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徐海东

《徐海东传》一书在网上搜寻不到，十分遗憾。　　本书包括徐海东：《生平自述》、纪实文学《共和国大将徐海东》以及从共和国将帅园下载的资料。徐海东　　徐海东(1900.6.17—1970.3.25)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军事家。生于湖北黄陂徐家桥村(今属大悟县) 。原名徐元清 。曾读过私塾，当过11年窑工。受革命思想影响，于1925年初到武昌,同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后被派入直系军阀刘佐龙部学习军事。1926年夏入国民革命军第4军12师任代理排长，参加北伐战争，在汀泗桥战役中带领全排冲垮敌4个炮兵连，获嘉奖和晋升。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返回家乡，任河口区农民自卫队队长，在窑工中秘密发展中共党员，建立中共支部，11月率队参加黄麻起义。受挫后，任中共黄陂县委军事部部长兼夏区区委书记，组织游击活动。1929年领导夏区的“年关暴动”。在创建鄂豫皖苏区的斗争中，历任中共区委书记，县赤卫军大队长，中国工农红军营长、团长、师长,骁勇善战,被群众誉为“徐老虎”。1932年秋，红四方面军主力离开鄂豫皖后,在国民党军对苏区进行残酷“清剿”的严重形势下，同留在苏区的其他领导人一起，集中留下来的部队，重建第25军，任副军长兼74师师长。和军长吴焕先等在极端困难的处境下，坚持大别山区的斗争，在鄂东北、皖西游击战中，善于寻歼分散孤立之敌，取得郭家河、潘家河、石门口等战斗的胜利，保存和壮大了部队，使被摧残的苏区部分得以恢复和发展。　　1933年5月,执行“左”倾军事冒险路线的中共鄂豫皖省委不顾敌强我弱的根本情况，命令25军围攻敌坚固设防的七里坪。徐海东不同意进行这种阵地决战,主张撤围，被指责为“思想右倾”、“政治动摇”，遭到打击。后红25军在围攻七里坪和中心区保卫战中受到严重挫折，减员过半。9月,部队又被国民党军分割在皖西北与鄂东北两地，他率一支小部队与部分勤杂人员，与皖西省委领导下的一部分地方武装会合，10月组建成第28军,任军长。在敌重兵包围和“追剿”中,制定符合客观实际的斗争方针：不打消耗仗,不硬拼,积极向外线游击，寻机歼敌，并夺取敌人物资，使战士吃饱穿暖,逐步摆脱被动局面。1934年3月指挥葛藤山战斗，以少数兵力钳制敌主力，集中优势兵力从侧后夹击敌人，一举歼灭国民党军第54师两个团，挫败了国民党军的“围剿”，使皖西苏区得到巩固和发展。同年4月，率红28军与坚持在鄂东北的红25军一部会合,重编红25军，任军长。与政治委员吴焕先一起，指挥所部连续取得长岭岗、太湖、扶山寨等战斗的胜利。在此期间，他还同“肃反”扩大化的错误行为进行了坚决斗争，保护了一批干部和战士。　　1934年11月，红25军奉中央军委指示撤出鄂豫皖苏区,向北转移时,他改任副军长。协助军长程子华、政治委员吴焕先率部冲破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艰苦转战两个月后进入陕南，任中共鄂豫陕省委委员。在创建鄂豫陕苏区的斗争中，坚持广泛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为使全军从战略的劣势中形成战役战斗的优势，向省委提出“先(拖)疲后打”的作战方针，并指挥部队出奇制胜，调动和拖住了10倍于己之敌，取得石塔寺和袁家沟口等战斗的胜利，彻底打破了国民党军发动的两次“围攻”和3个月内消灭红25军的计划。1935年7月,得知中共中央率红军到达川北松潘地区，积极主张接应,参与制定西征甘肃、北上陕北的决策,明确提出，即使红25军3000多人全部牺牲也要保证中央顺利北上。随即率部西进甘肃，袭击天水，进占秦安，截断西(安)兰(州)公路，有力地策应了中共中央率陕甘支队北上的行动。期间吴焕先牺牲，他代理中共鄂豫陕省委书记兼军政治委员,9月初改任军长。不久，红25军到达陕北永平镇，与红26、27军合编为红15军团，任军团长、中共陕北省委委员，与政治委员程子华、副军团长刘志丹等一起指挥劳山战役和榆林桥战斗。采取“围点打援”战法,歼国民党军第67军110师3000余人。中央红军到达陕北，红15军团编入红一方面军后，他积极维护党和红军的团结；在揭露和批判张国焘错误的斗争中，坚决拥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的领导，率部参加了直罗镇、东征、西征和山城堡等战役。1936年12月，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西安事变时，曾任红军南路军总指挥。　　抗日战争初期,任八路军第115师第344旅旅长,率部参加了平型关战斗和晋察冀边区反“八路围攻”、晋东南反“九路围攻”，指挥了温塘、张店、町店等战斗。1938年6月，因病回延安，曾入马列学院学习。1939年9月，随刘少奇赴华中,任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副总指挥兼第4支队司令员。12月任中共中央中原局委员。指挥周家岗等战斗，取得反“扫荡”的胜利，对巩固和发展皖东抗日根据地具有重要意义。他在革命战争中先后9次负伤，积劳成疾。1940年病情严重,仍随军参与指挥作战。1941年5月任中共中央华中局委员。后长期治疗、休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第一至第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当选为中共第八、第九届中央委员。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和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在病中主持编写了《红二十五军战史》。　　“文化大革命”中遭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迫害,1970年3月25日逝世于郑州。著有《生平自述》(1982)等回忆录。徐海东：《生平自述》　　徐海东大将是一个看重历史的人，从１９４０年开始休养直到１９７０年逝世，３０年中他所做的工作主要是１９６０年主持编写红２５军战史。另外还写了近六万字的回忆文章，１９８２年三联书店把它们结集为《生平自述》出版。可惜的是，１９５０、１９６０年代的政治环境不可能使他自由抒写。　　01　地主的儿子也要打死？　　徐海东是共产革命中出身极为卑贱、低微的高级将领之一。他的祖祖辈辈都是窑工，一无田地二无房屋，是典型的无产阶级。徐本人当了１１年的长工，长到１８岁还没有穿过一件新衣服，他的童养媳田德斋因幼时天花留下满脸疤痕，以至于国民党抓到后她都说："这个姓田的丑婆子是徐海东不要的，就免她一死吧。"（１）这种自幼即深刻体验的贫穷困苦和穷富对立是他参加革命的感情基础。尽管"我对党派和政治更是一点不懂"，却"从自己饱受的痛苦中涌动起一种革命的要求，不满旧社会，希望改变那种人剥削人的制度。"（Ｐ１１）当他的同学吝积堂向他进行革命启蒙时，我说这些好懂，地主、土豪就是坏，要打倒，要连他们的儿子都打死。（Ｐ１１）　　贫富悬殊是革命暴动的天然土壤。徐海东之外，还有王首道："父亲和三个哥哥都是劳动力，除经营佃田外，还外出作工。农民革命风潮起来后，大哥参加了革命，当了张坊工农义勇队队长。张坊团防局派人到我家捉暴徒，家人四处逃散。后来大哥在宜春战斗中阵亡。二哥和三哥也殆于战乱。五弟随父亲逃到江西，父亲饿死在山中，五弟埋葬了父亲，拖着冻烂的逃回了家．母亲到一个亲友家作家务，直到全国解放。这一切一直是激励我前进的巨大动力。"（２）　　真实的之外，还有虚构的。丁玲写过一篇小说叫《一个女人与一个男人》，其主人公欧外鸥在寒夜与情人幽会或嫖娼时，看到黄包车夫在寒风凛冽的街上苦心地等客人来坐车时，心中每每想到："他是在那凄凉的路上，便可以愤恨，愤恨那些资本主义者，在这时，他便很可能造就成一个革命的英雄。这也并不是完全只为自己无钱逛窑子，无钱讨太太才感觉出来革命之必须的，因为同时在路上就有着许多穿着乱棉袍的洋车夫，是还不敢回转家去见他们的妻儿，而犹在马路上彷徨的，真的，他的务要铲除有钱阶级的思想，多半便在这许多洋车上成立。"（３）　　１９３６年，美国记者斯诺在延安访问徐海东后的印象是：他是"我所遇到的共产党领袖中阶级意识最强的一个人。……他真心诚意地认为，中国的穷人，农民和工人都是好人，而有钱人则什么坏事都干尽了。"（４）这一判断决定了徐对他们的态度。一方面穷人都是好人。１９３５年红２５军进入陕南后，军部有人要杀手枪团团长和政委等人，徐制止说："他们都是农民出身，都不象反革命"。（Ｐ４０）农民出身就是革命的证明，徐拍了桌子坚持把他们释放。王首道也有这样的见解。１９３３年湘赣省委肃反时，"中央局也曾打电报来指令逮捕袁德生，但我们认为袁德生系工人出身，并且参加领导过安源工人的罢工斗争，是一名老党员，因此我们没有执行这个命令。"（５）另一方面，对有钱人就不能必慈手软，连他们的孩子也要杀，除恶务尽。这里表现出的，首先是穷人对富人的复仇欲；其次是血统论的萌芽，它们久久在中国大地上回旋，使革命与报复联系起来。　　"朴素的阶级感情"是中国革命的激情。然而，第一，是不是富人都是坏人？抗战初期，徐有一次"住在一位姓齐的富翁家里，有一次我们偶然谈到了抗战，谈到了部队的给养困难，他立刻自动捐助了一百五十担小麦。"（Ｐ１２３）捐了小麦的富翁仍旧是"阶级敌人"，但他与"穷人"出生的徐也有一致的时候，不但他的儿子、就是他本人似乎也不应当打死。第二，仇恨是革命的动力，但革命的目标决非复仇，否则无论怎样革命，社会总还是非正义的。能够有效地从事社会改造的革命者，必须从刺激他革命的黑暗、残酷、悲苦中挣脱出来，超越复仇欲，以一种普遍的正义感从事社会的重建。１９６０年代美国黑人领袖马丁　路德　金有一个梦，那就是有一天，昔日奴隶的儿子将能够和昔日奴隶主的儿子坐在一起，共叙兄弟友谊。　　02　等级　　穷富差异是一种等级，但共产党人也大众从来不是平均主义、平等主义者，革命队伍中也有上下之别。１９２６年４月，徐与吝积堂、李树珍到广东去。　　一路上，我替他们俩挑着行李，步行了一个多月。（Ｐ１４）　　三人行，吝、李也不是老弱病残，为什么是徐海东充当"沙和尚"的角色？吝、李二人是否有过分担的意思，徐文没有交代。但即使没有也没啥奇怪的：他们是他入党的介绍人，是他的领导。新入党的徐海东立即就进入一个等级体制之中。　　１９３３年２月下旬，徐升任红２５军副军长，成为鄂豫皖苏区最高军事领导人之一。　　我做副军长兼师长期间，一直受打击、排挤。打仗有我的份，跑路有我的，别的权利没有。……我深感我这个副军长是有其名无其实，工作实在难做。经过思想斗争，我又想，为了革命事业，还是不计较这些吧。（Ｐ２７）　　官大一级压死人。这些打击、排挤他的人──他们肯定地位比徐高、受党的教育比徐多，为什么不能"为了革命事业"支持徐的工作（实际上是党的工作）呢？看来等级之分是可以超越政治理念的，只要有人群，什么革命也不能彻底根绝等级。革命不能消除等级，因为这是人类行为必须的组织体制之一。长征中朱德等"采取了坚持保障干部的方针，男女干部受伤了，生病了，总是设法抬着走，甚至抽调战斗兵来抬他们。这件事曾引起一般战士的怨言，说上级不爱护战士，沿途抛弃伤病兵，却要抽调战士来做挑夫，抬那些要人们和他们的妻子。朱德认为不顾战士们的怨言，坚持保存干部们的作法是有成绩的。"（６）到了延安之后，中共能迅速从弱小中崛起，原因之一，是长征中保存了一批干部。　　所以问题不在于革命队伍也仍然有严格的上下之分，而在于如何弥合革命宣传的平等理想与事实上的差序等级。１９４２年，王实味等人对"衣分三色食分五等"的等级提出批评，毛泽东的说法是："你们大多数晚上都点油灯，只有陈伯达、艾思奇这些高级知识分子晚上才点蜡烛。我晚上在窑洞办公要点两只蜡烛，如果你们来个平均主义，只许我点一只蜡烛，也不合理。"（７）为什么"不合理"，没有讲，不外是毛身负重任之类的吧。但由于中国革命以"平等"为理想、以推翻剥削制度为动员，严格地推论起来，当多数人只能点油灯，毛泽东却要点两只蜡烛时，坚持革命原教旨的人，如王实味对等级制的批评也是有道理的。　　说到最后，完全的"官兵平等"是不可能的，但在上者有一个比较好的态度对待在下者却完全可以做到，但即使这一点，也常常做不到。１９５１年，莫文骅调任东北军区政治部主任，首先去拜见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的高岗，"我来到他的会客室，他尚没有下楼，公务员给他送来一盆新鲜的樱桃放在桌上。等了一会儿，高岗下来了，我给他敬礼，向他报道，他冷漠地看了我一眼，跟我握了一下手，便坐下来吃他的樱桃，一粒接着一粒，吃个不停，哼也不哼一声，好象屋里没有其他人一样。他吃够了樱桃，用手帕抹了一下嘴巴，才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你来了！"（８）既然司令员比政治部主任高一级，莫文骅就得忍受如此冷漠的态度，你还有什么不服气？　　以改造社会自期的中国革命许诺了最美好的理想，但它不但没有实现真正的平等，而且还制造了更严格的等级体制。这种体制表现在住房、座位、讲话顺序、交通工具等日常生活中。"五六十年代，毛泽东主席经常出巡，各省市纷纷赶建行宫，如湖南的蓉园，四川的金牛坝宾馆，湖北的东湖宾馆，江苏的紫金山宾馆，山东的南郊宾馆。"天津也有个"迎宾馆"："园中的主建筑为四座别墅，据说分别为毛、刘、周、朱提供的。我们后来参观，这四座别墅，建筑的规模，豪华的程度，内部的陈设。呈梯形的差别，绝不雷同。令人惊叹等级之森严。"（９）　　用革命队伍中严格的等级观念和制度来批评革命是没有多少说服力的。但很多受着不平等之苦的人是奔着平等这个理想参加革命的，而革命所建立的仍然是差序格局，革命者并没享受到平等，只不过一部分人处于这一格局的上层，成为不平等的受益者、拥护者；而多数人仍处下层，如果他们认真地以为革命就是求平等，党早就准备了一顶"绝对平均主义"的帽子，就会通过"整风"来改造他们。这就是王实味们的命运。　　03　刘士奇　　１９３２年８月初，徐的部队被打散后转移到英山，与皖西道委书记郭述申去与东路游击司令部联系，此时游击司令刘士奇正在吃饭："桌上摆着好菜，徐海东一进门，瞅着这情景，一团火就从心里向外冒。外边摆着伤兵、逃难的人……他们又哭又闹，这位司令却独个在这里吃饭，真是不管百姓死活呀。"（１０）面对众多群众在身边受难，刘照样吃得很坦然。穷不能穷领导、饿不能饿司令，从革命时代就开始了。１９３４年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期间，红三军团"通知各团的供应处长，每星期想办法给团长、政委炖只鸡，补养身体。"（１１）　　如果因此认为刘士奇不是合格的共产党人那就错了。事实上，刘是３０年代初江西苏区毛泽东极为信用的重要人物，先后任红六军政委、赣西南特委书记等要职。当时江西省巡视员江汉波曾批评过刘"脾气太大，喜欢骂人"，就为毛记在心头。１９３０年初的"二七会议"上，毛指责江汉波"煽动同志反对正确政治路线的领袖"（１２）会后，刘率先响应"二七会议"在赣西南"肃ＡＢ团"的号召，大开杀戒。　　由于刘批评过"立三路线"，也由于赣西南党与毛的分歧，１９３０年８月在赣西南特委第二次全会上被撤职，毛泽东由此认定"二全会议主要反对二七会议，开除刘士奇就是反对二七会议，反对毛泽东。"（１３）不久便以"肃ＡＢ团"为名大规模捕杀赣西南党和红军的领导人。李韶九抓人时首先问："你参加二全会了吗？"如果参加了，那就绝对是"ＡＢ团"。　　刘士奇后来在１９３３年鄂豫皖苏区的肃反中被错杀，他对革命队伍中的"肃反"应当没有什么怨言：反正总要杀人，不是你杀了我，就是我杀了你。　　04　沈泽民　　张国焘是鄂豫皖和四方面军的最高领导人，他手下有两员大将：　　鄂豫皖省委书记沈泽民和四方面军政委陈昌浩，陈、沈都是王明的"二十八个半"之一，比较起来，张与陈的关系更密切一些。　　在四方面军主力是否撤出鄂豫皖向外发展的问题上，沈泽民与张国焘的意见不一致。主力撤出后，沈留下继续斗争，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沈领导的省委仍然执行了一套左的冒险政策，这就夺取七里坪等中心城镇。结果仅饿死、病死的就达三千多人，徐海东因此发了几句牢骚，说"小资产阶级出身的领导，只顾自己吃饱就不管部队了"，沈立即用烟斗指着徐的脸说："海东，哪个是小资产阶级？你这个观点成了问题，你没有参加会议的资格。"于是我立即被推出会场。（Ｐ２５）　　这就是沈的霸道和权威，但他不是"坏人"。此前与沈一道工作的徐向前的印象是："省委书记沈泽民同志，也是中央派来的。……工作积极热情。是个好同志，但军事上一窍不通，又缺乏领导经验，曾中生同志要比他强得多。"（１４）"像沈泽民同志，是好人。但左得狠。他不仅积极搞肃反，还有套理论，提出要从那些思想意识不好与非无产阶级观念的分子中找反革命线索。主观上认定必有反革命，非打着灯笼找出来不可。"（１５）　　沈泽民确是个"好人"。徐被赶出会场后，知道自己随时可能面临厄运，三天之中，随时准备被抓起来。恰好此时敌人来犯，"我想如果扣我个反革命被杀死，倒不如趁敌人进攻，冲上去战死，也落上个光荣。"（Ｐ２６）当他只穿一条裤衩上阵、得胜回营之后，省委书记见到鄂东北道委书记徐宝珊说："宝珊，我不死，不准再有人说徐海东有问题，哪一个说他有问题，哪个就是反革命。"徐宝珊又证明说，他从１９２８年就知道我，是个好同志。他们两人对我从政治上肯定下来，才使的生命有了保证。（Ｐ２７）　　徐当然没有什么问题。但沈泽民样说，似乎不太符合党的原则。　　第一，徐有没有问题，不能由一、两个人说了算，而应当由徐的行为来证明。第二，在沈对徐作了判断之后，假如有人说徐有什么问题，也不一定就是反革命。即使在保护自己的同志时，沈也扮演着一言堂的角色。　　