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鲁晓夫传-赫鲁晓夫传-4

过了不久，正在生病的科涅夫元帅也写了一封长信给斯大林，声称他受到了据认为是毒死了日丹诺夫的同样药品的毒害。主席团的所有成员显然都感觉到科涅夫的控告缺乏真实性，并对他的信产生了反感。但大家并没有公开地进行讨论，只是私下交换了意见，认为这封信所造成的后果是将进一步扩大嫌疑犯的范围，因为被控谋杀日丹诺夫的那些人已经入狱，该信无疑将会煽动起斯大林对医生的普遍不信任。这次对克里姆林宫医生的控告，不过是一场大战前的小接触。作为医务人员，他们在政治上很少或根本没有什么重要性，他们不可能为了自己的利益而试图夺取政权。如果对他们进行审讯，也只能把他们说成是受人指使，是那些醉心于权力的阴谋者的爪牙。阴谋者只能出自统治集团中居于高位的人，因而揭露这次阴谋的“真正”指挥中心将会轰动一时，成为这次审讯的高潮。1953 年 2 月末，斯大林召开了一次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会上，他要求3 月中旬审理“医生谋杀案”，并把“罪行结论”的抄件分发给大家。“罪行结论”抄件说，战争时美国人不仅在克里姆林宫内的医疗管理机构，甚至在党中央和保安部内建立了自己的联络站；英国人战前也是这样做的，而在战争期间又扩大了通讯网，从克里姆林宫内部网罗了中央委员库兹涅佐夫、波普科夫、罗吉昂诺夫等人。这一解释将“列宁格勒案件”和“医生谋杀案” 联系在一起，互相证明。事件有扩大的趋势但是，“医生谋杀案”最终还是没能演绎下去，3 月 5 日，斯大林去世。斯大林是在 1953 年 2 月发病的。2 月 28日是星期六，晚上，赫鲁晓夫、马林科夫、贝利亚和布尔加宁在克里姆林宫看了电影以后，应斯大林的邀请，来到斯大林在莫斯科的“近郊别墅”。同往常一样，晚饭一直吃到早晨五六点钟。斯大林喝得有点醉了，但兴致很高。他的身体看不出有丝毫患病的迹象。到了大家终于要离开的时候，他还出来送客人。像往常情绪好的时候一样，斯大林高声说笑着，用手指打趣地戳戳赫鲁晓夫的肚皮，学着乌克兰话的腔调叫他“尼基塔”。在这次“会议”（他们称这种长时间的宴会为“会议”）散会后，大家回去时都很高兴，因为在吃饭当中没有出什么岔子。在斯大林那里吃饭并不总是在欢乐的气氛中结束。第二天是星期天，赫鲁晓夫以为斯大林会召集大家去开一个什么会。他呆在家里哪儿也没去。傍晚，他仍等着斯大林的电话，以至把全家的晚饭都推迟了，但是仍没有得到通知。晚饭后仍旧没有消息。赫鲁晓夫不相信这一整天斯大林会不召集他们就这样过去了，但斯大林还是没有来电话。当赫鲁晓夫最终脱了衣服上床时，电话铃响了。讲话的是马林科夫，他说：“你听着，契卡人员刚从斯大林别墅打来电话。他们认为斯大林出了什么事。我们最好去一下，我已经通知了贝利亚和布尔加宁。你最好立即动身。”赫鲁晓夫立即动身前往斯大林的近郊别墅，15 分钟便到了。值班员说：“斯大林同志几乎一向是在 11 点钟叫人送茶点。但是今天晚上他没有叫人。”契卡人员说，他们曾派马特雷奥娜·彼得罗芙娜去看看他。这名女仆出来说，斯大林躺在他平常睡的那间大房间的地板上。契卡人员赶忙进去把斯大林从地板上抱起来，把他放到小餐室的沙发上。四个人了解了这一情况后，认为既然斯大林处在不便见人的状态，大家进去不合适，于是就分头回家了。深夜，马林科夫又打来电话，说契卡人员又打来电话，认为斯大林肯定是出了毛病，女仆又进屋去看了一下，说斯大林睡得很熟，不过这种睡眠不正常，大家最好还是再去一下。赫鲁晓夫认为如果情况确实比较严重，就应该叫上主席团执委会的其他成员伏罗希洛夫和卡冈诺维奇，并把医生请来。大家都到齐后，在值班官员办公室碰了一下情况后就赶紧进了房间。斯大林正睡在沙发上。医生卢科姆斯基走向斯大林身边时显得异常小心。赫鲁晓夫知道卢科姆斯基在想些什么——是在担心，担心被人控告谋害斯大林。在“医生谋杀案”的背景下，任何一个医生都会这样想的。医生在拿起斯大林的手时，神经质地抖动不已，好像碰到的不是手，而是一块烧红的铁块。贝利亚见状粗暴他说：“你不是一个医生吗？查看下去，好好捏住他的手呀。”卢科姆斯基医生说，斯大林的右臂不能动了，左腿瘫痪，甚至不能够讲话了。他的情况严重，也许能活下来，但不能再工作了。这种病一般不会拖得太久，结局往往是致命的。斯大林的神志有一度曾清醒过来，但不久又昏迷过去。贝利亚在斯大林失去知觉时，就在他的旁边踱来踱去，口吐怨言，简直不堪入耳。但一等到斯大林脸上显出一些恢复知觉的迹象，大家认为他可能清醒时，贝利亚就跪下来，抓住斯大林的手吻起来。当斯大林又失去知觉闭上眼睛时，贝利亚就站起来吐唾沫。对此，赫鲁晓夫、布尔加宁都看在眼里，这是一个典型的两面派。斯大林活着时，贝利亚对他百般颂扬，万般崇拜；如今，斯大林不久于人世，他就向他吐唾沫。一天傍晚，轮到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值班。赫鲁晓夫与布尔加宁坦率地交换意见。赫鲁晓夫说：“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斯大林的病是治愈无望。医生们已经讲过斯大林活不成了。你可知道，斯大林死后，我们将会处于什么地位？你可知道贝利亚将为自己攫取什么职位？”“哪一个职位？”“他自己想当国家安全部长。无论如何，我们不能让他担任这一职位。如果他当了国家安全部长，那就是我们未日的开始。他是为了毁灭我们才谋取这个职位的，而且，如果我们让他谋取到这一职位，他肯定是要这样干的。因此，我们无论如何不能让他得逞，无论如何不能让他当上。”布尔加宁表示同意后，两人就开始商量办法。赫鲁晓夫自告奋勇愿去同马林科夫谈一下，赫鲁晓夫估计马林科夫会同意的，尽管表面上看去他们两人的关系很好。值班结束后，赫鲁晓夫回家刚刚躺下，电话铃就响了。又是马林科夫打来的，他说：“赶快来一下，斯大林的病情恶化。马上到这儿来。”当大家又一次到齐时，斯大林停止了呼吸。斯大林刚咽气，贝利亚就跳上他的汽车离开了。留下来的人决定召集常务委员会和主席团全体成员。在等待时，赫鲁晓夫看到马林科夫神经质地踱来踱去。赫鲁晓夫认为马林科夫从未真正有过自己的地位和角色，他不过是个认真的执行者。斯大林在不同场合的谈话中不止一次他说过：“马林科夫是个好秘书。他能很快地起草决议。你交给他一些任务他可以完成得很好，但他没有独立思考能力，缺乏创造性。”马林科夫一直认为迎合贝利亚对他有利，即使他明知贝利亚在愚弄他挖苦他。事实也是这样，他凭借着与贝利亚的密切关系，才受到斯大林的器重。贝利亚也曾对赫鲁晓夫说过，马林科夫是个易于驾驭的人。赫鲁晓夫决定同马林科夫谈一谈。他走近马林科夫，并说：“格奥尔基，我要跟你谈谈。”“谈什么？”马林科夫冷冷地问。“现在斯大林去世了，我们得商量一下。目前咱们该怎么办呢？”现在谈什么？等大家一起来了，咱们再谈吧。” 从马林科夫的回答中，赫鲁晓夫看出，马林科夫已经就斯大林死后的每一件事同贝利亚商量过。看来没有什么好说的了，赫鲁晓夫只得到此打住。他说：“好吧，等以后再谈吧。” 赫鲁晓夫已经意识到，贝利亚要指手画脚地支配每一个人，一旦让他得逞，党和国家就要完了。赫鲁晓夫对未来忧心忡忡。所有原来的政治局委员、部长会议的主要成员和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一些成员立即在克里姆林宫召开了会议，与会者不足 20 人。