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鲁晓夫传-10

1961 年 10 月 17 日，苏联共产党第 22 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新建的克里 姆林宫大会堂举行。来自 80个国家和地区的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以及各国外 交使节、世界各国各大通讯社和各大报纸的记者作为佳宾到会。这样大的规 模在苏共代表大会的历史上尚属第一次。赫鲁晓夫主持了开幕式，并代表中央委员会作了总结报告。赫鲁晓夫的 报告肯定了苏共 20 大的路线，他再次指出“两个体系的竞赛成了历史现阶段世界发展的枢纽和基础”。关于垦荒工作，赫鲁晓夫说在哈萨克、西伯利亚、 伏尔加河流域、乌拉尔和东部其他地区已开垦了 4180 万公顷荒地，新垦区提供的粮食占国家全部收购粮食的 40％。赫鲁晓夫在报告中用很大的篇幅强调要丰富物质生活，让人民过上富裕 的生活。他说：“党认为物质刺激和精神刺激相结合是正确的道路，这条道路正在把我们引向、并且必然会导致富裕和实行按需分配。”他还说：“只 要劳动者对许多物品的个人所有权保持在合理的范围内，作为个人消费的形式，而不变成目的本身，它同共产主义建设是不矛盾的。但是，广泛的个人 所有权在一定条件下会变成、而且往往变成社会进步的障碍，变成私有风气的温床，会导致小资产阶级蜕化。”赫鲁晓夫宣布，苏联已进入了“全面展开共产主义建设的时期”。他说：“党的政策贯穿着伟大的共产主义思想；一切为了人，为了人的幸福！”苏 联的阶级关系也进入了新时期，“无产阶级民主正在变成全民的社会主义民主。我们党一方面把发展国家机构、将劳动人民代表苏维埃改造为社会自治 机构的任务放在首要地位，同时将继续执行把越来越多的国家职能交给社会 团体的方针。”接着，赫鲁晓夫话锋一转，开始谈到苏共党的工作。赫鲁晓夫重又提起 关于清除斯大林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问题，这使苏共中央委员们颇感意外。他在报告中第一次亮出了所谓“反党集团”全部成员的名单。他说：“第 20 次代表大会所反映的列宁主义方针，最初不得不在某些人强烈反抗的情况下加以执行；这些人是反党分子、个人崇拜时期居统治地位的那种方法和秩序 的狂热拥护者、修正主义者和教条主义者。这个反党的派别活动集团反对党的列宁主义方针。参加这个集团的有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马林科夫、伏 罗希洛夫、布尔加宁、别尔乌辛、萨布罗夫以及参加他们一伙的谢皮洛夫。“最初，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马林科夫和伏罗希洛夫激烈反对党关 于谴责个人崇拜、发扬党内民主、谴责并纠正各种滥用权力现象、查明迫害活动的具体负责人的路线。他们的这种立场并非偶然，因为对于许多起大规 模迫害党的干部、苏维埃干部、经济干部、军事干部和共青团干部的事件，以及在个人崇拜时期发生的许多类似现象，他们本人都负有责任。”报告中，赫鲁晓夫对基洛夫的被害事件又一次提出怀疑，他说：“我们 越深入地研究有关基洛夫死亡的材料，产生的问题就越多。”他提出三点疑问：为什么凶手曾被抓获过并给予释放？基洛夫的警卫员为什么远离保卫 者？基洛夫的警卫队长为什么突然死于“交通事故”？赫鲁晓夫报告中这种突然转向，在克里姆林宫会议厅休息走廊里引起了 代表们的激烈争论。中央主席团的一些成员们无法控制住他们的愤怒情绪。第三天，按会议程序，代表们对报告进行全面讨论。但是讨论变成了谴责和 批判。讨论中，乌克兰党中央第一书记波德戈尔内登台发表讲话。他严厉指责 卡冈诺维奇当年在乌克兰的所作所为以及他在担任交通人民委员时的各种做法。波德戈尔内说，在卡冈诺维奇的指使怂恿下，许多忠诚的共产党员被捕 入狱，受到非人虐待。他把卡冈诺维奇称为早就该从党内清除出去的“败类”。他的这一番话引起全场一片掌声，接着发言的是白俄罗斯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第一书记马祖罗夫。他向大会详尽叙述了马林科夫和叶若夫对白俄罗斯党的干部所进行的种种摧残和迫害。他指出，在 1936—1938 年期间，白俄罗斯加 盟共和国党组织的人数减少了 1／2。马祖罗夫呼吁大会将马林科夫清除出党。其他几名代表也陆续登台发言。福尔采娃提到了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 的罪行；波利扬斯基证实了卡冈诺维奇在库班地区对党的干部队伍进行的破坏；伊利切夫、什维尔尼克、克格勃主席亚·尼·谢列平和党中央监察委员 会第一副主席齐·季·谢尔久克等人的发言都详细他讲述了 19371939 年滥用权力的情形。在对讨论情况进行总结时，赫鲁晓夫又用了较多的时间谈及斯大林和“反 党集团”成员所犯的罪行。他详细讲述了奥尔忠尼启则的自杀，阿·斯万尼泽（斯大林前妻的兄弟）的死亡，一些红军高级将领和党中央委员会委员的 悲惨遭遇。他在总结中提议，在莫斯科竖立一座纪念碑以“永远纪念专横统治下受害的伺志们”。这一提议得到了大会代表的一致通过。在代表大会闭会之前，来自列宁格勒地区的大会代表伊·斯波里多诺夫、 莫斯科代表彼·杰米契夫、格鲁吉亚代表基·扎瓦希什维利和波德戈尔内都提议把装殓斯大林遗体的水晶棺移出列宁墓。杰米契夫在发言中说：“再继 续放在那儿，就是一种亵渎行为。”随后，在斯大林劳改营和监狱中度过了27 年的德·拉祖基娜发言。她以亲身经历讲述了劳改营中政治犯的非人生活 和所受到的残酷迫害。在她发言之后，22 大通过了如下决议：大会认为在列宁墓中继续保留约瑟夫·斯大林的水晶棺是不适宜的，因 为斯大林严重地违反列宁遗训、滥用权力、大规模镇压正直的苏维埃人以及他在个人崇拜时期的其他行为使他的灵枢留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墓中成 为不可能。决议于 31 日傍晚执行。在离列宁墓不远的地方挖了一个深坑，把斯大林 的棺木放进去后，并没有往里填土，而是运来了几卡车水泥浆，浇灌到墓穴中的棺木上。墓上立起一块花岗岩石碑，后来又刻上了简单的碑文：“约·维·斯 大林”。诗人叶甫图申科在一首题为《斯大林的继承者》的诗中描述了这一情景：大理石墓碑默然无语，水晶棺无声地闪光熠熠。守陵的士兵们站立一旁，几缕青烟在灵枢上缭绕，恰似青铜塑像在微风中肃立。似有生的气息从缝隙中漏逸。卫兵扛着遗体走出列宁墓大门， 刺刀的寒光是那么凄厉，他也那样不言不语，静得令人不寒而栗。 那双涂有防腐剂的拳头，仍紧紧地攥在一起。 窥视的目光透过缝隙他的主意已然策划完毕， 此刻的安息只是小憩。我要向我们的政府大声呼吁： 增添两倍、三倍的哨兵，把这具棺木看守严密， 千万别让斯大林东山再起，以免重演历史悲剧。静得令人不寒而栗。仍紧紧地攥在一起。他的主意已然策划完毕，我要向我们的政府大声呼吁：把这具棺木看守严密，以免重演历史悲剧。