当然，不能过分地指责这样一个为革命牺牲的领导人，即使像徐海东这样的高级将领，他们的命运也从来没有掌握在自己手上，在江西苏区，领导"宁都暴动"的红５军团总指挥季振同、领导百色起义的红７军军长李明瑞都是在没有任何通敌证据的情况下被冤杀。与他们比较，徐确实要感谢沈泽民。　　05　戴季英　　徐海东１９６５年写生平自述时，就谨慎地披露了红２５军的肃反问题，这在当时的回忆录中是很少见的。尽管毛泽东在理论上经常批评王明路线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但究竟怎样斗争、如何打击，革命文献一般是不具体介绍的。　　肃反积极分子各个根据地都有。张国焘带四方面军主力出走之后，７４师的肃反由政委戴季英主持。有一次他把二二０团的政委、参谋长等四十九名党团干部捆起来后，拷打其中的一个连指导员，拷打逼供不成，又绑在板凳上用刑。　　当政委百般拷打问不出口供时。叫他的警卫员拉出去杀。我急了，忙说："政委，一点儿口供都没有，为什么杀人家？"他说："你不懂肃反的事，没有口供，证明他是反革命坚决分子，不愿说出他们的组织来。"……四十九个人，被杀了。我知道后，落下泪来。回想在东路游击时，前有敌人堵，是这一团我去攻，后有敌人追，也是这一团人去打。（Ｐ２２─２３）　　从江西苏区到"文革"，历次肃反的共性是大搞逼供信，戴委英连"供"都不要就可以杀人。２２０团是红２５军的主力，戴季英杀起来并不手软。他本是个官迷，红２５军长征途中，他是军参谋长，多次想当军政委。因为徐海东的反对，他没有得逞，就再次拿红军生命开玩笑："９月４凌晨，参谋长不服从命令，贻误了部队时间，后卫２２５团遭到敌骑兵的袭击，一下损失二百多人。"（１６）既然没有军事才能，那就以杀人来邀功。这在红军中是行得通的。红２５军到达陕北后时，他成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长、陕甘晋省委保卫局局长，全面主持陕北肃反，刘志丹就差点被他杀掉。　　杀了这么多军事人才，战斗力肯定要受到影响。党的领导人为什么要做这种亲者痛、仇者快的事，始终是一个迷。也许有三种动机，第一种出于极左的政治理念，陈昌浩、沈泽民即是；第二种基于权力之争，张国焘、夏曦即是；第三种是无知的盲从。１９３１年１２月，周恩来到达福建长汀。他到闽粤赣边区省委机关去，长汀县委妇女部部长李坚贞正好闯进去向省委汇报。周恩来和气地问她："这个女同志干什么去啦？"李坚贞说："抓反革命！"周恩来一听，笑了："抓反革命，好哇！你说，是怎么抓的？"李坚贞爽快地回答："就这样抓的嘛！"周恩来又问："嗯！你怎么知道他是反革命啊？！"这下，李坚贞答不上来了。（１７）显然，像李坚贞这种革命者去肃反，无论其动机如何，都只会是乱抓乱杀一气。戴季英是鄂豫皖本地出身的干部，不是中央派来削平山头的，他的杀人狂热，很可能属于第一类和第三类，不过当他到陕北后抓捕刘志丹等人时，可能主要出于第二种动机。　　在戴季英的心目中，政治上、思想上的"纯洁"比什么都重要。这说明，"左"是革命党的内在逻辑使然，是其合理性、合法性的意识形态根据。中国有的是人，有的是不满现状、要起来造反杀人的人，革命不愁找不到参加者，愁的是如何把这些革命者"组织"起来。还在窑工时，徐海东就"第一次体会到组织起来的力量是穷人自己的武器。"（１８）"组织"绝不只是制度设施，更是意识形态的整合，情绪意志的集中。只有在大量杀戳"反革命分子"或"ＡＢ团"时，临时集合起来的人群才会有严格的"敌""我"之分，才会感到怕，才义无反顾地投身革命。　　06　党指挥枪　　在１９３２年以后的鄂豫皖苏区，徐一度是最高军事长官，但他的个人生命也操纵在省委书记、政委手中。作为副军长，他除了带队冲锋陷阵，几乎没有任何权力。"有一天，部队两顿饭没吃，我决定给每个单位发一块钱买南瓜吃，还差十三块钱，我让人到军部经理处去支，他们说要有军长、政委的信才给，我只好亲自骑马到军部找到政委开条子。"（Ｐ２７）可见党指挥枪的原则是执行得多么有效。　　党指挥枪的原则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是有人代表的。遵义会议之前，党的主要领导人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博古等都不是军事首长，甚至也不大懂得军事，但从１９２７年到１９３５年，党始终保持了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体现就是政委有最后决定权。王明路线统治时期，"钦差大臣"满天飞，飞来飞去不是玩，而是到各地去掌握军权和政权。他们在江西、鄂豫皖、湘鄂西等根据地建立中央局，在其他地方建立省委、特委之类党的组织，垄断该地区的一切权力。博古、张国焘和陈昌浩、夏曦和任弼时可以指挥毛泽东、徐向前、贺龙，沈泽民可以指挥徐海东。　　尽管红军是党的军队，但军事首长与党的领导仍然有目的的不同，战斗要求胜、要有人才，政治上要统一、要效忠。所以徐海东是"坚决站在反对肃反扩大化方面的"，（Ｐ３９）而戴委英却从不怕杀错人。他们之间一旦发生冲突，裁断的标准就是党指挥枪。徐海东有一次反对杀人，戴季英的理由是："我是省委常委，又是政治委员，肃反是我的事情，你少管，不要过问。"（Ｐ２３）党内、军内多次"肃反"，大权一般都掌握在政委、书记手中。　　中国革命的成功是靠军队打出来的，但这支军队的特点又是党的领导。党和枪之间的关系是十分复杂的。一个明显的事实是，苏维埃运动十年中，坚持党指挥枪原则的各主要根据地都丧失了。领导革命胜利的毛泽东，无论是在江西苏区还是在遵义会议以后，都是首先掌握了军权然后才掌握党权的。由于他牢牢地掌握着枪杆子，所以才保证了他对党的领导。这一点，他自己说得清楚："有了枪确实又可以造党，八路军在华北就造了一个大党。""延安的一切就是枪杆子造出来的。枪杆子里面出一切东西。"（１９）毛本人毫不怀疑共产党是"军党"。当然，他也强调"党指挥枪"，那是握有军权的张国焘、林彪向他挑战或不太顺从他的时候。　　07　错在哪里？　　革命家的传记当然是革命的颂歌，但鲁迅早就说过革命不是通体光明的。但稍微真实一点反映革命进程中的实况，还是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后期的事，所以阅读革命要细心。　　１９３３年１２月围攻七里坪失败后，徐和少部分部队与军长吴焕先的主力部队失散，艰难跋涉后才到了皖西，由于不可能再回鄂东，就在皖北道委书记郭述申的支持下，与当地的部队合组成红２８军，徐任军长，郭任政委。半年后才与红２５军会合。　　关于这次会合，１９６２年徐在《保卫红色土地》一文说："分别半年多，再次相会，那种高兴的心情，真是一时难以用语言来表达。"（Ｐ７０）但事实上，徐也有"难以用语言表达"的气愤。１９６５年的《生平自述》中交代了会合的前因：　　没想到，被分割在鄂东地区的红二十五军领导人，却给皖西北道委写来信，不顾事实，说我和郭述申同志"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他们给我扣上一大堆帽子，举不出事实。唯一具体的事实，是说我不去鄂东找省委。这事使我愤怒极了，一时难忍，大发了一顿脾气。但我们还是布置了皖西的工作，于１９３４年４月中旬，在商城的豹子岩会合了红十五军。（Ｐ３３）　　分开行动既是不得已的选择，其客观效果也是好的："从此，鄂东、皖西又各有了一支主力部队，两下虽得不到直接的支援，但是两地的同志，都怀有一个共同的信念，保卫苏区，保存和发展红军的力量。"（Ｐ６２）吴焕先等人如此大动肝火，给徐扣上政治帽子，唯一解释，是他们觉得红２８军的成立削弱了红２５军的实力。　　从徐本人来说，由于他此前在红２５军一直受打击、排挤，当然也乐意在皖西与郭述申合作。他们的斗争，确实打开了皖西的局面。　　可以想象，他对与吴焕先的会合并不全是高兴的。　　不过会合确实是好事，吴焕先等人没有再排挤、打击他。两军会合后重组为红２５军，徐任军长（吴改任政委），还补为省委委员。　　"我的一些正确意见，开始得已采纳。我个人的心情也比较舒畅。"（Ｐ３３）这说明，吴也并不真的认为徐等人有什么政治错误，只要部队过来，为我领导，什么事情都好商量，什么"错误"都可以一笔勾销。　　08　鄂豫皖　　当井冈山被确认为中国革命的摇篮之后，大别山也即鄂豫皖根据地的位置被微缩了。但这块贫瘠之地为中国革命贡献的确实太多了。　　１９２７年１１月１３日，中共鄂东特委领导发动"黄（安）麻（城）起义"，是为鄂豫皖根据地起源。１９３０年３月成立红一军；１９３１年１１月成立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总政委张国焘。极盛时主力４万多、地方武装２０多万人。以此衍生出４支部队和４块根据地：　　１９３２年１０月，四方面军主力撤出鄂豫皖向西发展，建立了川陕根据地。１９３６年长征到陕北，抗战后编为１２９师。　　四方军主力撤离后，留下的５个主力团与地方武装分别重组为２５军（军长吴焕先、政委王平章）和２８军（军长廖荣坤、政委王平章）。１９３４年中央决定长征的消息传到鄂豫皖后，２５军与２８军主力合组为新的２５军开始长征，到陕北后与刘志丹的部队合组为１５军团，军团长徐海东、政委程子华。抗战后编为１１５师３４４旅。　　２５军长征后，原２８军留下的部队组成８２师，后又扩编为红２８军，在高敬亭的领导下坚持３年游击战，保存了鄂豫皖根据地，抗战时编为新四军４支队。　　２５军在长征途中创建了鄂豫陕根据地，１９３５年７月在主力继续北上后，留下的部队由郑位三、陈先瑞等人领导，１９３５年９月组成７４师；抗战后与１５军团会合，抗战开始后编为１１５师留守处。　　用"前仆后继"来形容鄂豫皖是最确切的：四方面军走了，２５军起来了；２５军走了，２８军起来了；抗战后的新四军第５师和１９４７年强渡大别山后的刘邓大军也在这里得到支持和发展。鄂豫皖的农民，为革命一茬接一茬地走进红军，仿佛这里有无穷无尽的人，可以满足革命所需要的一切牺牲。１９５５年评定军衔，人们发现鄂豫皖出了２００多个将军，但一个将军后面有多少个牺牲者，却是无法统计的。大别山成为中国革命最顽强的根据地，难道仅仅因为贫困？　　09　 "火并"　　陕北红军对中国革命的作用，无论怎样强调也不过分。１９３５年初红２５军长征到陕南，像中央红军一样，也是从一张报纸上知道陕北有红军活动，他们立即决定与之会合，９月初全军３４００多人到达陕北，受到刘志丹等人的热烈欢迎。但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问题又出现了，只不过这一次是客人的部队多。２５军有人说："陕北红军哪有我们人多、枪好！"（２０）尽管徐"知道他过去犯过骄傲自大的毛病"，但他对刘志丹仍然是尊重的。只是实力不同则位置不同，两军合组为１５军团后，徐正刘副，刘还被彻底排除在随后成立的陕甘晋省委和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之外。　　这不全是２５军的客强欺主。１９３５年初，中共在陕北的组织有陕甘边特委和陕北特委，军队则有２６军和２７军，分别由刘志丹、习仲勋、高岗和谢子长、郭洪涛等人代表。７、８月分，北方局代表朱理治、上海局代表聂洪钧到达陕北后组成"沪局与北局派驻陕北苏区代表团"，他们主要依靠原陕北特委郭洪涛为首的一批干部，排挤陕甘边方面的刘志丹、高岗等人。徐海东的２５军９月中旬到达陕北后，朱理治、聂洪钧等人主要依靠这支部队，一来代表团和２５军都是客，二来２５军更有实力。２５军的参谋长戴季英既是省委保卫局长，又是西北军委参谋长，积极配合朱理治等人以"肃反"为名逮捕刘志丹、高岗等人。徐后来告诉张国焘："整肃的结果，使陕北同志感觉不安，以为鄂豫皖来的老红军是压迫本地人的。"（２１）　　毛泽东有言："火并"在中国历史上的农民战争中是常见的现象，看来革命队伍中也很难免。（２２）所谓"革命队伍"就是农民队伍。　　无论给每次肃反加上什么名称，骨子里都是一种"火并"。　　10　高岗骂谁？　　１９３５年１０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一方面从刀下救出刘志丹等人，另一方面要稳定陕北大局。１１月２６日中央《审查肃反工作的决定》仍然批评刘志丹、高岗等人犯了右倾错误，并原则上肯定了陕北的肃反："过去陕甘省委领导反右倾取消主义斗争与坚决肃清反革命右派的斗争，一般是必要的、正确的；但是个别领导同志认为右派在边区南区和红２６军中有很大的基础，夸大反革命的力量，在反革命面前恐慌。因此在肃反斗争敢小资产阶级的极端主义和疯狂病的严重错误。"这显然是一种调和性、过渡性的态度。当时陕北的主要领导人包括陕甘晋省委书记朱理治、副书记郭洪涛、西北军委主席聂洪钧、后方军委主席兼保卫局局长戴季英，他们在肃反问题上是完全一致的，但出于大局考虑，西北中央局委员会根据中央决定于１１月３０日作出《关于戴继（季）英、聂鸿（洪）钧二同志在陕西区域肃反工作中所犯错误处分的决议》，把陕北肃反的"严重错误"推到主持全部肃反工作的戴季英和主持前方肃反的聂洪钧二人身上，对他们分别作了"最后警告"和"严重警告"的处分。（２３）朱理治、郭洪涛继续受到重用：朱理治先后任河南省委书记、中原局代理书记、新四军５师政委；郭洪涛先后任陕甘宁辖区党委书记、山东省委书记、山东分局书记。　　１９４２年１０月１９日到次年１月１４日，毛泽东倡议由任弼时主持召开西北局高干会。作为这次会议的背景是，一方面高岗蒙毛泽东的信用，冉冉上升直至西北局书记；另一方面毛泽东意图通过西北历史问题的清理为改写党史提供"两条路线斗争"的模式和口径。会议修改了１９３５年有关陕北"肃反"错误的决定，把主要责任人从戴季英、聂洪钧扩大到朱理治、郭洪涛，把高岗封为"正确路线"的代表，朱、郭为"错误路线"的代表。"七大"后，朱降为吉林省洮南地委书记，郭降为东满铁路管理局局长，都在高岗手下。　　与徐海东有关的是，高岗在《边区党的历史问题检讨》的报告中，不但全面批判朱、郭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还连带批评了"带着张国焘错误肃反路线影响来陕北的红２５军主要领导者"。２５军的主要领导人包括先后任军长和政委的程子华、军长徐海东、参谋长戴季英。但程子华长期在中央苏区工作，１９３４年９月到达鄂豫皖时张国焘早已撤离鄂豫皖，谈不上受张国焘的影响；戴季英早在１９３５年就被认定要为陕北肃反负主要责任，高岗没有必要不点他的名。　　那么，这个"主要领导者"是指长期在鄂豫皖工作的徐海东？但第一，毛泽东曾说过徐反对过张国焘的错误路线，徐与张有本质不同。１９３６年１０月毛还派徐迎接张国焘："徐海东同志苦口婆心地做他的工作，劝他改变立场同中央团结，但他并无改悔决心。后来在清算张国焘错误的斗争中，徐海东同志坚持拥护党中央、拥护毛泽东同志，揭发批判了张国焘的一系列错误，并以此对原红２５军干部战士进行教育。"（２４）第二，徐历来反对肃反，与戴季英的矛盾很大，到达陕北后对刘志丹很尊重，认为如果刘志丹同志是反革命，那还能有陕北根据地？１９３５年直接处理陕北肃反错误的王首道对徐海东赞不绝口："进入陕北后，他一直强调红２５军要与陕北地方党、政府和红军搞好团结，对刘志丹同志很尊重和敬佩。"（２５）　　那么高岗究竟骂谁？　　11　大功　　徐的军旅行生涯与井冈山、与红一军团、与红一方面军无缘，红军长征后才第一次见到毛泽东；而且他１９３１年才担任团长，１９４０年以后即以养病为主，没有参加决定国共两党命运的"解放战争"，他的英雄时期主要是３０年代中期一段。但毛泽东对他却异乎寻常地关心，１９４１年发电要他"静心养病，天塌不管"；１９５０年亲笔要他"安心静养"；１９５５年被评为"十大将"之一，连他自己也感到惭愧。当然可以假设，如果徐的身体很好，毛也不一定就怎么重用他。但事实是毛对他确实甚为关照，认为他是"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工人阶级的一面旗帜。"　　徐确实功高盖世。红四方面军撤离之后，他是鄂豫皖根据地主要军事领导人之一，红２５军客观上与一、二、四方面军一样，拥有独立的根据地和战斗力，以至于于国民党把他和彭德怀并列悬赏１０万大洋要他的首级。但毛所说的"大功"，主要是指他率先到达陕北后对长征过来的中央红军的绝对服从，是他率１５军团为把革命的大本营建立在西北而开疆辟土。１９３４年红２５军长征到１９３６年的山城堡战斗，是徐的英雄时期。　　１９３５年７月得知中央红军正在北上后，徐就表示要西征北上以牵制敌人保证中央顺利北上，"即使我们这三千多人牺牲了，也是光荣的。"（Ｐ４０）１９３９年９月，红２５军与西北红军汇合组成红十五军团，军团长徐海东的手下有七千多人，比中央红军还多。　　但他无条件服从中央，会师之后向疲惫交加的中央红军大量供应粮食、猪羊和服装，解决各种需要，详细介绍边区情况。　　我对毛主席是真诚地拥护和热爱的。当杨至诚同志拿着毛主席批的条子，要二千伍百块钱时，我把供给部长找来，问他还有多少钱，他说全部七千元。我说留下二千，其他五千元全部送交中央。（Ｐ４８）　　毛泽东此前刚刚受过人多势大的张国焘的气，面对徐海东等人无条件的欢迎，他不能不感到是莫大的欣慰。　　徐原是张国焘的部下３６团的团长，四方面军撤出鄂豫皖时，负伤的徐负责留守苏区。１９３６年９月，在甘肃的打拉池，徐见到分别４年的老上级见面了，据张国焘回忆："他仍和在鄂豫皖区时一样，亲切地称我为主席，对我表示信任，并极力指斥那种诬我因个人权位而反对中央的传说之不当。但他特别重视党内团结，认为团结是生路，分歧是死路，他恳切希望我能到保安去与毛等握手言欢。"（２６）此时，张仍握有重兵，徐的劝说，对毛有是有利的。　　所以"党中央、毛主席，对我是十分信任和爱护的。会师以后，在党内、军内给了我很高的地位。"（Ｐ４８）共产党人并不完全否认善有善报的旧伦理，毛泽东更是爱憎分明。　　12　病　　１９４０年，徐病倒在新四军第四支队司令员的岗位上，从此开始了他漫长的养病生活，４９年以后基本不参加政治生活。也正因此，直到"文革"前，他的生活是风平浪静的。而１９５５年与徐同时被评为大将的，除陈赓１９６０年病逝外，其他的八个没有一个人没有挨过批。　　广西省委书记、广西军区司令兼政委张云逸１９５０年因被毛泽东认为剿匪不力而被免去广西首脑的职位，此后长期不受重用；总参谋长粟裕１９５８年因"独立王国"问题挨批。　　