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毅传-4

这时，被解雇的同学不断增多，在候工的同学当然更难安排，法国政府 对仍在工厂做工的同学也不能做出明确保证，随时有解雇的可能，而国内主管此事的华法教育会经费拮据，无法接济同学们上学。 1921 年初，华法教 育会会长蔡元培到法国走了一趟也未能解决问题。同是勤工俭学倡导者之一的吴稚晖已在国内宣传勤工俭学生们“既无勤工之能，又无俭学之志”，扬 言要将他们“遣送回国”。同学们既气愤，又着急，准备通过北洋政府的驻法公使馆一总解决。作为日收入 18 法郎的技术工，而且在工厂里与工程师逐渐亲近不会有被 解雇之虞的陈毅，处境远比其他同学为好。但是他既已跳出独立地寻找救国道路的圈子，就没有只顾自己，而是冒着被解雇的危险积极投入了为同学们 求生存和出路的斗争。他很快成为四川学生的代表。在学生代表们的坚持斗争下，驻法公使陈箓为解决同学们的问题当着学 生代表的面给国内拟发了电报。但是，不久后北洋政府回电说：现时国库奇绌，在法学生之无钱无工者，惟有将其分别遣送回国，并“责成公使馆办理”。 这使同学们大失所望。 1921 年 2 月 28日，纷纷从法国各地赶到巴黎的 500① 李维汉：《回忆新民学会》，《回忆与研究》。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986 年 4 月第 1 版，第 18 页。多名勤工俭学生，在陈毅等 11 名代表的带领下，浩浩荡荡地开赴中国驻法公 使馆，与陈箓展开了针锋相对、紧张激烈的面对面斗争。这就是留法勤工俭学生为“争吃饭权、工作权、求学权”而掀起的著名 的“二·二八”运动。陈毅由于旷工参加了这场斗争，被厂方解雇了。“二·二八”运动得到了在法华工的支持，赢得了法国人民和舆论的重 视，也引起了法、中两国政府的关注。从法国自身利益着想，法国政府对接纳中国的这批勤工俭学生曾抱有很大希望。现在由于经济困难和中国国内的 原因把学生推入绝境，和他们的初衷是不符的。在法国一批“有识之士”的奔走下，通过与中国方面协商，于 5 月 14 日成立了“留法中国青年监护处”， 由法国有关部门拨出一些款项进行维持。同时，尽量安排一些勤工俭学生做工或就学。陈毅也被安排到圣·日耳曼中学继续读书。但是他知道，所谓“监 护”，就是为了把勤工俭学纳入中、法官方所需要的轨道。“维持费”要一周一周地领就是明证。中、法两国政府是不会花钱培养反对自己的人材的。 勤工俭学生们的问题还远没有解决。6 月的一天，陈毅从一位法国工程师那儿了解到一个惊人的秘密借款消 息：北洋政府派专使朱启钤、财政次长吴鼎昌来法，决定以滇渝铁路和两粤铁路的建筑权作为交换条件，以全国 50 年的印花税、验契税作抵押，向法国 政府商借 3 亿法郎巨款。与此同时，在雷诺工厂做工的周恩来也从报纸上判明了这一丧权辱国的 买卖。这种卖国行径决不能允许。周恩来、陈毅立即分头把消息透露给了在法同学，并很快通知旅法各华侨社团以及“工学世界社”等，于 6 月 30 日在 巴黎召开了有旅法各界代表参加的“拒款大会”。陈毅在斗争中做了大量宣传和组织工作。他不但团结和争取官费生和自 费生一起参加斗争，还深入华工区进行演说和组织。巴黎的拒款斗争，很快影响到国内和国际舆论。中国国内的工人、学生、 知识界、工商界都支持中国留法学生的这场爱国运动，并迅速掀起反借款斗争。法国的正义舆论也同情中国学生的斗争。其他列强由于争夺侵华利益， 得知中国向法国借款消息后也纷纷责难。中、法两国政府只好暂时把这项肮脏交易隐匿下来。但是，7 月下旬，同学们突然得知借款密约已经签订，而且将借款数额 从 3 亿增加到了 5 亿。8 月 13 日，规模宏大的第二次“拒款大会”在巴黎召开。大会由周恩来、赵世炎、陈毅、蔡和森、王若飞等主持。会上，愤怒的 与会代表控诉了卖国政府的这一罪行，痛打了拒不说明借款真相的代表陈箓出席会议的公使馆秘书王曾思，迫使他代表陈箓“向法外交部声明反对此次 五万万法郎的大借款”，使拒款斗争取得了完全胜利。拒款斗争中，除了许多领导和组织工作外，陈毅似乎是同学中唯一能写 白话文的人，他全天在忙碌起草；有那么多的宣言、通讯竟使得他天天不得闲。他把这些宣言、通讯以油印的方式向旅法华侨各界和法国上层人士及各 报馆广为散发。拒款斗争后，陈毅在同学们中的威信更高、影响也更大了。拒款斗争激怒了中、法两国政府。“留法中国青年监护处”宣布从 9 月15 日起，停发勤工俭学生的维持费。（陈毅起草的《克鲁邹工厂勤工俭学生 争回里比两大运动团通告》中记载了这一史实。）恰在此时，又传来了一个更令同学们吃惊而愤怒的消息：里昂中法大学（简称里大）即将开学，在法国的勤工俭学生将被拒之门外，吴稚晖等在国内已另外招收了一批学生，并发了一个专门为了限制勤工俭学生入校的《通 告》，说入学者必须有“财力”保证，有“毕业文凭”，并要通过考试。里昂中法大学，“在历史上，是因勤工俭学生而后有”。法国政府 效美国用中国的“庚子赔款”创办清华大学的先河，在中国的留法勤工俭学生一批批涌入法国而法国政府事实上不能给予妥善安排之后，遂与中国政府 决定也用“庚子赔款”创办这所学校。勤工俭学的几位主要倡导者蔡元培、李石曾、吴稚晖等都从未讳言过创办里大是因为“已有千余学生来法之故”。 井曾“主张将勤工俭学机关，并入里昂大学筹备处”。可是，曾几何时，为勤工俭学生创办的里大，突然间要对勤工俭学生关门了。陈毅等人敏锐地看到，勤工俭学生们之所以被抛弃的原因，是不久前掀 起的拒款运动。“陈箓对于各界人士无可如何，专归咎于勤工俭学生”，并借此给学生们戴上“过激党”的帽子。陈毅等大声疾呼：“正当的争攘，不 是恶德”！他和蔡和森、赵世炎、李隆郅（即李立三）等发起在巴黎组织各地勤工俭学生联合委员会，作为最高领导机关，决定发动斗争，争回里大。 情势变化很快。各地代表抵达巴黎成立联合委员会，得悉吴稚晖率一批 国内新招的学生将于9 月 21 日抵法，里昂中法大学也将于是日开学；而驻法 公使馆对于勤工俭学生们的要求，迟至此时还毫无准备协商的态度。为了与 有关当局进行有力谈判，9月 20 日，蔡和森、赵世炎、陈毅、李隆郅等率领 已汇集于巴黎的各地代表 100 余人组成了“先发队”，开赴里昂，占据了里大校园。这完全是在中、法当局的迫害下，“前途茫茫，危急万状，势不得 不挺而走险”“以求一总解决”的不得已而为之的“最后之行动”。