代表大会关于把斯大林遗体迁出列宁墓的决定，在社会上引起了大规模 捣毁斯大林纪念碑和纪念像的行动。成千上万的城市、街道、广场、农庄和 工厂纷纷易名。早在20 大之后，许多斯大林纪念像就已被拆除，矗立在伏尔 加一顿河运河上的巨型斯大林青铜塑像就是在那时被拆除和熔化的，现在所有类似的纪念碑都被从底座上推倒。只是在格鲁吉亚，斯大林的塑像和纪念 碑依然保留着；一些街道还以斯大林的名字命名；在当地博物馆里也能看到介绍斯大林生平事迹的展览。官方对斯大林的严厉态度，立即在全国报刊上得到了反映。有关 30—40 年代“悲惨死去”或“遭诬陷被害身亡”的政治家、经济学家、文学家和军队将领的名字和带有此类字样的讣告，大量涌现报端；20 大后获得平反的一 些受害人的往事回忆，也开启禁忌，被大量披露出来。有关集中营、流放地纪事或犯其他大忌不能公开发表的文章，则以手稿形式发表在被称为“萨米 兹达特”（意为“独立出版”）的地下出版物上。瓦·沙拉莫夫的《科累马的故事》就属于此列。22 大后“解冻”的浪潮迅速波及科学和艺术各个领域。“解冻”原是苏联作家伊·爱伦堡一部小说的名称，以喻个人崇拜的漫 长冬日已经过去，坚冰消融，思想解放的季节业已到来。这个术语代表着赫鲁晓夫时期苏联意识形态变化的特点。40 年代后期、50 年代初期，苏联文坛流行“无冲突论”。在“无冲突论” 的影响下，公式化的、概念化的、为政治口号作图解的作品，被当做“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硕果。“无冲突论”的政治依据是斯大林关于“苏联社会 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完全相适应”和“社会主义社会在政治上、道义上完全一致”的理论。在这种理论指导下，在文艺创作中就要表现好与更好之间的矛 盾，否认社会上有好与不好之间的矛盾。这时，不少苏联作家感到政治空气压抑。他们想说话，但是不敢说，也没有地方说。爱伦堡在 1948 年写成的论文《谈作家的工作》直到斯大林逝世之后，才在 1953 年 10 月号《旗帜》杂 志上公开发表。之所以要在斯大林死后发表，爱伦堡解释说：“我经过了长时期的犹豫才决定发表这些有关作家工作的意见。”“我自己问自己：提出 有关作家工作问题的时机是否已经到来了呢？我认为，这个时机已经到来了。”斯大林逝世，爱伦堡感到松了一口气，呼喊“解冻了！”实际上，这 不仅是爱伦堡一个人的感受，而是苏联很多知识分子的心声。1953 年底至 1954 年上半年，苏联的报刊开始出现一些批评性文章。例 如，《新世界》杂志发表了一系列触及文学问题和现实问题的文章。其中，波麦兰采夫的《论文学的真诚》最有代表性。文章揭露了文学中“粉饰现实” 的种种积习和手法，呼吁作家拿出“真诚”和“良心”写“生活的真实”。文章尖锐地指出，多年来文学作品“凭空杜撰”，制造了种种“升平景象”： 农村本来贫困不堪，小说电影中却爱描写庄员们大摆宴席；工人食堂的情况本来很糟，可是在一些作家的笔下，虽没有摆出奶猪冻和烤全鹅，但也看不 到黑面包作家在文章中列举了许多这类弄虚作假、歌舞升平的现象。在过去的年代，为了树立个人崇拜的形象，美化、粉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电台、书刊、大会小会上假话大话空话连篇，制造种种虚假现象，这已成为一个极其严重的社会问题。波麦兰采夫和其他作家、批评家一经在《新世界》 上提出这个问题，立刻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引起了舆论的强烈反响。广大读者热烈投入了关于真诚、真实问题的辩论。一读者给《新世界》 杂志写信说，普通的诚实人早就发现了这种丑陋现象，并且对之愤恨之极，他们想说但未能找到恰当的表达方式，是苏联文学替我们老百姓“说出了这 句大胆、实在、而又公正的话”。他向作家深表感谢，说道：“所有有头脑的、热爱真理的人们，都会理解您。”作家杜金采夫在一次读者座谈会上也就此发言说：“我认为，波麦兰采 夫同志的巨大功劳在于，他第一次大声喊出了诚实的必要性，他是在向我们的良知呼吁。”之所以需要向社会良知呼吁，是因为“因循成习的不诚实”， 这不只是一个文学问题，而是“全社会的通病”。这样一来，由文学杂志发端、由一篇文学批评文章提出的有关真实、真 诚的议题，随着讨论的发展、深化，便转化成一个具有最普遍意义的社会问题，并且被赋予明显的政治意义。与文学的真诚、真实问题相联系，同时还提出了一个面向人的问题。就 是说，文学要不要把有关人的描写放在第一位，敢不敢真实地发掘人的内心世界，承认不承认人有个人生活的权利。高尔基早就说过，文学应该是“人 学”。人是文学注意的中心。但多年来的文学实践却不是这样。这反映了社会上的一种倾向：只承认社会利益、集体生活，而不承认个人利益和个人生 活；个人生活往往只是被视作生产过程和社会生活的附属物。在革命浪漫主义时代，个人生活、个人感情往往被置于一边，这在当时被看成人们的行为 准则。如今，这样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再用这样的准则规范文学、规范人们的行为，就有悻于生活的真实。在关于面向人、人该不该有个人生活权利的讨论中，一种把个人生活权 利理解为取决于个人内心自由权利的观念，在青年人中间得到了广泛共鸣。文学的“解冻”带动了哲学社会科学的“解冻”。1955—1956 年，在苏 联《哲学问题》杂志上进行了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矛盾问题的争论。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什么样的矛盾？这些矛盾的本质、特点和解决方法应当是怎样的？矛盾和对抗的相互关系又如何？在争论过程中，人们得出了这样一个结 论：承认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具有客观性，并不是什么“恶意的蓄谋”和“敌人的诡计”。同时也形成了这样一种观点：远不是所有的矛盾都是由社会主 义的发展规律产生的，或者是从过去时代遗留下来的；其中一部分矛盾之所以激化，是由政策错误所引发，或者是因为不善于依据社会主义发展的客观 规律采取有效的社会组织形式而造成的。当时普遍形成了这样一种共识：选择解决矛盾的时机，在解决矛盾时采取正确的方法和形式，具有重要的原则 意义。这样，在社会主义问题上就破除了教条主义框框，摒弃了阶级斗争尖锐化的理论，为深入分析个人崇拜时期的错误提供了理论根据。与此同时，《历史问题》杂志在这个时期也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和资料， 打破了《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框框，从现实需要出发阐述历史科学的任务，力图重新评价苏联历史上的有关问题。苏共 20 大便在这一背景下召开了。