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总理传记-19

总理仰面哈哈大笑，和刘文辉碰杯，然后一饮而尽。刘文辉哪里知道，总理这时已是癌病缠身。1975年1月13日，总理抱病出席四届人大，在会上得知刘文辉也身患癌症，当即指示医院全力治疗，随时把病情向他报告。　　后来，总理还是逝于刘文辉之前。刘文辉闻讯总理逝世，老泪纵横，在家人搀扶下到灵堂向总理告别，这都是后话了。　　从周思来担任政务院总理，到他不许我们称他总理，其间26年多。他是超过郭子仪的中国历史上担任“宰相”时间最长的一个。　　他必然会在这个世界上永存　　1975年10月以后，周思来的病情不断恶化。他整日卧床，剧烈的癌痛折磨着他。有时痛得牙关紧咬，冷汗淋漓；有时痛得浑身战栗，眉头紧拧。但他始终不肯哼一声。　　他怕使我们着急不安。当疾病和病房束缚他不可能再总理天下事时，他的注意力便转到周围的人和事上。　　“总理，打一针吧？”我们眼含泪水劝说。　　周恩来明白，杜冷丁不能总打。他嘴角一翘，勉力做出微笑。他声音细微地说：“放、放段‘洪湖水，浪打浪’……”　　我们有“洪湖水，浪打浪”的磁带，忙放起录音。“洪湖水，浪打浪”的曲调便柔和地盈满一室。　　周恩来淡漠的目光凝望着天花板上的某一点，静静倾听“韩英”歌唱的那优美的抒情曲调。他的眼里时时有火花一进即熄，仿佛望见了那碧波连天的洪湖，望见了他的战友贺龙，忆起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的戎马生涯……　　可是，他的眼圈忽然湿润了，微微垂下眼帘，以手击节，合着那婉转的旋律……他一定是在默默抒发自己某种复杂的情感。总理过去就爱听这首歌，电影上映不久，中南海的舞会上，专门请“韩英”来参加舞会并演唱。如今生命将息，参加过贺龙同志的骨灰安放仪式后，就要来这首歌的磁带。在他逝前，听得最多的就是这支歌。　　他“没有保护好贺龙”。为此伤感自责，因而更加思念这位战友，爱听这首歌。　　在周恩来病重的日子里，他希望听听那封存已久的文化艺术表演杰作。我们尽了最大努力。这些作品封在广播电台，我们请中央警卫局副参谋长东方同志去启封，前后去录制了二三十盘磁带，拿回来给周恩来播放。记得有梅兰芳、程砚秋等京剧大师的唱段，有袁雪芬的越剧和侯宝林、马季等人的相声。　　有一次，周思来被癌痛折磨得浑身颤抖，一个劲冒虚汗。我们替他擦汗，心就像被人揪扯碎了一般痛。我们也是“急中生智”，冒出一个念头，小声向总理提议：“总理，我们把侯宝林请来好吗？”　　周恩来强忍痛苦，不解地望我们。　　“让他跟你聊聊天么。他词汇多，又会滑稽出洋相，可以给您，给您逗逗乐。”　　病痛中的周思来虽然没有见到侯宝林，却呵呵地笑出声。大约是想起了那副“尊容”和调侃，也许是为我们冒出这样的怪念头而发笑？　　反正他是笑了！　　然而，笑声稍纵即逝。周恩来微微喘息着，吃力地说：“不要不要，怎么好麻烦他呢？不要麻烦他了……”　　周恩来不肯为自己麻烦侯宝林，但他无时无刻不在关心怀念着他在文艺界广泛结交的朋友们。　　那是京剧演员杨秋玲被解放不久，在人民剧院演出现代戏。周恩来在杨秋玲戏校毕业时就同她认识了，不知怎么得知了她已获得解放。一天，他用细微的声音对我吩咐：“杨、杨秋玲出来了。你们，和电台联系一下，帮我，帮我录个片段，我想看看……”　　我们立刻去联系，可是剧团推说需要请示上级。我们再去联系，他们回答说不行，推说杨秋玲要去西安演出。我们直接管这个事的仍是东方同志，他向剧团提出同行，到西安录。东方为总理真算尽了心，跟到西安，电视台也去了人，做好了一切准备，结果还是没录成。这与当时文化部的负责人有直接关系，真把我们气坏了。　　一国总理，勤政26年，人之将死，要看个演出录像而最终不可得！　　我向总理难过地报告：“总理，电视台录去了，可，可他们说有困难，说、说不好录……”　　周恩来没有惊讶，也没有发火，似乎早有这种思想准备。他静卧病床，凝望屋顶，仿佛那里有个舞台，杨秋玲正在翩然起舞演唱，他目不转睛地看入了神……　　总理卧床后，已经不可能完整系统地考虑国家大事。但就像碎玉一样，星星点点也仍然是玉。