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龙传-19

同时，要认真研究改进用于高原地带的被服、装具、炊事用具和主副食供应 办法，做到轻便坚固，经济适用，重量轻、质量高。”7 月底贺龙再次召开军委常委会，研究东南沿海和中印边境形势。大家 认为，由于我们在东南沿海地区加强了战备，使美国与台湾蒋介石之间，以及国民党内部的矛盾扩大了。在这种情况下，由国民党军队单独搞大、中规 模的进犯虽然不能完全排除，但至少被推迟了。因此，会议决定，调整东南方向的军事部署；中印边境地区则要进一步采取措施，作好应付突然事变的 准备。在东南沿海，由于中共中央作出了正确的决策，蒋介石被迫放弃了军事 冒险计划，取得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但是，中印边境地区的形势却愈 发紧张了。6月份，印度军队在中印边界东段越过非法的“麦克马洪线”， 侵入西藏山南的扯冬地区。至 8 月底，印军在东段“麦克马洪线”以北中国 境内设立了 9个据点，在中印边界西段的中国境内设立了 43 个据点。9 月 20日，印军向择绕桥的中国边防哨所射击，制造了流血事件，中印边境形势进 一步恶化。贺龙在 9 月底召开军委常委会议，再次研究中印边境斗争的最新情况和边防部队的战备工作。10 月 20 日，印度军队在中印边界东、西段同时发起全面进攻。中央军 委立即命令西藏和新疆的边防部队进行自卫反击。对印自卫反击作战的第三 天（23日），贺龙和聂荣臻召开军委常委会议，讨论中印边境作战问题。大 家根据两天的战况和中共中央关于下一步政治和军事斗争的部署，研究了作战方案，对解决部队的后勤保障（特别是运输补给），加强战地政治工作和 群众纪律等也提出了具体要求，作了安排。自卫反击作战开始后，贺龙的心也飞到了前方。他像过去战争年代一样， 在办公室里挂上了中印边境地区的大比例尺地图，标示出双方的态势及变化情况，以便于根据战局变化，通过总参谋部对作战部队下达指示。至 28 日，中国边防部队在东段驱逐了侵入克节朗、达旺地区的印军；在 西段清除了印军在中国境内设置的百分之八十六的据点，取得了自卫反击战第一阶段的胜利。中国政府于 10 月 24 日发表声明，提出停止冲突，重开谈 判，和平解决中印边境问题的三项建议。为了表明中国方面的诚意，中国边防部队于 28 日停止战斗行动。但印度政府再次拒绝了中国的建议，并于 11 月 4 日宣布成立“国防会议”和”国防生产部”，扩大军火生产，在全国进行战争动员，中印边境地区印军总兵力由 2.2 万人增至 3 万人，准备进一步 扩大边境武装冲突。根据上述情况， 11 月上旬军委常委开会，贺龙、聂荣臻、刘伯承、徐 向前等对下一步作战的兵力使用、组织指挥、战前准备、后勤保障以及作战中可能出现的情况和对策，进行研究，作了具体指示，从而保证了边防部队 从 11 月 16 日至 21 日第二阶段自卫反击作战的胜利。从 22日零时起，中国 边防部队奉命在中印边境全线主动停火，自卫反击作战胜利结束。国民党军队在 1962 年进犯大陆的阴谋被粉碎后，不甘心失败，便变换方 式，由空中、海上派遣小股武装，对南起广东，北至山东的沿海地区，进行渗透袭扰。为了粉碎这种袭扰破坏，经中共中央军委批准，1963 年 2 月 11 日至 3 月 12 日，解放军三总部在福州召开了岛屿战备工作业务会议。这是一次保证中央军委战略方针和全军作战计划落实的重要会议，贺龙 十分重视。4 月上旬，他主持军委常委会议，专门听取了杨成武副总参谋长关于会议情况的汇报。贺龙认为，中国的海岸线很长，岛屿多，海防任务繁 重。要做好海防战备工作，党的领导最重要，要突出强调党的领导；要迅速解决守岛部队的统一领导、统一指挥问题，加强各大岛上的军队干部；各岛 都要把民兵工作搞好，进行人民战争，只靠几个军不行。他还提出：要加强对岛屿的建设。岛上的部队应该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生产队。要生产 粮食，解决水源，修路绿化。大的岛屿如海南岛，还要能造子弹、手榴弹等。只有把岛屿建设好，才能长期坚守，独立作战。船只太少的问题也要解决。 船只要轻巧，速度快，能抗风，既能用于交通运输，又能用于作战。 杨成武汇报时提出，这次会议没有研究 1950 年解放金门岛失利的战例。贺龙说：“为什么不能研究？那是经验教训。不能因为 某些人看法不一致就不研究。不要爱面子，我们要的是‘里子’。应该总结起来研究一下，作为教训来接受，以后还有可能打岛子，应该好好研究过去的经验教训。”1962 年以后，新疆的边境也不安定。1963 年 9 月 27 日，毛泽东在 中南海颐年堂召开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研究了新疆问题。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提出：“林彪同志长期生病，身体不好，我建议由 贺龙同志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与会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一致同意。“兵是练出来的”1963 年 12 月下旬，叶剑英到南京军区参加推广“郭兴福教学 方法”①现场会以后，向中共中央军委报告，建议在全军推广。贺龙同意叶剑英的建议。1964 年 1 月 3 日，中央军委转发了叶剑英 的报告，号召全军立即行动起来，掀起一个学习郭兴福教学方法的运动。此后，全军推广郭兴福教学方法的群众性练兵运动蓬勃 地开展起来。2 月 5 日，南国羊城春意盎然。这天，贺龙、聂荣臻、徐向前、 叶剑英 4 位元帅和总参谋长罗瑞卿等军委领导人，在中共中央中南局和广州军区领导人的陪同下，接见了该军区学习郭兴福教学方法评 比现场会议的全体代表。在接见时，贺龙说：“兵是练出来的。过去战争时期，我们就很重视练 兵。如果发 100 发子弹给一个新兵，就得用 50 发训练他打枪。表面上看，这样划不来，用 100 发子弹去打敌人不是更好吗？可是，没有经过训练的战士，100 发子弹不一定能打中一个敌人。相反，一个经过训练的战士， 50 发子 弹可能打中 50 个敌人。”罗瑞卿问一个叫袁春阳的炮连班长：“表演时，为什么最后一发没有命 中？”袁春阳答道：“炮筒打热了，影响命中率。”贺龙说：“恐怕是紧张了吧！如果元帅们、将军们来一看就影响命中率，打起仗来怎么办呀！”“我 们不怕敌人。”袁春阳坚定地回答。贺龙赞许地点点头说：“好啊！脑子里要经常装个敌情，任谁来看，心里也不紧张，也不影响成绩。”1964 年，贺龙以极大的热情同军委其他领导人一道，全力推广郭兴福教 学方法，推动全军群众性练兵运动的开展。他亲自抓北京军区，4 至 6 月间， 先后7 次到北京军区视察。4 月 7 日，贺龙首次观看了北京军区在推广郭兴福教学方法中涌现出来 的”尖子”分队的表演。他说：部队平时不打仗，要训练好才有战斗力。苦练才能出精兵。各部队要认真推广郭兴福教学方法，要把这些“尖子”的经 验普及全军。应该把每个战士都练成这个样子，全团、全师、全军都练成这样，人人过得硬，就能大大提高部队的战斗力，就能打胜仗。