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毅传-18

中央发出了第一份反映上海困难情况的报告，数据翔实，预言“3、4、5 三 个月尚有可能更严重的停闭”，并建议“上海负担 5000 亿元税收任务必须完成，但步骤上应作详细考虑。”具体包括：交公债限期延至 4 月底；税收责 成本年完成，不必每月逼催逼交；不得已时政府应负担部分失业救济；对私① 折合后来币制改革的新人民币为 200 多万。新人民币 1 元折合老人民币 1 万元。本章下同。人资本资金周转和定购方面应考虑必要扶助。 电报发出，中共上海市委、华东局又连续召开工商界人士座谈会，陈毅与谭震林等一起出席，听资本家“踊跃诉苦”。他们认为资方所提出的要求 政府给以代纺代织和改进税收具体方法的意见，应适当考虑。3 月 24 日，陈毅将上述情况和意见第二次电告中共中央。同时，他开始将注意力转到税收 问题的争论分歧上来。3 月份上海税额增至 5000 亿，但实收税款竟达 5800 亿，超额 16％，显 然用力太猛。在陈毅召集的华东财委和市府总党组干事会的联席会议上，个别税务负责干部主张“查账重罚”、“鸡蛋里挑骨头”。甚至说：“什么政 策不政策，把资本家搞光了也没关系，迟早我们还是要把这些企业收过来嘛！”陈毅对此进行严厉尖锐的批评：“强征苛索，挤垮人家，这不叫社会 主义，叫做‘左’倾幼稚病！过去民族资产阶级和我们党合作抗日、合作反蒋，现在人家不跑掉，合作恢复经济，凭什么挤垮人家？”他愤然道：“这 叫做过河拆桥，叫做不要朋友，不要人家拥护。政治上很不利，经济也会造成很大破坏，马上会鸡飞狗跳，社会大乱！”他最后意味深长地指出：“有 人反右很勇敢，就是不敢反‘左’，引号中的左，为什么不可以反对呢？我党历史上立三路线和第一次王明路线的‘左’倾，不是使我们党吃过很大的 亏吗！我认为：只敢反右不敢反‘左’，并不是一个好的共产党员。”这番话的意义决不止于税收问题，而是体现了陈毅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勇气 和政治上的成熟。再加上“讲真话，天不会塌”，敢于向中央直言的精神，这就是建国后的陈毅正气磅礴的政治襟怀。4 月 4 日，陈毅发出了有关上海经济问题的第三封电函，向中共中央报 告党内统一认识的情况。与此同时，毛泽东向全党全国发出了调整公私关系的号召，其中指出：“我们不应该搞得那样紧张，应该放手，应该缓进，把 局势缓和下来，这样才能团结大多数来对付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封建反革命分子的进攻。”陈毅报告中的意见终于得到了中共中央的肯定和支持。 因此，当 4 月 15 日上海市各界代表会开幕时，虽然已出现 300个厂长、经理 逃去香港、13 万工人失业的严重局面，但陈毅成竹在胸，会前向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报告（第四封电函）说：“多年来的毒到目前已到迸发的时候， 其困难和紧张是自然的。我们力争转得好一些，力争痛苦少一些。本你的指示精神去办，可以办得下去的。”在代表会上，陈毅正面说各阶层的困难痛 苦，比他们自己说得更洞见肺腑。然后再给大家摆细帐，物价为何能稳定，又讲全国经济大改组中，根除毒疮，必要忍受“一刀之苦”的道理，使人诚 服感动。他又深入到小组讨论中去，让大家发牢骚、吐怨气，然后再做解释说服工作，最后使其统一到毛泽东的三句话上：“有困难，有希望，有办法”。 此会对扭转消极情绪，缓和紧张局势起了极大作用。会议情况及经验陈毅在第五封电报里向中央作了汇报，毛阅后亲批：“此报转发子恢、小平、德怀 诸同志，请加注意。”5 月 1 日，刘少奇在讲话中专门谈到对上海应特别加以照顾，强调调整 公私关系。中财委立即采取一系列“松动”措施：公债尾欠缓交、工业原料补税缓办，私营纺织业进口原棉予以免税优待。在“七大城市工商局长会议” 上，又决定扩大对私营企业加工定货和产品收购。5 月 10 日，陈毅向中共中央发出第六封电报，汇报 3、4 月情况和处理经验，同时请求依据实际情况将6 月份上海征税额从 4000 亿减为 3000 亿。毛泽东亲笔拟写复电曰：“5 月10 日报告收到，甚好甚慰。所取方针是正确的。”减税问题“待研究后由陈、 薄答复”。并告陈毅 6 月中旬召开政协全国委员会，讨论调整工商业问题。“你不是全国委员会委员，但有些问题须事先和你商量，请于 6 月 1 日来中 央一次。”这表明毛泽东主席在决定全国工商业政策时，高度重视陈毅在上海取得的成功经验。这也是对陈毅前后 6 封电函所包含的求实精神和坦诚作 风给予的高度评价。至此，严重局面已基本渡过了。减税得到同意。5 月份国家给上海私营 纺织厂的加工数比 3 月扩大 100 多倍达 6 万匹，商业申请开业复业的已有 40多家，估计 6 月份要复业的将接近 300 家。因此，陈毅 5 月下旬应主席之召 去北京时，痛痛快快剃光了头发，看上去容光焕发。入城执政的时间一长，干部队伍中出现了腐化变质现象；随着经济形势 的好转，资本家当中也滋长了违法投机、偷工减料、偷税漏税以牟取暴利的行为。为了制止和打击这两者，中共中央决定在全国开展“三反”和“五反” 运动。1951 年 12 月陈毅在南京领导了华东军区的“三反”运动。初期，中共 中央决定在党内和干部中展开“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时，军区步调较稳，“老虎”抓得不多，受到上级的批评，限期扭转，结果发动群 众揭发，一下打出大小“老虎”2 万余个，数字相当惊人。陈毅在听取汇报时，对这一战果，不免产生怀疑。后来很快查明绝大多数是“逼供信”造成， 乃纠正。其间那些长期压制群众批评，追求生活享受的干部，受到激烈批判，得到应有的教益，但也有相当部分是错打错批的。陈毅自己也向下属干部们 作了认真的自我检讨报告，列举自己住房维修，被人借名义贪污等问题，后经群众核实检查，未发现他有任何经济问题。张茜住院时，因衬衣袜子上皆 有补丁，谁也看不出她是市长夫人，护士竟将社会上关于陈毅的私生活的传闻讲给张茜听，闹了大笑话。可见陈毅及其家人生活的俭朴。“三反”运动进入后期，陈毅报告中央说：“我们认为目前已到了应该 正面提出纠正逼口供和随便‘搬石头，①等‘左’的倾向的时候”。很快对运动中受处分过重、材料不实的人员进行甄别和清理，陈毅在干部大会上还亲 自向一位受到错误处理的干部作检讨，并当场向他深鞠一躬，表示道歉。1952 年 2 月中旬，陈毅奉毛泽东之命去上海，领导上海的“三反”及后 来为打退资产阶级在经济领域猖狂进攻而开展的“五反”运动。1950 年度过困难之后，国内市场活跃，抗美援朝又带来大量订货，上海 工业品销路大增。 1951 年中上海资本家赢纯利 6.5 万亿，获得国民党统治22 年中从未有过的高额利润和一定政治地位。这时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对自己 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估计过高，对国家的态度起了变化，政治上要同工人阶级平起平坐，经济利润要与国营企业“平分秋色”；并且由于自产自销赢利己 大大超过国家加工定货“工缴”数，便千方百计抗拒加工定货；或采取偷工减料，以假冒真的办法，甚至于制造志愿军所用军需品时，加入了污染带菌 的低劣敷料和失效的药品，残害了战士生命！ 