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根本变革和渐变的统一。 在华西人清醒地看到，中国不图根本性的变革，富强的希望就要落空。他们对洋务派所作所为的臧否就是以此为根本指导思想的。在甲午战争前夕，他们说过一段语重心长的话：“今日各国，无一不如雷之急鼓，风之猛扇，中国必须随之而动，若俟各国之渐肆侵陵，而忿而出于一战，迟矣晚矣！”（林乐知：《中美关系续论》，《万国公报》六十五卷第2页。）不幸而言中的历史纪录表明，他们之中的一些人是与中国的早期民主思想家王韬、郭嵩焘等并列而无愧的。 早在1880年，他们甚至曾明确地肯定革命的合理性：“武王与华盛顿皆是分明叛其君，……若使之不叛其君，乱其世，当时殷之民与弥利坚之民长受暴君酷吏之羁制，永陷水火之艰难……呜呼！圣贤有时有叛乱之精神，叛乱之人未必非圣贤，后之人主，可一鉴焉。”（日本中岛雄：《论圣贤有时有叛乱之精神》，同上六一二卷第101页。）宣扬革命的合理性也是为了督促执政当局实行根本性的变革。 不过，在他们看来，变革的坚决必须与稳妥的步骤结合起来。在70年代，他们说：“行之太骤人将有议其非者，必也从容不迫，思得善法而徐徐更之。既不骇人听闻，复可新人之耳目，斯为善变之法矣。”（林乐知：《中西关系论略》，同上三五七卷第77页。）到了90年代初，他们仍然坚持：“盖天下事操之以急则难，受之以渐则易。”（韦廉臣：《治国要务·富国为致治之本》，同上十三卷第24页。）直至甲午战争以后，他们也不改初衷：“至若变法而不便于民，尤不可操切以图，致酿他故，而反让蹈常习故者流，藉口于决不可变之谬说，遂类于因噎废食也。”（林乐知、蔡尔康；《六裒私议以广公见论》、《中东战纪本末》卷六，第47页。） 从主观上看，他们本来不是革命家，从客观条件看，当时革命的时机也远未成熟，因此，直到19世纪末他们的观点仍是稳妥和有益的。 以上简要的评述表明，西方传教士19世纪在政治思想方面传播的信息也是有助于中国人睁眼看世界和在观念上推陈出新的。 鼓吹思维方式的变革 思维方式的变革是在华西人这个时期的热闹话题之一。这个问题的提出是他们目睹清帝国在富强道路上步履维艰的龙钟老态后有感而发的。 一切率由旧章，按祖宗成法办事，这是期望中国富强的中外人士经常遇到的障碍，是当时的官僚、士子从小开始接受的宗圣尊经的思维方式的表现。为了改变这种陈腐的思维方式，一些西方传教士有过许多语重心长的劝说。 一是以时势不同说明古圣先王的局限。早在1875年林乐知便写道：“中国则以率由旧章为不违先王之道，而不知先王之道宜于古未必宜于今，今之时势非先王之时势矣。”（林乐知：《中西关系论略》，《万国公报》三五九卷第105页。）这个道理先秦的商鞅、韩非等人就多次说过，自然不是什么惊世骇俗的创见，可是，由于中国由中世纪的宗法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的艰辛世所罕见，不但晚清的志士们不得不一再宣扬这个浅显的道理，就是到了20世纪(例如新文化运动)思想界的先驱仍不能不为此耗费笔墨！对这些背景有所了解，宣扬这个观点的意义便显而易见了。 到了90年代初，他们的意见说得更为尖锐：“诗书礼乐非不美也，宜于古不宜于今也。”“今欲言富强以争荣辱者，必暂搁诗书礼乐！”（台北鹭江氏：《底事》，《万国公报》五十卷第20页。）这些箴言不失为戊戌启蒙思潮的先声。 二是从认识论的观点揭露宗经的谬误。 古昔圣贤的教导和儒家经典既是士子学习的主要内容，又是判断是非的标准，“群言□乱衷诸圣”，这已经成了人们信守不渝的观念，清代也不例外。这是来自另一文化传统的西人大不以为然的，于是，他们从认识论的角度力辨其谬。 他们一方面强调认识是无穷的：“宇宙之大，事理之繁，非但贤圣不能周知，而并百家诸子亦不能道其万一。”（台北鹭江氏：《天地人说》，同上五十三卷第12页。）“理本无穷，越一时自多一时之蕴奥，增一地自有一地之见闻。”（花之安：《自西徂东·学贵精通》，同上七二三卷第200页。）其不言而喻的结论就是：说古圣先贤能洞悉一切，完全是无稽之谈。 另一方面他们指出任何人的认识都是有限的：“一己之智慧有限”，“矧一己自有一己之见，众人自有众人之知”，因此，“即夫妇之愚亦可与知与能……圣人之知亦有不知不能”，求知之道在于“集古今万国之智慧聚于一身”（同上），不能眼睛只盯着圣贤和诗书。 三是他们直截了当地揭露所谓尧舜和尧舜之道纯属捏造。 尧舜是儒家塑造的理想人格的最高典范，尧舜之道则是郅治之世的经纬，三皇五帝当政的上古时期也被描绘为难以企及的黄金时代。历史上出现过王充等思想家对尧舜和尧舜之道的怀疑，但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这是极为罕见的异端，满清定鼎中原至19世纪中叶更未之见。因此，当19世纪70年代在华西人揭露这段历史的虚假性时，不愧为石破天惊的壮举。请看看他们是怎样说的吧： “东周以前人君不称帝，《诗》三百首言帝数十处皆指上帝，而帝尧、帝舜、皇帝、黄帝、炎帝等号并不见于《诗》矣。《书》止有尧舜二帝，并无黄帝、炎帝、帝喾等号。孔孟所称亦帝尧、帝舜二者而已。……然则其余三皇五帝何足言哉！何足言哉！”（《尧舜称帝不可信》，同上三八六卷第501页。） 乾嘉学派曾辨明一些素奉为儒家经典的著作是伪书，但那是为了维护儒家经典而辨伪。这些西人却是为了打破儒家思想的桎梏而疑古证伪。虽然这里也夹杂着基督教和儒教斗争的气息，但其主要动机和客观效果都是启发人们以理性态度去看待古人和古代文化遗产，而所用的也是以可靠文献为根据的实证方法。 此外，他们还从心理分析的角度揭示了这个作伪过程： “尧舜之道实不可考也，而孟子每言之如在目前，何也？盖孟子所说如是之尧舜，非实有之人，乃当然之人耳。……凡己所贵为至道，所重为至善，则归之尧舜。……老子之尧舜必无名无为之古人也。孔孟之尧舜必尽孝悌之礼，君臣之义……须知此皆后人作文，非实事也。”（《稽古不得》，同上第502页。） 尊圣宗经，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痼疾，时至19世纪下半叶，社会进步和文化发展都迫切要求冲破这个思想网罗。而根据现有资料看，适应这个历史进步的需要、首先公开冲击这个过时思维模式的是这些在华西人。在70年代，睿智如王韬等人曾表露过对孔孟之道的否定，但他们没有直截了当地亮出反对尊圣宗经的旗帜。直到90年代，疑古思潮才开始蔓延，而至20世纪20年代由“古史辨”派推至巅峰。康有为说：“孔子最尊禅让，故特托尧舜。”“孔子改制，皆托三代。”“先王皆孔子所托。”（《万木草堂口说》，《康有为全集》(二)第29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不是与这些西人的观点如出一辙吗？但时间却比前者晚20年，且其出发点仍在藉孔子的权威为改革作证，而不是摆脱圣贤的束缚。至于顾颉刚等人煽起疑古狂飚，指出古代三皇五帝的事迹都是后人层累描绘的产物，也与这些在华西人的观点一脉相承，更是半个世纪后的事了。 如同古今中外文化更新期出现的新思潮所常见的那样，19世纪下半叶以降的疑古思潮也有这样那样的不足或偏颇。但是，只要回首看看19、20世纪的中国史，偶像崇拜和对过时的信条愚昧的虔诚如何一再令亿万中国人付出多么沉重的代价，就会公正、全面地看待摧枯拉朽勇敢冲击传统文化中的糟粕的先驱们的成就与缺失。他们是面对夜空勇敢呼唤光明的勇士，即使是洋人，其功也不可没。 与抨击尊圣宗经的思维方式的同时，在华西人还积极提倡注重实证的理性主义的思维方式。花之安写道：“西国最重者理学，虽各等智慧分散无穷，贵乎能将各等智慧会归于一理，乃不至泛滥无统纪，所谓握乎其原也。”而求理的关键在于“言之有可征信”，“我心有此意而外无可证据者则不可恃以为可信之端……有可证据者则人始可共信。”（花之安：《自西徂东·子学探原》，《万国公报》七二六卷第226－7页。）在近代中国，从实际出发还是死守书本中已经过时的教条一直是思维方法变革的核心，在19世纪这表现为来自西方的理性主义的实证方法与中国传统的尊圣宗经思维模式的对立。魏源、冯桂芬、王韬等先驱在涉猎西方文化之初已经察觉到现代西方文化贯穿着一切诉诸证据的务实精神，而与中国传统的奉古圣先贤为神明和空谈心性的虚妄状况迥异。西方在华人士对变革思维方式的呼吁，与他们的觉醒是互相呼应的。 为了促进中国的思维方式变革，在华西人一再介绍西方近代思维方法变革的历史经验。早在光绪二年(1876)林乐知便指出：“今中国率由旧章，动轻西人……是盖今之中国与二千年前之西国无殊。我西国三百五十年来有识见迈众之大臣出，不敢谓古人尽非，亦不必尽信古人为是，于古人之事业择其是者存之，取其非者改之，反古之道不为□，从今之法不为偏，于是格致之学传之今日而愈讲愈精矣。”（林乐知：《强国利民略论》第三，同上三九三卷第611页。） 林乐知所说的大臣指的是培根，他是鸦片战后50多年间第一个被系统地介绍到中国并受到广泛注意的西方哲学家。继王韬60年代所作介绍后，70年代，慕维廉与沈毓桂合作译述了培根的《格致新法》(即《新工具》)，《万国公报》从1878年505至513期连载了他们的译文，这是第一本系列介绍到中国的西方哲学著作，后来又易名为《格致新机》印成单行本发行。至于对培根的片断介绍更屡见不鲜。于是，在西方在华人士的极力推崇下，中国许多有识之士的目光也注视着培根。他们说“今之时势非复先王之时势矣，中华人士何食古不化若斯哉？……尝考《中西关系略论》所载英国相臣贝根知古法之不可复行，易以新法，后世宗之莫能变易，洵为格致中开其先法……论富国之功终无能出其右者。”（盘溪钓史：《论制造可致富强》，《万国公报》六九七卷第416页。） 对富强的追求与学习培根、变革食古不化的思维方法成了互相关联的一物两面。至1889年，培根已为不少士子所知，乃致李鸿章在为上海格致书院春季特课命题中也断言：“西学格致，始于希腊阿卢力士托尔德，至英人贝根出，尽变前说，其学始精。”（《格致课艺汇编》，光绪丁酉上海书局石印。）而数以百计的对西学有初步了解的知识分子也为文洋洋洒洒赞颂培根的历史功绩。1895年以后，达尔文的进化论受到人们的广泛注意，但培根的影响亦未少衰。戊戌变法前梁启超念叨着“泰西之变法至迟也，故自培根至今五百年，而治艺乃成。”（梁启超：《读〈日本书目志〉书后》，《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第53页，中华书局1936。）1902年，他又一再说：“友人侯官严几道常言：‘马丁路得、培根、笛卡儿诸贤，实近世之圣人也……’吾深佩其言……为数百年来学术界开一新国土者，实惟培根与笛卡儿。”（梁启超：《近世文明初祖二大家之学说》，同上十三，第1页。）严复、梁启超对培根的推崇代表着19、20世纪之交中国文化精英的共识。 这些西人为促进中国人思维方式变革的又一重要行动是介绍西方的近代逻辑。英国传教士艾约瑟于1886年翻译出版了《辨学启蒙》一书。这是英国的逻辑教科书，它简要地介绍了西方近代形式逻辑，强调“即物察理”，通过归纳发现事物的公理，“使万殊归于一本”；也要“凭理度物”，通过演绎去推衍变化。