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4日，第四野战军先遣兵团一部由蕲春、黄冈间渡江，迫使白崇禧集团放弃长江中游，向南撤退。当即解放武汉。5月16日，刘伯承令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迅以主力出丰城、高安之线，配合第四野战军先遣兵团作战，并准备接管南昌。5月22日，第四兵团进驻南昌。第三野战军部队于5月27日解放上海。至此，渡江作战宣告胜利结束。 第三节首任南京市长 随着人民解放军向全国进军的雄壮步伐，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心，开始由乡村移到城市。中共中央、毛泽东正确地把握着形势的这种新特点，指示全党全军“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必须学会在城市向帝国主义者、国民党、资产阶级作政治斗争、经济斗争和文化斗争，并向帝国主义者作外交斗争。既要学会同他们作公开的斗争，又要学会同他们作隐蔽的斗争”。并明确地规定了“军队不但是一个战斗队，而且主要地是一个工作队”。 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期间，中共中央鉴于渡江战役胜利在即，国民党首都指日可下，便预先确定由刘伯承担任南京市首任市长兼市委书记。南京刚刚宣告解放，又任命他为南京市军管会主任。刘伯承在指挥第二野战军渡过长江、部署好挺进浙赣路的行动后，即率领第二野战军领导机关由桐城向南京进发。 4月29日，刘伯承一行风尘仆仆地抵达浦口码头。在苍茫的暮霭中，扬子江畔一片沉寂。道旁的店铺，几乎家家大门紧闭。偶或也见有门扉半掩的，但少人出入，显得十分萧条。被敌人丢弃的破车烂炮触目皆是。稍远处，黛色的群山渐渐失去光亮，间或传出凄厉的枪声和转瞬即逝的信号弹光。这一切，表明蒋军残余尚未肃清，南京城并没有安宁；也预示着治理这座被蒋介石盘踞多年的城市，将经历一番艰巨的斗争。 过江的轮渡徐徐驶向南岸。人们兴奋地伫立船头，放眼灯火交烁的南京市区，期待着即将踏上“钟阜龙蟠，石城虎踞”的形胜之地。他们知道，自从蒋家王朝定都于兹以来，南京就成了旧中国反动政治的代名词。雨花台下，埋葬着多少烈士的忠骨；中华门内，铭刻着日寇大屠杀的奇耻大恨。22年间，南京人民一直在苦难中呻吟。而今，人民军队旌麾南指，蒋家王朝顷刻瓦解，南京终于获得了新生。对刘伯承来说，他面临的最迫切的问题是，怎样把官僚的消费都市改造为人民的生产城市，他感到这个任务并不比指挥淮海战役轻松。 由于临行仓促，事先未及与南京警备部队联系，过江后，只好包租了一辆公共汽车乘坐。等到刘伯承上了车子，警卫员突然拍着额头大叫：“唉呀不好，还没有叫人号房，这么大一个南京城，车子该往那里开呢？”刘伯承一听，呵呵大笑，说：“到了家门口，反倒找不着家了。”略一沉思，就果断地说：“叫司机直开‘总统府’，到了那里就好办了。”果然，一到伪总统府，很快就与南京警备部队联系上了。陈毅闻讯，亲自坐车赶来，把刘伯承安排到赤壁路一座原国民党要员的公馆里。两位老战友相见，谈起革命形势的飞速发展，兴奋得欢笑不止。第二天，刘伯承就投入了紧张的工作。 5月1日，在南京“人民大会堂”里，中共中央华东局召开了解放区与地下党干部的会师大会。华东局和第二、三野战军的领导人邓小平、刘伯承、陈毅等出席了大会。会场里洋溢着热烈、欢乐的气氛，口号声、歌唱声此起彼落。邓小平、陈毅分别代表华东局和第三野战军发表了讲话，勉励第二、三野战军的干部和南京地下党的同志团结一致，同心同德，为建设一个崭新的人民的南京而共同奋斗。刘伯承代表第二野战军即席讲话，他说：“国民党22年的反动统治被推翻了，中国人民渴望的日子到来了！然而，正象毛主席教导我们的：‘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我们要把革命进行到底，要下苦功夫，花大力气，建设人民的新南京，建设一个全新的中国。”三位领导人的讲话赢得了经久不息的掌声。与会的许多人，尤其是地下党员们，这是平生第一次目睹他们的丰采。原来心目中的叱咤风云的形象，加上眼前这种和蔼可亲的音容笑貌，使他们更加感到可敬可爱。会场里不断爆发出欢声笑语，高潮迭起。 当时，人们还缺乏管理城市的知识和经验，工作人员大多是刚放下枪杆的军人，对经济建设一窍不通。各项工作处于草创阶段，许多事情都需要刘伯承亲自决断、处理。那些天，各种会议接连举行，各种人物川流不息地来仿或要求接见。刘伯承都一一出席或安排接见。还有众多的群众集会和座谈会，仅从5月13日至18日的6天之内，工人、学生、文化、工商各界座谈会就开了近10次。各界人士忠于对新市长的尊敬和爱戴，所有会议一律要求他出席，甚至提出到会见见面也好。身边的工作人员见他劳累不堪，一再劝他少参加一点会议。他回答说：“从目前来讲，会议就是一种实施领导的形式，我作为南京市的主要负责人，怎么能轻易放弃自己的职责呢？群众要求见我，并不是我刘伯承有什么特别之处，而只是表达了人民对共产党和解放军的感情和希望。”他把出席工作会议和群众大会，当作宣传、解释党的方针政策的极好时机，总是一丝不苟地起草和准备发言稿。有时在办公室忙到曙色临窗，接着就开始第二天的工作。每天傍晚，他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住处，大声招呼警卫员：“装茶。”警卫员知道，这是他多年来用茶解乏的老习惯，只要喝下一大缸苦涩的浓茶，他又会显得精神抖擞，继续伏案工作。 5月9日，坐落在市中心的南京市人民政府的大院里张灯结彩，喜气洋洋。一块印着“南京市人民政府”字样的闪闪发光的大牌子，被人们抬进办公室。明天，它就要悬挂到市政府大楼的门墙上，庄严宣告一个新政权的诞生。工作人员来向刘伯承汇报庆贺典礼的准备情况，他边点头表示同意，边微笑着诙谐地说：“我这个市长走马上任，理当有一篇就职演说吧。”当天，他专门召集市政府局长以上干部开会，发表了一席精彩的讲话。他首先指出：“南京在4月23日解放了，从这一天起，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中心南京就成为人民的南京了，南京的人民大众在共产党领导之下，从这一天起由被统治者变成统治者了。国民党集中表现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在南京永远被消灭了，从此南京将永远成为人民的南京了。因此，23日这一天是一个划时代的日子。”接着，他对当前革命性质和有关政策作了深入的分析：“今天中国的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我们说无产阶级领导的，就是说无产阶级是司令员，是领导力量，没有无产阶级这个司令员来领导，革命就不会胜利。但是如果不依靠工农为基础，团结人民大众、人民民主专政就不能巩固。所以，如何组织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如何争取尽可能多的自由资产阶级与我们合作，是巩固人民民主专政重要的一环。我们所以要争取自由资产阶级与我们合作，不仅是使反革命孤立的问题，而且在于团结一致努力于恢复生产和发展生产，使中国由农业国稳步走向工业国，因此争取自由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与我们合作，要在思想上确定下来，工作上确定下来。 谁要是忽视了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的问题，谁就会在工作上犯错误。记住我们的任务是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那就要严格地分清谁是敌人，谁是朋友，要明确认识自由资产阶级不是敌人而是朋友，即使有时也要进行必要的斗争，也是为了团结他们，决不是打倒他们。??我们在分清营垒及对有关政策问题处理之时，必须调查研究，谨慎小心。” 在谈到当前尖锐复杂的斗争时，他的语调变得严肃起来：“现在我们是胜利了，敌人是失败了，但敌人失败不等于完全停止抵抗，相反地，是企图从各方面继续抵抗。现在敌人一般是由集中的公开的转为分散和隐蔽的斗争形式，来反对中国人民争取中国成为独立自主、富强繁荣的国家。尤其是南京解放不久，潜伏的敌特会用各种办法来反对人民的统治，如造谣破坏、挑拨离间，尤其是要利用各种合法名目一面掩护活动，一面破坏我们和民主人士的合作。所以在实行军事管制中必须加以警惕。不仅要注意公开的拿枪的敌人，而且要注意隐蔽的不拿枪的敌人，以确保人民民主秩序迅速建立。” 作为市军管会和中政府的主要领导，他着重讲述了人民政府的任务和职责，提出：“我们今后要做什么？首先要进行生产建设并作为中心工作。自然，我们军管会首先要把南京顺利地接下来才能好好地管，而管就要把官僚庞大消费的南京逐渐变为人民生产的南京，这就是如何实行毛主席指示我们的经济纲领中的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这里首先就要解决国民党在南京造成的失业问题，而发展生产与恢复生产必须依靠工人，要依靠工人阶级的觉悟性和组织性，从唯物史观去看事物。了解公私工厂生产情况，即原料制造、销路情况，如何恢复与发展生产，如何对国民生计有利，对工人有利，对资方有利。工厂恢复了，资方有利可图，工人生活有保障。工厂生产发展了，资方利润大了，工人就以劳资两利的方针适当地改善生活。同时农村也要恢复与发展生产。必须使城市供给乡村以必需的工业品，而乡村则供给城市以粮食和原料，且逐渐使之向工业方向发展。其次，要进行教育文化建设，培养大批知识分子科学人才，为人民大众服务，首先使之参加生产恢复与发展的工作以及政治、军事、文化各种建设工作极为重要。” 为了实现上述任务，刘伯承认为关键在于政府工作人员的政策和策略观念。他继续说：“用政策联系群众、依靠群众，向他们解释南京解放的意义，解释党的政策，经过群众路线，使其一道来执行党的各种政策，建设新的、生产的、人民的南京。应分头召开各界座谈会宣传与解释党的政策，耐心征询意见，特别欢迎他们对我们的各种批评，知道他们的问题的症结所在，并给以合理的解决，使人民大众从自己生活体验中认识今日的天下真是人民大众的，而来拥护我们，使政权巩固起来，而不要使他们把共产党看成恭敬的神象，犹之乎农民对玉皇大帝那样。如果玉皇大帝三年不下雨，农民也会把它搬出庙来晒太阳。假使共产党做事未为人民有利，就不会得到人民的拥护。 我们说依靠工人、联系群众，但工人是否一定让你依靠，群众就一定让你联系，这就必须加以主观的努力，贯彻我党正确的政策，把工作做好，造福于群众才行。”他这是把人民军队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引伸到人民政权的建设上，并且深刻指出人民政府的生命力在于获得人民的拥护，否则会有被人民抛弃的危险。 为了进一步说明群众路线是人民政权的根本路线，他又指出：“联系群众、团结群众、依靠群众，就要解决群众必须解决的问题。古人说：‘为政不在多言，顾力行如何耳’，其意也在于此。我们要以毛主席的作风在群众工作中调查研究，实事求是，不要犯官僚主义的错误，把群众路线当作口头禅。须知脱离群众是非常危险的事，我们的敌人经常在窥伺我们，一发现我们脱离群众就要来攻击我们，企图打倒我们。??同志们对此须再三警惕。” 他还联系太平天国的历史教训说：“农反革命的首领洪秀全，他到了南京脱离了群众，自己腐化起来，就失败了。” 对于军队和政府工作人员中滋长起来的严重脱离群众、贪图享乐、甚至腐化堕落的现象，他毫不容情地批评说：”我们的干部一到南京，骄傲蜕化的现象已经在发生中。??不要忘了我们的母亲是谁，敌人就隐蔽于我们的卧榻之侧，窥伺我们，挑拨我们，使我们脱离群众，以便打倒我们。我们一定要警惕起来，与这些恶劣倾向作斗争，尤其要以此作为教训，丝毫不能放松，让它们发展。” 他号召大家说：“由解放区南下的同志和南京地下党的同志，首先要紧密地团结起来，互相帮助，互相学习，做到组织上、政策上、思想上的会师，共同坚持党的政策，认真地联系群众、团结群众、依靠群众。果能这样做得好，我们就能把消费的南京建设成为生产的南京。” 最后。他以简洁的口号作为结束语：“学习毛主席的作风，调查研究，实事求是，虚心学习，不骄不躁，艰苦朴素，以树立新的人民作风。” 刘伯承平稳而又宏亮的声音，一再被热烈的掌声所打断。聆听者一致称赞这是一篇出色的“就职演讲”，人民政府的性质、任务、工作方法以至应注意克服的倾向，都全面而深刻地进行了阐述。来自第二野战军的干部觉得，刘伯承的施政报告一如他打仗时发布的作战命令，敌情、我情、任务、条件、薄弱环节，交待得清清楚楚，使人完全明白以后该怎样去执行和落实。另外一部分来自地下党的干部，则为他高超的政策水平和对政情民风的了解而深深折服。他们发出由衷的赞叹：南京市长遴选得人！南京的治理与建设大有希望！ 恢复生产是一项最为繁重的任务。解放前，南京是蒋宋孔陈四大家族鲸吞豪夺的指挥中枢，久已形成畸形的、消费城市的特点。它的特点是工厂少，衙门公馆多；工人少，公务人员多。少数“国营”工业，多属官办消费性质，半殖民地色彩尤为浓厚。解放后，官僚企业陷于停顿，公务人员闲散街头，私营企业开工不足。致使失业人数急剧增加，要求就业、复业与救济的比比皆是。 在刘伯承主持下，南京市军管会和市人民政府首先抓紧接管和复工工作。接管主要是对官僚资本企业进行的。军管会一开始工作，就立即组建了财政接管委员会，对国民党政府的经济部、资源委员会、农村部等12个经济机构实行了全面的接管。通过深入的调查研究，自上而下地、有系统地了解各企业的情况，掌握了主动权。同时自下而上地发动工人积极参加接管，帮助整理、清点帐本、物资，还尽力争取厂方人员给予必要的协助。刘伯承和市军管会副主任宋任穷等人，亲自参加各系统旧职员座谈会，宣传中国共产党的城市政策，讲解接管的意义，宣布解放军约法八章及接管办法，较快地解除了这部分人的顾虑，使他们较积极地协助接管工作。由于深入发动和争取了公私企业劳资两方面的人员参加，接管工作进行得很顺利，历时一个月即告结束，为复工准备了有利条件。 对于有益于国计民生的官僚资本企业，财政接管委员会根据其现有条件，使接收工作与复工同时进行。华中矿务局等单位采取接收与复工并进的办法，工人、职员情绪很高。因为接收快就是复工快，他们即将有工作可做，生活也就有了保障。 对复工的全面领导工作，市军管会组织了生产设计委员会来负责。该委员会的成员以市政府指派为主，吸收职工代表和适当数目的工业资本家、工程技术人员参加，制订出3个月恢复生产的初步计划。刘伯承特别重视发挥工人阶级的领导和骨干作用，他多次深入到工人群众中去，宣传党的新民主主义总路线，讲解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和历史使命。他还注意虚心听取工人群众的建议和意见。在一次工人座谈会上，他诚恳地提出四个问题请大家研究如何解决：（一）怎样从被统治者变为统治领导者来管理自己的城市。（二）怎样使消费城市变成生产城市。（三）怎样使城乡矛盾变为城乡结合互助。 （四）怎样过物质生活和学习生活。这几个问题在工人群众中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工人们纷纷向他表示：我们一定要努力恢复生产，拿出主人翁的姿态，树立新的劳动观念和劳动纪律，争取生产出尽可能多的产品支援国家建设，支援解放军。 生产设计委员会成立后，立即组织硫铁矿、机械厂、兵工厂、被服厂复工，使之为战争服务。 由于公私企业的相继复工，解决了一部分人员的就业问题。但工厂企业少是南京的固有弊病，对于庞大的失业大军来说，仍然存在着僧多粥少的矛盾。在刘伯承的直接关心下，生产设计委员会主要以组织转业与开办工人学校来解决就业问题。转业是为了调剂各劳动部门之间劳动力的不平衡。开办工人学校则是贮备产业大军，以适应祖国建设事业的大发展的需要。 经过这样的综合治理，短短3个月内，主要工厂企业的生产基本得到恢复，失业问题也大体得到解决。不仅工人和市民群众皆大欢喜，而且一些民族资本家也感到满意。 紧接着是解决职工的工资问题。这个问题事关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刘伯承坚持以维持现状为原则。对于解放前因通货膨涨造成的工薪差额，他主张在调查研究后依据实际情况作出决定，适当进行调整。这样，获得了工人、职员的普遍满意，同时也减少了职工之间的矛盾和市场物价的波动。复工、就业和工资三大问题的基本解决，标志着南京市政治理工作的初步成功。 在金融贸易问题上，经历了一场复杂的斗争。特务和奸商一面造谣惑众，一面大搞银无投机，曾一度造成市场的混乱。刘伯承加强了财政委员会和财政金融办公室的领导力量，选派得力干部去从事这项工作。财政部门在党的领导下，紧紧依靠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切实抓了禁止银元流通、发行人民币、掌握物价这三个环节。为了迅速处理和排除伪金元券，5月2日财政委员会公布了比价及限兑办法，不过8天时间，即基本兑换完毕。人民币的信誉确立了，物价也平稳了，敌人的破坏阴谋终究归于破产。 中共南京市委成立后，刘伯承兼任统战部长。他出色地完成了这项任务。 在恢复生产的过程中，南京的工商业界和文化科学界经历了从动摇到积极的变化。开始，由于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采取经济封锁政策，使南京的工商业发生很大困难，工商业者普遍忧心忡忡。敌特散布的大量谣言，又使工商业者十分惧怕共产党进行清算斗争。在部分工程技术人员中，存在着对共产党领导经济建设能力的怀疑和对美帝国主义援助的幻想。刘伯承在同有关部门详细分析了这些现实状况后，认为应从宣传教育和解决实际问题入手，双管齐下，调动工商业者和文化科学界人士的积极性。他还亲自出面作动员教育工作，或出席座谈会慷慨陈词，或与有代表性的民族资本家和文化技术专家促膝交谈，较快、较好地解除了这部分人的思想顾虑。 在南京市市委、军管会、市政府联合召开的工商业代表座谈会上，刘伯承精辟地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新民主主义经济纲要。