总参谋长黄克诚１９５９年的庐山会议上被打成"反党集团"的成员。　　总政治部主任谭政１９６０月１０月因"反党宗派集团"被打倒。　　总参谋长罗瑞卿１９６５年以篡军反党之名被打倒，自杀未遂，摔断一条腿。　　海军司令员、政委肖劲光１９６６年挨批，整个"文革"期间靠边站。　　国防部副部长、军事科学副院长王树声１９６６年被批。　　装甲兵司令员许光达１９６９年被摧残至死。　　徐海东没有享用过上述８人的显赫权力，却也少了他们几乎时时面临的紧张和陷阱，身体上的病使他免除了政治上的"病"。　　其实，即使本来没有病或病情不重的人，一遇政治风暴，也容易得病或病情加剧。１９５２年６月，叶剑英就广东"农民运动中的右倾"和"地方主义"问题在华南分局会议上作检讨，不久心脏病发作，次年２月好转。１９５９年９月，正受批判的张闻天患前列腺肥大症，直到１９６０年２月才痊愈。高级领导人都经历过艰苦的生活，一般都会有这样那样的病，但突然发作、甚至致死，通常还有政治方面的因素，身体的疾病与政治的灾难是有关联的。像刘少奇、贺龙这样的长期担负重要权力的人，如果不是突然遭受打击，是肯定不会死亡的。　　权力是政治家生命的一部分，领导人的身体是否有病、是否需要治疗，有时并不取决于身体状况；一些重要人物住院与否，可能是特定时期政治气候的睛雨表。１９５８年北戴河会议后，陈云因遭毛泽东的批评而告病休息；１９６２年春夏之交，陈云给毛写信，积极支持在农村实行"责任田"的政策。"毛主席很生气，严厉批评说：分田单干是瓦解集体经济，是修正主义。陈云同志闻讯沉默不语。北戴河会议期间，他写信给小平同志并转毛主席，说明因身体状况不好，要求请假"。（２７）从１９６２到１９６５年，是毛泽东与刘少奇发生严重冲突、毛再度跃入前台直至发动"文革"的关键时期。陈是老资格的领导人，毛泽东１９５８年批判"反冒进"之后，他被认为是"一惯右倾"。陈对毛的领导作风有清醒的认识。此时他主动说自己"身体状况不好"，使他后来的政治状况至少比刘、邓等人好一些。　　与陈云以病避祸不同，康生是以病来打发政治上的失意。延安整风期间，康重权在握，是毛泽东、刘少奇之下的第三号人物。"七大"之后，毛泽东需要加强党内团结以推翻国民党政权，康生的整人术已不是急需，只能以政治局委员的身份屈居中央委员饶漱石之下任山东分局书记，４９年之后更是沉寂无闻，"八大"连政治局委员也当不上。于是"养病"成为他的主要工作。１９５９年批判彭德怀后，党内斗争再趋激烈，康生的"病"也就好了，在此后的１０间再度成为毛清洗党内对手的出鞘之剑，在１９６９年的"九大"成为党内第五把手，林彪事件后，更一跃成为党内三号人物。对于康生来说，要么是在政治舞台上纵横捭阖，要么是在泉林山色之、金石书画中养病，他的进退基本上可以反映党内斗争的激烈程度。　　13　"最高指示"的力量　　"文革"期间，徐的日子也不好过。１９６７年"武汉事件"后，有人说他是陈再道的后台。但毛泽东没有忘记徐的"大功"，"当林彪抛出打倒徐海东的反动口号，加紧迫害徐海东同志的时候，毛泽东同志亲自提名徐海东同志为党的九大代表和主席团成员。周恩来同志极其高兴地向大会传达了毛泽东同志的提议，当徐海东同志坐着手推车到达会场时，周恩来同志含泪走过来，亲自给安排坐位，正在主持开会的毛泽东同志特地转过身来向他打招呼。"（２８）会议结束时，徐当选为中央委员。　　但当代中国政治的动作逻辑是，即使你当上中央委员、政治委员，也不能说你就没有问题了。１９６９年１０月，徐仍被赶出北京，次年寂寞地死在郑州。不过，不能就此认为毛泽东说话不算数或不够力量。分析起来，有三种类型。　　一是说话不算数。１９６６年８月贺龙的命运危危可岌之后，毛两度对说"我保你"。但几个月后，得到毛的许可，"打倒贺龙"的口号已响彻北京。如何判断毛是否会出尔反尔，是党内的一门学问。　　二是说了也就说说而已。打倒贺龙是毛同意的，对徐的迫害却不一定得到毛的认可，但毛也没有要人认真落实对徐的保护。在当时政治棋盘上，徐还没有重要到使毛真正抒的命运放在心上。　　三是真正的"凡是派"太少，甚至干脆就没有，毛的一句并不真的顶一万句。１９７８年的思想解放运动中，"凡是"派的一个重要人物是中宣部部长张平化，甚至他也不真的认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例子就是"纪凯夫事件"。１９５２年４月，武汉市第二医院发生盗窃案，报案人纪凯夫被定为作案人受到刑讯，而重点怀疑人、支部书记王清则因是老干部而消遥法外。这一处理得到武汉市副市长周季方、副书记吴德峰、书记张平化等要人的支持。后来中南局纪委派出联合检查组，推翻了这一结论。副总理薄一波在武汉得知此事后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除要中组部下令中南局将周季方开除党籍外，还亲自给中南局发电："周季方压制民主，打击报复，侵犯人权，立即逮捕法办。"泰山压顶，除王清被法办外，武汉市主要领导人也都受到到处理：张平化被降为副书记，吴德峰被撤职，周季方被判刑。事情到了这一地步，应当说是铁板钉钉了。但就是因为此案涉及到张平化这样的高官，此后就几次翻案。１９７９年，湖北省纪委作出《关于撤销周季方同志处分问题的决定》，并批评当年公正处理此案的原中南局纪委秘书长李之琏。应李的要求，１９８１年１０月，中央五部委组成审理组，再次认定"纪案"不是错案，但由于张平化等人的"不断写信给中央反映"，这一审理结果直到１９８８年６月才由中纪委最后通过。（２９）可见一旦牵涉到自己的名誉地位，"凡是派"人物对"最高指示"并不完全尊重。　　这也说明，意志坚强、谋略精深如毛泽东，其实并不能按照他的意愿来改造中国，他的思想观念、路线政策，经过各级官员的层层过滤筛选，已有很大失真。这一方面可以解释毛制定的方针政策何以过于严格严厉，另一方面也提醒后人不能要求毛泽东为当时的一切冤假错案负责，邓小平后来就多次表达过这一意思。徐海东简历　　１９００年６月生于湖北大悟县（原黄陂县）一个六代窑工的家庭。　　１９２５年４月由李树珍、吝积堂介绍入党。１９２６年５月参加国民革命军，在第四军任代理排长。　　１９２７年６月，回黄陂家乡开展农民革命，先后任区农民自卫队长、县赤卫队大队长、鄂东暴动西南总指挥、鄂东警卫二团团长等职。　　１９３１年３月，任红四军团长、红四方面军师长等职。　　１９３２年四方面军力撤离后，留下的部队组为红２５军，徐先后任师长、副军长、军长等职。　　１９３５年９月，率红２５军到陕北与刘志丹的红２６军、２７军汇合，任红十五军团军团长、中共陕北省委委员。　　１９３７年８月，任八路军一一五师旅长。１９３９年５月，任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副指挥兼四支队司令员。　　１９４５年后长期休养，１９５５年被授予大将衔。　　１９７０年３月逝世。　　注释：　　（１）参见胡士华：《大将之女──大别山农妇》，北京：《文艺报》２０００年９月２日。　　（２）（５）（２４）（２５）《王首道回忆录》页１５、１３６、１９８、１９４，北京：解放军出版社，１９８７。　　（３）《小说月报》１９２８年第１９卷第１０─１２期。　　（４）（１８）斯诺：《西行漫记》页２６９、２７１，北京：三联书店，１９７９。　　（６）（２１）（２６）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三册页２２２─２２３、３１４、３１４，北京：现代史料编刊社，１９８１。　　（７）引自陈晋：《文人毛泽东》页２１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７。　　（８）《莫文骅回忆录》页６５０，北京：解放军出版社，１９９６。　　（９）王若水：《此情可待成追忆》，载王蒙、袁鹰编：《忆周扬》，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８。　　（１０）（１６）（２０）参见张麟：《徐海东将军传》页７９─８０、１７０─１７２、１７６，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１９８３。　　（１１）《王平回忆录》页６１，北京：解放军出版社，１９９２。　　（１２）引自戴向青等：《中央革命根据地史稿》页１５９，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　　（１３）《总前委答辩的一封信》，引自戴向青等：《ＡＢ团与富田事变始末》页１４０，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　　（１４）（１５）徐向前：《历史的回顾》页１４６、１６０，北京：解放军出版社，１９８７　　（１７）参见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１８９８─１９４９》页２４５，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９。　　（１９）《战争与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二卷页５１２，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４。　　（２２）引自《叶飞回忆录》页７７─７８，北京：解放军出版社，１９８８。　　（２３）参见李涛编著：《在总书记岗位上的张闻天》页１２３─１２４，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０。　　（２７）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页１１２０，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７。　　（２８）参见韩先楚、刘震、陈先瑞 ：《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怀念徐海东同志》，载《艰苦的历程──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革命回忆录》下，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５（２９）参见李之琏：《纪凯夫事件始末》，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０。徐海东大将建国后的遭遇　　徐海东的资格很老，军功也很厚，1934年，他和吴焕先（李先念的恩师，鄂豫皖根据地创始人之一）共同领导红二十五军，他是军长。地位和徐向前等人都是不相上下的，而且，徐海东虽然战功赫赫但是，从不居功自傲，1934年11月，他主动让出军长的位置，担任副军长，风格很高，此后，他主动要求协助张云逸、罗炳辉，担任副手，1940年1月，旧病复发，就此退出军队，长期养病，但是，因为他的军功很盛，早年以谢子长、刘志丹、徐海东、程子华并称于西北，所以，1955年，中央和毛泽东决定仍然授予他大将军衔。　　徐海东建国以后，身体本来已经好转，但是，由于他为人说话很是不注意，得罪了不少的军中要人，其中得罪的最狠的就是后来官高位显的罗瑞卿！徐海东还是在陕北的时候就和罗瑞卿不对劲，他一贯瞧不起罗瑞卿的谄媚，解放以后，罗瑞卿官运亨通，1959年以后更是成为炙手可热的实权人物，然而，徐海东并不买他的帐。　　1955年评定军衔以后，不少原来他的部下都像他表示祝贺，王树声、谢富治、王新亭、许世友、周纯全等人来看他，还说了一些当年的往事，徐海东当着他们的面就说：“有什么可高兴的，老子（徐海东一贯称自己是老子，军中闻名）身上15个洞，也才换来四个星，人家不费劲就拿下了，杨罗耿以杨为首，可是，杨才是上将，没听说政委比司令大的！他不就是靠着一碗红烧肉才出的名吗？有个屁用！”　　徐海东说的罗瑞卿的红烧肉故事是红军时期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故事前后是这样的：　　当时，罗瑞卿是红一军团政治保卫局局长，红军中有很一些福建过来的战士，吃不惯辣椒，偏偏有一次搞伙食改善，炊事员做了红烧肉，因为绝大多数是湖南、湖北、江西的，所以，就放了很多辣椒在里面，福建的战士就有了情绪，两湖和江西的就觉得福建的多事，双方就此吵了起来，罗瑞卿知道以后，没有大惊小怪，而是把大家找来细细的交谈，化解了矛盾，下次，再做饭的时候，把一盆辣椒放在一边，谁愿意吃就吃。这件事不大，但是，因为是发生在苏区政治气候不平常的1933年，所以，连包括毛泽东都知道了，说罗瑞卿是个好管家，红军进入陕北以后，罗瑞卿由毛泽东提议，担任红一方面军的政治保卫总局局长，因为，罗这个人一向很愿意讨好上面，所以，和那时的西北军事委员会委员后来的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徐海东就不太对脾气了，徐海东听说过罗瑞卿的红烧肉发迹的故事，所以，就把它拿出来说事。　　这件事后来自然传到罗瑞卿的耳朵里，于是，就有了1958年，毛泽东在军内高干会议上借着批判刘伯承的所谓教条主义顺带着不点名的批评徐海东向党伸手要官做的事情！同时，毛泽东还把以前的和张国焘的一些旧事重新提起，毛泽东的话说得很厉害，当时，包括徐向前在内的原四方面军的人都有些沉不住气了。后来，还是周恩来出面，安排徐海东到湖北借口搞调研才算了事。1959年的时候，毛泽东可能有点意识到上次批判徐海东的事情可能有点过火，于是，又把徐海东找去问他一些近况，还希望他出来工作。　　等庐山会议一结束，罗瑞卿上台，徐海东这回彻底没戏了，1960年被指派去编撰红二十五军军史，此后一直是在家里闲着，也不敢有人过问。　　直到1965年打倒罗瑞卿的时候，谢富治和吴法宪请徐海东写一个受到罗瑞卿迫害的书面材料的时候，徐海东才被人想起，而且，有意思的是，在九大召开前，因为，代表人数不够，特别是老同志被打倒的太多，所以，周恩来建议徐海东出来继续当选中央委员，此事，意外的得到林彪的支持，自然因为他是罗瑞卿的对头了。这样，徐海东继续当选中央委员，直到1970年病故。　　罗瑞卿复出以后，按照他做事的习惯是不可能放过徐海东的，尽管徐海东已经死了，不过，没等到他有所动作的时候，罗瑞卿由于治疗断腿，于1978年猝死在东德。这件历史恩怨才算真正了结！徐海东 出身最苦的大将　徐焰　　红色窑工　　夸海东　　壮兮鄂豫皖，　　伟哉大别山。　　黄麻烽火举，　　英豪数万千。　　丛峰碧血浴，　　村闾尽狼烟。　　窑工成名将，　　百战显心丹。　　凯旋觅故旧，　　未见几人还。　　丰碑今犹在，　　巍然云汉间。徐海东是党领导武装斗争时一个重要战略区域的代表，也是具有鲜明特点的一员虎将。毛泽东高度赞扬他是“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工人阶级的一面旗帜”。徐海东传奇般的经历本身，便构成一部壮丽的武装斗争的史诗。　　生平　　共和国十位大将中，他是出身最苦的一位，也是战斗中负伤最多、最重的一人，在红四方面军中人称“徐老虎”　　国民党政府把他与毛泽东、朱德并列为通缉悬赏额最高的三个人，赏额均为25万块大洋　　解放后，他常年靠吸氧维持生命，但仍坚持领导编写战史徐海东，原名徐元清，1900年出生于湖北黄陂县夏店（现属大悟县）一个世代陶工之家。徐海东从小就在饥寒中生活。1925年，有一位家乡籍的共产党员吝积堂从武汉学校回来，向他宣传革命道理。徐海东明白了过去受穷的原因是受军阀、地主压迫，便到武汉找了一份码头上的差事，并秘密加入了共产党。徐海东不久又想学习军事，于是到湖北军阀部队里当兵。　　1926年，北伐战争开始。徐海东在被称为“铁军”的第四军中当少尉排长，在汀泗桥战斗中率一个排击溃敌军两个连。翌年，因国民党反共，他回到家乡，被中共黄陂县委任命为农民自卫军队长，参加鄂豫皖边区的黄（安）麻（城）暴动。后来，他任过县赤卫队大队长和红军的团长、师长，以勇猛著称，在红四方面军中有“徐老虎”的威名。　　1932年秋，红四方面军主力在敌人“围剿”下仓促突围，鄂豫皖苏区陷入“匪区壮丁全部处决”、“粮食全部搬走”、“房屋烧光”的危境。只率一个团留下来的徐海东挺身而出，重新组织零散的部队和伤员，重建红二十五军，先后任副军长、军长。此后，他伤病交加。在“肃反”时，他因大胆批评领导的错误而被人怀疑，但革命意志从不动摇。　　1934年秋，徐海东奉中央命令率红二十五军离开根据地长征，翌年夏天到达陕北，为随后到达的中央红军打开了局面。毛泽东称他是“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国民党南京政府把他与毛泽东、朱德并列为通缉悬赏额最高的三个人，标定头颅赏额均为25万块大洋。　　1937年，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徐海东任三四四旅旅长，在平型关战斗中指挥左翼突击。此后，他又率部在晋东南等地与日寇作战9个月，因身体不支，1938年夏回延安养病。翌年秋，他任新四军江北指挥所副总指挥。1939年年末，徐海东抱病指挥部队在皖西周家岗击溃日军一个大队。战后，他向干部作报告时，突然口吐鲜血倒地。此后7年多时间里，他一直在病榻和担架上度过。　　1947年秋，他被送到苏军控制下的大连，在那里治疗休养9年。1955年，他被授予大将军衔，翌年移住北京，并在党的“八大”上当选中央委员。他常年要靠吸氧维持生命，却仍领导编写战史。“文革”开始后，他受到冲击。1969年“九大”召开时，毛泽东仍提名要徐海东参加，会上他又当选中央委员。翌年秋，因战备疏散，他被送到郑州。1970年3月，他因肺炎不幸去世。　　背景　　斯诺得知徐海东一家被杀了66口，就此懂得什么是中国的阶级战争　　参加革命只为求阶级的解放，日后想做个普通劳动者。他说：我做窑坯又快又好，革命胜利后，仍是个有用的公民徐海东是一个从农村贫苦窑工成长起来的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高级将领。他一生的经历，完全能绘成中国革命战争最生动的一个画面。近代中国因阶级压迫造成的深重苦难，在徐海东身上有最鲜明的体现。他年轻时，有一次挑着瓦盆到外乡卖不出去，冻饿交加晕倒，幸亏一位农妇给了碗热粥才能活下来。