他时常会想起莱一些片断的事询问我们。比如“现在谁负责国防科委的工作？”“主席现在的安全谁在负责？是不是汪东兴？”“主席现在住哪儿？”“他住的游泳池有个边门是不是封好了？”“丰泽园的后门是不是关起来了？”“你们把纪登奎叫来，我要跟他谈件事。”……　　总理卧床后，叶剑英基本上是天天来。特别是在处理重大问题前后，必来请示汇报。　　他白天黑夜与吴医生保持联系，一再指示：“要想办法，能延长一天就延长一天，哪怕是多延长一小时一分钟，只要可能，就要尽到医疗方面的一切努力和责任！”　　总理也明白自己多活一天的意义，我至今记得他顽强与病作斗争，艰难地吞咽食物的情景。他是国家和人民的“大管家”，为别人操心惯了，总是用劝说鼓励的语气对别人讲话，所以在说自己时，也好像是在劝说别人：“来，我们多吃几口，咱们数数。”他费力地咽下一口，嘴里念叨着：“一！”又咽一口：“二！”……“三！”……　　这样数数吃饭，到12月13号，总理最后数了两个数，咽下两口食物，从此就无法进食了。　　到这时，总理先后共做了13次手术。　　“13”在西方被视为凶数。　　周恩来曾对美国人巧解“13”。那是尼克松总统访华，到上海时，下榻于锦江饭店。尼克松夫妇被安排在15层，基辛格在14层，国务卿罗杰斯和其他官员住在13层。　　总理去看望罗杰斯及其助手们，当电梯在“13”处亮起红灯时，突然想到西方人最忌讳13。果然，他走进罗杰斯的套间时，发现这些美国官员正在为“13”而生气，与周恩来寒喧时也笑得不自然，房间里闹鬼一般。　　总理聊了聊美国乒乓球队来访的事后，话锋一转说：“有个很抱歉的事我们疏忽了，没有想到西方风俗对‘13’的忌讳。不过，你们来到东方，我们中国有个寓言，一个人怕鬼的时候，越想越可怕。等他心里不怕鬼了，到处上门找鬼，鬼也就不见了……西方的‘13’就像中国的鬼。”　　美国人都笑了，不安和气恼也顿时全消。　　然而总理这次巧合了“13是个凶数”，他不能自己进食了，由陈医生配制高热量高营养的流质食品往胃里灌。他不但卧床，而且无法坐起来，身体下部插了七八条管子，输液、输血、排液。他身体下部的膀肮等部位整个烂了，但头脑仍然清醒。我和小高每天轮流给他读一些国际简报、国内动态和参考资料。也让他听广播。　　叶帅仍然是天天来。总理刚卧床时，他常常与总理一谈就是3小时。　　经月之后，谈话减到2小时。　　到12月，总理已经不断高烧，谈话越来越艰难。记得12月20日他约罗青长来谈对台工作，询问在台老朋友的情况，没谈多久就昏迷过去了。　　天天来的仍然是叶剑英。一天又一天，周恩来的声音越来越微弱，叶剑英越坐越贴近周恩来，谈话的时间也越来越短，连一小时也无法坚持。　　终于，周恩来难以再说出声了。这时，叶剑英仍然坚持天天来，来了就紧贴周恩来坐下，轻轻握住周恩来的手，他们你望着我，我望着你，嘴唇一样地颤抖，眼里一样泪光闪烁，一样地说不出话，就那么望啊望，望啊望……那种情景，那份情谊，任你是铁打的心肠见了也忍受不住，不能不躲出门外失声痛哭。　　我还记得他们最后一次交谈的情景，叶帅叫我们都退出，无论是送水送药，不按铃不许进。　　在门外，我们偶尔能听到叶剑英的声音，其实主要是他讲，周恩来要讲出一句话是很困难的，就是讲出一句也非得贴近耳朵去才能听见。叶帅的声音里，我听清了“邓小平”、“中央”、“军队”等单词。　　叶帅从病房出来后，把我和小高召唤到身边、声音很轻、严肃吩咐说：“你们俩都准备好纸和笔，24小时在总理身边，一刻也不能没有人。总理原则性很强，很多事很多想法和委屈闷在心里不讲，特别是对中央里的某些人，在最后时刻有什么内容要发泄，你们一定要记下来……”　　看来，叶帅同总理谈话，没能叫总理对某些大事留下态度和看法。他不可能天天守在总理身边，我跟高振普，乔金旺轮替守护总理。然而，总理组织纪律观念极强。邓大姐也天天来看望，他们互相望了很久。　　总理说：“我肚子里还装着很多话没有说。”　　邓颖超点点头，说：“我肚子里也装着很多话没有说。”　　这个场面给我留下印象很深。7年后，邓颖超曾撰文写到这件事，表示她要和周恩来一样，把没有说的话“永远地埋藏在心底”。　　