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清照评传-13

① 欧阳修《南歌子》（凤髻金泥带）。许多怀人的词，我们相信有一部分即写成在这时候。”实则这个事实全出虚造，绝非真实：（一）细玩此词非类送别之作，“一种相思，两处闲愁”以及“云中谁寄锦书来”明明是别后相思，不得为送别之作，（二）“轻解罗裳，独上兰舟”，离去的应该是清照，不是明诚，（三）结缡时明诚在太学作学生，用不着负笈远游，结缡后二年即出仕宦，更不须负笈，何况仕宦地点即在汴 京，《后序》亦有交代，此传说所以发生，实误解一“出”字。无疑当官（出仕宦）、继而担任主管朝祭礼仪之赞导的鸿肿寺卿副手的 鸿胪少卿，这种清要之职①才是赵明诚的实际处境，而他的父亲赵挺之在李清照被迫走出汴京赵府之日，恰恰成了他再三升迁之时。从清照十八岁初嫁至 二十二岁，五年之间，赵挺之由吏部侍郎，递迁为吏部尚书、尚书右丞、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特进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宋史》本传谓其：“乞 归青州，将入辞，会彗星见，帝默思咎征，尽除（蔡）京诸蠹法，罢京，召见挺之曰：京所为，一如卿言。加挺之特进，仍为右仆射。”赵挺之在与蔡 京数年的明争暗斗中，这一次因“彗星见”使其反败为胜，地位陡升至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此时清照的父亲李格非的处境与赵挺之可以说有天壤之别， 能否在原籍明水隐居下去都很难说，一不小心就有被远谪和编管的可能。基于赵、李生存环境的巨大差异，其思想感情也会随之发生变化。在清照以悲 苦无似的《醉花阴》词函致明诚时，他废食忘寝三日夜写了五十阕，竟没有一句堪与清照所作匹比。这不光是因为他词才不及其妻，主要当是因为二人 的心情大不相同所致。在纳妾易于翻掌、把妻子当作需要随时更换的衣服的封建社会，赵、李的分别给清照带来的绝不会有什么好事，这在《李清照评 传》第四章第三节《传写心曲的身世词》中有所涉及。此不赘。大观元年（1107 年）正月，蔡京复左仆射之职；三月，赵挺之被罢右仆 射，授特进观文殴大学士佑神观使。五日挺之病卒，在徽宗车驾幸临其门时，尽管赵妻郭氏哭拜请恩，也不准许在其谥号中带一“正”字，只以“清宪” 为谥。这当是赵家要出事的先兆。果然，挺之卒后三日，立即受到了蔡京诬陷，家属亲戚在京者被捕入狱。因无事实，七月狱具①，家属遣归，挺之被夺 赠官，其详情大致如下：七月，故观文殿大学士特进赠司徒赵挺之，迫所赠司徒， 落观文殿大学士。始挺之自密州徙居青州，会蔡京之党，有为京东监司者，廉挺之私事，其从子为御史，承旨意言：挺之交结富人。挺之卒之三日，京遂下其章，命京东略都转运使王旉等置狱于青州鞫治（审讯）。俾开封府捕亲戚使臣之在京师，送制狱穷究，皆无实事，抑今供析，但坐政府日，有俸余钱，止有剩利，至微，具狱进呈。两省台谏文章论列：挺之身为元祐大臣所荐，故力庇元祐奸党，盖指挺之尝为故相刘挚援引也。遂迫 赠官，落职。①仿佛应了那句“恶有恶报”的话，当年赵挺之参与曾布、蔡京等人“穷 究”元祐党人之事，连对自己的亲家和儿媳也毫不留情，到头来却落了个“力庇元祐奸党”的罪名，莫非当时真是“政治斗争无是非可言”？以上史料可 以确证，蔡、赵多年倾轧的结果，以赵挺之的亡故告终，其家属则受到了长① 此系皇帝赐予宰辅大臣子弟的一种荣誉职务。① 狱具：判罪定案。① 《宋宰辅编年录》卷十二。期株连。三、“屏居”笃学的青州时期（一）“屏居”青州而非诸城据《宋史》本传云赵挺之得以膺任宰相之一，是与独相蔡京的力荐有关。 