会上没有争论，大家还沉浸在斯大林刚刚去世的悲痛之中，没有人愿意被人指责在斯大林尸骨未寒时就争权夺利。会议决定撤销第 19 次党的代表大会以后建立起来的中央主席团。新的主席团由马林科夫、贝利亚、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赫鲁晓夫、布尔加宁、卡冈诺维奇、米高扬、萨布罗夫和别尔乌辛组成。一些有关的部被合并。根据贝利亚的提议，马林科夫当选为部长会议主席。内务部和国家安全部合并，马林科夫提议选举贝利亚为该部的部长。赫鲁晓夫虽然不同意，但没有作声，布尔加宁也是这样。他们看到事态正在朝着他们所担忧的方向发展。权力在重新分配：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贝利亚为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伏罗希洛夫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什维尔尼克调任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随后，经贝利亚提议，解除了赫鲁晓夫莫斯科市委书记的职务，以便使其能够集中精力搞好中央委员会书记处的工作。同日被任命为书记的还有伊格纳捷夫、波斯别洛夫和沙塔宁，他们都是不大出名的党务工作者。赫鲁晓夫还被大家推举为斯大林治丧委员会的主任。3 月 6 日发表的这些决定被认为是斯大林逝世后第一个“三头政治”的形成，这三人依次在斯大林葬礼上发言，在公布中央主席团委员名单时，这三人的名字也最靠前。然而，如果不是看表面现象，而以实际权力大小来衡量的话，这个三头政治的成员其实是马林科夫、贝利亚和赫鲁晓夫。莫洛托夫尽管有威望，有地位，但并不掌握任何实权，他只是领导外交部和苏联驻外使馆的活动。反之，赫鲁晓夫却掌握整个党的机构——苏共中央各部和各州委、市委的工作。此外，他当时还得到了布尔加宁及其副手朱可夫的全力支持。布尔加宁虽然在政治上无足轻重，但他作为国防部长却控制着全苏武装力量。要知道，军队在政治形势不稳定的情况下往往成为决定性的因素。1953 年，这个国家最有权势的职务是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斯大林从 1920 年直到逝世前一直担任此职。当然，斯大林不仅是政府首脑，而且还是党的首脑。但是，他的后一个职务却很少提到。这一现象证明了党的最高机关在苏联国家权力机关系统中的作用受到削弱。赫鲁晓夫懂得，他的首要任务就是要恢复党和中央委员会在权力机关系统中的主导作用。能否完成这一任务，完全取决于能否除掉贝利亚。但此事不但复杂，且很危险。首先，贝利亚是原内务部、国家安全部的首脑人物，这两个部在国内各个组织和部门都有自己的分支机构和自己的人员。此外，守卫克里姆林宫以及所有苏联政府官员和党的主席团委员的警卫人员都在他的控制之下。国家安全部还负责领导边防部队和不下于 10 个师的内务部队。斯大林的葬礼己成为这些师驻扎莫斯科近郊的最合适不过的借口。尽管这些部队是步兵师，缺少重型武器的配置，但其实力足够发动一场政变。新领导班子宣布后的头几周，出台了几项取信于民的措施。第一项是对在押犯实行大赦，但只限于释放刑事犯。第二项是降低食品和消费品价格，这是战后第二次，也是幅度最大的一次降价。面包和面粉的价格降低了 10％，肉类食品减价 15％，土豆和蔬菜降价达 50％，食糖和糖果下跌 15％，伏特加以及其他烈性饮料降价 10—15％，服装、鞋类、玩具和男子服饰用品普遍向下调价 10—15％。降价给老百姓带来了实惠。刑事罪犯的大赦，却使国内犯罪率有所上升。内务部的权力因此又得以进一步扩大和加强。为了加强自己的实力，贝利亚开始在内务部进行人事调整。为了使阿巴库莫夫无罪开释，必须把“医生谋杀案”的炮制者，调查局局长柳明搞掉。当初，贝利亚也是这个案件间接打击的目标，斯大林指责他警惕性不高，没能揭露出这个隐藏在克里姆林宫的披着医生外衣的“美国一犹太人间谍网”。1953 年 4 月 4 日，也就是斯大林逝世后一个月，苏联各家报纸公布了对“医生谋杀案”平反的通告。通告说，据“原国家安全部”的命令而逮捕克里姆林宫医生一案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非法的。此外，为了得到所需要的口供，国家安全部使用了“人们无法接受的、苏联法律也绝对不允许的审问方法”。通告还说，所有的被捕医生均已释放，对他们的被捕负有罪责的人已被逮捕。《真理报》还在显著位置刊载文章，指出：潜伏在原国家安全部内部的奸细企图“离间各族人民”；“破坏以国际主义精神融为一体的苏联人民的大团结”。当天，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还发布了一项命令，追回已发给季玛舒克医生的列宁勋章。追回勋章，这在苏联还是首次。同案件有关的前国家安全部部长伊格纳捷夫被解除了苏共中央书记的职务，柳明则被枪决。赫鲁晓夫密切地注视着内务部领导层的一切变化。赫鲁晓夫毫不怀疑，贝利亚正在密谋策划夺取国家的权力，他也毫不怀疑参与密谋策划的不仅有贝利亚的副手，而且有内务部所属部队的一些高级军官。赫鲁晓夫决定加快行动，因为他知道，贝利亚也在严密地注视着他。一旦有人走漏消息，贝利亚会毫不费力地把他们统统抓起来。赫鲁晓夫在 3 月时就已经把布尔加宁争取过来。得到朱可夫的支持估计不会太困难。只是没有马林科夫的支持，撤换和逮捕贝利亚是不可能的。在主席团讨论贝利亚提交的关于乌克兰政府机构民族成份问题的备忘录时，赫鲁晓夫找到了与马林科夫对话的机会。贝利亚在备忘录中提出，本地官员应当在本共和国里担任领导职务，而不应当调升到莫斯科中央机构来。接着，他又提出了两个类似的备忘录，一个是关于波罗的海诸国，另一个是关于白俄罗斯的。两个备忘录都强调提拔本地人担任本共和国领导的原则。主席团通过了一个决定，规定各共和国第一书记的职位均须由当地人担任，而不是由莫斯科派遣的俄罗斯人担任。尽管贝利亚的提案与党中央委员会的决定一致，但贝利亚的目的却是不可告人的，他是为了加剧俄罗斯人和非俄罗斯人之间的民族对立情绪，加剧莫斯科中央领导和各共和国地方领导之间的紧张关系。赫鲁晓夫将马林科夫拉到一旁说：“马林科夫同志，你明白吗，这样会把我们引向何处？这是要把我们引向一场灾难。贝利亚在磨刀了。”马林科夫问：“我看是看到了，可是我们有什么办法呢？”“是抵制他的时候了。确实，你必须看出贝利亚所持立场的反党性。我们绝不能容忍他的所作所为。我们必须加以反对。”“你的意思是要我一个人来反对他吗？这我不干。”“你怎么能认为只有你一个人单独反对他呢？这里就有你和我——这样已经有两个人了。我看布尔加宁肯定会同意我们的行动。我和他已经不止一次交换过意见。我相信，只要我们从坚定的党的立场出发提出我们的论点，其他人肯定也会参加到我们这一边来。问题在于你在主席团会议上从不让别人有发言的机会。只要贝利亚一提出什么动议，你总是迫不及待地支持他说：‘这个很好，贝利亚同志，真是个好建议。我赞成，有谁反对吗？’然后就径自付诸表决。你不妨试一试，给我们其余的人一个发表自己意见的机会，你将看到会出现什么情况。我深信有很多人会跟我们站到一起来反对贝利亚。你和我一起来搞一个会议议程，把我们认为贝利亚是错误的一些问题也排在议程之内，然后，我们就反对他。我深信，我们能争取到其他主席团成员的支持，通过我们的决议。