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龙传-15

路很辛苦，不容易吃到水果，快来打个牙祭吧！”几句话把大家都说笑了， 心里感到热乎乎的，大家一面吃着香蕉，一面向贺龙汇报。陈明义说：“由于运输困难，有时主、副食品供应不上，战士们就挖地老鼠和野菜吃。”贺 龙感慨地说：“这和我们长征时一样啊！”陈明义说：“战士们白天在雨里雪里修路，夜里住在用雨布搭的帐篷里，漏雨飘雪，衣服和被子都湿透了。” 贺龙皱起眉头，对秘书说：“记下来。叫后勤部给筑路部队特制帆布帐篷，补发雨衣！”陈明义说：“西藏是个高寒地带，常年吃不上蔬菜。战士们由 于缺乏维生素 C，手指甲盖都陷下去了。”贺龙听到这里，不安地站起来，在客厅里踱着步子，思索着，然后，他果断地说：“立刻派人去上海买维生 素 C。必须让战士们每人每天吃 4 片维生素 C.少了不行！”陈明义继续说：“我们筑路部队得到了藏族同胞的支持。他们赶着牦牛，冒着雨雪，为部队 运送粮食。”贺龙十分感激地说：“真要感谢藏族同胞呀！”并严肃地指出：“藏族 同胞越是支援我们，我们越应该尊重他们的风俗习惯，遵守民族政策，严格 群众纪律。”穰明德打开地图，把踏勘队预选的南北两线沿途的地貌、地质、气候、 物产、资源、工程难易利弊比较以及工程技术人员的不同意见等作了详细汇报。最后他说：“究竟走南线还是北线？请贺司令员考虑决定。”贺龙仔细地看着地图，边听、边问，边思考。经过反复掂量，他拿过一 支红铅笔，指着地图果断地说：“走南线。第一，南线气候温和，海拔高度低。在西藏高原，这是用黄金也买不到的优点。第二，南线经过的森林、农 业区、草原、湖泊、山地、物产都比北线丰富，不仅修路用的木材、石料等可以就地取材，还有青稞、牛羊、水果、燃料等，生活也方便。更重要的是， 南线有丰富的资源和极大的经济价值，将来开发建设，有着广阔的前途。公路走南线，符合西藏人民的长远利益。这就是我们考虑问题的出发点！”贺龙望望神色有些迟疑的陈明义，猜到了他的心思，便用力拍了拍他的肩膀说：“当然，怒江天险、冰川、流沙，会给施工带来麻烦，甚至带来意 想不到的艰难。但是怒江也好，冰川也好，流沙、塌方也好，能挡得住中国人民解放军吗？我相信，我们的工程技术人员有办法让激流、冰川、流沙、 塌方通通让路。至于北线，将来仍然要修。在祖国的西藏高原上，将来要修很多很多公路，要修成四通八达的公路网咧！”贺龙的远见卓识和气魄胆略， 使大家信心倍增。他们交换了一下眼色，都会心地笑了。这时穰明德把地图一卷说：“贺总，等着我们通车拉萨的捷报吧！”贺龙放下铅笔，点上 1 支雪茄，微笑着问：“什么时候能通到拉萨？”“1954 年底！”穰明德挽起袖子，用力一挥手说：“贺老总，1954 年年底汽 车开不到拉萨，我把头拿下来见你！”贺龙哈哈大笑，爽朗地说：“那好，我等着为你们通车拉萨庆功！确定 这条公路的走向，事关重大。我要写报告给毛主席，请他批准。你们先把康定到昌都段修好。为了解决你们筑路部队的物资保障问题，我派余秋里同志 到康藏公路走一趟。”筑路部队全体指战员经过两年的艰苦施工，比计划提前 50 余天，完成了 康藏公路康定到昌都段的通车任务。1952 年 11 月 22日，贺龙向中共中央、 中央军委和中共中央西南局报告筑路问题，对昌都到拉萨段的线路选定，提 出了建议。他说，经过认真的研究，“认为以采用南线为好”。{ewc MVIMAGE,MVIMAGE, !12300540_0460_1.bmp}1953 年 1 月 1 日，毛泽东批示：“同意此项意见。”并将报告批转周恩来、邓小平：“采取南线 为适宜。”贺龙在报告中还详细汇报了筑路部队艰苦奋斗的情况。他说：3 年来， 筑路部队在 3200 米以上高原环境施工，自然条件极恶劣，生活艰苦，任务繁重，劳动强度大，供应不及时，很少吃到新鲜蔬菜和鲜肉，营养不良，许多 人得了关节炎和心脏、消化系统疾病以及口腔疾病，体重普遍下降。接着，他提出了改善筑路部队生活的具体意见：“为保持筑路部队的营养量，按每 人每日 4 两猪肉、l 两猪油、5 钱蛋粉、1 斤青菜、7 钱盐、生姜、辣椒各 7分、茶叶 2 钱 5、粮食 26 两①，供给实物，保证定量定质，使部队能够真正 吃到。为此，拟多从后方输送肉类罐头和发动部队在可能条件下多种菜，另从后方输送一部分干菜。”（毛泽东阅后旁注‘增营养’）。“在不妨碍筑 路与就地取材的原则下，修建一部分营房，供部队休整时居住。”贺龙几次要求去西藏看望部队、检查施工情况，中共中央考虑到他患有 高血压等症，没有同意。贺龙只好派李达代表他和西南军区党委，到筑路工地进行检查，并先后派出了几批慰问团进藏慰问。贺龙要求西南军区政治部 文工团，深入筑路部队，进行慰问，收集歌颂他们的创作素材。文工团员们深入部队以后，创作了《英雄们战胜了大渡河》、《藏胞歌唱解放军》、《歌 唱二郎山》等大量反映和平解放西藏和筑路英雄事迹的音乐舞蹈等文艺节目，其中流行全国的优秀歌曲《歌唱二郎山》，就是贺龙建议推广的。西南 军区京剧院也遵照贺龙指示，带了一批精彩的节目，到雀儿山等最艰苦的工 地演出。1954 年 12 月 25 日上午 10 时 40 分，康藏公路全线通车仪式在拉萨河大 桥桥头举行。它标志着西藏经济文化建设开始了新的纪元。① 旧市制，16 两为 1 斤。贺龙为修筑康藏公路，倾注了大量心血。在通车之际，他撰写了《帮助 藏族人民长期建设西藏》的文章，称赞在世界屋脊上修建康藏公路是中国历史上亘古以来未有的创举，在全世界也是罕见的奇绩。他赞扬筑路部队、民 工和技术人员的忘我劳动和高度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同时指出：“公路通车到拉萨，仅仅是长期建设西藏的第一步”，希望进藏部队和全体 工作人员，戒骄戒躁，老老实实，勤勤恳恳，热忱而切实地从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长期帮助藏族人民，稳步地发展西藏的建设事业。兢兢业业建设国防军全国大陆解放以后，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认为，人民解放军已从战争状 态转入现代化建设时期。毛泽东发出了“为建设强大的国防军而奋斗”的号召。为了尽快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为了建设现代化的国防军，需要大量减 少常备军。中央军委决定在 1950 年裁减 150 万武装人员，要求西南军区裁减37 万人。要妥善安置这么多人，任务相当艰巨。1950 年 5 月上旬，贺龙和邓小平召开西南军区高级干部会议和中共中央 西南局第二次全体委员会会议，专门对裁军作了动员和部署。邓小平着重阐述了精简整编的重要意义。贺龙传达了西南军区精简整编方案和对复员军人 的安置办法。他强调指出：总的原则是既要保存部队骨干，以适应国防建设需要，又要使复员人员有家可归，不致流离失所。因此，要反对推出门了事 的不负责任态度。他指示，要专门成立处理复员军人的机构，根据复员军人不同的情况，作妥善处理。由于各级领导重视，组织教育工作做得好，整个 复员工作，于 1950 年底顺利完成。部队在精简整编以后，很快掀起了学习文化的运动。贺龙指出，建设现 代化的国防军，必须掌握文化工具，突破文化关。