及至蔡、赵二人一度成了徽宗的左右手，对于蔡京的奸佞之举，赵挺之不但没有助纣为虐，还曾“屡陈其奸恶”，使蔡京的所作所为受到一定抑制。但 最终赵挺之还是败在了善于结党营私的蔡京手中，在其连被罢带病卒八天之后，蔡京竟对赵家及其亲旧兴大狱治罪约三、四个月之久，惟因查无实据， 不得不于大观元年七月具狱，此后，挺之遗郭氏与其三个儿子、儿媳、女儿（未出嫁的话）等所有家眷，就有相将离京回乡的可能，但赵家彻底离开汴 京当在大观元年冬末或二年初春。对于此事，李清照只云：“后屏居乡里十年”②，没有明确言及“屏居”之地与起止时间。后不少沦者想当然地认为赵 明诚偕李清照回到了其原籍密州诸城，并因此出现了一些掌故。这些掌故一无真实可言而亟待驳难：其一，四印斋刻《漱玉词》附录诸城王志修《易安居士画像题词》注：“石高五尺，玲珑透豁，上有云巢二隶书，其下小摩崖刻辛卯九月德父易安 同记，现置敝居仍园竹中。”“辛卯”是政和元年（1111 年），此时赵、李屏居于赵挺之所置青州私第（证据下详），其物何以置于诸城王志修“仍园 竹中”？显系附会。其二，四印斋刻《漱玉词》前附《易安居上三十一岁之照》及明诚题词：“清丽其词，端庄其品，归去来兮，真堪偕隐。政和甲午新秋德甫题干归来 堂。”王鹏跋云：“易安居士照，藏诸城某氏，诸城古东武，明诚乡里也，王竹吾（志修）舍人以摹本见赠，属刘君炳堂重就是帧，竹吾云：其家蓄奇 石一面，上有明诚、易安题字，诸城赵李遗迹，盖仅此云。”看来这位王志修不仅是在搞牵强附会，他既是始作伪者，又是以讹传讹者。王鹏运轻信此 辈，致使讹误在更大范围内流传，后世据王本所刊载的所谓“易安居士三十一岁之照”，像主竟是一个满脸皱纹的大锛儿头，这副尊容实在无法与清照 的名字连系在一起。笔者每逢看到这帧“小照”，心里总是很不舒服，很为易安俊俏的面容被损伤而抱屈。今天看来，此“照”及所谓明诚题词之伪迹 并不难识破。一则画中衣饰不类宋人，且彼时把画像称作“照”，亦很令人费解；二则甲午系政和四年（1114 年），此时有充分根据说明明诚夫妇在青 州而不在诸城。“归来堂”系赵、李在青州的书房而绝不在诸城。对“归来堂”的来历，在本书第二章第五节的“归来堂中读书乐”中已作了考索，从 而可以断定所谓“政和甲午新秋德甫题于归来堂”，及“归来堂旧址，乾隆间同邑李氏改名易安园，今亦荒芜矣”①云云，均为伪造。其三，1957 年第 3 期《文学研究》曾刊登所谓《诸城县署所藏之清照小 像》及题跋云：“像旧藏诸城县署楼中，贮以竹筒，今为邑人裴君玉樵所得，按易安嫁赵明诚，明诚诸城人而家于青，此图在诸城固宜。画笔古雅，其为 当时真本可知”，又云：“此像系作者在刘半农先生语音乐律研究室旧藏照片中找得”，此类煞有介事的说法，同样是不可信的，笔者在欢迎原作者的② 《后序》。① 王志修《易安居士画像题词》注。自我否定之说①的同时，又以下述两方面的资料，进一步证实赵、李屏居青州 之说：一是，李清照《后序》有云：“归来堂起书库大橱”、“青州故第尚锁 书册什物用屋十余间，金人陷青州，凡所谓十余屋者，已皆为煨烬矣。”由此可见“归来堂”在青州而不在诸城。二是，史称“挺之自密州徒居青州”②、“明年（崇宁五年）春，（挺之） 数乞归青州私第”③。赵挺之本是密州诸城人，何时徒居青州，史无明载，但据笔者推断，赵家的徒居当与彼时的朝政、人事背景有关。赵挺之和苏轼政 见不同，赵行新法，苏循旧制。苏在赵的原籍密州任州官约二年，与当地许多人交往颇深，而赵挺之与苏轼之间则几近不共戴天。苏轼被列为元祐奸党 遭遇很惨，此咎虽然不能由赵挺之一人承担，但他的政敌苏轼恰恰是自己父老乡亲的“父母官”，他本人很可能因此而感到难见桑梓，从而或于熙宁年 间，或稍后迁居他乡；再者，青州风土极佳，其云门之山体势非凡；第三，为赵挺之所服膺的新党人物吕惠卿等人，朝廷曾有任其知青之诏，这些事当 可表明，青州的人事状况可能对赵挺之家眷的居住有某种方便之处。