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方针正确，工作细致，在几个月内，全军顺利地完成了近一百万人复员、转业的巨大工作，并为以后几年整编部队的工作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整编部队的另一项重要内容，就是要加强领导机关和各军兵种的建设。 从新中国建立开始，解放军在原来的陆军步兵的基础上，陆续组建了空军、海军、炮兵、装甲兵、防空部队、公安部队、工程兵、铁道兵、防化学兵、通信兵的领导机关及部队，需要大批领导干部和各类技术干部。这些干部主要依靠解放军自己培训。因此，兴办各类军事学校便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以培训师、团以上领导干部为目标，一九五一年一月成立了军事学院，一九五三年一月成立了总高级步兵学校，一九五三年二月成立了后勤学院，一九五六年三月成立了政治学院。为了培育高级军事工程人才，一九五三年九月成立了军事工程学院。 为了培养各级各类技术干部，又先后成立了航空、海军、炮兵、装甲兵、防空兵、工程兵、通讯、测绘、军需、军械、军医、兽医等各级各类技术院校。无论是建立各级领导机关和各军兵种，还是兴办院校，关键都是要首先配备好这些单位和部门的领导干部。罗荣桓作为总干部管理部部长，及时就军队各领导机关和院校高级干部的升迁调补向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反映情况，提出建议，从而成为军委在“用干部”这件事上的得力助手。 从组建总干部管理部开始，罗荣桓就强调要坚持党管干部的原则。选调配备干部，他总是要求按照任人唯贤的条件请各军区选调，并征求从各野战军调来的部长们的意见，力求照顾到各个野战军以及历史上各个大军区和各个方面军的干部。按照这样的要求，一九五一年总干部管理部从全军抽调了三万多名干部，使各总部、各军兵种、各院校的领导机构迅速而妥善地建立和健全起来。 为了正确地使用干部，罗荣桓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和干部工作部门，要全面地考核了解干部，要有联系群众、公道正派的作风。他指示总干部部，不要只从档案材料上去了解干部，而要从实践中了解干部。他认为只有通过检查工作，个别谈话，听取干部的上级、同级、下级的反映，把各方面的看法综合起来，才能了解干部全面实际的情况，才能对干部使用提出比较正确的意见。对此，罗荣桓自己一贯身体力行。他经常找干部谈话，了解他们的思想和工作，听取他们的意见。在新中国建立初期，在配备总部、各军区、各军兵种、各院校领导干部时，他曾同许多干部作了谈话。这些干部多年后回忆起来仍然感到亲切和温暖。 罗荣桓历来非常重视选拔新生力量。他说，配备干部不要一律看资格，主要看干部的德才，看有没有发展前途。这是个带方向性的问题。在他授意起草的总干部部一九五一年工作总结中，就批评了那种提拔干部只看何时入伍的论资排辈的现象，要求大胆破格地提拔那些德才兼备的年轻干部，而不要受资历的限制。 一九五○年和一九五一年，为了培养各类专业人才，加速人民解放军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在罗荣桓的倡议下，又在抗美援朝中号召大中学生参加军事学校，吸收了大量青年知识分子。他们中很多人后来成为军队建设的骨干。 －－－－－－向文化进军和政治理论教育 建设现代化的军队，必须提高指战员的军事素养。罗荣桓从当时解放军的实际状况出发，认为要提高部队的军事素养，首先应当抓文化教育。 解放军指战员主要来自工农。在旧社会，他们为了生活而在死亡线上挣扎，绝大多数人没有读书识字的机会，参加革命后，戎马倥偬，虽然也学了一些文化，但零零碎碎，不成系统。因此，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指战员的文化水平普遍偏低。据统计，在战士中初小以下文化程度的占八十％；在干部中，高小以下文化程度的占六十八％，其中仅文盲和半文盲就占了三十％。不少连队找个文书、司务长都很困难。部队装备了一些新式武器，干部战士学习技术也很吃力。一九五○年六月，国民党空军轰炸上海。驻沪防空部队虽然已经装备了比较先进的高射炮，可是干部战士文化水平低，对它的性能和数据计算还不能熟练掌握，有时在战斗中就错过了战机，不能充分发挥武器作用。这种文化水平低的状况和现代化建军的要求，显然是一个突出矛盾。军队的文化素质如果不提高到一定的水平，现代化建设就会落空。 罗荣桓紧紧抓住提高文化水平这一实现军队现代化建设的突破口。一九五○年，他主持总政制定了《关于在军队中实施文化教育的指示》，经毛泽东审阅并详细修改后，于八月一日由军委主席毛泽东签署颁发全军。决定全军除执行规定的作战任务和生产任务外，必须在一个相当时期内，着重学习文化，以提高文化为首要任务，使军队形成一个巨大的学校。《指示》规定部队文化教育的方针是：“速成的、联系实际的、但又是正规的。”其中“但又是正规的”六个字为毛泽东所加。这个方针要求部队要从实际出发，在较短的时间内，学到实际有用的而又有系统的文化知识。 这是向文化进军的一次大战役，罗荣桓所领导的总政治部就是这次战役的指挥部。为了保证这项战略任务的胜利完成，全军各级政治机关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规模巨大的思想动员工作和组织保证工作。“建军备战学文化”成为深入人心的口号。在很短时间内，全军调配了文化教员五万多人，陆续开办了速成小学二百多所，速成中学六十多所，抽调大批骨干包括有丰富战斗经验的老干部和英雄模范离职学习。在职人员也按文化水平组织不同班次参加学习。总政治部统一制定了具体的教育实施方案，编印了几百万册各种文化学习课本，连学习用的纸张、黑板等物质保证也都做了具体安排。 一九五○年十月，抗美援朝战争开始。罗荣桓除了同聂荣臻共同商量和处理大量军委日常工作外，对部队的文化教育仍然紧抓不放。在他授意下，总政治部提出了一九五一年文化教育实施方案。在要求文化教育应该围绕战争和战备需要的同时，继续强调，在任何环境下，文化教育都是军队建设不可缺少的一个方面，提高文化对提高军事政治水平，完成作战和战备任务都有重要的意义。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中央军委决定，从一九五二年六月至一九五三年五月，全军教育训练，除海、空军及雷达部队有文化者外，均执行以文化教育为主的方针，开展以扫盲为重点的学习运动，要求在一年内，扫除指战员中的文盲，并将初小和高小毕业者分别提高到高小毕业和初中一年级的程度。为此，一九五二年，中央军委又发出了《部队文化教育大纲》。部队迅速掀起了向文化进军的热潮。 这个时期，少数单位出现了行政管理和军事纪律松懈的现象。有一个营在进行军事演习的时候，一个小时队伍还集合不起来。有个连队火炮长期不擦，竟让小鸟在炮筒里垒了窝。有的干部反映，这是因为文化教育搞多了。罗荣桓对这种情况作了具体的分析。他认为，不应该把严格的军事管理与完成文化教育的任务对立起来。纪律松懈最主要的原因是由于长期存在游击习气，在工作中缺乏严格的要求，不重视建立正规的生活秩序而造成的。当然，这和某些领导干部对文化教育这个正确的方针在执行上发生了若干偏差，工作单打一，只抓文化学习，以及过多地抽干部离职学习也有关系。因此，解决的办法首先是加强教育，提高严格执行军事纪律的自觉性，同时也要学会科学地安排工作。 这时，中南军区政治部主任陶铸到部队做了调查。他在调查报告中指出，纪律松懈的现象过去也有，并不是文化教育的必然结果。加强军事管理是必要的，但不能因此就放松了文化教育。罗荣桓建议军委将陶铸的调查报告批转全军，在批示中重申：以文化教育作为一个时期部队训练中心这一方针一定要坚持下去，一定要取得成果。要在加强军事管理的同时，继续把全军的文化教育向前推进。这一做法得到了毛泽东的支持。 由于充分发动了群众，在“向文化进军”中涌现出许多有创造性的好经验。西南军区某军文化干事祁建华总结出了速成识字法，能在大约一百五十课时左右，使一般文盲初步会认会讲一千五百到二千单字，受到群众的欢迎。总政治部很快向全军推广了这个经验。接着，速成写字教学法、速成写作教学法、速成算术教学法等行之有效的经验也相继涌现，总政治部也都及时作了介绍交流。这些来自群众实践的经验，缩短了教学进程，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 在普遍推广和运用各种“速成”经验的同时，罗荣桓又多次授意总政治部发出文电，提出，必须全面地、正确地理解和贯彻文化教育的方针。所谓速成，不只要“速”，更要“成”。要防止贪多冒进，只搞突击不注意巩固，只看眼前的需要不重视学习的系统性等偏向。各种“速成”的方法，都是在一定问题、一定程度上起作用，不能片面夸大，使它变成反科学的东西。所谓联系实际，应该从发展上去联系，不应该是短视的实用主义，这样才能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 在文化进军中，罗荣桓始终抓住干部这个重点。除了各级速成学校吸收大批干部学文化以外，一九五三年底，根据罗荣桓的建议，军委专门开办了一个高干文化班，轮训了一批军以上高级干部。 到了一九五三年，经过全军上下两年多的努力，部队文化水平状况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全军由原来八十％人员是初小以下文化水平普遍达到初小毕业以上，干部绝大多数达到高小毕业至初中的水平。到一九五三年下半年以后，文化教育逐步转入经常化，在巩固的基础上坚持下去，继续提高。 罗荣桓在领导“向文化进军”的同时，又抓了组织全军干部系统学习革命理论的工作。 在战争年代，部队中思想教育尽管非常及时、活跃，但主要是讲政策、讲形势和任务，解决干部战士的一些现实思想问题。因受到条件限制，当时很难系统进行政治理论教育。