不过这一关，就学不好现代军事知识和掌握先进的军事技术，也不能很好地接受马列主义、毛泽东思 想，国防现代化建设的任务就难以完成。5 月 4 日，他在西南军区高干会议上就说过：部队精简整编后，主要是教育，要把每个连队都变成一个学校。3 年之内把全军战士普遍提高到高小文化程度，干部不够初中文化水平的都要提高到初中程度。8 月 1 日，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出《关于在军队中实施文化教育的指 示》。全军规模的文化教育从 1951 年 1 月全面展开了。西南军区机关、部队的学文化运动也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到 1952 年夏季，形成了高潮。在学习上，贺龙身体力行。《毛泽东选集》第一、二两卷出版后①，贺龙 一面夸召大家“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一定要领会其精神实质，首先钻进去，然后考虑如 何运用于不同的工作岗位，求其融会贯通”；一面带头制定学习《毛泽东选集》的计划。他说，我自己虽然快 60 岁了，但还要努力地学，不断地学，一 直学到老。毛泽东曾建议贺龙学习文化，周恩来也让他学习写作和书法。这次，他 便把学习毛主席著作同学习文化、练习写作结合了起来。他让秘书买来了魏碑体的字帖和毛边纸，每天早晨先练习几页书法，然后读书。他虽然患有高 血压病，但仍坚持学习不辍。在规定时间认真读书，晚上还要挤时间多学一些。在他的书柜中，除《毛泽东选集》和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外，还有《东周 列国志》、《史记》、《资治通鉴》、《纲鉴易知录》等古籍。据薛明回忆：“贺龙读的书中有些文言文我看不懂，他读起来却很快。我开始不相信他都 能看懂，拿过书来，问他看过的那几页的内容，他回答的基本不差。”开展学文化运动之前，以贺龙的名义上报下发的文件、电报，大都是他 向秘书或有关负责人交代意图，由他们起草，然后由贺龙审阅后签发。学文化运动开始后，他时常亲自动笔。有一次，裴昌会到重庆开会时去拜望贺龙，①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于 1951 年 10 月 11 日发行；第二卷于 1952 年 4 月 10 日发行。见他正伏案写作，便很奇怪地问：“贺司令员，怎么现在你还亲自写东西？” 贺龙说：”毛主席号召自己动手写，不要秘书代笔。我要响应号召啊。”对于身边工作人员的学习，贺龙也十分关心。在党小组会上，他对秘书、 警卫员、公务员、司机说：“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作为共产党员，要好好学习文化，学习毛主席的著作和《干部必读》。干革命离了这个 是不行的”。每逢学习日，他路过工作人员的房间时，总要推门看看他们是否在读书。司机何建成以前不识字，在贺龙的鼓励下，学习非常刻苦，在学 文化运动中立了三等功。1952 年 5 月 28 日，西南军区直属队举行了隆重的 1952 年度文化学习开学典礼。贺龙在讲话中再次强调：提高文化科学水平，培养大批工人农民出 身的知识分子，是掌握现代化军事科学技术，建设现代化国防军的必要条件。所以，普遍提高部队的文化水平，是一个战略性的任务，也是全党全军的一 件大事。他要求各级党委、各级领导干部拿出最大的决心，付出最大的努力，加强对文化教育的组织领导；文化教员要热爱和安心本职工作，争取在文化 教育中为人民立功。他号召广大指战员拿出冲锋陷阵的精神来攻克文化碉堡。在贺龙领导下，西南军区百分之九十六点八的干部战士投入了文化学习 运动，掀起了群众性的“文化练兵”高潮，取得了很大成绩。西南军区部队干部、战士大都出身贫苦，许多人是文盲或半文盲，到 1952 年底，第一期文 化教育计划完成后，已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员摘掉了文盲帽子，部队的文化程度有了很大提高，有 1 万多人在文化学习中立了功。身经 250 次战斗、 立过 8 次战功、5 次获得英雄模范奖章的刘子林，原来只有相当小学三年级文化程度，经过短短 8 个月的文化学习，学完了初小、高小的全部课程，以 优秀成绩升入初中班，立了一等功，受到贺龙的接见和表彰。1953 年 1 月 6 日，贺龙在西南军区党代表会议上说：文化教育是我军今 后长期建设中不可缺少的一个方面，不仅在文化教育为中心的时期，不准有丝毫的忽视或放松，就是在军事训练为主的时期，也要按规定继续进行文化 教育，大力办好学校，以求在原有基础上巩固、提高。贺龙不仅重视普遍提高广大指战员的文化水平，也十分重视专业文艺工 作队伍的建设，使他们为建设现代化国防军服务。他曾亲自找一些文艺工作者谈心，语重心长地对他们说：“文化工作是极其重要的工作。正如毛主席 所指出的，文化队伍是一支必不可少的军队。随着我们国家蓬勃发展的经济建设，我们将要进入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我们的军队也必须成为一支具有 高度文化的现代化的国防军。这就大大加重了文化艺术干部的任务。为了发挥文化工作的力量，你们必须走在社会发展的前头。你们现在不应当不安心， 而是需要考虑如何去努力完成这一伟大任务。”贺龙号召文化工作者努力“面向连队”、”为兵服务”。1953 年底，西南军区召开文艺检阅大会，贺龙向 与会全体人员说：我们的军队“正向着现代化强大国防军迈进，我们部队的文艺工作者，要响亮地吹起这个伟大时代的战斗号角，光荣地担当起我们队 伍行进中号兵的作用，教育部队，鼓舞部队，使整个部队充满着坚定的信心和乐观情绪，发挥高度战斗意志”。培养大批能掌握现代武器装备与指挥诸兵种合同作战的干部，是建设现 代化国防军的中心环节。贺龙对此给予了极大的关注。1950 年 5 月 5 日，西南军区的第二高级步兵学校举行第一期开学典礼，贺龙专门给该校送去了“加 强军事、政治、文化各方面的学习，建设强大的国防军”的题词。7 月，贺龙和邓小平又发出了关于加强学校建设，大量培养干部的指示，指出：为了 适应当前形势和建军要求，需要办两种学校：一种是战略性的正规的高级与初级学校，专训国防军的基本干部。目前应集中人力、物力办好这种学校。 这些学校的编制、教育计划、设备、制度以及对干部、教员和学员的各项要求，应按中共中央军委规定，达到全国一致的水准。另一种是速成性或轮训 性的干部教导团、队，轮训各级各类干部，着重提高其本职业务能力。各军区、军、师和军分区都应组织教导团或教导队轮训各类干部。对炮兵工兵和 其他专业性学校，亦应调整充实，分头轮训在职各种专业干部。指示强调：大量培养干部，是适应我军战略性要求的一项重大任务，我们要以宁可少养 若干兵的决心，把学校办好。在贺龙、邓小平领导下，西南军区先后组建了第五（云南），第六（川东），第七（贵州），第八（川西）4 个初级步兵 学校和 1 个航空预备学校。他们要求各步兵学校的干部“应选部队中有作战经验者充任，不可滥芋充数”，学员的“每一课程之结束和毕业时，均按规 定考试，不合格者退回或留级。”