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毅传-6

城外的主力部队反击。朱德、陈毅乃召集紧急会议，布置迅速收缴好各种军 用物资，准备撤出郴州。领导干部分头到各部队检查督促。陈毅头昏目眩，举步艰难，留守军部。天擦黑时，杜修经才找到一位老中医来给陈毅诊治。岂知上街买药的人 未回，枪声骤起。范石生部驻城北 10 余里有 4 个团，现在大举反攻了。从火力判断，投入 的兵力有两个团以上。驻防北郊的二十八团向城区后撤。夜 9 时后，敌人加强攻势，驻守城南的二十九团也受到攻击。此时尚有不少物资未及处理，朱 德下令紧急撤出郴州向资兴旧县转移。陈毅在杜修经和马夫的护送下紧急撤离时，大街上已子弹横飞，只得走 小巷出城，涉水过河。范石生部夺回郴州之后并未迫击。真正的打击并非范石生部队的反扑而是农民意识、地方主义和近来大为 滋长的无组织无纪律情绪。二十九团的人进了郴州就想打回宜章。他们在敌军攻击之下集结，虽然有的分队一再被冲散，但还是在城外以营、连为单位 集合了。据肖克等亲历者回忆：军部和团部的命令由通信员传到，命令他们立即向资兴旧县转移，他们却不听。先后三次命令，反而加速了他们成连成 排向家乡奔跑的进程。他们枪上挑着在郴州发到的“洋财”，奔向死亡和溃 散之路。只有副营长肖克坚决压住了他所率领的一个连，“坐下不准动”，未被 裹走，完整地带回资兴。部队终于在资兴旧县的布田村集结完毕，二十八团损失不大，二十九团 只剩下团长胡少海、党代表龚楚、团部零星人员和肖克的一个连了。怨声四起。陈毅病未全好，就投入紧张的工作，不但抓部队的解释动员和整理，也 抓与地方党和群众的联系。布田的共产党组织和群众为部队打探敌情，到远地为部队买粮买菜买盐买药，使部队得以稳定地休整到 8 月中旬。下一步怎么办？二十八团有不少人是一直主张到赣南的（见毛泽东：《井 冈山的斗争》），而当时部队的主要领导人也不想迅速回井冈山。据杜修经回忆，陈毅在布田曾起草《告湘南人民书》，并让杜修经帮助审定。这文告 中提出了开展土地革命，发展武装力量和反对盲目烧杀等方针政策，显然旨在把湘南的工作健康地坚持下去。派出先期探路的二十八团二营和团直机炮连，其行军方向也是向东，去沙田以及他们所熟悉的湘粤赣边区。 这支先遣部队的派出，却又给湘南之行一个新的打击。二营营长袁崇全，在郴州时就按兵不战被发现有企图叛变的迹象，到布田后事例更多。部队领 导在对袁的处理上发生了分歧。陈毅等主张将其枪毙，朱德不同意。召开代表会意见仍不一致，后又召开紧急前委会议，决定将他改任团副，①但是朱德 没有向部队宣布。由于袁崇全向朱德表示了悔过，派出的先遣部队仍由袁崇全以营长身份率领。派出后第一天还送回报告，接着就断了消息。数日后送 信回来说：不杀朱德、陈毅，不回来了。朱德乃痛感“人心难问”。此事向党员大会宣布后，一致声讨袁崇全的反革命罪行，决心革命到底，并要求派 队追回。8 月中旬，部队东移桂东县的沙田，此时，被袁崇全以“打遂川”为幌 子拉走的第二营，陆续自动归队，才知道袁崇全自行组织了“特委”，自任书记，“并要换旗子”。各连识破其阴谋，先后脱离了这个反革命分子回返 二十八团。湘南之行的一系列事实，使陈毅深感自己作为前委书记领导不力。在沙 田他已一再向部队作过检讨，此时，他与前委成员们商议决定召开党员代表大会。会议由二十八团党代表何长工主持，未通知杜修经参加。会上，陈毅 检讨了自己此前作为军委书记，对错误倾向制止不力的责任，听取了与会代表的尖锐批评。前委委员，特务营营长宋乔生的批评更是激烈，要求将朱德、 陈毅撤职查办。会议充分发扬了民主，加强了理解和团结。最后决定分别给予朱德、陈毅以“留党查看 3 个月”的处分（陈毅 1929 年 8 月向中央政治局 汇报中说了这些情况，此处分后来似未得到批准和执行，朱德、陈毅于10 月 4 日至 6 日举行的中共湘赣边界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均当选为特委委员）。 这时，毛泽东率领三十一团在永新一带与赣敌苦斗了一个月之后，亲率三十一团一部南下迎还朱、陈部队。二十八团一营亦于 8 月 18 日在林彪率领下占领桂东。8 月 22 日，毛泽东率三十一团三营进抵桂东。朱、陈闻讯乃与 杜修经赶往桂东，毛泽东、朱德、陈毅于 8 月 23 日再次会合。毛泽东态度和婉而关切，他说前些日子，赣敌经过猛攻，最后占领了永 新，还占了莲花、宁冈，但是敌人又发生了内讧，大部队仓皇退去打内战。“你们不走就好了。”那就可能乘机把割据地区推进到吉安、安福、萍乡， 和平江、浏阳连起来。他还拿出几块布片，原来这是朱、陈率部向郴州进发 后不到 10天，袁德生带来的湖南省委的指示信，要红军不去湘南，而要“毫 不犹豫”地去湘东。陈毅报告了部队失控和先胜后败的情况并作了自我批评。8 月 24 日，在桂东城内唐家大屋召开前委扩大会。当日下午，湘敌吴尚 第八军两个团袭击桂东，将三十一团三营和二十八团一营隔断。会议中断，扩大会成员随二十八团一营撤离桂东，在通往沙田的一个村子宿营，恰与龚 楚带来接应的人会合。住下后在一个农家的堂屋内继续开会。经过充分协商，统一了认识。决定一起回井冈山，取消前委，成立以毛泽东为书记的行动委 员会（简称行委）。8 月 25 日，得悉袁崇全胁骗团直机炮连驻扎在思顺圩，团长王尔琢亲自 带领警卫排去追寻。机炮连是应声回归了，王尔琢却在追劝袁崇全归部时被① 团副，是低于副团长相当于副官长的职务，无指挥权。袁开枪打死。全军深感悲痛。陈毅以为“红军极大损失”。朱德痛心地兼起 了二十八团团长。陈毅一如既往，忠诚积极地协助朱德工作。全建制集结归队的二十八团，编入了肖克带回来的二十九团一个连。实践证明，一支战斗 力很强的正规红军，有党的统一团结的正确领导，有铁的革命纪律，便是武装割据的最可靠的保证。在“我军经崇义、上犹向井冈山回军之际，赣南敌 军独立第七师刘士毅部追到遂川。9 月 13 日，我军击败刘士毅，缴枪数百，占领遂川。”（毛泽东：《井冈山的斗争》）9 月 26 日，朱、毛、陈率工农 红军重回井冈山。第二节重振雄风8 月中旬起，陈毅经历了党内斗争的考验。陈毅心情沉重。下山前后对 比鲜明。下山前红军 4 个团，如今只剩 3 个团了。下山前武装割据 3 城数县，土地革命蓬蓬勃勃，如今只占住几个山头，县城与平坝尽被敌占，群众遭受 血洗和摧残。陈毅痛感自己的责任。更使陈毅焦虑的是统一思想、加强团结的问题。对有些问题看法不一致，本来就有。有些人倾向于巩固井冈山根据 地；有些人倾向于远道大规模游击。有些人主张把缴获的枪更多地发给农民武装，有些主张大力扩大红军。湘南之行造成了“边界与湘南同归失败”的 大损失，大家意见更多。主张远出游击的人被称为“逃跑主义”，相反，主张巩固井冈山根据地的人被称为“保守主义”。思想上的隔阂增加了。其实， 要搞武装斗争，要搞土地革命和苏维埃政权，大家还是一致的，坚定的。