让我们这样来试试。”马林科夫最后同意了。两人为下一次主席团会议排好了一个议程，把能获得大家支持的争议排进了议程。结果，正像赫鲁晓夫所说的那样，贝利亚的意见被否决了。接连几次，他们都采用了这套办法获得了成功。马林科夫开始相信主席团可以运用党的制度来对付贝利亚，否决那些不利于党和国家的提案。贝利亚很快就觉察到了这一切，他不但加快了对内务部系统的改组，而且还直接控制了苏联的原子能工业、冶金工业、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莫斯科军区和克里姆林宫的警卫部队赫鲁晓夫觉得已到了该摊牌的时候了。赫鲁晓夫对马林科夫说，必须尽快同其他主席团成员谈一谈，争取支持。马林科夫表示同意，认为必须行动。马林科夫与赫鲁晓夫商定，由赫鲁晓夫与莫洛托夫谈话，马林科夫找伏罗希洛夫谈。赫鲁晓夫了解莫洛托夫对贝利亚的态度。早在莫洛托夫受到斯大林充分信任时，赫鲁晓夫就常常听到莫洛托夫声色俱厉地指责贝利亚。当赫鲁晓夫把事情同他谈清后，立即发现他们的意见是一致的。“对，”莫洛托夫说，“我跟你想的一样。但是我想问一下，马林科夫的立场怎么样？”“我是代表马林科夫和布尔加宁来同你商量的。我们就这个问题交换过意见了。”赫鲁晓夫向他摊牌说。“做得对，但我想知道，你们究竟想怎么进行？最后又将如何？”莫洛托夫不无担心地问。“首先，我们必须解除贝利亚担任的主席团委员、部长会议副主席以及内务部长的职务。”莫洛托夫认为这样做不行，他说：“贝利亚是个非常危险的人物，因此必须采取更极端的措施。”其实，赫鲁晓夫也主张对贝利亚采取极端措施，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赫鲁晓夫在谈话中之所以有所保留，是因为尚未揭发出贝利亚的刑事罪行，贝利亚的挑拨行为还不足以作为逮捕贝利亚的证据。前卫生人民委员卡明斯基在 1938 年曾对赫鲁晓夫说，贝利亚是阿塞拜疆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组织——木沙瓦特的暗探。尽管对这件事没有调查过，但卡明斯基在阿塞拜疆工作过，他了解贝利亚。卡明斯基也正是由于了解贝利亚的底细被迫害而死。贝利亚肯定有问题，只是有待查实。赫鲁晓夫把同莫洛托夫的谈话经过告诉了马林科夫和布尔加宁。这更增强了马林科夫和布尔加宁处理贝利亚的决心和信心。不久，主席团其他成员的意见也达成了一致，只有米高扬采取了特殊的立场。米高扬对赫鲁晓夫说，贝利亚并不是不可救药的人，还是可以继续和他一起工作。他的这一立场使赫鲁晓夫深感不安。但是已没有退路了。赫鲁晓夫和马林科夫讨论了逮捕贝利亚的技术问题。主席团的警卫人员是由贝利亚指挥的。由谁逮捕他呢？必须调动一支不受他控制的部队才成，要依靠军队来保护主席团成员的安全，保证这一行动不受阻碍和干扰地顺利进行。赫鲁晓夫向马林科夫建议，让布尔加宁以苏军要在莫斯科举行夏季军事演习为由，调西伯利亚的部队进莫斯科，以迷惑贝利亚，并派朱可夫、莫斯卡连科等 11 位元帅和将军来执行拘捕任务。由布尔加宁事先安排好，让元帅和将军们带着枪支进入克里姆林宫，并等在会议室隔壁的房间，一旦马林科夫发出信号，将军们就立即冲进会议室，把贝利亚看管起来。事情决定之后，赫鲁晓夫给朱可夫元帅打了一个电话：“明天，在中央主席团会议上要讨论贝利亚的问题，可能要逮捕他。您带上几位可靠的将军，时刻准备行动。”会议如期举行。应邀前来开会的是苏共中央主席团的全体成员。赫鲁晓夫口袋里放了一支手枪。贝利亚带了公文包，进来后把它放在窗台上。贝利亚进来后，参加行动的将军们就给贝利亚的住宅打电话，把贝利亚身边的警备队负责人萨尔基索夫上校和纳多莱上校叫到中央办公楼谈话，以便随时将他们控制住。朱可夫、莫斯卡连科等将帅已经悄悄进入会议室隔壁的房间待命，只等马林科夫的一声铃响。马林科夫宣布会议开始，并提议：“我们来讨论党内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务必马上讨论。”与会者没有表示异议。按照事先的计划，赫鲁晓夫首先向会议主席马林科夫要求发言，提议讨论贝利亚的问题。贝利亚当时就坐在赫鲁晓夫的右边。他听到这话，吃了一惊，抓住赫鲁晓夫的手，面露惊慌之色，瞪着赫鲁晓夫说：“干什么，尼基塔，你在说什么呢？”赫鲁晓夫厉声喝道：“听着，你马上就会知道的！” 赫鲁晓夫发表了长篇讲话。他在讲话中说，早在 1937 年 6 月的一次中央全会上，格里戈里·卡明斯基就曾揭发贝利亚在担任巴库党组织书记时曾为英国情报机关和木沙瓦特的反谍报机关服务。木沙瓦特反对共产党，试图建立一个独立的穆斯林阿塞拜疆。但像很多其他中央委员一样，会议后不久卡明斯基就被逮捕，从此杳无音讯。而卡明斯基是一位众所周知的杰出的布尔什维克。赫鲁晓夫接着说：“我对卡明斯基的揭发一直感觉到奇怪，为什么没有一个人出来说明卡明斯基所提出的疑问的真相呢？”接着，赫鲁晓夫指控贝利亚在斯大林去世后来经苏共中央批准即在内务部内搞大换班，并处处把格鲁吉亚人提拔到重要岗位，以此来制造民族不和。赫鲁晓夫最后总结说：“我对贝利亚所作所为的观察，使我得出这样一个印象，他绝不是一个共产党员，他是一个出于个人主义目的钻进党内的野心家。他的傲慢自大令人不能容忍。他在党内的所作所为绝非一个忠诚老实的共产党员所能做出的。” 赫鲁晓夫发言之后，布尔加宁和莫洛托夫等人在发言中支持了赫鲁晓夫。只有米高扬态度不明朗，仍然重复了他在会前同赫鲁晓夫交谈时所说的话，认为贝利亚会接受批评，改造他自己，他不是不可救药的，他会在集体领导中发挥作用，等等。大家发言完毕，出现了可怕的冷场，按照议程，马林科夫这时应该把所有的发言总结一下，然而，他却显得心慌意乱，不知所措。赫鲁晓夫一看形势不妙，立即要求发言。他在发言中提出一项动议，要求中央委员会主席团解除贝利亚部长会议副主席和内务部长的职务，并撤消他在政府中的其他一切职务。而马林科夫仍然紧张地不知如何是好，没有提议主席团对动议进行表决，而是去按动了秘密电钮。门开了，第一个冲进来的是朱可夫元帅，紧跟在他的后面的是莫斯卡连科等人。马林科夫有气无力地对朱可夫元帅说：“我以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名义，要你把贝利亚看管起来，以便对他被控的罪行进行审查。”“把手举起来！”朱可夫命令贝利亚。贝利亚曾一度企图炮制一个“军事阴谋”，将朱可夫牵扯进去，是斯大林出面保护了朱可夫，否则他早被处死了。斯大林说：“你可不要找朱可夫的麻烦，我了解他，他不是叛徒。”现在终于轮到朱可夫逮捕贝利亚了。朱可夫在此前已经下了命令，所有的出入口都要看守住，包括窗户和阳台。莫斯卡连科及其他一些人都解开了自己的枪套，以防贝利亚反抗。贝利亚像是要伸手去拿窗台上的提包。赫鲁晓夫立即扑过去抓住他的手臂。事后检查，提包中没有武器。贝利亚在武装监护下被押进了部长会议大楼马林科夫办公室旁边的房间里。人们担心克里姆林宫的警卫部队和内务部人员会来干预。根据朱可夫的命令，坎捷米罗夫坦克师和塔曼摩托化步兵师进驻莫斯科。战车开到了莫斯科市中心。贝利亚被押进一位元帅的汽车离开了克里姆林宫，关进莫斯卡连科司令部的一处防空洞里。小院的四个角落都布置了坦克，炮口对准牢房。贝利亚被押走后，与会者又讨论了对贝利亚的处理方案。最后，大家一致同意要对贝利亚进行审讯和侦查。为使总检察院和最高法院能够公正、客观地办案，赫鲁晓夫建议任命鲁坚科为苏联总检察长。