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徐海东-3

徐海东此时虽醉意大发，但好环话还分得清。这时，房东大妈跑进来，问怎么回事。金豆吞吞吐吐说，队长生气，是因为四班偷了鸡。　　“谁说偷的。”大妈搬出装铜板的罐子，抓出一把来说，“这不，这是他凑的钱！鸡是我叫他们吃的。九哥他们说什么也不肯吃，还凑钱给我......　　徐海东一听，傻了眼，真是不分青红皂白，发酒疯，冤枉了弟兄们。回到住处，心中暗暗后悔。　　四班人自己掏钱买鸡吃，反被看成“偷鸡贼”，受了污辱，大家纷纷不平，有的不辞而别了。　　四班长“九哥”是上次偷袭民团搞枪、打头阵的功臣。他在武昌当过兵，因不堪忍受打骂，才跑回家参加自卫队。没想到这自卫队长这么凶！他提着枪，来找队长辞别。徐海东正在睡觉。九哥把枪交给传给了金豆，惋惜地说：　　“我......走......走了。回家种地。”　　“九哥，你别走，是我不好。”金豆挽留说。　　“没......你的事！我来的明......明白,走走......走的光明。这枪，还有子......子弹......交给队长！日后，自卫队若用得着我，会.....会回来的。”　　徐海东在屋里没有睡着，听了九哥的话，心里越发内疚，很想跑出来认个错，留住九哥，又一时拉不下面子。　　金豆含着泪把枪交给徐海东，只说了一句：这是九哥的枪，他请假回家了。”徐海东沉默着，什么也没说出来。　　当天晚上，徐海东带着那支枪找到九哥家。徐海东简短地说明来意，“九哥”的父亲佩服而焦急地说，“队长啊，请你多多包涵，等九哥回来，我带他找你认个错赔不是。”　　“老人家，九哥没错，是我不好，我打了他。”　　“唉，那也没啥，俗话说，官打民不羞，父打子不耻。”　　“老人家，我不是官，我和九哥都是一起闹革命的同志，不该打他我向他赔礼！”说着徐海东躬下身去。　　“使不得，使不得。九哥回来，我叫他回去就完了。革命好，革命兄弟亲，他常说徐海东队长是好人哩！”　　“好！我等他回来！”徐海东红着脸走了。　　徐海东又主动到四班说：是我错怪了大家。我脾气不好，请兄弟们多包涵，我决心戒酒了。”　　革命队伍就是革命队伍，就这么几句话。九哥和其他走的几个队员，都回到了自卫队。队员们打心眼儿里喜欢他们的队长。　　1927年9月12日，夏区李家祠堂。　　祠堂占地面积不大，但很讲究：雕梁画柱、吊灯长明，九代牌位依次排列，最近又新添了“李旭亭之位。”　　“三十八老子”还乡团、附近两区红枪会和从武昌请来的国民党反动军队一个排等三伙首领正在紧张地开会。　　“最近共产党活动颇繁，徐海东组织的农民自卫军更是咄咄逼人。不但人数多、声势大，还四处打击我们，开仓放粮、抗租抗捐。如不除掉，我们名门望族、乡绅贵人就要大难临头。”李旭亭的儿子，自称“三十八老子”中的“李大老子”愤慨地说，“今天把各位请来，就是商量一下，尽快消灭徐海东的队伍，抽掉穷人的主心骨，为死难的长辈和同仁报仇，保住我们望威望福的平安日子，有徐海东这块臭豆腐一日，大家就永无安宁之时。要活捉徐海东。把这块臭豆腐做为我庆功宴上的一道美肴。”　　他接着说：“我们‘三十八老子’还乡团，只有长枪九支，没打过仗。我们断后、压阵。张排长，你们是正规军、枪又好又多，打先锋最合适。”　　红枪会的李会长也附和着说：“对。张排长久经杀场，比我们有经验。不用说，肯定冲在前头。我们红枪会居中，祈祷神主保佑，全队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经过一番明争暗斗，讨价还价，决定：第二天，偷袭徐海东的农民自卫队。　　第二天中午。山凹里的操练场一阵热闹。　　“立正”、“稍息”等口令声此起彼伏。农民自卫军正在紧张地操练。　　“集合了！集合了！”传令兵金豆高喊着。　　徐海东走到集合好的队伍面前，对上午训练进行了简短总结。　　乡亲们送来了饭菜，自卫军围坐在坪场上，吃得兴高彩烈。　　“报告！大队长，李大老子带着人来了。”山口子上的哨兵满头大汗地跑过来，急切对徐海东说。　　旁边吃饭的自卫军听了哨兵的话，一阵骚动。　　徐海东却冷静地问：“有多少人？离山口还有多远？”　　“百把人，离山口还有一里多地。”　　“好。你回到哨位，继续观察敌人的动静。”　　徐海东心想：凭我这三百多号人，七八条枪，两三百梭标大刀，还怕你“三十八老子”这群乌合之众，你不找我，我也会找你们。今天送上门来了，机会难得，狠狠地揍他一顿，叫他们有来无回。他马上集合队伍，宣布说：　　“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敌人就在眼前，我们报仇的机会到了。一、二连到东山坡潜伏；三连随我到西山坡。必须听到命令再冲锋，把‘三十八老子’一举消灭在山凹里，”　　半个小时过去了，敌人摸进了山口。　　前面开路的是花钱从武昌请来的一个排。个个端着枪，迈着正步，还算整齐。中间是红枪会，凶神恶煞，赤膊敞胸，胸贴护身符，手提鬼头刀。最后边是“三十八老子”的还乡团，统一的白衫蓝裤，张牙舞爪东瞧西看，像一伙流氓。　　看着这群匪徒，徐海东眼都红了。这群人大别山区，反攻倒算，抢劫烧杀闹过农会的村压，手段残忍，是远近闻名的。当前头敌军进入射程时，徐海东命令：　　“打！”　　“啪、啪、啪”，三声脆响，有三个敌人应声倒地。遭到伏击的敌人即趴沟里，朝上坡进行排射，枪弹如飞蝗般乱窜，“啪啪啪”，“啪啪啪啪”，一阵赶一阵，密集交织。　　李大老子命令：“冲上山坡，活捉徐海东。”　　徐海东一面指挥七支枪射击，一面命令农民自卫军朝下冲锋，三百多人对付一百多人，这仗还能不胜么？！　　但徐海东估计错了，残酷而严峻的事实摆在面前：绝大部分自卫军被敌人排枪吓跑了，只剩下不足两个班，都是共产党员和亲属。徐海东大发雷霆：”娘卖匹的！这些怕死鬼！”　　趁敌人被打下去的当儿，徐海东把自卫军聚拢，占住一个小山头，压住敌人。　　李大老子组织第二次冲锋，扑了过来，并喊道：“徐海东，你被包围了，投降吧！不投降，你今天别想活着回去。”　　待敌人靠近时，徐海东一声令下，八支枪一齐开火，稀哩哗啦又把敌人打了下去。　　徐海东在山头，李老大子在山下，攻又攻不下，冲又冲不上，双方僵持着。　　傍晚时分，山下发生了内讧。　　武昌来的张排长气愤地说：“什么三十八老子，简直是三十八孙子；什么红枪会，刀枪不入。妈的，就是偷鸡摸狗行。我们已死伤四人，你们呢？我们压住了对方，你们不向上冲不积极配合 ！” 李二老子也不势弱，骂红枪会：“妈的，假打式，请你们来不是跳大神儿，不顶屁用。”　　李会长咽不下眼前的侮辱气：“老子不干了，走！”领上三十人就走。　　李大老子怒火中烧，举起枪就要打死李会长。说时迟，那时快。张排长抬手击毙了李大老子。“三十八老子”们一起操起家伙，要为头头报仇。　　“怎么？想跟我比试，你们不要脑袋了？