学生的原意也无非是借此以作为条件与有关当局谈判。因此，“20 日到里昂后，共100 同学暂在里大屋后一坪内等候，无所要求，亦无以扰乱，并向里大办事 人已申明来意”。①但是，在中国驻法公使馆，中法里昂大学当局和法国政府方面看来，这已经成为他们进行镇压的口实。他们三方勾结，先由“里昂官 厅派来警兵 10 余人”，将他们“看守、限制出入”，并以欺骗手段收走了“先发队”全体成员的居住证。随于“第二日下午，忽派来武装警察一大队”， 把他们全部拘捕，押上囚车，送到里昂市郊一个废旧的军营关押。陈毅等在《被迫回国留法勤工俭学生一百零四人通启》中，还记载着：“至 10 月13 日上午，里昂官厅来营报告，说中国政府来电，无法解决 你们，决计送你们回国。今晚 11 时动身赴马赛，明天由马赛起程回国，不准要求，不准反抗，命到必行”。同学们被武装军警偷偷押到马赛，强行送上“波儿特加”号邮船，10 月 14 日被遣送出境，“一直押送到上海”。从 9 月初“留法中国青年监护处”宣布与勤工俭学脱离关系到 10 月 14 日被押回国的将近一个半月中，陈毅作为主要负责人之一，做了大量工作。他代表勤工俭学生起草宣言、通告，撰写报刊文章和宣传传单，担负起了制 造舆论的主要任务，同时四出奔走、写 信，向旅法侨团和国内各界呼吁募捐，以解决同学们的生活问题。被关押以后，他积极与各方联络、谈判，组织同 学们进行斗争。 10 月 10 日所进行的被称为“三十节”（民国十年十月十日）的绝食斗争，使中、法当局大为惊恐，并赢得法国舆论和人民群众的同情和① 陈毅：《被迫回国留法勤工俭学生一百零四人通启》，《陈毅早年的回忆和文稿》，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1年 3 月第 1 版，第 69 页。支持。第三节入团入党归国途中，同学们在船上组织了“学生干事会”，由蔡和森、李隆郅、 陈毅等负责，准备回国后继续领导斗争。为了寻找共产党的组织，也怕引起反动当局的过分注意，当时已经很红了的蔡和森、李隆郅在香港先期下船， 这样，1921 年 11 月 23 日陈毅一行回到上海后，领导斗争的担子就主要落到了陈毅肩上。被押送回国的学生，由马赛动身时，事前既无准备，行李不及带来，无 衣服更换，无书籍用具，身上又无一文钱。陈毅不但必须向国内父老说明此次归国事件的真相，还必须奔走解决同学们的食宿医疗诸问题。从 11 月23 H 至 12 月 12 日的 20天中，他废寝忘食地撰写文告，座谈讲演，四处奔走，各 方联系，赢得了广泛的社会同情，为留法的一些同学争取到了部分经费（如 宁波同乡会就先汇 2万法郎资助在法的 10 名宁波籍学生），为被押送回国的 同学争取到了一些食宿费、路费和转入北京中法大学读书的条件。但是，在上海无法解决全体留法勤工俭学生的问题。陈毅和干事会的同学商量后，选 派了各地的代表分头回到各省去寻求解决办法。他自己则作为四川省的代表 回四川。临行，蔡和森找到陈毅，蔡和森是在香港下船后又潜来上海的。中国共 产党正式成立已近半年。蔡和森回国后，马上与中共组织取得了联系，并很快参加了中共中央的领导工作。他了解陈毅。他和陈毅作了深谈，问陈毅愿 不愿意入党或去苏联学习。陈毅在《选择革命的道路》中说道：“1921 年 11 月回到上海，当时还 没有下定决心干革命，又经历了一次动摇。”陈毅没有同意入党，也不想去苏联。他还没有放弃当一个自由作家的夙愿。这样的作家，信仰共产主义， 可以支持和参加中共所领导的革命运动，只是不想受组织的约束；而是想以个人的努力，独立地为祖国为人民作贡献。而且，他感到肩上还担负着没有 完成的一个神圣使命，为勤工俭学同学奔走。他答应给党发行书刊。而后， 于 1922年 1 月下旬，作为四川籍学生的代表，他回到了重庆。和陈毅同行的有另两位代表黎纯一、喻正衡以及周钦岳等一部分同学。 由于军阀连年混战，四川的军政巨头更迭频繁。这时，总节四川军政事务的头儿是大军阀刘湘。刘湘和第二军军长杨森都住在重庆。陈毅等到达重 庆后，立即设法面见了刘湘和杨森，陈述了一切，要求川省当局解决川籍学生的学习和经费问题。 大出陈毅等意料，刘湘、杨森都表现得热情积极，表示责任所在，无论如何要为他们谋一根本解决办法。他们告诉陈毅等人，归国同学在上海发的 各种函电、通启、宣言等，川省均已收到。他们已责令各县筹款接济，并已致电驻法公使勿再迫令川生归国。他们并决定从路款（即曾引起过“保路风 潮”的那笔铁路款项）中拨出一部分来解决在法的川籍学生求学问题。然而，只闻雷鸣，并无而下。时间一天天过去，陈毅等并没有得到一点 具体结果。原来，刘湘等既想出面解决以博令名，又不愿自己出钱，而且，当时刘、杨的势力实际只控制川东一隅，统治不稳。因此，与掌握路款的代 表推来推去，延宕不决。其间，却由杨森出面聘请陈毅等到他们军队当“秘书”。陈毅断然谢绝。陈毅还想继续争取，军阀混战又开始了。刘湘战败下野，杨森被赶出重庆，成都的刘成勋宣布就任了四川省长兼总司令。为了寻找新的当权者解决 问题，陈毅在重庆奔波将近半年之后，赶到成都。成都的当权者们此时正忙于打仗。陈毅等在成都又奔走了几个月，只见 过刘成勋一面，毫无结果。黎纯一等怅然别去，最后只剩下陈毅一个。希望破碎了。这使陈毅又一次看到，依靠个人的努力，推动或迫使任何一个封建 政权或资产阶级政权来做有益于人民的事，都是徒劳。好在这时他已开始为中共发行刊物，就是由蔡和森主编的中共中央的刊物《向导周报》。上海别 后，他一直和蔡和森保持联系。他把回川后的情形及时写信告诉他，他则把该发行的《向导周报》和其他宣传小册子寄给陈毅。学习了这些东西，十月 革命道路之应用于中国，在陈毅的心中更加明确起来。1922 年初秋，陈毅形单影只地回到乐至乡下。在陈毅留法的两年中，陈 家更已败落不堪。陈毅的二伯已经冻饿而死。大伯、四叔、么叔和陈毅的母亲，都已将家产变卖罄尽，在成都无法谋生，先后回到乐至老家合住在祠堂 里，租种 10 来亩田为生。陈家已完全沦为赤贫。陈家的这种变化，在当时农村世俗眼光里最被鄙视。而今，陈毅兄弟出 洋留学，不是“衣锦荣归”，却是被押解回国，连个职业都没有，更叫乡人 瞧不起。为了谋一个适当的职业，陈毅在成都和回乐至后都询问过许多地方。但 是，“找不到。比较理想的，人家不肯给，说是我这个小庙容不下你这个大菩萨；人家愿意给的，我又嫌低了，不肯俯就”。