鲁坚科在乌克兰曾经担任过 10 年检察长，1945—1946 年以苏联总起诉人的身份参加了纽伦堡对法西斯战犯的审判，是个信得过的人。赫鲁晓夫等主席团成员离开克里姆林官后，斗争并未停止。紧急调遣来的一营海军边防部队接管了克里姆林宫的保卫工作。主席团成员身边更换了新的保卫人员。内务部大楼被包围、戒严。在内务部副部长谢罗夫的领导下，搜查和逮捕了贝利亚的同伙和亲信，其中有刚从监狱被贝利亚释放出来的阿巴库莫夫（原国家安全部部长，列宁格勒案件的炮制者）、麦尔库洛夫（国家监察部长）以及贝利亚的秘书处处长柳德维戈夫和代理顾问沙里亚等几十名内务部官员和内务部部队各师的指挥员。几乎没有人反抗。逮捕行动组织得很好，以致莫斯科市民竟毫无觉察。逮捕于第二天继续进行。内务部和国家安全部在各共和国、州、市一级机构的头头脑脑纷纷被捕入狱。当中央委员会在克里姆林宫举行全体会议、批准把贝利亚开除出中央委员会以后，内务部就不再是一度凌驾于党和政府之上的权力最大的组织了。赫鲁晓夫在这一事件中起了比较重要的作用，他的勇气、刚毅和主动性体现得淋漓尽致。朱可夫以军队为后盾支持了赫鲁晓夫，使赫鲁晓夫第一次看到军队在最高层发生重大事变时的决定性作用。贝利亚的被捕标志着第一届“三头政治”的结束。苏联领导的大权顺利地过渡到由马林科夫、布尔加宁和赫鲁晓夫组成的第二届“三头政治”。马林科夫作为部长会议主席无疑拥有很大的权力，但他必须向苏共中央主席团报告工作。另外，他还对贝利亚一案的调查深感烦恼。贝利亚在供词中为了解脱自己，将很多事都说成是受马林科夫指使，向这个一直被视为盟友的人身上栽赃。布尔加宁的权力则有名无实。因此，在这新的“三头政治”中，赫鲁晓夫成为最积极和最活跃的成员。他在 1953 年 9 月的中央全会上被选为中央第一书记，权力更加扩大了。党的中央委员会这时不仅全面控制了内务部的活动，而且还严格监督所有苏维埃政府机构，包括马林科夫所领导的部长会议的工作。国家和党的所有工作的创意都将由党的中央委员会、中央主席团和书记处发起。换句话说，未经中央委员会的批准，任何提案都是无效的。第六章苏共中央第一书记1953 年 12 月 17 日，苏联检察院宣布，贝利亚及其同伙的案卷已经准备就绪，他们的案件将由苏联最高法院的特设法庭审理。按照 1934 年12 月 1 日的法令，被告不得当堂提出抗议或任何形式的上诉，判决应当立即执行。贝利亚曾依据这一法令，使许多无辜善良的人无法申辩，含冤而死。如今终于轮到了他，这可真是自食其果。特设法庭的庭长由科涅夫元帅担任，法庭成员包括一些著名的军队领导人和各部委领导人，其中有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尼·米·什维尔尼科，莫斯卡连科和苏联最高法院副院长兹亚金。全部审判工作持续了整整六天，但审判记录从未公开发表。贝利亚的罪行尽管足以被定罪和处以死刑，但与其所作所为有关的党中央主席团其他成员的问题则不宜公开披露。对贝利亚的罪行调查愈深入，触及他人，尤其是目前在位者的问题就愈多。因此，中央不允许将审查结果公之于众。报刊上关于审讯和判决贝利亚及其同案犯的报道极为简略。只是在市和区一级的党组织会议上宣读了有关审判过程的较为详尽的材料。然而，全国的反应却十分强烈。贝利亚被处决一事使劳改营的千百万囚犯受到震动。斯大林的逝世已经在这里燃起了获释的希望。对“医生案件”的重新审查和贝利亚之死更加助长了这种情绪。劳改营的管理人员变得和善了，制度也有所松动：宿舍窗户上的铁栏杆被拆除了；特种劳改营的犯人可以同家人见面。苏联检察院收到的要求平反的申诉书堆积如山。对这些申诉，尤其是直接受害于贝利亚的受害者的申诉，不能不予受理。根据中央主席团的决定，总检察长开始对“列宁格勒案件”进行调查。调查结果使库兹涅佐夫、沃兹涅先斯基等 2000 多人恢复了名誉。随着“列宁格勒案件”调查工作向纵深发展，再想掩盖马林科夫在这一事件中的所作所为已是不可能了。危险笼罩在马林科夫的头上。1953 年，苏联最高苏维埃举行了第 5 次会议。部长会议主席马林科夫在最后一夭的会议上做了总结性的报告。这是自斯大林以来苏联领导人第一次全面地阐述自己的施政纲领。马林科夫在报告中提出了一项“迫切任务”，即要在两三年内大大增加供应给人民的食品和制成品，大大增加供应给居民的各种消费品。马林科夫回顾了苏联工业发展的历史，指出苏联共产党是以发展重工业来开始国家工业化的。经过 1／4 世纪的努力，终于解决了发展重工业的任务，使苏联拥有了强大的、技术上完备的重工业。在工业总产量中，生产资料的产量 1953 年已占 70％。马林科夫认为，直到现在“我们还没有机会以发展重工业那样的速度来发展轻工业和食品工业。现在，为了保证更迅速地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我们能够、也必须用一切方法来加快轻工业的发展”。马林科夫接着说，政府和党中央认为，必须大大增加发展轻工业、食品工业和发展农业的投资，广泛地吸收机器制造工业和其他重工业企业来增加消费品的生产。为了确保人民消费品生产的急速提高，必须确保向人民提供粮食、向轻工业提供原料的农业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和提高。谈到这里，马林科夫承认农业方面的问题还很多。不少集体农庄、甚至整个地区的农业处于无人过问的状态；集体农庄的实物和现金收入很少；畜牧业发展不顺利；马铃薯和蔬菜方面生产落后。马林科夫认为要从组织上和经济上进一步巩固集体农庄，以便生产充足的粮食和生产充足的轻工业原料。为了提高农业生产，马林科夫提出，政府将采取以下措施：提高肉类、奶类、羊毛、马铃薯、蔬菜的收购价格；高价收购农民完成义务交售以外的剩余农副产品；降低农民个人副业义务交售的标准；降低农业税额；国家预算拨款提高农业机械化和电气化水平，增加矿质肥料的生产。1953 年，国家给农业的拨款增加到 520 亿卢布。马林科夫在发言中还提出要进一步扩大贸易，增加商品量。他说，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贸易，现在是、而且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仍然是社会主义成员中消费品分配的主要形式，是借以满足劳动人民个人日益增长的需要的主要形式。因此，他提出要增加消费品生产，开辟供应市场商品的其他来源，利用贸易机关在经济中的杠杆作用。同时，他还提出要改善居民居住条件，改善医疗设施，扩大学校和儿童福利机关网等。马林科夫在苏联人民面前展示出一幅崭新的图画，要改变斯大林时期发展经济的传统方针，要调整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比例关系，以增加投资、改变政策、发展贸易等办法迅速发展轻工业和农业，更快地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过了一个月，苏共中央召开了九月全会，赫鲁晓夫在会上作了《关于进一步发展苏联农业的措施》的报告。报告的前提同马林科夫在 8 月份苏联最高苏维埃第 5次会议上的报告完全一致，就是在今后两三年内大大增加对全体居民的食品供应，同时保证把全体农民的物质福利提高到更高水平。赫鲁晓夫对苏联农业状况的估计也一样。他同样指出，农业生产水平低和许多重要部门落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过去国家把主要的力量和资金用于扩大重工业，当时没有可能保证重工业、农业和轻工业的同时迅速发展。