正规军是吃素的？！李大老了不仗义，开冷枪打人，死有余辜。走，老子们撤回武昌。”　　李二老子壮着胆子说：“快滚你妈的蛋，回去找你们算帐！”　　徐海东在山上听得仔细，看得清楚，率领自卫军冲杀下来。“三十八老子”们无心恋战，仓皇逃遁。　　这一仗，徐海东虽然不算打败，但给他一个教训：兵不在多，一定要精；党员的可贵，亲人的可靠。　　大别山区很快传出一支儿歌：黄安出了个赵次吾，麻城出了个邱江甫，黄陂出了个“臭豆腐”。　　“臭豆腐”就是徐海东。按照县委指示，暂把枪藏起来，做发动窑工工作。徐海东回到徐家老窑，组织窑工，密秘发展“徐家军”。三十七年后，徐海东对这段历史进行了客观总结：“这时我只会领自卫军给群众斗争土豪劣绅，对部队的组织建设、思想建设还说不上。当反动武装打来时，自卫军很快跨散了。七条枪还是保留着，等待时机再起。”（见徐海东著《生平自述》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16-17页。）　　夕阳绯红，鸟鸣叠起。　　“元清，二叔家有说渔鼓书的，咱们去听呀？”德载问吃完晚饭坐在床上的徐海东。　　徐海东说：“走！我从小就喜欢听说书唱唱的。”　　他们挤到人堆里，随便找个地方坐下，听了《武松打虎》、《呼延庆打擂》、《杨家将》等几个小段。　　“呼家的兵，杨家的将，老婆孩子齐上阵。”说书先生高亢瞭亮的声音，回响在徐海东的耳畔。徐海东心想，呼门、杨家满门当兵。杨门从七八十岁的佘老太君到烧火的丫头杨排风，都能率兵出征保卫国家。现今穷人闹革命、打土豪、要翻身，为什么不能动员兄长、叔侄和亲友组织一支革命军呢？我们徐家代代当窑工，祖祖辈辈受苦受穷，要是能把窑工武装起来，那才叫工人阶级的队伍哩！既符合县委的指示，又说不定能干一番大事业。他决心拉一支“窑家将”、“徐家军”。　　俗话说，富家多财产，穷家多人口。徐海东家有五个哥、七八个堂兄弟，远房近房叔侄有十几个。按人头数能当兵的至少有一个排。再加上亲朋好友就更多了。　　徐海东决定先找四哥商量。四哥没在家。四嫂是个性格开朗、聪明、能干的农村妇女，正在昏暗的麻油灯下做着针线活。徐海东说，“我想找四哥聊聊。”　　“你想聊什么，我能猜个八九不离十。”　　“那嫂嫂就请猜猜看。”　　四嫂压低声音说：“叫他去参加自卫军，对不对？你这个共产党，嫂嫂我知道。”　　徐海东笑着对嫂嫂说：“你知道得好。你要答应四哥当共产党，我就把他带走；你要是不答应，兄弟我就劝他在家里守着你。”　　四嫂叹了一口气说：“人活一世，窝窝囊囊也是活，风风流流也是活。徐家门里人要当共产党，嫂嫂我也算一个。”　　两人你一言，我一语，说得正高兴，四哥回来了。老四的性格脾气和徐海东差不多，也读过几年书，也是不信邪，不怕鬼，敢闯敢干，喜欢热热闹闹过日子。这也是徐海东首先找他商量的主要原因。四哥对徐海东要组织革命军一事早有耳闻，一进门就问：“你们闹得怎么样了？”　　徐海东说：“胆小怕事的人多，愿出头露面的人少。我今天来，是想劝哥哥、侄儿们一起闹。”　　四哥爽朗地说：“好啊！你领头闹吧，闹好了，除掉地主老财，我们的儿孙们再也不当窑花子了，穷人们才能抬头说话，挺胸做人。闹不好，也没啥，大不了，远走高飞！”　　徐海东首说千捷，一鼓作气，找五哥去。　　五哥徐元波是个性格刚直、大胆的汉子，在村上和窑场好打抱不平。徐海东还依稀记得四年前的一幕：　　叔伯哥哥徐元亮领进门一个媳妇，是孝感县一个人贩子拐骗出来的。要价很高，还要现款，元亮拿不出钱，决计不要了。谁知那女人看中了徐元亮，说什么也不肯走。人贩子要钱不成，要人不走，就暗地买通豪绅李迁觉出来干涉。徐元波一心想为元亮打抱不平，便跑到李家去说理，哪知，李廷觉不容元波说话，就叫团丁把他扣了起来，限定三天之内徐家把那女人交出，不然就把徐元波送往县城的路上，硬把元波抢了出来。姓李的豪绅自知干涉此事不光彩，就不再管了。从那次后，徐元波得到一个启发：地主豪绅欺弱怕硬！于是，他胆子更大了，常常拍着胸脯说：“徐家人不是好欺的！”　　想起此事，鼓足了徐海东敲五哥家门的勇气。　　“元清，你不在外头混个人样，回到这穷家做什么？”五哥粗声粗气地劈头问道。　　“俗话说，穷家难舍呀！”徐海东故意说。　　“一座破窑，有什么好恋的？我要是你，走了就不回来，五哥我总有一天也要离开这个穷家！”　　徐海东得到四哥、五哥的支持，信心倍增。不辞辛苦，一一做堂兄弟和侄儿们的工作。就这样，一支“徐家军”、“窑家将”的队伍密秘发展起来了。四哥徐元海、五哥徐元波、堂兄徐元洪、徐元庆、徐元兴，还有侄子徐文初、徐文昭、徐文治、徐文明等，在徐海东的启发和鼓动下，先后参加了共产党，参加了红军，在窑工中建立第一个党支部，徐海东也就成了窑工中的一名党的领导人。他们——徐家的几十口“泥巴人”，一个个前赴后继，也都像徐海东那样，坚定地为贫苦大众的解放事业而战斗着。　　1927年11月13日晚。徐海东家。　　徐海东正在和两名党员碰头，研究工作开展情况。田德载沏茶倒水，忙个不停。　　一个高兴地说：“今天成绩不小，我在黄家老窑说通四个，还有五个举棋不定，明天再说说。”　　一个更为激动地说：“最近民团没来，我们麻岭窑大部分窑工都愿意参加家民自卫军。”　　“参加自卫军，一定要自愿。劝说时，一定要细致、保密。照这样下去，到年底，我们就可能有二百多人的队伍了。”徐海东兴致勃勃地说。　　“噹、噹、噹”，突然有人敲门。徐海东警觉地打开门一看，是县委的交通员送紧急信来了。　　县委的信中说，当前，全国的形势很好，党领导的南昌起义部队，按原计划到达了广东。毛泽东在湖南领导了翻新收起义，冲上井冈山，开辟了革命根据地。鄂东的革命形势也处在回升阶段，大别山的各县党组织，正在积极准备迎接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　　黄安、麻城两县家民已经发动，准备举行大暴动，攻打黄安县城。县委令徐海东火速带领家民自卫军前往黄安，支援黄麻两县的农民起义！落款是十一月十二日。　　时间紧，任务急。徐海东立即通知各窑场的骨干分子：共产党员、当过兵的和亲属。一共二十七人，一支短枪，七支长枪，其余的均是梭标大刀。　　徐海东望着队伍，简短地动员几句，命令出发！　　队伍迅速跑步向黄安进发。　　小小黄安，人人好汉；　　锣鼓一响，四十八万；　　男将打仗，女将送饭。　　……　　黄安和麻城，是鄂东北地区工家革命最活跃的地方。1925年，共产党支部在这里诞生，随后，密秘的农民协会、贫民夜校和“红学”等革命组织，雨后春笋般地出现。1926年秋，北伐军攻占武汉，这里的农会开始公开活动，“红学”又办武装训练班。“四·一二”政变后，这里党和群众组织的革命活动仍然继续发展。1927年11月13日，四乡三万多民众和三百多支枪，高呼“打倒蒋介石！”“打倒地主豪绅！”