他还强调：搞 好部队训练，先要抓好干部训练，干部训练不好，战士就训练不好。为了进一步掀起群众性的练兵热潮，4 月中旬，中共中央军委决定在全 军进行一次全面的军事训练“比武”，并成立了全军军训比武筹备委员会。4月下旬，总参谋部主管军事训练的张宗逊副总长向贺龙汇报了“比武”计划 及所需经费、器材和弹药等。贺龙同意了这个计划。于是，“比武”的准备工作在全军展开。北京军区为选拔参加全军“比武”的代表队，5 月中旬，在天津杨村召 开训练现场会，组织各部队“尖子”分队表演。贺龙用了两天时间，观看“尖子”分队白天和夜间的几十个课目的表演。在观看表演期间，他对在场的各① “郭兴福教学方法”是南京军区某团二连的副连长郭兴福在上级帮助下总结出来的。其主要特点是：1.善于在教学中抓活思想，发扬军事民主；2.把练技术、练战术、练思想、练作风紧密结合起来；3.采取由简到繁，由分到合，情况诱导，正误对比的方法；4.把言传与身教、苦练与巧练结合起来；5.严格要求，一丝不 苟，谆谆善诱，耐心说服。级领导人说：训练为了打仗，所以训练首先是个政治问题。不仅军训部门要 抓，作战部门、通讯部门也要抓；不仅司令部要抓，政治部、后勤部也要抓。只有这样，训练才能搞好。所以，这种表演，总政、总后也要看看，因为这 不光是训练问题，还是一项很大的政治工作。做好政治工作，是各级干部、各级机关的首要任务。行军有行军的政治工作，作战有作战的政治工作，政 治工作做好了，其他就好办了。在表演时，贺龙看到神枪手、神炮手百发百中，技术能手个个身手不凡， 不由得兴奋地鼓起掌来，不住地叫道：“打得好！”“好极了！”他说：“把兵都练得这么好，有这样的本领，不消灭敌人才怪呢！”每个分队表演之后，贺龙都要接见。他{ewc MVIMAGE,MVIMAGE, !12300540_0592_1.bmp}亲切地拉着战土们的手，拍拍他们的肩膀，夸奖他们“功夫过硬，是毛主席 的好战士”，勉励大家戒骄戒躁，继续努力。贺龙还对陪同观看表演的军区各级干部讲：“目前，摆在你们各级领导人和司、政、后机关面前的，是要 研究怎样普及训练经验。一方面要推广郭兴福教学方法，另一方面要找出你们自己的郭兴福，把你们自己的东西总结出来。培养典型很重要，运用典型 推动工作更重要。如果把‘尖子’经验总结出来，推广出去，把部队都练成这样，还得了啊！”“每个干部，尤其是军、师、团的领导干部，要好好学 习毛主席军事著作，特别是‘十大军事原则’。在历次革命战争中，我军所以能战胜国内外强大的敌人，就是因为贯彻了毛主席军事思想，贯彻了‘十 大军事原则’。在学习的时候，要钻进去，学深学透，融会贯通，才能灵活运用。”他颇有感慨他说：“现在的兵真好，这样聪明，又有文化，服从命 令，遵守纪律，那一个国家也没有这样好的兵。”贺龙觉得这样的表演，应该让中央的领导人也来看看。于是，他向周恩 来作了汇报，建议中央领导人抽空去看看部队的军事表演。周恩来愉快地接 受了贺龙的建议。5 月 20 日中午，周恩来、彭真、陈毅在贺龙、罗瑞卿、杨勇的陪同下， 来到天津杨村靶场，观看轻武器射击、打坦克、汽车过钢轨桥、“夜老虎连”训练、构筑防御工事等等白天和夜间课目的表演。周恩来看完表演，兴奋地对杨勇说：“你们的表演很好，我看了很高兴。 练兵就是这样的练法。”“把兵都练成这个样子，把民兵也练好，那就什么敌人也奈何不了我们。”21 日上午，贺龙返回北京后，给林彪写了一封信，向他报告北京军区“尖 子”分队表演的情况。但是，没有得到回音。然而，毛泽东的态度却迥然不同。当贺龙向他汇报了推广郭兴福教学方法后掀起的练兵热潮，以及北京军 区“尖子”分队的表演情况以后，引起了毛泽东很大的兴趣。6 月初，毛泽东在一份反映比武情况的简报上批道：“此等好事，能不能让我也看看。” 这份简报很快转到贺龙那里。他立即给正在济南军区看比武的罗瑞卿和张宗逊打电话，向他们通报了毛泽东批示的内容，请他们考虑怎样安排？罗瑞卿 同张宗逊商量后，建议调济南军区和北京军区的“尖子”分队到北京，向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作汇报表演。贺龙同意他们的意见，并让通知这两个军区 做好准备。6 月 15 日和 16 日，在贺龙和罗瑞卿等人的周密组织下，北京和济南军 区的“尖子”分队和参加表演的民兵，分别在北京西山、阳坊和十三陵，向中央领导人作了汇报表演。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等①所有在北京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兴致勃勃地观看了表演。毛泽东、刘少奇、 周恩来等对表演{ewc MVIMAGE,MVIMAGE,!12300540_0594_1.bmp}分队和参加 表演的民兵高超的技术，过硬的功夫，给了高度评价和赞扬。在看完射击表演以后，毛泽东满面笑容地对贺龙说：“不错么！”贺龙 答道：“因为主席来看，有的战士太紧张了。我看的时候，半自动步枪、冲锋枪，好多都是百发百中。”毛泽东说：“紧张了还是不错，要注意多 搞夜战，搞近战。”贺龙告诉他：“今天晚上，主席可以看看他们‘夜老虎连’的表演。”毛泽东问：“什么叫‘夜老虎连’？”贺龙说：“就是专搞 夜间训练的连队，现在他们每个团都有这样的连队。”毛泽东听后高兴他说：“好，就是要搞夜战，搞近战，训练部队晚上行军，晚上打仗。” 在观看表演的过程中，毛泽东指出：“军队无非要学会两个东西，一个是会打，一个是会走。会打，会走，军队都要学会。”“要从困难着想。什 么问题从困难着想就不怕，不妨把它多想一点，想尽。”“要多练习，要注意普及。”“练武还要练文，注意学习文化。”表演完毕后，毛泽东在十三 陵召开会议。他对前来参观表演的各省、市、自治区的领导人说：“你们不能光议政，不议军啊！”他 要求地方党委注意抓军事工作。17 日下午，贺龙召开军委常委会议，决定将毛泽东的指示， 由总政副主任刘志坚立即向驻京机关高级干部传达；由军委办公厅主任肖向荣向未到会的军委常委传达。 毛泽东在看过北京和济南军区部队的表演后，对部队的训练“尖子”十分欣赏，亲自找贺龙谈了几次，指示要在全军推广“尖子” 的经验。毛泽东还特别强调要普及“夜老虎连”。他指出：“过去上地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白天是敌人的，晚上是我们的， 抗美援朝战争也是这样。今后战争，我们还是要在晚上和敌人打。‘夜老虎连’要普及，现在可以一个营先搞一个连，将来要使全军都成为‘夜老虎’， 这样，打起仗来，天下就是我们的了。”贺龙向张宗逊布置工作说：“我己向毛主席说了，两三年可以把‘尖子’ 经验在全军普遍推广。我是根据部队的训练情况和士兵服役年限考虑的。今年全军推广郭兴福教学法，出现了一批‘尖子’，我们要抓住‘尖子’不放。 各级领导要亲自抓，严格督促，定期检查。普及工作要造成声势，要雷厉风行，要像今年推广郭兴福教学法和搞游泳训练一样抓好普及工作，一定要很 快搞出成绩来。”贺龙特别注意纠正在军事训练和比武中的形式主义和弄虚作假现象。6 月中旬，他看到总参军训部《军训简报》第 4 号上，一篇题为《练为了战，还是为了看》的文章，揭露有些部队训练中有拼凑“尖子”和种种弄虚作假 现象，还指出训练是为了打仗，不是为了好看，不能搞形式主义。