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荣桓传-13

九月十六日，蒋介石乘飞机又一次来到葫芦岛。当他得知锦州已失，范汉杰下落不明后，气急败坏地要枪毙负责攻打塔山的国民党第五十四军军长，并指着他的鼻子骂道：“你不是黄埔生，你是蝗虫，你是蝗虫！”他要求部下继续攻打塔山。但是，将不用命。他们看到援锦无望，逐渐停止进攻。林彪和罗荣桓将苏静召回牤牛屯，让他汇报四纵扼守塔山的战况。林、罗、刘听完苏静的汇报，都很兴奋，称赞四纵打得很好，胜利之大出乎预料。罗荣桓高兴地说：“塔山这个仗，锦州这个仗，的确带有一定的冒险性。因为打到了敌人真正的要害处，敌人必然要垂死挣扎，集中其一切可能出动的兵力与我决战。我们在历史上还没有打过这么大的仗，任务是光荣而又艰巨，胜利是来之不易啊！好在战前部队经过一段较长时间的新式整军运动和大练兵，打了个好基础，它的威力在这次战斗中充分体现出来了。”　　部队进城后，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入城纪律守则》，城内私人工商业及公共机关受到保护。敌被俘官兵的私人财物包括高级军官的黄金、银元、首饰等分文未动。某部住在苹果园，正值苹果熟透，树上硕果累累，地上也有坠落的苹果，战士们没吃一个苹果，一时传为佳话。毛泽东后来曾称赞道：“在这个问题上，战士自觉地认为：不吃是很高尚的，而吃了是很卑鄙的，因为这是人民的苹果。我们的纪律就建筑在这个自觉性上面。”　　但是，少数单位仍有违犯纪律的现象，对缴获的物资私自留下，不愿上交。　　战火刚停，罗荣桓进城视察。当时还没有来得及打扫战场，锦州城内到处是敌人的尸体，还有不少没有爆炸的炮弹和敌人埋下的地雷，很不安全。刘亚楼几次对罗荣桓进行劝阻，罗荣桓还是去了。视察中，他发现有些步兵部队收集了很多坦克零件和器材，自己用不上，又不肯上交，非常生气地说：　　“入城守则已有明确规定，打锦州一开始我们就指出‘战斗当前，缴获不争’。怎么还这样做呢？”　　他立即口述一个命令，叫陪同视察的尹健记录下来：　　“凡一切机关、部队所看管的坦克、装甲车及附属零件、武器等，应立即交战车团接收，不得有误。此令锦州各机关部队。”　　这份命令是在锦州市一条大街上、垫在公文包上写的。尹健说：　　“我的字写得不好，歪歪扭扭的，等打印后再发吧！”　　“这是战时，不能用平时那样的机关作风办事，那样会误事的。你用‘十一’、我和‘十三’的名义马上发下去！”　　这个命令的原件，至今还在军事博物馆陈列着。　　锦州一解放，东北敌人全线动摇。在长春，十七日，军长曾泽生率第六十军起义。十九日晨，新七军军长李鸿同东北解放军达成投降协议。上午十时，解放军入城。二十一日凌晨，东北“剿总”副总司令郑洞国自动放下武器，长春解放，歼敌十万。与此同时，蒋介石再次飞到沈阳，继续策划廖耀湘的“西进兵团”与锦西、葫芦岛的“东进兵团”，东西对进，要重占锦州；并令第五十二军占营口，准备接应东北残敌撤退。东北解放军决定除留两个纵队继续在塔山阻击“东进兵团”外，其余部队立即北上，准备在野战中歼灭廖耀湘的“西进兵团”。　　为此，十月二十日罗荣桓授意野战军政治部起草了《全歼东北敌人的政治动员令》，要求各部树立连续打大胜仗，“一口气吃掉敌人七八个师至十数个师，一次俘虏敌人七八万至十数万”的雄心，“以勇猛果敢、前赴后继的精神，不怕困难、不怕疲劳的精神，争取大胜，争取全歼东北蒋匪军，解放沈阳，解放东北全境。”　　十月二十一日，第十纵队和第一纵队第三师转移到黑山、打虎山一线，构筑工事，准备阻击西窜的廖耀湘兵团，同时五纵、六纵由阜新、彰武地区南下，切断廖部退回沈阳之路，以掩护从锦州前线北进的主力部队多路展开，将廖耀湘兵团合围。二十三日，黑山阻击战打响，揭开了解放军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兵团围歼战——辽西会战的序幕。敌军在飞机、大炮掩护下，成营、成团地轮番向黑山猛扑。十纵和一纵三师以与阵地共存亡的决心，英勇顽强，浴血奋战。　　二十五日，从锦州前线赶来的解放军各个纵队完成了对廖耀湘兵团的合围。翌日，蒋介石看到廖兵团突围无望，在日记中写道：“东北全军，似将陷于尽墨之命运。寸中焦虑，诚不知所止矣。”①〔至二十四日拂晓《蒋介石秘录》，广西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九年一月第一版，第六○三页〕，廖兵团十余万人包括国民党的主力新一军、新六军和新三军、第七十一军、第四十九军悉数就歼，廖耀湘被俘。国民党的“五大主力”五丧其二②〔国民党另三支主力，整编七十四师一九四七年五月被歼于孟良崮，第五军和整编十一师一九四八年底被歼于淮海战役〕。十一月二日，沈阳守军十三万余人被歼，沈阳解放。与此同时，收复营口，歼敌一。四万人，还有万余人乘船逃脱。至此，辽沈战役胜利结束。十一月九日，东北全境解放。东北野战军于是成为中国人民革命武装力量的战略预备队，随时待命进关。　　辽沈战役结束后，野司总部迁至沈阳。罗荣桓召集几位工作人员起草给党中央、毛主席的《九、十两月份作战情况综合报告》。报告涉及到了林彪对打锦州犹豫的问题，口气十分婉转。报告说：“……后由蒋介石飞沈亲自指挥，从华北抽调独九十五师、六十二军全部、九十二军之二十一师陆续经海运葫芦岛登陆，加上锦葫原有之四个师共计九个师，企图由锦西向北驰援锦州，这曾使我们攻击锦州之决心一度发生顾虑。但这一过程共两三小时即确定仍坚持原来之决心不变……”　　报告稿刚起草好，恰巧林彪进了屋。罗荣桓将报告稿递给他看后，指着上面引的一段文字说：　　“这一段，写我们在打锦州问题上曾一度有顾虑，很快就纠正了，你看怎么样？”　　林彪正因辽沈战役的胜利而兴高采烈，听了罗荣桓的话，又看了看罗所指的那段文字，一声不吭，把稿子往桌上一放，转身走了。后来，这份综合报告以“林、罗、刘”的名义，于十一月八日签发上报。　　这份报告是一个历史见证，证明罗荣桓在打不打锦州这个重要问题上是坚持原则的。他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深刻领会，他的高度的组织纪律观念，都给当时知道此事的干部留下深刻的印象。　　第二十三章　在平津战役及其以后的日子里　　　　　　　　－－－－－－－进关　　　　东北全境解放，进关作战便是顺理成章的事。辽沈战役尚未结束时，十月二十九日，毛泽东便致电林彪、罗荣桓，就能否抽调一个纵队先行进关征求意见。林彪、罗荣桓等考虑，华北迫切需要增兵，建议派第四纵队、第十一纵队，再加三个独立师、一个骑兵师先行入关。　　十月三十一日，中央军委复电，同意林彪、罗荣桓建议，指示东北野战军除立即入关的先遣部队外，其余部队应休整一个月左右，于十二月上中旬开始出动，攻击平津一带。据此，东野各部队从十一月五日起进行休整。罗荣桓和谭政都忙于准备召开东北野战军政工会议，以总结经验，表彰英模，提高部队战斗力。这一期间，罗荣桓向东北财经委主任陈云提出：“过去慰问部队，只有少数指战员能拿到慰问品。现在东北全境解放，能不能让每个战士都得到一件慰问品？”陈云问：“一件的标准是什么？比如一双鞋、一条毛巾算不算一件？”一人一双鞋，百万大军就是一笔可观的数字。当时还要准备进关作战，财力物力都不宽裕。考虑到这些情况，罗荣桓爽快地说：“算一件。”陈云立即说：“这可以做到。”于是吩咐财经委副主任叶季壮去落实。　　十一月九日，中央军委致电杨得志、罗瑞卿、耿飚、杨成武并告林、罗、刘，提出了抑留傅作义部队于平、津、张、保地区，以待东北主力入关协同华北力量彻底歼灭该敌的方针，并要求华北的第三兵团暂不攻归绥。十一月十五日，林、罗、刘致电军委，为了拖住傅作义，建议“亦可暂不攻太原”并对张家口或保定采用围而不攻的办法。中央军委同意停攻太原。　　十一月十六日，军委就东北野战军提前于十一月二十五日左右入关向林、罗、刘征求意见。十八日，毛泽东致电林、罗，通报了傅作义有和平解决华北问题的意向，命令东北野战军各纵队以一、二天时间完成出发准备，于二十一日或二十二日全军或至少八个纵队取捷径以最快速度行进，突然包围唐山、塘沽、天津三处敌人，不使逃跑，争取使敌军不战投降。并要林彪、罗荣桓等先行出发到冀东指挥。　　这时，东北野战军政治工作会议正在沈阳举行，会议内容原来是布置整训工作，接到军委电报后，立即改为紧急动员入关。罗荣桓作了动员报告。他首先简要地阐明了辽沈战役的意义和取得胜利的原因。