他指出：“为了执行这个纲要，就必须照顾到四面八方。公私是一面的两方，在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中，国家（公营）经济是领导成份，而私营经济是占了第二位。单纯地发展公营企业，而不在原料、制造与推销上，去照顾私营企业，即等于在发展经济上去了一只脚。只有既顾公而又顾私，才能干国计民生有利，将农业国引向工业国的方向发展。劳资，这又是一面的两方，既要照顾到工人无法生活之苦，而改善对工人不合理的生活待遇，又要照顾到资方的有利可图。片面偏重那一方，就不能发展生产，也就于人民无利。城乡，是另一面的两方，过去的城乡是矛盾的，是对立的，是城市剥削乡村的。今后应该是城市着重为农村服务，以合理的价格收买原料，以足够的工业品，合理的廉价供应农村。而农村则给城市以生活必需品，且将来也能向工业化发展。内外，又是一面的两方，即是在贸易问题上，既有对内的贸易，又有对外的贸易，以使物资、经济的交流得到合理的畅通。”他运用唯物辩证法，运用生动、贴切的语言，深入地分析了公私、劳资、城乡、内外等的对立与统一关系，活画出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的一幅蓝图，澄清了各方面人员的疑虑，使各种思想障碍迎刃而解。 针对工商业者害怕清算斗争的心理，他特别指出：“共产党毫不隐讳地宣布，我们是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的，我们是要在最后实现共产主义的。 然而共产党人是唯物史观音，现阶段的革命，只能是属于新民主主义性质的。 应该是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作朋友，起来作主人。我们反对的，只是百分之十以下的反动统治者。这是根据今天现实社会的物质基础的条件来规定的。所以，只有照顾了这四面八方，才能达成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目的。” 刘伯承正确通俗地解释了党的政策，民族资本家的忧虑为一扫。水利化学厂厂长感慨地说：“在过去，要想在中国独立地发展民族工业，真是何其艰辛，内受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外受帝国主义的欺诈。现在已经是人民自己的世界了。我们要积极解决运输和电力困难，研究减轻成本，提高产量，为发展农业生产服务，这也是我们发展工业的唯一道路！”一家百货公司的经理也颇有感触地说：“往日国民党请我们商人的客，是要我们出钱。 今天共产党的市长请我们的客，则是商量发展工商业，并且可以贷款发展生产，这是我们从来想不到的。” 在文化科学界座谈会上，刘伯承说：“今天文化科学界欢聚一堂，大家都是主人。我们都看到旧的中同即将完全打碎，我们建设新中国的任务，是繁重而又光明的。在这个建设中，无论是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方面，都需要大量人才，希望共同工作，开展南京市的文化科学建设。”与会的文化科学界知名人士听了非常感奋，一致表示：决不垱负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对文化科学专家的高度重视与殷切期望，一定要为建设新南京贡献各自的力量。当场有许多专家、教授对南京市各方面的建设提出了建议和意见。刘伯承代表市委、军管会、市政府表示热诚欢迎。原中央大学医学院一位教授，概括了与会者的心情说：“与君一席谈，胜读十年书。人不能专为生活而生活，生活就要工作。在人民政府教育下的知识分子和技术人员，必能人尽其才，为新社会服务。” 刘伯承一贯重视教育工作，特别是重视对青年一代的教育。在南京市学生代表座谈会上，他即席向学生们讲解了五个问题：（一）我们的胜利是中国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大众反对百分之十以下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者的胜利。（二）目前的斗争要看清敌人由反人民的公斤斗争，变为隐蔽破坏的斗争。（三）我们要进行生产与文化科学的建设上作。（四）学习为人民服务的态度。（五）在学习中要预见困难与克服困难。他深入浅出、循循善诱的语言，博得与会者衷心的欢迎，激发了一颗颗奋发向上、报效革命的心。 6月下旬，刘伯承以中共中央华东局委员的身份，赴上海参加了华东局会议。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是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的封锁和发展城乡生产。 7月9日，他在南京市支部书记和军队团级以上干部会上，结合华东局会议精神，作了题为《关于反封锁与城乡生产的互助和交流问题》的长篇报告。 在这篇报告中，他详尽地总结了南京市各方面的工作，肯定了恢复生产、文化教育和处理失业、疏散人口、维护社会治安的成绩，指出了干部中存在着在调查研究、政策学习、组织观察、群众路线等方面的缺点。对怎样打破敌人的封锁，他从执行党的工商业政策、进行城乡互相交流、搞好宣传教育、实行精兵简政等方面作了系统的回答。 就在这个报告中，刘伯承提出了进军西南的任务，指出：第二野战军干部一部要继续留在南京，坚持经济战线上的斗争，另一部将到西南去进行军事战线的斗争。不论留在南京的或要到西南的，都要服从党的决定。我们向西南发展，去消灭敌人残余力量，建立西南国防，乃是完成全国彻底胜利的光荣任务。不要因”此间乐”，就“不思蜀”了。此后，他就离开南京市的领导岗位，去筹划进军西南的工作了。 第十八章解放大西南 第一节大迂回，大包围 经过渡江战役，国民党军不断被歼灭，主力丧失殆尽，残存的全部兵力仅剩150万人。这些部队纷纷溃退到华南、西南和台湾等地，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以白崇禧、胡宗南两个集团为骨干，进行最后的挣扎，他以为西南地区的地理和政治条件可资利用。秦岭、大巴山和武陵山山脉，象一道天然的围屏，隔断了川黔与内地的联系；盘根错节的封建势力和遍地林立的军阀土匪，是他的反动统治的基础；地处边陲，便于取得帝国主义的直接援助。他的部署是：第一步，以白崇禧集团及粤军余汉谋部组织所谓湘粤联防，阻止解放军向两广进军，作为他部署西南的掩护；同时以嫡系胡宗南集团等扼守天险秦岭、大巴山、武陵山，阻止解放军入川。第二步，白崇禧部退入广西，与四川的胡宗南互为呼应，联络云贵军阀，负隅顽抗。 5月23日，中共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发出关于向全国进军的指示，其中明确指出：“胡宗南全军正向四川撤退，并有向昆明撤退消息。蒋介石、何应钦及桂系正在做建都重庆割据西南的梦，第十八章解放大西南而欲消灭胡军及川康诸敌，非从南面进军断其退路不可”。9月12日，又进一步指示第二野战军和第四野战军：对白崇禧和西南各敌均取大迂回动作，插至敌后，先完成包围，然后再回打之方针。基于这样的方针，对第二野战军的行动又先后作了具体的规定：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归第四野战军指挥，担任大迂回任务，由赣南就势于10月出广东，尔后再由广西兜击云南，彻底截断敌军逃窜国外的退路。第二野战军主力，侍广州解放和国民党政府迁至重庆后，在第四野战军发起广西作战的同时，以大迂回的动作，取道湘西、鄂西，挺进叙府（即宜宾）、沪州、重庆之线，直出贵州，切断胡宗南集团及川境诸敌退往云南的道路及其与白崇禧的联系，以位于宝鸡地区的第一野战军第十八兵团等部，在贺龙、李井泉指挥下，积极吸引、抑留胡宗南集团于秦岭地区。待第二野战军将川敌退往康滇的道路切断后，即迅速占领川北及成都地区，尔后协同第二野战军聚歼胡宗南集团，并迅速扩占全川。这就是大迂回，大包围的决策。 为了领导西南的全面工作，建设西南，中共中央还决定由邓小平、刘伯承、贺龙等24人组成中共中央西南局，以邓、刘、贺分任第一、第二、第三书记。 按照中共中央、毛泽东的部署，第二野战军全军立即转入了进军西南的准备工作。 在中共中央军委下达进军指示的次日，刘伯承、邓小平就召集了第二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讨论进军西南的部署和加强部队政治思想工作以及后勤工作等问题。会后颁发了《关于进军西南的指示》。指示要求各级党委在部队和全体指战员中立即开展三项工作：一是进行进军必要性的教育。向大家指明敌人的残余力量还存在，企图垂死反抗，广大待解放的人民正热望人民解放军前去协助解放，全国各野战军的进车任务尚未结束。不继续进军，残敌就不能最后消灭，革命就不能彻底胜利。要发扬以往将革命进行到底教育的成绩，提高全军政治认识，鼓舞全军战斗意志，与各野战军共同继续进军，消灭残敌，解放全中国。二是明确进军的目标。指明这次解放西南广大地区，解放7000万人民，以及西南在国防地位、军事、政治、经济上的重要意义。 正确地介绍西南一般地理、交通、军事、政治、经济、社会情况。消除一切骄惰、怕苦、保守、松懈、厌倦等不良情绪。三是大力加强进军的实际组织工作。在树立进军西南的光荣感和明确任务艰巨性的基础上，做好一系列的保障工作，包括走路、吃饭、穿衣、宿营、运输，保持部队健康，巩固部队情绪，争取沿途居民，团结兄弟野战军，熟练山地、河川作战，习惯西南生活等。指示强调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实行科学分工和随时了解、掌握部队情形，严格督促检查工作，深入下层进行教育，与士卒同甘苦，以此来保证新的进军任务的胜利实现。 7月26日，刘伯承去到第三兵团，对团以上干部作了关于进军西南的动员报告。接着在第二野战军直属队党代表大会上发表讲话。他指出：每一个共产党员，都必须知道我们的路是很长的。经过新民主主义还要走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我们要时时刻刻检查自己是否合乎毛泽东思想。揭发和纠正现存的各种错误思想和行动，对于进军西南是一个关键。 针对某些干部中开始滋长起来的骄傲自满、功臣自居、停顿不前和贪图享乐的情绪，他尖锐地提出了批评：我们第二野战军现在最重要的错误倾向是骄傲，不是我们的战士和下级同志骄傲，而是大干部骄傲，所以危险性也更大。毛泽东主席再三指示我们要不骄不躁，我们的胜利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应该把骄傲的包袱放下，免得使我们犯错误。第二野战军有些同志背着一个功臣的大包袱，自以为有功劳，该得大赏??如不把这个思想弄清楚，无法接受工作与进军西南的任务。 他告诫大家：我们的胜利是由于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以及党的群众工作和农村的土地改革工作，国民党统治区的地下斗争，相配合而得来的，不可以为全靠枪杆子打出来的。自以为了不起，特别是以为个人了不起，这是军人非常可怕的思想，要经常警惕。否则，小则犯错误，大则不可设想，更甚可看到张国煮之流的榜样。 经过自下而上的党代表会议，部队充分发扬了民主，开展了严肃认真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艰苦奋斗的正气更加上升，居功骄傲、违法乱纪的歪风受到打击。因而大大激发了党的各级机关和广大党员的积极性，提高了指战员的阶级觉悟和政策水平，加强了部队进军西南、建设西南的信心和决心。 8月19日，刘伯承、邓小平发出川黔作战的基本命令。命令规定：第二野战军主力（除第四兵团）的任务在于攻略贵阳及川东南，以大迂回动作，先进击宜宾、沪县、江津地带之敌，并控制上述地带以北地区。以使宋希濂、孙震及重庆等地之敌，完全孤立于川东地区。尔后聚歼这些敌人，或运用政治方法解决之，以便协同川北贺龙部队逐次解决全川问题。具体行动分为三个步骤：首先，第三兵团以车运由浦口经徐州、郑州到武汉，再徒步至常德、江陵、枝江地区集结就补，第五兵团由上饶车运到樟树，再徒步经长沙至邵阳、武冈、湘潭线集结就补。其次，第三兵团攻取遵义、彭水、黔江线，第五兵团攻取贵阳。最后，第三兵团直出沪县、江津，第五兵团直出宜宾、纳溪，顺势迂回重庆，控制川东，完成南面兜击的任务。 9月初，第二野战军开始向湘西、鄂西开进。第三、五兵团按预定路线，分别乘车、乘船或徒步，急驰集结地域。配属第四野战军的第四兵团，也于9月下旬由赣西向赣粤边挺进，执行广东作战任务。 9月7日，刘伯承动身去北平，参与了开国大典的一系列活动。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刘伯承代表第二野战军全体指战员，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衷心祝贺新中国即将胜利诞生。他回顾了人民解放军22年的光荣历程，表示要迅速解放西南，并准备竭尽全力保卫新中国。 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刘伯承作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登上了北京天安门城楼。毛泽东主席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随着这传向全国、传向全世界的雄伟声音，他的心潮犹如大海的怒涛，汹涌激荡。面对迎风招展的五星红旗、威武雄壮的受阅队伍，他不禁想起长征的铁流，抗战的烽火，解放战争的硝烟，以及千千万万为革命事业英勇献身的战友、部属和民众。他聆听着朱德总司令宣布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命令》：“我们的战斗任务还没有最后完成。残余的敌人还在继续勾引外国侵略者，进行反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反革命的活动。我们必须继续努力，实现人民解放战争的最后目的。”他觉得，这既代表了人民解放军全体将士的意志，也表达了他和第二野战军几十万指战员的心声。 10月21日，刘伯承和邓小平刚刚开完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便带着会议作出的继续向全国大陆进军的决定，匆匆乘车南下。第二天，他们赶到徐州，登上第二野战军司令部西进列车的指挥车厢，立即投入紧张的工作。10月23日，他们发出了进军川黔的作战命令，要求第三、五兵团加快准备，提前实现基本命令规定的目标。 为了阻止解放军入川，国民党军以主力川陕甘边区绥靖公署主任胡宗南部14个军约16万人布防于秦岭、汉中、川北一带，对北面作重点防备。另以国民党西南军政长官张群所辖23个军约30万人布防巴东一带，其中川湘鄂绥靖公署主任宋希濂部8个军约10万人，控制于巴东、恩施、咸丰之线，作为西南防守的前进阵地。川陕鄂边绥靖公署主任孙震部3个军约4万人，控制巫山、巫溪及万县、忠县之线，屏障川东北。其余兵力则散布于川滇黔各地。 敌人的这种配置，是解放军佯攻秦岭、威逼巴山的结果。第二野战军开进之初，第十八兵团曾对秦岭之敌发动攻势，牢牢吸住了胡宗南集团。活动在陕南和鄂西北地区的中原军区部队，也积极佯动，造成通过大巴山进击四川的声势。致使蒋介石发生错误判断。认为解放军人川的主攻方面在川北，这里有中原进川的传统要道，交通和补给都方便。在川黔边方面，由于地势险要，交通不便，大兵团行动困难，而且白崇禧集团又集结在湘、桂地区，解放军不会舍近求远，更不会冒腹背受制的危险。因此，他制定了上述以秦岭为主、巴东为辅的防御部署，并抽调东线的罗广文兵团北移，加强川北防线。 在中央军委的统一部署下，刘伯承决定将计就计，以第二野战军的行动进一步迷惑敌人。他命令野战军领导机关率第三兵团经津浦、陇海铁路公开乘火车西进。行至郑州，他特意出席群众欢迎大会，宣布大军即将入川。而部队则秘密南下，直奔湘、鄂西。同时令第五兵团乘第四野战军进行衡（阳）宝（庆）、广东战役的机会，就势隐蔽地到达湘西集结。这样，一方面是第四野战军浩浩荡荡、势吞两广；一方面是第二野战军潜形匿迹，迂回西南。 进至武汉，刘伯承曾高兴地对部属说：“毛主席就是要这种气氛，这很好。” 10月间，第四野战军主力及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已胜利结束了衡宝战役和广东战役，分别歼灭桂系白崇禧集团主力4个师和粤军余汉谋大部，正乘胜挺进广西，直捣桂系的巢穴。第四野战军分派部分兵力加入川黔方面的行动。 11月1日，进军川黔的作战发起。刘伯承、邓小平在北路以第三兵团主力和第四野战军第四十七军为左集团，直出彭水、黔江地区，协同第四野战军第五十军、四十二军及湖北军区部队所组成的右集团，会歼宋希濂集团于彭水以东地区。在南路以第五兵团及第十军，实行大迂回，直入贵州，夺取贵阳、遵义，进击宜宾、纳溪、沪州，断敌逃往云南的退路。由于第二野战军主力的行动方向完全出敌意外，敌川黔防线很快被突破。第五兵团及第十军，不至10天即挺进到贵州境内，连续解放了镇远、三穗地区，直插贵阳、遵义。第三兵团主力与第四野战军部队也在宋希濂集团的两翼突破，跨越武陵山，深入到秀山、西阳一线。国民党军在慌乱中急忙调整部署，黔境之敌拟西撤毕节、贞丰之线，阻挡解放军西进；东援的罗广文兵团和西撤的宋希濂集团拟会合在彭水、黔江地区，依托乌江，进行顽抗。 刘伯承、邓小平电令南路第五兵团和第十军加速迂回行动。在占领贵州后，休息时间不得超过3天，即应继续挺进。并强调指出：“当前战役的重心，仍在隔断宋希濂4个军、罗广文3个军向云南退却，并力求在长江南岸歼灭。”他们虑及部队连日冒雨行军，艰苦跋涉于大山险峰之间，特意嘱告：“望注意鼓励士气。使用现洋，保障战士的给养和健康，千万不要因小失大。 每人每天的4钱油盐和1斤蔬菜绝不可少。至要至要。”同时电令北路的第三兵团主力和第四野战军部队，排除万难，加速猛进。