④所以，从史事、人情等诸多方面看，赵明诚、李清照夫妇的屏居之地应是青州而非 诸城。（二）“虽处忧患困穷而志不屈”“虽处忧患困穷而志不屈”，这是李清照在其《后序》中，形容她和丈 夫屏居青州时期精神面貌和生活状况的话。此话有着很强的现实针对性，试想，作为出身相门的“贵家子弟”，一下子变成乡间的平民百姓，如果没有 一定的志节是很难适应的。所谓“忧患困穷”的内涵之一，当是指蔡京对赵家的报复。挺之罢卒以后，蔡京更加有恃无恐，其长子蔡攸和次子蔡绦的权 势越来越大，而口碑甚好又有真才实学的赵家“三诚”，却长期受到株连和压抑，得不到施展才能的机会，官职被废黜约五、六年。这期间，存诚和思 诚一点动静都没有，而明诚的名字和事迹是借其《金石录》，特别是其妻的有关记叙流播的：每获一书，即同共勘校，整集签题；得书画彝鼎，亦摩玩舒卷，指摘疵病，夜尽一烛为率。故能纸札精致，字画完整，冠诸收书家。余性偶强记，每饭罢，坐归来堂烹茶，指堆积书史，言某事在某书某卷第几叶第几行，以中否角胜负，为饮茶先后。中，即举杯大笑，至茶倾覆怀中，反不得饮而起。甘心老是乡矣！故虽处忧患困穷，而志不屈遇书史百家，字不刓缺，本不讹谬者，辄市之，储作副本。自来家传《周易》、《左氏传》，故两家者流，文字最备。于是几案罗列，枕席枕藉，意 会心谋，目往神授，乐在声色狗马之上。①① 黄盛璋《李清照事迹考辨》三：“其实画中陈设，显然是明清时代式样，并不是什么当时真本，由于明诚原籍诸城，所以遗迹遗像纷纷出于此地，今既知屏居乡里为青州而非诸城，就可肯定它们都是假的了。”② 《宋宰辅编年录》卷一二。③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引《挺之行状》。④ 郭氏率其子女归居青州的方便之处，还在于她的娘家是时亦家于青州。对于明诚、清照“屏居”之地应 为青州而非诸城之说，《李清照集校注》第238—239 页考之颇详。① 《后序》。在逆境中，能以如此坚毅达观的态度专心致志地投身于学术撰著，这不 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没有远大的志向和百折不挠的精神，是难以做到的。仅就赵明诚来说，他在学术上的成就，当和他有一个能与其相濡以沫的妻子密 不可分。具体说来，这期间其成就大致有下列几项：政和元年（1111 年），大约在明诚偕妻屏居青州的第四个年头，他曾亲 至泰山访古碑，得“唐登封纪号文”碑，跋之曰：“右唐登封纪号文，凡两碑，皆高宗自撰并书。其一大字，磨崖刻于山顶，其一字差小，立于山下， 然后世颇罕传。政和初，余亲至泰山，得此二碑入录焉。”①政和三年，嘉鱼县碍楚钟，跋之曰：“右楚钟铭，政和三年获于鄂州嘉 鱼县以献，字画奇怪，友人王寿卿鲁翁得其墨本见遗。”②政和六年，《金石录》卷一二：“右齐侯槃铭，政和丙申岁安丘县民发 地得二器，其一此槃，一此槃也。”（按：，读作 yí，古代盥器，与槃合 用，以倒水，持槃承之。）经过多年的亲访广集，至政和七年（公元 1117 年），《金石录》③已初 具规模。这是一部继欧阳修《集古录》之后，规模更大、更有价值的一部研究金石之学的专著。著录所藏金石拓本，上起三代下及隋唐五代，共二千种， 三十卷。前十卷为目录，按时代顺序编排，每一目下注年月和撰书人名；后二十卷以所见钟鼎彝器铭文款识和碑铭墓志石刻文字，加以辨正，共跋尾 502 篇。考据精审，对两《唐书》多所订正。此系研究古代金石刻必资之书，古人极为推重：“赵君之书，证据见谓精博”④、“大略如欧阳子书（指欧阳修《集古录》），然诠叙益条理，考证益精博”；”（明诚）文笔最高，《金 石录》“煞做得好”⑤、“惟此书（指《金石录》）跋尾独不然（意谓《金石录》跋尾无‘附会之过’），（明诚）好古之通人也”⑥。