他在家乡到处受到歧视， 使他感到周围有一股窒人的可怖的力量——封建的愚昧的社会心理，最难改变的旧势力。这时，陈毅对中国的历史和现状有了更深切的了解和认识了。 从中国到法国，又从法国到中国，陈毅进一步看到，不是那种新的极其强大的力量，即他已经认识到的新兴的无产阶级和它的政党共产党，去摧毁这陈 旧的一切，中国是很少有什么希望了。个人奋斗是软弱无力的，只有参加到组织中去，才能有所作为，有所贡献。他给蔡和森写了申请加入组织的信， 至此，陈毅的思想已在根本上完成了从资产阶级到无产阶级的转化。1922 年秋，蔡和森给陈毅写了回信。“就这样，经蔡和森通信介绍，加 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①这一年过年时，陈毅的心情大不一样。除夕之夜，陈毅给陈家祠堂写了 副春联：年难过，年难过，年年难过年年过； 事不成，事不成，事事不成事事成。横披是： 春待来年。1923 年春，陈毅回到重庆，应聘担任了重庆《新蜀报》的主笔。去年 1 月回川以后，陈毅一直给《新蜀报》写稿。《新蜀报》为了标榜 自己的民主精神，允许在报上刊登一些不直接损害军阀根本利益的反映社会现实的文章。陈毅回川后在为勤工俭学生奔走中写的许多富有现实感的文 章，也被刊用了。这些文章的见解和文采，正是他被聘用的主要原因。担任主笔，陈毅找到了一个为共产党工作同时又可以施展自己文学才华的天地，① 陈毅：《选择革命和道路》。《陈毅早年的回忆和文稿》，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1 年 3 月第 1 版，第 27页。按：陈毅在这里所说的“共产主义青年团”。实际上当时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 年才改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心情很好，写出了大量诗文，抨击当时黑暗的军阀政治，在重庆的知识界特 别是青年学生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胡兰畦就是许许多多受他文章鼓舞的青年中的一个。她直接到报馆寻找陈毅。他们从此成了亲密的朋友。{可也因为这样，很快引 起了当权者的忌恨。当时杨森在吴佩孚支持下据有重庆。在一次宴会上，杨森的秘书长公开对陈毅说：“请陈先生在报上多谈点国际形势吧”。陈毅当 然不可能接受这样的“劝告”。陈毅自己曾说，“我觉悟得比较迟，但一经觉悟就坚决干”。陈毅继续抨击四川军阀的种种弊政。不久，更在《新蜀报》 上发表了一篇据别人回忆题目为《论民众武装》的猛烈声讨军阀政治的文章，惹怒了杨森，“被礼送出川”。在《新蜀报》工作期间，陈毅结识了共产党员肖楚女，虽然他们在组织 上没有联系，但在为共产党的共同事业奋斗中成了知交。临走时，陈毅推荐肖楚女接替了自己在《新蜀报》的职位，为共产党保持了一个宣传阵地。这是 1923 年 10 月的事。陈孟熙和金满城多次来信，介绍北京中法大学 的情况。陈毅于是决定先去北京入学，再与中共组织取得联系，乃经武汉转道到北京进入了设于西山碧云寺的中法大学。入学后不久，1923 年 11 月，经过中共北方区委的考察，由颜昌颐、肖 振声介绍，陈毅从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转入中国共产党，成了中国共产党正 式党员。第四节“踏上了职业革命家的道路”陈毅转党时，中国共产党已经从刚建党时的 50 余名党员，发展成为有500 多名正式党员的组织。 当时，由于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的成功，孙中山在多次挫折和失败后，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并于 1923 年 11 月 25 日国民党改组特别会议上确定了革命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对中国国民党进行 了彻底改组。这标志着国共合作共同进行国民革命新阶段的到来。入党不久，经上级组织批准，陈毅担任了中国共产党北京地方委员会（简 称北京地委）西部区 18 个支部之一的中法大学支部书记。这是陈毅在党内担任的第一个职务。这时最大量的工作就是搞统一战线，宣传群众和发动群众。他以极大的 热情投入到这些工作中。他每月召集一次党的会议，把北方区党委和北京西部委的指示及时传达下去，并对共产党在学校内工作和附近农村的工作认真 地进行汇报、总结。他整天奔波忙碌，朝气蓬勃，正如中法大学的校长李书华以后说的：“陈毅作为学生，哪儿是读书！读书是掩护，其实是在搞革命”。 为了反对校政的腐败，由陈毅等 7 人署名上书校方要求撤换教务主任宋春舫，并因此陈毅等 7 人被校方开除学籍，又由此而引起了长时间的罢课斗 争。作为这场斗争的核心人物，陈毅忙得废寝忘食。斗争的结果，虽然宋春舫没有被撤换，但学校的条件得到了一些改善，陈毅等被开除学籍一事也不了了之。 陈毅是共产党支部书记，但他也是学生，他必须读书，以便将来从事一定的社会职业。陈毅最爱的是新文化的一套书籍，科玄论战的若干文章他非 常感兴趣，报上一有他就收集。哥哥孟熙，老同学金满城，还有在北京新认识的同学李嵩高，都喜欢文学。这样，陈毅着重学文史哲，一面做党的工作， 一面就“自己发展”搞文学创作。他继续为《新蜀报》及北京的各报刊撰写了大量诗歌、散文、杂文、小说，还有译作和评论。他逐渐同沈雁冰、郑振 铎、王统照等著名作家发生了联系，后来还参加了他们组织的“文学研究会”。1925 年春，陈毅与金满城、李嵩高等还组织了一个文学小团体“西山文社”。 当时，共产党的经费困难，党员要资助党，还要帮助困难的同学，也是陈毅“只好卖稿子”的重要原因。 作为中法大学的学生代表，陈毅还参加了北京市学联的工作，参加领导北京各校的斗争。当时，中法大学在北京各大专院校中是最不成规模的，人 数既少，组织也松散，甚至连一个统一的宿舍和伙食单位都没有（同学们只好经常吃小饭馆）。但是，每次示威游行，中法大学的学生却表现得很有力 量。有一次学生游行与警察发生冲突，陈毅率领中法大学的队伍迎险而上，使游行队伍得以突破警戒线。