它介绍了三段论式、假设、直言判断、假言判断等推理、判断的形式，阐述了观察、试验在认识过程的作用及对认识的检验等问题，并把认识过程归结为“一预为究察事物；一创成悬拟之说；一凭理推阐诸事；一征验所推诸理”。（艾约瑟译：《辨学启蒙》第十五章。）17世纪二三十年代间，李之藻和西方传教士傅汛济合作翻译了《名理探》一书，第一次介绍了亚里斯多德创建的西方形式逻辑，可是它不但没有介绍培根的归纳逻辑(原书先于培根的《新工具》一年出版)，且连对亚里斯多德的逻辑也没有作完整的介绍。《辨学启蒙》补正了这些不足，而比严复对西方逻辑的介绍却早16年。 在鼓吹思维方法变革的时候，在华西人还关注到思想启蒙的其他有关问题。例如，美国传教士狄考文在批评中国教育事业缺失之际，除了提出“一在女子无事于诵读……女子读书亦不可缓”这个重大社会问题外，还指出“二在无启蒙之良书……中国之话不入文，而文不归话，已非学问便利之门”。（狄考文：《振兴学校论》，《万国公报》六五三卷第28页。）时在1881年8月，是近代中国提倡言文统一的先声。 日本模式与印度模式 以上情况表明，19世纪下半叶有一批西方在华人士为中西文化交流艰辛地劳动和探索，他们在思想文化领域有过难以磨灭的贡献。 不过，他们的活动一开始便遭到一些人的误解，“甚或谓教士之来华，中怀殊叵测也”（林乐知、蔡尔康：《中日进止互歧论》，《中东战纪本末》卷六第9页），因而不得不一再为自己辩解。更令人为之惋惜的是，100年后的今天，前嫌依然未消，例如，中国大陆研究西方传教士在华活动卓有成就的顾长声教授在其大著中便对他们不乏微词：林乐知“在中国活动达半个世纪之久，主要目标是鼓吹中国应变为外国的殖民地。”（顾长声：《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第26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有的史家更直截了当地断言：在近代中国，“外国教会和传教士以侵略和占领全中国为其根本的目的和任务”，李提摩太则是“为扩张帝国主义在华势力”服务的，传教士就是“侵略者”和“统治者”。（牟安世：《中国人民反对外国教会侵略的斗争和中国近代史的主要线索》，《近代中国教案研究》第4、2页，四川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有的史家如在台湾工作的王树槐先生也认为：“……李提摩太与林乐知辈抱有一种殖民主义的妄想，希望将中国变为美国的保护国。”（王树槐：《外人与戊戌变法》第59页，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65年。） 在讨论其他问题之前，必须首先郑重指出，笔者一向认为帝国主义是近代中国民族独立和社会进步的主要障碍之一。正是因为事关重大，所以要根据客观存在的事实，慎重地鉴别哪些组织和个人是为帝国主义利益服务的。 能否一概断定近代来华的西方传教士及其所属组织都是“侵略者”和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服务的呢？这里必须确认几个事实： 一是19世纪来自西方的天主教保留中世纪的因素较多，他们在中国“广置田产，收课渔利”，仅在绥远占地就高达500万亩之巨，在江南也有200万亩。在700余宗民教纠纷中，天主教引起的达600余宗。有些传教士还勾结官府，欺压人民，成了“统治者”的组成部分。说这些是阻碍中国社会进步的势力之一，是完全有根据的。但另一方面，新教各差会因为经过较彻底的改革，其活动与天主教有很大的差异，而有浓厚的资本主义色彩。（参阅刘世龙：《试析天主教和新教清末在华活动的区别》，《近代中国教案研究》第429－436页。） 二是有的传教士具有间谍身份，或在中外冲突中直接为侵略者服务，说他们是“侵略者”或帝国主义分子也是名符其实的。 除了这两种情况外，我们不能笼统地断定在华西方传教士和其他西人是不是“侵略者”，而必须对个案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 以林乐知、李提摩太等广学会的中坚来说，他们是否应该担当“侵略者”或帝国主义分子的罪名呢？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必须明确定位的标准。在近代中国，国际联系日趋紧密，几乎任何社会集团或政治势力都不能不与外国的机构或个人来往。从林则徐开始，王韬、郭嵩焘、李鸿章、严复、谭嗣同、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历史人物都结交过外国人。这些外国人是中国人民的敌人还是朋友，关键的一点是要考察其言行究竟是有害还是有助于中国的社会进步和国家独立。在这里，是否具有传教士身份无关大局。如傅兰雅是英国传教士，但他却为中西文化交流耗费了毕生精力，把129部科学技术和人文及社会科学书籍译成汉文，且为中国近代教育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们是否卷入了中国的政治斗争也不是区分敌友的标准。孙中山的外国友人有的不但参与政治策划，且直接驰骋疆场，这些正是他们冀图中国富强的碧血丹心的表露。 那么，根据这样的标准应该怎样评价林乐知、李提摩太等一批西方传教士19世纪下半叶在中国的活动呢？只要回顾一下本文已经评述的他们的主要言行，不难看出这些西方人士曾为中国的富强和进步煞费苦心。至于史家们的指责，在笔者看来不过是一些误解。 最主要的一条误解来自林乐知曾建议中国走印度的道路。1896年10－11月间，林乐知发表了一篇题为《印度隶英十二益说》的文章，历数英国对印度的殖民统治的所谓“益处”——“息纷争”、“禁盗贼”、“正律法”、“拯疾苦”、“筑铁路”、“浚水源”、“兴营缮”、“广文学”、“课吏治”、“论时政”、“增进益”、“通声气”——以后，竟建议中国“先于东南方遴选两省地，租归英治，凡有利弊，听其变置。……本昔之治印者，一一移而治华”（林乐知：《印度隶英十二益说》，《万国公报》九十四卷第12页），几十年后再交回中国。这不是明目张胆地要把中国变为英国的殖民地吗？ 同一年，李提摩太则一再鼓吹中国应聘请西方人士参与中央政府的管理，亟图变法，例如“宜立新政部，以八人总管，半用华官，半用西人”等等。（李提摩太：《新政策》，同上第87卷。）为此，他还曾大肆活动，向总理衙门大臣和其他要员以及张之洞等地方重镇推销他的计划。 于是，他们想把中国变为印度那样的殖民地似乎铁案如山，把他们看作“侵略者”或帝国主义分子也就不足为过了。 可是深入推敲一番，事情却又没有那么简单。鼓吹把中国或中国的一部分变成印度那样的殖民地当然是错误的，但是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在于：他们是在什么情况下提出这个建议的？他们当时的基本指导思想是什么？ 要回答这些问题，应该尽可能全面地掌握他们的思想脉络。在笔者看来，有几个要点是不能忽视的： 第一，他们一贯向中国推荐的是日本模式而不是印度模式。这些西方人士在华期间正值日本明治维新蓬勃发展，目睹中国洋务运动步履维艰，他们殷切地期望中国也能像日本那样步入全面学习西方、实现国家富强的坦途。 从明治维新起步之日起，他们便注视着日本的变化。1871年间，他们在《教会新报》上发表《拟泰西人上书》，赞扬“大日本颇有欧罗巴之气象，东洋诸国莫能及也……凡此等新政新法，莫非取外国之善，收他邦之长者”。光绪二年，《万国公报》重新发表了这封公开信，并加上作者所写的一段“评语”，在历述日本学习西方后的一派兴旺景象后说：中国“于西国之道理虽未尽信，而耶稣之教堂不禁设立，于西人之技能虽未尽用，而轮船电信及洋枪洋炮等器所在皆有，且使年少书生往学西国……窃幸升平之有日矣，而区区日本何足道哉。”（韦廉臣：《拟泰西人上书》，《万国公报》四二五卷第346页。）这表明，明治维新开始不久他们便鼓励中国也像日本那样认真学习西方，冀能与之并驾齐驱。此后，直至甲午战争前，这个基本态度一直没有改变。他们一方面持续不断地、系统地介绍日本在政治、经济、财政、金融、文化教育和军事等方面全面学习西方的情况，一面鞭策中国以日本为榜样，迎头赶上。 70年代初，当中国朝野对明治维新褒贬不一，连文祥那样号称开明的大员也认为“彼国近年改变旧制，大失人心”（《大学士文祥奏》[同治十三年十月十八日]，《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九十八，第40页，中华书局）之际，他们便一再旗帜鲜明地推崇其学习西方卓有成效，是东方最为富强的国家，“日本向称侯国，今则改除旧规而宗西法，俨然一大国矣。”（《学西法著有成效》，《万国公报》三六七卷第233页。） 正当中国号称“变法自强”的洋务运动走上片面学西方的歧途之际，他们又一再阐明日本的成功在于抓住根本，全面地学习西方。他们写道：“日本不泥乎古法，变通西法，不特制造枪炮等事而已，即国政文学亦莫不考察也。”（林乐知：《续环游地球略述》，《万国公报》五八五卷第298页。）“前疑日本只效西国制造等法，而今知日本广设书院，激励人材，弃本来之旧法而效西国之新法，从可知日本学有根源。”（探报万国者：《论崇实学而收效》，同上六五卷第442页。）宣扬这些观点显然具有针对中国现实的意味。有时，他们更直截了当地指出日本有那些方面足以为中国所效法，例如林乐知曾经写道：“夫日本之足为中国取法者厥有四端：新法足以致富强，日本尽知之而力行之……此中国宜学者一。日本仿照西例，男女并重……且所读之书亦以新学为重，非若中国之拘守四书五经也……此中国宜学者二。”（林乐知：《书日本新岛自历明证纪略后》，同上八十二卷第15页。）如此等等，处处都流露出他们热望中国富强的苦心。 他们有时也介绍印度，但在数量上不及对日本的评价的二十分之一，而在内容上则主要是介绍他们在铁路建设等方面的进展。 总之，他们期望的是中国像日本那样走向富强，而不是像印度那样沦为殖民地。如果对此仍有疑问的话，不妨再读读他们写的一段话。在论述了日本经过明治维新，一些国家废除了领事裁判权后，作者语重心长地写道：“窃谓今日事事受制于人者，不独日然也。苟能毅然改图，亟焉更始，凡一切整军经武行政理财通商惠工诸不如西国之处舍旧谋新以变通尽利，既富且强，而后执公法以与西人周旋，庶乎大权不致旁落，而西人亦不敢生蔑视之心。不然遇事曲从，过为迁就，以为怀柔，彼将以为尊奉也。此以为优容，彼以为畏葸也。堂堂大国反不得海外诸邦齐驱并驾也，岂不为人所窃笑者哉？”（《政令一新说》，《万国公报》五卷第12页。）这是1889年发出的劝导中国捍卫国家尊严的宣言，它既指出捍卫国家独立的正确道路——像日本那样学习西方实现国家富强，又阐明捍卫国家尊严的态度和方法——以实力为后盾，运用公法，据理力争，不曲从迁就。这些掷地有声的语言能发自“侵略者”或帝国主义分子之口吗？ 第二，甲午战争后他们的态度有所变化，但期望中国富强的初衷未变。 甲午战争是近代中国历史的一个重大转折点，清帝国腐朽不堪的状态暴露无遗，西方列强和日本已把抢占势力范围、攫取土地进而瓜分中国摆在自己的日程上。中国知识分子开始觉醒，维新变法的呼声愈来愈急。 