在筹建西南军区第七军医大学时，贺龙数次审查校舍图纸，到重庆高滩 崖、新桥等地勘察地形、选定校址，还亲自登门，聘请了一批在美、英、德、法等国留过学，又在国民党军队或地方医院担任过副院长、科主任具有国内 第一流专业水平的专家、教授到军医大学任教。贺龙经常去看望他们，向他们征求意见。他向第七军医大学的校长、政委交代：要给这批专家最好的生 活待遇。开会、看戏、看电影，都要请他们坐最好的位子，工资由他们自己报，报多少给多少。贺龙又指示后勤部门抽出几辆吉普车和轿车，作为接送 教授的专车。要使他们无后顾之忧，便于充分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在贺龙和邓小平领导下，经过精简整编、学文化运动和军政训练，以及 开展“三反”运动，使西南军区部队的编制更加精干合理，指战员的文化水平和军政素质明显提高，在建设现代化国防军的道路上迈进了一大步。西南军区的辖区与越南、老挝、缅甸、印度、不丹、锡金和尼泊尔等国 接壤，边境线长达 6000 余公里。当时，逃往邻国的第八、第二十六军等国民党军残部勾结特务、土匪，在边境地区频繁进行骚扰破坏。他们挑拨邻国与 新中国的关系，制造事端，使西南的边防斗争异常尖锐复杂。贺龙根据云南 省与越、老、缅3 国接壤，有 3000 多公里的边境线，地区辽阔，人口较少， 自然条件复杂，交通不便，补给困难，以及绝大部分边防部队生活、训练、执勤条件十分艰苦的实际情况，于 1952 年 9 月 14 日，向毛泽东、中共中央 和中共中央西南局写了关于加强云南边防建设的报告，提出了若干措施：第一，迅速解决边防部队住房。“云南边防的营房建设，是国防建设的 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由云南军区就地取材、在技术可行的条件下，争取及早施工。先建筑第一线的哨所、住房及第二线必要的宿舍，尔后再逐步加强。 第二，结合经济建设需要，大力增修公路，架设通信线路，解决运输补给和通信的困难。除修建中共中央军委批准的昆洛、南大、箇奎等长达 1500余公里干线外，加修连接干线的支线。 第三，健全边防军分区。将丽江、保山、普洱、蒙自、文山等边境军分区改为警备区，适当扩大领导机构，配备较强的干部，以适应边防斗争的需 要。第四，搞好民族团结，与少数民族共同建设边疆，保卫边疆。西南的边 防都在少数民族地区。边防斗争的复杂性与艰苦性主要表现在民族问题上。少数民族工作那天做不好，边防问题那天就得不到解决。只要把兄弟民族团 结起来，我们的边防就会胜过钢筋水泥工事。{ewc MVIMAGE,MVIMAGE, !12300540_0468_1.bmp}1953 年 10 月 21 日至12 月 14 日，贺龙作为中国人民第三届赴朝慰问团总团团长，率领 8 个分团 共 5448 人赴朝鲜，对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进行了长达 45天的慰问 活动。在朝鲜期间，除进行慰问活动以外，贺龙还对中国人民志愿军进行了 考察。贺龙认为，志愿军在朝鲜战争中的许多经验教训，可以作为人民解放军今后建设的参考。他到夏季攻势作战地域和上甘岭、老秃山等处亲自了解 作战经验、工事构筑和部队士气等等。为了多考察些部队，他特地向毛泽东请示，要求批准他晚几天回国。回国后，根据朝鲜战争中的新鲜经验，贺龙对人民解放军在建设现代化 国防军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进行了研究，并于 1954 年 1 月在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阐明了自己的见解。他说：“要建设现代化的国防军。 首先必须培养大批能够掌握现代军事技术和指挥艺术的干部。我认为培养干部，今后应注意培养经过斗争考验并有战斗经验的工农干部和部队中的英雄 模范。这是我们建军的骨干。但是这些同志文化程度低，学习科学技术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所以要提高他们的文化程度，并进一步使之能够掌握科学 技术，这在今后培养干部上是非常重要的问题。”贺龙认为，人民解放军要实现现代化，就必须建设自己的国防工业。他 说：“现代化军队的装备，必须依靠国家的重工业，尤其是国防工业建设。对我们这样一个大国来说，从国外定货只能解决临时问题，不能解决长久的 问题。因此，向国外定货必须是急需的东西。那些可以少定或缓定的，就要少定或缓定，把钱省下来建设我们自己的重工业和国防工业。”关于学习苏联问题，他说：“我认为学习苏联首先应该注意两个问题： 第一，是要根据中国实际可能的条件与将来可能发生的情况，循序渐进地学。这就是说，学习苏联不仅要根据我国目前的具体条件，同时还要预见到我国 将来的发展。第二，是在我们解放军传统的基础上学习，不能割断历史，要照顾历史，要照顾我军的历史传统要实事求是，而不是追求形式。” 关于政治工作，贺龙强调指出：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我军是无产阶级的军队，是共产党领导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军队，无论什么时候 都需要政治工作。任何削弱政治工作的思想和现象都是错误的。政治工作必须与业务技术相结合，保证战备训练及其他各项任务的完成。为此必须注意 加强政治机关的建设，提高政治干部的质量。部队在加强现代化建设的同时，不能放松政治素质的提高。 贺龙的发言，给到会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第十七章新中国体育事业的奠基人五湖四海揽人才1952 年 8 月，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向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副主 席刘少奇写了《关于参加第十五届奥运会的情况报告》，建议在政务院下设立一个与各部、委平行的全国体育事务委员会，“委员会的主任委员，最好 请贺龙那样的一位将军来担任”。团中央希望贺龙主持国家体委，是因为他们知道，贺龙一贯重视体育事 业，在他所领导的地区和部队中大力发展体育运动；全国解放后，他组建了新中国第一支专业的男女篮、排球队，并为国家输送了一批优秀的体育工作 干部、教练员和运动员。体育界人士仰慕贺龙。一天，政务院常务副总理邓小平给贺龙打电话，告诉他政务院决定组建 全国体育运动委员会，并说：“团中央和全国体育总会建议请你当主任。我和总理商量了，也感到由你来当最合适。”贺龙问道：“毛主席的意见呢？” 邓小平说：“毛主席也赞成。”贺龙说：“好。毛主席叫我干，中央叫我干，我就干！”很痛快地答应了。11 月 15 日，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中央人民政府委员 会第十九次会议，讨论关于成立全国体育运动委员会的问题。周恩来正式提议由贺龙担任全国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蔡廷锴任副主任，会议一致通过。 