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清照评传-2

① 《庄子·逍遥游》郭庆藩集释本，中华书局 1961 年版。② 谢灵运《登江中孤屿》，《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宋诗》，逮钦立辑校，中华书局 1983 年版。① 《宋椠醉翁谈录》乙集卷之二，转引自《李清照资料汇编》，中华书局 1984 年版。② 庄绰《鸡肋编》卷中。涵芬楼排印本。（四）细审用事用典 用事用典是一回事。对于作品中用典好，还是不用好，在古丈论家的眼中有两种绝然相反的看法。刘勰是主张用典的，他所说的“事类”①，比通常 所说的“典故”的范围还要宽泛得多。而钟嵘针对“文章殆同书抄”②的弊病提出，有关治国巨著可以用典，而对于抒情诗则不应该用典。不知有意无意， 李清照作品在用事用典方面，分别吸取了刘勰和钟峙的精辟见解和合理主张，从而扬弃了刘、钟之说的片面成分。在她的文章和叙事诗中大量用典， 而在其写景和抒情的短幅诗词中，有的一个典故也找不到。刘勰见解的极为可取之处是在于“用人若己”③，即引用前人的故事，要象自出其口。这一准 则，李清照在其身世词中运用得尤为出色。她在其《词论》中是主张，甚至强调使用“故实”的，而她的绝大部分词中的故实，就象是高钠盐溶解人水， 味道很浓，却不见踪影，因而使得迄今为止的《漱玉词》的诸多注家和论者，大有失职之嫌。一方面是应该注出的典故没有注出，另一方面是即便注了出 来，其训释也没有到位，甚至不少解说是穿凿迂腐的，致使传主的难言之苦未曾得到应有的同情，更使其许多超前的进步思想和对于社会人生的许多精 辟见解，未曾得到继承和发扬光大。以往在解释李清照其人其作时所存在的似是而非的弊病，在很大程度上是出在对其用事用典的缺乏甚解上，尤其是 对于《漱玉词》的研究，假如不从细审用事用典上入手，恐怕永远也解不开其中的“司芬克斯”之谜。对《漱玉词》的研究，笔者是从对分歧最多、被误解程度最严重的《声 声慢》一词的解读开始的，此词的“文本”曰：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晓来风急？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满地黄花堆积，惟悴损，如今有谁堪摘？守着窗儿，独自怎生得黑。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词中有一处重要异文，即“晓来风急”的“晓”字，其所以被多数学者 误解为“晚来风急”的症结，是在于没能发现此句中包含着一个犹如盐溶入水的典故。这就是“晓来风急”系化用了《诗经·终风》篇的“终风且暴” 之句。与这一发现同时被作为解读此词金钥匙的，还有前文所引“赵君（李）无嗣”之说。而与“赵君（李）无嗣”具有同一种含义的、《终风》篇所暗 示的卫庄姜的被疏无嗣，不正是清照与庄姜的同病相怜之处吗？又何止是她们两人，打开那部血泪斑斑的中国妇女史，里面有多少“妇”老姐妹因“无 后”而被作为不可饶恕的罪人！即使她们忍受着难熬的分娩痛苦、任凭生过多少个女儿，也不管这许多女儿有多么聪明伶俐、长得有多么好看，只要这 个女子生不出一个哪怕是弱智的儿子，那么她同样会被认为是“无后”者、同样逃脱不了被茶毒和戕杀的厄运！！所以这个“赵君（李）无嗣”毫无疑 问就是中年时期李清照的最大心病。词人最大的心病，往往就是词中最隐秘、包裹最紧的词核。把“赵君（李）无嗣”这样的“儿女事”作为《声声慢》① 刘勰《文心雕龙·事类》，范文澜注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8 年版。② 钟嵘《诗品·序》，陈延杰注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1 年版。③ 刘勰《文心雕龙·事类》。