据当时北京八校之一的北京农大学生，共青团 北京西部委书记乐天宇 1980 年 3 月回忆，陈毅在各校学生积极分子中很有威信。每当类似这样的时刻，同学们总是喊：去找陈毅！去找陈毅！“1925 年，我离开了学校，开始搞工会工作，学生运动，统战工作，参 加北京地委。文学活动就逐渐停止了。那时是第一次国共合作，党批准我参加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工作。国民党方面有吴稚晖、顾孟余，共产党三个代表：李大钊、张国焘和我。我同时还担任学生联合会的党团书记”。①从 1924 年 10 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于北苑召集军政会议组织国民军， 电请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到这年年底孙中山扶病北上，抵达北京后，北方国共合作出现了较好的局面。这时，中国共产党在北方的领导机关是中共北 方区执行委员会（简称中共北方区委），由李大钊负责。而李大刽同时又是中国国民党北京政治委员会的领导人之一。设于翠花胡同 8 号的国民党北京 特别市党部（简称北京特别市党部）实际上受中共北方区委的影响，其中的领导骨干和工作人员多为跨党的共产党员和国民党中的左派分子。陈毅就是 其中之一。但是，重新被拥为“中华民国临时总执政”的段祺瑞对孙中山毫无诚意。1925 年 3 月 12 日，孙中山逝世于北京。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内的左派和 右派迅速分化，7 月 23日，以后成为“西山会议派”主角之一的戴季陶出版 了《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反对三大政策，反对共产党，反对工农运动。对孙中山的逝世，陈毅是悲痛万分的。他写诗赞颂孙中山是“光明的战 士”、“民族的母亲”、“吾族空前的英雄”，带领同学们参加护灵守灵。对国民党右派在孙中山尸骨未寒的情况下就背叛孙中山的革命政策，陈毅当 然义愤填膺。对北京的军阀政府包括对冯玉祥以及对国民党内的力量变化，他也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有人主张依靠冯玉祥”，他“认为到时候冯是会 有变化的”。有人盲目地主张“依靠国民党左派”，他“认为那些左派已经腐朽，应该创造真正的左派”。在斗争实践中，陈毅还深刻地认识到，真正 的革命主力军是“直接受帝国主义者的宰割”的“工人和农人”。他在《谁是救国的主力军》①一文中，生动而慧眼灿然他说：“我们和他们谈什么国魂、 民族的遗产，他们虽然不懂，即对于我们痛苦流涕的宣讲，他们也诧异莫名其妙。但我们与他们说：‘现在米价一天贵一天，而且是永远贵下去。就是 说我们的生活一天一天的艰难起来。我们凭这一点也要起来自救！你们试看到中国来的外国人谁个不阔绰，坐汽车、修高房、穿好衣服、吃好食品，然 而我们同胞则面黄肌瘦，无可为生。这便是外国强盗抢了我们。中国的军阀与强盗勾结，来抢我们。现在强盗抢了我们，公然在上海、汉口、沙面、安 东杀起我们人来。所以大家要知道我们的归路不是饿死，便是被杀而死。与其死，不如起来反抗！所以我们大家应该团结起来！’”“这个意思至少 使他们惊心动魄。”因此，陈毅大声疾呼：“工人农人们，才是我们救国的主力军，有智识的爱国之士，与其在都市上出特刊开大会，不如放身归田， 或者投身工厂，去从事组织工农，这才是我们成功的捷径，这才是我们永远的办法”。陈毅的这一思考，在当时国共合作中和在中共的革命史上是很有 见解的。不难看出，这正是对国民党右派背叛孙中山三大政策、反对共产党、反对工农运动的反击。这说明陈毅对于党的路线已有一定的认识。他已踏上了职业革命家的道路。国民党右派的活动日益猖狂。8 月 20 日，刺杀了廖仲恺。随后，以反共 著称的林森、邹鲁、戴季陶、谢持等在北京举行了“西山 会议”，在上海另设“中央党部”与广东中央党部对抗。在北京，他们也片面决定开除李大钊 等共产党人，分裂国民党的北方领导机构，在汉花园 1 号，另立国民党北京① 陈毅：《早年回忆》，《陈毅早年的回忆和文稿》，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1 年 3 月第① 北京《京报》1925 年 7 月 28 日副刊《民众周刊》第 30 号。市党部，与翠花胡同 8 号原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唱对台戏。接着，他们就 在北京等地雇用流氓、暴徒冒充“共产党”放火烧房并用共产党发动群众运动是“要在北京建立工农政府”等论调挑拨国民军与工农革命群众的关系。 在这种情况下，巩固内部、反击国民党右派，继续维护和加强整个统一战线 成了当务之急。这时，正是酝酿产生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简称“二大”）代表 的紧张阶段。陈毅一面时刻提防流氓暴徒的捣乱、汉花园 1 号的破坏，一面又忙于筹备大会，工作繁重。这年夏秋间的一天，选举国民党“二大”代表 的会议，终于在陈毅等的努力下，如期在北京大学三院召开。能否推选好代表开好“二大”，是关系着能否继续沿着孙中山生前制订 的路线前进的大事。但是，以李璜为首的一小撮右派分子竟然为反对李大钊等入选而大闹会场。陈毅当机立断，带领几名身强力壮的同学采取了有力的 措施，把右派的气焰压了下去。大会继续进行，选举了于右任、李大钊等一批具有广泛代表性的党员为代表。年底，陈毅毕业于中法大学文学院（服尔德学院）。 在共产党的帮助下，国民党“二大”取得了成功，全国革命形势又得到了新的发展。这使帝国主义和军阀异常惊恐。他们急忙策动“反赤运动”。 英国银行家首先拿出了 60 万镑巨款，作为在东方宣传反共、反赤、反民族主义的费用。紧接着，日本帝国主义派出军舰驶入大沽口，帮助反动军阀张作 霖进攻天津，开始了反对国民军的战争。同时，北京的段祺瑞政府和各帝国主义国家设立了专门为了“防赤化”用的 5000 万元借款。 1926 年春，帝 国主义和反动军阀相互勾结，对革命摆出了一副杀气腾腾的架势。