对于《金石录》是 一部什么样的书，虽然从赵明诚到现今常见的工具书中均有所评介，但这些文字不是难以找见，就是过于简略，为了避免读者的翻检之劳而又能对此著 有个较全面系统地了解，以下拟征引两篇有代表性的重要序文①。一、赵明诚《〈金石录〉序》：余自少小，喜从当世学士大夫访问前代金石刻词，以广异闻。后得欧阳文忠公《集古录》，读而贤之。以为是正讹谬，有功于后学甚大。惜其尚有漏落，又无岁月先后之次。思欲广而成书，以传学者。于是益访求藏蓄，凡二十年而后粗备。上自古代，下讫隋唐五季。内自京师，达于四方遐邦绝域夷狄，所传仓史以来古文奇字，大小二篆，分隶行草之书，钟鼎簠簋（按：簠簋，读作 fǔguǐ，古 代食器），尊敦甗鬲（按：甗鬲，读作yǎnlì，古代炊器）盘杅之铭，词人墨客诗歌、赋颂、碑志、叙① 《金石录》卷二四。② 《金石录》卷一一。③ 关于《金石录》的版本，计有：北京图书馆所藏宋刻本、上海图书馆所藏宋刻残本十卷等多种。此书约于绍兴十三年前后，由清照表进于朝。朱熹撰于绍兴二十六年的《家藏石刻序》谓：”来泉南，又得东武 赵氏《金石录》”。④ 洪适《隶释》。⑤ 《朱子语类》卷一三○。⑥ 《文献通考·经籍考》引陈振孙言。① 《金石录》的另一篇重要序文系李清照所写《后序》，对此，《李情照评传》已设专门章节加以评介。记之文章，名卿贤士之功烈行治，至于浮屠老子之说。几古物奇器丰碑巨刻所载，与夫残章断画磨灭而仅存者，略无遗矣。因次其先后为二千卷。余之致力于斯，可谓勤且久矣。非特区区为玩好之具而已也。盖窃尝以谓诗书以后，君臣行事之迹，悉载于史，虽是非褒贬出于秉笔者私意，或失其实。然至其善恶大节有不可诬而又传之既久，理当依据，若夫岁月地理官爵世次，以金石刻考之，其抵牾十常三四。盖史牒出于后人之手，不能无失。而刻词当时所立，可信不疑。则又考其异同，参以他书，为《金石录》三十卷。至于文词之嫩恶，字画之工拙，览者当自得之。皆不复活。呜呼！自三代以来，圣贤遗迹，著千金石者多矣。盖其风雨侵蚀，与夫樵夫牧童，毁伤沦弃之余，幸而存者，止此耳。是金石之固，犹不足恃。然则所谓二千卷者，终归于磨灭，而余之是书有时而或传也。孔子曰：“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已。”是书之成，其贤于无所用心，岂特博奔之比乎？辄录而传诸后世好古博雅之士，其必有补焉。东武赵明诚序。这篇自序写得何等好啊！读后一则对明诚之为人会有进一步了解，再则 更可以理解清照为什么对明诚那么深情和爱重！当然，从这篇序文中隐约可见清照的“笔削”痕迹，亦可见其夫妻的共同志趣和文风的潇洒幽默。是序 所征引的《论语·阳货》关于博弃的见解，后来清照所写的《打马赋》中复加隐括，由此可见其志趣之相投和见解之深刻！二、刘跂《〈金石录〉后序》：东武赵明诚德父，家多前代金石刻，效欧阳公《集古》所论，以考书传诸家同异，订其得失，著《金石录》三十卷，别白抵牾，实事求是，其言斤斤，甚可观也。昔文籍既繁，竹素纸札，转相誊写，弥久不能无误。近世用墨板模印，便于流布，而一有所失，更无别本是正。然则誊写模印，其为利害之数略等。又前世载笔之士，所闻所见，与其所传，不能无同异，亦或意有轩轾，情流事迁，则遁离失实，后学欲窥其罅，搜抉证验，用力多，见功寡，此雠校之士，抱椠杯铅，所以汲汲也。昔人欲刊定经典及医方，或谓经典同异，未有所伤，非若医方能致寿夭，陶弘景亟称之，以为知言。彼哉卑陋，一至于此。或讥邢邵不善雠书，邵曰：误书思之更是一适。且别本是正，犹未敢曰可，而欲以思得之，其讹有如此者。惟金石刻出于当时所作，身与事接，不容伪妄，皎皎可信，前人勤渠郑重，以遗来世，惟恐不远，固非所以为夸。而好古之士，忘寝废食而求，常恨不广，亦岂专以为玩哉？