贺龙认为这个情况反映得很及时，意见很正确。24 日，他对北京军区的领导人说：“从 杨村到北京进行了几次大的表演。毛主席、刘主席等许多党和国家领导人都① 参加观看表演的党和国家领导人还有董必武、彭真、贺龙、陈毅、李先念、李并泉、谭震林、乌兰夫、陆定一、薄一波、罗瑞卿、康生、李雪峰、刘澜涛、杨尚昆、聂荣臻等，和正在北京出席中央工作会议的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各群众团体的领导人，以及中国人民解放军各总部、各军 兵种领导人。看了，这是对大家的鼓舞和鞭策。今后应当把兵练好，从实战需要出发，都 练出过硬的本领。训练不能搞形式主义，要培养出更多的自己的郭兴福。”8 至 10 月间，贺龙同陈毅，叶剑英、罗瑞卿等在北京、青岛和济南等地， 先后观看了工程兵、炮兵、空军、海军的“尖子”分队和山东省民兵的军事训练表演。在观看工程兵表演时，贺龙再次强调：要做好“尖子”经验的推 广工作，同时，从上到下都要注意反对弄虚作假。他说：“现在各军区‘尖子’都不少，要注意保持各自的特点，注意总结经验，写出材料来。主席看 北京和济南部队的‘尖子’表演时，最欣赏‘夜老虎连’的 3000 米越野竞走。‘夜老虎连’每个营搞 1 个，每个团搞 3 个。就是要搞夜战、近战， 200 米过硬能打，会走。总参谋部一定要抓紧‘尖子’普及工作，要搞个规划，要快搞。普及一定要实事求是，训练是为了打仗的，不能弄虚作假。一 些材料说，在‘比武’后选拔‘尖子’中都有调人换枪，冒名顶替，代替操作，熏准星缺口，打不好不算等等作弊情况，名堂多着哩！”“全国都学解 放军，可是解放军自己弄虚作假，怎么让人家学！三总部要带头反这个东西，部队也要反。”贺龙在青岛{ewc MVIMAGE,MVIMAGE, !12300540_0597_1.bmp}观看北海舰队汇报表演时又强调：要从难、从严、从实战情况出发训练部队。他说：“打 仗时敌人就是选坏天气来，我们平时也要选坏天气练。在七、八级的大风浪中练过硬功夫。在训练中要走群众路线，发挥群众的力量和智慧。有些技术 要经常用，只有平时用好了，战时才能更熟练。”正当贺龙遵照毛泽东的指示，组织全军推广“尖子”经验的时候，林彪 派他的老婆叶群带了一个 10 余人的工作组，到广州军区三七九团蹲点，假调查研究之名，搜集大比武的“罪证”。这个工作组在该团蹲了 1 个来月，先 后给总政党委和林彪等军委领导人写了 4 个调查报告。在一份题为《对三七九团一连 3 个“尖子”班情况调查》的材料中，夸张而蛊惑人心地列举了移 苗并丘，拼凑“尖子”；重军事技术，轻政治思想；追求锦标，弄虚作假；歪风邪气，庸俗下流；管理简单粗暴，影响内外团结等 10 个问题。在大比武 中，出现某些问题并不奇怪，而且贺龙和罗瑞卿在半年前就已发现并着手纠 正了。从6 月份起，贺龙就三令五申，要求坚决反对拼凑“尖子”和其他种 种弄虚作假现象；反复告诫必须是练为战，不是练为看，要练过硬的真功夫。半年来，这些问题有的已经纠正，有的正在纠正。叶群等把它重新提出来， 并非是为了改正推广训练“尖子”经验中的缺点，分明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叶群在另一份《关于军事训练问题》的报告中说：“今年的军事训练不够正 常，它打破了正常的生活秩序，四个第一受到冲击，败坏了部队的作风。许多干部战士整天忙于扣眼（射击）、扣米（投弹），扣一、二、三（单双杠）、 扣一条线（队列），很少关心世界大事、国家大事、党的大事”最后，她危言耸听他说：“长此以往，部队培养出来的将是没有政治头脑的‘木头 兵’，‘木头官’，而不可能是红色的接班人”。从此以后，便有人散布流言蜚语，说什么“尖子”表演很多是假的，十三陵军事表演是欺骗毛主席等 等。林彪派叶群下去“调查”，是有其不可告人的目的。1960 年底，林彪推 行他那一套极左的“政治思想”，并用所谓的“政治思想”来“冲击其他”，“代替一切”。贺龙、罗瑞卿等军委其他领导人大力倡导推广郭兴福教学法， 在全军展开“比武”活动，掀起群众性的练兵热潮，显然和林彪的那套“政治思想”大相径庭，而且得到了毛泽东的赞扬。这使林彪十分恼火。他要用 所谓的“突出政治”，把这场群众性的练兵运动压下去。所以，当林彪看到叶群搜集来的这些材料，听到种种流言以后，如获至宝。一面把总政一位领 导人找去，对他说，去年军事训练时间过多，训练中出现了一些不适当的做法，影响了“四个第一”，要他给张宗逊传话，让张作自我批评，还让他的 办公室工作人员给总参打电话，说大比武冲击了政治，方向出了偏差；一面在《解放军报》1965 年元旦社论的讨论稿中，给 1964 年的军事训练罗织了 一大堆罪名。林彪的上述做法，矛头显然是对着贺龙、叶剑英、罗瑞卿等人的。然而， 贺龙他们认为中央军委的做法是正确的。他们光明磊落，但然处之。经中共中央军委批准， 1965 年 1 月上旬，召开了军委办公会议第八次 扩大会，总结 1964 年的工作，讨论 1965年的工作纲要。会议由军委秘书长 罗瑞卿主持，各总部、各大军区、各军兵种领导人参加。会前，将叶群等人 的调查报告，作为会议文件，印发给了大家。在总结 1964 年工作，特别是讨论如何评价军事训练时，有个别人指责 说，大比武是单纯军事观点，“冲击了政治”。大多数与会者看了叶群的调查报告，又听了这种言论，都认为，这种以偏概全，抓住一点，不及其余， 抹杀甚至全盘否定 1964 年军事训练成绩的观点是不对的。大多数与会人员认为，在中央军委领导下，1964 年的工作成绩是巨大的，第一位的，必须肯定。 在这一年中，掀起了两个学习高潮：一是学习毛泽东著作，一是学习郭兴福教学法。推广郭兴福教学法和大比武，掀起了群众性的练兵运动，把部队广 大指战员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了，有干劲、有办法、有水平、取得了很大成绩。杨得志、杨勇等许多大军区和总部的领导人在发言时特别指出：去年我 们学习郭兴福教学法，军事训练真正打破了教条框框，技术训练达到了历史上从来未有的高度，是我军多少年来最突出、成绩最好的 1 年。有人说去北 京表演的选手是假的，三代民兵也是假的。他们打靶时 1 枪 1 个，百发百中，凡参观的人都心服口服，怎么是假的？当然，在“比武”中出现了一些缺点， 但这是前进中的毛病，不仅军事训练中有，政治工作中同样有。关键是我们采取什么态度，是指责，泼冷水，还是帮助克服，继续前进？有的当面质问 那个讲军事冲击了政治的人：“你说军事冲击了政治，什么时候冲击了政治？谁向林副主席这样报告，就是别有用心”！这次会议原来准备只开 1 天，结果开了 4 天，大家还言犹未尽。罗瑞卿 把会议的情况向林彪作了汇报，林彪听到各大军区、军兵种领导对大比武“冲击政治”的说法不满意，虚伪地表示：向你们传达的电话记录不准确。扩大的军委办公会议之后，关于军事训练冲击了政治的言论虽然暂时停 息了，但林彪并没有就此罢休，只是感到发难的时机还不成熟。1 年之后，在批判罗瑞卿和在“文化大革命”中迫害贺龙时，林彪便又把“大比武”翻 了出来，说：1964 年“贺龙搞大比武”，是单纯军事观点，“冲击了政治”，“是个大阴谋。罗瑞卿的后台就是贺龙”。