苦大仇深的他，一旦听到共产主义的宣传，便会为改变自身和本阶级的地位而拼命战斗。代表反动地主豪绅利益的国民党当局，不但残酷镇压这些反抗者，对他们的家属也进行株连报复。美国记者斯诺于1936年到陕甘苏区采访徐海东时，异常吃惊地听到“国民党军一共杀了徐家66人”，他的“27个近亲，39个远亲”“老老少少，男男女女，甚至婴孩都给杀了”，斯诺就此懂得了什么是中国的阶级战争。　　蒋介石亲兼武汉“剿总”司令，在鄂豫皖边区实行残酷的“三光”政策，由此大别山区成为坚持革命武装斗争最长的地区之一，杀掉一茬又生长出一茬———红四方面军撤走后建立了徐海东领导的红二十五军，红二十五军长征后又建立红二十八军，抗日战争中这里又建立起新四军的江北部队和五师。正是由于有徐海东这样的成长于鄂豫皖血泊与烽火中的老战士，才有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并在党的史册上用鲜血写下了光荣。　　徐海东参加革命只是为阶级的解放，个人日后的目标仍是当个普通劳动者。他虽当了军团长，还向新交的“洋鬼子”朋友斯诺说：我做窑坯又快又好，革命胜利后，我仍是个有用的公民。　　故事　　当副军长时，他在火线上被子弹从左眼底下打入，从后颈穿出，抬下阵地后第五天才醒来　　被俘的国民党师长输得不明白，问他：“你是黄埔几期？”他说“我是‘青山大学’毕业的！”　　在“肃反”扩大化期间遭怀疑时，他挥舞大刀率警卫队带头冲锋并打败了敌人，以血战证明自己的忠诚红军初建时，徐海东虽当过正规军的班长、排长，但毕竟缺乏组织大部队的经验，是靠边打边学，用鲜血交的学费。当时部队火力很差，农民战士普遍缺乏战斗经验，他从当队长起，直至当军长，都是在最前线指挥，并亲自带领战士冲杀，先后9次负伤。当副军长时，他在火线上被子弹从左眼底下打入，从后颈穿出，抬下阵地后第5天才醒来。他苏醒后的第一句话就问：“现在几点了？部队该出发了吧？”身边的护士周东屏（后来成为他的夫人）回答：“四天四夜人事不省，真把人急死了！”徐海东却不在乎地说：“我倒睡了个好觉。”　　通过在大别山多年的战争实践，徐海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往往与敌人一接火，就能判断出对手的兵力和火力情况。1934年春，他在皖西葛藤山作战时，以不足2000的兵力一举歼灭追来的敌军两个团。被俘的敌军师长柳树春对此十分不解，竟当面问：“军长，你是黄埔几期？”徐海东回答说：“我既没听过保定的课，也未入过黄埔的门，我是‘青山大学’毕业的！”　　当时，因环境残酷，经常出现叛徒，一些领导人盲目地乱搞“肃反”。徐海东为人耿直，一次，在省委会上当面批评书记指挥错误，有人便想给他扣上“反革命”帽子。他得知后，感到不如在战场上牺牲落得个光荣，于是留下文件，挥舞大刀率警卫队带头向敌人冲锋，一举打垮了一个旅。战后，那位书记来找他，非常激动地拉住他的手称赞不已，并对大家说：“我不死，不许再有人说徐海东有问题。”此后，党内再没有人怀疑徐海东对革命的忠诚。　　一次醉倒后差点被敌人俘虏，受到批评马上做检查，从此戒了酒　　苏联军医发现他的肺部大部分功能早已失效，对他的毅力钦佩不已，认为简直是医学上的奇迹徐海东刚走进革命队伍时，也带着一些旧军队爱喝酒和打人、骂人的习气。一次，他没吃菜就几口喝掉半斤白酒，醉倒后，恰遇敌人打过来，他差点被俘。受到党组织批评，他马上做了检查，从此戒了酒。　　长征时，有一次他到前卫团，正遇天下雨。部队又饿又累，虽接到出发的命令，干部战士却躺着不起来。他性急之下抄起一根棍子，从团长、政委开始连捅带打，一口气把200多人赶了起来。路上，有的伤员没人抬，他虽然同大家一样一天没吃饭，但在雨中亲自抬着伤员走了五里路。他虽带动部队走出了可能被敌围歼的危境，毕竟打了人，几年后他对此还主动检查。　　由于他长年不分昼夜地转战，使肺病不断加重。1932年秋，他为重新组织失散的部队，连续奔走23天没有上床睡过觉，休整时一躺下竟睡了30多个小时，醒来便大口吐血。此后，他战斗了七年，直至在皖西彻底躺倒无法工作。毛泽东发来电报，嘱咐他：“精心养病，天塌不管。”徐海东感动得流了泪。1947年秋，他被送到大连做了第一次X光透视，苏联军医发现他的肺部大部分功能都早已失效，又听到徐海东多年来靠中草药维持生命，都对他的毅力钦佩不已，认为简直是医学上的奇迹。　　本版撰文／国防大学教授　徐焰生平自述　 1900年6月17日（农历 5月 21日），我生于湖北省黄破县（现为大悟县）徐家桥村。原名徐元清。祖上大代，是烧陶器（农村用的瓦缸和盆罐）的手工业工人。父亲是容工，母亲是家庭妇女，生我兄弟姐妹共十人，兄弟间排行我是老六。在我记事的时候，全家二十多口人，只有棉花地一块（约半亩），房屋六间。父辈兄长，全靠做窑工为生。我九岁时，在我执意的要求下，才送我进了附近的私塾。当时念书的，多是富家子弟。我家里贫穷，穿的最破，连买纸笔的钱也拿不出来，从老师到同学，都常常讥笑我。富家的孩子嫌我身上脏，不让我同他们一桌，老师给我起了学号，可是他们总叫我“臭豆腐”。含泪吞声，读了三年半书，一天因受气不过，打了地主家的孩子，闯下了祸。地主家的孩子要我退学，老师是靠地主家吃饭的，就立刻逼我退学。我回到家，父辈们说：泥巴人的命，就是出劳力，吃粗饭，我们没福分读书，还是做窑工吧。当即送我进窑厂，做学徒小工。这年我才十三岁。　　学徒一年多，还没出师。时值荒年，生活更困难，家里人闹分家。兄嫂们见我年小力薄，都不肯要我。他们说靠烧窑做工养不活自己的老婆孩子，要我自找生路。父亲年迈，丧失了劳动力，母亲四十六岁生我后双目失明，他们虽然生有十个子女，到了晚年落得无所依靠。我从小个性倔强，胆子也大，一赌气，从家里跑到了沔阳沙湖，替人家揽工放鸭子。　　在湖北这地方，有放牛娃、放羊娃，还有许许多多放鸭娃。他们随同大人，担着鸭篷，撵着鸭群，在野地、湖泊里放牧。工资低微，只能混饱肚皮。就是这种生活，我度过了一年半。觉得自己又长了一岁，可以做一名正式的窑工了，这才又返回家乡，重新进入窑厂。　　烧陶器为生的手工业工人，多半是打伙做工，自烧自卖。我回到窑厂以后，除了在厂里劳作，有时也挑着陶器串乡去卖。年景好些，可以混个饱饭吃；年景不好，象讨饭一样。有一年冬天，我穿着破单裤，叫卖了好几个村，没卖一个小盆，冻饿倒在一家农民门前，再走不动了。幸得一家农妇给了一碗热粥，才活过来。就是这种穷窑工的生活，整整度了九年。前前后后，我在窑厂做了十一年工。由于自己手艺熟练，劳作勤谨，后来成了家，和一个农村姑娘（母亲抱来的童养媳）结了婚。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后，城市的工人革命运动，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期，我们虽然也算是工人阶级，但僻居山村，不了解这些。我对党派和政治更是一点不懂。从自己饱受的痛苦中，有一种革命的要求，不满旧社会，希望改变那种人剥削人的制度，但这只是朦胧的，自发的革命思想。1925年以后，鄂东北地区，开始有了共产党的活动，但影响较小，我们听到从武昌读书的人回来讲到俄国的十月革命，只当新鲜听听。我开始接触共产党员，是1925年初。那时我的一个同学吝积堂从武昌回来（他是1924年加入共产党的，在武昌教小学），他和我同过学，素知我有股闯劲，仇恨土豪劣绅。他回乡以后，常找我谈谈。开始也是讲俄国革命，我听不懂，对他说：“武昌我都没到过，你别讲外国人的事了。”他这才给讲些打倒军阀、地主的话。我说这些好懂，地主、土豪就是坏，要打倒，要连他们的儿子都打死。他说我讲的“泥巴人话”。　　在音积堂的影响下，我产生了一种找革命的思想。开始想去广东，又觉路远，后来两个人商量还是去武昌。他见我有决心出走，十分高兴，怕我被家人拖累，又激我说：“君子一言，说话不兴后悔。”我也说：“君子一言，驷马难追！”两个人在赶庙会时，又具体商定，阴历3月8日动身。因为家乡有句话：“要得发，不离八。”可见，这次出走，脑袋里不仅迷信，而且想出外“发”一下。　　当时，南北方军阀，在帝国主义扶持下，实行分工合作进攻革命势力。中国共产党在武昌的组织，处于秘密状态。我们步行二百四十多里，到达武昌后，两眼漆黑，工作找不着，革命没有门。我住在古楼大街一个小地面铺里，心里又犯起悔来。吝积堂教书每月十六块钱，不能靠他吃穿。我四处打听找个事做，可是没有熟人，工厂进不去，拉人力车路不熟。回家吧，又怕丑，怕家里人说，你出去讨饭回来了。吝积堂叫我暂时找个事，只要有饭吃，慢慢可以找到革命的差使。我听了他的话，就担水卖。就在卖水的岗位上，由吝积堂、李树珍（小学教员），介绍我参加了中国共产党。这是1925年4月。　　尽管这时对党的认识还很差，入了党，思想上觉得有了依靠，象在黑夜里看见了一丝光明。挑水卖每天可挣一串六百钱，我第一次交党费，就是卖水得来的钱。卖水的职业苦死人，天不亮起身，天黑店铺上门了才休息。一担水一百六七十斤，码头上的台阶六七十层，爬上爬下，一天不停，肩膀都压肿了。十三天以后，累得生了病。这时吝积堂托四道生（共青团员）为我找个职业。我还在病中，吝积堂、李树珍、田道生一同来看我。他们说四道生的四叔田泽庭在湖北二师刘佐龙的部队有朋友，可以介绍我去当兵。我想：当兵也好，革命总不能一天到黑挑水卖。　　病好以后，我就借助四道生托的人情，在湖北二师二营六连顶替了一个叫柳金彪的名字。新兵三个月内不发饷，只管饭，我因顶的那个原是副班长，每月发八块钱。可是，我不但捞不到这份钱，连卖水时积攒下的二块多钱，全被一个叫陈德金的上士班长扣去抽大烟了。他看我是从乡下来的“泥巴人”，百事不懂，就要和我拈香结拜。其实，他想的是我的钱。每月一发饷，除了交二元三角的伙食费，剩下的全被他拿了去。穷得我连交党费的钱也没有。顶着假名，心里就不痛快，一个铜板拿不到，这兵有什么干头，我见着吝积堂说：“这个穷兵我不想当了。卖水还可以交党费，现今党费都交不出了。”吝是个有远见的同志，对我说：“革命要动刀枪的，你就借此机会，靠上姓陈的学习军事，没钱交党费，我替你交。”并说这是党给我的任务。我对学习军事技术也有兴趣。于是下了决心，从步兵操典学起，还买了个本子，边学边记。陈德金是个老兵，军事上有一套，化了我的钱，教的也特别上心。由于我操课好，全连第一，半年以后，升作下士班长，又三月提升中士班长。　　湖北二师这个部队，象当时所有的旧军队一样，反动腐败，军官和士兵吃喝嫖赌抽大烟成风。我是个穷苦人出身，又是共产党员，对这种环境很不习惯。过了一些时候，又厌倦起来。就在这时，1926年4月，吝积堂、李树珍准备去广东，要我一块去，他们说，去了，革命军要北伐，就参加北伐；如不北伐就考黄埔军校，或进广东农民运动讲习所。我就随他们一块离开了武昌。　　一路上，我替他们俩挑着行李，步行了一个多月，来到韶关。正巧，遇上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十二师三十四团，吝积堂和李树珍在这个部队找上了熟人，认识一个连队的师爷。这时我们才知道，革命军北伐开始。黄埔已停考。我们会见了团部的党代表，经过介绍，我被派在三营九连做代理排长。　　这个连的连长是共产党员，加我进去，全连一共有四个共产党员。汀泗桥战斗后，我正式升任为排长。党在这支部队里有合法地位，连长又是党员，我心里十分高兴。闯荡一年多，总算找上了革命军。在北伐中，共产党员都是起骨干先锋作用的。我这时已经懂了更多的革命道理，打仗、行军特别积极。我们这支部队于10月进至武汉，继又经修水、武宁、德安到南昌。由南昌返武汉，后又北进至河南洛阳。我先后参加了汀泗桥、武昌等著名的战斗。在轰轰烈烈的胜利形势下，自己的情绪特别激昂、兴奋。觉得革命有了希望，劳苦群众有了出头之日。从实际斗争中，进一步锻炼了自己的军事指挥能力，不断地提高着自己的军事素养。　　正当我们从河南回到武昌，准备东进的时候，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消息传来以后，军队中的共产党员，开始疏散。我在组长胡增欲的帮助下返回了黄陂家乡。　　这时党在鄂东北地区，领导了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打倒土豪劣绅”的口号，响遍了四乡。工作基础最好的县，当时是黄安、麻城。我的家乡紧靠黄安县，革命的影响也较深。自从北伐军到武汉以后，党在这里领导的工农革命运动，便大规模地开展起来。我回去时，好多村子都组织起了农民协会，闹得挺热闹。从前和我一块在武汉参加党的田道生等人，也先我回到家乡。他们知道我参加过北伐战争，又是共产党员，便介绍我去黄陂共产党县委会。县委的负责人，很热情、亲切地说：“来的正是时候，我们在组织农民自卫军，正缺少军事人才。”当时派我到河口区做农民自卫军队长。这是1927年6月。　　农民自卫军成立了，一共十三个人。没有一支步枪，使的是刀、矛、红缨枪。县委发给我一支手枪，也只有十四发子弹。直到我们在夏店于堂寺消灭了地主保安团，才缴到七支步枪。虽然有两支打不响，但农民见自卫军有了钢枪，斗争情绪特别高，使这支十三人的小队伍，很快扩大到三百多人。这时我只会领自卫军配合群众斗争土豪劣绅，对部队的组织建设、思想建设还说不上。当反动武装打来时，自卫军很快垮散了。七条枪还是保留着，等待时机再起。　　两个月以后，反动武装退去，我又以这七条枪为骨干，把自卫军组织起来。不久，黄安、麻城地区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暴动，我奉县委的指示，带着那七条枪十多个人，前往黄安参加起义。走到黄安，城已破了两天，并成立了鄂东工农革命军第一路军。我带去的七条枪，随编入工农革命军。不几天，领导让我回黄陂去组织队伍，队伍还没组织起来，黄安的工农革命军就遭受了失败。我们那七条枪丢了五支，好多天以后，才由两个人拖回两支。　　黄、麻起义失败以后，我在黄陂会到了鄂东工农革命军总指挥吴光浩同志①。[吴光浩同志是1927年11月 13日领导黄（安）、麻（城）起义的主要领导人之一。]随他一块游击了些时候，形势稍有好转，我就决心回家乡去再组织队伍。我回去后在地下党的领导下，又组成了一支农民自卫军。不久，反动派大军来剿，党的许多同志转入隐蔽斗争。他们有的教书，有的务农，我没有可以隐蔽的职业，就跑交通做联络工作。这时，反革命血腥恐怖，到处逮捕、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积极分子，我因做农民自卫军队长出了名，家不能回，职业也没有，处境困难极了，今天这里躲，明天那里藏，多次遇险。那时我虽然看不清革命的前程，但革命的信念没有动摇。仗着自己懂一些军事，胆子又大，百事不怕。从实际斗争中，我体验到没有枪杆子不能生存，四处活动搞队伍。在敌人“清剿”过去后，奔跑着找过去的农民自卫军队员，秘密地组织武装。活动方式，采取夜间集结，白天解散。武器多是大刀、长矛。那时自己还不懂得要建设一支什么队伍，革命处于低潮，队伍总是拉不起来。自己就在这种苦闷中，度过了半年多。有时苦烦了，就吃上几杯酒，想再轰轰烈烈搞起来，苦于没有办法。　　1928年秋天，鄂东北地区的革命斗争又开始发展，党决定恢复夏区的工作，指派我任夏区区委书记。这是我头一次担负党内的领导工作，好在这个区我熟悉，去了以后，积极开展工作，组织了秘密的农民协会，各项工作刚有起色，县委又提出“年关暴动”的号召。因为条件不成熟，暴动搞了几天，敌人一来，又失败了。由于我在夏区工作名声大，暴动失败以后，家也被反动派抄了，亲属遭了难。无数革命同志流血牺牲，使自己开始认识到，革命不是儿戏，暴动不是闹着玩的。革命不仅要有枪杆子，还要学会抓住枪杆子，开始认识到，打游击是好办法。有一次，因自己吃醉了酒，游击队险些受到损失，受到了领导和同志们的批评，自己也认识到吃酒会误大事，从此下决心戒了酒。　　　　　　鄂豫皖地区的革命斗争，经过一段艰难曲折的道路，慢慢地走上轨道，摸索到“边界武装割据”的道路。到1931年1月，便发展改编成为红四军。在此期间，我先后担任黄陂县赤卫军大队长，鄂东暴动委员会西南总指挥，黄陂县独立营营长兼党代表，补充第六师（实际上是赤卫军）师长，黄陂县第五教导队党代表兼队长，鄂东警卫二团团长。升级到主力红军以前，执行的是发动群众，组织地方武装，领导小型的游击战争。1931年3月，我带领警卫团升级改编为红四军十三师三十八团后，在反“围剿”作战中负伤。伤好之后，因不愿离开由自己参加创建的部队，团长、政委又都配备齐了，我自己提出愿作副团长。做了三个月，才被调往三十六团任团长。先后参加一、二、三次反“围剿”。1932年6月，四次反“围剿”开始后，担任独四师师长、红九军二十七师师长。　　1932年10月，我带一个团去英山地区打掩护，此时红四方面军的主力突然西去，从此我和主力部队失去了联系。在英山前后畈附近打两天掩护，不见主力去向，我即带七十九团（另两个团被副师长、政委先带走）翻过一座大山，摆脱了敌人的前堵后追，来到土门潭。路上遇着皖西北道委书记郭述申。我们一块找到游击司令部，这才知道总部有指示，让我们组织东路游击司令部，牵制敌人。并指派我为东路游击副司令兼师长（临时组织一个师）。这时敌情严重，内部混乱，领导上不一致。转移至土门潭东八里的地方，召开了行动委员会（这是按总部指示组织的，郭述申同志任书记，我是委员之一）。决定由我负责把零散的部队组织起来，编成一个师。于是以我带领的七十九团为骨干，加上英山独立第十三团，六安、霍山两个独立营及六安、英山、霍山三个保卫连等，共编成三个团。不久东路游击司令部改为红二十七军。部队还没有整编好，敌四十七师、五十四师就攻了上来，我军民伤亡甚多。许多随军的伤病员伤口还化着脓，又扛起枪战斗了。他们这种坚强的革命意志，使我深受感动。不久，经过艰苦的奋战，我们又胜利地返回了苏区。　　进入苏区以后，敌人跟上来。我们在萧家畈附近，打了一仗。激战两昼夜，将三十二师一个旅击溃。接着经牛食畈、丁家埠、南溪进至双河山，摆脱了敌人。由于连续紧张的行军作战，我一连二十三天没上床睡过觉，这时一头倒下，睡了三十多个小时，起来以后就吐血。自从离开主力以后，在东路游击这一个多月里，虽然处于强敌前堵后追的严重情况下，我没有惊慌失措，在几次严重关头，我挺身而出，抵制了红二十七军领导人的错误。使这支部队，转战于鄂东英山、蕲春、皖西的太湖、潜山、桐城、舒城、霍山、六安、赤南等广大地区，终于保存下来，找到了省委。　　