新中国成立以后，军队进入了正规化、现代化建设的新阶段，只靠临时的突击性的时事政策教育和宣传鼓动就很不够了，还需要使广大干部懂得更多的革命理论，用以指导自己的思想和行动。 一九五○年底，总政治部召开了全军第一次宣教文化工作会议。罗荣桓在会上指出，必须在各级干部中有指导有系统地进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政治理论教育。这是提高干部政治觉悟水乎和工作能力的根本建设，是提高部队战斗力，完成各项战斗任务的重要保证。一九五一年一月，总政治部根据罗荣桓的意见，制定了部队政治教育的规划，规定把政治理论教育做为政治工作的一项主要任务，建立在职干部学习制度，加强学习领导。干部按实际水平分别编组，规定初级班以阶级观点教育与爱国主义、国际主义教育为主；中级班学习社会发展史、列宁主义基础、党的建设；高级班学习毛泽东著作、联共党史、政治经济学、思想方法论等。 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全军第二次宣教文化教育工作会议按照罗荣桓的意见，提出了“系统的、联系实际的、稳步前进的”干部理论教育方针。一九五二年十一月，傅钟副主任在全军学校政治理论教育座谈会上具体解释了这一方针。针对有些干部以为系统学习理论“不能解决实际问题”而产生急躁情绪的状况，他明确指出：“理论学习往往并不能象‘立竿见影’那样，所以，过分性急的要求是办不到的。”傅钟这一篇讲话发表在《八一杂志》上。当时，谁也不能料到九年后，当林彪大搞实用主义，提出学习毛泽东著作要立竿见影后，傅钟这一段无可非议的话竟成为一条“罪状”。 一九五三年六月，总政治部又发布了部队干部政治理论教育基本计划大纲。“大纲”根据罗荣桓的意见，要求有计划地学习中共党史，以党史为线索，系统地学习《毛泽东选集》。 为了解决部队中缺乏理论骨干的问题，总政治部在一九五一年和一九五四年先后开办了理论教员训练班和宣传干部训练班。宣传干部训练班设在北京颐和园北宫门外的大有庄。生活条件虽然很差，但靠近中共中央党校，学习条件是很好的。四月二十四日，训练班正式开学，肖华代表罗荣桓出席开学典礼，勉励大家认真读书思考，注意运用理论原则去分析回答实际问题。训练班聘请了著名的理论家杨献珍、范文澜、艾思奇等担任教员。还组织学员到天津、大连、鞍山、沈阳等地的工厂参观调查，使大家看到社会主义大生产的力量和前途。训练班为部队培养了八百多名理论骨干。与此同时，各大军区也先后按总政要求举办训练班，共培训了几千名骨干。 有了正确的方针、明确的规划和一定数量的理论学习骨干，部队在向文化进军之后，又掀起了学习理论的高潮。几年间，广大干部普遍学习了社会发展史、中共党史和政治经济学，取得了较好效果。 第二十五章 在建设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的征途中 －－－－－－－创办政治学院 中国人民解放军各类院校陆续兴办后，有一些政工干部给总政治部写信，希望能有一个提高政工干部政治理论水平和文化科学知识水平的场所。各大军区也纷纷要求成立政治干部学校，轮训和培养政工干部。罗荣桓考虑，要在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新形势下，保持和发扬人民军队的光荣传统，做好政治工作，就必须有大批能适合军队现代化正规化建设需要的，具有一定的政治理论水平和文化科学知识的政治工作干部。培养这样的干部，象战争年代那样，仅仅依靠实际锻炼已经不够了。必须要有继承红大和抗大传统的，以培养各级政治干部为宗旨的院校。为此，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三日，罗荣桓和傅钟、肖华向毛泽东报告说： 此次整编部队，可以节余大量政治工作干部，部队中亦深感连、营政工干部质量低。为保存和提高政工干部，各大军区均要求成立一个能收五百至一千学员的政治干部学校，专门培养营、连级政工干部，并要求军委开办一轮训师、团级政工干部的高级政治干部学校。我们感到此事极为需要，特呈请审核批准。 第二天，毛泽东签署同意，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都表示赞同。于是，在罗荣桓领导下，筹办政治学院的工作便立即开始。首先，建立了由罗荣桓任主任、肖华和政治干部部副部长王宗槐等七人参加的筹备委员会。校址定在北京西郊永定路的一片砂石地区。经过规划设计，一九五三年六月四日破土动工。 一九五四年，罗荣桓建议调曾在抗大长期任政治部主任的东北军区政治部主任莫文骅来政治学院工作。 莫文骅一上班，罗荣桓便将他请到自己家里，研究办院方针。罗荣桓认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学院培养的干部要能担负人民解放军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中的领导工作，就必须从中国军队的实际出发，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要以研究中国革命问题为主，以研究人民军队政治工作建设为重点，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方针。通过学习理论，把广大干部在长期战争中积累的经验总结起来，变为全军共同财富。他要求学院要象毛泽东一九三九年为抗大题词所说的那样，具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具有“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优良校风。 罗荣桓指定莫文骅按上述思想制定了《办院基本方案》，这一方案于八月间由军委会议通过。 一九五四年十一月十一日，中央军委任命罗荣桓兼任政治学院院长，肖华兼任第一副院长，莫文骅任第二副院长兼教育长。 一九五五年二月十九日，政治学院速成系第一期举行开课仪式。罗荣桓和新近到任的总政第一副主任谭政（原任中南军区第三政委）以及傅钟、肖华等总政领导人早早地就来到政治学院。他们在莫文骅陪同下，参观了几座已经竣工的学员楼、教学楼，还有用席子搭成的临时食堂，然后来到也是由席子搭成的大棚子里参加速成系的开课式。 罗荣桓在全体学员的热烈掌声中走上了临时用木板搭成的主席台，巡视着台下一排排坐得整整齐齐的学员，其中有好多人他很熟悉。他们经过战争烽火的洗礼，如今已由放牛娃、红小鬼变成了指挥一个军、一个师的政工干部。硝烟虽然在他们的眼角磨出了细细的鱼尾纹，但是他们仍然很年青。他们现在刚刚洗去征尘，又坐到课堂上来了……他再看看坐在他身边的谭政、肖华、傅钟、莫文骅，不能不回忆起将近二十年前在保安、在延安的日日夜夜…… 大会开始，莫文骅请罗荣桓院长讲话。在经久不息的掌声中，罗荣桓缓缓地走上讲台。他双手下按，笑眯眯地说：“自己人嘛！拍几下就是了，何必拍这么长时间呢。” 掌声止歇，台下响起一阵象微风一样的轻轻的笑声。罗荣桓首先就速成系开学说了几句话，满怀深情地回忆道： 政治学校过去是有过的。红军时代的末期是红大，也就是红军大学。那时，我和谭政、莫文骅同志都是那里的学生。抗日开始改为抗大。就是抗日军政大学。傅钟副主任曾担任抗大的政治部主任。在保安的红大，比起今天的政治学院来，是两个不同的阶段，政治学院比起过去的红大规模大得多了。那时，没有专职的领导干部，领导干部同时就是学员。那时，既没有好的教室也没有好的宿舍，没有饭堂，吃饭和上课在一个地方。课堂里只有教员有一张桌子，学生用的凳子就是石头。生活非常艰苦。比起政治学院来差的太远了。虽然那样的困难，但我们感到非常愉快。也的确学到了不少东西。许多高级干部都在政治上、思想上提高了一步。 他反复强调，在保安那个时候，条件尽管和现在是不可比较，但那个学校的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却是我们应该遵循和学习的。 接着罗荣桓指出，政治学院的任务是培养合乎部队正规化建设和国家社会主义建设需要的高级政治干部。罗荣桓要求政治学院开展对我军现代化正规化建设新时期的政治工作的研究，将军队政治工作“在现有的基础上提高一步，把它更加充实起来，总结起来”，以适应部队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要求。 速成系开课后，政治学院的建筑工程继续加紧进行。罗荣桓不断前来看望。他看到一座座大楼拔地而起，非常高兴。一九五五年十月，实行军衔制以后不几天，罗荣桓又乘车直奔西郊。车刚过永定路，远远地只见校门内外是一排排整齐的队伍。司机老牟减了速，罗荣桓仔细一看，原来学院的领导干部、教员、学员都佩戴军衔，列队站在大路两旁。罗荣桓毫无思想准备，开始吃了一惊，继而恍然大悟：哦，这是按条令规定的礼节迎候他呢！他吩咐停车。下车后和迎上前来的几位领导干部十一行礼、握手，然后便大步匆匆走过欢迎队伍。 一进办公室，他就对学院的一些领导干部说：“这样可不好啊！知道我是学院的院长，怎么还对我来这一套，这不是搞形式吗？这没有什么意思。相反，它还有副作用，起码会影响学员的学习和干部们的工作。以后无论如何不要再搞这个了。”一位干部解释说：“这是条例规定的礼仪……”罗荣桓不以为然地摇摇头说：“那个规定是对外的。我们自己人不要搞这一套。” 过了几天，罗荣桓又来到政治学院。这次虽然未组织列队夹道欢迎，但学院党委的常委们和各部门负责人还是来到校门口迎候。于是，他又和颜悦色地对大家说：“上一次是我没跟你们讲清楚，这次又来这一套了。虽然规模没有上一次大，这样也不好。这种形式主义的东西脱离群众，没有一点用处。你们不这样搞，今后我仍然可以经常来，想找谁就找谁，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也不影响你们的工作，彼此都不受拘束。一搞形式，我反而受约束了。” 