1951 年 11 月间，许涤新去北京参加统战工作汇报会，临行前陈毅指示他向总理汇报这些阶级矛盾尖锐 化的情况及他认为有必要予以还击的看法。总理在听汇报后说：“陈毅同志对上海阶级斗争的看法，是正确的。他对这个大问题，抓得很及时。我们必① “搬石头”，就是把对运动下“积极”的领导干部当作妨碍运动进展的“石头”，调离运动领导岗位。须紧紧抓住毛主席关于民族资产阶级两面性的科学分析。上海资产阶级既然 翘了尾巴，那就应该狠狠地给予批判，进行斗争。统战工作就是团结和斗争的结合。”①不久，在毛主席指示和中央领导之下，轰轰烈烈的“反对行贿、 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在全国展开。资产阶级最集中之地的上海，自然是全国“五反” 斗争的主战场。2 月 20 日，首先召开工代会。陈毅讲话，发动工人起来揭发斗争。会上 控诉了大康药房老板王康年骗取志愿军款子 3 亿元搞投机，将失效药品供应前线的禽兽罪行。此后，仅全市店员写的检举信就达 24 万多件。3 月 25 日， 陈毅在全市广播大会上宣布“五反”运动正式开始，声色俱厉地告诫资本家老实交待自己罪行，选择自己道路，并宣布全市 16.34 万工商户，将按实际 表现被分为守法户、基本守法户、半守法半违法户、严重违法户和完全违法 户 5类。运动大规模展开后，陈毅与中央专派来上海指导运动的薄一波每日听取 汇报，将情况拟电报告中央，并不断与毛、周电话联系。陈毅提出一个“两路分兵”方案，即：将全市 303 户最有代表性的上层资本家集中起来交代揭 发，与群众揭发不见面，“背靠背”，带有保护性质。另一路 2000 重点户和2 万小户则放在区里、厂里，由工人面对面进行揭发斗争。这着棋有高度政 策策略水平，中央很快批准。集中到和平大厦的 303 户资本家，开始多抱有“笃定过关”，抗拒交代 的态度，但经严厉批评，退回“坦白书”重填，以及将工人揭发批判实况的广播接过来听“隔壁戏”，他们的防线步步崩溃了。有人起初交代赃款数为1 亿，几天后便“挤”出 60 亿。刘鸿生所属各企业最后交代 600 亿，心想共 产党无非是朝他们要钱而已。然而他们又错了。尽管在运动“白热化”阶段群众中出现了过火斗争，无限加码的现象，但陈毅一直注意掌握政策：“弦 要拉紧才能发音，但拉得过紧就会断。”经过一个月斗争，资本家基本上交代过关，全市“五毒”款数达 10 万亿。5 月初，中央关于对工商户处理的基 本原则下发，运动进入退赃定案阶段。有干部主张资本家承认应退赔的“五毒”款数额越大的就定得越重，依此办理则 303 户中大部将被划为违法户， 陈毅不同意。据许涤新回忆，陈毅说：“资本大，加工定货数量大，五毒退赔的数字也必然大。但决不能因此把大中型资本家都划成严重违法和完全违 法户。划分五类户也要辩证地看问题，要看情节是否极其恶劣。单纯看退赔数字去划分，不利于党团结多数、孤立少数的策略。”这就提高了干部们的 政策水平，基本上准确恰当地划分了 5 类户。一些退赔数百亿的大户如刘鸿生、荣毅仁、刘靖基等，都定为“守法户”。资本家们称这场斗争是“武戏 文唱”。至于退赔数，陈毅在 5 月 3 日“五反”处理工作会议上说：“承认多少退多少，不退就斗，这对国家对工人阶级不利。”结果刘鸿生自认的 600 亿核减定案为 200 多亿，刘靖基则核定几十亿，只占他自认数的十分之一！他们大感意外，受到教育，表示今后要老老实实从事正当生产，在工人阶级 领导下改造自己。上海“五反”做到了“反而下乱”，取得很大胜利，中共中央非常满意。① 许涤新：《兼资文武此全才——忆陈总领导上海工作片断》，《人民的忠诚战士》，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9年 1 月第 1 版，第 485 页。总之，整个资产阶级来了一次洗面革心的改造，其过程虽然充满痛苦，但其 结果却是推动他们向新生道路上迈进了一步。接下来 1953 年，上海工商界来了个健康的大发展——几十个行业全都得了“满堂红”——即消除亏损，全 部获得创纪录的赢利。工商界人士因此称之为“难忘的 1953 年”。1953 年秋，经济战线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加快提到了中国共产党全党面前。 10 月5 日，陈毅给上海党员干部作报告时说：中央负责同志提出，国家资本主义 就是和平转入社会主义。解决民族资产阶级问题是用不流血的和平方法，与他们一道进入社会主义。具体他说，就是实行公私合营，使国营经济占优势，限制剥削，并最终取 消剥削。这是党中央力图使中国革命由新民主主义迅速转为社会主义的一次大变革。陈毅在北京参加了一系列讨论贯彻中共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会议之后 回到上海，向党内外干部群众作广泛深入的传达。上海的第一步任务，是先 搞 1001人以上的 600 家私营大厂的公私合营工作，实行加工定货，统购包销， 利润分配“四马分肥”（即利润收入 35％交税，30％公积金，15％工人福利，20—25％为资方“定息”）。然而，资本家们对此疑惧很多。10 月 10 日，陈毅召开华东各地工商界、民主党派代表人士座谈会，指 出：“有人对社会主义改造有误解，怕公家把工厂、商店拿了去，把你一脚踢开。这不是社会主义，而是帝国主义。”“国家要工业化，要建设 141 个 大型工厂，不搞国家资本主义不行，这是全国人民最高利益，是大仁政。你那个私营厂小摊摊也要照顾，使你生活有保障，这是小仁政。我希望在座的 朋友们，要把眼光放远一点，不要只打小算盘，只图维护现状。国家资本主义不搞则已，搞起来一定有声有色！”然而 1953 年，公私合营的具体办法中 央还未拟定，主要是宣传、说服、协商、讨论，再由点到面逐步推广。陈毅说：“步骤稳健，准备充分，根据自愿原则。”他特别强调：“马、恩、列、 斯和毛主席都说，社会主义再好，人家不愿意，不要去强迫，否则就要失败。”1954 年是全国大规模开展公私台营的第一年，扩展合营企业产值 23 万 亿元，超额 34％完成原定任务。这一年陈毅主要在北京参与处理高饶事件。接着，在上海主持华东局扩大会议进一步解决饶漱石的问题，并在南京、济 南等地向华东军区和山东分局的干部进行传达。9 月间，被任命为副总理，仍兼上海市市长。他对上海市的大政方针和重要建设、重要会议仍一如既往 地关心、参加。上海市的干部群众也一如既往地把他看作自己的市长。但他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所做的工作已是全国规模的了。直到 1955 年 12 月初，陈毅才再次回到上海，参加市一届三次人代大会，同时准备将上海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运动推向最后完成的高潮。陈毅首先听取各方情况汇报，又召开两天的干部大会统一思想，批评了 那种认为对资产阶级不能和平改造只能没收、挤垮以消灭之的“左”倾思想。他说：资产阶级经过斗争使之变为自食其力的劳动人民，这在马、恩、列著 作中确实没有过，但马列主义首先要从实际出发不是教条。