等口号，在共产党员潘忠汝、吴光洁领导下，一夜之间，攻克黄安县城，活捉县长贺守忠，解除民团武装，这就是著名的“黄麻起义”。它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在鄂东的反动统治，给地方反动武装以有力的一击，揭开了鄂东武装斗争的序幕。　　徐海东率领二十七人组成的自卫军，经过急速夜行军，天亮时到达黄安县城。展现在徐海东面前的黄安县城，已不是过去的车少人衡的萧瑟情景，而是熙熙攘攘的人群，像赶庙会似的，一派繁忙景象，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11月18日。黄安工农民主政府成立大会。　　全城张灯结彩、鞭炮震天，人们奔走相告。徐海东作为黄陂的代表，带领二十多人参加了黄安城举行的庆祝工农民主政府成立的万人大会。他们被安排在会场前沿靠近主席台。　　“现在我宣布：黄安工农民主政府成立啦！”大会主持人，武装起义总指挥潘忠汝用铿锵有力的声音喊出了千百万工农大众的共同心声。全场，掌声雷动，经久不息。徐海东顿时热血沸腾，激动万分。心想，这才算革命呢！我一定和这次暴动的领导人聊聊，看看他们是臬发动民众的？为什么迅速取得起义的胜利？将来，黄陂县也一定成立工农民主政府。　　工农民主政府主席曹学楷，挥着手大声讲话说：“要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推翻地主阶级的统治。打倒蒋介石！打倒土豪劣绅！打倒一切反革命武装力量！”曹主席宏亮的声音，勒住了徐海东遐想的马缰。他一抬头，正对着曹主席：一身灰色西装、脚蹬皮鞋、脸膛白晰、胸配起义标志，讲话干脆、有逻辑、有深度，渗透着凛凛正气和丰富阅历。　　他说：“过去我们种田佬除了每年交粮饷之外，谁也不敢去县府衙门，今天担粪的种田佬自己组织政府，自己做起死回生委员来了！这说明什么？说明现在的世界，是劳苦大众的世界，是无产阶级的世界！……”　　徐海东越听越兴奋，几乎要跳起来，因为每句话都说到他的心坎上了。不知不觉，大会要结束了。潘忠汝宣布大会最后一项：“参加起义队伍选出代表，下午到总指挥部，把所有部队统统编为工农革命军鄂东军！”　　下午。一座破庙里，起义军总指挥部内，人来人往，紧张忙碌，但井然有序。　　正堂里坐着两个人，一个正在忙着，另一个身挎短枪，头戴礼帽，军人气度胜过别人，仔细一看，在庆祝大会上，是九个政府委员之一，但一时记不起他的名字，又不便直问。　　徐海东只好主动上前自我通报说：“我叫徐海东，黄陂县河口区的自卫队队长。县委派我率领自卫队前来增援，由于信在路上耽搁，到黄安时，起义已胜利结束。我们编人哪一路？”　　“黄陂的同志来了，欢迎！欢迎！你们来了多少人？”那个人打量徐海东一番，欣喜地说。　　“我们原来有三百多人，这次只带了二十七人，七条枪。”徐海东说着，又把他们自卫军的情况大致介绍一下。　　“你应该尽快转回去，把失散的人集结起来。”　　“我今夜就走，那七支枪就先带走啦！”　　“带不带枪没关系的。只要有人，就会有枪。”　　“不！”徐海东争辩说，“有枪才能有人。”　　“你仔细想想吧，”那人笑了笑，说，“有人才有枪！”　　徐海东仍坚持自己的看法，申辩说：“农民看见有枪，一下子就扩大到三百多人了。”　　那人像是急性子人，手一摆说：“老实告诉你，现在这里成立鄂东军，最需要的也是枪，要用它来保卫新政权呀，你要是不放心，就先把枪带走，要是放心，就把它留下。”　　徐海东也有点不耐烦，问：“你是谁？”　　“吴光浩。”那人微微一笑，答道。　　吴光浩，啊？！这不是革命军副总指挥吧！宽印堂、高鼻梁、大眼睛，一派英雄气概。徐海东早就听说吴光浩足智多谋，勇敢顽强，今天一见，果不虚传。徐海东不再多说了，朝吴光浩点了点头，便赶忙找他的伙伴商量去了。　　有的说把枪留下，有的说先把枪带走。有个党员说：“照我看，人是党的人，枪是党的枪。眼下是要保卫新政权，我们人也不能走、枪也不能走。”徐海东说，“这话说得在理。”最后商定：由徐海东一人带支短枪回去召集人，其他的人和枪全部留下。　　徐海东马不停蹄，连夜赶回黄陂，向县委汇了报情况。县委立即派人和徐海东一起回到河口区去组织自卫军。　　12月6日上午。黄陂县城一个偏僻客栈。　　火红的太阳，刚一露头，就被乌云挡住了当芒。　　黄陂县委正在召开紧急会议。　　县委代理书记老王（陈书记重病不能参加）以沉痛的心情说道：“黄麻起义的胜利，震撼了武汉，南京。国民党反动派调遣其十二军的一个正规师，于昨天晚上向黄安城发起攻击。鄂东军在中内黄安县委书记王志仁、总指挥潘忠汝指挥下，奋勇应战，但终因众寡悬殊而失败。在浴血奋战中，这两位人民的英雄不幸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刚刚解放二十一天的黄安城又陷入敌手。”　　王书记用手帕拭拭泪，说：“现在敌人正在黄安、麻城的四周‘追剿’，朝着黄陂县扑过来。为了保存有生力量，县委决定：共产党员迅速转移，自卫军立即解散，各自回家隐蔽。”　　徐海东听到黄安失陷的消息惊呆了。失败，是出乎他意料的。痛苦之余，他想起那七条枪，二十七个人。现在情况如何？若是有个好歹，我怎么向他们的亲人交待呢？早知如此，我真不该回来，要是和他们在一起就好了……　　“革命真难啊！”徐海东又一次发出了叹息。　　民团以及地主操纵的红枪会四处抓人。徐海东在窑场也不能安身，只好到外地，东躲西藏，过了几个月的游僧生活。即使这样，他也没忘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到一处，做一处的工作。后来他开玩笑说：“那时，我是夜猫子，白天睡觉，夜间广收僧徒。”　　一个共产党员，总不能像个逃犯似的，见不得人，相反应该勇敢地站出来为开创新局面而斗争。这是徐海东总结出来的原始想法。当然不如两年后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提出“共产党人应该在斗争中创造新局面”这一落千丈条思想路线精辟和深刻。徐海东在这一想法驱使下，光明正大地走进徐家老窑场，向窑工们公开宣布：　　“大伙都是明白的，我是共产党员，你们当中哪能个害怕受牵连，那就离开这里。我有话在先，我是不走了！”　　一位瘦骨嶙峋的窑工语重心长地说：“元清，你放心住下好喽，没有人卖你的！大家都知道，你既不贱，也不是窃，就是不满这个世道，跟上了共产党。”　　“你住下吧！你也是为我们穷窑工翻身才到这步的！”一个远房哥哥说着，“一笔写不出两个‘徐’字！凭你那副手艺，还能当师傅呢！”　　“对！”一个满脸泥巴的窑工说，“有饭一起吃，有难共同当！”　　几个月的云游生活，徐海东多了几分人生体验。听了老家窑工的话，他百感交集，热泪盈眶，激动地说：“我一定好好干，不拖累大家。将来革命成功了，也一定有饭同吃，有福同享。”