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序 在五千余年中华文明史上，二十世纪是一个伟大的变革时代。在这个时代里，中华大地上发生的历史事变，对于中国的历史进程震荡之深刻，促进之巨大，是前所未有的。二十世纪的中国史，是一部地覆天翻的历史转折的壮丽史诗。 作为这一伟大历史转折的最主要标志，就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以此为界石，大致可以说，本世纪的前半个世纪，从旧民主主义进到新民主主义，是为争取建立人民共和国而奋斗的历史时期，这是一个以武装斗争为主要手段，为谋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进行民主主义革命的年代；本世纪的后半个世纪，从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则是为建设人民共和国而奋斗的历史时期，这是一个以经济建设为主要内容，为使中国成为一个繁荣昌盛的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而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年代。 时代赋予的宏伟的历史使命，落在亿万中国人民的肩上。无论是民主主义革命，还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自然都是广大的人民群众的事业，都是必须依靠全中国人民的共同智慧和努力才得以实现的宏图大业。也正是在这种人民群众为主体的创造历史的活动中，才涌现了一大批反映群众需求、体现群众意志、凝聚群众智慧的杰出代表。如同历史上一切重大变革的时代一样，二十世纪的中国，是一个风云际会、英杰辈出的时代。正是伟大的时代造就出灿若群星的历史伟人；也正是历史伟人们坚苦卓绝的奋斗历程和忘我建树的光辉业绩，才最充分地体现着潮流之所趋、人心之所向，才最深刻最生动地反映着奔腾前进的伟大时代。他们一生的业绩，恰恰构成了从旧中国到新中国这一旷古未有的历史性大变革的缩影。正因为这样，修撰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缔造者的一代杰出历史人物的传记，其意义自是远远超越记述个人身世的范围。这套传记丛书，无疑应当看作是，当代中国千百万爱国志士、革命先驱的杰出代表用毕生的血和汗谱写出的挽救祖国、振兴中华的可歌可泣的历史画卷，它将是永远矗立于世世代代人民心中的革命丰碑。《当代中国人物传记》丛书中的每一部传记，都可读作当代中国的救国史，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史、建国史；每一部传记都可读作结束中国苦难危亡命运的革命史，披荆斩棘建设社会主义的奠基史、创业史。会主义现代化的第二步战略目标，为在本世纪达到小康水平，而努力奋斗。愿人们从这部《当代中国人物传记》丛书中，以这些历史人物的光辉业绩为典范，学习他们的革命献身精神、爱国主义情操和坚定的社会主义信念，为中华民族的历史伟业做出更大的贡献。 《当代中国人物传记》丛书编辑委员会 一九九一年五月 第一章“泥脚文人”的爱子 第一节家世 1892年12月4日（清光绪十八年十月十六），刘伯承诞生在四川省开县浦里区赵家场乡张家坝。在两个多月以前，刘伯承的祖母和祖父相继去世。 他是在举家服丧的哀痛中呱呱坠地的，所以乳名孝生。后取名刘明昭，字伯承。 据《刘氏家谱》记载，刘家的祖籍原在湖北荆州府江陵县。后来，随着清朝初期“湖广填四川”的移民浪潮，迁到四川省云阳县关口乡定居，世代以农耕为业。到咸丰年间，刘伯承的祖父刘正富（1819—1892）因交不起租佃押金，佃不到土地耕种，被迫从长江边移向川东山区，流落到开县的浦里河畔开荒度日。刘正富体格壮健，精明强干，种田兼做铁匠。经他修理的农具及铁锅、勺铲、钳子、剪子之类，坚固耐用。他还吹得一手好唢呐，乡邻间的婚丧嫁娶少不了要请他去吹奏。多种的生活手段、广博见闻造成了他开明通达、乐于助人的性格和比较丰富的阅历，使他很快适应新的环境，经济来源也多于一般农户。就这样，刘铁匠立住了脚跟，正式在赵家场对面的张家坝定居下来。他的六个儿子——刘文培、刘文德、刘文瑞、刘文祥、刘文吉、刘文炳，渐渐长大成人，人丁兴旺，日子愈见红火。刘正富和妻子杨氏克勤克俭，儿子们舍力劳作，这一家有些发起来了，先后积攒起一些钱财，购置了一些田产，开设起粉房、榨房。 刘铁匠的小儿子刘文炳（字虎臣，1862—1907）比较幸运，靠着家境殷实读了十多年书。他就是刘伯承的父亲。中国封建时代稍有条件的平民，几乎毫无例外地进行过培养子弟读书入仕以求改换门庭的努力，尽管这种努力往往是徒劳的。正是出于这样的目的，刘正富尽力供刘文炳读书，盼望从儿子一辈起能改变世代农门的低贱地位。刘文炳深知父兄的苦心，寒窗孤灯，年复一年，终于积下了满腹的经书和八股文章，于是名闻乡里。他憧憬着那种“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美妙前程。可是他的梦想很快破灭了。一年秋天，刘文炳满怀希望到县城参加秀才考试，不料被人举发说他家祖辈是吹鼓手，属“倡优”之列，出身微贱，遂被逐出考常不仅如此，还被控为触犯大清王法，要吃官司。结果花钱疏通，才算了案。从此以后，刘文炳只得弃文务农，成为浦里河畔有名的“泥脚文人”。 1894年中日战争中清兵大败，1900年八国联军占领北京，标志着清王朝江河日下。英、美、法、德、俄、日、奥、意等帝国主义列强，蜂拥而上，争抢东方这块富饶的土地。清政府接连签订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为了支付给帝国主义的巨额赔款，加紧了对人民的搜刮和压榨。整个中国内忧外患，民不聊生。 在刘伯承刚满三岁这年，也就是父辈们“庐墓三年”服丧期满的日子，父辈的6兄弟分家了。每人获得了十多石谷（当地一石相当于一亩）的田地。 同时，也分摊了因疏通官司欠下的120两银子的债。兄长们因为债务拖累而心中有气，再添上妯娌们的七嘴八舌，便把往日家庭中的脉脉温情吹刮得荡然无存。刘文炳虽排行最末，非但不受照顾，反而只分到了沈家湾一带土质比较差的坡地田和3间破旧的茅屋。这3间茅屋，就是刘伯承度过童年生活的所在。地面是用泥巴夯实过的，又潮又硬。没有窗户，全靠门里透进光亮。 3间屋并列着，门全向南开。其中一间是大人和孩子睡觉的。一间搁置家具和做饭用。剩下一间，按农家习俗辟为堂屋，全家人在里面吃饭或接待客人，雨天和夜晚就在里面干编织筐篓的活计。刘文炳雅趣未灭，在里面挂起几幅发黄的旧字画，又将先辈制订的《齐家规训》，用楷书恭抄，贴在发黑的墙上。这位被摈出科场的“泥脚文人”，别出心裁地把这间破屋命名为“权理堂书室”。 刘文炳虽然刚到中年，考场被逐的刺激和贫困的煎熬使他过早地衰老，性格刻板，心情抑郁。加上身体瘦弱，又常患病，话很少，笑容更难得见。 有时说上几句，声急气短，招人不悦。对孩子更偏于严厉。在刘伯承四、五岁时，他就捧着《刘氏家谱》教他认字、记事。这本足有五个铜钱厚的谱书，是刘文炳在遭受挫折以后，“敬承先命”，“掩卷而长思”，苦苦修订出来的。他把自己的意愿、主张、愤懑和希望，都倾注在这册小型的“家史”里。 期望刘家子弟能“贤哲挺生，簪缨叠起”，“令宗祧生色，谱牒增辉”。 然而，这些封建正统的家庭教育十分枯燥。年幼的刘伯承只喜欢从母亲那里听一些活生生的、有趣的故事。母亲周寅香（1864—1946）是四川云阳县高阳堰湾贫苦农民周源山之女，从小生长在铁峰山，身材比一般的四川婆娘要高大壮实，勤劳俭朴。川东一带的习俗，“土风坐男使女立，男当门户女出入”①。她长着一双没有裹住的大脚，是家庭中的主要劳力，不论是下田耕作，还是翻尝打、晒，都能摆阖得开。至于洗衣浆衫、缝缝补补，更是得心应手的事儿。她心地善良，处事严谨，忍得气，吃得亏。她虽然是么媳妇，可实际地位却在其他妯娌之上。兄弟们常议论分家，公公婆婆伤感备至。 她安慰着说：“老燕衔泥朝朝累，雏燕大了各自飞。”尤其是她脑子里积攒的那些谚语、歇后语，说起来一串串的，象什么“多栽花，少栽刺”，“鸡肚哪知鸭肚事”等等，常常脱口而出。幼年时的刘伯承最喜欢听母亲摆“龙门阵”，说天地古今，讲人间趣事。象孔融4岁让梨、嫦娥偷吃长生药??这些看来有些杂乱的故事，却象滴滴春雨渗入他的心田。这些，与父亲的“之乎者也”、“子曰”“诗云”之类，交口成趣，也算是苦中有乐。对刘伯承日后思想的形成和语言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①杜甫诗：《负薪行》。 第二节最初的脚步 “泥脚文人”刘文炳不甘心听凭命运的驱使，他执着地要把自己通往仕途的理想，争取在儿子身上得以实现。刘文炳自从遭到“厄运”后，就在家管管帐，代人写书信，也教过几堂私塾。但在分家后就得以作田为主，忙地里的活计。同时，他也深感“自家教不成子弟”，便把5岁多的刘伯承送到本村私塾念书，启蒙老师是任寿田。学了几个月，不能尽如人意。刘文炳决心为儿子寻觅一个有真才实学，又能严加管束的老师。 这年夏天，有一位名叫任贤书的下江老头，流落到张家坝一带行乞，自称是个出身微贱、累试不第的秀才。刘文炳见此人谈吐不俗，满腹经纶，颇有些同“脖相怜，便出面替他邀了一堂学。任贤书也不推辞，慨然扔掉“讨饭棍”，在紧傍刘家老屋的一所房子里，开起一个有二十来个学童的小私塾。 刘伯承是其中的学生之一。 虽然进了私塾，却关不住儿童的“天性”。刘伯承跟大多数男孩一样，整天就知道玩耍。春季，他领着伙伴们爬树、掏鸟窝，采桑椹。入夏，光着身子扑到河塘里玩水、戏闹，捕鱼捉虾、拾河螺。有时赌起“狠”来，也敢贸然去捅马蜂窝，用水去灌蛇穴，或是爬到树梢上，比试比试谁个最“关火”①。 父亲望子成龙心切，比别的家长更多一层管束。对儿子的淘气行为时常进行干涉，甚或打耳光、用棍棒也是有的。当然，更寄希望于严师的管教。 然而任贤书却和一般的先生大不一样，他总是笑着说：“这是娃儿们的天性埃天性如同天意，不可违拗，只可疏导。”随后，又大发感叹：“想当年秦皇汉武，华夏武风，纠纠天下。今朝偃武修文，科举取士，武风衰弱，酿至甲午战败??何其悲乎！中国的武士实在是太少了。??至于管教之事，我自有道理。” 任贤书不仅熟读诗书，而且精通武术，尤长于拳法和腿功。他在教书之余，还教学生练习武艺。刘伯承在他的指导下，学会了长拳、八卦掌、棍棒和投掷等功夫。为了练出弹子功，他从河滩上拣来几撮箕鹅卵石。每天清早，朝屋后大树上的目标投去几十颗“飞弹”。久而久之，树干上打出一个烧饼大的洞穴。 在功课方面，刘伯承从《三字经》、《幼学琼林》等启蒙读物开始，接连读《论语》、《盂子》、《大学》、《中庸》。练习毛笔字，他也一丝不苟，一笔一画地苦练楷书。初学写字时，为了节省笔墨纸张，他以右手食指当笔，往左手手心里写，练笔势、笔锋，揣摩“永字八法”。他用心钻研，临帖写字，进步很快。 看到这些变化，难得一笑的父亲也露出了笑容。刘伯承刚发蒙的时候，有一次放学回家，母亲让他把当天念的书背诵一遍。刘伯承晓得母亲识字不多，便胡乱地背了一遍。不防被父亲在里屋听到，走出来斥责他说：“我告诉你，我没得南庄田、北庄地，只有一管笔、一锭墨留给你。你不用功，看你日后如何得了！” 也许是这句话深深触动了刘伯承。从此每天他总要最先赶到学堂。有时，家里饭做晚了他宁可饿一顿，也不误上学。一次迟到，中午回家跟母亲又哭①四川方言，厉害、有本事的意思。 又闹。母亲只好大清早就将他唤醒。起床后，他一面帮着烧火添柴，一面在灶旁看书。夜晚，农家灯火如豆，是供母亲纺纱用的。刘伯承就捧着书，偎在纺车旁，伴着“吱呀吱呀”的声音一直读到深夜。 刘伯承受农家传统的影响，从小就热爱劳动。每天放学回家。他总是帮助家里放牛、割草、砍柴。每当他背起背篓出门，后面总是跟着一群脸上抹着黑泥、挂着鼻涕的放牛娃。因为刘伯承个子高，胆子大，不信邪，有力气，又跟老师学了两手武术，有他在前面开路，孩子们就敢吆喝着，把黑牯牛、老黄牛赶到富人家的荒坡草地上放牧。最吸引人的是在把牛喂饱、草割满篓以后，大家听刘伯承摆“龙门阵”，讲《三国演义》、《水浒传》和“长毛”（太平军）的故事，或是在他的摆布下做“占国”、“打擂台”等斗智斗力的游戏。有时刘伯承也带领小伙伴们跟邻村的孩子们互相投掷石子，不是把“敌方”打得头破血流，就是自己被打得鼻青脸肿。回到家里，母亲心疼地责备一番，然后照例是塞给一块红苕或是一个煮熟的鸡蛋。父亲则是一副严厉的神情，训斥道：“又疯了。忘记家训了么？把家谱读三遍。” 刘伯承知道犯了错，只好规规矩矩地再读那枯燥的家谱：“??子孙惟耕读勤俭为尚，慈善友恭为最”，“量思宏，劳思先，功思让，名思海，位思卑，退思早??”对于这些家教，年幼的刘伯承当然不能完全领悟。但无数次反复的训教，传统习俗的熏陶，不能不潜移默化地沁入他的心灵，对他以后的思想、道德、性情、修养等方面的发展留下一定的影响。 刘伯承在任贤书门下一直读了六年书。1904年秋天转到灯草坝“汉西书院”就读。“汉西书院”的主持人刘华英是个廪生，同维新派、洋务派人士有广泛接触，受到西方文化和改良主义思潮的影响。他是个“教育救国论”者，设法自筹资金在开县办学。学生主要是他亲房的十多个子弟。同时也掺进少数成绩优秀的外姓学生。对同姓的穷苦学生，还免费供给膳食、书本和文具。刘伯承就是其中之一。 “汉西书院”设有语文、数学、理化和地理，知识面比私塾要开阔得多，这激起了刘伯承更大的学习兴趣。由于他勤奋好学，才智过人，各个科目的成绩都是第一名。因此，博得了刘华英的喜爱。刘华英常常对学生们谈汉口、上海等地的热闹场景，还讲什么英吉利、法兰西、美利坚、日本国，都是乡间很少听到的新鲜事。刘伯承从这里开始接触到现代科学和时事常识。 1905年，清廷下诏废除科举。新式学堂成了青少年求学的新出路。设在开县县城的高等小学堂，顺应时势，决定扩大招生。“汉西书院”的学生们闻讯，纷纷报名投考。刘伯承因家中负担重交不起学费，迟迟未去报名。刘华英得知后，立即把刘伯承叫去关心地说：“学业要紧，事不宜迟，新学堂比我这里要强得多，赶快去报考。一切费用由我支付。”在刘华英的慷慨资助下，刘伯承随即到县高等小学堂报考。考试成绩名列前茅，被正式录龋学生按考试成绩编为甲、乙、丙、盯戊五个班，刘伯承被编入甲班。学堂开设的课程，除国文、修身两门外，还有外文、数学、理化、史地、体操等项。该校教师大多数水平较高，教自然科学的傅让、朱璜等人毕业于日本弘文师范学校，思想进步，是同盟会会员。傅让还秘密传播一些进步杂志和革命书籍。如雷铁崖、邓洁等在东京出版的《鹃声》以及《四川》杂志等。刘伯承和同窗好友经常从老师那里得到这些刊物，争相传阅。尤其是《四川》杂志，表面看来只是记述蜀地的风土人情、名山大川、闻人掌故之类，实际却是鲜明地反对英、法、日、俄帝国主义侵略中国西藏、云南、东北，揭露清朝政府卖国残民的罪恶行径，鼓励人民起来进行革命斗争，争取铁路等项主权。就连刊物中的诗词小品，也大都是沉痛的忧时爱国之声。刘伯承又读了邹容的《革命军》、赫胥黎的《天演论》等著作。这些，对刘伯承的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使他的眼界更为开阔，了解了新的社会生活，看到了世界的潮流，初步认识到清廷的腐败没落和变革的必要。 在开县小学堂毕业以后，刘伯承又到夔府（今奉节）官立中学就读。1907年春，他的父亲因患肺病，又加上劳累和贫困的折磨，不幸离开人世，年仅45岁。他被迫中途辍学，回乡务农。父亲刚去世不久，最小的弟弟（遗腹子）又来到了世间。他的母亲养活有四男三女。“四男”是：明昭（伯承）、明书（仲麟）、明昌（叔禹）、明良（季能）。“三女”是：琼英、瑾兰、怀珍。这时，大姐琼英已经出嫁，家中7口人的生活重担落在母亲和年仅15岁的刘伯承身上。父亲留下的遗产，仅几间茅屋、十几亩塝田。就连买棺材的400铜板，还是向五伯父刘文吉借来的高利贷。 父亲刚入殓不久，刻薄的五伯父就三番五次来讨债，想趁人之危吞并他们赖以活命的田地。一天清早，五伯父找赵家场有名的泼妇赵二娘来逼刘伯承还债。母亲抱着出生不久的弟弟，上前说好话求情。刘伯承抢上去说：“赵二娘，劳你的大驾，给我五伯父回个话。我刘明昭人穷骨头硬，欠他的钱，日后一定如数奉还，分文不会少。”停了一会，又说：“你晓得，先父与五伯父是同胞兄弟。如今先父尸骨未寒，他就再三再四逼债。谁不骂他绝情寡义、为富不仁！”赵二娘无言对答，只好悻悻地溜走。 15岁的刘伯承象成年人一样，和母亲、姐姐一道，每日黎明即起，荷锄下地，在贫瘠而又缺水的田地里耕耘。一年到头，只能收四、五担毛谷。除去赋税，剩下的根本不够家人糊口，不得己，刘伯承又上山砍柴、割草，或是挑煤、打短工来补贴家用。就这样，长年是红苕杂粮，糠糠菜菜。一到春荒时节，便只好靠挖野菜、剥树皮，掺合红苕杂粮勉强度日，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面黄饥瘦的小弟妹们饿得哇哇直哭。看到这些，母亲的心如同针扎。 好心的邻居见刘家日子艰难，来劝母亲把最小的两个细娃送人抚养。母亲思前想后，忍疼决定将小女怀珍和小儿明良送出去。刘伯承得知后，跪在母亲面前哀求：“娘，一家骨肉说什么也不能分离。我打短工、下煤窑再多挣一点，一定让弟弟妹妹活下去??”一番话说得全家人抱哭一团，母亲硬咽着说：“好，不送了，娘娃死活在一起。” 从此以后，刘伯承给人打短工、干零活更勤了。有时挣几个铜板，有时换几升粮食。揽不到活儿的时候，就到十多里外的御河沟煤场去挑煤炭，担到赵家场街上叫卖。每到黄昏时，母亲和弟妹总是站在门前的黄槲树下，远远地等着刘伯承归来。他虽然疲惫不堪，浑身漆黑，但仍装作轻松的样子说：“没事儿，妈想宽些，苦日子总有个头。”全家人就这样相依为命，艰难度日。 沦落到生活的底层，使刘伯承的思想发生了急剧的变化。过去，他有条件读书求学，有机会走一条个人飞黄腾达的道路；如今命运把他抛到了最贫贱的民众里面，他必须站在新的角度来观察社会和人生。他切身体会到，千千万万穷苦农民耗尽血汗，难得一家温饱的辛酸，亲眼目睹了黑瘦佝背的挖煤汉子，天天提心吊胆地钻矿洞，有时钻进去就永远出不来的惨状。生路在哪里？希望在哪里？他的目光自然地转向了革命的风云。这时候，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在全国各地开展革命活动，已经有了相当的声势。广东、广西、云南、四川等地接连不断的反清武装起义，震撼着清王朝的反动统治。熊克武等人在川中组织领导的成都起义（1907年）、广安起义（1909年），引起了广泛的反响。革命者不惜抛头颅、洒热血，敢于牺牲个人性命的大无畏精神，给刘伯承以强烈的感染和深刻的影响。他越来越感到自己的理想、抱负，与现存制度格格不入；民众的利益与上层统治集团的巧取豪夺水火不容。不推翻反动、腐朽的清王朝，中华民族就没有光明，下层民众就不能抬头，自己也就没有出路。刘伯承朦胧地意识到，孙中山提出的三民主义，是埋葬帝制、富国强民的救世良方。 