红四方面军走后，鄂豫皖苏区留下的部队，除了分散在各地的地方武装外，主力红军计有红二十五军军部、七十五师五个营、红九军二十七师全部。为了统一指挥，坚持斗争，省委决定重组红二十五军。于1932年11月下旬，部队正式组成。全军共一万一千余人，我被任命为七十四师师长。部队刚整编起来，领导上不是全力对敌，又开始肃反。师政委戴季英同志亲自下手，把二二○团的政委、参谋长等四十九名党团干部捆起来。我当时十分惊奇，问政委这是干什么，他们犯了什么错误？他说：“肃反，干什么？！”逮捕人不让我知道，审讯也不让我参加。一天，我听政委说去问案子，坚持要和他一块去，去后见政委把七十九团特务连指导员吊起来，拷打逼供不成，又绑在板凳上用刑。那个指导员曾任过皖西北少共道委宣传部长，参加革命时只十七岁，聪明活泼，能力很强，他怎么是反革命呢？当政委百般拷打问不出口供时，叫他的警卫员拉出去杀。我急了，忙说：“政委，一点儿口供没有，为什么杀人家？”他说：“你不懂肃反的事，没有口供这证明他是反革命坚决分子，不愿说出他们的组织来。”当张国焘在鄂豫皖苏区时，肃反搞得人人自危，我那时虽有怀疑，不敢讲话，现在又见这样乱捕乱杀，实在不能忍受。政委见我反对，就对我说：“我是省委常委，又是政治委员，肃反是我的事情，你少管，不要过问。”四十九个人，被杀了，我知道以后，落下泪来。回想在东路游击时，前有敌人堵，是这一团人去攻；后有敌人追，也是这一团人去打。如今说排以上干部都是反革命，我徐海东一个就不是反革命吗？恐怕我以后也不保险了。越想越难过，一夜没睡，两个眼泡都哭肿了。又怕人看见，起床后赶紧用热水敷。这时我开始感觉到，今后的斗争比过去更困难了。　　在对敌斗争中，我不怕困难，可是在内部两条路线斗争中，有时我不知道如何才好。自己不参加省委领导，文化水平、政治理论水平不高，好多事感觉不对头，但讲不出道理，说不服别人。　　1933年2月下旬，省委召开扩大会议，决定我升任副军长并兼任七十四师师长。因军部只是个架子，没有机关，我的位置还是在师里。由于这时省委执行的是第三次“左”倾路线，自然就不可能使鄂豫皖苏区的斗争顺利发展。红二十五军在连续取得郭家河、潘家河、杨泗寨等重大胜利之后，敌人暂时收缩了疯狂的进攻。省委领导上，头脑一时又热起来。不久接到中央指令，要红二十五军“反攻”，并具体规定了第一步夺取七里坪等中心城镇的任务。这就更加助长了省委的盲动主义，于是决定围攻七里坪。我当时是看不到中央指令的，也没有参加省委的讨论会。军长开会回来传达省委的决定，在讨论围攻七里坪部署时，我从当时的敌我实际情况出发，认为当前还不是夺取中心城镇的时候，红军弱小，不能打阵地战。但这个意见没有被采纳，围攻七里坪以后，久攻不克，我军困难日增，我建议及早撤围，又遭拒绝。　　围七里坪共四十三天，部队仅饿死、病死就有三千多人，这才不得不撤围。撤出以后，在一次骨干会议上，我痛心地说：“红二十五军这样好的阶级队伍，搞垮了，领导上要负完全的责任。小资产阶级出身的领导，只顾自己吃饱就不管部队了。”话没讲完，省委书记用烟斗指着我的脸说，“海东，哪个是小资产阶级？你这个观点成了问题，你没有参加会议的资格。”我立即被推出会场。　　我出了会场感到头重脚轻，想到肃反中那些讲几旬怪话的人都当了反革命，这一次一定会说我反革命了。三天之中，随时准备被抓起来。就在这个时候，敌三十师、三十一师攻上来，形势十分危急，我想到如果扣我个“反革命”被杀死，不明不白的，倒不如趁敌人进攻，冲上去战死，也落上个光荣。我反复考虑后，抱定了牺牲的决心，遂把二二○团、二二二团团长找来，分配给他们任务后，我把上衣和长裤都脱下，只穿一条裤叉，要过警卫员的枪和子弹，嘱咐他原地不动，我衣服口袋里有文件，要保存好。冲锋号一响，我带交通队最先冲了上去。战士们不了解我的心，他们见此情景，奋勇向前，一齐向敌人冲去。我那时右腿已负过四次伤，哪里跑得过战士们，一刹那间，两个团和特务营、交通队的战士冲到我前面。这样一个猛冲，把敌人一个旅打垮了，俘虏四百七十名。其余各路敌人，纷纷后撤。第二天上午，省委书记沈泽民来了，见面后谈话中，他对我说：“海东同志你在军事上打仗勇敢是好的，你为什么政治上不进步？”我说不知表现在哪里，他说几次省委通知我参加会，我不到，这就是政治上不进步。我告诉他，不是不愿参加会。每次开会，政委说他是省委委员，又是政委，他去了回来给我传达。省委书记这才知道了真相。这次谈话以后，省委书记见到鄂东北道委书记徐宝珊说：“宝珊，我不死，不准再有人说徐海东有问题，哪一个说他有问题，哪个就是反革命。”徐宝珊又证明说，他从1928年就知道我，是个好同志。他们两个人对我从政治上肯定下来，才使我的生命有了保证。　　我做副军长兼师长期间，一直受打击、排挤。打仗有我的份，跑路有我的份，别的权利没有。有一天，部队两顿饭没吃，我决定给每个单位发一块钱买南瓜吃，还差十三块钱，我让人到军部经理处去支，他们说要有军长、政委的信才给，我只好亲自骑马到军部找到政委开条子。我深感我这个副军长是有其名无其实，工作实在难做。但是经过思想斗争，我又想，为了革命事业，还是不计较这些吧。有时实在忍受不住，就和有的领导人吵闹几句。在一些小问题上，我尽量忍让，但是遇到些重要的问题，我还是敢于坚持自己的意见。譬如，从七里坪撤回以后，6月中旬，我军在向皖西转移的路上，给养十分困难。进到福田河一带，军部发出命令：过福田河以东筹粮不用调查，牛、羊、猪、鸡都可以杀，改善部队生活。接到这个命令，我十分生气，这明明是不要群众，不讲政策。当即找来三个团长谈话，嘱咐他们绝对不能执行军部的命令，特别是群众的牛不能杀，我们红军是工农武装，应该为群众着想。中、贫农民有一条牛就是全家的命根子，杀了人家一条牛，就等于杀人全家。我们还是摘南瓜、葫芦吃。这一路上，我带的那个师，不但忍受饥饿，很好地维护了群众纪律，而且跟在军部后面，为了减少坏影响，还把军部丢的牛皮、牛骨头埋上。记得省委书记沈泽民同志落着泪对我说：“海东同志，要象你这样的党性，二十五军不会这样！”　　过皖西一路，我都在病中，到葛藤山地区以后，病的更加厉害。每天发高烧，只好去住医院。病还没好，军部从赤南派通讯员来到葛藤山医院，说不管我病情如何，要马上回军部。当夜我回去以后，军长吴焕先同志告诉我，敌情严重，部队近来损失很大，决定全军向鄂东转移。　　我们由皖西的西河出发，经牛头山，决定由黄土岗附近过公路。我病得不能走，躺在担架上，走在部队的后面、后方人员的前面，由一个特务连掩护我。天刚拂晓，行至黄土岗，遭受到敌三十一师堵击。听到枪声，我叫担架停下，起来一看，已不知部队去向，一打听，军部带主力已经过了公路，我掉队了。情况危急，当时我换乘骡子，带特务连登上东面一架大山。估计这次突然遭遇，一定还会有掩护部队和掉队人员，遂令吹号联络。在此四处寻找，才集合了没过路的六个连队。敌人攻来时，我带这六个连边打边撤，过路不成，只得返回皖西。摆脱敌人的尾追之后，我又把一些掉队的零星人员组织成一个连，再将挑子丢掉一些，挑夫也组织一个连。总共是八个连，分别组成了三个营，经过艰难的路程，最后才找到皖西的八十二师。见到皖西道委书记郭述申同志，我把过路遇敌的情况说了一番，最后表示：我这个部队，打回鄂东是不可能了，不如留在皖西。经过商量，才决定以皖西的八十二师和我带的那部分部队，组织成红二十八军（我任军长，郭述申同志兼政委）。　　坚持皖西斗争半年之久。有时我带一个师单独活动，有时全军一块行动。从斗争中，扩大了部队，先后打了好几个漂亮仗。第一仗在石门口与敌独立三十四旅遭遇，将敌击溃，歼其先头部队一个团，俘虏千余人；第二仗，是在狗鸡岭、双河山之间歼灭敌四十五师一个多团，仅当场释放的俘虏就八百多人；第三仗，在金家寨附近，打垮敌独五旅，歼敌两个营（旅长负伤逃走，带路的伪县长被击毙）；第四仗，在葛藤山歼灭敌五十四师两个团大部，活捉敌五十四师代师长柳树春。　　通过这一系列胜利的战斗，打开了皖西的局面。原来，皖西苏区，被敌人“血洗”的只剩下一片狭小的地区，东西长不过二百里，南北宽不过五十里，最窄处只有十几里，经过半年斗争，又大大的恢复和发展起来。我们克服了重重困难，使部队穿上了冬衣，做了艰苦的群众工作。我当时所主张的行动方针：不打消耗仗，不硬拚，积极开展外线游击，寻机歼灭敌人；夺取敌人物资，使部队弹药充足，吃饱穿暖；利用一切机会，抓紧训练部队。红二十八军，正因为执行的这个方针，才取得了胜利。没想到，被分割在鄂东地区的红二十五军领导人，却给皖西北道委写来信，不顾事实，说我和郭述申同志“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说什么“皖西形势好，不积极行动”，“不打击敌人，专在熊家河练兵”等等。他们给我扣上一大堆帽子，举不出事实。唯一具体的事实，是说我不去鄂东找省委。这事使我恼怒极了，一时难忍，大发了一顿脾气。但我们还是布置了皖西的工作，于1934年4月中旬，在商城豹子岩会合了红二十五军。　　会合以后，省委决定两军合并为红二十五军。我被任命为红二十五军军长，还补选上了省委委员。这时省委的一些同志，从实际斗争中，也开始认识到七里坪以来，走的是一段弯路。从省委书记到军的领导同志，都有转变。这就使我军又开始走向上坡路。部队的行动不再是个别人的独断专行，我的一些正确意见，开始得以采纳。我个人心情也比较舒畅。部队转败为胜，又打了些好仗。其中最出色的一仗，是长岭岗，歼灭东北军一一五师大部，俘敌三千七百多人。但是，“左”的倾向，并未得到全部克服。肃反仍在扩大。攻打城市的思想还存在。长岭岗战斗以后，省委命令打英山。我带领部队到英山城附近一调查，城里驻有四十七师一个团和十几队民团。工事坚固，碉堡林立，我们侦察性的试了一下，就伤亡二十多人。我看不能打，就把部队撤下来。这时我建议奔袭太湖，理由是太湖乃安庆大门，从前的一个府。若论影响，不比英山小。那里没有工事，没有敌人的正规军，只有民团把守，我军可以突然袭击进去。这个意见被接受了，我军仅以牺牲一人、伤三人的代价，攻占了太湖。这是1934年9月上旬的事情。　　这仗之后，红二十五军就奉中央指示，开始了战略转移。在从皖西过鄂东的路上，我军冲破了敌人四道封锁线，在斛山寨地区，一举又歼灭了四千余敌人。在鄂东我见到了从中央派来的程子华同志，又听说他在中央苏区当过师长，我便向省委提出，由程子华同志任军长。省委讨论后，同意了我的建议。这样我从军长改做副军长，接着开始了长征。　　长征开始后，我军从鄂东出发，在两个月内，跋涉六千余里，进入陕南的途中，多次遇险。特别是独树镇战斗中，我军首尾受敌，部队初战受挫，十分混乱。当时伤员没人抬，我一天没吃饭，天又下着雨，亲自抬伤员抬了五里多路。这时部队疲惫不堪，又冷又饿，派通信员去催出发，从团长、政委到战士，都睡着起不来。我找了条根子，先从团长、政委打起来，在一个村里撵出二百多人。这件事，一方面说明我在紧张情况下能挺身而出，同时反映出我存在着比较严重的军阀残余作风。当我军经召南问滦川前进时，敌人分三路平行追击，企图超越阻拦我军去路。我亲自带领一个团抢过拐河，占领了河西岸的山口高地，掩护了全军通过。当我军经滦川西进到离朱阳关九十五里的地方时，敌人又前增后追。我们找到一个货郎 让货郎领路，当夜从敌人意料不到的山口冲了出去。使我军胜利进入陕南。　　1934年12月上旬，在陕南境内庾家河激战中，程子华同志负重伤，我头部也负了重伤。在抬子上躺了四天，一直昏迷不醒。伤势稍好以后，我就不再坐抬子。葛牌镇战斗中，天下着大雨，我正躺在床上，听说前面打的不好，全军有覆没的危险。我当即让四个人扯着推着爬到军部指挥所山上，协同指挥部队，打垮敌人的进攻，歼敌一个团又两个营。　　从省委书记徐宝珊到政委吴焕先同志，都信赖我在战斗中的指挥，战斗情况一紧张，他们都要我提方案。进入陕南这一路是如此，在陕南反“围剿”作战更是如此。例如在陕南第一次反“围剿”时，得到情报：敌人“围剿”的兵力计有东北军八个师二十四个团，杨虎城四个旅十一个团，肖之楚一个师六个团，共计四十一个团。当时我军只有两个步兵团，一个手枪团。怎么战胜敌人呢，使大家苦费心机。省委会上，军政委吴焕先同志一定要我先提出个作战计划，大家再讨论。当时我提出了如下的意见：敌我力量悬殊，正面硬打对我们是不利的。拚消耗，敌人可以十个拚我们一个，结果我们拚光，敌人还光不了。因此我提出了采取先疲后打的方针。并具体地提出：敌动我先不动，部队进行动员，准备草鞋、干粮，待敌人两路或三路接近时，我们向敌人空虚的地方突出去，把敌人甩在后头，拖着转圈子，拖到一定的程度，哪一路先进，就打哪一路。求得将东北军歼灭一两个师，或者将杨虎城的部队消灭一两个旅，可以粉碎敌人的“围剿”计划。省委一致同意我的建议。红二十五军全体指战员，发扬了刻苦耐劳、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充分发扬了山地战的本领，把敌人拖了十多天，最后在袁家沟口全歼了唐嗣桐一个旅，活捉了旅长。　　红二十五军从离鄂豫皖苏区，到转入陕南，这一路上敌情十分严重，内部斗争也很激烈。我自己虽有不少缺点，如军阀主义的残余作风比较严重，打人骂人，错误地认为，战斗情况紧张，不打不骂不行；又如骄傲自满情绪滋长，错误地认为红二十五军少了我不行。但是，我在这一路，在政治原则和军事斗争中所持的意见，基本方向是对头的。在军事指挥上，我能够根据敌情、地形等不同的情况，提出作战方案，不打硬仗，不拚消耗，打歼灭战，今天来看，这些都是符合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在创造根据地、肃反等重要问题上，我所持的态度也是正确的。关于创造根据地的问题，转移前，中央曾有指示，要搞根据地，要考虑敌情、地形、民情等条件。我军进入陕南以后，省委内部意见分歧很大，几次会议都未能解决问题。一种意见，陕南山大人口稀又缺粮，不能搞根据地，说红军发展了也不易巩固，主张入川会合四方面军，另一种意见，陕南条件不错，可以竖起一支红旗，在陕南建立了根据地，可以牵制东北军、西北军的部队，对东、南、西、北各地区的斗争，都可以起配合作用。我是坚决主张这后一种意见的。历史证明这种意见是正确的。当时在多数同志坚持下，我军在陕南依靠山区的游击战争，粉碎了敌人的“围剿”，先后成立了鄂陕、豫陕特委，组织了两个游击师和许多地方武装（后两个游击师合编为七十四师）。创造了以小河口、袁家沟口、庾家河、典雅子，一、二、三天门，华阳等为中心的数块游击根据地。红二十五军离开陕南，该地区仍然坚持了斗争。　　其次关于肃反问题。红二十五军长征以后，进入陕南之前，基本上停止了肃反扩大化，这也是经过斗争的。首先是全军同志对这种错误政策的不满，同时在领导同志之中，也有过激烈的斗争。在这个斗争中，我是坚决站在反对肃反扩大化方面的。为此我曾两次和一些人争吵过。一次是进入陕南以前，在独树镇战斗那天，个别领导人说郭述申是皖西第三党的首领，我听了非常气愤，把桌子一拍说：“要说郭述申是第三党，我们都是老三。”徐宝珊①[徐宝珊同志这时是鄂豫皖省委书记，1935年4月任鄂豫陕省委书记，这年5月9日病逝于陕南龙驹寨。]和吴焕先说：他们不相信这话，这才把问题解决了。进入陕南以后，在华阳又发生过这类的事，在第二次召集的省委会议上，本来讨论创建根据地的问题，军部有的领导同志又提出手枪团团长杜本润、政委傅天娇等八人是反革命，要杀掉。我说：“他们都是农民出身，都不象反革命，可以放出来做苦工，继续考验他们。”经我拍桌子坚持，大部分释放了。　　从1935年7月中旬开始，我和红二十五军的同志们，踏上了更加光荣的里程--配合红军主力北上，迎接党中央，迎接毛主席。7月中旬，我军威逼西安附近，从敌伪报纸上看到，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已在川西会师，并开始北上，我心里十分高兴，觉得应该立即配合红军两大主力行动。在子午镇以西二十里处举行的省委紧急会议上，我也是坚决主张西征北上的，并表示：能牵制敌人，保证中央顺利北上，对全国革命也有意义。在此行动中，即使我们这三千多人牺牲了，也是光荣的。我军由子午镇西进，路经双石铺，消灭胡宗南四个连，又捉到一个少将参议，从他的口供中进一步证实中央红军和四方面军北上的消息。此时胡宗南主力西调，后方留驻天水，为牵制敌人，我建议挥师北上。克两当后，我亲自带一个营打下天水北关。这一路行动中，我和军政委吴焕先同志关系是很好的。两个人凡事都好商量。过渭水以后，我们开始考虑下一步的行动问题，认为能接到中央就好，如果接不到往回转，这条渭水是个大害。往回走一定会带尾巴，那就是背水战。并讲起石达开在大渡河全军覆没的教训。打下秦安以后我分析了当时所处的情况，初步决定接不到中央就进陕北。就这样又继续西进。在西兰公路活动半个多月，打听不到中央的消息。毛炳文的部队乘七十二辆汽车赶来，我们这才决定进陕北。不幸的是，在泾川，吴焕先同志牺牲。我带交通队把他的遗体送过河，亲自给他洗了身体，穿上他最爱穿的一件青呢大氅，进行了安葬。　　代理鄂豫陕省委书记、军政委吴焕先同志牺牲后，全副担子压在我身上。我想，无论如何，一定要和其他同志一起，把这支红军队伍带进陕北苏区，更希望找到党中央。　　1935年9月初，我们经过人烟稀少的华山（当地人叫绍山），忍饥耐饿，克服了重重困难，终于进入了陕北苏区的边沿。在豹子州召开了省委扩大会议，会上正式决定由我任军长。程子华同志改任政委。在多数同志一致努力下，把红二十五军带入陕北苏区。　　长征结束的时候--1935年9月，由于周围同志的关怀，我与周东屏同志结了婚。周东屏同志是安徽六安人，1931年3月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10月入伍，1935年9月团转党。　　中央代表团和红二十五军、陕北红军负责同志开会，决定成立十五军团，并决定我任军团长；决定鄂豫陕省委与陕北省委合并，改为陕北省委。我和程子华、郭述申同志参加了省委。　　陕北红军的同志，对我和红二十五军这支部队，是十分亲热和尊重的，我过去在干部团结方面，有些缺点，不大注意方式，这时也能主动地团结陕北的同志，注意工作方式，抱虚心的态度。因此，我在这段和陕北红军中的刘志丹等同志，关系处得是好的。我们在制定反“围剿”斗争计划时，决定首先打敌人的主力，东北军有七个师，如果能争取消灭他一两个师，“围剿”的局势可以改变，以至粉碎第三次“围剿”。于是组织了劳山战役。　　这次战役，红军全歼东北军一一○师两个团及师直属队，俘敌三千余人。战前我和刘志丹同志亲自到劳山看了地形，战斗中又分头带领部队作战。这一仗，对粉碎敌人的“围剿”，是有重大影响的。