他认为，农业落后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农业领导工作中的缺点，许多农业部门违反了物质利益原则，违反了劳动组合章程，对农业机械拖拉机站的设备利用得不好，党；苏维埃和农业机关领导不力。他提出的改进农业的措施更具体一些。但是，赫鲁晓夫在对待重工业、农业和轻工业关系上与马林科夫稍有不同。他的提法是：“在现阶段，最迫切和最重要的国民经济任务是：在继续大力发展工业的同时，求得农业所有部门的迅速高涨。”此后，9 月 26 日，苏联部长会议和苏共中央发布了《关于增加马铃薯和蔬菜生产和采购量的措施》的决定；10 月 1 日，发布了《进一步改进机械拖拉机站工作措施》的决定；10 月 31 日，发布了《关于扩大日用品生产和改进日用品质量》的决议；11 月 1 日，发布了《关于扩大食品生产和改进食品质量》的决议。这些决定和决议是对马林科夫演说和赫鲁晓夫报告的具体化和进一步落实的措施。当时，人们看不出政府和党的领导人之间有什么分歧。11 月 6 日，伏罗希洛夫在莫斯科庆祝十月革命 36 周年的大会上作了报告。他首先强调了马林科夫在苏联最高苏维埃第 5 次会议上的演说的精神。他指出，根据这一主旨，党和政府通过了若干决议，保证日用品产量的迅速增加，农业进一步的大力发展，苏维埃贸易的改善，销售量的增加等。他还说，这些决议标志着苏维埃经济发展的一个新阶段。第二天，布尔加宁在红场阅兵式上的演说也重复了这一意思。1954 年元旦，马林科夫在答美国新闻社记者问时，祝愿苏美两国之间的关系在新的一年得到加强。他认为，“在 1954年内，国际紧张局势进一步缓和是存在着有利条件的”。伏罗希洛夫的新年祝词仍然把最高苏维埃第 5 次会议和中央九月全会通过的决议相提并论，说它们的精神是“关心人民的福利和幸福”。这时，贝利亚案件已审理完毕，贝利亚于 1953 年 12 月 23 日被处决。因“列宁格勒案件”而受牵连的人被平反后，平反者关于监狱、劳改营中的生活，以及对审讯时的回忆，在舆论方面已构成了对马林科夫声誉的威胁。1954 年 1 月 12 日，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发布了举行最高苏维埃选举的命令。13 日，党的机关报《真理报》就此事发表了一篇社论，只提九月全会的决议，而没有提最高苏维埃第 5 次会议，而且强调党的中心工作有两个：一方面尽力使国家的经济基础——重工业得到发展并推向前进，一方面要在两三年内迅速提高农业各部门的生产，向居民大量供应食品和工业品。接着，在 1 月 21 日纪念列宁逝世 30 周年的大会上，中央书记处书记波斯帕洛夫作报告时开始强调发展重工业的重要性。他说，只有重工业才能为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为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提供可能。第二天，赫鲁晓夫给苏共中央主席团写了一封名为《解决粮食问题的途径》的信。赫鲁晓夫在信的一开头就批评了马林科夫在联共（布）19 次代表大会工作总结报告中关于苏联谷物问题已经彻底解决的说法，说它“不完全符合国家粮食供应的实际情况”。他说，1940 年国家收购粮食 22．25 亿普特，1953 年只收购到 18．5 亿普特。赫鲁晓夫在信中提出，增产粮食的一个重要的、而且完全现实的来源，就是今后几年内在哈萨克斯但、西伯利亚、伏尔加河流域以及北高加索的一部分地区开垦熟荒地和生荒地。据他计算，1954—1955 年有可能在新垦区把粮食播种面积扩大 1300 万公顷，若每公顷生产 11—12 公担粮食，就可多收获 8—9亿普特粮食，使国家的粮食总收获量达到 72 亿普特，就可以满足国民经济的需求。国家从多收获的粮食中通过收购、实物交付、采购可以得到 5—6亿普特。这些粮食国家平均每公担花费68 卢布，而出售每公担是 150 卢布，这样就可以使国家收入 260—280 亿卢布。实行这一措施所需要的基本投资为 55—60亿卢布，一年之内就可以收回投资。赫鲁晓夫的垦荒计划独辟蹊径，既能立即增产粮食，又让农停止缴纳“贡税”，赢得了国内苦于长期缴纳“贡税”的集体农庄庄员的拥护，得到一大批干部的支持。1954 年 2 月 23 日，赫鲁晓夫在苏共中央全会上作了《关于进一步扩大苏联的谷物生产和开垦生荒地和熟荒地的报告》。赫鲁晓夫的报告除了重述1 月 22 日信中所写的内容以外，还着重指出垦荒的意义。他说：“开垦荒地的计划是一件辉煌的事业。开垦生荒地和熟荒地按其规模及其对全国的意义来说，可与我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所完成的最伟大的事业相媲美。”3 月 2 日，苏共中央就赫鲁晓夫的报告通过了决议。为保证开垦荒地计划的实现，1954 年将把 12 万台拖拉机、1 万台联合收割机、相当数量的其他农业机械运到新垦区。为了鼓励近 10 万名技术工人和驾驶员去新垦区，中央还出台了有吸引力的物质待遇：去垦荒地的人一次发给相当于三个月工资的补助金；旅费报销，工资增加 15％；在新播种的土地上，凡产量超过单位面积计划规定的收获量，30％作为额外报酬；每出售 100 卢布谷物，全苏消费合作社就必须供应价值 50 卢布的计划商品，等等。大规模开垦荒地并不是赫鲁晓夫心血来潮所作出的决定。他在苏联大“粮仓”乌克兰生活与工作的经历，他因农业的丰收和歉收所经历的荣辱，对他是刻骨铭心的。1949 年，他任联共（布）中央书记主管农业工作期间，已了解到国家对粮食的需求和粮食的实际产量之间的差距。他明白，如果以提高农产品义务交售指标、加重农民负担的办法来增加粮食征购量，将会引起农村的不安定，并使农业生产陷入更深的危机之中。他曾采用合并小农庄、建设农业城、改善农民生活设施的办法来刺激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结果受到了斯大林的斥责。实践也表明此路不通。不过，失败的实践也为他寻求解决农业问题积累了经验。开垦荒地是赫鲁晓夫经过调查研究、比较了各种措施的利弊之后作出的决定。马林科夫坚决反对垦荒计划的制定和执行。他的理由是：垦荒会使哈萨克斯坦的新地变成一洼灰土；花那么多基本建设投资去冒这种风险是不值得的。他动员卡冈诺维奇一起来阻止这一计划的实行。原赫鲁晓夫的上司、一直提携和帮助他的卡冈诺维奇，甚至指示国家计划委员会拒绝把钱和物资调拨到新垦区去。马林科夫了解农业生产的落后，但是只想用提高收购价格、增加农业投资的办法来逐步改善农民的生活，不愿大动，不愿改变农民为工业化缴纳“贡税”的基本体制结构。因此，对于农业和从事地方工作的干部来说，马林科夫的计划远没有赫鲁晓夫的垦荒计划有吸引力。斯大林时代形成的固定体制是党指挥政府，当赫鲁晓夫以党中央第一书记的身份、以党中央决议的形式开展垦荒运动时，马林科夫只能消极对抗。这种消极对抗策略使马林科夫陷入更加被动的局面：他的计划不能兑现，落得说大话的罪名；不支持垦荒工作，又落得对抗中央决议的罪名。马林科夫的处境实在不妙。主席团和中央委员的大多数成员之所以支持垦荒计划，是因这一计划能继续保证优先发展重工业。当时的国际形势是，西方国家正积极援助西德，接收西德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苏联与资本主义阵营的关系紧张起来。