为了大局，陈毅深感必须沟通思想。他的办法首先是用自己的认真检讨来承担 责任，同时，还在行委的会议上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毛泽东在两军重会时也曾对部队说过：湘南的问题让二十八团自己讲，三十一团不要讲。这时毛 泽东召集部队讲话，说明了朱军长本人是反对去湘南的。这一来，团结的气氛就大为增强。军事胜利与政治团结相互促进。10 月 1 日，在宁冈击溃周浑 元旅一部（第十四旅第二十七团），歼其 1 个营，收复宁冈全县。同时，湘敌驻桂东的部队有 126 人携械投入红军。陈毅负责收编工作，编为特务营。1928 年 10 月 4 日至 6 日，中共湘赣边界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宁冈茅坪召 开。这是一次坚持原则、坚持团结的会议，通过了《政治问题和边界党的任务》等决议，对“八月失败”作出了相应的结论。陈毅在这大会上与毛泽东、 朱德、谭震林、何挺颖、袁文才、王佐农、陈正人、杨开明等一起当选为第二届特委委员。11 月 2 日，四军收到中共中央 6 月 4 日来信。尽管时隔 5 个月，这对长期得不到中央指示的湘赣边界和红四军来说，是破天荒的大事。11 月 6 日，特地推迟向遂川出动的日期，召集特委、军委和地方负责人 30 多人参加的中共湘赣边界特委扩大会讨论贯彻。陈毅参加了讨论。来信涉及边界党和红军在割据地区的军事、土地、政权和党的组织等许多重大问题。 中央指定朱德为军委书记。中央更指示特委与军委统辖于前委，指定由毛泽东、朱德、地方党部书记、一工人同志、一农民同志 5 人组成中共红四军前 委，毛泽东为书记。前委当即在 11 月 6 日成立，除毛泽东、朱德外，推选谭震林（特委书记）、宋乔生（工人）、毛科文（农民）为前委委员。11 月 14 日至 15 日，在宁冈新城召开了红四军第六次代表大会。陈毅作为上届军委书记和现任前委秘书长，直接参与了提案审查和决议起草工作。11 月初，周浑 元旅再次来犯。朱德率部下山迎击。陈毅同去。11 月 9 日，红军击破周旅 1个团于宁冈城与龙源口；10 日再占永新城。因为敌增援部队向侧后迂回，红 军主动撤回宁冈。这时，南自遂川的井冈山南麓，北至莲花边界，包括宁冈全县，遂川、酃县、永新各一部，成了南北狭长的整块。各级政府、群众武 装又恢复，按人口分配土地的工作蓬勃展开。井冈山进入了复兴和发展时期。陈毅先是担任前委秘书长，后调任红四军士兵委员会秘书长。当时敌人 的军事进攻与经济封锁给红军的物质生活造成很大的困难。陈毅跟随着朱德，和大家一样穿单衣单裤，吃红米南瓜，并和朱德一样经常加入运粮的行 列背粮上山。陈毅不用扁担，他使用的工具是自己的裤子，裤脚一扎，粮食灌在裤管里，然后扛在肩上。那时的裤管肥大，一次能装上七八十斤。不久，彭德怀、膝代远率领平江起义的红五军一部来到井冈山。 12 月12 日，在宁冈新城召开了红四军、红五军会师庆祝大会。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的声威更大了。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决议给井冈山的革命实践者们注入了新的 血液，引发了许多人对理论的兴趣。“六大”决议是中共中央派专人从上海送来的。毛泽东主持召开前委扩 大会学习，并以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的深刻认识作了精心的传达，引导与会者把理论和当前的斗争实践结合起来。陈毅怀着浓厚的兴趣参加了学 习，从对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特点、策略的研讨中深感自己跟着朱德、毛泽东走着的是一条正确的道路。他们紧紧把握住了中国革命必须进行武装 斗争的重要特点，坚持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把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紧密结合起来。通过学习，他们更有决心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陈毅从南昌赶队 开始，走这条路是比较自觉的，粤、闽、赣、湘千里转战、湘南暴动、八月失败、重上井冈山，成功和失误的丰富经验教训如今得到理论的提高，他更 加坚定也更为清醒了。这在他 1951 年《学习毛主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创造作风》一文中表达得很明确：“因为毛主席的领导是以井冈山的革命实践为 基础，很自然地在许多问题上又超过‘六大’决议而更深入实际地去解决问 题。”但是，虽然身在井冈山，身在红军，有一些极为重要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在陈毅思想上以及其他领导人的思想上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其中最突出的是共产党对军队的领导问题和建军的政治路线问题。这需要在新的实践中 思考、争论、总结，共同探索，来确立和认清正确的路线。第三节“败军气犹壮”1928 年入冬以来，井冈山地区连下大雪，奇寒。国民党的军事压力和经 济封锁也步步加紧。正值红四军前委召集会议传达中共“六大”决议期间，传来湘、赣、粤 3 省国民党军准备对井冈山发动第三次“会剿”的消息。井 冈山地区出现了他们 18 个团级番号。军事形势严峻。更为严峻的是：在国民党军的严密封锁下，井冈山经济极度困难。陈毅 后来（1929 年 9 月 1 日）在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反映了当时的情况：“井冈山红军衣服饮食非常困难，又因敌人封锁，红军未能到远地游击，以致经 济没有出路。”在 1928 年 9 月至 12 月 4个月中，红军要不要派主力打出去 扩展游击区域，在红四军内部是有争论的。因有 7 月湘南远行的失败，远出游击的主张当然不可能实现。至此，全军守在山上难以维持。毛泽东在 1929 年 3 月 20 日写给中央的报告中明确表达：“离开井冈山，主因是经济无出路。”1929 年 1 月 4 日至 7 日，红四军前委在宁冈柏露村召开四军、五军军委， 湘赣边界特委及边界各县党组织负责人联席会议。陈毅出席了这一决定战略方针的会议。会议经过充分讨论决定：由彭德怀，膝代远率原红五军的部队（此时编 为红四军第三十团，彭德怀任红四军副军长）及红四军的第三十二团留守井冈山，坚持内线作战；由朱德、毛泽东率红四军主力出击赣南实施外线机动 作战，寻机歼敌，打破敌之经济封锁。