日本片山哲先生到荣毅仁家想不到还有沙发、花园，觉得中国和平改造资产阶级确是创举， 解决了世界上未解决的重大问题。之后，陈毅又接连两天召开工商界人士座谈会，充分听取他们对公私合营的意见要求。经过充分准备，12 月 17 日晚， 陈毅向人代大会作关于公私合营的动员报告，全市 160 多万人收听了广播，有的资本家不仅自己作笔记，还要亲属子女一起听。在连续 5 个小时的报告 中，他生动有力他讲明了社会主义改造的意义和前景，指出资产阶级改造为劳动者、技术人员、国家干部，将得到人们的尊重。他最后回顾中国百年来 政治腐败没有工业力量的历史，号召说：“今天我们要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就是实现了我们祖先百年来的梦想，大家要争取主动，赶上这个大时代！” 百万听众中有人感动得流泪，华大正记老板听后就开了家庭会，主动将 积蓄的 100两黄金投入合营企业。全市申请合营的数字大增，7 天功夫便有9462 户要求合营，比过去一年中申请的数字还多！至 1956 年 1 月 4 日止， 上海全部完成了公私合营的社会主义改造。陈毅曾说：“解放五、六年来的上海经济发展史，就是一部马列主义政 治经济学教科书。”陈毅付出无数心血汗水读完了它，并且写上不少他自己实践所得的章节字句。第五节华东军区司令员南京、上海解放之时，陈毅作为华东军区暨第三野战军的司令员，指挥 着 102 万军队。入城后陈毅肩负上海市长重任的同时，仍以另一肩担负司令员工作。在人民军队的现代化建设问题上，在抗美援朝、巩固边海防建设事 业中，皆有他的辛劳和贡献。1950 年 6 月，当上海刚从“二·六”轰炸和严重经济困难中恢复过来时， 朝鲜半岛局势紧张起来。6 月 27 日杜鲁门宣布美国全面干预朝鲜战争，上海立即有波动，3 天内黄金便由每两 120 万元涨至 135 万元。某私人银行前经 理说：“台湾已在大庆祝了，蒋介石可能反攻大陆，有钱不妨多顶房子，台湾人一回来房钱要涨。”7 月 7 日，从北京开完中共七届三中全会回来的陈 毅，在华东局扩大会议传达全会精神时，特别强调了和平建设时期军队战斗意志不能松懈。9 月 15、16 两日，美军终于在 260 艘军舰、500 多架飞机掩 护下，以 7万余人的部队在朝鲜仁川登陆。美国侵略者来势汹汹，迅速向北 推进，战火即将烧到鸭绿江边。面对这种局面，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开始作组织志愿军入朝参战的考虑，除了和在京领导人研究外，又请各大军区负 责人去京商议。陈毅动身前，中共华东局连续召开了几次会议。关于出兵问题，有的意 见是不宜出兵参战，因中国刚解放，东北刚建设，出兵就要惹火烧身。陈毅考虑却不同，到北京向毛泽东汇报各方意见时，鲜明表示自己主张出兵，并 说：我如今虽担负地方工作，但只要前线需要，一声令下我马上可以穿上军 装去朝鲜作战！10 月 8 日，毛泽东主席发布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的动员令。 10 月 19 日，志愿军跨过鸭绿江。 10 月 25 日，抗美援朝战争开始。以上海的地位，理所当然地要在经济上物资上对抗美援朝战争负起重大 的支援责任。陈毅及时召集上海各界代表会议，说明中国出兵参战的意义。“大老板”们惶惶不安，认为惹了美国人不得了，放颗原子弹上海要完蛋。 陈毅针对恐美、崇美心理，举 3 年解放战争时美国全力供养蒋打内战为例说：其实那就是和美帝在打，结果他们一败涂地，充分说明美帝国主义是只纸老 虎。他以大无畏的语言，号召各界各业群众支援前线志愿军将士作战。上海很快掀起声势浩大的抗美援朝群众运动。市民踊跃捐款捐物，青年学生纷纷 报名参军参于，外科专家组成的医疗手术总队奔赴前线企业家吴蕴初正在复旦大学读书的唯一爱女吴志莲也去参了军。他给女儿信中说：“吾岂能 以舐犊之爱，忘却了保家卫国之义，敌对你作热烈的鼓励和赞美。”这一行动立即得到陈毅赞许：“吴蕴老这是爱国热情的表现。送子参军在翻身农民 是常见的事，但对一个著名工商业者来说就很难能可贵了。”他在华东各省市广播大会上号召：“我们全华东每一个人都要问问自己，为抗美援朝运动 做了些什么？”更重要的当然是部队的战争准备。据当时华东军区副参谋长王德的记 录：毛泽东发来电报指示：陈（毅）返宁主持军区工作；华东以美蒋登陆为假想作基础，来部署一切工作；王建安、郭化若负责淞沪警备；福建剿匪限6 个月完成。陈毅坚决而镇定，他在 1950 年 11 月初就在上海召开了华东军区的高干 会议。据王德记录，陈毅在会上说：“情况发展：第一看志愿军出动后的影响，达到‘以斗争争取和平’（敌我目前均有不愿立即大打因素）；第二可 能美军陆续增兵朝鲜，寻求报复或在中国大陆另开一个缺口，但也不是马上大战；还需经相当长期准备。决定于朝鲜战争的胜利迅速发展。”所以“领 导上要全面长远考虑打算，实施上要有步骤，过早过迟都不利；目前最主要还是‘加紧剿匪肃特’，巩固后方，完成土改。”这样，会议对于政治动员、 思想教育、战备练兵（包括陆海空联合训练）、省军区工作、后勤工作、剿匪、肃特、支援土改、建设民兵等一系列工作都作了周密安排。对上海，一 方面作必要的疏散准备，一方面又不“成为行动”，“要预防惊慌混乱。华东局不能动。”城市主要是加强防空。总之，陈毅要求既防止麻痹，又防止 过分敏感，要求沉着冷静，不过早，不过迟，有部署的有次序的进入运动。对于华东军区的这些布置，毛泽东在电报中说：“我们认为是正确的，请即 照此执行。”陈毅的这种态度，保证了华东军区和上海市既不惶乱失措又有高昂的斗 志和踏实的行动。不久，上海人民和全国上下一起，掀起了捐款买飞机大炮的运动，当时 以捐人民币 15 亿（即后来新人民币 15 万）为战斗机 1 架。企业家刘鸿生一人就认捐了 10 架。至 1951 年 12 月止，上海各界人民捐献飞机达 450 多架， 相当 6800 多亿人民币，超过了原定计划的 35％以上。1951 年 7 月 10 日，被中朝两国人民打得焦头烂额的美帝国主义，不得 不坐到谈判桌边来。在这样的胜利面前，刘鸿生禁不住落泪了：“我现在才相信毛主席、陈市长的话，美帝国主义确是一只纸老虎。”在抗美援朝的同时，镇压反革命运动也全面展开了。上海镇压反革命、 肃清特务的工作，原是饶漱石抓的，进展很慢，受到中共中央的批评。现在，陈毅来管了。前线在打仗，蒋军又在台湾蠢蠢欲动，国民党遗留和派遣的大 批反革命分子、特务分子作患于内部，造成种种祸害。暗杀、爆炸、纵火、盗窃情报事件不断发生。陈毅 1951 年初就指出：“现在一批死心塌地的反革 命分子闹得太厉害，要坚决镇压。”4 月份他视察福建归来，毛泽东主席给中共上海市委发来电报：“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在春季处决三五百人，压 低敌焰，伸张民气，是很必要的。”陈毅根据这个指示，立即充分发动群众检举揭发，向敌人张开了天罗地网。4 月 27 日夜，全市实施了一次突击搜捕。搜捕行动由居民区治安人员和 基本群众带路，由公安人员、解放军战士组成小组，分赴各马路各里弄，深夜突袭预先侦查监视好的对象。陈毅事先特别交待不要惊动市民，并亲自乘 吉普车来回巡视。至清晨 4 时，全部结束，果然邻里不惊。这一夜逮捕了 1 万零58 名反革命分子。