他指出：全东北的解放“对于全国形势来说，是一个总的突破”。他说，辽沈战役消灭了蒋介石部分最精锐的部队。东北我百万大军加到华北战场上去，这个力量是很大的。东北解放也使敌我之间经济地位发生了很大改变。　　他指出：“这个胜利……是东北全党全军在东北局统一领导之下坚持了三年的人民解放战争，发展了人民解放事业，执行了党中央、毛主席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实行了土地改革，恢复了铁路运输，发动了广大人民的生产积极性，建设了强大的人民解放军的结果，也是全体指战员的英勇忠诚和掌握了熟练的技术战术的结果。特别要提到的是塔山七天七夜的阻击战，锦州三十一小时的攻坚战，辽西黑山的阻击战，大虎山的围歼战，向沈阳、营口七天七夜的追击战，打得都很好。”　　他说，各纵队在动员时必须讲清楚：东北解放战争“得到了关内各解放区战场伟大胜利的配合，这才使得全东北的胜利能够很快到来。现在，东北解放军进军关内，和关内解放军配合起来解放全中国，是义不容辞的，是光荣的任务。同时，还要指出，只有全国解放了，东北的胜利才能巩固，农民分得的土地才能保持。”　　他要求做好东北籍指战员的思想工作，解除他们怕远离家乡的顾虑，要求干部克服想休息休息、享受享受的思想。他号召：“所有的干部都要学习第三纵队罗舜初政委革命到底的精神。他在辽西战役时被飞机轰炸震伤了耳膜，正在沈阳休息。他要沙克副司令员回去告诉部队，他不久就回去，一定要进关去，走不动爬也要爬进关去。就要有这股劲头。全国胜利只有一年了，咬咬牙就过去了。新的一年是全国大解放的一年。要克服不想前进的想法。身体不好也要坚持下去，不准许请假，有病也只能短期在部队休息，不能离开部队，不准许请求调动工作。全国胜利的时候已经到来了，这是对自己的斗争历史做总结的时候了，你为什么在这做总结的时候当孬种呢？”　　会后，林彪和罗荣桓又到第一纵队对营以上干部作了动员讲话。罗荣桓还亲自参与组织了野战运输部，并且指示后勤部先行入关布置兵站，指示铁道兵部队抢修北宁路，安排东北局组织的一五万民工随军行动。　　辽沈战役几十个日日夜夜，罗荣桓一直在紧张地工作着，睡眠很少，本来就没有完全复原的身体，又渐渐虚弱下来，但他仍然顽强地坚持在战斗的岗位上。　　东北野战军除先遣兵团两个纵队已经奉命隐蔽进关，赶到冀东集结待命外，自二十三日起，位于锦州、大虎山、营口、兴城等地的五个纵队和刚刚组建的特种兵司令部，按军委命令及野司部署，“取捷径夜行晓宿”，走热河境内，由喜峰口、冷口出冀东，隐蔽地迅速向关内行进。十一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军委规定，平绥线作战之部队，在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入关之前由军委直接指挥；林、罗、刘入关后，即由林、罗、刘统一指挥。十一月三十日，林彪、罗荣桓、刘亚楼、谭政率轻便指挥机构由沈阳乘吉普车和大卡车，夜行晓宿，经义县、朝阳，从喜峰口入关。其他几个纵队也都立即出发。不久，敌人发现了解放军的行动。为了争取时间，部队在遵化改为白天行军，车队扬起满天尘土，被敌机发现目标，几次在上空盘旋扫射。在遵化附近，林彪的吉普车曾被机枪子弹打中，罗荣桓的车就在后面，车队停下，他们和大家一起疏散卧倒，几米外的地上被子弹打得溅起一撮撮尘土。　　野司的指挥机关十二月五日到达遵化。翌日，有关人员与中共冀东区党委成员会面，研究了当地社会情况。十二月七日野司进驻蓟县孟家楼。　　就在东北野战军部署进关的同时，风雨飘摇之中的蒋介石和傅作义却是同床异梦，各有各的打算。东北解放后，蒋介石估计华北亦将不保，为应付徐蚌大战①〔国民党对淮海战役的称谓〕，保住东南残局，他主张放弃平津。他以封傅为东南军政长官为饵，建议傅率部南下。但是傅作义一方面对蒋惯于吞并异己怀有戒心，一方面感到自己拥有几十万大军，在华北总还能支撑一个局面；而他估计解放军至少需要三个月才能入关，因此不愿南撤。而傅部暂守平津，可使蒋介石取得部署长江防线、组织新兵的时间，对蒋亦属有利。经过反复筹商，蒋、傅乃决定采取“暂守平津、保持海口、扩充实力，以观时变”的方针，从十一月中旬开始，将全部兵力六十万人收缩于北平、天津、张家口、唐山、塘沽等地，在长约六百余公里的交通线上摆成一字长蛇阵。针对这一情况，东北野战军先遣兵团迅速开向北平附近，另八个纵队在冀东集结；华北第三兵团奉命撤围归绥，第一兵团奉命停攻太原；十一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命令东北先遣兵团及华北第二、第三兵团切断平张线，包围柴沟堡、怀来、张家口、宣化等点，以抓住傅系，拖住蒋系。　　遵照军委指示，华北第三兵团于十一月二十九日进攻张家口外围。此时傅作义认为东北野战军尚未进关，乃将主力四个军一六个师西调，打算先对付华北解放军。十一月三十日，第三十五军进入张家口。傅这一行动正中解放军下怀。东北先遣兵团乃由蓟县向怀来急进，五日克密云，歼敌一个师。傅作义方知东北野战军已进关，乃命第三十五军撤回北平，命第十四军、第十六军向西接应，命驻天津的三个军开到北平。十二月九日，傅第三十五军被华北第二兵团包围于新保安。第十六军和第十四军大部十二月十日至十一日被东北野战军歼灭于康庄、怀来地区。至此，傅系主力大部被解放军在平张线抓住，而蒋系主力则被拖于平津地区。　　十二月十一日，毛泽东致电林、罗、刘，指出，为了防止敌人从海上逃跑，我军在两星期内“基本原则是围而不打（例如对张家口、新保安），有些则是隔而不围（即只作战略包围，隔断诸敌联系，而不作战役包围，例如对平、津、通州），以待部署完成之后各个歼敌。尤其不可将张家口、新保安、南口诸敌都打掉，这将迫使南口以东诸敌迅速决策狂跑”。为着不使蒋介石迅速决策海运平津诸敌南下，准备命令淮海我军于歼灭黄维兵团之后，留下杜聿明指挥之部队两星期内不作最后的歼灭。为不使华北之敌向青岛逃跑，“准备令山东方面集中若干兵力控制济南附近一段黄河，并在胶济线上预作准备”。指示说：“此种计划出敌意外，在你们最后完成部署以前，敌人是很难觉察出来的。敌人现时可能估计你们要打北平。但我们的真正目的不是首先包围北平，而是首先包围天津、塘沽、芦台、唐山诸点。”“攻击的次序大约是：第一塘芦区，第二新保安，第三唐山区，第四天津、张家口两区，最后北平区。”①〔《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一九六四年一月出版，第十二五五——十二五九页〕　　罗荣桓参与东北、华北野战军的作战部署以后，又和谭政主持起草了《平津作战的政治动员指示》，除指出全歼华北敌人，占领平津，对于取得全国胜利的意义外，特别强调团结友军、遵守纪律、力戒骄傲，要求各部队教育干部战士主动地团结华北兄弟部队，充分发扬我军友爱互助精神，在发生争执与纠纷时，不论有理无理，均应忍耐、退让，检讨自己，原谅对方，宁可自己吃亏，不可因此伤害对方感情。我们的口号是：团结至上，团结战胜一切。　　从十二月十二日起，各路大军经过简短政治动员，先后向预定目标急进。第二、第五纵队和第十一纵队于十七日包围了北平；第六、第十、第一纵队和华北第七纵队隔断了北平与天津之间的联系，并准备阻击平、津敌人突围；第八、第九、第七纵队和第十二纵队及特种兵主力，于二十日完成了对天津的包围。在进击中，解放军神速穿插于敌人占领的城镇、据点之间，有时夜间甚至同那些向北平集结的国民党军队同走一条路。天亮后，解放军发觉了，便及时将这些国民党军队消灭。　　十二月十七日，中共中央电召罗荣桓到河北平山县西柏坡中央驻地，参加政治局扩大会议，商讨一九四九年作战的基本方针问题。罗荣桓出发前，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率几名工作人员由河北平山县赶到蓟县孟家楼与东北野战军司令部会合。林、罗和聂在五台山分手十二年后，在全国胜利前夕重逢，都不胜欣慰。　　一九四九年一月一日，新华社播发了由毛泽东起草的《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年献词。　　一月初，罗荣桓到达西柏坡。见到分别多年的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和刘伯承、陈毅等，非常高兴。