从那以后，罗荣桓到政治学院，就再也不举行迎候仪式了。即使是开学、授旗这样隆重的典礼，彭德怀、罗荣桓等许多领导人来到学院，也再未组织列队欢迎。有时，罗荣桓来学院干脆事先连招呼都不打，直接到基层去、到群众中去了解情况，最后再到办公室找领导干部谈。 几年里，罗荣桓到政治学院相当频繁。尽管十年浩劫已使很多资料散失了，但现在政治学院仍然保存着罗荣桓多次在该院的讲话记录稿，其中仅一九五八年九月一个月就有四次讲话。至于罗荣桓来学院虽然讲了话但没有记录，或记录已经散失的那就更多了。 罗荣桓对政治学院的领导主要是抓大政方针。他强调要培养和树立理论联系实际的良好学风，这是贯穿在罗荣桓对政治学院的领导工作中的一条红线。他曾经多次从各个侧面精辟地论述了这一问题。他认为政治学院是搞理论的，首先要搞清楚什么是理论，他说：什么叫理论？……我们有些干部感到神秘莫测。实际上理论并不神秘，它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从实践中来的，在实践过程中，经过综合、概括上升为理论。理论来自实践，而又回到实践中为实践服务，并在实践中得到证明、补充和发展。 应当怎样学习理论呢？他说：我们要从书本上学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知识，以帮助我们认识事物，掌握事物发展的规律。但是，书本上的东西，往往只是一些概念。决不能单纯满足于书本的学习，把书本上的东西变成死的教条，把抽象的概念公式化。因此学习理论，应该特别强调联系实际。 针对学校学习的特点，罗荣桓提出，要特别注意防止教条主义。罗荣桓认为，教条主义的特征是“把理论与实践分裂开来了”。他愤慨地说：“如果把理论看成静止的东西，那三分钱也不值。”他尖锐指出：“教条主义是最迷信的。迷信死人，不相信活人；迷信过去，不相信现在；迷信现成的公式，不相信发展。” 他认为，学习毛主席著作同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一样，也不能采用教条主义的态度。应当学习马列主义的精神实质，而不是个别词句。他说：我们对于毛主席的著作的学习，也还是提倡实事求是，不提倡迷信。毛主席著作本身就是反对迷信的，毛主席如果不破除迷信，不破除对共产国际、对斯大林的迷信，也就不可能创造性的发展马列主义。学习毛主席的东西，也不要迷信，不要只对毛主席著作中的个别词句发生兴趣，而是要领会其精神实质。 “学习毛主席著作也不要迷信。”这是合乎逻辑的结论。既然马列主义要发展，毛泽东思想当然也要发展。既然不能只对马列著作中的个别词句发生兴趣，当然也不能只对毛主席著作中的个别词句发生兴趣。“学习毛主席著作也不要迷信”，这又是发人深省的警钟。然而到了后来，林彪大搞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这句话就被指责为反对毛主席的重要“罪状”了。 在学习毛主席著作时，怎样才能领会其精神实质呢？罗荣桓认为，这就必须了解毛泽东撰写每一篇著作的历史背景，弄清毛泽东的某一论断是何时在何种条件下针对什么问题而发的。他说：学习毛主席著作不联系历史问题，不联系中国革命，不联系党的历史，很难学好。毛主席著作要结合中共党史来讲，政治工作要结合战争历史来讲。后来，罗荣桓将这种学习方法归纳为“一条线五结合”：学习毛泽东著作以中共党史为线索；学习毛泽东著作和选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主要著作相结合；学习毛泽东著作和学习党的路线、政策、决议相结合；学习毛泽东著作和学习当前国际国内形势与军队建设相结合；通读毛泽东著作和专题研究相结合；经常性理论教育和政治运动相结合。 随着时间的推移，“五结合”中的有些内容，如“经常性理论教育和政治运动相结合”已不再适用，但罗荣桓提出的“一条线”的学习方法却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它成为后来同林彪在关于如何学习毛主席著作的争论中的罗荣桓的重要论点。一九七七年七月二十一日，邓小平在十届三中全会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同志在这一个时间，这一个条件，对某一个问题所讲的话是正确的，在另外一个时间，另外一个条件，对同样的问题讲的话也是正确的；但是在不同的时间、条件对同样的问题讲的话，有时分寸不同，着重点不同，甚至一些提法也不同。所以我们不能够只从个别词句来理解毛泽东思想，而必须从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去获得正确的理解。”①〔《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七月第一版，第三九-四○页〕 罗荣桓提出“一条线”的学习方法正是为了从具体历史条件的背景下把握毛泽东思想的精神实质。 要让学员学好党史，首先要求提高教员的党史水平。为此，他指派学院的领导干部和教员到朱德、董必武、林伯渠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那里聆听他们讲党史、讲军史，把他们的讲话速记下来，整理成资料。同时，他还亲自向教员们讲古田会议前后我军的历史，一共讲了三次。他讲最后一次时已经病重住院。教员们来到医院，医生只准讲半小时。时间一到，医生便前来劝阻。罗荣桓高兴地说：“我今天精神很好，可以再谈一会。”又过了半小时，听讲的教员们怕影响他的健康，劝他不要讲了。可是罗荣桓兴犹未尽，又讲了半小时。在医生和教员们再三请求下，他才停下来，还一再说：“以后再谈，以后再谈。”他的这三次谈话如今已成为进行党史军史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的宝贵资料。①〔参看一九八三年十二月一六日《解放军报》：《罗帅谈古田会议和我军政治工作》〕 －－－－－－提倡学习苏军经验要切合中国军队的实际 解放军的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一样，一开始便面临着没有经验的问题。五十年代初期，西方各国对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采取敌视态度，只有社会主义的苏联同中国友好，向中国出售较为现代化的装备，愿意帮助中国。因此，中共中央号召“一定要把苏联先进经验学到手”。显然，这一号召也适用于军队。 学习苏军经验，对于解放军的现代化正规化建设有很大的作用。解放军从苏军学得了掌握较为现代化军事装备的军事技术和指挥、管理的知识。 为了学习苏军经验，从一九五○年开始，总政和总干都聘请了苏联顾问。 苏联顾问对解放军的政治工作建设和干部工作建设曾提出不少有益的建议。但是由于苏联军队和中国军队的发展历史、传统和特点有很大差别，苏军的政治工作和干部工作经验并不完全适用于中国军队，苏联顾问的意见也并不完全适合中国军队的实际。而他们中有的人又常常认为他们的意见是正确的，非按他们的意见做不可，这样，分歧和矛盾就不可避免了。 罗荣桓很注意处理好同苏联顾问的关系，十分尊重他们。但牵涉到工作中的是非问题，有时又非争不可。一九五○年秋天，罗荣桓、赖传珠、徐立清等便同驻总干部部的顾问在许多问题上发生了不同看法。 例如，关于干部的任免权限问题，苏联顾问要求实行更大的集中，即：团无任免权，师可任免排级，军任免连级，军区任免营到副团级，正团到副师级由总干部部长任免。各特种兵司令与总干部部长有同样任免权限。 罗荣桓认为，苏联顾问的意见可能是适合苏军情况的，但却并不切合中国军队的实际。中国军队干部大都是从下面生长起来的，总干部部尚不可能掌握全军的干部情况，因此任免不能过分集中。应以团任排级，师任连级，军任营级，军区任团级为宜。师以上干部仍应由军委主席任免。总干部部长则不必要有任免权。 罗荣桓等还认为，从人民军队任免干部的传统和当时实际状况看，大军区司令员大都是中央委员或政治局委员，级别要高于特种兵司令。因此特种兵司令的任免权限不应高于大军区，而应与大军区相当或再低一级。 罗荣桓等就上述问题向苏联顾问说明了中方的理由，希望他们注意中国的特点。但是那位顾问坚持己见。罗荣桓便于十月二十七日向毛泽东报告说：“以上不同意见，一时甚难说服顾问同志同意，请予批示。”这一报告引起毛泽东的重视。他收到报告后，立即转给周恩来，并批示：“同意你们的意见，请周考虑在适当时机与新来军事代表一谈。” 十月三十日，周恩来批示：“荣桓同志，请将此报告抄我一份，以便在适当时机提出。” 当时，在不少单位都发生过类似的同苏联顾问发生意见分歧的事。对此，罗荣桓认为，这也不能完全责怪苏联顾问。他们学的就是那一套，问题倒在我们自己。我们应当按照毛泽东历来倡导的实事求是的原则，学习苏联经验一定要结合中国的实际，万不可象十年内战时期犯“左”倾错误的同志那样，采取教条主义态度。他说：“不能认为人家一切东西都是好的。可能有些东西在他们那里是好的，在我们的条件下就不一定适合。我们今后不是在苏联领土上作战，苏联的某些东西硬搬来就不行。”他认为，“我们应当是以我为主，在我们自己原来的基础上，接受苏联先进经验。”因此，当下面反映这类同苏联顾问发生意见分歧的事情时，罗荣桓都能冷静对待，弄清情况，进行具体分析，而不要求一味听从顾问的意见。 当时，也有一些干部在学习外国经验时，存在着不加鉴别、不结合中国军队实际的问题。 一九五二年，解放军准备实行正规化的义务兵役制、军官薪金制和军衔制（简称三大制度）。有的干部认为，搞正规化建设，苏军有现成的条令、条例，我们拿过来，一切按条令、规章办事就可以了，不必再强调党的绝对领导。他们主张，可以按苏军的做法，取消政治委员，实行单一首长制。一九五三年初，在罗荣桓主持下，由总政起草的《政治工作条例》草稿发出征求意见时，有一位干部写信给总政治部，认为单一首长制是“不久的将来就要实现的原则和方向”，不应再强调加强政治委员制度与政治工作制度，因此他不同意条例草稿中关于“党对军队的领导是通过各级党的组织、政治委员与政治机关进行的”等提法，认为这样提法贬低了军事干部和军事机关的地位。 