的词核，既符合当时的词材标准，也与传主的同学主张相一致，也当是对“晓 来风急”句的入木三分的解释。此词中最大的难点被攻破了，其它问题就会迎刃而解。与此同时，笔者还对《凤凰台上忆吹萧》中的“念武陵人远”句， 作了前文所缕述的一番新解。1991 年 5 月，为参加在山东莱州举行的李清照学术讨论会，笔者又对传主赴莱、居莱诗词的主旨故实寄意等作了新的解释。 此后更曾反复考虑可否用类似于冶金术中的置换法，把本来浑融于《漱玉词》词境的前人故事给透析出来，从而为今人提供一架观察传主肺腑的透视仪和 显微镜。既然用细审用事用典的办法解读《漱玉词》，已经尝到了不少甜头，所 以便对现存近 50 首清照词，一一作了“透析”，又从中发现了不少过去未曾被注出过的故实。这些将在本书第四章《“压倒须眉”的》中，联 系具体词境，分别加以训释，以下仅以一、二实例，看看传主在使用故实时，所表现出的才华和睿智，以及从中所折射出的是一颗被损伤到了何种程度的 心灵。这类实例之一就是传主在受党争株连过程中所写的一首调寄《满庭芳》 词：小阁藏春，闲窗锁昼，画堂无限深幽。篆香烧尽，日影下帘钩。手种江梅渐好，叉何必、临水登楼。无人到，寂寥浑似，何逊在扬州。从来，知韵胜，难堪雨藉，不耐风揉。更谁家横笛，吹动浓愁。莫恨香消雪减，须信道、扫迹情留。难言处、良宵淡月，疏影尚风流。此词大约写于崇宁四、五年间，是时作者二十三、四岁，在党争有所缓 解时，她回到了汴京。不料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朝廷对元祐党人及其子弟的禁令还没有完全解除，清照当是冒着一定的风险悄悄回京探望丈夫，但她 却遭到了冷遇，并敏感到自己已成了宰相府邪中不受欢迎的人，她只好回到婚前在汴京居住的“小阁”。这虽然仍是当年“理瑶琴”①的闺房，“闲窗”、“重帘”依旧，但主人公的心情却大不一样了。那时她对爱情充满了美好的 憧憬，在急切的期待中，借“理瑶琴”略寄春情，现在则是在失望中备加伤感。当年的闺阁，如今仿佛变成了禁闭室，一颗尚未消逝的“春心”被锁进 了“无限深幽”的“小阁”。聊慰寂寞的盘香已经燃尽，阳光也已西沉，整整一天，或云不管白天夜晚，总是“无人到”。这个“人”，不同于李惺笔 下泛指一切不诣其被软禁“庭院”的“谁”②，而是李清照专用于对赵明诚的呢称，当与“念武陵人远”、“人何处”①里的“人”同义。所谓“无人到”， 就是词人埋怨赵明诚应该到而不到她身边来。为了简练而确切他说明作者的这种心情，仅词的上片就用了明暗两个典故。一个是“临水登楼”，一个是“何逊在扬州”。前者旨在强调主人公虽然心情很不好，但却不同于写《登 楼赋》时的王粲。他在（湖北）当阳“登兹楼以四望”，所产生的是怀才不遇和思念家国的忧戚，而词中的主人公，也就是生活中李清照的化身，那时 她并没有什么家国之思，在汴京失陷，她由青州到江宁产生了家国之思后所写的《鹧鸪天》，就直接了当他说自己也有与王粲同样的“怀远”②之情，因① 李清照《浣溪沙》（小院闲窗）。② 李煜《浪淘沙令》上片云：“往事只堪哀，对景难排。秋风庭院藓侵阶，一桁珠帘闲不卷，终日谁来。”① 李清照《点绛唇》（寂寞深闺）。② 李清照《鹧鸪天》（寒日萧萧）有句云，“秋已尽，日犹长，仲宣怀远更凄凉”。为这种情感不存在不可告人的问题，而真正难以告人的是藏在“何逊在扬州” 一句背后的情节。词人的睿智和苦衷也恰恰表现在对这一故实的婉转借取上。以往的注释仅仅为“何逊在扬州”句找到了这样的出处——指出此句基 本上是杜诗原句③。只是到此为止，根本无法说明李清照的心情，也找不到其“寂寥”的真正原因何在。必须过细地审视此典才能发现，原来词人是借何 逊的《咏早梅》诗，来表达自身的难言之隐。因为何逊诗中有这样几句：“朝洒长门泣，夕驻临邛杯。应知早飘落，故逐上春来”。这类诗句，即使出自 象何逊、杜甫那样著名的男性作者之手，也不外乎“美人香草”之喻，而对于女词人李清照来说，则具有真实感人的身世之慨，她此时与失宠的陈阿娇 和被弃的卓文君完全是同病相怜的。