在帝国主义和中国人民的矛盾空前尖锐的情况下，这些西方传教士的主张有哪些变化呢？ 首先，在十分失望的情况下，他们曾提出部分托管的建议，即上文已经提到的划出两个省交由外国治理50年的主张。这是1896年间提出的，是一个损伤中国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的极为错误的主张，但提出这个建议的背景是他们对清政府推进中国的现代化事业的决心和能力已经失去信心。20多年来，他们反复劝说中国变法图强，但言者谆谆，听者藐藐，只落得国势日衰，一再丧权辱国。甲午战后，中国岌岌可危，而他们看到的竟是“京中之满汉大僚，尚夜睡而闭其目也，华事尚可为乎？”（林乐知、蔡尔康：《李傅相历聘欧美记叙》，《中东战纪本末》三编卷四，第24－25页。）在焦虑激愤中他们提出了部分托管的建议，察其原由，仍与为了帝国主义的利益而蓄意变中国为殖民地者大有差别。史家们都会同意，陈独秀是毕生关注祖国兴亡的爱国者，可是，1914和1919年间他却两次提出请外国人管理中国的错误意见，这也是他陷入近乎绝望的情景下的激愤之言。如果我们能够谅解本国的陈独秀，不斥之为“卖国贼”，似乎也可以体察外国人林乐知的苦心，不必目之为“侵略者”。 另一个变化是一反过去的拘谨，猛烈地抨击了中国的腐败。甲午战争期间，林乐知和他的中国助手蔡尔康日夜操劳，搜集和研究资料，系统地报导了战争的起因、进展、胜败原因和各方评论等等。战后，他们继续以此为契机，总结教训，剖析弊端，提出对策，1896年4月间辑成《中东战纪本末》出版，1897和1900年又出版了续编和三编，全书共计12卷。这部书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全面揭露了大清帝国这个末世专制王朝的腐败状况，从各省不听统一指挥、水师提督不懂海军作战、有的将领贪生怕死，到吃空额、克扣军饷成风、虚报战功、抢掠民间财物、购置军械以次充好甚至弹药与枪膛不合、以煤灰充火药等等，许多闻所未闻的怪事一一公诸报刊，而守旧大臣阻挠采用新法、反对修铁路、坚持用旧式抬枪不用新式枪械、贻误军机等状况也受到鞭笞。中国历史上发生过难以数计的大小战争，但系统、公开地向朝野各界及时报告有关情况却从甲午之战始，而这又是与西方在华人士及其所办报刊有密不可分的关系。这些直言不讳的抨击不啻是对腐朽的统治者的公开控诉，直接推动着维新变法思潮的兴起。 再一个变化是更加尖锐和深刻地提出了变法改革的要求，直接卷入了当时新旧势力的斗争。李提摩太在陈述其改革纲领之时沉痛地说：“此事，在中国二十年前早应举办，延至今日，事机已迫，受害已深，果能迅速举行，中国尚有得半之望……当此死生呼吸之际，乃尚有人刻意阻挠，则是误国庸臣，与庸医杀人何异？”（李提摩太：《新政策》，《万国公报》八十七卷第6页。）而谈及具体的改革主张时，则把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和法制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而其核心则是要求冲破宗法专制的束缚，确立“人之自主之权”。 如何救治一个外有强敌、内已腐烂的古老大国，确是一个极大的难题。有些西人观古鉴今，确信不少问题是西方社会在转型期也曾存在的现象，因而西方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些基本措施也不失为对症之药。一个美国的传教士在回答一个中国知识分子关心的贪风遍地、如何自强的疑问时说：“仆观二百年前英国贪夫不少，营私植利，虽极诸中国之残民以逞者，恐亦无以过之。一百余年前，法国亦沿如此……抑知是亦有法……仆得援西国之今已多行，而中国犹未遽行者，以为劝曰：一，使治清而报章宜遍也；二，贤才举而议会宜开也；三，学校兴而读书宜讲也；四，心法治而善教宜护也。”（卫道生：《论中国保民至要之法》，同上九十一卷第3页。）这里除了第四条人们会有不同的理解和态度外，前三条确实是从中世纪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中必须采取的措施。 他们强调必须以法治国：“法律为一国之主。……上既不能悖律以行私，下自不敢干律以犯分。”（林乐知、蔡尔康：《治安新策》下之上，《中东战纪本末》卷八第32页。）与此同时，他们把扫除各种宗法专制关系对人们的束缚、实现社会生活的民主化看作是中国由贫弱到富强的关键。为什么君民上下不通的难题一直无法解决？为什么高喊富强多年而终成泡影？他们指出这是由于中国的士农工商皆“降而为乘权藉势者之奴隶”，统治者“以作民父母为己任，遂以父母之慈惠煦民，父母之识见囿民……则反酿而为独握大权遇事裁制，匪但不知爱护，甚且从而践踏之矣。乃民亦以为历代相沿之成法，毫不敢自作聪明，国家亦不知教，遂各胆怯如鼠，貌驯如羊，瘫痪之症，由是遂成！”（林乐知、蔡尔康：《治安新策》中之上，《中东战纪本末》卷八第9－10页。）由于人民不敢伸张自己的权利，各种意见无由上达，上下阻隔自然无法消除。而基于同样原因，人民也无法主动发展经济，无法抵制在发展经济过程中所遇到的各种压制和侵犯，民贫国弱便成了必然的恶果。于是，他们大声疾呼：美国等经济发展所以能速胜中国，“要其扼要以图之处，不过曰：略释其民，俾各有自主之权而已。”（同上，12页。）“呜呼！名之曰人，固皆有自主之理者也。今削其自主，使不能全乎其为人，直较诸阉割人势而又过之。盖阉人之苦不过体相不具，华人之苦甚至心力不全也。心力不全，断不能成一事、创一物，又何怪衰羸孱弱，日渐不支，至于几同绝望乎？”（林乐知、蔡尔康：《治安新策》中之中，同上第17页。）以此为指导思想，他们猛烈地抨击了中国社会中男女不平等、缺少基本自由等不合理现象，乃至直率地指责儒家意识形态的统治：“朝鲜有人言：不论何国，读宋明腐儒之书，而自称礼义之邦者，即是人间地狱。语虽过激，亦有理也。”（林乐知、蔡缕仙：《中日朝兵祸推本穷原说》，同上卷六第2页。） 显然，他们的陈词标志着对清王朝病原的剖析的深入和对策更为切合实际，而更重要的是在变化中有其不变之处，即通过变法改革促进中国富强的初衷未变。林乐知一再说：“惟是中国颁行新政，实为救华之善策。转败为胜，在此一举。”（林乐知：《中东战纪本末三编弁言》。）他们一再呼吁“中国之宜速变，且宜全变”（《中东战纪本末初编跋》，该书续编卷四）是合乎世界历史潮流、切合中国实现富强的需要，且与当时以严复和康梁等人为领袖的维新变法思潮互相呼应并融为一体的。 这个不变还表现在，即使在甲午战争以后，他们仍期望中国走日本而非印度的道路。在发表《印度隶英十二益说》后4个月，林乐知便在另一篇文章公开表示对印度道路的厌弃。他在历数自主之权对士农工商的重要作用后写道：“吾思身毒(即印度——引者)，束缚士心；吾念扶桑，恢扬士气。一则禁习外方经典，乃□首而就外藩；一则许传他教规模，乃抗颜而称平等。为法为戒，何去何从，是皆近在同洲，不必远征异域者也。”（林乐知、蔡尔康：《中东战纪本末初续编总跋》，同上书。）其实，林乐知早就对亚洲这几个主要国家的得失有所考虑，在甲午战争爆发之初他便说过：“东方诸国，改化之速莫如日本，改化之迟莫如中国，改化之难则莫如印度。”（林乐知：《辨忠篇》上，《万国公报》七十九卷第15页。）肯定日本而斥责印度的倾向非常明显。同时，即使对于日本他也不是全盘肯定，早在70年代便一再批评日本的虚夸和狭隘的意识形态：“今观日本似乎天地之中只一日本而已，外此尚堪称为国乎？”“其实日本蕞尔之区，人亦不尽有教化者也，而乃夸张若是，骄矜如斯，……且恐关系之事伏于其中而不觉也。”（林乐知：《续环游地球略述》，同上五六七卷第145页。）历史已经证明他不幸而言中，尽管其原因不尽在意识。 全面了解这些情况我们就会理解，林乐知等西人总的指导思想是期望中国以日本为榜样，学习西方，奋发图强，而不是要变中国为西方的殖民地。所以他在甲午战争后才会又一次提醒中国人：“彼欧洲诸国者，平日各谋其利，自顾其私。”（林乐知、蔡尔康：《中东战纪本末初续编总跋》。） 论者也许会说，他们卷入了中国的政治斗争，指手划脚，干涉中国内政，企图控制中国政府，这正是帝国主义分子或侵略者嘴脸。对这个责难，我们也必须实事求是地予以分析。诚然，他们中的有些人，特别是李提摩太，与朝野政界人士有密切联系。李提摩太既曾应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谘询提出一个庞大的维新变法计划，也与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一直保持着密切的关系，还曾游说张之洞等大臣，推销他的改造中国的计划。林乐知也直言不讳他提出的种种政见亦冀图上达天听，其中不少政论并已送达总理衙门和皇帝。不过，外人参政与“侵略”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要是说在古代和中世纪，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政府已不时有任用客卿的记录的话，进入资本主义时代以后，外国人参与别国政治的现象便屡见不鲜了。法国革命家拉斐德参加了美国独立战争，而被誉为“伟大的公民”的美国思想家潘恩也参加了法国大革命，有谁敢说这是“侵略者”在“干涉内政”吗？在近代中国，一直有不少外国的志士仁人与孙中山同甘苦、共患难，包括策划武装斗争，这与一国政府蓄意干涉别国内政迥然有异，又有谁愿意谴责他们是“侵略者”或帝国主义分子呢？按照同样的道理，我们也不能不分青红皂白把活跃在19世纪中国政坛的外国人一律加上“侵略者”的恶谥。问题在于他们活动的内容是否有利于中国社会的进步和人民的利益，而根据现有资料判断，李提摩太、林乐知等人参与政治活动的中心恰恰在于促进中国的变法维新，他们是当时中国革新势力的朋友而不是中国迈向富强的绊脚石。对这样的人物，即使是外国传教士，也不应轻率地予以谴责。 在李提摩太的维新计划即《新政策》中，包含着聘请外国顾问与中国大臣共同执掌权力的内容，这不是变中国为殖民地的阴谋吗？在近代世界，因本国无适当人材而聘请外国顾问的情况比比皆是。在19世纪末，清帝国要推行现代化计划就不能不借用外国人才，这也是无可否认的历史事实。在提出这个建议时李提摩太已经作了解释：“惟事势如斯，已成迫不及待，可奈何？无已，则有俄罗斯日本之成法在：借用他国之人，而派本国大臣与之合办。行之十余年，华人一切熟谙，然后自行经理。非惟俄罗斯日本然也，即德法两国初行铁路时亦莫不然。”（李提摩太：《新政策》，《万国公报》八十七卷第5页。）几年后林乐知也重申了这个意思：“日本当明治维新之会，知其人之未足有为也，广延西国之达官，与闻东邦之大政，今之隆轨，此其权舆。”（林乐知、蔡尔康：《匡华新策》，同上一二四卷第4页。）显然，聘外国顾问与殖民地化并无必然的关联，如推行的计划足以导致本国富强，倒不失为摆脱殖民化命运的一条途径。而审视一下他们提出的《新政策》的内容与维新派的要求却是一致的。至于西人权力的大小、任用期限等等则是可以商议的相对说来较次要的问题。 还要看到，聘请外国人才协助治国是当时不少对清政府大员颟顸愚昧有所了解的有识之士的共识。