道谢米恰斯内同赫鲁晓夫关系挺好，同阿朱别伊关系更 好。向谢米恰斯内提出要求，这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我在想：‘发生什么事情了？’给疗养院值班员和克格勃值班员打电 话核实后，证明他们已接到了供应食品和汽艇的指示。“伊格纳托夫对此甚为得意，他说：‘有谢列平和谢米恰斯内这样的好 人，我的任何要求都不会遭到拒绝的。’“他们这些人之间关系的这一变化令人费解。为什么从前那种难以掩饰 的敌意，而今会变得如此融洽？这里显然有什么不对头的地方。”加柳科夫没有下结论，只谈了第一个不正常现象：关系突然转变，找不 到明显的理由，其中定有蹊跷。接着，加柳科夫又谈到伊格纳托夫在“俄罗斯”疗养院与各州的州委书 记频繁往来，以及他 8 月 29 日与勃列日涅夫通电话的内容，这是他亲自听到 的。“勃列日涅夫说，既然伊格纳托夫在索契休假，那么他邀请他到克拉斯 诺达尔去住两天，并参加北高为晾国民经济委员会‘克拉斯诺达尔石油天然气联合公司’的授勋仪式。“伊格纳托夫欣然同意。“他说：‘我想顺便看看格奥尔基（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农业党委书记， 伊格纳托夫的老相识）。廖尼亚，我这里有车臣一印古什州委书记季托夫和伏尔加格勒州苏维埃执委会主席齐穆托夫。他们在一起时喝的不多，话却滔 滔不绝。他们心照不宣，话语表达了他们共同的情绪。但是格鲁吉亚使我不 安。9 月10 日休完假后，我想到第比利斯去。应当在那里做些事情。’“‘格鲁吉亚有什么使你不安？’“‘我在报上读到一个 120 岁的集体农庄妇女给赫鲁晓夫写了封信，事 情有些复杂。看来，他们那里对形势不太清楚。’“勃列日涅夫安慰他说：‘就这件事。你不用那么担心。’“伊格纳托夫高兴地说：‘啊，原来是你的工作？那就另当别论了。还 有件事，我同亚美尼亚党中央第一书记扎罗比扬谈过了，他情绪挺好。是我们的人。廖尼亚，我对你只有一个请求：一切都应该在 11 月份之前完成。’“伊格纳托夫对通话很满意。两天后，在克拉斯诺达尔伊格纳托夫又与 勃列日涅夫用‘高频’电话通了一次话。在门口可以清楚地听到伊格纳托夫 的声音。“‘谢谢，廖尼亚，一切都顺利。谢谢帮忙，没你可就糟透了。’“所谓帮忙，指的是勃列日涅夫曾帮着为举行宴会筹款，因为用公款吃 喝是被严格禁止的。这项禁令的执行情况受到严格检查，只有作为中共第二书记的勃列日涅夫才能作出这种批示。“伊格纳托夫继续说：‘沃罗比约夫正在我这儿，我把一切都对他说了。 我还同萨拉托夫书记希巴耶夫谈过。开头，我们相互有些不理解，但后来找到了共同语言。可以说同他也一切顺利，我说服了他。’“他们说了再见，互祝工作顺利，然后沃罗比约夫接过话简。沃罗比约 夫感谢勃列日涅夫对他们工作的高度评价，表示要更加努力地争取新的成绩。然后，卡恰诺夫接过听筒，也谈了些诸如此类的话。“9 月 6 日晚，伊格纳托夫要我接通正在雅尔塔的波德戈尔内的高频电 话。伊格纳托夫在电话中意味深长地说：‘大功告成不取决于我们，而取决 于你。’“9 月 19 日，我们返回莫斯科，我曾提醒伊格纳托夫，他本来是准备去 亚美尼亚的。他回答说：‘不去了。扎罗比扬已经在莫斯科勃列日涅夫家里。我们该回家了。’“星期一，我到他别墅去，安排各种家务。伊格纳托夫见到我以后，要 我与正在新阿丰休假的基里连科联系。接电话的是值班员，得知是谁打的电话后，他回答说，基里连科在海滩游泳，不能来接电话。“这是挺自然的回答，然而让人感到惊讶的是，这却引起了伊格纳托夫 的焦躁不安。“他毫无缘由地嘟囔着说：‘是真的在游泳，还是不想接电话？’伊格 纳托夫接着便火烧火燎地开始往中央给勃列日涅夫挂电话。接电话的是秘书：‘列昂尼德·伊里奇没上班，今天也不会到班上来，他病了。’“这时，伊格纳托夫变得完全神经质了，他从房间这头走到那头，自言自语地说：‘到底是病了还是没病？他得的是什么病呢？ 需要病还是不需要病？’“大约一小时后，我回到办公室。伊格纳托夫坐在皮椅子上，心平气和 地面带笑容。“他说：‘没什么，一切还好。他不过是患了流行性感冒。一切正常。’“我不明白，为什么勃列日涅夫得了流感这就很好？但这次谈话可 以作为在一个月内所发生的非常事件的补充。“如果把所有这一切零星的小事联系起来，就可以得到一个可疑的印 象：吞吞吐吐的谈话，各种微妙的暗示，一个接一个地同各个州委书记单独谈话，同谢列平和谢米恰斯内突然友好，经常地给勃列日涅夫、波德戈尔内、 基里连科打电话为什么经常提到 11 月？11 月之前到底要完成什么事情呢？”加柳科夫不厌其烦地详细叙述了能典型说明伊格纳托夫对待赫鲁晓夫态 度的各种情节，这些情节有些发生在过去，有些则是不久前发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