所以她特别声明其内心况味与因其貌不扬，加之体弱，不为荆州刘表重用而产生桑粹之念的王粲不同，故云“又何 必临水登楼”。紧接下去的“无人到，寂寥浑似，何逊在扬州”诸句，可直译为：丈夫不肯到身边来，使自己产生寂寞（冷落、孤独）之感，简直就同 何逊在扬州所写的《咏早梅》诗中的被废居长门宫的陈皇后，和被因献赋得官欲取茂陵女子为妾的司马相如遗弃的卓文君的心情完全一样。词的下片大 意是说，谁都知道，从来都是以梅自况的作者，她也和江梅一样，以皎洁风雅取胜。由于所处环境优越，便经不起风雨的摧残。尽管如此、尽管江梅也 有因失去白雪的映衬而香消色褪、甚至随风飘落之时，但因其浓香彻骨，即使将落花扫掉，却仍留有香气和情韵。这正如一对曾经沧海的夫妻，尽管经 历挫折却仍不忘旧情。这一切“难言处”，待到“良宵淡月”时，其“风流”、“韵胜”，就象江梅（疏影）一样，会得以再现！ 这首词的语调平缓，文字从容柔曼，但其语义深层却含有峥嵘筋骨，简直就是传主为自己写的《长门赋》和《白头吟》！由此可见传主的苦心，亦 可见中国古代妇女的命运是多么没有保障、多么可怜！《漱玉词》中有不少篇目不仅具有类似于《长门赋》和《白头吟》的性质，而且更凄楚感人、更 值得同情。细审传主的用事用典，可大大加深对其人其作的理解，而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能更深刻地感觉它。诚然，笔者在对传主的命运有了一个较符 合实际的总体理解后，就较便于发现并挖掘出其所用典故的深义。这一情况表明，对这位既令人服膺、又令人同情的“扫眉才子”的研究，将进入一个 良性循环的轨道，大大有利于这一评传的写作。③ 杜甫《和裴迪登蜀州东亭送客逢早梅相亿见寄》一诗中，有“东阁官梅动诗兴，还如何逊在扬州”等句。二、新构想的背后 在对李清照生平的评述和对其作品的解读时，本书分别采取了一条不同 于他人的思路和运用了一套较为独特的方法，拟统称之为“新构想”。对此，因有马克思主义关于“天才的猜想”说作依据，所以不怕有人对其中的“猜 测”成分说三道四，倒是从另一方面很担心这一“新构想”可能被误解成文学研究的“福尔摩斯”或“神探亨特”。诚然，拙著中试图运用一些泊来的 方法，但这绝不意味着笔者抛弃了土生土长、历史悠久、行之有效的传统方法。相反，对传主内心隐秘的破译和对其某些难度较大作品的解读，首先是 建立在坚实的史料基础之上。（一）以信史为依托信史是指诚实可信的历史。在我国能够担当起“信史”这一美名的，主 要是指《春秋》以来的纪事翔实的正史。李清照的事迹见于正史的仅廖廖数语：“女清照，诗丈尤有称于时，嫁赵挺之之子明诚，自号易安居士。”① 这则记载对于研究李清照来说，无疑是十分宝贵的。但因其过于简略，对于要写成一部有一定规模的思想家评传来说，又远远不敷使用。所以上述借他 山之石以攻玉，或称曲径通幽之法曾发挥了不小的作用。然不管用什么方法、也不管将踏破多少双铁鞋，笔者对本书的最起码而又最严格的要求是，必须 以可靠的史料为依托。而且，在这方面，黄盛璋、王学初等许多前辈学者曾辛勤衷辑，已为我们作出了示范。然或由于各自发现、引用材料的视角不尽 相同，只要我们经过一番努力，当仍能有所创获。所以眼光既不能离开已为人们所熟知和使用的材料，又要尽可能地扩大视野，充分发掘正史及其它与 传主有关而又尚未引起研究者注意的史料，以使自己的研究能够更进一步并取得一些新的成果。研究柳永的专家，曾从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中搜寻到有关柳永的重 要史料，从而纠正了关于《望海潮》的系年错误等问题，这亦给笔者以很大的启发。然《续资治通鉴长编》是一部编年体的北宋史，而李清照是一位生 活于南北宋之间的人物，不仅如此，李焘此著系从《永乐大典》中辑出的，较之原书已有残缺，而这残缺的部分，又恰恰是李清照生活中的重要年份， 因而笔者虽在阅读此书时有所收获，但仍不能解决根本问题。于是，笔者的注意力转向与李焘是书相续的另一部编年体史学要籍《建炎以来系年要录》。 