还号召所属各部，充分运用渡江迫击作战的经验，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坚决执行党的新区政策，巩固部队，团结人民，利用旧乡保人员，求得进军的顺利。 在刘伯承、邓小平的正确指挥下，各路部队克服了天候、地理和敌人破坏所造成的重重困难，勇往直前，所向彼靡。有的部队甚至日夜兼程近200里。11月15日，南路第五兵团和第十军解放了贵阳、思南等地。16日，北路左集团解放了彭水，直逼乌江东岸。19日，北路右集团将西逃之敌宋希濂所部第十四兵团，举围歼于咸丰东北地区。 贵阳的解放及第十四兵团的就歼，使敌人的所谓大西南防线陷于崩溃，白崇禧和张群两大集团被割裂。蒋介石见大势不妙，急令胡宗南加速南撤，令第一军开赴重庆“保驾”，令孙震、宋希濂、罗广文等赶快收缩，以求合力突围。 战役到了关键的时刻。刘伯承运筹帷幄，牢牢掌握着战场的主动权。21日，他和邓小平再次指示部队，迅速切断胡宗南及川境诸敌退路，是当前作战的关键。令南路第五兵团除留第十七军在贵州境内进行城乡接管、肃清残敌、维护交通外，兵团主力和第三兵团第十军沿毕节、遵义一线采取连续的攻势行动，直插川南，控制叙永、赤水、宜宾、沪州一带，坚决截断敌人退向云南的后路。他们精确地估算了国民党撤退的路线和行程，判断其主力将在綦江集结后分别向沪州、叙永、盐津逃窜，并判断他们可能到达的时间为：12月1日到叙永，12月6日到盐津。为此，他们电令第十六军于12月2日左右赶到叙永或盐津，第十八军迅速跟进，3天后到达；第十军于12月2日赶到赤水。同时，又令北路第三兵团主力和第四十七军，强渡乌江，力争合围宋、罗两敌于南川及其以东地区。如敌后撤綦江，则应稍缓攻击动作，待第五兵团和第十军迂回到预定位置，再全力出击。 南路军先头部队，为了先敌占领川南要津沪州、宜宾，在黔北山区日夜冒雨急进，不顾泥深路滑、山崖陡峭，指战员们毅然轻装前进。最险峻处甚至要鱼贯爬行，时速只一里，有的指战员不幸坠入深渊。就这样，一路打跨了国民党军的抵抗。第十军占遵义、渡赤水，第十六军克毕节、下叙永，直逼长江，提前到达指定位置；北路第三兵团主力和第四十七军，分由龚滩、彭水等地强渡乌江，以钳形攻势向南川合击。敌人进退失据，顷刻瓦解。解放军奋勇冲击，分割穿插。激战至28日，将宋希濂集团和罗广文兵团3万余人，聚歼于南川山地，乘胜解放了綦江、涪陵、江津诸城。重庆已直接暴露在北路军矛头之下。 刘伯承决心乘势夺取重庆。当即令第三兵团主力和第四十七军，不顾疲劳，宽正面地分路挺进，控制东至木洞、西至江津百余里的长江南岸，伺机渡江。与此同时，电令第五十军从涪陵、丰都段北渡长江，向垫江推进，兜击重庆侧背。当解放军多路渡江成功，先头部队冲向重庆近郊白中驿飞机场时，蒋介石于30日凌晨，慌忙爬上飞机逃往成都，重庆守敌也弃城西逃。当日，国民党政府的所谓陪都重庆，回到了人民手里。 12月8日，刘伯承、邓小平率野战军领导机关迸驻重庆。在这里，刘伯承曾经度过保卫共和、军阀混战和最初投身革命的年代。现在，他亲率人民的雄师解放了桑梓大地，内心充满了感慨。第三天，他在重庆市工人座谈会上，发表了情感灼热的讲话，他说：作为一个解放军军人，一个政府工作者，尤其是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与人民大众，尤其是与工人同志在解放了的重庆如此见面谈心，是何等高兴啊！我又想到在大革命时代，我们就在重庆遭到“三·三一”惨案。我们顺沪起义失败的老工友、老战友、老同学们被蒋介石打散了。我们分别了22年，而今天竟在重庆见面了，真是无穷的高兴呀！ 12月15日，他在另一次座谈会上又说：感慨万端，不知从何说起。这次战友们在重庆会师，象嘉陵江与扬子江两江在朝天门的合流，流向大海。大海就是新民主主义。在未合流之前，被两江之间一条浮图关的山脉隔断了，就是说，国民党的统治把我们隔断了。 重庆一解放，刘伯承的眼光就盯住残敌猬集的成都。由于重庆及川东、川南广大地区的迅速解放，蒋介石不得不再次收缩兵力。他命令由重庆及其以北地区西撤之敌，在正面迟滞解放军行动；命令胡宗南、张群等部，悉数退向成都，企图向西康和云南逃窜。这时候，华南方向的广西战役取得重大胜利，白崇禧集团主力在桂粤边境被第四野战军及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歼灭。西南境内的国民党军更加孤立和气馁。 刘伯承、邓小平坚决不给敌人以喘息的机会，决定乘势发起成都战役。 12月6日，令第五兵团主力及第十军抢占乐山、青神、浦江等地，从南面兜击敌人，并强调指出：“这个战役的关键在于占领乐山，完全截断敌人退往西昌、会理、云南的公路线”。又令第三兵团主力迅即攻占简阳、邛崃、大邑等地，从东、西两面向敌人推进。同时，电告贺龙、李井泉率领所部越过秦岭，兼程南下，由北面压向敌人。 在军事打击的同时，政治争取也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统一领导和部署下，刘伯承、邓小平积极开展了对敌政治攻势和策反工作。11月21日，他们向西南国民党军政人员提出四项忠告，号召他们停止抵抗，投向光明，改过自新，立功赎罪，并明确规定了政策界限，对业已起义和投诚的武装，一律暂不编散，不收缴武器，指定地点集中，听候处理。 这在国民党军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12月9日，川、康、滇国民党高级军政官员卢汉、刘文辉、邓锡候、潘文华等，分别率部在昆明、雅安、彭县宣布起义。12月10日，国民党军第十九兵团副司令官土伯勋率部在贵州盘县起义。12月11日，第二十二兵团司令官兼第七十二军军长郭汝瑰率部在宜宾起义。这些，加速了西南国民党军的分化和瓦解。 解放军各路大军浩浩荡荡汇向成都盆地。第一野战军第十八兵团等部沿着“难于上青天”的蜀道，勇闯剑门关、朝天驿，以破竹之势直下绵阳、新都，追歼逃敌8万余，进逼成都。第二野战军第三兵团第十二军连克邛崃、大邑。胡宗南妄图作最后的挣扎，严令第二十七军、六十三军、九十军等攻占邛崃高山镇，夺路逃命。第二野战军第三兵团第十二军第三十五师顽强阻击，以寡敌众，抗住了国民党军的多批次集团冲锋，牢牢守住了高山镇，封死了敌人西逃的通道。消息传到野战军指挥部，刘伯承高兴地说：“十二军已占邛崃，至此胡匪向康滇逃窜之路业已截断，势必依托成都周围作困兽之斗。” 20日，刘伯承和邓小平、张际春、李达等在作战室再三研究，认为目前已将胡宗南集团压缩成一个核桃，追击战已告结束。当前的注意力应放在精心组织指挥、大胆分割芽插、逐个击破上面，要严防轻敌乱碰。对胡宗南集团，绝非一两个冲锋所能消灭。渡江作战以来所采用的猛追、猛打、猛冲的战术，不一定能奏效。必须依敌情、地形、群众条件等的变化，及时转变战术。为此，他们致电第三、五兵团：“须知敌尚有反击的力量和局部进攻的可能。我们必须十分慎重，尔后各军应就现地调整态势、掌握部队、恢复体力、调集火力、鼓励士气、瓦解敌军。特别加强对敌作精密的战术侦察，提出你们的作战意见。今后的作战方式，仍用先打弱点和集中力量割开敌人，一点一点吃的战法。千万不可进行无准备无把握的战斗。??免伤部队元气，至要。”刘伯承特别指令杨勇、杜义德两人统一指挥第三、五两兵团作战，并明确指出：“新津有敌4个军的番号，令十一军暂时停止攻击该敌，集中十、十一、十二、十六军，有准备地攻歼敌人，进行一场胜利结束的大战。” 在野战军指挥部里，参谋人员不断收到前线胜利的捷报，不免个个喜形于色。 刘伯承却严肃地说：“越在胜利的时候越要兢兢业业，切不可粗心大意。” 12月21日，董宗珩率第十六兵团在金堂地区宣布起义，这是成都敌人趋于瓦解的开始。胡宗南为稳定军心，于22日在新津召开了军以上指挥官紧急会议，他声嘶力竭地叫喊“要团结一致，抵抗到底”，还煞有介事地声称“本人亦抱定为党国牺牲的决心”，拼命鼓动部属顽抗到底。可是，会议的第二天，他却紧步前几天逃走的蒋介石的后尘，悄悄乘飞机溜之大吉。蒋介石、胡宗南的相继逃跑，使成都守军陷于极度混乱。24日，胡宗南的亲信、第五兵团司令官李文，怀着绝望的心情，集中了7个军，由崇庆、新津地区向西南突围，被击溃。这一失败加速了敌人内部的瓦解。25日至27日，敌第十五兵团司令官罗广文、第二十兵团司令官陈克非、第七兵团司令官裴昌会、第十八兵团司令官李振，相继在彭县、德阳、成都地区宣布起义。刘伯承、邓小平致电表示慰勉。李文仍然执迷不悟，组织残余兵力，向邛崃、大邑一线展开猛攻，企图夺路逃命，再次遭粉碎。26日，参战部队指战员在“打好大陆上最后一仗”的口号声中，勇猛地向敌军冲去。激战竟日，全歼残余国民党军，生俘第五兵团司令官李文以下5万余人。27日，由于敌第十八兵团在成都以东地区起义，解放军不战而下成都，成都战役遂告胜利结束，进军西南的战役也就胜利结束。 刘伯承在给第二野战军第三兵团《西南进军作战经验汇集》的题词中，集中地概括了进军西南的经验，他写道：“两南进军是在毛主席的战役指导下，在全国胜利的局面上进行的。在部署上为出敌不意，突然拊其侧背，断其逃路。在行动上，则猛打猛追，使敌人无喘息余地，更来不及变动原来部署，被动应战。在政策上，尤以本军委布告的八项切实执行，收效很大。” 第二节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 1949年12月2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任命刘伯承为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 12月31日，毛泽东发布了《祝贺新年告前线将士和全国同胞书》，提出1950年的新任务是：“解放台湾、海南岛和歼灭蒋介石匪帮的最后残余，完成统一中国的事业，不让美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在我们领土上有任何立足点。”同时提出要逐步转入和平建设，医治战争创伤，克服战后的财政经济阑难，恢复工农业生产和交通事业。 1950年元旦，即成都战役结束后的第5天，刘伯承出席重庆市庆祝西南解放大会，发表入川后的第一次长篇演讲。他开宗明义地提出了建设新西南的三项任务：“第一项是，建立革命的秩序，维护治安。西南区是全国最后解放的地方，也是蒋介石匪帮盘踞得最久和他在大陆上最后覆灭的地方。因此，治安问题，更加复杂，急待解决的社会问题也很多。”“目前首先就是对分散隐蔽继续造谣破坏的特务匪徒，和流窜在农村的土匪特务武装，必须人人一致警觉起来加以彻底肃清。对散兵游勇，必须进行登记，集中训练，妥善处理。只有这样，城市与农村的社会秩序才能安定下来，人民才能各自好好生产，经营工农商各业。这是解放后第一个要解决的关键问题，不然，生产、文化教育等一切工作无从做起，即使做了也无安全保障。” 关于第二项任务，他指出：“恢复和发展生产。这是共同纲领中的基本问题，也是使我们国家由农业国变成工业国、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本问题。”他解释这项任务的必要性和艰巨性说：“两南区蒋介石匪帮统治最久，经济遭受摧残最深，解放以前为蒋匪依靠作卖国内战的基地，所受兵灾也最深，临败走时该匪又有计划地进行了疯狂的破坏。恢复和发展生产，目前困难很多，而首先是如何有步骤地恢复生产的问题。我们必须切实执行毛主席的‘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四面八方政策，以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目的。这是一切任务所围绕的中心工作”。 关于第三项任务，他说：“毛主席说过，生产建设即物质建设与文化教育即思想建设是相辅并行的两个车轮，缺一不可。同时，文化教育更主要的是为生产建设而服务，是以生产为中心来进行的。”对内南区开展文化教育工作的特殊意义，他强调指出：“重庆是蒋介石匪帮首脑机关长期盘踞的地方，曾经大规模地开办各种训练班，印发反动的报纸书籍，进行反革命的宣传，灌输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思想，蒙蔽毒害青年知识分子和人民；同时摧残进步文化，封闭进步的学校和文化机关，屠杀进步的文化教育工作者和青年学生，使进步的思想输入困难。我们现在必须发展科学的、民族的、大众的文化，坚决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思想。新的文化教育是为人民服务的。人民大众文化水平的提高，对于生产建设及其他建设，必然要起更大的推进作用。” 刘伯承鞭辟人里的演讲，博得了与会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会场里掌声不绝，欢声四起。他在川中素孚众望，这次发表的政见，表现了高度的政策水平，又完全切合西南的现状，也符合人民渴求新生活的强烈愿望。 解放后的西南情况极为复杂，建设任务极为艰巨。当时，西南区人口有7000万之多，物产资源丰富，当然是进行和平建设的有利条件。另一方面，西南区域辽阔，地形起伏多变，与内地交通阻塞。对外与巴基斯坦、印度、尼泊尔、不丹、缅甸、老挝、越南等国接壤，边防线达数千里之长，直接涉及到外交方面的事务。这里少数民族众多，历史遗留下来的民族矛盾和民族内部纠纷，一时难以拆解。开发和治理确非易事。最严重的问题是封建势力强大，国民党反动派长期统治，茶毒人民，为害至酷。在解放军大兵压境时，一些上层人物迫于大势所趋，受到共产党政策的感召，纷纷起义投诚，减少了流血和破坏。然而，封建势力却原封不动地保存着。广大的乡村仍置于他们的控制之下。封建迷信组织如哥老会、青红帮、大刀会等及大量匪特武装，还掌握在他们手中。国民党军被俘虏、起义、投诚的达90万之多，其中不少将领系两南封建势力的代表人物。他们中有的静观形势变化，继续招兵买马，扩充实力。蒋介石早在淮海战败后，即派遣大批特务进入西南区，与本地封建势力共同策划了“应变计划”，梦想建立“反共复国”的基地；并在川、黔等地举办“游击干部训练班”，训练了5000多名反动分子，作为其发展匪特武装、破坏人民经济恢复和建设的骨干。他们乘群众尚未发动，串连地主恶霸，勾结反动武装，裹胁落后群众，啸聚山林，打家劫舍，制造谣言，煽惑群众，挑唆起义部队叛变，阻扰解放军开展地方上作。一时问，匪患猖獗，成为危害社会治安和人民生命财产的一大祸害。 刘伯承清醒地认识到，要实现建设西南的任务，还需要努力奋斗，克服当前的许多困难，例如城乡人力、物力、财力，都大量地被敌人摧毁破坏，帝国主义者的封锁，大批城乡失业者的存在，大批的旧公务人员急待安置，众多的散兵游勇急待收容，特务土匪的活动急待肃清，以及要把以前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统治的经济结构，改变为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结构，把战时的经济结构，改变为和平建设时期的经济结构等等，困难都是不小的。他领导西南军政委员会，进行了艰苦细致的工作，一一克服了这些困难。 中共中央西南局于2月初召开了全体会议，研究了西南局的工作任务和西南军政委员会的组成问题。刘伯承作为西南局统战部长，提出了遴选党外人士参加军政委员会的意见。他说：“西南军政委员会对党外人士提名，亦采取德、才、资的干部政策。不过党内德、才、资是统一的，而党外人士德、才、资是有矛盾的。功过折算谓之德，有代表性是谓资。按照德、资提名，量才分工。”会议采纳了他的意见，使军政委员会组成比例和人选问题得到了顺利的解决。中共中央在得到西南局关于遴选军政委员会党外委员的方针的报告后，立即表示赞许，并批转其他地区参照执行。 1950年2月8日，西南军政委员会宣告成立。这一天，多雾的重庆出现了罕见的晴朗天气，旭日的光芒驱散了山城上空的阴霾。西南各界代表沐浴着春晖，兴高采烈地聚集到重庆市人民路西南军政委员会的驻地。刘伯承主席，邓小平、贺龙、王维舟、熊克武、刘文辉、龙云等副主席，亲切地同委员一一握手相见。成立仪式热烈而庄重。刘伯承作了西南军政委员会成立经过和基本任务的报告。他说：在西南工作山接收转入管理，并且建立集中统一管理的时候，军政委员会急需建立，也利于各方面的代表人物迅速安位。 但由于情况了解不够，够格和适宜的人选需要酝酿讨论，所以军政委员会的建立相对延迟。关于军政委员会的基本组织原则，既能保证党的领导，又能团结各方面的人士，委员中党内外人士大约各占一半。还考虑到照顾地区，照顾党外各方面的人物：起义军人、工商界人士、文教专家、少数民族、民主党派。这个人选比例，主要依据代表性适当放宽了尺度，但又是宽而不泛。 比如工人委员，暂时选不出合适的人选，便没有硬凑，因为共产党员就代表了工人阶级。鉴于部分委员因事或外出没有出席，刘伯承对军政委员会的基本任务只是重申了剿匪和征粮工作。总的任务，他说留待全体委员会议再去确定。 西南军政委员会成立后，相继建立了各个机构，认真选拔了一批贤能人才，分别承担起各个方面的领导管理工作。 对西南区所属的云南、贵州、西康、川北、川南、川西、川东等7个省区以及下属的各级政权建设，刘伯承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和西南局的决定，采取了军队“分区包干”的办法，即将一定建制的部队，固定在一定地区，在同级党委领导下，负责城市接管和农村工作，建立党的组织，建立政权，发动群众，建立工会、农会和其他民众团体。建立军区、军分区和人民武装力量。肃清土匪，征收公粮，帮助农村春耕，恢复和发展生产。 刘伯承号召驻西南全体部队说：艰巨的任务正安排在我们面前，90万起义、投诚、俘虏的部队急需改造，7000万的群众尚待发动，土地改革必须在明冬后春完成。而当前的肃清匪特、巩固治安和急不待缓的征粮工作，都有待于军队为主去参加完成。当我们战败了武装的蒋介石集团后，彻底消灭封建的战略任务已经放在我们当前的日程上了。 各部队紧紧抓住了剿匪这个当务之急，坚决执行“野战军地方化”“领导一元化”的指示，和“军事清剿、政治攻势、发动群众三结合”的剿匪方针，首先在腹心富庶地区与交通线两侧，集中兵力重点围剿肃清危害最大的匪帮。西南军区所属的川东、川西、川南、川北、西康、云南、贵州等7个军区，采取灵活机动的战术，或对集团匪徒进行围剿、进剿，或远途奔袭，直取匪特巢穴，或对流窜匪特穷追不舍，不歼不止。至1950年8月底，西南全区共歼土匪40万余，有力地打击了匪特的凶狠气焰。