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荣桓传-8

罗荣桓仔细研究了敌人这种阴谋，在一次干部大会上作了题为《反对敌人“五次治强运动”②〔“东亚新国民运动”》③的报告〔即第五次治安强化运动。罗荣桓在此文中也概括了敌人在“第四次治安强化运动”中的谋略〕〔见《解放日报》延安版一九四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罗荣桓认为，日本侵略者这种政治进攻对抗日根据地的危害，并不亚于军事进攻。因此，要象对待军事进攻那样，认真对待敌人的政治进攻。　　罗荣桓强调，“要针对敌人五次“治强运动”和“新国民运动”的内容与形式，揭破敌人的一切欺骗宣传阴谋。这个报告整理成文发表后，从思想上武装了根据地军民。中共中央把这个报告提纲转发给全国各个战略区并在延安《解放日报》上转载。　　为了进行政治进攻，日军在济南建立了各种名为“公馆”的特务机关，并在根据地周围建立派出机构，专门对八路军进行侦察、破坏活动。罗荣桓对敌人的这些阴谋活动，一直保持着高度的警惕。　　当时有一个名叫水野清的日本人，在鲁中的边沿区活动。他自称是日本共产党员，极力与八路军联系。一次他送来了敌人将要“扫荡”的消息，随后又提供了一些情报。事后证实，这些情报都是真的。在敌人“扫荡”时，他还掩护了八路军个别失散人员，营救了几个被俘人员。他学着说中国话。嘴上常常挂着一些进步名词，甚至对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也极口称赞。只不过，他觉得共产党、八路军的办法“太硬”了，群众很难接受。水野清和边沿区许多老百姓甚至一些干部，渐渐地混熟了。他常给老百姓看看病，舍点药，不少人都认为他是日本的进步人士。他还向八路军提议，在边沿地区设立一个“实验区”。他可以向日方交涉，实验区里不驻日伪军，也要求八路军不要去，完全用“中国人办中国事”，开医院，办学校，以做到中日人民真正“合作一体”、“共存共荣”。据他说，这种“实验区”如果推广到全华北和全国，那么中国问题便解决了。后来，这个水野清说日本宪兵因他“通共”要逮捕他，就跑到根据地来了。　　罗荣桓早就注意了这个奇特的人物。他以一个普通干部的身份，在敌工部的干部陪同下，亲自和水野清谈了一次话。他察颜观色，详细地询问了水野清的身世和来历，从谈话中发现了许多疑点。他指示敌工部，一面给水野清工作，一面要仔细考察，从多方面了解他的情况，不久，济南的白伪报纸上痛骂水野清“叛国”。后来，活动在边沿区的武工队，又得到一封日文写的密信，是济南日本军部写给水野清的。叫水野清安心在八路军工作，说他的薪水照发，家属得到很好的照顾。罗荣桓仔细分析了这些扑朔迷离的情况，认为，敌人在报上报道，是想让我们信任水野清这个人。后来，故意将“密信”落入我们手中，似乎是想借我们之手杀掉水野清，其实是想让我们认为是敌人的反间计，从而继续信任水野清。这只不过变换了一种手法。　　罗荣桓随即了解到，水野清要办的那种“实验区”，在各地均有发现。这是在北平的一批日本的政治谋略官策划的一种政治阴谋。他们笼络了一些中国青年，搞了一个“中国革新同志会”，鼓吹用“和平”、“革新”的道路，“打开中国事变之僵局”，“建立独立民主的新中国”。这个组织得到日本军方的津贴。这实际上是日本侵略者在军事进攻受挫之后发动的一种政治进攻。罗荣桓指示有关部门，向延安和各地发出电报和信件，并通过党在济南的地下工作者了解水野清的面目，终于证实了他是日本特务机关的一个间谍。他曾经打进友邻国家的共产党，进行过破坏活动，使用过许多名字，水野清是他最后一个化名。在大量的证据面前，这个狡猾的特务不得不认罪伏法。　　罗荣桓认为，对付敌人的“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最好办法是贯彻中央指出的“政治攻势为主，游击战为辅”的原则。他在《分散性游击战争与对敌政治攻势问题》中指出：“我们的斗争一方是公开（在根据地，在部队中）、一方是隐蔽（在敌占区，在群众中），一方是流血、一方是和平，一方是打、一方是拉，要善于在各方面都采取不同的斗争方式。”他认为，一定要把政治攻势和军事活动结合起来。他说：分散性的游击战争本身就是以政治攻势为主。如果我们很机械地把军事活动与政治攻势分离对立，那就错了。　　根据罗荣桓这一系列指示，各地利用敌占区的士绅、商人、伪军家属等关系，以夜间喊话、散发宣传品等方式，对伪军、伪组织人员展开有力的政治攻势。　　当时山东各地普遍采用了点“红黑点”、记“善恶录”的办法争取伪军。伪军人员中谁做了一件对人民有利的事，就给他记个红点，谁做了坏事，就给记个黑点，并把这些事登记起来。记红点可以赎罪，记黑点要受到惩罚。在喊话时，先将这种办法通知伪军，然后不断公布记录的结果。对不接受警告的，则坚决给予打击、镇压。各区还利用伪军家属争取和瓦解伪军。一九四三年以后，各地都进行了伪军家属登记，经常召集伪军家属开座谈会，通过他们了解伪军内部的情况，讲解八路军宽待俘虏的政策，宣传抗战形势，要求他们劝说伪军改邪归正。这就是当时开展的“唤子索夫运动”。各地还向伪军进行了“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宣传，要他们不要忘记自己是中国人，要给自己留条后路。在这一基础上，在伪军伪组织内部物色对象，与其交朋友乃至将其发展为革命的两面派，不要求他们轻易反正，以便在敌人内部积蓄力量，或让他们组织表面应付敌人，实际为共产党、八路军服务的两面政权。对于一般伪军人员，民主政府颁发了宽待回家伪军的条例，订出了奖励伪军携带武器归来的办法，成立了接待回归伪军的招待所，大量印刷、颁发了伪军“归来通行证”。经过以上工作，一九四三年山东共瓦解伪军七千余名，在伪军内部建立了一千多个秘密关系，长期隐蔽，以待时机。　　随着日军反战、厌战情绪的增长，各战略区还加强了对日军的争取、瓦解工作。进行这一工作的重要力量是在山东的“日本解放联盟”和“朝鲜独立同盟”的成员。日本解放联盟由被俘后经过教育提高了觉悟的前日本军人所组成。那时山东各区有一大批日本反战和朝鲜反日战友。他们有些人还到过延安，经过学习又回到山东工作。他们经常向敌人喊话，或利用敌人的电话线路与敌人通话，有时到边沿游击区作“现身宣传”，讲我们的政策，揭露敌人的谣言；有时深入到敌占区写标语、发传单、画漫画。每逢日本人的一些传统节日（如樱花节），他们还给日军的据点送宣传品、慰问袋，以促进日军思家厌战。有一些日本战友在反“扫荡”中还拿起武器，与敌奋战，被称为“日本八路”。有一位叫桥本的，梁必业等从湖西押运回印刷机时，把他带回师部，过铁路被打散，过路后又只身找回部队，以后当了师部的刺杀教员。还有一位叫金野博的，在一次敌人的突然袭击中被捕。敌人审问时，无论怎样毒打，都不屈服，最后英勇就义。　　　　 －－－－－－－翻边战术　　粉碎敌人对根据地的蚕食和“扫荡”，这是在敌后分散性游击战争环境中反复出现的现象。如同“围剿”和反“围剿”的长期反复是十年内战的特点一样，“扫荡”和反“扫荡”、蚕食和反蚕食的长期反复，便是敌后游击战的特点。对此，罗荣桓由山西东进之前就作好了思想准备。他反复研读《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其目的就是用以指导敌后的军事斗争。但是，他并没有机械搬用，而是根据山东敌后的具体条件，提出了“敌打到我这里来，我打到敌那里去”的翻边战术。　　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提出，在十年内战中，当国民党用“分进合击”的办法对苏区实行“围剿”时，红军一般是在根据地内与敌人周旋，选择有利地形，采用运动战，集中优势兵力歼灭敌人之一路，以打破“围剿”。但是，到了抗战时期，情况变了。罗荣桓认为，由于敌后根据地地域狭小，缺乏回旋余地，如果仍然照搬内战时打运动战的方法，就难于突破敌人的包围。因此，必须采用“翻边战术”，即把主力部队，不是设置在根据地的腹部，而是部署在靠近一路敌人的根据地的边沿地区。当敌人“扫荡”时，不是“敌进我退”“诱敌深入”；而是“敌进我进”，即在弄清敌人特别是当面之敌的动向后，趁敌人的包围圈尚未紧缩，尚有较大空隙时，选择敌之弱点，由根据地经边沿游击区，“翻”到敌人后方去，打乱敌人部署，粉碎敌之“扫荡”。他认为，由于敌人是异民族侵略者，在政治上处于劣势地位，即使在敌占区也是十分孤立的。加之其兵力稀少，后方空虚，我军在敌占区仍可得到群众的支持而取得行动的自由权。①〔参看罗荣桓：《反对敌人“五次治强运动”与新国民运动》〕　　在坚持边沿游击区的斗争中，组织小部队和民兵渗入敌占区，袭击敌人后方，打击敌伪政权，以牵制敌人对根据地的蚕食，也是翻边战术的组成部分。　　罗荣桓正式提出“翻边战术”这一名词，是在一九四二年。但是在过去的反“扫荡”中，他曾多次运用过这种战术思想。一九四○年鲁南反“扫荡”和一九四一年的留田突围都是成功的范例。翻边战术就是这些成功经验的总结。　　罗荣桓亲自部署一一五师教二旅，于一九四二年十一月三日在滨海根据地南部海陵地区发起的反蚕食战役和一九四三年一月发起的攻克郯城战役，都是运用翻边战术的范例。　　一九四二年九月，秋收尚未结束，罗荣桓看到情报部门送来的一份日军作战计划，说日伪军将集中强大兵力“扫荡”滨海根据地。种种迹象表明，这次“扫荡”，来势比一九四一年那一次还要大。这时，山东党政军领导机关都驻在滨海地区，显然是敌人很重视的目标。山东分局和山东军政委员会相继发出了准备反“扫荡”的紧急指示。　　敌人将要“扫荡”滨海的风声越来越紧，老百姓在忙着坚壁清野，准备疏散，有些干部建议，党政军机关应迅速从滨海地区转移。　　罗荣桓在敌情紧张时，总是异常沉着冷静。他不赞成不弄清敌人动向便仓促转移。