又如，在一九五三年五月颁布的以苏军条令为蓝本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内务条令中就规定，只有营长、连长是营、连的首长，不承认政治教导员、政治指导员是首长。在坦克连队中，坦克里没有连指导员的位置。还有人主张把政治委员改为副职，或各级政治委员都兼任政治部（处）主任，只管具体业务工作。 罗荣桓不同意这些意见。一九五三年夏季，罗荣桓在北戴河疗养。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彭德怀来看望他，他向彭德怀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说：“现在有些同志认为政治工作制度过时了，政治委员作用不大了，要学习苏联，搞一长制。如果那样做，从井冈山时期就搞起来的政治工作传统不就丢掉了吗？” 彭德怀认真倾听了罗荣桓的肺腑之言。他感到罗荣桓讲得很有道理，从而更增强了在实行三大制度时，要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坚持党委制、坚持军队政治工作制度和发扬我军光荣传统的决心。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七日至一九五四年一月二十六日，由彭德怀主持召开了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会议讨论了彭德怀的报告和聂荣臻、肖华所作的副报告。 肖华的副报告题为《关于军队政治工作建设的几个问题》。这是由罗荣桓主持讨论定稿的。因为罗荣桓当时病重，由肖华代作报告。 报告指出：“我军越是向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前进，装备加强了，兵种复杂了，分工精细了，技术提高了，就越要加强党委的统一的集体的领导。根据我军的经验和情况来看，如果把这种复杂的新工作新任务，完全委之于单个的首长，减弱了党的领导与保证，一定会手忙脚乱，漏洞百出。因此，党委制在我军中必须长期定下来。这是在新的历史时期，贯彻执行党的总路线和建设现代化革命军队的一个重大保证。” 会议经过认真充分的讨论，认识得到了统一，军队党的各级委员会必须坚持实行党委统一的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会后，由于罗荣桓身体不好，中共中央决定由陈毅、罗瑞卿、谭政主持修改《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一九五四年四月十五日，经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批准，这一条例正式颁布实行。 《条例》总结了我军独有的丰富的建军经验，简明而系统地阐述了毛泽东提出的人民解放军一整套政治工作的方针和方法，对军队政治工作的性质、任务、职责、组织形式、工作作风以及与各方面的关系，都作了明确的规定。 《条例》中关于“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一语，原先在送审稿中是有的，在审阅过程中一度被删。毛泽东审阅时，又亲笔将这句话加上了①〔见毛泽东修改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送审稿）〕。《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的制定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上的一件大事，标志着军队现代化正规化建设迈出了学习外来经验与实践相结合的新的一步，保证了军队的现代化正规化建设有了一个正确的道路和方向。 当然，《条例》的颁布也并不意味着万事大吉。部队在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中机械搬用外来经验而忽视自身光荣传统的现象仍有发生。一九五五年至一九五六年间，罗荣桓抱病到部队视察，亲自了解了许多这方面的情况。 为了克服这一类忽视和削弱人民军队光荣传统的倾向，一九五五年八月一日，在即将实行军衔制的时候，他撰写了《继续发扬我军的光荣传统》一文，明确指出：“目前部队中，削弱我军光荣传统的现象是存在的，并且有某些滋长，这是一个极端危险的倾向。” 文章列举了一些把严格纪律、严格管理与说服教育对立起来，把军队正规化与必要的民主对立起来，以致损害官兵一致的现象；还有进驻营房后，不积极参加地方群众工作，损害军民一致的现象；以及铺张浪费、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等与人民军队光荣传统和领导作风不相容的东西。 文章分析了产生这些削弱光荣传统现象的原因，指出：“我们有些同志对于我军过渡到高级阶段时，哪些是属于我军幼年时代的东西需要去掉它，哪些是属于我军建军原则和光荣传统的，需要继续发扬它，缺乏明确、清楚的分析和辨别。” 文章明确指出：“我军建军原则和光荣传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经过我军几十年流血斗争所取得的宝贵经验，……是完全适合中国情况和我军特点的。”“我军装备的改变，若干制度的改变，进一步正规化的措施等等，都是不能违背也绝不应违背我军的建军原则的。” 一九五六年夏季，罗荣桓和邓小平、贺龙、聂荣臻、黄克诚等一道参观了几个特种兵举办的展览会。会后他在政治学院的一次讲话中深有感触地说： 最近举办了一些展览会，有好多新创造。象防空军的展览会就有二百八十多件合理化建议，绝大多数是班长、排长、士兵创造的。有些合理化建议还是很复杂的呀！我们的一些战士和干部原来文化程度并不高，为什么他们把现代的科学技术接受过来，并且还有所创造呢？就是因为我们有民主，有群众路线，其他什么理由也解释不通这个问题。 有的人说军队现代化了，就可以不要民主了。我们说，现代化没有民主也不行，没有民主，科学技术也学不好。学习首先要发挥大家的积极性，而且官也不是什么科学知识都知道，既要领导大家学，还要和大家一起学。不发动群众不行，没有民主不行！我们几个人看完了展览会得出了这个结论。①〔《罗帅谈古田会议和我军政治工作》，《解放军报》一九八三年十二月十六日〕 罗荣桓在这次谈话中还认为，在实行正规化制度时，应当把军事工作中的高度集中统一和严格的军事命令同政治工作中的发扬民主紧密结合起来。作为军事指挥干部，为保证部队步调一致，必须采用行政命令的手段，而作为政治工作干部，则应强调说服教育和发扬民主。他说：“军队中的军事工作是要用命令的形式，例如出操，军事工作干部就要发出立正、向右看齐的口令。为了保持战斗部队的高度集中统一，保证战斗行动的一致，指挥员、军事工作人员就要用这种形式。而政治工作却是在发扬民主的基础上，用群众路线的方法，用说服教育、提高觉悟、提高自觉性的方法，来达到同一目的。军事工作和政治工作是有区别的，又是统一的。军事指挥员下命令是适合军事工作需要的，却又有一定的局限性。政治工作是可以弥补军事工作的局限性的。有的政治指导员和连长争权力、争高低，说连长能下命令，政治干部为什么不能下命令？其实用说服教育的方法，使战士听了你的话，自觉地把你的话变成命令一样去执行，这多么宝贵呀！”①〔《罗帅谈古田会议和我军政治工作》，《解放军报》一九八三年十二月十六日〕 －－－－－在实行军衔制中 一九五四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准备实行军衔制。这在人民军队历史上是第一次，是军队干部制度的一项重大改革。 按照中共中央规定，授予元帅、大将军衔的人员名单由中央确定。 当罗荣桓得知中共中央准备提名授予他元帅军衔时，立即给党中央和毛泽东写信，说明自己参加革命较晚，对革命贡献不大，恳切地请求不要授给他这样高的军衔。 中央没有采纳他的意见。他和朱德、彭德怀等十位解放军高级将领因对创建和领导人民武装力量、领导战役兵团作战卓著功勋，在一九五五年九月二十三日，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定，被授予元帅军衔。命令公布之后，他没有将这看成是个人的荣誉。他对总政治部的一些干部说：“我是总政治部主任。给我授元帅衔，这主要是党中央和人民给予我们军队政治工作者的崇高荣誉。” 按干部任免权限，授予上将至少将军衔人员名单由总干部部和总政政治干部部分别提出，报请中央军委批准授予；授予校官军衔人员名单由各总部、各军兵种和各大军区提出，报总干部部和总政政治干部部在全军统一衡量。 由总干部部和总政政治干部部负责提出名单的少将至上将共有一千余人。他们绝大部分入伍于红军时代，也有少数人入伍于抗日战争时期，还有一些少数民族干部及起义将领。他们战争年代在不同地区作战，立下了战功，为革命事业和军队建设作出了贡献。新中国建立后，任职和级别有高有低，德才表现也有差异。在评定军衔时，对这一千多名部队骨干，如何能做到公平合理，基本上符合本人状况，从而进一步调动广大干部的积极性，增强党内和军内的团结，是一件意义重大而又十分复杂细致的工作。 面对这种情况，罗荣桓在评衔过程中始终不渝地坚持公道合理、实事求是，又照顾五湖四海的原则。对每人应授什么军衔，主要是根据现任职务，对军队建设的贡献、战功和现实德才表现，并适当考虑个人资历，同时又作全面衡量。罗荣桓要求干部部门按上述原则，首先选出各类人员的标杆，然后按每个人的具体情况反复进行衡量比较，最后提出评定军衔等级的意见。对于拟授予中将、上将的二三四人，罗荣桓亲自主持逐一研究讨论。有了问题随时向军委请示，然后由他亲自提出名单。