这时，贺龙还在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西南军区司令员的岗位上，但他一接受国家体委主任的任命，就以极大的热情投入了这方面的工作。旧中国的体育运动水平极低，直到 1948 年，没有在世界奥林匹克运动会 上得过一枚奖牌，全国没有一支健全的体育运动队，也没有一处像样的体育场馆，体育人才更为缺乏。要在这样一个基础上把体育运动搞上去，任务艰 巨。对此，贺龙有足够的思想准备。他说：“旧中国本来就是个烂摊子，体育事业更是如此。搞体育工作，不能享现成福，而是要白手起家，艰苦创业。” 他第一次会见体委机关干部时，就勉励大家要正视现实，克服困难，把体育当作毕生的事业，不要小看体育工作，不要有低人一等的思想。他充满信心 地对大家说：“随着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体育运动也会大大地发展起来。”新中国建立初期，百废待兴，各方面都需要干部，加上受传统观念的影 响，很多人都不把体育当作正式职业，体育干部更不易解决。虽然政务院给 体委核定的编制是239 人，但却很难配齐。没有相当数量合适的干部，体委的工作便很难开展。1953 年 4 月，贺龙到北京主持了第一次全国体育工作会议之后，一回到 重庆，就为充实体委物色人才。贺龙点的第一个将是张之槐。他 1937 年毕业于北平体育专科学校，抗日战争时期是八路军一二○师“战斗”篮球队队长， 解放后担任了西南军区司令部干部处处长。张之槐对去体委工作毫无思想准备。那时部队已开始酝酿实行军衔制，他不愿意在授衔之前转业。贺龙理解这种心情，对 张之槐说：“体育事业同样是建设新中国的一条战线。我上次到北京开会，住在北京饭店，马路斜对面就是东长安街体育场，每天晚上灯光球场里挤得 满满的，门外还拥着一大片人。群众那么喜欢体育，需要有人来领导和组织呀！你是学过体育的，科班出身，干这行的专家。你不干，谁干？不要光想 当官扛牌牌，不考虑事业。我是西南军区司令员，你说重要不重要？中央要我当体委主任，我就得去当。不光去，还得干好。我们是共产党员嘛！ 我给你几天时间考虑考虑，想通了，来找我。”张之槐整整想了一个通宵，深深感到贺龙的批评是对自己的信任和期望，终于下了决心。第二天一 早就去找贺龙，对他说：“老总，想通了，我去。”贺龙高兴地说：“想通了就好！要认识体育工作的重要性啊！过去洋人 笑我们是‘东亚病夫’。现在，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这顶帽子要摘掉！谁来摘呢？搞体育的人有责任嘛！这个任务很艰巨，也很光荣。说实话，能把体 育工作搞好，能把‘东亚病夫’这顶帽子摘掉，不那么简单。快去北京报到。去了以后和体委的同志们一起尽快把工作开展起来。”同张之槐一起到体委报到的，还有张联华和朱德宝。他们也是贺龙点的 将。张联华也曾是一二○师“战斗”篮球队的队员，这时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某炮兵团故政治委员。朱德宝曾是“东干队”①的队员，在东北军区空军某部 担任军械处处长。1953 年 8 月，他们 3 人分别被任命为体委 3个司的副司长。1954 年 9 月，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贺龙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 理、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和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11 月，他和薛明带着子女鹏飞、晓明、黎明乘轮船离开重庆，辞别了战斗工作了 5 年的西南，到北 京赴任。与他同行的有宋任穷、蔡树藩、刘秉林、王凌、武岳松等。他们也是因为西南大行政区撤销，奉调去北京工作的。一上船，贺龙就打上了他们 的主意。贺龙先做蔡树藩的工作。蔡树藩是奉命到内务部工作的。他在西南与贺 龙共事多年，对贺龙的为人十分敬佩，很乐意在他领导下工作，所以当贺龙动员他去体委工作时，便欣然同意。贺龙一到北京就去找邓小平，让蔡树藩 由内务部副部长改任国家体委副主任。王凌原是调往地质部的，她被贺龙说服，到体委担任了办公厅副主任。武岳松曾是西南军区保卫科的干部，贺龙 动员他到体委后，担任了新建的北京体育馆副馆长。中共西南局宣传部副部长张非垢，是到外文出版社当社长的。贺龙觉得体委很需要几个秀才，便动 员他也去体委工作，张非垢不仅自己同意，而且动员同去外文出版社的张彩珍说：“去体委吧，这是贺老总的命令。我也是文人进武庙。”这样，张彩 珍也进了体委。贺龙还邀请起义将领、西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卢汉到体委共事。此后，贺龙又乘各大行政区机构撤销之机，多方设法从原西南、中南、 华北、西北各行政区调来了李梦华、陈先、曹建纯、董念黎等人，又陆续选调了一批青年干部到体委机关，使新中国的体育领导机构很快健全起来。贺龙叮嘱体委的干部说：体育是全国人民的事业，不是体委一家的事。 要与有关方面，特别是教育部门、工会和共青团一齐动手。没有各方面的支持，体委是无能为力的。大家动起手来还怕 10 年赶不上世界水平！有了机构就要有办公室和宿舍。早在贺龙到北京之前，他就请北京市政 府帮助解决体委机关的办公用房。北京市市长彭真大力支持，把位于宣武门 东侧未央胡同 33号的 10 几间平房给了体委。后来体委人员按编制逐渐配齐， 容纳不下，贺龙再次请彭真设法解决。彭真又批准把王府井八面槽 9 号的 135问房子给了体委，并在草厂胡同安排了宿舍用房。彭真给贺龙的信上说：“贺 老总：房子解决了，据报还可以。”① “东干队”即东北干部队，于 1939 年 7 月成立，成员是东北籍的爱国青年，也称抗日军政大学三分校直属队。张学良的胞弟张学思曾提任队长。这里是指“东干队”的篮球队。在国家体委初创时期，教练员和优秀运动员屈指可数，一些人流落海外。 贺龙不拘一格延揽人才。他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博大胸怀、气魄和胆略，力排众议，大胆地选用了一批优秀运动员和教练员，很快地将新中国的体育队 伍建立了起来。当时用人是十分重视出身和社会关系的。国家游泳队建队时，对涂广斌 能否人队，有不同意见。有人认为他技术不错，本人政治表现也好，可以吸收为队员；有人则认为他曾随舅舅去过台湾，不宜当国家队队员。这事被贺 龙知道了。他说：“这有啥问题呢？他是个青年，能从台湾回来，说明他喜欢咱们的新中国。这样的运动员，不但应该吸收到国家队，还应该很好地培 养。”这样，涂广斌成了国家游泳队的正式成员。后来他担任教练，培养出了穆祥雄等具有世界水平的优秀运动员。国家女排队员曹其纬的祖父是参与“二十一条”卖国条约谈判、当过袁 世凯政府外交部长的曹汝霖，从上海女子排球队选入国家女排。贺龙在一次集会上把她介绍给朱德和陈毅两位元帅说：“她就是演电影《女篮五号》里‘小五号’的，是曹汝霖的孙女，现在是我们国家队的队员。”