他再一次看着地图，反复思考着从各地送来的情报。如果敌人决定合围滨海，四面的敌情必定有异常变化。可是在滨海区北面的潍坊和南面的连云港，并未发现敌人异常的动向。罗荣桓怀疑，所谓敌人将要“扫荡”滨海，可能是敌人施放的烟幕弹。他主张先不要急于转移，待看清楚敌人的动向以后再行动。　　十月底，山东军区①〔一九四二年八月，山东纵队改编为山东军区，归第一一五师领导〕、省战工会及抗大等单位，却匆忙从滨海地区向鲁中地区转移。但是，果不出罗荣桓所料，敌人那个“扫荡”滨海的作战计划是通过特务机关抛出来的假情报。敌人的重兵正云集鲁中地区，等待着滨海区的八路军往那里跳。敌人得悉山东军区等机关已到鲁中后，纠集临沂、蒙阴、沂水等地兵力约一万余人，分十二路以沂蒙地区北部为中心进行“扫荡”，企图合围山东军区等机关部队。十月二十七日，合围南墙峪，未逞。十一月二日拂晓前，又在沂水以北的对崮峪合围，八路军指战员与敌人激战竟日，毙伤敌人六百多人，八路军伤亡三百余人，省战工会秘书长李竹如等英勇牺牲，山东军区政委黎玉等突围时负伤。　　罗荣桓对部队遭受的损失十分痛心。但敌人的疯狂和狡诈又使他格外冷静。他反复考虑，应打到敌人那里去，搅乱敌人后方，迫使“扫荡”的敌人撤出根据地，以掌握反“扫荡”的主动权。这就是他提倡的“翻边战术”。在这个思想指导下，罗荣桓决定派主力南下，用“翻边战术”以打开滨海区南部的局面，并且配合山东其他地区的反“扫荡”斗争。　　海陵在滨海根据地的东南端，是在赣榆、海州、郯城三县之间建立的新县，那里有一座马陵山，故取名“海陵”。该区南临陇海路，东接赣榆，是山东与华中根据地联系的要地。当时，在这一带活动的伪军头子，就是在湖西肃托中血债累累，以后投敌叛变的王凤鸣。他改名为杨步仁，当了伪军的别动队队长，驻在连云港一带。他不但在军事上蚕食进攻根据地，而且施展毒辣的政治阴谋瓦解八路军。在第一一五师政治部当过协理员的罗保成等少数败类就被他拉了过去。杨步仁配合日军，极力蚕食滨海根据地的东南部，向北一直到了大兴镇和欢墩埠，距第一一五师师部长期驻过的蛟龙湾、朱范，只有一二十里，对滨海根据地的南部构成严重威胁。　　罗荣桓早就想除掉这个心腹之患。当敌人合围滨海区的风声日益加紧，滨海军民正在紧张地准备反“扫荡”的时候，罗荣桓亲自布置了海陵反蚕食战役。他要求教二旅向南直插到陇海铁路，然后十一拔除铁路以北，郯城、赣榆之间的伪军据点，他特别强调，部队动作不要平推，要从敌人中间突破，像一把尖刀，直插敌人的心脏。　　他要求在战役发动以前，要做好战前动员，让指战员人人明白什么是“翻边战术”，进行海陵战役对于根据地反“扫荡”的意义，以提高指战员战斗的自觉性。他还要求在战斗中开展打狗运动，狠狠打击杨步仁、罗保成这一类“癞皮狗”。　　按照罗荣桓的部署，教二旅等部指战员在战前动员中对“翻边战术”进行了热烈讨论，随后于一九四三年一月三日到八日连克敌伪据点十六处，把杨步仁一千二百多人的别动队打得七零八落，只剩下二百多人。当了伪别动队大队长的叛徒罗保成和伪大队长尹玉琢、李振东均被生俘。海陵六个区，原来被敌人蚕食得只剩下二个完整区，这次战役恢复了三个半区。　　海陵战役结束后，召开了祝捷和公审大会，枪毙了叛徒、汉奸罗保成。　　当教二旅等部进行海陵战役时，日伪军又在沭河两岸加紧进行蚕食，在临（沂）青（口）公路上的重要集镇醋大庄修碉堡，安上了据点，企图打通临青公路并修筑重沟（临沂东南）至郯城的堡垒封锁线，纵横分割滨海区南部。教二旅旅长曾国华、政委符竹庭写信给陈光、罗荣桓，建议拔除醋大庄据点并要求担负主攻任务。出乎曾、符预料，罗荣桓、陈光交给他们的任务却是绕到敌人屁股后面，攻打郯城，进一步“翻边”，以策应冀鲁边、清河区的反“扫荡”斗争。　　曾国华、符竹庭接受任务后，派人侦察了郯城敌情，发现郯城虽在敌人后方，但只驻有日军一个小队，伪军百人。只要出其不意，攻击定能奏效。　　一月十九日夜，战斗开始。八路军采用连续爆破，把敌人的炮楼一个一个送上了天。经一天激战，二十日夜，八路军攻入城内，全歼守敌。　　战斗结束后，曾国华、符竹庭等为了观察日军炮楼的结构和自己部队炸药的威力，便向炸坍的炮楼走去。这时突然从瓦砾堆中钻出一个蓬头垢面的日军。他跑到符竹庭面前，指指符胸前的望远镜，一面哇哩哇啦地说，一面竖起大姆指，看来他从符胸前的望远镜已看出是个当官的，于是用语言加手势表示了自己的钦佩。符竹庭见此情景感慨地说：“看来，鬼子现在也知道翻边战术的厉害了。”　　郯城战斗结束后，曾国华、符竹庭又乘胜打下郯城周围的马头镇等一八处敌伪据点。随日军到处进行经济掠夺的日本商人看到自己仓库的货物都变成了八路军的战利品，不禁惊呼：“在山东，再也没有保险的地方了。”蚕食沭河沿岸的敌人被迫全部撤退，敌人企图修筑两条堡垒封锁线的计划宣告破产。　　海陵、郯城战役，打乱了敌人在一九四二年冬季继续进行大“扫荡”的计划。随后，翻边战术陆续推广到山东各个根据地。在胶东，从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十二日起日军采用拉网战术，对根据地进行了二万多人的一次“扫荡”。开始，有的干部想安几个钉子，来撕破敌人的网。所谓钉子，就是在根据地内选择几处有利地形，进行坚固设防。罗荣桓及时指出，在我们现有的装备条件下，这样做会给敌人以集中攻击的目标，使我军失去机动灵活的主动性，而陷于单纯防御的被动地位。后来，胶东军民拆掉了修筑的工事，运用翻边战术，机动灵活地挫败了敌人的拉网合围。日军独立步兵第二十大队队长田副正信大佐，在叙述对胶东的拉网合围时承认：“在山岳地带内张网前进极为困难。由于包围网薄，容易被突破，特别是夜间曾有几次敌人突围出去，我军很难接触和捕捉共军。感到中共势力正在扩大，其根据地建设正在不断发展。”①〔日本防卫厅战史室：《华北治安战》（下册），天津市政协编绎组译，天津市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二年九月第一版，第二二五页〕　　在以后的山东抗日战场上，在坚持边沿游击区和开展敌占区的斗争中逐步贯彻了翻边战术的积极主动对敌斗争精神，使斗争一步一步推进到了敌人的心脏地区。　　　　　　－－－－－－三打甲子山　　一九四二年底，在海陵反蚕食和郯城战役之间，罗荣桓还抓紧时机，组织了甲子山战役。　　甲子山区位于日（照）莒（县）边界、日莒公路以南，象一个楔子一样伸入滨海区的中部地区。驻在这个地区的原是东北军第一一一师师，过去与八路军基本上友好相处。在蒋介石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期间，东北军内发生了明显的分化，进步力量与反动力量展开了尖锐的斗争。　　一九四○年九月，东北军第五十七军军长缪澂流与日军第二十一师团订立反共投降密约，该军爱国将领第一一一师师师长常恩多与第三三三旅旅长万毅（共产党员），率部发动了“九·二二”锄奸运动，控制了五十七军军部（缪澂流逃脱），发表了抗日锄奸通电。但是东北军中的顽固势力，在蒋介石支持下，不仅保护了缪澂流，而且加紧打击进步势力，同时指挥部队同八路军搞磨擦。一九四一年二月十七日，第一一一师师三三一旅旅长、坚持反共立场并同日伪有联系的孙焕彩等，趁师长常恩多患肺结核病重的时机，扣押了万毅。留在该师的其他共产党员，有的被迫撤离，有的被关押，有的被杀害。在孙焕彩等的控制下，第一一一师师对八路军滨海地区的部队不断搞磨擦。三月间，蒋介石给于学忠发来密电，要秘密处决万毅。但于学忠迟迟未予执行。七月间，蒋介石派来监斩万毅的特务到了五十七军。在这危急时刻，常恩多决心不让第一一一师师落入反动派手中。常由于病情垂危，乃与于学忠总部的少将主任秘书郭维城紧急磋商，委托他率第一一一师师部队大部于八月三日摆脱了国民党的统治。起事之前，郭秘密通知了在狱中的万毅，万逃出，到了山东分局驻地。　　八月四日凌晨，山东分局闻讯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对待“八·三”事变的政策。罗荣桓参加了这次会议，就这一事件的意义和应当采取的对策讲了话，指出，当前党的方针是“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我们对国民党军队决不是要去进行分化瓦解。但第一一一师师的事件是蒋介石分裂倒退政策所逼出来的。事变的性质是正义的、进步的，是和全国人民的抗战、团结、进步的要求一致的。我们必须予以支援。但这个师还是一支旧式的部队，事变缺乏群众基础，加上整个东北军中反动势力很大，必然要镇压和分化这个部队。因此在该部队可能出现混乱。我们应采取紧急措施，从各方面支持他们。他还提议派万毅和以前从这个部队撤出的地下党员王维平（王振乾）立即到第一一一师师去，同事变领导人一起掌握稳定队伍。根据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罗荣桓还提出，“八·三”事变领导人最好把沿用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事变时提出的“八大主张”①〔这八大主张是：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二、停止一切内战。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四、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五、开放民众爱国运动。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七、确实遵行总理遗嘱。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改为使用“团结抗战”的口号，要万毅去同事变领导人商量。　　