这种纯朴、高尚的无产者友谊，把徐海东和窑工们的心紧紧系在了一起。　　第三天，有两个从河口区方向来打柴的农民，把柴放到离徐海东不远的地方，像是歇脚，眼睛却四处滴滴溜着，见无旁人，他们各自从柴捆里拿出一支长枪往徐海东跟前一递说：　　“给！”　　徐海东开始有点纳闷，仔细一打量，原来是他带去参加黄麻起义的两名队员。他有说不出的高兴，急忙问：“这枪，你们是怎么拖来的？”　　那两个农民顿时眼泪汪汪。一个说：“我们在黄安被驱散之后，害出性命把它背回来的。”另一个补充说：“这几个月，转到这里，混到那里，心想只要不死，总会找到你……”说着，两个人都哭了。　　黎海东说：“谢谢你们，你俩在这和我一起做窑工吧！等待时机，再闹革命？！”　　“不。枪，交给你。从此我们洗手不干革命了，回家安分守已，种田度日子。”　　徐海东一看他们主意已定，现在又不是时机，也就没再劝说。　　“我这就剩两块光洋，给你们吧！好好种田，将来想干了，再来找我！”徐海东叮嘱说。　　枪啊，枪，八支仅剩三支。这三支枪成了徐海东东山再起仅有的武器。　　徐海东仍然是个“夜游人”。没几天，他就和陈定候、江竹青、张养民等几个一起闹革命的人联系上了。他们约定：不再藏头躲身，就在窑工和农民中开展工作。他们相信：只要能把周围的人都拢到革命一边，定能开拓出一条生路来。　　三十七年后，徐海东回忆说：　　那时我虽然看不清革命的前程，但革命的信念没有动摇。仗着自己懂一些军事，胆子又大，百事不怕。从实际斗争中我体会到没有枪杆子就不能生存，四处活动搞队伍。在敌人“清剿”过去后，奔跑着找过去的农民自卫军队员，秘密地组织武装，活动方式，采取夜间集结，白天解散。武器多是大刀、长矛。那时自己还不懂得要建设一支什么队伍，革命处于低潮，队伍总是拉不起来。自己就在这种苦闷中，度过了半年。有时苦烦了，就吃上几杯酒，想再轰轰烈烈搞起来，苦于没有办法。（见徐海东著《生平自述》，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18页。）暴年关打游击　人赞徐老虎　　1928年腊月初的一个深夜。黄陂县城三十里外的一座破祠堂。　　破祠堂坐落在山坡上。前两排房子破旧颓败，杂草丛生。最里一排房子，是个大厅。大厅屋顶上坐着两个人，在夜色里成了屋脊上翅起的“兽头”。大厅旁的小耳房里，窗户被蒙着，油灯下，黄陂县委正在研究重大行动方案。　　寒风凛冽，夜霜沉落。耳房里四个人的心情激动万分。县委代理书记老王，脸白白的，留有分头，一绺头发耷拉下来，他用手朝上捋了捋，坚定地说：“现在全国革命的高潮就要到来了。根据省委的指示，我们要去各地举行暴动，迎接这个高潮的到来。革命么，就是暴动，就是不失时机，发动群众，点起火把，冲进地主的庄园，打土豪、分田地、分财产、分粮食，消灭敌人。共产党人的任务是什么？就是暴动。就是暴动精神，这是不能怀疑的。”　　“可是，暴动，现在条件成熟没有？我们现在的力量够不够？黄麻暴动成功了，都成立了革命政权，但敌人一来，迅速失败。”徐海东不善雄辩，皱着眉头，开门见山地说出了自己的想法，提出了质问。现在的徐海东，不是从前了，不但责任重了，县委委员、军事部长、夏店区区委书记、县里游击队队长，更重要的是，吸取黄麻暴动的教训，想问题、办事情更多地注意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了。　　“海东同志，你是县委领导下的武装队伍的负责人，是军事部长，你可不能动摇、手软呀！暴动是党的决定，是党的指示，我父没有犹豫的余地。什么叫条件成熟？什么叫力量不够？条件不是靠我们创造的吗？！只有暴动，才能唤起千万民众；只有暴动，才能打出我们的天下；只有暴动，条件才会成熟；也只有暴动，办量才会壮大。没有暴动就没有革命，就永远没有人民的幸福！”　　这位老王书记，实际上才二十多岁，比徐海东还年轻。他是个读书人，家庭虽是个中小地主，对革命事业却很激进、很坚定。　　徐海东虽听说过马克思主义，但没读过马克思的书。他只觉得，现在这么做，不太适时，但又说谎不出道理来。他毕竟是个耿直而又负责的人，他问：“那暴动以后怎么样？”　　“这是个幼稚的问题。还怎办？杀死土豪劣绅，杀尽贪官污吏，耕者有其田，人民当家做主，建设新政权。这不是很明白的事么！”　　老王口才好，又易激动。白脸变成了红脸，两只眼睛闪闪发亮。　　徐海东服了。他想，这是党的指示和决定，我不能有半点疑虑。我是个穷窑工，还会手软？对这些人，只有血战到底，决无罢手之说。他说，“党的决定，我徐海东坚决拥护，执行到底。”　　“按上级党的指示办吧！”另外两名县委委员没有不同意见。　　徐海东和同志们在当时情况下，还不可能清楚地认识到这是党内“左”倾路线推行的盲动主义，错误地估计了处在低潮的革命形势，盲目行动最后必定以失败而告终。　　县委会议形成决议：举行年关暴动；时间定在阴历腊月三十除夕夜；总指挥由徐海东担任；分配任务，分头准备。　　腊月三十下午。吴家畈的吴家大院。　　新年的喜庆气氛充满大院的每个角落。大人小孩穿红戴绿，贴对联挂彩灯，热闹非凡。更诱人的是鸡鸭鱼肉喷溢出的油香味，飘出几里。　　吴安德老爷穿着皮袍，头顶瓜皮小帽，手里捧着黄铜水烟袋，两绺绅士胡又浓又重。正站在门楼口，指挥两漆工，重新粉刷门楼两边的对联。这是一幅木版镌字对联，斗大的十个金字分悬左右：　　新年纳余庆　　嘉节号长春　　一个漆工讨好地说：“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这样好的刻字！”　　“当然喽！”一句话提起了吴老爷的兴致，他得意地介绍说：“这十个字来历不凡呀！是五你时西蜀宫廷所悬，离散今已有千年了。为镌这幅对联，我特地请县城的一个有名的老举人，一个字一担谷的润笔，在这四乡，像这样的联版是独一份么！”　　这时，大儿子走了过来。吴安德说：“都准备好了么？”　　“准备好了！”大儿子恭敬地说，“鱼六十篓、肉六百斤、鸡鸭各六十只，六六大顺么！还有八把三万头大鞭。八大坛陈酒、八个大挂灯，三八下年要大发么！”　　吴老爷儿孙满堂、踌躇满志，深吸一口水烟，说：“再仔细检查一下，全院一点杂草、土坷、石块都不要有，然后，准备放鞭炮，大摆家宴。我们今年要过个热热闹闹的除夕之夜。”　　吴老爷背着手，准备进屋时，突然有一种不安袭来。　　共产党屡杀不尽。“穷鬼”闹得诸多乡绅坐臣不宁。特别是那个“臭豆腐”徐海东，他领导游击队，走街窜巷，杀富济贫，简直是吃人的老虎……　　想到这里，他打个寒颤，吩咐家丁说：“关好大门，装好子弹，你们五人五支枪，守住大院。否则，要你们的脑袋！”　　与此同时。离吴家大院一里远的山凹里。　　徐海东正在向参加暴动的游击队员们作动员。他说：“吴家大院是幢四进大院，青砖到底，瓦翅飞檐。第一进是家丁住的地方和粉坊油榨坊各一间，二三进是吴安德全家三十一口居住的地方，这里藏着金银首饰和衣服。