在斯大林领导的 30 年中，苏联国内已经形成了一种传统观念，优先发展重工业是社会主义建设的经济规律。谁要是对这一点表示怀疑并试图改变，很容易被认为是离经叛道，是企图削弱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有意危害国家的国防。从 3 月6—13 日，主席团的成员在各个选民区的选民大会上所发表的演说，大多是在强调发展重工业的重要意义。布尔加宁说：“重工业是我们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它为一切国民经济部门的发展创造条件，并保证我们武装力量的加强。”莫洛托夫说：“我们都记得列宁的遗训，重工业是繁荣国民经济的基础，是国防的基础。”伏罗希洛夫也随声附和：“我们将继续发展我们的重工业，使它愈益完备，因为它是发展我们社会主义经济的基础。”赫鲁晓夫在答英国贝尔纳教授问时讲得更明确：“我知道，国外有人说，农业方面的新措施意味着苏联的整个经济政策有了根本的改变。这种说法是不符合事实的。我们并没有放松对工业发展的注意，我们并没有因为农业而牺牲工业。工业部门将继续根据拟订的计划发展。在将来，主要注意力还是放在重工业上。”由于传统观念的惯性力量，也由于赫鲁晓夫掌握党的中央委员会，国家的大政方针都必须由党中央委员会讨论决定，赫鲁晓夫的报告一般来说也是党的决议的基础。马林科夫所提出的“迫切任务”自然就成为靠后的、不迫切的了。鉴于农业政策上的教训，马林科夫为了改变自己不利的状况，在工业方针上组织了防御性反击。1954 年，经济学硕士叶·卡西莫夫斯基在莫斯科财经学院作了题为《论社会生产两个部类增长速度的对比关系》的报告。另一名经济学硕士德·库兹涅佐夫发表了《论第一部类和第二部类在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进程中增长速度的对比关系》专题论文。经济学硕士普·穆斯齐斯拉夫斯基在《哲学问题》杂志上发表了题为《社会主义再生产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文章。他们在文章中都阐述了这样的原理：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生产的目的是人和人们的需要，生产是为了消费。既然人和人们的需要是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目的，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生产和重工业，不能成为社会主义社会生产方式的规律。只有在苏维埃社会发展的最初阶段，即苏联还处在落后阶段时，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生产才是必要的。这些文章认为，在过去的年月，党必须优先发展重工业；现在是把重心转移到发展轻工业、发展日用品生产上来的时候了。穆斯齐斯拉夫斯基在文中明确地提出：“生产资料生产和消费品生产的发展比例应当彻底改变，应确定新的国民经济比例关系。”但是，马林科夫要求既遵守斯大林的工业化理论方针，又增加消费品生产。马林科夫试图在斯大林工业化理论的框架内寻找增加消费品生产的途径，这是十分困难的。1954 年 4 月 20—27 日，第四届苏联最高苏维埃举行第一次会议。会议选举了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通过了苏联部长会议的新名单。马林科夫仍然被任命为部长会议主席。6 月苏共中央全会以后，苏联领导人的排列次序发生了变化。过去马林科夫总是排在第一位，现在则是按姓的第一个字母的顺序排列。这样一来，马林科夫在党中央主席团内成为平等的一员，已失去了最高领导的地位。事实上，1954 年是赫鲁晓夫的影响大为扩张，而马林科夫却遭受极大困难的一年。由赫鲁晓夫倡导并由他亲自抓的垦荒运动在全国搞得热火朝天，马林科夫直接管辖的全国工业生产却受到很大的冲击。在 4 月 26 日的最高苏维埃会议上，马林科夫在讲话中不得不承认：“若干部在某些重要项目上没有完成计划，其中有钢铁工业部、石油工业部、运输和重型机器制造工业部、木材工业部等。许多部的基本建设计划完成得不好”1955 年 1 月 5 日，《真理报》发表社论，告诫地方党委不要“机械地对待党和国家的决议”，“各种类型的吹牛大王，喜欢吹嘘自己的成就”，“没有研究技术进步中的棘手问题”。社论的发表，表明马林科夫的去职只是时间问题了。1 月 24 日，《真理报》主编谢皮洛夫发表署名文章说：“试问在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条件下，生产资料的生产、重工业生产为什么不应该高速度地发展呢？为什么生产资料的生产不能比消费品工业生产的速度快些呢？”谢皮洛夫称马林科夫宣传的观点“会葬送社会主义事业的下降曲线论”。文章认为：“只有在全面发展和重工业继续发展的基础上，才能保障轻工业和食品工业以及农业各部门的持续发展，保障国民经济的不断高涨。这一原则，即使是现在，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也是不容置疑的。”谢皮洛夫不指名地称马林科夫为“马克思主义的庸俗分子”，说改变生产资料生产和消费品生产之间的比例关系是“可怜又可笑”的。赫鲁晓夫也不留余地地指责马林科夫，说“口红不能代替车床”，说马林科夫的错误政策减缓了工业的发展，“只是使人们可以在街上搞到一块巧克力糖”。1955 年 1 月 25 日，苏共中央召开了讨论增加畜牧业产品生产的全会。赫鲁晓夫在会上作报告说，有些人在重工业和轻工业的发展速度问题上糊涂了，这些人企图证明，到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某一阶段，发展重工业就要让位于发展轻工业。赫鲁晓夫声色俱厉他说：“这是一种极端错误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见解。这种见解是对党的诽谤。这是右倾的复活，当年李可夫和布哈林那一伙人就曾宣传过这种观点。”这段火药味很浓的话显然是指向马林科夫的。进入1955 年之后，对马林科夫的批评和指责不断加码，马林科夫的政治地位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敏感的西方开始纷纷议论赫鲁晓夫同马林科夫之间的分歧。2 月 5 日，美国记者赫斯特和史密斯采访了赫鲁晓夫，问他对此有何看法。赫鲁晓夫闪烁其词地回答说：“这些报纸可能在把他们的愿望当做事实看待。”史密斯进一步问：“我们是否可以认为自己有权利引用赫鲁晓夫的话？”赫鲁晓夫回答说：“这在于你们自己。”赫鲁晓夫这是在向全世界放风，他们的议论并非捕风捉影。三天后，也就是 2 月 8 日，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期间举行的苏联最高苏维埃联盟院和民族院联席会议上，联盟院主席亚·沃尔科夫宣布，两院联席会议收到了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马林科夫关于请求解除他的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职务的申请书。