当时的上海，是同盟会在国内活动的中心。刘伯承抱着对革命向往的心情和找职业的愿望，于1910年邀集了上高等小学堂时的两位同窗好友前往上海。他们茫然地在上海东撞西碰，既没有遇见革命党，更没有找到孙中山，连谋生的职业也没有着落，只好扫兴地返回故里。 当年年底，刘伯承奉母亲之命与程宜芝结婚。这是一门早年订的娃娃亲。 刘伯承虽一直心有不满，但在母亲的坚持下只得同意完婚。后因他在外从事革命活动，双方脱离了关系。 第二章川中名将 第一节将校学堂的优等生 1911年是中国近代史上风云骤变、激烈动荡的年代。清政府以实行铁道国有政策为名，向帝国主义拍卖粤汉、川汉等铁路的主权。这一卖国行径，立即引起广东、四川、湖南、湖北等省各阶层人民的一致反对。四川人民的保路斗争，形成了波澜壮阔的全省规模的群众性的大起义。10月10日，辛亥革命在武昌爆发，以推翻清王朝为目标的革命风潮席卷神州大地。整个四川也沸腾起来。吴玉章、龙剑鸣、王天杰等革命党人先后在荣县、内江起义。 11月22日，革命党人张培爵、夏之时率领起义军胜利占领重庆，并建立了蜀军政府，通电全国宣布独立。11月27日，立宪党人在成都成立了大汉四川军政府。不久，两个军政府协议合并，组成四川军政府。辛亥革命使刘伯承看到了光明和希望。他渐渐感到，武力是一种神圣的力量，它能对抗旧的势力，摧毁旧的势力，挽救国家的危亡。于是决心到万县参加反对清政府的起义。 母亲拉住他的手，难舍地说：“弟弟妹妹这样多，年纪又校你的娃儿也刚落地。你走了，家里怎么过啊？”刘伯承劝慰说：“妈，你别难过。与其守着穷家破舍过一辈子，不如出去闯一闯，或许是条出路。” 乡间的亲朋好友也好言相劝，说是“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乡人李云伍鼓动他去学经商，试一试做买卖的“生财之道”，莫去闯那“刀丛火海”。 对于这些劝说，刘伯承婉言谢却，慷慨激昂地说：“大丈夫当仗剑拯民于水火，岂顾自己一身之富贵。”他毅然剃掉了辫子，参加了反对清朝政府的学生军。就这样，青年时代的刘伯承，“怀着富国强兵的爱国主义思想和民主改革的思想，投入了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民主革命”①。 声势浩大的反清斗争在全国各地风起云涌，统治中国260多年的清王朝终于被推翻，绵延了2000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终告结束。1912年元旦，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宣告“中华民国”成立。 独立后的各地民国政府纷纷广招兵员，开办军事学堂，以扩充革命势力。 重庆蜀军政府开办了将校学堂（后改为将弁学堂），招收革命青年和有志之士入学。刘伯承以文武各科的优异成绩被录龋全学堂共有400多学生，分编4个队，刘伯承被编入第二队第一排第一班。 将校学堂设在重庆市对面的嘉陵江以北。在学堂内，竖立着一块醒目的牌告：东望幽燕，尚沦异域。 以会甘陕，警报频来。 得欲整我师旅，贵在将校得人。 爰办将校学堂，以为异日北伐之需。 将校学堂所设军事课程，大多是沿用日本陆军部颁发的“典范令”，即《步兵操典》、《射击教范》、《野外勤务令》。还有初级战术和地形学等。 刘伯承对军事学习十分刻苦，操练时一丝不苟。有时为熟练掌握一个动作，要反复练习几十次，甚至上百次。将校学堂的正规生活，使年轻的刘伯承开始养成谨严、周密、勇猛、稳健的性格。除学习本校课程外，他还广泛涉猎①朱德：《祝刘师长五十寿辰》（1942年12月16日）。 古代的兵书，或找其他军校的教材对照参考，以充实自己。诸如《孙子》、《吴子》、《司马法》和《百战奇略》等著作，更是案头必备，许多章节出口能诵。 在将校学堂，刘伯承是出类拔萃的军人。他不但学业优秀，军事技能出色，而且以举止端正、操守有持闻名全校。他烟酒不沾，牌赌不视，毫无恶习，被同学们称为军中“菩萨”。每月官饷所得，除了买书之外，全部寄给母亲，补贴家用。 经过10个月左右的紧张训练，刘伯承在1912年底以各科目的优异成绩毕业，被分派到熊克武的部队当见习生。熊克武是四川著名的革命党人，同盟会的早期会员之一。辛亥革命后被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委为蜀军总司令，很快招募到两个团的队伍。由于成都和重庆两个军政府合并为统一的四川军政府，原属两方的军队也统一编组为川军，共有五个师，熊克武所部为第五师。 不久，刘伯承由见习生升任司务长、排长。他漫长的军旅生涯就是这样开始的。 第二节手执青锋卫共和 由于资产阶级的软弱，辛亥革命的成果被窃国大盗袁世凯夺龋袁世凯任临时大总统后，进一步投靠帝国主义，实行个人独裁，排斥和打击革命力量。1913年3月，袁世凯指使特务暗杀了国民党著名领袖宋教仁。接着，又向英、法、德、日、俄五国银行团乞取2500万英镑的“善后”大借款，大力扩大反动军队，公开镇压革命党人，逐步暴露出反对共和、复辟帝制的反动面目。7月，孙中山仓卒组织力量在江西、安徽、广东等省发动讨袁，被称为“二次革命”，因战事以江西和南京为中心，所以又称为“赣宁之役”。7月下旬，熊克武等国民党人在重庆密谋响应。8月4日正式组成讨袁军，熊克武任四川讨袁军总司令。并发表讨袁檄文，声讨袁世凯“悖叛共和，大逆不道”。宣称：“本军全体痛愤，万众一心，誓师宣布，共讨袁贼。本拟载兵东下，接应民军，与独立诸省会师北伐，生擒袁逆。惟念胡景伊助桀为虐，毒害川民，狡诈专横，罪不容逆。目前直接讨胡，即所以间接讨袁。”胡景伊原是四川军政府属下的四川陆军军团长，因依附袁世凯被升为四川都督。 讨哀战事从一开始就处于不利的态势。除第五师以外，川军其余四个师都站在胡景伊一边，客居川地的陕军、滇军、黔军约两师兵力也助纣为虐。 一些地方民团、土匪受胡景伊拉拢利诱，也趁势蜂起，烧杀抢掠，袭击讨袁军。刘伯承奉命带领一个排先行到达綦江，向上匪的据点发起进攻。这是他第一次参加实战，有勇少谋，在与敌人交火之后，自己奋勇当先猛冲上去，一下跃到敌人阵地前沿。可回头一看，身边只有四、五个士兵，后面的队伍没有跟上，只好退下阵来。 四川讨袁军兵分四个支队，采用南北防御，中路进击的部署。刘伯承所在的第一支队西趋沪州，担任主攻。当面之敌为战斗力较强的川军第一师的主力旅。战斗从8月4日拂晓开始，一连数日刘伯承率本排随连队参加寒坡场战斗。他吸取了綦江作战的教训，对全排士兵作了很好的组织和动员。他说：“弟兄们，袁贼不除，国难不已。我们要勇敢冲锋，为共和而战！”说罢，就和另一个排长带头冲锋。经过几次拉锯，终于夺下敌人阵地。连长蒲剑鸣怯战怕死，一见情况紧急，伤亡又大，早就跑到营部告“急”，说是“一连人都打光了，赶快增援”。 刘伯承等两个排在前边打了胜仗，回头却找不着连长，只好直接向营长报捷。营长李遐章不禁愣住了：刚才连长“报急”，现在排长“报捷”，到底是怎么回事？待看到刘伯承将俘虏和战利品押送上来，才弄清个中原委。 于是将蒲剑鸣大骂一顿，撤职查办；即令刘伯承代理该连连长，并报请上级正式加委。 8月12日，敌方增派大量援兵疯狂反扑，讨袁军势孤受挫，寒坡场得而复失。第五师重新组织兵力进攻，一鼓作气夺回附近的五里店阵地。双方相持到天黑。敌人一面发起佯攻，一面向后退却。刘伯承等部奉命追击，至石洞镇与在翼部队会合。并绕道袭击敌人侧后，在13日占领立石站，进据离泸州50里的特凌铺。左翼部队也沿长江左岸，自朱家沱进到合江、王尝白米尝望龙场一带。故事发展顺利。正在这时，讨袁军南边防线被黔军突破，滇、陕两军也东西对进夹击重庆。熊克武急令攻泸部队回援。刘伯承随部队兼程东返，当赶至重庆西南的白市驿时，得报重庆失守，熊克武等讨袁军领导人出走。部队折回来风驿。讨袁军前敌指挥但懋辛见大势已去，就把饷银分给各营，资遣官兵回乡。历时50天的四川“癸丑讨袁之役”终于失败。熊克武事起仓卒。发难当日，赣、宁等地的反袁军事行动已纷纷趋于失败，熊克武为免遭胡景伊的吞并才不得不孤注一掷。四川讨袁战争虽然以失败告终，但它英勇地反抗和打击了袁世凯的势力，在近代史上留下了光彩的一页。 在战斗中，刘伯承左脚负伤，他仍以顽强的毅力带领余部撤退，躲避追兵。据他自己回忆，“左遇团练，右遇敌军”，队伍被打得七零八落，处境非常险恶。于是只得把枪支交由当地老百姓保存，各自寻求生路。刘伯承带着伤躲进一座庙里，巧遇原将校学堂一位教地形学的教官，因师生情谊，教官留他暂祝不久，这里风声又紧，刘伯承又潜赴重庆小住一段。后来回到开县老家休息、养伤。 讨袁战争失败以后，四川有300多革命党人被捕杀。袁世凯及其在四川的帮凶胡景伊等人继续大肆搜捕革命党人和讨袁将士。1914年1月23日，胡景伊开列了115人的黑名单，向袁世凯献媚邀宠。袁世凯即传令各拾都督民政长、各地方长官通饬所属，一律按名严行查拿，务获究办，勿使漏网”。 川中许多仁人志士惨遭杀戮，且“籍没家产，株连极广”。侥幸逃出的先后流亡上海，或避居日本、南洋。在讨袁战争中，刘伯承作战英勇，才华初露，已引起反动当局的注意。1914年春天，刘伯承在家乡也呆不住了，便约集军中同事数人顺江东下，到上海避难。 船过三峡，刘伯承伫立甲板，眼观两岸青山对出，前方水天一色，追思往事，瞻念前途，一股豪情从胸间冲腾而起，不觉吟出一首《出益州》的七律来：微服孤行出益州，今春病起强登楼。 海潮东去连天涌，江水西来带血流。 壮士未埋荒草骨，书生犹剩少年头。 手执青锋卫共和，独战饥寒又一秋。 由四川来的流亡者大多藏匿在上海法租界，霞飞路宝康里便是著名的革命党人聚居的地方，刘伯承也住在这里。这时的局势比起几年前更加混乱。 逃亡的革命党人中，思想也相当复杂。有的失望、彷徨，有的沉沦，有的甚至靠告密卖友为生。这正是软弱的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在革命失败时的流行玻然而，刘伯承却毫不气馁，对革命前途充满信心。当孙中山先生创立中华革命党的消息传到上海时，他大为振奋，决心追随孙中山先生继续摸索救国救民的道路。1914年秋，他宣誓参加中华革命党，并经常同原熊克武第五师的但懋辛、李蔚如、张冲、李遐章等人在一起开展革命活动。这些人大多是老同盟会员，积极拥护孙中山的革命主张，具有强烈的反袁思想。 这段经历对于刘伯承青年时期富国强兵、救国救民思想的形成，有着较大的影响。 第三节血洒丰都 袁世凯在镇压了“二次革命”之后，于1914年5月悍然废除《临时约法》，炮制了一部所谓“新约法”，后又自封为终身大总统。在日、英帝国主义的支持下，于1915年12月12日公然宣布恢复君主制度，自称为“中华帝国”的洪宪皇帝。为推翻袁世凯的新王朝，保卫辛亥革命的成果，孙中山号召全国人民起来进行反袁斗争。并组织中华革命军，派革命党人到各省组织起义。 据《民国川事纪要》记载，孙中山委任卢师谛为中华革命军四川总司令，并派吕超、石青阳、刘伯承等到宜宾、达县、忠县、丰都一带组织讨袁起义。 1915年12月，刘伯承和康云程、王旭东等人回川，一行人化装成商人，由上海乘船经武汉至宜昌。因冬季水枯，在宜昌换乘川江小轮。宜昌是人川的重要通道，北洋军在码头戒严检查，搜捕潜往四川的革命党人。 在刘伯承的行李中，有一个装有炸弹的竹篓。同行二人一看岸上军警林立，便示意他把竹篓扔进江里；刘伯承也焦急地思考着对策。忽然，他发现旁边堆有一位参议员的行李。情急生智，他乘人不注意，悄悄将竹篓移入行李堆中。船靠岸后，搬运的苦力前来卸运参议员的行李，问道：“这几件可是参议员的？”刘伯承随口回答：“正是的，快搬走吧。”当行李被运出关卡以后，他从容而出，取回竹篓。正在这时，一个友人匆匆来码头迎接他。 刘伯承立即将竹篓递过去。对方以为是赠送的礼物，连忙推谢。刘伯承轻轻踩着对方的脚面，故意高声说道：“小意思，收下吧，浙江的特产。”对方很快明白了他的意思，赶紧接过去。就这样，两人带着装有炸弹的竹篓，在军警面前扬长而去。 完成递送炸弹的任务之后，刘伯承等继续溯江而上，先后到奉节、万县、涪陵等地，联络革命党人、“哥老会”首领和有志之士，广泛地发动、策划武装起义，进行反对袁世凯的斗争。 1915年12月25日，蔡锷等在云南揭起了护国讨袁的大旗，组成护国军。 蔡锷任第一军总司令，北进四川。李烈钧任第二军总司令，东出两广。唐继尧以云南部督兼任第三军总司令，留守云南，策应各方。 当时，各省军政大权基本上为袁世凯的爪牙亲信所控制，唯有西南川滇黔三省是薄弱环节。反袁的革命势力力图把四川作为一个突破口。而袁世凯早已虑及西南空虚，特派其亲信陈宦为四川军务会办，总揽军政大权。并先后派遣精锐部队曹锟、张敬尧、李长泰（一个旅）约3个师，冯玉祥、伍祥祯、孔繁锦3个混成旅，共约六七万人入川镇慑。由于蔡锷将军亲自率领云南护国军第一军向川南袁军进攻，于是讨袁护国战争的主要战斗在四川境内展开。 刘伯承回川后，先以涪陵为活动中心，策动涪陵警备队长杨光烈率部起义。该部有俄式枪120支，并得到当地开明士绅李次安等人的协助，又吸收了张子昭部义勇军数十人枪，还有夏仲实、曾江柱等人也率部前来投奔。刘伯承把这些部队集结到邻近的大顺场宣布起义，定番号为四川护国军第四支队。中华革命军四川总司令卢师谛任命王维纲（伯常）为支队长。因王维纲随熊克武绕道昆明、宜宾，此时尚未到达川东，该支队由刘伯承指挥。在此前后，奉节、万县一带会党和农民群众也纷纷起义。这样，四川东部的长江通道便处在护国军的监视之下。刘伯承部署起义军沿忠县、丰都、涪陵、长寿等沿江一带进行游击活动，骚扰和拦截从湖北溯江入川的北洋军，给敌人以沉重打击。冯玉祥在他所著的《我的生活》中说：“那时候自重庆以下，宜昌以上一段江面每有船只经过，两岸山上即开枪射击，而忠县一带尤为剧烈。过往军队吃了不少的亏。人们揣测不定，有的说此事是熊克武部队所为，又有说是蔡松坡①早先埋伏的奇兵。”这支奇兵，正是刘伯承所带领的川东护国军。 在川东部署就绪后，刘伯承又应革命党人张明安的邀请，前往壁山县帮助整理、指挥民众起义队伍。壁山位于重庆的西面，是从陆路通往泸州的必经之道。这里的农民深受北洋军曹锟部奸淫掳掠之苦，尤其是丁家坳一带农民常常被北洋军拉夫充苦力。北洋军把抓去的强壮农民关进庙宇里，不但不给吃饱饭，还打骂虐待。一天，农民们饥饿难忍，群起要求供给饭食，遭到开枪镇压，当场惨死多人，还被戴上“骚乱”“暴动”的罪名。愤怒至极的农民们拼死反抗，打死守卫，冲出庙门，全部逃跑。但又不敢回家，便啸聚山林，起义反袁，人数聚集有千余之众。 刘伯承到达后，立即上山和农民首领吴国安、朱建勋等见面，对这支自发的农民武装深表赞誉，晓以反袁大义，欢迎他们投入护国战争。大家听后，一个个磨拳擦掌，纷纷请战，并要求刘伯承留下领导和指挥。刘伯承再三解释，说明涪陵、丰都一带有重任在身，不可能久留壁山，建议由张明安先生出面执掌。张明安是当地的老革命党人，早年任丁家坳小学校长，讨袁战争时与刘伯承相识，后到重庆川东师范学校任教，在这一带颇有声望。前不久，学校被曹锟霸占为行营，师生被赶出校门。张明安对此极为愤慨，密谋用炸弹除掉曹锟，不料被北洋军察觉，便潜回老家避难。经过大家协商，决定成立壁山县义勇军司令部，以张明安为司令。刘伯承常为他们出谋划策，协助张明安领导义勇军抗击北洋军。 据侦察报告，在泸州方面与蔡锷护国军作战的川军周骏师，急需补给5000套军装和一些其他物资，敌人派一名团长率两个连押送，预计次日早晨经过丁家坳。刘伯承赶紧和大家商议，准备设置伏兵，予以拦截。当天晚上，刘伯承带领两个随从，亲赴丁家坳10里外的龙塘，勘察地形，确定设伏地点。 次日上午，敌人的运输队果然开来了。敌军团长骑在马上，催促兵丁和挑夫赶路。刚到龙塘，突然两边枪声大作，杀声震天，几个敌兵应声倒地。 刘伯承冲在前面，并对敌人喊话：“弟兄们，莫替袁世凯卖命啦！前面义勇军多得很，你们冲不过去，也退不回去，只有缴械投降。我们保障你们的性命。快快派人来交涉。否则??”敌人遇到这突如其来的打击，又见义勇军漫山遍野，吓得魂飞胆丧，不得不缴械投降。就这样，两个连的枪支，5000多套军装和一些物资，还有一匹战马，都成了义勇军的战利品。义勇军初战获胜，士气大为振奋，也震动了邻近四乡。壁山县南部十多个尝镇农民群起响应。 刘伯承还协助张明安整顿编制和进行训练，将吴、朱、钟、杨四个首领委为营长，投诚过来的敌方谢克伯连长升为营长，又任命了两位参谋和一个秘书。义勇军也全部换上了新军装，俨然成为正式的军队了。刘伯承治军十分严格，又样样身体力行。他告诫义勇军对人民要公平交易，不准乱拿群众财物，违者严惩不贷，深得农民的拥护。 不久，涪陵、丰都一带军情紧迫，刘伯承又赶回涪陵大顺常后来，这①蔡松坡，即蔡锷，松坡是他的字。 支义勇军在张明安领导下积极配合护国军，开展游击活动，袭击、骚扰北洋军。 刘伯承返回川东以后，即指挥护国军第四支队大规模地开展游击活动，更加猛烈地打击北洋军的援兵，全力配合川南护国军作战。这支400多人的队伍，以突然袭击的战法，将涪陵巡防队的30人枪全部俘获。接着，前往攻打邻近的长寿县。长寿县在重庆下游150多里处，背山面水，地势十分险要。 原来县城警备队长曾约定在四支队攻城时率部起义，作为内应。但当四支队进攻时，城内警备队却没有动作。双方激战两个多小时，城未攻下。刘伯承下令撤出战斗。他对大家说：“凡大军作战，首在将其主力摧破，其余自迎刃而解。现川南决战，正图此举。其次是夺占交通咽喉，断敌后路，使敌在作战上感到非常痛苦，力自不支。现泸、纳吃紧，遮断长江交通刻不容缓！” 他提议立即移兵丰都。因为那里敌军较弱，也料不到护国军会从200里外突然降临。支队长王维纲刚刚到职，指挥上对刘伯承言听计从。于是，部队快速向丰都运动。当行军到马口垭时，刘伯承和王维纲下令停止前进，并对负责联络的康云程说：“此地离丰城约30里，你先进城探明消息，联络党人，再定我军行止。”康云程领受任务后，即携带《讨袁檄文》和四川护国军的《布告》混进城里侦察。 康云程入城探知敌有两团兵力守御，但恐据实报告会引起指挥官的犹豫动摇，便遣人向刘伯承谎报：“城内只驻有北洋军两个营，望速攻击。静候复命。” 3月20日，丰都攻城战发动。刘伯承奋勇当先，亲临第一线指挥。护国军占据有利地形，居高临下，猛击敌军，毙敌百余人。康云程乘机在城内广贴檄文、布告。敌军不知虚实，遍烧民房数千家，一边阻止护国军进城，一边布置退却。 就在率领部众攻打城门时，刘伯承头部连中两弹，一弹擦伤颅顶，另一弹从右边“太阳穴”射入，透右眼而出。他昏倒在血泊之中。几位士兵在乱尸中找到了他，抬进城里邮局内休息，又请来“恒春茂中药店”老板郑慎之，给以治疗，敷些止血的草药。 护国军因兵力不足，又失去指挥，被迫且战且退。部队转移时没有担架，康云程找来一只箩筐，刘伯承顶着一床棉被，蜷缩在筐里，颠簸在崎岖的山道上。部队退到涪陵鹤游坪（今属垫江县），就地休整。刘伯承忍着剧痛，力主召开“阵亡将土追悼会”。当大家看到他满头缠着绷带出现时，纷纷流下了热泪。 由于条件艰苦，环境恶劣，加上缺医少药，刘伯承的伤势日趋恶化，已不能主持军务。支队长王维纲缺乏统驭部队的能力。四支队内部的杨光烈、张子昭等人，看到部队面临困境，感到前途无望，便想拉走队伍，另谋出路。 