逮捕名单是由群众检举、公安局审核，再经基本群众 讨论，上下凡经查实才确定下来的。天亮时，陈毅打电话询问犯人连夜审查情况，公安局副局长说只有 7 人属可抓可放之列，陈立即指示将 7 人释放回 家。紧接着他召集了政协、人代会和政府委员联席会议，公布进行镇反搜捕情况，讲明政府的方针政策，指出“对坏人的宽容，就是对好人的残忍。” 得到各界拥护赞同。这以后，根据毛泽东“可抓可不抓者坚决不抓；可杀可不杀者坚决不杀”的指示精神，将一些血债累累民愤极大的反革命分子、匪 首、特务、恶霸——正法，还有一大批分别轻重判处了徒刑。对坏人的坚决镇压，使市民称快，保证了社会秩序的安定和经济生活的顺利进行。自从 1949 年 7 月华东军区和三野合并以后，司令部由上海迁至南京。陈毅任华东军区司令员、军区党委书记，频频往返于沪宁之间，兼顾上海市和 华东军区两方面工作。全国进入了和平建设时期，而抗美援朝战争正在激烈进行，军队仍有艰 苦的作战任务，并且面临新的课题：解放沿海岛屿、剿匪、组织志愿军轮批入朝作战，巩固东南沿海防务，整编复员，建设海、空军及其他现代化兵种 等等，但陈毅认为最重要的是提高干部的军事理论和文化科学水平，以建成一支高度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的强大国防军。因此，当刘伯承领受了中国人 民解放军第一所军事学院的组建工作来到南京以后，得到了陈毅及华东军区毫无保留的热情支持。刘院长要干部给干部，要房子随便挑。他俩亲密的战 斗友谊始于 25 年前的顺泸起义至中原而高度成熟。现在又配合默契，协力建军。军事学院成立之日，陈毅受中央军委的委托，在成立大会上致训词，并 将一面军旗授给刘伯承院长。 1951 年 6 月，他们选择与朝鲜地形相类似的临淮关地区，共同检阅了一次由坦克兵、炮兵、空降兵、工兵等诸兵种合成 的步兵师河川进攻战演习，探讨了现代合同战术的指挥与实施。为检查福建沿海的海防备战工作，1951 年 3 月，陈毅率军区工作组到福 建视察。15 日狂风大雨之夜，陈毅亲率工作组分头突击抽查了一个 3 人观察所、一个炮连阵地及一个步兵连防御阵地，结果成绩优良、令人欣慰。然而 陈毅却病倒了。他略事休息，又带病观看了二十五军一个营的村落防御和山地进攻演习，对司令部想定，各级指挥及单兵动作，都作仔细观察和评定。 如此一路抱病而行，每到一处还与党外人士谈话，介绍朝鲜战局，全国土改、镇反情形，并听取他们意见。民主人士皆反应热烈：“没想到陈司令员这样 坦白诚恳，国家大事都向我们交底，确拿我们当自己人看待。”在集美，他还专程拜访了著名爱国人士陈嘉庚先生，支持并研讨了修筑厦门海堤使之与 大陆通联，以及修筑鹰厦铁路两项大建设工程。此行经过深入细致的实地考查，对福建军政工作推动很大，不仅传达了中央 22 个月来各项重要指示，而 且检查落实了海防、剿匪、肃反诸项任务。其中仅工作组实地帮助后勤部门审核构筑海防工事开支一项，就从 2000 亿元核减为 1300 亿元，节省 700 亿 元经费。1953 年 12 月，陈毅再次来到北京，参加全国军事系统高干会议，总结 全军 4 年来工作及决定今后建军上一些重大问题。陈毅在发言中着重检查了华东军区 4 年工作的缺点方面，并驳斥了那种认为人民解放军曾以劣势装备 打败美蒋，因此学习苏联现代化军事经验技术无甚必要的说法。他不仅讲到要积极学习苏军的先进经验，还强调“学习苏联必须结合实际，逐步地学”。 陈毅指出：我军多年来以夺取敌武器装备自己，故能达到与敌装备接近或悬殊不大，同时由于指挥英明，战役战术上形成了以多胜少以优胜劣局面，才 将敌打倒。而世界自然科学界每一进展，都必然在一定程度上引起军队武器与战术的改变。和平时期无法缴获外军新式武器，而某些远程武器根本无法 缴获，所以必须大力发展国防科研、国防工业，学习现代化作战的理论和战 术技术。第十二章到中央工作第一节“事久见人心”就是在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干会议时，1953 年 12 月，陈毅的人生旅途 发生了重大的变化——10 多年来一直在明里暗里“整”陈毅，破坏他和华东同志、中央同志关系的饶漱石，其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的真面目终于被 揭露了。陈毅与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之间的人为障碍排除了。陈毅到达北京的第四天，就被毛泽东找到西郊玉泉山新建的别墅去谈 话。陈毅与毛泽东的来往，相对来说是比较随便的。陈毅常向熟人谈起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的一件事。那次他到北京参加全国新政治协商会议，当晚去看望毛泽东。毛泽东见面就说：“对不起啊，我没来接你。”陈 毅很感意外，他从来没有过要毛泽东亲自去接他的念头，便问“怎会有这么 个问题呀？”毛泽东说明，他亲自到火车站去迎接过宋庆龄、张澜、李济琛、程潜， 没有顾得上去接党内的一些老同志。陈毅哈哈大笑。毛泽东也笑了。 不过这次玉泉山谈话，一向直爽的陈毅却没有一开始就说真话。因为毛泽东在询问了华东执行总路线的情况，谈了农业互助合作运动和国家领导体 制以后，忽然向陈毅问起他所了解的饶漱石的情况来。饶漱石长期与陈毅对立，近年来陈毅更发现他的许多问题；但是此人当时已调来中共中央组织部 任部长，他和中央主要负责人之间当前的关系如何陈毅全不知情。延安时毛泽东为维护团结制止他谈饶漱石的情景犹在眼前，因而陈毅觉得不宜直捅出 来，便按在一般情况下尽量说同级干部优点的习惯，说了几句。却见毛泽东表情淡漠。陈毅告辞出来，遇到中央机关的一位主要负责人。陈毅因为心有 疑问，便对他说起此事。那位负责人说：“主席问你，是为了听你说真实情况！”陈毅深有触动，当即回到毛泽东房里，向他说明自己的思想过程。据 陈毅的《流水日记》载，他把自己所接触所怀疑的饶漱石的言行和盘托出。从后来陈毅在华东局扩大会上揭发的许多事实来看，最使陈毅反感的是 饶漱石近年来常在陈毅耳边说刘少奇的坏话，说他自己很早就拥护毛主席。他看到刘少奇不行了，就想表明他不是刘少奇培养的。陈毅当然清楚，刘少 奇离开新四军回中央，由饶漱石接替刘少奇代理了华中局书记、新四军政治委员，使他从此掌了华东大权。现在他竟把矛头对准刘少奇，实在使陈毅寒心！ 陈毅倾吐真情以后，毛泽东点头欣赏，并把已经掌握了的高岗、饶漱石阴谋活动的情况告诉了陈毅。高、饶先后在中央财经会议和组织会议上发难， 攻击刘少奇、周恩来，分裂中央，直至通过私下活动要由高岗任中共中央的总书记或副主席，并改换总理人选。几天后的一个晚上，毛泽东又找陈毅去谈话。这次专谈高、饶问题。其 中主要的是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的任命问题。 1949 年 10 月，各大区都由大军区的司令员担任大区军政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两次说华东军政委员会主 席由陈毅担任，陈毅觉得自己是大军区司令员又是上海市市长，够忙了，推辞说让饶漱石当。毛主席吩咐让华东局同志们讨论，饶漱石得知此事后对陈 毅说，你不担任我担任。根本没有提到华东局会议上讨论，就用华东局名义报中央以他为军政委员会主席。