最后一进是仓廪，满荡荡的谷子足有千担。除了银元留给游击队活动费外，其他都可平分。等吴家鞭炮一响，我们就出发。解决了吴家，我们再连续作战，准备解决十家，让大家过个好年！”　　夜幕完全笼罩了吴家大院。胳膊粗的红烛一点，顿时，全院灯火通明，亮如白昼。全家老少坐在四张方桌上，酒菜已经上满了，吴安德在祖宗牌位前磕三个响头，发出命令：　　“放鞭！”　　院子里的大鞭炸响，噼噼啪啪轰轰隆隆，立时那种好闻的硫磺飘进屋里，吴安德使劲地嗅着。　　“啊啊啊！”的叫囔声和“唰唰唰”的脚步声随着鞭炮声钻进了吴老爷的耳畔。　　“不对劲！”吴安德开始有些纳闷，随即如梦方醒命令到：“家丁！拿枪上墙！”　　他丢掉了平日的绅士风度，仓皇冲进院子，指挥着五名武装家丁。　　“打倒地主老财！”“杀尽土豪劣绅！”“权力归农会！”　　呼吼声越来越清楚，越来越近切。　　家丁在墙头放了第一枪后，枪声大作。　　院内乱成一团。　　“爸，你快躲一下！”大儿子拉着吴安德的手臂说。　　“躲？上哪躲去？家产怎么办？吴家大院已经被包围了。”吴安德不安地说。　　两名家丁已从墙头上栽下，一命呜乎了，另三个家丁战栗着跳下墙，上气不接下气地对吴安德老爷说：“老爷，不能再抵抗了，到处是人。火把都亮了一个畈子，我们跑不了。再开枪，我们都没命了。”　　“哗啦！”大门被撞开了。　　首先跑进一人，手臂上缠有红布条，头戴无檐礼帽，举着手枪，高喊：“活捉吴安德！”此人，就是徐海东。　　吴安德还没反应过来，一见徐海东已进大门，本能地喊，“徐老虎来……”　　话没说完，就晕倒了。　　举着长枪、大刀长矛的游击队蜂拥而入。随后，潮水般的穷苦百姓、四乡农民，拿着箩筐，挟着布袋，嘴里呜哩哇啦高声喊着，粮食、麻油、年货、衣服、家俱，瞬间，一分而净。　　下一个目标是黄家大湾的土豪黄家本。　　火把明亮，灯光辉煌，照耀着漆黑的大别山。　　徐海东带着二百多人的暴动队，像滚雪球一般，越滚越大。打土豪的积极性空前高涨，老百姓纷纷加入。　　“暴动！暴动！暴动！”队伍里的呼吼声，使得年关的火药味空前浓烈！　　“革命！革命！革命！”火红的旗帜，如夜色里一抹拌动的热血！　　黄家大湾火光冲天！　　五家畈里枪声大作！　　段家店锣鼓喧天！　　……　　年关暴动。徐海东率领游击队，所向披靡。一个夜晚解决了八个村庄，十个土豪，缴获十二支枪，筹集近五千块银元，参加群众达八百多人。　　天亮了。　　贫苦农民扬眉吐气。　　平时威风凛凛的土豪们，被捆在一起，耷拉着脑袋，像一串断了脊梁的狗，被游击队员牵着四乡游街。　　徐海东在夏店街举行的万人群众大会上慷慨陈辞：“马克思主义就是暴动！共产党就是暴动！只有暴动，工农才能当家作主，贫苦群众才能耕者有其田。革命成功之后，天下大同。那时，人们住高楼，吃鱼肉，日子美极了。为了那一落千丈天的到来，今天革命就要不怕牺牲。今天的暴动胜利，只是个开端，过两天打下黄陂县城就建立我们贫苦工农的新政权……”　　大年初一下午。国民党军队驻黄陂团长家。　　县城各路乡绅富豪、国民党县府官员、所有营连长正在向这位少校团长拜年。一派歌舞声升平、祥和的气氛。　　“报……报告！大……大事不好啦！‘臭豆腐’又造反啦！”　　突然，一个卫兵跌跌撞撞跑进来说。　　屋里的气氛一下紧张起来。一个个目瞪口呆。没等卫兵报告完具体情况。往日的“名人”丢掉了斯文，大声吵嚷起来：“又是这块‘臭豆腐’，有了他，搅得整个县都不得安宁！”　　“不把他除掉，我们没有好日子过！”　　“听说他可厉害啦！还吃人肉哩！他领着那些穷鬼，个个都是不要命的主儿！”　　……　　“别吵啦！我就不信，他是老虎不成？我这个正规团也不是吃素的！”团长不耐烦地吼道，“今天我们痛痛快快地过年，明天痛痛快快杀人！”　　反动军队反扑过来。　　处处火光，村村刑场，大别山一片血腥。　　人民在哀嚎，人民在流血，徐海东的心被火烧着、眼里充满了血。　　国民党军队在寻找徐海东的游击队。　　徐海东跟踪偷袭国民党反动军队。　　一次突然的遭遇，游击队和反动军队接上了火。猛烈的枪战之后，游击队遭到毁灭性打击。徐海东只身带着七人，突出重围，转进大山的怀抱。　　夜风飒飒，寒气逼人，万籁俱寂。　　八个人脚步“唰唰”，直向李家冲。　　李家冲有三个共产党员，这个村的群众基础很好，有百十人口，没有财主，打土豪时，这个村全村出动。　　游击队不能离开群众，群众依赖游击队。　　徐海东和七个战士站在村头呆了。　　村头的老槐树已烧成枯枝，枝上吊着三具尸体。惨淡月光照在三个共产党员身上。三双瞪得大大的眼睛看着徐海东。似乎要说什么！面对敌人的屠杀，好同志，死不瞑目啊！　　李家冲已被夷为平地，一片断墙残垣，几根没有烧尽的黑碳檩木直指苍天，像深夜的手指，在指责敌人的暴行。　　村北边的空坪上，倒着全村的男女老幼。血已经凝固，血浸润着大别山的土地。　　是敌人用机枪扫射的。七十岁的奶奶、十多岁的姑娘，还有二十多具年轻女人的尸体，下身都被脱光、轮奸，并被刺刀捅烂。　　一个孩子被刺刀挑开了肚子，躺在女人的尸体边。　　徐海东“扑通”一声，双膝跪在乡亲们的尸体堆前，胸中发出低吼：“父老乡亲，你们太惨了。我徐海东不报此仇，誓不为人！！”　　八个人掩埋了群众的尸体，踏着晨光离开了李家冲。　　第二天傍晚，天一黑，徐海东急切地回到徐家老窑。　　自家的房顶被掀掉，墙被推倒，家俱被扔一地，院里院外，到处烟熏火燎，惨不忍睹。　　双目失明的老母不见了！　　瘦弱多病的妻子没有了！　　哥哥嫂嫂侄儿侄女也不知去向！　　徐海东冲出院子，又朝窑场跑去。　　窑场的情景更令他触目惊心：几间茅棚烧的烧、拆的拆，被捣了个七零八乱；泥砖、泥坯、泥盒、泥罐、泥瓦、泥缸，通通被砸得衡里哗啦，破碎不堪。　　这是徐家祖辈整整七代人的家业啊！靠着它，养活徐家的祖祖辈辈子子孙孙。可现在完了！全完了！　　徐海东痛不欲生、泪如泉涌。他双膝跪在地上，将地上破瓦碎片一一拣起，捧在手里，像捧着一串破碎的珍宝。　　“元清呀，你回来了？”同族的二叔呜咽着说。　　徐海东没有回答他的话。过了许久，他深情地说：“二叔，我走了。我妈要是还活着，你见了，就把我的话告诉她，我是个不孝的儿子，我连累她了。要是她老人家已经不在了，你就想办法帮我……”徐海东泣不成声。　　二叔还算个刚强的人，他拌动着干裂的嘴唇，嗡声嗡气地说：“你也不要过分难过。我们徐家已经死了六十多口子，这个仇只等以后你们去报了！我这把老骨头就交给这窑场了！你快走吧！再也不要回来了，他们到处张贴布千，抓你，你赶快走吧！”说着，老人塞给徐海东一个扁扁的小酒瓶，“带着，路上用它驱驱寒吧！”　　这一次告别故里后，徐海东再没回过徐家老窑。　　暴动总指挥徐海东，再次几乎成了光杆司令。他开始认识到：革命不是儿戏，暴动不是闹着玩的；革命不仅要有枪杆子，还要学会抓住枪杆子；打游击是个好办法。　　1929年春。黄陂县木兰山。　　