王维纲发现了他们的企图，但又束手无策，独自一人携款奔重庆去了。杨、张二人更加有恃无恐，便各自带些部队走了。四川护国军第四支队遂告瓦解。 部队瓦解以后，刘伯承在鹤游坪也呆不住了。为了躲避北洋军的搜捕，康云程等不畏艰险，保护着刘伯承辗转奔走，后来藏在当地一个农民家里。 这个农民为人宽厚，给予饭食，代为找药。康云程始终守在刘伯承身边，时常帮助洗伤口、换药，真是患难相依，生死与共。涪陵一带乡亲很爱戴这位反袁战士，纷纷送来鸡蛋和粮食，有的还设法弄来一些药物。一些革命党人也秘密前来探望。当时，北洋军悬赏通缉刘伯承。但乡亲们都冒着风险尽力掩护他，没有一个人贪赏告密。刘伯承在这一带养伤两三个月，身体渐渐得到恢复。 1916年春夏之交，刘伯承由康云程护送，改名换姓化装潜赴重庆就医。 当走到涪陵至长寿间的蔺市镇时，突然遇到匪徒劫场，蔺市镇火光冲天，一片纷乱。雇来的两名抬夫逃得无影无踪。刘伯承只好拖着病体，披着棉被，和康云程一道钻进旁边的豆田里。深夜时分，两人间道而行，到涪陵新妙场李次安家投宿。次日又启程上路，绕南岸渡江进入重庆，藏匿在王旭东、王尔常兄弟家。 在重庆，刘伯承先到宽仁医院治伤。宽仁医院是美国教会在1897年设立的，设备和医疗条件比较好。但医院已被曹锟所部占用，住满了从泸州和丰都来的北洋军伤兵。刘伯承在这里治疗一段脑伤以后，就转到临江门一家德国人开的私人诊所治眼伤。诊所的沃医生医术相当高明，外科手术尤为著称。 刘伯承在这家私人诊所先后做了两次手术。第一次光是割去赘肉，理顺血管。沃医生托人回德国专门配制假眼。几个月后。为装假眼进行第二次手术。当时，诊所设备比较简陋，动手术只能施行局部麻醉。沃医生一刀一刀修割赘肉，每一刀都疼痛钻心，难以忍受。刘伯承却一直安然端坐，接受治疗，长达三个多小时。麻醉药作用早已消失，他仍然面色不改，一声不吭。 待包扎完毕，沃医生见他的坐椅扶手已被汗水沾湿，便关切地问：“疼得厉害吧？”刘伯承坦然一笑：“才割了70余刀，小意思！”沃医生惊异地问他如何知道。刘伯承说：“阁下每割一刀，我就暗记一数，错不了。” 沃医生翘起大拇指，啧啧称赞：“了不起，了不起。你是真正的中国人。” 刘伯承见这位外国医生豪爽、正直，就将自己的经历和处境如实相告。 沃医生听后，更为感佩，连称：“你真是军神、军神！” 由于四川反动当局的通缉，刘伯承在重庆不能久住，只得拖着病体急走永川。为了配合蔡锷军在隆昌一带打击北洋军残部，他曾收集旧部，准备夺取永川县城。因军机泄露，没有成功。他便带领部队在重庆、永川间展开游击活动，袭击敌军，屡获胜利。在护国军的沉重打击下，北洋军节节败退，附北川军也纷纷倒戈。但是，旧川军系统对刘伯承恨之入骨，竞指使壁山县的反动分子，将刘伯承逮捕，关入监狱，准备杀害他。蔡锷闻讯后，立即发来急电，严令壁山县政府保证刘伯承的安全，这才不得不将他释放。 在四川人民支援下，滇、川护国军不断取得胜利，给各地反袁斗争以很大支持和鼓舞。广西等华南六省相继声明反对帝制，另有八省拒绝接受“洪宪皇帝”的命令。1916年3月22日，袁世凯被迫宣布取消帝制。6月6日，窃国大盗在全国人民的唾骂声中猝然死去。护国战争获得了胜利。蔡锷将军有诗云：“护国之要，惟铁与血，精诚所至，金石为裂。”刘伯承正是这样一位热血护国的壮士。 第四节护法战争著声威 护国战争胜利后，熊克武被任命为第五师师长兼重庆镇守使。不久刘伯承被熊克武委任为第九旅参谋长。起初，同僚中人以为他五官不全，身有残疾，冷眼相看。但一到实际战斗中，刘伯承的智勇往往令他们折服。在用兵上，他精细、严谨、大胆，常常出奇制胜。其勇敢无畏的精神，更为一般军人所罕有。每到打起仗来，他总是亲临火线，冲在前头，英勇善战的名声，渐渐传开了。 那时，袁世凯虽然被人民革命浪潮所吞没，但他留下的北洋军阀势力，在当时中国政治舞台上仍然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北洋军阀的各派势力依然在帝国主义的指使下，不断进行着争权夺利的斗争。孙中山继续进行着不屈不挠的斗争。但由于国民党缺乏鲜明的斗争纲领和组织上的涣散，这种斗争不可能取得成功。 1917年爆发了护法战争。孙中山以恢复民元约法为号召，发起了讨伐北京北洋军阀政府的战争。这年8月，他邀集原国会部分议员在广州召开“非常会议”，决定组织军政府，举行北伐。孙中山被推举为中华民国军政府大元帅。但“护法”所依靠的主要是与北洋军阀有利害冲突的南方军阀。 在“护法”的旗帜下，四川各派军阀又开始了新的战争。1918年1月，熊克武与滇、黔军联合，加入由云南都督唐继尧组建的靖国军，讨伐由北京段祺瑞政府任命的四川督军刘存厚。特派刘伯承与任滇军旅长的朱德谈判，结成“军事同盟”，共同对付北洋势力。刘伯承和朱德圆满地完成了各自的使命，推动了护法战争的发展。此后，这两位有着共同抱负和志向的爱国军人，在漫长的革命生涯中，成了亲密的战友。 根据谈判协定，熊克武以第九旅旅长吕超为前敌总指挥，率主力向川西前进，直逼成都。刘伯承以旅参谋长名义随部队一起行动。这年除夕下午，当队伍进抵太和镇附近时，遇到了激烈的战斗。太和镇在遂宁、射洪两县之间，是通往成都的要道。属于四川靖国军一方的邱翥双，率400多人与敌已交战了8天。因守敌利用涪江设防，工事坚固，火力猛烈，一直未能突破。 刘伯承赶到前面，和邱翥双部取得联络，得知当面之敌是江防军张邦本部。吕超西进成都，也急需拿下太和镇。于是两部商议一齐向太和镇之敌发起强攻。当地民军数百人也前来助战。 吕超先派前卫营营长王秀生率部从康家渡强渡涪江，包抄太和镇。康家渡离太和镇约十七八里，地势平坦，敌人已占据隔江耸峙的打鼓山予以瞰制，不利部队隐蔽行动。因为渡河点过于暴露，几次强渡未成，部队死伤甚多，营长王秀生急得直哭。 吕超断然将王秀生撤职，任命刘伯承为营长，再次组织渡江。刘伯承把部队稍加整理，厉声宣布：“附北军队，是帝制余孽。我将士当奋勇进击，冲过江去，不能怕死。后退者处以军法！”说完，立即派人调集船只，重新选定渡河点。刘伯承自己乘上第一艘船，冒着敌人的枪弹，向对岸驶去。经过两个多小时激战，抢占了滩头阵地，消灭了打鼓山的守敌。然后直扑太和镇。在邱翥双部和民军的配合下，取得了全胜。随后，刘伯承继续西进，直趋成都。2月19日，吕超部攻入成都北门。刘存厚被迫通电宣言与西南各省一致，收集残部撤往川陕边境。 熊克武占据成都后，被孙中山任命为四川督军。随即着手建立督军署警卫团，以副官长张冲兼任团长，刘伯承任中校副团长。 护法战争在反对北洋军阀政府的目标上是有积极意义的，但在组织上、行动上是涣散而软弱的。它所依靠的主要力量南方军阀势力，只是把护法当作一个幌子，以便利用它来与北洋军阀政府抗衡，达到保存和扩大实力的目的，一旦从北洋军阀那里得到若干让步和妥协，他们就会毫不犹豫地抛弃掉护法的旗帜。1918年5月，孙中山发动护法战争还不到一年，他就被南方军阀逼迫辞去大元帅之职，护法战争也就一蹶不振。尽管1920年孙中山再度又在护法的旗帜下成立“非常政府”，任“非常大总统”，然而仍由于广东军阀陈炯明的叛变，孙中山被迫出走。护法战争最终彻底失败。中国大地上依然上演着军阀间明争暗斗的闹剧。当时。川军有6个师、一个混成旅。客居四川的滇军和黔军，也有数万人。他们各自割据一方，称王称霸，横征暴敛，为害人民。军费陡增一倍以上，达到1300万之巨。北洋军阀又多方挑起川、滇、黔三军之间的矛盾，使四川各派之间的斗争，格外的复杂和尖锐。 熊克武以四川督军的名义一统四川后，招致了川军其他派系的忌恨，他们联合滇、黔客军发动了“倒熊”战争。熊克武积极应战。1920年5月22日，熊克武李第一、第三两个师向驻守简阳、资阳一带的滇军大举进攻。刘伯承率督军署警卫团开赴南津驿，在资阳县属的铜钟河、五凰尝狮子山一带，与滇军顾品珍部激战。顾品珍部放弃资中，向南败退，逃到内江。刘伯承又率全团乘胜追击。滇军凭银祥街两侧高地的险要地形进行抵抗，双方相持达5天之久。一天，刘伯承外出开会，滇军突然进攻，前线发生动遥青年军官文华周心急如火，立即率传令兵数人，手持大刀直奔前沿阵地，大声宣布：“奉刘长官命令，敢于后退者，不论官兵一律砍头！”刘伯承素以治军严格著称，后退官兵闻令各回阵地坚守。刘伯承回部后，对文华周的机断专行，大加赞扬，并提升为上尉副官，3个月后又保举他任营长，此时文华周才19岁。刘伯承破格用人，一时传为佳话。 到了7月中旬，吕超、石青阳率部倒戈，与滇黔军配合向成都进攻，整个战局急转直下。熊克武腹背受敌，被迫向川北阆中撤退。刘伯承随警卫团转移到阆中。 阆中离成都约400里，在这里，熊克武部得到刘存厚补给的粮饷和弹药，进行了扩编，将原警卫团扩编为第二混成旅，由张冲任旅长。原警卫团第二、第三营扩编为第一团，28岁的刘伯承升任团长。 熊克武暂时败退。川军与滇、黔军为争权争地争饷又激发了新的矛盾。 熊克武乘机联合刘存厚等部，组成“靖川军”，展开以“驱逐客军、净化四川”为目标的大反攻。9月5日拂晓，刘伯承率第二混成旅第一团在潼南一带作战。黔军两个旅驻守在磨溪镇、花崖尝海青寺、九岭岗一线顽强抵抗。 当时正值雨天，道路泥泞，部队行动极为困难。刘伯承率部从右翼猛攻，与敌展开白刃格斗。经过9个多小时的激战，将黔军王天培部击溃。随后，又马不停蹄向合川、重庆方向挺进。10月15日，刘伯承部在友邻的配合下，一举攻占重庆，并在官井巷口击毙滇军旅长、重庆警备司令鲁子才。旅长张冲听说刘伯承获得大胜，喜出望外，致电祝贺，称刘伯承“千里转战，凌厉无前，乘胜追锋，奏此奇捷，劳苦功高，至堪佩慰。”接着，刘伯承又协同友邻，一直沿长江向东追去，于11月中旬占据夔门，将盘踞川东的滇、黔军全部驱逐出四川。 杜甫诗云：“蜀道兵戈有是非。”那是说的1000多年前的四川。此时，在充满着战乱的中国，疮痍满目的四川，军阀长年累月在混战着、厮杀着，并无是非可分。然而，他们却都打着“革命”、“正义”、“自主”的旗号，借以蒙骗其部属和人民。所以，对于每一个参战者来说，并不都真正了解自己所投身的战争的目的。刘伯承从参军起，是满怀救国救民的愿望而战的。 他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满以为他为之流血拼命的战争，都是为民除害的战争。 可是，事实上许多战争的实质与他的主观愿望是背道而驰的。 熊克武是依靠同盟会起家的，他一贯标榜自己忠实于同盟会和国民党，站在孙中山为首的南方政府一边，宣称“北庭命令，在川省无有丝毫效力”。 但为了达到称雄四川的目的，他暗中与北京北洋政府联络，以求左右逢源。 关于这次驱逐客军战争的理由，熊克武说得十分冠冕堂皇：“此次仗义兴师，驱逐强暴，原以反对联军统治，保持自主资格，建设自治制度为职志。各将士之奋勇争先，前仆后继者，盖为公理牺牲，非为私利牺牲；为主义牺牲，非为党系牺牲；为平民牺牲、非为少数人牺牲。”对于熊克武的“宣言”，刘伯承并不明白个中奥妙，而是信以为真的。 1921年夏天，北洋政府湖北督军王占元部属，在宜昌哗变，劫杀无辜居民，酿成大乱。湖北人士苦于王占元的虐政和兵变，向四川、湖南两省呼吁，请求派兵制止暴乱。此时，熊克武正想向外扩展，加强自己在四川的主政地位。于是，熊克武在和湖南军阀赵恒惕、川军第二军军长刘湘会商后，即兴师出川，展开“援鄂之战”。 8月28日，四川“援鄂军”先后到达湖北巴东、秭归县境。随后分兵三路：中路沿长江北岸直下宜昌，左路由江北进攻当阳。右路由南岸夺取宜都。 三路并进，对宜昌取包围态势。刘伯承率领第二混成旅的第一团附工兵营，共计四个营的兵力，乘船顺江而下，至三斗坪登岸，向安安庙进攻。守敌是北洋军卢金山师张允明旅的段祺澍团。阵地前面是一大片水田，敌人凭借这一有利地形和强大火力，扼守安安庙。刘伯承赶到前沿进行观察后，随即以一部兵力绕道翼侧佯攻，把敌人的兵力大部吸引过去，而以主力从正面水田强攻。一声令下，数千士兵一下冲过水田，将段祺澍团全部包围缴械，俘虏了大批敌军。事后，有的军官不解地问：“团长，你向来不主张正面硬攻，为何这一次冒险？”刘伯承回答说：“敌人满以为有水田作障碍，我会从侧翼进攻，而侧翼正是敌人硬脑壳，碰不得。正因为敌人以为正面不能过，我偏来它个出其不意。”这一仗，刘伯承更以智勇名播川军内外。 当刘伯承所部扫荡残敌，不断向前推进的时候，川军第二军刘湘的部队却有意保存实力，在北岸缓缓蠕动。当第二军费东明旅抵达宜昌西面铁路坝时，刘伯承便渡江与费部会商进攻宜昌城的军事计划，准备日内发起总攻，一举歼灭驻守宜昌的北洋军。后因刘湘与吴佩孚签订《停战分防条约》，川军陆续撤回。 援鄂战事刚刚结束，四川第一、第二军之间的内战危机又迫在眉睫。第二军军长刘湘，原是护国战争时川军第一师的营长，因善于阿谀奉迎，投机钻营，巧于依违于南北政府之间，得以左右逢源，不几年就扶摇直升到军长之职。他的部队是原川军第一师的老底子，属旧军系统，而熊克武的第一军属新军系统，两军矛盾深刻，随时有引发战争的可能。刘湘这时自以为羽翼丰满，又有吴佩孚支持，便企图争霸四川。当时熊克武第一军由湖北退驻万县、忠县一带，占据了第二军原来的“防地”。刘湘便以此为日实，准备大动干戈。为了欺骗世人，刘湘退居幕后操纵，让手下的师长杨森代理第二军军长，向第一军兴师问罪。这就是四川历史上的所谓“一、二军之战”。 1922年7月，杨森从重庆派出4个团的先遣部队，攻击忠县的第一军第一师。企图截断该师与驻万县第二混成旅的联系，然后消灭第一师。第一师得知消息后，主动撤到梁山（今粱平），接着经大竹、渠县到蓬安。刘伯承随第二混成旅也星夜转移，经梁山、大竹、渠县，翻过杜家岩到达南充。杨森部第二师、第九师一路跟踪尾追。第二混成旅等回师迎击。两军在杜家岩鏖战。刘伯承这时升任两团制的第二混成旅第一路指挥官，率部与第八混成旅张仲铭团密切配合，一举摧毁了敌人防线，全歼敌第三十六团，并将其团旗缴获。杨森被迫率部从杜家岩全线撤退。刘伯承等部在杜家岩一战扭转战局后，即乘胜追击。 敌军经罗滩场退到中滩桥扼守顽抗。刘伯承率部追至中滩桥附近，与敌隔江对峙。他赶到前沿阵地观察地形后，吩咐连长李际权：“快请几个土参谋来问一问，要客客气气。”不一会，李际权请来3个当地老乡。刘伯承详细询问中滩桥的地形特征和征求渡江的各种办法。然后制定了佯攻右翼，猛攻左翼的作战方案。决定将主力和预备队全部用上，向敌人左翼发起强攻。 战斗打响后，第二混成旅官兵率先奋勇冲杀，会同友邻将第九师主力打垮。 正当中滩桥战斗激烈的时候，刘伯承又抽出右翼佯攻的小股部队，绕道穿插，直扑渠县县城，袭击第九师师部。这小股部队潜入渠县后，来了个腹中开花。 敌师部顿时乱作一团，四散逃命，大部人员、物资均为第二混成旅俘获。 在渠县取胜后，刘伯承又率部乘势追击，经大竹、梁山、万县，一直追到夔府。杨森企图凭借天险“南天门”死守，无奈手下兵无斗志。当第二混成旅仰攻“南天门”时，杨部官兵纷纷溃逃，争相渡江，被淹死者不计其数。 第二师师长唐式遵抓住一块门板，才逃得一条性命。杨森本人也顺江东遁，出川暂避。刘湘不得已退回大邑老家，称病不出。从此，第二混成旅威名更盛。刘伯承渐渐被人称誉为“川中名将”。 8月中旬，刘伯承随第二混成旅驻扎在万县，夔府一带。他除以小部分兵力担负警戒外，组织部队展开军事训练。他用这样几句话教育部属：“唯一服从命令，国事竭尽忠诚，尊敬各级官长，亲爱同胞士兵，保卫人民幸福，临阵杀敌忘身。” 第五节讨贼战争多磨难 刚刚登上中国政治舞台的中国共产党，提出了联合国民党及其他民主力量，结成革命联盟的主张，并采取许多实际步骤帮助孙中山，筹备改组国民党，组织力量讨伐北洋军阀。1923年2月，孙中山在广州设大元帅府，将所控制和影响的军事力量改称“讨贼军”，并宣称今后进入了讨贼时期。所谓“贼”，就是指控制北京政府的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和南方叛将陈炯明。 不久，陈炯明叛乱被平息，讨贼的对象就是曹、吴及其在各省的代理人。孙中山派石青阳入川与熊克武会商，策划四川省的讨贼事宜。随后，熊克武就任四川讨贼军司令，下辖第一军军长兼东防督办但懋辛所属喻培棣、何光烈、余际唐3个师和第二混成旅、王丽中第三混成旅、杨春芳独立第一旅、郑英独立第二旅等4个旅；另有川东边防讨贼军总司令石青阳所辖汤子模师、黔军周西成混成旅、湘军贺龙混成旅、周燮卿混成旅；还有川军第三军刘成勋的两个师1个旅、赖心辉部5个混成旅和滇军4个师。这时候，第二混成旅已扩编到万余人。 在北洋军方面，曹锟、吴佩孚命令孙传芳为“援川军”总司令，赵荣华为副总司令，并由赵荣华率鄂军5个混成旅入川。这次刘湘亲自出马，指挥附北川军各帅旅，计有杨森的第二军3个师，邓锡侯、唐廷牧、陈国栋、田颂尧、刘季昭各1个师，川边镇守使陈遐龄所辖一个混成旅，刘存厚驻陕南的两个帅；黔军袁祖铭的两个师，以及甘肃督军张广建派遣的12个营等5省庞大的军队。战争分东西两个战场展开。在东战场，1923年3月1日，杨森部师长唐式遵率前锋部队，从鄂西利川翻越齐岳山、软耳箐等险隘，偷袭万县。在川鄂交界的卡门一带防守的讨贼军喻培棣的第一师麻痹轻敌，被敌人打了个措手不及，一路向西败退。3月4日拂晓，刘伯承率第二混成旅第一路赶来增援，与敌人在磨刀溪一带激战，昼夜枪声不断。连敌军指挥官唐式遵也惊呼“战争剧烈较前倍甚”。刘伯承数度组织部队反攻，因敌据险坚守，始终未能得手。于是撤退到长岭岗作攻势防御，准备调整部署冉行攻击。 正当刘伯承在磨刀溪苦战时，不料后方发生了意外的变化，驻守忠县的杨春芳旅叛变，暗中偷袭万县，威胁到驻万县城内的第二混成旅旅部及直属队的安全。刘伯承得知这一消息，立即决定回援。由于连日激战，官兵们非常疲劳。刘伯承召集营以上军官研究作战方案。他说：“诸位连续作战，确实辛苦得很。要打垮北洋军，完成中山先生交付的讨贼使命，就要有拼死力战的劲头，方能救国保四川。眼下的情况很清楚，如果明日进军，有可能让叛逆杨春芳先入万县据城坚守。而我军立即进行奔袭，杨春芳必然不备。是攻坚城，还是奇袭取胜，请列位选择。” 刘伯承平时就注意听取下属的意见，在紧急关头更是力求上下一致，同心同德。大家一听道理很明白，便不顾疲劳，指挥部队一路急进，从大溪口抢渡长江，迎面发现杨部也正向万县开进。刘伯承指挥部队先敌占领团寨子要地，接着发动进攻。杨春芳万万没想到刘伯承行动如此神速，慌乱中仓促下令应战，结果一触即溃。率部掉头逃窜，计点损失达600余人。 由于杨森兵力强大，第二混成旅孤军难挡。张冲奉命率全旅撤出万县，开往梁山一带。杨森乘虚推进，连占川东各县，沿梁（山）垫（江）大道和沿汪之路向重庆进攻。4月2日，重庆告急，但懋辛飞令刘伯承救援。当夜，刘伯承率部直达重庆以北的两路口，准备经关口尝旱土沱、沙坪场进行增援。不料担任这一带防务的第一师李萼旅被敌击败，放弃关口场退往黑石子。 刘伯承估计在敌我兵力悬殊的情况下重庆已难守住，自己所率两个团这点兵力也难以扭转危局。4月3日深夜，他写信给但懋辛，分析了当前敌集大军兵临重庆城下，本方仅有少数兵力与之对抗，实属独木难支的情势。主张打不赢就走，不能硬拼。建议主动放弃重庆，以集中本方兵力，待机反攻。 次日晨，但懋辛派人送来回函：“适接兄23时半函，具悉一切。此时若退出重庆，则全局瓦解。我兄既到两路口，即请以全力向唐家沱、黑石子方向横击敌人力要。时机万迫，火速进行。千万！千万！” 刘伯承阅过信函，只得服从命令，率领本路向黑石子前进。