此书由南宋李心传所著，专门记载南宋高宗一朝的史实，而李清照晚年的生活在时间上亦大致与高宗一朝相始终。经过一番披览搜寻，笔者果于其中获 得了一些重要的史料。同时，笔者十分重视对《宋史》的翻检利用，二者相互印证，使我们对传主的研究似可更进一步。这里姑举两例。一、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七十六绍兴四年五月载赵思诚除中 书舍人时，殿中恃御史常同曾言：“思诚，挺之子，挺之首陈继述，实致国祸，岂可使其子尚当要路。”《宋史》卷三百五十一《赵挺之传》亦载 挺之“拜御史中丞，曾布以使事联职，知禁中密指，偷使建议绍述，于是挺之排击元拓诸人不遗力。”同书卷三百二十九《邓洵武传》所附《邓洵① 脱脱等《宋吏·丰格非传》，中华书局 1977 年版。武传》，亦言挺之为当时“助绍述者”中的重要人物。这些记载是一致的和 可凭信的。二、《宋史》卷十九《徽宗本纪》载，崇宁二年九月曾“诏宗室不得与 元佑好党子孙为婚姻”。①对于第一条材料，需要说明的是“首陈继述”的“继述”二字，它不是 修辞和训诂意义上的“继承”，而是特指继承宋神宗所实行的新法：“哲宗亲政，有复熙宁、元丰之意，首起（章）淳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于 是专以绍述为国是，凡元祐所革，一切复之”②。熙宁、元丰是神宗年号，元祐是哲宗年号。神宗时重用王安石等人推行新法。但这位既受史家称道又同 时被针砭的神宗皇帝③，却在三十八岁的盛年谢世，其第六子哲宗嗣位后，年号元祐。这位“临朝庄严，左右仆御，莫敢窥其喜温”①的小皇帝，毕竟只有 十岁，实际是由太皇太后高氏听政，她一味重用苏轼等老臣，所以尽废新法。元佑八年高氏卒②，哲宗亲政，次年改元绍圣，任章惇为尚书左仆射，以绍述 熙宁、元丰新政为名，尽复高氏主政时所废新法。哲宗卒，向大后听政，罢斥章惇，新政又废。到了徽宗崇宁元年六月赵挺之除尚书右丞，七月李格非 被列入元祐党籍。原来崇宁元年“首陈继述”的不是别人，而是时相曾布和传主的翁舅赵挺之。至于对“首陈继述”之事和对赵挺之、曾布如何全面评 价，那主要是历史学科的课题，与李清照有关系的是由此二人所建议的“绍述”，实际上成了“排击元祐诸人”并株连其子弟的祸根。所以这不是一条 一般的史料，它说明正是李清照的翁舅赵挺之参与将她的父亲李格非推向了更深一层的廷争陷阱。如果赵挺之是一位器识大度的政治家或是一位通情达 理的长者，此事不一定株连到自己的儿媳。偏偏赵挺之是一个度量狭小，甚至是一个眶毗必报的人。陈师道《与鲁直书》曾讲到这样一件事：“正夫有 幼子明诚，颇好文义。每遇苏、黄文诗，虽半简数字必录藏，以此失好于父，几如小邢矣。”③一个把政治恩怨竟然带到学术领域的赵挺之、一个对其季子 都不稍加宽容的赵挺之，一个把对政敌苏轼的怨恨迁怒于其“亲家”的赵挺之，又怎能设想他不把为其恼恨的李格非感戴苏轼之事嫁祸于儿媳李清照 呢？苏轼、黄庭坚均为当时的书法大家，赵明诚作为一个广采博收的金石书画酷爱者，其“录藏”“苏、黄文诗”是极为有眼力有意义的大好事。这样① 赵挺之倡为绍述事与徽宗崇宁二年诏书，毕沅《续资治通鉴》卷八十七、八十八亦有明确记载，可参。② 《宋史·章惇传》。③ 《续资治通鉴》卷七十八谓“帝天性孝友，其人事两宫，侍立终日，虽寒暑不变；亲爱二弟，无纤毫之间，终帝之世，乃出居外第。总揽万几，小大必亲。御殿决事，或日昃不暇食，侍臣有以为言者，帝曰，‘朕享天下之奉，非喜劳恶逸，诚欲以此勤报之耳。’谦冲务实，终身不受尊号。时承平日久，事多舒缓，帝历精图治，欲一振其弊，又以祖宗志吞幽蓟、灵武而数败乓，奋然将雪数世之耻，王安石遂以富强之谋进，而青苗、保甲、均输、市易、水利诸法，一时并兴，天下骚然，痛哭流涕者接踵而至。帝终不觉悟，方废逐元老，摈斥谏士，行之不疑，祖字之良法美意，变坏几尽，驯至靖康之祸。”陈按，对史家此说仅 供参考，绝不能一言当否，百世从之。① 《续资治通鉴》卷七十八。② 《续资治通鉴》卷人十三对高氏的评价是：“自垂帘以来，召用名臣，罢废新法苛政，临政九年，朝廷清明，华夏绥安。