例如，郑观应先于李提摩太已提出：“犹恐不识洋务，骤然大举，为人所愚，宜聘请各国才德兼优、历练已深、素有声望之老臣宿将来华，令为各部及水陆军大臣佐理，庶可藉收速效。”（郑观应：《盛世危言·国债》，《郑观应集》上册，第584－585页。） 以上情况表明，无论是甲午战争以前还是战后，这些西方人士确曾为中国的富强费心尽力而无意陷害中国。有些论著曾摘引他们参与制定的某些宗教文件中的“中华归主”或“占领”中国等字样以证明其侵略野心，那同样是一种误解，因为这是一种传教语言，是宗教的而不是军事和政治的归属和占领。宗教有时虽和政治纠缠不清，但它归根到底是一个精神世界的问题，其消长的决定因素并不是军事和政治权力，国家独立与否也与哪一种宗教盛衰无关。 也许有人会说，按照你的观点，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不是被一笔勾销了吗？ 对于这样的责难应该说些什么呢？ 首先，对“文化侵略”这个概念必须予以严格界定。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导致世界各国先后纳入世界市场中去以后，各国间的文化学术交流愈来愈趋紧密而成为不可抗拒的趋势。这既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成果，又进一步促进了人类文明的进步。文化交流与文化侵略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只有外国或外国人摧毁或掠夺别国的文化遗产，以及培养只爱外国不爱甚至背弃祖国的思想为目标的文化活动才是文化侵略。 其次，要了解19世纪和20世纪列强与中国关系中的同与异。从19世纪40年代至20世纪上半叶，两者的基本关系是前者侵略和奴役后者，这是最重要的共同点，但同中有异。以19世纪中国对列强侵略和冲击的回应说来至少有三个不容忽视的特点：一是从统治层到下层民众，有颇多的人(当然不是全部)把反抗外来侵略与抗拒外来先进文化混同。他们虽然爱国的调门很高，却往往是最大的误国者。直到20世纪初订立了丧权辱国的《辛丑和约》以后，统治者的这部分人才对侵略者唯命是从，结成某种形式的反动同盟。二是对世界现状有较多了解的朝野人士清醒地认识到，只有学习西方的先进文化、全面地改革社会制度，才是救治中国臻于富强的唯一道路。为了致力于改革，他们通常都主张力争与列强和平相处，不轻易激化矛盾。因此，他们往往忠而获咎，累遭诟骂，但历史已经证明他们是体现了历史前进方向的真正的爱国者。三是由于中西文化有明显的时代差距，而由于长期的闭塞状态，中国人对西方近代文化了解甚少，且懂得外国语文的人也极为罕见，因此，在西方传教士中就出现了为介绍西方文化耗尽毕生精力且成果累累的人物。他们通常与洋务派、维新派有较密切和友好的关系。总的看来，他们在文化领域的努力是有利于中国的进步和发展的。 如果以上所说大致不差的话，我们就应该毫不含糊地说：19世纪外国侵略者对中国的文化侵略(如火烧圆明园等对文化珍宝的摧残和掠夺、奴化思想的宣传等等)是应该坚决谴责的——仅是因为这是许多论著已经阐明的东西，本文不再赘言。可是，不能轻率地把所有的传教士都视为“侵略者”，像林乐知、李提摩太、傅兰雅等一批人在洋务运动期间就曾是西学东渐的重要中介人，对推动中国学习西方的先进文化起过重要作用。同一切历史人物一样，他们也有种种可非议之处，他们寄希望于清廷的逐步改革而不愿看到革命，因而曾几次贬斥孙文，对非洲和印度人也不乏贬词，在传播科学和民主知识的同时也不厌其烦地宣讲神学……这无非证明了一个简单的常识：古往今来，没有通体发亮的完人。 笔者唠叨这么一大堆，归结起来无非是一句话：不要把19世纪中国人民的朋友误认为狼外婆。 第九章 曾国藩思想面面观 友：洋务运动的研究热闹了好几年，老兄有何高见？ 袁：一言难尽。谈起洋务运动总是离不开恭亲王奕訢、曾国藩与李鸿章。除慈禧以外，对19世纪下半叶中国历史影响最大的人物恐怕就数他们了。而就思想而论，曾国藩是个突出的典型。 曾国藩属哪一家？ 友：直至20世纪上半叶，曾国藩的影响仍然引人注目，在这几个人中他似乎影响最为深远。但我给你们这些编哲学史的弄糊涂了：有的专章论述，有的却闭口不谈。曾国藩究竟是不是哲学家？ 袁：有差别才好。千篇一律、人云亦云的书你愿意看吗？是不是哲学家未见有法定标准。以家称人或自称，所在皆有，良窳不一，难以深究。至于应否写入专史，这就要看作者的史识如何了。 说到这里我倒想起一个有趣的问题：曾国藩的思想究竟属哪一家？ 时贤把曾氏列为中国近代的重要哲学家(参见《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主要把他视作理学家。这样定位不能说毫无根据：一是他曾师事唐鉴，并向倭仁请益，二人都以理学名世；二则他的有些文章，如《答刘孟容书》、《顺性命之理论》、《书学案小识后》、《送唐先生南归序》等，口口声声“学者何？复性而已矣。所以学者何？格物诚意而已矣”（曾国藩：《答刘蓉(孟容)书》，《曾国藩全集》书信(一)21页，岳麓书社1990年，长沙），道学味十足，而在其他文章中也不时流露道学气。 不过，多方面地看看曾氏的言行，判定他为理学家又有轻率之嫌： 第一，应该看到程朱理学是官学，曾氏出身于翰林，位兼将相，常把修心养性的官话挂在嘴边自在情理之中。 第二，他受过理学大师的薰陶，熟悉程朱之学，理学对他说来不都是门面话，但那仅是其思想的一部分，同时，学与成家，其中程度大有差别。曾氏讲理学，大体说来无非是陈陈相因的旧话。而真正称得上家的人，总要给一种学问增添点新内容。 第三，曾氏毕生信守儒学，但儒学不等于理学。 曾氏究竟怎样看待理学？ 他对理学奠基人不乏褒扬之辞，甚至不惜为之辩护：“自朱子表章周子、二程子、张子，以为上接孔孟之传。后世君相师儒，笃守其说，莫之或易。……吾观五子立言，其大者多合于洙泗，何可议也？其训释诸经，小有不当，固当取近世经说以辅翼之，又可屏弃群言以自隘乎？”（曾国藩：《圣哲画像记》，《曾国藩全集》诗文第249页。）在他精心挑选认为足以代表中国文化的三十二位圣哲中，这五人都占一席。可是，他赞的主要是这五人继承孔学或解经之功，而不在于他们的发明。 一再被引用以证明曾氏理学思想的是这么一段话：“为学之术有四：曰义理，曰考据，曰辞章，曰经济。义理者，在孔门为德行之科，今世目为宋学者也。”“人之才智，上哲少而中下多，有生又不过数十寒暑，势不能求此四术遍观而尽取之。是以君子贵慎其所择而先其所急，择其切于吾身心不可造次离者，则莫急于义理之学。”（曾国藩：《劝学篇示直隶士子》，《曾国藩全集》(诗文)第442页）把宋学推到首位，表达了他巩固现行社会秩序的强烈愿望，这是由他的政治思想所决定的，而德行居首又是古今中外教育思潮的主流，所以他如此训示士子自在情理之中。可是，不能忽视他接着就补充说：“程朱诸子遗书具在，曷尝舍末而言本，遗新民而专事明德？……义理与经济初无两术之可分。”（曾国藩：《劝学篇示直隶士子》，《曾国藩全集》(诗文)第443页）可见反对空谈心性，要立足于经世致用，这才是他的宗旨所在。 同时，这些赞辞出自冠冕堂皇的官方训示。看看他在知交中如何评论理学和理学家，对其真实思想的了解就会更全面和深刻一些。他在给郭嵩焘的一封信中写道：“性理之说愈推愈密，苛责君子愈无容身之地，纵容小人愈得宽然无忌，如虎飞而鲸漏，谈性理者熟视而莫敢谁何，独于一二朴讷之君子攻击惨毒而已。”（曾国藩：《复郭筠仙中丞》(同治五年十二月初五)，《曾文正公书札》卷二十六，第1页。）这些入木三分的评论，简直是对理学和理学家的控诉书。 至于在私家记载中，曾国藩口中的理学家更不成器。倭仁是当时著名的理学大师，曾氏私下却说：“朝中有特立之操者尚推倭艮峰(仁)，然才薄识短。”（赵烈文：《能静居日记》(同治八年五月廿八日)，学生书局1964年，台北。）他曾罗致一批道学先生，“然第给以厚糈，不假以事权”。有一次他的亲信幕僚对这些人有不敬之词，他便直言不讳地告诫他：“此辈皆虚声纯盗之流，言行必不能坦白如一，吾亦知之。然彼所以能猎得厚资者，正赖此虚名耳。今必揭破之，使失其衣食之资，则彼之仇汝，岂寻常睚眦之怨可比？杀身赤族之祸伏于是矣。盍戢诸！”（徐珂：《曾文正幕府人才》，《清稗类钞》第三册第1389-1390页，中华书局1984年，北京。）很难想象，如此看待理学中人的曾氏会是一个理学家。 第四，看看他如何引导亲人治学，理学在其心目中的位置就更加清楚了。 现存1459封曾氏家书，好些包含着谆谆告诫弟弟和子侄如何治学成才的内容，敞开心扉表达了他的学术思想和对理想人格的期许。 他在给其弟国荃的一封信中写道：“学问之道，能读经史者为根柢，如两《通》(杜氏《通典》、马氏《通考》)、两《衍义》及本朝两《通》(徐乾学《读礼通考》、秦蕙田《五礼通考》）皆萃《六经》诸史之精，该内圣外王之要。若能熟此六书，或熟其一二，即为有本有末之学。”（曾国藩：《致沅弟》，咸丰八年五月三十日，《曾国藩全集·家书》一第393页，岳麓书社1985年。）这里提到的四《通》都是专题文献汇编性质的书。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即以杜佑的《通典》为蓝本而更为详备，其内容包括田赋考、钱币考、户口考、职役考、征榷考、市籴考、土贡考、国用考、选举考、学校考、职官考、兵考、刑考等二十四个方面，徐乾学的《读礼通考》是一部未编完的书，秦惠田的《五礼通考》即因徐氏体例网罗众说而编成。礼的含义很广，后者不完全是一部礼仪之书，用曾国藩的话来说是：它“举天下古今幽明万事，而一经之以礼。”（曾国藩：《圣哲画像记》，《全集·诗文》第250页。）曾国藩向自己的亲属推荐四《通》，显然是让他们了解社会和通达政务。他自己就说过：“如马端临录于《文献通考》中者，则经济之学无不洞晰。秦味经录于《五经通考》中者，则典礼之学无不精研。”（曾国藩：《复吴竹如侍郎》，《曾文正公书札》卷三十二，第27页。） 南宋真德秀的《大学衍义》和明代邱囗的《大学衍义补》两书以《大学》的八目为纲，“皆征引经训，参证史事，旁采先儒之论，以明法戒，而各以已意发明之”。这实际是一套为皇帝及其臣下准备的政书，前者除了讲帝王为治之序、为学之本等外，子目包括辨人才、审治体、察民情、戒逸欲等等，而后者则补以前书所缺的治国、平天下两目，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法律等方面，而以经流思想最具特色。值得注意的是，邱囗在理学史上并没有什么地位，真德秀虽对理学统治地位的确立起过重要作用，而就理学的理论而言，不过是朱熹思想的裨贩或二三流的角色。在理学被奉为官学的时代，任何人要进入社会上层都不能不有所了解，曾氏选择这两部书是耐人寻味的，比较合理的解释是它们具有很大的实用性，既有修心养性的进德之道，又不乏经世济民之术，与他的义理与经济不可分离的主张十分合拍。 要是说他给他弟弟推荐的六部书中还有一部理学著作的话，给他儿子开列的必读书目就更加明白无误地把理学置诸脑后了。他说：“十三经外所最宜熟读者莫如《史记》、《汉书》、《庄子》、韩文四种。余生平好此四书，嗜之成癖……自此四种而外，又如《文选》、《通典》、《说文》、《孙武子》、《方舆纪要》、近人姚姬传所辑《古文辞类纂》、余所抄十八家诗，此七书者，亦余嗜好之次也。