少将这一级的评定，罗荣桓委托赖传珠、徐立清和肖华、王宗槐等负责，遇到难以确定的问题，再由罗荣桓主持会商解决。 评衔很重要的依据是干部当时的级别和职务。但由于干部各自的情况不同，不能完全按当时每人的职级机械套衔。因此按职级评衔存在很大的伸缩性。例如同为少将，有正师级的，有军级的，还有准兵团级的。对一些级高而评衔相对偏低的干部，罗荣桓亲自谈话，做好说服解释工作，说明原委，引导他们正确认识自己，照顾大局，以个人利益服从革命利益。 在军队高级干部中，有少数人资格较老，有重大战功，但历史上又屡犯错误。如何评定他们的军衔也是一个需慎重对待的问题。有一位曾参加过南昌起义的老干部，历任重要职务，但在处理个人生活问题上屡有失当，进城以后，又犯有不服从组织分配的错误。罗荣桓曾经亲自找他谈话，批评了他的严重错误，严肃地警告他，如果不改，就要给他以严厉处分。但在评定他的军衔时，罗荣桓全面地分析了这位干部的功过，还是主张授予他中将军衔。罗荣桓说：“这样才能服众，对他本人也是一个促进。如果过于严刻，就会产生不良影响。”授衔之后，这位干部本人深深感到了党对他的教育和关怀，大家也感到这样做比较实际。 经过一年多繁忙的工作，授予将级军衔人员的名单终于全部经军委审查批准了。一九五五年九月初，在罗荣桓主持下，军委召开了授衔工作总结会议。彭德怀、刘伯承、贺龙、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都出席了会议。在会上，罗荣桓宣读了少将以上人员名单，赖传珠作了授衔准备工作的总结报告。 一九五五年九月二十七日，罗荣桓出席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授予元帅军衔和勋章的典礼。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以及党和国家的其他领导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代表、北京市的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驻京机关和部队军官、中国人民志愿军国庆观礼代表共一千三百余人出席了这一隆重典礼。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十人被授予元帅军衔。授予元帅军衔礼成以后，彭真宣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国人民革命战争时期有功人员勋章的命令，朱德等七十三人被授予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罗荣桓也是其中之一。当日下午，国务院隆重举行了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官军衔典礼，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宣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官军衔的命令，周恩来总理把授予大将、上将、中将、少将军衔的命令状分别颁发给粟裕等在京的将官。随后，各总部、各军兵种、各军区也分别举行了授衔、授勋仪式。在国庆节阅兵时，军队官兵都穿着佩戴军衔的新式制服，军容整齐壮观，面貌焕然一新。 －－－－－－－－一身正气的监委书记 新中国建立以后，罗荣桓非常重视党的纪律检查工作。总政治部一成立，他不仅让组织部分管此项工作，而且身体力行，亲自去抓。他十分注意广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的道德品质教育。他要求一切干部都要遵纪守法，接受党和群众的监督。 针对胜利以后少数高级干部腐化堕落，违法乱纪，不接受群众的批评和党的教育，无视党纪国法的情况，在中央的一次会议上，他建议要专门发指示，认真解决这个问题。根据他的意见，一九五四年八月八日，中央军委发出了《关于制止某些高级干部腐化堕落违法乱纪行为的指示》，点名批判了一些干部的严重错误，指出这些人违法乱纪，损害了党和军队的声誉和革命事业，必须严肃处理。对那些明知故犯屡教不改的人，不论其职位多高，必须给以纪律制裁。对那些包庇犯重大错误干部的组织和个人，也要进行必要的查究。《指示》强调要加强党对高级干部的领导与监督，开展党委内部和高级干部之间的批评与自我批评，驳斥了把个人腐化堕落说成是“生活小节”、不是政治原则问题的错误观点，要求克服自由主义，保证一切党的高级干部在各方面接受党的组织和群众的监督。 这一指示在全军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师以上党委专门召开会议，进行讨论，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揭发了一些人思想作风方面的问题。在全军对一百六十余名犯有道德品质错误的高、中级干部分别情况给予批评教育或党纪处分。有一位军长由于屡教不改，被撤销职务并开除党籍。这一指示使全军干部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教育，也挽救了许多犯有错误的干部。 一九五五年三月，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鉴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事件的教训，决定将中央和地方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相应地改为中央和地方党的监察委员会。一九五五年九月，根据中共中央决定，中国人民解放军党的监察委员会组成，由罗荣桓任书记，谭政和宋任穷任副书记。 罗荣桓任监委书记直到他逝世①〔一九五七年二月至一九六一年初，由谭政任解放军党的监察委员会书记。一九六一年初，罗荣桓再次任书记〕。他经常主持召开监察委员会会议，研究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精神的贯彻，对军队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遵纪守法的检查、监督和教育，讨论和处理重大案件。他要求对犯错误的干部既要热情帮助挽救，又要坚持原则，严格纪律。既不能单靠处分去解决问题，又不能姑息迁就，不要纪律。对于各级党委和监委，他认为首先要强调坚持原则。 六十年代，由于有些单位党委对个别高级干部违法乱纪的案件不敢处理，导致矛盾激化，发生政治事故。有一个师长因奸污部属的妻子被部属打死。 针对这一问题，一九六二年十一月十七日，罗荣桓在全军组织部长会议上指出，道德品质问题要引起注意。此人被打死主要是道德品质问题引起的，有些道德品质问题不注意，就会发展成刑事问题，也会被反革命利用。他说：“现在有些党委在对待腐化堕落蜕化变质这方面问题的处理缺乏严肃的原则空气，有的则是毫无原则。对于团以下干部的问题还敢管，对于某些高级干部的问题则不敢管，个别的甚至包起来，谁也不讲。”他十分愤慨地说：“边境的部队在前线流血牺牲，他们却在后方搞腐化堕落这一套，怎么行！” 他认为，对待这种问题“不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要化，看你怎样化法。经过批评斗争，改正了错误，就能够把大事化小。化要经过工作去化，要有原则。根本不讲，根本不批评，采取包起来的办法是化不了的，其结果是小事酿成大事，最后甚至是不可收拾。” 同时，他又认为对犯错误的人处理要慎重。就在上面那一段话后面，他紧接着又说：“当然，处理要注意方式，要实事求是。” 他认为严肃党纪之“严肃”，就是实事求是，不仅仅指坚持原则，它也包含慎重的意思。他一九六一年六月二十二日在解放军党的监察委员会第三届第一次全体会议上说：党的纪律是严肃的，不要拿一点错误否定一个人的一切。对于犯了错误的人，要感化，有时也要给处分，但不宜过重，更不要轻易给予留党察看、开除党籍处分。 他认为，对犯错误者，处分本身固然也是一种教育，但是更要热情帮助，不能推出门不管。上面提到的那位被开除党籍的军长，总政将他分配到一个单位工作。这个单位的领导人不想要，罗荣桓对他们说：“不要不行，你们可以教育他，改造他。人是可以改造好的。”后来这位干部在工作中改正了自己的错误。 第二十六章 思想修养中的重大课题 －－－－－－过好“亲属关” 新中国建立前夕，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告诫全党：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防止产生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攻击。这是新的历史时期党的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思想修养中的重大课题。为了达到这一要求，后来周恩来又提出，党的干部要过好“五关”，即过好思想关、政治关、社会关、亲属关和生活关。罗荣桓是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之一，在处理家庭生活及亲属关系方面，也足为大家的表率。 还是在一九四九年国庆大典刚刚结束的时候，从湖南前线传来了捷报：衡（阳）宝（庆）战役胜利结束，罗荣桓的家乡衡山县宣告解放。如何处理好同亲属关系的问题，便摆到了罗荣桓的面前。罗荣桓参加红军后，曾向家里写了两封信，当时家里的人害怕受迫害，看完信后立即烧掉了。第三封信是罗荣桓抗战初期在山西赵城写给他的哥哥罗晏清的。当时正值国共第二次合作，所以这封信得以保存下来。罗荣桓在信中说： 现随军北上抗战，以后对家庭更无法顾及。非我无情，实处此国难当前，奈何！弟十年志之所在，想久已谅解，无详述之必要。