我们在军事指挥上，采取的是“围城打援”、“诱敌深入”的伏击战，这是符合毛主席军事思想的，所以伤亡极少，胜利很大。　　劳山战役以后，敌人进攻谨慎，开始采取筑碉堡，步步为营的办法前进。我们也采取了比较谨慎的态度。在决定打榆林桥时，我曾带领营以上于部，到榆林桥附近，三次看了地形，正确地选择了主攻方向，准备好了才决心打。在战斗发起以后，我亲自带二二三团攻击敌人的碉堡，全歼敌人四个营。　　榆林桥战役后，我又带七十五师、七十八师攻打张村驿。正在围攻，军团政委派人给我送来信，说毛主席今晚到司令部来，要我接信后火速返回。知道了盼望已久的毛主席来了，我当即把指挥作战的任务交给两个团长，立刻飞马起程。从张村驿到军团司令部稻佐铺一百三十五里，三个半小时我就赶到了。刚回去，毛主席就来了。我向主席报告了三次反“围剿”的情况后，毛主席拿了一份三十万分之一的地图，看过后向我说：“好！还是要打下张村驿”。晚饭后，主席又对我说：“海东同志，你还是要辛苦一下，今晚就出发，把张村驿打下来，再决定第二步的行动。”主席亲切朴素，对下讲话完全是一种商量的口吻，给了我深刻难忘的印象。我向主席表示：这是我应尽的责任。主席又亲切地说：“晚上行军，还不辛苦吗？”临走，主席给了我一部电台。　　我连夜回到前线，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早饭以后，发起攻击。打下张村驿后，我发电报向毛主席报告，主席回电令我们再把东村、套筒打开，便于集中部队。我立即带一团攻打。此战之后，十五军团和红一军团会师。我又奉毛主席的指示，带人前往直罗镇看地形，在毛主席、周恩来副主席的亲自指挥下，进行了直罗镇战役。战斗结束后，在东村开营以上干部会，毛主席宣布一军团、十五军团为一方面军，我仍为十五军团军团长。　　自从听说中央北上，我心里就有这么个想法，这些年吃过许多苦头，受过打击，见了中央要把心里的话全说出来。但因毛主席十分忙，又没有更多的机会谈。一天，我特别向毛主席汇报了鄂豫皖肃反的一些情况，并说至今还有三百多个同志受冤枉。毛主席当即指示我说，要立刻给他们摘掉帽子。党员恢复党籍，团员恢复团籍。并说：这些同志都跟着长征一路，吃了许多苦，为什么还当反革命。还让我亲自去解释、安慰他们。　　我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向三百多个被冤枉的同志宣布了恢复他们的党团关系。三百多个同志全哭了，我也流了泪。从这件事，我又一次感受到，毛主席是最实事求是的。那些同志如果不是毛主席，不知还要被冤枉多久呢！　　我对毛主席是真诚地拥护和热爱的。当杨至诚同志拿着毛主席批的条子，要二千五百块钱时，我把供给部长找来，问他还有多少钱，他说全部七千元。我说留下二千，其他五千元全部送交中央。当时我认为，一个共产党员，应该无条件的服务中央。　　党中央、毛主席，对我是十分信任和爱护的。会师以后，在党内、军内给了我很高的地位。吸收我参加中央军委的领导；红军东征，让我带十五军团直逼太原。　　回师以后，红军开始西征。我接受了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率领十五军团的部队，西出三边，胜利地完成了任务。西安事变爆发后，西北军和东北军的将领，向红军请求援助。党中央和毛主席、周副主席指派我为红军南路总指挥，率领红十五军团，日夜兼程赶往西安以南商州地区，准备抗击国民党军对西安的军事进攻，配合支援了当时的政治斗争。直到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我才又奉命返回甘肃境内的驿马关地区，按照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积极准备迎接抗日斗争。　　抗战爆发，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我被任命为一一五师三四四旅旅长。1937年8月，随军开赴前线。在朱德、彭德怀同志领导下对日寇作战，著名的平型关战役中，我带六八七团，参加了这次战斗。此战之后，又参加了粉碎日寇九路围攻、驰援太原、町店等战役和战斗。对毛主席提出的：基本的是山地游击战，以及分兵发动群众、创造敌后根据地的战略战术，我是坚决拥护的，并能亲自领导部队做群众工作。1938年春，又发病吐血，直到1938年8月，才奉命回延安。同年10月参加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后，入马列学院学习。　　参加革命以来，这还是我第一次有机会入学。虽然身体不好，自己文化水平不高，我想到学习的机会难得，还是积极的参加了学习。先后学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近代史、党史等课程。毛主席和中央许多负责同志亲自讲课。通过学习，对中国革命的特点、党史、政治经济等问题的理解，有了进一步的提高。特别是毛主席的《论持久战》以及当时的许多重要谈话，对自己教育更深。　　学校生活是比较困难的，住的窑洞自己修自己挖，还时常上山开荒生产。我因在战争中九次负伤，左腿是二等残废，上山生产，总是早出晚归。这时毛主席除了在政治上、思想上关怀我的进步，在生活上也很关心我。　　学习十个月，党决定派我去华中新四军工作，我坚决服从了决定。1939年9月15日，我随少奇同志离开延安，一路上少奇同志对我进行了许多教育和帮助，我一直存在着脾气暴躁和工作方法生硬的缺点，少奇同志便跟我谈共产党员应有的修养，使我终身难忘。　　经过两个多月，于1939年11月间到达华中。我被任命为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副指挥兼四支队司令。同时参加中共中原局（后改为华中局）领导，为分局委员。不幸的是，在周家岗战斗之后，我正做战斗总结报告，突然又大吐血，一下病倒了。这是1940年1月28日。经医生诊断，是旧的肺病复发。开始我还不当回事，认为吐血从在鄂豫皖就开始，养些天就会好的。重要的会议还争取参加，不能下部队，就找一些干部来谈谈话。我认为一个共产党员在停止呼吸前不给党工作是耻辱。谁知病情一天天严重，吐血量增加，最多时一天吐二号洋磁盆半盆。连床也起不来了。行军躺在担架上，担架员稍走快了我就吐血不止。　　我的个性暴躁，在抗日战争紧要关头突然病倒，不能为党工作，十分苦恼。特别是皖南事变后，华中局的同志，怕影响我的病情，只告诉我一胜利的消息，讲些好的情况，不让我看文件。不能参加作战，又不了解国际国内的斗争情况，这种折磨实在不能忍受。我当时要求看文件，要求知道各种情况，心情急躁，病情又加重了。华中局的领导同志，把我的病情和心情电告给毛主席。1941年5月，毛主席亲自给我发来一份电报，电文的最后是八个字：“静心养病，天塌不管。”我看了电报，流出泪来。我当时把毛主席电报的八个字写在一个月份牌上，放在担架上。我想到只有听主席的话，安心养病争取早日恢复健康，才好给党多做些工作。病情稍好些后，我躺在担架上指挥着警卫连打游击，在反“扫荡”、反“清乡”中，多次从敌人的合围中跳出来。由于敌后环境艰苦，医药条件较差，病情时好时坏，就是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只能起床坐坐，读读报纸，看看文件，不能走路，不能工作。抗日战争的后五个年头，就是在担架上度过的。　　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爆发后，病情略有好转，但仍不能起床，不能工作。国民党反动派全面进攻，我军撤离华中地区时，我又随后方机关，坐担架转移到山东。这时整个的心情仍是这样：大敌当前，不能战斗，终日不安。可是又没有办法。在心情最不好的时候，就用毛主席说的“静心养病，天塌不管”那话安慰自己。我总又这么想：有党中央毛主席，天是塌不下来的。1947年8月，中央发来电报，指示我离开山东去东北。我这才又随同向东北转移的后方人员，从威海乘船，通过敌人海上封锁，于9月间秘密进入苏军占领下的大连。　　在地方党和我驻大连办事处的关怀帮助下，我在大连住了九年。在此期间，病情时好时坏，在情况最好时，每天只能起床二三小时，曾病危一次。经过多方抢救，又一次脱离危险。党中央毛主席对我的身体十分关心。1950年8月20日，毛主席亲笔给我写信，信上说：“病有起色，甚慰。我们大家都系念你，希望你安心静养，以求痊愈。”1956年8月来北京后，在党中央和军队许多负责同志关怀下，医疗条件好，病情略有起色。每天能起床三四小时，听读一些中央的重要文件，出席些重要的会议。在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我被选为中央委员）期间，重要的报告和小组讨论，都能参加。1958年9月，我去了武汉。先后参观了武汉钢铁厂、长江大桥、旭光农业公社，鄂城钢厂，一方面想见识见识，同时想试试自己的身体，如果可以，向中央提出坚持半日工作。但是试验的结果，身体不能支持，每参观一次，要躺倒几天不能起床。在这种情况下，只好打消要求工作的念头。　　从1960年起，因为要写红二十五军战史，自己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继续做了点工作。1962年八一前夕，又突然大吐血。经过抢救，虽然脱离了危险，但体质更差了。一天二十四小时不离氧气，情况好时每天起来一个小时左右；有时全天不能起床。在这种情况下，学习比过去更差了。　　我这一生，所经历的道路是光荣曲折的。党把我一个没有文化、受尽旧社会痛苦、百事不懂的手工业工人，培养成一个高级将领。使我不安的是为党为人民做的工作太少，病的时间太久，今后我将象以往，虽然不能再为党更多地工作，但要做一个永远忠实于党、忠实于人民、忠实于共产主义事业的共产党员。　　1965年1月　保卫红色土地　　这里，我所记述的，是红四方面军主力离开鄂豫皖苏区后，留下的一部分红军，英勇保卫苏区的斗争生活的回忆。　　红四方面军主力离开鄂豫皖苏区以后，留下的一部分红军，汇合地方部队和收容起来的大批的伤病员，于1932年底又组织起了一支部队--红二十五军。　　反动派再不吹嘘“大别山区的红军肃清了”，又急忙调兵遣将，向我发动了新的围攻。1933年1月，敌十五军马鸿逵部马腾蛟旅，由新集向郭家河进攻。红二十五军两个师勇猛出击，激战三小时，全歼敌人两个团；2月中旬九龙缠顶一仗，又歼灭万耀煌十三师一个团。群众看到我军接连打保卫红色土地了胜仗，都高兴地说：“我们的红军回来了！”　　一度被敌人摧毁的鄂东苏区，又逐渐恢复起来。到1933年4月，红二十五军发展到一万三千多人。但是七里坪一仗，却遭到了严重损失。　　七里坪是黄安北乡的一个重镇，也是敌人安在苏区中心的一个坚固的据点。敌十三师长期驻守在此。领导上想用围困的办法，把敌人逼走，或调出据点歼灭之。这个意图没能实现。敌人一方面困守工事，以武力保持着与黄安、汉口的交通运输，一方面派部队前来增援。虽然，我七十四师于古风岭、凤白山一带击溃了敌八十九师的几次增援，但没有将其全歼。毛主席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指出：“对于几乎一切都取给于敌方的红军，基本的方针是歼灭战。只有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才能打破‘围剿’和发展革命根据地。”①[①《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1年第一版，第237页。]我们长期围困七里坪，没有达到这个目的。　　逼不走敌人，反而使自己陷于被动地位。当时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我军大部队集结作战，不但没有油盐菜蔬，连饭都吃不饱。粮食，要到数十里甚至上百里以外的地方去搞。象老鹰打食一样，搞多多吃，搞少少吃，搞不着就不吃。有的部队只得吃野菜，吃树叶，吃草根，使战斗力受到了严重削弱。　　在这种情况下，我军不得不放弃了七里坪的围攻战。　　部队从七里坪撤下来，还没得到休整，敌人便调集了六十四师、六十五师、五十八师，又向潢川等地发动“围剿”。反动派以为受到创伤的红军已经筋疲力尽，不堪一击了。但他们想错了。受挫，只能使我们得到教训，共产党所领导的军队，是不会因为一次失利的战斗垮下去的。七十四师的主力主动向临牌石敌人一个团展开了攻势。经五次冲锋，全歼敌人一个团，俘掳副团长以下六百余名，缴获迫击炮三门。敌人的团长也在这次战斗中被击毙。　　我军转移到莲花沿、李家湾一带后，敌十三师、八十师、四十四师、五十八师、六十四师、六十五师、七十五师、三十师、三十一师等部近十个师的兵力，又分路向我合击。我军为避免与敌决战，即向皖西转移。八月中旬，敌七师、十二师、六十四师、六十五师调集就绪后，向我皖西进攻。我军转战两个多月，虽然打了几仗，终因敌人兵力强大，无法粉碎敌人的进攻。九月初，在桃树岭一带顽强抗击了十三天后，为了不再与敌人拚消耗，省委决定部队又向鄂东转移。　　从南溪、葛藤山出发，军长吴焕先同志领队前行，我因有病躺在担架上，随同后方勤杂人员走在全军最后。天下着大雨，道路十分泥泞。拂晓走到黄土岗公路附近，和敌三十一师碰上了。由于情况突然，我和吴焕先同志失掉了联络。身边只有一个特务连，其他全部是非战斗人员。天已经快亮了，行李担子一大串，冲过去已不可能，只好退到旁边的一座山上。　　因为这山上有个“齐天大圣”的庙宇，所以附近的老百姓都叫它“猴子山”。上山后，天刚亮，敌人就发现了我们，约一个旅围攻上来。我下了担架，一面叫特务连连长指挥全连守住一个山头，一面叫号兵吹调动号。估计，这一突然的遭遇，一定还有没过去的部队。　　军号伴随着密集的枪声，在群山中响着。过了一会，山下答号了。原来二二○团的一营和另外两个连，也掉了队，敌人弄不清我们有多少人，不敢盲动。我们集合了半天，一共收容了六个连队。当然靠这六个连，也冲不过公路去。唯一的办法是转回皖西去。　　吃的粮食本来就困难，现在又仓促转移，更是无处筹备。每天，部队只能找些秋南瓜充饥。在西河，我们进行了轻装，又把勤杂人员整编了两个多连队。这样，一共有了九个战斗连队。在红旗山、丁家埠会合了皖西道委领导下的八十二师后，为了统一皖西的部队指挥，决定成立红二十八军，将红二十五军的一部分改编为八十四师，原皖西的八十二师仍保留其原番号。于是，红二十八军的番号，再次在皖西恢复起来。　　从此，鄂东、皖西又各有了一支主力部队，两下虽然得不到直接的支援，但是两地的同志，都怀着一个共同的信念，保卫苏区，保存和发展红军的力量。2　　经过敌人多次“围剿”的皖西苏区，这时只剩下一片狭小的地区。东西长不过二百里，南北宽不过五十里，最窄处只有十几里。在反革命“血洗”苏区的摧残下，到处是一片瓦砾，十室九空。敌人在这片土地上犯下的滔天罪行，真是罄竹难书。国民党七十五师师长宋天才，用汽车装走了几千青年妇女，运到河南卖了，许多家庭被灭绝了后代。在吕家大湾，我们发现一个新土堆，开始不知道埋的什么，挖开一看，是一百七十多具被无辜惨杀的尸体。血的仇恨，激起了全体红军战士无比的愤怒。复仇的烈火，在战士胸中燃烧。　　这时，敌人在皖西“进剿”、“驻剿”和“追剿”的部队，不下十个师（近十万人）；我们名曰一个军，实际上不过两千多人，而且粮缺弹少，又值寒冬。因此我们当时的行动方针是：避免与敌人硬战，分散进行游击活动；八十二师坚持原地斗争，八十四师到赤南熊家河一带，一面游击，一面筹备给养。　　我们游击到赤南，反动派十二师、四十五师一个旅和独立三十四旅，又分路合击上来。我军跳出包围圈，连夜向外转移。经六安、简家畈、东西莲花山、八道河、春树岙、母猪河一线进入湖北的罗田县境僧塔寺。把敌人甩掉之后，又转回赤南熊家河一带。我军当时的生活状况，可以用两句话来概括：“肩膀上扛粮袋，屁股后头挂镰刀”。除了枪支弹药外，每人都备有一个粮食袋和一把镰刀。有时，白天荫蔽在山里，自己割草搭棚子；晚上就下山去“打粮”。时常跑了一夜，也奔不上个“大户”，只能搞点米回来。“打粮”回到苏区，除了供给部队和伤病员，有时还救济穷苦的群众。苏区的群众更是不顾生命的危险，给红军送情报，千方百计地掩护红军的伤病员。有些受敌人摧残严重的村庄，人虽然很少了，但只要剩下一个人，他的心仍向着红军，向着共产党。在粮食最困难的时候，军民吃饭几乎不分彼此，老乡做好了米汤叫战士们去喝；战士们煮好了稀饭，请老乡一块喝。有的群众自己忍着饿，把仅有的一把米、一把菜，送给部队吃。有些群众被反动派抓去了，要他们领着找红军，有的领着敌人乱转，有的宁死也不说红军的去向。红军和人民群众，就是这样相依为命，同度艰难。　　十月底，我们向北游击，在商城的红门，一举歼灭了宋时科的独立三十四旅一个团，缴获了大批的枪支弹药和一部分棉大衣。借助这个胜利，又收容了一部分归队的伤病员，先后组织起两个多连，使八十四师得到了补充。不久，八十二师从赤城过来。会合以后，时值冬天来了，大雪纷飞，过冬的衣服问题，是我们每天谈论的中心。全军大部分人还穿着单衣。没有棉被，睡觉也是就地一歪。有时住上有人烟的村庄，弄到点稻草盖在身上，那算是很美的了。可是，被敌人多次火焚过的村庄，稻草也成了罕见之物。有的同志晚上冻得不行，只好起来跑跑跳跳，用这个办法来取暖。我们的供给部，这时全部的财产只有十三块钱。这几块钱，一来买不到几匹布，二来在敌人严密控制下，也无法买到布。唯一的办法，还是靠打仗。　　这天，我们打听到段集、吴桥有个布行，是土豪开的。于是便来了个“黄鹰抓小鸡”的战术，一下搞到六百多匹布和几百斤棉花。战士们情绪高极了，纷纷说：“现在该不愁穿了。”　　愁还是愁。有了布，棉花还太少。再能搞到些棉花多好啊！说来凑巧，赤城县委书记吴代芬同志来了。他说：“叶集有棉行，也是土豪开的。”　　这个情报，真是“雪里送炭”。　　叶集，是霍丘县西面的一个镇子，原驻守着反动派宋时科的部队，不久以前因被我们消灭了一个团，残部都调到霍丘整训去了。这时，镇上只有四百多民团防守。我军连夜奔袭赶到，歼灭了民团，搞了一千多斤棉花。又在市面上买了一部分。合计了一下，每人能摊到一斤多棉花。一套衣服怎么絮呢？经过大家研究，决定棉袄絮上薄薄的一层，棉裤腿和裤裆都不絮棉花。布有多余的，每人再发一副裹腿。　　全军人人动手，你帮我，我教你，几天功夫，棉衣全做成了。虽然长长短短，缝得不太美观，不过，象这样全军大换装，人人穿上新衣，打上新裹腿，还是头一次呢！　　