事变的发展正如罗荣桓所预料，由于仓促发动，反动派从沉重一击中苏醒后，立即对进步力量进行猖狂反扑。孙焕彩纠集一部分部队抢占了甲子山区。第一一一师师被迫转至根据地休整。常恩多师长在转移途中病逝。　　面对这一形势，罗荣桓与朱瑞、黎玉、陈光等共同研究，决定调部队协助第一一一师进步力量，在八月中旬发起了讨伐叛军孙焕彩的战役，收复了甲子山区。第一一一师师继续使用原番号。经官兵代表民主选举，万毅担任了师长，郭维城任副师长兼政治部主任，王维平任副主任。一一五师和抗大一分校还抽调了一批优秀的政工干部和模范战士支援一一一师，充实连队，加强机关。罗荣桓亲自到这个部队向广大官兵作时事报告，讲了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使大家眼界开阔，精神振奋，稳定了情绪，提高了觉悟。　　一九四二年十月，逃到日莒公路以北的孙焕彩又举兵侵占了甲子山区。山东军区曾帮助第一一一师进行第二次甲子山讨叛战役，后来因为日伪军进行冬季“扫荡”而停止。孙焕彩控制着甲子山以南的石场、祉坊、刘家东山一带，对八路军大搞磨擦，成为滨海根据地的心腹之患。在罗荣桓的建议下，山东分局和山东军政委员会决定集中优势兵力，于十二月中旬支援第一一一师，发起第三次甲子山讨叛战役。参战部队主要有刚从苏北调回的教五旅、教二旅第六团，山东军区第二旅第五团和第六团、滨海军分区独立团等单位。　　罗荣桓到教五旅，看望了刚刚归还建制的指战员，并向大家作了战斗动员。他说：夺回甲子山，对支援第一一一师，巩固和扩大滨海根据地，有重大意义。他用手指着甲子山方向说：“你们要把孙焕彩这个钉子拔掉，在那里安家！”　　十二月一七日，陈光到前线指挥这次战斗。经过察看地形和侦察，他决定采用中心开花的战术。以教五旅从东面绕过朱芦和刘家东山攻占孙焕彩师部驻地石场；以教二旅第六团，山东军区第二旅第五团和第六团从西面攻占祉坊；以第一一一师迂回占领甲子山制高点。乘夜暗各路隐蔽进入攻击阵地，待第一一一师占领甲子山后打信号弹，各路一齐攻击，一举占领石场后，再乘乱歼灭孙焕彩部。　　一八日晚，部队按部署展开。开始一切都很顺利，第一一一师打了信号弹后，西线部队占领了祉坊，但东线却出了岔子，被向导带错了路，不是北上石场而是南下到了朱芦。待到发现这一错误，天已经亮了，再返过去攻石场，要经过孙焕彩的刘家东山阵地。陈光命令强攻刘家东山。敌人凭借用石条修筑的坚固碉堡，用密集的火力进行顽抗。教五旅伤亡很大，进攻未能奏效。正在师部参加生产节约大会的罗荣桓，听说战斗打得不顺利，心如火烧。他带上一个骑兵排，马不停蹄赶到前线，一直来到距敌人只有五百米的指挥所里，主持指挥员们开会，研究下一步的打法。朱瑞、陈光都参加了会议。大家分析了敌情，研究了初战不利的教训，纠正了不愿继续打下去和只顾死打硬拼这两种倾向，决定改进战术，继续打下去。山东纵队二旅用炸药包摧毁敌人的坚固工事，收到显著效果。在八路军强大攻势下，孙焕彩支持不住，率残部仓皇逃跑，甲子山区终于为八路军收复。　　海陵、郯城和甲子山战役，打开了滨海区的新局面，在南面把敌人赶到陇海路上，在北面开辟了向日（照）莒（县）公路以北发展的通道。　第十四章　一元化领导的历史重任　　　　　　　　　 －－－－－抱病受命　　甲子山这块心病终于除掉了。但是，罗荣桓却因操劳过度，身患重病。原先罗荣桓就有很重的痔疮，由于经常便血，有时甚至大量出血，身体渐渐虚弱。医生一再劝告他注意休息，但是在紧张的战斗生活中，哪里闲得住。他从师部赶到甲子山前线的那天，快马加鞭跑了大半天，路上没顾上吃饭、喝水，到了前线又夜以继日地参加指挥战斗。打下甲子山回到师部，接着开会总结，一连十几天，没有得到很好的休息。罗荣桓觉得腰酸腿痛，以为是疲劳的缘故，一开始没有在意。　　有一天晚上，罗荣桓从屋里出来解手，林月琴替他打着手电筒。那天大雪刚过，她突然发现雪地上一片红色。林月琴赶忙去请医生。医生拿来瓶子，让他留一些尿。尿的颜色仍然是红的，过了一会还可以看到血块。卫生部的领导人谷广善等都闻讯赶来，劝罗荣桓卧床休息，停止吃辣椒，服用叫“大健凰”的消炎药片。在缺医少药的敌后，这就是最好的药了。　　服药、停吃辣椒，罗荣桓都做到了，只是卧床休息却难以照办，因为他还要出席总结甲子山战斗的会议。他安慰大家说：“我的病不要紧，只是腰有些疼，过两三天就会好的。”可是，几个两三天过去了，罗荣桓仍然天天尿血，一直持续了一个多月。他的脸色焦黄，人也消瘦了。透过眼镜片，可以看到他的眼窝已经凹陷了下去，但是他依然那样安详、镇定。每天，照常批阅文电，凡是需要他参加的会议，他总是坚持参加。在行军转移时，罗荣桓体力不支，不得不听从同志们的劝告上了担架。有一天，他和担架班的战士拉起家常，当他听说抬担架的都是从老六团（即六八六团）来的，有的还是红军战士时，马上挣扎着起来，非要从担架上下来不可。他对大家说：“你们都是部队的骨干，可以以一当十，你们几个人就等于一个连的战斗力，你们赶快回去参加战斗，我还是骑马。”他强撑着骑上马，坚持到达目的地。　　一九四三年一月间，他抱病写成《坚持我们的边沿游击区》。文章开头就说：“接近胜利的难关、拂晓前的黑暗，是要我们用最大努力才能渡过和克服的。”这段话，既是对在山东工作的广大干部和指战员的激励，也是他的自勉。他打算忍受病痛，尽力坚持下去。但是，他的病却越来越严重了。朱瑞、陈光、肖华等商量后，便发电报向中共中央报告了他的病情。　　这时，中共中央正准备让罗荣桓担负山东根据地党政军民一元化领导的重任。此事酝酿已久。刘少奇返回延安向中共中央报告了山东情况后，中央即决定调整山东的领导班子。毛泽东曾就此征求了在延安的杨勇等山东干部的意见，并与在太行的彭德怀进行了反复磋商。　　罗荣桓得知中央这一打算时，病情已很严重。他担心自己不能胜任，于三月十一日致电中央，要求准许他休养半年。但中央决心已定。十二日，毛泽东、朱德复电：“你的病如果还不是很严重，暂时很难休息。”同时，根据中共中央《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的关系的决定》的精神，决定在山东抗日根据地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成立新的山东军区，任命罗荣桓为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第一一五师政治委员兼代师长。从此，在山东建立了统一的军事领导中心，解决了武装部队统一指挥的问题。在敌后，主要任务是军事斗争。军事领导统一了，山东的局面也随之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实践是检验一个干部的试金石。罗荣桓在山东四年多来的工作，充分证明了他贯彻执行中央路线方针政策的坚定性，也充分表现了他的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和善于团结干部的优良作风。因此，中央军委和集总几经考虑和商讨后，决定在山东的军事指挥上，委罗荣桓以统一领导的重任。前一一五师代师长陈光奉命赴延安参加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临行前，他曾经诚恳、坦率地对身边工作的战友们说：“几年来的实践证明，罗荣桓同志是正确的，希望你们今后在他的领导下，搞好团结，好好工作。”此时罗荣桓自然不能再提休养的事，他忍受着病痛，挑起了重担。工作千头万绪，而当务之急是搞好精兵简政。　　早在一九四二年，山东八路军各部队即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两次进行精兵简政。然而由于存在两个指挥系统，精简并不彻底。因此，在实行了一元化领导之后又进行了第三次比较彻底的精简。精简整编的中心，主要是解决以主力部队地方化为重点的统一军事领导问题。　　三月八日，召开了军区机关干部大会，进行关于精简机构和统一领导的动员。随后，原山东军区（山纵）与第一一五师的各直属机关即实行合并，改为新的山东军区。以现在分局机关为基础，成立分局委员办公厅，同司令部合并为一个行政管理单位。朱瑞、罗荣桓、黎玉等领导人均在一起办公。　　主力部队全部地方化后，新的山东军区辖鲁南、鲁中、胶东、清河、冀鲁边、滨海六个军区，各军区共辖十六个军分区，十三个兵员充实、领导坚强的主力团，分属各军区（滨海：第四团、六团、十三团；鲁中：第一团、二团、四团；胶东：第十三团、十四团、十六团；鲁南：第三团、五团；清河：直属团；山东军区直辖特务团）。其余部队分别编为军分区、县、区地方武装。　　罗荣桓等按照新老干部相结合的原则，经过慎重考虑，提出了各区主要领导干部配备的名单。三月十一日，经中央书记处复电批准，以后在四至九月又作了调整。　　山东军区各区主要领导干部是：　　胶东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区党委书记兼政委林浩；冀鲁边军区司令员黄骅，区党委书记兼政委王卓如；清河军区司令员杨国夫，区党委书记兼政委景晓村；鲁中军区司令员王建安，区党委书记兼政委罗舜初；鲁南军区司令员张光中，区党委书记兼政委王麓水；滨海军区司令员陈士榘，区党委书记兼政委符竹庭。　　在使用干部上，罗荣桓历来主张搞五湖四海，坚持任人唯贤。他对拉山头、搞宗派深恶痛绝。他对干部一视同仁，不分亲疏。他胸怀宽广，不仅能团结和自己意见相同的人，而且能团结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他经常讲：干革命团结的人越多越好，不能搞一朝天子一朝臣。在一次会议上，他很透彻地谈到这个问题。他说：“如果因为个人的熟悉不熟悉，决定使用与不使用，领导者就不会使用大量的干部，容纳大量的干部，只是在熟人的小集团中去打圈子，领导者要变动工作就想到把熟人也来一个搬家，必然会造成个人的干部政策倾向。”