面对敌人的嚣张气焰，在陈毅的积极参与下，北京特别市党部准备组织 一次对反革命势力的有力反击。在 3 月 13 日孙中山逝世周年纪念大会上，①陈毅痛斥了英、日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和反动军阀张作霖、吴佩孚的罪行， 提醒人们警惕段祺瑞“反共”、“反赤”的阴谋，“试看段执政将如何动作！”3 月 14 日，在中共北方区委领导下，在北京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国民反日大会， 愤怒声讨了日军炮击大沽口的暴行。3 月 16日，英、美、法、日、意、西、 荷、比 8 国，向段祺瑞政府提出最后通谍，蛮横要求国民军在 44 小时内拆除天津至大沽口之间的防御工事。中共北方区委得悉，一方面立即把这蛮横无 理的“最后通谍”迅速传播出去，以引起各界各阶层群众的反响，一方面连 夜开会，准备于3 月 18 日通谍期限未满以前举行一次国民大会并进行大规模 的示威运动，以敦促段祺瑞政府驳回 8 国的最后通谍。为了筹备这次大会，3 月 17日，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专门召集了各界代表的紧急会议，确定了这 次大会的名称和主席团成员废会议程序，并决定把到会代表分为两组，到外交部和国务院交涉，“非得到圆满答复，誓不空回”，陈毅被推举为 4 位“赴 国务院发言代表”之一。②3 月 17 日下午 4 时，赴国务院交涉的 67 位代表到了铁狮子胡同国务院 门口。这是一场艰巨的流血谈判。一到国务院门口就与如狼似虎的卫兵发生了冲突，经过再三交涉，陈毅等 4 位发言代表才得准进门。但段祺瑞执政和① 孙中山逝世周年纪念原为 3 月 12 日，这次会议因故推至第二天即 3 月 13 日举行。② 《党声》第三期《本特别市执行委员会对于三一八修案之经过呈报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赴国务院发言 代表 4 人为：陈毅、陈月新、王布仁、辛焕文。贾德耀总理都避而不见。从下午 4 时相持到深夜 11 时，经陈毅等坚决斗争， 国务院才不得不派出其秘书长邓汉祥以外交负责人身份接见陈毅等人。在相 持的7 个小时中，段祺瑞的卫队用刺刀刺伤代表多人，致使候在门外的代表 们被迫撤走，但陈毅等毫不畏惧，毫不退缩。4 位发言代表严正要求邓汉祥并转告段、贾：必须严惩行凶卫队，必须断然驳回 8 国的无理通谍，必须容 纳人民的意见，与全国民众站在一起，不要自绝于人民。陈毅警告段祺瑞的秘书长现在已经是民国，反对人民的人如清朝皇帝、袁世凯都垮了台，段祺 瑞也不一定保得住。待邓汉祥唯唯表示后，陈毅等才离开国务院。第二天，3 月 18日，上午 10 时，如期在天安门广场召开了万余人的北京反对八国通谍 大会，李大钊、徐谦、顾孟余、于右任等 13 人组成了主席团。徐谦报告了大会宗旨后，顾孟余报告了昨天国务院门前的流血事件。最后大会通过了《国 民驳复列强最后通电》和组织“北京国民反对各国侵略中国大同盟”的决定，进行了示威游行。作为游行带队人之一，陈毅走在队伍的最前面。群情愤激， 大家高喊着口号。下午 1 时半，行进到铁狮子胡同执政府大门口。谁知段祺瑞早有阴谋准备。上午 9 时北京警备司令部表示过要“保护”这次和平示威 和请愿运动，这时段祺瑞用以迎接手无寸铁的群众的却是军警们的排枪子弹。血案立即发生。在军警们的子弹、刺刀、棍棒有预谋的袭击下，游行群 众纷纷伤亡倒地。3 月 18 日，正如鲁迅所形容的，是“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陈毅“被人群挤在两挺机关枪之间，幸未负伤”。但是，“游行队伍 被打散”了。正义的轰轰烈烈的行动，被反动派的屠刀镇压了下去。陈毅又经历了一次反动武装的血的洗礼。陈毅在 1955 年 3 月 18 日的日记中还回忆 道：“当时我在铁狮子胡同作人民代表，与安体成、邓文辉、路友于四人站最前线打冲锋。四人当时未被难。安等三人殉难于 1927 年李守常案，我则幸 存至今。痛念故友，不禁凄然。”惨案之后，白色恐怖立 即笼罩了整个北京城，李大钊等遭到了反动军阀政府的严令“通缉”。“北方区委有人估计为反动时期的到来，革命退潮开始，主张撤退机关，转入地 下，不敢组织示威反击”。陈毅的主张则“相反，认为革命仍在高涨，应乘势暴露段祺瑞的罪恶”。当晚，他们在北大一院召开了有北京市 200 余团体 参加的联席会议，组织了惨案善后委员会，并痛斥段政府的倒行逆施。第二天，陈毅担任主席，主持召开了北京特别市党部紧急会议，《北京特别市党 部第二次执行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记事录》（1929 年 3 月 19 日）载：决定组织行动委员会，派代表分赴上海、广东、长沙、南京、天津、张家口、 汉口宣传惨案真相，唤醒民众一致反段，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接着，陈毅又四处奔走，和舆论各界联系，公开揭露段政府罪行，并组织追悼会，慰问 死难者家属和受伤群众。他冒着被捕的危险，全力领导着惨案的善后工作和大部分中共北方区委和北京特别市党部的公开工作。第二章为创建党的武装而奋斗第一节川军兵运“三·一八”惨案后，李大钊等领导人不能公开活动。陈毅不断躲开军 警和暗探的监视向李大钊汇报情况。和某些人的悲观论点相反，陈毅他们认为革命仍在高涨，主要的潮头乃是南方国共联合的武装的国民革命运动。果 然，随着国民革命军的出师北伐，政局出现了新的分化。一天，陈毅向李大钊汇报：他遇到了留法同学喻正衡。喻现为四川军阀杨森的秘书，此次以杨 森的全权代表的资格，来北京试探风向，进行联络。原来杨森见到革命高涨，希望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要人”促请广州国民政府派人去改造他的部队， 以便参加国民革命。李大钊当即指示陈毅深入了解，建立联系。不久，李大钊便正式布置陈毅回四川做兵运工作。1926 年 8 月，陈毅带着李大钊、李石 曾分别致杨森的亲笔信，在喻正衡陪同下乘火车南下。