林彪向贺龙开刀，已经到了不择 手段的地步！第二十章蒙难当风暴袭来的时候1965 年 12 月 6 日，贺龙突然接到通知：立即到上海去开会。 以往通知开会都同时告知会议内容，可是这次没有。前不久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加强东南沿海战备的通知，贺龙以为会议可能与此有关，临走前， 秘书问他要带什么材料，他说带上作战地图。到了上海以后，才知道会议是“要解决罗瑞卿的问题。” 贺龙与罗瑞卿，一个是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副主席，一个是军委秘书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两人不仅工作联系密切，相知也很深。贺龙绝不 相信罗瑞卿这个铁骨铮铮、对党忠心耿耿的汉子竟然会反党。贺龙联想起了不久以前发生的一件事：11 月初，军委直属机关按照林彪的安排批判军委办公厅主任肖向荣。31 日，会议将要结束时，会议主持人跑来对贺龙说：“贺总，现在正在批判肖向荣，肖的后台是罗瑞卿。”贺龙问：“根据是什么？”主持人说：“一次， 一位外国的国防部长来访，罗听说他不爱看打仗的片子，就说：‘不爱看战争片，怕见流血，还是国防部长呢？！’罗说这话，就是暗指林总，说林总 不能当国防部长。”贺 龙又问：“还有别的根据吗？”主持人说：“没有了。”贺龙说：“如果你们没有别的根据，就不要胡乱猜疑了。罗是扛大旗的，是 拥护毛主席、拥护林总的。说他反林总，这是不可能的事，你们不要往那方面去想”。但是，过了两天， 12 月 2 日，那位会议主持人又来了，一坐下 来就哭。贺龙不知他为什么要哭，不耐烦地说：“哭什么？有什么事就说嘛！”主持人说：“贺总，还是上次那件事。马上要出简报了，简报里还是要写上 肖的后台是罗瑞卿。”贺龙生气了，大声说：“我上次不是说了，你们不要往那方面去想嘛！”主持人说：“那不解决问题。我现在听你一句话，你能 不能担保罗瑞卿没有问题？”贺龙说：“我可以担保罗瑞卿不是反革命，他绝不会反党。”主持人又问：“你这话能不能传达？”贺龙斩钉截铁地说：“我既然说了，当然就可以传达！”此事刚过 6 天，中共中央就召开了这个批判罗瑞卿的会议。贺龙敏锐地 感觉到，这次会议非同寻常，有可能牵连到自己。在上海，贺龙被安排在兴国路 1 号的 1 座平房里，距刘少奇的住处不远。 会议第一天的晚上，刘少奇、王光美夫妇来访。恰好李井泉也在座。谈到这次会议时，刘少奇问贺龙：“事情真有些突然。贺老总，你是管军委日 常工作的，这件事你事先知道吗？”贺龙说：“我也是刚知道。”刘少奇又问李井泉：“你呢，事先知道吗？”李井泉说：“我也不知道。”刘少奇沉 默了一会说：“这么说，咱们大家事先都不知道喽！”第二天的会议，主要是叶群，还有林彪安排的几个人发言。开会回来， 贺龙对薛明说：“今天，叶群一个人在会上就讲了好几个钟点，中间还不断地插话。”“她说了罗瑞卿那么多坏话，有的离奇得很。你看叶群说的那些， 罗瑞卿真的会做得出来？不，不会的。我看叶群的话靠不住。”会议开始后的第四天，叶群突然来访。她说林彪很关心贺总，要她来代 为问好。过了两天，薛明回访叶群。叶群说：“1965 年 8 月 1 日《人民日报》上刊登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民主传统》一文，是林总决定用贺总名义发表 的。因为林总考虑到贺总在群众中的威望高，特别是近几年来在国防建设上有功。”“过去我多年不到你们家，是因为怕贺总骂我，我摸不透贺总的脾气。”“过去你说过我那么多坏话，只要以后不再说了，我也就既往不咎了。” 薛明说：“过去的事你我都清楚。”叶群，原名叶宜敬，又叫叶瑾。1937 年在南京时，曾在国民党电台里当 过广播员，在青年战地服务训练班与国民党教官关系暖昧，还参加过国民党三青团举办的“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讲演比赛，并向国民党 CC 系办 的壁报投稿。1942 年延安整风时，薛明出于对朋友的关心，曾劝叶群把这些事情向组织讲清楚。这是一个共产党员、革命战士应有的态度。但当时已与 林彪结了婚的叶群却为此撒起泼来。薛明无奈，只好把她拉到中共中央组织部去说理。从此，林彪和叶群一直对此事耿耿于怀。叶群在这里说的“过去 你说过我那么多坏话”，就是指的这件事。过了两天，叶群又对薛明说：“我提醒你一个问题。你们的邻居林月琴（罗荣桓元帅夫人）的弟弟是军统特务①，你们还来往那么密切，还把机密文 件给他们看。要说你们通军统，你们说不清。”薛明解释说，这是总政治部的一位负责人让送给她看的，都是一般文件，但叶群根本不予理会。薛明将她与叶群之间的谈话告诉了贺龙。贺龙说：“不能小看叶群来访。 叶群说，她对以前的事情不记恨，难道她真的是这样吗？如果她真的不记恨，还会这样念念不忘吗？”停了一会，又说：“这次会议也不那么简单，他们 是有更大目的的。”上海会议从 12 月 8 日一直开到 15 日。在 7 天的时间里，除莫须有之词 和造谣诬蔑，没有揭发出什么实质性的问题。然而，在会议结束时举行的一次中共中央军委常委会上，罗瑞卿却被免去了军委秘书长和总参谋长的职 务。这次会议以后也不让贺龙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了。{ewc MVIMAGE,MVIMAGE, !12300540_0604_1.bmp}会议结束后，贺龙与董 必武等一起到广州休息。第二年 3月，贺龙按照预定计划到成都，并视察正 在建设中的大西南钢铁基地攀枝花。这是毛泽东不久前交给他的任务。视察中，他翻高山、涉峡谷，深入工地各个角落，与工程技术人员一起研究 规划，讨论解决各种问题。他还不顾危险到正在施工的隧道深处，了解工程进度，向职工和战士问好，使全体人员受到很大鼓舞。随后，又不顾疲劳视 察了正在建设中的官村坝铁路隧道工程。待他视察完毕回到北京，已经是1966 年 4 月 9 日了。不久，一场被称为“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动乱开始了。5 月 4 日至 26 日， 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判了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等人的所谓“反党罪行”，制定了指导这场动乱的纲领性文件《五一六通知》。 而后，在 8 月 1 日至 12 日召开了八届十一中全会。毛泽东在会上发表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不指名地批评刘少奇“站在反动的资产阶 级立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同时毛泽东又写信给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对他们的“造反行动”表示“热烈的支持”。动乱局面遂由北京扩展到全国。贺龙具有坚强的党性是尽人皆知的。