在寸滩与敌展开激战。无奈敌势强大，友邻第六师一个旅又不肯协同，第一路成了一支孤军。为了避免被敌围歼，刘伯承不得不率部突围到鸳鸯桥，再退合川。 4月6日重庆失陷。讨贼军中一些人乘机指责和中伤刘伯承，把战争失败的责任推到他身上。这些人有的是出于嫉妒，有的是为了诿过。刘伯承感到十分沮丧。这样的事已不是第一次了。有功被压制，无过遭非议。种种委屈和愤懑一齐袭上心头，他提笔向但懋辛写了一份辞职报告：报告4月14日于合城商会指挥部呈为职请撤差查办、另简贤能、以利前途事。窃昭庸材多病，早甘雌伏，此次奉委斯职，即恐陨越，迭辞未蒙允许，不得已始尽绵薄至于今。兹每念无补时艰，无任内疚。 溯此次战事，职路计经三役，除万县团寨子一役系单独动作未遭失败外，磨刀溪、寸滩两役均系奉今协同友军实行任务，卒以当时首当其冲，伤亡过大。厦之将倾，独木难支，以致败北。各方不谅，交相责备，谓昭为令军失败之大罪人。以军人不能致胜疆场，信有罪矣，然视所属官兵伤亡之众，武器损耗之多，神明负过，已属难堪，而败北之咎复集于昭，中心傍徨，莫知所措。住者人地尚可查考，是非不难分别。未来前途关系本军生存，如不另委贤能，以资挽救，则何以收军事之最后胜利，而拯人民于水火。谨恳立予褫职，交旅部看管，静候彻底查办，并简贤能接任指挥官职务，以资进行。明知战时去职，遗羞军界，然计军事前途之利钝，有不容一人留位之痛苦。再四思维，始得出此，临呈无任屏营待命之至。谨呈督办但第一路指挥官刘明昭但懋辛没有接受刘伯承的辞呈。大敌当前，他更需要倚重能征惯战的刘伯承。 但懋辛退出重庆后，率部西移，与在西战场作战的赖心辉、余际唐等会合。4月19日，熊克武、但懋辛、赖心辉、余际唐等在潼南双江镇部署反攻，准备分兵3路，先取成都，然后再图重庆。第一路，由第二混成旅进攻广汉，从北面包围成都；第二路，由赖心辉到隆昌集中边防军，经简阳进逼成都；第三路，由但懋辛率余际唐第六师一部及第一师一部，从遂宁直取成都。刘成勋在新津集中第三军部队，石青阳到涪陵集中川东边防军部队，以为偏师。 战役展开以后，但懋辛率第六师一部由淮口镇间道直趋成都。5月5日，与附北联军在石板滩、廖家尝黄庄一带发生激战。正当但部苦战之际，敌方陈遐龄又率3个旅的精锐赶来增援。双方在川西平原鏖战两昼夜。但部陷入敌军的包围之中，伤亡很大，情况十分危急！ 这时，刘伯承正随第二混成旅转战川北，在德阳重创田颂尧师的孙震旅，接着挺进中江、金堂，随后又击败了新都、广汉一带的敌军。当得知但懋辛部告急的消息以后，第二混成旅召开军官会议商议出兵救援。不愿前去的意见占据上风，有的说：“我们北路的任务已经完成，上峰只命令我们在此担任警戒。再者，我军长途劳顿，亟诗休整。”有的说：“我们辗转川北，久战之余，难操必胜。赖心辉近在简阳，以逸侍劳，应该由赖部前去增援。” 刘伯承坚决主张应援。他猛然站起，语调激昂：“现在，敌军据有省城，又以数万兵力包围了但部，气焰嚣张已极。如果坐等敌人吃掉但部，然后移兵来夹击我们，将如何应付呢？况且会攻成都的计划也就付诸东流，所以我们必须火速援救但部。”说到这里，他话锋一转：“如果我们径向石板滩，敌军势众，难以奏效。兵法云：‘以迂为直’，不如直抵成都，拊敌腹背。 这样就可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军官们听后口服心服，一致同意了他的意见。 于是，第二混成旅衔枚南指，直抵成都近郊，一举全歼邓锡侯部第三师1个旅，将其旅长刘荫西击毙。随后又直叩蓉城门户。但懋辛见到第二混成旅势如破竹，所向无敌，顿时斗志倍增，马上组织部队进行反击，很快将联军截为东西两段，使其首尾不能相顾。经过一天的激战，将陈遐龄部击溃，全歼其两个团。5月13日，讨贼军夺回成都。 敌军全线崩溃后，邓锡侯部向绵阳方向逃窜。此时，甘军以12个宫的兵力，从青川进入江油附近的中坝地区，支援邓锡侯部。刘伯承奉命率领本路部队，急行军赶到中坝，与甘军在丘陵地一带激战。经过几天的较量，将甘军12个营全部包围、缴械。缴械后的甘军官兵，立即遗散回籍，不许在川境停留。这一仗，从成都东门到中坝，往返300多华里，从出发之日到胜利回师，只用了12天的时间。刘伯承用兵之神速，震惊了敌对双方。 北洋军阀吴佩孚并不甘心失败，再次调集兵力，严令赵荣华督率五省军队，向讨贼军进攻。杨森等附北川军则在简阳迅速集结。两军协力进攻省城。 讨贼军前敌总指挥赖心辉抵敌不住，节节退却到成都东南龙泉驿。 熊克武急令刘伯承回师投入东路战斗。刘伯承在解决甘军以后，正随但懋辛部追击陈国栋等部，部队极为疲劳。但他深知龙泉驿是成都的东南门户，一旦失陷，省城即遭威胁，势必影响到西南讨贼战争的全局。于是星夜东开。 刘伯承赶到龙泉驿以后，他立即跟赖心辉部取得联系，迅速接防了龙泉驿、张飞营等一线阵地。他不顾几天几夜没有睡觉的劳顿，亲临前沿观察地形。5月26日，他亲率部队到石盘铺与敌交火，随后将敌人引到茶店子一线，当场击毙敌军团长杨天骅（杨森的侄子）。5月28日，又同敌人在柳铺沟一线进行夜战，打退敌军数十次进攻，击毙、俘获200多名敌人。敌军伤亡过半，溃退下去。 这次龙泉驿之战，刘伯承等部讨贼军鏖战4天4夜，共击毙、击伤、俘虏敌军2000多人，扭转了战局，使讨贼战争再度向有利的方向发展。熊克武听到胜利的消息，极为兴奋，随即发出通电，表彰这次“龙泉驿大捷”。 6月，刘伯承又随第二混成旅追击杨森第二军部队，当到达内江、隆昌一带时，北洋军卢金山、赵荣华和黔军袁祖铭等部，协同杨森部朝隆昌方面反扑，双方在银祥街一带展开了拉锯战，讨贼军英勇作战，重创敌人。第二混成旅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退到内江、资中一带休整。一个月以后，北洋军于学忠、张允明、宋大需部及杨森的第二军，越过讨贼军在内江、木镇、白马庙一带的防线，再次发起攻势。第二混成旅第一路在刘伯承指挥下，迂回到敌后痛击敌军，使敌人一片混乱，北洋军和杨森部官兵争先恐后通过浮桥向大足方向逃窜，致使浮桥堵塞，敌军官兵纷纷落水，淹死者众多。 接着，刘伯承率部又穷追猛打直奔大足。敌军己是闻风丧胆，纷纷缴械投降。 当第二混成旅在夺取大足县城的时候，隆昌方面又告危急。原来吴佩孚令黔军将领袁祖铭接替赵荣华，统一指挥反熊战争。袁祖铭迅速集结重兵进犯位于讨贼军后方的隆昌。熊克武又急调第二混成旅回兵隆昌固守。不几日，敌军气势汹汹攻到城下。刘伯承率部与第二路出城迎战，在土地坡一带将敌前锋击溃，乘胜追到沪州小市背后的五峰顶。敌军据险顽抗，第二混成旅未能攻下。因连月鏖战，部队已经疲惫不堪，于是转移到玉蝉关休整。 袁祖铭调整力量再度向隆昌发动进攻。刘伯承又率部与第二路回援，在隆昌与荣昌之间的狐林窝与黔军激战。黔军终于抵不住第二混成旅的连续攻击，分别向大足、永川、沪州方向败退。刘伯承率部向大足方向追击，在要隘马颈口遭到袁军王天培部的阻击。刘伯承再次担任主攻。攻击前，刘伯承对部队进行鼓动说：“弟兄们，讨贼之役已经苦战半年，我军接连获胜，重庆已在我掌握之中。中山先生统一中国的宏图大业，不日即可变为现实。诸位要拼命向前，英勇作战。”接着，连续向敌军发起两次强攻。激战中，刘伯承不幸中弹，右大腿负重伤，但仍然坚持指挥部队，直到攻克大足城。后因伤势恶化，在军需官王尔常等人护送下，前往成都就医。至此，刘伯承在川军中转战10年有余，的确是“遍体弹痕余只眼”。然而富国强兵、救国救民的雄心壮志未酬。内有军阀混战，外有列强欺凌的局面日甚一日。残酷无情的现实，迫使刘伯承在身心交瘁之中不得不检讨既往，探索新的革命道路。 第三章举义泸顺 第一节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3年秋冬，刘伯承一直在成都治伤。困扰着他的不仅是身体的创痛，而且更多的是对前途的优虑。刘伯承因伤离开部队后，讨贼战事由胜转败，先是重庆得而复失，随后成都也遭到敌人的重兵威胁。这一方面是讨贼军在胜利面前产生骄情心理，领导层各怀私利，只关心自身势力的扩大，不想继续协力作战。前敌总指挥赖心辉属四川边防军系统，不愿看到熊克武第一军势力因战胜而强大，竟在攻占重庆后按兵不动，坐失乘胜进军的良机。另一方面敌军重新集结力量，吴佩孚任命刘湘为川康善后督办，取代袁祖铭统领所有对讨贼军作战的军队，随即进行了连续的反攻。消息传来，刘伯承既痛心于讨贼军的失利和四川形势的再度逆转，又不得不认真思考今后的归宿。 正在这时，吴玉章给他以极大的关怀。吴玉章是老同盟会员，曾参加辛亥革命推翻清朝政府的斗争，是四川各界很有声望的人物。他与刘伯承的交往十分密切。当时，吴玉章任成都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和恽代英、杨闇公等人创办《星期日》等刊物，鼓吹新文化、新思想，热情介绍和宣传马克思主义，还派人深入到工人、农民中做宣传和组织工作，在当地具有较大的影响。 吴玉章深知刘伯承的为人，对他的出众学识、高尚情操和忧国忧民的精神十分钦佩。对于他的军事才能，更是格外赏识。吴玉章几乎每隔三、五日就要到他的住处，一面探视病情，一面介绍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后来，通过吴玉章的介绍，刘伯承结识了杨闇公。 杨闇公是四川潼南人，早年留学日本。1922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从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宣传活动，积极投入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并留心物色优秀人才，酝酿建立共产党组织。 这两位革命者相识以后，交往十分密切。刘伯承曾经回忆说：“1924年我在成都与闇公同志一起，可以说朝夕不离，论说当时局势。”这时在吴玉章、杨闇公二人的影响下，他的思想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漫长的革命道路上揭开了崭新的一页。 杨闇公在接触中了解到刘伯承十几年来摸索革命道路始终不渝的精神和救国救民的一片赤忱，以及作为一个革命者的高贵品质和卓越的军事才能。 1924年1月2日，杨闇公在日记中写道：“伯承确是不可多得的人才，于军人中尤其罕见。返川许久，阅人不可谓不多，天才何故如此罕出。”1月4日他又在日记中写道：“伯承机警过人，并且很勤学的，头脑也异常清晰，不是碌碌者比；又兼有远大志向。得与之交，我心内是很快活的。目前我们虽说不上深厚的感情来，但我已决意与渠长久交好，因他堪当益友之列，并可同行于一个道路。” 刘伯承素以“深思断行”为格言，为人处事喜欢独立思考，绝不随波逐流。对于社会上的各种观点、主义，他都要一一加以认真的思索和研究，决不轻易表示赞同或反对。但是，当他一旦认定了一个目标，他就毅然下定决心，非要走到底不可。他从接触共产主义思想到接受它，直至加入中国共产党，就是这样一个过程。有一次，曾在将校学堂与刘伯承相知，这时已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的陈紫舆，热心劝说刘伯承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严肃认真地回答说：十几年来的生活经验，使我悟出一条道理，就是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先搞清其中的真谛。我从参加辛亥革命至今，所见所闻已经不少了，川军那里我是决定不回去了。但是，当今的中国应该向何处去？哪一种主义最合乎中国的国情，还应当深思熟虑才稳妥。如果一见旗帜就拜倒，我觉得太不对了。因为我对于各派都没有十分的研究，正准备极力深研，将来才能确定自己的道路。 杨闇公在一旁听后，感慨不已。对刘伯承真诚、坦率的态度肃然起敬。 当天，他在日记中赞叹说：“这是何等的直切，何等的真诚哟！比起那因情而动、随波而靡的人来，高出万万倍。此后拟设法使其从本方向走。若能达到目的，又多一臂助。” 如果说，在1923年末，刘伯承还处于观察、思索、比较、选择的阶段，甚至于还难于割舍旧的生活；那么，到了1924年春，在经过反复研究和深入思考之后，他已经自觉地、明显地开始向共产主义接近。 当时，四川讨贼战争形势日趋不利，成都危在旦夕。熊克武、但懋辛等人亲自出马，敦促刘伯承带伤上阵，以挽救战局。赖心辉托王尔常传活，说他要请刘伯承担任师长。刘伯承严肃地回答说：“尔常，你我相处这么多年，难道还不晓得我的志向么？岳武穆云：‘文臣不爱钱，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我从军数年，向来不顾个人性命，家中更无私蓄，遇敌时便可奋不顾身，为的是救国救民。看现在的世道，内忧外患，国将不国；官压兵扰，民将不民。我冲锋陷阵十多年，为的是拯民于水火，不是为了博取虚名和显示荣耀埃这些当权者总是汲汲于一己之私利，我算是看透他们了。顺利时不肯委以重任，一旦时势危急又想以爵禄相诱，真是有眼无珠！” 为了摆脱说客们的纠缠，刘伯承决定赴犍为县五通桥（今属乐山县）张仲铭的家里静养。在这里，刘伯承一面养伤，一面继续深入地研究新的革命理论。1924年夏末，因熊克武第一军势力被逐出四川后，刘湘、杨森等一手控制了政权，大肆迫害进步人士，吴玉章在成都不能立足，也辗转到了犍为。 他告诉刘伯承中国共产党成立和在上海、北京、广州等地开展革命活动的情形。刘伯承听后，心情十分激动，当即表示要随吴玉章出川到外地进行考察，寻找中国共产党。 1924年秋末，刘伯承和吴玉章等人取道贵州、湖南到达上海。在上海，他看到工人运动的浪潮汹涌澎湃，亲自感受到中国共产党登上政治舞台以后的重大作用，从中看到了中国的希望。此时，国共两党的合作已经开始，共产党人给国民党带来了新的生机，广东革命政府日益巩固，革命局面蒸蒸日上??这一切给刘伯承以极大的鼓舞。 1925年2月，刘伯承随吴玉章由上海赴北京，见到了中国共产党北方区委负责人之一的赵世炎和四川籍中共党员童庸生等人，详细了解到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经过和活动情况。1925年5月，随吴玉章南返上海，看到了轰动全国的“五卅”运动。当时，中共中央确定吴玉章留在国民党内做统一战线工作，并去广州同国民党中央联系，准备回川后整顿国民党组织。6月下旬，刘伯承又随吴玉章从上海经香港到广州。离川前，杨闇公曾鼓励刘伯承到黄埔军官学校去当教官，发挥军事方面的特长。经吴玉章的引荐，刘伯承见到了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这时适逢省港大罢工爆发，英、法帝国主义出动军队镇压，造成著名的“沙基惨案”。他觉得直接参加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斗争更有意义，于是在7月初同吴玉章又返回四川。半年多的考察，从西到东，又从北到南，使刘伯承大开眼界。中国人民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迅速地觉醒，反帝怒潮象火山一样爆发，对他的思想产生了极深刻的影响，他初步认定中国共产党是拯救中国的希望所在。 刘伯承以新的姿态投入了四川的革命活动。他虽然未参加共产党的组织，但坚决遵从党的指示进行工作，协助吴玉章、杨闇公等人整顿四川的国民党组织，跟国民党中的右派分子进行斗争。同时，利用自己在川军中的关系和影响，在军队和政界的中、上层进行活动。在政治斗争的战场上，表现出坚定的革命立场和顽强的斗争精神。 1926年5月，经杨闇公和吴玉章两人的介绍，刘伯承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至此，他完成了从革命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的转变，并以实际行动证明，他不愧是一位坚贞的共产党员和卓越的无产阶级战士。 第二节誓师顺庆 刘伯承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北伐战争揭开了序幕。1926年7月1日，广东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布了北伐部队动员令。7月9日，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多年来与北洋军阀势力进行斗争的实践，使刘伯承认识到，北伐战争是辛亥革命以来讨袁、护国、护法、讨贼等战争的继续和发展，是坚决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行动。 北伐军迅速向长江流域推进。当时，位于长江上游的四川省是军阀势力比较集中的地方。刘伯承往日的敌对将领刘湘、杨森、邓锡侯、刘文辉、刘存厚，以及曾有过合作的赖心辉等人，都挂着北洋军阀的“五色旗”，拥有近20万军队。四川军阀的向背成为北伐战争能否沿长江流域胜利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中共重庆地委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积极策动四川军阀倒戈易帜，配合北伐进军；同时在军阀军队里开展军事运动。 当时，刘伯承离开川军已经两年多，四川各派军事力量发生了许多变化。 熊克武第一军系统在讨贼战争失败后已经瓦解，一部投归刘湘、赖心辉等，主力转去贵州、湖南、广东，分别遭到当地军阀和实力派的收编。这使刘伯承失去了直接利用原部队关系进行活动的条件。为了调查军界的历史和现状，掌握各派军阀的新动态，他和吴玉章、童庸生等，利用多种关系，先后到顺庆（今南充）、合川、沪州、万县等地进行调查。一面在上层活动，一面在下级军官和士兵中开展工作。刘伯承在重庆浮图关的住处，成了进步军人经常聚会的场所。他不但对老部下做工作，就是几度兵戎相见的对手，也不念旧恶，多方联络，耐心劝导他们参加国民革命。1926年8月3日，中共重庆地委向中共中央呈送了《四川军事调查》和《四川各派军阀的动态》两个报告，详细列举了四川车阀各部队的番号、枪支概数、所占防地，并简略注明了各部队主官的派系渊源、参战经历、政治态度、战斗力以及可能争取等情况。 1926年8月上旬，刘伯承随吴玉章途经上海前往广州。在上海，他们向中共中央负责人详细汇报了四川军事运动的情形，商讨关于组织武装起义的设想，即争取在四川建立起自己的军队，或是策动一部分四川部队起义，借以推动四川军阀易帜，参加国民革命。必要时带领起义军会师武汉，或拉到川陕鄂边，北去西安，接应冯玉祥军东进，以配合北伐。 根据中共中央的设想和四川的情况，重庆地委向中共中央提出建议：“在川中若果我们要扶起朱德、刘伯承，造成一系军队是可能的。”