几天后，贺 龙给她写了一封信，希望她戒骄戒躁，为祖国多作贡献，不要背家庭出身的包袱，要靠拢组织，争取加入共青团。由荣高棠转来的这封信，使曹其纬说 不清是感激还是兴奋，不禁泪如泉涌。荣高棠说：“贺老总亲自给运动员写信，这还是头一次。你要珍惜这份珍贵的礼物！”游泳运动员吴传玉 1951 年从印度尼西亚归国后，在 1953 年国际青年友 谊运动会上，获得 100 米仰泳金奖， 1954年，又在第十二届世界大学生夏 季运动会游泳比赛中，获 100 米仰泳和 100 米蝶泳亚军。贺龙认为，象这样优秀的运动员应当有权参与新中国的国家大事，经他提议，吴传玉被选为新 中国运动员中的第一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贺龙还请荣高棠陪吴传玉到家中作客，亲切地对他说：“你回到祖国来，很不容易，为祖国作出了贡献， 更值得欢迎。你要继续努力提高游泳技术，为祖国争取更大的荣誉。”可惜的是，吴传玉在同年 10 月到国外学习时，因飞机失事罹难。贺龙深为惋惜， 亲自出席追悼会，号召全国体育工作者和运动员向他学习。贺龙对傅其芳的关怀，在体育界一直被传为美谈。傅其芳在香港因击败 过英国的乒乓球世界冠军李奇和伯格曼而出名。但仍然没有改变他失业的困境。动荡的生活，使他感到前途渺茫。他曾向有关方面表示希望代表新中国 打球，但又有些顾虑，因为他在香港欠了一笔债，没法偿还，还担心回大陆后生活水平会降低。贺龙闻讯后，同国家体委的领导人商量决定，欢迎傅其芳回来。他欠的 债由国家替他还清，还特别批准他的月薪为 200 万元（旧币）。这个数目比当时体委的一些领导干部的薪金都高。1953 年春天，傅其芳回到了祖国大 陆。1954 年，他在布达佩斯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乒乓球比赛中，获得男子单打第三名，为祖国争得了荣誉。贺龙对他十分关心，亲自我他谈话，鼓励他提 高思想觉悟，努力钻研技术。1958 年后，他当了教练，探索出了一条近台快攻的新路子，培训出了徐寅生、李富荣、张燮林、庄则栋等一批世界名将， 为中国乒乓球队在第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中获得男子团体和男子单打“三连冠”立下了功劳。上海乒乓球女选手孙梅英， 1952 年获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女子单打冠 军。有一次，贺龙到国家体委东楼礼堂观看汇报表演，得知孙梅英不安心在北京参加集训，想回上海。表演一结束，他就把孙梅英叫到跟前，问道：“听 说你不想在北京打球，想回上海去，是不是舍不得离开妈妈？”孙梅英不好意思地点点头。贺龙和蔼地说：“新中国的青年应当志在四方。你要是想念 妈妈，那好办，过年过节的时候放你回去探亲。还是安心在北京练球，要服从国家的需要，苦练本领，为国争光！”孙梅英听了十分感动。她母亲知道 后，再三叮嘱女儿要听贺老总的话。全家人都支持她出去打球。从此孙梅英下定决心，把自己的青春贡献给了乒乓球事业。就这样，贺龙团结了一大批国内的体育专家，吸引了许多海外赤子纷纷 归来报效祖国。优秀羽毛球运动员王文教、林丰玉、陈福寿、方凯祥、汤仙虎、侯加昌、陈玉娘、梁小牧；优秀乒乓球运动员容国团都是五十年代回到 祖国大陆，为新中国体育事业作出过不可磨灭的贡献的。经过贺龙、国家体委和各省市有关部门的艰苦努力，国家足、篮、排球队，乒乓球队，田径队， 网球队，体操队，游泳队等运动队，在 1954 年前后相继充实和组建起来。许多优秀运动员被选送到中央体育学院和竞技指导科、体育训练班学习，有些 被送到国外进修。全国各大行政区也按国家体委要求集中训练运动员，仅1953 年就有 854 人受训。同年，还在人民解放军中，集训了 1210 人。 共和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虽然指示各省市都要建立体育机构。但直到 1953 年底，各省市成立体育机构的还不足半数。贺龙认为，要广 泛吸收体育人才，建立新中国的各级体育机构，重要的问题是，要大张旗鼓地向全国人民宣传体育运动对于国计民生的重要意义，以引起各级领导和广 大群众对体育工作的重视和热爱；大力宣传中国共产党关于体育工作的方针、政策，号召各界支持体育工作。要做到这一点，体育战线应有自己的一 张报纸。1958 年初，贺龙为此事向周恩来请示。周恩来说：“我们国家这么大，是需要有一张体育报。你们向中央写报告嘛！”4 月 1 日，贺龙和张非 垢、黄中给中共中央、国务院写了报告，由贺龙面呈周恩来。6 月下旬，中共中央批准国家体委创办《体育报》。贺龙请毛泽东为《体育报》题写报头， 请朱德题词。贺龙向体委有关领导人和《体育报》的负责人阐述了办报的宗旨和方针，提出了具体要求。他说，《体育报》要贯彻中央的方针政策，又 要有体育特色；要组织好通讯网，还要有特邀通讯员，也可以请荣高棠和体委各级领导人写文章；《体育报》对于提倡什么，反对什么，旗帜要鲜明。9 月 1 日，一张套红的《体育报》创刊号送到贺龙面前，他立即欣喜地 阅读起来。第二天清晨就给报社打电话表示祝贺。贺龙指示说：报纸是喉舌，要走在前面，鞭策我们的工作，“要大胆地办，把《体育报》办成 6 亿人民 的报纸”。从此，《体育报》成了贺龙必读的报纸。他一般都在晚上看《体育报》， 一旦发现有了进步或发生了缺点错误，就打电话给报社负责人，及时予以表 扬和指导。有时1 天要打几个电话。报社现存贺龙 1963 年至 1965 年的电话 记录和信函，就有 54 件之多，平均每月一两件。报社整理的这些指示的记录的摘要，达 3 万字以上。1963 年 8 月 31 日，贺龙参加了《体育报》创刊 5 周年庆祝会。他在热 烈掌声中向大家表示热烈祝贺，接着又谈了办报宗旨。他说：“报社同志要坚决贯彻毛主席的‘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指示；详细调查了解 一下，我们在贯彻执行增强人民体质、为生产和国防建设服务方针上的实际情况如何？这个问题要认真研究。”“《体育报》现在的发行面还太窄，应 当考虑怎么适应广大群众的需要，如何使小学生、大学生、干部、工人、农民都能看懂，外行看得懂，内行也爱看。做好了，几万份报纸就等于几十万 分甚至更多万份的力量。”贺龙要求《体育报》虚心学习其他报纸的长处。他赞扬《北京晚报》办得好，他们敢于批评，也敢于表扬鼓励，要向他们学 习。为了把《体育报》办得生动活泼，大家爱看，贺龙要求体委领导人、各运动队、教练员和运动员都为《体育报》写文章。其中马约翰在《体育报》 第 608 期上发表的《乒乓球双打的技术和战术》，天津女排写的《骄娇二气使我们摔了跟头》，北京体育学院副教授徐宝臣写的《千万不能满足》，徐 寅生写的《着解放军练兵的感想》，以及戚烈云、陈家全、陈远高、李世华、韩翠青等人的文章，都受到过贺龙的称赞。{ewcMVIMAGE,MVIMAGE, !12300540_0479_1.bmp}贺龙还指示《体育报》转载傅其芳为《中国体育》所写的介绍自己思想转变的文章，连载徐寅生的学习笔记 并建议其他各报转载。