余登太山，观秦相斯所刻，退而按史迁所记，大凡百四十有六字，而差失者九字，以此积之，诸书浩博，其失胡可胜言！而信书之人，守其所见，知其违戾，犹勿能深考，猥曰是碑之误， 其殆来之思乎？若乃庸夫野人之所述，其言不雅驯，则望而知之，直差失耳。今德父之藏既甚富，又选择多善，而探讨 去取，雅有思致，具书诚有补于学者。亟索余文为序，窃获附姓名于篇末，有可喜者，于是乎书。政 和七年九月十日，河间刘跂序。是序文风、文笔皆佳。对所序之书《金石录》的评价中肯可信，所云“其 言厅斤”，即谓其精细明白，询为褒美得体之语。从内容看，是序与前引明诚自序衔接甚密。刘以其所观泰山碑刻，又亲自与史迁之书对照的事实进一 步阐发了“身与事接”的金石碑刻比史书确凿可靠的观点。看来刘不愧为赵的知音。俗云千金易得，知音难觅，刘、赵何以深知如此？原来刘跂是元祐 辅臣刘挚之子。刘挚即前文所引《宋宰辅编年录》卷十二所云：“挺之身为元祐大臣所荐，故力庇元祐奸党，盖指挺之尝为故相刘挚援引也。”由此可 见，刘、赵两家不仅是一般意义上的世交和通家之谊，更是经过北宋末年新旧党争洗礼的真朋友。想来，被王安石擢用的刘挚，最初当因赵挺之希行新 法而予援引。不久刘有所变化，遂因其废弃新法而被罢，直至被哲宗远贬新州而卒。赵挺之变法的立场既没有什么大的摇摆，也没有因自己始终信奉新法而对废弃新法的刘挚落井下石。刘跂与明诚之间的情谊，可否作为挺之的 这种良好品格的见证？当然，晚辈的关系不一定完全取决于其前人的奸恶。明诚不但一直是一个宽客大度的好人，更是一个“忘寝废食”的“好古之士”。 对于这样的人刘跂的心许是不言而喻的，但他在评价这位好友的这一重要撰著时，仅以“别白抵牾，实事求是，其言斤斤，甚可观也今德父之藏既 甚富，又选择多善，而探讨去取，雅有思致，其书诚有补于学者”数语，平实道来，十分可信，使《金石录》更可增重于世。赵明诚可谓三生有幸，其 撰著虽然因专门性太强不可能得到普及，但有刘跂和清照为其所作的两篇《后序》在，赵明诚的名字连同《金石录》将会永远彪炳于学术史册。四、年富力强的莱、淄时期（一）“屏居”的终结和赵明诚的复出 关于赵、李“屏居”青州的时间，眼下只能从李清照《后序》所云”屏 居乡里十年”①加以推究。赵挺之于大观元年（公元1107 年）三月被罢病卒后，既然赵家连在汴京的亲旧都被蔡京捕捉入狱，作为直系亲属赵明诚就此 身陷囹圄自不待言，就是当年被赵挺之参与罗织罪名因而被遣离汴京的儿媳李清照也肯定不得幸免。好歹如前文所交代过的，这场官司到七月份即宣告 结束。那么，出狱后，性情象是带有刚烈色彩的明诚之母郭氏，很可能携其家小尽快离开京都这个是非之地。更何况夜长梦多，说不定仇人蔡京还可能 用新的借口对赵家进行暗算。所以此时对郭氏来说，完全应了那句“走为上计”的话，这样当年底，或翌年初即可回到青州。由此后推“十年”，赵明 诚屏居结束当是在重和元年（1118 年）或稍前，其守莱州则在宣和三年（1121年）。很显然从重和元年到宣和三年，这期间如明诚仍未复出，就与“屏居 乡里十年”的说法相抵牾。上述关于“屏居”终结之年的推考无疑是合理的。“屏居”既已终结，复官即指日可待，史实正是这样，经郭氏乞奏，早在政 和元年（1111 年）五月，赵挺之已追复其职②，明诚的二位兄长亦相继复出③。原先在这期间唯独赵明诚的行迹一直是个谜，后来笔者写了一篇题为《对李 清照内心隐秘的破译——兼释其青州时期的两首词》的短文，通过对清照《凤凰台上忆吹萧》一词的解读，基本揭出了这一谜底。原来赵明诚在守莱之前， 即从重和元年至宣和二年（1118 年至 1120 年），曾离开过青州，出任一届知州之类的官职。这期间清照在青州独守“秦氏楼”，其《凤凰台上忆吹萧》、《点绛唇》（寂寞深闺）、《念奴娇》等词，所写的就是一种接近于弃妇的 思归心态。