①并提出由刘伯承组织旧部，在沪州、顺庆一带发动武装起义的具体方案。中共中央对此建议十分重视，在回信中指出：“四川工作现在十分可以发展，虽然现时一般军人之左倾是投机的；然而，我们却可利用这个机会迅速扩大民众运动，在各方面建立起一些基矗”事后，中共中央还就派人加强军事运动、组织左倾部队配合起义，和援助饷械等项事宜，作出了具体决定。并且预言：“在军事运动上，我们亦有造成自己的一种局面之可能。”②8月中旬，刘伯承随吴玉章到达广州，参与研究北伐军事，为准备起义寻求国民政府的支持。同时，负责接洽四川军阀派米广州向国民政府输诚的①中共重庆地委给中共中央的报告。 ② 1926年9月15日《中央政治通讯》。 代表。这期间，在北伐胜利的震撼下，四川军阀惊慌不安，纷纷派遣私人代表到广州活动，作出种种革命姿态。实际上是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并伺机扩展势力。 9月中旬，刘伯承在广州以国民党四川省党部“特务委员会”名义，主持同四川各军阀代表谈判，利用矛盾，进行工作，并签定了著名的《六条协定》。其内容是：“一、川军将领为救国计，愿一致加入国民党，共同努力国民革命，服从党纪；二、国民政府对川军将领须应给以相当名义，与其他国民革命军一律待遇；三、为完成国民革命计，川军将领应实行出兵，以共同扫除反革命势力，同时国民政府予以充分之援助与接济；四、川军应一律施行政治训练；五、川当局应予人民以集会、结社、言论、出版之自由；六、本约经双方代表签订，呈送政治会议备案后即为有效。”这《六条协定》标志着四川国民革命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是革命势力在政治上的一次胜利。然而，刘伯承跟四川军阀打了十多年的交道，对军阀们首鼠两端、见利忘义的反动本质看得十分清楚。他清醒地认识到，谈判只是同反动势力作斗争的一种形式，要促进国民革命军的胜利，必须依靠全体国民，必须依靠共产党的领导，必须依靠真正革命的武装。 9月20日中共中央关于最近全国政治情形与党的发展的报告中指出：“我们还要开始注意四川，因为在那个地方的军人既倾向国民政府，故意表示左倾，政治的环境是比较自由，可以容许我们活动。在军队中我们有几个高级军官及一部分国民党左派，也可以发展成一个局面。” 正当北伐军席卷两湖，直捣武汉三镇的时候，驻在万县的杨森率数万人侧击武汉，对北伐军造成严重威胁。为了钳制四川军阀，保证国民革命军迅速北上，10月中旬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执、监委联席会议，根据吴玉章的建议，决定给刘伯承以“国民党中央党部特派员”的名义，全面负责四川军事运动。10月下旬，刘伯承离开广州，取道香港乘海轮到达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了广州方面的情形，以及四川军事近况。并请求派人加强共产党在四川的力量，以支援即将发动的武装起义。中共中央对四川工作更加重视，即派欧阳钦前往协助。 11月中旬，杨闇公、朱德、刘伯承等人在重庆刘伯承家开紧急会议。会上，根据中共中央的意图，成立了中共重庆地委军事委员会，由杨闇公、朱德、刘伯承组成，地委书记杨闇公兼任军委书记。 第一次军委会，以泸州、顺庆起义为中心议题。首先由刘伯承传达中央关于加强四川军事运动的指示，和利用川军矛盾，组织泸顺起义的战略构思和具体策略。军委会经过反复讨论，确定组织起义的具体计划是：争取驻顺庆和合川的3个旅首先起义，在川中站住脚跟；随即发动驻防沪州的两个旅起义，以相策应；然后把沪州起义军迅速北调，到顺庆会合，扩编为6个师，由刘伯承统一指挥，组建四川国民党左派军队。 11月25日，即泸顺起义前夕，国民党左派莲花池省党部在重庆市中山学校召开国民党阳川省第一次代表大会，从政治上造成革命声势，以配合武装起义。在大会上，刘伯承和杨闇公、朱德等人被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和省党部执行委员。会议期间，杨闇公先后作了政治报告、工人运动报告、农民运动报告。 11月27日，刘伯承向大会作《军事报告》，对北伐军在各个战场的形势，作了生动的描绘和深刻的分析，指出：“我革命军处处胜利，政府成立，不到两年，竟能将全国三分之二的地面，划入革命势力的范围，这实在是一件大可庆幸的事。”他在总结北伐胜利的经验时强调指出：“战争之所以能以席卷之势，长驱直入，连克长沙、岳州（今岳阳），夺取汉口、武昌，在两湖、江西、福建等各个战场击败反动的军阀势力，我们一面不能不归功于革命将士之忠于党国，能将多数敌人，一一打倒；一面却不可忘掉民众的力量，民众予我们党军以巨大的助力。??老实说，此次北伐的胜利，不完全是革命军本身的力量，而是民众拥护本党的力量。”刘伯承的讲话，多次博得与会者的热烈掌声。在那时，正当蒋介石揽北伐胜利之功为己有的时候，刘伯承以如此鲜明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论述民众力量在北伐中的决定作用，表现出非凡的政治水平。 根据泸顺起义即将爆发，军事问题极为紧迫的形势，刘伯承在报告中详细介绍了四川军阀队伍的复杂政治背景和左右逢迎、专事投机的封建特性，剖析了军阀们的反动本质和目前面临的困境。最后郑重指出：“四川在革命军势力包围之中，成了瓮中之鳖。四川将领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反革命，就立即放弃四川地盘，冲出此包围线，渐而与破裂之奉系联络，以救须臾之死；一条是革命，不但可以保持固有地位，且可以图事业之发展。就是非说，他们自然该革命，就利害说，他们尤其要革命。”并满怀信心地预示：“一齐来革命，这种事实，在不久之将来，一定可以实现的。” 一如刘伯承所料，四川军阀在北伐胜利和民众革命情绪的冲击下，为保存原有地位和实力计，纷纷宣布易帜，归入国民革命军序列。杨森、刘湘、赖心辉、刘成勋、刘文辉、邓锡侯、田颂尧，依次被任为第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八、二十九军军长。但当国民革命危及他们的根本利益时，他们一个个都暴露出反动的真面目。 在刘伯承作《军事报告》的3天之后，即1926年12月1日，泸州起义提前爆发。消息飞报重庆。当时，莲花池党部召集的“一大”会议正在进行。 刘伯承立即与杨闇公等人紧急磋商。12月3日顺庆也爆发起义。鉴于顺庆是预定借以依托的根据地，决定按原计划由刘伯承赴合川，率黄慕颜部起义，然后驰援顺庆，主持和指挥整个起义。 5日傍晚，当刘伯承赶到合川时，黄慕颜部已接到顺庆急电，离开了驻地。于是，刘伯承又拄着手杖，迈开双脚，在滂沱大雨中连夜追奔，终于在大河坝赶上了起义军。深夜，刘伯承和黄慕颜等人就行军路线和部队情况计议了一番。次日清晨，刘伯承率部挥戈北指，直奔顺庆。 顺庆是四川中部出产富庶的地区。该地驻军川军第五师师长何光烈，原属第一军系统，但一贯拥兵自重，自谋发展，不听调遣。讨贼战争中先是与刘湘达成默契，不出一兵一卒；后待熊克武失败离川后，率部投向了刘湘，被刘湘仍委为第五师师长，并保住了原驻地。何部旅长秦汉三和杜伯乾，在刘伯承、吴玉章、童庸生等人的影响下，逐渐靠拢革命。中共党员吴季藩、黄直峰分别到两个旅当政治部主任。后来，秦汉三也被发展为共产党员。 何光烈对秦汉三、杜伯乾两位旅长日益倾向革命大为不满。对他们提出的响应北伐、拥护国民革命等主张.更是百般反对和压制。他时常越权指挥团、营长，借以架空秦、杜，伺机夺其兵权，以至除掉秦、杜。 在情势越来越紧迫的形势下，秦、杜秘密商定在12月5日趁何光烈在顺庆土门寺操场检阅时，逼何就范，宣布起义。并派人密告刘伯承。不料，事机泄露，使起义不得不一再提前。 12月3日下午5时，秦、杜指挥所部向何光烈的帅部进攻，在城内激烈交战。由于起义军英勇作战，何光烈携家眷、弁兵及少数部队仓皇出逃，并放火烧城。当天起义军胜利占领顺庆城，并很快组织了地方临时权力机构。 12月9日，刘伯承率合川起义军到达顺庆，随即召开紧急会议，详细了解起义经过，审视整个局势变化，对巩固和发展起义胜利，处理各部队关系，整肃内部纪律、布置民众生活等作了安排。第二天，刘伯承召集起义军7个团另两个营，共7000多人在果山公园举行誓师大会。会场两边的红柱子上贴着长联：“英吉利、美利坚赶紧缩头；法兰西、小日本各自滚蛋。”会上，刘伯承身穿国民革命军服装，正式宣布就任“国民革命军川军各路总指挥”。 并向起义军官兵讲话，号召各路部队团结一致，拥护和参加国民革命，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坚持革命到底。同时，黄慕颜、秦汉三、杜伯乾也分别就任第一、二、三路司令。 在刘伯承总指挥的主持下，起义军设立了总指挥部，采取了坚决的应急措施，使顺庆的混乱局面得到改变，恢复了社会秩序。 然而，四川的反动军阀很快向起义军扑来。而泸州方面的义军，迟迟没有向北运动。面对这一形势，刘伯承提出：迅速撤出顺庆，向川鄂边境前进，发挥起义军的精神优势，吃掉弱小军阀，壮大革命力量，向武汉政府靠拢。 正当顺庆的第一、二、三路起义军商议移动之际，从重庆送来杨闇公的紧急密信，告知已严令泸州义军火速北上，并指示顺庆义军原地坚守，等候会合。 于是，刘伯承又和黄、秦、杜进行会商，并在兵力部署上作紧急调整，改撤出城防为坚守顺庆。此时，军阀邓锡侯早已派两个团进驻嘉陵江右岸李渡一带，从南面对顺庆取监视状态。紧接着又加派李家钰旅4个团，从西面逼近顺庆。逃窜到顺庆北面南部县的何光烈，抓住手下的独立旅和骑兵团，并向邓锡侯部罗泽州师借来16个营的援兵，叫嚣着要“杀回顺庆报仇！” 在敌军压城的危急情况下，刘伯承命令秦汉三部第二团团长姚元锋率兵3个营，在城西紫云寨、二郎庙、插旗山一带担任警戒，日夜巡逻，防止敌人袭击。 12月13、14两日，敌人以8个团的优势兵力，分三路向起义军进攻。 刘伯承指挥起义军狠狠打击来犯之敌。但由于泸州义军并未北来会合，寡不敌众，起义部队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他立即召集营以上军官会议，讨论放弃顺庆向东转移的方案，决定起义军全部撤出顺庆。 12月15日晨，为集中兵力攻城西之敌，掩护全军向东转移，他命令起义军第一路出两个营，第二、三路各出3个营，共计8个营的兵力，由秦汉三任前敌指挥，向李家钰部发起猛攻。因敌人兵力众多，火器精良，起义军多次进攻均未能得手。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刻，他亲临西山前线督战，鼓励起义军官兵英勇杀敌。敌人一面以“敢死队”猛烈反扑，一面利用何光烈的名义，在阵前乱喊乱叫，进行煽动，致使义军内部的动摇分子弃枪逃走，甚至有的临阵倒戈，对起义军造成极大威胁。形势越来越险恶。 12月16日上午9时，双方在小老君进行激烈交火。刘伯承派部队拼死力战。但终因故众己寡，难以挡住敌人“敢死队”的疯狂进攻。当天下午，顺庆起义军向东北面的灯台场方向转移。到黄昏时，刘伯承和黄慕颜、秦汉三、杜伯乾就地开紧急会议，商讨今后行动，刘伯承提议起义军暂退开江县整顿。 12月下旬，刘伯承率起义军2000多人，由梁山猫儿寨经达县大树坝、葫芦潭到达开江。刘伯承与黄慕颜等人联衔打电报给武汉国民政府，陈述落后、闭塞的四川尤需革命的理由，报告已“于12月东、江①两日，肃清反动分子，举义泸、顺，响应北伐。并为军事统一计，推选刘伯承同志为总指挥，黄慕颜同志为副总指挥，党国大事，义不容辞。??伯承等既为民众利益而兴师，誓当为之奋斗到底！大义所在，矢志不渝。”②此时，杨森由于进攻武汉北伐军遭到惨败，转而伪装倾向革命，表示欢迎起义军，并邀请刘伯承和杨闇公到万县指导工作。于是，刘伯承、杨闇公先后抵达万县，与朱德一起研究时局的变化，商讨顺庆善后和泸州方面的军务，并对杨森进行工作，利用他与刘湘的矛盾来牵制刘湘。 为了迎接新的斗争，应付泸州战局，重庆地委军委陆续调集力量来万县；中共中央从汉口派往泸州义军中做政治工作的人员也相继到达万县。其中许多人对武装斗争缺乏认识，对战争没有经验，大家纷纷要求刘伯承讲军事知识，介绍作战经验。刘伯承便利用早晨和晚上的时间，给大家讲了十来个亲历的战斗故事。他启发大家总结顺庆起义的经验教训，在实践中学习打仗，学会带兵。 起义军在开江县纪律严明，深受群众欢迎和称赞。据重庆《新新日报》3月14日报道：“刘（伯承）黄（慕颜）部队，军风纪异常严肃，市场交易公平。主客两军及人民俱相亲善。”四川《国民公报》3月15日发表题为《开江民众大有觉悟》的报道：“开江民众运动，以有革命军一、二、三路驻扎该县，近来颇形发展。民众方面在回龙场已成立两个农民协会，共四百余人。 甘棠乡已成立农民协会三个，区农民协会一个，共五百多人。普安乡已组织两个农民协会，共四百多人。甘棠乡、普安乡各组织商民协会一个，各百余人。” ①东是指韵目代日期表中的1日，江是指3日。 ②《重庆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第7页。 第三节苦战泸州 在顺庆起义发动的同时，泸州起义已在紧锣蜜鼓地进行着。 泸州，位于四川省南部长江与沱江的汇合处，地形险要，易守难攻，有“铁打的泸州”之称。起义爆发之前，驻在泸州的3个混成旅都隶属于四川省长兼边防军总司令赖心辉。 第四混成旅是讨贼战争失败后由熊克武部第二混成旅改编的，驻守长江南岸的兰田坝。该旅许多官兵曾在刘伯承指挥下驰骋川中，具有初步的民主主义思想。旅长袁品文曾在刘伯承属下任连、营长，归属赖心辉以后处处受到排挤和歧视。下级官兵粮饷不足。上下都积满了怨愤，在苦闷中寻找新的出路。重庆地委先后派出邓作楷等3名共产党员前往该旅工作。早在上年9月间，共产党员童庸生就向袁品文转交了刘伯承的亲笔信。在信中，刘伯承述说当前时局，教育袁品文积极参加革命，听从国民党莲花池省党部的指挥。 袁品文展视着刘伯承的书信，激动不已。几年前跟随刘指挥官南北转战、所向无敌的情景又浮现眼前。反对北洋军阀统治的激情和急于改变自身窘境的强烈愿望，在袁品文心中迸发。他两次与童庸生秉烛长谈，详细询问刘伯承对泸州起义的意图和设想，积极表示“以全部力量听省党部指挥。请向伯承兄转达我的革命决心。”随即派共产党员邓作楷为他的私人代表，到重庆与刘伯承密商泸州起义的方案。刘伯承对袁品文的积极态度表示热情欢迎，又再三嘱咐做好各项准备，等待时机，听统一号令行事。 驻守泸州城内的是第二混成旅，旅长李章甫原是第一军第三混成旅的团长，讨贼战争中敌对双方争夺泸州时拖着全旅投降了刘湘，因与刘湘有师生关系，即被刘湘任为旅长，并派驻财赋充裕的泸州城。后来，他又归隶赖心辉。他为人骄横暴戾，积怨甚多。连年来，他独占泸州粮、油、盐、百货、统捐、护商和一切税收，中饱私囊，横行四乡。对于国民革命，更是百般阻挠，害怕因此断了他的巨额财赋收入，顽固地维持军阀统治。 第十混成旅驻在沱江北岸的小市，旅长陈兰亭原是绿林出身，被第一军收编后任余际唐部独立旅旅长，讨贼军败退贵州时率部投降刘湘，后也归隶赖心辉。为了要分享泸州的盐款、税收，他屡屡与李章甫发生争执，矛盾愈积愈深。鉴于李章甫坚持军阀统治的顽固态度，中共重庆地委军委和国民党莲花池省党部确定以袁品文部为基本队伍，争取吸收陈兰亭参加起义，解决李章甫，摧毁泸州的军阀统治。通过在袁品文那里工作的邓作楷，向袁品文下达了起义的指示。 袁品文接到起义指示后，与邓作楷等进行了商议，确定了联络陈兰亭、铲除李章甫的具体计划。袁品文经与陈兰亭密商，陈兰亭欣然同意，他们又商定借军士训练学校学生毕业的机会，请李章甫来训话，然后乘机起事。12月1日，袁品文、陈兰亭依计行事，将应邀前来的李章甫擒获，树起国民革命军旗帜，宣布起义。经过一天一夜的激烈战斗，起义军于次日早晨将李章甫旅解决，胜利占领泸州城。 在占领泸州以后，起义军内部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陈兰亭整天与地方绅士周旋，四处伸手抓钱、抓粮以肥私，并暗中与贵州军阀周西成勾结。袁品文部团长皮光泽自恃起义有功，目中无人，对北去顺庆的命令根本不听，而是热衷于守着地盘吃饱饭，抱着“金泸州”发财。袁品文面对这种局势一筹莫展，致使泸州四面被困，内部日益不稳。 为了巩固和扩大泸州起义的成果，杨闇公、朱德、刘伯承于1927年1月中旬在万县开了军委会会议，分析研究了当前的局势与发展趋势，商讨了控制泸州的方案。最后决定：由刘伯承即刻到泸州，全权指挥泸州起义军。1月下旬，刘伯承赶到了泸州城。针对起义军内部涣散不统一的状况，他采取了果断有力的措施，全面进行整顿。他颁布了《国民革命军川军各路总指挥部布告》：“为布告事，照得本总指挥奉命整顿本军各路部队，现已到达泸城，从事整理一切，除分别呈令外，合行布告军民一体知照，此布。总指挥刘伯承。”印刷后广为张贴。 他在原泸县道署建立总指挥部，使泸州城的军政财务大权，高度集中，统一指挥。为融洽各路司令，定每日午后，在道署内集体办公。大批任用共产党员和左派人士，以带动和影响整个起义军。2月中旬，在校场坝举行的大会上，他到会作重要讲话，庄严宣布总指挥部成立，号召大家团结一心，彻底革命，“决不挂羊头卖狗肉”，“要搞三民主义，不能不要民生主义，而搞二民主义”。同时，陈兰亭、袁品文、皮光泽宣布就任国民革命军第四、五、六路司令。 中共中央、重庆地委先后派出的政治工作人员陆续到达泸州。刘伯承将他们分派到各起义部队。第四、五、六路设政治部、党代表，各团设政治指导员，绝大多数由共产党担任。总指挥部明确规定：部队对上对下公文，须经政工人员签署，方为有效。1927年2月25日《国民公报》报道：“刘总指挥对陈、袁、皮三部政治工作极为注意，除由政治部进行外，本人随时监督。”刘伯承深入起义军各部进行检阅，检查部队素质，督促训练等各项工作，准备迎接新的斗争。为着培训基层官佐和革命骨干，刘伯承还积极筹办军事政治学校，亲自兼任校长，由共产党员和左派人士充任教员。 泸州本是川南重要商埠，每月单盐税一项就达8万元之巨。李章甫占据泸城以后，百般搜刮，弄得民穷财尽，百业凋蔽，钱粮款项早已预征到1931年。加上泸城兵满为患，更使民众负担倍增。起义爆发，双方交战，又给财政带来新的困难。各部所需军费往往不如实上报，互相之间分派不均，义引起重重矛盾。不良分子乘机从中贪污作弊，制造混乱。为此，财政问题愈显突出，威胁着泸州军民的生计。为克服财政困难，刘伯承令县署及征收局借垫21万元以裕陈、袁、皮二部伙响。并果断运用政权力量，全面改善税收、财政机构，同时积极鼓励发展生产和贸易活动，使沪州经济渐渐复苏，市场也慢慢好转，商民称便。在起义军内部，实行财政公开，每周将收入总数（主要是护商处的收入）开会公布，然后再照各部队实有人数发响。虽然收入不多，但分配公平，各部尚称满意。 由于刘伯承号令严明，措置得当，在两个来月的时间里，就使混乱的泸城面目为之一新。革命的泸州，声威远播，引起川中各界瞩目，吸引着反帝、反军阀的各种力量。