这种将主力用于远出机动作战的思想，已含有崭新的军事因素，已突破以前不离开井冈山地区，只作较近距离机动 的常规。但此次远距离迂回的目的，还是为了调动围山的敌军，以坚持井冈 山。这就说明：经过新的实践，红四军的领导人对于坚持和扩大农村革命根 据地必须创造必要的经济条件，对于开创和巩固农村革命根据地可以有更多的作战方法，已有了新的感受。1 月 14 日黎明，朱德、毛泽东率红四军军部、二十八团、三十一团和特 务营共约 3600 人，由井冈山小荇州等地下山。陈毅作为红四军士兵委员会秘书长随军部行动。当晚红军一举歼灭大汾守敌一个营，突破封锁线，乃日夜兼程，向大余 前进。大余城无敌军设防，红军下费一弹占领大余城。出敌不意所取得的胜利却带来了自己的“不意”。红四军前委 在城内天主堂召开的连以上干部会上，确定以二十八团（团长林彪、党代表何挺颖）配置于城东北一带山地 担任警戒，军部、三十一团、特务营和独立营在城里和近郊开展群众工作。并规定：如遇紧急情况，部队到广东境内南雄的乌径集合。据肖克等亲历者 回忆，这次会议对出现敌情时应予坚决回击虽已举手通过了决议，但行动上未严格贯彻。二十八团进入警戒位置后即各管一段，没有组织营连主官看地 形，也没有研究各种战况下的协同配合。陈毅以主要精力从事宣传群众的工作。他亲自上街向群众讲解刚刚张贴 的四言 92 句的《红军第四军司令部布告》，并联系他和朱德在 1927 年秋天经过大余和此次红军入城的种种事实，说明红军的宗旨和革命的前途。陈毅主持召开了大余城的群众大会。会场选在章江畔大路边的广阔沙滩上。人们从四面八方涌到会场。毛泽东、朱德先后讲话。大会后，当场把打 土豪得来的财物分发给贫苦群众，群情沸腾。但是，大余县毕竟是没有共产党的组织、没有群众革命斗争基础的地方， 赣敌李文彬旅悄悄逼近大余城时，就没有人来向红军急报。李文彬旅突然发起猛烈攻击，二十八团在城东的警戒阵地被突破。部队的急速后撤在城内引 起惊乱，很快，城北街区出现敌军，军部被迫向南转移。陈毅从分发财物的地方赶回，在城边追上军部，只见毛泽东带着少数机 关人员，林彪也后撤到此，毛泽东正督促林彪返回二十八团部队，挡住敌人。林却说部队已退下来了，面有难色。毛泽东怒令：“撤下来也要拉回去！” 陈毅也愤然说：“主力要坚决顶住敌人！”林彪带着身边的少数兵员杀回去了，敌人的攻势果然被挡住了一阵，这就为集合做群众工作的部队赢得了时 间。这一仗，三十一团营长周舫、独立营营长张威牺牲，二十八团党代表何 挺颖负重伤，用担架抬着行军。部队越大余岭，向粤北南雄方向撤退，按规 定到达乌径。在乌径宿营不久，接到当地中共组织的报告：敌追兵逼近。部队紧急撤 离，重新进入赣南，但又遇敌情，部队仓促奔走，重伤的党代表何挺颖在混 乱中不幸牺牲。厄运远未结束。部队日夜东行，想摆脱追兵。在平头坳，与追兵接触， 又小有损失。在圳下，军部险遭覆灭。当夜军部驻圳下，前卫三十一团驻圳下以东的吉潭，后卫二十八团驻圳下以西。次日拂晓，后卫二十八团先于军 部开拔，特务营也未及时察觉敌情，敌人进圳下时，陈毅、毛泽覃等正在吃早饭。毛泽东经常夜间工作，晚睡晚起。这天他尚未起床，枪声惊醒了他， 实际上敌人的先头分队已越过他的住房，他当即随警卫员乘昏暗向村外转移。朱德离开住屋时，敌军已近在眼前。警卫员开枪掩护，中弹牺牲，朱德 依依不舍地摘下警卫员的冲锋枪，在敌我交错中夺路撤退。当时弹雨横飞，人群奔突，他同妻子伍若兰被敌冲散。陈毅披着大衣急走，被突然冲上来的 敌人一把抓住了大衣。陈毅立即把大衣向后一抛正好罩住了敌人的脑袋，自 己快跑脱身。特务营全力抵抗，三十一团、二十八团纷纷来支援，火力压住了敌人。 军部被冲散的人陆续归队。主要负责人都安全。只毛泽覃腿部中弹，行军艰难。伍若兰却被敌军俘去，后押送赣州，英勇就义。 三十年后，陈毅在接受中共江西省委党支研究室人员的采访时说：“当时红军人生地不熟，常常找不到响导一走错路便有全军覆没的危险。” 毛泽东在 1929 年 3 月 20 日写给中央的报告中说：“沿途都是无党无群众的地方，追兵 5 团紧蹑其后，反动民团助长声威，是为我军最困苦的时候。” 直到 2 月 1 日，红军才暂时摆脱追兵，来到寻邬境内的罗幅嶂，歇脚一天。红四军前委在罗幅嶂开会，就这支红军的领导体制、行动的方向和如何 使部队精干利索以对付严峻复杂的敌情，展开了讨论和争论。为应付紧张的情况，须指挥便捷。前委过去有大量地方工作要领导，所以需要有军委专管 军队，现在暂时没有固定地区的工作，前委可以全力管军队工作，大家认为不需要重叠机构，军委可以“暂时停止办公”，军委的机关可以改为军政治 部，由前委直接领导红军。为解决给养和宿营困难，大家认为部队有必要分成两个有独立机动作战能力的单位。于是决定将红四军所属部队进行改编，一纵队由二十八团、特务营编成，党代表陈毅，纵队长林彪。三纵队由三十 一团编成，党代表蔡协民，纵队长伍中豪。必要时军长朱德、军党代表毛泽东分别率一、三纵队行动。毛泽东不同意立即分兵，认为分兵活动容易遭敌 人各个击破，此事议而未决。关于行动方向，因为此时已有消息证实吉安东固一带的江西红军独立第二团尚在坚持且有发展，就决定逐步向东固转进， 以便找到一个有党有革命群众的休息地，安置一路拖累的伤员；并可以抛吉安敌军之背，救援坚持井冈山的红军。在将近一个星期的“打圈子”行军中，3000 多人吃饭很难，目标很大， 不少干部要求分兵活动，要求前委开会决定。毛泽东看到如果开会则分兵可能成为多数意见，就压下不予讨论。对于因此而增加的不满情绪他置之不理。 而实践正好证明，分兵就不会有后来大柏地的胜利。1929 年 2 月 10 日，红军到达瑞金、宁都边界的大柏地。赣敌刘士毅闻 风尾随而来。陈毅、林彪命令一纵队二支队支队长肖克、党代表胡土俭率队阻击，使敌军暂时不敢前进。胡士俭却不幸牺牲。这天，正是旧历除夕，然 而大柏地的群众不了解红军，逃跑一空。部队饥寒疲乏，追敌又无法摆脱，大年三十面对冷灶黑房，20 多天郁积的烦闷恼怒简直要爆炸。有的怪军长“无 能”。有的叫“拼了算了！”陈毅出席当夜的前委会。他见朱德在会上特别沉静。朱德引导大家分析 敌我形势。集体的经验和智慧使大家的认识产生了飞跃：敌我形势有了转化的条件！敌气焰骄横，必然轻进。刘士毅师在遂川曾被红四军打败，朱德、 陈毅都了解他的战斗坚韧性不足。此次他孤军深入，态势很不利；红军虽然疲惫不堪，弹药不足，但久屈求伸，求战心切。此地虽无群众助战，但地形 有利。朱德在来到大柏地途中已留心看过周围地形，他指出大柏地以南的山谷地带有条件设置伏击圈。毛泽东微笑点头。红军趁夜进入预定阵地：一纵队一支队在大柏地以南西侧山上设伏，三 纵队在大柏地以南东侧山上设伏，一纵队三、四支队配置在东、西两侧之间正面堵击，一纵队二支队为总预备队留大柏地由军长亲自掌握。2 月 11 日（大年初一）拂晓，敌人冒着蒙蒙细雨向大柏地前进，受到红 军阻击。敌人以为得手，不断投入新的兵力，猛攻求歼。