……吾儿既读《五经》、《四书》，即当将此十一书寻究一番。”（曾国藩：《谕纪泽》，咸丰八年九月二十八日，《全集》家书第430页。）这张教子书目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把一个坦率地承认平生喜爱的古今著作不包括理学且希望儿子信守这条治学道路的人称之为理学家，不是显然厚诬古人了吗？ 友：可是，难道理学对曾国藩纯粹是门面话吗？理学与曾国藩的关系究竟怎样？ 袁：把曾氏思想看作是发展过程，你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30岁(1840年)以前他忙于科举和求官，与理学谈不上有什么关系。31岁开始先后向唐鉴、倭仁学习理学，如醉如痴，于是以道学先生自居，开个玩笑便自责“直大恶矣”，觉得自己的诗写得不错，又骂自己“如是可耻之至”，喜爱围棋，与友人下一局，自省为“全无心肝矣”。（《曾国藩全集》日记(一)第118、130页。）他的主要理学著作如《顺性命之理论》、《答刘孟容书》(道光二十五年)、《书学案小识后》都是道光末年学习理学的作品，与太平军作战后逐渐摆脱理学的羁绊，咸丰十年后他事业进入巅峰期，理学的影响便更淡了。 友：这样一说，听起来不是全无道理。但你认为他的思想属哪一家呢？ 袁：在学术思想上如果一定要戴顶帽子，称曾国藩为儒家的经世致用派比较合适。 他的儒学思想有自己的特点： 一是调和汉宋，博采众长。对儒家内部的各种流派，曾氏力持博采众长、无所偏倚的态度。他曾在给一位朱熹信徒的复信中表示：“国藩一宗宋儒，不废汉学。”（曾国藩：《复夏囗甫》，《曾文正公书札》卷十三，第12页。）而他所以推许秦蕙田，原因之一就在于“秦化《五礼通孝》可以通汉宋两家之结，而息顿渐诸说之争”。（曾国藩：《复颍州府夏教授书》，《曾文正公书札》卷二十，第38、40页。）而在宋儒中他也力主调和朱陆及其后学：“当湖学派极正，而象山、姚江亦江河不废之流。”（曾国藩：《复颍州府夏教授书》，《曾文正公书札》卷二十第40、38页。）在儒家之外，他推许庄周为圣哲，盛赞其才，屡予征引。这些都表现了他治学的博大胸怀。 二是立足于经世致用。他调和各家、吸收众长不是无原则的，一个基本出发点是经世致用。为什么他那么看重四《通》？因为在他看来，“欲周览经世之大法，必自杜氏《通典》始矣。马端临《通考》，杜氏伯仲之间。”“秦(蕙田（《五礼通考》的作者——引者)于杜、马为近。”（曾国藩：《圣哲画像记》、《全集·诗文》第250、251页。）也就是说，他把这些看作经世的大典。他还认为：“文章之可传者，惟道政事，较有实际。……浅儒谓案牍之文为不古，见有登诸集者，辄鄙俗视之；不知经传固多简牍之文……江陵盛有文藻，而其不朽者乃在筹边、论事诸牍。阳明精于性理，而其不刊者实在告示、条约诸篇。”（曾国藩：《圣哲画像记》、《全集·诗文》第250、251页。）什么样的文章才算是传世之作？不同的答案体现着人们不同的人生和价值观念。这段话本身不是什么不刊之论，但它道出了曾国藩的理想和追求。据此断定经世致用是曾氏治学的基本倾向，恐怕不是没有足够根据的揣测。 有的论著称曾氏为礼学家。看到把曾氏视为理学家过于勉强，试图作出新的概括，不失为有益的探索，因为曾氏的大弟子李鸿章就说过：“其学问宗旨以礼为归。尝曰：古无所谓经世之学也，学礼而已。”（李鸿章：《曾文正公神道碑》，《李文忠公遗集》卷四，第19页。）问题在于这个概念不容易准确界定：首先，儒家内部没有形成一个可以称为礼学的学术思想流派；其次，曾氏不是专治一经的学人，这个概念很容易使人们产生不必要的误解，以为曾氏是研究礼学著作的专门家；再次，曾氏对礼的推许表达了他的经世思想的重要方面，但还有一些重要方面，特别是具有时代意义的新思想，又不是礼学二字所能涵盖的。 所以，我认为把曾国藩称为儒家的经世致用派较为贴切。 从曾国藩看儒学如何应变 友：你唠叨半天，证明曾国藩是经世致用派，这与洋务运动有什么关系？ 袁：洋务运动是19世纪下半叶清政府应付前所未有的“大变局”的主要措施。儒学是当时的统治思想，也是清政府施政的指导思想。为什么奕訢、曾国藩、李鸿章等人那么起劲办洋务？这些洋务活动与儒学有哪些关系？只有通过剖析这些“中兴”重臣的思想才能找出比较准确的答案，而曾国藩又是其中最具典型性的人物之一。要了解19世纪的中国儒家如何对付西方文化的挑战，就不能不了解曾国藩的思想。 友：在同时代的人物中，倭仁不是更有资格代表儒家吗？ 袁：儒学有多种流派，倭仁不失为其中一派的典型，不妨称之为不变派，虽然包括倭仁在内的古今人物严格地说没有绝对不变的。不少论著喜欢掇拾倭仁反对变革的言论以证明儒家的陈腐，可是，不能忘记这种回应并不代表19世纪中国儒学的主流。倭仁位尊而权轻，他对同治以后的朝政谈不上有什么重大影响。曾国藩曾直言不讳地说：“艮相(即倭仁)老成宿望，近年势颇孤立。”（曾国藩：《复吴竹如侍郎》，《曾文正公书札》卷三十二第21页。）这不是个人的遭遇问题，而是这一类人的迂腐无法解决任何紧迫问题。他们起过阻滞和牵制作用，但真正代表儒家主流应变动态的是被称为洋务派的那些大臣们的言行，而曾国藩则是其中的承先启后的人物。 友：承先启后？ 袁：对。我所说的承先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继承了魏源以来一些先进人物的思想，使之付诸实践。儒家的应变构思不自曾国藩始，魏源的《海国图志》特别是其中的《筹海篇》就是最初的蓝图，可是它生不逢时，成了书生议政的记录。使这些探索付诸实践的是洋务运动的领袖，尽管其中一些重要主张并没有得到贯彻。二是他成了吸引同时代先进人物和先进思想的中心。曾氏的一大特点是广收人才，其幕府之盛一直为晚清人士所赞誉。其学生李鸿章说：“朝廷乏人，取之公旁……知人之鉴，并世无伦。”（李鸿章：《曾文正神道碑》，《李文忠公遗集》卷四第20页。）现在看来也不是毫无根据的吹捧，虽然难免带点溢美气味。同光年间许多督抚出自其麾下，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 特别值得重视的是他对先进知识分子的吸引力。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与《海国图志》一脉相承，是儒家经世致用的又一大纲，写成以后，冯氏首先想到的就是寄给曾国藩，并请他为之作序：“敢乞赐之弁言，旗青云而显，附骥尾而彰，荣幸我矣。”（冯桂芬《与曾揆帅》，《显志堂稿》卷五第30页。）而曾氏除早已托李鸿章等人致意希冀招其入幕外，好些政务乃至军事问题都虚心求教（曾国藩：《致冯敬亭》，《曾文正公书札》卷二十六第36页），《校邠庐抗议》更是赞扬备至。他曾致函冯氏：“蒙示以校邠庐大论四十首，属为序跋。细诵再四，便如聆叶水心、马贵与一辈人议论，足以通难解之结，释古今之纷。……尊论必为世所取法，盖无疑义。”（曾国藩：《致冯敬亭》，《曾文正公书札》卷二十四第18页。） 当时真正了解西方的知识分子首推容闳，在天京之行失望后，他逐渐寄希望于曾氏。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曾文正者，于余有知己之感，而其识量能力，足以谋中国进化者也。”（容闳：《西学东渐记》85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他在中国的事业就是在曾氏支持下开始的。 近代中国的第一批科学家如李善兰、徐寿、华蘅芳等人都曾是曾氏幕中人物，郭嵩焘是其挚友，而薛福成则是一介书生，是在他直接培育下脱颖而出的。 我看不妨从广上去解释“承先”的内涵，说曾国藩“承先”包含着汇萃当时文化精英的先进思想的意思。 至于“启后”则更显而易见。李鸿章是洋务运动的主要领袖，他是从曾氏幕中走上出将入相高位的。同时，他不但在未中进士前受业于曾氏门下，即使在其恩师扶植下成了独当一面的将帅和封疆大吏后，还继续受到曾氏的频频指点。后来，李氏及其他洋务派大臣的事功已经超过曾氏，但基本的思路仍在曾氏的言行中可以见其端倪。 友：究竟是哪些基本思路的端倪呢？ 袁：曾国藩考虑的不是中国的全面变革的问题。两种异质文化的接触，首先引发的往往是局部的冲突和融合，只有少数最敏锐的思想家能迅速了解双方根本差别所在。不过，不能因此忽视局部性变革的巨大意义，人类社会的历次重大变革都是以这些局部性的变动为契机的。问题在于从哪些方面开始？这对此后的发展必然产生重大的影响。因此，值得注意的是曾氏主张从何变起。 曾国藩主张的变革环绕着困扰朝野上下的如何处理同西方列强的关系而展开。大致有这么几个要点： 第一，各国平等相处。 同治六年，曾国藩提出一个处理对外关系的重要主张：“其争彼我之虚仪者许之，其夺吾民生计者勿许。”（李鸿章：《曾文正公神道碑》，《李文忠公遗集》卷四第19页。参阅《曾国藩全集》奏稿九第5784-5787页，岳麓书社1991年。）这个意见蕴含着极为丰富的内容。 从乾隆爷开始，中国和西方各国交往的一大障碍就是要不要行跪拜礼等所谓礼仪问题，鸦片战争后侵略者咄咄逼人，但是在很长一个时期里，执政当局仍在皇帝能不能及如何会见外国使节等虚文上纠缠不休，这类纠纷甚至成为触发或激化双方矛盾的重要因素之一。在清廷看来，这类礼仪“体制攸关”，难以让步。背后是个重要的文化心理：中国是天朝上国，与其他各国不是平等的敌体。中国告别中世纪要解决的众多问题之一，就是摆脱这个文化心理羁绊，按照现代观点去认识和处理各国之间的关系。林则徐组织翻译国际法，迈开了重新认识各国关系的重要一步。20年过去了，风浪叠起，中国蒙受了包括北京被占、签订城下之盟的巨大屈辱。侵略者的蛮横和残暴中包含着历史的必然，如果中国人老是停留在限于义愤填膺地谴责敌手的水平上，那在世界舞台的角逐中恐怕只能长期扮演不长进的弱者的角色。历史不理会道德说教，它是在各种力量的冲撞中刻下自己前进轨迹的。要与对手平等地对话，就必须正视和克服自己的弱点。曾国藩的上述主张便体现着认识的提高，其实质是要清廷清除虚骄之气，在对外关系中把注意力集中到维护国计民生的基点上来，为建立现代外交关系奠立基础。历史已经证明，现代国际关系中建立平等关系的主要障碍来自西方列强和其他侵略者，但不必讳言，像中国这样贫弱的被压迫国也有自身的不恰当的习惯和措施成为形成不必要的国际纠纷的因素。曾氏所指责的正是清廷自身的这些弱点。 当然，曾国藩没有那么全面、明确的认识，他主要是从过往的经验教训中体会到症结所在的，因此，他通常只能用古老的语言表达出一些朦胧的现代意识。例如他说过：“夷务本难措置，然根本不外孔子忠信笃敬四字。笃者，厚也。敬者，慎也。信，只不说假话耳，然却难。吾辈当从此一字下手，今日说定之话，明日勿因小利害而变。”（曾国藩：《复李少荃》，《曾文正公书札》卷十八第15页。）时下不少论著喜爱引用这句话以证明曾氏对外“妥协投降”，其实与曾氏的本意相差颇远。曾氏援引孔子的话出自《论语》，原话是：“子张问行。子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子张书诸绅。”