马林科夫在辞呈中说：“我清楚地看到，由于缺乏地方工作的经验，以及没有在部里或其他经济机关中直接管理过国民经济的某些部门，我在执行部长会议主席这个复杂和责任重大的职务时产生了不好的影响。现在，当苏联共产党和我国劳动人民正在集中力量争取急速提高农业的时候，我特别清楚地看到，自己的过失对农业中存在的不能令人满意的状况应负有责任，因为在这以前好几年中，我一直负责监督和领导中央农业机关的工作。苏联共产党在它的中央委员会的创议和领导下，已经制订并且正在实行若干重大措施来克服农业中的落后状况。在农业税方面的改革无疑是重要措施之一现在，大家知道，在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创议和领导下，已经制定了关于克服农业中落后状况并以最快速度发展农业的总纲领。这个纲领是以下面这一唯一正确的原则为依据的：继续尽力发展重工业，并且只有实现这一点；才能为一切必需消费品生产的真正高涨创造必要的条件。”马林科夫在辞呈中承担了导致农业落后的责任，几次把提高农业的新措施归功于党中央委员会的倡议和领导。马林科夫的辞呈宣布了马林科夫 1953 年 8月所提出的新纲领的失败和赫鲁晓夫的胜利。其实，马林科夫去职的原因除了工农业政策上的失败之外，还有政治上的原因。作为斯大林的接班人，他必然要维护斯大林的偶像地位。马林科夫已经看到，干部和群众由于肃反运动和遭受迫害，积怨极深，因而他强调增强社会主义法制；但是，他自己背的历史包袱实在太重了。1937 年，他曾和叶若夫一起主持过白俄罗斯的肃反工作；他还曾主管过亚美尼亚的肃反工作。1954 年 12 月 14 日，赫鲁晓夫提出为“列宁格勒案件”的受害者平反昭雪，并且逮捕和枪毙了前国家安全部副部长阿巴库莫夫。对“列宁格勒案件” 的复查证实，马林科夫曾同贝利亚一起制造“列宁格勒案件”的假材料。赫鲁晓夫指责马林科夫在制造“列宁格勒案件”中负有责任，使得本来威望就不高的马林科夫更加威信扫地，在主席团中形成一种孤家寡人的局面，处处退守。而赫鲁晓夫与他形成鲜明对照，处处表现得锋芒毕露、咄咄逼人，紧迫不舍。在这种形势下，马林科夫只好辞职。苏联最高苏维埃决定接受马林科夫的辞呈，解除他的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职务，任命他为苏联电站部部长、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接着，根据赫鲁晓夫的提议，苏联最高苏维埃一致通过决议，任命布尔加宁为苏联部长会议主席，任命朱可夫为苏联国防部部长。至此，第二个“三头政治”宣告结束。赫鲁晓夫如今成了由赫鲁晓夫、布尔加宁、朱可夫三人组成的第三个“三头政治”的领头人。2 月 8 日，莫洛托夫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作了《国际局势和苏联政府的外交政策》的报告。莫洛托夫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已经 10 年了，10年来最重要的变化就是形成了社会主义阵营。莫洛托夫在报告中强调：美国的侵略政策是对和平的最大威胁。莫洛托夫反对改善苏南关系，他说这方面同样也取决于南斯拉夫，希望南斯拉夫改变立场。赫鲁晓夫对他的讲话表示了不同的看法。他认为莫洛托夫在外交政策上的指导思想依然是保守的。这事还得从 1947 年说起。当年 9 月，苏联作为召集人，与欧洲八国共产党、工人党在波兰举行会议，宣布成立“欧洲共产党与工人党情报局”。南斯拉夫对苏联在兄弟国家关系中所表现出来的惟我独尊的大国主义十分不满。1948 年 1 月，苏联通知南斯拉夫派代表团赴莫斯科会谈。南共总书记铁托借口有病没有前往，派自己的副手卡德尔率代表团出席。会谈期间，斯大林对南斯拉夫横加指责，并要求卡德尔在苏联事先拟订好的一项条约上签字，该条约保证南斯拉夫就所有外交政策问题同苏联进行协商。3 月 1 日，南共中央开会，听取了从莫斯科归来的代表团的汇报，回顾了与苏联的关系，决定不理睬斯大林的有关指示。18 天后，苏联通知南斯拉夫，苏联将立即从南撤走全部苏联顾问和军事教官。铁托当即写信给莫洛托夫，对苏联的行动表示“痛心和惊奇”，要求说明这一行动的背景和根据。此后，苏联连续几次来信，对甫进行了一系列更为严厉的指责，说南的社会主义改造是“微不足道的”，南是由于苏军的援助才得到解放的。苏联要求南共同意把这一分歧提交到共产党情报局，遭到南的拒绝。6 月 28 日，共产党情报局在布加勒斯特举行了第三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的情况》的决议，谴责南共在国内外政策中执行了一条背离马克思主义的错误路线，将南斯拉夫共产党开除出共产党情报局。南共被开除出共产党情报局后，苏联和东欧各国随之断绝了与南的一切贸易关系。南斯拉夫为了摆脱经济困境，不得不向西方国家谋求援助。这又成为铁托“把自己出卖给资本主义”的证据。1949 年 11 月情报局第 4 次会议通过了《由刽子手和间谍控制的南斯拉夫共产党》的决议。把南共领导人说成是帝国主义间谍、法西斯匪帮、杀人凶犯，这大大伤害了南共领导人和广大共产党员的感情。苏南僵局一直持续到斯大林逝世。斯大林逝世后，铁托对改善苏南关系采取了比较积极和友善的态度。1953 年 4 月，铁托就苏联外交政策评论说：“我认为，他们战后的国际政策已把他们推到一个死胡同里了，他们只要考虑到世界爱好和平的力量在不断增长，就能够从死胡同里找到一条出路如果有一天他们承认对我们国家犯过错误的话，我们南斯拉夫将会感到满意，甚至非常高兴。我们在等待他们。” 当年 5 月，苏联同南斯拉夫恢复了外交关系。莫洛托夫在 1955 年 2 月的讲话中曾就苏南关系评论说：“我们并不认为在苏南关系方面已经大功告成，但是，我们相信在这方面也要看南斯拉夫的态度。在最近几年里，南斯拉夫显然在某种程度上离开了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头几年里所走的道路。”铁托对此提出了批评。他说：“去年年底以前，东欧国家停止了反南斯拉夫的宣传但奇怪的是几乎在所有这些国家里都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即在正常化问题上，人们在各种会议上，在党员和一般老百姓面前尽力把我们描绘成依然是他们指控我们的那种情况，不过我们总算已经在某种程度上认识了自己的错误，并且正在努力纠正自己的错误。莫洛托夫在最高苏维埃会议的报告中提到南斯拉夫时的说法，在某种程度上与上述说法倒是相符合的。这是企图在他们人民面前把事实真相掩盖起来，这是对我们的又一次损害。”苏联各家报纸一开始不加评论地报道了铁托的讲话，几天后才发表了一个温和的评论，而且引述了莫洛托夫的上述言论。苏联党中央的这一态度，一褒一贬已跃然纸上。早在斯大林逝世之后，赫鲁晓夫就提议成立了一个研究南斯拉夫问题的委员会。委员会中既有党务工作者也有学者，他们的任务是分析该国的政治和社会经济体制，以判定它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经济学家、《真理报》主编谢皮洛夫也是该委员会委员之一。