事实确实是这样，我和小高每时每刻都有一人守在总理身边，每时每刻都准备着抓笔记录，然而周恩来的嘴始终紧闭，在最后的几天绝口不再谈政治现实。　　在他逝世后，我和小高将雪白雪白的纸交给叶帅。叶帅拿到这张滴墨不染，无声胜有声的白纸就哭了。他讷讷一声：“他一生都是顾全大局……”　　周恩来在最后的日子里，不但有最后最重要的“政治遗言”，即在四届人大上提出本世纪末初步实现四个现代化，有最后一次合影，最后一次会见外宾，最后一次参加毛主席召开的政治局会议等等，而且有一些最后的“要求和希望”。　　12月初，总理吃东西已经十分困难。每想到总理这一生的艰苦自己，委屈自己，辛劳自己而又极少有什么享受，我们心里就难受得不行。几乎每天我们都要问几遍：“总理，你想吃什么就说。”他总是摇头。　　一天，总理忽然讲话了，像是自言自语，又像说给我们听：“要是能吃到桃子就好了。”　　那一刻，我的心忽然颤动了一下，往事立刻浮出脑际。抗战胜利，为争取和平，我跟随周恩来奔波于延安和重庆之间。那时毛主席刚发表过文章，说抗战8年，蒋介石躲在峨嵋山上，现在抗战胜利了，他要下山摘桃子了。周恩来给警卫战士们讲解形势和这篇文章时，曾说：“桃子就是革命的果实，胜利的果实。这是最好的比喻。”　　建国后，总理不分昼夜地操劳，他一生“植树”，却不肯享受“果实”，在生命快要结束时，才提出吃一口桃子，我们怎么能不满足他老人家的心愿呢？　　可是，正当深冬，哪里去找桃子？那时不像现在这样有保鲜的条件和力量。我们几个陪护的同志商量一番，不约而同想到罐头，马上去买了两筒。每简里有两个桃，切成了四瓣。　　“总理，没有鲜桃，我们买了桃罐头。”大家歉疚地报告。　　总理望着桃罐头，脸上浮出一层浅笑，声音微弱地说：“好，很好。”　　我们喂总理吃罐头桃。他吃得照例很慢，一点点咀嚼吞咽。好不容易吃完一瓣就想停止。我小声说；“总理，吃一个完整的果实吧？您讲过的，桃子就是革命的果实，胜利的果实。”　　总理嘴角漾出一丝微笑，缓缓说：“你还记得。好，我们吃个完整的。”　　他尽了最大努力，又吃下一瓣罐头桃，正好是一个完整的果实。　　帮总理擦嘴时，我心里又欣慰又酸楚。欣慰总理终于在最后享受了胜利“果实”，酸楚他“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享受得太晚了，是在人民吃过鲜桃之后，一时吃不完的制成了罐头，他才最后享受一口……　　可是总理还对我们说了一句：“谢谢，谢谢你们。”　　隔两天，总理又问：“有没有六安瓜片茶？我想喝点六安瓜片茶。”　　这一次我不明白是为什么？小高和乔金旺同志也不明白，这种茶并非什么名茶，也没有什么典故，总理怎么会想起要喝这种茶？　　但我们还是照总理的希望，为他买来了六安瓜片茶，质量虽不算好，总算满足他老人家的心愿，不浓不淡地替他老人家沏了一杯。　　总理不是喝茶，是品茶。他呷一口，细细品味；一小口一小口地呷，不时咂咂嘴。他的脸上是一副含情脉脉，神思悠悠的容色，两眼眨动着，一闪又一闪，仿佛见到了思念中的人。　　一杯茶终于喝完了。我们都带着肃穆的神情问：“总理，您在想什么？”　　“我想起了叶挺。”总理不看我们，仿佛仍在望着那位思念中的人，声音轻柔，像是怕惊醒一个甜美的梦：“抗战开始不久，叶挺将军任新四军军长时，送了我一大筒六安瓜片茶……”　　这以后没几天，总理就无法自己进食了。　　快过元旦了。望着总理头发蓬乱、胡须满脸的憔悴样子，我们悄悄商量。俗话说：“有钱没钱剃头过年”。总理一生像珍惜生命一样珍惜他那代表了中国人民精神面貌的仪容，怎么也得为他老人家理个发，修修面再过新年啊！恰好北京饭店朱师傅也第三次捎信来，坚持要在新年前为总理理个发。　　29号这天，当总理从昏迷中醒来时，我们附耳小声劝说：“总理，要过新年了。朱师傅已经几次捎信来，就让他给你理个发吧？”　　他用沉思的目光望着我们，良久，嘴唇开始微微翕动。他实在难以说出声音了，静得落根针也可以听到的病房里，我们仍需把耳朵贴近他唇际才能听清：“不，不要了。我这个样子……不好再见人。老朱，他，他看到我这个样子，会、会难过……”　　我们蓦地扭转脸，泪水又夺眶而出。　　我们天天守在总理身边，对变化感觉还不是很强烈，如今听他一说，立刻想到他不久前还英武潇洒的神姿和风度翩翩的举止。