8月以后，剿匪斗争转入大规模边沿围剿和深山进剿。以后，在西南军区司令员贺龙、政治委员邓小平的领导下，全体指战员英勇战斗，积极发动群众，依靠群众逐步完成了艰巨的剿匪任务，从而根除了大两南的严重的匪患。 刘伯承出身农家，熟知西南农村的状况和农民的疾苦。旧社会剥削阶级的反动统治，灾荒频仍、兵连祸结，以致千里萧条、民不聊生。他决心以强有力的组织措施迅速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使广大城乡人民的生活有一个较大的改观，他在抓好城市生产的同时，抽出足够的力量逐步把工作重点放到农村。除要求所有驻军起到工作队的作用外，还抽调了许多干部，动员了大批工人、学生，到农村去开展工作。明确要求农村工作必须从基层做起，盛区以下各级领导机关在春耕期间，只留少数人员处理日常工作，大部分人员逐级下去督促，指导农业生产，并结合进行清匪治安、生产救灾、合理负担、反恶霸地主、改选旧保甲，以实际行动取得广大农民群众的信赖和拥护，然后适时地筹建农民协会，向封建地主势力夺回农村的统治权，为尔后的土地改革创造条件。 经过各级党委、政府的认真领导和广大干部、农民群众的努力，西南地区农村的面貌发生了较快的变化，1950年的春季作物获得了丰收。在6月中旬的中共中央七届三中全会上，刘伯承报告说：“在农业生产方面，一般的年景是很好的，达到了七成收成，这个现象已是很好的了。由于我们西南军政委员会把生产指示和减租减息政策一公布，又有少奇同志‘五一’干部大会关于经济问题的讲话，农民群众表现出了极大的生产热情，这在西南地区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对西南军政委员会的全面工作，刘伯承于7月27日，在第一次全体会议上所作的《西南区的工作任务》的报告中，进行了这样的总结：“西藏还待解放。其他地区在解放后曾经猖獗一时的匪特活动，又受到致命打击，大部地区业已净化。但在边沿山地，仍然活跃，需要努力加以肃清。物价虽已稳定，但财政经济状况尚未获得基本好转。开支暂时不能减少，而公粮征收仅达1949年的百分之六十，故赤字浩大，目前仍赖中央补助。此种情况如不在收入方面加紧努力，很难继续下去。由于我们在经济方面的努力，调整公私商业关系已见成效，市场开始活跃，城乡内外交流开始疏畅，人民币开始下乡，成渝铁路开始兴筑，整个工商业已显现好转的境况。但公私工商业困难仍多，国营企业只有少数开工，绝大部分还在维护状态，私营工商业恢复和发展的条件，尚待继续创造。农村手工业和副业在长期反动统治压榨下，遭受到严重的破坏，亟待政府予以扶植。农民已有初步的组织和发动。他们在长期的封建反动统治、压迫、剥削之下，已陷于极端贫困的地步，迫切要求减租减息、退押和实行土地改革，并从恶霸地主统治下解放出来。城市工人失业需要妥善地加以救济和安置，社会上的广大失业群众需要在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中谋求出路，少数民族热烈地欢迎和拥护人民政府和人民解放军。” 这一段总结，既说明了军政委员会短短5个月的工作成绩，也如实地反映了存在的问题和困难。表现出刘伯承仍然保持了战争年代那种实事求是、谦虚谨慎的作风，对成绩不溢美，对问题不回避。到10月下旬他奔赴新的工作岗位时，虽然西南区的清匪反霸、减租退押和各项经济建设都已取得基本成功，西南军政委员会的工作已初具规模，他还是谦逊地说：“西南军政委员会的工作没有达到应有的程度，我的责任是不可推卸的，补课的工作还请大家来做。”刘伯承总是用很高的标准衡量自己的工作。 第三节统战工作的模范 在进军西南之前，刘伯承就在国民党川军中做了许多工作。1946年11月滑县之战，国民党军第一○四旅旅长杨显明、副旅长李克源被俘。这两人系川军旧人，刘伯承亲自接见，并设宴招待。交谈中刘伯承向他们询问蜀中故旧，指出蒋介石利用内战消除杂牌军的阴谋，勉励他们返回四川，为桑梓做一点有益的工作。杨李二人深感刘伯承和蔼可亲，语重心长，表示铭记刘伯承的忠告。原国民党第十五绥靖区副司令官郭勋祺被刘伯承指派回川后，积极劝说潘文华、邓锡侯等人弃恶从善，对他们发动起义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进军西南之前，为了争取四川的国民党军起义，刘伯承在南京通过关系，找到川军第九十五军军长黄隐的侄子、黄慕颜之子黄实，要他辗转返回四川，向川军邓锡侯、黄隐以及川军故旧黄慕颜、韩伯诚等打招呼，说明共产党不念旧恶，欢迎及时弃暗投明、将功赎罪的一贯政策。并指示黄实，将在成都建立共产党、解放军交通站，告邓锡侯等部与其联系，还将直接派联系人员去黄隐部开展工作。不久，刘伯承通过情报部门派出一位干部，携带电台联络讯号和密码，经过重重险阻，间道黔江、涪陵，于10月间到达成都。这位于部通过黄实找到邓锡侯、黄隐、黄慕颜等人，当场传达了刘伯承、邓小平对川军故旧的问候和希望，指出二野部队进川在即，川军不应作蒋介石的殉葬品，而应早作准备，归向革命阵营。考虑到四川的现状和邓锡侯等人还有顾虑，刘伯承、邓小平提出了三个方案供他们选择：一、解放军未到即宣布起义；二、解放军迫近时才宣布起义；三、不公开宣布起义，但负责保护好地方仓库和公共财产。这既体现了共产党人顾全大局和宽大为怀的胸襟，又体现了设身处地为川军人士着想的实际态度。邓锡侯、黄隐等深为感动，种种疑虑为之一扫，遂决心起义。雅安刘文辉方面，刘伯承同样派人作了联络工作，沟通了电台通讯。国民党军政人员的纷纷起义和投诚，减少了解放西南的阻力。 对蒋介石嫡系胡宗南等部，刘伯承、邓小平也没有放松争取工作。在军事上坚决打击的同时，在政治上坚持做到仁至义尽，及时争取了裴昌会、陈克非、罗广文等部的起义和投降，避免了更大的破坏和损失。 四川解放后某些上层人物利用起义为政治资本，在筹建人民政权时争权争位。刘伯承依靠党组织和人民群众，同他们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有人提出“川人治川”的口号，意在排斥共产党的领导。刘伯承在民主党派和工商界人士座谈会等场合，毫不留情地予以批驳。他用四川解放前军阀连年混战，人民饥寒交迫的事实，说明在反动阶级政治之下，无论刘湘、杨森、张群，还是别的什么人，都不可能治理好四川。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四川才能由乱到治，才有了大发展的希望。 起义、投诚部队的中下层人员，由于受到国民党特务的蛊惑、欺骗，普遍担心算旧帐。特别是在诉苦运动中，部分军官惶惶不安，害怕过不了关。 刘伯承亲自出面作宣传解释工作。他在一次会议上说：“我们接收了大量的旧公务人员、起义军人、投诚和俘虏人员。他们是后至者，他们要由消极因素转变为积极因素。我们要管饭，要改造，要录用，要整编。毛主席说：‘禹王治诸侯，后至者诛。这个政策是错的。’后至者诛，谁还敢回到中国大家庭一起为人民大众作好事呢？今天我们只要于人民事业有利，只要进步，只要愿意改造，为大众服务，就可以一齐来干。”这一席话，安定了原国民党军政人员的情绪，使改造和整编工作得以比较顺利地进行下去。 减租退押，遇到了西南封建地主阶级的严重抗拒。从原国民党旧军人、工商界人士和民主党派的头面人物，到农村的中小地主，大部反对共产党的这个政策，因为这直接损害到他们的经济利益。而农村工作能否真正开展，广大农民群众能否发动，完全取决于减租退押政策的能否落实。刘伯承始终坚持了共产党的原则立场，在减租退押问题上跟反对者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他一再强调减租退押跟清匪、反霸一样，是改造旧社会、建设新社会不可缺少的步骤。他鲜明地指出：“西南地区，特别是四川，土地甚为集中。军阀官僚、土豪劣绅等封建势力，用巧取豪夺的方式集中土地的过程，也就是农民破产失业的过程。农民迫切地要求上地，并从地主恶霸的统治之下解放出来。但是由于西南解放较晚，封建势力特别强大，群众尚未普遍发动与组织起来，实行土地改革的条件尚未成熟。故在今冬明春期间，应以清匪、反霸，减租、退押为中心。这个步骤不但可以初步解除农民的痛苦，为恢复与发展工、农、商业创造初步的条件，而且也是为明冬后春开始的土地改革运动打下坚实的基矗”在西南军政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有些党外人士对减租退押采取抵制态度。他们有的强调西南地区民穷财竭，地主实际不富，租、押一时难以减退；有的声你会引起诸多纠纷，不要自找麻烦：有的说押金己按年扣祖，不该退还；有的借口土改将行，何必多此一举。更有的甚至重弹地主养活农民的老调。一时间议论纷起，人心不定。这股歪风在党内也产生了影响，个别党员干部表现了动摇，乃至站到地主阶级立场上说话。在西南局的领导下，刘伯承坚决执行共产党的政策，团结认识较好的党外人士，严厉批判了反对减租退押的谬论。他针对封建地主代表人物的错误言论，斩钉截铁地说：“减租减息作为土地改革的准备条件，这是共同纲领明文规定了的，也是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决议了的，西南人民必须为此而努力奋斗。??减租本身就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如果不打垮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如果不充分发动农民群众，如果不保障农民的佃权，其结果必然是明减暗不减，或先加后减等现象的普遍发生。同时恶霸地主和特务分子必然千方百计地造谣破坏，制造混乱，乃至组织所谓‘游击战争’，以达到破坏减租的目的。” 刘伯承大义凛然的态度，震慑了某些上层人物反对减租退押的嚣张气焰，博得了军政委员会大多数成员的热烈赞同。 刘伯承又在小组讨论会上和个别交谈中做积极的说服教育工作，规劝持错误观点的人抛开一己的私利，而着眼于国家、民族的兴旺。他亲自说服弟弟刘叔禹带头减租退押。党外人士反映共产党不是盛气凌人，而是以理服人；既坚持了原则，又避免了刺激。熊克武率先表示原来认识有偏差，共产党确实是为人民大众谋利益的。民主人士胡子昂、旧军人但懋辛关于拥护减租退押的发言，起到了良好的作用。他就及时予以鼓励，调动了进步人士的积极性。 8月8日，他在上报中共中央的《关于西南局统战经验的报告》中说：“由于地主阶级在军政委员会会议上的攻击，可以看出封建地主虽然遭受了打击，但势力仍然强大。而这次会议有组织地进行反攻，因此使我们坚定了两个坚决：一是坚决退押，二是坚决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以孤立地主阶级。因不如此，不能发动农民打垮封建，巩固人民民主专政。”这些话，表现了他掌握党的政策的原则性和灵活性。中共中央充分肯定了这个经验，特将这个报告批转各大区参考。 团结、教育民主党派，是党的统战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对此，刘伯承采取了积极慎重的方针。西南区民主党派，在反蒋反美的民主运动中，曾起过积极的作用。但到了解放前夕，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打击、渗透和利用，成都、重庆等地的民主党派变得组织涣散，成份复杂，内部矛盾，意见分歧。 解放后，某些民主党派的领导人拉队伍、搞武装，擅自接收反动报社和敌特财产，以扩展自己的势力。刘伯承根据中共中央统战工作的方针和部署，有计划、有步骤地抓了整理、人事和工商方面的工作。整理工作，又区分了四类情况：一是对机构健全、成份大体整齐的党派，帮助他们学习共同纲领等文件，着重于提高思想认识。二是对机构建立虽久，但其中成份较复杂，领导思想不纯的，进行组织整理。在尊重其独立性的基础上，帮助其调整领导班子，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加强其自身的团结。三是对刚建立机构的，则进行登记审查，先集中学习，着重共同纲领及民主党派性质任务的教育。四是对尚未健全机构的党派，帮助他们作调查了解，发现和物色领导骨干，逐步建立起较完善的机构。经过这样既具体指导又不包办代替，既坚持团结又不放松必要的斗争的整理工作，西南区各民主党派都得到了健康的发展。 人事工作的重心是配合有关部门安置民主党派人士。除在西南军政委员会安排相关人士当委员外，各委、部以及盛区及行署以上单位，也量才录用了一批民主党派负责干部和工作人员。这使民主党派十分满意，对团结各方面的力量，搞好各级政权建设，起到了促进作用。 但是，在部分人员中出现了两种不良的倾向。一些党员存在着关门主义偏向，错误地认为“烈士血迹未干，他们义骑到我们头上了”。有的甚至居功骄做，不服从党外人士的领导。刘伯承对此进行了有力的批评。他教育大家说：”做好民主人士的工作，可以争取一大片人。作为一个党员干部，应该是统战工作的模范。” 也有一些担任政府职务的民主人士，自高自大，脱离群众，官僚作风，轻视共产党的干部。针对这些情况，刘伯承利用会议和个别谈话，进行了适当的批评教育，指出人民政府与旧官僚衙门的根本区别，人民政府工作人员是人民的勤务员，而不是骑在人民头上的老爷。教育、启发上述人士注意思想改造和作风转变。他的这些工作，促进了人民政权中党内外人士的民主合作。 解放初期，西南工商界曾一度对共产党的经济政策持疑虑、观望态度，有资金不愿大胆投用，反而要求政府救济。更有的向政府要求定货、贷款、收购产品、供给原料，限制工人提出工资要求，并一再声称：“贤明政府，定能办到”，言外之意如办不到，便不是贤明政府。刘伯承和邓小平亲自参加工商界人士座谈会，诚恳说明共产党对民族资产阶级团结、利用、改造的方针，说明了工商界只有接受人民政府的领导，为新中国建设事业服务，才有出路。刘伯承说：“公私兼顾，并不是偏顾，尤不可顾私不顾公。劳资两利并不是单利，而是劳资两面都利。城乡互助，而不是矛动员令，还对进军西藏的伟大政治意义、亲密团结康藏人民、必须树立长期战斗的思想等问题，进行了明确而详尽的说明。这个动员令，给了进军西藏的全体指战员以巨大的鼓舞。 随后，刘伯承协同邓小平、贺龙等加紧部署了进藏的各项准备工作。组织部队对西藏情况进行调查研究，收集整理现有资料，派出先遣支队分赴甘孜、巴塘等地调查了解，为进军西藏开辟道路。为了保障进藏部队的后勤需要，还调集了一批工兵和步兵部队，抢修雅安到甘孜段公路，为进军西藏准备了交通条件。 5月14日，刘伯承专电西藏班禅堪布会议，规勉其“当本西藏人民大团结之精神，一致协力，以求达成解放两藏之目的”。 6月，西南军政委员会为了争取西藏上层集团，发布了对藏的四项政策，既严肃阐明了西藏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神圣领土，不容任何人分裂的原则立场，又表示了承认西藏权力结构的现状，以西藏地方政府为谈判对象的灵活态度。对西藏上层统治集团起到了一定的团结争取作用。西康甘孜白利寺活佛格达，当年红军路过甘孜时，曾给予了积极的支援，这次又热情地投入和平解放康藏的活动，主动向刘伯承表示竭诚拥护中央政府和西南军政委员会，被遴选为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和康定军管会副主任，在康藏上层统治集团中产生了较大影响。西藏地区的反动派对他恨之入骨，竟下毒千残害了他。 刘伯承坚决支持格达活佛的正义行动，对特务们的无耻行径表示了极大的愤慨和藐视，他亲自为格达活佛写了一副挽联：“具无畏精神，功烈永垂民族史；增几多悲愤，追思应续国殇篇。”表达了他对少数民族上层进步分子的正确评价，推动了对少数民族上层集团的争取团结工作。 西藏地方政府，在英帝国主义的支持下，积极在藏东昌邵地区部署军事行动，妄图阻止解放军进军两截。在中共中央的统一部署下，刘伯承、邓小平、贺龙于1950年10月间，发动了昌都战役。经过进藏部队神速而勇猛的进攻，藏军6个代本（相当于小团）全部和3个代本大部被歼，1个代本起义。昌都总督阿沛·阿旺晋美站到了人民方面来。上述工作和作战为西藏的和平解放奠定了基矗 第十九章治军必先治校 第一节“还是让我去办学校吧” 1950年10月27日，刘伯承乘飞机离开他熟悉的山城重庆，前往北京，去担负筹建陆军大学的新工作。飞机越过大巴山，江汉平原尽收眼底。俯瞰着脚下的锦绣河山，他不由得想到了新中国建设的灿烂前景，想到了军事教育事业即将出现的繁荣春天。这次工作岗位的转换，是时代的需要，是党和人民的召唤，也是自己心甘情愿的要求。随着思绪的滚动，他感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振奋。 6月间，他得知中央军委开会决定，在战争年代创办的各类学校的基础上，改建适应现代战争条件的正规学校。各军兵种要新建自己的各级专业技术学校，全军首先创办一所教育训练中、高级干部的陆军大学。他心中立即萌动起投身院校教育的念头。他清楚地知道，全国解放之后，随着全党工作重心由农村转向城市，由主要领导革命战争转向领导大规模经济建设，人民解放军的建设也进入到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革命战争年代，军队主要是为了夺取政权而战斗；而今后，将主要是担负保卫和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职责。这就给军队提出了进行正规化、现代化建设的新课题。过去由于客观环境、条件的限制，使军队建设一直处于比较低级的阶段，即兵种单一，装备落后，编制、制度的非正规性，作战指挥的不集中、不统一及带游击性等。这些在过去处于敌强己弱、长期忙于应付战争的情况下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新中国成立以后，客观条件发生了很大变化，有了全国统一的政权，掌握了城市工业和全国资源，有了强大而可靠的经济基矗在这种情况下，就要求军队进到建军的高级阶段，即建设诸军兵种合成军队和掌握现代军事科学技术的阶段。这是人民解放军面临的又一次伟大转变。 为了适应这个转变，创办、扩建以陆军大学为首的一批军事院校，自然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刘伯承正是有见于此而主动请求来办军校的。 