他们经过尚在直系军阀吴佩孚军事统治之下的武汉，换乘轮船入川。杨森当时还是北洋军阀政府 的讨贼联军川军第一路总司令，近日还就任吴佩孚委任的四川省“省长”。陈毅到万县望见满街“庆祝荣任”的红绿标语，对杨森的投机性印象鲜明。8 月 25 日，杨森以客礼在其司令部接待陈毅。杨森看过李大钊、李石曾 的手札，首先向陈毅说明他参加国民革命的意向，表明他是开明派。甚至说如果需要，他可以发兵 10 万到两湖去援助北伐军。对于陈毅，他 4 年之前即 已谨致拜请之意，此次又承李公介绍，他欢迎陈毅到他军中参赞军务，可以代表他到各部队走动，自由出入于军部各处以及杨森的私宅。他愿随时听取 陈毅的“高见”。陈毅暗自承认杨森安排甚妥：既对共产党及国民革命表示尊重，又不正式任职得罪北洋。杨森可以视时局顺逆而伸缩；陈毅也有接触 部队接近杨森的相对自由。陈毅当即表示接受，并借介绍北京及武汉等地情况向杨森说明了吴佩孚不得人心，必难持久的形势。杨森相当坦率地说明他 自己是吴佩孚一手提拔的，实难立即背弃；一旦北伐局势明朗，自会及时抉 择。第二天，杨森又邀见陈毅，并介绍“‘第三国际’派来联系的代表”与 陈毅相见。这位“代表”叫朱玉阶，四川仪陇人，原是川中名将，与杨森旧交颇深，此次方从德国、苏俄回来。陈毅见这位老军人气度敦厚，胸怀坦荡， 晤谈甚为欢洽。不料后来万县共产党的地下组织通知陈毅去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万县分公司会见一位党内同志，迎见他的正是这位朱玉阶——朱德。他并 非杨森所说的“第三国际代表”。就在此时，杨森部队面临严重的考验。8 月 29 日，英商大古公司轮船在四川云阳长江江面浪沉杨森部载运军饷 的木船三艘，杨部官兵和船民 58 人淹死，银元 8.5 万枚、步枪 50余支也沉 入江底。英国轮船依仗帝国主义所攫取的中国内河航行权，在川江上无数次 撞沉浪沉中国船只，杨部人员也多次受欺。此次事态特别严重，杨部上下震怒，杨森也感到奇耻大辱。陈毅向杨森分析：反对帝国主义的暴行，是杨部官兵及四川人民的强烈 愿望，因而必须采取强硬态度，才能加强杨森的军中威望和政治影响。杨森对此深表同意。陈毅提出：第一，立即向报界披露事件真相；第二，发动工 农兵学商各界奋起御侮；第三，扣留肇事船只。朱德完全支持陈毅的意见。朱德远虑深谋，特别强调在与英方交涉的同时，必须充分准备英方动用武力。 杨森下了决心：一面指示驻重庆交涉员向重庆英国领事提出抗议和惩凶、赔偿要求；一面命令部队加强戒备，随时听命行动。8 月 30 日，英商太古公司万通、万县两轮由重庆驶抵万县。杨森派兵予 以扣留。英方拒绝赔偿损失，拒绝惩办肇事凶手。英方向北洋政府施加压力迫使 吴佩孚电令杨森“和平了结此案”，同时以武力威胁，并发出通谍：限杨森 于 24小时内将万通、万县两轮放行。杨森连日召集会议商讨对策。朱德、陈毅一再陈明反帝大义，巩固杨森 的决心。陈毅先后主持了反英暴行筹备会及声势浩大的万县各界群众抗英大会，大会后举行了示威游行，并通电全国，揭露英帝暴行。9 月 5 日，英舰威警号、柯克捷夫号和武装轮船嘉禾号进迫万县江岸， 强行靠帮跳舷劫夺被扣的轮船，开枪打死守船的杨部士兵。杨森部队按事先的命令给予回击。英舰劫船受挫，竟用舰炮向万县人口稠密的繁华市区疯狂 轰击，并使用燃烧弹。杨森乃令沿江炮兵向英舰还击。朱德先同杨森一起协助指挥，后又到黄 桷树炮兵阵地督战。陈毅奔走在指挥部与火线之间，传达战况，激励士气。英舰炮火击中万县法国教堂的钟楼，陈毅登上泊于江边的法舰都大号，用法 语向法国海军揭露英舰滥轰和平居民和法国教堂的罪行。在众炮轰击下，英舰先后负伤，拖着浓烟逃去。这是中国人第一次在长 江上向英舰作战而迫使其逃遁的壮举！中国军民死伤以千计，民房商店被毁千余家，造成了著名的“万县惨案”。 然而万县炮战的胜利意义重大。朱德、陈毅在 9 月 6 日召开了万县各界万人抗英大会，组成了万县惨案后援会，并通电全国，使反帝高潮又增新浪。但是杨森在吴佩孚越来越严厉的威压之下逐步降低了抗英的调门，这场 斗争以虎头蛇尾告终。北伐军攻克武昌，吴佩孚向杨森告急，杨森竟公然发兵“援鄂”，以牵 制北伐军。杨森部的工作已难以为继，朱德东去武汉。经朱德介绍，陈毅与中共重 庆地方委员会（简称重庆地委，即中共四川省委）接上了关系，被派往达县川军田颂尧部胡翼旅任党代表。在达县的一个多月中，陈毅除了对田部官兵 进行国民革命的宣传教育外，还在学生界开展工作。当时的进步学生领袖之 一张爱萍在1980 年 4 月回忆：因为国家主义派学生从反动部队搞到了一些枪 支，张爱萍他们曾要求陈毅也配备一些枪械给他们，以便对抗。陈毅没有同意。陈毅布置在思想斗争和文化斗争中孤立和分化少数顽固分子，把尽可能 多的青年学生争取过来。11 月，陈毅被重庆地委调到重庆，负责共青团和青年工作。 在一次党团联席会议上陈毅得知重庆地委已在策划发动顺庆（南充）、沪州的驻军举行顺沪起义。中共重庆地方委员会军事委员会由杨闇公、朱德、刘伯承组成。陈毅也就在此时认识了刘伯承，得知他是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 回四川从事军事运动的，并由中国国民党执监联席会议委以国民党中央党部特派员之职到四川负责军事工作，顺沪起义将由他任总指挥。陈毅对这样的 武装起义当然热心。因为起义目标虽然在根本上还只是配合北伐，起义的部队也都是缺乏共产党的工作基础的旧军队，但毕竟这是共产党独立领导的正 规部队武装起义，而且是第一次。如果起义成功，掌握并逐步改造好这样一支武装，和在杨森部队做工作大不相同。在杨森部队因为有枪有炮，就能击退英舰，但部队是人家的，结果还是有始无终。一旦有了一支自己掌握的部 队，革命作用就大了。陈毅积极了解情况，参与意见，和刘伯承的交往日多。据陈毅回忆：他 们曾研究在起义发动后把分驻于沪州、合川、顺庆等地的 8 个旅北移顺庆，创建革命根据地，由刘伯承任总指挥，陈毅任政治部主任。沪州、顺庆驻军于 12 月初提前发难。但驻沪州的袁品文、皮光泽、陈兰 亭 3 个旅贪恋膏腴之地沪州的大量税收，不愿向顺庆转移。据沪州市图书馆副馆长吴孟辉 1980 年 4 月谈，陈毅曾到沪州，在万吹楼分别找各旅领导人进 行劝说，未奏效。在中共重庆地委的会议上，合川共产党的负责人请求派人到驻合川的川 军二十八军第三师做改造的工作。