他还说：如果以合乎个人口味来说，那么能够使用的干部就少得可怜了，甚至可能用些庸俗的吹牛拍马钻营的角色了①〔罗荣桓：《在山东军区军事工作会议上的报告》〕。　　在这次精简整编中，罗荣桓十分注意使新老干部、主力军与地方军之间的干部互相交流、加强团结。他认为，红军干部经过长期锻炼，十分可贵，但数量很少。而本地生长起来的干部，与当地人民群众有着极为密切的血肉联系，熟悉本地斗争的历史状况，在群众中享有一定的威望。所以在整编中，罗荣桓安排了大批本地干部做领导工作。如林浩、景晓村、张光中等都是各区的领导人。在红军干部中，罗荣桓对红一、二、四方面军的干部也一视同仁。各军区负责人中一、二、四方面军的干部都有。罗荣桓充分信赖这些干部，并在实际工作中充分发挥了他们的作用。　　在这次整编中，旅缩编为团，一部分团缩编为营，一部分营缩编为连……多余出许多干部。对这批干部，罗荣桓除将老弱病残交地方妥善安置外，对骨干均予保留。有很多干部被降级使用，去充实基层，有的班排长去当战士，使基层干部质量和部队的战斗力都有了很大的提高。罗荣桓说：“这样做，干部可能有点思想问题，总认为没有犯错误，为什么降级使用？我们应该帮助他们正确认识这个问题。”罗荣桓亲自找梁兴初、罗华生、曾国华几位由旅级降为团级的干部谈话，要他们从当时斗争的需要出发，从部队的长远发展来看问题。虽然他们当时对此理解并不深，但出于对罗荣桓的信任和爱戴，都愉快地接受了新的任命。直到日本投降以后，以这些保留下来的骨干为酵母，山东一下子就拉起了八个师，这些干部回过头来才认识到罗荣桓在精简整编中保留骨干的深远意义。　　在整编中，新的山东军区还把抗大第一分校和第一一五师教导大队合编为教导团，由袁仲贤（后为曾国华）任团长，梁必业任政治委员。在胶东的抗大支校改编为教导第二团。　　教导团共办三期，第三期下设三个大队。原训练连排干部的大队编为第一大队；将原分校中知识分子学员分配到部队，把部队中有实战经验而文化水平较低的老战士、班长调进教导团，编为第二大队，亦称文化大队，着重进行文化训练；招收初中毕业生入伍，编为第三大队，亦称特科大队，准备培养工兵、炮兵等特种兵。这个大队的学员后来到了东北，很多人成为各军兵种的骨干。解放军空军部队中的林虎、徐登昆、张积慧等英雄人物均出自这个大队。　　罗荣桓要求，教导团不仅要搞训练，而且要参加实战，要把从军训、实战、作风养成到健全生活制度都当作培养干部的环节。　　罗荣桓在整编中重点建设教导团并着手培养特种兵人才，同样是着眼于战后的具有深远意义的措施。　　此外，山东军区在整编中，还抽调了大批部队干部到地方武装工作，以加强对地方武装的领导与建设。　　实行主力部队地方化，加强了一元化领导，增强了部队之间、军队与地方之间的团结，减少了领导层次，精简了机关，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对于转变山东的斗争形势有很大作用。同时，主力部队地方化后，与人民关系密切了，更容易发展壮大。实践证明，这是一条在游击战争中发展军事力量的正确途径，为以后部队的大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淮南之行　　三个月过去了，罗荣桓继续尿血。他究竟得的是什么病，由于敌后医疗条件差，仍做不出明确诊断。新四军代军长陈毅知道罗荣桓病了，拍电报给中共中央，建议让罗荣桓来新四军治病。他说，新四军里有位奥地利的泌尿科专家，名叫罗生特，医术很高明。于是，经集总、军委批准，罗荣桓决定到华中新四军去治病。　　四月间，罗荣桓在原一一五师的卫生部长谷广善和林月琴等陪同下，从滨海驻地出发，越过陇海路，经过苏北的淮海区、盐阜区到淮北区，然后渡过洪泽湖，于五月二十八日到达驻在淮南区盱眙县东南黄花塘的新四军军部。　　陈毅代军长立即风尘仆仆从前线赶回来。当天晚上，他请罗荣桓和林月琴吃了一顿小笼汤包。五月三十一日，新四军军部召开了欢迎会，晚间演了戏。由于军务缠身，陈毅把罗荣桓治病的事安排好后，又返回前线。　　这次罗荣桓来新四军，一路上还见到了黄克诚、彭雪枫、赖传珠、张爱萍、钟伟、王东保等老战友。罗荣桓同他们一起回忆往事，缅怀先烈，往往兴奋得忘记了自己的病痛。但大家看到他憔悴的病容，又不忍心过于打扰他，妨碍他的休息。　　罗荣桓到达后，罗生特便对他进行全面的身体检查。为了弄清楚是膀胱还是肾脏出血，需要作一次膀胱镜检查。当时没有麻醉剂，做这样的检查是非常痛苦的。罗生特面有难色。　　罗荣桓象是猜透了他的心思，对站在一边的翻译说：“请转告罗生特大夫，我是专程来请他治病的，他要怎么检查、治疗，就放心大胆地进行吧。”当翻译转告罗生特后，罗生特立即高兴地点了点头，然后用膀胱镜给罗荣桓进行检查。　　当时的膀胱镜是金属制作的，检查时尿道内壁不可避免地会被擦破，当用稀释的硝酸银溶液冲洗膀胱时，刺激擦破的伤口，便会钻心地疼痛。可是，罗荣桓却以坚强的意志，忍住剧痛，不吭一声。他还用坚定的目光来宽慰和鼓励身旁的医护人员，仿佛告诉人们：不要替他担忧，他是能够挺得住的。其实，在场的人员从他额头上渗出的豆大的汗珠，以及整个身躯发出阵阵轻微的痉挛中，早已看出他在忍受着巨大的痛苦。罗生特和在场的人员无不为之感动。罗生特一面细心地操作，尽量减轻罗荣桓的痛苦，一面不住地用不熟练的中国话叨咕：“马上就好，马上就好。”　　检查结果，膀胱本身并无病变。于是罗生特又给罗荣桓作了靛胭紫的静脉注射，以检查肾功能。结果查明了罗荣桓左右两侧的肾脏都有病变。但这种病变究竟是肾肿瘤还是多囊肾，由于当时没有X光机，无法再作进一步检查，罗生特大夫只好决定暂且进行保守治疗。　　为了让他能够安静地休养，新四军的领导特意把他安排在一个环境幽静的地方。在一片水稻田和芦苇丛中，是几间桑竹掩映的新茅屋。在这里听不到枪炮声，听到的是鹊噪蝉鸣、蛙声一片。可是，罗荣桓却一心牵挂着山东战局，他无心静养，六月二十日便踏上归程。　　在路上，罗荣桓对守护在担架旁的林月琴说：“我要订一个五年计划，争取再活五年，打败日寇，死也瞑目了。”林月琴抑制着自己的焦虑心情，安慰他说：“你的计划一定能够实现，将来革命胜利了，就有条件把病治好了。”“是吗？”罗荣桓微微一笑，没有再说什么。　　秋后，陈毅又专门派在北京协和医学院毕业的专家黄农（后改名王雨田），陪同罗生特到山东为罗荣桓治病。　　罗生特身材高大，性格开朗活泼。在新四军时，常同性格同样十分豪爽的陈毅、彭雪枫拊掌而谈，有时还拍拍肩膀，开几句玩笑。罗生特认识罗荣桓后，发现他的性格同陈、彭完全不同。他沉静含蓄，但又十分平易近人。罗生特同他交谈时，他往往是听得多，说得少，而每次说话又都是言简意赅。　　罗生特还喜欢了解一些中国革命将领的经历。到山东后，他对罗荣桓进行“采访”，然而不管他怎样动员，罗荣桓还是很少谈自己的过去。　　有一次，罗生特听梁兴初说，罗荣桓曾在“湖西事件”中救过他的命。罗生特颇感兴趣，去问罗荣桓，可罗荣桓只是淡淡一笑，说一声“这都是应该做的”便完事。　　罗生特知道罗荣桓爱吃辣椒，有一次使用蹩脚的中国话问罗荣桓：“听说你们湖南人爱吃辣椒，连吃西瓜都要放辣椒，是这样吗？”他的话把罗荣桓也逗笑了。然而，他坚决反对罗荣桓吃辣椒，说：“你这个湖南人碰上我，可就遭罪了。”　　罗荣桓夫妇经常留他在家吃饭，相处如同一家人。他同罗荣桓的孩子东进混得很熟，东进称他为“大鼻子叔叔”。　　罗生特毕业于维也纳大学，在国内曾因参加反法西斯斗争而被捕，在狱中被法西斯暴徒打断了两根肋骨。来山东后，罗荣桓对他非常关心。前线缴获的炼乳、咖啡等罐头，罗荣桓都吩咐送给他吃。然而，限于条件，有时罗生特也得啃煎饼。常常寄养在老乡家中的罗东进吃惯了红高粱煎饼，称之为“嘎崩”。罗生特啃起煎饼来，也是津津有味，他还学着东进的话说：“这个嘎崩很香。”　　本来，罗生特大夫是专门给罗荣桓治病的，可是罗荣桓却任命他为山东军区卫生部顾问，并向卫生部的领导同志多次交代说：“你们有外科和妇科的疑难病人，都可以请罗生特大夫会诊，还可以请他给医务人员上课，要充分发挥他的作用。”　　在罗荣桓去淮南治病期间，山东分局召开了区党委书记扩大会议，由到北方局汇报工作的肖华传达了北方局的指示，由朱瑞作了《山东五年工作总结及今后任务》的报告。罗荣桓回山东后不久，八月间，朱瑞奉命回延安准备参加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九月间，罗荣桓担任山东分局书记。　　自罗荣桓主持分局和军区的领导工作后，山东根据地完全实现了党的一元化领导，军队和地方的一切工作，均在山东分局和山东军区的统一领导下，统一思想，统一指挥，统一行动。这时的山东分局，由罗荣桓、黎玉、肖华组成。到一九四四年下半年，又增加舒同为委员，担任分局的秘书长。他们四人组成的山东分局，形成了统一领导山东斗争的核心。黎玉在领导山东人民抗日武装起义、建立山东纵队和山东抗日根据地中，作出过卓越贡献，这时，他除了兼任山东军区副政委以外，主要是分管地方党政方面的工作。他积极支持罗荣桓并做了大量的工作。　　罗荣桓担任分局书记后，非常注意和讲究领导工作的艺术。一般性的工作，他总是放手要大家大胆地干。开始，有的干部事无巨细都向他请示，罗荣桓反复向他们说明，要他们放手大胆地去处理一些职权范围内的事情。他认为，这也是培养干部，提高干部独立工作能力的一种方式。他对有关方针政策问题，有关山东全局的问题，有关重大军事行动的问题，却抓紧不放，一抓到底。这一切，充分表现了一名战略指挥员和政治家的风度。　　罗荣桓还很善于做人的思想工作，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把党的方针、政策化为大家的实际行动。凡重大问题，别人有不同意见时，他从不独断专行，总是广泛听取意见，集体讨论决定。他历来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人们常常形容与他共事的几位领导干部是他的“三头六臂”。