这个被孔门视作南针的信条，要求人们言行忠诚、有信、敦厚、慎重，这体现着儒家的理想人格和道德规范，旨在激励人们自尊自强，以自己高尚的人品去赢得尊重。这里包含着在与别人交往中必须尊重对方的意思，但其中绝无以谄媚的奴颜去讨好别人之意。曾国藩用这些古话，表达的是要求转变天朝上国君临万邦的传统观念，把国际关系建立在互相尊重的基础上。 不妨听听他自己的诠释，对其意思的理解可能更为准确：“自古善驭外国，或称恩信，或称威信，总不出一信字……既已通好讲和，凡事公平照拂，不使远人吃亏，此恩信也。至于令人敬畏，全在自立自强，不在装模作样。临难有不可屈挠之节，临财有不可点染之廉，此威信也。《周易》正家之道，尚以有孚之威归诸反身，况立威于外域，求孚于异族，而可不反求诸己哉？斯二者看似迂远而不切于事情，实则质直而消患于未萌。”（曾国藩：《复应敏斋观察》，《曾文正公书札》卷三十第44页。）他谆谆告诫的是应以自尊、自强的态度去对待外国，与“妥协投降”自然风马牛不相及。 有的论著认为，曾氏一再讲“信”，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无非是引导中国人去信服和服从外来的侵略者，那正是地道的投降理论。其实，这是对历史背景缺乏全面了解造成的误解。不错，十九世纪西方列强在中国扮演了侵略者的角色，总的说来在中外冲突中中国是正义的一方，但这不等于说中国方面在中外冲突中的一切行为都是无可指摘的，不能低估长期宗法专制统治和闭关锁国造成的愚昧在对外交往中的负面影响。例如，当时所谓反入城事件此起彼伏，连绵不断，在一些地方大吏和士绅看来，让一些外国人依照条约进入一些地方的城内做生意和游览简直是奇耻大辱，因此千方百计激励“民气”，拼死抗拒，有的事件(如广州在鸦片战争结束后的反入城斗争)还成了诱发祸国殃民的大灾难的重要因素之一。曾国藩所说的“信”，首先就是针对那些“显违条约，轻弃前约”（曾国藩：《复应敏斋观察》，《曾文正公书札》卷三十第44页）的错误行为而发，冀图引导有关人士以理智的慎重态度去处理同外国的关系，与那些逞气蛮干、不顾后果的短见浅识相比，自是棋高一着，利国利民，扯不上是什么“妥协投降”。曾国藩还不可能具备现代外交知识，其认识有不全面之处，但时至今日，在基于不同国家自身利益的纵横捭阖的交往中，信守条约和诺言、争取更多的与国建立深浅不同的互信关系仍是不可忽视的原则。中国历来重视“以史为鉴”，今天的史家更不应该谴责十九世纪清醒的理性的爱国主张。 第二，在对外关系中确立以和为主的方针。 晚清时期，朝野上下在对外关系的基本方针上有和、战两种不同的主张，曾国藩曾在当时的日记中写道：在朝廷中“恭邸重在和局，醇邸重在战守，物论与醇者较多”。（《曾国藩全集》日记(三)1599页，同治八年正月初五。）曾国藩的这段日记写于同治八年，当时恭亲王奕訢主持朝政，权倾一时，而其弟醇郡王奕譞也“在内廷行走”，是慈禧牵制奕訢的一个棋子，也有其不可忽视的影响。奕譞上奏“议驱除洋人之法”，其中包括“请令督抚激励绅民打毁天主堂”、“请将大内各洋货颁赏，屏弃异物”（曾国藩：《与左季高》，《曾文正公书札》卷六第31页）等主张，集中反映了朝廷内外盲目排外的愚昧心态。 在50年代，曾氏虽然心存疑虑，但未坚决反对以战雪耻的方针。咸丰八年(1858)他曾对左宗棠吐露胸臆：“夷务果有翻局，不悉听其所要，是极好机会。然国家之强，以得人为强……昔在宣宗皇帝，亦尝切齿发愤，屡悔和议而主战守，卒以无良帅不获大雪国耻。今欲罢和主战，亦必得三数引重致远折冲御侮之人以拟之。”（曾国藩：《与左季高》，《曾文正公书札》卷六第31页。）进入60年代以后，他转而坚决支持以和为主的方针。他曾对心腹幕僚说：“醇邸意在主战……吾以目下不可不委曲求全，而又不可不暗中设防奏覆。”（赵烈文：《能静居日记》(四)2224页，学生书局影印，1964年，台北。）他又在给李鸿章的信中写道：“承示驭夷之法，以羁縻为上，诚为至理名言。自宋以来，君子好痛诋和局，而轻言战争，至今清议未改此态。有识者虽知战不可恃，然不敢壹意主和，盖恐群情懈驰，无复隐图自强之志。”（曾国藩：《复李中堂》，同上卷三十三第9页。）为贯彻这一方针，他认为必须信守和约，避免激化矛盾，不以战争手段解决双方冲突，着眼大局，不在小事上纠缠。他说：“鄙意办理洋务，小事不妨放松，大事之必不可从者乃可出死力与之苦争。”（曾国藩：《复吴竹庄廉访》，同上卷三十一第10页。） 他的转变主要是由几个因素促成的。一是对双方力量对比的清醒估计。他早就看到无论在军事还是经济方面中国都正处于弱势，军事冲突往往给国家带来难以估量的损失，因此，应该在整体上实行以和为主的方针。二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僧格林沁等人对一些问题处理不当，激化了矛盾，辱国殃民，令他难以忘怀，所以他一再以不纠缠小事为戒。三是受到郭嵩焘和冯桂芬等先进思想家的影响。郭氏是他的老朋友，曾系统地提出一套对外关系理论（参阅本书《从林则徐到郭嵩焘》），曾国藩的以和为主的思想是进入60年代以后形成的，包括其南宋以来历史经验等观点，明显具有受惠于郭氏的印记。在这期间冯桂芬也认为，在同外国相处中切忌“以小嫌酿大畔”（冯桂芬：《制洋器议》，《校邠庐抗议》第73页，光绪丁酉明善社刊），“今既议和，宜一于和，坦然以至诚待之……然则将一切曲从乎？曰：非也。”（冯桂芬：《善驭夷议》，同上第75页。）这些论著于辛酉春(1861年)曾呈送曾氏并大获赞誉。（曾国藩：《致冯景亭》，《曾文正公书札》卷二十四第18页。）目前看到的曾氏“壹意主和”的记录都比此晚出。不能武断曾氏本来没有主和之意，当英法联军蹂躏京津之际，他就曾流露：分兵北上救援于事无补，而有损于围剿太平军。但上述史实已足于证明，他们(还可加上奕訢和李鸿章)在处理中外关系上的以和为主的主张是互相呼应、相得益彰的。 第三，力主购买和制造船炮。 洋务运动的开端和重要内容在于购买和仿造西方船炮。就仿造而言，其发轫于曾氏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要考察的是其出发点是什么。咸丰十一年(1861)他曾上奏：“至恭亲王奕訢等奏请购买外洋船炮，则为今日救时之第一要务。凡恃己之所有夸人所无者，世之常情也；……若能陆续购买，据为己物，在中华则见惯而不惊，在英法亦渐失其所恃……购成之后，访募覃思之士，智巧之匠，始而演习，继而试造，不过一二年，火轮船必为中外官民通行之物，可以剿发逆，可以勤远略。”（曾国藩：《复陈购买外洋船炮摺》[咸丰十一年七月十八日]，《曾国藩全集》奏稿(三)，第1603页。）这是师夷长技的重要开端，它表明就是在与太平军生死搏斗中曾国藩仍然没有忘记夺英法所恃。师夷是为了制夷，从魏源到曾国藩一脉相承，确认这一点有助于准确地把握洋务运动的性质。 第四，学习西方科学技术。 在近代中国，好些学习西方的大事都与曾氏有密切关系。例如，《几何原本》明末翻译出版了其中的前六卷，19世纪60年代李善兰完成前人未竟事业，与英国传教士伟烈亚力合作译出后九卷，令中国人得睹全帙。曾国藩极力支持，承担了出版费用，实是不可忽视的因素。派幼童留美，在上海机器局添设翻译局，他都是主要决策人，而这些对西学在中国的传播都起了良好的作用。 第五，在学习西方中不忘独立自主，捍卫国家主权。 众所周知，曾氏一直不同意借洋兵助剿太平天国。他自己说过：“彼以助我而来，我若猜忌太深，则无以导迎善气。若推诚相与，又恐其包藏祸心。观于汉口焚船等案，片言不合，戎事立兴。嫌衅一开，全局瓦解。臣始终不愿与之会剿者，盖亦筹之至熟。”（曾国藩：《议复调印度兵助剿摺》，《曾国藩全集》奏稿(四)第2391页。）也就是说，对西方列强他一直深怀戒心，生怕他们侵犯国家的利益和主权。他赞成学习西方，但认为不能长期受制于人，必须把学习西方变为增强独立自主力量的一个环节。例如，购买西方轮船后就有两种主张：“顷又接劳辛阶总制咨到札稿，其意欲全用外国人不欲参杂用之。国藩愚见，既已购得轮船，即应配用江楚兵勇，始而试令司柁、司火，继而试以造船造炮，一一学习，庶几见惯而不惊，积久而渐熟。”（曾国藩：《复恭亲王、桂中堂》，《曾文正公书札》卷十八第22页。）后一意见显然体现了曾氏力求国家自立、自强的意识。 友：这些转变与儒家思想有什么关系呢？ 袁：可以从三个方面去看其中关系： 一是它体现着儒家思想开始变化。这个变化是从处理中外关系开始，而涉及二千多年来未变的一个根本观念——夷夏现念。这是后来一系列重大变化的开端。 二是它显示了儒学变化的一个基本路向：从外来文化中汲取营养，推动自身的变革。儒学与佛学的融合曾导致新儒学——宋明理学的诞生，在19世纪下半叶，也已露出重走这条道路的端倪。 三是这个变化是儒家固有因素孕育出来的。曾国藩所以能成为为变革开路的人物之一，在于他继承了儒家的几个优秀品格。 首先是以天下为己任的爱国主义精神。儒家的优秀传统之一是培育了中国人把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紧紧结合的自觉，治国、平天下的追求和“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箴言已经成为社会认可的理想人格和道德规范。曾氏晚年被封为武英殿大学士，位尊为“相”而居汉大臣之首，但按照清代政制，这仅是没有实权的尊号。在其事业的鼎盛期，他虽是节制几省军务的主要军事统帅，但其实职始终是地方大吏——直隶总督、两江总督。按照思不出其位的原则，他完全可以循规蹈矩，以完成本职工作为满足，可是，他一再发出建立机器局、派遣留学生等倡议。这些行动只有一个合理的解释：急于改变国家贫弱面貌的爱国热忱超越了个人成败得失的考虑。他曾同李鸿章说过：“鄙意北方数省因循已久，……东南新造之区，事事别开生面……制器造船各事，皆已办有端绪。自强之策应以东南为主。阁下虽不处海滨，尚可就近董率，购办器械，选择人才，本皆前所手创，仍宜引为己任，不必以越俎为嫌。”（曾国藩：《复李中堂》，《曾文正公书札》卷三十二第19页。）在专制制度下，越俎代谋小则招怨，大可惹祸。据内容看，此信大约写于1867年李氏被任命为湖广总督后。曾氏一生谨慎，平定太平天国后又恐权重位高招忌，加上健康每况愈下，因而一再要求归田以完晚节，如果不是出于考虑国家安危，他的行动实在无法理解。 其次，实事求是的精神是推动他的爱国情怀走上与学习西方相结合的基本因素。从主观上看，那些坚决反对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文化的蠢人也不乏爱国热情，两者的区别在于是虚骄还是求实。儒家的经世致用派一贯强调从实际出发，这种学风代代相传，成为这一流派的人物历来较有成就的重要原因。曾国藩继承这个传统，也一再强调“不说大话，不骛空名，不行驾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曾国藩：《求阙斋日记类钞·问学》），“禁大言以务实”。（曾国藩：《劝戒浅语十六条》，《曾国藩全集》诗文第440页。）理学家们沉溺于心性之学，热衷于从考察思想动机中去鉴别君子与小人，而曾氏对此作了重大的修正，他说：“恒言皆以分别君子小人为要，而鄙论则谓天下无一成不变之君子，无一成不变之小人。今日能知人、能晓事则为君子，明日不知人、不晓事即为小人。