饶漱石到北京，毛主席问起此事，饶漱石撒谎说：华东局几个同志都不同意陈毅担任，只好由我来担任。这样才骗取毛 主席的批准。他又是华东局书记，又是军政委员会主席，就显得比所有的大区司令员、政治委员高一头了。毛泽东风趣而深刻地告诫陈毅：“不要伤风”，不要失去灵敏的嗅觉， 要警惕非法活动。毛泽东还说：“你推让，是不对的。谦逊并非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好的。野心家就不让。让给他就使党受损失。”后来，陈毅又和彭德怀、刘伯承、贺龙、叶剑英等一起，应召到毛泽东 处专门讨论高、饶问题；并列席 1 月 12 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了《增强党内团结的决定》。 毛泽东把对高、饶的斗争布置妥当，便出京休养去了。2 月 6 日，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开幕，刘少奇受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委托向全会作了政治报告。 陈毅也经过认真准备作了题为《为增强党的团结和巩固与提高党中央的威信而斗争》的发言。他谈了对围绕高饶事件展开的这场党内斗争的认识，提出 不仅仅处分几个人，而要达到弄清思想的目的。同时，也坦诚磊落地作了自 我解剖。刘少奇亲自到陈毅住处，诚挚地向陈毅道歉：过去我看错了人，信任了 饶漱石，使你受委屈了。这使陈毅十分感动和振奋。据宋时轮、张爱萍等回忆，陈毅当时在同华东将领一起用餐时报告了这个动人的消息。中央书记处分别召开了高岗、饶漱石问题的座谈会。饶漱石问题的座谈 会由邓小平、陈毅、谭震林主持。66 位中央及大区的领导人发了言。3 月 4 日，陈毅又与周恩来一起，在中南海怀仁堂，向 2000 余高级、中 级干部传达了七届四中全会的精神。饶漱石整陈毅，是借陈毅在红四军时两次接替毛泽东为前委书记的历史 事实作为口实的。陈毅在揭发饶漱石时，联系到红军、新四军、华东野战军以及华东军政委员会时期的实际，揭露饶漱石一贯来造谣作假、挑拨离间、 玩弄阴谋诡计的种种事实；同时，也诚恳地作自我批评。陈毅的报告长达 7小时，生动坦白，留给大家深刻的印象。至此，压抑、纠缠陈毅 10 多年的公案大白于全党了。1954 年 3 月 14 日，毛泽东南巡中将路过太湖之滨的无锡。当时，陈毅 正在济南出席山东分局的会议，闻讯即赶赴无锡迎候。当日，把毛泽东迎至太湖疗养院。次日，毛泽东即邀陈毅去谈话。此次谈话，气氛格外融和。他 们聊到阶级斗争，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假象与本质等等。据陈毅日记载，有一句话特别触动陈毅，这是毛泽东说的：“伸手岂止高饶”。毛泽东说，只 是目前不必如此提出，以免有扩大化的嫌疑。陈毅自己是不向党不向人民“伸手”的。他调动工作，从不带自己的“亲 信”；党分配他工作，他从不讨价还价；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他还推辞，结果被饶漱石“伸手”抢了去。但是陈毅仍然觉得应该警惕，特别是自己现 在出头翻身的时候。从毛泽东的这句话看来，党内斗争的风浪，今后还将大 有起伏呢！因而，陈毅在“仲春”和张茜回到南京故居“旧筑”的时候，其心情既 感奋又审慎。他写了 4 首“感事书怀”的诗，其中到处可见自我反省自我约束的句子：“慎之又再慎，谦逊以自束。后车善择途，前车一再覆。”“心 情承见问，春来冬尽，克奏肤功。向大泽深山，擒伏蛇龙。回溯廿年纠葛，知早有伏迹藏踪。须牢记，无情历史，利己必凶终。”“幸得长期培育，每 愧过失多。晚节自珍惜，日月走如梭。”特别是第 4 首七古，标题直接就是《手莫伸》，其辞句涵义更为显豁，可说完全是对毛泽东“伸手岂止高饶” 的回答和信誓，其政治态度十分明朗。在这时期，陈毅还做了一件大有利于坚持正确政治方向的事。解放军全 军在学习苏军经验时，有些人认为不必再强调中国共产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可以取消政治委员，实行单一首长制。在强调正规化时，表现出削弱军 队政治工作的倾向。于是，1953 年 12 月召开的军事系统高干会议上展开了讨论，会后，中共中央决定修改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以加强党的 领导和政治工作。毛泽东指定由陈毅、谭政与罗荣桓一道主持修改工作。陈 毅从 1927年开始就是工农革命军的政治工作建设者之一，参加过古田会议决 议的制订，对这些问题体会至深。当时，在东交民巷开会讨论，陈毅作了内容丰富的讲话，特别是对党委统一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的由来和发展， 讲得尤为深透。后由姜恩毅等先起草了“总则”。“总则”由陈毅、谭政审定，由罗荣桓上送毛泽东主席。毛主席 交给陈伯达修改，陈伯达却出了错， 把“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的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给划掉了。毛主席又亲笔改了回来。在陈、罗、谭主持下，《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 条例（草案）》的修改很快完成。 1954 年 4 月 15 日经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批准，正式颁布实行。4 月 1 日，华东局扩大会议开幕。谭震林主持会议，首先由陈毅传达四 中全会的精神。陈毅的发言一上来就很有特色：首先传达的真是四中全会的“精神”。他密切联系阶级斗争和思想改造的实际来讲党内斗争的规律，以 便同志们正确地深刻地理解四中全会的内容。陈毅发言的第一个题目就是“要运用阶级斗争一定会反映和影响到党内 的原理来学习与传达四中全会的内容。”他说：“按照事物相互斗争、相互渗透、相互转化为其对立物的原理，我们可以从资产阶级队伍中分化出一部 分人来，同样的，资产阶级也可以从我们队伍中分化出一些人来作为他们的 代理人。”在这个题目之下，他联系思想认识回答了一系列的问题：“历史久、功 劳大，为什么会反党？”“与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有无组织联系？是不是他们派进来的？”“斗争是不是过火？”“高、饶都集中反对中央某几个领导 人，这些领导同志是否也有缺点？”“高、饶问题是一种社会现象的反映，他们是代表一部分人的，因此他们的反党思想是有其一定的市场和基础的。”“联系本身进行检讨，要有分析，要正确掌握界限，”“‘知人不易、知己 亦难’，不要迷信别人，也不要迷信自己。”对这些问题，陈毅都作了辩证的、实事求是的分析，并指出主导的方面。陈毅发言的第二个内容是“根据 四中全会精神，来谈一谈我自己的问题”。而后，4 月 10 日、11 日，他才作对高、饶反党联盟揭发批判的长篇报告。这样的传达报告，给大家的启发就 更大了。