他对党中央、毛泽东坚信不疑，不 论在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建设时期，只要一听说是党中央的决定、毛泽东的指示，他总是坚决贯彻执行的。但是他对毛泽东发动的这场所谓的“文化 大革命”怎么也不能理解。革命一生的干部一夜之间变成了“走资派”，战功赫赫的将军成了“叛徒”、“特务”，这种历史的大颠倒，他无论如何不① 林月琴的弟弟为此被迫害致死，此冤案已于 1978 年以后彻底平反。能接受。 在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揪工作组时，有人将反对刘少奇的大字报贴到了王府井大街上。贺龙听说后着急地说：“这样做很不妥当，刘 少奇还是国家主席嘛！”“把一个国家主席弄成这样，对外影响多不好。”当时，周恩来负责解决清华大学的问题，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参加了清华大 学工作组，贺龙要薛明立即到人民大会堂去向周恩来转达他的意见说：“解决清华问题应该和北大有所不同。要照顾到团结。”薛明来到人民大会堂向周恩来说明来意。周恩来问：“这都是谁的意 见？”薛明说：“是贺龙、李井泉，还有王任重，他们在一起研究的意见。”周恩来问：“他们是这样说的吗？”薛明说：“是。”回来以后，薛明把这一切告诉了贺龙。贺龙说：“好，见到了就好。” 当时，在天安门广场开群众大会，什么人登上天安门成了政治晴雨表。人们一般可以从某个领导人是否登上天安门和站在什么位置上看出他政治地 位的变化。8 月 18 日，毛泽东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群众和红卫兵时，刘少奇、邓小平与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上了天安门，尽管他们已在党内受到了批 判。贺龙对这样的安排是满意的。回来后，听到有人说：“今天场面很大，效果也很好，就是刘少奇有点灰溜溜的。”他立即严肃地批评说：“你这个 同志是咋个搞的嘛。一个国家主席有什么灰溜溜的，你这样说是不对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后期及会后，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连续召开党的生 活会，解决所谓刘少奇、邓小平的“问题”。由于毛泽东已经点了刘少奇、邓小平的名，会议越开越不实事求是，上纲越来越高。贺龙对此很不以为然。 一次，毛泽东问贺龙：“你发言了没有？”贺龙说：“还没有发言。”毛泽东又问：“怎么不讲一讲？”贺龙把身体挺了一挺说：“报告主席，我上不了纲噢！” 不久，生活会不开了。贺龙高兴地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来看望的友人。有人问：“怎么不开了？”贺龙说：“再开下去不得了，还要上纲！” 在此期间，贺龙和肖华谈起文化大革命和怎样看待老干部问题，他说：“文化大革命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照现在这种搞法，好象是要在党内重新清 理阶级队伍。这些老干部为革命工作几十年，有的几次都差点被敌人杀头。他们是什么阶级，难道党还不清楚吗？”9 月中旬，一个被当作“叛徒”、“走资派”批判的领导干部把他的检 查稿拿给贺龙看。检查稿的最后提到要“炮打司令部”。贺龙看后说：“你为什么要提炮打司令部？难道你承认你自己是资产阶级司令部吗？”贺龙自 始至终都不认为党内存在一个什么“资产 606阶级司令部”，不认为在中共中央第一线工作的领导人是“站在资产阶 级立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更不相信那么多领导人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一天，康生碰到贺龙，问他：“你知道杨植霖这个人吗？” 贺龙说：“我知道。”康生说：“他到伪军里工作，是叛徒。”贺龙反驳说：“他不是叛徒，是组织上派他去的。”1986 年劫后余生的杨植霖在谈起此事 时说：“事实上当时贺老总已经处在非常困难的境地，还这样仗义执言，保护我们。这种为他人和党的事业不顾个人安危的高尚品格，只有经过‘文化 大革命’的人才能真正体会到他的特别可尊和可贵。”1966 年 10 月，中共中央召开了工作会议，会后开展了“扫除阻力，搬 掉绊脚石”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运动。军队院校也乱起来了，一大批外地军事院校的师生来到北京。他们与地方的“造反派”联合起来，冲击 军事要地，抢劫国家机密档案，一时间，弄得各军事机关无法工作。11 月 13日，中央军委“文革小组”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召开大会，请几位元帅出面做 工作。出席这次会议并讲话的有贺龙、陈毅、徐向前、叶剑英。在陈毅讲话之后，贺龙讲了话。他特他讲了军队院校师生在大串连中要做好样子的问题。 贺龙说：“应当发扬解放军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的作风，在串连途中积极宣传毛泽东思想，为人民群众做好事”，“应着军装，发扬三八作风，模范 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铺张浪费，不搞特殊化”，“不泄露军事机密，不携带机密文件，不携带武器”，“不个人单独行动。”他特别要求 军队院校师生“不介入、不干涉地方的文化大革命，不参加地方炮打司令部、上街游行和吵架之类的活动”。这是贺龙生前最后一次在群众大会上讲话， 也是唯一的一次在公开场合谈如何参加“文化大革命”的讲话。从“文化大革命”开始，到这次讲话，贺龙一直不相信党内存在“两个司令部”。他维 护刘少奇、邓小平的威信，反对“造反有理”。很显然，贺龙与其他几位老帅关于如何参加“文化大革命”的讲话，是与林彪、江青一伙相对立的，也 是对他们乱中夺权阴谋的揭露和批判，因此，自然遭到了他们的忌恨和反对。“告我的阴状，我不怕”林彪要打倒贺龙，还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1942 年春，贺龙到达延安担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有一次，毛泽 东同他谈到了林彪，提到在遵义会议时，林彪表面上承认毛泽东的领导，背地里却经常散布不满情绪，甚至骂娘；1938 年洛川会议时，林彪不顾全大局， 对毛泽东关于留兵保卫陕甘宁边区的建议，默不表态；抗战期间，林彪曾说与蒋介石谈判时要说些好话等等。毛泽东的这次谈话，后来被林彪知道了。 再加上 1937 年参加洛阳会议之后，在返回山西的路上，林彪曾给贺龙写过一张纸条，说蒋介石有抗战到底的决心，回部队我们可以吹吹风（这个纸条， 后来被贺龙警卫员洗衣服时泡坏了）。这些事情成了林彪的一块心病，生怕会被贺龙揭出来。