《体育报》在动员全国人民关心和热爱体育运动，发现和培养体育人才， 推动体育运动的发展上起了很大的作用。建设“又红又专”的体育队伍贺龙长期带兵，深知一支军队要有坚强的战斗力，就必须有高度的政治 觉悟、过硬的军事技术、顽强的战斗作风和严格的组织纪律。同样，一支优秀的体育队伍，在比赛中，特别是在强手如林的国际赛场上，要战胜对手， 取得好成绩，争得好名次，也必须思想、技术、作风“三过硬”。因此，在各运动队组建起来之后，贺龙就借鉴军队的管理方法，严格要求，严格训练， 精心培育，努力把他们培养成国际一流的体育队伍。贺龙认为，无论干什么工作，思想总是领先的。因此，他特别注重运动 队的思想建设。要求教练员、运动员“又红又专”。他对运动员们说：“你们是新中国第一代运动员，要为革命而搞体育运动；打球不是为了好玩，不 是为了求一技之长，争个人名利，而是为了党和人民，为了祖国的荣誉。”贺龙十分重视各运动队的党团组织建设，关心教练员和运动员政治思想上的 进步。他多次指示，要参照解放军把党支部建在连上的经验，逐步在运动队中建立党、团支部或小组，培养运动员、教练员成为中共党员和共青团员， 充分发挥党、团员的模范先锋作用。由于一些优秀教练员、运动员的出身和社会关系比较复杂，有的党组织负责人对吸收他们入党有顾虑。对此，贺龙 说：如果对运动员许愿，说成绩好了可以入党，拿入党做交易是不对的。但对作出了贡献，政治表现好的同志，就应当积极发展他们入党。傅其芳是为中国乒乓球运动作出了重要贡献的优秀运动员，曾多次申请 加入中国共产党，但迟迟未被吸收。贺龙对此提出了批评：“你们对一个同志的政治生命关心不够呀！看人不能看死，要看发展嘛！有人说他的历史复 杂，难道还能比我复杂！从旧社会过来的人，历史总是复杂一点。我们主要看他的表现。他接受党的培养教育有 10 几年了，多次立功受奖，决心献身于 祖国的社会主义事业。这样的同志，应当吸收到党内来。你们如果不敢介绍，我和荣高棠介绍！”在贺龙的过问下，傅其芳终于实现了多年的夙愿。贺龙还在国家体委一次党组会议上说：“现在的运动员就是将来的干部。 如果不是党员、团员，如何通过党、团组织进行教育？军队的新兵，3 年内由团员到党员。我们的运动员最少的也有 5 年历史，但入党的很少。陈镜开9 破举重世界纪录，郑凤荣打破女子跳高世界纪录，为什么不能入党？”后 来，国家体委党组每年都专门讨论两次发展教练员、运动员入党的问题。在贺龙的关怀下，郑凤荣、陈镜开、徐寅生、李富荣、丘钟惠、林惠卿、姜玉 民、陈文彬等优秀运动员，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他们多数成了体育战线上的骨干。贺龙要求运动员具有敢于拼搏的精神，面对强手，敢打敢拼，胜不骄， 败不馁，争取好成绩，但并不一味要求运动员只能赢不能输。他认为，比赛总有赢输，不能以胜败论英雄。如果运动员在比赛中发挥出了他们的最高水 平，但由于技术和实力不如对手而失败了，那是无可非议的；相反，如果打败了对手，但风格不高，也不能称作英雄，这就是贺龙常讲的：“输球不能 输人，赢球还要赢人。”在迎接第二十六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之际，女运动员胡克明在接受《北 京晚报》记者采访时说：“我自己的打算是要打出风格，打出水平。”当时，这两句活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有人还认为这两句话没有明确的求胜目 标，是消极的。贺龙从《北京晚报》上读到这两句话，立即从中发现了闪光的内涵，并赋予了深刻的思想内容。他说：“要打出风格，打出水平。打出 什么风格？中国的风格；打出什么水平？世界水平。”在赛前动员时，他对运动员们说：“只要你们打出了风格，打出了水平，赢了算你们的，输了算 我贺龙的。”周恩来也十分赞赏这一口号。从此，“打出风格，打出水平”很快成了全国各运动队的行动指南，成为中国体育竞赛的一条重要指导思 想。在运动员的训练上，贺龙主张训练难度要大幅度地超出比赛的难度。这 样才能在比赛时最大限度地发挥运动员的技术，与世界强手相抗衡。他把人民解放军军事训练的“三从”（即从难、从严、从实战出发）原则，加上“大 运动量训练”，归纳为“三从一大”原则，运用到运动员的基础训练和专项训练中去，取得了显著成绩。后来，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 三不怕”（不怕苦、不怕难、不怕伤）、”五过硬”（思想、身体、技术、训练、比赛过硬）的口号。贺龙十分强调反对骄娇二气，要求运动员勤学苦 练，不怕流血流汗，不偷懒。要学习解放军，任何苦都能吃，任何困难都能克服。有一次，贺龙专门给《体育报》推荐《解放军报》刊登的两条报道： 一条是《炮七连九扫骄气》，一条是解放军二六一医院艰苦奋斗的事迹。他说：“骄气要不断地扫，才能不断进步。这个问题对体育队伍来说，是非常 重要的。”贺龙风趣地比喻说：“运动员都要练成武松，不能成为林黛玉。要敢于和强手比。把世界强队比下去。我们的腰杆要硬，胆子要大，心要细， 既要有打虎的功夫，又要有绣花的功夫。”贺龙主张把运动员培养成有修养、有知识、有头脑的全面发展的人才。 在国家队建队之初，他就指示：运动员除了学习运动技术理论和进行训练之外，还要学习政治（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发展史等）、文化（包括历史、 语文、数理化基本知识、运动生理等）。他说：“运动员学习时间有限，更应该抓紧时间读书。”他经常督促运动员认真读书。到运动员宿舍检查时， 总要看看他们枕边放着什么书，并向他们推荐自己读过的一些书籍。贺龙对运动员的生活待遇、家庭婚姻、退役后的安置等问题都非常关心，特别是对 作出过重大贡献的运动员，月薪仅仅几十元，深为不安。他说：“我们的运动员很好啊！作出了成绩，没有多少物质奖励。外国的运动员当了世界冠军， 又是洋房，又是汽车。而我们的世界冠军除了工资，其他什么也没有。”有一次，他对一位主管财经工作的副总理说：“运动员工资少，伙食标准也不 高。出国的服装，回来还要上交，你也抠得太紧了。你给他们多做一套有什么？”他还趁外出视察的机会，对一些省委领导人说：“你们对运动员要重 视，不要光说球打得好，对他们的工作、生活也要管一管。”在制定运动员工资标准时，贺龙对经办人说：“运动员把青春时光贡献给国家了，他们的 工资要定得高一些。”运动员的运动生命，和其他行业相比，是短暂的。因此，如何安排运动 员，尤其是如何安排因为比赛、训练致伤和患病的运动员的工作与生活，是一个影响深远的问题。贺龙对国家体委干部司的负责人说：“要把运动员当 成我们的兄弟姐妹，使他们‘安家落户’。不好好安置运动员，哪能调动运动员的积极性？有谁还愿意当运动员！运动员的安置，国家要背起来。干部 司应该检查一下 6 个大区对运动员的处理情况。处理不好的要重新处理。过去处理不好，是官僚主义，现在知道了，不重新处理，是死官僚主义。”四 川省第一批专业排球运动员中有一名当了教练员，后来却被派到运动系去看门和帮人照顾孩子；江苏省的一名运动员受伤后，被送回原籍务农，所挣工 分不能糊口。贺龙知道后，责成当地体委立即妥善安排。他对运动员来信反映的问题，都及时批转有关部门进行调查，妥善解决。