合川扼嘉陵江、涪江、渠江三江之口，为沪州到顺庆的必经之地，在地理上对起义有枢纽作用。陈毅乃向中共川东负 责人刘愿安提出愿去三师工作。刘愿安原来的公开身份就是合川三师政治部的宣传科长，调离不久，深知合川地理和驻军的重要性，表示赞同。合川三师师长陈书农，兼该师政治部主任。政治部副主任陈梦云，是陈 书农的叔父。陈梦云已于两年前和陈毅好友胡兰畦结婚，深知陈毅的胆识才华。陈毅与合川三师驻渝办事处联系，有刘愿安介绍，又有陈梦云的推重， 很快被陈书农任命为三师政治部组织科长。12 月 25 日陈毅到合川时，陈梦云及宣传科新任科长范英士等到码头欢迎。陈书农当晚设宴接风。陈书农此 后对陈毅的工作始终支持。在陈毅的影响下，陈书农多次表示既已接受国民革命军的名义，一定顺应潮流，沪州的部队着北移顺庆路过合川，他保证不 加拦阻，严守中立。 30 年后的 1956 年，解放前夕去香港的陈书农表示愿意回内地参加建设。国务院副总理陈毅表示赞同。陈书农抵沪，陈毅在锦江 饭店宴请他一家，并说：“以前我到合川，你请我吃饭。今天我们也请你吃饭。这不止是我个人的意思，我是代表周恩来总理请你吃饭的。”1927 年元旦刚过，陈毅在政治部部务会上提出了改进政治部石印刊物《武力与民众》的建议，立即受陈梦云和该刊主编范英士支持。该刊由不定 期改为周刊。陈毅积极写稿。该刊在合川军民中有力地宣传了革命的三民主义和国民革命运动。陈毅的工作范围逐步扩大到三师所属各旅和军事教育 团，宣传三大政策，并发展中共秘密党员。身为组织科长的陈毅有责有权开展工会工作和学生工作，他迅速团结了 一批工运骨干和学运骨干。3 月 12 日孙中山逝世两周年，各界民众 1000 余人在城内瑞山公园举行纪念大会。陈毅组织并主持了这次大会，还作了很富 鼓动性的演说。1927 年 3 月，国民革命的形势发生明显逆转，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的新 军阀气息越来越为政治嗅觉灵敏的旧军阀们所察觉。各地的军阀，包括四川的杨森、刘湘等在内，和蒋介石勾结起来了。3 月 24 日，英、美兵舰炮击南京下关，对蒋介石示威，造成和平居民死 伤 2000 余人的大惨案。蒋介石妥协求和。全国各地爆发了抗议英、美暴行的群众斗争。重庆人民也在打枪坝召开抗议大会。当时已占领重庆的刘湘接奉 蒋介石的旨意要镇压共产党和革命群众。此时便集中军警，预先埋伏，突然开火，制造了死伤近千人的“三·三一”惨案。刘湘随即大肆捕杀共产党人 和革命群众。重庆地委书记杨闇公被捕牺牲。陈毅在合川的活动当然早已为反动分子所注意。此时，师长陈书农正在 成都邓锡侯那里开会，一向反对“联俄容共”而且为人阴毒的旅长王学姜代理师长。王学姜忽然亲自邀约，要宴请陈毅，以示团结。陈毅考虑，非但不 能赴宴，合川也不宜再留，决心紧急撤离。陈梦云、范英士关心陈毅的安全，决定二人一同护送陈毅直到重庆。在 当时的严酷形势下，和陈毅这样的人一同出走，干系不小，情谊殊深。范英 士在 1980 年4 月说：后来查明，王学姜确实准备于宴请时下毒手。而陈梦云 和范英士也没有再回三师工作。为了减小目标，他们在重庆附近的江北县分手，陈毅只身去重庆找新任 旅长的郭勋祺。郭勋祺是陈毅少年时代的同学和球友，陈毅出现在他面前，使他吃惊不 小。此时的重庆全被白色恐怖笼罩。中共重庆地委和莲花池国民党左派省党部尽被破坏。到处是搜捕、枪杀；一部分人自首叛变。车站、码头全部戒严， 向东往武汉去的船只检查尤其严格。郭勋祺把陈毅留在自己司令部掩护了几天，随即亲自布置陪送陈毅前往码头，送上去武汉的江轮。第二节武汉军校陈毅来到武汉，暂住武昌蛇山脚下的小旅馆里。和重庆相比，武汉是另 一个世界，到处是标语、旗帜、横幅的革命的世界。但是标语的内容急遽地变化着，一夜之间，到处是声讨新军阀蒋介石的怒吼。“四·一二”事变发 生了！接着又是李大钊在北京遇害的噩耗！ 革命的怒潮和革命的危机交织。 陈毅急于找党，急于投入斗争。可是他既无介绍信，又无介绍人，到处碰壁。终于他在街上遇到了留法 勤工俭学的同学、他的入党介绍人颜昌颐。颜昌颐是“四·一二”事变后从上海撤到武汉来的，在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工作。5 月，中共中央军事委员 会正式分配陈毅到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任党委书记。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的前身就是原来在广州的黄埔军校。此时，国民 党中央撤消了蒋介石的校长职务，改校长制为委员制，校务委员有国民党方面的邓演达、谭延闿、顾孟余、徐谦，共产党方面的恽代英等 5 人，以邓、 谭、恽 3 人为常委。国民党方面的常委不肯管学校的实际工作，校政实际上由恽代英政治总教官负总责。据聂荣臻 1980 年 9 月说：在共产党内，陈毅到 任后由恽代英、施存统、陈毅组成校党委，陈毅任书记。但是陈毅的公开身份要利于隐蔽，他的公开职务是校政治部的准尉文书。军校共产党的组织 是不公开的，但是健全，每个大队和队都有党、团的支部和小组。专职的党委书记陈毅到任后，即到各大队各支部了解情况，秘密开展工作。当时政局 动荡，湖南发生了“马日事变”，不久夏斗寅叛乱，武汉吃紧，军校奉命改编为独立师开赴前线和叶挺部队一起平定了叛乱。接着，汪精卫撕下伪装， 于 7 月 15 日宣布“分共”，白色恐怖笼罩武汉城乡。在这些剧变中，军校大多数教职员工和学生都紧紧地团结在国民革命的旗帜下，无论在公开论战中 或在战场上，都敢于和新老军阀及国民党右派斗争。在平叛作战时，陈毅在党内作了有力的动员，保障了作战部队的高昂士气；还布置了对一些考验合 格的发展对象举行火线入党。当时在军校工作的徐向前、郭化若都记得陈毅在党内工作很活跃。工作活跃，言行之中不免会流露出不象个准尉文书之处。当时施存统的 秘书，后来曾为蒋介石代笔写《中国之命运》的陶希圣，就对陈毅说过：“共产党真正的领导人是站在幕后的，我看你就是。”施存统告诉陈毅，政治部 组织科长叶镛是国民党员，专门监视共产党人。叶镛找陈毅，说“你在我们四川是有名的，怎么来当文书呢？你一定是 C、P（共产党）。”并表示了革 命的愿望。