一纵队三、四支队佯作不支，轮番掩护退却：逐步退到大柏地附近，便与东、西两侧伏军形成 一个口袋形的伏击圈。敌人不知是计，猛钻口袋直至底部，遇坚强抗击仍增兵不已，以致全部进入口袋。9 时许，东、西两侧伏军向敌后迂回出击，扎 住了袋口。接着，各路红军向敌人发起进攻，杀声四起。但是，红军毕竟于弹少，沿途又有损无补，如今火力薄弱。虽然力争弹无虚发，打完了子弹的 用刺刀、石块、枪托拼搏，却逐渐出现僵持局面。此时，朱德军长命令总预备队出击，各路红军也同时奋勇冲锋，战况才得扭转。经过反复肉搏，“与 敌在血泊中挣扎”，终将敌第十五旅两个团大部歼灭，获人、枪各 800 余。这是出山以来的首次胜仗，胸中的郁闷为之一扫。陈毅称之为“红军成立以 来最有荣誉的战斗。”战前，为了让部队有足够体力打山地肉搏战，前委书记毛泽东亲自批准 可以动用群众家的粮食，留下借条，保证日后偿还。群众回村见条将信将疑。后红军再次路过，果然按借条归还。宁都守敌吓跑了。2 月 12 日，红军不战而进宁都城。红军得短暂休整和 少量补给。数日后，赣敌李文彬旅 3 个团急急赶来，红军主动撤离宁都。陈毅、林彪率一纵队取道兴国向东固进发。行至葛拗，遭众多敌军截击。 林彪指挥果断，迅速突围，得以脱离。2 月 19 日到达东固地区。东固位于吉安县城东南 120 余华里，是 5 县交界的边境，四周崇山峻岭， 地势险要。早在大革命时期这里就建立了共产党的组织和农民协会。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党人赖经邦、高克念、曾炳春等秘密恢复了党组织，并发动了 东固暴动，先后建立了赣西工农革命军第七、第九纵队。 1928 年 9 月，七、九纵队合编为江西红军独立第二团，团长兼政委李文林，副团长段月泉（即 段起凤）。 1929 年初，正是红四军出井冈山之时，红二团又帮助当地的群众帮会武装组建成独立第四团，段起凤任团长，政委是金万邦。以东固、桥 头为中心的方圆约 200 里的范围不仅成为群众斗争异常活跃的游击区，而且创造了“游击秘密割据”或“飘忽不定的秘密割据”的成功经验。红四军前 委领导人对此曾有很高的评价。毛泽东在两个月以后在红四军前委给湘赣边界特委信中写道：“这番我们到东固则另是一种形式，反动势力已驱逐了， 政权完全是我们的，但公开的政权机关和固定的赤卫队都没有，邮路是照常的，商业贸易是照常的，边界所受的痛苦此地完全没有，敌军到来寻不到目 标，党的组织和群众的组织（农民协会）完全秘密着，在接近暴动之时这种形式是最好的，因为这种形式取得群众不致失掉群众，武装群众不是 守土的赤卫队而是游击队敌人完全奈何他们不得。”红二团、红四团在共产党对军队的领导方面也有突 出的表现，毛泽东对此十分欣赏。他在 4 个月后答复林彪的信中写道：“至于二、四团，四军的同志见了他们真是惭愧万分，他们是指导员支配军官的， 花名册上军官的（名字）列在指导员的后面，一个子弹不问过党不能支配，他们是绝对的党领导。”红四军开进这样的地区，群众欢迎的热情可想而知，抬着整猪，挑着成 担的棉花和粮食来慰问。陈毅与毛泽东、朱德一起同二、四团领导人、当地党组织和农协的负责人亲切会见，交流经验。 22 日，召开会师庆祝大会。 红四军对东固红军也作了切实的帮助，毛泽东、陈毅给东固战友们传达和讲解中共“六大”的决议案。陈毅从一纵队抽调干部和枪支给二、四团。 在东固休整仅一个星期，李文彬率 3 个团向东固进逼，张与仁旅也进窥东固。前委开会研究战略方针。 这时若以东固为阵地加以死守而与强敌作战显然是不利的。红二、四团的公开斗争和秘密斗争相结合的优势在两军对阵时将完全丧失。红四军来东 固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救援井冈山，此时却得悉井冈山已经失守，由红五军部队编成的三十团及三十二团已突围。这样，前委“乃决定抛弃了固定区域之 公开割据政策而采取变定不居的游击政策（打圈子政策），以对付敌人的跟踪穷追政策。”（毛泽东为前委写给中央的报告，1929 年 3 月 20 日）这个决定对中国革命武装斗争及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扩大是有深刻 历史意义的。毛泽东在 1928 年 11 月 25 日给中共中央的报告（即《井冈山的斗争》）中说：“环边界而‘进剿’的敌军，尚有十余团之多。但若我们于 现金问题能继续找得出路（粮食衣服已不成大问题），则凭藉边界的基础，对付此数敌人，甚至更多敌人，均有办法。”因此他力主“红军不走”，“只 有”在井冈山作长期的斗争才是正确的，而将任何想远出游击的意图都视为不要革命根据地。然而实践却证明虽然采取了变通办法，派主力突围下山打 外线，范围不大的、没有诱敌深入条件的井冈山还是没有办法守住，因而不得不暂时放弃过去认为只有如此才正确的固定区域的公开割据。从主力下山 外线游击到正式采取打圈子政策，不仅是战术上的改变，而且在实际上认识了大范围的游击行动也是巩固、扩大或开创革命根据地的主要战略手段。突 破了片面性和局限性，就为红军此后在闽、赣两省机动游击最后创立中央革命根据地开辟了广阔的道路。此时，红四军全军约 3000 余人，从一、三纵队中抽调人员，编为第二纵 队，纵队长胡少海、党代表彭枯。2 月 25 日，红四军撤离东固，绕道经永丰、乐安、广昌、石城、宁都进 入瑞金境内。赣敌张与仁旅仍紧蹑其后。然而部队进抵瑞金壬田市时，赣敌忽悄然折回，去向不明，令人疑惑。为避免赣敌暗算，前委决定转向东行， 进入敌兵力较弱的闽西。一纵队取道瑞金、古城间的荒僻山路入闽，3 月 12 日进占四都。四都距 闽西土皇帝、福建省防军第二混成旅旅长郭凤鸣盘踞的长汀城 80 余里。郭凤鸣急派一个团向四都扑来。红四军一举将其击溃。3 月 14 日，红四军向长汀 挺进。郭凤鸣亲率主力在长岭寨凭险据守。红四军一路直取长岭寨，一路迂回敌后，仅 3 小时便将敌大部解决，歼敌 2000 余人，缴获大批武器弹药。郭 凤鸣被击毙。残敌向上杭溃逃，长汀为红军占领。红军进城后，接管了原有的军需工厂，并筹得大批军饷。红四军官兵第 一次穿上统一的青灰色的军装，戴上缀有红五星的新军帽，打上新裹腿，每 人还领到 4块钱的津贴费。对从不关饷的红军官兵来说，这简直是一笔巨款。 他们上街理发洗澡，全身上下焕然一新。陈毅有诗表达了 1929 年春天他们的心情： 闽赣路千重，春花笑吐红。 败军气犹壮，一鼓下汀龙。此诗收入诗集出版时“败军气犹壮”改为“铁军真是铁”。 在汀州，红四军有两件大事。一是 3 月 20 日召开的前委扩大会议决定了行动计划；二是成立了军和纵队两级政治部。 当时已查明，张与仁旅的悄然引去是蒋桂战争爆发的一个震波，整个战局必将大动荡，前委扩大会一致认为应抓紧有利时机发展革命形势。同时已 知红五军（当时习惯上仍称红五军）从井冈山突围后到达赣南。