吃穿的困难，渐渐解决了。打大仗的欲望在每个同志心里升起。可是敌人兵力十分强大，从哪儿下手呢？由于围攻七里坪的教训，我们都特别慎重。当时的方针是：打不了不打，打不胜不打。不打则已，要打就打歼灭战。寻找战机，我军在敌人大包围中跳来跳去。　　11月底，我军在固始以南狗鸡岭、铁道冲消灭了四十五师一个团另两个连后，敌人又调动两个师和两个旅，分四路向我熊家河进攻，企图报复。我军在前后塘、天桥与敌激战了一天，便主动转移。由金家寨以南渡过史河，刚刚进到了古皮冲，得到情报：驻守金家寨的独立第五旅和该县县长率领的民团围攻过来了。我们抓住这个有利的时机，以两个营正面阻击，主力转到侧后，一个猛冲，把敌人一个旅打垮。俘虏八百多名，缴了三门迫击炮，四挺重机枪，七百多支步枪。带队的县长也被打死了，敌旅长负重伤逃回。　　等敌人的援兵赶到，我军携带着胜利品早转移了。　　转回苏区，必须通过南溪和金家寨之间的两道封锁线。刚打了胜仗，部队两天两夜没休息了，又抬着伤员，背着缴获的枪支弹药和粮食，行军速度很慢。当通过敌人的封锁线到达南溪附近时，天快亮了。在马头山又打了个小仗（歼敌一个连），耽误了些时间，现在，要按照预定的计划到大埠口一带宿营，还要翻过南泥湖的一架大山，路程有四十多里。部队十分疲劳，再走过这四十里，是困难的。因此，便派出两个营警戒汤家汇和南溪的敌人，其他部队停下来做饭、休息。　　饭还没做熟，敌五十四师从南溪进攻上来了，又是机枪又是迫击炮，火力很强。我们研究了一下地形和敌人的部署，决定先把敌人调动一下，然后歼灭它。随即命令两个营顺着一个突出的山梁向上运动，到达山顶后，只留下一个排固守，其余的主力又顺着一条山沟荫蔽地撤下来。　　敌人只看到我军两个营往山上运动，却没看见撤下来，便误认为那个山是我军的主要阵地，随将兵力、火力转向那架山。这时，我军集中四个营从敌人右翼猛打过去。待敌人发觉上了当，已经晚了。激战仅一个多小时，敌人两个团除跑掉一个营外，其他全部被歼。五十四师代理师长柳树春和一千六百多名官兵做了俘虏。　　柳树春是保定军官学校出身，据他自己说，曾经当了十三年团长和四年旅长，可算得上“老资格”了。他万没想到会当红军的俘虏。被俘以后，他怯生生地问我：“军长，你是黄埔几期？”　　在他们脑袋中，只有住过正牌军官学校的人才能指挥打胜仗。军队若是打胜仗，似乎一切都应归功于指挥官。他哪里知道，我们党领导的红军，就是一所最好的学校。红军所以能打败比自己强大的敌人，重要的原因，不单是某一个红军指挥员的个人如何，而是因为红军是共产党领导的有阶级觉悟的部队。当然，这些道理作为一个反动军官的柳树春，是无法理解的。　　柳树春见我摇头，又问：“那你一定是‘保定’的了！”　　我说：“你别再问了，我既没听过保定的课，也没入黄埔的门，我是青山大学毕业。”他愕然地想了半天，说：“这青山大学，在哪儿？”　　我用手指指外面的山说：“呶！就在这儿！”他这才低头不语了。过了一会，又怯生生地说：　　“敝人有一个问题百思莫解，不知当问不当问？你们苏区，房无一间，粮无一粒，你们是怎么生存的？”他这一问，确实激起了我的愤慨。我说：　　“你倒好意思说出口！房无一间，是你们烧的；粮无一粒，是你们抢的。你们以为，烧杀能毁灭一切。这是强盗的想法。烧杀只能证明你们野蛮。你们欠下的这笔血债，总有一天要偿还的。”　　柳树春吓得全身发抖，连连说：　　“请原谅，请原谅，这些不能归罪于我，都是蒋介石的命令。军人只懂得服从命令……”　　敌人闻悉柳树春被俘，恼羞成怒，企图实行报复，接着集中四十七师全部，五十四师和七十五师各一个旅，共约十个多团，向我杨山进攻。我军士气高涨，弹药充足，两个师开展歼敌竞赛。激战一天，将敌人五六次冲锋打垮，粉碎了敌人的进攻。此战中八十四师师长黄绪南同志光荣牺牲。　　连续的几次胜利，使皖西敌人大为震惊。敌纷纷收缩兵力，放弃了南溪、牛石畈等重要据点，龟缩于了家埠、李家集、汤家汇、吴梓店等地去了。红二十八军，从此展开了更大规模的战斗活动。　　1933年11月，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等将领，因不满蒋介石的卖国政策，联合国民党内部一部分进步势力，公开宣布与蒋介石破裂，在福建组织了反蒋政府，并与红军成立抗日反蒋协定。为此，蒋介石把鄂豫皖的主力抽走，所留下的多为杂牌部队。在此有利的形势下，红二十八军，立即展开外线活动，趁此扩大苏区。不到几个月，皖西苏区已扩展到东西二百七十余里，南北一百余里。部队的人数由二千余人，扩大到三千二百余人。　　农历2月底，红二十八军活动到商城东南豹子岩，会合了吴焕先同志带领的红二十五军。分别半年多，再次相会，那种高兴的心情，真是一时难以用语言来表达。　　焕先同志告诉我说：自从去年9月黄土岗遭遇敌人，主力转移到鄂东之初，处境也十分困难，敌人曾先后集中五十八师、四十四师、三十师、十三师、三十一师、八十九师和独立三十三旅等部，多次“围剿”鄂东苏区。红二十五军主力在敌人的大包围中，日夜不停地和敌人周旋。后来敌人驻扎在鄂东苏区的中心，采取步步为营的碉堡政策。在这种情况下，红二十五军在鄂东地方党的支持下，分散坚持斗争，英勇地保卫着苏区。当大部分苏区被敌人占领后，焕先同志带着一部分部队，在天台山、灵隐寺、茅草尖一片狭小的山区打游击。部队没有吃的，没有穿的，经常以野菜、山果充饥。敌人不断地搜山、烧山，在路上和井里丢毒药，还大肆进行欺骗宣传，施行软化手段，推行保甲制度，企图把红军与人民分开，把红军困死、逼死、饿死。然而，他们的妄想始终不能得逞。群众坚决地和红军站在一起，经常秘密地给红军传递情报，收留、掩护伤病员。光山南区一个村的老百姓，知道红军伤员没有药医治伤口，便暗地凑了些钱，买药送给伤员。在这艰难的岁月中，出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事迹。有的伤病员，藏在山洞里宁愿饿死，也不爬出洞口给敌人抓去。省委书记沈泽民同志，就是这样重病牺牲在天台山上的。　　红二十五军与红二十八军此次会合后，又再次进行了整编--两军合编为二十五军。为了找省委汇报工作，休息几天后，我们又转向鄂东。　　连续数日的行军，经汤池、西余集到达了沙窝以南的高山寨。这时，敌一○九师一个团又两个营从沙窝出来向我军进攻。我军占据有利地形，把敌人消耗到一定程度，一个反击打出去，全歼了它两个营。仅是机枪就缴获了七十二挺。这真是一笔路遇之财。　　当天，我们在高山寨西南一个村，会见了省委书记徐宝珊同志。在此，省委举行了会议。根据当前的形势，省委决定在安徽的宿松、太湖、潜山、桐城、舒城五县创造新的根据地，在鄂东的黄陂、罗山、孝感创造游击根据地，同时成立鄂东、皖西两道委（鄂东道委书记郑位三，皖西道委书记郭述申），并以皖西三个游击师组织八十二师（师长林维先），鄂东组织西路游击师。　　红二十五军根据省委的决议，在上述地区，展开了广泛的活动。每到一处，便发动群众进行打土豪、分田地的斗争。在潜山、桐城、舒城边区活动一个多月，先后留下了十三支便衣队和游击队。新区工作打下基础后，又转移到罗山一带，以朱塘店为中心，在凤凰山一带活动半个多月，组织了区乡政权；在区乡政权的协助下，扩充了一百六十多名新兵。不久敌三个师发起三路围攻，我军转移到彭店一带，将四十四师击溃（歼其一部），迫使另两路敌人暂时停止了进攻。为了避免与敌人打消耗战，我军又采取了疲累敌人的战术，拖着敌人向外转。先后经东新店、望阳店、夏店、菜店等地转移至孝感县的会田河、黄家畈、李灵店。在杨平日，与敌东北军一个师打了一仗，把敌三个师甩掉，复转回新苏区。　　1934年6月底，我军转移到白业山一带，敌五个师又分四路开始了围攻。这时，我们往哪儿走都会碰上敌人，便决定暂且按兵不动，准备好干粮，打好草鞋，待敌人四路合拢后，先打垮它一路，然后变敌人四路为一路，摆在屁股后面拖着走。　　第四天，敌人三路赶到了。打了半天，计划实现后，即派二二三团在后尾占领隘路阻击，主力连夜转到殷家冲；同时又派一个营占领何家冲后山一个寨，防止敌阻击我军去路。第二天一早，我们正向何家冲转移，走到长岭岗附近，发现了敌一一五师三个团摆在一漫山坡上，看样是毫无戒备。敌人在山头上架着三门迫击炮，盲目地瞎打。我走在大部队前头，一看这是个很好的机会，急忙命令部队停下，对通信员说：“向后传，请政委快上来。”　　政委吴焕先同志从后尾赶上来，忙问：“什么事？”　　“政委，你快看！”我向长岭岗上一指：“好象是个好机会。打一仗怎么样？”　　吴焕先同志举起望远镜往长岭岗上一看，连声说：“对，是个好机会。”　　我们研究了一下，敌人不但疏忽大意，而且所处的地形，对他们十分不利。三个团摆在光秃秃的长岗子上，只要一个冲锋打垮他最前头的一个团，后边两个团没有地形利用，不能展开部队抵抗，我军再趁此机会压过去，定会把后面搞得稀哩哗啦。　　因为天天和敌人周旋，每个战士都有随时随地投入战斗的充分准备。一声命令，全军就展开了。二四○团团长熊行党同志带一个营攻击排哨，我和吴焕先同志分头各带两个营攻上去。长岭岗上霎时枪声大作，战士们挥动着刺刀，猛扑敌群。不出事先所料，敌人前头的一个团一乱，后边的部队无处可以固守，纷纷乱窜。混战只一个多小时，一一五师便土崩瓦解了。最后敌师长姚东番见势不妙，带一部分人逃了命。我军俘掳敌团长以下三千七百余名，光是机枪就缴获了二百多挺。　　这一仗，打得干净利索，我军伤亡也不大，它是豹子崖会合改编后打的第二个漂亮仗。　　敌一一五师是东北军的部队，为扩大红军的政治影响，传播我军的俘虏政策，除从俘虏中动员了一些机枪射手留下外，其他的经教育后全部就地释放了。　　敌人的行动规律就是如此，几路合击上来后，只要能粉碎其一路，其他各路就不敢再进了。我军在殷家湾休息了七、八天，把一部分枪支交给了西路游击师，妥当地安置了伤员之后，又转向皖西，继续坚持保卫苏区、保卫红色土地的光荣使命。回忆红军第二十五军的长征　　1934年3月，鄂豫皖省委决定红二十五军在安徽的宿松、太湖、潜山、桐城、舒城和湖北的陂、罗、孝创造根据地，成立皖西、鄂东两道委，领导开展根据地工作。红二十五军就在上述两地区继续坚持斗争和打击敌人。　　同年农历9月初，在太湖、潜山之间的桃家河，与敌上官云相部的四十七师激战两天一夜，我军伤亡较大。红二十五军转移到六安、霍山之间，接到郑位三同志派陈锦秀同志化装送来的信，“宝珊、海东、焕先同志：中央派人送来重要指示，已到我处，请你们接信后，火速率领红二十五军到鄂东来找我们”。当时接信后，我们立即布置了皖西的工作，又组织了红二十五军留守处，当日率领二十五军西进。从出发地到鄂东必须通过敌人四道封锁线。第一道封锁商城到麻城，我们进至汤池与敌一○九师激战，将敌四个连全部歼灭，通过了第一道封锁线。同日又继续通过敌人在商城到经扶（新集）的第二道封锁线，在大柳树与敌一○七师激战，消灭敌二个团全部，缴获很多。在此休息了二小时，准备急行军。接着，通过西余集进至光山、江桥附近，休息半日，准备干粮，以便连夜通过一百三十华里敌人的第三、第四道封锁线。下午五时，由该地出发，十时左右通过了敌人在双柳树至经扶的第三道封锁线。在通过第四道封锁线时，天已拂晓，我军与敌人接触，突破敌人的封锁，急行二十五里到了胡山寨（属光山县），休息不足两小时，敌人集中四个师的兵力（刘镇华六四、六五师，东北军一一七、一二○师），并有飞机配合，包围我军。我军与敌激战，由上午十一时战至黄昏，将敌四个师全部打垮，缴获很多，俘敌近四千余人。为急于西进去鄂东，当场将俘虏全部释放。此战斗我军伤亡较大，七五师政委姚志修同志及二二四团政委均在此战斗中光荣牺牲，七四师师长负伤。当晚将伤员全部处理后，立即出发西进，进至罗山、宣化店北殷家湾与郑位三等同志会合，当日看了中央派程子华同志送来的指示。指示的内容大意是：经过敌人四、五次“围剿”，鄂豫皖根据地受到暂时的失败，人力、物力、粮食已空，红二十五军应离开老根据地，另找地区发展新根据地。老根据地应留独立团、游击队、便衣队坚持。红二十五军在那个地区开辟新根据地，中央不做决定（因中央不了解实际情况），由鄂豫皖负责同志根据以下三个条件自行选择：第一、地形好，第二、敌人力量薄弱，第三、群众条件好。看了指示后，省委立即召开会议讨论中央指示，会议决定留一小部分干部和地方武装坚持鄂豫皖根据地，省委与红二十五军一同长征。我军在何家冲休整二天，即由该地出发，突破敌人在三里城到五里店的封锁线，进至朱塘店，与堵击我军的东北军一二九师激战，将敌全部击溃。在该地，我军作了越过平汉路的准备，随后即由东双河附近横越平汉路，向湖北随、枣前进。　　在枣阳七里冲与堵击我军的四四师萧之楚激战后，我军转进桐柏、唐河之间的平氏，向泌阳、方城前进。在方城北独树镇与庞炳勋部激战九小时之久（上午十一时打到下午八时），我军当晚突破敌人封锁线，进入伏牛山区。敌人亦分两路，沿平行道路追击我军。我军在拐河与敌人激战数小时，冲破敌人阻击，向南召、卢氏之间前进。经栾川、卢氏、黑裕、官铺、兰草，由鸡头关进入陕西，当日打下三要司（黄家村），消灭守军杨虎城四个连全部，活捉营长及四个连长。当我军继续前进到余家河时，敌人第六○、六一师（蔡廷锴旧部）由河南朱阳关追来，在余家河展开激烈的战斗。从上午九时战至黄昏，我军将该敌全部打垮，敌人损失惨重，我军伤亡也很大，徐海东、程子华同志均负伤。这样经过数次战斗后，我军给追击的敌人以严重的打击，敌人堵击我军的计划完全破产，不得不全部退河南。我军继续前进，经竹林关到湖北郧西的一、二、三天门，又转入陕西余家河、兰草一带，转向西进，经杨家斜、红岩子、凤凰嘴，打下镇安，在镇安休息数日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粮食、抗捐、抗税，扩大我军政治影响。由镇安出发到黑山街，经米粮川又转至凤凰嘴。敌四二师刘彦彪旅所辖三个团，追击我军。我军在蔡玉窑与敌激战，歼敌一个营，随即向曹家坪前进。敌人仍尾追我军，我军在葛牌镇又消灭刘彦彪旅五个营，残敌即逃。　　我军在葛牌镇休整一星期，过旧历年。休整后，我军西进，又经大泾川、青花匾毛坪（敌人一排投降）前进，打下宁陕，在此发动群众。　　这时杨虎城警备二旅旅长张瑞生所辖三个团赶来，追击我军，我军继续西进，打下佛坪（袁家庄）。敌人继续追击，我军进至华阳，准备消灭该敌。在华阳与敌激战，消灭该旅二个团，旅长张瑞生负重伤，第四团团长被俘。华阳群众条件较好，故在此停留九天，发动群众，组织了华阳游击队，派魏文建同志留在华阳，任华阳游击队长（此时是在1935年2月间）。　　二十五军转向东进，经老佛坪翻越天香山，进人柴家关，在此地发动群众斗争。后我军又继续东进，打下柞水。这时杨虎城的独立二旅旅长张汉明所辖二个团追击我军，在蔡玉窑与我军激战。我军又经曹家坪，向葛牌镇前进，在九间房消灭张汉明旅五个营，活捉旅长张汉明。（张汉明是中共地下党员，被误杀。--编者）在葛牌镇停留八天，于农历1935年3月间，省委在此召开扩大会议，正式改组鄂豫皖省委为鄂豫陕省委（原省委由徐宝珊〔书记〕、吴焕先、徐海东、郑位三、程子华等组成；改选后由徐宝珊〔书记〕、吴焕先〔副书记〕、徐海东、赵凌波、田守尧、李隆贵、张明先组成）。会议并决定红二十五军今后的任务是：“创造鄂豫陕革命根据地。”会后我军即根据会议决定继续东进，打下雒南，占领柏峪寺，发动群众组织了雒南游击队。我军转进龙珠塞，在此停留一星期，进行整训及发动群众。后进至典雅子、大小泾川一带，停留半月之久，主要任务是发动群众组织游击队。共组织三个游击队，同时成立了鄂陕工委和游击司令部，领导该区工作，派郭述申同志任工委书记兼游击司令部政委，陈先瑞同志任游击司令（此时在1935年农历4月底）。　　5月初，敌人正式向鄂豫陕游击根据地进行第一次“围剿”。敌人进攻的兵力包括东北军八个师（二十四个团）、萧之楚一个师（六个团）、杨虎城四个旅（十一个团），共计四十一个团的兵力。我军转进九棵树休息五日，省委开会决定对敌人的战略是“先疲后打”。　　敌人由四路分进合击、接近我军时，我军为了疲劳敌人，于当晚急行军，经漫川关附近，再经七里狭进峦庄，又经青油河到商南与东北军一一七、一二○师激战。当时我军为了提高部队的战斗情绪，改善部队物质生活，决定一部牵制敌人，一部急行军，打下河南荆紫关，打垮守军别廷芳一个营，活捉萧之楚的军需长，缴获大量物资，补充了我军，提高了我军战斗情绪。当晚由此出发经四天急行军，共走了五百六十里，进人陕南的黑山街，将追击我军的敌人，远远摆脱在后面。我军在此等待迎击敌人，提出了：“那个敌人先接近，就消灭那个敌人”的口号。三天后唐嗣桐与我军接触，我军即采取诱敌深入的战术，将敌杨虎城部警备一旅由旅长唐嗣桐所辖二个团诱入袁家沟口（因为小河口、袁家沟口是我军群众基础最好的地方，该地区有农民领袖袁英臣所组成的独立营，袁任营长，我们派夏云庭同志任政委），将其全部歼灭，活捉旅长唐嗣桐。　　经过了这一战役，我军最后粉碎了敌人对鄂豫陕根据地第一次“围剿”。我军在长期行军作战当中，缺乏物资。鉴于山外人口集密，物资丰富，省委决定出终南出（秦岭），扩大新兵，解决物资困难及扩大我军政治影响。6月底，我军从杨家斜出发，经石嘴子出山，占领后更子、尹家卫。在后更子、尹家卫（接驾回）、子午镇一带进行扩军，补充物资，威逼西安，扩大我军政治影响。占领尹家卫后，看到了从敌人缴获来的《大公报》，始知我一、四方面军已在川西北会合、先头部队已越过松潘北上的消息。当时西安的敌人--于学忠部的一个军，经凤翔、宝鸡西调，毛炳文的部队，也经西南公路西调。当时我们估计：我一、四方面军一定会合北上。因此，红二十五军在子午镇西二十里处，停留一天，省委在此召开紧急会议，讨论了红二十五军的行动。会议决定：“为配合主力，牵制敌人，使主力顺利完成北上任务，红二十五军应即离开陕南西征，陕南留郑位三、陈先瑞等同志坚持鄂豫陕游击根据地。”红二十五军即由该地出发，经（幸夂皿）屋、虢县、新口子（骆峪口）、佛坪、西江口、留坝西进。在双石铺与胡宗南的别动队四个连遭遇，我军将该敌全部歼灭，活捉胡宗南高级少将参议（姓何，名字忘记），获得很多情报材料。根据俘获的少将参议的口供及其他情报证实：我一、四方面军确实已在川西北会合，先头部队已越过松潘北上，胡宗南部的主力全部西调，堵击我军主力北上，敌人后防留驻天水。得到这个可靠的消息后，红二十五军决定立即西出甘肃，牵制胡宗南的主力，打破敌人堵击我主力北上的计划。此时正是 1935年8月1日，我军在双石铺停留一天，纪念八一建军节和补充干粮，准备继续西进。8月2日即从该地出发，打下两当（于学忠先头部队后退九十里），急向天水挺进，打下天水北关。天水敌人告急，当夜由甘谷急调一个旅增援天水。我军即转向凤凰山、沿河镇，强渡渭水，打下秦安。