（二）莱州太守的“金石”业绩大约宣和三年至五年（1121—1123 年），赵明诚任莱州太守。在解读李 清照这一时期的作品时，笔者不能不涉及到赵、李的一些情感隐秘，从而在《李清照评传》的有关章节，曾对其至少是精神上的“武陵”、“天台”之 行以及其对清照的不应有的慢待，曾有所非议，但是，赵明诚毕竟是一个专注于“金石”而与欧阳修并称“欧赵”的这两方面的大学者，“事业”对他 的吸引力远胜于“声色狗马”。在青州是这样，到了莱州仍然如此。据李清照回忆，赵明诚在东莱静治堂时，《金石录》已初步装帧完成，里面夹有驱 除蠹虫的芸签，外面束着淡青色的丝带，每十卷为一帙（函）。公事之余，每晚校勘二卷，跋题一卷①。这期间的主要成就大致有以下几项：一是宣和三年跋《唐富平尉颜乔卿碣》云：“有朝士刘绎如者，汉阳人， 家藏汉、唐石刻四百卷，以余集录阙此碣也，辄以见赠。宣和癸卯中秋在东① 一本阙“十年”二字，惟云“屏居乡里”，看来有“十年”二字者为胜，兹取之。② 《宋宰辅编年录》卷一二。③ 赵明诚之所以晚于其兄数年复出，当与其兴趣悉在《金石录》的撰著方面有关。① 《后序》。莱，重易装标，因为识之。”②二是跋《后魏郑羲碑》③云：“盖道照（昭）尝为光州刺史，即今莱州也。 故刻其父碑于兹山。余守是州，尝与僚属登山，徘徊碑下久之。”又跋《后魏郑羲上碑》云：“初余为莱州，得羲碑于州之南山，其末有云：‘上碑在 直南二十里天柱山之阳，此下碑也。’因遣人访求，在胶水县（今属山东平度）界中，遂模得之。”①三是《金石录》卷十三云：“右齐钟铭，宣和五年，青州临淄县民于齐 故城耕地，得古器物数十种，其间钟十枚，有款识，尤奇。最多者几五百字。今世所见钟鼎铭文之多，未有逾此者今余所藏，乃就钟上摹拓者，最得 其真也。”赵明诚在莱州太守任上结撰的《金石录》共“二千卷，有题跋者五百二卷耳”②，所以，更大的工作量是在于广泛地搜集整理，为此他“忘寝 废食而求”，绝不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玩好，而是为了有补于后学。要不是赵明诚亲任察访、亲自著录，在正史中并没有郑道昭擅书法的记载，其如此高 超的书艺就有被埋没的可能。呜呼！《金石录》的更大价值在哪里，其中今存实物尚有多少弄清这一系列的问题将会成为后人的更加珍贵的物质和 精神财富。（三）任满改官淄州城宋代官制，州守任期三年，秩满即调任。据此，赵明诚当于宣和六年前 后改任新职，也就是说《后序》所云：“连守两郡”，是指赵明诚守莱后即守淄。又据宣和七年（1125 年）十二月二日诏：“朝散郎权发遣淄州赵明诚 职事修誉，可特除直秘阁”①。看来此当系赵明诚守淄的第二个年头上的事情。淄州辖境时大时小，唐代时大到除了几乎包括今山东全境外，尚有今河南、 安徽的部分地区。赵明诚所守之淄州，当指古邑临淄（今山东淄博东北一带），此地离李格非早年作教授的郓城不远，他曾写诗云：“击鼓吹竽七百年，临 淄城阙尚依然。如今只有耕耘者，曾得当时九府钱。”②在遍地是文物的淄州② 《金石录》卷二八。③ 《金石录》卷二一。① 陈按：赵明诚所得此上下魏碑极为书法家、金石家所椎重，近已蜚声海内外，尤为日本书法界人士所酷爱。此碑洵为研究我国字体演变（碑中有数字，竟与今之简化字不谋而合）和书法艺术的珍贵资料。年属耋耋的刘梅粟大师尝亲往观赏，为之赞叹不已。鉴于这一文物在赵、李研究中的特殊价值，笔者曾亲赴上下碑所在地考察。上碑在今山东平度境内的天柱山顶，磨崖刻石，北依雄峰，南面平川，峰姿突兀伟岸，视线极为开阔。碑刻书法兼具隶、楷二意，结字宽博，笔力雄劲，镌入山巅，堪称物、景双绝。下碑在今山东莱州境内的文峰山麓（此山又名云峰山，又因形犹笔架，称笔架山。天晴时，由此山可以看到郑羲上 碑所在地直南二十里的天柱山。）高 3.4 米、宽4.65 米。