陈毅见他诚恳，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并对他做工作。后来，通过组织发展叶镛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使陈毅的工作多了一层保护和支助。叶 镛后来参加了广州起义，担任工农革命军的师长，在战斗中英勇牺牲。陈毅的堂兄陈修和、胞兄陈孟熙于 1925 年在广州考入黄埔军校第五期， 弟弟陈季让刚考入武汉军校第六期，都在武汉，兄弟们经常聚会。他们政治见解各不相同，经常争论，但感情却很亲密。陈毅的几位朋友也在武汉。胡兰畦在军校女生队学习。胡兰畦的丈夫陈 梦云和范英士后来也到了武汉。他们也常见面，议论政局，观点也不相同，但都忧国忧民。 汪精卫不想保留革命的军校。女生队被解散，胡兰畦只好回到丈夫身边。政治队提前毕业，陈孟熙得到吴玉章的同意到四川军阀刘存厚部工作。陈修 和决心去上海搞造船工业。陈毅在 7 月份的主要工作是组织军校人员应变。军校最后被改编为张发 奎第二方面军的教导团。当时恽代英已东去九江；施存统也离开了军校。陈毅领导各支部，把有的学员调去叶挺担任副师长的第二十五师七十三团（即 原叶挺独立团），让有的学员回乡各找革命之路，大多数党团员隐蔽下来。他自己一度隐蔽在郭化若任连长的炮兵连，继续负责教导团的党的工作。① 当郭化若身份暴露奉命调出时，陈毅转移到党的基础较好的特务连隐蔽，任该连准尉文书，继续和各营连党组织秘密联系。8 月 1 日，即教导团奉命“东征讨蒋”、准备开拔的前一天，陈毅特地 从武昌到汉口，向好友陈梦云、胡兰畦及范英士等辞行。他们纵谈时局、各叙襟怀。陈毅的话至今尚为胡兰畦和范英士所牢记。陈毅说：“以前清朝政 府骂孙中山是土匪，现在国民党又骂我们是土匪。好，我偏要去当这个‘土 匪’！”① 据原总参军训部顾问刘祖靖 1982 年回忆：当时有人称陈毅为“总支书记”。第三节“只要拿武装我就干！”8 月 2 日，教导团 2000 多人分乘一艘大客轮和多艘小火轮，以及它们所 拖引的数十条大小木船，离开武昌顺流东下。当时教导团的团长是侯连瀛、副团长是杨树松，参谋长是季方。侯、杨 虽是共产党员，却并没有组成党委，后来他们都转入了国民党，因而在当时这个团显然还不是共产党领导的部队。陈毅虽是中共党内的主要负责人，但 是没有兵权，和上级党组织也缺乏可靠的联系。陈毅只听说了党对教导团这次“东征”的大致意向：趁东行之便，开到江西九江、南昌一带，尽量保存 革命骨干，相机参加武装起义。关于南昌起义的消息，在出发前全不知晓。船队抵黄石，被何键部队强 行扣留，经交涉并由何键部队打电报请示驻九江的第二方面军总司令部，才干次日放行。这时才听到传闻说南昌方面出了事。陈毅在 1952 年 6 月 14 日《关于八一南昌起义》的谈话中回忆：8 月 4 日船到九江。江岸已武装戒严。第二方面军的人乘数艘小艇向分 散在江面上的各船官兵传达张发奎的命令：把武器留在船上，徒手上岸集合。此时部队分散在毫无防御设备的民船上，无法进行战斗通讯联络，团长、参 谋长以及“准尉文书”都无抵抗的善策，也无法指挥，只能上岸见机行事。集合完毕，张发奎亲自来宣布：要大家放下武器是事出无奈，叶挺、贺 龙不够朋友，带走了他好几个师，差点把第二方面军搞垮。他说他还是要革命的。愿意跟叶、贺走的，他“礼送”出境。愿意留下的，他带去广州。最后他下令分别站队，共产党站那边，国民党站这边。 没有人站到“那边”，大家早听说要隐蔽待机。陈毅在当晚召集共产党干部分析形势，商讨对策。情况已趋明朗：南昌已成功地举行了武装暴动，叶、贺掌握了好几个师，张发奎走向反动，但还 不愿丢掉革命招牌。大家研究决定：一是连夜分散出发到南昌去找叶、贺军，一是回家乡去搞农民运动。没有暴露党员身份的，可以留下。“大约有 200 多人愿意留下，这 200 多人组织了个支部。”①陈毅身份已经暴露，决定星夜去南昌，投入他多时来热切向往的共产党 独立领导的革命军队。特务连连长肖劲和他同去。8 月 6 日陈毅、肖劲赶到南昌，叶、贺军已无踪影，张发奎的部队已进 了城，好不容易打听到起义军已去抚州方向。两人决意追赶。沿途绝少行人，常有反动团练和地痞流氓拦路盘查。途中遇到几个从蔡 廷锴部队逃出来的军官，他们说蔡廷锴师本来参加了起义，但在南撤途中脱离了起义军，现在也在“礼送”共产党员。陈毅、肖劲表示了誓必追上起义 军的决心。他们终于在抚州城里见到了紧张忙碌而秩序井然的起义军，找到了周恩来和刘伯承。当时起义军后面有朱培德的追兵，抚州附近是杨如轩的部队。赣东一支 绿林武装派人来接头，愿意接受叶、贺军的委任和指挥，条件是给他们一部分枪支。周恩来、刘伯承就要陈毅带着肖劲去联系，到这支绿林部队去做改 造工作。但他们按预定办法和对方的司令联系时，起义军已开走，追兵已进了抚州。绿林部队联系代表逃避不见。陈毅、肖劲出城时被哨兵抓住。幸陈① 张发奎后来又将武器发还教导团。教导团开到广州，参加了广州起义。毅说动了哨兵，得以脱险。8 月 10 日，他们在宜黄再次追上起义军。周恩来与刘伯承等商量后，分 配陈毅任第二十五师七十三团的团指导员。周恩来说：“派你做的工作太小了。你不要嫌小！”陈毅真诚而喜悦地说：“什么小不小哩！你叫我当连指导员我也干。只 要拿武装我就干！”“只要拿武装我就干”，说出了陈毅对于中国革命要靠共产党独立领导 的武装斗争的觉悟。这是他亲历四川保路运动的屠杀、里昂护校斗争被武装押送回国、北京惨案、万县惨案、九江被迫放下武器，并结合宏观的认识所 得到的宝贵结晶！使他特别高兴的是：他要去领导的团正是由叶挺独立团的主力改编发展 而成的“铁军铁团”。他早就听说，这支部队在北伐中是最出色的前锋，战无不胜。这部队又是党最早创建由周恩来亲手组织的武装，训练严格，战斗 力强。现有 2000 多人，是起义军的一个坚强的主力团！陈毅面临第一个考验。作为共产党的党代表和政工干部能否取得官兵们 信任的考验。这个团毕竟还是国民革命军，官兵们对蒋、汪不满，对共产党比较有认识，但对政治工作人员，许多人还是持保留态度。陈毅自己对武汉 时期某些政工人员的满嘴空话与“五皮主义”（皮带、皮靴、皮包、皮手套、皮马鞭）也很反感，所以能够理解官兵们看不起“狗皮膏药”的情绪。他自 觉地塑造共产党的政工干部的形象。不高高在上，常到班排谈心。盛暑行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