就个人而言，刘伯承一贯主张“建军必建校”、“治军必先治校”。从沪顺起义举办军事政治学校，到中央革命根据地主持红军学校，以及领导红四方面军、红二方面军红军大学，再到担任抗日牟政大学副校长，直至兼任中原军区、第二野战军军政大学校长和政委，不但为人民军队的发展壮大，培养造就了一批又一批的骨干力量，而且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和管理经验，也逐步激发了对军事教育事业的热爱。 刘伯承想去办学校，还有另外一个方面的考虑——当时，有人向他透露，中共中央准备调他进京，出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一职。 他听了之后，幽默而风趣地说：“我年纪大了，跑不动了，还当啥子总参谋长。总参谋长我已经当过四次了，总没有当好嘛！这次就不要再去当啰。 我还是去办学校，搞教育，当教书先生吧！” 这一件事，中共中央曾经非正式地征求过他的意见。他明白，这是中共中央领导人对他的关怀，他们总想有要为他安排一个合适的职位。但实事求是地考虑，自己年事已高，身体又不好。总参谋长这个第一线上的重要职务，最好让年富力强的人去担任。自己应该另谋所向，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他认为：潜心钻研学术，办学校培养干部，这对自己来说倒是最合适的。于是，他提笔给中共中央写了一封信，请求辞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二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的职务，去参与筹建陆大。在信中，他恳切地写道：“要建设一支现代化的军队，最难的是干部的培养，而培养干部最难的又是高级干部的培养。我愿意辞去在西南担任的一切行政长官的职务，去办一所军事学校。战争已经结束了，我年龄这么大了，还是让我去办学校吧！” 中共中央很快批准了刘伯承的要求，决定委派这位身经百战、德高望重的著名军事家去办学校、搞教育，把他那丰富的作战、建军经验传授给全军中、高级干部，从教育与训练上更好地完成人民解放军向正规化现代化建设的转变。毛泽东和朱德给他写了亲笔信，让他把西南的行政工作移交给邓小平、贺龙负责，尽快到北京领导筹建陆大。 这，既是刘伯承的心愿，也是中共中央经过慎重考虑后作出的重要决定。 而归根到底，则是历史的抉择，是历史把创建正规化现代化高级指挥学府的使命，放在了刘伯承的肩上。 中共中央对给刘伯承递交信件这件事也很重视，特地委托代理总参谋长聂荣臻办理。聂荣臻决定派遣华北军政大学副教育长陶汉章专程前往重庆送信。他对陶汉章说：“你在红二方面军时就认识刘伯承同志，所以送信的差使让你去。”陶汉章到达重庆，在北碚见到了刘伯承，递上毛泽东、朱德的亲笔信。 刘伯承看完了信，摘下眼镜，一边擦一边高兴地说：“古语说得好，‘君命召，不俟驾而行’啊！请你转告聂老总，就说我愉快地接受了这个任务。 我把这里的工作给小平同志和贺老总交代一下就走，不日即到京复命。” 几天后，当陶汉章向刘伯承辞行时，刘伯承再次请他向聂荣臻转述自己坚决服从调动，愿意去办学校的愉快心情。还托他捎回一些四川榨菜、豆瓣酱之类的土特产食品，说：“朱老总、聂老总部是四川佬，这些东西又便宜又好吃，他们一定喜欢。” 在刘伯承待命的这段时间里，陆大的筹建工作在中央军委的直接领导下，已经展开了。中央军委向全国各大军区（也称战略区）抽调领导干部，组建了陆大筹委会，并派人到东北等地勘查地形，选择建校地址，准备动工兴建陆大校舍。 这一年，朝鲜战争的形势日益紧张起来。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美帝国主义随后宣布武装援助南朝鲜，同时派遣海军进入台湾海峡，侵占中国的领土台湾。9月15日，美国侵略军在仁川登陆，大举向北朝鲜进犯，并把战火烧到了中国东北边境。为了支援朝鲜人民的抗美战争，保家卫国，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开赴抗美援朝战争的前线。前线需要大批干部，而大批干部又需要加速培养，需要系统的教育与训练。形势逼人，创办陆大已经刻不容缓。 就在志愿军入朝作战的第4天，毛泽东给刘伯承发了一个急电：“伯承同志，此间恩来、总司令、荣桓、荣臻和我，希望你速来京主持筹建陆大，你意如何？” 他接到这封电报，在重庆冉也坐不住了。他把西南的繁忙公务迅速交待完毕，便登上了飞往北京的客机。 飞机一路穿云破雾，把万水千山一鼓脑儿地抛在身后。几个小时后，太行山脉和燕山山脉相继闯入眼帘，逶迄奔腾在峰峦之间的长城，显现出一副非凡的气势。刚刚见到紫禁城里金碧辉煌的建筑群，飞机的机身已缓缓地降落在北京西郊机场的跑道上了。刘伯承步出机舱，见朱德正向他挥手。他急步跨下舷梯，与朱德的手紧紧地握到了一起。 第二节中南海的灯光 刘伯承一到北京，便领导陆大筹委会加紧筹建工作。 首先是确定陆大的校址。以前，中央军委曾考虑把校址建在东北。后来因为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又决定把校址建在北京或其他省市，具体地点授权刘伯承选定。 11月，北京已是北风呼啸的初冬季节。一天上午，刘伯承和军训部长肖克等人，乘车出阜成门，直奔石景山地区。不一会儿，朱德也来了。他们会合在一起，从石景山向北到八大处，再向西到永定河沿岸，最后向东折回到八里庄忠烈祠，周行70余里。他们不顾风沙扑面、寒气袭人，几次登上山岗，兴致勃勃地察看这一带的地形、水源，选择营建陆大的合适地点。但是，由于当时这一带供水供电困难，只好放弃。 第二天一早，刘伯承又乘车出西直门，来到圆明园勘查。圆明园位于京郊西北，迄西与颐和园、玉泉山遥遥相对。这个曾盛极一时的清朝皇家园林，1860年遭到了英法联军的焚毁，至今只剩下一片废墟。然而，它占地广阔，环境幽静，地理位置十分优越，确实是办学校的理想场所。但是，他考虑到圆明园遗址是帝国主义列强侵华的历史见证，对于教育后代，激发人们的爱国主义精神具有重要的意义，军队不应该占用。于是又把在这里建校的想法放弃了。 经过两次勘查校址，刘伯承考虑到，国家财政经济状况还没有根本好转，抗美援朝战争正在进行，百废待举，百业待兴，财力、物力都很紧张，要兴建这样一个大型的军事学校要花很多的钱，更需要一定的时间。为了早日开学，培养懂得现代战争的干部以支援朝鲜前线，也为了减轻人民的负担，他建议：陆大的校舍暂时不动工兴建，先找一个可以办学的地方把学校办起来再说。他的意见得到筹委会的赞同。 刘伯承把目标投向了华东军区军政大学。华东军大设在南京城的东南隅，原国民党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和国防部的院内。占地约3平方公里，房屋面积达47万平方米，各类设施也较齐全。早在1949年5月，刘伯承主政南京的时候，就曾经去过那里，详细查看过那里的房屋、设施情况，并向中共中央专门作过汇报。那时，他就考虑过将来在那里办学校培养干部的问题。 所以，他现在毅然决定向中共中央提出报告，建议把陆大暂时设在南京。 中共中央始终关注着陆大的筹建工作。在筹备期间，政务院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三次会见了刘伯承和陆大筹委会的成员，传达了毛泽东对办好陆大的指示，提出了陆大临时党委的组成方案、干部配备和组织机构等问题，研究确定了教学方针和教学内容。对如何办好这个学校作了重要指示。 第一次是在11月初，周恩来特意把刘伯承等人请到中南海。 刘伯承与周恩来久已相熟，从南昌起义到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他曾与周恩来共事，襄助戎机、擘画军事，两人相得益彰，也由此建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刘伯承对周恩来一向十分敬佩。周恩来对刘伯承也很尊重，常对人称赞他博学强记，通晓古今，总是亲切地称他”刘老”，喜欢和他交谈，倾听他的见解。 当刘伯承等人来到中南海西花厅总理办公室的时候，周恩来刚刚起床，还没有吃早饭。他和人家一一握手问候，并亲切地对刘伯承说：“刘老，你来了。我起晚了。” 刘伯承知道，周恩来日理万机，经常通宵达旦地工作，常常不能按时睡眠。他深情地说：“总理，你多睡一会儿吧。我们昨天是睡久了。听说你每天要工作到早晨三、四点钟才休息，太劳累了！” 周恩来说：“不要紧，我习惯了。” 一会儿，工作人员端来了早餐，周恩来跟大家打个招呼便开始用餐。趁此机会，客人们环顾了主人的住所：这里是会客室兼着办公室。房间陈旧，设备简陋。靠墙排满了书柜，三张方桌接成一个长会议桌。最显眼的是那张又宽又长的写字台，上面放满了摞得很高的文件和书籍。再看主人的早餐：三块烤馒头片、一碟咸菜、一杯牛奶和一个煎鸡蛋。看着这一切，刘伯承和同来的人都很感慨：住进北京城中南海的周恩来，仍然保持着战争年代那种艰苦朴素的作风。 周恩来用完早餐，谈话开始了。 “总理，我接到毛主席的电报就来了。”刘伯承微笑着向周恩来报到。 “你这个人组织性纪律性是非常强的，只要中央有命令，你马上就会来。”周恩来用非常满意的口气回答。 “我来是来了，就是怕搞不好。”刘伯承谦逊地说。 “你槁得好，搞得好的。你有几个特长：有学问，有搞教育的经验，又非常严格，严师出高徒嘛！”周恩来笑着鼓励他。 “总理，可不能那么讲，我是能做一点就做一点。我能力实在不足，过去搞红大，那个好搞，两三个月就过去了。现在搞现代化，我也是没有经验的。你看能不能给我找几个好助手？”刘伯承向周恩来诚恳地表达自己的心情和要求。 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提出了陆大临时党委的组成方案，并和刘伯承一起，详细研究了陆大的组织机构和一些领导干部的人选问题。 几天以后，周恩来第二次会见了刘伯承等人，传达了毛泽东关于办好陆大的指示。基本精神是，陆大的方针仍然是延安抗大总校的方针，要在人民解放军建军传统的基础上，认真学习外国军队的先进经验。周恩来还告诉他们，为了办好陆大，毛主席已经聘请了一批苏联顾问来帮助工作。 一提到顾问问题，刘伯承很自然地想起当年与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的交往。李德那种独断专行、飞扬跋扈的霸道作风，曾给中国革命造成巨大损失，也在他的心中刻下了一道深深的伤痕。 以往的教训，记忆犹新。他向周恩来建议：“总理，我考虑了很长时间，叫顾问不如叫专家好。顾问，顾问，就是要‘顾’我们的‘问’。叫专家就超脱了。你当你的专家，我们于我们的工作。我请你，你就讲；我不请你，你就不要‘顾问’我嘛！” 周恩来还和刘伯承等人研究了筹建工作的一些具体事宜：一是校名问题。鉴于将来要开办海、空军科，刘伯承建议将陆大更名为军事学院。二是校址问题。为了早日开学，减少国家的财政支出，刘伯承提出把校址暂时设在南京华东军大所在地。以后有条件营建新校舍再行搬迁。三是干部问题。 当时朝鲜前线急需干部，新建立的各军兵种及其领导机关需要干部，地方上各条战线也需要军队干部去支援，使军队的干部不够用的问题显得很突出。 所以，从全军调干部很困难。刘伯承请求以华东军大和华北军大的一部分干部为基础，依托华东军区组织起军事学院的各级机构。这些意见，周恩来完全赞同。 当谈话结束，刘伯承等人起身准备离开的时候，周恩来再次亲切地问道：“刘老，你看还有什么事情吧？” 刘伯承用试探的口气说：“总理，我想，校址既然设在南京，能不能让陈老总来兼政委呢？” “我明白你的意思，陈毅是华东军区司令员，你让他兼政委，找他要人、要钱、要房子就好说了，是这个意思吧？”周恩来坦率地点穿了刘伯承的心思。 “是啊！我是有这个意思。”刘伯承一面回答，一面有点不好意思地笑了。周围的人也哈哈大笑起来。 第三次会见是在一个晚上。周恩来围绕如何办好军事学院问题，和刘伯承等人作了3个多小时的长谈。 他们首先研究了教学方针和教学内容。在大体确定军事、政治、文化各课的课程后，周恩来特别强调要搞好文化教学，指出军队的干部文化低，这是历史造成的。只有学好文化科学知识，才能掌握现代军事科学技术。接着，又研究了教员问题。刘伯承提出，选调教员非常困难。现在有一批起义、投诚和解放过来的原国民党军官，他们当中有的人有较高的文化水平和军事学术素养。周恩来表示，可以计这些人当教员，团结教育他们为新中国的国防建设事业服务。以后，再从每期毕业学员中选留一些人员任教，逐步改变这种状况。最后，周恩来勉励刘伯承说，搞现代化军队建设，许多东西我们都没有经验。虽然刘老是个老教育家，搞了很久了；但搞现代化的军事学院，也还要不断地学习外国的先进经验，学习现代军事科学，研究现代战争的特点，把丰富的作战、建军经验加以总结提高，传授给全军中、高级干部。 谈话结束了。周恩来将刘伯承等人送出西花厅，一一握手告别。 这时，夜已经很深了。中南海显得格外宁静、安谧。但是。这里，那里，一座座庭院仍然放射出明亮的灯光。中共中央的领袖们还在埋头筹划着治党治国治军的方略。 刘伯承等人沿着中南海湖畔的砖石雨道向大门口走去，瑟瑟寒风吹在他们身上。他们却感到心里是热乎乎的。 第三节创建军事学院的意见书 根据周恩来三次谈话的精神，刘伯承和筹委会的同事们一起研究起草了《关于创建军事学院的意见书》。 11月13日晚，刘伯承带着这个意见书，又一次来到中南海总理办公室，向周恩来和有关部门的负责人聂荣臻、肖克等作详细汇报。 汇报会由周恩来主持。他读一条让大家讨论一条。遇到有修改补充的地方，随手记下来。 刘伯承起草的《关于创办军事学院的意见书》，除校名和校址按他原先的建议，定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暂设南京外，主要内容是关于组织机构和训练方针。 关于组织机构，学员与班次：共设陆军本科、陆军速成科、空军速成科、海军速成利、情报参谋训练班、俄文训练班等6个学习单位，及一个陆军函授科的业务机构。陆军个科定额370名，收团、营级及部分优秀的连级干部，有初中文化水平，年龄在30岁左右者。陆军速成科定额500名，收军、师、团及个别兵团级干部，具有高小文化水平音。情报参谋训练班，由总参情报部选送学员50名，俄文训练班，由中央军委俄文编译局负责选调50名相当大学文化程度、有俄文基础的人员再予提高，并授以军事知识，以解决军事翻译及俄文教员的缺额。函授科定额150名，收在职团级至兵团级干部，有自学能力者。学制，陆军本科两年，陆军速成科、情报参谋训练班、俄文训练班均为一年，陆军函授科一年半。海、空军速成科暂缓成立。 领导机构：全院设训练部、政治部、院务部和干部管理处。并设立战史。 战役战术、司令部工作，后方勤务、通信联络、政治经济、文化外语等15个教学组织，以及学术研究室和翻译室。 所需干部：除已决定调作学院领导干部的促其到职外，拟再由全国各大军区调25名军、师级及个别团级，有相当文化程度及实战经验，有培养前途的军政干部来院培养，作各教学组织和各学员科的领导。学院各级行政领导干部及工作人员，由华东军大和华北军大选调。 关于训练方针，确定为：在人民解放军现有素质及军事思想的基础上，熟习与指挥现代各技术兵种，并且组织其协同动作。同时熟习参谋勤务与通信联络，以准备与美帝为首的侵略集团作战。 《关于创办军事学院的意见书》由周恩来主持修改后，上报中共中央。 三天后，毛泽东亲自批准了这个报告。从此，开始了筹建工作的新阶段。如果说，以前的工作主要是研究起草军事学院的创办计划，那末，以后的工作则是把这个创办计划讨诸实施，把蓝图变成现实。 11月21日夜晚，刘伯承乘火车赶赴南京，投入了紧张的建校和教学准备工作。 第二天上午，刘伯承便开始办公。首先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成立中国共产党军事学院临时委员会。临时党委由刘伯承、陈士榘、陈伯钧、钟期光、刘忠等5名委员和两名候补委员组成。接着，召开第一次会议。当时，除刘忠之外，其他委员都已到职。但说来也巧，正当会议进行之中，原任西康军区司令员的刘忠千里迢迢赶来报到了。 刘忠原是第一二九师和第二野战军的干部，见到刘伯承倍觉亲切。他一面向刘伯承立正、敬礼，一面气喘吁吁地说：“刘司令员，我??我来晚了。” 刘伯承从座位上站起来，快步走到刘忠跟前，紧紧握住他的手，风趣诙谐他说：“刘忠同志，你来得不晚，来得正好。你看，就差你这一脚（角）了嘛！” 11月30日，中央军委正式任命刘伯承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院长。 同时，任命陈士榘为训练部长，陈伯钧、陶汉章为副部长，钟期光为政治部主任兼干部管理处主任，刘忠为院务部部长。 这个领导班子是中央军委从全国各大军区抽调干部组成的。其中，陈士榘、钟期光来自华东军区，陈伯钧来自中南军区，刘忠来自西南军区，陶汉章来自华北军区。这些人，除陈士榘1952年调军委工程兵部工作外，其他的都跟随刘伯承在军事学院度过了8个春秋。他们在以刘伯承为书记的学院党委的领导下，团结一致，努力工作，为军事学院的创立与壮大，为全军教育与训练事业的不断发展，付出了艰苦的劳动，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领导班子组成之后，刘伯承连续主持召开了院务工作会议、团以上干部会议和教学工作人员大会，号召全院同志“组织起来”、“行动起来”，把“组织起来”作为军事学院开宗明义的“第一乐章”。 从11月下旬开始，奉中央军委命令，由全国各大军区调给军事学院担任领导工作的干部陆续报到了。但是，原定调的25名，只到了11名。其他大部分因种种原因没有到任。刘伯承只好先以这11名干部充任各教学组织和各学员科的领导，然后把从华东军大、华北军大调来的干部分配到机关各科室、各基层分队工作。另外，又把新入伍的1000多名青年学生编成一个教导团，下设步兵、炮兵、工兵、装甲兵和通信兵等5个营，专供演习使用。就这样，初步建立起了军事学院的组织机构。 在选拔和使用干部上，刘伯承坚决服从中央军委的决定和总政、总干的安排，坚持五湖四海、任人唯贤的原则。他说：“我办军事学院，是把华东军大和华北军大‘两块银’镶嵌在一起了。” 从12月份开始，学员们陆续从全国各地前来军事学院报到。根据报到的学员们的实际情况，刘伯承重新调整了各个学员科的组成和学制。