他自己也经常对人说：“我自己能有多大本事？还不是依靠大家的努力！”所以，一九四三年以后，山东党的领导，出现了空前的团结一致。大家心情很舒畅，共同为尽快地发动群众，建立共产党在各方面的优势，改善山东抗战的局面而奋斗。　　　－－－－－送于出鲁，阻李入鲁反共　　罗荣桓去淮南治病，所以不能久留而要赶回山东，很重要的原因是李仙洲入鲁，引起山东敌伪、国民党和共产党三方面的斗争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在波谲云诡的形势下，如何因势利导，以改善共产党、八路军在山东的地位，已成为刻不容缓的任务。　　李仙洲，黄埔军校第一期的学生，山东长清县人，是蒋介石嫡系中著名的山东籍将领。卢沟桥事变后，他曾率第二十一师到居庸关、八达岭一带对日军作战，后在忻县参加歼灭了日军板垣师团一部的“南怀化之战”，负了重伤。一九三八年一月，他任第九十二军军长。一九三九年秋，蒋介石密令他准备进入山东反共破坏抗战。他率部从湖北通城北进到达皖北阜阳一线。皖南事变后，蒋介石为了同新四军搞磨擦，又命令李暂停入鲁。一九四三年蒋介石在全国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时，一面阴谋策划进攻陕甘宁边区，一面命令李仙洲部即行入鲁，以增强山东的反共力量。　　李仙洲部入鲁之时，甲子山战役结束不久，八路军与于学忠部之间仍有芥蒂。于、李如果合流，国民党顽固派的力量将大为增强，而使八路军在三角斗争中处于不利的境地。另一方面，李部入鲁后，敌伪同国民党之间，于学忠和李仙洲之间，李、于和各地方实力派之间的矛盾也将急剧发展，山东的三角斗争将日益复杂和激化。一九四三年一月间，罗荣桓等致电北方局，具体分析了这一复杂的形势，认为必须利用有利时机，制定出正确的方针和政策，以争取山东局面有一个新的转变。他要求紧紧掌握对敌斗争这个主要矛盾，强调对国民党部队疏通团结，推动和争取李部入鲁抗战，共同对敌，并按照国民党部队对抗战与团结的不同态度，分别采取不同对策，充分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抓住有利的历史先机，开创山东抗战的新局面。　　一九四三年一月，李仙洲投石问路，先令其暂编第三十师师长路可贞率一个团北越陇海路，在砀山以北至微山湖之间建立了立足点。李仙洲看到路部站住了脚，乃于三四月间亲率主力过陇海路进入鲁西。同时通过当地投降派向敌人联络，企图取得敌人谅解。但日军为了加强对山东的控制，尤其是为了平息因李部入鲁在伪军中引起的不安，并不买李仙洲的帐。李部到达单县后，日军纠集了一千余人的兵力，配合汽车、坦克，向李部进攻，激战至黄昏，李部伤亡严重，连夜转移至微山湖西侧。八路军冀鲁豫军区的部队从侧翼袭扰日军，配合他们作战，为其负伤的官兵换药，并用担架送回原部队。《鲁西日报》还发表了社论，向与日军激战的九十二军表示慰问。但是，李仙洲却认为这是企图动摇他的军心，对八路军态度十分不友好。他又命令第一四二师师长刘春霖、副师长牛乐亭率三个团东越微山湖和津浦路以后，与刘桂堂部勾结，共同对付八路军。　　刘桂堂，放羊的出身，从小结识了一些土匪，十几岁便开始拦路抢劫，逐渐形成一股庞大的匪帮。由于他面如锅底，在土匪中又排行第七，便得了个“刘黑七”的绰号。抗战前他洗劫鲁南寺彦村，一次便杀人七百多。鲁南老乡家里，孩子如果哭闹，一说刘黑七来了，孩子顿时就不敢哭了。人们赌咒发誓时常说：“如果我说瞎话，今天就碰上刘黑七。”抗战前，他祸害山东，流窜于华北各地，他的队伍多次被消灭了，又多次拉起来。抗战初他投降日寇，跟随日军进攻胶东抗日根据地。一九三九年又宣布“反正”，蒋介石给了他一个第三十六师的番号。李仙洲入鲁，他得到了国民党嫡系部队的直接支持，便更加猖狂起来。　　刘春霖部进入鲁南后，打着“驱逐逆流，收复失地”的旗号，以当地投降派申从周部为先导，进攻并强占滕（县）峰（县）边地区和八路军抗日根据地中心的山亭、白彦、大炉等地，每到一地便摧毁民主政权，抢劫物资，烧毁房屋，还活埋民主政府的工作人员。他们扬言：要把八路军撵到老黄河以北去。　　在李仙洲的进犯面前，八路军只有起而自卫。阻止李仙洲部入鲁反共已成为当时军事斗争的重点。罗荣桓日夜密切注视着事态的发展，经常与分局和军区的其他领导人商议，决定先在群众中进行充分的思想动员与准备工作。山东分局、军区、省战工会、省参议会分别召开由工农商学兵各界参加的以反内战为主题的各种会议，号召全体军民，反击蒋介石派遣主力进入山东挑起反共内战的阴谋。　　三月二十六日，罗荣桓指示鲁南军区，要求在军事上采取自卫原则，坚持自己的阵地，坚决打击为虎作伥的刘桂堂、申从周的进攻，同时在政治上坚持与李部联络、疏通，推动他们抗日。　　在阻滞李部从南面入鲁的同时，罗荣桓也注视着北面于学忠的动向。不出所料，随着李仙洲入鲁，蒋介石同于学忠的矛盾便直接表现为李仙洲同于学忠的矛盾。李尚未入鲁时，便大挖于学忠的墙角，派人联络属于学忠管辖的山东各地方实力派，加委封官。于学忠本来对李部入鲁便心存疑惧，一见李如此动作，为保持自己在山东的地位，即以省主席牟中珩济的名义，将山东所有小股地方武装，统编为县和专署的保安队，使李无隙可乘；同时对向李频送秋波的驻滨海北面的保安第二师张步云部，以不听指挥为名，实施军事讨伐。　　于学忠的防地在沂、鲁山区和诸（城）日（照）莒（县）山区。沂山位于沂水县北，鲁山位于莱芜县东，两山峰峦连绵，山崮耸立，形势险要。西与泰山，南与蒙山相连，北抵胶济铁路，东达诸城、莒县、安邱，纵横数百里，构成山东中部最大的山区，是山东的屋脊。诸日莒山区，是滨海区北部的重要山区，北与沂山山区衔接，南与甲子山区相连，是沟通滨海区与胶东区联系的重要依托。　　这些山区，在抗战开始时，本来是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首先开辟的。可是，自一九三九年春季以来，先后为沈鸿烈、于学忠等部所占据。国民党的山东省政府和鲁苏战区总部都集中到这些地区。国民党顽固派把这些地区变成为他们反共反人民的重要阵地，而迫使八路军的根据地处于他们的外围。这些山区又严重威胁着鲁中与滨海地区，阻碍了两区与胶东区、清河区的联系。这些地区在国民党苛捐杂税的压榨下，民不聊生，有些地方变成了无人区。　　于部几年来在日军的军事打击与政治分化下，遭受了重大损失，部队减员，地区缩小，士气低落，处境甚为困难。而沈鸿烈系统的吴化文部在国民党反动派“曲线救国”的政策下于一九四三年一月间公开投敌，吴化文当了伪和平建国军第三方面军司令。该部盘踞于鲁山山区，在日军支持下极力向于部进攻。已拨归李仙洲建制的张步云部也进逼诸日莒山区，使于部处境更加险恶。　　自从一九三九年于部入鲁后，共产党和东北军一直保持着统一战线关系。当于遭到蒋介石、沈鸿烈的排挤时，共产党向其表示同情，并从各方面支持他们抵抗顽固派的压力，掩护他们与大后方联系的交通线，乃至供给他们给养，配合他们反“扫荡”等等。“八·三”事变及甲子山战斗以后，双方关系一度紧张。二月间，于部遭敌“扫荡”时，八路军曾予配合，允许于部退入八路军防地，于学忠因此对八路军态度转好。罗荣桓因势利导，派人疏通，三月间做到互派代表联系，四月间约定恢复电台联络。　　四月下旬，李仙洲部刘春霖师由鲁南继续向天宝山区进犯，妄图迅速东进，与于学忠会合，抢占沂蒙山。六月间，李部的第二梯队到达湖西，李部随即向冀鲁豫八路军展开进攻。　　在这种情况下，罗荣桓立即动身由淮南返回山东。　　六月间，蒋介石看到于李矛盾重重，难以合作，便以调整全国抗战态势为名，将苏鲁战区同苏鲁皖战区合并为第十战区，调于学忠出鲁整训，实际上是罢了他“苏鲁战区总司令”的官。同时，蒋介石要李仙洲入鲁接替于学忠，还升任李为第二十八集团军总司令兼苏豫皖第一路挺进总指挥，又把于学忠原在山东所辖的地方武装新三十六师（刘桂堂部，驻鲁南）、暂十二师（赵保原部、驻胶东）、保安二师（张步云部，驻滨海北部）都拨归李仙洲建制，以扩大李的势力。　　罗荣桓从华中回来后，得悉于学忠部即将西去，便将原在东北军工作过的一些干部请来共同分析形势，分析蒋于、于李矛盾，研究对策。他说：“国民党不信任东北军，所以要于、李换防。按常理，于应当等李来了再走，但是于学忠如果搞得漂亮一点，最好不等李来拍拍屁股就走，这对我们可就有利了。”大家完全同意罗荣桓的估计，认为：如果我军能把李仙洲顶住，再给于学忠提供便利条件，他完全可能先期出鲁。罗荣桓高兴地说：“好，如果于学忠真是这样走，我们就礼送出境。至于对李仙洲，则坚决顶住，决不能让他过来。”于是，一个顶李送于的对策迅速形成。　　七月四日，朱瑞、罗荣桓、黎玉、肖华报告中共中央、建议“对于部西开不加箝制，并在一定条件下给予便利。对李部东进、北上尽量迟滞其时间，并在自卫原则下，乘其伸入我根据地立脚未稳之际，予以歼灭一部之打击……对于部防区附近之地方部队，争取可能争取者，歼灭某些最坚决反共部分，为求控制鲁中山区及莒日诸间山区，并互相联络，以便继续向外围发展”。　　七月十五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复电山东分局并告北方局：“一、同意你们对付于学忠、李仙洲的方针。二、对友好者坚决团结之，对顽固（而）暂时尚未向我进攻者则设法中立之，对向我进攻者则坚决反击之。这就是你们应付各派国民党军队的原则。但一切磨擦仗均需将顽方攻我压我情形电告中央，以便通知国民党中央，杜断其借口及诬蔑。”　　几天后，李部还在鲁南徘徊时，于学忠果然不等李仙洲接防便开始撤离了。事前，于部与八路军已约定：于部撤离驻地时，以烟火为号，八路军即去接防。于部可在鲁中根据地之坦埠（位于沂水与蒙阴边界处）和旧寨（坦埠以西）两地，通过八路军的防区，于部通过时，八路军筹备粮草，予以欢送。　　