继向通渭前进，威逼静宁，牵制毛炳文。　　我军在兴隆镇休整三天，主要是为了争取少数民族（回族）的力量。由于执行了少数民族政策及我军良好纪律的影响，少数民族对我们帮助很大（报告消息、当向道等）。整体以后，继续进军，打下隆德，当日黄昏与毛炳文从兰州调来的增援部队激战，红二十五军即转进六盘山，经瓦亭、三官口，威逼平凉，在白水镇打垮马鸿宾一个旅（消灭该部一个营左右）。继向泾川挺进，在泾川消灭马开基全团（团长马开基当场击毙），红二十五军政委吴焕先同志在此战役中光荣牺牲。红二十五军又向西进，威逼崇信，在西南公路牵制敌人十七天之久。敌人毛炳文、马鸿宾一部尾追我军。因当时不知我一、四方面军行动方向的准确消息，我军决定进陕北与刘志丹等同志会合，即经平凉东四十里铺，强渡泾水，经镇原西峰镇合水进入陕北根据地，在永坪镇与刘志丹等同志会合，改编为十五军团。当时正是敌人向陕北根据地进行三次“围剿”，红十五军团取得了劳山、榆林桥战役的胜利，直接迎接中央的到来，胜利地与中央会合。会师陕北　　1934年农历9月，红二十五军正在皖西六安、霍山一带休整，鄂东道委书记郑位三同志，派陈锦秀同志化装从鄂东送来了信。信上说：“中央派程子华同志送来了重要指示，已到我处，请你们接信后，火速率领红二十五军到鄂东来。”　　当时，红二十五军刚和敌人四十七师打了一仗，部队伤亡甚大，供给困难，对下一步行动还没决定，接到此信，我们心中非常高兴。研究了一番，随即组织了一个后方留守处，布置了皖西的工作，当晚，就率队出发了。　　从出发地到鄂东，要通过敌人四道封锁线，我军一路打一路走。第一道封锁线从商城到麻城，敌一○九师在此堵击我们，我军在汤池打了一仗，歼灭了敌人四个连，才把道路打开，越过了第一道封锁线。同日又继续通过敌人从商城到新集的第二道封锁线。在大柳树与敌一○七师三个团相遇，他们以为我们是小部队，采取分兵合围阻击我们，我们来了个分割包围，激战半日，将敌人两个团全部歼灭。冲过了第二道封锁线。　　这两仗，我们伤亡不大，打的是便宜仗，缴获武器很多。可是，部队相当疲劳。打仗的时候，战士们个个都象小老虎。战斗一结束，却往地上一躺就睡着了。我们本来想一刻不停继续前进，看到战士累得不行，便休息了两个钟头，吃了些干粮，让战士打了个盹，才又继续前进。　　通过西余集进至光山、汪桥附近时，部队实在走不动了，肩膀上的粮袋也空了，如果再这样走下去，今晚很难冲过去。因为离敌人比较远，临时决定在这休息半天，准备当晚来个一百三十里路的急行军，冲过敌人的第三、四道封锁线。　　休息过后，战士们又有了精神。下午五点钟，我们又出发了。夜晚十时左右通过了敌人在双柳树至新集的第三道封锁线。接近第四道封锁线时，天已拂晓。为了迅速把敌人摆脱开，部队跑步前进。　　四处狗叫枪响，部队在尘土飞扬的道路上加紧脚步跑着。一个多钟头我们就冲出了二十五里，暂时把后尾的敌人甩开。天亮后，我军便通过了敌人从仁和集到砖桥公路上的第四道封锁线。　　上午十点左右，我军刚刚在光山县的胡山寨住下，敌人的四个师又从三面包围上来。有东北军一一七师、一二○师；刘镇华的六十四师、六十五师。好大的行动！大概他们想来一个“聚而歼之”。当然这是妄想。然而现在困难的是：部队已经走了整整一夜，再靠两条腿把敌人四个师摆脱掉，那是不可能的。经我们慎重考虑，认为只有采取更积极的行动，打，打它个稀里哗啦。这一仗如果能把敌人打垮，后顾之忧就能解除，便可以顺利地走向鄂东。　　决定性的一仗，在这里展开了。军的指挥部，设在胡山寨南边的高山上，用望远镜可以看到整个战线。开始，敌人的气焰很高，四架飞机掩护着，喊着杀声向我军扼守的寨子攻击。　　我军坚守着阵地，一次又一次地迎接着敌人的进攻。从上午打到黄昏，敌人多次进攻不成，锐气大减。反击的时机到了，一声号响，我军从扼守的各个山头，象洪水似地涌了下去。敌人吃不住这一突然反击，跑的跑，退的退。东北军是我们的老“运输队”，这一次，光机枪就给送来了一百多挺，还有四千多人作了俘虏。从俘虏当中，查出一个团副，两个营长。没查出的官，想必还有不少。　　这次战斗，我军伤亡也比较大。七十五师政委姚志修同志牺牲，七十四师金师长负伤。部队减员大，而俘虏的人数又超过了我们部队的人数，要继续西进，这些俘虏就成了累赘。我们开会研究了一番，便决定把俘虏全部释放。　　俘虏集合起来后，向他们宣传了我党抗日救国的方针，解释了我军的宽大政策。俘虏兵听了个个点头。当听到宣布释放他们的时候，顿时轰动起来，个个惊奇，纷纷议论。这个问：“可是真的？”那个说：“你们不骗人吧！”还有的直摇头，表示不相信。　　我们又向俘虏做了解释，并劝他们回去后不要再替反革命卖命。　　有几个被俘的士兵纷纷答起话来，有的说：“红军放了我们，回家种地去，再不当兵了。”有的说：“人不能不要良心。”　　放了俘虏，把伤员安插好，埋葬了牺牲的同志，半夜又出发了。这时候，我们唯一的想法是：快到鄂东，早一天看到中央的指示。　　经过连夜的急行军，第二天下午到了宣化店以北的殷家湾，见到了郑位三同志。他拿出中央的指示，内容的大意是：鄂豫皖苏区经过敌人四、五次“围剿”，人力、物力损失甚大，粮食已空，红二十五军应离开老区，开辟新的根据地。根据中央的指示，省委决定红二十五军西去开辟新的根据地。关于老区的工作，省委决定留下一部分干部和一支小部队（后来发展成为红二十八军），原地坚持斗争。　　按照省委的决定，我军在何家冲休整了两天，省委率红二十五军就告别了苏区，开始了转移。　　　　红二十五军转战千里，于1935年2月，翻越天谷山，进入了陕西的柴家关。在这半年之中，我们冲破了敌人无数次“围剿”，打了许多胜仗，正象毛主席说的：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在鄂、豫、陕广大的土地上，红二十五军撤下了革命的种子，扩大了党的影响；还在不少地区留下了干部开展游击战争。　　2月底，我军打下柞水之后，杨虎城的独立二旅，又尾追上来。九间房一战，歼灭了独二旅五个营。在陕西葛牌镇，省委召开了扩大会议，决定改组鄂豫皖省委为鄂豫陕省委。会议并决定：红二十五军今后的任务是创造鄂豫陕革命根据地。　　红二十五军根据省委的决议，向东行动。打下雒南，占领柏峪寺，在这一带发动群众，组织了雒南游击队。不久又转到大小泾川一带，发动群众，又先后组织了三个游击队。同时在省委领导下成立了鄂陕工委和游击司令部，领导该区工作。　　5月初，敌人集中了四十一个团的兵力（东北军八个师二十四个团；萧之楚一个师六个团；杨虎城四个旅十一个团），向鄂豫陕地区发动了“围剿”。因为敌人的兵力强大，我军采用了“先疲后打”的方针。牵着敌人的鼻子，今天走八十里，明天走一百里，高兴了来个一百二。敌人象武装大游行似的，日夜跟在我们后边。同样是两条腿，可是他们赛不过红军。我们的战士，行军八十里驻下后，又跳又唱；敌人走八十里就累熊了。　　开始，战士们不了解这种“先疲后打”的方针，为了保守秘密，未到时机作战方针又不便下达，有的同志就讲怪话，有的说：“敌人一条命，我们命一条，为什么不和他们拚！”有的说：“我们红二十五军从来没打过败仗，敌人跟着屁股不打，我们的枪是打兔子的？”　　这时，军、师的各级政治工作干部，在行军中都深入到连队去做动员解释工作。军政委吴焕先同志，有的时候一天去参加好几个支部的会。他耐心地对下层干部和战士们解释着：“多跑几天路，脚上多磨几个泡，算不得什么，跑到一定的时候，谁想再跑也不让跑了。”　　不几天，我们打下了河南的荆紫关，消灭了敌人一个营，活捉了萧之楚的军需长。这里是敌人的兵站，缴获了很多的白面、猪肉、白糖和布匹，战士们高兴起来，有的说：“现在到了我们撵敌人的时候了。”有的说：“这回不再走了。”　　同志们高兴得早了点，还不到打的时候。当夜，又开始了急行军。第一天走了一百四十里，第二天又走了一百四十里，翻山涉水，战士们的怪话又来了：“刚打了个小仗，又跑开了！”“咱们到底跑到哪里去？”　　接连走了四天，走出了五百六十里，进入了陕南黑山街一带，这才驻下。我们的口号是：“哪一股敌人先到，就打哪一股。”　　大兵团的敌人，被我们远远地甩在二百里之外。三天后，杨虎城的警备一旅，象乌龟爬行似的，远道而来。先来者必领“头赏”，我军把它引入袁家沟口，一个反扑，把杨虎城这个旅全部歼灭。旅长唐嗣桐也被活捉了。　　这仗一打，部队情绪高涨起来。同志们不再埋怨跑路了，大家纷纷说：　　“咱们的路没白跑！”　　“现在明白了，跑，不是怕敌人。”　　我军经过一连串的艰苦战斗，粉碎了敌人的“围剿”。　　由于我军长期转战于山区，兵源、给养发生了困难。为了解决物资供应问题和扩充部队，为了扩大我军的政治影响，省委决定：打出秦岭，逼近西安。　　6月底，我军从杨家斜出发，跨过终南山，一天，到了西安西南四十五里的殷家卫（接驾回），捉住了一个伪区长。我们想把西安的敌人调出来，拦路打它个埋伏，便要那个伪区长向西安挂长途电话告急，要敌人前来增援。城里敌人回电话说：毛（炳文）军长、于（学忠）军长的部队已向西开，目前无兵可派。此计未成。　　就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张《大公报》，上面有一条消息：“共军一、四方面军在川西会师后，继续向北逃窜，先头部队到达松潘……”　　因为只是从敌人方面得到的消息，无电台联络，中央红军到底到了哪里，无法知道。但是，我们相信，一、四方面军是北上了。　　在子午镇西二十里的一个地方，省委召开了紧急会议。经过讨论，决定红二十五军立刻西进甘肃，牵制敌人。迎接党中央和一、四方面军。陕南留下郑位三（陕南特委书记）及陈先瑞同志，坚持鄂豫陕游击根据地。　　于是，红二十五军的全体同志，满怀着会见党中央的热烈愿望，离开了陕南向西行动。　　当时，我们的决心：即使我们这三千多人都牺牲了，也要把党中央和一、四方面军迎接过来。我们向全军提出了一个响亮的口号：“积极前进，迎接中央，迎接一、四方面军。”行军的路上，同志们纷纷问：　　“冲央到了哪里？”　　“毛主席也来了吗？”　　“咱们什么时候能见到兄弟部队？”　　我们指挥部的一些同志，更想念中央，盼望毛主席。他们现在在哪里，到底到了什么地方，哪一天能会面，自己心里也没数。我们只好向大家说：不几天就会见到毛主席了。　　部队的情绪真是空前的高涨。为了迎接中央，迎接毛主席，尽管不少的人脚底板上大泡加小泡，也没有掉队的。鞋子破了，赤着脚走。由于我们出山扩充了八百多名新兵，搞了很多粮食，继续行动也有了条件，部队便连日向西挺进。　　走了十多天，行程数百里，经过（幸攵皿）（厂至）、骆驼口、佛坪、西江，到达了甘肃和陕西交界的双石铺。这是古战场，据说，三国时代马谡失街亭就在此地。我们指挥部的一些同志，便谈论起马谡的故事来。望着附近的群山峻岭，有的同志说：“可见马谡太麻痹大意，这样的地势，易守不易攻，怎能把街亭失掉呢？想必真地象戏中所说的那样，马谡违背了诸葛亮的旨意，没靠山近水扎营。”有的同志取笑说：“马谡没有群众观点，脱离群众。”　　拂晓，我军一支部队和胡宗南的别动队四个连遭遇了。这又是送上门的礼物，一个没放跑，全部把他们歼灭了。更可喜的是，还活捉了一个少将参议。从这位少将的口供里，更加证实我一、四方面军先头部队确实越过了松潘。他还供出：胡宗南的主力部队已经全部西调去抗击北上的红军，后方留守处设在天水。　　我军在双石铺停留了一天，开会纪念了“八一”建军节，二号一早，就向天水挺进。　　刚打下天水北关，敌人一个旅的增援部队到了。我们放弃了攻占天水的计划，连日转向凤凰山、沿河镇，强渡了渭水。　　过渭水时，全军只有一条小木船。除了指挥部的几个同志和七名女护士是乘船渡过的外，全军都是沿着一条绳子徒涉过去的。过了渭水后，便打下了秦安。为牵制毛炳文的主力，部队又继续向通渭前进，一直威逼到静宁附近。这一带是回民地区，全军指战员坚决地执行了党的民族政策，做了许多争取与团结回民的工作。为了尊重回民的风俗习惯，部队不入清真寺，不吃猪肉，不动用回民的家具。军部还向回民送了匾和银锭。这些行动，使当地的回民甚受感动。回民们杀羊宰牛慰劳红军，阿訇摆上香案、点心迎接红军。还有不少的回民青年自动参加了红军。　　在兴隆镇一带休整了三天，因仍得不到党中央和一、四方面军的消息，省委又进行了研究，认为目前我们是远离陕南孤军作战，要转回去也比较困难，如果再打听不到党中央的消息，就奔陕北，去会合刘志丹同志领导的陕北红军。　　休整以后，部队继续前进，打下隆德。当天傍晚，毛炳文的主力从兰州增援上来，我军与敌激战一阵，又开始转移。　　部队边打边走。政委吴焕先同志在前头领着大队，我在后面指挥打敌人的追兵。从隆德转战到六盘山；从瓦亭到平凉，日夜行军。在白水镇打垮马鸿宾一个旅（消灭一个多营），在泾川消灭马开基带领的一个团，团长马开基被打死，活捉了四百多人。　　不幸的是，就在泾川战斗中，吴焕先同志牺牲了。这使我们非常悲痛。吴焕先同志于1927年秋天参加过黄安暴动。在鄂豫皖苏区，我和他一块坚持斗争好多年，又一同转战万里。他是我最亲密的战友，最敬爱的同志。前些天，他还向我说：“见了毛主席，咱们还不认识呢？”现在，他倒下了，再也见不到党中央，见不到他日夜想念的毛主席了。　　我们从泾川西进，威逼崇信，在西南公路与敌人周转十七天之久，天天派人打听，也没打听着中央和一、四方面军的确实消息。毛炳文的部队乘着八十辆汽车，配合马鸿宾的一部分部队，从背后赶来，我军在此孤军作战，处境不利，便按照原定的计划去陕北。同时我们还有这样的想法：陕北是老苏区，我们到那里会到刘志丹同志，打听党中央的消息也是比较容易的。　　我军强渡泾水，经过数天的行军，便进入了陕北苏区的边沿--绍山一带。这里是白区和红区交界的地方，部队翻山越岭走了三天，也没碰到一个村庄。背的干粮吃光了，全军两天没吃上东西，许多同志饿得昏倒在路上。这天下午，忽然发现了一个羊群，有五百多只羊。一盘问，是羊贩子的。我们和贩羊的人商量一番，他便把羊卖给了我们。我们的部队就吃起羊肉来。没有盐，锅也少，有脸盆的用脸盆煮，没有脸盆的，把羊肉切成薄片片放在石板上烤；有的拿着羊腿放在火上烧。幸亏了这群羊，才使我们坚持到了陕北苏区。　　开始进入了苏区，我们说话口音不对，有些群众不知我们是什么队伍，纷纷逃走。可是，当群众知道我们是红军时，就相继归来，分外亲切。消息传得很快，习仲勋、刘景范等同志先后找来了，并且召开了群众大会欢迎我们。来到陕北苏区，我们好象到了家一样。　　和习仲勋同志会面后，又经过连续四天的行军，到达了永坪镇。在这里，我们和刘志丹同志会面了。志丹同志穿的十分朴素，沉静谦虚，看来，你想不出他会是黄埔五期的学生。他是陕北苏区的创始人之一，对革命事业忠心耿耿，深受陕北的人民和战士的爱戴。人们都亲切地称呼他“老刘”。我们会到他，真是高兴万分。他也象我们一样，正热切地盼望着毛主席和党中央。可是也不知道中央确实的消息。　　两军会合之后，红二十五军和陕北红二十六、二十七军合编为十五军团。党决定由我任军团长，刘志丹同志任副军团长，程子华同志任政治委员。　　1935年9月18日--“九一八”事变四周年，我们在永坪西南一个干部学校门前操场上，举行了红十五军团成立大会。两军合一，七千多人，真是人强马壮。周围几十里以外的群众，都赶来参加了大会；会场上红旗飘扬，遮天蔽日。许许多多的大字标语贴在临时搭起的席棚里，主席台的两旁贴着两张特别大的标语：　　“两军亲密团结，携手作战！”　　“迎接中央，迎接毛主席！”　　会上，党的负责同志和我们军团几个主要负责同志都讲了话。　　此时，敌人正开始发动对陕北苏区的第三次“围剿”。敌人的兵力，除了原来就在陕北的四个师外，东北军的七个师也跟在我们后面赶来。红十五军团成立的第二天，我们就商讨反“围剿”的作战计划。两军会合之后，战士们说：“一定要打个漂亮仗。”我们指挥部的同志们，也是这样想：一定要打响第一炮。　　我们在讨论作战对象的时候，有的同志提议先打住米脂一带的井岳秀师，或者高桂滋师，出横山，与神木、府谷苏区打成一片，然后打出三边。经过讨论，大家一致认为：吃掉这两个部队，把握大一些。可是目前大兵压境，消灭这两个部队，对敌人的打击不重。还是先打东北军好，因为如果把东北军的主力搞垮一两个师，就会使陕北战局发生重大变化。　　据情报：东北军七个师分成两路，一路是王以哲率领的三个师，从陕西向我进攻，一一○师、一二九师已经到了延安；一一○师留一个营在甘泉，军长王以哲带军部和一○七师驻守洛川、（鹿卩）县；其余四个师在甘肃境内由军长董英斌带领，经合水向我进攻。我们决定：围攻甘泉，调动延安的敌人，拦路打它的埋伏。　　经过三天的急行军，我们绕过延安，到达了延安南九十里的甘泉附近。部队在甘泉以西王家坪一带休息。我和志丹同志带着团以上的干部，来到了甘泉北十五里的劳山附近。一看地形，非常理想：甘泉北，有一条通向延安的公路，路两旁是连绵起伏的山岭，把延（安）甘（泉）公路夹在当中，象是一条口袋，而且，两边山上树木茂密，便于埋伏。如果把敌人放进来，真如同把狐狸装进口袋里。　　决心下定了。但是，我们考虑到敌人习滑，必须埋伏在他们意想不到的地区。　　回来后，指挥部的同志详细地商讨了部署，决定派一部分小部队围攻甘泉，大部队在劳山附近打延安来的援兵。估计：我军第一天包围甘泉，第二天延安的敌人可能起身，那么，第三天上午即可进入埋伏地区。　　战斗按着计划开始了，围攻甘泉的第二天，我和志丹同志分头带领部队，进入了埋伏区。出发前，对参加埋伏的部队进行了严密的组织，又规定每人携带三天的干粮，进入埋伏地区后，不准生火，不准走动，指挥枪不响，任何人不得开枪。　　等到第三天上午，却不见敌人的影子，我心里好急，暗暗想：何立中（敌人一一○师师长）一向找着我们打，这回怎么耍滑头了，莫非走漏了风声！　　我们正在着急，派出去侦察的便衣喘吁吁地跑回指挥部，报告说：“来了，来了？”　　指挥部设在西山上一棵大树下。我从望远镜里看到了敌人的先头部队。原来估计，敌人要是两路行军，必有两个团钻进来，如果再追一下，可以搞到他两个多团。谁想，敌人一露头，是四路前进。看来，何立中太欺负人了！　　骄傲的敌人虽有防备，但他们把我军可能埋伏的地区估计错了。据后来抓住的一个参谋说，何立中骑在马上，过了他预计我们埋伏的地区后，向参谋长说：“我当共军会打我个埋伏呢！现在出了龙潭虎穴。”他正说这话的功夫，我军开枪了，道路两旁，机枪、手榴弹，立刻混响起来。几千敌人，象黄蜂窝挨了一棍，不知向哪里跑好，有一股敌人企图抢夺山头，被打垮了；有的企图往前突围，被军团部派出去的短枪团把路给堵住了。敌人开始顽抗，不肯缴枪，我们的战士连打带喊话：“缴枪吧，你们跑不出去了！”“放下武器一律优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