可是，一觉醒来，他已是须发灰白蓬长，面容瘦弱憔悴，整个身体都抽缩了。他眼窝深陷，皮肤松弛灰黄……他再也不照镜子了，我们也不叫他看到自己的脸。　　朱德、小平、先念等中央首长都曾多次来看望周思来。当时中央规定，只有政治局委员以上的领导才能来看望。但是，许多曾在总理身边工作过的同志都一再要求，非见总理一面不可。邓大姐后来同意了。但要求只许大家见总理，不能让总理看见大家。这也许违背周恩来不让别人分担痛苦的考虑？这些工作人员被安排在周恩来昏迷之时来见一见，严格规定不许哭。　　可是，怎么可能呢？这些工作人员被领进来，都是由我们带到床尾立住脚远远望一眼。这一眼他们就全惊呆了，他们所熟悉的总理突然之间不见了！我看到没有一人能例外，都是全身一震，便猛地用手捂住了嘴，泪水顿时进射而出！有几位女同志踉踉跄跄，是被我们搀扶出去的。打击和刺激太大了，没出大厅就全哭倒在地。无论怎样批评、劝说，甚至呵斥都无法阻止。唉，且不说她们只是未经过大磨难的女同志，难以承受，就是身经百战，历遭磨难的李先念同志，出了病房也泪如泉涌，哭出声来，悲不能止。　　老帅们也都来看望了周恩来，都是在周恩来昏迷之际，立在床尾默默地望着，像雕像一般，大颗大颗的泪珠溢出眼堤，在睫毛上颤动，接着扑簌簌滚下来，落地有声！　　1976年元旦，毛泽东的《重上井冈山》、《鸟儿问答》两首诗发表后，周恩来从昏迷中醒来时，恰好在广播里听到了。他让我们去买来诗词，元月2号我们又为他读这两首诗词。读到“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时，他嘴角绽出几丝笑纹，甚至可以听到隐隐的笑声和讷讷声：“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这是我见到的总理的最后一次笑。　　这次笑很短暂，膀胱癌和肠癌的剧痛很快又使他抿紧了双唇。我们收起诗词。他虽然痛得额上沁汗珠，仍然坚持着示意，让我们将诗词放在枕边。　　后来，他又看过几遍这两首诗词，也叫我们念过。他去世时，这两首诗的小薄册就压在他枕头下。这是周恩来一生中最后看到听到的两首诗词。　　都说癌痛是超过任何肉刑的剧烈持久的疼痛。现实生活和文学描写中，我曾看到过许多挣扎在痛苦中的人：有的呼叫，叫声凄厉惨绝；辗转翻滚着挣扎。有的咬破牙床嚼烂舌头，一任泪水横流，顽强地不呻吟一声。有的瞪着凶野的被痛楚折磨得变了形的眼睛，号哭怒吼着乞求别人帮忙结束自己的痛苦和生命…”　　周恩来不同，始终静静地躺在那里；昏迷半昏迷时，他会发出轻微的呻吟，但是清醒后，绝不发一声呻吟或流一滴泪。如果你正注视着他，那么，剧痛袭来时，他甚至不肯抽缩一下身体。他怕给别人带来痛苦的影响。　　然而，剧痛袭来，完全没有反映是不可能的。有多少次我预感到有大的痛苦到来，周恩来的脸色陡然变成阴沉灰黄，转瞬间又泛出黯红，汗水一下子便冒出来，颗颗有绿豆大，颤动着凝聚汇合，接着便小河一样淌下来。他的眼光时而迷离黯淡，时而闪烁逼人，回避开周围的同志，在空中、在天花板上逡巡搜求什么。在一次次的屏息忍耐之后，那鼻翼便颤抖着张大，嘴唇也小心翼翼尽量不引人注目地咧开一条缝，喘息几口，很快又复屏息闭气，用超人的毅力去换过那阵新的更持久的凶猛的剧痛的浪潮……　　他不哼不流泪，哪怕是抽缩着脸孔咧咧嘴呢？他永远不会在人前目光下有这种样子。这就是我们的周总理。　　元月3号，总理一天基本都是处在昏迷中，偶尔醒来也默默无言。　　元月4号，总理从昏迷中醒来，眼睛闪了一会，忽然翕动起嘴唇。我们在场的同志马上都围拢过去。　　他用细微的难以辨清的声音讷讷询问：“主席，主席身体怎么样？”　　“没有大的变化。”医生小声报告。　　“董必武呢？”　　“董老还好。”　　“刘帅，刘帅，身体……”他突然屏住了声，瘦骨粼粼的手一下子握住了医生的手，这是下意识的动作，是剧痛袭来的原因。他在颤抖，在出汗。我们一边替他擦汗，一边劝他：“总理，你疼就叫出声吧。都是自己人，你哼一哼也会疼得轻些……”　　他不叫也不哼，好不容易透过一口气，却以惊人的意志清晰地说出一声：“哎呀，你手……怎么那么凉呀？”　　他好象不是痛得抓住医生的手，好象是为了试试医生的手凉不凉？