一月六日，他出席了讨论和部署向全国进军问题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了毛泽东关于形势和任务的报告，七日作了发言。　　他分析了战争形势，认为结束平津和淮海战役后，再在西安、平汉路战役取得胜利，就基本上打倒国民党了，但这并不意味着战争结束。因为武汉、西安之敌可能南撤，退至两广和云贵川，需要渡江以后再打，还要做好美军干涉的准备。　　他汇报了东北野战军的主要思想倾向，感到要取得全国胜利，将革命进行到底，必需破除在干部中存在的偏安思想和轻敌情绪。在大军南下的时候，要继续反对无政府无纪律倾向，做到高度的集中统一。　　为了南下作战，他建议设立铁道部，迅速修复津浦、平汉、陇海几条铁路干线；同时要修好公路网，搞好粮食运输和加工。为了便于识别，各个野战军服装颜色应该统一。他建议：在南下以后，新解放区的地方军区干部由主力抽调；地方干部则可由较近的解放区抽调，区干部不宜离家太远。　　他的这些意见都得到中央的采纳。　　在西柏坡，罗荣桓意外地见到了老同学张沈川。珞珈山一别，已经过去二十二年。此时重逢在胜利前夕，两人都受到极大鼓舞。张沈川长期在国民党区做地下工作，在这时才找到党中央来。　　从西柏坡回来的路上，罗荣桓专程到良乡看望了在东北解放战争最艰苦的岁月里共同战斗过的彭真。经过驻扎在北平东南的五纵、三纵的驻地时，他向纵队领导人了解了部队作战准备情况和干部战士的思想情况，简要传达了讨论和部署向全国进军问题的政治局扩大会议精神。　　第五纵队的司令部驻在丰台以南的看丹村，罗荣桓去西柏坡时曾在看丹住过一夜，了解了第五纵队从北平北面的沙河迂回西郊攻占丰台的作战经过。这次回来，又住了一夜，除了传达中央会议精神以外，特别强调了加强纪律性的问题，他说：　　“上次打丰台，你们已经到了红山口，但不打颐和园，改经玉泉山、五棵松，执行了保护文物古迹的指示。这是很好的。毛主席这次在会上重申了‘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这个口号。今后如果攻打北平，更要严格纪律，哪里能打，哪里不能乱开炮，一定要坚决执行命令，免使祖国几百年的文物古迹毁于一旦。祖国的文物古迹保护好了，我们就会流芳千古，否则，是会挨骂的。”　　罗荣桓返回野司后，一月十日，中共中央决定由林彪、罗荣桓、聂荣臻三人组成平津前线的总前委，林彪为书记，统一领导平、津、张、唐地区的作战和接管等一切工作。一月十一日，平津前线司令部进驻通县宋庄。　　 －－－－－－－参加和平解放北平的谈判　　当罗荣桓从西柏坡返回平津前线司令部时，解放北平、天津的各项准备工作正在紧张进行，在做好用战争解决问题的准备的同时，力争用和平方式解放平、津。　　十二月十四日，平津前线司令部接到第十一纵队司令部的报告说，傅作义派了两名代表，携带电台，乘吉普车出广安门，声称要去石家庄找中共中央谈判，被留在纵队司令部。林、罗当即电令派兵护送他们到平津前线司令部。　　随后，罗荣桓把参谋处长苏静找来，说：“傅方代表来了以后，由你负责接待。为了避免暴露司令部的具体位置，可另找一个离司令部不太远的村庄接待他们。要通过接触，了解他们的企图，摸清他们的来意。”　　苏静遵照罗荣桓的指示，在离司令部十几里远的八里庄号了房子，布置停当。当天下午，傅方代表就到了，互相问候后，询问了姓名和职务。傅方代表一位叫崔载之，是《平明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一位叫李炳泉，是这家报纸的采访部主任记者，中共党员。交谈中，崔载之一再表示他们是代表傅作义来谈判的，说傅对谈判很重视，是有诚意的。傅先生的想法是：解放军停止一切攻击行动，傅先生通电全国，宣布和平解决华北问题；建立华北联合政府，傅先生参加华北联合政府，其军队由华北联合政府指挥等。傅作义这个意见实际上是想继续保持自己的武装力量。　　苏静把这些情况向平津前线司令部的首长作了报告。　　十九日，刘亚楼以平津前线司令部参谋长的身分接见了崔载之和李炳泉，向他们阐述了中共对和平解放平津问题的基本原则和办法，表示不同意傅作义保存武装力量和建立华北联合政府的设想；但表示，对方如同意解除武装的前提条件，可保证傅作义先生及其部属的生命财产安全。　　过了一两天，崔、李从电台收到了傅作义致毛泽东的电报，表示他拟通电全国，停止战斗，促进全国和平，请求人民解放军稍向后撤，避免战斗，但对放下武器等问题回避作实质性的回答。崔将这份电报交给苏静。苏即送林、罗、聂。当天，转呈党中央和毛泽东。　　这期间，由于傅采取拖延态度，解放军向平绥线的新保安发动进攻，十二月二十二日，华北野战军第二兵团攻克新保安，全歼傅系主力第三十五军军部和两个师约一。六万人。守张家口之傅部第十一兵团七个师急向北突围，被华北野战军第三兵团和东北野战军第四纵队聚歼。同日，平津前线司令员林彪、政治委员罗荣桓发出布告，宣布了解放北平、天津诸城市的“约法八章”。面对这一局势，傅作义看到西去绥远已经无望，情绪很不好。经常一人独坐，唉声叹气。根据地下党的指示，担任天津《大公报》记者的傅作义之长女、中共地下党员傅冬菊回到北平，一方面尽父女之情，在生活上尽心照顾傅，另一方面也作些规劝。　　一九四九年元旦，毛泽东电示林彪、罗荣桓、聂荣臻，派人当面向傅讲清楚我方的六条意见，即：一、我不同意他发通电。理由是：通电一发，他在国民党政府中就没有合法地位了，可能受到蒋系的压迫甚至被解决，同时我方也不能接受他这一做法。二、他一直追随蒋介石反共，因此不能不将他和阎锡山、白崇禧、胡宗南一同列为战犯。但这可以加强他在蒋系军队中的地位，可借机大作文章，而实际上同我和谈，里应外合，和平解放北平，这样，我们就有理由赦免他。三、允许他编一个军。四、他给毛主席的电报已收到，我们认为他的做法不切实际。五、谈判代表崔载之态度很好，今后欢迎再来，但希望派出有地位、能负责的代表同崔一起来谈。六、蒋介石召傅去南京，傅未去是对的，今后也不能再去，否则有被蒋扣留，当张学良第二的危险。这六条意见，随即由李炳泉回城当面向傅作义转达。　　傅听了这六条，情绪有很大好转，但仍有许多顾虑，没有表示完全接受中共方面条件的决心，只是忧郁地说：“还要继续谈判。”一月六日，他派他的民事处长周北峰①并邀请燕京大学教授〔周北峰：原山西大学法学院教授。抗战中曾代表傅作义到过延安。国共停战谈判时他是华北地区三人小组中傅作义的代表〕、民主同盟副主席张东荪为代表，按解放军规定的接头办法和路线，秘密出城。次日到达八里庄。　　一月八日，聂荣臻会见了周北峰、张东荪。　　一月九日上午，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同周、张开始了正式会谈。　　聂荣臻着重讲了形势和政策，指出傅作义将军除了放下武器，还能为人民作件好事外，别无出路。　　会谈结束时，罗荣桓说：　　“请打电报告诉傅将军，希望他这次要下定决心。根据我党中央的指示精神，我们的意见是：所有军队一律解放军化，所有地方一律解放区化。按照这一总的原则，首先解决北平、天津的问题；由傅作义将军下令把军队调出平、津两城，按照协议规定开赴指定地点，采用整编方式改编为人民解放军；解放军开进平、津，和平接管；允许傅编一个军，对傅不作战犯看待，保全傅的私有财产，并在政治上给予一定地位；新保安、张家口的被俘人员一律释放；对傅作义将军所属参加起义人员，将功补过，一律不咎既往，愿意参加工作的，都可留下安排适当的工作，愿意回乡的，发足路费，填发证明，资遣返乡，并通知地方政府不予歧视。”　　周北峰、张东荪听了非常高兴，连连称赞是个好办法，说傅先生一定能够接受。　　次日上午，双方继续会谈，主要谈军队改编，军政机构如何接管以及人员安排等细节问题。　　谈判后，形成了一个《谈判纪要》。“纪要”要求傅方于元月十四日午夜前答复所谈判的问题。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和傅方代表周北峰在纪要上签了字。　　傅作义看了《谈判纪要》后，仍旧没有下定决心。又拖了几天后，让周北峰发电报说，前次所谈都已研究了，只是限于十四日答复，时间太仓促，不日周北峰和邓宝珊再来商谈。邓宝珊抗战时期驻在榆林地区，曾数次访问延安，同中共中央领导人有过交往，建立了友谊。这时他任国民党华北“剿总”副总司令兼晋陕绥边区司令。这次，他是应傅作义邀请乘飞机来到北平的。由他当谈判代表，中共方面复电同意。　　