四川军政、教育、文化各界人士和人民群众，纷纷发来函电，表示对泸州义军的崇敬和支持，附近地区的许多有志青年，也纷纷前来投效。 在泸顺起义之初，刘湘就坐镇重庆，指使川军各部先镇压顺庆起义军，然后荡平泸州。1927年3月31日，重庆市民万余人，抗议英、美帝国主义炮击南京，在打枪坝举行大会。刘湘派军警特务进行镇压，当场打死打伤革命群众1000多人，随后又派遣刽子手到莲花池党部、省农会、市总工会等处进行搜捕，疯狂残杀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杨闇公等惨遭杀害，制造了骇人听闻的“三·三一”惨案。关于这一惨案，1959年刘伯承在一次谈话中指出：“重庆‘三·三一’惨案是革命力量与反革命势力的一场尖锐剧烈的斗争。 它是蒋介石反叛革命，勾结英、美帝国主义，拉拢全国各地军阀、地主反动集团，执行屠杀政策整个计划的一部分。” 刘湘在重庆等地施行大屠杀、大搜捕之后，又派兵向泸州进逼，从4月13日起，先后占领小市、排山拗、滩尝胡市等地。贵州军阀毛光翔师早已占领泸州东侧沙湾一带。形成了对泸州的包围态势。 “三·三一”惨案以后，中共重庆地委被完全破坏，莲花池国民党左派党部被彻底摧毁，紧接着又传来上海“四·一二”大屠杀的消息，革命处在极端危急之中。4月中旬，泸州召开军民大会，愤怒声讨刘湘的反革命罪行。 刘伯承在会上讲话指出：单单悲痛是不够的，应当奋发起来，战斗下去。这时的泸州确实变成了四川革命的中流砥柱。重庆地委的领导重担自然落在刘伯承肩上，莲花池省党部的工作，实际也转到了泸州。 4月21日，刘伯承以国民革命军川军各路总指挥的名义，率先呈请讨伐与蒋介石进行勾结的四川军阀刘湘，呈文历数刘湘依附北洋军阀荼毒川境，易帜后阳奉阴违，压制爱国民主运动，尤其秉命蒋介石一手制造了“三·三一”惨案等罪行，表示：“呈请中央政府，免其军职，明令讨伐，执彼鬼蜮，交民审判，扫除革命魔障，而为死者复仇，职等秉总理之遗志，誓效忠于党国，愿率所部，报命前锋，临阵激昂，无任迫切待命之至。” 5月5日，汉口《民国日报》登载讨伐檄文时加了前言，严正指出：“刘湘与蒋逆勾结，肆意屠杀民众，极反动之能事，业经中央免职，交刘伯承等拿办??刘伯承为川中将领之最革命者，其于刘湘之种种反动行为，早已怒发冲冠，有必讨伐之决心，观其日昨致中央呈文，可见一斑。” 领导泸顺起义是刘伯承参加共产党以后第一次指挥军事行动，泸州守城战，则是对他最严峻的考验。在敌人的包围之中，刘伯承审时度势，冷静地分析了敌我友诸方的情况，召集各路司令及营以上指挥官会议，反复讲清利弊，认真进行商议，决定先依托“铁打的泸州”据险防守，等形势发展，再作下一步打算。这时，除刘湘的第二十一军外，第二十二军马昆山师已进驻兰田坝，第二十四军张仲铭旅也迸抵龙透关。围城敌军增至28个团，共约7万人，比起义军兵力大10倍。 刘伯承迅速作出防守部署，他在总指挥部再次召集军事会议，决定第四路陈兰亭部从小关门起向东沿长江岸防守，阻止敌人从两江交会的管驿咀渡河攻城。第五路袁品文部，防守沱江沿岸，阻敌从沱江渡河攻城。第六路皮光泽部，防守龙透关城墙脚下，阻敌从陆路进攻。河中大小船只二、三百艘，均为起义军集中控制，并在大、小河沿岸一带，挖掘战壕，安置刃钉。城内各街日用砖石砌成坚固工事，并用柜台做成活动障碍，准备进行巷战。 5月8日成都《民力日报》曾有如下的报道：全城“昼夜警戒极严，不准普人行走，会津门已用铁条封锁；南门澄溪口安设机关枪三尊，大炮一尊；小河枇杷沟安设机关枪两尊，小关门机关枪、大炮各一尊，会津门机关枪一尊，钟山安设大炮五尊。龙透关警戒更严，由该处至钟山不下二十余层。” 当时正是枯水季节，沱江是城防的薄弱部位。袁品文部共产党员许剑霜团在这里布防，从大河街管驿咀至枇杷沟一线构筑了坚固的工事。沿河岸设置散浮木等作障碍物。又在大竹篓中装进石块沉入河底，使敌船无法靠岸。 刘伯承在视察阵地后，对许团防务表示满意，同时又指出加强夜间防务的办法，命令证集全市煤气灯，挂在城墙上，在城外堆积木柴多处，必要时点燃，使敌无法靠近。随即又派人找来电影放映机，改作“探照灯”，亲自教该团掌握使用，并在该处加强机关枪两挺，迫击炮3门。入夜，“探照灯”光柱四射，敌军竞讹传是“苏俄的新式武器”，“照后不死即伤”，一个个望而却步。 龙透关是通往城内的唯一陆地通道，地势极为险峻。敌军先后20多次前来抢关，每次都遭到起义军的英勇抗击，溃败而逃。4月下旬，敌军又组织2000多人的“敢死队”，猛攻龙透关，并以数团兵力和肖镇南的民团沿岸佯攻，企图一举攻占龙透关，拿下钟山，敲开泸州大门。刘伯承侦知敌军诡计，遂将预备队移龙透关加强防御。为控制关下的一个“死角”，伏击敌人，他命令夜间派出一个连到关外的隐蔽构筑工事，潜伏等敌。第二天拂晓，当敌人“敢死队”张牙舞爪地攻到关下，起义军营长聂文清率部奋勇出击，与敌肉搏。此时，埋伏在城外的连队纵身而出，夹击敌军，接连三次打垮敌人的冲锋。敌“敢死队”弃尸200余具，抱头鼠窜。 赖心辉虽然深知刘伯承用兵厉害，但总以为依仗强大兵力，便可攻下泸州。不料接连惨败，弄得十分狼狈。于是，他一面加强攻势，一面派大量奸细混入城内，进行策反。这些奸细混入城后，窜到各部进行秘密活动，先后被起义军揭露和破获。在核实情况之后，总指挥部下令立即镇压。汉口《民国日报》5月21日刊登的刘伯承泸城来信中说：“前赖（心辉）部派来奸细，混进城内，煽惑军民，意图乘机滋扰，已于本（4）月17日发觉，将主谋者十余人处决矣。” 4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另立国民政府，并纠集反革命武装，企图以武力颠覆武汉国民政府。新旧军阀更紧密地携起手来，把枪口对准共产党和革命人民。蒋介石任命刘湘为第五路总指挥，杨森为第五路前敌总指挥。5月22日《国民公报》报道：“拥蒋各军又认刘伯承为心腹之患，若不消灭亦寝馈不安。”5月12日，刘湘再次发出“讨伐”沪州革命军的《通电》，声言“湘于数月前奉蒋总司令电令讨伐”，对起义军极尽诬蔑之能事，宣称“刘逆伯承，据险阻兵，私立名义，近复遥应武汉叛徒，共谋篡夺。”“现已同二十二、二十四两军出师讨伐，并知会邻近驻队，一体兜剿。”随即又调集大批部队向泸州增援，妄想一举扑灭泸州义军。为加强进攻火力，刘湘倾出老本，拿出最新的装备法造路易式大炮、重机枪等，对泸州展开猛烈的进攻。 5月上旬，经过吴玉章的一再努力，武汉国民政府任命刘伯承为国民革命军暂编第十五军军长。刘伯承闻命更感责任重大，继续坚守阵地，指挥起义军英勇作战。中共沪州组织和国民党左派人士也积极动员和组织群众支援守城。市民们行动起来，帮助运送弹药、物资，收治伤员。运输行业被组织起来，分别成立运输队、担架队、木船队、预备船夫队等。城内各团体携带慰问品分赴各部队医院和前线，热情慰问伤病员和前线官兵，鼓舞沪州军民殊死战斗。 沪州已是一座孤城，粮食和弹药极为困难。但由于加强了内部的政治教育，及时粉碎了反动分子的破坏，一直保持着较好的革命秩序。起义军不占民房，不取民众财物，实行公平交易。老百姓说：“沪州自古兵如穿梭，没有一次不成灾。只有刘伯承的革命军，不拿、不抢、不抓夫。”1927年5月30日汉口《国民日报》报道：“沪城虽被围困而人心并不惶恐，军民感情，异常融洽。” 不久，刘伯承接到中共中央通知，证实杨森已出兵宜昌，向武汉国民政府进攻。这样，重庆军委会利用杨森牵制刘湘的打算已落空。他随即召开军事会议，讨论撤退方案。但陈兰亭、皮光泽对撤退表示冷淡，因为他们早已与赖心辉达成默契，准备出卖刘伯承和政工人员，换取高官厚禄。 5月中旬，刘湘又以5万元巨款，悬赏通缉刘伯承。陈兰亭等谋叛日急。 在沪城的共产党员和左派人士，见刘伯承处境危险，一再劝他先行出走。在这种情况下，刘伯承派人与张仲铭疏通后，于5月16日偕参谋长韩百诚、参谋周国金（均为中共党员），从龙透关脱出包围圈。至富顺时，反动军队搜捕极严。刘伯承见机折回，改向隆昌、荣昌走去。此后，刘伯承等夜行晓宿，旅途极为艰险，恶虎挡道，土匪抢劫，真是九死一生。他们经大足、铜梁至达县，又由达县越过秦岭，到达西安。在两手空空的情况下，幸得陕西军务会办邓宝珊将军接济，才由西安转郑州，于1927年7月11日抵达汉口。 沪州顺庆起义，是国共合作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帮助国民党组建左派军队的一次重大行动。在敌强我弱的不利形势下，坚持战斗167天，为北伐战争作出了重大贡献。重庆“三·三一”惨案以后，特别是上海“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的沪州守城战，实际上具有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反革命屠杀的性质。当时的舆论称沪顺起义“因此而惊破武人之迷梦，唤醒群众之觉悟，影响川局，关系至巨。功之大小，应不能以成败论也”。 第四章南昌起义的参谋长 第一节待命武汉 1927年7月11日，刘伯承经陕西、河南，辗转来到武汉。在他临时下榻的汉口大智门国民党四川省党部办事处，车水马龙，宾来客往。其中有川军的袍泽故旧，有武汉的党政军要人；有左派，也有右派；有共产党人，也有蒋介石、汪精卫的说客。据7月12日武汉《民国日报》报道：“刘氏为川中革命军事领袖，此来对于川省今后军事，必有伟大之计划。刘抵汉后，各地同志赴寓所慰问者，络绎不绝，刘身御蓝布长衫，态度和蔼可亲。闻刘氏拟于日内亲向中央报告死守沪州经过及出川情形，并闻刘氏对于川事，亦将向中央有所建议云。”这里所说的“中央”，系指武汉国民党中央党部和武汉国民政府。刘伯承向“中央”汇报后，只得到“军委会”一番空洞的“嘉奖”。耳闻目睹，英、美军舰侵入长江者已100多艘，对武汉政府施加强大压力；蒋介石与冯玉祥在徐州会晤后，宁汉合流的趋势一天比一天明显。他感到武汉的情况也越来越不对头。汪精卫主张分共，第三十五军军长何键将在武汉捕杀共产党的风声，越来越紧。眼看血雨腥风就要降临武汉城头。兼有国民党党籍和共产党党籍的跨党分子，都面临着一种抉择：向左还是向右？ 是继续坚持革命，还是与蒋介石、汪精卫同流合污？留在共产党内，还是留在国民党内？刘伯承密切注视着局势的发展；思考着自己应走的道路。 为求得对于局势的透彻了解，他偕参谋长韩百诚去拜访吴玉章。吴玉章当时是武汉国民政府五人行动委员会委员之一。在国民政府的办公室，刘伯承与自己的入党介绍人促膝长谈。吴玉章告诉他，鉴于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领导已陷入破产，根据第三国际的指示，撤销了陈独秀的总书记职务，改组了中央领导，指定张国焘、周恩来、李维汉、张太雷、李立三等5人组成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领导今后的斗争。至于国民党内，虽然宋庆龄等左派力主遵行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但在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的威胁利诱下，武汉方面的右翼军人杀机渐露，汪精卫集团的叛变恐怕为期不远，要做好应变的准备。 中共中央一直关注着四川的革命斗争。中共中央军事部部长周恩来得知刘伯承已到武汉，即召集他和吴玉章、黄慕颜、李嘉仲等座谈，听取他们对时局的看法和意见。黄慕颜提出，在目前国共两党的联合战线濒于破裂的情况下，可将共产党所掌握的武装西退四川，徐作良图。周恩来明确表示这种做法不妥。他在深入分析了当前革命正处于转折关头的形势后指出，中国现阶段的革命运动是广大人民群众的事业，目的在于求得中国之自由平等，任务在于推翻国内封建军阀的统治，打倒国际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目前革命势力虽有分化，但革命洪流不可阻挡，终会浩荡前进，共产党人不达此目的，誓不终止。革命的武装要向基础较好的广东发展，西退四川是没有出路的。 四川的封建军阀力量强大，而且日益反动。重庆“三·三一”惨案和泸顺起义的失败就是明证。现在我们一遇挫折，怎能反而退依本欲打倒的对象呢？ 一席话说得大家豁然开朗，刘伯承对周恩来更是肃然起敬。 7月16日，传来了武汉国民党秘密召开“分共”会议的消息，兼有共产党党籍的吴玉章等国民党中央委员，均被排斥不得参加。在汪精卫主持下通过了“分共”的决议案。至此，国共两党的第一次合作，便以蒋介石和汪精卫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的叛变而告结束。 刘伯承心中有底，遇变不惊。他杜门谢客，深居简出，听候党的召唤。 他的公开身份是武汉政府委任的暂编第十五军军氏。安全是不成问题的。这期间，有人劝他回川，与四川军阀合作，将来或可跨州连郡，雄踞一方；汪蒋派来的说客，各为其主拉他入伙，说凭他的军事才干，高官厚禄真如探囊取物。对于这些来客，刘伯承虚与委蛇，以久战之后，身体疲惫，急需休养为由，——谢绝了。 7月19日，中共中央派李立三、邓中夏到九江联络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左派将领，利用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要把该方面军拉回广东另立“山头”的机会，把左派部队带去广东，重新聚集和组织革命力量，同蒋汪合流的国民党反动派斗争。第二方面军辖第四军、第十一军和第二十军3个军，有共产党的秘密组织，有许多左派将领，如叶挺是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师长，贺龙是第二十军军长，叶剑英是第四军参谋长。在“东征讨蒋”的名义下，第二方面军各部正由武汉、武穴向九江、南昌集中。先期到九江的谭平山做贺龙的工作，贺龙态度激烈，决心追随中国共产党反蒋反汪。这时张发奎已被汗精卫拉过去，宣布实行“分共”的政策，命令叶挺等著名的共产党员退出军队或脱离共产党。20日，谭平山、李立三、邓中夏、吴玉章、叶挺、聂荣臻等在九江召开会议。会议分析了面临的政治军事形势，提出“我们应当抛弃依张（发奎）之政策，而决定一独立的军事行动，逼迫张（发奎）朱（晖日）与我们一致。因此决定在军事上赶快集中南昌，运动二十军与我们一致，实行在南昌暴动，解决三、六、九军在南昌之武装。在政治上反对武汉、南京两政府，建立新的政府来号召”。这个意见，得到了正在庐山的著名共产党人瞿秋白的同意，并由瞿秋白带到武汉交中共中央决定。会后，邓中夏、谭平山、恽代英、李立三等又具体研究了南昌起义的计划、政纲、宣言，以及组织与宁、汉国民党中央党部相对抗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等问题，决定于当月28日举行起义，并急电中共中央请求批准。中共中央常委接到九江的报告后，开会决定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并确定起义后部队的行动方向：立即南下，占领广东，夺取海口，求得共产国际的援助，再举行第二次北伐。 随后，中共中央常委又决定由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彭湃4人组成党的前敌委员会，周恩来任书记，负责领导这次起义。 周恩来临危受命，军事上需要一个得力的助手。这个人既要有秘密组织大规模兵暴的经验，又要有丰富的作战指挥经验。他选中了刘伯承。刘伯承坚决听从共产党的指示，乘江轮前往九江，参与擘画南昌起义。为了迷惑国民党右派，特在武汉《国民日报》发表消息如下：“暂编第十五军军长刘伯承、副军长黄慕颜，先后来汉向中央陈述与川中反动军阀奋斗情形，极为中央嘉奖。近刘军长因病，特向军事委员会请假调养，其职务交黄副军长代理，已蒙军委批准。” 第二节主持参谋团 在九江的吴玉章，主持国民党中央办事处，以接应前往南昌的中共的重要干部和国民党左派人士。刘泊承到九江，也住在这里。对于刘伯承的到来，吴玉章是非常高兴的。他想到一年多以前他和杨闇公介绍刘伯承入党，为党延揽了这样一位不可多得的将才，心中暗暗地感到欣慰。 南昌，江西省的省会，位于赣江下游东岸。“襟三江而带五湖，控蛮荆而引瓯越。”①当时的南昌，不仅在地理上成为军事要冲，而且在政治上牵动着整个中国的形势。1927年7月底，这里群英毕集，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以及李立三、恽代英、彭湃、林伯渠，吴玉章等，都来到了南昌，起义的各项准备工作在秘密而紧张地进行着。 7月27日，周恩来在江西大旅社宴会厅召开前敌委员会会议。周恩来说：“我们这次起义是敌人逼出来的，不如此便没有出路。起义只能成功，不能失败。成功的关键在于团结一心，众志成城，在于有周密的准备，出敌不意，攻其不备，一举歼灭南昌的敌人。”接着，按照中共中央的决定，宣布前敌委员会正式成立。周恩来和其他委员详细讨论了起义的有关问题。为了便于准备，决定将起义日期由28日推迟到30日。 刘伯承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到第二十军军部协助贺龙拟制起义计划。他与贺龙曾在四川讨贼战争中并肩战斗，久已相识，这次在南昌城里重逢，而且又都汇入到了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之中。两人格外高兴。计划很快就写出来了。周恩来让征求叶挺的意见。刘伯承初会叶挺，两人过去是闻名而未见面。叶挺接过计划，看得很仔细。看完，立即把计划退还给刘伯承，可始终一言不发。刘伯承感到很奇怪，不知叶挺对计划持什么态度，他就去问周恩来。周恩来笑着说：“噢，你还不熟悉他，他就是这个样子，要是不说话，就是表示赞成。”刘伯承一听，也不禁笑了。 起义计划详细列举了国民党反动军队在南昌乃至江西地区的兵力部署，其中驻南昌的兵力为5个团约3000余人。起义军方面共有2万余人，占有明显的优势。但就南昌外围乃至整个江西而言，起义军又处于明显的劣势。 根据起义计划，参加起义的各部队、各将领任务区分如下：叶挺指挥第二十四师解决敌第六军第五十三团和第三军的第二十三团、第二十四团；贺龙、刘伯承指挥第二十军攻占朱培德的第五方面军总指挥部，并负责解决敌第九军第七十九团和第八十团；聂荣臻向驻马回岭的第二十五师周士第等传达前敌委员会决定并领导该部起义；朱德利用南昌公安局长和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团长的身份，加强在敌军中的工作，了解南昌敌军的动态。 刘们承前往中共江西省委所在地三益巷，把中共中央关于南昌起义的计划通知了省委负责人宛希俨、黄道。中共江西省委召开了省市党团员活动分子紧急会议，传达中央的决定，布置工会、农会、学联、妇联等群众团体，积极协助起义军搞好通信、联络、后勤和宣传工作，并组织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军配合起义军行动。 ①唐·王勃：《滕王阁序》。 正当起义将要进入行动阶段，张国焘以“中央代表”的身份，于7月30日从九江赶到南昌，传达国际和中央指示。周恩来当即召开前敌委员会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前委委员李立三、彭湃、恽代英和谭平山、叶挺、周逸群等。张国焘说：“中央意见暴动宜慎重，国际电报，如有成功把握可举行暴动，否则不可动。将在军队中的同志退出，派到各地农民中去。所以目前形势，应极力拉拢张发奎，得到张之同意，否则不可动。”周恩来等都一致反对张国焘的意见，认为暴动断不能推迟，更不可停止，张发奎受汪精卫那一派的包围，决不会同意共产党的计划，共产党应站在独立领导的地位，再不能依赖张发奎了。激烈辩论数小时，因张国焘代表中央，不能用少数服从多数的办法来决定。到31日早晨，会议接着开，又辩论数小时之久，周恩来忍无可忍，愤然以辞职相抗争，说：“国际代表及中央给我的任务是叫我来主持这个运动，现在给你的命令又如此，我不能负责了，我要即刻回汉口向中央报告。”正在这时.得到报告，说张发奎已参加汪精卫在庐山召开的反共会议，决定严令贺龙、叶挺限期将军队撤回九江，在第二方面军实行清共，通缉共产党人廖乾吾、高语罕、恽代英等人。这使张国焘的意见显得十分荒唐可笑。张国焘只得表示服从多数。会议最终决定8月1日凌晨举行武装起义。 8月1日凌晨2时，由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人领导的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南昌起义爆发了。起义军各部按照预定的部署向敌人发起进攻。由于第二十军一名副营长叛变告密，敌军已有严密的警戒，于是发生了激烈的巷战。到清晨6时，驻南昌市区的敌军3000多人停止抵抗，起义军完全控制了南昌。这天，晴空万里，阳光灿烂，社会秩序井然。颈挂红领带的起义军战士威严地守卫着重要机关，巡逻在大街小巷。熙熙攘攘的人群在街头围观起义军的安民告示。中共江西省委组织了“江西民众慰劳前敌革命将士委员会”，各群众团体组织的慰问队，抬着猪肉、西瓜，慰问起义军。 8月1日上午9时，在原江西省政府西花厅召开国民党各省党部及特别市党部、海外党部代表联席会议，到会代表共40余人，刘伯承和李嘉仲以四川代表的资格出席。会上选举了革命委员会，委员有谭平山、宋庆龄、恽代英、贺龙、郭沫若、邓演达、周恩来、叶挺等25人。又推选出谭平山、宋庆龄、恽代英、贺龙、郭沫若、邓演达、张发奎7人组成主席团，实际主持工作的是谭平山。在单命委员会下面，分设秘书厅、农工委员会、宣传委员会、财政委员会、党务委员会、参谋团、总政治部、政治保卫处等机关，以吴玉章为秘书长，张国焘为农工委员会主席，恽代英为宣传委员会主席，林伯渠为财政委员会主席，张曙时为党务委员会主席，刘伯承为参谋团参谋长，郭沫若为总政治部主任，李立三为政治保卫处处长。革命委员会成立后，中共前敌委员会变成了革委的党团，很少开会，在连日行军作战的情况下，参谋团实际上成了起义军的领导中枢。 关于参谋团的组建，据周恩来后来回忆：“参谋团当时没有人任主任。 后来我就指定刘伯承同志来做参谋长，他起初谦虚，不肯答应；后来我说一定要你来做，他才担任参谋长职务。”①参谋团的委员有周恩来、贺龙、叶挺、蔡廷锴等。 起义后，部队仍沿用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的番号，贺龙为代总指挥，①《南昌起义》，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6月版，第571页。 叶挺为代前敌总指挥，编为3个军：第二十军军长贺龙（兼），党代表廖乾吾，辖3个师，第一师师长贺锦斋，党代表方维夏，第二师师长秦光远，党代表陈恭，第三师（在临川组建）师长周逸群，党代表徐特立。第十一军军长叶挺（兼），党代表聂荣臻，辖3个师：第二十四师师长占勋名（会昌委任的），党代表颜昌颐；第二十五师师长周士第，党代表李硕勋；第十师师长蔡廷锴（后在进贤突然脱离起义军，将队伍拉到浙江去了）。另成立第九军，任命朱德为副军长，想争取部分滇军加入起义军，但未获结果，后将第二十五师拨归朱德指挥。从此，一支由共产党独立领导的、敢于抵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的革命军队诞生了。刘伯承就以这支军队的缔造者之一而载入史册。 第三节随军南征 8月1日下午7时，在总指挥部召开参谋团会议，研究南进路线。会议由刘伯承主持，出席会议的有周恩来、贺龙、叶挺、蔡廷锴和苏联顾问纪功。 南进的目的地是广东东江地区。东江地区包括惠州、潮州、嘉应州（今梅县）3州所属25县。共产党在那里有群众基础，农民运动还在蓬勃发展着。根据中共中央关于依靠海口取得国际援助，组织力量，重新北伐的决定，参谋团把进军目标放到了那里。由南昌到东江有两条平行的路线：一条是大路，经吉安、赣州、韶关、广州进入惠州地区；一条是小路，经临川、会昌、寻邹进入嘉应州地区。少数军事指挥官主张走大路，认为大路所经地区比较富庶，便于部队接济。刘伯承根据周恩来的意见，宣布走小路，并提出具体理由：“吉安、赣州等地对起义军直接构成威胁的敌军达4万，而起义军兵力仅有2万，发生对抗难操胜算；临川、会昌路上仅有近3000弱敌，容易应付，即便敌人从他处调兵过来，山间行军困难，可以各个击破他。” 起义军矛头所向，直指广东。盘踞两广的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总指挥李济深大为紧张。他指挥所部7个师，全力堵截起义军。当起义军通过广昌，分两路向壬田前进时，钱大钩部约9000人已在会昌、瑞金一带，其先头两个团——在壬田布防；黄绍竑部约9000人，正由赣州经零都向起义军逼进。 8月25日，贺龙率第二十军经石城击溃钱大钧部进入壬田。叶挺第十一军取道宁都，于次日到达壬田。两军会合后，当日占领瑞金。在瑞金查获敌人文件，得知敌屯重兵于会昌。参谋团开会研究对策。刘伯承建议：第二十军沿瑞金至会昌的大道，从东北面发起进攻，以吸引敌人的注意力，把主攻方向放在敌人的侧后。第十一军经西江市、洛口，从西北面向会昌发起攻击，以防钱大钧由会昌退回零都溜走。参谋团一致通过了刘伯承的作战方案。 敌军在会昌的兵力部署是：以钱大钧的3个师为主力，在会昌城东北地区及城西之岚山岭、寨构筑工事防守，环绕会昌城的贡水沿岸也构筑了工事；黄绍竑部2000余人集结于白鹅圩一带，与会昌成犄角之势。 起义军于8月30日早晨向会昌发起进攻，朱德指挥第二十军第三师（由第六团和教导团组成，实力约千余人）在城东北展开。叶挺指挥第十一军两个师担任主攻。刘伯承随周恩来到叶挺部队指挥。由于第二十五师夜间行军走错了路，耽误了到达会昌的时间，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的攻击一度受挫。 叶挺不避危险，一直亲自指挥部队攻打敌军制高点寨。刘伯承紧随其旁。一连几次攻击失利。第二十五师终于赶上来了。叶挺立即命令第二十五师坚决拿下寨，他指着寨敌人的阵地对师长周士第说：“那个山上都是敌人占领的，我们没有部队在那里。”刘伯承接着强调一句：“如果不把它打掉，它就会抄我们的屁股哩！”说着，抬手从寨到指挥部的方向，划了一道弧线。周士第顿时明白了拿下寨的意义，他马上率领两个团向寨发起猛烈的攻击，经反复冲杀，终于攻下了敌人的阵地。第二十四师同时展开了进攻。第二十军方面也打得很激烈。战至下午5时，起义军攻入会昌城，钱大钧部被歼6000人，他带着剩下的3000人落荒而逃，狼狈得连轿子也顾不上坐了。 入城后，刘伯承翻检敌人遗留的文件和近日报纸，忽然见到第二十军参谋长陈浴新宣布叛变的通电。陈浴新将南昌起义的经过尽其所知向国民党当局作了报告，南征的目的和进军的路线，已完全暴露。刘伯承立即向周恩来建议，召开参谋团会议。参谋团鉴于上述情由，一致认为有改变进军路线之必要，遂决定返瑞金，改经长廷上杭进入东江。其中虽然从会昌到瑞金，有90里的回旋路程，但顺汀江而下韩江的水路可船运大批战利品与几百名受伤官兵，这也是原进军路线通过会昌—寻邬山路所无法解决的一个难题。9月2日，驻防洛口的黄绍竑部2000余人突然来攻会昌，遭到第十一军还击后退去。刘伯承认为这是敌人的抑留战术，目的在于引诱起义军向洛口进攻，迟延起义军到达东江的时间，以便在东江调集围攻兵力。起义军为打破敌人的意图，并未与敌纠缠，径直向长汀进发。 9月初，起义军翻越崇山峻岭，向长汀进发。虽逢炎夏酷暑，道路又崎岖难行，但满眼层峦叠翠，溪流蜿蜒，随处都有浓荫遮蔽。每次行军小憩，都是一件乐事。一次部队在竹林里休息，刘伯承到第二十军教导团巡视，立即被军官们围拢起来，有人请他讲述从沪顺起义到南昌起义的经历，他简单地作了介绍，强调说：“从刘湘在重庆制造‘三·三一’惨案，到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政变；从许克祥在长沙发动‘马日事变’，到汪精卫‘七·一五’在武汉公开反共；证明了周恩来同志说的一句话：‘一切革命都是逼出来的’。我们都是逼上梁山。我从四川被逼出来，现在又从南昌被逼出来，逼到了革命的最前线。”许多仰慕刘伯承的青年军官请他谈谈带兵打仗的经验，刘伯承说：“当军人就不能怕打仗，仗总是要打的。要打好仗，首先要带好兵。带好兵的经验千条万条，归结起来就是一条：同甘共苦，以身作则。打仗的经验千条万条，但作为初级指挥官，最主要的就是一条：不惜牺牲，身先士卒。当连长、排长的，只有做到了这一条，就能把队伍带上去。”大家听了，心悦诚服。 瑞金一带的人民，在会昌大捷的鼓舞下，在起义军关于土地革命的宣传和实际行动的影响下，积极支援起义军。从会昌经瑞金到长汀，大部分伤病员是民工用担架或竹椅抬送，许多农村妇女，也帮助抬伤员，运辎重。民工们穿插于队列之间，和起义军战士并肩而行。人民群众的热情支援，对起义军士气是个很大的鼓舞。 起义军的阶级路线是非常明确的。一路上惩处了30多个土豪劣绅，征收他们的谷物作军粮。国民党新编第十四军军长赖世璜的堂叔，横行乡里，作恶多端，是赣东一霸。革命委员会接到许多苦主鸣冤告状的信，经调查属实，立即把他逮捕，召开群众大会，由李立三当审判官，历数他的罪行，然后处决，人心大快。 9月18日，起义军到达广东省大埔县。据各方情报，兴宁、五华在暴动农民占领中，高陂、普宁、揭阳农民暴动失败，汕头工人已炸坏潮汕公路桥梁，海陆丰尚在暴动农民手中，平远、蕉岭皆无敌情，惟梅县方面有钱大钧残部约3000人，潮梅警备司令王俊有4团兵力，广东敌军主力正向河源集中，东江地区的形势还是大有可为的。参谋团研究决定：留第二十五师在大埔县三河坝，由朱德率领，阻扼钱大钧部袭扰起义军主力侧背，监视平远方面黄绍竑部，并作转移兴宁的准备；起义军主力8500人，迅速取得潮汕，不停留地开往揭阳、汤坑，攻击由河源方面开来的敌军，估计只要击破此敌，起义军就可以在东江地区站住脚。 9月23日，起义军占领潮州，24日进入汕头。设革命委员会于大埔会馆，留第三师卫戍潮汕，又从第二十四师派出1个营到普宁县支援农民暴动，这样，能调往前线与敌决战者只6500人了，而战斗兵员还要少一些。敌军编组为东路军，以陈济棠为总指挥，辖有12团的兵力，约1.5万人，在兵力对比上比起义军多1倍以上。9月28日上午，起义军在揭阳至丰顺之间的汤坑遇敌，经两昼夜激战，虽有小胜，终未突破敌人阵地，伤亡官兵2000余人，无力再战，30日向揭阳退却。敌人伤亡3000余，所以，也撤出战斗，并未组织追击。 9月30日，黄绍竑部自九河寨分两路进犯潮州，守在潮州的仅第三师第六团和教导团1个中队，还有总部负责筹粮筹款的后勤人员，激战至下午，潮州失守。汕头前面临海，后背失去了保护，处境非常危险。周恩来与刘伯承等领导人商量，决定于10月1日向普宁撤退。10月3日，周恩来、刘伯承率革命委员会和总指挥部机关到达普宁县流沙镇，贺龙、叶挺率部队随后也到了。在流沙天后庙里，召开最后决策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彭湃、张国焘、贺龙、叶挺、刘伯承、聂荣臻、郭沫若、吴玉章、林伯渠、廖乾吾、贺昌等，以及国民党左派人士张曙时、彭泽民等。会议决定：重要干部和文职人员经海路撤离，武装人员经云落北去，与当地农民运动结合，坚持长期斗争。至此，震动中外的南昌起义即告失败。根据前敌委员会的决定，10月7日，刘伯承与林伯渠、贺龙、彭湃夫妇等一起到达陆丰县，从神泉港乘船经香港转赴上海。 南昌起义失败后，第二十军和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余部1300多人到达陆丰，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二师，董朗为师长，颜昌颐为党代表，在中共当地组织和人民的支援下，于当年11月建立了海陆丰红色政权。第二十五师余部800余人，在朱德、陈毅率领下，转战江西、湖南，发动了湘南起义。半年后，于1928年4月到达井冈山与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合。 第四节留学苏联 南昌起义失败后，中共中央决定派刘伯承到苏联学习。1927年11月，刘伯承偕同吴玉章等30余人从上海登上了一艘苏联货船，到海参崴上岸，住在一家旅馆里，等了约1个星期，第三国际派人来接，又乘火车到莫斯科。 吴玉章入中山大学学习，刘伯承则进了高级步兵学校。这所学校在莫斯科东北角的红色兵营，旧名列弗尔道混。为欢迎参加南昌起义的中国学员，学校举行了降重的欢迎仪式。入学的那天晚上，礼堂里灯火辉煌，中苏同学济济一堂，首先由学校政治委员致欢迎词，他说：”刘伯承是中国著名的军事将领，南昌起义的参谋长，他和一批优秀军官来本校学习，是本校的光荣。” 刘伯承代表10多名一起入学的中国同志致答词，感谢校方的热情接待，他说：“我国革命事业暂时遭受挫折，党派我们来到列宁的故乡学习，这是极大的荣幸。我们要努力学习，勉作布尔什维克，国内的革命事业在等待着我们。”入学后，中国学员都取了俄国名字，刘伯承取名阿法纳西耶夫，编在第16班，这个班30多人都是中国学员，有中共的组织，唐赤英为支部书记，刘伯承、张西林、陈林为支部委员。 紧张的军校生活开始了。在中国学员中，刘伯承年龄最大，他已经36岁了。首先遇到的就是俄文这一关。为了能直接阅读俄文书籍，直接听懂苏联教官讲课，他拼命地学俄文。在俄语中，“P”这个字母的发音是比较难的。 刘伯承在刚开始认俄文字母时，有好几天从早到晚一有时间就练“P”的发音。 他抓紧一切课余时间背单问或整理笔记。他除自备单词小本外，每日必在左手手心中写满生词，直到完全记熟后才另换新词。同学们常见他一边走路一边背诵单词。他认为在厕所里如不背单词，就是浪费时间。碰到自己弄不懂的地方，就虚心向同学们请教。有的同学看他学俄文实在吃力，就对他说：“我给你翻译吧。”他说：“老弟，那可不行，得自己学。”他看书时间长了，右眼的假眼球把眼眶磨疼了，也不休息，把假眼球摘下来，再接着看。 晚上，同学们已熄灯就寝，他还独自在走廊的灯光下，默默地认、记。莫斯科冬天的早晨，气温大部在零下15摄氏度左右。每天早晨，刘伯承都提前来到操场上朗读俄语。同学们劝他不要起得太早，他说：“早起一会儿，第一不妨碍别人安宁，第二早晨空气新鲜，容易记忆。”凭这种日以继夜的顽强精神，俄语这一关终于被他攻克了。他在给川军旧友王尔常的信中提到这一段学习生活时说：“余年逾而立，初学外文，未行之时，朋侪皆以为虑。目睹苏联建国之初尤饥馑，今日已能饷我以牛奶面包。每思川民菜色满面，‘豆花’尚不可得，更激余钻研主义、精通军事以报祖国之心。然不过外文这一关，此志何由得达？乃视文法如钱串，视生字如铜钱，汲汲然日夜积累之；视疑难如敌阵，惶惶然日夜攻占之，不数月已能阅读俄文书籍矣。”他这种为革命而勤奋学习的精神，在当时的中苏同学中传为美谈。 苏联高级步兵学校设置的军事课程有战略学、战术学、地形学、射击学，政治课则学苏共党史和哲学。教官每天大约讲授5小时，其余时间自修。刘伯承攻克了俄文关，能直接听教官讲课，直接阅读俄文教材，真是如虎添翼，学习有了长足的进步，各科成绩都是优秀，只有实弹射击例外。这是因为他失去了右眼，左眼瞄准，右手握枪，很难配合得好。但他不灰心，不因自己伤残而降低要求，经过一个时期的苦练，射击考核也取得了合格的成绩。学校里有一条标语：“脱离理论的实践是瞎实践，脱离实践的理论是死理论。” 他对这条标语非常欣赏，成为他治学的座右铭。 学习中也有一些不愉快的事情。当时的苏联，在斯大林领导下，总的是执行国际主义政策，但有的教官脑子里不免残留着沙皇时代的侵略扩张思想。一位教官讲解什么是边界线，竟然说：“边界线就是实力线，是实际控制线，是战斗线，是侵略目的线，是占领有利地形为自己的战略服务线。” 有次学校组织去参观莫斯科革命博物馆，里面放着一个雕塑，一个中国人跪着，趾高气扬的俄国人一只手揪着这个中国人的辫子，一只脚踩在中国人的背上。刘伯承看后，心中十分不快。他向教官提出，这不符合国际主义精神，教官却批评他有民族主义情绪。从此，刘伯承埋头读书，很少外出参观。 1928年6月，刘伯承接到中共中央的通知，让他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的会址在塞列布若耶，是莫斯科近郊离兹维尼果罗镇不远的一座乡间别墅。 大会主要是为了总结大革命时期和“八七”会议以来的经验教训，分析中国革命的性质和政治形势，制定中国共产党今后的政治路线和斗争策略而召开的。大会的主要报告有：共产国际代表布哈林作《中国革命与中共任务》的政治报告，瞿秋白作《中国革命与共产党》的政治报告，周恩来作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报告，刘伯承作军事问题的副报告，李立三作农民与土地问题的报告，向忠发作职工运动的报告，并通过了相应的决议。 刘伯承报告分为五个问题：一、帝国主义与豪绅军阀封建制度，南北军阀是代表什么？二、军阀制度本身的矛盾与必然的崩溃；三、军阀军队的成份与其一般的情形；四、对军阀军队工作；五、党员军事化。 在这五个问题中，他系统深入地分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军阀制度产生的原因、本质及其组成状况，指出由于各帝国主义侵华势力和各军阀集团对民众的残酷剥削、压迫，以及他们之间的倾轧和争斗，造成了农民暴动、士兵暴动的条件。根据这些条件，他详尽地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开展兵运工作的意义、方针和办法。