唉，我们的总理，身陷如此痛苦绝境仍然要掩饰自己，仍然不愿叫别人为他的痛苦而痛苦！　　但是，他已经瞒不了我们也瞒不过自己。我们在流泪，他在战栗；整个病房都能感觉出总理体内那痛苦急骤的节奏，那冲撞交锋的波澜！　　“吴、吴医生，打、给我打一针……”总理发出令人窒息的请求声。每当他再也无力掩饰剧痛时，他总是这样请求。　　邓颖超每天都来看望周恩来。这次她实在看不下去了，声音颤抖地对卞医生说：“这么痛苦，太难受了，他太难受……”　　邓颖超后来曾表示有条件地赞同“安乐死”，与总理逝世前所遭受的难以想象的病痛折磨对她所造成的刺激有直接关系。　　卞医生含泪说：“大姐，总理太重大了，多活一天对党对国家对全体人民都有重大利益，哪怕是一分一秒都有着重大意义……”　　叶帅也是这么说的。　　医生替总理注射了杜冷丁。片刻，总理稍稍喘息平稳。他两眼淡漠地望着天花板，像是凝思。忽然，那眼里闪了一下亮，转向我们：“拿、拿《国际歌》，放、放一放……”　　我们忙找出《国际歌》的歌片，为他播放。当那磅礴的旋律盈满一室时，总理的嘴唇分明在翕动，在吟唱！　　这是总理生前最后一次听歌，最后一次唱歌。这支歌是《国际歌》。　　连放三遍，总理对守在身边的邓颖超说：“我坚信全世界共产主义一定能实现。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他讲这个话的声音很细微，给我的震动却很大。他已近弥留阶段，最后唱这支歌，显示了真正不移的信仰。人生尽可信仰不同，能够为信仰奋斗终生，奉献一切，那么，就连他的敌人也会为他的人格肃然起敬。许多资产阶级政治家、理论家、学者，就是由于这个原因，在周恩来死后，也对他表示了极大的哀悼和敬意！　　1976年1月5日至7日，周恩来基本处于弥留之际；他多数时间昏迷，偶尔睁开失神的眼睛也没说什么事情，仿佛已经停止了思维。我和小高也停止为他读报读文件。　　7日那天，在我值班的24小时中，病室里一直很宁静，除了定时为总理做例行的维持生命的医疗，没有其他大事。当陈医生按时将配制好的高营养高热量的流质食物输入他胃中时，我静静地在一旁看。我的泪早已流尽。病房里很清洁，四周围是那么静，那么静……　　晚11时，周恩来忽然睁开了眼。这种睁开眼的时间越来越少，每次睁眼的间隔时间越来越长。他凝视着，竭力聚集涣散的眼神。我们都贴近过去。　　终于，总理眼里进出一星火花。这是我最后一次看到他目光闪烁。　　他认出了我们之中的吴阶平医生。　　“我这里，没什么事了……”总理缓缓地，声若游丝地说：“我，一个人，你们……管全局，还是去照顾，别的生病的同志，那里，更需要你们……”　　总理又昏迷过去。这是他一生讲出的最后一句话。　　1月8日晨，早8点，小高像往常那样准时来接班。　　做了简单的交接，我准备离开了。在门口，我像每天那样回头再望一眼我一生为之服务的总理。　　他仍在昏睡。唉，他这一生睡得太少太少了！特别是近10年中，天下大乱，他平均每天睡不到3小时。什么叫全心全意？什么叫呕心沥血？什么叫不知疲倦？什么叫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在总理身边一站你就全明白了……　　我早已哭干的双眼忽然又潮湿起来，缓缓扭转头，轻轻掩上门，慢慢朝楼上休息室爬去。　　躺下不到l小时，似睡非睡之际，楼道里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传来，来得匆促慌迫，我的心本能地一阵抽缩颤栗，立刻清醒了。我想跳下地，想喊，可是被一种不祥的预感紧紧握住了，一时竟动弹不得。　　“卫士长，卫士长！”小高旋风似地卷进来，脸色煞白，紧张使他把两肘紧夹在肋旁，声音完全变了调：“快，总理、总理不好……不好了！”　　我像被抽了一鞭，从瘫软中一跃而起，提着裤子就往下跑；心脏忽尔抽缩凝固，忽尔膨胀滚翻；脑子忽尔一片空白，忽尔万念跃动，就这么一口气冲进了周恩来的病房。　　医疗组的全体人员都集中来了，整个房间一片混乱，紧急枪救已经开始。屏风移开了，活动床头也卸掉……　　“怎么了？怎么样？”我失去了主张，小声讷讷着，瞪大受惊而失神的眼睛望望这个，又看看那个。