玉英小孩蒙兄等爱护，当表示感谢。还希继续维持，使她能够有所成就，不致陷于无知无识，弟虽战死沙场毫无顾虑。 从那以后，罗荣桓同老家便又断了音讯。衡山解放以后，他当然十分关心在他离家时尚不足一岁的女儿罗玉英的下落；但他考虑得更多的是会有许多亲属来找他，其中很可能有人以为他当了大官，来向他谋个一官半职或提出其他不切实际的要求。因此，在一九四九年十一月间，他打电话给刚刚到职的衡阳铁路局局长郭维城，说：“衡阳是我的家乡。会有很多人想通过你上北京来找我。你要做工作，劝他们不要到北京来。不能让他们免费坐火车。”不久，果然有一些人以罗荣桓的亲戚的名义找郭维城，要求免票乘车进京，都被郭十一婉言谢绝。 罗荣桓家庭的音讯很快传来了，头一个信息是关于他的弟弟罗湘的。 罗湘比罗荣桓小三岁，同罗荣桓最后一次见面是在一九二六年秋季的广州。当时，国民党左派和右派斗争已日趋尖锐。罗荣桓同罗湘分手时，再三嘱咐罗湘，参加政治活动时要明辨是非，不要上自称是总理信徒的右派的当。罗湘在黄埔毕业后进了国民党军队。罗荣桓一九二九年在龙岩曾写信劝他离开国民党军队回家种田，但他未听。直到一九四六年，他才逐渐认识国民党的腐败。当上司任命他当一名铁路上的课长时，他未接受，拂袖回乡。一九四九年三月，在解放战争节节胜利的形势下，他在衡山拉起了一支有八十多支步枪、四十挺轻机枪的队伍，号称中国人民解放军湘东支队，并同国民党的地方部队打了几仗。受解放军湘东支队这一番号的吸引，衡山进步青年纷纷投奔，这一部队迅速发展到八千多人。解放大军南下时，这支队伍又主动帮助筹粮筹款，做了一些有益的事情。解放军第四十六军一三七师将其整编后，了解到支队的负责人是罗荣桓的弟弟，以为这是地下党组织的游击队，领导机关便准备任命罗湘为该师副政委。电报转到罗荣桓手里。罗荣桓对该部说明，罗湘并非共产党员，自然不能任副政委。他认为，罗湘首先需要学习，改造思想，然后才谈得上分配工作的问题。在他的建议下，罗湘被送到军政大学学习，结业后分配到河南省政协工作，晚年曾任河南省政协委员，直到一九八四年逝世。 罗荣桓得到的第二个信息是关于他的二哥罗晏清的。 罗晏清比罗荣桓大九岁。罗荣桓读书时，他在杂货铺帮助罗国理经营。一九二九年罗国理逝世，罗晏清继承了父亲的家业，当了族长。一九三七年，罗荣桓得知自己的女儿仍然住在老家时，对这位兄长表示了感激之情。 衡山解放后，在进行征粮工作时，驻南湾地区的工作队得知罗晏清家是殷实富户，征粮数额较大。第四十军军长罗舜初在来京时向罗荣桓谈及此事，罗荣桓立即充分肯定了当地工作队的做法。 一九四九年底，罗晏清带着自己的两个儿子陪同罗玉英和她的丈夫陈卓到了武汉，中南军区副司令员肖劲光一面给予热情接待，一面发报通知罗荣桓。与此同时，罗玉英也给她父亲写了一封信，要求到北京来。罗荣桓从罗玉英的信的字里行间看出她也受到亲友一些旧思想的影响，认为爸爸当了大官，自己可以进北京享享福。便回信写道：“你爸爸二十余年来是在为人民服务，已成终身职业，而不会如你想的是在做官，更没有财可发。你爸爸的生活，除享受国家规定的待遇外，一无私有。你弟妹们的上学是由国家直接供给，不要我负担，我亦无法负担。因此陈卓等来此，也只能帮其进入学校，不能对我有其它依靠。” 一九五○年一月，罗晏清一行七人来到北京。罗荣桓看到已长大成人的女儿，看到了女婿、外孙和侄子，很是高兴。他介绍陈卓和两个侄子进入华北军政大学学习。罗玉英由于文化水平较低，便留在家里补习文化，到年底，进了速成中学的预备班。后来，他们四人中一人当了空军军官，三人成了国家干部。实行薪金制后，罗荣桓又让林月琴每月从薪金中拿出三十元交给罗玉英，让她用以赡养她母亲。至于罗晏清，孩子们进学校后，在京还住了一段时间。他自从出来以后，沿途被当成上宾招待，慢慢地也就感到心安理得。当警卫员、通信员为他做事时，他爱理不理，有时还支使警卫员干活。罗荣桓看不下去，严肃地对他说：“我们的警卫员、通信员都是革命同志，是为人民服务的。你怎么能对他们摆那个绅士架子！”后来便动员他回去，在土改中接受群众的教育。 罗荣桓虽然对他的二哥要求比较严格，但他却一贯以乐于和善于联系群众而著称。他的家里客人不断，其中不仅有高级干部，而且有一般干部、工人和农民。他家门前，不仅有卧车，而且常常停放了不少自行车。有人写诗赞道： 革命友谊重山河，首长关怀暖心窝。 帅府门前客不断，单车倒比汽车多。 对这些客人，他都一视同仁，热情接待。到了开饭时间，他必定要留下客人同他一桌吃饭，即便是对于临时到他院内干活的花工、瓦工，也是如此。对于外地来的客人，他都要请秘书给安排住处。就在罗晏清走后不久，衡山老家来了一位老人，他当过长工，当一九二六年底罗荣桓在家从事农民运动时，他是农会委员。解放后，特地到北京来看望罗荣桓。罗荣桓热情招待了他，给他安排住处，让秘书陪着到故宫、北海、动物园、颐和园等地方参观游览。老人走时，他给买好火车票，请司机将他送往车站。他自己亲自送到大门口。事后，他对孩子们说：“这些人虽然不是亲戚，但思想感情一致，比亲兄弟还亲。他们来看我完全是出于真心，出于阶级感情。” －－－－－－简朴的生活，高尚的情操 从一九四九年九月到一九五四年秋天，罗荣桓全家住在北京南池子十八号。 在战争年代，罗荣桓历来是随遇而安。在井冈山上，风餐露宿、曲肱而枕是家常便饭。中央根据地内的祠堂、庙宇、草棚、茅舍，长征路上藏民的牛屎房，陕北的窑洞，沂蒙山的庄稼院，他都住过。到后来，大连日本式的和哈尔滨俄罗斯式的小洋楼，他也住过。嫌房子少、设备不好，则是从来没有的事。他虽然自幼立志要当一名土木工程师，可从来也不曾想过给自己设计一所什么样的住宅或在室内应该有什么样的陈设。 他家搬到南池子十八号后，按照老习惯，室内一切照旧。然而，他对于室内那几个博古架和架上的一些古玩摆设，却感到有些碍事，怕孩子给打坏了，便让秘书通知中共中央办公厅，将它们统统搬走。这样房间也显得豁亮一些。然而这所住宅住上罗荣桓一家，再加上秘书、司机、警卫员，仍然显得小了。可是，罗荣桓夫妇并未提出什么。倒是管理部门看不过去，为了办公的方便，在院子里为秘书加盖了一间房子，在院旁盖了一间车库。房子加盖好不久，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开始了。罗荣桓在要求部队和总政机关认真检查的同时，对自己院子里加盖了房屋的事作了检讨，认为这是浪费。总政副主任傅钟、肖华等都认为，房子并不是他叫盖的，不同意他做检讨。他却说，虽然不是我叫盖的，可是我也没有制止，仍然向中央写了书面检讨。 然而，房子比较狭小毕竟是客观存在的问题，尽管罗荣桓不以为意，可来到罗家的许多客人都有此感觉。一九五三年底，军委高干会议期间，邓小平来看望他，看到院子里加盖了车库和秘书办公室，连散步的地方也没有了；他又看到罗荣桓近年来连得两女，老家的大女儿和女婿、外孙也来到北京，还收养了一些无依无靠的亲属的孩子，房子显得太挤了。在邓小平的建议下，一九五四年秋天，罗荣桓又举家搬到东交民巷新八号，与贺龙、陈毅、张鼎丞为邻。罗荣桓在这里一直住到他逝世。罗荣桓不仅在住房等生活问题上从来不提什么个人要求，而且在名誉、地位的面前，都始终保持着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高尚情操。他经常说，人民群众是领导干部身上的血液，领导干部脱离了群众，生命就要枯竭。因此，一个革命者想的应该是怎样为人民多做一些有益的事情，而不能要求额外的照顾，增加人民的负担。 一九五六年，在党的八届一中全会上，罗荣桓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以后，中央办公厅按规定要给他增派工作人员，增加车辆。他一概拒绝。他说：“我现在身体不好，具体工作管的不多，有一个秘书管管文件就行了。”但是，警卫部门提出，首长外出时需派警卫车，家里警卫工作也应加强，要在他家增派副官和警卫人员。他仍不同意。经过反复商量，最后他只同意增加一名副官。他虽然担任许多领导职务，秘书一直只有一人。为了照顾秘书的学习和休息，罗荣桓还常常亲自签收文件。按照当时的规定，在他家里可以放映专场电影，但他坚决反对这样做。有一次他不在家，放映队来放了一场电影，他知道以后很不高兴，不仅批评了身边工作人员，还把总政文化部的负责人找来说：“我们为什么不能出去看电影呢？你们放什么好片子可以打电话通知我，我想看就去，不想看就算，以后不准再到家里来放。”从此以后他家里再也没有演过电影。 有一年夏天，罗荣桓在北戴河疗养。北京军区副司令肖文玖去看他，见他住的房子已年久失修，室内也比较潮湿，便问罗荣桓，为什么不找管理部门给修一修。罗荣桓说：“这就满好了。”肖文玖看不过，回去后便嘱咐北戴河的军区疗养院派工人去进行了修理。一天晚上，通知罗荣桓到剧场看河北梆子演出。他带着几个孩子去得晚了一些，场内座位已经坐满了，在剧场里转了一圈也没有找到位子，只好走了出来。孩子们不高兴地埋怨组织晚会的人没有安排好，他却笑吟吟地说：“看不成就不看嘛！出来散散步不是也很好吗？”他在家养病时，一天，精神好一些，想到公园散步，于是来到许久没来的颐和园。望着湖光山色，顿觉心旷神怡。他叫跟来的警卫员租条小船划划。可是警卫员身上没有带钱，司机老牟也没有带，他自己更是从来身上不带钱的。公园的保卫人员就要了一条船给他们划。他心里一直记着这个事。几天后他再一次来到西郊，便吩咐老牟把车子开到颐和园去还租船的钱。 罗荣桓长期身体不好，但他从不因为自己有病而要求什么特殊的照顾。有一次他住医院回来，发现家里多了四张躺椅，就问秘书：“哪里来的躺椅呀？”秘书回答：“总后送来的。”“给钱了吗？”“没有。”他一听没付钱马上要秘书退回去。秘书解释说：“总后的首长说，因为您有病，办完公好靠着休息休息。”他说：“乱弹琴，我一个人害病，用得着四张躺椅吗？都给我搬回去。”秘书很为难，不想去退。他最后说：“不退也成，一定要照原价给钱，用我的薪金。”这样照价付钱以后，躺椅才留了下来。他常常因心脏病发作而卧床不起。医生为了他在床上看文件、读书、找人谈话方便些，就从北京医院借来一张摇床。他对医生说：“医院有许多病人比我更需要，怎么能把医院的床搬到自己家里来呢？”