因此，会议作出决定，红四军应与红五军及江西红二、四团密切配合。“以赣南、闽西 计余县为范围，用游击战术从发动群众以至于公开苏维埃割据，由此割据区域与湘赣边界之割据区域相连接。”毛泽东特别强调：“这一计划是决须确 立，无论如何，不能放弃，因为这是前进的基础。”（见毛泽东 3 月 20 日给中央的报告，后在于都会议形成正式决议。）陈毅参与作出这一决定并始终 赞成。他在 9 月 1 日给中央的报告中不无自豪地写道：“以闽西赣南为游击区域，相机与湘赣边界取得联系，恢复井冈山附近群众割据。”政治部成立。毛泽东在汀州亲笔书写了“中国红军第四军政治部”的红 旗。自此，游击区域的群众工作就由政治部负责组织实施，在地方赤色政权未成立之前，由政治部代行政府的职权，部队的筹款及分配也由政治部指挥 各级党委负责实施。政治部成立将更好地执行党的政策，保护各阶层群众的利益，配合党的政治任务更有计划地统一地开展部队政治工作、群众工作和 政权工作。在军政治部指导下，长汀相继建立了工会和农会组织（分公开和秘密两种）。不久成立了长汀县革命委员会。部队筹款 5 万元。第四节主持红四军“七大”4 月 1 日，红四军回师赣南到达瑞金与红五军会合，局势很有好转。4 月 3 日，前委却接到辗转送达的中共中央 1929 年 2 月 7日信（后称“二月来 信”）。这封信是在革命形势严重时写的，中共中央按照中共“六大”时布哈林 演说的精神，要求红四军将队伍分得很小，散向农村中，朱、毛离开红军，隐匿大的目标，以保存红军和分散发动群众。前委接到“二月来信”后，就在毛泽东主持下举行前委扩大会讨论。会 议的结果，在毛泽东写的前委 4 月 5 日致中央的信中得到充分的体现。这信一开头就坦诚地指出“中央此信对客观形势及主观力量的估量都太悲观了。” 并从四个方面阐明了红军必须集中、领导者不能离开的理由，表现出理论上和组织上很大的政治勇气。其实，在蒋桂战争爆发后，中共中央也已开始改变看法。中共中央在 4 月 4 日通过的给红四军的指示信（4 月 7 日发出）中说：红军目前总的任务是扩大游击战争范围，发动农民武装斗争，深入土地革命。朱、毛“若一时 还不能来，中央希望前委派一得力同志前来与中央讨论问题。”但是，二月来信要求分散游击，却使红四军中一部分主张分兵游击的人 增加了争论的借口。4 月 8 日，红四军主力和红五军由瑞金进抵于都城。前委召开会议继续 讨论红军行动的策略问题，通过了抓紧蒋桂战争时机分兵发动群众、在赣南创造群众割据局面的决定。在于都东门外河滩上召开了红四军、红五军第二次会师庆祝大会，毛、 朱、彭、陈都讲了话。其后，彭德怀率红五军回湘赣边区，毛泽东率三纵队，朱德率一、二纵队与军部，在赣南分兵活动。此时，中共中央派来红四军工作的刘安恭从上海辗转来到宁都。刘安恭 四川人，早年留学德国，回国在四川省当过邮政局长，后来加入了共产党，南昌起义后，到苏联学过军事，在军事理论上有一套。由于他是中央派来、 苏联回来的，一到红四军就受到推崇。前委通过任命他为红四军政治部主任。后来，在红军再次入闽，于 5 月 23 日一举攻克龙岩城之后，由于地方工作一 度繁忙，前委决定成立临时军委，并决定由刘安恭任临时军委书记。刘安恭回国不久，才到苏区，不了解中国红军的发展历史和斗争实况， 就主张搬用苏联红军的一些做法。尤其是他主持了一次临时军委的会议，竟作出决定：前委只讨论行动问题，不要管军队的其他事。下级党委作决定限 制上级党委的领导权，这显然是错误的。于是就以军委的问题为焦点，加剧了红四军党内本已存在的有关当时军队的领导、单纯军事观点和流寇思想等 问题的争论。5 月底，永定守敌省防军第二混成旅黄月波团弃城而逃。红四军开赴永 定的湖雷、金丰等处游击。前委与军部驻湖雷。在湖雷的前委会上，有些人对前委领导提出很多意见，并要求恢复正式 的军委。会议对党的工作范围、党的组织指导的原则展开了争论。主张设立军委的意见是：既有四军，就要有军委；建立军委是完成党的 组织系统。这些意见指责前委“管的太多”，“权力太集中”、“包办了下级党部的工作”、“代替了群众组织”，甚至指责前委是“书记专政”，有“家长制”的倾向。 反对设立军委的意见是：赣南、闽西的苏区尚未发展，地方工作不多，领导工作的重心还在军队，“军队指挥需要集中而敏捷”，由前委直接领导 和指挥更有利于作战，不必要重叠的机构。这些意见批评了硬要成立军委实际上是“分权主义”。争论结果，意见未能统一，相反地，争论扩大起来。 问题的症结在于：当时的红四军，虽然坚决走工农革命的道路，走武装斗争的道路，英勇善战，百折不挠，但的确存在着不少非无产阶级的错误思 想。由于官兵中许多人是从旧军队脱胎出来的，必然带着旧思想、旧习性。他们习惯于“军官权威”，不习惯党的领导；他们乐意“流动游击”、“走 州过府”，不乐意做艰苦的根据地群众工作。另一方面，由于红军的大部分是农民出身，自由散漫、无组织无纪律的作风也随而来。因而，在当时部队 中，单纯军事观点、流寇思想、极端民主化等等错误思想确实是存在的。问题在于党和军队的领导人如何对待。 红四军的主要领导干部，在总路线上是一致的（见毛泽东在 1944 年 3月 15 日致华中局电）他们之间的争论，在于党怎样领导军队，军队的农村武 装斗争怎样进行。充分重视部队政治建设和农村革命根据地建设的领导干部，对部队的各 种非无产阶级思想采取从严纠正的态度，主张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加强思想教育，加强组织纪律性，主张在敌情缓和时分兵发动群众。有的领导干部侧重于军事斗争，主张在敌情缓和时分兵远出游击，对于 部队中“军队只管打仗”的观点、流寇思想、军阀残余，以及破坏政策纪律的现象就采取从宽对待的态度；有的领导干部对新型革命军队的民主主义有 误解，主张实行“自下而上的民主集中制”，反对所谓“自上而下的家长制”，更容易助长部队的极端民主化思想。毛泽东在 1929 年 6 月 14 日的一封信中，对争论的问题作了充分的阐述， 大部分在后来古田会议决议中得到红四军全党的重视和认可。但是在 1929 年 6 月，争论的双方各持己见。临时军委坚持要搞偏于军事 观点的一套，因而坚持要“分权”。这就使前委无法统一领导，不好工作。 前委6 月 8 日在白砂召开了前委扩大会，讨论了成立正式军委的意见，以及相反的意见——目前不要设立军委一级党部、临时军委应撤销。表决时，41 人参加的前委扩大会，以 36 票对 5 票的压倒多数通过了取消临时军委的 决定。这样，刘安恭担任的临时军委书记一职自然免去。政治部主任一职后来也由陈毅接替。前委扩大会议决定召开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七次代表大 会（简称“七大”）。大会原定 计划是通过总结过去斗争的经验、统一思想认识，解决红军建设中存在的各种问题，以进一步提高红军的政治素质和战斗力，更好地担负起创建发展农 村根据地的伟大革命斗争任务。