没有人理睬我，个个拧紧了眉头；我也插不上手，不知能干什么，废物似地僵了半天，上下颚骨呷呷地抖颤不止。　　片刻，我冷静一些，心神回归，看清病床旁只有几名专家，其余20来个专家医生已经稍稍后撤，环绕四周默立。我想起生命的标志，忙凑到示波器那里去看心电图。　　还在跳！我的心刚一热，马上又凉：怎么不跳了？随即又热起希望：又跳一下！……　　这是怎么回事？往常的心电图不是这样。我惊疑地看医生们的眼色，又看看屏幕上那条“脉搏”；我看到有人开始悄悄摇头，看到那“脉搏”越来越弱，越来越缓……　　“总理，总理！”张医生一直摸着总理的脉搏，连连呼喊着。那一瞬间，我简直怀疑自己的眼睛了。用力凝视，没错，总理竞睁开了眼！　　“总理，”张医生喊叫着说：“让谢荣给你插个管子，把痰吸出来行不行？”　　张医生的大喊大叫，奇迹般从总理的神经里唤来了反应，他真微微点了一下头。　　可是，马上又闭上了眼。当北京医院麻醉科主任谢荣准备插管吸痰，加压给氧时，心电图忽然嘟嘟，化作了一缕不再起伏的游烟……　　“总理！”我受了巨大的紧张恐惧所驱迫，离开示波器，冲到周恩来的床边，一把抓住他的手，好象在抓着一个最伟大美好的生命，怕被别人夺走。我要尽自己一切力量拖回这个生命。　　“总理，总理！”我叫着，手掌却鲜明地感觉到他的手指凉硬了，那么快，那么突然。我慌极了，摸着，抚着，想把那手指温暖回来，却发现总理的整个手掌都在刹那间变凉变僵，并且退潮一样迅速凉到了胳膊。我急红了眼，仰起头，恶狠狠瞪着医生吼：“怎么了？大夫！大夫！快呀、快！总理的手凉了！……”　　我一边吼，一边匆匆地追踪总理的温暖。我的手已经追到总理的肩胛，我绝望地叫了一声：“张大夫，凉到肩上了！你快点呀……”　　张佐良沉重地摇摇头，发出一声凄凉的叹息：“不行了……”　　我痴痴地睁大着眼睛，晕了；一切都像梦中，一切都浸入一种幽蓝的朦胧中，一切都在飘浮颤动。我听到陈医生那极轻微又极宏大，极遥远又极近切的声音：　　“35、36……48、49……停止！”　　四周围陡地静下来，世界彻底哑了一般！　　我从来不曾遇过这种场面，茫然回顾：“什么？什么停止？……”这声音只有我自己能听到，我的嘴早已不会说话了。　　蓦地，我看清一圈脱帽肃立的人，一圈低垂的头。　　“停止、停止……”我的眼前模糊了。什么东西溢满了眼眶，丝线一样从眼角挂下来，连绵不断。当我喘过一口气时，便鲜明地感觉到，股巨大的锥心般的痛楚冲撞而起，迅速发散到全身。“总理——！”　　我放声大哭，病房里所有的人都放开了悲声。　　1976年1月8日9时57分，我们从心底热爱的总理离开了我们。　　邓颖超在秘书赵炜陪护下已经赶到，汪东兴也赶来了。邓大姐在流泪，却克制自己没有哭出声。她的坚定刚毅使我没有被哀痛压垮，很快又投入了周总理的治丧工作。　　我给北京饭店的朱师傅挂了电话。　　朱师傅对总理感情极深。建国后，周恩来一直是到北京饭店理发、刮脸，很少麻烦朱师傅到家里来。他愿意在饭店里走动走动，和同志们见见面，聊聊天。不只是见见饭店的各级领导，还有各方面的服务员，都要走动着见见面，打招呼聊天。饭店里所有的同志都与总理有一种特殊感情，所以“文化大革命”中，全国大乱，唯独北京饭店没怎么乱。饭店里的老职工们，至今提起周总理，没有不掉泪的。　　饭店里是由朱师傅和小关负责给总理理发刮脸。这次整容，又把他们俩请来了。加上北京医院的韩医生，一共三个人。　　三位同志哭了一路。见到总理时，再也压抑不住，一起大放悲声，哭得天昏地暗，谁听了都受不了。特别是朱师傅，哭坏了，感情太深，受刺激太大，从那以后身体全垮了，不大能上班了。他要办退休手续，饭店里舍不得，没同意，说他手艺高，为中央首长服务一辈子，是功臣，让他一礼拜来饭店走一趟，指导指导年轻人。　　总理逝世当天，邓颖超即向中央提出三条要求：不搞遗体告别，不开追悼会，不保留骨灰。　　李先念一听这三条要求，急了，含着泪说：“不行，不能从总理这儿开这个头，全国人民决不答应的。”　　“先念同志的意见对。”邓小平说，“人民不答应，遗体告别和追悼大会要搞，否则没法向全国人民交待。”　　绝大多数中央领导同志都不同意邓大姐的要求。邓大姐说，这三条是她和总理生前约定好的，她要对总理负责。