他认为，“共产党军事政治工作之一个首要的任务，便是要破坏并夺取统治阶级之武装力量，在陆海军和警察中进行政治与组织的工作”，通过“在军队中成立党的支部，和革命士兵们的组织，以使在该部队中实行军事政治工作，使自己的人散布到军队以便逐渐地扩大自己的影响，且于紧急的时候，把军阀军队吸引到革命方面来”。这就是说，建设武装和开展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必由之路。为此，他呼吁全党：“对于军事，人人都要重视它、学习它，武装工农，领导工农夺取政权”，“党员军事化，才能夺取政权，维护政权，巩固政权，才能谈到中国革命的胜利，世界革命的胜利。” 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召开期间，为了认真总结中国共产党进行武装斗争的经验，成立了南昌起义、广州起义等专题委员会，刘伯承被指定为南昌起义委员会的委员。他到苏联不久，就写了一份《南昌暴动始末记》的报告。 这份报告，详细记述了南昌起义军事活动的全过程，并对起义的得失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其中最主要的是总结了四项“根本弱点”和八条“行动的错误”。 这四项弱点是：在发动时间上，没有选择在我党力量上尚未遭到严重破坏的时刻；在起义空间上，没有选择在群众基础广泛的两湖地区；在革命武装数量上，没有把军事力量同群众力量结合起来；在革命武装质量上，没有切实加强起义队伍的政治领导。八条错误是：党的领导不力；未能发动农民一起奋斗；作战指挥不统一；对敌斗争不坚决；对敌我力量估量有错误；财政政策不明确；军事人材准备不足；舆论宣传不够。这些意见，反映了刘伯承对革命武装的高度重视和对中国革命道路问题的比较清醒的认识。 1928年下半年，刘伯承被调到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这是苏联的最高军事学府，院长是爱迪曼上将。刘伯承一来到这座学院，赫然入目的是一条大标语：“一切战术要适合一定的历史时代，如果新的武器出现了，则军队的组织形式与指挥也要随之改变。”这对他的军事思想有深刻的影响。伏龙芝军事学院中国班共6人，与刘伯承同学的有左权、屈武、陈其科、黄涤洪、刘云等。当时6个人都是共产党员，成立一个支部，刘云为支部书记。开设的课程主要有战略、战史（第一次世界大战史、苏联内战史）、军事地理、俄文等。刘伯承学习军事理论，善于和实践结合起来学。每学一门课，他都认真联系过去参加过的战斗，从中总结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因此，无论是课堂提问、图上作业或野外演习，他都表现出比别的同学学得扎实，理解得深。紧张的学习生活之余，同学们喜欢看电影，或听听音乐。有一次刘伯承和大家一起看电影，电影的名字是《红色银花》，描写中国人愚昧落后、懦弱麻木。衣衫褴褛、面黄饥瘦的中国人，心甘情愿地跪在地上欢迎侵入新疆的俄国人。这个电影大大刺疼了刘伯承的民族自尊心，当场他就指出：这是对中国人的侮辱。校方再一次批评他有“民族主义情绪”。他深切感到弱国之民无地位，勉励自己更加努力学习，为改变祖国落后、屈辱的命运而奋斗。以后，组织看电影或其他活动，他都不去了，一个人坐在宿舍里看书。 同学们叫他，他说：“来这里学习，机会很难得，要争取时间多学点东西。 党随时部可能叫我们回去参加战斗，那时就没有这么安定的环境和时间了。” 刘伯承在苏联学习期间，非常关心国内的政治形势。1929年春的一天，国内来人向在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的人介绍了湘赣革命根据地的斗争情况，刘伯承听了感到很受鼓舞。他对同学屈武说，中国的武装斗争已经有了一个好的局面，尽管困难很多，但前途是光明的。我真想现在就回国，上井冈山和毛泽东、朱德同志去一起战斗。他一再向屈武强调：“中国革命同苏联情况不一样，中国一定要依靠农民，武装农民；否则，中国革命是不会成功的。” 第五章从白区到根据地 第一节长江局军委书记 1930年，中国共产党已从大革命的失败中恢复过来。红军发展到10万人（7万支枪），建立了包括赣南、闽西、湘赣、湘鄂赣、闽浙赣、鄂豫皖、洪湖、左右江、陕甘、琼崖等十几块革命根据地，在300多个县建立了红色政权，深入进行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 这年5月，蒋介石同冯玉祥、阎锡山之间发生了大规模的军阀战争。战线东起山东，西至襄樊，南迄长沙，绵延数千里。三方投入兵力共100多万，历时7个月。这场军阀战争，严重地削弱了反革命势力，为革命势力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以李立三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夸大了革命的主观力量，对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混乱、动摇，作了不适当的估计，致使党内原就存在的“左”倾思想有了新的发展。6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李立三的主持下，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形成了以冒险主义为特征的“立三路线”。 在这样的形势下，刘伯承离苏回国，于8月初到了上海，立即被委任为中共中央军委参谋长，参与策划全国的武装暴动。 7月底，红军第一次打长沙取得了胜利。红三军团乘国民党军中央军和桂系对战湘南衡阳、宝庆地区，长沙空虚的有利时机，集中优势兵力，一举攻克长沙。但在由湘桂边境回师的国民党军何键部主力的反扑下，红三军团被迫仓猝转移，遭到较大损失。 虽然长沙得而复失，8月5日又被何键夺回，但红军打下象长沙这样的大城市毕竟是第一次。这一胜利冲昏了李立三等中共中央领导人的头脑，他们制定了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总暴动和集中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命令许多大城市立即组织总同盟罢工和武装起义。8月3日，决定组织武汉、南京暴动与上海总同盟罢工，建立全国苏维埃政权，把进攻的重点放到东部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区域。事先他们征求了刘伯承的意见。 刘伯承刚回到国内，对根据地的力量和白区工作的基础还没有深入的了解，但根据沪顺起义和南昌起义失败的教训，以及中共六大关于争取群众，团结积聚革命力量，作好武装起义准备的方针，他对这种冒险主义的做法是有疑虑的。然而，这是他切次进入中共中央决策机关工作，坚强的组织纪律观念不允许他作出公开反对的表示。他没有在全局上对李立三等提出反对意见，但提醒他们目前进攻的重点不应指向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区域，而应向国民党统治比较薄弱的北方发展；并指出南京暴动如果成功，据提供的力量计算，仅“可以固守一个月”。 李立三军事上不在行，他需要利用刘伯承这样的军事专家来为他的冒险主义方针壮大声势。因此，他抓住刘伯承的意见大加发挥。在8月3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先是搬出刘伯承向北发展的意见，提出要用6个军向北进攻，组织发动郑州、开封、北平、天津等大城市的暴动，消灭正与蒋介石混战的冯玉祥和阎锡山的力量，接着又借刘伯承说过的如南京暴动成功可守一个月的话，竟推断出“我们无疑的可以在这一月中发动全国几千万、几万万群众起来拥护南京苏维埃，与帝国主义、国民党决胜负”。 1930年8月，共产国际先后派周恩来和瞿秋白回国，纠正李立三的“左”倾冒险错误。周思来、瞿秋白决定停止执行南京、武汉暴动计划.但对于第二次打长沙的计划并未停止执行，而是认为应缩短战线，集中兵力，保证二打长沙的胜利。这就没有从根本上纠正立三路线，而只是部分地纠正了李立三制定的”左”倾冒险计划。 刘伯承对周恩来素来敬重，通过参加会议和单独交谈之后，深为周恩来的意见所折服，进一步认识到立三主张之非计。这时，中共中央领导的重心逐渐转移到瞿秋白和周恩来身上。周恩来任政治局常委兼军委书记，首先在实际工作中纠正立三路线，以减少损失。他代表中共中央派遣刘伯承去长江局任军委书记，贯彻国际指示，停止执行武汉暴动计划。 长江局是8月1日刚成立的。管辖的范围是湖北、湖南、江西、河南、四川5剩中央通告有关方面：“湘鄂赣川的红军及士兵运动过去为中央军委长江办事处指挥者，今后统归长江局军事委员会指挥，各前委、各军委、师委等今后与长江局军委建立直接关系。”刘伯承去长江局，担负着扭转领导机关的“左”倾和停止执行冒险计划的使命。 8月30日，刘伯承穿灰绸长衫，戴墨镜，手执纸扇，装成大学教授的模样前往武汉，9月2日平安到达。长江局于当天夜里在汉口中山中路一个药房的楼上召开主席团会议。会议由长江局书记项英主持，主席团其他成员关向应、任弼时、顾作霖都到了会。首先由刘伯承传达中共中央指示。他说，在湘鄂赣豫4省，敌人的武力还没有完全解体，还有力量可以暂时镇压某些城市尤其是武汉的革命力量，而我们主要部分的红军与赤卫队的力量还未完全集中指挥与行动一致，武汉的工人群众大多数还未发动与争取过来，工人组织的主力部分也还未建立起来，尤其是武汉共产党的力量还很薄弱，全市党员才150余人，领导还很散漫与隔膜。在这样的条件下，武汉还不能暴动，武汉还不是暴动的前夜。第一步应当是争取长沙、岳州的胜利。我们现时的一切工作布置，应直接间接地帮助这一中心步骤达到目的，不容许我们分散主要力量向着四面八方发展，减弱长沙、岳州胜利的可能。中央认为项英主张在何键主力未瓦解前便分散军力向湘赣两方发展，是不妥的。刘伯承委婉陈述了中共中央指示的主旨后，接着详细地谈了具体的军事行动计划。中心意思是围绕着红一、三军团二打长沙，湘、鄂、赣3省的红军部队应向当面之敌发动攻势和积极截断铁路线，牵制敌军调动，以保证红军主力一、三军团攻占长沙、岳州及株（洲）萍（乡）铁路。最后，他强调指出：“必须多着重于三省的配合布置，特别是抓着中心，抓着敌人的弱点来加强工作，以建立与巩固苏维埃根据地，集中与加强红军的领导，广大的发动农民暴动，向着中心城市发展这一方面多用力，以推动与影响城市工作，以争取武汉的胜利。”刘伯承发言完毕，与会人员进行了讨论，表示接受中共中央的指示，按中共中央的指示改变和调整各方面的部署。有人提出：一、三军团加拿下长沙，是否接着打武汉或南昌，实现“会帅武汉，饮马长江”的计划？刘伯承力主持重，答以“要看当时情形来定”。 中共中央和长江局的指示传达到红军一、三军团前，两个部队的领导准备再打长沙，认为上次三军团靠自身力量都能攻取长沙，现在是两个军团并肩作战，若鸟张两翼，车行两轮，打下长沙更是不成问题。为了加强作战的领导，8月23日，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合编为红一方面军，同时组成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朱德任方面军总司令，毛泽东任方面军总政治委员和总前委书记。方面军兵力达到了万余人。29日，红一方面军进抵长沙近郊，准备攻城。 经过侦察，发现长沙守敌较多，又抢修了坚固的工事。毛泽东、朱德等决定不作盲目强攻，而采劝诱歼敌军于其工事之外，然后乘胜利攻入长沙”的战法，在城郊待机。但敌军也采取持重不出的方针，仅以小部队出击，主力始终没有脱离坚固阵地。红一方面军组织了两次攻城，均未奏效。这时，中共中央和长江局关于当前军事行动的计划传到了红一方军。总前委权衡再三，认为根据当面敌情不适宜强攻长沙，于是决定，于9月12日撤长沙之围，转向株洲、醴陵、萍乡、攸县地区，寻机歼敌。这就避免了强攻中心城市可能遭受的损失。 9月24日至28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了扩大的六届三中全会。会议纠正了李立三对于中国革命形势的“左”倾估计，决定停止组织全国总暴动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从而结束了作为立三路线主要特征的那些错误。但由于以毛泽东为代表摸索开创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还没有为全党所认识和接受，对“左”倾路线不可能彻底地认识和纠正。 刘伯承在川军中历事经年，又曾于南昌起义前夕在武汉公开活动，驻鄂川军有许多人认识他，武汉军界也有许多人跟他见过面，这给他在长江局开展秘密工作带来了极大的困难。项英、任弼时等非常关心刘伯承的安全，不允许他外出活动，只在住处运筹策划。后因出了叛徒，汉口、汉阳、武昌3个区委机关都遭到程度不同的破坏，工作人员不断被捕牺牲。12月17日，中共中央决定长江局工作人员撤退转移，只留少数人员坚持武汉工作。因此，刘伯承于年底回到上海中共中央军委机关。 上海愚园路的一幢二层小楼里，迁来了“林直木教授”一家，这位林教授就是刘伯承。同他一起生活的有他的新婚妻子吴景春、岳母和妻弟。军委工作人员朱瑞也住在这里。吴景春一家三口新从四川万县来上海，没有三亲六故来往，这是很符合秘密工作规定的。吴老太太是个虔诚的佛教徒，经常烧香念经，弄得家里香烟缭绕。在外界看来，这样一户人家，断不会是共产党。别说外界人，就连吴景春，当时也不知道自己的丈夫是共产党员。刘伯承就这样开始了在上海的地下工作。 一天，交通员黄杰穿着花旗袍，打扮成走亲戚的阔小姐模样，提着一筒藏有文件的茶叶来访。抬头一看，系在二楼窗户上的一根红绳子没有了，这表示里面出了问题。黄杰在附近反复观察，虽看不出异常动静，但根据秘密工作纪律，终不敢贸然进入，于是转回成都路军委机关，向军委书记周恩来汇报。周恩来说：“伯承那里没出问题嘛，警号怎么会撤了呢？”正说着，刘伯承来了，周恩来对黄杰说：“你看，他不是来了吗？”黄杰忙问刘伯承：“你家警号呢？”刘伯承问清情由，哈哈大笑，说：“我买了只活鸡，准是吴景春把窗户上那根红绳子解下来拴鸡了，以后我告诉她注意。” 当时中共党内把刘伯承看作是无产阶级的孙武。各省来汇报请示军事工作，多由周恩来与刘伯承一起接谈，有时由刘伯承单独接谈。为培养干部，在周恩来的提议和支持下，还办过半月至一月的短期训练班，参加的多为省委、特委的负责人，由周恩来讲苏维埃运动、土地革命、兵运工作，刘伯承讲暴动方略、游击战、运动战。仕弼时、关向应、贺昌等都参加过这样的训练班。刘伯承除协助周恩来处理中央军委日常工作外，还用很大精力翻译《苏军步兵战斗条令》。同时，傅钟翻译了一本《苏军政治工作条例》，党必刚翻译了《游击队怎样动作？》，这几本书都是由周恩来主持，刘伯承、聂荣臻、傅钟参加，字斟句酌地定稿。后来带到苏区刊印，对红军的早期建设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第二节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 1932年1月，刘伯承在中共交通员刘筱圃的护送下，由上海经香港、汕头、潮州、大埔（旧县城茶阳）、埔北（青溪）、永定陶坑，来到了中央革命根据地的首府——瑞金。 一天，在叶坪一座简陋的房楼上，毛泽东邀集刘伯承、何长工谈话。何长工是红军学校代理校长。第二十六路军在宁都起义后，组建红五军团，中共苏区中央局决定调何长工到五军团工作，由刘伯承接任红军学校校长兼政委。毛泽东代表中央局分配他们的工作。毛泽东诙谐地对何长工说：”你的工作需要变化一下，宁都起义的部队相信日本士官生、留洋生和保定、黄埔二期的人。因此，我们要搞些假洋鬼子去，否则压不住台。肖劲光去当五军团政委，刘伯坚去当政治部主任，黄火青、左权去十四、十五军当政委，你到十三军当政委。”这时，刘伯承插话说：“毛主席叫我接你的红校工作。 我从上海刚到这里不久，对红军的情况还了解不多。”这是刘伯承与何长工初次见面，少不了各叙仰慕之情。刘伯承说：“1930年7月，我和左权在苏联学习时，听共产国际的老头们说，你们打开了长沙。英国记者报道说，红军是一支有组织、有文化、战斗力强的部队。”何长工向刘伯承介绍了红校的现状，交代了工作。毛泽东对办好红校非常重视，他说：“新旧军阀很懂得有权必有军，有军必有校这个道理。蒋介石中央军的构成有几个系统：一是保定系，如陈诚；一是日本士官系，如汤恩伯等；一是他的黄埔系，如胡宗南等。张作霖在东北，蔡锷在云南，程潜在湖南，都抓讲武堂。我们要把红校办成‘红埔’，要镀这个红点子，把红校办成培养干部的基地。”刘伯承表示不辜负党的重托，一定尽力把红校办好。 红军学校校部在瑞金城里谢氏祠堂，各学生连住城南校舍。刘伯承主持的红校第二期于2月1日开学。政治部主任是周以栗，邓萍主持训练工作，有15名专职教员。学校教职学员1330人，其中学员783人，分三个科：步兵科，编三个连，第一连连长龙云，指导员张华；第二连连长彭绍辉，指导员石衡中；第三连连长粟裕，指导员刘西平。政治科一个连，连长郭耀山，指导员伍修权。特科三个连，即机枪连、工兵连、炮兵连。 在教育方针上，汲取了第一学期成功的经验，强调一切从红军的实际情况出发，反对本本主义。这些宝贵的思想，保存在1932年5月25日经刘伯承指导写成的红军学校给中央的工作报告中。报告中强调：“不能够本本主义全套应用苏联红军的战斗条令和其他军事教程。而反动军队的典范和教程，则更不必说了。”尽管教员少，教员的科学知识、军事理论和作战经验浅弱，又缺乏参考书，刘伯承还是尽可能提高教学质量。他把教员组织起来，亲白领导编写了一批教材。他对教员们说，编写战术教材的根据，是“目前红军的编制，现在的火器装备，红军作战的对象，文化程度，地理条件以及在发挥数年来游击动作中得到的宝贵的经验。”教员们编写出教材初稿，他亲自修改审定。为了不耽误上课使用，他经常加班加点。夜深了，在简陋的校长办公室里，一灯如豆，他坐在桌前，时而圈圈点点，时而奋笔疾书。人们看到他这种工作精神，无不为之感动。在他的带动下，教员和工作人员们都更加勤奋了。在不长的时间里，编写了《步兵教程》、《炮兵教程》、《坑道教程》、《防敌进攻战斗要领》、《夜间战斗》、《迫击炮讲义》、《机关枪班排战斗》、《排教程述要》、《劈刺教范》、《兵器摘要》、《爆破摘要》等。仅3月份就装订出版军事教材9种，计6249册。 入学的红军干部大多文化很低，据当时统计，不识字的有百分之三十以上，少识字的有百分之四十以上，能写简单书信帐目的不过百分之二十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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