寅刻公正光明则为君子，卯刻偏私昧暧即为小人。”（曾国藩：《复郭筠仙中丞》，《曾文正公书札》卷二十四第8－9页。）晓事、知人，这都是主客观密切结合的实践活动，这些活动不但有客观标准可寻，而且必须眼睛向下，虚心考察实际情况，从阅历中方能得之。他甚至直截了当地说：“不晓事则挟私固谬，秉公亦谬，小人固谬，君子亦谬。”（同上，第8页。）把是否如实地认识客观事物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对理学笼罩下的社会上层说来，这是非同小可的是非标准的变动。试想一想，醇王、倭仁之流完全可以标榜自己是秉公的君子、爱国的典范，倭仁至死仍在提醒皇帝“勿忘庚申之变”——即1860年英法联军占领北京之耻，但其对策却是“毋以诗书为迂阔”（倭仁：《遗摺》，《倭文端公遗书》卷二第30页），要“非圣之书，屏而不读”（倭仁：《应诏陈言疏》，同上第3页）。按照他们的思路，国家固然走不出困境，儒学亦必然继续在泥淖中打滚。曾国藩在君子小人的区分这一重大问题上作出新的概括，这既是对理学的勇敢挑战，也是为实事求是地体察国内外情况、汲取新知识、采取新措施祛障辟路。针对中国士大夫的思维特点，他特别强调不能迷信经籍。他说：“孟子曰‘尽信书不如无书。’君子之作事，既征诸古籍，诹诸人言，而又必慎思而明辨之，庶不致冒昧从事耳。”（曾国藩：《笔记十二篇》，《曾国藩全集》诗文393页。）务实之意溢于言表。 再次，他继承发扬了儒家思想中的主变因素。儒家有强烈的“率由旧章”的保守性格，亦有丰盛的变动不居的辩证法遗产。以曾国藩来说，直至道光三十年(1850)他仍然郑重其事地申明：“独至我朝，则凡百庶政，皆已著有成宪，既备既详，未可轻议。”（曾国藩：《应诏陈言疏》，《曾国藩全集》奏稿一第6页。）对内外交困的境况感受不深，缺乏变以解危的紧迫感。随着太平天国义军在大江南北驰骋，他由一帆风顺的京官转到地方上兴办团练，阅历增长，对社会痼疾的了解加深，求变的思想便日益加强了。他在1859年写道：“吉，非有祥瑞之可言，但行事措之咸宜，无有人非鬼责，是即谓之吉。过是则为吝矣。……《易》爻多言贞吝。易之道，当随时变易，以处中当变，而守此不变，则贞而吝矣。……故曰：‘震无咎者，存乎悔。’”（曾国藩《笔记二十七则·悔吝》，《曾国藩全集》诗文360页。）震就是动，要反乎贞吝而在变动中求吉与无咎，在于正视现实，不断改正既往的缺点错误。个人如此，国家大事也是如此。进入60年代以后，曾氏积极推动和参与学习西方的洋务，这也是重要的思想基础。 从曾国藩身上，我们又一次看到儒学在变，儒学也可以变。如果光从思想本身看，变化是从龚自珍特别是魏源开始的，但真正付诸行动，或思想的变化直接影响到实际的社会生活，却与洋务运动领袖们的言行密不可分，因此应该珍视这个变化。曾氏的言行不是孤立的，它代表着一批儒门人物的新动向，例如洋务派在朝廷的主要代表奕訢1867年刻印了自己的文集，除了儒家原有的迂见外，也与曾氏等人一样显露了这一派人的新追求。请看：“圣人之心浑然一理，故仁知合德”，“凡人之心胶于一定之见而不知变，事物之来应之必多所滞，以其不能明理故也。”（奕訢：《知者乐水仁者乐山论》，《乐道堂文钞》卷三第11、12页。）这不是在骂不知变化的儒者背离了圣人之道吗？ 曾国藩有没有“卖国投降”？ 友：按仁兄的说法，曾国藩简直成了适应时势的英雄，而中国大陆的多数史家迄今仍视他为历史罪人。你恐怕把事情弄颠倒了吧？ 袁：学术上的是非从来不以支持者多寡为定。同时，我还相信我的观点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为更多的人所理解和赞同。 史家非难曾氏无非两条：一是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刽子手，二是处理天津教案“卖国投降”。而这两条都有可疑之处。 友：难道他没有镇压太平天国？ 袁：他当然是战胜太平天国的统帅。问题是这场战争的性质是什么？如果这是推动中国社会现代化与反对现代化的势力在搏斗，而清政府代表后者，那么曾氏自然罪责难逃。不幸，当时的清政府固然腐朽不堪，而有的史家也已有力地证明太平天国建立后不久便迅速封建化。只要确认了这个前提，那么，清政府同后期的太平天国(天京事变后)决战，便成了难分轩轾的两个宗法专制集团之间的斗争，所谓曾氏是镇压革命力量的刽子手的罪名就难以成立了。 友：在处理天津教案中，他自己也不得不承认“此举内负疚于神明，外得罪于清议”（曾国藩：《谕纪泽》[同治九年六月二十四日]，《曾国藩全集》家书二第1375页），你还要为他辩护？ 袁：看一个历史人物，自我评价当然可供参考，但决不能不加分析地视为定论。 先看看天津教案的基本事实： 同治九年(1870)五月二十三日，24名外国人在天津被打死。以国籍分，计法国17人，俄国3人，比利时2人，英国和意大利各1人。其中包括法驻津领事丰大业和十名修女。另外还有中国神甫1人，死伤教徒数十人。并烧毁了法国人办的望海楼教堂、仁慈堂、法国领事馆以及英美人办的耶稣教堂十座，破坏和掠走财物一批。 起事原因：1，多年积怨加上蒙昧无知，一些无稽谣言迅速传播，说教堂把迷魂药分给教民，拐骗丁口特别是幼童，取脑挖眼剖心以配药，已发现被挖的眼睛盈镡，等等。天津府、县等官员不但不予澄清、制止，反助长流言，致使群情激愤，演为暴行。2，法国领事丰大业在与地方官吏交涉中，面对包围的群众两次开枪，其中一次击中知县的仆从，点燃了事件的导火索。 处理结果：行凶人员16人斩首，29人分别判处军杖徒各刑。支付抚恤费和赔偿财产损失49万两。派崇厚到法道歉。天津知府、知县革职和流放黑龙江“效力赎罪”。 今天回顾这个旧案，曾国藩有没有“卖国投降”之嫌呢？ 从法理的层面看，丰大业有不可推卸的罪责，但总的说来正如李鸿章所说“此案诎在津民”（李鸿章：《遵旨带军赴直摺》(同治九年七月初五)，《李文忠公全庥》奏稿卷十六，第35页），惩凶、赔偿无可厚非。在办案中，曾国藩、李鸿章坚持国家主权，拒绝洋人参加审判，也拒绝了他们的一些无理要求，如杀提督、知府、知县等。同时，在办案中他们坚持以清代固有法律为根据。在曾国藩看来：“在中国戕官毙命，尚当按名拟抵，况伤害外国多命，几开边衅，刁风尤不可长。”（曾国藩：《天津教案奏结》，《教务纪略》卷四第4页，上海书店影印。）李鸿章也认为：“冀终归于一命一抵了案。”（李鸿章：《论天津教案》[同治九年九月初九]，《李文忠公集·译署函稿》卷一第2页。）从当今法学观点看，这自然是大有争议的，但这却是《大清律》的重要原则，乾隆十八年就曾降旨强调“一命必有一抵”（《清史稿》卷144，《刑法》三，《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4210页，北京），在清律中也大致体现了这个精神。很难说这个案件的处理没有可訾议之处，但揆诸法律，似乎扯不上投降卖国等罪名。 友：事情应该首先从政治层面看。西方列强是侵略者，人民群众的反帝、反侵略行动代表正义，不但不支持反而摧残这些正义斗争，难道不是卖国投降行为吗？ 袁：这是一些人喜爱的思维方式，但细加推敲，其中包含着好些必须澄清的问题。一是怎样判断国家和人民利益所在，如何厘定国家和人民利益的真正代表者？二是群众是否总是正义的化身，应该支持他们的一切行动，特别是反对西方各国的行动？请让在下慢慢道来。 曾国藩说过一段很有意思的话：“力疾赴津办理此案，众议纷歧。论理者佥谓宜乘此机与之决战，上雪先皇之耻，下快万姓之心，天主教亦宜趁此驱除。论势者则谓中国兵疲将寡，沿江沿海略无豫备，西洋各国穷年累世但讲战争，其合纵之势、狼狈之情牢不可破，邂逅不如意，恐致震惊辇毂。鄙人偏信论势者之言，冀以消弭衅端，办理过柔，以致谤议丛积，神明内疚。”（曾国藩：《复李次青廉访》，《曾文正公书札》卷三十三第13页。） 这里比较准确地概括了两种不同的政治主张： 前者充满爱国激情，与朝野上下多数人的愿望正相符合。可是，政治不是感情游戏，它不能跟着激情自由驰骋。一个成熟的政治家必须全盘考虑各方利益所在和力量对比，在现实的基础上坚决维护自己所代表的国家或社会势力的利益。而这种主张却任凭自己报仇雪恨的愤懑，不顾国家安危，孤注一掷，逞快一时。因此，从政治层面看，这是没有远见把国家命运当儿戏的误国主张。 后一主张冷静地考虑了力量对比——中国正处于弱势，估量了国家利益——消弭边衅、保持政治稳定和社会安定，其政治远见是前者无法比拟的。可是，要提出和坚持这一主张，必然受到社会舆论即所谓清议的谴责，这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保守氛围(闭关锁国习惯与天朝心理的奇特混合体)同经世致用派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的对立。 曾国藩深受传统文化浸润，因此他还要承受来自自己内心的压力，“外惭清议，内疚神明”的喟叹就是务实的政治家与文化保守主义的儒家二位一体的曾国藩的内心独白。难能可贵之处在于他的求实精神战胜了巨大的心理压力，令他作出了明智的选择。他对自己的儿子吐露心声：“天津事尚无头绪，余所办皆力求全和局者，必见讥于清议。但使果能遏兵，即招谤亦听之耳。”（曾国藩：《谕纪泽纪鸿》，《曾国藩全集》家书二，1374页。）这是为国家利益而忍辱负重的高尚情怀。 由此可以引出两个结论： 一是不能盲目肯定群众所干的一切，包括在“反帝”或其他高大的名义下的行动。应该是其所是，非其所非。没有这种理性态度，历史就仍然是一笔糊涂帐。我们吃“群众运动天然合理”论的苦头已经够多了。一百多年前，郭嵩焘已经痛心疾首地分析过某些群众性蠢行的祸害。（参阅本书《从林则徐到郭嵩焘》。）对天津教案中的群众行为，在肯定其爱国初衷的同时，也应指出其行为的愚昧性及损国害民的后果。其实，正如郭嵩焘所指出的，19世纪许多不合理的反洋人行动并非民众自发，而是由官吏和士绅策划的，是他们在宗法专制思想和对世界现状惘然无知的状态下制造或鼓励了这类蠢行，我们也不必以这类言行作为近代中国爱国主义的典范。 二是在天津教案中曾国藩不但没有“卖国投降”，而且显示了不顾个人屈辱而为国宣劳的爱国情怀。 友：老兄的意思岂不是洋务派才是爱国楷模？在侵略者面前，他们的骨头是软的！ 袁：话不能说得那么绝对，对任何历史人物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往往都不符合实际。洋务派有过误国之举，但是不是都是“软骨头”，或有时软有时硬，这些都是应该细细讨论的问题。今天不扯整个洋务派，只围绕曾国藩来谈。 在近代中国，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维护国家独立一直是个决定历史进程的基本问题之一，症结在于怎样才能有效地解决这个基本问题。曾国藩的对策不外两个要点： 一是师夷长技，夺其所恃。西方列强既是侵略者，又是老师，一身二任。只要承认这个前提，就不能不承认曾氏及其他洋务派的出发点是对的。有人认为他们的出发点不是反帝爱国，而只是挽救腐朽的清廷，镇压人民，因此不值得肯定。我想，这个论断既与历史事实不符，也苛求前人。要求百年前的清代大臣不考虑清政府的命运，撇开挽救清政府去谈救国，那他们就成了革命家了。