这无疑是必要的，当时集体决定召开“七大”，目的和愿望无疑是好的，是想统一认识，解决分歧，结束争论，加强团结， 以利革命。但是在当时，解决问题的条件不成熟，指导思想也存在着缺点，前委把各方面的争论意见原文印发给各党支部，并号召“同志们努力来争论 吧”，就有“自己不先提办法，而交下级自由讨论”、“公开提到群众中没有指导的任意批评”（中共中央“九月来信”）的倾向。前委还决定由陈毅代理前委书记（陈毅：1929 年 8 月 29 日向中央政治局汇报记录稿）。这样， 陈毅势必担负起主持筹备“七大”的重任，要统一党内意见，起草前委工作报告，并保证大会能够顺利进行不致分裂。对于 28 岁的陈毅来说真是十分艰 巨的任务。前委成员们每天交换意见，陈毅日夜工作。 由于蒋介石令福建的陈国辉、张贞、广东的蒋光鼐和江西的金汉鼎务必于半个月内向闽粤赣 3 省边界地区集结兵力合力剿灭闽西红军，红四军便先 行动作，乘陈国辉旅返回龙岩喘息未定，在闽西群众支援下于 6 月 19 日三打龙岩，攻占县城，歼敌约 2000 人。陈国辉混入乱军中才得以逃命，从此一蹶 不振。环境又暂得稳定。6 月 20 日、21 日，前委扩大会在陈毅主持下讨论修改 并通过了准备在“七大”作的工作报告。6 月 22 日，中共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在龙岩城一所中学内召开。 出席这次大会的除了前委委员及大队（相当于连）以上党代表外，还有部分军事干部和士兵代表，约四五十人。 陈毅为大会主持人之一。他代表上届前委作了工作报告。据大会的参加者傅柏翠、江华、肖克等回忆：会场空气紧张热烈，有什么意见都可以讲。 代表们对几位领导人提出很多意见。有些意见是中肯的，但有些意见偏激夸 大。代表大会开了一天，其成果集中表现为大会通过的《红军第四军党的第 七次代表大会决议案》。这是红四军党的集体创作，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陈毅当时的政治思想水平。决议首先企图回答的是过去的政策中的重大争论的问题。其中最关紧要 的是要不要根据地及如何建立、巩固和扩大根据地。这个问题关系到红军的性质和任务，牵涉到“保守主义”，“逃跑主义”，“流寇思想”以及单纯 军事观点。“七大”决议批评了 1928 年 7 月开往湘南，有“农民意识的回家观念，避免边界斗争的逃跑主义，是不对的。”决议对井冈山时期的一些历 史问题和红军实行的一些制度的结论，基本上也是正确的。如“地方武装与红军武装应同样扩大”；“宣传兵制度是红军非单纯打仗的工具的特征 之一”，反对“宣传兵制度”的偏见“非纠正不可”；“士委制度是绝对正确的”等。决议还认为“毛同志所指出的偏于军事观点，不注意地方的武 装，湖南军事行动之错误及其他腐败思想，这些都是对的，的确有些同志犯这个错误毛病。”在党对军队的领导方面，决议否定了在前委之下再设立一个军委的意 见，认为这确系机关重叠，无再设军委之必要。决议并说“规定前委只讨论行动问题，这是临时军委的错误。”决议还指出：“党代替群众组织，完全 不是事实”；说前委包办了下级党部的工作，“失于武断、不合事实”；所谓前委领导是“书记专政”，则“纯属偏见”。但是，决议对于“自下而上的民主集中制”的主张、对于部队中确实存 在的流寇思想，都没有给予批评。对于争论的不少问题，都作了折中平衡、息事宁人的批评和回答。可惜的是，毛泽东曾向大会提出了关于坚持和加强 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克服红军中正在滋长的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流寇思想等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正确主张，未被大多数代表所接受，因而 未能充分明确地写入决议，“七大”也就未能“从政治上指出正确路线”（中共中央“九月来信”），未能完全解决存在的分歧，这也是客观的历史局限 性所决定，并非任何个人的主观意志所能转移。最后是改选前委。陈毅当选前委书记。“七大”决议规定：改选结果的“这个决定须呈报中央批准”，在批准 前可以开始工作。“七大”决议案包括改选结果和有关重要材料于会后不久 即送中央。“七大”对于红四军长期存在的争论，只是作了一次展开，只是部分地 解决了一些问题，问题的展开对于以后解决问题是必要的、有益的，但不是问题的解决。陈毅自己也认为，大会通过的决议案只是一个折中的决议案，“并没有把问题彻底解决了”，就是写到决议上的一切，都还有待于中央的 指示和批准。所以他在 1929 年 9 月 1 日写给中央的报告中称：“静待中央派人去主持，所谓前委，只是一个‘过渡内阁’。”第五节党中央“训练班”以陈毅为书记的“过渡内阁”在 6 月底 7 月初的工作重点是闽西。新的 前委决定仍在闽西游击和建立根据地。前委书记于 7 月 9 日写了关于闽西情况及前委的工作计划向中共中央报告：“目前江西、福建正预备着会剿朱、 毛（注：红四军仍以朱德为军长，毛泽东为党代表），我们应以极努力发动闽西群众以对付将来到之斗争局面，此时赣南、东江敌有重兵我们不能去， 只有在闽西坚决奋斗，从 7 月起我们即以这目的开始闽西工作布置。”前委并同意毛泽东的提议让毛泽东暂时离开军队工作到闽西地方作调查 研究并指导闽西的工作。毛泽东乃于 7 月 8 日与贺子珍、黄琳、蔡协民、曾志等同往闽西特委所在地皎洋。不久，接到中央来信，要红四军派领导干部去上海参加中央政治局召集 的军事会议，汇报红四军情况（中央政治局 1929 年 6 月 12 日讨论前委 4 月5 日信时说到“常委已通过召集一个军事会议，朱、毛处应来人。”）。 前委全体成员便在蚊洋开会，毛泽东也曾到会。前委决定陈毅去上海向中央汇报，乃由朱德代理前委书记。会后，陈毅在闽西特委书记邓子恢陪同下，经上杭、龙岩到厦门。在厦 门候船期间，陈毅受到中共福建省委书记罗明的接待，陈毅向省委作了汇报并讨论了发展闽西斗争的问题。在厦门，他给在上海担任四川军阀刘存厚的少将代表的胞兄陈孟熙发了 一信，说他将乘香港英国轮船到沪，并告以大致船期。当时，堂兄陈修和也在上海兵工厂任职。他们自武汉分别以来虽然各奔 前程，陈毅判定他们依然会尊重各自的信仰，给他方便和掩护。陈毅乘船到达香港，同中共广东省委接上头，见到了留法老同学、广东 军委书记聂荣臻和中共中央派赴广西路过香港的邓小平。英国轮船经几昼夜航行于 8 月下旬抵达上海时，黄浦江边租界码头气氛 紧张，搜查异常严格。陈毅正打算挤到人流中去乘乱下船，忽然发现两位兄长已经登船，正在延颈寻人。相见后，修和、孟熙立刻示意他紧随他们下船 上岸。两位兄长一式西装革履，胸佩上海龙华警备司令部徽章，气宇轩昂。陈毅衣着也得体，象个广东来的技术工人。