20 大的召开，尤其是“秘密报告” 的逐级传达，更增强了“解冻”的势头。在这个时期，文学的“解冻”仍然跑在思想文化各方面的前头。斯大林 时期成百上千的文艺家遭到不公正待遇，这是文艺界怨气最大的问题。各种形式的作家会议都发出了加速平反的呼声，还提出了改组作家协会、取消1946 年联共（布）中央决议的要求。文学“解冻”浪潮中引起最广泛社会影 响的作品是杜金采夫描写官僚主义压制创造发明的小说《不单单是为了面包》。小说一发表，就被视为“一个巨大的社会现象”，激起了对社会问题 的热烈争论。接着，《哲学问题》1956 年第 5 期发表的《戏剧创作和戏剧演出的落后问题》和《新世界》1956 年的第 12 期刊登的西蒙诺夫的《文学漫 谈》，都触及了 30 年代以来行政命令的文艺领导体制和战后一系列重大的文艺理论问题。这一时期，在全苏展开的清查冤假错案、大规模释放政治犯的行动，也 在社会上造成了巨大的反响。几百万人获释还乡，成千上万的无辜者死后得到昭雪，这对社会“解冻”过程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推动力。正当“解冻”势如春潮、一浪高过一浪之时，波兰十月事件和匈牙利事 件发生了。赫鲁晓夫感到了事态的严重性。于是，从 1957 年初，“解冻”的闸门开始收紧，《共产党人》、《真理报》和《文学报》等中央报刊展开了 对思想文化界、特别是对文艺界“不健康倾向”的批判。接着，赫鲁晓夫在1957 年 5 月 13 日苏共中央举行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同作家的会见中，对文艺 界的一些作家和作品提出了严厉批评，并把《莫斯科文学》比做“裴多菲俱乐部”。在这种气氛下，帕斯捷尔纳克的小说《日瓦格医生》只得拿到国外 出版，竟获得 1958 年诺贝尔文学奖。1958 年 10月，苏联作协宣布开除帕斯 捷尔纳克会籍。苏共中央主席团又责成苏联共青团中央书记出面发表讲话，向作家发出了“驱逐出境”的警告。再加上全苏范围对他的批判和声讨，帕 斯捷尔纳克最后不得不写信给赫鲁晓夫，表示“自愿拒绝接受诺贝尔奖金”。由于官方的收缩政策，“解冻”的思潮变得平缓了，但并未停止。苏共22 大又为此思潮打开了闸门。1962 年 2月召开了全苏社会科学教研室主任会议和全苏历史学家代表会 议，以往被作为“禁区”的大量问题成了讨论的题目：经济学开始对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中的物质刺激问题展开讨论；历史学中有关斯大林伪造史实的最 尖锐问题也成为议题；哲学揭露了过去对相对论、共振论和量子论的压制，进一步清理了斯大林在理论上的消极影响。根据 22 大决议和苏共纲领，会议 决定重新修订党史、政治经济学和哲学的教学大纲，开始了对社会主义社会的重新认识。1962 年 2 月 7 日，《真理报》刊登了马利歇夫的文章。文章中 说，“赢利应该看成是计划的主要指标，只有利润才反映劳动生产率的变动情况”；“劳动生产率概括地反映在利润水平上”；“物质利益是社会主义 计划的核心和动力”。1962 年 9 月 9 日，《真理报》刊登了利别尔曼的文章《计划、利润、奖 金》，对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计划和生产、劳动生产率和奖金、扩大再生产和积累，提出了突破性的看法。利别尔曼在文章中提出：应当建立一种计划和评价企业工作的制度，使 企业能迫切关心最佳的生产效果。利别尔曼认为，只要把按品种的产量计划和交货期限计划下达到企业，就可以做到这一点。为此，利别尔曼提出六条 具体建议：1．产量和品种计划经过协调和批准后，企业的计划全部由企业自行编制；2．根据赢利率（利润与生产基金之比）规定各种物资奖励的统一基 金；3.为各部门以及自然条件和技术条件大致相同的各类企业统一批准随赢利率而变化的奖金比率表，作为长期使用的定额；4．控制数字只下达到国民 经济委员会，取消国民经济委员会在各企业间摊派任务，国民经济委员会可以检查、评价和改进各企业自行编制的计划，但不得改变作为企业奖励基础 的赢利比率表；5．制定从企业利润中提取的统一奖励基金的使用方法，同时扩大企业把奖励基金用于集体奖励和个人奖励方面的权限；6．灵活地制定新 产品价格的原则和程序，以便促使企业生产更有效的，使生产单位和使用单位、即整个国民经济都能赢利的产品。利别尔曼文章的总的精神是：建议减 少国家规定的计划指标，扩大企业权限；按赢利率高低来评价和奖励企业。9 月 20 日，《真理报》又刊出利别尔曼的文章。文中认为：把利润作为 衡量生产的经济效率的总的（不是唯一的）指标，可以取得成效；利润应当成为衡量效率的最后的总尺度；企业在合同、订货、利润奖额的基础上，可 以独立地制定自己的计划。10 月中旬，利别尔曼在《经济报》编辑部举行的讨论会上补充说：“在我的建议中，利润并不是评价企业的‘模子’，而是 根据不同情况规定不同的赢利定额，以便让企业自己努力去提高利润。”利别尔曼的文章刊出后，经济学界反应强烈。赫鲁晓夫积极支持对利别 尔曼的文章所提出的问题开展讨论。于是，由《真理报》编辑部发起，开展了关于完善经济管理问题的讨论。讨论从“如何使企业关心最佳生产效果” 问题开始，深入到计划经济和物质刺激的方法、计划指标和企业如何利用生产基金、企业活动的经济刺激和奖励工作人员的方法等方面的问题，对苏联 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利润率、成本、劳动生产率等问题，都提出了新的见解。《真理报》、《消息报》、《经济报》、《经济问题》、《计划经济》等全 国性报刊、其他地方性报刊、各高等学校和研究机构的学刊都刊登文章，参 加讨论。从1962 年 9 月到 1963 年底，仅《真理报》编辑部就收到 1000 多篇 讨论文章。除了刊登文章之外，还举行了多次全国性的讨论会。苏联科学院经济学 部在 1963 年 1 月举行大会，对经济刺激问题、遵守“对社会有利也对每个企业有利”这一公式的途径问题进行了讨论。讨论气氛的认真、热烈，是自列 宁逝世以后所未曾有过的。这场讨论也越出了苏联国界，东欧的民主德国、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保加利亚、罗马尼亚等国的经济学界都对利别尔曼的经济思想进行了讨论和研究，使之成为一场“国际性利别尔曼冲击 波”，冲击了斯大林模式关于价值规律、利润、物质刺激等问题的基本理论。苏联科学院经济核算和生产的物质刺激科学委员会，受苏共中央委托， 对这场讨论作了总结。加托夫斯基对一年多来的讨论作了总结报告。报告中说：在讨论中，某些参加讨论的人力图回避计划工作和企业刺激中存在的缺 点，回避企业没有足够的经营主动性以及在经济核算中的重要作用。而另外一些人提出的建议则没有很好地考虑计划经济特点。他们的建议在一定程度上使得企业脱离了整个国民经济计划制度。 加托夫斯基在总结中还说，这次讨论的焦点集中在企业上，这是苏联经济的基本环节。