为了尽快解决平津问题，也是为了促使傅作义放弃幻想，早下起义决心，在同傅方进行谈判的同时，解放军成立了天津前线指挥所，由刘亚楼任前线指挥，集中了东北野战军五个纵队二十二个师的兵力，准备全歼天津守敌。　　攻城之前，一月六日，由林彪、罗荣桓签署了一封给国民党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的信，劝他仿效长春郑洞国将军的榜样，命令守军自动放下武器，使天津免遭战争破坏，以将功赎罪。　　但是，陈没有听从劝告，继续顽抗。　　一月十四日上午十时，解放军向天津守敌发起了总攻。经过二十九个小时的激战，到十五日下午三时，守敌十三万人全部就歼，天津解放。陈长捷被俘。　　就在解放军向天津发起总攻的这一天，邓宝珊、周北峰和两名随员出德胜门，傍晚到达通县城西五里桥，林彪、罗荣桓、聂荣臻等把他们接进一座大房子里。互相寒暄后，罗荣桓说：　　“今天时间不早了，你们一路辛苦，休息休息再谈吧。”　　“我们不累，是不是现在就谈？”周北峰说。　　聂荣臻说：“周先生，我们上次谈得很清楚，十四日午夜是答复的最后期限，现在只剩下几个小时了，由于陈长捷不愿放下武器，我们已经在上午向天津发起了总攻，这次谈判就不能包括天津了。你们有什么意见？”　　傅方代表无言以对。一阵沉默之后，邓宝珊对周北峰说：“发个电报将这个情况报告傅先生，请他决定。”傅复电说：“我弟与邓先生相商，斟酌办理。”　　十五日开始正式会谈，解放军方面有林彪、罗荣桓、聂荣臻，负责同傅方联络的苏静也参加了。傅方的代表是邓宝珊、周北峰。会谈主要内容是对傅作义驻北平部队的改编原则和具体办法，对傅的总部和部队中团级以上人员的安排以及北平市行政、企业、文教、卫生、邮电、银行、仓库、报社、学校等单位的接收办法。　　十六日晨，苏静告诉邓宝珊和周北峰：天津已经在十五日下午三时全部解放，陈长捷被俘，塘沽的侯镜如率部出海南逃。邓宝珊惋惜地说：“不打就好了。”　　下午，双方继续会谈。　　“绥远的问题，我党中央指示以后再谈。”罗荣桓开门见山地说：“如果北平的和平解放能顺利完成，使祖国数百年故都的文物完整地回到人民的怀抱，绥远的问题就好谈了。毛主席说，那时，要用一种更缓和的方式解决绥远问题。”　　会谈在更加认真和融洽的气氛中进行，并基本达成协议。　　在通县会谈的同时，解放军各部积极进行攻城准备，没有丝毫松懈。为力求避免使故宫等文化古迹和各图书馆、各大学以及其他文化设施遭到战火破坏，各指挥机构都制定了周密的计划，哪些地方可以放手攻击，哪些地方不能随意打炮，都作了明确规定，并且“绘图立说”，发给各部队首长“人手一册”，当做一项纪律去执行，要求他们在战斗中与部队保持不间断的、密切的通信联系，把战斗的每一进展都置于自己的指挥和监督之下。同时，对部队进行了爱护祖国文物古迹的教育和入城纪律教育，号召人人自觉遵守。　　会谈结束时，聂荣臻将一封由林彪与罗荣桓署名的致傅作义的公函交给邓宝珊，托他转交给傅。这封公函严正批评了傅过去执行蒋介石“剿匪戡乱”的伪令、进行反共反人民内战的罪行，指出如继续抵抗，是自取灭亡，同时提出两条办法任傅选择：一是自动放下武器，并保证不破坏文化古迹，不杀戮革命人民，不破坏公共财产、武器弹药及公文案卷，我军则保证其生命财产安全；二是部队离开北平，开入指定地点，按照人民解放军的制度改编为人民解放军。　　公函最后提出自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七日上午一时起，至二十一日下午十二时止，为傅答复的限期。公函说：“如果贵将军及贵属竟敢悍然不顾本军的提议，欲以此文化古城及二百万市民生命财产为牺牲，坚决抵抗到底，则本军为挽救此古城免受贵将军及贵属毁灭起见，将实行攻城。”　　这封最后通牒性质的公函是经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批准的。邓宝珊接过信后，不便当着林、罗、聂的面阅看，又提出要解放军也派代表进城，以便进一步联络、商谈，说这也是傅作义先生的希望。罗荣桓当即答应派苏静同他一起进。　　　　　　　　邓宝珊急于知道信的内容，送走林、罗、聂后，就将没有封口的信抽出来看。看完后，当着苏静的面，对周北峰说：“这封信措辞很严厉，傅先生不一定受得了。”表示回城后暂时不交给傅，免得节外生枝，把事情搞僵，致使谈判功亏一篑。邓宝珊说话时神色忧郁，也有征求苏、周意见的样子。苏静因为未看过信，没有表示意见，在晚饭后回到司令部，将邓宝珊看过信后的忧郁和所说的话，向总前委作了报告。　　当晚，苏静正在为第二天进城作准备的时候，罗荣桓派人把他叫到自己的住处，说：　　“派人进城，中央有过指示，要求挑选一个对党忠诚、对党的政策有比较深的了解，又有随机应变能力的同志。我们商量过，认为你还是符合这些条件的。……”　　“但是我，我觉得我并不符合中央要求的条件，怕不能完成首长交给的任务。”　　“既然决定派你去，就说明你还是基本具备了条件。”说到这里，罗荣桓关切地说：“至于你进城后的安全问题，我们也考虑了。虽然有点危险，但问题不大。从当前的形势看，傅作义的处境也有不少困难，蒋系部队多于傅系部队，城内的‘军统’、‘中统’特务不少，你要多注意一些。看来，傅作义不至于出尔反尔。‘两国相争，不杀来使’嘛！你放心地去吧。傅如果要变卦，对他也没有什么好处。退一步说，即使翻了，谈不成，不放你回来，那也有办法，我们手里多的是他们的军长、师长，攻城时还可以再捉他一批，总可以把你换回来的。”　　罗荣桓的谈话极大地鼓舞了苏静完成任务的决心和信心。这一天，前线司令部还安排陈长捷与邓宝珊见了面，陈长捷讲了天津城破、部队被歼的经过，不胜唏嘘感慨，并向邓宝珊陈述了利害。　　十七日，苏静换上便衣，同邓宝珊等乘车返城。在崔载之和傅作义总部的秘书长王克俊迎候下，径直到了东交民巷御河桥二号傅作义总部的联谊处。　　在这前后，国民党方面也在为拉傅作义而加紧活动。　　北平被解放军团团包围后，国民党部队赶修了东单以南、内城墙以北的临时机场。国民党中央系的一些达官显贵和他们的眷属，多从这里乘飞机逃命。一些国民党的说客也纷纷在这里降落。后来，国民党当局认为这个临时机场跑道太短，起降不安全，又在天坛南面开筑了个临时机场，为此砍伐了不少古树。蒋介石曾派蒋纬国带着蒋介石的亲笔信面见傅作义。信中说，只要傅作义率部撤到青岛，将委任他为东南行政长官，被傅拒绝。美太平洋舰队司令官白及尔也对傅表示今后将抛开蒋而完全支持傅，并将由美海军援助傅南撤，也被傅拒绝。　　北平，这个汇聚了千百年伟大中华历史文物精华的古城，正面临着战火的威胁。兵临城下，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傅作义权衡利弊，终于最后下了决心：接受中共方面提出的办法。　　邓宝珊等进城后，留在解放区的周北峰、李炳泉等听到北平方面传来密集的枪声，误认为发生了兵变。罗荣桓要周电告傅作义，如果需要的话，就开放西直门，解放军可进入一个纵队，由傅作义将军指挥，镇压蒋嫡系部队制造事端、破坏北平和平解放的兵变。傅回电说：“谢谢，请罗政委放心，我们完全能控制城内的治安。”　　二十一日，林、罗、聂委托东北野战军政治部副主任陶铸同周北峰一起进城，直接与傅会见。随行的有政治部几位科长和新华社特派记者刘白羽、华山。二十一日下午，陶铸将中共中央关于成立北平联合办事处的决定告傅作义：以叶剑英为主任，陶铸、徐冰、戎子和为委员，另由傅方指定三名委员，共七人组成。傅作义指定周北峰、郭宗汾、焦实斋为委员。一月二十二日，《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正式发表。　　二十五日，苏静奉命回总前委汇报工作。在作战室，罗荣桓问苏静：　　“由邓宝珊带给傅作义将军的那封公函，交给傅看了没有？”　　苏静说他不清楚。聂荣臻说：　　“你今天回去问一下邓宝珊将军，如果他还没有交，要催促他，并且同他一起去见见傅作义将军。总之，务必在今明两天让傅作义将军看到那封公函，因为不久我们将要公开发表。”　　苏静回城后，问了邓宝珊，原来公函还没有交给傅作义看，随即同邓一起到了傅作义的住处。交谈时，邓宝珊找了个机会，到傅作义的内室，把公函交给了傅作义的女儿傅冬菊，由她转交给了傅作义。　　傅作义见信后，情绪激动，写了致林、罗、聂的信，表示他在解放战争中负有罪责，应受人民惩处，请求指定看守所，他要主动去报到。