“木兰山”，这座和巾帼英雄花木兰同名的山，以它那茂密的丛林，保护着劳苦大众的英雄好汉。它是大别山区贫民百姓的骄傲，是鄂豫皖工农红军的摇篮，是徐海东学习游击战争的第一所学校。　　在一个春雨方晴的下午，吴光浩和徐海东两位暴动首领在木兰山重逢了。　　当徐海东自我介绍说：“吴总指挥，我是黄陂的徐海东。”吴光浩惊呆了，心想，黄麻起义时，他一身蓝布短打，挎着短枪，精神拌擞的；如今除了虎灵灵的眼睛和酒窝没变外，穿着件补丁的棉袄，头发长长的，脸瘦瘦的。半开玩笑说：“你科像个讨饭的！”　　“我们都是为穷人‘讨饭’么！你也变了许多，又瘦又黑，脸上多了些麻点。”徐海东说。　　“这样好呀！这样，地主老财才会施舍么！”　　两人一说一笑来到吴光浩临时扎营的地点。随便找了两块石头坐了下来，谈论分手后的情形。　　“黄麻起义后不久，工农革命军鄂东军就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七军，转入这个木兰山打游击。去年7月，又整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一军三十一师。戴克敏任党代表，曹学楷任参谋长，我任军长兼师长。说是军呀师呀，实际上我只有七十二人，五十三支枪。这不，以鄂豫交界的光山柴山堡为中心，走上了‘边界武装割据’的道路，才算有了这块地盘。我们一来到木兰山，听说黄陂有个‘臭豆腐’就是你，到处找你，没想到，今天不请自来喽！”吴光浩滔滔不绝地说着，“听说，你领导的去年年关暴动也受挫了，现在也在打游击？多少人？多少枪？”　　“快当光杆了！”徐海东苦笑一下回答说。　　“今后打算怎么办？”吴光浩问。　　徐海东回答得很干脆：“‘前汉’亡了有‘后汉’，革命不成继续干！”　　吴光浩见徐海东如此有志气，便问：“你准备怎样着手？”　　“往后发展队伍，要慢慢来，真正想革命的，要；凑热闹的，一个不要！打游击，人多不如人少，人少还要人好！”　　这是徐海东从血的教训中总结出来的经验。　　吴光浩连连点头称赞：“太对了啦！以前我们都有些蛮干，必须改！我们三十一师采取‘昼伏夜动、远震近止、声东击西、绕南进北’的方针，坚持鄂豫边界武装割据斗争，不断地发动、组织和教育群众，壮大自己的力量，伺机打土豪分田地！……”　　徐海东这是第一次与一位懂军事的人谈军事，他听得津津有味，虽然对“边界武装割据”的道貌岸然路等词不太懂，但对他们的一些做法，却心领神会。他又想起第一次见面时，吴光浩对他说过的“有人才会有枪。”于是，决心重新回乡去组织队伍。　　吴光浩，是徐海东心目中十分敬仰的一位革命领导人。从找到吴光浩那天起，他就感到在军事斗争上，自己又有了依靠。为了拉队伍，几时天过后，徐海东又走下木兰山，朝家乡奔去，一路上还轻轻地哼着从游击队战士们那里学来的几句歌：　　革命军游击转回还，　　光打“清乡团”，　　铲土豪、除劣绅，　　一心要共产。　　谁敢来抵抗，　　叫它狗命完……　　1928年“年关暴动”后，徐海东又多了一个绰号——“徐老虎”。　　乡亲们用“老虎”来形容他为革命昼仗夜动、以山为家；地主的民团用“老虎”比喻他厉害、可怕。在白色恐怖下，徐海东率领着一支精干的小游击队，日夜和敌人周旋。大股敌人来了，他们就赶紧藏进山林；小股敌人到了，他们就瞅准机会，打他一枪，抓几个俘虏，迅速转移。从切身斗争实践中，徐海东认识到：军事行动固然要冒风险，怕风险就不能打仗；可是不深思熟虑，一味鲁莽蛮干，那不是英雄。　　冬去春来，　　1930年4月，中央为了加强鄂豫皖边区革命根据地的统一领导和武装斗争，正式成立中共鄂豫皖边区特别区委员会。郭述申为特委书记，活跃在木兰山、紫山堡一带的红军扩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许继慎任军长，曹大骏任政治委员，徐向前任副军长。5月，蒋介石发动中原大战。各派军阀互相战争，正是革命发展的大好形势。党领导下的大别山游击战争，此时迅猛发展。各路红军、游击队，声东击西，驰骋在京汉路南段、皖西地区和淮河两岸。徐海东按照党的指示，扩大农民自卫军，接着，他率领农民自卫军编入鄂东警卫第二团，徐海东任团长。　　革命的火焰，在大别山区燃烧。党中央先后派来了许多党政负责人和军事将领：张国焘、沈泽民、曾中生、徐向前、陈昌浩和郭述申、陈赓等。红军一次又一次扩编、地方武装一次又一次升级，鄂豫皖根据地不断巩固、扩大。1930年6月，鄂豫皖边区苏维埃政府正式成立。1931年1月，红一军和蔡申熙等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五军在商（城）南长竹园胜利会师，两军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旷继勋任军长，余笃三任政治委员，徐向前任参谋长，曹大骏任政治部主任，全军共一万二千五百余人。同年5月，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成立，张国焘为中央分局书记兼军委主席。同时设立中共鄂豫皖省委，沈泽民任省委书记。11月，红四方面军在黄安七里坪成立。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治委员，刘士厅任政治部主任，下辖红四、二十五两个军，总兵力近三万人。鄂豫皖根据地蓬勃发展着。山歌唱得好：　　山歌越唱越开怀呀，　　东山唱到西山来。　　大别山里闹革命哟，　　工农大众都起来。　　打倒豪绅和地主，　　工农政权建起来。　　英雄好汉当红军呀，　　红旗滚滚过山来。　　山上的松树绿了，绿得葱茏，苍翠挺拔；　　坡上的映山红开了，开得灿烂，喷薄鲜艳；　　田里的麦苗青了，青得碧翠沁人心肺；　　屋里的老农笑了，笑得开心，壮志欲酬。　　1931年3月，徐海东副食的警卫队团升级改编为主力红军第四军十二师三十八团，徐海东被任命为团长。　　徐海东打了三年多游击，如今脱掉长袍，戴上八角帽；脱掉黑棉袄，换上红军服；丢掉麻绳，扎上绑腿，系上皮带，又恢复了往日的军人风采。他告诫自己，我是正规红军的团长了，以后脾气要改，酒要戒；做事要更加稳重、成熟；打仗时要更加勇猛、顽强。　　1931年4月2日。十二师师部。　　师长陈赓和团长徐海东正在聊天。　　“臭豆腐”“徐窑匠”“徐老虎”——徐海东的这些绰号，在老百姓中传扬，在红军部队里也偶能听到。徐海东的脾气怪，爱说玩笑话，有时又好发火。他的故事传来传去，传进了师长陈赓的耳朵里。　　陈赓是红军的一位名将，也是一员虎将。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东征时救过蒋介石的命， 参加过“八一”南昌暴动。 陈赓和徐海东的性格相仿，都爱说爱逗。　　陈赓冷冷地对徐海东说：“听说，你们这里有人说子弹是‘吃素’的？”　　