这次讨论的目的在于“提高计划工作的效果，创造能经常推 动企业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生产潜力从而加速我国发展速度的指标体系和刺激体系”。加托夫斯基指出：委员会的立场是“把集中的计划领导和为了 达到高度经营成果而发挥企业的主动精神结合起来，把计划和刺激不可分割地统一起来，坚决提高利润在企业的整个经济生活中的作用，提高奖金的实 际意义，更有效地利用价格来进行物质刺激”。苏联科学院经济核算和生产的物质刺激科学委员会在对讨论作总结时， 还同计划机关、企业工作人员密切合作，写出了综合报告，得到苏联科学院经济学部和科学院主席团的赞同。报告提出了九个方面的建议，其中包括： 改进计划、评价和刺激企业工作的价值指标和实物指标体系；改进对企业的计划领导制度；提高利润在企业经济生活中的作用；改进奖励基金形成的办 法，提高奖金的作用；加强对创造和加速采用新技术、科学成就、各种进步的新产品的刺激等。综合报告肯定了利润是工作质量的指标，是生产发展和 刺激基金的源泉。这场讨论是在相对宽松的气氛下进行的，它在认识苏联计划经济下利润 和奖金的作用等方面，有了较大的突破。只是这场讨论来得太晚了，它在苏联生产力发展方面的作用，要过一段时间才能体现出来，但那时的执政者就 不再是赫鲁晓夫了。这场在赫鲁晓夫时期的争论，尽管受到赫鲁晓夫的鼓励，但它对赫鲁晓夫权力的巩固并未起到些许积极作用。意识形态主管当局认 为，如果继续放任“解冻”，事态将难以驾驭。矛盾集中到是否开禁，准许发表以斯大林时期的集中营为题材的作品。 赫鲁晓夫的本意是赞同解冻的。但他面对解冻的势头确实又显得心中无数，手足无措。他有些担心，害怕解冻会引起洪水泛滥，以至溢出苏联河床的堤 岸，并形成一股冲破苏联社会的所有堤坝的浪潮。他想控制这一浪潮，但又 犹豫不决。对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格医生》一书的处理，使他有所感悟。他曾总 结说：评价一个作家和评价他的作品是不同的两回事。如果这本书的艺术质量的确不高，那么应该留待读者去评定。如果一部作品不能引起读者共鸣——如果作品的思想和表达思想的方法不能感动读者——那么，作者就应该从 中得出必要的结论。当然，他会在精神上受到挫折。但是，如果他的作品未能体现和传播某些读者关注的思想，这只有怪他自己，怪不了别人。主要的 问题是：应该让读者有机会作出他们自己的评价，而不应采取行政措施和警察手段。不应对从事创作的知识分子作出判决，好像他们是在受审判似的。 赫鲁晓夫对当初没有准许《日瓦格医生》在国内出版是很后悔的。因此，1962 年 11 月，他批准了索尔仁尼琴的小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在《新世界》杂志上公开发表。 小说的发表，在苏联社会上产生了巨大的轰动性效应。数万册《新世界》杂志和印制的小说单行本旋即销售一空。小说的传播甚至使许多政治和社会 新闻黯然失色。就连当时正在参加苏共中央全会的中央委员们也跑遍书市，为购小说而奔走；会上会下几乎每个人腋下都夹着红蓝两本书：红的是全会 文件，蓝的是《新世界》杂志。不久，索尔仁尼琴同一题材的小说《克里切托夫卡车站的小事》和《玛 特辽娜的一家》又分别在《真理报》和《新世界》发表。这使文艺界出现了一系列尖锐题材的作品：柯切托夫继《茹尔宾一家》之后，又发表了《叶尔 绍夫兄弟》，作品表现了工人的生活热情以及对生活的思考。西蒙诺夫发表了以卫国战争为题材的作品，三部曲《生者与死者》以及《军人不是天生的》。 作品在读者面前展现了战争的惨烈，以更深刻的态度，探讨了获得胜利和遭受失败的原因。马尔科夫的《父与子》、奥布霍夫的《生活是阻挡不住的》 等叙事小说，都对过去的事件进行了评价。肖洛霍夫继《一个人的遭遇》之后又发表了《被开垦的处女地》。小说展现了集体农庄生活的复杂问题、农 业生产的困难、以及农村的精神生活等多层次、多角度场景。小说向读者展示，不管小说主人公达维多夫采取行政手段的意图有多么美好，不管他一看 见田里游手好闲的哥萨克就冒火的动机是多么善良，都没有理由为格列米雅其农庄主席的命令式和最后通碟式的工作方法进行辩解。在经过一场由于他 的辱骂和呵斥而引起的与庄员不顾情面的谈话之后，达维多夫终于开始思考自己行为错误的程度。当初，他被派来领导农民时，深信一切都是理所当然 的；现在他明白，他不了解这些人，他不懂得他们的想法和心情。为了表示对解冻的理解以及对肖洛霍夫的尊重，赫鲁晓夫特地前往维申 斯卡雅，请肖洛霍夫同他一起去美国访问。肖洛霍夫也去过赫鲁晓夫的别墅，读了《被开垦的处女地》的最后一章。悲剧式的结局使赫鲁晓夫很受感动。“真想让达维多夫活下来啊！”他对作者这样说。肖洛霍夫答道：“应当真 实。”赫鲁晓夫常请别人为他朗读，以便更多地了解文学的动向。“让我的眼睛休息一会儿，您的眼睛辛苦一会儿。”他一面说，一面把书递过去。他 的视力虽然不错，但由于经常要审批文件，眼睛总是感到很累。朗读成了家常便饭。赫鲁晓夫能够一连听上几小时，特别是在度假的时候。他就这样“听了”很多类似《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这样有待“特 殊裁决”的作品。赫鲁晓夫听得非常认真，一动不动地坐着，有时微微合上 双眼。然而，并非所有的新书赫鲁晓夫都能通读一遍，也不是所有有争议的文 学问题他都了解；也不是所有的东西他都能接受，或者说都能理解。然而，他却越来越多地把对某一作品做出尖锐的毫不含糊的思想评价的权利留给了 自己。他的这一做法被那些反对解冻的人所利用。在苏共中央书记伊利切夫和波利卡波夫的安排下，赫鲁晓夫被邀请去参 观现代美术展览。这次展览在当时的首都文化生活中算不得什么了不起的大事。它是专为 庆祝全苏画家协会莫斯科分会成立 30 周年而举办的。在一个月时间里，它在莫斯科公众心中并未引起多大兴趣。展出的作品出自几位得到官方认可的著 名画家之手，应邀参展者中没有抽象派画家。然而出人意料的是，一批十分有朝气的年轻画家又接到邀请，要他们在马涅日艺术馆展出自己的作品。他们的油画挂在了二楼展厅。1962 年 12 月 1 日，他们又被通知站在自己的作品旁边，以便对观众解说，而党中央主席团的参观也定在这一天。赫鲁晓夫勉强而至。对于赫鲁晓夫来说，新型建筑技 术、农业机械、莫斯科建设规划或国外工业厂矿设备的展览才是他的兴趣所在。他对油画和雕刻可以说是一窍不通，甚至从未涉足过特列季亚科夫绘画 陈列馆。赫鲁晓夫草草地浏览了那里的美术作品。有些作品他很喜欢，有些则不 感兴趣，还有些他很反感。在一层看完后，他同那些毕恭毕敬的画家们聊了 起来。赫鲁晓夫披上大衣准备离去时，有人劝他到二楼再去转转，感受一下抽 象派的作品是怎么一回事。赫鲁晓夫不得已跟着上了二楼。赫鲁晓夫皱着眉头转了一圈，忿忿他说：“这种所谓‘富于创造性的作品’同我们的人民是 格格不入的。他们拒绝这些东西。那些所谓的艺术家应当记住这个事实，他们称自己是艺术家，可是创作的‘画面’却使你感到迷惑不解，纳闷这究竟 是人手画的作品呢，还是驴尾巴乱涂乱抹的结果。这些人必须认识自己的错误，必须开始去为人民工作。”