全国解放以后，贺龙按照毛泽东的建军思想，强调党对军 队的绝对领导，每到一地都强调驻军应向地方党委汇报工作，要求地方党委认真抓军队；部队要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古田会议决议，把工作重 点放在基层；要练为战，不为看；要重视新式武器的研制和生产，加强国防后备力量建设。他坚持党的三大作风，深入实际，深入群众，调查研究，在 于部问题上搞“五湖四海”。在他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期间，军队各项工作都取得了很大成绩，特别是他同叶剑英、罗瑞卿一起，通过推广郭兴福教学法， 把全军的军事训练推进到一个新阶段，受到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赞扬。这些都令林彪十分不满，害怕毛泽东不断委贺龙以重任，威胁自己的地位，成 为他们阴谋夺权的一个难以逾越的障碍。在一次会议上，林彪公开表露了这一点。他说：他之所以要打倒贺龙，考虑的是“主要危险在毛主席百年以后”， 怕那时，贺龙“会放炮起哄，会闹乱子”。1959 年林彪接任国防部长以后，就在海军、空军等单位培植亲信，打击、 陷害那些不随波逐流的干部。“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在这两个单位的林彪亲信乘机夺权。在海军的李作鹏等搞阴谋活动，制造假材料，要把海军的 主要领导干部打成所谓“罗瑞卿分子”；在空军的吴法宪也要把反对他的干部打成“反党小集团”。1966 年 7 月初，在北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 邓小平听取汇报后，指示要解决海、空军的问题。7 月 7 日，在中央军委常委扩大会议上，传达了刘少奇、邓小平的指示：“李作鹏等搞地下活动是不对的。”贺龙虽已不再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了，但 他仍然直率地在会上说：“搞地下活动是第一位的错误。有问题摆到桌面上来，要搞阳谋，不要搞阴谋嘛。”7 月 11 日，军委常委讨论解决空军问题时， 贺龙在发言中批评了吴法宪，指出他在空军的工作“只报喜、不报忧”，“政治思想工作薄弱”，“有许多都是假的。”李作鹏，吴法宪被批评，当然威 胁到了林彪。为了稳住自己的阵脚，林彪在军委常委会后提出：“海、空军现在班子不动。”贺龙却说：“个别的也可做些调整嘛。”林彪对此极为不 满。8 月 28日，林彪把吴法宪找去，对他说：贺龙“有野心”，“到处插 手，总参、海军、空军、政治学院都插了手”。“空军是一块肥肉，谁都想吃”，“你要警惕他夺你的权”。他让吴法宪回去把贺龙“插手”空军的情 况写个材料给他。9 月 2 日，林彪打电话给李作鹏说：“你要注意贺龙，贺龙实际上是罗 瑞卿的后台。他拉了一大批人来反我。军委很快要开会解决他的问题。你就这个问题尽快写个材料。” 在此之前，总参谋部外事局的一些工作人员提出暂时不让某领导干部参加外事活动。他们的要求遭到总参党委的反对，但得到了中央的同意。于是 他们敲锣打鼓到总参党委“报喜”。总参作战部部分干部写大字报表示支持，作战部长王尚荣也被迫在大字报上签了名。林彪立即抓住这件事，先是将它 诬陷为“夺权”性质的行动，然后，因为王尚荣曾在贺龙领导下工作过，就诬陷说：“这是受贺龙指使的”，是贺龙“到处插手”、“夺权”的“证据”， 并告诉他的亲信：“你们要就此事尽快写个材料给我。”在总后勤部、装甲兵、后勤学院、政治学院等单位，林彪他们也作了同 样的布置。林彪深知，要搬倒贺龙，还必须在最忌讳的问题上作文章。叶群指使中 央军委办公厅警卫处长宋治国在一份诬陷贺龙的材料中写道：“贺龙亲自保 管 1支精制进口小手枪，夜间睡觉时常压在自己的枕头底下，外出带上”。“这支枪最近两个月又每天放在枕头下，最近外出也自己带在身上。”后来， 又有人告密说，贺龙有支小手枪，“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放在住中南海的董必武女儿那里，以便贺龙“借到怀仁堂开会之机，用来暗杀毛主席”。这样荒唐的诬陷，很快得到了澄清。有一天董必武为此事严肃地询问了 他的女儿。他女儿惊讶地说：“这是从哪里说起！这支枪不是贺老总放到我这里的，而是很早以前有一天我和几个男孩子一起到贺老总家时，贺老总给 我玩的。那还是 1957 年的事。”为了说明事实真相，她赶紧从箱子里把放了 近10 年的那支小手枪找出来，交给了有关部门。验枪的人发现枪栓锈的拉不 动，用了很大的劲去拉，才拉动了一点，此人笑了笑说：“这支枪根本不能 用。”然而，林彪仍然将这些诬告信连同李作鹏、吴法宪这些人写的诬告贺龙 的材料迭给了毛泽东。9 月 5 日上午，在中南海游泳池休息室里，毛泽东把林彪送来的吴法宪 的诬告信交给了贺龙。贺龙看后问道：“我要不要找吴法宪他们谈谈？”毛泽东说：“有什么好谈的？”又说：“你不要怕，我当你的保皇派。”“我 对你是了解的，我对你还是过去的三条：忠于党、忠于人民、对敌斗争狠，能联系群众。”接着两人谈起了关于孙中山闹革命以及护国、护法斗争中的 一些往事，谈话时间很长。贺龙哪里知道，这次谈话后的第三天，林彪就在一个“小型打招呼会” 上，要大家对贺龙的所谓“夺权阴谋”“提高警惕”。9 月 9 日晚上，毛泽东让秘书徐叶夫给贺龙打电话说：“经过和林彪还 有几位老同志做工作，事情了结了，你可以登门拜访，征求一下有关同志的 意见。”大半生都在枪林弹雨中渡过的贺龙，最看不得在背后搞阴谋活动，他气 愤地说：“有什么能耐摆到桌面上来嘛！背后嘀嘀咕咕算什么本事！”又说：“哼！告我的阴状，我不怕。”但是，他还是听了毛泽东的话，9 月 10 日上 午到林彪住处去征求意见。贺龙说明来意后，林彪说：“贺老总，我对你没有意见。”贺龙说：“不， 林总，总会有一点吧。”林彪停了停，好像想起什么似的说：“要说有吧，也只那么一点点。就是，你的问题可大可小，主要的是今后要注意一个问题， 支持谁，反对谁。”贺龙笑了笑说：“林总，我革命这么多年，支持谁，反对谁，你还不清楚！谁反对党中央、毛主席，我就反对谁；准拥护党中央、 毛主席，我就支持谁！”话不投机，俩人都无话可说，贺龙坦然起身告别。在贺龙和林彪谈话时，叶群与几名警卫埋伏在幕后，企图捉住贺龙暗杀“林 副主席”的把柄，结果什么也没得到。这次谈话，使林彪感到精心策划的诬告并没有达到“控制”贺龙的目的。于是，一个更加阴险毒辣的迫害贺龙的 阴谋活动接着开始了。12 月 28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毛泽东向贺龙打招呼，请他到前面 就坐。贺龙坐到了毛泽东身边。这是贺龙生前最后一次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 会议。在西山的日子里1966 年底，在林彪、江青等人的挑唆、鼓动下，体育系统的造反派将斗 争目标集中到贺龙身上。他们分批不停地找贺龙“澄清问题”、对各种事情表态。贺龙日夜不得安宁，无法休息。12 月 26 日，周恩来对贺龙说：“你 身体不好，在家中，造反派天天找你，你得不到很好休息。