杜绝内降侥幸，栽抑外家私恩，文思院奉上之物，无问巨细，终身不取其一。人以为女 中尧、舜”。陈按：对此评价，亦应斟酌去取，不宜悉加从之。③ 《后山居士文集》卷十，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4 年版。的事赵挺之都要加以干涉并为此对其季子翻了脸，又怎能保证他不为自己“进 居政府”之事，而对儿媳提出一些不近情理的“政治要求”呢？生活在这样一位翁舅主宰的家庭里，作为一个出嫁不久的“新妇”，传主处境之艰难是 可想而知的。当然廷争时松时紧，人事关系也在不断变化，赵挺之对李格非虽没有尽到搭救之力，李清照曾为此很伤心，但作为“亲家”，他对李格非 也不至于一味采取落井下石的做法，后来李清照在《后序》中提到他时，字里行间颇含礼敬之意。上述一切当是传主作品的政治、心理背景。了解了这 种背景，不单是那种曾把情调悲苦的《漱玉词》说成是作者“贵妇人阴暗心理的反映”的论调不攻自破，就是曾为不少人所接受的什么“明诚负笈远游”、“伉俪小别”云云，也不再会被普遍认可，从而为李清照研究开辟出一条新 的路径，这也是所谓新构想的旨归所在。第二条材料对元祐党人子弟虽然很苛刻，但它能否直接威胁到李清照， 还要看执行过程中的宽严程度。其中的关键是赵挺之家算不算“宗室”。唐宋以来，“宗室”一般是指皇族。赵挺之虽然与皇家同姓，但他并非皇家亲 族而曾被认为“赵、李族寒”①。但是，在唐以前的典籍中，士大夫的支属有的也称“宗室”①。根据赵挺之的为人说他有脐身于“宗室”之意，当非妄测。 至于赵挺之为什么要这样歹毒地对待李清照，原因很明显，就是在前不久，李清照曾上诗赵挺之搭救其父李格非。而李格非，不仅受知于苏轼，是苏门 后四学士之一②，他还执意不肯落井下石地编派元祐党人的罪过，违背执政者的旨意从而被外放③。在绍圣年间，赵挺之尚未执政时，李格非还是被执政者 拉拢的对象，而到了赵挺之大权在握时，由他参与制造的“扩大化”，从而把李格非罗织在元祐奸党的名单之内，直至于端礼门立党人碑，以示永世不 得翻案。在上述壬午诏颁布约半年后，崇宁三年“夏，四月，甲辰朔，尚书省勘 会党人子弟，不问有官无官，并令在外居住，不得擅到闭下”。④这样一来，赵明诚和李清照这对原本恩爱的夫妻，不仅面临被拆散的危险，偌大的汴京， 已经没有了李清照的立锥之地，不得不只身离京到原籍去投奔先行被遣归的她的娘家人。传主的颇为激愤的上赵挺之的诗句——“炙手可热心可寒”， 以及《漱玉词》中那些表达伉俪睽违而又悲苦莫诉的离情词，就是产生于这种政治历史背景之下，而绝不是什么觅锦帕书赠“负笈远游”的赵明诚。结 婚之初，赵明诚还是汴京的太学生，殊无“负笈远游”之事。不久，他就凭借荫封的特权当了鸿胪少卿。此系中央清要之职，更无须阔别京城的丞相府 邪出而游宦。以上引述旨在说明本书关于李清照研究的新构想，均有可靠的史料依据。当然，笔者在有关信史中所找到的依据远不止这些，其余将在以 后的章节中，联系传主的行实陆续加以征引。（二）以内证为根据① 李清照《金石录后序》。① 《史记·孙子吴起列传》、《晋书·张昌传》、《北齐书·邢邵传》、《周书·裴侠传》等。② 韩淲《涧泉日记》卷上。③ 《宋史·李格非传》，“绍圣立局编元祐章奏，以（格非）为检讨，不就，戾执政意，通判广信军”。④ 《续资治通鉴》卷八八。这里的“内证”是指从传主的作品中，找到的关于其身世的证明。前述 细审用事用典，是寻找内证的方法之一，笔者借此找到了清照被疏无嗣的旁证。但是与传主身世和其词作基调休戚相关的还有一个更直接的问题，就是 赵明诚是否确有纳妾之事。按照宋代的婚俗，纳妾是必然的，也有学者曾经注意到这一点①。可惜的是没有深究、没有说明此事的轻重和所以然，因此容 易给人造成误解，从而认为赵明诚的是否纳妾是无足轻重的事，有的人甚至认为这是一件庸俗无聊的事。问题恰恰相反，一旦赵明诚有蓄妾之举，赵、 李之间的所谓美满婚姻就不复存在。