直到二月五日，林、罗、聂邀请他去北京饭店面谈并设宴款待他时，他的情绪才渐趋稳定。二月二十日，毛泽东在西柏坡接见了傅作义、邓宝珊，对他们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贡献给予积极评价。毛泽东并同傅单独长谈。谈话前傅严肃拘谨，谈话后轻松自如，与前判若两人。　　　　 －－－－－－－解放北平　　从一月二十二日起，北平城内傅作义所属二十五万余人，陆续出城，开往指定地点听候整编。二十六日，解放军公布了对傅部整编的命令。　　一月二十九日，东野总部进入北平以前在通县召开了高级干部会议。罗荣桓在会上传达了西柏坡中央会议的精神，对全国形势和部队思想状况做了分析，讲了今后的任务。　　罗荣桓开宗明义，首先用几句话点出了西柏坡中央会议的主题：“毛主席说：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年将是中国革命取得全部胜利的一年，我们必须将革命进行到底，决不能松劲，决不能半途而废。”他又说：“现在，有些同志有轻敌思想和松一口气的思想，有个师的干部，说什么以后他‘北不出关南不过江’了。这种思想是有害的，必须在党内进行教育和说服工作，要批评这些错误的东西。部队主要是解决干部的思想问题，战士的家庭观念容易克服。只要干部思想通了，战士的工作就好做了。”　　接着，罗荣桓讲了部队休整两个月后将要执行南下作战的任务。他指出：　　“部队休整期间，要做好各种准备工作，重点是树立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思想、南下的思想，反对无政府无纪律的倾向，同时要注意做好‘溶化’和平改编战士的工作。”　　一月三十一日，北平的国民党军队全部出城，东北野战军第四纵队作为人民解放军的卫戍部队进入北平，到中午十二时，第四纵队哨兵登上了景山制高点，接管了傅作义部队的最后一个哨位，北平这座文化古都完整地回到人民手中。伟大的平津战役胜利结束。前线司令部的机关进驻北平。林彪、罗荣桓等随部队入城，驻在北京饭店。二月三日，解放军在北平人民倾城夹道欢呼声中，举行了庄严的入城式。林彪、罗荣桓和聂荣臻在迎面扑来的欢呼声、锣鼓声、口号声和坦克、炮车的隆隆声中，登上前门箭楼，检阅入城部队。　　久违了，古城！二十六年前，当罗荣桓从前门左侧的火车站乘车赴青岛时，还是一个刚刚考上大学预科的穷学生。二十六年来，中国革命汹涌澎湃的洪流已经一步一步把他推上了人民解放军的战略指挥员的岗位。二十六年，从人类历史的长河说，只不过是弹指一挥间；可作为人的一生讲，又是十分悠长的岁月。然而，这悠长的二十六年中，古城经过北洋军阀、日伪和国民党的几朝统治以后，除了更加萧条破败外，一切都是旧貌依然。如今，她已经回到人民手中，洗尽尘垢而展翅腾飞即将成为现实。在一片海涛般的欢呼声中，罗荣桓也不禁为古城的新生而鼓掌……　　入城式结束后，各纵队进入整训。整训期间，为了庆祝平津解放，也为了开阔干部的眼界，野战军总部组织营级以上干部轮流进城参观，游一次故宫、颐和园，看一场著名演员演出的京剧和一场电影，会一次餐。　　罗荣桓也想旧地重游一番。他找了一位熟悉北平情况的同志当向导，同林月琴和秘书都换了便衣，来到王府井大街，钻进东安市场狭窄的、迷宫般的巷道。他对那些五光十色的高档商品毫无兴趣，径直走进一家古董铺，在柜台前转来转去。他请掌柜的拿出几个砚台，翻来覆去地抚摩着，观赏着，同林月琴谈论究竟哪一个更好些。柜台里几个人看着他面熟，叽叽喳喳说些什么。一个人指着报纸上的一幅照片对另一个人小声说：“你看，这不是解放军的政委罗荣桓吗？”向导听见后，低声对林月琴说，为了首长安全，还是尽快离开为好。林月琴也不同罗荣桓商量了，砚台也不买了，拉起罗荣桓就走。罗荣桓只好莫名其妙地跟着他们走出来。　　走到一家烤羊肉铺子跟前，罗荣桓又停下来了，对林月琴说：　　“二十六年前，我常常在宣武门外一带吃小摊，光听说东安市场的烤羊肉别有风味，那时没钱，吃不起。咱们尝尝吧！”　　秘书一看，店里烟熏火燎，人声嘈杂，许多人围着吃，既不卫生，又不安全，表示不赞成。罗荣桓说：　　“大家都能吃，为什么我们不能吃？”　　说着，就找个位置坐了下来。大家只好陪他吃了一顿烤羊肉。　　罗荣桓本来不大喜欢吃羊肉，嫌膻。这一顿吃过后，逢人就宣传东安市场的烤羊肉味道好。在他的提议下，借开会的机会，总部又请军以上干部都吃了一顿。　　吃烤羊肉这天，从战场上刚刚下来的各路将领，战友重聚，说说笑笑，很是热闹。有人提议喝点酒助兴。罗荣桓说：　　“今天可以喝一点。不过，有言在先，可不许喝醉。我还要给大家讲个故事。”于是，罗荣桓就给大家重提了李闯王进北京的故事。然后说：李自成战败的教训，值得我们借鉴。毛主席最近说，夺取全国胜利，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我们千万不能骄傲自满。部队很快就要南下作战，任务还很艰巨，我们每个同志都要保持清醒的头脑。　　一天，罗荣桓奉中央电示，来到西柏坡，毛泽东和他谈了准备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商讨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等问题。还说准备提议由他出任公安部长。罗荣桓说自己当公安部长不合适，罗瑞卿在中央苏区当过一军团的保卫局长，长征后又当过红军第一方面军的保卫局长，由他来当更合适。中共中央采纳了他的意见，把罗瑞卿从太原电召到北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正式公布罗瑞卿为公安部长。　　回来时路过石家庄，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告诉罗荣桓，彭真的岳母病故了。罗荣桓前去看望，由于彭真不在家，他特地向彭真的夫人张洁清表示慰问。　　二、三月间，罗荣桓主持了对傅作义部队的改编，妥善安置和处理了傅部二十余万起义人员。　　傅作义部队按照《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遵照一月二十二日林彪、罗荣桓的指示开赴三河、香河、顺义、良乡、涿县、怀柔等地后，平津前线总前委即提出对傅部队改编分两步走的方案：第一步将傅部以师为单位分编，授予解放军独立师的番号；第二步再将这些师从师到连全部拆散，与解放军混编。军官愿回乡者准予回家，不愿回乡者则或送学校学习或分配担任副职，技术人员可直接任职。二月十日，中共中央批准这一方案，随后，在同傅作义反复磋商后形成了一个双方都认为合理的具体的改编方案。　　二月二十一日，平津前线政治部召集了改编部队师以上军官会议，林彪、罗荣桓、刘亚楼、谭政、陶铸和傅作义的代表郭宗汾出席了会议。林彪、罗荣桓在会上讲了话。罗荣桓在讲话中指出：“这次改编不是简单的军事改编，不仅仅是改旗易帜，换个番号，而是政治的改编。这就是要将由蒋介石指挥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军队改变为人民的军队，这就有一个根本改换立场的问题。”罗荣桓指出：“要改编为人民解放军首先要学习解放军的一套政治制度。”他在扼要介绍了解放军的政治制度后指出：“解放军的政治制度与国民党军队的政治制度根本不同。由于解放军是人民的军队，掌握了革命的真理，所以解放军的一套政治制度，其本质和目的是依靠和启发战士自觉，讲真理、讲民主；而国民党军队中的政治制度，则是为了少数人控制军队，实际采取的则是依靠特务监视、欺骗蒙蔽等等作法。”　　罗荣桓要求到会军官不要害怕在部队发扬民主，关键是要看自己有无要求进步的决心。他宣布，为了实现改编，人民解放军将派出政治干部到受编部队，促使其进步，促使官兵关系、军民关系焕然一新。　　三月二日，罗荣桓主持了中共同傅作义、董其武①方面关于和平解放绥远问题的谈判〔当时是国民党的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绥远省主席兼保安司令〕。中共方面代表是罗荣桓、陶铸、潘纪文，傅、董方面代表是邓宝珊、周北峰、王克俊。三月五日，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报告中提出了解决国民党军队不外天津、北平、绥远三种方式②〔《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一九六四年四月第一版，第一三一四页〕。