碑文记郑道昭（字僖伯，北魏开封人）之父郑羲 生平事略，下碑亦依山随形磨崖刻石。关于此二碑的发现和著录赵明诚可谓功高德劭，其跋中有“徘徊碑下久之”之语，可见其对此碑的爱重，亦可见其眼力之不凡。明诚著录此碑，其时在公元 1123 年。此后七百余年至清中叶的著名书法家、书学理论家包世臣，即包安吴激赏此碑，人们竟以为这是首次发现。此事极为生动地说明赵明诚对于金石之学的贡献多么不同凡响，而赵、李在这方面的合作其意义又是多么深远。② 《后序》。① 《宋会要辑稿·选举》卷一二。② 李格非《过临淄》，《宋诗纪事》卷二七。古城任职，对于金石学家赵明诚来说，可谓得天独厚，也是进行《金石录》 撰著的大好时机，此时与清照的关系亦大有好转。晋陶渊明在《移居》诗中，曾把他在浔阳“南村”的好邻居称为“素心 人”。赵明诚出任淄州太守，州人不重其“为兹州守”，而重其“有素心之馨”，这在当时也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缪荃荪《云自在龛随笔》云：唐白居易书《楞严经》一百幅，三百九十七行，唐笺楷书， 系第九卷后半卷。赵明诚跋云：“淄川邢氏之村，丘地平弥，水林晶淯，墙麓硗确布错，疑有隐君子居焉。问之，兹一村皆邢姓，而邢君有嘉，故潭长，好礼，遂造其庐，院中繁花正发。主人出接，不厌余为兹州守，而重余有素心之馨也。 夏首后相经过，遂出乐天所书《楞严经》相示。因上马疾驱归，与细君共赏。时 已二鼓下矣，酒渴甚，烹小龙团，相对展玩，狂喜不支。两见烛跋，犹不欲寐，便下笔为之记。赵明诚。”前后有绍兴玺，末幅止角上半印，存“御府”二字。后有“宝庆改元花朝后三日重装于宝易楼，逊志题。”此册想见赵德夫夫妇相赏之乐。自序云：“靖康丙午，侯守淄川。”当跋于此时，固俞理初未见者。直到今天，对于白居易书《楞严经》的真伪，尚存有两种不同看法，一 则是：“缪氏曾否亲见乐天真迹，抑自他书转引，所记未详。近人或云：白居易书《楞严经》，并非真迹，缪氏未考。”①另一则是：“白乐天书《楞严 经》真迹匣虽为淄川邢氏所有，后荩（赆）赠明诚，故明诚得驰归与清照共赏，‘狂喜不支’，此真迹后竟入御府，后盖又散出，据缪氏所记，定为真 物，自非赝品。缪氏去今不远，应可踪迹。盼研究书画者注意及之。”②鉴于笔者对乐天墨宝无缘观赏，更无研究，因而对上述王、黄两种不同看法难置 可否，但对于明诚以为邢氏赆赠为乐天真迹的“狂喜”，则完全可以理解。另外，明诚所写这一跋语很有可读性，文笔生动传神。或许因为淄州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古城，文物繁夥；或许因为赵明诚“忘 寝废食”广为搜罗，其守淄州，从宣和五、六年算起，到靖康二年三月南去奔母丧，总共只有三年的时间，其收获却相当可观，以下三件文物弥足珍贵： 一是，《汉成阳灵台碑》跋下注：“余为淄川，同官李荛，雷泽人，云冢正在城西南，盖《述征记》误也。”③二是，《唐淄州开元寺碑》跋：“右唐淄州开元寺碑，李邕撰并书，碑 初建于本寺，后人移置郡廨屋下，余为是州，迁于便坐，用木为栏循，以护 之云。”④三是，得平陆戈铭及盂姜盥铭，入古器物铭。①靖康元年（1126 年），在许景衡任中书舍人时，曾记有《赵明诚转一官 制》云：“敕，逋卒狂悖，惊扰东州。尔为守臣，提兵帅属，斩获为多。今录尔功，进官一等”②。“逋卒”不是逃亡的差役，就是逃亡的士兵。北宋末 年是一个官逼民反的社会，赵明诚“提兵帅属”，对“逋卒”大加“斩获”，朝廷为之“录功”，今天恐不能侍同样的态度。在不能具体弄清差役或士兵 为何逃亡、对谁“狂悻”的情况下，对赵明诚的这一举动似应打上一个硕大① 王学初《李清照集校注》第 235 页。② 黄盛璋《赵明诚、李清照夫妇年谱》。③ 《金石录》卷一六。① 《历代钟鼎彝器款识》卷十七。