他的结论是：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赫鲁晓夫原来对南斯拉夫的认识是在斯大林时期形成的。他认为，南斯拉夫的经济完全附属于美国垄断资本。在那里，私人银行和工业私有制已经恢复，更不用说个人经营的农业了。赫鲁晓夫对此从未怀疑过，因为这是斯大林对他说的。斯大林当时对赫鲁晓夫说：“只要我动动小指头，铁托就完了。”然而，当时斯大林不只动了小指头，而且开动了整个共产主义运动及宣传机器，以铁托为首的南斯拉夫共产党仍然岿然不动。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结论一经得出，赫鲁晓夫就认为斯大林据以在两国间制造争论的基础就不再有效，反对同南斯拉夫和解的论点也就站不住脚了。赫鲁晓夫决定同南斯拉夫共产党重建联系，恢复友好关系。考虑到其他兄弟党，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党，都曾卷入苏共同南共的争论，因此，必须先向他们通报一下，征得他们同意之后才能同铁托接触。在与其他共产党和工人党取得一致后，赫鲁晓夫决定派代表团出访。解铃还是系铃人。是苏共主动断绝了同南共的往来，是苏共首先攻击南共的，因此苏共就应该主动去结束分裂，赫鲁晓夫是这样考虑的。5 月 13 日，苏联和南斯拉夫就两国最高级代表团会晤达成协议。苏联方面的代表团成员为：赫鲁晓夫，布尔加宁，米高扬（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苏联最高苏维埃民族院外交委员会主席、《真理报》主编谢皮洛夫，外交部第一副部长葛罗米柯和苏联外贸部长普·库米金。赫鲁晓夫没有让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参加，一方面怕引起南斯拉夫方面的不快，另一方面，赫鲁晓夫对他确实另有想法和安排。南斯拉夫代表团成员是：共和国总统铁托，联邦执行委员会副主席卡德尔、兰科维奇、富克曼诺维奇—泰波，外交部长波波维奇和外交部副部长韦·米丘诺维奇等。5 月 26 日，苏联代表团来到贝尔格莱德，受到了一个外国代表团应有的礼遇，但是，看不到有任何兄弟般的感情，气氛拘谨。赫鲁晓夫被邀请讲话。赫鲁晓夫在讲话中表示决心要消除破坏苏南关系的一切障碍。但是，他却把苏南关系破裂的责任归咎于贝利亚和阿巴库莫夫，说他们起了挑拨离间的作用。铁托对于他的话不以为然，对他说：“你看，我们用不着把你的讲话翻译出来，在场的人都懂俄语。”赫鲁晓夫理解铁托的意思，他是对苏联人的保留态度不满。在离开机场时，赫鲁晓夫感到担心，如果这次访问失败，国内反对同南斯拉夫恢复关系的势力会再度活跃起来。会谈开始后，赫鲁晓夫又将肃反扩大化和错误对待南斯拉夫和所有外国共产党人的责任推到贝利亚身上。对此，铁托和其他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人只不过以讥讽的神情笑了笑。他们直言不讳地指出斯大林应当对两党之间的分裂负全部责任。但是赫鲁晓夫出于谨慎，只是说对此种说法还没有心理准备。6 月 2 日，赫鲁晓夫同铁托达成了协议，双方发表了《贝尔格莱德宣言》，表示要在相互尊重主权、独立、领土完整、平等和互不干涉内政的基础上发展合作关系。宣言还说：“发展社会主义的基本形式不同是各国人民自身的事。”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道路得到了承认。长达七年之久的苏联和南斯拉夫之间的冲突暂告结束。在与南斯拉夫和解之后，赫鲁晓夫的外事活动明显增多。与斯大林不同，赫鲁晓夫对外关系的指导思想是和平共处。赫鲁晓夫认为斯大林的对外政策就是在莫斯科周围保持一天 24 小时的防空警戒。斯大林曾不止一次地对赫鲁晓夫等人说：“你们看吧，我死后帝国主义国家会把你们当成小鸡一样地拧断脖子。”斯大林总是在国内接见外国代表团，很少主动到国外访问。斯大林集党政军权于一身，斯大林去世后，外交方面的活动对新领导是个挑战。马林科夫辞职后，苏联的外交政策在赫鲁晓夫的影响下，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和调整，赫鲁晓夫代替莫洛托夫跻身于国际舞台。从南斯拉夫回国后，赫鲁晓夫就着手准备 7月份在日内瓦举行的四国首脑会议。7 月 18—21 日，在日内瓦举行了自 1945 年波茨坦会议以来的第一次四大国巨头聚会。苏联方面的代表是赫鲁晓夫、布尔加宁和朱可夫。莫洛托夫尽管也参加了，但只是作为外长和其他三国外长一起为首脑会议做程序性的准备。美国方面出席会议的是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英国是艾登和麦克米伦，法国方面的代表是富尔和比内。出席这次会议令赫鲁晓夫非常得意。这是他与艾森豪威尔的第二次见面。上次见面是战争刚刚结束、莫斯科举行庆祝会时，他和艾森豪威尔在列宁墓的俭阅台上碰面。当时艾森豪威尔是将军，而他是乌克兰的党政领导。10 年后，在第三国，他们各自作为自己国家的代表在一起举行会谈，成为平起平坐的对手。想当年，艾森豪威尔是位世界知名的将军，而他赫鲁晓夫在国际上还没有什么名气。如今艾森豪威尔是美国总统，而他是苏共中央委员会的第一书记，实际上的苏联最高领导，两者间已没有什么差距了。美中不足的是，他的气派还是无法与这些西方元首相比。他们的飞机都是四个引擎的，而赫鲁晓夫乘坐的却是一架极普通的双引擎的伊柳辛式飞机，实在有失体面。会议上讨论了四个问题：德国问题、欧洲安全问题、裁军问题和发展东西方接触问题。结果一个问题也没达成协议，只给四个外长发了一个联合指示。但对赫鲁晓夫来说，这次会议却开始了他同大国首脑之间的直接接触和对话，为他以后的外交活动打下了基础。临行时，赫鲁晓夫接受了英国首相文登对他的邀请：在适当的时候，“光临”英伦三岛。9 月 9—13 日，赫鲁晓夫又出席了苏联与德意志联邦两国政府间的会谈。赫鲁晓夫强烈的领袖欲给德国总理阿登纳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这本是阿登纳与布尔加宁之间的会谈，赫鲁晓夫却向阿登纳保证，在建交后一个月内提前释放 9626 名德国战俘，从而促成了两国正式外交关系的建立。1955 年 11 月 18 日到 12 月 18 日，赫鲁晓夫又同布尔加宁访问了印度、缅甸和阿富汗三国。赫鲁晓夫已完全代替了莫洛托夫，陪同布尔加宁在五大洲四大洋上空飞来飞去。莫洛托夫的去职只是时间问题。莫洛托夫在 2 月份的讲话中曾说到“苏联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础”，赫鲁晓夫抓住这句话不放，迫使他做出公开检讨。1955 年 10 月，莫洛托夫不得不在第 14 次《共产党人》杂志上发表文章，承认错误。他在给编辑部的信上说：“我认为，1955 年 2 月 8日我在最高苏维埃会议上提出的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社会问题的说法，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政治上是有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