他常对国家体委负责 人说：“优秀运动员是国家的宝贝，他们为国家作出了贡献，争得了荣誉。我们不能过河拆桥，卸磨杀驴。对运动员不是管一阵子，而是要管一辈子。” 培养体育人才，还必须办好学校。贺龙出任国家体委主任之初，即着手筹建中央体育学院。1953 年 9 月 20 日，贺龙在重庆对担任四川省文教委员 会副主任的钟师统说：“现在，中央叫我搞体育。要搞，先得抓干部。体委已经决定在北京办个体育学院。你办学校有经验，这个院长就由你来当吧。” 钟师统说：“贺总，我不懂体育，怕干不了啊！”贺龙说：“没有什么于不了的！我还不是跟你一样不懂，也当起体委主任来了。干吧，需要几个帮手，你提出来，我给你调。”于是，钟师统挑起了筹建体育学院的担子。1953 年 11 月 1 日，中央体育学院在北京先农坛正式开学。师生们把先 农坛体育场看台底下的空间当作宿舍，搭个席棚作为教室和食堂。共和国的第一所体育学院就这样诞生了。后来，中央体育学院改名北京体育学院，并在圆明园北面选定了新院址。 贺龙和钟师统等共同研究确定了办校方针、学制安排、课程设置，以及校舍设计、学生生活等许多重要问题。他指出：“体育是门科学。体育学院应该 在战术、技术、解剖和体育理论等方面搞出一套东西来，为加速提高运动技术和训练工作服务。”“北京体院是中国体育界的最高学府，要有我们自己 的教授，要办成世界上一个有权威的体育中心。”{ewc MVIMAGE,MVIMAGE, !12300540_0484_1.bmp}贺龙还指示各级体委要大办业余体育学校。采取大中小结合的办法，大量训练干部和技术人才，以 适应群众体育运动日益发展的需要。培训体育人才，离不开完善的体育场馆和各种先进的训练设施。但是， 旧中国体育场馆极少。在北京，除 1937 年建造的先农坛体育场之外，尚无一座体育场馆，甚至连一个带看台的篮球场也没有。贺龙和国家体委负责人经 过慎重研究，决定在北京修建一个设施比较齐全、设备比较先进的体育馆，并得到了国务院的支持。荣高棠和黄中跑遍了北京市，终于在天坛的东侧找 到了一块空地。他们高兴地对贺龙说：“地皮找到了。但是我们没有施工力量，也不懂建筑。”贺龙想到了北京市副市长万里。他曾担任过西南军政委员会财经委员会 委员，在重庆组织过城市建设。万里此时正在外地。贺龙立即打长途电话，请他出马筹建北京体育馆。万里接到电话的第二天就返回了北京。荣高棠和黄中问他：“你怎么提 前回来了？”万里风趣他说：”贺老总的军令如山倒啊！怎能不立即报到？”不久，贺龙又调来了参加过修建重庆人民大礼堂的张一粟，协助万里工作。 这样，由万里挂帅，管平、张一粟等负责领导，北京市设计院设计，大通公司承担施工，开始修建总建筑面积为 3.3 万平方米的体育馆。贺龙给他 们 1 年的工期。设计人员加班加点，3 个月就绘制出了体育馆的各种图纸。1954 年秋动工兴建。在施工过程中，贺龙经常到工地去看望工程技术人员和 工人，对他们说：“这个工程，是体委在北京修建的第一座体育馆，一定要建好，按时竣工。中央和北京市许多部门都支持你们，要人给人，要钱给钱。”参加施工的数千名职工努力奋战，节假日也不休息。经过 1 年多的紧张施工， 到 1955 年 4 月，一座占地 16公顷，由比赛馆、游泳馆、训练馆组成，可供 篮球、排球、乒乓球、羽毛球、举重、游泳比赛和训练用的多功能体育馆全 部竣工。五十年代初期，在贺龙为首的国家体委领导下，全国有计划地兴建了中 小型体育馆 38 座。成都、广州、昆明、兰州、南京、西安都建造了有 2.5万个以上席位的体育场。在北京又兴建了射击场、摩托车赛车场和陶然亭游 泳场，这些场馆的建设为开展群众体育运动和培养运动员创造了条件。“体育要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毛泽东给新中国提出了“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发展体育运 动的方针。1953 年 4 月 27 日，贺龙在全国体育工作会议上说：“我们应该把体育运动搞好，提高人民身体健康水平。这不仅现在需要，而且随着经济 文化的发展，会更加需要我们的体育运动要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贺龙强调指出：“自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体育运动即明确 地以服务于人民健康、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为目的。这是我国体育历史上的一个本质的改变。”“体育工作应该围绕一个中心，这个中心就是生产和国 防。体育为生产，体育为国防，国防也是为了生产。如果体育不是为了生产和国防，那我们搞体育还有什么意义呢！？”“我们今天搞体育，把人民的 体质搞好，是为了使学生不缺课，工人不缺勤，战士的手榴弹扔得远些，同敌人拼刺刀时勇气更足一些，使害神经衰弱症的减少一些。因此，各级体委 必须善于抓住开展基层体育运动这个中心环节，善于进行组织工作，把我们有限的力量，使用到最主要的地方去。”1954 年 7 月 13 日，应苏联邀请，贺龙率中国体育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体育节”。利用这个机会，他对苏联从中央到基层的体育工作进行 1 个月 的考察。贺龙和代表团成员在莫斯科、基辅、索契、第比利斯等地，对苏联的体育组织、制度、政策、训练、竞赛、群众体育、业余训练、场地设施等 作了全面调查。参观了各种类型的大小运动场馆，访问了各级政府的体育运动委员会，工厂、集体农庄的体育组织，青少年业余体育学校，莫斯科航空 俱乐部和列宁格勒体育科学研究院，以及农村体育运动展览馆。在考察中，给贺龙印象最深的是苏联推行的“准备劳动与卫国”体育制度和开展群众性 体育运动。8 月 17 日回国以后，向中共中央、周恩来和国务院高等教育委员会党组织写了报告，介绍苏联开展“劳卫制”的情况，并且提出了结合中国 实际情况学习苏联经验的建议。1954 年，在学校中正式试行“劳卫制”，作为推广群众性体育活动的一项具体措施。1955 年 10 月，第一届工人体育运动大会在北京举行。在贺龙积极推动 下，这届运动会前后，在全国职工中掀起了体育活动的热潮。到 1956 年底，已建立起全国性的产业体育协会 19 个，基层体育协会 2.51 万个，会员达 178万之众。全国总工会领导的职工体育运动，在当时，普及面最广，成绩最为 显著。贺龙曾多次赞扬他们。1958 年初，贺龙听说全国总工会准备压缩当年的体育经费，便于 1 月 20 日亲自致函总工会主席赖若愚：“随着国家社会主 义建设高潮的到来，文化体育运动的高潮也必然接踵而来。”“据说今年总工会体育规划的数字小（经费也大大缩小了），望加修改。因这笔钱也是有 关工人福利的，仍以占工会会费百分之十到百分之十五为好。另总工会和各级工会的体育部（应）迅速建立起来，以便有领导地开展国防体育活动。” 这封信，反映了贺龙对群众性体育活动的关注。中国的农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普及农村体育运动，对 于提高全民族的体质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贺龙指出，体育队伍的雄厚力量还是在农村。