徐海东一听话里有语，便嘿嘿一笑说：“没听说过。”　　原来，在一次战斗中，子弹穿透了徐海东袄袖，擦破了胳膊。有人问“怎么不包扎一下呀？”徐海东说：“没事。没有伤着骨肉，只是擦破了点皮，那子弹是吃素的，碰到我的皮，一拐弯就飞跑了！”徐海东还说：“我这个人，生来命大。小时候就死过几次，没死掉。到了战场上，子弹看见了，就向右转哩！”　　陈赓郑重其事地说：“我听说了，反正我不信。我信子弹会打死人，它吃荤！”　　“你没听懂我的话。”徐海东喜笑颜开地说，“我是说，我这个人命大，从小就大难不死。听老人说过，我刚出生，就差一点给淹死。后来烧窑，有几回差点砸死。冬天卖窑货，又差点冻死。到了革命队伍里，多少次该送命的，不料都没有死……”　　陈赓说：“喂！你装过死人没有？”　　徐海东摇摇头。　　“我可装过死人。”陈赓自豪地说，“会昌战斗中，我负了伤，两腿流血不止。跑不动，走不脱，敌人过来。我把腿上的血往脸上抹了几把，憋住气躺在草堆里。敌人踢踢我。我咬紧牙齿不动弹，只听敌人说，‘死家伙。走吧！’”　　徐海东说：“我要是那敌人，保险会……”　　两个人相对哈哈大工业笑。这笑声震颤了整个大别山。　　但是，没过几天，两颗“不吃素”的机枪子弹光临了“生来命大”的徐海东。　　虎困深洞——红军医院。　　徐海东心急如火，烦躁不安。　　“你们不能这样让我呆在这里啊！我的团队需要我，敌人还没打退，我要出去，我要下山，我要带着我的三十八团冲呀！”徐海东向刚踏进门的医生喊。　　随在年青医生庙后，进来一位两鬓斑白的老医生。这位老医生原在县城里开诊所，后投身革命，把医术献给了红军，是红军医院里唯一的一位真正医生，很得徐海东的尊敬，老医生抚着徐海东的肩膀，和颜悦色地说，　　“徐团长，你这样急躁，心火上升，可不利于养伤呀！”　　徐海东实在太烦躁了，在老医生面前也发起火来：“你们怎么搞的嘛？为什么不给我把子弹取出来？如果你们没这个本事，就让我走，我凭着一条腿去打仗，不指望你们了。你们叫什么红军医院，连个子弹也取不出来，你们当什么医生嘛！？”　　“我巴不得马上给你做手术取子弹。可你这颗子弹夹在两骨之间，必须有麻药才行。但医院里只有一只过期的麻药，你叫我怎么办？如果你打仗，没有子弹你怎么打敌人？”　　“我们就拚刺刀！今天下午就给我做手术，就用那只过期的麻药，我不怕。”　　“那不行，我们要对你生命负责。”　　“没什么问题，那麻药说不定还起作用的，我实在等不了啦，好医生，求求你们了。”徐海东恳求地说。　　老医生默默地握着老虎团长的手，紧紧地握着。　　护士拿着绳子，准备把徐海东的双腿绑在一条宽面木凳上。　　徐海东忙说：“你们别绑了，我不怕的，你们放心大胆地做手术，我徐海东是死过几次的人了，还怕这点刀子么！要是把我绑住，不就跟杀猪一样吗？”　　肌肉翻卷，鲜血淋淋。　　麻药的确失效了，一点作用不起。　　豆大的汗珠从徐海东额上滚下来，牙咬得咯吱响，竹椅的把手被捏碎。但徐海东没哼一声，腿没动一下。老医生已经感觉到这位老虎团长忍受着多大的痛苦。他暗想，真是一只猛虎啊！我的好兄弟，革命胜利了，这颗子弹应该送进博物馆。　　夹子夹住子弹头。老医生朝瞪着眼的徐海东望了望，两人心相近。徐海东牙一咬、医生一使劲，“咔”，一声脆响，比弹头拔了出来。　　徐海东这才“啊”地叫了一声，昏了过去。　　老医生向护士们赞叹地说：“真正是老虎团长，这样的人，打起仗来，决不会是孬种！”　　老虎下山，雄风重抖。　　徐海东拄着棍子，一瘸一拐地狠劲敲开了师长陈赓的门。　　陈赓一见有些生气的徐海东，笑着说：“怎么，放虎归山啦？”　　“师长，我有重要事情要和你谈！”徐海东严肃地说。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陈赓倒一杯水递给徐海东说，“先坐下。我问你，伤口怎样？”　　“没问题！”徐海东拍了拍大腿。　　“这样吧，”陈赓点燃一支烟，“你刚回来，先休息一下，过段再安排到别的团去。仗，保证有你打的！”　　“那不行。”徐海东急了，“我明天就回三十八团去！”　　“三十八团已经有团长了。”　　“那我就去当副团长！”　　“什么？去当副团长？！”　　“这有什么？能当团长，为什么不能当副团长？做人嘛，又不是为了争官当。只要能打仗，正副一个样！”　　陈赓摸了摸胡子，敬佩得直点头。　　战尘弥漫、战云密布。　　大别山脱了绿衣着黄装，又一个冬天到了。　　师部正在开会，作反对敌人第二次围攻的部署。　　十二师下辖三个主力团：三十六团，三十七团和三十八团。徐海东伤好后干三个月三十八团的副团长，被调任二十六团任团长。　　师长陈赓简单地介绍了第二次反围攻的形势、任务，随后下达部署兵力命令：“三十六团负责发动群众、筹粮及搞来五百双军鞋。三十七团……”　　“为什么叫我团干这些？我不干！”徐海东当场气呼呼地反驳说。　　“发动群众、筹粮和搞军鞋。时间紧、任务重，困难很大。你以前做过这方面的工作，比较熟悉。很快就会完成任务。作为预备队，随时上战场。”师政委耐心地解释说。　　徐海东仍不服气地说：“我以前任黄陂区委书记、第五教导队党代表兼队长，还有几年打游击，的确，都是做发动和组织群众的工作，婆婆妈妈的真不少，几乎每天都要和妇女、儿童打交道。但我觉得干这个事杂、罗索又憋气。不如在战场上冲锋杀敌痛快，还是派别的团去吧！”　　陈赓在一旁耐不住性子，发火说：“你这个老虎，就是意见多！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这是命令。通不通，三分钟，你再考虑三人发钟！”　　徐海东心想，考虑三分钟我也不通。可是他到底是一个经过北伐战争的老兵，也曾多次独立领兵打过伏，懂得“命令”两字的份量。虽然还耿耿于怀，到底还是向师长、政委打个军礼，说了声“执行！”便转身要走。　　“想好了？军人嘛，就是要服从命令。”陈赓眯着眼睛说。　　“命令我坚决执行。”徐海东回过头来说，“只是希望下次给放在重要位置上，多给仗打。”走出门口，绷着脸甩一句，“娘卖匹的！天天让做鞋收粮，老子快成妇道人家了。”　　陈赓手一指，喊：“回来！你骂什么骂？你是妇道人家，我不成老婆婆啦！”　　徐海东怪模怪样地笑笑，说：“发个牢骚，师长认那个真干什么？任务我完成就是了。”徐海东知道陈赓的脾气，他要真发火，那话就难听了。徐海东甩开大步，说完急忙开溜。只听北后陈师长又放声大笑。　　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打响了武装入侵中国的第一枪。不到半年的时间，日军占领东北全境，三知万同胞惨遭日本帝主义铁蹄的蹂躏。　　蒋介石国民党南京政府，采取“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方针，对日本帝国主义采取不抵抗政策。