但在这时却发生了一件不应有的事件。于部经过坦埠，旧寨附近时，有些士兵不愿西去。八路军有个连队看到他们装备好，弹药多，全是一色的“捷克式”步枪，就把他们留下来了。罗荣桓得知此事后，立即告诉鲁中军区，要严厉批评这个连队，并立刻将人、枪全部送还。同时要求各级领导干部提高政治和纪律观念，不要因小失大。他又发电报给各军区，指出：“东北军是中间势力，与我有西安事变前后之友好历史。我对于学忠部应取团结态度，决不能轻启衅端，即使顽固分子从中挑拨，我们也应加以忍让为妥。”由于各部队认真贯彻了这些要求，以后再也没有发生类似事件。于学忠部终于星夜冒雨通过津浦路西去。　　因于部撤走而空出来的沂鲁山区和诸日莒山区顷刻之间身价百倍。在这两块山区周围的伪军和顽固派，包括驻在鲁山以南的山东最大的一股伪军吴化文部，盘踞在诸城一带的已经公开投敌的伪军张步云部，诸日莒山区北部的安邱一带的伪军厉文礼部以及在厉之卵翼下的磨擦专家秦启荣的残部，还有原驻鲁南，后转至日（照）莒（县）公路以北的张里元部，对于这两个山区都垂涎三尺，妄图染指。　　为了赶在敌人前面占领于部退出之阵地，七月四日、十二日山东分局、军区命令鲁中区和滨海区的部队分别向沂鲁山区和诸日莒山区进行了大规模的进军。从七月中旬到八月上旬，同在日军支持下的张步云部、吴化文部和厉文礼部展开激烈战斗，基本控制了日（照）莒（县）公路以北的诸日莒山区，青（州）沂（水）路以东，安（邱）莒（县）边区和青沂路以西的北沂蒙地区等原东北军驻地。八路军在进攻厉文礼的据点时，还击毙了窝藏在那里的国民党山东别动纵队司令秦启荣。经过这一战役，新开辟的解放区面积达二千余平方公里。至此，山东境内已无国民党主力部队。各地方顽固派群魔无首，乱成一团。罗荣桓等抓住这一有利的历史先机，终于大大改善了八路军对敌斗争的地位。　　在已经控制了诸日莒山区和北沂蒙地区后，罗荣桓又把重点转向南面。　　七月二十六日，罗荣桓、黎玉作出在天宝山区或蒙山山区乃至鲁中区的腹地击退或歼灭李仙洲北犯部队的部署，要求慎重初战，要集中优势兵力寻求在运动中歼灭李部的机会。　　八月十三日至十八日，鲁南军区司令员张光中、政委王麓水，按照罗荣桓的指示，集中主力第三团、五团及地方武装一部，在天宝山地区刘春霖部的侧翼，纠缠扭打，进行反击。顽军虽然受到损失，但仍越过滋（阳）临（沂）路窜至费（县）北，又遭鲁中第二团的打击，只好退回滋临路南，盘踞在平邑以南的流峪、常庄一带。　　在此期间，津浦路西的冀鲁豫军区也开始反击李仙洲部的主力。九月，于曹县阻击进犯鲁西南根据地的李仙洲部，毙伤顽军二千余人，俘虏六千余人。　　李部反共失利，又遭到敌伪的“扫荡”，损失甚大。李部人鲁时有二万余人，到这时剩下不到八千人。李仙洲看到大势已去，北进无望，只得灰溜溜撤回皖北。其先头部队刘春霖部也于九月五日在邹县北过津浦路西去。　　当喜讯传来时，罗荣桓兴奋地说：“这就了却了我们多年来的心事。”他说：“这是山东军民的杰作。”在根据刘少奇的意图起草的《抗战四年山东我党工作总结与今后任务》中说：“既是历史先机，就是难得不常有的，当着历史先机已经出现，或许是很短的（一月甚至一周），但它能给予我们的，往往能使我们完成多年所不能完成的事业。”阻李入鲁从而占领了山东战略制高点，正是这样的事业。　－－－－－－有准备有计划的反“扫荡”　　罗荣桓认为，于、李离鲁，山东八路军取得发展后，必将引起敌人的极大注意。于是，在九月间，便开始部署反“扫荡”。这一年，河北、山西大旱，日本国内也是歉收，唯独山东是十年一遇的丰年。在部署反“扫荡”时，罗荣桓要求特别要注意防止敌人抢粮，要“快收、快打、快晒、快藏”，做到空舍清野。　　敌人的大“扫荡”首先在鲁中地区开始。十一月九日晚，日军在伪军吴化文部的配合下，纠集万余人，从蒙阴、新泰以东的土门、沂水同时出动，以北沂蒙地区的坡里、金星头（蒙阴东北）为中心，四面向八路军合围，企图歼灭八路军主力，侵占新解放之北沂蒙地区。　　八路军由于事先有了充分的准备，除留下小部分部队坚持内线支持群众斗争外，大部实行“翻边战术”，迅速撤离合击圈，转移到外线。敌人合围失败，便在根据地内大肆“清剿”。这时，留在内线的小部队配合外线部队积极打击敌人。鲁中第二分区第十一团八连的九十三名指战员，凭山崮天险，坚守南北岱崮（坡里附近）十五天，抗击了二千敌人在飞机大炮掩护下的无数次进攻，以伤七亡二的代价，换取了毙伤敌伪军三百余人的巨大胜利。罗荣桓接到报告后，以山东军区名义予以嘉奖，授予该连以“岱崮连”的光荣称号。　　在鲁中反“扫荡”开始时，罗荣桓将目光扫向山东全境，研究了其他各区的敌情。他看到敌人由于兵力不足，在向鲁中“扫荡”时，其他地区均因兵力被抽走而采取守势，立即命令各军区根据各自的情况，主动发起进攻，狠狠打击敌人，以牵动“扫荡”鲁中之敌。各军区奉命出击，很快形成了山东全区范围内的一次有计划有准备的互相密切配合的反“扫荡”，使敌人顾此失彼，首尾不能兼顾。这种统一的作战行动，充分显示了军事统一指挥的重大战略意义。　　十一月间，鲁南传来了匪首刘黑七被击毙的捷报。政治上反复无常的刘黑七自从李仙洲入鲁被阻后，再次投降了日军，当了荣子恒①伪“和平建国军”第十军第三师师长〔荣子恒：原东北军第五十一军第十一四师第三三七旅旅长，所部驻鲁南。一九四一年十月指使该旅六八三团张本枝部袭击中共鲁南区党委驻地银厂村，绑架并杀害区党委书记赵镈等多人，是为银厂惨案。一九四三年初，荣公开投敌，任伪第十军军长〕，但他同时仍旧保留着国民党新编第三十六师的番号。　　歼灭刘桂堂，给山东人民除一大害，大快人心，受害最深的鲁南人民欢欣若狂。一九四三年四月，当教一旅政委王麓水调任鲁南军区政委时，罗荣桓曾对他说：“过去，鲁南有些地方群众发动不起来，主要是因为刘黑七这块石头还压在人们的心上。你去鲁南很重要的任务便是创造条件搬掉这块石头。”在这次战斗开始之前，罗荣桓又向张光中、王麓水交代：“刘黑七过去多次被打垮又重新拉起队伍。这次一定要活捉他，没有活的，死的也行。”如今这块石头搬掉了，王麓水立即向罗荣桓报告，罗荣桓复电，要他们趁此良机，坚决贯彻山东分局《四年工作总结》的精神，进行减租减息，深入发动群众。　　打掉了刘桂堂这件事，使山东人民非常高兴，却又一次使国民党政府扫兴。此前，八路军在伪军厉文礼巢穴中击毙顽固派头子秦启荣，国民党政府便借此大肆攻击八路军。如今他们又大喊大叫说，击毙了他们的“师长”。不久，罗荣桓便收到在重庆的周恩来来电，要山东把刘桂堂的罪行赶快摘要报告，以便驳斥国民党政府的“抗议”。　　待到周恩来将罗荣桓报去的材料一讲，国民党方面也就无话可说了。　　敌人在“扫荡”鲁中区九天以后，突然转向清河区，并将兵力增加到二。六万余人，敌十二军司令官喜多诚一中将也亲赴前线指挥。这次“扫荡”历时二十余天，是敌人在一九四三年内对清河区进行的第三次万人以上的大“扫荡”，也是敌人对清河区的一次规模最大、最残酷的“扫荡”。　　显然，敌人企图集中兵力消灭对其胶济路威胁最大的鲁中区与清河区。　　敌人在合围时，仍然使用“拉网”战术，并以飞机配合侦察、轰炸，极力捕捉八路军的主力部队和领导机关，发现突围部队后，即以骑兵进行追击。清河区机关于转移中，在辛镇六户一带突然与敌遭遇，情况十分危急。　　罗荣桓得知这一紧急情况后，立即电告清河军区，要他们坚持到黄昏突围。并要外线部队和民兵加强配合，袭扰敌人。清河军区接电后，积极组织部队作战，内外配合，用各种手段袭扰和打击敌人，终于在黄昏后突破敌之包围转移他处。　　在清河区反“扫荡”的同时，罗荣桓又命令滨海军区发起了攻打赣榆城的战斗。十月十九日，伪和平建国军七十一旅李亚藩部一千六百余人缴械投降。滨海区八路军的胜利，直接配合了鲁中、清河区的反“扫荡”。　　但是，六天以后，赣榆前线报告，滨海军区政治委员符竹庭在组织部队反击偷袭之敌时，因马受惊使他碰撞在寨门上身负重伤。罗荣桓立即派两名骑兵护送罗生特大夫连夜赶去抢救，但符竹庭终因伤势过重，医治无效，于十一月二十六日不幸牺牲，时年三十岁。　　符竹庭，一九一三年出生在江西省广昌县头陂村的一个农民家里，一九二八年秋天参加了工农红军。他参加革命后，一直都是在部队做政治工作，是红军优秀青年政治工作干部之一。一九三二年符调任红十一师第十九团政委时，罗荣桓便认识了他。长征中，符是红二师政治部主任，罗同他一起渡过了金沙江，到陕北后又同在红大深造，使他们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当符竹庭牺牲的消息传来时，罗荣桓无限悲痛，一连数日茶饭不香，心境不宁。以后每逢谈起符竹庭，罗荣桓总是无限怀念和惋惜地说：“太可惜了，这么好的一位青年干部牺牲了。”　　在敌人移兵“扫荡”清河区以后，鲁中部队立即适时地转入了攻势，继夏季第一次讨伐伪军吴化文后，又发起了第二次讨吴战役。十二月四日，鲁中军区集中了约五个团的兵力参战，并有地方武装与广大民兵广泛开展破袭战相配合，从四面向盘踞在鲁山以南，东起东里店、西至大张庄、北至石桥（均在沂水西北）这一地区的吴化文部展开进攻。经过四昼夜的战斗，攻克了北沂蒙地区的东里店、大张庄、岱崮、石桥等二十余处据点，歼敌八百余人。这次战役的胜利，收复了鲁山南部的部分地区，粉碎了敌伪蚕食北沂蒙地区的阴谋，严重打击了伪军吴化文部，巩固了八路军在夏季作战中恢复和扩大的地区，并且直接配合了清河区的反“扫荡”。　　胶东区和冀鲁边区也积极开展游击战，加强了自己的阵地。胶东八路军于二十天内连续攻克十二个敌伪据点，并歼灭与打击了数股出动骚扰的敌人，共歼敌伪七百余人。　　在各个战略区胜利出击的形势下，“扫荡”清河区的敌人，经清河区党政军民的合力打击，终于在十二月十三日全部撤出，敌人苦心策划的冬季轮回大“扫荡”，以彻底失败而告终。　　一九四四年一月二十六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了《山东军民反“扫荡”胜利》的社论，社论说：“敌人此次‘扫荡’战是企图用日本侵略者所能想到的一切军事的经济的残暴手段，来消灭敌后八路军与破坏华北民主抗日根据地，来准备其对民主同盟国的长期战争。