组织决定你暂时搬到新六所去住。家中的事情由我来管。”到新六所没有多久，解放军政治 学院造反派声称要结队前来揪斗贺龙。薛明三次向周恩来告急，没有及时得到回答。贺龙对薛明说：“有什么了不起的事，他们是瞎胡闹！走！我们回 去和他们讲理去！”路经中南海，贺龙、薛明来到周恩来的住处，他要向周恩来报告准备搬回家去住。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开会没有回来，秘书为他们 在西华厅搭了床，对他们说：“总理让你们先在这里休息，暂不要回家。”周恩来很忙，每天都是天快亮时才能回家，没有时间与贺龙谈话。但贺 龙住在他的家里，他承担着巨大压力。1967 年 1 月 19 日下午 4 时，周恩来与李富春一起来找贺龙正式谈话，周恩来说：“本来这次谈话还有江青同志，但她临时说有事不来了。”周恩来告诉贺龙：林彪说你在背后散布他历史上 有问题，说你在总参、海军、空军、装甲兵、通信兵到处伸手，不宣传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百年之后他不放心。还有，关于洪湖肃反扩大化问题，你、 夏曦、关向应都有责任。你要好好想一想。贺龙几次按捺不住，站起来想说话，但没有等他说话，周恩来紧接着说：“你不要再说了。毛主席不是保你 嘛。我也是保你的。给你找个地方，先去休息一下，等秋天我去接你回来。”周恩来还勉励贺龙说：“要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贺龙听了周恩来 的话，伤心地说：“我没想到把我看成这样的人”。1 月 20 日凌晨 4 时，贺龙和薛明被送到北京西山一个与外界隔绝的地 方。这是一处建在半山腰的平房院落，三面是山，只有一条路可以出入，除了贺龙、薛明以及看守他们的警卫战士以外，什么人也看不到。大半辈子都 是在激烈的战斗和紧张的工作中渡过的贺龙，骤然离开群众，离开工作，到这么一个荒僻的山沟里，真是难以忍受。贺龙对薛明说：“我真不该到这个 鬼地方来。别人不了解我，难道他周恩来还不了解我？看来周恩来的处境也很困难了。”停了片刻，贺龙又说：“洪湖的事可以考虑，其他事情都是林 彪对我的陷害。我在旧社会见过各种人，碰到过各种主义，选择来选择去，最后认定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从此以后，我就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党和 共产主义。两把菜刀闹革命、北伐、南昌起义、湘鄂西、陕甘宁、晋西北，谁不知道我贺龙？毛主席不是还赞扬过我吗？我要回去，找他们算帐。”说 着，起身芽鞋，但看到门外有警卫走来走去时，又坐了下来。从此，他像一头关在笼于里的雄狮，整日坐卧不宁，食量减少了，睡眠也差了。他经常思考着周恩来与他的谈话，对薛明说：“说我背后散布林彪历史 上有问题，这完全是无稽之谈！”“还说我到处伸手夺权，不宣传毛泽东思想，这也是林彪一伙编造的，能有人相信吗？”“这话听起来厉害，实际上 完全是胡扯。”“关于湘鄂西肃反，说我要负多大责任，我想不通。当时，我不是肃反委员会的委员，审讯、杀人我都不知道。”“过去，周逸群曾跟 我说过，要警惕党内有‘老鸡婆’（机会主义分子）。我懂什么是老鸡婆？参加党才那么几年，政治水平只有那么高。”“要说我当时作为最高负责人 之一，最终没有保住像段德昌等一大批好同志，使党的事业受到了不可估量的损失，我是有责任的，但不能各打三十大板，那样是不公平的。” 他开始如饥似渴地学习，想通过学习来寻求“文化大革命”以来那些使他疑惑问题的答案。 贺龙上山以前就已掀起的上海“一月夺权风暴”，这时刮得更厉害了。全国从上到下差不多所有的党政组织几乎都被砸烂或处于瘫痪状态。大规模 的武斗此起彼伏，打、砸、抢、抄、抓之风蔓延全国，生产停顿。看到这些，贺龙忧心如焚，他对薛明说：“这是要不得的啊！连最起码的生产都不搞了， 将来人民吃什么，穿什么呢？！”他沉痛地回忆起 1932 年到 1934 年间，王明路线的代理人在洪湖地区错误地大搞“肃反”的情形。他说：“那个时候， 有多少好同志呀，都是忠心耿耿的，能打仗，有本事的，都被诬蔑为改组派而被杀掉了啊，一滩滩的血，真是血的教训噢！”“把革命的同志 当作敌人对待，是要不得的呀。我真担心有人再搞这一套！”贺龙反复学习了{ewc MVIMAGE,MVIMAGE, !12300540_0605_1.bmp}《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他说：“看，讲得多好！要是都按照这本 书上讲的去做，那就好了！”一次，他看着看着猛力把书本一合说：“不对头啊！现在矛盾都搞乱了，把自己的同志都当成了敌人。‘洪洞县里没有好 人’喽！”他说：“你看，按照毛主席的说法，动机与效果是统一的，但现在的情况是怎么也统一不起来。盲目地破坏与有计划地建设，能统一起来吗？ 对干部不分青红皂白地一律往死里打倒与关心爱护干部，能够统一起来吗？除非他们是另一种动机，追求的是另一种效果。”他陷入深深的思考之中。 在此期间，贺龙养成了看名单的习惯。只要报纸上报道什么大的政治活动，他都要戴上老花镜，逐个看那长长的名单，每当看到一个熟悉的名字， 嘴角上就挂上了笑容；发现过去和他一道战斗过的老干部不见了，他就叹口气说：“怕是又叫他们给关起来了！”不禁感叹地说起这个人在战争年月的 往事。最后又总要加上一句：“又是和我连到一起了！要是我能出去，替他说上句把话就好了！”这年夏天，天热少雨。一连 45 天每天只给贺龙、薛明一小壶饮用水。水 不够用，他们只好在下雨天，把水盆、脸盆甚至水杯都拿到门前去接雨水。一次，雨下得大些，贺龙、薛明抬着盛满雨水的盆子往回走，在上台阶的时 候，脚下一滑，贺龙摔倒了，扭伤了腰。剧烈的疼痛使他靠在椅子上 18 天不能活动，连大便也解不下来，十分痛苦。医生不来，薛明急中生智，用那条 备用氧气袋上的橡皮管给贺龙灌肠，什么办法都用了，总算使贺龙的便秘有了缓解。薛明还不时紧搓双手，使手心发热，为贺龙热敷，贺龙幽默地说：“薛明的两只手是个小小发电厂。”{ewc MVIMAGE,MVIMAGE, !12300540_0616_1.bmp}贺龙的头发、胡子长了，薛明用做衣服的剪刀为他理发、修胡子。每次剪理完了，贺龙都幽默地 摸摸头发和胡子说：“很好，完全可以去参加宴会。”他望着窗外湛蓝的天空说：“他们越是迫害我，我贺龙越应该是贺龙的样子。”到西山以后，在贺龙和薛明之间，有一个萦绕心头却谁也不愿触及的话 题，那就是孩子。贺龙很爱孩子。在离开中南海西华厅来西山以前，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造反派”正在围捕贺龙等人的子女，贺龙很为此事担心。 在西山与警卫副官杨青成握别时他嘱咐说：“你要替我保护好孩子，说什么也不能让他们给抓去。”现在，已经过了两个多月了，他们的儿子、女儿以 及那些由他们抚养的孩子们生活得怎么样了？还活着吗？如今在哪里？薛明向有关部门提出：作为父母，很想念孩子，能不能让我们见见他们。但是没 有得到下文。3 月下旬，杨德中代表周恩来到西山看望贺龙，问他有什么事要办，贺龙说，他想请总理代为寻找孩子。