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性爱是最个人的，它必须以专一为前提，失去专一就没有真正的爱情可言。加之李清照不 但是一个学养深厚的知识女性，更是一个具有叛逆性格的既执着又敏感精神品位极高的女性。这样的女性，不但不会甘心于丈夫在享有三妻六妾特权的 情况下，对其作为一个人的本能要求的不可避免的挫伤，就是对她略有那种心猿意马般的敷衍、愚弄，或单纯生理性地给予，也是难以容忍的，也必然 给她带来难以言传的痛苦。这当是传主作品基调悲苦无拟的最深层次上的原因。以往在李清照的研究中没有着眼于此，所以一直存在着这样一个无法解 释的矛盾，即一方面把赵、李之间的感情说得美好无比，一方面又不能不承认传主的作品（尤其是词）的基调不胜悲苦。所以即使从形式逻辑中的同一 律上看问题，赵明诚的纳妾也是必然的。但问题的复杂性还在于，李清照毕竟是生活在不能不受三从四德等封建礼教制约的时代，对一夫多妻这种极不 合理的封建制度，她也只能在不违背“夫道尊严”的情况下，采取怨而不怒的形式加以披露。基于这种认识，笔者对李清照《金石录后序》中的这样一 段话再三琢磨过：“八月十八日，（赵明诚）遂不起。取笔作诗，绝笔而终，殊无分香卖履之意”，从而认定，这个“分香卖履”典故的出现，就是赵明 诚曾经有过蓄妾之事的“内证”。“分香卖履”，语出《陆机集·吊魏武帝文》引《曹操遗令》，云：“余 香可分与诸夫人，诸舍中无所为，学作履组卖也。”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域外馈赠的名贵香料，可以作为遗产分给众妾；至于宫女，没有别的事情可做， 就叫她们去学做鞋子卖钱养活自己。后来，此典除了被作为曹操生活简朴的美誉外，还专指人在临终时对其妻妾的恋念之辞。本来这一典故，在我们日 常使用的，不管是旧版，还是新版的工具书中都不难查找，那么，为什么八、九百年来没有人特意关注传主引用这一典故的用意所在，也就没有解开赵明 诚曾有过的“武陵”、“章台”之行和蓄妾之举的谜底呢？原因主要有以下 两点：首先，《金石录》是一部专门性很强的著作，作为它的序言，《后序》 虽见于《容斋四笔》卷五、《诗女史》卷十一、《彤管遗编》续集卷十七、《古文品外录》卷二十三、《古今女史》卷三、诗词杂俎本《漱玉词》等， 但都只有撮述大概，没有上引“殊无分香卖履”云云，人们对此便无从索解，何况这些书中的大部分，也不是一般人有兴趣，或有能力卒读的。其次，传主向以词名著称，接触或熟读其诗文的人较少，七十年代未版 行于世的王学初《李清照集校注》，虽然不但收录了《后序》，还在此书的 第 186页上，注了“分香卖履”的出处，但却未作任何解释，人们仍难以确① 王汝弼《论李清照》，济南市社会科学研究所编《李清照研究论文集》，中华书局 1984 年 5 月版，第115 页。知此典与清照身世的内在联系。后出的其他版本中，有的对此典虽作了少许 解释，但也只是点出这是关于私事的遗嘱而已，远未揭出谜底。现在看来，《金石录后序》中的“殊无分香卖履之意”，绝不仅是指赵 明诚没有留下遗嘱，而是说他既没有象当年的曹操那样，对其妻妾留下遗嘱，也包含着因“赵君无嗣”，无须留遗言于儿辈。这样一来，以“分香卖履” 代指赵明诚的遗嘱才是恰当的。如果赵明诚压根没有蓄妾之事，那么这里借用曹操对其妻妾的遗嘱，就很不得体。学识渊博而又极擅用事的李清照，在 涉及自身内讳的事情上，绝不至于有不伦不类或顾此失彼之嫌。正因为清照熟知曹操这一遗嘱的具体内涵，借以点明赵明诚遗有妻妾恰到好处。这也就 是前文所指出的，由于时代的局限，李清照对此类事情只能采取怨而不怒，或不怨不怒，甘愿“从夫”态度的一种注脚。正因为赵明诚曾有蓄妾之事，到了六朝金粉的建康，他又经不住新的诱 惑，而涉足“章台”之路，所以李清照才用心良苦地对赵明诚这一身分、行径类似于“玉勒雕鞍”①者，加以劝谕。她之所以“酷爱”欧阳修“庭院深深” 之句，并将其隐括成《临江仙》（庭院深深），其旨正在于此。