林月琴怕医生为难，就婉转地问：“你不同意借，咱们自己出钱做一张可以吧？”最后还是林月琴拿了四百元钱到上海订制了一张摇床。罗荣桓把公和私分得特别清。有一次，他到政治学院去。院务部的干部让老牟带回一小包学院自己栽培的蘑菇，说是让首长尝尝鲜。罗荣桓吃饭时看到了蘑菇，问是从哪里弄来的，家里人告诉了他。为这件事，他专门向秘书交代，让他教育司机、警卫员等工作人员，今后外出绝对不允许接受别人送的任何东西。 他在东交民巷的住所靠近某机关的后院。有一次那里修理锅炉，整天敲得震天响。警卫员怕影响他休息，就去找人家提意见。他知道后对秘书说：要批评警卫员，这样做很不好，我休息怎么能影响人家的工作呢？他在杭州时，有一天去北高峰游览。因为山比较高，警卫部门准备了一付滑杆跟在后面。走到半路，医生说：“路不好走了。请首长坐滑杆吧。”罗荣桓直摆手，头也不回，拄着拐杖径直走上山去。回到住处后，他对医生说：“你这个同志搞什么名堂，我是出来休息游览的，怎么能叫人抬呢？”医生解释说：“你身体不好，抬滑杆的人都是我们自己的同志，又不是雇的人。”他连连摇头，很严肃地说：“不对。不用说叫我坐了，让他们跟在后头也不应该，想也不应该这样想嘛！” 罗荣桓时时把自己看作群众中的一员，很愿意接近群众。他不赞成领导干部警卫森严，同群众隔绝的做法。到外地视察时，他常常一个人信步走到街上去。有一次，他从汉口乘船去南京。上船后发现这一层船舱就只有他和几个随行人员。一问，原来警卫部门同售票处打了招呼，其他的票都没有卖。他不满意地把警卫人员找来批评说：“我看你们搞警卫工作的恨不得把我们锁进保险柜里。我们接近群众有什么不可以？”他出外视察都是轻车简从，厌恶前呼后拥、迎来送往等繁文褥礼。有一次，他乘飞机去昆明，刚走出舱门，只见机场上黑压压站了一群人，原来云南省党、政、军负责人大都到了，还带来许多工作人员。他很不高兴，倚着飞机门对站在舷梯旁的几位负责人说：“以后你们再来这么多人，我就不下飞机，原机飞回去。” 罗荣桓无论是对于高级干部还是普通干部，无论是对职工或战士，都是一视同仁，赤诚率真，没有丝毫架子，使大家感到如家人般的亲切。政治学院的花工老张，每年都要到罗荣桓院长的住地帮助整理花木，他没有想到一个普通工人到了元帅家里就象到了自己家里一样。第一次去时，罗荣桓不在家，林月琴请他到客厅里坐，又拿烟又倒茶，还端来糖果请他吃。走时，又送到大门外。第二次去时，老张正和另两个工人在院内补栽树木，罗荣桓从外面回来看到了，立刻问秘书：“饭准备好没有，同志们都饿了吧，快请到屋里吃饭。”老张客气地回答说：“我们不饿。”可是罗荣桓一定要他们去吃，只好一起吃了一顿。三年困难时期，粮食比较紧张，老张他们去整理花木时就自己带上饭。但工作完了，罗荣桓夫妇还是要留他们一起吃饭，怎么也推辞不掉。林月琴说：“我们吃什么就给你们吃什么，又不是什么特殊招待。”罗荣桓也说：“再困难也不在你们吃这一顿饭嘛。”老张回忆这些经历时说：“这样的高级首长对我们工人是如此亲切关怀，这在旧社会是做梦也想不到啊！” 司机牟耐意从解放战争时期就在罗荣桓处开车，十多年间和罗荣桓相处得就象一家人一样。他说，罗元帅对同志不仅关心，而且尊重，因为革命工作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服务人员工作中有点缺点，从不挑剔训斥。有一次，罗荣桓去人民大会堂开会，老牟以为要开很长时间，把他送到后就跑出去参观去了。会议很快结束，罗荣桓走出会场找不到汽车。后来警卫人员帮他找到车子，他坐在车上又等了半个多小时，司机才回来。老牟心里很不安，可是罗荣桓只问他到哪里去了，还问他参观得怎么样，没有说别的，但老牟一直记着工作中的这个缺点。 罗荣桓埋头工作，不愿出头露面，更反对对他个人的宣传和颂扬。照像、题词、上主席台之类的活动，他都尽可能地回避。一九五六年，湖南衡山中学给他写过一封信，学校为了表达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崇敬，准备将校名改为“荣桓中学”。他立即亲自写信婉言谢绝，并希望学校领导学生努力学习，多宣传人民群众的英雄事迹。有一次《解放军报》发表的一则关于民兵工作的消息，有几处提到罗荣桓元帅的活动和指示。他看了就给欧阳文总编辑打电话说：“罗荣桓给了你们什么贿赂啊？为什么左一个罗荣桓元帅，右一个罗荣桓元帅的宣传，这样做没有必要嘛！工作又不是我一个人做的。” －－－－－－慈祥而要求严格的父亲 一九五五年五月末，一向充满欢乐的罗荣桓家里，气氛显得有些沉重。刚刚满十五岁的女儿南下病情恶化了。南下，是一九四○年第一一五师从鲁南山区南下郯（城）马（头）地区的时候诞生的。 南下很聪明，在学校学习功课很好。罗荣桓十分喜爱她。可是这个天真活泼的小姑娘一年前生了恶性骨瘤。林月琴和秘书等工作人员怕罗荣桓难过，一开始没有告诉他，但时间长了他就知道了。不久，南下做了截肢手术。手术后，南下拄着拐，行动不便。罗荣桓鼓励她同疾病作斗争，同时，对她要求仍然很严格。看病，罗荣桓总是让她上医院，从不请医生到家里来看。周围的工作人员为了减轻她的病痛，分散她的注意力，弄来邮票让她集邮。她很听话，默默地同疾病作顽强的斗争。可是，到一九五五年四五月间，发现她的癌肿已转移到肺部，病势危重，住进了医院。尽管医生用了各种办法医治，最后病魔还是夺去了她年轻的生命。 守在医院里的林月琴对女儿的夭折悲痛万分，同样使她焦急的是怎样把这不幸的消息告诉孩子的父亲。罗荣桓也有病，怎么能让他再承受如此强烈的刺激呢？林月琴只好和卫生部保健局黄树则局长商量：“南下是荣桓最喜欢的孩子，是不是先不要告诉他？”黄树则也觉得很不好办，说：“你也不要太难过，我先去罗主任那里看一看。” 来到罗荣桓家里，黄树则象往常一样先问饮食起居，又东拉西扯地闲谈，就是不知道对南下的事怎样提才好。过了好半天，还是罗荣桓打破了僵局：“树则同志，你来的意思我晓得，是不是南下不行了？”黄树则无言地点了点头，一时也想不起应该讲一些什么样的话来安慰罗荣桓。罗荣桓默默无语，抬起头看着窗外庭院内的落花，慢慢地说：“在战争年代，要养活一个小孩子是很不容易的，不少干部把孩子丢了。那时有一个干部，孩子死了，难过得掉眼泪。我就跟他讲：在战争中牺牲人是平常的事，自己的战友亲人死了，当然很悲痛，但是还要继续战斗，继续前进嘛！南下是战争年代生的，她能活到解放后，已经是不容易了。” 罗荣桓在战争年代就已经失去过两个孩子。一个叫北屯，一九三八年在延安出生时，罗荣桓已经奔赴前线。孩子出生后才几个月，林月琴也被调到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孩子便寄养在山沟里一户老乡家里。一九三八年九月，罗荣桓到延安参加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扩大会议期间，曾抽空去看了孩子。当时那户老乡已对孩子产生了感情，想将孩子要了去。罗荣桓未同意。罗荣桓回前线后，开始从后方传来消息，说是那户老乡搬家了，接着又说孩子已经病死。另一个是一九四一年在山东出生的女儿罗林，也寄养在老乡家里。由于生活条件艰苦，一岁多就死去了。罗荣桓的一家，象许许多多革命者的家庭一样，为革命作出过很大的牺牲。 新中国成立以后，条件比过去好多了。但是罗荣桓和林月琴永远忘不了烽火连天的艰苦岁月，并常常用当时那种艰苦奋斗的精神来教育孩子们。 南下的哥哥罗东进是一九三九年第一一五师以东进支队的名义由山西挺进山东时出生的。他还不到一岁，就随一一五师的供给部、卫生部机关，由挑夫从山西挑到山东。到了山东以后，由于环境紧张，他一直寄养在老乡家里。直到他五岁时，山东形势好转，才把他接回来。罗荣桓经常对他和南下说：“你们是老乡用高粱煎饼和地瓜喂养大的，可千万不要忘本啊！”他教育孩子，不能因为自己是干部子弟而有优越感。要和工农子弟打成一片，常到同学家里走一走，看看人家是怎样生活的。更要和那些家庭有困难的孩子们接近，多帮助他们，吃饭穿衣要首先想到他们。东进读中学时，有一次过团日，带同学们回家取留声机。罗荣桓见到了热情欢迎，拍拍他们的肩膀，亲热地问长问短。这些同学回忆起这一位没有一点架子的元帅来，至今仍十分怀念。由于罗荣桓夫妇的教育，他的几个孩子在学校里都同大家一样，毫无特殊之处。 罗荣桓在家里是一位慈祥的父亲。有时他坐在藤椅上休息，孩子们在一旁奔跑嬉笑，林月琴怕影响他而去制止，他总是缓缓地说：“算啦，算啦，由他们去吧。孩子嘛！” 在工作之余，罗荣桓常喜欢和孩子们谈谈玩玩，问问他们学习和思想情况，帮助他们算一道数学题，或者纠正纠正他们的英语发音。有时还和他们下一盘象棋。孩子学习得了好成绩，他特别高兴。女儿巧巧画了一张大公鸡，很象个样子，他高兴地把这张画挂在客厅里，一直挂了很久。 但是，对于孩子们的思想作风，他要求很严格。有一年冬天，林月琴给东进买了顶棉布帽子，东进嫌样子不好看不愿戴，要买一顶皮的。他知道了，把东进狠狠批评了一顿：“小小年纪就讲究这讲究那，这还了得！”他告诉林月琴以后对孩子的生活不要过多操心，在政治思想上要多关心一点，他曾经说：“教育孩子是件麻烦的事情，急躁不行，夸奖太多了也不好。不过有一条，做父母的完全可以办到，那就是，只要发现他们有一点不好的苗头就指出来，要他们改正，不让它发展下去。”东进和南下上小学时，子弟学校离家很远，每星期回家一次，都是机关用大轿车集体接送，他从来不准派小车去接。有一个星期六，学校放学晚了，家里人派车去接了一次。他发现后把全家叫到一起，严肃地对孩子们说：“这样不好，汽车是组织上给我工作用的，不是接送你们上学的，你们平时已经享受了不少你们不应当享受的待遇，如果再不自觉就不好了，那样会害了你们自己。”他又吩咐工作人员：“以后绝对不准用小车接送孩子，让他们搭公共汽车也是个锻炼嘛！”后来有一次东进、南下放学回家，没有搭上公共汽车，天很晚了还没有到家。家里担心路上出了什么事，罗荣桓也有点着急了。这时两个孩子满头大汗，一身尘土走进门来。问清原因后，罗荣桓高兴地表扬他们说：“好，好，你们做得对，今天你们搭不上车走着回来，不怕苦，不怕累，这种精神要发扬，要长久地保持下去。” 