绥远于九月十九日和平解放。　　三月下旬，东北人民解放军遵照中央军委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五日命令，正式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编成四个兵团，十二个军和一个特种兵司令部。　　三月五日至十二日，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举行。林彪赴西柏坡出席了会议，罗荣桓留在北京，主持四野全面工作。他除了主持对傅作义部队的改编外，还领导了南下部队出发前的拟定计划、思想动员、物资筹备等工作。在他的倡议下，在平津两地招收了一万余名青年学生，组成南下工作团。这批学生后来许多人成为部队和党政机关的骨干。　　二中全会以后，中共中央和解放军总部决定由西柏坡迁入北平。三月二十日，罗荣桓派保卫部长钱益民、参谋处副处长尹健率领汽车团去西柏坡迎接。事先，罗荣桓指示后勤部做好准备工作，选择司机，保养车辆，保证沿途不出事故。二十一日，罗荣桓、刘亚楼找来沿途第四野战军驻区里的部队首长，当面交代任务，确定由连以上干部执勤、设哨，派部队控制制高点、交叉路口，距公路三四百米设隐蔽岗哨，停止电报电话通讯等。罗荣桓说：“这是个重大的政治任务，要绝对保密，绝对保证安全，绝对不能出任何差错。二十三日，你们要把执行情况写出书面报告，由主要首长签名，派作战处长亲自送来。”　　二十四日晨，二百多辆小型、中型吉普车和大卡车组成的车队，浩浩荡荡分批从西柏坡出发，经石家庄北上，当晚宿营于第四十二军①驻地〔原第五纵队。东北野战军第一至第十二纵队分别依次编为第三十八至第四十九军〕。二十五日上午，车队到达北平，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下榻于香山。当日下午，林彪、罗荣桓陪同毛泽东、朱德乘敞篷吉普车在西郊机场阅兵，检阅第四十一军等部队。来到北平的民主人士和傅作义也应邀参加。　　三十一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林伯渠、董必武等领导人在香山接见第四野战军师以上干部。罗荣桓指示，师以上干部一律四人乘一辆小车，以免车队拉得太长。接见时毛泽东讲了话，他伸出双手说：十个指头的任务已完成五个，还有五个，也就是要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接见后，中共中央领导人在玉泉山宴请了四野师以上干部。　　　　　　　　　　　　　　－－－－－－四野高干会议和天津之行　　三月二十七日至四月五日，第四野战军在北平朝阳门内一所前清王府里召开了高级干部会议，由林彪传达中共中央七届二中全会的精神。这是四野历史上一次很重要的会议。　　当时，由于战争连续取得胜利，军队一天天扩大，全国解放在望，加上部队进入城市后面临新的环境，一些干部滋长了骄傲自满、以功臣自居的思想，无政府无纪律现象不断发生，有的已经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中共中央在一九四八年十一月曾经指示东北野战军注意纠正滋长起来的无政府无纪律现象，并要作出一个反对无政府无纪律的决定。罗荣桓在入关前的政工会上也向部队打了招呼。当时，由于忙于入关，没有时间多讲，而北平解放后，这一问题如再不彻底解决，将会成为革命进程中的重大障碍。现在，有了七届二中全会文件作为思想武器，正好按中央的精神，首先在高级干部中彻底解决这一问题。所以，他作了充分准备以后，于三月二九日的会议上作了《关于反对无政府无纪律现象问题》的报告。与会的师以上干部经过充分讨论，通过了《反对无组织无纪律的决议》。　　罗荣桓指出：“目前的问题是：全国胜利即将到来，要求全党全军更加团结，更加统一集中，服从中央的统一领导，服从军委统一的军事指挥，更为迫切需要。”他指出，在短短的三年中，人民解放战争所以能取得伟大胜利，克服无政府无纪律现象，这是一个基本的条件。“我们应当完全拥护中央的指示，坚决反对中央所指出的五种恶劣作风，即：无政府无纪律状态；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的错误态度；瞒上不瞒下、报好不报坏、报喜不报忧的无原则现象；经验主义和游击主义；将自己领导的区域、工作部门或军队看成好象一个独立国的危险现象。这些无政府无纪律的恶劣作风是不能允许的。”接着，罗荣桓就违反集中统一、无政府无纪律这个问题，回顾了东北解放战争历史发展的经验教训。他指出：在进军东北之初，干部来自各方，因领导思想不统一而形成严重的无政府无纪律现象。形成“七七决议”之后，领导思想统一了，但是“无政府无纪律现象在一个时期还普遍存在，在军事指挥、对部队的供应及处理缴获、俘虏等方面，各自为政现象很多。各军区、各纵、各师都有自己的后方，东起图们江，西北到齐齐哈尔一线，都是后方，各有一套，还各有搞生产的一套，各自生财有道。又表现在各自私相授受，统一命令行不通，特别是调马匹、武器行不通，如一九四七年缴获敌人很多武器，有一个师在佳木斯就存了三千多条枪，我们要调配些给地方武装，但要不出来，他们自己却可私相授受……经过一九四七年夏季攻势后的政治整训，进行了政策学习，规定了编制，无政府无纪律现象有某些克服，但还很不彻底。”以至到辽沈战役中“还是发生了不少问题。事前不请示的，如打沈阳处理敌军五十三师‘起义’的问题，有的领导同志不经请示就自行允诺。辽西战场上有的单位擅自决定没收俘虏的私人财物。事后不报告的，如锦州外围的紫荆山，打下来又丢掉了，这个单位爱面子，隐瞒起来，要到再次打下来才报告。不执行命令的，如决定撤销某些指挥机构的命令，拖延不执行；有的为避免伤亡，不积极配合友军作战；还有延迟了对锦州飞机场的控制等。这次会议，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有的问题已经作出了结论。但还有个别同志没有作自我检讨，希望在这次会议上很好地做一番自我批评。”　　在报告中，罗荣桓着重强调：为了执行南下作战的任务，必须坚决贯彻执行七届二中全会决议，继续开展反对无政府无纪律现象的斗争。在南下的艰苦困难的情况下，无政府无纪律现象更容易发生，比如在新区，供应问题会遇到困难，这就要防止乱抓乱要。在打了胜仗之后，轻敌思想也是要严重注意的。他说：我们许多同志经过几十年的斗争，但不要自负。毛主席多次讲：要告诉同志们，不要把过去的功绩看得太过分，今后的任务，更加艰巨。中国革命还只是走了第一步，全国胜利只打下了个基础。将来进了洋房了，没有文化的还要学文化。把过去的功劳看得了不起，就是故步自封。昨天，一个同志写来一封信，他算了一大堆帐，讲了他的历史功绩，结论是上级为什么对他“不信任”，说今天是他应该坐第几把交椅的问题。毛主席讲：胜利后有没有问题？有的。有人过分强调过去的功绩，了不起，争功劳，一定要一个好位子，没有表扬就不满意，这种情绪就是胜利后的大问题，是很错误的。我们有些同志还不如戈尔洛夫①戈尔洛夫有党性〔戈尔洛夫是苏联剧本《前线》中一个高傲自大、故步自封的前线总指挥〕，有组织性纪律性，相信党，服从党的调动。说这些同志是戈尔洛夫是表扬他，不是降低了他。我们有些同志背着一个包袱，就是“功臣自满”。这个包袱是完全可以卸下来的。革命道路还长得很。孙中山还革命了四十年，我们最多也只二十多年。功臣自满的包袱太重，就走不动，过长江就会过不去，或者掉下水去，是很危险的，所以防止自满这个问题非常重要。　　罗荣桓的报告使与会干部受到很大教育。这次会议对于纠正某些干部，尤其是某些高级干部由于打胜仗而产生的居功骄傲情绪和无政府无纪律现象起了重大作用，为大军南下，将革命进行到底，作了思想上组织上的充分准备。　　高干会议结束后不久，遵照中央军委的命令，第四野战军从四月十一日起，由平津地区分别出发南下。　　然而，罗荣桓到天津视察时却病倒了。他只有一个左肾，又有高血压、心脏病、动脉硬化，经过辽沈、平津两大战役的紧张工作，身体再也支持不住了。一次在同人谈话时，突然晕倒。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很快就知道了罗荣桓的病情，决定派保健医生黄树则赴津为他治疗。