看来，轻而易举地获得了高官厚禄的赵明诚，并未接受妻子的劝谕，而在私生活上热衷 于寻花问柳，不仅妨碍了其对金石书画的正当爱好②，在江宁府事这一抗金前线的重要岗位上，亦疏于职守，所以就任不久就被停职调换，不等离开知府 官邸，又犯下了“缒城宵遁”③的失职之咎。这不仅给他自己的历史上留下了不够体面的一页，更可能给传主高洁的心灵上留下难以弥补的遗憾。正因为 在李清照的一生中经历了许多危苦之事，所以其作品不仅在艺术性方面很值得借鉴，其思想内容更经得起回味和推敲。对这样的作家作品绝不能再象以 往那样，用那种庸俗化了的查阶级定成分的办法简单从事，而必须深入到其内心深处，揭示出其种种难以告人的隐秘。综上所述，对于《李清照评传》（附《赵明诚传》）的撰写，笔者将在 反复体味马克思主义关于“天才的猜想”之启迪意味的同时，用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并以“信史”为依托，以“内证”为根据，将传主的一生经历及其 好思想、好品格、好手笔，联系笔者的某些切实感受，化作一部雅俗共赏之书，聊当瓣香之荐，一则告慰英灵，一则奉呈知音。① 欧阳修《蝶恋花》（庭院深深）。② 施宿《嘉泰会稽志》卷十六、桑世昌《兰亭考》卷三载吴说跋唐阎立本画《萧翼赚兰亭图》。吴说的这一跋语曾提到，此图系江南李后主故物。周谷以之与同郡人谢克家之子、赵明诚的表兄弟谢伋。伋及携至 建康，为郡守赵明诚所借不还。③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二十，详情已见前文。第二章饱尝人间甘苦的一生李清照是身履两宋的齐州（今山东济南一带）人，自号易安居士，有时 亦署作“易安室”。“易安”二字系取义于陶潜《归去来兮辞》的“审容膝之易安”，意谓住处简陋而心情安适。在传主二十四、五岁屏居青州时，始 用此号。对于传主的生年和卒年，笔者尝用尽“上穷碧落下黄泉”之力，仍未曾 找见直接现成的记载。对其生年的厘定，唯一的线索是她五十一岁①时写的《金石录后序》。其中云：“余建中辛已，始归赵氏”，又云，“（是时）余自 少陆机作赋之二年”②，意谓她是在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 年），嫁给赵明诚的，那年她恰好十八岁。由此上溯十八载，那么，我们的传主清照， 当生于宋神宗元丰七年（1084 年）①。关于李清照的卒年，黄盛璋和王学初先后作过较翔实考证。虽然在审视 具体材料时，二说偶有异议，但主要见解是一致的，均将她的卒年推定为宋高宗绍兴二十五年（1155 年）之前，谓其享年七十三岁②，兹从是说。① 《金石录后序》之作年，亦经多方考核，方得确知，详见后文。② 杜甫《醉歌行》：“陆机二十作《文赋》”。① 关于李清照生于何年，异说纷坛。其中《李清照集》第 169 页，黄盛璋说可从。② 见《李清照巢》第 161—163 页、《李清照集校注》第 267—269 页。一、生于明水而非历城《宋史·李格非传》和《东都事略》等，均称清照之父李格非为“济南 人”。此说就其郡望而言是对的。因在唐朝时，济南是齐州的州治，至北宋未年，济南升为府，统辖今山东历城、章丘等五、六个县市。后人把原籍章 丘的李格非，统称为“济南人”是可以的，而那种把李清照的故居说成在历城柳絮泉云云，则系似是而非，此说大致是这样形成的——清人田雯《古欢堂集》中，有一首题为《柳絮泉访李易安故宅》诗。清 俞正显承其说而云李清照“居历城城西南之柳絮泉上”③，《山东通志》卷三十四亦称“李清照故宅在柳絮泉”。1956 年，在济南趵突泉东北侧修建了“李 清照纪念堂”，郭沫若遂题词云“大明湖畔，的突泉边，故居在垂杨深处；漱玉集中，金石录里，文采有后主遗风”。这样一来，李清照似乎成了铁定 的“济南历城人”，然而其中却不无疑窦。王学初曾针对上述田雯、俞正燮和《山东通志》之说，质疑云“按清照幼时，当从父母居，其故宅应云‘李 格非故宅’，不得云‘李清照故宅’。嫁后从赵氏，未居济南。至晚年则济南已为金统治，清照欲归不得。济南不得有李清照故宅。