② 许景衡《横塘集》卷七，四库全书本。的问号。当然，不管我们今天怎么看待此事，作为淄州太守的赵明诚却成了 朝廷的有功之臣，还曾为此“转”、“进”一官。转官和进官是同义同，在宋代都是升官的意思。就在赵明诚官升一级这年的十一月，金兵已对汴梁形成了合围之势。是 时，清照随明诚在淄州任：“至靖康丙午岁，候守淄川，闻金人犯京师，四顾茫然，盈箱溢箧，且恋恋，且怅怅，知其必不为己物矣”③。此后不久，也 就是靖康元年的十二月，汴京失陷，明诚和清照所在的“东州”就更没有安 全可言了。早在政和二年（1112 年），明诚的长兄存诚已以秘书少监的身分言事、 其次兄思诚则于是年被擢为中书舍人，在两个儿子重赴朝阙之时，郭氏就有随他们从青州重返汴京的可能。汴京吃紧，郭氏这位大约八九十岁的老人， 很可能率先迁往安全的金陵（今江苏南京）。所以靖康二年三月在她病卒后，赵明诚匆忙从淄州任上赶往金陵为其奔丧。四月，金人掳太上皇徽宗及其嗣 子钦宗并大臣、后妃等数千人北去。五月，宋高宗即位于南京（今河南商丘）应天府，改元建炎，自此北宋亡。③ 《后序》。五、南渡的前前后后（一）蔡京的失势和“三诚”的重振家门赵挺之被罢卒后，蔡京、童贯之流把持朝政，颐指气使，以权谋私等勾 当，早已激起了朝野的极度愤慨；金兵的南犯、宋朝的不战即溃、徽宗的禅位、钦宗的既懦弱又不忍奸邪，在这种情况下，斥责蔡、童误国的呼声越来 越高。在一些大臣的谏议下，钦宗对蔡京等人采取了从抑制到贬谪的做法，直至议及将其远逐到当年苏轼去过的海南。苏轼最终较体面地回到大陆，而 蔡京等则罪有应得地死于被贬谪的过程之中。蔡京一死，主要仰仗父亲的权势和荫封讨生活的蔡家兄弟，便一蹶不振，而赵家三诚，却在屏居数年清， 相继东山再起。先是挺之妻郭氏于政和元年（1111 年）五月，奏清除挺之指挥并获准①，次年七月“秘书少监赵存诚：‘诸州取访遗书，乞委监官总领， 庶天下之书，悉归秘府。’从之。”②赵思诚再起为中书舍人后，于宣和三年三月四日言添差兵马都监事，“诏并系合添差”③。至于赵明诚，前文刚刚述 及，其屏居终结为官一任后，又“连守两郡”，并“录功”“转官”。看来，在宋朝南渡前夕，赵家不仅已经彻底摆脱了逆境，“三诚”还业已成为朝中 很有头角的人物，特别是存诚和思诚不仅有资格向朝廷言事，朝廷对他们还颇有点言听计从的意味。再看赵家的两门近亲，一门是赵家的女婿，也就是 清照在《后序》中提到的建炎三年（1129 年）八月赵明诚病逝时，已是“兵部侍郎”的“妹婿”；另一门近亲是清照的娘家，她唯一的兄弟名这，建炎 三年八月清照逃离建康前，已“任敕局删定官”。兵部侍郎和敕局删定官均为朝中要职，不可能由无足轻重的人物担当。所以明诚的妹婿和清照的兄弟 在南渡的前后几年，也当是颇有实力的人物。南渡不久，存诚和思诚分别在广州和泉州担当要职。赵挺之还有两个孙子，虽然不知他是存诚之子，抑或 思诚之子，但却都是被时人认为不辱门楣的后代。赵挺之及其夫人身后有灵，亦当瞑目安息于九泉。（二）迁葬、奔丧的来龙去脉靖康二年（公元 1127 年）三月，赵明诚为奔母丧而南下金陵，显然郭氏 当于是月亡故。此外，今天辽可以看到为她迁葬的记载：中原燕梗，未返而殂，殡于他乡，金陵之墟，子持从橐，卜居晋水，扶迎软车，不远千里。①这段文字说明，明诚的母亲故于金陵，也殡于金陵。后来其子将她迁葬 于“晋水”。晋水即今之福建泉州。家于泉州的是赵挺之的次子思诚，但这是后话。在此之前明诚与其长兄存诚已先后亡故。至于迁葬的大致时间，当 在清照填写《渔家傲》（天接云涛连晓雾）一词之前，也就是在建炎三年底① 《宋宰辅编年录》卷一二。② 《宋会要辑稿》崇儒四。③ 《宋会要辑稿》职官四九引《续国朝会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