接着，他站在热尔托夫斯基的作品前说道：“这难道是热尔托夫斯基的作品吗？他人长得倒挺帅，可是画的都是丑八 怪。”“谁是这儿的负责人？”赫鲁晓夫问，“是他。”苏共中央书记伊利切夫指着雕塑艺术家恩斯特·涅伊兹维韦内说。赫鲁晓夫随即对雕塑家批评 起来。涅伊兹韦斯内说，他只能谈他个人的作品。说罢便走进作品陈列室。赫鲁晓夫也随着跟了进去，和赫鲁晓夫一同来的人以及整个人群也都蜂拥而 入。赫鲁晓夫指责涅伊兹韦斯内等人挥霍人民的金钱，创作的却是臭大粪。 涅伊兹韦斯内生气了，直言不讳地对他说，他对艺术一窍不通。他既不是艺术家也不是评论家，在美学领域中只是个文盲。赫鲁晓夫断然加以否认。于 是涅伊兹韦斯内就问他，即然他自以为有权威的资格，那根据又何在呢？赫鲁晓夫回答说：“我当矿工那会儿，我是不憧。当我是党的基层干部时，也 不懂；在我按步升迁的每一级上，我都不懂。而今天我是部长会议主席和党的领袖，现在我肯定能够理解了，不是吗？而您又在为谁工作？”涅伊兹韦 斯内看到赫鲁晓夫如此坦率，也就毫不隐讳地对他说，他们这场冲突实际上是有人事先谋划好的，这个阴谋的用意不仅是破坏思想解放的进程，也不仅 是针对知识界的、针对美术界的，而且还是针对他——赫鲁晓夫本人的。涅伊兹韦斯内对赫鲁晓夫说：“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您以共产党员 的身份批评我，但是有的共产党员，譬如毕加索、雷纳托·古图索，都赞成我的作品。”他提出了几个在苏联受到尊重的抽象派画家的名字，这些人同 时也都在过问政治。赫鲁晓夫精明地眯着眼睛问道：“你个人是否在乎他们是否是共产党员？”“是的，我在乎。”赫鲁晓夫立即向他诘问：“噢，这 么说您对此真的很在乎啦！那么好吧，一切都清楚了——您并不在乎我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共产党人是否喜欢您的作品，您心里实际上想说的是，您根 本不在乎这些。对您来说，重要的在于他们都是伟大的艺术家，而我尽管是共产党人，一个世界上重要的共产党人，但对艺术是一窍不通，是吧？”说 着，赫鲁晓夫向涅伊兹韦斯内伸出手，边握手，边说：“您这个人很有意思，我欣赏您这样的人，不过您身上既有天使也有魔鬼。如果魔鬼赢得了胜利， 我们就要压制您；如果是天使占了上凤，那我们将尽一切努力来帮助您。”赫鲁晓夫与涅伊兹韦斯内争论的消息很快在《真理报》上披露出。一大 批很有名望的艺术家和文化界人士联名上书赫鲁晓夫，为“二楼”的画家辩护。其中有伊利亚·爱伦堡、科尔涅伊·楚科夫斯基、康斯坦丁·西蒙诺夫、 德米特里·肖斯塔科维奇、叶甫根尼·叶甫图申科。赫鲁晓夫对马涅日艺术馆发生的这件事多少感到有些为难。虽然他绝不会放弃对抽象派艺术或“形 式主义的”音乐的偏见，但是他的确想做些改变。1962 年 12 月 17 日，在列宁山的迎宾馆内召开了一次党政领导与著名艺 术家及作家的座谈会。这次会议的气氛是轻松愉快的。赫鲁晓夫到会讲了话。出席者中有索尔仁尼琴，还有一些联名上书者，如诗人叶甫图申科等。赫鲁晓夫讲完话后，叶甫图申科要求发言。他说：“我想为抽象派艺术 和我们的艺术家说几句话我们应当对我们艺术中的这一抽象主义流派表现出巨大的耐心，不要贸然下手扼杀他，因为这将引起消极的后果。我认识 这些艺术家，我了解他们的创作风格。我想强调一句，在绘画方式上他们既喜欢现实主义也喜欢抽象派。我坚信，他们作品中某些形式主义的倾向能够 逐渐得到克服。”赫鲁晓夫对叶甫图申克的话是不同意的。怎样才能克服这些艺术上的不 良倾向呢？如果不进行批判，耐心静等它被逐渐克服，不知道要等到哪一天呢。赫鲁晓夫说：“俗话说，只有坟墓才能纠正驼背。”叶甫图申科也不退 让：“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有一段时期在我国确实只有坟墓才能纠正驼背。但从那时以来，我们已经向前走了好长一段路了。真的，还有其他纠正 错误的方法。我认为最好的办法就是宽宏大量，不动干戈，给我们的艺术家充分的时间，让我们开展自己的工作。我认为我们应该允许不同的艺术流派 共存，让我们的艺术通过艺术家的竞争，在整体上获得进步。同作家和音乐家一样，画家对任何形式的压制也都十分敏感，因此最好不要使用这种手段。 一切最终都会走上正轨的。”赫鲁晓夫说：“我不相信您本人真会喜欢抽象派艺术。” 叶甫图申科解释说：“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抽象派艺术也不是千篇一律的。重要的是它不应当挂羊头卖狗肉，变成冒牌货。我认为会出现这样 一种情形，到了一定的时候，用旧式的绘画风格将无法表现我们这个时代的现代精神风貌。我不得不坦率地承认，我并不喜欢我们的肖像绘画，尽管它 是现实主义的。我可以对画像里的人物十分尊敬，可是画像本身对我来说似乎就像是一般的彩色照片，这无法激起欣赏者的感情。我根本不相信，您， 尼基塔·谢尔盖那维奇，真会喜欢一幅表现尼·谢·赫鲁晓夫在工人中间的平平淡淡的油画。最近我的工作同古巴有密切的关联。我非常欣赏古巴的抽 象派绘画。要能在我们这里举办一个古巴美术展览，那该多好呀。古巴的抽象派艺术在古巴人民及其领导人当中都非常受欢迎。菲德尔·卡斯特罗对之 也颇为欣赏。古巴的抽象派艺术帮助了革命我并不是主张姑息纵容。我主张的是克制，是深入研究当代艺术的理论与实践，并且最终为了人民的利 益把我们的作家和艺术家团结在一起。”双方的态度渐渐缓和下来，赫鲁晓夫就不再说什么了。在他眼里，叶甫 图申科是一个有才华的诗人，是个好人。然而，他的性格中却有着放荡的、难以驾驭的、乃至狂暴的气息。叶甫图申科也许是对的。因为在马雅科夫斯 基活着的时候，赫鲁晓夫记得他和未来派都曾被认为是抽象派并因此受到批评。可是，这些诗人留下的作品即使在现在也被看作是为争取美好未来的斗争服务的。 会上，主管意识形态的苏共中央书记伊利切夫发了言。他强调指出，苏联共产党和政府不能容许有任何脱离苏联文学艺术主要发展路线的现象。他 批评有人“不正确地理解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作斗争的性质，有时候忘掉了我们的思想立场的不调和性和不妥协性”。伊利切夫火药味十足地警告说， 艺术家的良好愿望也完全有可能使他的作品在客观上为敌对力量的利益服务。他提出，党在文艺中过去和将来始终捍卫党性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最 高标准，它的核心是艺术的真实和生活的真实，不管这种真实多么严酷。12 月 26 日，针对国内文艺界的动态，苏共中央又召开了意识形态会议， 伊利切夫在会上发表了长篇讲话。他强调文艺在苏联的发展不能没有舵、没有帆，他表示党在艺术领域里过去执行了、今后仍将坚定不移地执行这样的 政策：“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任何表现采取不调和的态度，反对动摇和脱离文艺发展的主要路线，为文学艺术高度的共产主义思想性，为文学艺术同 人民的生活和同共产党的政策保持不可分的密切联系而斗争。”