《山东通志》所云， 殆亦本清田雯《古欢堂集》，或出后人附会，未必即为实录。元于钦《齐乘》、明《崇祯历城县志》、清《康熙济南府志》，俱无清照故宅在柳絮泉之说。”①其实早在明朝万历年间，已有人对李格非父女的里籍问题有所质疑，并径称 其为“章城”人，还提到了未被人注意的“见廉处士墓碑云里人”，这样一个极为重要的线索：董生曰：余按《一统志》云格非济南人。《山东通志》云莱芜人。最后，见廉处士墓碑云里人， 王处士家才三四里许。②章诚当山水盘踞之乡，负齐鲁文学之誉。于中，勋迹行谊翘楚一时者，别有人物传。而其间一察，自好先觉特秀，衷然名能文章者，亦代各有作。若安成领必间之前茅，文叔步子瞻之后尘，清照掞闺阁之秦、黄，敬筒称文章之朱、李，名篇大章，光映后先。③或许是受到上述记载的启发，济南博物馆的学者于中航，在其《廉先生 序碑与李清照里籍问题》①、《廉先生序石刻考释》②等文章中，报道和考释了这样一件事：近年来，济南市博物馆对李清照生平行踪作了考察，在章丘 县明水镇西三华里的廉坡村，发现了《廉先生序》碑石，此石上刻有李格非为已故里人廉先生所写的一篇纪念性文章。末尾署“元丰八年九月十二日绣 江李格非文叔序”。传主的堂兄李遇跋语云：“遇忆昔童时，从先伯父、先考、先叔西郊纵步三里，抵茂林修竹，溪深人静，得先生云居。”从而证实， 作为李格非之女的李清照其原籍是在别称绣江的今山东章丘市明水镇，而不在今济南市的“大明湖畔，的突泉边”。③ 俞正燮《易安居士事辑》，《癸已类稿》卷十五，商务印书馆版。① 《李清照集校注》第 211 页，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9 年版。② 万历《章丘县志》卷二十八。③ 万历《章丘县志》卷二十八。① 《光明日报》1981 年 6 月 15 日。② 《文物》1984 年第 5 期。这里对李清照原籍的论定，并非枉费笔墨，其对正确解读传主作品中的 若干自然意象和所涉及到的有关风物，是不可或缺的。二、父廉母贤家教端在封建礼教日益强化的北宋社会，男子的成长，除了家庭影响，学馆、 职业、社会和社交圈子往往起很大作用。女子却不同，她们除了吸吮母乳，其精神营养，主要是来自家教和书籍。一般说来，女儿最初的德言音容，受 其母的影响往往更大更直接。李清照的情况虽然不尽如此，这里还是先从她 的母亲谈起。（一）出身相门的母亲王氏《宋史·李格非传》云：“妻王氏，拱辰孙女，亦善文。”而宋庄绰则 云“岐国公王硅，元丰中为宰相。父准、祖赘、曾祖景图皆登进士第又汉国公准子四房，孙婿九人：余中、马玿、李格非、阎丘吁、郑居中、许光 疑、张焘、高旦、邓询仁皆登科。邓、郑、许相代为翰林学士。曾孙婿秦桧、孟忠厚同时拜相开府。”①那么，李清照的母亲到底是如《宋史》所云是王拱 辰的孙女，还是如庄绰所云是王准的孙女呢？对此，王学初认为：“庄绰与清照同时，且所云秦桧与孟忠厚为僚婿，与史实合，疑庄绰所言为是。”② 今从庄绰、王学初说，清照母即是现任宰相之父王准的孙女，至于她是“汉国公准子四房”中的哪一房的女儿，曾屡检有关史书，未见明载。看来她作 为时相女儿的可能性较小、作为时相侄女的可能性较大。自然她还是秦桧夫人的姑母，那是以后发生在南宋的事了。秦王氏虽伴随其夫长跪在岳飞父子 的坟前，但此事不应对李王氏有所株连和玷污。至于李清照虽与两任宰相的秦桧是表姐弟，但一个是流芳百世的忠荩爱国者，另一个则是遗臭万年的奸 臣。二者泾渭分明，绝不可同日而语。至于王氏对清照的影响，除了她作为相门之后下嫁到“位下”（清照语） 的李家而又能自甘清贫的贤良可贵之外，更重要的是由她所承传的文学基因，对强化女儿文学才华的意义。王氏祖父的儿子时相王珪及其兄王琪分别 有诗词传世，其中王珪还写出了“莫道无人能报国，红旗行去取凉州”①的很出色的诗句，可见史称王氏“亦善文”（或作“善属文”）是有其家学渊源 的，也是可信的，其对清照的影响亦不言而喻。（二）父亲李格非其人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