黄是抗战前协和医学院的学生，卢沟桥事变后参加八路军，长期在延安为中央领导人看病。黄临行前，毛泽东给罗荣桓写了一封亲笔信，托黄带交。在信中，毛泽东要罗在天津安心养病，暂时不要随军南下。毛泽东还用“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这样的谚语安慰他。　　黄见到罗荣桓，便将信递过去。罗荣桓一见是毛主席的信，立即拆阅。看完信后，他便习惯性地向黄问长问短。他听到黄的口音，问道：“你是平津一带的人吧？”　　黄答：“我就是天津人。”　　“哦，天津老家还有人吗？”　　“还有老母亲在。”　　“那你今天就回去看看，明天再来。我这里没有什么事。”　　黄摇摇头，随即打开随身带来的药箱，取出听诊器和血压表，给罗荣桓作检查。检查完，罗荣桓又催黄走，经再三催促，到晚间，黄看看没有什么事了，又嘱咐了护士几句，才回去。　　过了一天，黄树则将天津著名的内科教授朱宪彝老先生请来为罗荣桓看病。朱为罗作了检查后，向黄树则和罗荣桓身边的工作人员发出了“预后不良”的警报。朱关照大家，一定要让罗静心养病，不能够再劳神了。　　然而，罗荣桓身在养病，心却牵挂着部队工作。　　有一次，朱德到了天津，担任天津市公安局局长的许建国陪着他到各处参观。罗荣桓知道了，心里很不安，连忙把许建国找来，对他说：“你这个局长！朱老总哪个不认得？天津的情况那样复杂，你带他到处跑，出了问题你负得了责任？”　　天津街上，有很多留守单位的骡马大车，是供给部、卫生部和其他部队从东北带来的。牲口满街拉粪，市民很有意见。罗荣桓了解到这一情况，找有关负责人说：“大车为什么要进城？搞得满街是粪！不要说老百姓嫌脏，这也显得我们解放军不文明嘛！”他要求把各单位的大车骡马，一律放到城外去。　　随军南下的东北骡马大车十几万辆，好多牲口到南方后，拉稀的拉稀，死亡的死亡，罗荣桓吩咐发电报给四野后勤部长周纯全进行调查，原来是因为吃谷草的东北牲口，到了南方吃不惯稻草；牲口在外露宿，风吹雨淋，水土不服。罗荣桓让在天津的后勤部政委陈沂发电报给林彪，建议将十几万辆大车全部送回东北。他对陈沂说：　　“十几万辆大车就有几十万匹牲口，这些牲口回东北，对东北的农业生产有很大帮助。东北人民支援战争贡献很大，历史上要大书特书。牲口到南方不适应，应该全部回去。”　　一次，何长工去看罗荣桓，罗荣桓说：“部队南下，仗还是有得打的。要警惕那个广西兵团，就是李宗仁、白崇禧的两广部队。这些着短裤、穿草鞋的兵，打仗蛮顽强，又善于爬山。从湖北的武胜关到湖南的武陵山脉，恐怕就要同这些两广部队作战。部队要有思想准备，尤其是指挥员，更要心中有底，要准备付出一定伤亡的代价。”　　这个时候，四野许多部队的留守处驻在天津。留守人员中，大部分是团以上干部的家属，因为孩子拖累，无法随军南下。照顾好这些干部家属，就可以减少在前方打仗的干部的牵挂。素来以关心爱护干部著称的罗荣桓，从来都是把这类干部生活问题放在他的工作范围之内加以考虑的。他把后勤部第二部长李聚奎找来，说：“大部队已经南下了，后方这一摊子交给你，担子是不轻的。有的人把管理家属小孩看成是鸡毛蒜皮的小事，是非常错误的，这可不是小事，一定要把它做好。那些女同志和娃娃们，连着前方干部的心，如果出了岔子就没法向前方交代。干部在前方打仗，他们的老婆孩子留在后方，就靠组织照顾了。你要向各留守处的领导讲，必须把她们照管好，吃饭、住房、医疗、子女教育，都要一件件落实。这是义不容辞的，也是对战斗胜利的一份贡献嘛！”他不仅这样要求部队，而且对一些干部的家庭生活问题，亲自去处理。当二月间罗荣桓还在北平的时候，一次，他在北京饭店遇到来开会的第四十军十一八师政治部主任刘振华，得知他的妻子在北京就要临产，便立刻派罗生特大夫为她作检查，关照赶快送她进医院，又安慰刘振华和他的妻子，叫他们不必紧张。他说：“不要怕，孩子总归要生下来的，又增加了革命后代，是值得庆贺的事嘛！”后来果然母子平安，夫妻二人非常感谢罗政委的亲切关怀。　第二十四章　新中国建立后第一任总政治部主任　　　　　　　　　　　　　　－－－－－出任总政治部主任，组建总干部部　　　　一九四九年五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华中局及华中军区，罗荣桓任华中局第二书记兼军区第一政治委员。他因病未随军南下，回到北京继续休养，住在颐和园中的清华轩。八月间，中央决定，新中国成立后将由他出任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罗荣桓向中央反映，自己身体不好，恐不能胜任。但他推辞不得，便决定留在北京。随后他举家从颐和园迁至南池子一八号。这个院子虽然东面临街，但当时汽车很少，环境还算安静。罗荣桓全家在这里一直住到一九五四年秋天。　　九月二十日，罗荣桓出席了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并被任命为最高检察署检察长。接着，他在参加了开国大典后，便忙于抓检察署的机构建设，从部队调了一批干部，建立了全国和各省市的检察机关。　　由于罗荣桓从红军建军起，便从事政治工作，亲自参加了创建解放军一整套政治工作制度的实践，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党内和军内有崇高的威望，一九五○年四月，中央又决定由他出任总政治部主任，并指定他负责着手筹建总干部管理部，由他兼任部长。于是，他便请李六如、蓝公武副检察长多管一些检察署的工作，而将自己的主要精力放在组建总政和总干方面。　　人民军队的总政治部早在一九三一年二月即已建立，当时叫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一九三三年六月到一九三四年九月间，罗荣桓曾任总政动员部长。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总政就是八路军政治部，也是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　　无论是抗战时期，还是解放战争时期，与部队分散在各解放区的情况相适应，总政的机构很小，直到进入北平，仍是这样。当罗荣桓接任主任时，机关只有十二十个人。这时，全国大部分地区都已解放，军队从干部配备、组织编制、各项制度、武器装备、工作计划都开始走向统一，需要加强集中领导，建立健全的领导机构。　　罗荣桓一上任首先抓的就是配备领导干部。为了使领导机关能够迅速熟悉和掌握在不同地区作战的各部队的历史和现实状况，交流各部队的经验，在配备干部时，罗荣桓在坚持“德才兼备”条件的同时，特别注意掌握“五湖四海”的原则。在他的建议下，中央军委任命傅钟（原在红四方面军、延安总部）和肖华（原在红一方面军、第一一五师、第四野战军）任副主任。后来，又调甘泗淇（原在红二方面军、第十二○师、第一野战军）任副主任。　　接着就是研究和确定总政和全军各级政治机关组织机构的设置。罗荣桓、傅钟、肖华等认为，政治机关除需保留并加强原有的组织部、宣传部、保卫部、联络部以外，应根据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具体需要，增设新的部门。　　随着总干部管理部的建立，组织部门已将干部工作划分出去。为了管理好政治工作干部，在总政设立了政治干部管理部（简称干部部）。　　解放军的成员绝大部分是青年，青年工作有着光荣的传统。早在罗荣桓担任红四军政委时，部队便普遍建立了共青团组织，以后又设立了青年部，但抗战后一度取消。在罗荣桓倡议下，政治部将青年工作从组织部门划分出来，恢复了青年部门。　　新中国建立以后，随着开展文娱体育活动的需要及文体活动设施的增加，文学艺术水平的提高，电影放映的经常化，文艺出版、体育等事业的发展，迫切需要有专管文化工作的部门。在罗荣桓倡议下，将文化工作从宣传部划分出来，成立了文化部，提出了“面向连队，为兵服务”的方针，接着又延揽了一批优秀的作家、作曲家、画家、导演、演员、运动员，陆续建立了八一电影制片厂，包括歌舞、话剧、歌剧、杂技、曲艺团（有一个时期还有越剧、评剧和京剧团）在内的文工团，军乐团，解放军文艺社，八一体工大队等单位，对繁荣军队的文学艺术和体育事业作出了贡献，在国际国内都发生了较大的影响。