1963 年 3 月 8 日，赫鲁晓夫等党和政府领导人又召开了一次讨论文化工 作的会议。会场设在克里姆林宫的斯维尔德洛夫大厅，这使会议的气氛显得异常严肃。应邀到会的文艺家们没有享受茶点小吃的招待，也没有酒喝。伊 利切夫讲话的主旨仍然是“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表现将给予坚决的打击”。接着，赫鲁晓夫讲话。他说：“创作活动，特别是作家的创作活动，与政治 密不可分，因为分析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包括掌权者和普通工人之间的关系，是艺术创作过程的一部分。作家总是在钻研哲学和意识形态问题，而这类问 题任何执政党包括共产党在内部想独占。如果你不去培养人们的思想感情并把它引导到正确的方向，你就不能取得很好的成就。这是党的任务，而且也 是文学的任务。”对于如何判断一个作品的好坏，他说：“一般说来，我认为一个聪明人——即使在这个问题上是一个蠢人——理解一部文学作品要比 理解一支乐曲、一幅绘画或一件雕塑更容易些。作家像是泥水匠或是车工，他生产的成品可以被拎起来从各个角度进行观察，并且作出判断。一个作家 要塑造他的角色之间的相互关系，就不能不进入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从党的生活到人民的生活。”接着，赫鲁晓夫的话题又转到斯大林，他说：“斯 大林对艺术家的态度有其好的方面。他是政治家，是有高度智慧的人。但是许多知识分子在他统治时期遭受苦难。有些人他是不喜欢的；当局没有给这 些艺术家以他们生存所必需的和应有的待遇、谅解和宽容。如果由一个人或一批人来判定什么是好的和什么是坏的，这会给知识分子造成严重的苦恼， 特别是在那些可以随心所欲地判断其质量的某些艺术领域，如音乐。但是，作曲家、画家和作家遭到的更大的苦难是被束缚起来，不许动弹。任何形式 的限制都犹如给创作活动上了枷锁。斯大林像所有暴君一样，只有在作家的作品吹捧他本人和他的统治时，他才对他们优礼有加。在这方面，斯大林就 像那个迫害普希金的尼古拉一世一样。普希金是个伟大的作家，这难道还有什么问题吗？当然没有。他写了不少表达他自己和人民心灵的美丽诗篇。” 接着，赫鲁晓夫又朗诵了几句普希金的诗句。一般来讲，赫鲁晓夫的讲话是即兴的，因此常常显得啰啰嗦嗦，前后矛盾，主题不明确，有时扯得很远， 比喻又不尽恰当，这也是囿于他的教养。他继续说：“普希金一生中大部分时间是在流放中度过的——先是在南方的摩尔达维亚、基什尼奥夫和敖德 萨，后来在普斯科夫附近他自己的庄园里。想想看，在所有的时间里他一直在进行创作。当然，尼古拉一世要普希金创作，但是还要他颂扬君主和支持 君主政体。”接着，他又解释说：“不是所有的作家和艺术家在斯大林时代都受到压迫。例如，伏罗希洛夫曾狂热地表扬画家格拉西莫夫，原因是格拉 西莫夫在他的画中颂扬过伏罗希洛夫。伏罗希洛夫还有一个宠爱的作曲家，他经常为伏罗希洛夫唱赞歌，这就是波克拉斯，他现在仍然很受尊重。看来 是他谱写了关于布琼尼和伏罗希洛夫的骑兵部队功勋的歌曲。有一个专门名词可用来刻画诸如格拉西莫夫和波克拉斯这样的艺术家：他们都是宫廷画家 和宫廷音乐家。有权势的人总是把这样一批艺术家供奉在自己周围，赐给他们官府的恩宠——更不必说物质待遇了。有些得到斯大林恩惠的知识分子却 落得个悲惨的结局，法捷耶夫就是一例。他是个有卓越才能的作家，他的《青年近卫军》是不朽的作品。可是，法捷耶夫经常在作家协会颂扬斯大林，自 认为是斯大林的代言人，甚至为被控犯罪的人捏造伪证。后来斯大林死了几年以后，包括许多作家和从事创作的知识分子在内的成千上万的人被杀害的 事实揭露了出来，这些人根本不是歹徒或人民的敌人。法捷耶夫对此不能理解，他也不能理解对斯大林的罪恶的揭露。他知道他已走到了尽头，于是自 杀了。”接着，赫鲁晓夫的口气一变，回到正题上来，他说：“如果我们每一位 作家和艺术家都从其活动应该巩固而不是削弱共产主义阵地这种观念出发，那就好了。那时，他们就会对自己的创作提出更高的要求，更多地检验自己 的活动，这样社会舆论就没有必要批判思想不健康的作品了。”他说，今后的文学作品不允许以斯大林时期的镇压活动为主题，原因是驾驭这方面的材 料总会出现偏差。“而整个意识形态工作，每部文艺作品都要为党和人民的利益服务，为共产主义事业服务”。最后，他这样结束了他的讲话：“显然，我们的过错还是在于没有及时 发现艺术界某些不健康的现象，更没有采取必要的措施以防止这类现象的蔓延。对所有这些领域都应进行整顿。”不久，官方正式的禁令便出台了。 解冻潮流因苏共中央一纸禁令而被阻止了。但这一潮流并未在苏联消失，它由外露转入地下，从此开始形成难以控制的持不同政见运动的潜流。第 十 五 章问 题 成 堆赫鲁晓夫在这一时期不仅同从事创作的知识分子失和，而且也同科技界 知识分子发生龃龉。这天，赫鲁晓夫与苏联核科学家座谈。在座的有苏联著名物理学家、“氢 弹之父”——萨哈罗夫。会上，赫鲁晓夫向科学家们宣布：苏联准备进行新的一轮核试验，这些试验将会为苏联解决德国问题提供支持。萨哈罗夫对此 很有看法。从 1957 年起，萨哈罗夫就开始注意由核武器试验产生的放射性物质污染大气的问题，并因这一问题所负的责任而深感不安。每一次核武器试 验，无论是在美国、苏联、英国、还是法国进行，都要涉及几千万吨 TNT 当量的核爆炸。若以每百万吨 TNT 当量核爆炸的放射性尘埃伤害数千条生命计 算，那么每一次核试验至少要伤害近十万人的生命。萨哈罗夫在会议期间向赫鲁晓夫写了个便条，其中写道：“经过三年暂停之后又恢复核试验，这将 违背核禁试条约，也会妨碍裁军的进程，而且还会引起新的一轮军备竞赛，特别是洲际导弹和反导弹防御方面的竞赛。”萨哈罗夫的字条沿着一个个座 位传过去，一直传到赫鲁晓夫手中。赫鲁晓夫拿着字条看了一下，随手放进上衣胸前的口袋中，然后邀请所有与会者同他共进午餐。当大家围桌坐定以 后，赫鲁晓夫发表了即席讲话。他在讲话中说：“萨哈罗夫是一位优秀的科学家，但他应当把外交政策留给我们这些擅长于这门微妙艺术的专家来处 理。实力可以使我们的敌人陷于混乱。我们不能大声说我们的政策是以实力为后盾的，但实际上，我们不得不这样做。如果我听从萨哈罗夫这样的人们 的意见，那我就不是什么部长会议主席，而只是一个没有主见的人了。”赫鲁晓夫这种傲慢的态度，以及为达到其政治目的不择手段、一意孤行的做法， 令萨哈罗夫等一批科技知识分子深感失望。如果说赫鲁晓夫同从事创作的知识分子的冲突是有人精心策划和导演 的，那么他与科技知识分子关系的疏远则完全是由于他个人的独断专行、自以为是、刚愎自用的作风造成的。自此，赫鲁晓夫终于相信了苏共思想家苏斯洛夫和苏共中央宣传部部长 伊利切夫的理论：资产阶级思想的“传染源”已经毒化了苏联的知识分子、尤其是其中的年轻人的思想。必须挽救他们，否则他们就会毁掉自己，并给 国家、给共产主义事业带来不可估量的危害。只要放松警惕，“资产阶级思想”就会无孔不入，就会发生匈牙利那样的反革命事件，就会以绞刑架和枪 杆子结束。