一九五九年，罗东进考上了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临走前，罗荣桓嘱咐儿子说：“你要走了，爸爸妈妈很为你高兴，希望你在学校接受正规的军事科学技术教育，在政治上更快地进步，将来为我们的国防建设做一点贡献，为人民做一点有益的事，而决不是要你当什么官，出来摆威风。”他鼓励罗东进说：“现在我们的科学技术还很落后。你们要长志气，为国家搞出点成就来。”随后又拿起笔写了几行字，交给东进随身带着：“学习专业与学习政治相结合。政治是确定方向，没有方向的航行是会误入迷途。紧密地联系同学，互相协作，达到一齐提高。警戒孤癖自大，也不要自卑无信心。遵守军事纪律，养成大我无畏精神。” 罗东进每次放假回家，罗荣桓都要详细询问他的学习、劳动、联系群众的情况。发现缺点，马上提出来。第一学期，东进电工课考试成绩不太好，罗荣桓便写信询问他：“是否分散了精力，学习受影响？或是有空头政治的倾向？”接着罗荣桓谆谆告诫道：“你要再三认识，力求避免。你学不成专业，就没有实现党和国家的期望……”以后东进学习有了进步，罗荣桓马上又写信勉励他继续努力，要他牢记“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的道理。 有一年放寒假，罗东进乘火车回家，车上乘客太多，罗东进看到一位老大爷没有座位，便主动让座，自己挤在过道里站了一天一夜，劳累和风寒使得他得了感冒。回家后，罗荣桓了解了他生病的原因，说：“东进，你做得很对呀，能关心别人，能吃苦这很好。我们象你这么大，哪有火车坐呀！” 对于从老家出来的大女儿罗玉英，罗荣桓要求也非常严格。罗玉英刚来北京时，曾拿了一条破了的裤子上街去补。罗荣桓看到后立即批评道：“为什么不自己补啊？可千万不要忘本啊！”他还经常嘱咐她和陈卓：“你们不但要工作好，学习好，还要教育好子女。” 一九五四年，罗玉英要分配工作了。对子女要求十分严格的罗荣桓并没有为她在城里机关找一个工作，却要求她到基层去锻炼。不久组织上便分配她到郊区一个农场工作，条件较艰苦，交通也不便，周末她都要步行十多里然后乘公共汽车回家。在农场，她进步很快，第二年便加入了共产党。 罗荣桓不仅对自己的子女，对其他青年人的成长也关怀备至。家乡亲友有些孩子找来，他都尽力帮助他们，前后由他供养读书学习的就有十七、八人。林月琴有一个侄女叫林保住，父母离了婚，她来到了北京。林月琴考虑家里孩子已经很多了，想让她返回老家去。罗荣桓说：“现在叫这孩子回去，还不是当个童养媳，我们多养一个孩子还养得起，把她留下来吧。”罗荣桓为她改名林立，鼓励她要学好本领，自立自强，成为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材。 第二十七章 在“左”倾浪潮袭来的时候 －－－－－－－在反右派运动中 一九五六年，由于劳累过度，罗荣桓心绞痛反复发作，有时一天几次。发作时，吃一点药，休息一下便挺过去了。时间一长，罗荣桓担心贻误工作，准备辞去总政主任的职务。他对林月琴说：“一个人在其位，就得谋其政。你在那个位置上，人家有事就请示你，你又没有那么多精力去了解情况，这会影响工作，还不如把事情交给身体好的同志去做，对革命对自己都有好处。何况，我专做政治学院院长，可以集中精力搞得更好一些。”当时只有五四岁的罗荣桓，经过反复考虑，一九五六年九月二日，终于提笔写道： 彭转军委并报中央主席： 我长期身体不好，不能工作，而又挂名很多，精神上极感不安，请求解除我总政治部主任及总干部长等职以免妨碍工作。 罗荣桓建议由谭政接替总政治部主任职务。 谭政同罗荣桓一样，从红军初创时期起，便做政治工作。他也是古田会议的参加者之一。他担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时，于一九四四年四月十一日在西北局高干会上作了《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这一报告是在毛泽东、周恩来指导下，经过广泛调查研究，由谭政起草的。报告总结了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历史经验，是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重要文献。解放战争时期，谭政是东北人民解放军的政治部主任。新中国建立以后担任中南军区第三政委。一九五五年春到总政任副主任。他具有丰富的政治工作经验，长期以来是罗荣桓的得力助手。 彭德怀接到罗荣桓的信后，感到事关重大，需从长计议。他考虑八大即将开会，可在会议期间向毛泽东主席报告后再说，便将信先压了下来。 九月十五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罗荣桓出席了大会并被选入主席团。二十六日，大会选举中央委员，罗荣桓当选。二十八日在八届一中全会上，由毛泽东提名，罗荣桓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十月二日，彭德怀将罗荣桓的信批给军委秘书长黄克诚：“抄送军委委员阅，准备在军委会上讨论一下。原稿转呈主席。” 中央军委经过反复研究，考虑到罗荣桓的健康状况，同意他的请求，并决定由谭政任总政治部主任，肖华任总干部部长（不久，总干部部与总政合并）。这两项提名在十二月二十九日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第五十二次会议通过。 罗荣桓辞去总政治部和总干部部的职务后，日常工作的负担减轻了。但是他被选为政治局委员，感到肩上的责任更加重了，需要用更多的时间到群众中去走一走，接触一点实际，发现了问题可以及时向中央反映。 一九五六年和一九五七年之交，他去湖南、广东、福建视察，并顺便回到阔别三十年的故乡衡山县城，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游览了慕名已久的南岳衡山。 一九五七年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猖狂进攻。下半年，全国开展了反右派斗争。这一斗争是完全必要和正确的，但在斗争中出现了严重扩大化的错误，一大批人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其中也有罗荣桓所熟悉的人。 在反右派斗争中，罗荣桓强调划右派一定要十分慎重，实事求是。他曾在政治学院说：不能因为说了一两句错话就成了右派。右派是有思想体系的，他们把一切事物都看右了。他们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党的路线政策。如果因为对某个问题有意见或说了点错话就成了右派，以后谁还敢讲真话？因为他的干预，政治学院少划了许多右派。 在总政治部所划右派中，最著名的是文化部长陈沂。他是人民解放军中唯一被划成右派的将军。 陈沂在山东、在四野、在总政治部，都在罗荣桓领导下工作。罗荣桓对陈非常熟悉，他听说陈被划为右派分子后，表示了不同的意见。他说：陈沂虽然有某些缺点错误，但他所领导的全军文化工作是有很大成绩的。他还曾向中央反映了陈沂的问题。但是，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陈沂仍然被错划为右派。 一九五八年三月下旬的一天，陈沂同他的妻子马楠一道，到罗荣桓家去。他们进门后，林月琴迎了出来，告诉他们，罗荣桓在楼上，请他们上楼。陈沂夫妇脚步有点迟疑。林月琴亲切地对他们说：“你们上去吧，没有关系。他在等着你们。” 陈沂夫妇一进屋，只见罗荣桓象往常一样，正坐在沙发上沉思。罗荣桓听到脚步声，把眼光落到来人身上，马上立起身，顺手拿起茶几上的眼镜，带上，看了一看，缓缓地说：“是你们啊！”然后招呼他们坐下。这时，马楠一下子哭了。 罗荣桓摇摇头劝慰说：“不要这样。” 当时，陈沂划右派已经定案，罗荣桓作为党员，个人要服从组织。他虽有不同意见，却不能向陈沂夫妇说明，于是，便以向前看的态度，用鼓励的口气说： “陈沂，跌倒了，再爬起来嘛！要有个政治家的风度。”他又转向仍在抽泣的马楠： “马楠，你呢，要冷静下来，不要弄得两个人都陷了进去。” 听了罗荣桓这样讲，陈沂感到自己的思想包袱已经不那么沉重了。 “不过，你这个同志要很好地吸取教训。古人说，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你只要努力，就会把坏事变成好事，可能因祸得福。” 听到老首长称呼自己是“同志”，听到他暖人心脾的话语，陈沂激动得连连点头。 后来陈沂始终将罗荣桓对自己的鞭策和鼓励铭记在心，成为鼓舞自己度过逆境中漫长岁月的巨大精神力量。 陈沂被分配到黑龙江一个马场监督劳动后不久，马楠也调到黑龙江的哈尔滨市工作。以后，马楠每次进京去看罗荣桓，他都要留马楠吃饭，仍然亲如家人。当他听说陈沂每月只有二八元生活费时，不禁皱起了眉头。他对总参谋长黄克诚谈起此事，黄也认为这种作法不对。后来陈沂的生活待遇才有所改善。 一九五八年，陈沂给罗荣桓送来了他写的长篇小说《白山黑水》。罗荣桓让秘书转告陈沂：“小说收到了。几十万字，不是一下子就能写好了的，可以多征求一些意见。修改了可以出版嘛！” 这时，他又询问有关同志，得知陈沂仍未摘帽时，立即说：“怎么现在还不摘帽子，人家还要生活嘛！” 在中央发出关于分期分批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指示后，在中央领导人和罗荣桓等的关怀下，黑龙江省委给陈沂摘了帽子。紧接着，《解放军文艺》选刊了《白山黑水》的一些章节。与此同时，林月琴对陈沂的孩子说：“你爸爸的问题，罗伯伯说了，要分两步走。第一步先摘帽子、定级、分配工作。第二步再甄别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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