4 月 26 日，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的会议上谈到三反、五反、高饶 联盟，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高度来分析了这些运动和事件，指出都属于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阶级力量的重新组合和改造；新旧社会制度交替，必有一部 分人拥护旧制度，反对新制度。毛泽东这次又在较大的范围内提出“伸手岂止高饶”。这些谈话对陈毅的触动颇大，引起他的思考：自己在七届四中全会上的发言，在华东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与毛泽东的讲话对照起来，就显 得肤浅，不敢说已从理论上说明了问题。毛泽东深谋远虑、精细过人，对于他要任甩的人尤其注意。他不但看了 陈毅在中央全会上的发言，而且认真地阅读了陈毅在华东局扩大会议上的发 言。在 6 月 8 日夜颐年堂的中央会议上，毛泽东当着众多的党中央委员和政 治局委员说到陈毅的发言和报告，大加赞许。他说华东局扩大会陈毅的发言，已能概括，有点理论了，只是其中有一点尚须与他谈一谈。又说四中全会的 陈毅发言他也看了，认为很好。陈毅有志于学习和运用革命理论，为时久矣。早在留法勤工俭学时期便 已开始接触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 20 多岁在北京的时候便已开始在报上与资产阶级文艺思想论战。三年游击战争那么艰险的环境，他还在研 读列宁的书《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个策略》，因而在民主革命的领导权问题上有充分的自觉。1929 年他代表中共中央起草的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更是自觉地探讨 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他在华东局扩大会上的发言中说自己“对理论有兴趣，也可作些理论研究工作，但钻得不深。”现在听了毛泽东的评价，更觉于心 不安，在日记上写道：“入党 31 年矣，进步仅此，有何可以自负之处。”6 月 22 日，毛泽东邀请陈毅到玉泉山别墅，共进晚餐，谈论工作。毛泽 东谈到山东、福建问题，反党阴谋案件问题，同意陈毅在山东检查工作的方针。这一次谈话气氛亲切，话题广泛，《聊斋志异》中《席方平》、《公孙 大娘》的妙处也谈到了。行前毛泽东说了两句具有总结意义的谚语：“路遥知马力，事久见人心。”在高饶联盟彻底查清后向陈毅说这两句话，含义当 然是深长的。陈毅说他近日内要回华东。毛泽东约他离京前再谈谈。6 月 26 日中午，毛泽东电邀陈毅同他一起去玉泉山别墅。刚刚落坐，毛 泽东便兴致很好地拿出 4 月 1 日陈毅在华东局扩大会上发言的记录稿来，称赞此文言之有据，概括正确，有理论味，同时也指点几处欠妥贴之处。毛泽 东说全文赞成，只提个别意见，希望今后多搞理论工作。陈毅当即表示接受毛泽东的修改建议，并说学理论多年有志于此，当勉 力去做。陈毅琢磨着毛泽东的话，试探着要求最好派他去马列学院工作。毛泽东显然早已胸有成竹，直截了当地说：“不，不要去搞学院工作， 希望今冬与震林同来中央工作。”6 月 27 日，陈毅离京南下，心情很是激动。整整 24 年了。 1930 年， 古田会议后不久，陈毅便离开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四军，此后一直在“下面”，在省区、在大区工作。如今要到中央，要回到毛泽东身边工作了。陈 毅眼前展开一片广阔的前景。第二节国务院常务副总理早在 1952 年夏，中共中央为加强统一集中领导，就决定逐步缩小各大行 政区，并集中一部分负责干部到中央工作。当时陈毅在给毛主席的信中表示完全拥护中央这一决定，并提出：“我想仍留南京做部队工作并就近协助华 东和上海。在将来必要时调我到北京工作我亦愿意。”现在这样的时机成熟了。中共中央已经有了内定。 1954 年 9 月 3 日， 陈毅作为上海市选出的人民代表到北京出席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9 月27 日，人代大会隆重选出了国家主席，产生了国务院总理。陈毅被任命为 国务院副总理、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又根据中央政治局的决定，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9 月 29 日，由周恩来总理主持国务院常务委员会，研究总理和几位副总 理的分工，会上作出决议，陈毅为国务院常务副总理。（华东局于 10 月 19日致电中央，建议仍由陈毅兼任上海市长。中央 10 月 28 日复电同意。）陈毅后来在 1958 年 4 月 17 日全国外事工作会议上说：“我调到中央就 是准备做外交工作的。”但是，外交战线和外事口任务繁重，情况复杂，不是一下子能担起来的。于是陈毅一面“见习”外交工作：出访外国、出席国 际会议、接待外宾、参加外交部党组会议一面就担当起常务副总理的责 任。在 10月 31 日的国务院常委会上，还确定兼管科学院、政法、文化，也 参加国防。常务副总理以“常务”为专业，协助周恩来总理处理国务院的日常公务，已经够忙了，还要分工兼管几个专务，真是百事丛集。后来又兼管 国务院“八办”的工作，还得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家打交道，抓公私合营的复 杂工作。好在陈毅斗志旺盛，精力充沛，头脑灵活，所以即使是对他不大熟悉的 工作，也能及时地作出正确的处理。1954 年 10 月 28 日他访问东德回来，一方面亲自参加撰写整理《关于德 国问题的材料》、《出国见闻》等出国考察报告；一方面就投入国务院的工作。其中突出的一件事就是第三次全国民政会议于 11 月 22 日在北京召开。 此时，刘少奇、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联袂去广州休假，陈毅是国务院分管政法的，内务部长当然在会前要把准备好的会议文件送给他审阅，这就使 他遇上麻烦了。内务部负责人汇报：这次会议以讨论政权建设为中心。主要是第一届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公布了宪法后，如何贯彻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组织法，有待在会上统一认识。因为虽然有了地方各级人民 代表大会，有了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有了这样的权力机关，执行机关，许多地方的党委和政府常常不注意发挥其民主议政和执政的作用，甚至会议也 不按时召开；重要工作，常由党委（或政府）召开三级干部会或一揽子会去布置、讨论和贯彻。有些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委员会就起不了多大的 作用。