赫鲁晓夫接受了这一理论，终于使他同过去那些最热烈的支持者闹翻 了。现在，他们已经分属不同的阵营。麻烦不止于此。欧洲的风波刚刚平息，同美国的斗争刚刚告一段落，社 会主义阵营内纷争又起。这次是同中国彻底闹僵了。22 大时，赫鲁晓夫没有邀请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南斯拉夫共产党。会 上，赫鲁晓夫发动了对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攻击，并号召推翻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现领导。对此，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团长周恩来在致词中批评赫鲁晓夫 说：“我们认为，兄弟党、兄弟国家之间，如果不幸发生了争执和分歧，应该本着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精神、平等和协商一致的原则，耐心地加以解决，对任何一个兄弟党进行公开的片面指责，是无助团结，无助于问题的解决 的。”周恩来还指出：“把兄弟党、兄弟国家之间的争执公开暴露在敌人面前，不能认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郑重态度。这种态度只能使亲者痛，仇者 快。”代表大会期间，苏中两党举行会谈，但由于双方都坚持已见，会谈毫无成效，周恩来遂率代表团在大会结束前提前回国。赫鲁晓夫去机场送行。 而在北京，毛泽东率全体党政高级领导在首都机场迎接了周恩来的归来。自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苏共和中共的关系全面恶化，后来两党公开分裂。11 月 7 日，即十月革命 44 周年纪念日，也是阿尔巴尼亚劳动党 20 周年 纪念日，霍查宣布与苏联公开分裂。12 月 11日，苏联宣布撤回驻阿的苏联 外交人员，并要求阿尔巴尼亚外交人员同时撤离苏联，断绝了两国外交关系。12 月 15—16 日，中国《人民日报》公布了苏联和阿尔巴尼亚分歧的一批文 件，支持阿尔巴尼亚抵制苏联的行动。这一年，苏联要求中国连本带息偿还所有的贷款，包括抗美援朝期间苏 联给予中国的军事物资。这是苏联继前一年突然单方面决定在一个月内全部撤走在中国的苏联专家，并撕毁几百个协议和合同之后的又一次要挟行动。随后，苏中两党的分歧和争论继续升级。1962 年 4—5 月间，苏联当局通过驻中国新疆的苏联领事馆和苏侨协会 在伊犁地区引诱、煽动数万名中国公民出走苏联，并挑起暴乱事件。10 月下旬，印度军队再次在中印边界东西两段向中国发动大规模武装进攻，苏联从 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支持印度反华。赫鲁晓夫公开为印度辩护，指责中国对印度进行自卫反击的正义行动。此外，赫鲁晓夫还接二连三地发表讲话，并授意苏联的报刊大量地发表 文章攻击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中国共产党。在 1962 年 11 月到 1963 年 1月间， 赫鲁晓夫利用保加利亚、匈牙利、意大利、捷克斯洛伐克和民主德国先后举 行的党代表大会，进行反对中国共产党的活动。对于赫鲁晓夫的一系列反华活动，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被迫进行 答辩，从 1962 年 12 月 15 日到 1963 年 3 月 8日连续发表了《全世界无产者 联合起来，反对我们的共同敌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分歧从何而来》、《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等七篇重要文章，系统 地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观点，从批判南斯拉夫扩大为批判意共陶里亚蒂和法共多列士，以示回敬。1963 年 2 月，赫鲁晓夫提出停止论战，寻找两党之间克服分歧和相互谅 解的途径，然而又声称在原则问题上不作让步。从这种立场出发，2 月 21 日苏共中央致信中共中央，建议停止兄弟党之间的公开论战，但要求公布这一 时期双方的来往信件。经协议，双方在 3 月 14 日同时公布上述两封信件。3 月 30 日，苏共中央致信中共中央，提出由于世界局势发生的变化，“要 求制定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符合其现阶段根本任务的总路线”。信中就苏共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看法，提出了一系列自己的观点。信中还提 出举行苏中两党双边会谈的一些具体建议。6 月 14 日，中共中央在给苏共中 央 3月 30 日复信中，也提出了《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简 称（25 条》），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以及与此有关的一些原则问题发表了系统的意见，集中批判了赫鲁晓夫的以“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全民国家”、“全民党”为主要内容的“修正主义路线”。 尽管苏中两党会谈即将举行，但论战的气氛丝毫没有减弱，相反，由于在苏联境内是否准许散发 6 月 14 日文件引起了外交纠纷，中苏两党的关系愈加紧 张。为了消除分歧，1963 年 7 月 5—20 日，中苏两党代表团在莫斯科举行会 谈。中共代表团由邓小平、彭真率领，苏共代表团由苏斯洛夫率领。在会谈期间，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于 7 月 14 日发表了《给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 的公开信》，公开信指责中共中央 6 月 14 日信件对 1957年莫斯科宣言和 1960 年莫斯科声明作了“随心所欲的解释”，并对苏共 20 大、21 大、22 大的决议和苏联共产党纲领进行了“没有根据的、诽谤性的攻击”。公开信对苏中 分歧和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系列问题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在这种情况下，苏中两党会谈于 7 月 20 日结束，大论战的帷幕终于拉开了。这场大论战是有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大论战，涉及的问题很 多。