把原来的情报参谋训练班改为情报科，学制两年。把原来的陆军本科、陆军速成科分为3个科：一个训练团及部分优秀的营级干部，学制两年；一个训练师、团级干部，学制一年；一个训练师以上高级干部，学制也是一年。 对于各个学员科和教学组织的名称，刘伯承字斟句酌，反复推敲。训练师以上高级干部的学员科，有人提议叫“将官班”。他认为这个名称不好。 国民党陆军大学就曾经设有“将官班”。那是蒋介石为了分化瓦解国民党内部的各个派系，收买拉拢各派将领而设立的，根本不是传授军事学术的组织，而且早已声名狼藉。经过反复思考，他决定将它定名为高级速成科。训练师、团级干部的定名为上级速成科，训练团级及部分优秀营级干部的定名为基本科。 对于教学组织的名称，刘伯承也翻书查典，很动了一番脑筋。他查阅了俄汉辞典、露和辞典和原版俄文辞典等好几种工具书。最后，看到露和辞典上有一个词：“Кафедра”，俄文原意是讲坛的意思，是教授们进行学术交流的场所。他非常欣赏这个词。他认为，作为给学员传授知识的教学组织，应该是一个有充分学术民主和学术研究空气的宽松和谐的组织，不应该把它搞成一级行政组织机构。于是，他根据露和辞典这个词，把军事学院的教学组织定名为“教授会”。他解释说：“教授会，教授会，顾名思义，是‘教之以理，授之有术’，是教授们开会的组织。” 对于报到的学员，刘伯承按照中央军委规定的入学条件进行了严格的复查，将“少数师团干部，则身体残疾不能坚持学习者，及一部分营级干部，军事基础太浅，无实战经验，非优秀干部，确无造就前途者”，一概退回。 但是，由于当时干部的文化程度普遍很低，对学员文化程度的审查则不得不适当放宽尺度，只要求有高小甚至初小文化水平就可以了。 报到学员共900多名。经过复查，不符合入学条件，退回或转送其他学校的有14O多名，军事学院只招收了758名学员。刘伯承说，这样做的目的，是把好钢用在刀刃上。选拔一个合格的学员入学，就要出一个合格的产品交给国家。 12月15日，刘伯承颁布了军事学院训练工作大纲。大纲规定：“中国人民解成军军事学院的目的，在于训练和培养高级和上级指挥员及参谋干部。在实施训练之后，以能培养完全忠实于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央人民政府与中国人民事业，且善于组织与指挥现代化团、师及诸兵种合成部队，在战场上进行诸兵种协同动作的指挥员。”大纲还规定了基本科、上级速成科、高级速成科、情报科的训练内容和训练方法，规定了军事、政治、文化教育的时间比例。军事训练占70％，政治教育占12％，文化教育占18％。 不久，刘伯承又颁布了政治工作大纲。大纲规定：“学院政治工作要掌握在我军现有基础上去建设现代国防的指导思想。掌握联合兵种的作战本领，必须是和总结我们过去的作战经验相结合。应当强调学习新东西，但不能脱离我们中国革命战争的实际情况。”大纲还指出：“一方面应当说明我们现在迫切需要迅速掌握现代化的军事科学；又一方面又应根据学员实际情况，协助改进教学方法，巩固与提高学习信心与学习情绪。同时，反对骄傲自满、懒惰松懈，闹个人主义以及无组织无纪律等现象。”这两个大纲，体现了中央军委关于创办军事学院的方针，明确了军事学院训练工作和政治工作的基本方向和任务。 工作起来，刘伯承仍是战争年代那种雷厉风行的作风。尽管组织机构尚未健全，但他已着手进行各项具体的教学准备。他主持召开了军事学院第一次训练准备会，很快拟订出基本、上级速成、高级速成和情报4个科第一学期的教学计划；确定了这4个科军事基本课目的教授方法和野外作业实施方法：并组织了对一些重要课程的集体备课和试教工作。 这一年的最后一天，刘伯承向全体教员、学员和机关工作人员，作了题为《学习任务与学习任务的保障》的动员报告。他说：“全国人民在今天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反对帝国主义的怒潮中，筹建了我们的军事学院。也就是说，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是在国家被侵略的斗争状态之下筹建起来的。这是有着重大意义的。” 接着，他历数美国侵略者的罪行，赞扬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前线取得的伟大胜利，勉励全院同志努力工作，尽快把军事学院创办起来，为建设一支“如虎添翼”的新型的正规化、现代化人民军队而奋斗。 在抗美援朝的炮火与硝烟中，刘伯承和全院人员用心血与汗水，谱写了军事学院光辉历史的第一章。大家以满腔的革命激情，迎接军事学院的正式诞生。 第四节火红的校旗 1951年1月15日晨，风平雾消，红日高照。军事学院在这一天举行了盛大的成立典礼。刘伯承领导学院全体人员经过了紧张艰苦的工作，仅仅用了48天时间，筹备工作就大体就绪。基本科、上级速成科、高级速成科和情报科第一期，已经在1月8日开始上课。 校园里披上了节日的盛装。大门口扎起了彩坊，大路旁插上了彩旗，一些楼房上悬挂着大幅的标语，到处呈现出一派喜气洋洋的景象。 校园里的中心广场，布置得更加庄严肃穆。检阅台粉刷一新，上面悬挂着一颗巨大的“八一”军徽，在阳光下熠熠生辉。两侧搭起了参观台和来宾席，再往外还竖立了两个横向标语牌，一边写着“学习先进的军事科学提高自己的军事水准”，另一边写着“掌握现代的技术兵器指挥各兵种协同动作”。 广场的中央矗立着一根银白色的旗杆和一个金黄色的标语塔，上面写着：”全学院教职学员团结努力，为完成学会战胜敌人的军事学术的任务而斗争”。 中央军委为军事学院开学发来了祝词。祝词全文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刘院长并全体指挥员、政治工作人员、教员、学员同志们：兹值军事学院开学之际，特向你们致贺！望全院同志们努力学习，总结我军作战经验，发扬我军的优良传统，学习苏联的建军经验，掌握正规化的军事科学与指挥艺术，根据马列主义的建军原则与毛泽东同志的建军思想，从我军现有基础上，为建设更强大的中国人民的国防军而奋斗！ 毛洋东为军事学院成立题词：“努力学习，保卫国防”。 朱德为军事学院成立题词：“为建设近代化的强大的国防军而奋斗！” 中央军委送来了贺幛，上写：“为建设正规化现代化的国防军而奋斗”，并派华东军区司令员陈毅、军训部氏肖克和总政副主任肖华等3人为代表，出席成立典礼。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各大军区、中国人民志愿军和一些野战军，以及华东党政机关，也送来了贺幛，并派代表参加这规模宏大的盛典。 上午8时，刘伯承身穿黄呢军服，精神矍烁，步履稳健地走上检阅台，向中央军委代表报告典礼开始。这时，军乐队奏起国歌，一面五星红旗在广场中央的银白色旗杆上冉冉升起。 首先举行授旗仪式。陈毅代表中央军委授旗并讲话。他说：“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举行成立援旗阅兵式。我代表中央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将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伟大的光荣的‘八一’旗帜，授予刘院长伯承同志和军事学院全体同志。这面旗帜，代表我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克服困难，英勇战斗，为人民服务的光荣传统。这是常胜的旗帜，它强有力地庄严地显示几十年来中国劳动人民能以自己的武装，英勇地战胜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我希望军事学院全体同志在刘院长领导之下，保持和继承我军的光荣传统，去完成毛主席、中央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所给予的通晓马列主义军事科学、通晓毛泽东军事思想、通晓组织与指挥现代化作战、负责训练与培养高级指挥员的光荣教育任务！我相信在刘院长领导下的军事学院，将能在我国的军事建设中以及在保卫祖国、保卫世界民主和平的伟大斗争中起重要作用。” 陈毅讲话之后，刘伯承用标准的军人姿态，正步走到军旗前面，先跪下一条腿，双手捧着军旗的下角，吻了一下，然后站起身来，接过军旗致答词。 他说： “我接受了我们军事学院的战斗旗帜之后，让我在您面前，向我们中央人民政府和军事委员会提出保证：我们全院人员将永远保持这面尊严的富有光荣的斗争历史传统的旗帜，作为我们军人的英勇与荣誉的象征。” “军事委员会给予军事学院的任务，是在人民解放军现在素质及军事思想的基础上，训练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忠实于中央人民政府及人民事业，能熟悉与指挥现代各技术兵种并组织其协同动作，同时熟悉参谋勤务与通信联络，以准备与美帝为首的侵略集团作战的指挥人员。我在此向您提出保证：我们刚成立的军事学院的学员、教员、政治人员、行政人员，一定能团结努力，发扬高度的组织性，为如期完成这一光荣任务而斗争。” 刘伯承讲完话，双手擎着军旗，走下检阅台，登上一辆敞篷吉普车。在两名头戴绿盔、手握钢枪的警卫战士的护卫下，乘车绕场一周，把军旗向全场展示。然后，交给在仪仗队前面站立的军旗手。 接着，举行阅兵式和分列式。刘伯承同陈毅、肖克和肖华，乘敞篷吉普车，检阅了由学员、教员和机关工作人员组成的各个方队，然后回到检阅台。 在登检阅台的时候，刘伯承、陈毅互相礼让。刘伯承请陈毅先上，陈毅推刘伯承先上。最后，两人挽臂携手，一同走上检阅台。这两位野战大军的统帅，过去，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曾赤心相扶、协力等策，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今天，在国防现代化建设事业上，又紧密团结、并肩战斗了。他们站在检阅台上，不时地举手还礼，向接受检阅的各个方队致敬。 各个方队以“八一”军旗为前导，迈着整齐的步伐，呼着嘹亮的口号，渐次通过检阅台。在他们中间，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入伍的各级指挥员。对于阅兵，都曾经历过多次。但是，他们感到这一次却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他们不仅是通过军事学院成立庆典的检阅台，而且是在通过人民解放军从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发展的转折点；他们不仅是行进在普通的操场上，而且是行进在人民解放军正规化、现代化建设的宽阔大道上。 当晚，在南京市人民大会堂举行了军事学院成立庆祝大会。刘伯承致开幕词。他首先对各单位前来参加成立典礼的代表们表示欢迎，对华东军区、华北军区参加筹建工作的人员以及华东党政各机关表示感谢。他重申了中央军委赋予军事学院的训练任务，要求学员要拿出过去打败敌人的战斗精神来攻读所学的课业，日有进益，象过去历次战斗胜利成功一样，获得学习的胜利成功。 陈毅代表中央军委在会上讲话。他阐述了在人民解放军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学习现代军事科学的重要意义，号召全体学员“要用苦功从事学习，要有克服困难的决心，要打破轻视学习的情绪，要打破自高自大不求进步的情绪，要克服拒绝吸收新知识的保守倾向，要把战场上的突进勇气转到学习上去。” 肖克、肖华、学员代表、高级速成科班主任杨勇，也先后在大会上讲了话。肖克说：我是和学员同志们坐在一条板凳上的。军训部和军事学院一样，都有研究学术的任务。刘院长不仅是军事学院的老师，也是我们的老师。我愿意和军事学院的同志们一起，在这位老师的指导下，共同学习。肖华强调：学习同打仗一样，只要有决心，只要勇敢顽强，没有学不会的东西。杨勇表示：我们学员大多数出身于工农，又加上长期处在战争环境中，学习机会很少。我们一定要在这次学习中克服种种困难，克服可能产生的保守观点和狭隘经验主义，努力完成学习任务。 他们的讲话，表达了全军广大干部努力学习与掌握现代军事科学的坚强决心，激起了全场一阵又一阵的热烈掌声和此起彼伏的口号声。 第二十章向正规化、现代化进军 第一节建立正规制度 军事学院成立之后，刘伯承在院党委会上提出了开头3个月的中心工作：完成解放战争经验总结的任务；为学习新兵种学术而奋斗；在学习、工作中建立军事学院的队列生活、政治生活的秩序；在学习、工作中加强计划性、组织性、准确性和纪律性。后来，他又把这几项工作概括为“建立正规制度”、“学习新兵种学术”两项，指出这不仅是开头3个月的中心工作，而且是军事学院建设的基本要求和长期任务。 1951年1月下旬，刘伯承以中央军委给军事学院的赠词“为建设正规化现代化的国防军而奋斗”为题，在华东军区和军事学院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一个报告。他指出：现代化就是新兵种及其学术的建设。新兵种，指步兵以外的其他诸兵种，包括各种辅助兵种；学术，指诸兵种的战斗条令，应用技术、战术，在各种情况下的协同动作。正规化主要是军队正规化生活秩序的建设，具体他说，就是严格地制订与执行各种条令、条例，一切按条令、条例办事，使军队象一部大机器一样，车间与车间，这一齿轮与那一齿轮，能有准确的规律，向共同的生产目标协同动作。 他还指出：现代化与正规化，二者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现代化必须正规化，正规化是实现现代化的重要条件。有了新兵种及其学术的建设，还要有正规化国防军队生活秩序的建设，才会有计划性、组织性、准确性和纪律性。否则，无组织、不准确，就无正规可言，更无诸兵种协同动作可言。 刘伯承和学院的其他领导干部一起，深入基层，调查研究，以勇于探索的精神，首先研究制订学院的各种规章制度，使各项工作逐步走上正规。 一天下午，刘伯承来到基本科学员住的宿舍楼前，正好学员们下课回来。 只见百十号人的队伍竖不成行、横不成列，三人一伙，五人一群，又说又笑，杂乱地走着。 看到院长站在楼前，带队的值班员不知道喊“立正”口令，不知道整队向院长报告，而是用手摸着脑袋，“嘿嘿嘿”地笑着，结结巴巴地说：“院长，您??有事吗？” “唉！”刘伯承叹了一口气，摇了摇头，走进了学员的宿舍——多数房间还比较整洁，可有的就显得又脏又乱。水壶、牙具到处乱放，书、本、地图横七竖八，摆满了桌面。床下塞着一团团的脏衣服、臭袜子，发出一股难闻的气味。 “看看你们住的这个屋，真象是个乱鸡窝！”刘伯承满脸不悦，扔下一句批评话就走了。 几天之后，刘伯承主持一个训练工作会议。在会议进行之中，他无意间看到这样一幅情景——会场的一边坐着两个苏联顾问。他们军装笔挺，姿态规正，神情专注地听着汇报。会场的另一边坐着学院的十几个干部。他们多数衣冠不整，风纪扣松着；有的人还敞胸露怀，双手在身上搓泥搔痒。这种鲜明的对比和反差，使他的心里很不舒服。 刘伯承又深入到各单位，专门调查了解全院存在的自由散漫、无组织无纪律的现象——有的学员无故不出操、不上课，想来就来，想走就走；有的学员上课时翘着二郎腿，回答教员提问也懒得站起来；有的学员听报告、看电影，正门不走爬窗户，或从铁栅栏上跳进跳出??机关里也存在着自由散漫的现象。有的部门人浮于事，各自为政，工作无计划，职责不分明，办事效率很低；有的干部值班睡大觉，交接班时草率敷衍，出了问题互相推诿。 这种种现象使刘伯承意识到，建立正规制度，不仅在于制订一些有约束力的行为规范，而且更重要的是，必须同战争年代的游击习气，同小生产者自由散漫的劣根性，同长期以来形成的旧的习惯势力进行斗争。 这时，正好周恩来交给刘伯承一项任务，让他审查修改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三个共同条令草案：《内务条令》、《队列条令》、《纪律条令》。这三个条令是周恩来、朱德和聂荣臻指示军训部，依据中国人民解放军原有的传统法规，吸取了外国军队的先进经验而制定的。 刘伯承初步阅读后，认为内容基本正确，是完全可行的。于是，他决定让全院都来学习讨论这三个条令，借这股“东风”，进行一次作风纪律的检查与整顿。 一天，刘伯承再次来到基本科。在学员大会上，他首先重申了院党委提出的“建立正规制度”、“学习新兵种学术”两项中心工作。强调指出：这两项工作概括起来，一个是学“礼”，一个是学“法”。“建立正规制度”是学“礼”，就是学习一个革命军人应该遵守的礼仪、礼节和礼貌。“学习新兵种学术”是学“法”，即学习各兵种的技术战术知识，及其协同作战的法规法则。学“礼”与学“法”犹如一个人的两条腿，缺一不可。如果我们学习了现代化的军事学术，而生活作风还是自由化、散漫化，也一定要打败仗的。 接着，刘伯承列举了全院存在的种种自由散漫、无组织无纪律现象，高声告诫大家说：“我们要搞现代化，首先思想要跟上时代，也要现代化。我们的学员、教员和工作人员，都是来自各个野战军，有的还干过游击队。以后，来自野战军的不可再‘野’了，干过游击队的也不可再带‘游击习气’了。有的人自由主义，违犯纪律，国防部、毛主席都知道。真是‘搞臭了南北两京’，光着腚推磨盘——转着圈丢人。” 最后，刘伯承要求从基本科做起，来一场思想革命，人人都用三个条令对照检查自己，制订出整改措施。他把这种做法叫作“结旧账开新支，割下麦子种晚稻”。 全院结合学习讨论三个条令，进行了一场严肃认真的关于作风纪律的检查与整顿。 在此基础上，刘伯承因势利导，领导建立了军事学院的队列生活、行政工作和训练工作制度。 队列生活制度包括早操制度、内务卫生制度、交接班仪式、升降国旗仪式和典礼阅兵仪式等。刘伯承强调，从军事学院毕业的学员，应该具有良好的军人仪表和军人举止。他经常在起床号刚刚吹响的时候就来到操场，检查学员的队列训练。发现无故不出操者，马上命令值班员去找，及时进行批评教育。 刘伯承还深入到学员宿舍，检查内务卫生，教育学员要爱清洁、讲卫生，做到工作有定时，生活有秩序，着装整齐干净，军人仪表良好。为此，他指尔院务部建立了一个洗衣房，专门为学员拆洗被服，受到了学员们的欢迎。 除此之外，还建立健全了其他一些队列生活制度。每天清晨和傍晚时，交班和接班人员要按一定的仪式和程序，严肃认真地交接工作。