1932年初，蒋介石却亲自坐镇武汉，调动十五个师的兵力，其中有他的嫡系部队和南京警卫师，向鄂豫皖苏区气势汹汹地杀过来。鄂豫皖苏区在取得第一、二次反围攻胜利的基础上，开始了艰苦的第三次反围攻斗争。　　鄂豫皖苏区，开始于1927年的黄麻起义，发展到1932年，达到极盛时期，拥有六座县城，建立了二十六个县的革命政权，总面积达四万平方公里，人口约三百五十万。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南濒长江，北抵淮水，东接江淮平原，西控平汉（今京广线北段）铁路，大别山脉雄峙中央，武汉、南京、信阳、安庆、合肥等重要城市均在其俯瞰之下，战略地位极为重要。　　1932年1月11日。红四方面军司令部。　　窗外，雪花像翩翩起舞的蝴蝶，纷纷扬扬，簌簌有声，漫开皆白，四野银装。　　屋内，红四方面军首长们正在开军事会议。一张长方桌摆在中央，方面军和各军首长、各师团长分座两旁。他们斗志高昂、剑拔弩张，屏着气，静静地听着徐向前总指挥分析反围攻的局势和作战计划。　　徐向前说：“国民党军队集结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兵力，共十五个师。其中豫东南地区四个师，鄂东北地区七个师，皖西北地区四个师。另有两个师准备分别由河南、南京调至武汉，第二十路军也准备集结信阳，随时参加对鄂豫革命根据地的围攻。由于九一八事变的发生，全国人民抗日反蒋浪潮空前高涨，国民党内部的矛盾也日趋加剧，蒋介石被迫于去年12月间下野，因此，趁敌人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围攻迟迟未展开之机。红四方面军根据中共鄂豫皖军委会的决定，主动向敌发起进攻，先后在鄂东北和皖西北发动和进行着黄安战役、苏家埠战役，现在已取得重大胜利。为了打击北线敌人，打破敌人分割根据地的企图，红四方面军决定，在豫东南发动商（城）潢（川）战役。下面由陈昌浩同志介绍情况。”　　陈昌浩走到地图前、清了清嗓子，用小木棍指着地图说：“在豫东南的商潢地区，敌人的兵力部署是：曾万钟第十二师位于潢川、北亚港地区，汤恩伯第二师及唐云山独立第三十三旅位于商城——潢川之间的傅流店、豆腐店、江家集一线，陈耀汉第五十八师位于商城、河凤桥地区，戴民权第四十五师位于固始地区。上述各敌人互为犄角，企图构成一条隔离带，对我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实行东西分割，分别围攻。”　　“我们的任务是切断他们之间的联系，控制商（城）潢（川）公路，来他个反分割，迫使敌军龟缩在几个据点，然后伺机一个一个消灭。”徐向前插话说。　　“因此，我们决定：红四方面军主力从黄安向北开进，红二十五军七十三师由皖西西进，从西、东两侧向南猛攻敌二师和独立三十三旅，使他们失去与敌十二师的联系。十、十一师切断他们与商城敌五十八师的联系，并迫使河凤桥之敌也逃回商城。”陈昌浩一气说完。　　1月26日。艳阳高照，大别山洒满了金光。　　红四方面军的几位主要首长围坐在一堆木炭旁，研究下一步的军事行动。　　“战斗一切顺利，完全按照原计划进行。”刘士奇边说，边用木棒拨弄着炭堆。　　陈昌浩说：“现在敌人完全集结在商城和潢川这两点上。潢川有三个师和一个独立旅，商城有一个师。”用手搔搔脚脖子，继续说道，“下一步怎么办呢？打攻坚战？伤亡太大；就此罢手，太可惜了。”　　“围城打援！”徐向前坚定地说，“七十三师围困商城的一个师，大造强攻之势，诱潢川之敌出援。十二师陈赓和徐海东两只猛虎盘踞在满川去援商城的必经之路上，当头阻击。十、十一师置于两翼伺机包抄。这样，定使敌军有出无回。”　　2月5日。十二师指挥部。　　徐向前亲临前线，视察布防，鼓舞士气。　　警卫员刚要上前报告，徐总指挥拦住说：“咱们看着两只虎是打盹呢？还是吃食呢？”　　轻轻推开木头做的门，徐总向里一看，两个人正在给徐海东解腿绑带，两人脸憋得通红，不停地发着牢骚。　　徐海东说：“娘卖匹的！真疼！”　　“干脆把这个纥（纟达）割掉算啦！”陈赓说。　　“不行！已经割两次了，再割就不够长了。还没有新的。要不把我的给你？！”　　原来，徐海东刚从外边布防完回来，脚被扎了，想解开绑带看看。谁料，外边雪很深，溅到带上，进屋后雪一化，纥（纟达）很湿，两双大粗手这才没办法了呢！　　“让我试试！”徐总边说边跨进门来，不由分说，就解开了，“布纥（纟达）我解决；‘兵疙瘩’，可由你们解决喽！”　　三个人捧腹大笑。　　徐海东拿起小棍，边在地上画，边说：“这北边是潢川，西边是一道绵延的丘陵山地，形成一道弓形。弓形当中，这是潢川去往商城的要冲主道。在潢川和丘陵之间的缓坡上，有个叫豆腐店的小镇。我们初步决定就以这为阵地，给汤恩伯以当面痛击！”　　“‘臭豆腐’回到豆腐店，可是如鱼得水呀！”陈赓推了一下眼镜，咧着大嘴插话说。　　“阵地选得好！”徐总肯定地说，“汤恩伯这碗烫汤，不好喝呀！”　　“老虎嘴皮厚，不怕烫！”陈赓说，“他喝下汤，还要吃人呢！”　　徐海东嘿嘿一笑说：“有两位首长指挥，这碗汤，说什么我也得吞下去！”　　气温很低，滴水成冰。山土封冻，踩上去喳喳直响。　　徐海东陪同师长陈赓，总指挥徐向前检查布防情况。边走，徐海东边介绍说：“豆腐店是前沿，依镇构筑工事，一营全放在这第一道工事。”　　沿着徐海东所指的方向看去：红军战士伏在工事后面，正用铲子铲冻地，加固工事。　　徐海东说：“土太硬，一铲只能挖一个小疙瘩，像土拨鼠打洞一般。第二道防线设在镇子后面的山腰间，二营三营和团部放在那。战士们正在挖工事，天黑前完成。”　　徐总指挥和陈赓连连点头，临走进前，徐向前郑重地说：“商潢战役胜负，关键是你们三十六团能否守住阵地！”　　徐海东脸有成竹地说：“人在阵地在，请首长放心！”　　2月6日中午。豆腐店阵地。　　静静的雪地，突然，随着一阵猛烈的炮声，冻土飞天。炮弹呼啸着飞向豆腐店，房屋起火，墙垣倒塌，立刻成了一片废墟，小镇很快不复存在了。　　随后是一阵哒哒哒的机枪扫射声，溅起泥土雪悄四处飞扬。　　豆腐店恢复了平静。　　汤恩伯为自己精良的装备感到自豪，他认为藏在镇子里的共军游击队被消灭了。敌人二十多个团，分东中西三路南时，主力放在中路，汤恩伯请命打先锋，为自己的明智和侥幸暗喜。他恶狠狠地命令道：“进攻！”　　敌人黑压压的一片，端着刺刀，向豆腐店红军阵地涌来，嘴里哇哇哇地呼叫着。　　突然，没有音声的小镇怒吼了。伏在沙包土墙工事后的红军战士们一起开火，子弹飞向敌群，敌人的一排排地倒下，气势被压下去了。　　第一次冲锋被打下去了。　　“就这么打，同志们，胜利是我们的。”徐海东鼓动着。　　第二次进攻。　　第三次进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