中央领导们都坚持说，他们要对人民负责，有的领导同志还提议：“骨灰可以撤到全国土地上，但也应保留一部分，放在八宝山。”　　邓颖超坚决地说：“一点也不保留，我和恩来同志早已有约，他最担心我实现不了他这个要求。我们谁也不留骨灰，不能留！”　　这一点我是清楚的。那是1975年9月，总理最终卧床不起的前夕，总理曾对大姐的秘书赵炜讲起他死后骨灰的处理问题。赵炜声音都打颤了：“总理，您不要谈这个事，不要，您不会，不会的……这么早谈这种事对您治病没好处。”　　“你不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人总是要死的，这有什么？”总理批评赵炜，然后坦然说：“我和大姐在10年前就约好了，死后不保留骨灰。但我想，如果我先死了，大姐不一定能保证得了我的骨灰全撤掉，这得由中央决定。不过大姐可以反映我的要求。如果大姐死在我前面，我是可以保证她的；我先死了，大姐的骨灰你保证不了全撤掉，但你可以反映她的要求……”　　现在，中央领导和邓颖超议论后，决定互有妥协。遗体告别和追悼大会要进行，骨灰不保留。　　早在1975年12月下旬，医生就向我交底，说总理病情恶化，让我们作些准备，包括逝后穿的衣服。我和高振普商量来商量去，决定还是尊重总理生前一贯的衣着作风，不再做新衣。　　我们把商量结果请示邓颖超，邓大姐说：“这个决定对。就照你们商量的办。”　　总理逝世后，我们拿了总理生前穿过的衬衣衬裤，法蓝绒中山式制服替他换装。这件中山装是总理在基辛格访华前夕经我们一再陈述道理才做的那身衣服，也就是人们所熟悉的总理侧身坐在单人沙发椅里照的那张像片上的衣服。这件衣服已磨起毛边，负责整容的韩医生一接过去就皱起了眉头。　　“还有没有新衣服？”他沉下脸问。　　“没了。这是最新的一件……”　　“你们怎么搞的？啊！”韩医生发火了，朝我们瞪起眼睛：“为什么早没准备？不是告诉你们准备吗？”　　我垂下了头，难过地说：“我跟小高商量过，尊重他一生的习惯和喜好。大姐也同意我们的选择，总理最后几年一直是穿这件衣服……”　　韩医生眼里泪水盈眶，好半天才喃出一声：“如果人民怪我们呢？”　　“不会怪。”我坚信不移地说：“这是总理的意志。”　　瞻仰遗容时，总理穿的就是这件衣服，后来火化，总理穿的也是这件衣服。　　周恩来逝世时，胸前佩有“为人民服务”的毛泽东像章，枕下放的是毛泽东诗词。他对毛泽东的感情深厚真挚，始终如一。但是，在他病重和病危期间，毛泽东情况也很不妙，也为重病缠身，所以一次也没有来看望过周恩来。前面讲过，建国后毛泽东只去过一次西花厅。就我所见所知，他就看望过总理这么一次。至于其他中央首长，有些他一次也没去看望过。他喜欢和民主人士建立私交，与党内干部基本只保持同志关系，极少有私人交往。　　周恩来卧床不起后，特别是他病危后从昏迷中醒来时，曾几次抚摸毛泽东像章和诗词，曾多次询问毛泽东现在住哪里？身体怎么样？每逢这时，我心里特别痛苦。如果毛泽东对党内同志也多些私人交往私人情谊，如果他身体能好一些，如果他能到总理病房看一眼，在总理病床旁边坐一下，对于他们几十年的战斗友谊，对于我们的历史，都将是多么感人的一笔啊！　　周恩来的追悼会，毛泽东没说参加也没说不参加。当时是做了他老人家参加的准备。他走的路线、乘坐的电梯、轮椅都作了认真仔细的安全检查。　　邓大姐一直在等候、盼望毛泽东来参加。　　小平同志也一直在等候、盼望。　　中央领导同志们及我们所有参加追悼会的人都急切而惴惴不安地等候盼望。　　快到点了。负责主席安全工作的张耀祠同志再次上下电梯做检查，做准备。　　过点了，毛泽东还没来。汪东兴只好给毛泽东家里打电话。那边说，主席不来参加了。　　追悼会这才开始。　　毛泽东那时已站不起身，他不愿意让人看到他举动艰难，离不开轮椅。他讲话也不行了，只能由工作人员从他的口形和表情来揣摸。他不来参加，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1月10日、11日．各界群众向周恩来遗体告别。世界上再没有这样深挚的哀痛，哭唤声令天地变色，神鬼齐哀。围绕安卧在鲜花丛中的周恩来的遗体，群众的泪水把地毯洒湿了一米多宽的一圈。