但因农村的体育水平普遍很低，经费又很有限，所以开展体育 活动应该有重点、因地制宜、循序渐进、量力而行。本此精神，国家体委在1953 年确定，在农村中主要结合民兵训练，利用农闲季节，着重试行一些在 农村中便于开展的运动项目。另外，也提倡在农民中开展固有的、有利于增进人民健康的各种民族形式的体育活动。1956 年 6 月，国家体委根据贺龙的 倡议，在北京召开了首次全国农村体育工作会议。提出了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依靠共青团组织，坚持业余、自愿和简便易行的原则，开展农村体育运 动。经过各级体育组织的工作，到 1957 年，中国大陆农村中已经建立起了 3万多个基层体育协会，会员达 90 多万人。在农村，有些地区长期以来自然形成了“排球之乡”、“武术之乡”、“足球之乡”、“游泳之乡”、“田径之乡”、“摔跤之乡”等等具有某项 优势体育项目的地区。其中名扬中外的广东“三乡’（”排球之乡”台山县、“足球之乡”梅县和“游泳之乡”东莞县）的运动队在全国比赛中，曾名列 前茅。贺龙十分重视这些体育之乡的经验，要求国家体委作出计划.把他们的经验“普及到广大农村去”。武术，是中国民族体育百花丛中的一支奇葩。贺龙认为武术“深深植根 于民间”，“不受年龄、性别限制，也没有地区、条件的约束”，是一项投资少、收效大、能健身防身、利国利民的活动。他号召武术界人士不断发掘、 整理、提高、推广这一传统项目，“让武术成为我们社会主义的物华天宝”。1953 年 11 月 8 日至 12 日，在天津举行的第一届全国民族形式体育表演暨竞赛大会期间，贺龙对武术问题发表了精辟的见解。他说：“民间流传的武术 套路是很多的，不仅汉族有，各少数民族也有。这是要花费力气去发掘的。譬如一座宝山，要探明情况之后，才能发掘出宝藏来。这是头一件要做的事； 被挖掘出来的是真宝还是假宝，还得花力气去淘洗、整理，剔除其违反科学的东西，打开人们的眼界，恢复它固有的健康的形体，使它符合科学原理， 使它更易于掌握，收到增强体质的效验。这是很重要的第二件事；要提高拳艺，不外两个方法：一是从现有基础上开拓新境界，一是博采他人的长处。 只有经过刻苦认真的揣摩，道路才能越走越宽。习前人之习，也才能在自己手里发扬光大，取得更大更多的成效。这是第三件事。”他主张，“民族形 式体育中有些封建味道的东西要否定掉，这些对增强人民体质没有益处。我们要的是真功夫，这对人民体质的增强有好处。” 新中国成立之初，有些地 方开始组织武术团体时，一些“走江湖”的甚至反动会道门的头目也混了进来，搞起烧香拜师、磕头收徒那一套。贺龙对此进行了严肃批评，并且明确 指出：”今后，对于武术的研究、整理工作应该限定在一定的部门，并需要有真正懂武术并具有一定科学水平的人来领导。”贺龙的意见，对于中国武 术的发掘、整理和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1953 年之后，大部分省市建立了武术队和业余体校武术班。各体育院校和师范院校也培养出了一批 武术人才。1962 年编写了体育学院通用武术教材，研究、整理出版了《简化太极拳》、长拳以及关于刀、枪、剑、棍技术的一批书籍。辽宁、北京、上 海、山东和安徽等省、市都涌现出了一批优秀的武术运动员。经过一系列艰苦细致的工作，群众性的体育运动在全国蓬勃开展起来， 成绩显著。为了检阅 10 年来新中国体育事业的伟大成就，进一步促进群众性体育运动的开展， 1959 年 9 月 13 日至 10 月 2 日，在北京举行了中华人民 共和国第一届运动会。作为运动会的组织者，贺龙从大政方针到具体事务都作了认真周到的考 虑。仅运动会的开幕词，他就和筹委会的有关人员反复修改了多次，还将文稿送周恩来、彭真等审阅。那时，工人体育场刚刚落成，贺龙怕出席开幕式 的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台时不方便，他一次又一次地在主厥台及其附近的通道、台阶上试着走来走去，指点工作人员对一些地方进行铺垫。由于 台阶很滑，已经 63 岁的贺龙在一次试走时不慎跌了一跤，摔坏了左腿。他忍着痛一直看着工作人员将台阶铺垫好才离开。回家后，医生让他卧床养伤。 贺龙说：“党中央让我管体育。这次全运会是建国以来的第一次，毛主席、刘主席、周总理、朱老总等领导人都要来参加开幕式，到时候，我还要当向 导、引路，我能躺得住吗？”9 月 13 日，全运会开幕。贺龙腿伤未愈，仍提前来到工人体育场，又一 次检查了通道、台阶和主席台，还在给毛泽东准备的椅子上坐了坐，试试是否安全舒适。{ewc MVIMAGE,MVIMAGE, !12300540_0490_1.bmp}下午 3 时，第一届全国运动会开幕。贺龙致开幕词说：”解放后，我国运动员创造和打破了 2800 多次全国纪录，出现了 1 个世界冠军，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1956年和 1957 年只有 3 人 6 次打破了 3 项世界纪录，而在 1958 年就有 9 人 8 次 创造了 5 项世界纪录，增长了 1 倍多，1959 年，仅 1 至 8 月，就有 29 人 在几个项目中 12 次打破了世界纪录”。“现在全国有成亿的人经常参加体育运动，广播体操已成为广吝人民群众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他号召与会全体 人员要“千方百计地创造优异成绩，把全运会开好，开得精彩！”这届运动会果然开得很好，在 36 个正式比赛项目、6 个表演项目中，7 人 4 次打破 4 项世界纪录， 664 人 844 次打破和创造了 106项全国纪录。1965 年 9 月，贺龙又主持了第二届全国运动会，在这届全运会上，有 24 人 10 次破 9 项世界纪录， 331 人 469 次破 130项全国纪录。这一年，共有66 人 41 次打破 26 项世界纪录，是中国历史上破世界纪录最多的一年。1954 年开始试行的“劳卫制”，在推广过程中，曾出现一些问题，引起 了一部分人的反对，有的报纸还登了不赞成”劳卫制”的文章。贺龙认为不能因为出了一点事就取消“劳卫制”，应该经过修改项目，加强技术指导来 解决。他派荣高棠当面向周恩来总理请示。周恩来当即表示：“劳卫制”还是要搞，使“劳卫制”得以在全国推广开来。到 1966 年全国每年平均有 500 万人达到“劳卫制”标准，已有等级运动员 1000万人以上，其中运动健将3392 人，打破世界纪录 145 次，获得 14 项世界冠军， 210 人荣获体育运动 荣誉奖章。在 1959 年 12 月召开的中共中央军委会议上，贺龙提出了开展群众性的 军事教育和国防体育的问题。他说：开展群众性的军事教育和国防体育，使广大的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年和少年，不脱离生产和学习，利用业余时间，通 过各种生动的形式学习一些基本的军事知识和技能，锻炼身体，树立起献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