每当新的学员科成立，新学员入学或老学员毕业时，都要举行盛大的典礼和阅兵，请中央军委代表或由院领导检阅并讲话。 从1951年秋开始，军事学院每年都要选派一批学员参加首都的国庆阅兵。当这些学员赴京训练前，刘伯承总要先检阅一次，检查他们的训练情况，要求他们以雄伟气概走出国威军威，作正规化的表率。1951年的首都国庆阅兵，就是由高级速成科班主任杨勇高举着军事学院的校旗，带领军事学院的方队，走在整个阅兵队伍的最前列。他们以整齐划一的动作，雄健有力的步伐通过天安门广场，受到全国人民的交口称赞。 行政工作制度包括会议制度、请示报告制度和分工负责的岗位负责制等。刘伯承强调建立健全各级领导机关的工作职责，充分发挥机关工作人员的作用，改变战争年代一切由领导者“包打包唱”的现象。为此，他提出了“统一集中领导，单刀直入基层”；“集中领导，分工负责”；“共同学习政治，各自钻研业务”三个口号。这三个口号概括了他对于机关建设的三个基本思想：机构要精干，职责要分明，业务要精通。 建院之初，有的领导干部片面强调“大而全”，在机关“三部一处”（即训练部、政治部、院务部和干部管理处）下面设二级部，二级部下面设科，有的科下面还设股。另外，由于缺乏经验，各学员科也照搬机关的编制，设立相应的机构，使得一个学员科就有行政管理人员20多人。造成机构庞大，层次过多，学员与教职员比例严重失调。 刘伯承对这种状况作了尖锐的批评，把它称作“叠床架屋，骈枝丛生”，好比人的手上长了6个手指头。遇有问题时，参谋、干事靠科长，科长靠部长，部长又靠院领导。就象京剧《法门寺》里告状一样。状纸一层一层往上递，官司总也打不了。他多次强调：我们现在是在城市环境中办学校，不是战争年代在农村分片办学。领导方法要适应这一变化，要学会“弹钢琴”，克服“单打一”的现象。 为此，刘伯承采取了有力的措施—— 裁并编制，砍掉多余的“一指”。把重叠的组织机构合并，把不必要的中间层次裁去，精简各级行政管理人员。首先，将机关“三部一处”改为训练、军事科学研究、政治、干部管理、队列、物资保障六部和秘书、保密、财务三处。这“六部三处”下面一般都不再设第二层的机构。同时，裁减各学员科的行政管理人员，改设协理员协助科主任工作。并撤销了专供演习使用的教导团。这样，使得学员与教职员的比例由最初的1：8下降到l：2.3，而领导作风进一步深入，工作效率进一步提高了。 制定各级干部的工作范围和工作职责，使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有职、有权、有责，使整个机关在统一集中领导之下，经纬交织，协同动作。刘伯承把这种做法叫作“执事者各司其事”。他说：我们四川有一种风俗，办婿丧嫁娶等红白大事的时候，总要找一个聪明能干的人当司仪，统管各项事务。 每当举行仪式，司仪照例高喊一声：“执事者各司其事”。于是，奏乐的奏乐，摆宴的摆宴，接待的接待。因事设人，各尽其责，有条不紊，忙而不乱。 要求机关工作人员努力学习与本职工作有关的各种知识，成为精通业务的专门家。刘伯承指示有关部门开办文化夜校、理论学习班、俄语集训班，举办各种讲座、报告会，让机关工作人员学文化、学政治、学科学、学管理，“钻研业务，精通一门，向专门家方向发展，不能满足于‘万金油’式的项项都懂一点，而项项不精通的现象。” 对于院校来说，最重要的是训练制度。训练制度包括训练部组织系统、各教授会的工作、训练时间的配当，以及在施训受训中的纪律与秩序等。刘伯承强调“以教学为中心”，围绕教学活动对整个训练工作做出科学合理的安排。既注意全面、系统，又注意重点突出、中心明确，做到有主有从、穿插配当、纵横连贯、密切协同，使教、学、保障工作三个方面构成行动的统一，克服“单打一”和紊乱无章的现象。 刘伯承领导制订了《训练组织及其工作暂行规定》，以此作为军事学院建立正规的教学制度的依据。 这个暂行规定，严格规定了学院训练系统各个部门的工作纪律和各级干部的工作职责；规定了教员在编写讲义、想定，组织课堂教学、课题讨论和作业讲评等方面应注意的事项；也规定了学员在课堂、现地作业和野外演习中应该遵守的各项纪律。 暂行规定中关于学员的学习时间，尊重苏联顾问的意见，规定每天授课6小时，即连续上6节课，每节课50分钟，休息10分钟。另外，还要进行3小时的自学。共为9小时。 关于考试问题，规定每一主要课程学完之后都要进行考试，还有学期考试、学年考试和毕业考试。考试时要成立各级考试委员会。学制两年以上的完成科毕业考试，要成立国家考试委员会。考试方法有笔试和口试两种：笔试闭卷答题，口试抽签答题。由一个主考官和两个陪考官主持进行。 对这种课业制度和考试制度，有人赞成，有人反对。这就是军事学院成立后，院内院外议论纷纷、莫衷一是的所谓“6小时一贯制”和“三堂会审”问题。 尽管如此，暂行规定作为军事学院训练制度的一个雏型，在当时还是起了很重要的作用的。以后，院党委在总结创建初期的工作时，刘伯承曾经形象地说：1951年1月15日以前，一切均无基础，好比是“气体时代”；自1月15日到3月底，有是有了一些，但尚不健全，未走上正规，好比是“液体时代”；到了4月，《训练组织及其工作暂行规定》颁布之后，组织才渐趋健全，训练才走上正规，才成了型，才进入初具规模的阶段，气体变成液体又凝固成固体了。 在建立与改进行政工作制度的实践中，刘伯承深深感到，院校编制的最大特点是“横宽纵短”。因此，领导院校工作就要实行团一级的、面对面的、单刀直入基层的领导方法。 有人对刘伯承说：“团一级的领导方法太低了，与最高学府的地位不相称。” 刘伯承幽默地回答：“团的领导方法有什么不好？周总理出国访问，不就是代表团的团长嘛！” 第二节学习新兵种学术 各项正规制度的不断建立与完善，使军事学院象一部庞大的机器一样，和谐地、有规律地运转起来。 与此同时，刘伯承领导全院学员努力学习军事、政治和科学文化知识，掌握诸兵种协同作战的指挥本领，向现代军事科学的各个领域进军。 教育训练，必须与科研相结合。1951年2月，为了给教员、学员搞学术研究提供一个阵地，刘伯承决定在军事学院创办一个刊物——《八一杂志》。 他将此事向毛泽东作了书面报告。 不久，毛泽东在刘伯承的报告上批复：中央军委准备出版一个刊物，已定名为《八一杂志》。你们的刊物就叫《军学》好了。并题写了“军学”二字。于是，军事学院的院刊就定名为《军学生活》报。后来，“军学”就成了军事学院的代名词和显著标志而一直沿用下来。 有了学术研究的阵地，还需要建立学术研究的组织与机构。在刘伯承的倡议下，学院成立了学术研究会和学术研究室。前者是由全院教员、学员参加的群众性的学术研究组织，后者是院长领导训练部长、各教授会主任进行学术研究的工作机构。 在学术研究会和学术研究室成立会上，刘伯承提出了军事学术研究的方向是：一、以毛泽东理论与实际结合的思想方法去学习斯大林的军事科学，并先从条令着手，有步骤地使学员学会现代诸兵种协同作战；二、以毛泽东历来的几个时期的著作，去帮助学员搜集自己的经验，加以研究整理而作出经验总结；三、研究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作战的经验以及美军的作战方法，用以教育学员。 这三条，不仅是军事学术研究工作的方向，也是学院训练工作的方向。 根据这三条，刘伯承首先组织学员以马列主义、毛泽东军事思想为指南，认真学习研究苏联红军各兵种的战斗条令。刘伯承认为，由于现代诸军兵种装备众多，技术复杂，要想协同动作，必须要有条令、条例。条令、条例是军队行动组织性、准确性的具体体现。否则，无组织、不准确，就无正规可言，更无诸兵种的协同动作可言。因此，学习新兵种学术，就要结合我军的实际情况，从学习研究条令、条例入手。这是部队教育与训练的要项之一。 当时，人民解放军的一些技术兵种刚刚建立，全军上下还没有一本诸兵种协同动作的战斗条令。于是，中央军委军训部把校译《苏联红军野战条令》的任务交给了军事学院。刘伯承对此事非常重视。他让科研部组织专门班子，把这本条令的1948、1952、1953年三个版本全部译出来。并多次对参与这项工作的人指出：现代战争是诸兵种的合同战争，这就要求各兵种在战争中应有严格的、和谐一致的协同动作。因为只有各兵种和谐一致的努力，才能达到胜利。由此可知在集中统一指挥之下各兵种协同动作的组织工作，是何等繁剧，何等紧张，却又不能不落在指挥员的肩头之上。所以有人说，指挥员的组织能力，就是军事学术。这句话是有道理的。我让你们仔细地准确地翻译这本野战条令，其意就在于此。 一个月之后，《苏联红军野战条令》译出来了，并据此编写了相应的教材供学员学习。科研部领导感到这项工作总算比较圆满了，可以向院长交差了。可刘伯承仔细地看了译稿，并不满意，嫌它粗糙。他对科研部领导说：“这本野战条令是学院最基本的教材，一定要译得十分准确才行，不能有丝毫差错，不能有任何含糊其辞的地方。现在全军正在进行正规训练，武器装备也大大改善了。如何使用这本条令，结合我军的现实情况来学习新兵种及其学术，这是解决教育与训练理论联系实际的一个重要问题。这件事还没有结束，我还要亲自校正译稿。将来你们还要帮助我做好这件事！” 经过一段时间条令、条例的学习，学员们初步掌握了诸兵种协同作战的一般理论概则。这时，刘伯承又带领他们到海军、空军和其他技术兵种部队参观见学，了解这些军兵种的技术与战术，为下一步组织实施协同作战的野外作业和实兵演习打下基矗刘伯承不辞辛苦，和学员们一起，到南京大校场空军机场参观飞行训练；到驻长江口的海军部队学习舰艇知识；到驻徐州的装甲部队观摩坦克打靶。 从坦克的履带、舰艇的舵轮和飞机的引擎学起，熟悉它们的技术性能和战术动作。 在海军部队参观见学时，刘伯承对海军术语“破雷卫”的确切内容搞不大清楚。于是，他就请教海军的一位干部，这位干部告诉他，由两艘军舰拖索破雷的工具叫做“破雷卫”。他听完之后非常高兴地说：“你是专家。我从你这里学到了知识，以后还要向你请教。” 在空军部队参观见学时，刘伯承却遇到了一件很不愉快的事。当他提出让学员看看进口的苏制米格战斗机时，空军部队的负责人支支吾吾地说，这件事他作不了主，需要征求苏联顾问的意见。结果，苏联顾问不同意，飞机没有看成。 这件事使刘伯承很气愤。了解他的人都知道，他是不爱发脾气的。但是，这一次，他却真火了，非要把这位负责人找来当面质问不可。 这位负责人自知理亏，不敢再见刘伯承，让一位副手去。 刘伯承毫不客气，严肃地批评说：“你们空军究竟是中国人当家，还是外国人当家？飞机我们已经花钱买来了，已经是我们自己的了，为什么组织学员参观还要外国人批准呢？” 参观见学活动，使学员们初步了解了海、空军等军兵种的技术与战术知识。为了在人民解放军作战经验的基础上，学习现代诸兵种联合作战的组织与指挥，刘伯承又召开了战例编写会议，决定以各军区和各野战军为单位，把学员组织起来，成立战例编写小组，由战史教授会和学术研究室派人辅导，以个人写作和集体写作相结合的方式，首先编写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战例。他要求全体学员积极行动起来，人人动笔动口，参加编写工作。 在刘伯承的发动下，编写战例的活动蓬勃开展起来。许多学员利用课外时间，废寝忘食地工作。他们找资料、绘地图，座谈讨论，反复修改。经过5个多月的努力，共有100多人编写出了82个战例。从类型上，有运动战、攻坚战、阻击战，以及渡海登陆作战等。从内容上，有著名的三大战役中的一些战斗，还有石家庄战役、太原战役、兰州战役、上海战役、粤桂边追击战斗和海南岛登陆战斗等一系列战役战斗。 当这些战例汇集起来送给刘伯承审阅的时候，他非常高兴地对训练部的干部说：“我们要从原有基础上学习现代军事科学，学习诸兵种协同作战，就必须珍惜我们过去流血的经验与创造，发挥战例的积极作用，把它用到训练中去。”他指示训练部赶快汇编成册，铅印出版，发给全院学习。并挥笔写下了“战例汇集——刘伯承题”八个字，作为封面。 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战例汇集》，一共分4集陆续出版，它的意义是很大的。对于教员来说，给他们提供了许多生动的实战经验，充实了教学内容，提高了教学质量；对于学员来说，使他们注重理论与实际结合的学习方法，有利于在总结自己作战经验的基础上去学习现代军学科学和指挥艺术；而对于刘伯承来说，这只是他理论联系实际领导教学的开始。下一步，他又在考虑如何学习与总结正在战斗着的志愿军的作战经验，并把它运用到军事学院的教学之中去。 第三节来自朝鲜前线的汇报 从志愿军一入朝，刘伯承就密切注视着抗美援朝战争的每一步发展。他指示宣传部门利用多种形式宣传抗美援朝的伟大意义，指示训练部门认真收集整理、学习研究志愿军的战役和战斗经验，贯穿到学院的教学中去。1951年，军事学院举行了3次抗美援朝作战经验报告会，以后又请志愿军第九兵团第二十军军长张翼翔、赴朝慰问团负责人陈沂，以及朝鲜人民军访华代表团的成员，报告五次战役等的作战情况。他赞扬这些报告给全院“上了一堂生动的政治课，上了一堂实际的军事课。” 刘伯承还通过被调刘朝鲜前线指挥作战的高、上级速成科学员，直接了解朝鲜战场上的发展变化和最新经验。 军事学院成立后两个月，由于朝鲜前线需要，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从高、上级速成科直接调走了44名学员。这些人好学上进、勤奋刻苦，具有丰富的作战经验，正当年富力强之际，是很有培养前途的中、高级指挥员。 刘伯承十分喜爱这些学员，把他们的提前调离比喻为“鸡雏尚未孵出，鸡蛋即已取走”，为他们未能完成学业而深感惋惜。 这一年5月，彭德怀提出，再调50名学员和一些院、系的领导干部，充实志愿军各级指挥机构。 刘伯承十分支持朝鲜前线的急需，按要求选调了一批正在学习的学员和在职干部。当这些学员离开学院时，刘伯承叮嘱他们要多写信回来，介绍朝鲜战场的现实情况，并希望他们在战争结束后，再回到学院深造，完成未竟的学业。 不久，志愿军第三兵团第十五军军长秦基伟从朝鲜前线来信，谈到了他率领部队参加第五次战役的情况。还谈到了作战指挥、通讯联络、后勤保障，以及战斗的整体性、机动性和争取时间等有关战术思想的一些问题。 以后，志愿军第十九兵团司令员杨得志也从朝鲜前线给刘伯承来信，谈到了五次战役后，在西线指挥两个军担任防御作战的情况。信中说：“我军在攻防战术上亦有进步，首先从干部思想上扭转了不愿指挥特种兵的问题。 现在都嫌炮兵配属太少了。在步炮胁同与炮火运用上，组织严密，发挥了炮火的威力。现在我军在技术上基本克服了零敲碎打的现象，并以坦克炮及山炮抵近打点，对摧毁敌工事也起很大作用。” 信中又说：“在防御战斗中，近来出现了不少典型战例。如果连一个排，在冶洞阻击战中，由于阵地选择适当，工事伪装良好，使山头、山腰、山脚的配备密切结合起来，构成绵密火网，曾打退敌两个步兵连在18辆坦克掩护下的集团冲锋，以伤3亡1的代价，毙伤敌100余名，而且阵地寸土未失。” 刘伯承看了杨得志的这封来信，非常高兴，立即指示学术研究室加以整理，刊登在学院《军学生活》报上，作为研究朝鲜战争的一个重要资料，供全院学习。《军学生活》报在刊登时，他还指示要加按语。按语指出：“所有这些经验对于我们学院目前的训练工作是有极大参考价值的。如果过去有人认为所学与朝鲜战场不符合的话，现在应该得到解决。全体学员教员应该接受我志愿军在朝鲜作战中所取得的宝贵经验，来努力加以研究，争取学习的胜利。” 7月1日，在学院举行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30周年大会上，刘伯承作了关于抗美援朝战争与军事学院训练工作的长篇报告。他着重强调了军事科学与战争实际的特殊联系，指出：“军事科学的理论必须是与实战相结合的理论，它是直接地、明显地受着战争胜负、流血多少的检验的。《孙子兵法》第一句就说：‘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道，存亡之地，不可不察也。’从这里也可以看到军事理论与实际结合的重要。” 然后他从理论的高度概括了志愿军在朝鲜对美军作战迫切需要解决的四个问题：（一）军事上要大大提高一步。 侵朝美军不但有制空权与制海权，而且其陆军的装备也占优势。目前中朝军队的装备与这一敌人比较起来，则是劣势。然而在五个战役中，敌人都被打败了。这是因为中朝方面是正义的战争，因而它能够军民一致奋斗，军人能以自我牺牲的勇气作战，而其统帅则能在现实的条件之下发挥其主观的能动性以取得胜利。可以想象，如果他们已成为正规化、现代化的军队，则困难必少，代价必小，而胜利的日期也必圼。因而志愿军体会到必须适应新的情况，在军事上大大提高一步。 （二）兵器物资要送得上去。 朝鲜是一个半岛，地形狭长，岛上河川很多，在敌人掌握着制空权与制海权的情况之下，铁路、公路不能畅通，物资等的前送、后送常受限制。因而部队战斗必需品与生活必需品的供应就发生了困难，他们站在全世界反对侵略、保卫和平的最前线，在这样困难的条件之下，在残酷斗争之中取得了不断的胜利。但由于供应困难，却使他们受到了不可想象的艰苦。我们军事学院做的事，就是研究他们的斗争情况，以改进和充实自己的学习。这里就要求我们大力学习后勤工作。 （三）兵器物资要用得上去。 在兵器物资拿上去之时，志愿军同志便考虑如何用得上去的问题，这就明确地给我们提出了如何学习现代军事科学知识，如何组织与指挥诸兵种协同动作等问题。我们学员的战斗经验是很丰富的，但是对于现代化的某些新的技术兵种，则缺乏应有的知识。毛主席给军事学院的题词是“努力学习，保卫国防”，并且为我们聘来了许多军事科学专家，就是让我们学习以上问题的。我就是带头学习的人。我们必须专心学习，而且一定要学好。 （四）前方与后方要密切协同。 现在来看一看我们抗美援朝的前方与后方是不是密切协同呢？我们说是协同的，但是未达到密切的程度。??今后在学术研究工作上更要进一步研究朝鲜战争中各方面的经验教训，写成材料。各教授会则应将有关的经验加以仔细研究和科学分析，融化于上课、作业之中，有些情况还应做出模型陈列于专修室内，以求学习得合于实际。 为了更好地把教学同朝鲜战争结合起来，加强教学的针对性和效果，刘伯承连续派出了赴朝见学团，到朝鲜前线实地考察、参观见学，吸取这场现代化战争的丰富养料。 第一次是在1952年3月，由陈伯钧任团长，带领12名领导干部到朝鲜进行了为期3个月的参观见学。刘伯承反复强调，出去的目的是为军事学院“搭个桥”、“接上气”、”填好空子”，把抗美援朝战争的经验学到手，并运用到学院的训练工作中。 见学团到了朝鲜，先在志愿军司令部听了彭德怀关于朝鲜战场形势的报告，然后分头到各个部队见学。