这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一例！　　11日下午4点40分，周恩来的灵车徐徐开向八宝山。十里长街，几十万群众的哭声惊天动地。同时间，全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溅满了8亿人民的痛泪。　　1月12日上午，邓大姐约高振普、赵炜和我三个人，谈把总理的骨灰往哪儿撤？她说：“党中央、毛主席批准了恩来同志不保留骨灰的请求，我得到这个消息后很高兴。这件事还得依靠支部，不要惊动更多人，也不麻烦上级组织了。你们到北京附近有水的地方看一看，能不能撤骨灰？”　　在我们这个支部里，我担任支部书记。邓大姐在这次支部会上，确定我捧骨灰盒，负责完成撤骨灰的任务。　　1976年1月14日下午6点30分，在劳动人民文化宫里，群众的吊唁活动结束。邓大姐由两名青年搀扶着走进灵堂，手捧周恩来的骨灰盒向大家深情地说：“我现在手里捧着周恩来同志的骨灰，向在场的所有同志表示感谢。”　　话音未落，悲声恸天。大家向邓颖超涌去，号哭之声憾天摇地，泪水如雨如潮。　　1月15日举行了周思来的追悼大会。同时间，北京市民自发地涌向天安门广场，几万个花圈簇拥着人民英雄纪念碑，组成一个硕大无比的花坛。那碑文是毛泽东草拟，周恩来题写：　　“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　　当晚8时，我和高振普从邓大姐手中接过总理的骨灰盒，同治丧委员会的两名代表一道，登上飞机，执行撤周恩来骨灰的任务。　　那一夜，天空格外清澈，繁星围拱着明月，静温无声地闪烁着，俯瞰着神州大地。飞机隆隆地起飞了，从8点到12点，飞遍长城内外，大江南北。我们一捧捧地播撤下总理的骨灰。在高空风里，骨灰瞬间即渺，无影无踪。但我却能看到，那是总理的一腔热血，他造福人民的美好设想，他对人民对国家对党和领袖的全部深情，飞燃起一道长虹，跨越了整个的中国大地。　　他走了。他留给这个世界的太多，索取的太少，所以，他必然会在这个世界上永存。小说分类导航：原创小说｜言情小说｜武侠小说｜古典小说｜现代小说｜科幻小说｜侦探小说｜纪实小说｜军事小说｜外国小说｜更新列表→权延赤→走下圣坛的周恩来后记　　年初，忽然接到一封“海外来信”。打开看时，是位不认识的好事者，给我寄来一堆攻击诬蔑毛泽东等中共领袖的所谓“纪实”，整个街头话报剧的水平，其虚假可笑，令人掩嘴。文章里那些语言对话，不要说中共领导人，就是我这样在“大陆”生活的中年人，学一年也学不会。那是港台下流社会人才可能有的语言习惯，时至今日还未能有大陆人接受，更不要说能成为大陆人的生活语言。我可怜作者那种能让老虎发出鸡叫的最低层次的想象力。　　世上难的是讲真话。　　1967年，我在北京工业学院当“逍遥派”，和同学赵燕邯等5人去颐和园，议到林彪是“有野心”、“铁腕人物”，“打着毛主席旗号打击毛主席身边的战友”，“许多事搞个人恩怨”，“为了夺权而扫清道路”等等。当时主要是赵燕邯愤激而言，并写到了日记中。这本日记在武斗中，被一派学生得到，并交给了军宣队。我们都为此受到审查，赵燕邯父亲被迫害至死，母亲被关，家破人亡，听说他也被送去华山农场劳改，林彪摔死后几年，仍然在农场不得平反。　　说真话不行，真话说早了也不行。　　1975年．从宜昌到武汉的火车上，我骂江青“祸国殃民”，“危害民族”，被一个戴墨镜的身穿黄军裤的人报告乘警，将我抓去审查。当时还有一位陆军军官不错，赶去替我说好话。我很希望帮助我的这位陆军军官能看到这段文字，同我联系。　　其实，我不过是把真话说早了一点。　　当我写《走下神坛的毛泽东》时，有些身份不凡的人又一再指责我“损害了毛主席的光辉形象”，“美化江青”，“替江青说好话”。　　我又把真话说早了一点。　　我发现了一个规律。那些“敬祝林副统帅”最虔诚，“向旗手致敬”最热烈的人，也是后来骂“林彪一贯”骂“江青生来”就“坏透了”的人。这种人水远正确，永远教训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