我山东军民的反‘扫荡’的斗争，也比过去任何一次来的持久、主动、有准备、有计划，山东军民的团结一致，斗争的奋不顾身和战术的灵活机巧，在这次斗争中有了极其优良的表现。”　 －－－－－－－黄骅被刺和邢仁甫叛变　　就在罗荣桓忙于处理阻滞李仙洲入鲁的紧张时刻，从冀鲁边区传来了噩耗：一九四三年六月三十日，冀鲁边军区司令员黄骅被刺。　　在山东六个大战略区中，一九四二年、一九四三年间处境最困难的就要数冀鲁边区了。一九三八年八月肖华率三四三旅机关部分人员和少量部队进入这一地区，与当地人民起义组成的抗日武装汇合后，组成了拥有二万人的八路军东进抗日挺进纵队，开辟与扩大了拥有十四个县政权的根据地。由于冀鲁边区直接威胁天津、德州、沧州、济南等战略要地和津浦路，可以说处于日军的肘腋之间，因此日军对华北扫荡，这里是首当其冲。加之一九三九年灾荒严重，大部队难以存留。九月下旬，肖华奉命率部转移到鲁西，留下一部分部队坚持冀鲁边区的斗争。以后，由于日军加强了对津浦路的封锁，冀鲁边和鲁西的联系基本上被割断了。　　肖华调任一一五师政治部主任后，出席了桃峪会议，报告了冀鲁边区的工作，随后，罗荣桓、朱瑞、陈光和肖华等深入研究了那里的形势，作出了打通冀鲁边区与清河区联系的决策。此前，由于敌伪和顽固派的严密封锁，地处小清河一带的清河区同老黄河以北的冀鲁边区长期被割绝联系。清河区地处小清河两岸平原，拥有寿光、广饶、青城、邹平等十几个县，人口四百余万，因受胶济路沿线敌军的进攻和封锁，小清河以南地区逐渐被分割。他们便向黄河入海处的利津、沾化一带地区①发展〔当时称为垦区，即现在的胜利油田一带〕。这里虽然人烟稀少，但地区辽阔，一望无涯，远离城镇，是很有地利的后方。如果冀鲁边区与清河区打成一片，可以互相支援，互相策应，扩大机动余地。从一九四一年春天开始，第一一五师冀鲁边区部队连续进行了几次东进（也称南下）作战，开辟了黄河北岸濒临渤海的鲁北的游击区，山纵的清河部队也在反击顽固派的反共磨擦以后，控制了利津、沾化一带垦区。两区部队终于粉碎了日伪和顽固派对八路军的长期封锁，打通了联系。　　为了加强冀鲁边区的工作，罗荣桓从一一五师抽调了几批干部到冀鲁边区去。在肖华走后，任命周贯五为冀鲁边军区副政委（政委是王卓如）。一九四一年夏天，又派黄骅去冀鲁边区，任教六旅副旅长兼冀鲁边军区副司令员。为了加强冀鲁边区本地干部与外来干部的团结，发挥本地干部的作用，一九四二年春，山东分局与一一五师决定把一九三九年从冀鲁边区调出的原来参加发动该区起义的邢仁甫调回去，任教六旅旅长兼冀鲁边军区司令员。与此同时，罗荣桓又抽调了卢成道、王文模、黄荣海等一批干部到冀鲁边区担任领导工作。　　然而，由于敌人多次进行“‘治安强化运动”，不断进行“清剿”，这一地区形势仍然越来越严重。到一九四二年下半年，区内敌伪据点林立，九十％的老百姓被迫向敌伪缴纳租税，多数的两面派政权是应付八路军而服从敌人的。沿津浦路以东，以德州为中心的南北各县，基本为敌控制，八路军已不能入境，回旋余地越来越小，根据地已完全变为游击区，加上敌人实行残暴的掠夺政策，边区人力、物力损失严重，粮食困难。部队不得不换穿便衣，长期分散活动，得不到休整，伤病员也得不到安置，处境非常困难。一九四三年三月十一日在实现军事领导一元化时，山东军区任命黄骅为冀鲁边军区司令员，调邢仁甫去延安学习，但邢借故拖延没有动身。　　一九四三年六月三十日晚七点，黄骅、卢成道正在新海县赵家村学堂召开边区侦察工作会议。突然，军区司令部手枪队长冯冠魁带了四五个人闯进室内，向黄骅、卢成道及与会人员开枪扫射，然后慌忙逃窜。黄骅、卢成道等五人当场牺牲。　　冯冠魁系土匪出身，当过伪军，投奔八路军后仍然匪气十足，后来查明，冯之刺杀黄骅为邢仁甫所指使。　　邢仁甫是旧军人出身。他早年入党，曾参与领导本地抗日武装起义，一九四○年调离边区，担任过第一一五师政治部的军区工作部长。因为他在该区有一定影响，一九四二年春，又派回边区。边区有很多人是他的老部下，由于他平时喜欢拉拉扯扯，有些人受到他的笼络，跟着他跑。黄骅为此经常帮助教育他，而他却仇视批评，反而视黄骅为“眼中钉”。山东军区任命黄骅为司令员，而调邢仁甫去延安学习，邢更认为是黄骅把他挤出边区，夺了他的权。他原来借口准备去延安，便离开机关，带着电台和一部分部队住在小岛上，这次事件发生后，他还频频发报，向山东分局、军区表示自己的“忠诚”，根本不承认冯刺杀黄骅为他所指使。而另一方面却挑拨拉拢一些人，要把部队拉出来跟他“另开创一个局面”。　　当时，由于山东军区尚未掌握到邢仁甫指使刺杀黄骅之确实罪证，加上邢表示效忠，所以罗荣桓等山东军区领导人决定继续对他采取争取挽救的方针。　　但是，到一九四三年底，邢仁甫还是公开叛变投敌了。他由天津辗转到了国民党统治的洛阳。至于原来受他挟持留在岛上的电台工作人员和一些部队，都脱离其羁绊先后归队。等到邢仁甫拿到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蒋鼎文给他的“挺进第一纵队司令”的委任状，从洛阳赶回岛上时，岛上的人已经散了。最后，邢仁甫在天津投降日伪军，被委为“六县剿共司令”。日本投降后，他又当上了国民党军统特务，直到一九四九年解放天津时邢仁甫才被捕获归案，押到盐山县就地正法。　　为了统一和加强冀鲁边和清河区的领导，改善这两个地区的工作，一九四四年一月十一日，中共山东分局和山东军区指示：清河军区与冀鲁边军区合并为渤海军区，杨国夫任军区司令员，景晓村任区党委书记兼军区政治委员，王卓如任区党委副书记，为了纪念黄骅，决定将他被害的地方新海县改为黄骅县。　　两区合并后，执行了山东分局提出的“坚持阵地、坚持斗争，掌握有利时机，打通各分区联系”的任务，原来两区的局面都逐渐走向好转。　第十五章　为反攻和战后作准备　　　　　　　－－－－－击破日军的重点主义　　　　经过一九四三年的作战，到一九四四年春，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形势已有了很大改善。渤海、鲁南地区已从极困难的形势下打开了局面，基本上改变了过去被敌严重分割封锁的状态，鲁中、滨海、胶东地区也有了很大发展。一年来共解放了一。九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山东根据地的面积，已恢复并超过了一九四○年的状况。　　此时，日本侵略军由于战线绵长，兵力严重缺乏，在八路军不断打击下，已不得不收缩防线，实施重点守备。在山东，日伪军于交通干线、战略支点和工矿资源区，共配置了四七处重点。为了力保这些重点，日伪军从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即开始收缩兵力。至一九四四年二月，在津浦路以东地区，日伪被迫放弃据点二百六十四个、碉堡三百五十三个。连同八路军用武力攻克的，一九四三年一年内，共收复日伪据点八百多个。在山东的日军还有二。五万人，比一九四三年初减少了五千多人，数量降低到抗战开始以来的最低点，但是伪军却由于国民党部队吴化文、厉文礼、张步云、荣子恒等部先后投敌而大量增加。伪军多，是抗战时期山东的一个特点。后来，罗荣桓回忆道：“到一九四三年，山东伪军冠于华北各省，已增至二十万人，其中百分之六七十是沈秦的师、旅、团、纵、支、梯的整个投降，或者为他们委派之人员所编成。这是他们借尸还魂与‘曲线救国’谬论策划之下得出来的成果。”①〔罗荣桓：处在总反攻前夜的山东解放区》，《大众日报》一九四五年七月七日。〕国民党在山东的武装力量，自李仙洲入鲁失败后，仅剩下六万人左右，大小共二十一股（其中千人以上的十二股）。八路军对他们已取得了优势。他们为了保存实力，有的与敌人保持秘密的联系，配合日伪的“扫荡”，向八路军进攻；有的既接受伪军番号，也挂着国民党军的牌子，实际上同伪军已无多大区别。他们已失去统一的中心，内部矛盾重重，甚至互相火并。他们所驻地区民穷财尽，群众对他们十分痛恨，反抗日益强烈。在这种有利的形势下，有些干部产生了自满情绪，罗荣桓及时向他们敲起了警钟。　　一次，《战士报》刊登了一篇文章，把打击日军形容为“雷公打豆腐”，并以此作为醒目的标题。在报社举行的庆祝《战士报》发刊第一百期的纪念会上，罗荣桓讲话时对此提出了批评。他风趣地说：“既然鬼子都成了豆腐，还用雷公干什么？”　　一九四四年六月十五日，罗荣桓在山东分局党刊《斗争生活》第三十期上发表了《紧紧掌握对敌斗争，巩固成绩，反对自满》一文，指出：我们绝不能因胜利而有丝毫自满，困难并没有过去，敌强我弱的基本形势并未改变，我们的成绩还不够大，还不巩固，我们还须要埋头苦干，咬牙坚持，更正确地掌握对敌斗争，紧紧掌握依靠群众，生息自己的力量，为反攻和战后作准备。　　在这篇文章中，罗荣桓两次提到“为反攻和战后作准备”，可以看出，这是经常在他脑际萦回的一个大问题。一九三九年，罗荣桓就提出要把鲁南建成由共产党单独领导的根据地；实现山东党政军一元化领导之后，他想的就是要把山东建成由中国共产党单独领导的根据地，以便为战后做好准备。在精兵简政中保留骨干、训练骨干，充实基层，阻止李仙洲部入鲁，以及以后发动一连串攻势，吸收青年知识分子参军，着手培训特科（种）兵，争取大股伪军起义，这一切都是为反攻乃至战后做好准备，也就是为防止国民党对人民的进攻准备好山东这一块完整的战略基地，准备好强大的自卫武装力量。　　然而，在一九四四年，民族矛盾仍然是主要矛盾，中共中央四月五日来电亦指示：目前应争取国内平静，拉蒋抗日。因此，罗荣桓在文章中指出：要紧紧掌握对敌斗争的原则。他说：“对友顽军还是以争取为主，打击只是为了向其反动行为作警告或正当的自卫。”