还有，农业生产合作社纷纷建立以后，和乡政权的关系弄不清楚，对乡政权运用不够好。有的人误认为“互助合作发展了，乡政权就失去作用”； 甚至发生过农业生产合作社侵占乡政府的房子，取下乡政府的牌子，把乡政府房子改为托儿所等情况。民政部门的任务，过去常偏重于优抚、救灾和社 会救济的工作，对于事关人民民主的政权建设倒不够重视。所以，这次会议，内务部提出的《1954 年民政工作总结和 1955 年工作任务》的主要文件和闭幕词稿子中，都强调了“民主建政”，以抓政权建设 为民政部门的主要任务。①内务部负责人说明，中共中央的政法领导小组也是这样指示的。 陈毅一贯重视民主，1929 年他在《关于朱毛红军的党务概况报告》中写到“群众割据”，就写下了“群众自行管理区域的大小事件”，而反对 群众“成了红军的老百姓”。对于政府工作、群众工作中采用军队的一套工作方式，他也是有感受的。内务部提出来的问题又确是存在的，因而，陈毅 没有发现什么问题，同意了会议的方针和文件。遗憾的是中央主要负责人都不在京，无法请示报告。会议开到两周的时候，内务部作了会议情况报告。 陈毅对会议情况表示认可。但过后一想，对于“民主建政”的提法和会上争论的一些问题发生了怀疑。因为中央从来说巩固人民民主专政，没有提出过“民主建政”。而且按内务部文件的倾向，民主建政就该民政部门来管， 民政部门主要的工作就是搞政权建设了，政府的一个部门来管政权建设这样的大事，妥当吗？陈毅觉察到有问题，立刻向董必武、彭真等“老政法”请教，得到的回 答是在全国第一、第二次民政会议上这些问题就有争论。据说有的干部还主张内务部有权召集省主席、县长会议，要管县长的委派等等。陈毅越加感到 问题不简单。问题提出来了。要解决却颇费思量。内务部长期管民政工作，再加有党 的政法领导小组的指导，自己刚刚走马上任，就能比别人高明？会期过半，临时改变会议指导方针和议程必然造成思想混乱，又怎么解决？特别是怎样 才是正确的指导思想，一定要明确解决。陈毅出席会议，和与会代表们交换意见，心里渐渐地有点数了。这时正好毛泽东、周恩来休假结束，回到北京。陈毅在 12 月 17 日向周 恩来汇报了这次民政会议的情况和自己的想法，得到了明确的支持。周恩来指示：“民主建政”的口号是不正确的，内务部应主要管优抚救济工作。要 把问题摆开，彻底搞清楚。陈毅又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说得更透彻了。毛泽东说：宪法公布以后， 内务部还想要管建政；救灾、优抚那么重要的工作不去管，很不好，这个问题要讲清楚。“民主建政”是资产阶级的口号。政府是权力机关（按：指人 民代表大会）的儿子，它凭什么去建政呢？中央有些部门搞了好几年，究竟该管些什么事他自己也不清楚，糊里糊涂的。现在你搞这个工作，我要告诉 你这一点。毛泽东的批评很尖锐。陈毅在 1955 年 3 月 3 日国务院第 6 次会议上回忆 这段对话时说：“这个指示首先对我是当头一棒：我到国务院来是副总理，我也要考虑到底干什么。我听了这个指示也搞得很紧张，对我有很大启示。” 无情的现实是：第三次全国民政会议已告结束，各地代表要打道回府了。一个大胆的、没有先例的决定作出了：代表们暂不离京，会议重开。 陈毅立即召集部长、副部长以及其他有关的领导干部们做工作，开座谈会。根据毛主席、周总理的指示反复作了说明。接着又分别召集各地代表连 续开小型座谈会。一连几天，内务部和各地代表们围绕民政部门的任务反复讨论，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澄清了混乱思想，重新商定了 1955 年的工作① 陈毅：《在第三次全国民政会议上的发言》，1954 年 12 月 26 日。方针。1954 年 12 月 26 日，陈毅在第三次全国民政工作会议上发言，对这一场 争论作了总结。最重要的问题是政权建设是谁的事。陈毅在发言中说：“大家要知道政 权建设工作从根本上说，这是全国人民在党中央和各级党委领导下来进行的事，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事，是中央人民政府和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的事；这样的事决非民政系统所能包办得了的，而且根本就不应该由它来领导办理。”民政部门在政权建设方面是要做工作的，那只 是在党委和政府领导下了解情况，研究问题，提出建议；而应把优抚、救灾、社会救济等事关亿万人民利益的工作作为自己的主要任务。陈毅还从理论上对“民主建政”的口号进行批判，资产阶级的政权理论 只提民主，不提专政，是为了用“民主”来掩盖其资产阶级专政的实质；我们是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对少数反动分子的专政，是正义的，是人民民主专 政。“因此我们主张取消‘民主建政’的错误口号，回到‘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正确口号。”陈毅十分注意辩证法，两点论。他在透彻批判的同时，也充分肯定 1954 年民政系统很大的成绩；也指出有些地方对按期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委员会，运用政权去领导各项建设，认识不足，做得不好，甚至不按照法律规 定办事，轻视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委员会的作用，是应该批评和加以提醒的。民政部门在这些方面提出建议，促请党委和政府注意，是应该的。显然，这样的解决，符合中共中央当时的大政方针，符合毛泽东主席的 想法，也符合公布不久的宪法的规定。陈毅在紧张地主持着民政会议转轨的同时，他还得分出许多时间来参加 在北京召开的两个全国性会议的掌握和筹备。这两个会都是要“吵架”的会 议。一个是1954 年 12 月 5 日到 1955 年 1 月 8 日的全国扩展公私合营工业计 划会议，另一个是 1954 年 12 月 30 日到 1955年 1 月 5 日的私营工商业问题 座谈会。这两次会都涉及中国革命和建设所特有的朋友——民族资本家们。本来，国务院分工不该陈毅来管，可是中央指定他召集。这显然是因为他从1949年5月以来一直在上海这个资产阶级最密集的城 市，一直在与资产阶级交朋友、作斗争的第一线，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显然也是中央对他在上海创造性地执行私营工商业改造政策和统一战线政策的 成就的充分肯定。的确，比起处理“民主建政”来，陈毅在私营工商业问题上有把握得多了。不过，这毕竟不是上海一个局部，而是全国的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 全国资本主义的利用、限制、改造的大问题。全国扩展公私合营工业计划会议当然是为了讨论怎样扩展公私合营工业 的，就是说 1955 年要把多少私营工厂变成公私合营工厂，1956、1957 年又怎么样，怎么组织领导？可是会议开始后，各地代表，特别是上海、天津、 沈阳等地的代表反映一大堆问题。