一九五二年八月，在北京举行了第一届全军体育运动大会和文艺会演，检阅了部队体育和文艺活动的成绩，对部队文体活动更广泛、更深入的开展，起了重大推动作用。　　为了加强宣传教育工作，总政治部还先后建立了八一杂志社、解放军报社、解放军画报社和军事博物馆等单位。　　总政的部、处长也从各野战军选调。组织部副部长由原在一野工作的朱明担任（后任部长），宣传部长由原在二野工作的刘志坚担任，保卫部副部长由原在华北野战军工作的蔡顺礼（后任部长）担任，青年部长由原在华北和第一野战军工作的王宗槐担任，政治干部管理部副部长由王宗槐兼任，文化部长由原在第四野战军的陈沂担任，联络部副部长由原在第三野战军的黄远担任，秘书长由延安时代总政治部的魏传统担任。　　一九五○年九月，总干部管理部正式成立。九月十三日，朱德出席了总干全体干部会议并讲了话。他在阐明了干部工作的艰巨任务后说：“正因为干部部从事的是件伟大的工作，必须建立，并归毛主席领导，由罗荣桓同志当部长（他在我军是很有信仰的），因此希望大家都下决心来长期的办。”总干部部同样依据“五湖四海”的原则组建了领导班子。第四野战军的赖传珠①和第一野战军的徐立清担任副部长〔赖传珠一九四六年九月以前在三野的前身新四军工作〕，不久又调二野的宋任穷和华北野战军的甘渭汉任副部长。总干部部有了从各野战军调来的领导干部，就可以做到熟悉并合理调配、使用各方面的干部。　　一九五○年九月二十五日至九月三十日，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在北京召开。罗荣桓是会议的主席团成员，他在会议结束时致了闭幕词。这是一次对解放战争中作出突出贡献的战斗英雄、工作模范、民兵英雄进行表彰，以鼓励全军发扬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推动各项工作完成的盛会，是一次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盛会。　　一九五○年十月十九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作战。罗荣桓坚决拥护中共中央关于抗美援朝的决策。他对出国参战部队非常关心。他主持总政治部具体组织了抗美援朝的政治工作，开展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宣传运动，做好国内部队轮换出国参战的动员工作，调配志愿军的高级政治工作干部，加强志愿军政治工作的研究，组织全国规模的慰问志愿军的活动，开展瓦解敌军和管理俘虏的工作，等等。　　在抗美援朝期间，志愿军一些负责干部路过北京看望罗荣桓，他都要详细了解出国部队的情况并提出做好出国部队政治工作的意见。　　出国作战，这在中国人民军队的历史上是第一次。罗荣桓认为，出国部队要做好政治思想工作，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特点。一九五一年，志愿军政治部主任杜平率志愿军战斗英雄归国观礼代表团回国参加国庆观礼。在京期间，罗荣桓多次同杜谈了这一问题。他说：志愿军必须做好团结工作，对内要团结各大军区去的部队，对外要尊重朝鲜劳动党和政府，团结人民军，做好群众工作。要比在国内更加注意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杜平提出，由于语言不通，群众工作比国内难做。罗荣桓对他说：“志愿军语言不通，做群众工作有困难，可以用挑水、扫地等行动去做，要通过广大指战员爱护朝鲜人民、爱护朝鲜的一草一木的实际行动去做。这种行动本身是比言辞更好的宣传工作。为了使指战员都能用实际行动做好群众工作，必须在部队进行深入的国际主义教育，使大家认识到做好群众工作，不仅体现了军民一致的原则，而且是维护中朝两国两党团结的大事。”　　五十年代初期，在解放战争后期作战和抗美援朝的同时，部队正逐步转入和平时期的整编训练：由单一兵种发展成多军兵种的合成军队，由分散走向集中，由农村开进城市，由住民房到进驻营房……正处于承先启后的转变时期，工作十分繁重。　　当时的代理总参谋长聂荣臻在回忆录中说：　　战争还没有完全结束，特别是向西南进军和大规模的剿匪，任务还很重，沿海的一些重要岛屿还有待解放，又要进军西藏。军队一方面要向现代化正规化迈进，要加强军兵种和军事院校的建设；另方面又因为大规模的战争已渐趋结束，军队要精简整编，成建制的众多部队要转入到生产建设中去。军队工作真可以说是千头万绪。尤其是朝鲜战争爆发以后的一九五○年下半年到一九五二年上半年，就更为紧张。　　在这种紧张繁忙的工作中，罗荣桓和聂荣臻密切配合，妥善周到地处理了许许多多复杂的问题。对此，聂荣臻回忆道：　　精简整编和组建新的领导机构，都涉及到人的问题，许多事情离不开总政治部。在完成这项工作中，总参与总政配合得很好。当时罗荣桓同志是总政治部主任和总干部部长，我们思想一致，很多问题两人商量一下就定了，从来没有扯皮现象。这是大规模精简整编和组建新的领导机构得以顺利进行的重要原因之一。　　罗荣桓在平津战役后便累倒了，但他同病魔进行了顽强斗争。为了能使高血压、心绞痛得到缓解，他每天坚持散步。他身体虚弱，且比较胖，走起路来步履沉重。但每天都要走足一小时，方法是在路上记住一个标志，一定要坚持走到那里才回头。出任总政治部主任和总干部部长以后，他又带病工作，担子很重，经常到位于西皮市街（原址在现在的人民大会堂一带）的总政机关办公，到中南海居仁堂参加军委召开的会议……然而，他的病体毕竟经不起拚命般的操劳。他的病时常发作，有时一个会开完了，他就得靠在沙发上休息好长时间，才能缓过劲来。　　罗荣桓带病坚持繁重工作的情况，引起毛泽东极大的关注。一九五○年九月二十日，他在罗荣桓署名上报的一份干部任命报告上写道：　　“荣桓同志，你宜少开会，甚至不开会，只和若干干部谈话及批阅文件，对你身体好些，否则难于持久，请考虑。”　　毛泽东的批示体现了党的亲切关怀，罗荣桓对此自然非常感激，同时，也使他感到自己的责任重大。他仍然在带病坚持领导总政和总干的全盘工作，掌握大政方针。为了充分发扬他的助手们的主动性、创造性，同时也是为了使自己不致陷于忙乱的事务之中，罗荣桓大胆放手，让他周围的干部各司其职，请肖华主持总政日常工作，请赖传珠、徐立清等管总干的日常工作，自己腾出时间来多考虑军队建设的一些重大问题。当时肖华、赖传珠等凡遇重要的电报、文件，都送请罗荣桓审阅批示，至于工作中一般性的问题，就各自负责解决了。　　　　　　　　　　　　 －－－－－精简整编和组建领导机构　　新中国建立初期，罗荣桓的工作千头万绪，却都围绕着一个中心，这就是军队的现代化、正规化建设。　　军队建设首先碰到的一个问题是精简整编。一九四九年底，解放军已发展到五百五十万人，但是除了少量海、空军和特种兵外，绝大部分是步兵。部队一方面是数量太多，与和平建设时期不相适应；另一方面是单一陆军，现代化程度很低，与现代战争不相适应。因此，部队按中央要求既要精简一百五十万人，使总的数量不超过四百万，又要加强各军兵种的建设。总政和总干，在罗荣桓领导下，会同总参谋部，从一九五○年下半年开始，便通盘筹划和领导了部队整编和调配干部组建军兵种的重任。　　为了能顺利而妥善地搞好整编复员，罗荣桓请肖华等首先组织总政机关对部队进行了调查研究。在调查中，了解到有些战士不愿复员，发牢骚说：“打仗的时候用得着我们，和平了就不要我们了。”有些老弱病残的人担心回到农村生活没有保障……但是有一些干部又认为全国解放了，该“刀枪入库，马放南山”，准备解甲归田，过上“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安定生活。　　针对这些情况，罗荣桓让总政机关起草了《关于部队整编复员的政治指示》，要求各级领导机关首先要做深入的思想动员，使指战员懂得，紧缩部队编制是为了减轻人民负担，克服当前的财政困难，有利于国民经济的根本好转。同时也是为了从根本上加强军队的建设。《指示》号召广大指战员，留在部队的要做保卫祖国的好战士，转到地方的要做模范公民，在生产建设中起带头作用。　　《指示》还要求在加强思想教育的同时，各级领导一定要采取对指战员对国家负责到底的态度，对每一个人都要慎重地做出适当安排，做到留的安心，走的满意，各得其所，决不能推出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