他说：“……只要我们掌握了民族矛盾，集中力量在对敌斗争上取得更多的自主，我们就必然能成为团结抗战的中心，必然有政治优势，必然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　　对于敌人，罗荣桓指出，不能因为它收缩防线，采取重点主义而低估他们的力量。他说：“肯定地说，今天敌人的力量还是很强很大的，敌人有力量进攻正面①〔指一九四四年日军在正面战场发动的豫湘桂战役〕，也就有力量‘扫荡’我们敌后山东……虽然今天敌人撤了一些据点，但其战略据点和战略联系线加强了，机动兵力集中了，对我突然‘扫荡’和奔袭的可能性也增多了。我们如果对敌人存在丝毫疏忽和麻痹，都必将付出血的处罚。”　　为了适应反重点主义斗争的需要，罗荣桓要求加强武装工作队的作用。他认为，新的斗争形势给武工队提出了新的任务，武工队要成为在敌占区内生息和发展力量的一种重要斗争形式，不仅要起战术作用，而且要充分发挥它的战略作用。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十五日，山东军区政治部召开了武工队代表会议，表扬了武工队的英雄事迹，总结交流了对敌斗争的经验，并且规定了武工队今后的任务与斗争策略。　　会议针对敌之重点主义，决定加强配备在铁路两侧、在大城市近郊、在矿山和各种资源地区活动的武工队。　　会议提出，不能把武工队当作一般地方武装使用，其主要任务是深入敌占区开展政治攻势。武工队必须学会做群众工作，把对敌斗争与发动群众结合起来，在敌占区团结各阶层的群众一致对敌，继续巩固与大量发展伪军、伪组织中的进步势力和党的工作。在军事活动上，要提高对敌之兵站、仓库、经济团体、交通部门、重要机关等的破坏能力，敌人“扫荡”时，要主动地以自己特殊的活动打击敌人。作战时，要灵活、机警、大胆、勇敢、神出鬼没、飘忽不定，如袖中匕首、怀中利剑，使汉奸寒心，敌特丧胆。　　会议期间，罗荣桓到会讲话，对各地代表倍加勉励。山东军区通令嘉奖了鲁中泰山第一武工队、鲁南峰（县）东武工队、滨海第四武工队、泰山区孙齐武工队、胶东南海第一武工队和模范武工队员三八人。这些武工队和模范武工队员创造了许多传奇式的英雄事迹。　　　　　　－－－－－－春季攻势和夏季攻势　　罗荣桓提出，在有利的形势下不可麻痹轻敌，但这并不意味着消极保守。他认为，在军事上已有可能扩大攻势作战，以扩大解放区，缩小敌占区。　　罗荣桓制定的山东总的战略部署是：完全控制沂鲁山区，扩大诸日莒山区根据地，夺取深入解放区之孤立的日伪据点，扩大解放区，使胶济路南的三个战略区完全连成一片；向胶济路东段两侧地区发展，以打通和加强胶济路南北各战略区的联系；在胶济路北，彻底改变渤海区被敌封锁分割的局面，变游击区为根据地；进一步肃清胶东心腹地区的日伪势力，创造更有利的局面。　　罗荣桓提出的攻势作战原则是：分散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和主要方向的集中兵力作战相结合，军事攻势和政治攻势相结合。因为敌强我弱的基本形势未变，仍要坚持以分散性的游击战争为基本方针，注意隐蔽自己的力量。但由于回旋余地扩大，求得运动中歼灭小股敌人的机会增加了，因而可以适当地集中兵力进行机动作战。　　罗荣桓说明了当前所要求的运动战，不是一般的运动战，而是发挥自己的长处、避免自己的弱点的带游击性的运动战。战术上要隐蔽突然，速战速决，作战地点最好选在八路军占局部优势的地区。兵力的分散与集中，应视具体情况而定。要保证主要作战方向上集中需要的兵力，又不能影响到分散坚持一些地区，如鲁中、胶东和滨海可以在一个时期各集中四、五个团的兵力，渤海和鲁南可以各集中二、三个团的兵力。这样便达到了集中全区主力总数二分之一以上的兵力，从而使自己在战役或战斗上能以优势兵力对付局部的敌人。但从山东全局来说，经常还是要有四分之三的兵力，担任分散坚持地区的任务。　　罗荣桓指出，战役攻势的时机选择，一般是：（一）乘敌收缩兵力、调整防务、立足未稳、部署混乱之机发起攻势；（二）敌“扫荡”某一地区时，我可在其他地区迅速发起攻势；（三）敌“扫荡”结束分路回窜时，兵力分散，情绪恐慌，可选择其弱点，尾敌发起攻势。为了迷惑敌人，不宜过早地暴露企图，也不在一个方向连续作战，而是在各个不同方向以此起彼伏的方法实施战斗①〔罗荣桓：《在山东军区军事工作会议上的报告》〕。　　依据上述原则，罗荣桓在一九四四年指挥山东部队发动了一连串的战役攻势。这些战役攻势事实上成为山东实行大反攻之前的局部反攻，是大反攻的前奏。　　一九四四年的春季攻势在滨海军区揭开序幕。一月二十一日，在日（照）莒（县）公路上的重镇石沟崖，歼灭了汉奸朱信斋部。接着，鲁南、胶东、渤海三个军区的部队先后袭占和逼撤了一批日伪军据点，并歼灭了日伪军一部。　　春季攻势的重点是鲁中军区的第三次讨伐吴化文战役。　　伪和平建国军第三方面军吴化文部，以前虽然两次被打击，但仍有万余人的兵力。吴部盘踞的地区，北靠淄（川）博（山），西通泰（安）莱（芜），连接着胶济、津浦两条铁路，包围着泰山区，威胁着沂蒙区。为了扫除这个障碍，争取有利的反攻阵地，罗荣桓决定发动这次讨吴战役。他曾多次召集山东军区的领导人，反复研究了敌情。　　一九四四年一月间，罗荣桓派参谋处长李作鹏专程去鲁中，同鲁中军区的领导人一起制定了具体作战方案，临行前罗荣桓反复交代说：　　“请告诉王建安、罗舜初同志：一、根据当前形势，这次我们可以组织比过去规模稍大的攻势作战，除鲁中的部队外，我们准备调滨海军区的第六团配合他们作战。二、这次攻势主要打吴化文部，其它日伪军的据点，暂时不要理它，以达到孤立吴部的目的。三、要争取以比较小的代价，去换取更大的胜利，因而一定要很好侦察，充分准备，严密组织。”　　鲁中军区领导人根据罗荣桓的指示，决定投入六个团，加上滨海军区的第六团和各县的地方武装与民兵，组织多路梯队发动攻势，进行第三次讨吴战役。　　三月二十五日，正值日军调防，伪军整编，敌伪部署较为混乱的有利时机，开始发动战役。　　吴部遭严重打击，于二十八日将其第六、第七两军残部集中于以鲁村、悦庄两点为中心的狭小地区。为挽救吴部，日军除每日派遣飞机轮番助战外，以其第五十四旅团、独立混成第五旅团各一个大队，于三月二十九日分别从莱芜、临朐来援。　　山东军区获悉后，立即指示鲁中军区：“吴部集中鲁村、悦庄，死守待援，因此在运动中歼敌已无机会，强攻恐难奏效，应迅速结束战役，并防敌人向我出击报复。”鲁中军区接到指示后，除留一部与敌周旋外，主力当即转移于机动位置，待机歼敌，战役第一阶段结束。　　在这一期间，罗荣桓的病情仍不见好转。由于根据地连X 光机都没有，不仅无法治疗，连正确诊断都做不出，罗生特建议秘密赴上海治疗。山东分局研究后发报请示中央，中央复电同意。不久，毛泽东又颇为罗荣桓的安全担心。二月八日，他来电说：“你的病况，中央同志大家关心，因来电所述病情甚为严重，故我们复电在山东医治，如不可能则去上海，实含若干冒险性质。究竟近情如何，是否完全不可能在山东医治，又是否完全不可能来延安而非去上海不可，如果去上海又如何去法，均望详告。”①然而〔《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十二月第一版，第二二七页〕，当山东分局收到这电报时，罗荣桓已经出发了。二月二十七日，他辗转到达新四军三师驻地后收到了毛泽东的电报。他腹部有伤痕，去上海治疗确实冒险。于是，决定不去上海，立即返回山东。四月初，他一回来就又投入了讨吴战役第二阶段作战的指挥。　　这时，日军东西两面共二千三百余人的增援部队会合于悦庄，掩护吴部重新布防。八路军不断以小部队向敌弱点进攻，进退迅速，使日军捉摸不定。来援之日军终因未发现八路军主力所在，于四月八日逐渐回撤。　　罗荣桓当即抓住日军回防，吴部调整防务，部署尚未就绪这一良机，命令鲁中部队迅速发起讨吴战役第二阶段的作战。四月十五日，鲁中主力围攻驻悦庄附近之吴部第四十九师一部，全歼吴部一个团零四个连，并以政治攻势招降了吴部独立第四旅六百余人（后又逃散），迫使吴化文不得不亲率四个团由其总部所在地莱芜境内的郑家王庄东援。八路军乘其后方空虚之际，于四月十八日夜间集中兵力奔袭郑家王庄。一九日夜，歼吴之总部大部，打乱了吴部的后方。二十日，吴化文被迫率其增援部队及第四十九师残部撤至鲁村一带，悦庄地区为八路军控制，整个战役即告结束。此役，共毙伤敌一千三百余人，俘伪少将以下军官三百二十三人、士兵四千八百余人，连击溃在内共歼灭吴部有生力量七千余人，占吴部原有兵力六十％以上，攻克重要据点四十处，重要山寨二十处，解放村镇千余，人口三十多万。战略要地鲁山山区的大部为八路军所控制。延安《解放日报》为此发表了社论《鲁中讨吴战役的胜利》，指出：“这次战役不但对于山东的抗日根据地很重要，而且是敌后战场上我八路军、新四军配合正面战场作战行动的一部分。”　　为了进一步扩大胜利，配合正面战场作战和保卫夏收，山东军区在罗荣桓主持下，在青纱帐盛起之际，又指挥各军区发动了大规模的夏季战役攻势。　　鲁南军区首先发起了讨伐伪军荣子恒的崮口战役。荣子恒部原为东北军部队，后投敌编为伪和平救国军第十军。他们一贯积极反共反人民，摧残抗日力量，奸淫烧杀，无所不为，是鲁南伪军支柱，其第三师刘桂堂部已被歼。这次战役主要目的是歼灭其第二师刘国桢部，解放其盘踞的崮口山区。五月一日，鲁南军区集中第三团、第五团全部及尼山支队一部，兵分三路，在其他部队掩护下，奔袭刘国桢部。是夜狂风大作，鲁南八路军以迅雷不及掩耳的动作，直奔费县以南的天井汪，将伪第二师司令部重重包围，四日将其全部歼灭，刘国桢被击毙。荣子恒遭严重打击后，逃窜到泗水，五日，崮口山区全部解放。　　七月十八日，鲁南、湖西部队及新四军一部，向微山湖东西地区之投降派周侗、申从周等发起反击，控制湖东百余里地区，重新打通了湖西与鲁南的联系。　　渤海军区为了缩短与鲁中区的联系，以十二个连的兵力，配合益（都）寿（光）临（淄）广（饶）边区武装及民兵，向广益公路出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