当他们来到杨得志所在的第十九兵团兵团部时，杨得志花了4个钟头时间，将敌我双方战术特点及其演变情况，作了一次详细报告，使见学团收获很大。 见学团在朝鲜，既见学志愿军的战役战术，也见学志愿军的政治工作。 学院政治部副主任仲曦东写的专题调查报告，全面总结了志愿军的思想政治工作经验。至今，仍保存在军事博物馆里。 见学团还在阵地上办学讲课。合同战术教授会主任陈庆先，多次给志愿军团以上干部讲授现代诸兵种协同作战的理论概则与指挥艺术，受到志愿军中、高级干部的热烈欢迎。 第二次赴朝参观见学是在1953年9月。见学团由军事学院和总高级步兵学校联合组成，以军事学院训练部副部长戴润生为团长，以系和教授会的领导干部为主。主要是学习志愿军上甘岭防御战役和金城战役的经验。见学项目包括战役战术、司令部工作、后勤保障，装甲兵、炮兵运用等许多方面。 这是朝鲜停战以后，刘伯承组织的一次规模较大、范围广泛的战地参观见学活动。 见学团11月10日回到南京。戴润生等人向刘伯承汇报说，在朝鲜的两个月中，所到之处，看到志愿军的许多干部都在学习军事学院的教材，力求按教材的基本观点指挥作战和指导训练。一些在学院学习过一段时间的志愿军中、高级干部，也向见学团反映，所学的内容对他们有很大帮助。 听了戴润生等人的汇报，刘伯承感到十分欣慰。过去，他曾经为那些未完成学业就被调到朝鲜前线的干部感到惋惜。现在，他又为这些干部经过初步学习之后，即能将所学知识运用到战争实践中去而感到莫大的鼓舞。 这两次见学之后，刘伯承组织和指导见学团编写了《朝鲜战地见学报告》和《朝鲜作战经验汇集》。并组织和指导这一年暑期入学的志愿军学员编写了《志愿军抗美援朝战争战例汇集》，一共有10余册，100多篇文章。这种前线与后方的密切合作，部队与院校的相互交流，既升华了志愿军的作战经验，同时也给军事学院的教育训练带来了生机和活力。 第四节送“金钥匙”的人 1952年，根据中央军委关于部队训练以科学文化教育为主的指示，一场声势浩大的学习运动犹如一次伟大的战役一样，很快在全军打响了。很短时间，全军就调配教员5万多人，开办速成小学200多所，速成中学60多所。 200多万干部战士投入到学科学、学文化的战常这一年，军事学院的科学文化教育则以新成立的海军系、空军系、政治速成系以及高级速成系第二期为重点进行。刘伯承决定对这4个系实行半年预科制。首先补习半年文化，然后转入正科学习军事和政治。对在职干部，则开设文化补习班，实行半日工作半日学习。 在教学准备会上，刘伯承对教员们说：“工农出身的学员，他们的文化都是从战争年代的识字牌上学来的。数、理、化从未学过。这就给他们了解世界、认识世界带来了困难。世界好比一间大房子，里面博大精深、万物皆有。但是，这间房子是锁着的。没有开门的钥匙，只能从门缝窥视。这样看就很狭窄。有了开门的钥匙，就能打开房门，走到里面去看，就能看得宽广，看得深远，看得全面。什么是开门的钥匙呢？科学文化知识就是开门的‘钥匙’，是了解世界、认识世界的‘金钥匙’。我们要把这个‘金钥匙’送给学员，让他们打开房门，入室登堂，去攀登现代军事科学的高峰。” 其实，从军事学院一成立刘伯承就坚持把科学文化教育作为“入门教育”和“基础教育”，以此推动整个训练工作。当时，学员们来自“胜利之师”，都是经过血与火考验的中、高级干部。他们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作战经验比较丰富，二是文化水平普遍较低。这两个特点使得一部分学员对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的重要性认识不足。他们以“大老粗”为荣，以没进过“洋学堂”为荣，认为国防现代化，主要是武器装备的现代化，用不着多高的“文化水”。 刘伯承很快察觉到这是学院训练中的重大障碍。他在大会小会上多次语重心长地指出：“不懂科学，没有文化，是旧社会在工农身上刻下的愚昧伤痕，是套在工农头上的一副枷锁。这是我们的耻辱，而不是我们的光荣。我们要奋起医治这个伤痕，打碎这副枷锁。我们如果只在政治、经济上翻身，而在文化上不接着翻身，不能掌握科学，不能以军事科学保卫国防，要实现‘工人阶级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疮是有困难的，是建设不了社会主义的，建设不了现代化国防的。” 刘伯承还深入到学员中间，给他们讲述1905年日俄战争史，帮助他们正确认识学习科学文化对于实现国防现代化的重要意义。他说，那时，沙皇俄国尽管花费了亿万卢布购买和建造军舰，但由于俄军的统帅和将军们都是些不懂科学、不学无术的庸碌无能之辈，军官和士兵们缺乏训练、愚昧无知、目不识丁和孤陋寡闻，结果被日军打得大败。正如列宁在《旅顺口的陷落》一文中所指出的那样：“在不会使用现代军舰的情况下，在缺少能够熟练地利用军事技术的最新成就的人才的情况下，这些花费是没有用处的”，“因为现代战争也同现代技术一样，必须有质量高的人才。” 通过反复教育，学员们认识到了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的重要性，稳定了学习情绪。但是，在课程进行当中又出现了问题：有些学员对军事课、政治课感兴趣，能坐得住，听得进去。而对文化课，特别是数、理、化课，一讲什么公式定理、结构式、方程式就头疼，尤其是念那拗口绕舌的各种外文字母，更是感到如同念“天书”一样难。慢慢地，学员们开始叫苦了，坐不住了，听不进去了。课堂上也乱哄哄地不成样子了。 刘伯承认真分析了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他感到主要是学员们对学习数、理、化没有产生兴趣。而产生兴趣的关键又首先是坐下来、学进去。于是，他坚持到课堂上和学员们一起听课。实际上是进行“督阵”。 老院长来听课，犹如一鸟入林压百音，课堂的秩序与往常大不一样了。 思想“开小差”的没有了，交头接耳的没有了，念外文字母出怪声的也没有了。学员们个个坐得端端正正，教员讲课也格外有劲。慢慢地，学员们从坐不住到坐得住了，从学不进到钻进去了，逐渐产生兴趣了，感到学有用处了，因而学习的劲头也越来越足。 看到课堂上的变化，学员们学习上的变化，刘伯承愉快地笑了。有人问他是用什么办法促使学员们发生这种转变的，他风趣地说：“我这是砂锅炖肉，炖不烂而蹲烂了。” 1952年8月，毛泽东批准了总政治部关于全军科学文化教育座谈会的报告，肯定了报告中提出的全军文化教育应该采劝速成的，联系实际的，但又是正规的”方针。 根据这一方针，刘伯承进一步调整了军事学院的部署，强调要抓住重点实施教学，在打基础上下功夫。即“按正规的理论系统，以速成的方式，结合部队实际，养成学员科学文化的基本知识，以适应其学习军事科学及政治理论的需要。” 在具体实施中，刘伯承要求按照学员的文化程度安排恰当的教学内容。 并注意有所取舍，“重点课目要窄而深，非重点课目要宽而浅，不重要的课目索性删掉”，以突出基础理论和基本知识的教学。整个教育要在半年（速成系）或一年（完成系）时间内，使学员从原有文化程度基础上提高二至三级，力争使所有学员都达到初中毕业的水平。这是根据当时学员的实际情况，以及当时学习军事科学对文化程度的起码要求而提出来的。 刘伯承还针对学员在学习上听强于看，说强于写，理解力强于记忆力等特点，强调在教学方法上也要改革，要贯彻“练多于训”的原则，即教员少讲、精讲，学员多作业、多练习、多实验，求得融会贯通与熟练运用。他亲自听课、参加讨论、批改作业，在实践中总结了语文、数学和理化课的教学方法。对语文课，他建议采劝精读、广看、常写文章”的原则。对数学课，他总结了“边讲、边练、边研究、边总结”，四个方面统一结合的方法；对理化课，他归纳了“讲解、实验、总结”六个字，强调讲解与实验相结合的重要性。为了上好理化课，他还帮助文化外语教授会克服许多困难，开设了理化实验室，使学员都能普遍进行理化实验，增强感性知识。实践证明，这些都是“速成”教育的好方法。有一段时间，教学难度较大，学员当中产生了畏难情绪，叫嚷“时间少、内容多、消化不了”。有的主张学点容易的，难的就不要学了；有的要求取消考试，学多少算多少，掌握到什么程度算什么程度；还有的总想走“捷径”、找“窍门”，从教员身上打主意，希望教员给予“照顾”，评个及格，弄一张文凭了事。一些教员也产生了急躁情绪，为学员们达不到标准而着急。有一个教员竟无原则地迁就照顾学员，把考卷上本来答错的题也悄悄地打了分。 这件事虽然“秘密地”出现在考卷上，但却没有瞒过刘伯承的眼睛。根据学员们的反映，他亲自查阅了考卷，并把这个教员和教务部长找来，严肃地批评说：“学员学得不好，却给高分，这或许对他提职有利，但对他增长知识有什么好处呢？对部队建设有什么好处呢？放松要求、降低标准、迁就照顾、弄虚作假，只讲‘速’不讲‘成’，这不是我们的方针。我们的方针是既要‘速’又要‘成’。因为‘成’才是我们的目的。如果只有‘速’而没有‘成’，那么这个‘速’还有什么实际意义呢？当然，‘成而不速’，任其自由发展而不加时间限制是不行的。但是，‘速而不成’则更足错误的，是贻害于国防建设大业的，是最要防止的方面。我们应该做到求‘速’又求‘成’，一定要把住质量关。” 为了克服学员的畏难情绪，进一步提高教学质量，刘伯承多次召开学员座谈会，亲自做学员的思想工作。他说：学习中遇到困难，正如翻山过关，松不得劲。坡要一步一步地爬，坎要一个一个地迈，一锄头挖个金娃娃的事是没有的。针对个别学员自己不努力，光想找“窍门”的思想，他强调：“学习的窍门就是努力加方法。自己身上痒自己抓，看别人吃饭永远是不会饱的。 教员要辅导、要帮助，但必须有主导，主导就是靠自己努力。学习是不能投机取巧的，有多大的劳动量才可能有多大的收获量。” 刘伯承不仅在深入教学中归纳总结了一些教学方法，同时也归纳总结了一些通俗易记、切实可行的学习方法，给学员以具体的指导和帮助。他针对当时大多数学员听得懂而记不住的困难，提出了许多加强记忆的方法。他说：“凡钻研一门学科，大都是：一面是以理解力开道，另一面以记忆力收成。 两者又要相互为用，切实检验学科的思想体系，以求获得真正的有系统的知识。而在提纲挈领之处，尤须多用功夫。” 怎样才能加强记忆呢？他指出：一要处理好学与习的关系。课堂上学，课后就要习。“习有几种，每种必具有目的性。例如：每日温习的主要目的在熟悉，适时练习的主要目的在熟练，适时实习的主要目的在运用。”二要处理好听讲与融化的关系。课堂上听课，课后就要融化。融化分随时随地的融化，如教室自习、作业之时；大小关节的融化，如课题讨论、测验、期考和年考之时；整个系统的融化，如学完每门学科乃至毕业，整个课业都能分析综合，都能以理论联系实际运用之时。他把这些方法形象地统称为“反刍消化”，就象牛羊吃了草料之后，慢慢地、细细地、长时间地咀嚼消化一样，既能加深理解，又能增强记忆。刘伯承还特别强调作业与考试的作用。把做作业叫作“结疙瘩”，做一次作业结一个“疙瘩”，增强一次记忆。以此循环，就能结无数个”疙瘩”，串联起一门知识的主要内容。把考试叫作“打收条”，通过教员评卷打分，看看自己能够向教员交回去多少知识，看看“接收”与“交回”之间还存在多大的差距。 这些方法，既通俗易记，又切实可行，学员们都能看得见、摸得着、用得上。总结推广这些方法之后，大大增强了学员的理解力和记忆力，提高了教学质量。 在刘伯承直接领导下，军事学院科学文化教育结出了丰硕的果实。通过半年到一年的教学，有27％的学员达到了高中毕业的文化水平，有71％的学员达到了初中毕业的文化水平。在职干部通过文化补习班、文化补习夜校的学习，也取得了很大成绩。这样，就为广大中、高级干部学习现代军事科学奠定了基础，创造了条件。 全院一致称赞刘伯承院长是给大家“送金钥匙的人”。 第五节临淮关演习 1951年6月20日清晨，安徽省凤阳县临淮关镇笼罩在一种不同寻常的气氛之中。军事学院正在这里组织一次较大规模的实兵演习。 刘伯承和华东军区司令员陈毅一早就登上了参观台。7点正，刘伯承下令演习开始。 突然，3颗信号弹腾空升起。只见一门门火炮从农田的“谷垛”里推出来，一辆辆坦克从路旁的“土堆”里开出来，向河对岸猛烈射击。一会儿，伴随着一阵轰鸣声，3架轰炸机飞临河滩上空，向地面投下了一连串炸弹。 霎时间，河滩头、河对岸火光闪闪，浓烟滚滚??这次陆军师江河进攻战斗实兵示范演习，是在高级速成科开学一年多以后举行的，目的在于使他们学习了一般的技术、战术知识和理论后，进一步从实践中掌握诸兵种协同作战的指挥艺术。 刘伯承象当年指挥大规模的战役一样，有条不紊地指导着这场演习。他自任总导演，组织了演习指导部，主持拟定了演习实施计划和演习训练计划。 在演习的准备阶段，刘伯承多次到现场指导训练，重点抓陆、空之间与各兵种之间的协同动作。 一天上午，刘伯承来到演习场，首先巡视了渡河先遣分队的阵地。指出：先遣分队前出时，一定要保持疏散的战斗队形，不能密集，连、排长的指挥位置也要适当。接着，又巡视了炮兵和装甲兵阵地，要求这两个阵地一定要伪装好，不能暴露。坦克行进路线要做出标记，互相之间不能太近，又不能距离步兵太远。当他看到通信报话所的位置离坦克固定发射点比较近，就提醒说：“这样近能听清楚吗？要注意避免干扰。” 在酷热的阳光下，刘伯承从一条堑壕走进另一条堑壕，从一个阵地来到另一个阵地，连续步行4个小时。汗水顺着脸颊往下流淌，浸湿了军帽，浸透了军衣。随行的人员热得实在受不了，就解开领扣.摘下军帽，拿在手里一左一右地搧起来。但是，刘伯承一直不解领扣，不摘军帽，始终保持着良好的军人姿态。 临走的时候，刘伯承对演习指导部的人员说：“这次演习，中央军委和全国各大军区、各军事院校都要派代表来参观学习。因此，这次演习有建军的政治意义。不仅单独为着学员，同时也是为着训练部队，为着部队的现代化建设。”他要求在组织工作方面，要防止“五霸强，七雄出”①的局面，加强集中统一领导，严格各项制度和纪律。在安全工作方面，要做到不死一人，不出重大事故，而且要防奸保密，警惕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 正式演习前，还组织了预演。刘伯承对预演进行了讲评，指出了工事伪装、步坦协同和战斗队形变换等几个方面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三点要求：要求严格，防止松劲散漫；要求切实，防止形式主义；要求协同一致，防止各自为战。并提出在原案中增加一个佯渡口，并要求把“敌人”空军情况加进去。他说：“过去，二野挺进大别山，过沙河、汝河和淮河，不论哪一次，都有敌人空军袭扰。演习等如实战，一切都要力求与实战相同，才有示范指导作用。” 到了演习正式进行的这一天，一切都显得紧张而有秩序。演习开始后，①语出宋代儿童启蒙读物《三字经》。这里是借用来说明防止互相争强、各自为政之意。 在“我方”第一次火力急袭之后，渡河先遣分队的战士们从隐蔽地点向渡河地点飞速前进，第一航部队也向渡河器材集结地挺进。“敌人”开始疯狂反扑，以炮火封锁河岸，以飞机俯冲扫射，阻击地面部队渡河。“我方”又组织了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的火力急袭。高射炮向“敌机”射击，各种火炮和坦克向“敌人”阵地继续猛烈射击，轰炸机再次向敌人阵地投弹。在飞机、大炮、坦克的掩护下，先遣分队登陆，第一航部队泛水，第二航部队向河岸开进。接着，先遣分队占领“敌人”滩头阵地，第一航部队登陆，第二航部队乘木排、竹筏、葫芦等各种就便器材泛水。接着，水陆两用坦克也开始渡河。工兵分队一边架设浮桥，一边用铁舟、门桥漕渡各种武器。团指挥所乘船向对岸转移，并发出向“敌人”纵深阵地进攻的信号。“我方”几架运输机飞过之后，天空中开出一大片银花，空降部队在“敌人”后方降落，并迅速集结起来，占领了有利地形。接着，第二航部队登陆成功。一辆辆坦克、一门门火炮通过浮桥，到达冲击位置。团指挥所发出全线冲击信号。步兵在坦克的掩护下向“敌人”发起猛烈冲击，占领“敌人”阵地，与空降部队会合。演习经过两个多小时，胜利结束。 在演习进行之中，刘伯承头戴军帽，腰扎皮带，在骄阳下正襟危坐，全神贯注在演习场上。当他看到有的学员穿着衬衣、戴着草帽，有的还把草帽拿在手里搧来搧去，不觉转身对陈毅喟然叹息道：“我们的干部现在养娇了，怕把脸子晒黑了嘛！” 演习胜利结束之后，举行了总结讲评大会。刘伯承作了总讲评。他主要讲了三个问题：第一，我们是江河进攻战斗的演习。我国地形是西面多山、东临大海，能成为交通障碍的大的河流，一般是自西向东入海。因此，在将来抵抗帝国主义的入侵中，江河战斗占着重要地位。我国历史上江河战斗的战例和经验是很多的。但是现代化、正规化诸兵种协同动作的江河战斗，还应在原有的基础上作进一步的学习，尤其是反抗现代装备的美帝国主义集团，我们更应在保卫国防任务上进行有的放矢的学习。这次渡淮河的战斗演习就是在这样一个想定之下进行的。 第二，我们是以现代各兵种协同动作进行帅的渡河进攻战斗的实兵演习。此次演习有步兵，有炮兵，有坦克，有水陆两用的汽车，有空军与空降部队，有工兵，还有火焰喷射器、烟幕，各种应用的制式的渡河器材，各种通信工具等。我们系用这些兵器在师的江河进攻战斗课题下，组织协同动作的实兵演习。现代诸兵种合同战斗就要靠诸兵种在一个共同目标之下一致努力，特别在它们协同动作之中各自发挥长处并获得其他兵种的帮助以弥补自己的缺点。例如各兵种协同动作先求得克服河川障碍，渡过河去再打击敌人。 此时敌人就容易乘我兵力在渡河中或分在两岸时的困难，施行反击。这样我们先头部队就要控制对岸登陆场，掩护着我们主力集结与组织另一个协同动作，继续进攻以突破敌人防御地带。这就显得战斗的计划性、组织性、准确性和纪律性特别重要。 第三，我们是以高级速成科为训练对象，组织战术的现地作业与实兵演习结合进行。高级速成科学员都是有丰富的战斗经验的高级干部，刚在教室与野外完成师一级战术的综合训练，现在又到此来作师渡河进攻的现地作业与实兵演习。其目的在组织与指挥各兵种渡河进攻的具体的、生动的协同动作，以使学员获得深切一致的战术见解。在现代战斗中如何组织各兵种协同动作构成顺畅的通信网，如何集中地面的与空中猛烈的火力射击必要之点，如何布置疏散的战斗队形，如何构筑掩护的工事，如何施行切合现地的伪装等必须学会。 陈毅也在大会上讲了话，高度评价了这次演习所取得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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