当他们随着人流穿过码头稽查线 时，没有警察拦问。已经安排陈毅住英租界四马路新苏旅馆，开了一个有里外间的客房，陈 孟熙住外间，陈毅住里间。陈修和则回兵工厂，常来关照。兄长们备好西装全套，警备司令部徽章一枚。陈毅很快同中共中央机关接上头，并向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立三报告了红 四军“七大”情况。这位一同勤工俭学、一同被押送回国的老同学听完便表示：他会尽快向政治局报告，并要陈毅尽快写好几种上报的书面材料。在这 次会见中，陈毅才得知：就在他抵达上海的前两天，由于叛徒的出卖，陈毅的入党介绍人中央军委委员颜昌颐，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农委书记彭 湃，中央常委、军事部长、对红军农村武装斗争情况熟悉并有卓越见解的杨殷以及正与他们一起的邢士贞、张际春于 8 月 24 日下午 4 时许同时被捕。陈毅好几天深居简出，赶写材料。李立三在 8 月 27 日向中央政治局扼要 报告了与陈毅谈话的内容。会议决定召集临时政治局会议，由陈毅出席作一详细报告。8 月 29 日，专为听取陈毅报告而召集的政治局会议在上海一处秘密所在 召开。出席的有总书记向忠发及政治局成员李立三、周恩来、项英、关向应，陈毅作了全面而详细的报告。鉴于红四军的经验和问题极为重要，政治局决 定以李立三、周恩来、陈毅 3 人组成一委员会深入讨论审议，提出决议到政治局讨论通过。三人委员会由周恩来召集（周恩来是中央军委书记、军事部 长）。9 月 1 日，陈毅写完了李立三代表中央要求写的 5 个书面材料：《关于 朱德、毛泽东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关于朱、毛红军的党务概况报告》、《关于朱、毛争论问题的报告》、《关于赣南、闽西、粤东江农运及 党的发展情况的报告》和《前委对中央提出的意见——对全国军事运动的意见及四军本身问题》。陈毅的口头报告和书面报告，总的精神和内容完全一 致。他襟怀坦白，公正无私，如实地反映了红四军各方面的详情，对红四军的战略战术、组织编制、政治工作、政策策略、斗争艺术都作了准确的叙述， 因而中央在 1930 年初把《关于朱德、毛泽东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发表在中央出版的《中央军事通讯》创刊号上，并指出：“这是很值得我们宝贵 的一个报告”，很多宝贵的经验“都是在中国‘别开生面’”。从 8 月底起，李立三、周恩来便一次次地到陈毅的客房来聚会，他们都 阅读了陈毅所写的报告，然后来和陈毅一同讨论。他们在陈毅房中一谈几个小时。陈孟熙就在外面摆弄围棋担任望风，有时与陈修和对奕，空气更为闲 逸。他俩和李、周都认识，或是法国勤工同学，或是黄埔师生，所以相见十 分自然。早在接到红四军前委于 7 月 9 日寄出的“七大”决议案及其他文件之后，8 月 13 日，中央政治局就讨论决定由周恩来起草一信，提交政治局讨论。 周恩来起草的信是 8 月 21 日由中央政治局通过发出的。这封信很重要，对于红四军党内争论中涉及的一些原则问题作出了比较全面正确的回答。8 月份的这些回答，在李、周、陈的 9 月讨论中，当然要起重要作用。把全国形势、中央指示、毛泽东的几封重要信件和陈毅全身心参与的红四军的实践 结合起来，对于陈毅就发生了巨大的作用，使他的思想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得到提高，甚至得到飞跃。陈毅在多年后曾几次对跟随自己工作的同志说，到 上海党中央两个月，等于上了两个月的训练班。“九月来信”是在周恩来主持下，3 人讨论，由周恩来代表中央委托陈 毅执笔起草的。从 8 月 21 日信到“九月来信”，内容中最重大的问题是红军（朱、毛红 军是其中佼佼者）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以及朱、毛红军在全国的影响。8 月 21日信已有“现在朱、毛红军对于全国的政治影响较对于闽西一处大的多 多”；“九月来信”更有“红军第四军在全国政治局势中有极大影响”。红军的地位和作用究竟如何估量，过去以及后来的一段时间内，都只说是促 进全国革命高潮的重要力量之一。1930 年有的文章中，有写为“主要条件”、“主要工具”、“最重要因素”的，据查对，都是后来公开出版时修改而成， 原件只是“重要条件”、“重要工具”、“重要因素”，并无“主”字和“最” 字。这样，1929 年“九月来信”中所写的一段话就很值得注意：“先有农村 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陈毅过去没有表达过这样的思想，李立三、周恩来也没有，周恩来不久前（6 月 12 日政治局会议）在讨论朱、毛问题时还说：“目前中国割据的形势是有的，问题是要有城市的领导。城市工作一旦发展，割据局面一定可以发展到 固定的方面。”李立三则一直主张“城市中心论”，到 1930 年 3 月他还发表一篇《城市头脑论》，更加强调这种观点。而在“九月来信”中的这种“先”、“后”的提法，虽然含义不很精确，却显然是从大局上战略上意识到一种阶 段性与因果性的关系，把农村红军看成取得城市政权的主要原因了。（当然，所谓“农村红军”，只是简略的说法，它实际上就是红色武装割据，除红军 外，还包括着农村的人民群众、革命根据地、苏维埃政权和领导这一切的党。）这只能来自陈毅亲身参加的由毛泽东、朱德领导的实践，而在中央“训练班” 的集体思考下得到飞跃。因此，陈毅当然更加热爱和珍惜他参与创建的红四军，更容易接受中央对“七大”的批评：“谁固执着自己小资产阶级的成见， 谁便是破坏这艰难困苦转战千里的革命组织”，也就会更亲切地怀念共同为此而奋斗的毛泽东、朱德。8 月 21 日信和“九月来信”所强调的第二个重大问题是红军的根本任务。8 月 21 日信尖锐地指出：“谁忽视了这一点（即红军负有发动群众实行土地 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的使命），谁便要将红军带向流寇土匪的行径。”陈毅执笔的“九月来信”便将红军的基本任务定为：“一、发动群众斗争，实行 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二、实行游击战争，武装农民，并扩大本身组织；三、扩大游击区域及政治影响于全国。”这样，加上红军与地方武装应 同时扩大，纠正“好枪不发给地方，坏枪尽数送给农民”的不良倾向等等，“七大”没有充分强调反对单纯军事观点的缺点就明显地有所改正。 再一个重大问题是红军分散与集中的战略问题。在这一方面，周恩来先后起草或修改过“二月来信”，4 月 4 日的信，6 月 12 日“坚决改变此（红 军分散）原则”的信。