最集中突出的反映是现存的私营工厂生产发生严重困难，一些主管工业和原材料的部门有只管国营，不管私营，只管 企业合营，不管生产安排的倾向，定货任务不给私营厂，象第一机械工业部60 万部水泵的生产任务全分配给了国营厂，私营厂一部也捞不到。私营厂接 不到定货，搞不到原材料，就要停产，发不出工资，有些工人就向党委请愿。还有就是改造资本主义企业和资产阶级分子工作中的急躁、简单态度。本来改造应是逐步进行的，有的干部却抛开“逐步”，而想“一步”完成改 造；有的企业一搞公私合营，马上搞一长制，把私方搁在一边；有的只愿意接收资本家的企业，不愿意安排教育资本家的人。资本家说怪话：“干部昼 夜忙，资本家晒太阳。”“公方是直达快车，私方是虚设一站。”“房子越住越小，汽车越坐越大。”还有就是搞公私合营工作的、到合营厂当公方代表的干部中，有不少入 学习不够，质量不高，并且不安心工作，说是“到 156 项建设单位工作的是优秀干部，搞公私合营工作的是‘生锈’干部。”许多地方并且没有专管公 私合营工厂和干部的部门。这种种情况，特别是生产没有统一安排、公私未能兼顾的情况，如不迅 速切实地解决，公私合营的工作难以扩展，计划当然难以制定。陈毅当然很理解这些情况，而且敢于向中共中央如实反映这情况，他是 不怕按中共中央的路线政策去关心和照顾资本主义工业和资产阶级分子的。陈毅很快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提出问题：陈云听后便约“八办”的干部 去谈；因为这些问题牵涉面太大，陈云又约陈毅及“八办”许涤新等一起向周恩来详细汇报。 问题展开了，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关心，陈毅指出了几个倾向，特别认为“目前批评一下不统一安排是十分必要的。”周恩来完全同意陈毅意见， 并指出：我们的主要缺点，是在处理私营工商业及资产阶级的问题时，既不研究情况，又不同人家协商，也不估计后果，就片面处理。毛泽东指示说：公私合营就是去解决矛盾的，把私方利益纳入公方之中。 私营工业有很大的积极性和消极性，把它和公方拉在一起，加以调整，发挥它最大限度的积极作用，消除它最大限度的破坏性，达到解决矛盾。很明显 这个工作乃是总路线的很重要的部分。在工业中，原料和定单（生产任务）分配不公，给私营太少，是不对的。私营有困难要照顾他们，要统筹兼顾， 要调整公私关系。陈毅在 1955 年 1 月 7 日传达了这些指示。 毛泽东还指示陈毅召集资本家开座谈会。陈毅更把会议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及时向直接领导这次会议的陈云报告。陈云在 12 月 31 日于中南海怀仁堂向会议作了《解决私营工业生产中的困难》 的报告，对会议的顺利进展起了很大作用。1955 年 1 月 7 日，陈毅代表中共中央给会议作了总结报告。总结报告强 调了统一安排，统筹兼顾，还强调了既抓合营工业的企业改造，又抓资产阶级分子的教育改造。总结报告贯彻了毛泽东、周恩来的指示，吸收了大家讨 论的成果，对一系列问题作了正确的回答，并确定了 1955 年的扩展合营计划 和1955 年到 1957 年的扩展合营计划。根据毛泽东、周恩来的指示，陈毅邀请全国政协的工商界委员 63 人，和 各有关部门负责人及出席扩展合营工业计划会议的代表一起举行“私营工商业问题座谈会”。会议在一周内开了 4 次。开始，有些工商界委员“摸不清 行市”，抱定“哑巴进庙，光叩头，不开口”的态度。陈毅在会议上鼓励启发，在会外通过工商联、民主建国会进行酝酿，陈毅自己并与黄炎培、陈叔 通、李烛尘等工商界上层代表人物交谈。结果“发言者由迟疑而踊跃，最后两次会议上则大有争先恐后之势。”最后由陈云作了有关调整工商业公私关 系方针政策的报告，还说国营厂要“吐”出一部分任务来照顾私营厂；由曾山、吴波、许涤新等回答问题；陈毅也多次发言，并在会上向党内干部指出 一定要重视协商。这样，工商界代表普遍情绪高涨，对共产党更加信任，而且提出资方也要作自我批评，说“收获超过想象”。1955 年 3 月 14 日，陈毅向中共中央呈送了《关于全国扩展公私合营工 业计划会议的报告》和《关于召开私营工商业问题座谈会的报告》。中共中 央在3 月 17 日将这两个报告批转全国，“即希认真研究组织贯彻”。中共中 央对于报告中所强调的“努力做好改造资本主义工业和资产阶级分子的双重改造”给予特别重视，指示：“目前的情况是重视对企业改造而忽视对资产 阶级分子的改造，这是必须纠正的，两者应同时抓紧才好。”陈毅在召开私营工商业问题座谈会的报告中写道：“组织工商界代表人物就有关问题进行 讨论，反映他们的意见和要求，并同他们进行充分协商，就是将阶级斗争引向公开、合法的斗争。只有积极地领寻和掌握这种公开、合法的斗争并适当 处理他们的合理要求，批判他们的不合理要求，才有利于制止和堵塞各种隐蔽、非法的斗争，并克服他们对社会主义改造的反抗与破坏。”这一经验的 取得无疑对全国社会主义改造和阶级关系处理有重要意义。中共中央在批示中说：“这是一个正确运用政协这一统一战线组织来处理国内阶级关系的范 例。”1955 年 3、4 月陈毅主要的任务是外事，陪同周恩来总理出席万隆亚非 会议，这在下一章《外交风云》中将系统地叙述。但这里先提一件“内事”：筹备出国时，周恩来突发急性阑尾炎，住进北京医院，政治局即在北京医院 开紧急会议，批准进行手术。3 月 15 日晨，邓小平通知：因周恩来刚刚动了手术，决定他不出席中共中央将于 3 月 21 日召开的全国代表会议，如 4 月中 旬不能出席亚非会议，拟由陈毅率团出席。陈毅痛感“中枢负责人健康关系甚大，替人最难，并急切难于接手”。陈毅为此极其认真地作了一番准备， 为他后来在万隆做周恩来的主要助手打好了基础。从印度尼西亚回来以后，5 月 10 日，周恩来召集陈云、习仲勋和陈毅 3 位副总理再次研究分工问题，确定陈毅分管国务院第一、第二办公室、民族事务和科学卫生工作。对于科学，陈毅是深知其重要性的。他十五、六岁的时候，曾经是“科 学救国”的信奉者。后来接受了革命理论，知道了救国须主要靠革命，但要使祖国富强，科学还是极重要的工作。尤其是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科学的 作用更加伟大。陈毅曾大声疾呼：“我们过去要有一支军队，现在搞建设需 要科学研究。”一到国务院，他就分管科学院和科学技术。在军内，他也受命兼管国防 科学技术。 1955 年 9 月 27 日，他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陈毅元帅当时要关心的正是用现代化的科学技术改进人民解放军的装备和战术技 术。 1955 年国庆节，陈毅和老帅们一起，穿上元帅礼服佩带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登上天安门城楼。陆海空军的方阵和百万 群众的海洋使党政军领导人十分激动。毛泽东感叹：这一事实证明中国人民已完成组织起来的任务，今后的任务是如何把自己装备起来。陈毅大有同感。 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毛主席“此一概括，甚为正确，工业农业的发展，社会主义工业化，即解决装备之唯一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