7 月 20 日，中国《人民日报》和各大报纸全文刊载了苏共中央的公开信。此后，苏联的全国性报刊发表了近 300 篇攻击中国的文章和材料。《人民日 报》将其中一部分摘要发表。1963 年 9 月 6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 志编辑部发表了《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评苏共中央的公开 信》的文章，到 1964 年 7 月 14日，共发表了九篇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 章。简称“九评”，从“二评”起，题目分别为《关于斯大林问题》、《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新殖民主义的辩护士》、《在战争与和平 问题上的两条路线》、《两种根本对立的和平共处政策》、《苏共领导是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无产阶段革命和赫鲁晓夫主义》、《关于赫鲁晓 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文章开始公开指名批判“苏共领导修正主义”（或称“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围绕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 路线的主题，批判了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领导的观点。如二评《关于斯大林问题》、三评《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和九评《关于赫鲁晓夫假 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主要涉及已经取得无产阶级政权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八评《无产阶级革命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 涉及尚未取得无产阶级政权国家的革命道路问题。四评《新殖民主义的辩护士》、五评《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两条路线》和六评《两种根本对立的和 平共处政策》是论述各国党如何正确对待国际斗争的问题。七评《苏共领导是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则论及各国党应如何对待相互之间的意见分歧问 题。针对中国共产党的观点，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领导集团在报刊上发表 了数以干计的文章和材料进行攻击。同时，世界上 80 多个共产党通过各种方式围攻中国共产党，支持中共的党也采取各种方式批判苏共的观点，只有少 数党持中立态度，大论战发展到高潮。大论战中，中共和一些兄弟党批评了苏共老子党的错误做法，打破了各 国党对苏联共产党的迷信，使它们认识到苏联模式并不一定适合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赫鲁晓夫固一时激动提出的口号，如 20 年建成共产主义的纲领是不 正确的。这使越来越多的党解放了思想，摆脱了教条主义的束缚，要求把马列主义原理同本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独立自主地大胆探索本国建设 社会主义的道路。论战使中国最终离开了苏联的道路，摆脱了对苏联的依靠。新中国成立初的一段时间，中国强调“一边倒”。在经济、政治、军事上的 不少做法是照搬苏联的。国民经济中强调优先发展重工业，忽视轻工业，农业合作化也以苏联为榜样。在 50 年代末，毛泽东提出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按农轻重顺序发展国民经济。苏联在 1960 年撤走了在华全部专家和技术 人员，并撕毁协议和合同，此后中国开始独立地探索社会主义的建设道路。论战开始前，苏联要求各国党在处理国内外政策时，必须服从苏联的指 挥。谁从本国的实际出发，独立自主地处理本国问题，就给谁扣上“民族主义”的帽子。苏联总是强调社会主义国家的“共同规律”、“一体化”、“社 会主义大家庭”等。通过论战，任何一个党都不能再把一党一国的利益说成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利益了，那种把自己比作别国“母亲党”，要别 国党对“领导中心”唯命是从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一个党有了错误，由人家自己去判断，去纠正，不必过多地干涉别国党的内部事务，已成为国际 共运共同遵守的准则，但对槁霸权主义还是要公开反对的。中国共产党指出，如果一个党、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搞霸权主义，那就不是内政问题，而是欺负 别人，对此当然可以表态，既可以从内部交换意见，也可以公开批评。中国共产党发表的文章中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如不允许批评霸权主义，那就是没有是非了。论战后，一党控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局面不复存在。 论战是一把双刃剑。论战从思想上破除了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对苏联共产党的迷信，从组织上冲破了苏共一党控制国际共运的局面，维护和发展了 中国的国家独立自主权。但是，论战造成了国际共运的大分裂，造成了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很多党之间中断了关系。在各国党的内部，特别是未执政 的党，不断出现分裂，有的党分裂成两个，有的分裂为三个，甚至四个。分裂，削弱了无产阶级政党的战斗力。论战中，许多党分不清是非，区分不了马列主义与修正主义的界限，因 此在论战中不敢轻易表态，也不敢大胆地开展党的活动。由于论战尖锐、激烈、规模越来越大，对论战涉及的具体问题忽视了调查研究，在一定程度上 损害了社会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形象和威望。更为严重的是，论战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