直到如今，在“九月来信”中写上了“绝不能把红军四军分成几路各不相属的部队，这样就是分散而不是分兵，或者把红军四军 分小，化成无数的游击队而不相联属。两者都是取消观念，皆原于对政局的估量不正确，恐惧反动势力稳定，红军会被消灭，才发生减少目标各个自了 的右倾思想。这种倾向于红军发展及对全国政治影响有极大危险。”亲自经历这戏剧性转变的周恩来、李立三，当然会告诉陈毅 6 月 12 日他们讨论前委（毛泽东）4 月 5 日来信的情况，以及写上这一段的意义，除了有助于解决 红军中某些干部存在的此种错误思想外，实际上也是中央对此的自我批评。只有在这时候，陈毅才更能体会毛泽东政治上的大智大勇。以上这些重大问题，正是当时红军与阶级敌人艰苦斗争的政治路线的主 要内容。从这样的高度看问题，单纯军事观点、流寇思想、小团体主义等等就比较容易在思想上解决。保证红军在党的绝对领导下巩固发展的伟大意义 也更加清楚了。在组织路线方面，身为中央组织部长、起草中共“六大”的组织决议案 的周恩来，当然更熟知组织原则。“九月来信”在坚持党委的集中统一领导的前提下，党如何通过军政部门和军政首长实施领导作出了指示：“党只能 经过党团作用作政治的领导。目前前委指挥军部、政治部，这是一个临时的办法，前委对日常行政事务不要去管理，应交行政机关去办，由政治委员监 督”。“党对军队的指挥尽可能实现党团路线，不要直接指挥军队，经过军部指挥军事工作，经过政治部指挥政治工作。党的系统，军事系统，政治系统，要弄清楚。”可以看到，后来的党委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 在这里已有比较明确的规定。后来凡是执行得好的都得益。相反，实行书记专政象张国焘，其错误就无可遏止不断膨胀。对于集权制与家长制，8 月 21 日信和“九月来信”都明确地断言“在红 军中党的组织原则，尤其是目前环境中之红军党的组织原则，必须采取比较集权制，才能行动敏捷，才能便于作战，才能一致地战胜敌人。”‘党的一 切权力集中于前委指导机关，这是正确的，绝不能动摇。不能机械地引用‘家长制，这个名词来削弱指导机关的权力，来作极端民主化的掩护。”“绝不 能先征求下级同意或者不作决定俟下级发表意见后再定办法这就是极端民主化发展到极度的现象。前委在前次党的争论问题，即表示这个弱点，这 是一个损失。”在思想政治工作方面，“九月来信”也提出纠正一切不正确的倾向。那 主要是指“右倾思想如取消观念、分家观念、离队观念与缩小团体倾向，极端民主化，红军脱离生产即不能存在等观念”。与后来毛泽东起草的中共红 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之一的《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相对照，着重点和分量都大不相同。这反映在起草“九月来信”时中共中央以及陈毅对部 队中的错误思想估量不足，特别是对单纯军事观点和流寇思想有大力纠正之 必要认识不足。“九月来信”十分严肃地指出了红四军“七大”及前委扩大会处置的缺 点及其危害，并决定“毛同志应仍为前委书记”，这就从路线的高度来肯定了毛泽东的领导。“红军是生长在与敌人肉搏中的，他的精神主要的应是对付敌人。前 委没有引导群众注意对外斗争，自己不先提办法，而交下级自由讨论，客观上有放任内部斗争关门闹纠纷的精神，前委自己铸成这个错误，这是第 一点。第二，没有从政治上指出正确路线，使同志们得到一个政治领导来判断谁是谁非，只是在组织来回答一些个人问题，这是第二个缺点。第三，这 次扩大会及代表大会的办法是削弱了前委的权力，客观上助长极端民主化的发展。第四，没有顾及他们在政治上的责任之重要，公开提到群众中没 有指导的任意批评，这样不但不能解决纠纷，而且只有使纠纷加重。”这样一段文字是陈毅自己逐字写在“九月来信”中的。这样高水平的要 求，特别是“从政治上指出正确路线”的要求，“七大”时的陈毅是达不到的，但是他现在承认应该如此。通过一个月的讨论、思索、总结，他确实感 到了毛泽东在政治路线方面的远胜同辈的睿智勇敢和坚定正确，使他毫无抵触地参与确定并亲笔写下了“仍为前委书记”。 陈毅坚决地接受中央的委托，回红四军去向有关同志做好解释说服的工作。因而中央政治局在 9 月 28 日讨论通过这份《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 示信》（即“九月来信”）时，特在后面加上一段：“凡此各项，概指其大要，详细解释及具体办法已向陈毅同志面谈，当由其口达前委及全军同志。”①10 月初，陈毅又象坚决迫赶南昌起义军一样，坚决地赶回红四军，他要 把已经逐步上升到理性认识的红军初创时期的实践经验，再运用到新的斗争中去检验、提高。① “九月来信”全文刊载于 1990 年 4 月第 1 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5 卷（中央档案馆编，公开发行）。第六节坚决纠正错误思想陈毅在 1929 年 10 月 1 日离开上海，4 日到香港，6 日过汕头，11 日到达中共东江特委所在地，与特委开会研究中央指示红四军进入东江的工作。 他继续北行，走梅县南部山区，绕过梅县，一路了解敌军兵力的分布，当他意外地在梅县到蕉岭的路上与正向南开进的红四军第一纵队相遇时，才知军 部现在松源。陈毅立刻赶去松源与朱德见面。陈毅首先询问毛泽东的近况。朱德告诉他养病尚未回来。 10 月初召开 的中共红四军第八次代表大会上，有许多个支部提议请毛泽东回来主持前委工作，由彭枯、郭化若起草了一信请毛回来。毛回信说不能回来。他反对敷 衍调和、模棱两可的“陈毅主义”，不打倒“陈毅主义”他不回来。这消息对陈毅当然震动很大。但此时的陈毅已是党中央“训练班”毕业 了的，他已真诚地承认自己有调和折中的错误倾向，“陈毅主义”虽然主观上是为了维护党内团结，但没有支持正确主张，实际上压抑了正确主张。他 这次回来，就是为了纠正这种错误倾向所造成的、“没有从政治上指出正确路线”的不良后果。因而，陈毅表示：毛泽东所说的“陈毅主义”是非无产 阶级的东西，他自己也要和同志们一起打倒这个“陈毅主义”。后来他在 11 月 4日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也明确地如此写了。陈毅这样说，也这样做。他当即向朱德原原本本地详尽地介绍了在党中 央所见所闻所感受所讨论所决定的一切。当天夜里，前委召集会议，由陈毅正式传达中央“九月来信”，并详细作了解释谈了具体办法。会后，陈毅派 专人把中央“九月来信”送去蚊洋给毛泽东，并附自己一信，促请毛泽东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