周恩来立即派人查找贺龙子女的 下落。不久，贺龙、薛明就收到了躲在廖承志家里的小女儿贺黎明的来信。信中说：我很好，很想念爸爸妈妈。又告诉他们：“哥哥（贺鹏飞）、姐姐（贺晓明）隐姓埋名在一只海船上劳动，表现很好，八级大风也不晕船，水 手们对他们很爱护”这封短短的信，给贺龙带来了很大欢乐。一连几天，他都非常高兴，不时地念道：“么女哟，我们的么女来信喽！”从此以后， 在贺龙的生活里又多了一件事情：给孩子写信。这个一生从未给孩子写过信的人，在一封封深情的信里，勉励子女好好地经受革命风雨的锻炼，无论发 生什么情况，都要跟着党，跟着毛主席干革命。其实，这些信子女们是连一 封也收不到的。从天气转凉的那一天起，贺龙就盼望周恩来派人来接他。但是，日子一 天天过去，树叶黄了，枯了，只剩下光秃秃的枝桠了，也不见有人来。贺龙感到了形势的严峻。他对薛明说：“总理没有派人来，说明总理已无能为力 了。党内斗争这么复杂，可能总理也相当困难了。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全国部搞成这个样子，难道他不知道？我现在理解总理 当时同我谈话时的心情和他所说的一些话了。他也不得已啊！我们当时住在他家里，林彪、江青那些人会不攻他？”这个时候，报纸上发表了一篇关于体育的“大批判”文章。诬蔑体委系 统“长期脱离党的领导，脱离无产阶级政治，钻进了不少坏人，成了独立王国”。贺龙看后气愤地说：“这是不公平的”，“很不公平”。“这不是我 一个人的问题，而是关系到全国体育战线一大批干部和群众的事。这样，不知道又要有多少体育战线的好干部、教练员、运动员挨整了！”说完，他忧 愁地疾步在室内走来走去。对党和国家命运的穷思苦虑，隔断与社会联系后的孤寂，使贺龙的健康 状况越来越坏。疲乏、心慌、头昏、脉膊极不规律，睡眠不好，这对贺龙本来就患有高血压、糖尿病的身体屡屡发出危险信号。薛明只好给中共中 央办公厅写信，请求治疗。1968 年 3 月 26 日，贺龙病倒了，患的是脑缺血失语症。被送到医院后， 接诊医生遵照林彪、江青的“医疗为专案服务”的方针，诬蔑贺龙得的是“诈病”，并且在病历上写上“要知道，右派是从反面教育我们的人”；“凡是 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等语录，在医嘱上写了“请经治军医主宰”几个字。贺龙在医院住了几天，遭到了种种 刁难，病未治愈，就让出院了。回到西山以后，他从怀里掏出一张纸条。这是他抄录的毛泽东在延安给 王观澜的信：“既来之，则安之”。他让薛明将这张纸贴在床头上，作为向疾病及当前恶劣环境作斗争的座右铭。贺龙告诉薛明，在医院里，一个 战士告诉他，又有好几个老干部成了“反革命”。贺龙说：“这些干部是反革命？他们也成了反革命？我不信。看来问题复杂了，他们是要把老一代都 搞掉噢！”接着，谈起了以前与他多年在一起的一些老同志和几位老帅，愤愤地说：“他们南征北战，是有功的啊。这些开国元勋若被打倒了，还靠谁 呢？！”贺龙住院期间，薛明给周恩来写了封信，报告贺龙在西山的情况，并提出要药和改善生活条件。贺龙说：“目前情况有了变化，看来周总理无能为 力了，如果信落到别人手里还以为我们向他们求情。我们会向他们求情？不就是没药吃，身体不好吗？这吓不倒我。”这时，继上海、黑龙江等省、市之后，又有内蒙古、天津、江西、四川 等 22 个省、市、自治区被夺了权。报纸发表一篇篇支持夺权的社论。看到这些，贺龙的心情更加沉重，他说：“他们夺谁的权？这些老干部跟着毛主席 南征北战，是有功的嘛！是为无产阶级掌权嘛！都叫他们给夺走了！”四川省的夺权，点了几位老干部的名，贺龙看了之后非常气愤地说：“说他们搞‘独立王国’，这是有所指的。要搞我，就公开地搞嘛，为什么要找替死鬼？！ 老子不怕！”又说：“看见了没有，揪出来的都是好同志呀。清理来清理去，把好人都给清理出党了！”贺龙十分感慨地对薛明说：我几十年拼死战斗， 一辈子戎马生涯，在生死关头，在最困难的时刻，都跟着党，从没有二心，我本来就是在共产党最背时的时候参加党的，所以，无论多么背时我都不怕。“可是，现在搞成这个样子，党怎么办，国家怎么办？” 薛明看到贺龙吃不好，睡不安，怕这样下去会影响他的健康。一天，她对贺龙说：“咱们两个今天开个夫妻娱乐会吧。我给你唱个歌。”说着，就 为贺龙唱起了战争年代的革命歌曲。一开始贺龙还认真地听着，好像回到了那如火如茶的战争年代。但是，这种情绪很快就被身背刺刀的哨兵在窗外走 来走去的现实所打破。贺龙挥挥手对薛明说：“算了吧，你不要再表演了！心里是什么滋味，你也清楚。”说着，两人都沉默了。早在 1966 年 12 月 30 日，江青就在一次群众大会上公开煽动说：贺龙有 问题，你们要造他的反。几天以后， 1967 年 1 月 9日，林彪在一次会上诬 陷贺龙“到处搞夺权”，是个“刀客”。说，现在很重要的一件大事就是要把“贺龙的问题端出来”。他们编造贺龙搞“二月兵变”①的谎言，操纵指使 部分不明真相的群众成立所谓“斗争贺龙筹备委员会”，发“通令”，游行示威，冲击贺龙住地，制造舆论，向中共中央施加压力。前文已写过的 1933 年贺龙枪决反动政客熊贡卿的事，本来早有定论，这 时又被翻了出来。当年经办此事的国民党南昌行营第二厅厅长晏勋甫的儿子、武汉市第二十中学教员晏章炎于 2 月 14 日写信给“中央文革小组”，无 中生有、颠倒黑白地诬陷贺龙在历史上有所谓向蒋介石“乞降”，企图“叛变投敌”的问题。②林彪见到这封信，如获至宝，立即批转江青等人，并煞有 介事地派人外出“调查”。调查人置历史事实于不顾（此事鄂湘西中央分局曾给中共中央有过报告，报告就在中央档案馆），在没有取得任何证据的情 况下，按照林彪、江青授意，就此事诬陷贺龙“叛变投敌未遂”，于 7 月 12① 1966 年 7 月，北京大学一个工作人员就北京卫戍区曾在 2 月份来校联系进驻一部分部队负责民兵训练一事，写了一张大字报，提出质疑。大字报的标题为“触目惊心的二月兵变”，文中没有点任何人的名。康生知道后，先说是彭真搞“二月兵变”，后又说贺龙搞“二月兵变”。8 月 2 日，处境已十分困难的邓小平在人民大学全体师生员工大会上公开宣布：“这个二月兵变问题，我们查了。因为我们早知道这个事，我正式跟同志们说，没有这个事。”但林彪、江青一伙仍继续以此为借口，诬陷贺龙，迫害原红二方面军的一大批干部。当他们诬陷贺龙搞“二月兵变”时，贺龙已被送到西山，因此，他至死也不知道有这件事。② 晏章炎由于在“文化大革命”中写信诬陷贺龙，造成严重恶果，并长期作了隐瞒，1983 年被武汉市中级 人民法院追究刑事责任，判处有期徒刑 7 年。日上报中共中央。1967 年 9 月 7 日，叶群在一次中共中央日常工作会议上提 出：贺龙在湘鄂西同国民党大员秘密接头，企图投敌，问题严重，要立案审查。康生、江青、陈伯达、谢富治等人积极支持。9 月 13 日，贺龙被正式批 准立案审查。11 月 8 日，康生和叶群亲自主持讨论和批准了对贺龙专案审查的《工作 设想》，并要求专案组在工作中“不要纯客观主义，要有倾向性”，“防止右倾”，“不要被同化”。专案组一方面继续搜集复制敌伪报刊上诬陷贺龙 的一些“报道”，当作贺龙的罪证；一方面派人会同有关单位把贺龙过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