同时，翻检曾氏全集，凡是谈到学习西方的地方都必然提及这有利于对抗列强，说他只考虑镇压人民云云，却于史无据。如果有人不相信这句话，倒不妨花点时间去查一查。 二是要求整饬自身。同治元年间他写道：“鄙意求胜于洋，在中国官不要钱，兵不儿戏，不仅在税饷之盈绌，尤不在体制之崇卑。”（曾国藩：《复李少荃中丞》，《曾文正公书札》卷二十第35页。）同治五年(1866)他又写道：“至于令人敬畏，全在自立自强，不在装模作样。临难有不可屈挠之节，临财有不可点染之廉……。”（曾国藩：《复应敏斋观察》，同上卷三十第44页。）这些话反映了他对吏治和军事败坏、外交工作迂腐无能的强烈不满，也体现着他反对腐败、励精图治的强烈愿望。 用他自己的话来概括，则是“以忠刚慑泰西之魄，而以精思窃制器之术，国耻足兴”。（曾国藩：《复李少荃中丞》，同上卷二十第38页。）他是在同治元年(1862)说这句话的，这也是他致力洋务的指导思想。这足以证明洋务运动从滥觞之日起就以雪耻自强为轴心。 同时，事物总是在对比中显示自己的特性的。19世纪下半叶，高喊与侵略者不共戴天、以驱赶洋人为快却不愿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文化之士比比皆是，这些人口中的爱国、救国、反侵略说到底是南辕北辙的空谈。同他们相比，曾国藩等洋务派人士无疑是更高明更清醒的爱国者。骨头的软硬不能以反洋人的嗓门大小去厘定，也不能以主战还是主和去衡量。 当然，曾国藩也没有找到救国的正确道路。在这个问题上，他与郭嵩焘等先进思想家相比有较大的差距（参阅本书《洋务思潮与王韬、冯桂芬、郑观应等的探索》），但那更与“卖国投降”无关了。 曾国藩对中国文化的贡献 友：直到20世纪，曾国藩仍然是许多人心目中的英雄，魅力未减，这究竟是什么原因？ 袁：这的确是非常有趣的现象。蒋介石奉曾国藩为楷模，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梁启超、蔡锷也崇拜他。甚至青年时代的毛泽东也对曾氏推崇备至，1917年他致信友人说：“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毛泽东：《致黎锦熙信》(1917年8月23日)，《毛泽东早期文稿》第85页，湖南出版社1990年，长沙。）直至1920年6月，他仍虔敬地念叨：“曾、左吾之先民，黄、蔡邦之模范。”（毛泽东：《湖南改造促成会复曾毅书》[1920年6月23日]，同上第490页。）更有趣的是，蒋介石留下了“手钞曾文正嘉言录”的记录（毛思诚：《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1925年1月2日条，香港龙门书局1965年影印），而毛泽东的《讲堂录》中也一再摘抄曾氏的格言。（见《毛泽东早期文稿》第581、592、593页。）同时，这不是他们几个人的偏爱，而具有相当的广泛性，20世纪上半叶，《曾文正公家书》是许多家庭的教子书，1949年以后这部书在大陆销声匿迹三十多年，至80年代又成了书店中的常见书。1911年春蔡锷应聘至滇任新军第19镇37协统领官，选编《曾胡治兵语录》为“精神讲话”教材，该军后来在辛亥革命和讨伐袁世凯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1917年4月，商务印书馆刊行了这本语录。黄埔军校创办伊始，校长蒋氏将之略加补充，又印发全校“人各一编”，国民党老一辈的将领没有读过这本书的恐怕很难找到。如果考虑到共产党的不少名将和重要领导人周恩来、林彪、徐向前等都曾在黄埔工作或学习，加上1943年延安出版的八路军《军政杂志》刊登了《增补曾胡治兵语录白话句读》，要各级军官学习（《中国兵书集成》第50卷卷首说明，解放军出版社、辽沈出版社联合出版），其影响的广泛和深刻更不容低估。 为什么这些叱咤风云的人物如此推许曾国藩？简单地说，他们都视曾氏为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典范。梁启超说曾氏“卒乃变举世之风气而挽一时之浩劫，彼其所言，字字皆得之阅历而切于实际，故其亲切有味，资吾侪当前之受用者，非唐宋以后儒先之言所能逮也”，并说其著作“实揭吾国民之伟大精神”。（梁启超：《曾文正公嘉言钞序》，《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四第2页；《曾胡治兵语录》序，商务印书馆1917年，上海。）而在青年毛泽东看来：“国学者，统道与文也。姚氏《类纂》畸于文，曾书则二者兼之，所以可贵也。”（毛泽东：《致萧子升信》[1915年9月6日]，《毛泽东早期文稿》第25页。） 友：这些评价未必准确。 袁：的确，任公的论断似有溢美之意，而毛泽东的思想后来有很大变化，这些都是不容否定的事实。但他们的意见包含着合理因素，即肯定曾氏的著作体现着中国文化的正面价值。古往今来都没有“句句是真理”的人，曾氏思想中也不乏负面因素。问题在于我们过去对曾氏在中国近代文化中的独特作用研究很不充分。 我想，有几个特殊条件为曾氏在文化领域的成就奠定了基础：1，对中国传统文化兼收并蓄，老庄、管子、法家、兵家、经、史、诗、文、历代典章制度和儒家内部各派理学、心学、汉学等等，他都颇为熟悉。2，丰富的政治军事经验。他在翰林院学习和工作十多年，先后兼任礼、兵、工、刑、吏五部侍郎，后来统军作战十余载，身任总督十多年，集军政和外交大权于一身。他是19世纪最富军事政治经验的中国人之一，恐怕只有李鸿章可与匹敌。3，毕生坚持不懈的读书写作习惯。 只要善于对待，他所积累的好些心得、经验不失为可贵的文化遗产。 友：具体说说他在文化领域的哪些方面有所建树，恐怕比空洞的论断更令人信服。 袁：就纯学术方面说，他写过一些文字学的札记(见其杂著《笔记二十七则》)，显示了他的功力，但谁也不会认定他是文字学家。不应忘记他是有丰富政治、军事经验而又注重修身的大儒，谈他对文化的建树离不开这个基点。 经世致用是涵盖面很广的概念，它既是思维方法，又包含众多的学科。我想，就曾国藩来说，他在中国式的行政管理和军事学方面留给后人的东西便颇为丰盛。 先说说他所总结的行政管理，它体现了中国的政治文化，其中不乏可取之处。 第一，博取众长的为政指导思想。 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基本观点之一是为政与修身的统一。这就是《大学》所说的“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曾国藩也是遵循这个思想去参与政治活动的。但在变化了的天地里，他没有以传统自囿，而是推进传统。早在1851年他便认为：“天下之大事，宜考究者凡十四宗……前世所袭误者，可以自我更之；前世所未及者，可以自我创之。”（曾国藩《求阙斋日记类钞》卷上第50页，光绪二年传忠书局刊。） 请看他所追求的理想：“念周末诸子各有极至之诣，其所以不及仲尼者，此有所偏至，即彼有所独缺……若游心能如老庄之虚静，治身能如墨翟之勤俭，齐民能以管、商之严整，而又持以不自是之心，偏者裁之，缺者补之，则诸子皆可师也，不可弃也。”（《曾国藩全集》日记[一]第652－653页[咸丰十一年八月十六日]。）这里说的是他为政与修身的指导思想。有清一代，朝廷历来把儒学视为至高无上的指导思想和是非标准，不容有所偏离，曾国藩在日记中透露自己的心声，虽然仍肯定仲尼高于诸子，但老庄墨却成了修身的典范，管商则是治国之标的，这不是他偶然的念头而是多年深思熟虑的结论。 曾氏历来喜读老庄，50年代末以后他的事功步入巅峰期，老庄思想的影响也随之加深。在中国历史上，士大夫消极避世之际常以老庄自娱，曾氏在建功立业的鼎盛时期醉心老庄，这是比较罕见的现象。窥其用心有二： 一是安身立命的基础。曾氏一向以谨慎、谦让著称，50年代末他已渡过了困难时期，军政大权在握，兄弟均位居高位，盈亏相续、福祸相倚的信念萦绕胸际，仅从道德规范的层面用力已不能完全满足他家长保声名之需，以老庄思想为安身之本体的意识便应运而生。他在同治元年(1862)的日记中写道：“因九弟有事求可、功求成之念，不免代天主张，与之言老庄自然之趣，嘱其游心虚静之域。”（《曾国藩全集》日记[二]第721页[同治元年二月十七日]。）稍早，他已一再强调：“以庄子之道自怡”，“立身之道以禹墨之勤俭兼老庄之静虚，庶于修己治人之术两得之矣。”（曾国藩：《求阙斋日记类钞》卷上第16、20页。）这些都证明天道自然虚静已成了他的根本信念之一，于是反对骄傲、妒忌、追逐名利、奢侈等修身活动便置于更高和更深的基础上了。 另一层用意是以老庄之道为施政的指导思想。同治七年十二月(1869年1月)他写道：“思古圣王制作之事，无论大小精粗，大抵皆本于平争、因势、善习、从俗、便民、救敝。非此六者，则不轻于制作也。吾曩者志事以老庄为体，禹墨为用，以不与、不遑、不称为法，若再深求六者之旨而不轻于有所兴作，则咎戾鲜矣。”（《曾国藩全集》日记(三)第1579页。）这时，太平天国和捻军已相继失败，战乱以后以清静无为之道治国，休养生息，中国历史上不乏先例。曾氏此时提出不轻兴作，显然有承袭这些历史经验之意。 星移斗换，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沿用古代经验颇为困难，也非曾氏本意。当时的急务在改革而非无为而治，实际生活中也没有出现清静无为的局面。曾氏这些思想的可贵之处在于公开宣告要博采众长、择善而从，有些有利于社会稳定和发展的措施因此而得以采纳。例如，他向往管、商治民之严整，在实际操作中他强调管理之要“一在树人，一在立法”，而军政官员“亦以法立令行、整齐严肃为先”（同上日记[三]第417、371页），这与现代法思想有相通之处。又如，既然博采众长，也就没有什么理由要排拒西方之长，创设机器制造局、刊刻西方科技书刊、派遣幼童出国等新政也就成了汲取西方之长的必要措施。1862年，当中国的科技人员在他支持下造出了第一艘轮船时，他热情洋溢地说：“华衡芳、徐寿所作火轮船之机来此试演……窃喜洋人之智巧，我中国人亦能为之，彼不能傲我以其所不知矣。”（《曾国藩全集》日记[二]第766页。）许多学习西方智巧的爱国图强的盛举都由他首倡，显然同他的兼收博取的指导思想密不可分，这是他给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添加的新内容。 第二，以勤廉为本的居官准则。 中国历代贤臣能吏提出过难以数计的官箴，这是在儒家“修身为本”的政治思想薰陶下自励励人的格言。曾国藩自拟的修身箴言、联语也有不少，最基本的是以勤廉自勉。他在一封信中写道：“仆与阁下及诸君子相处十余年，谆谆以勤廉二字相劝。仆虽衰老，亦尚守此二字兢兢不懈。”（曾国藩：《复黄日岐军门》，《曾文正公书札》卷三十二第16页。）有时，他加上一个谦字，使意思更加完备。他对两个弟弟说：“余以各位太隆……故将劳、谦、廉三字时时自惕，亦愿两弟之用以自惕。”（曾国藩：《致沅弟季弟》[同治元年五月十五日]，《曾国藩全集》家书二第834页。） 在朝野上下贿赂公行、贪泉泛滥的情况下，一个为各方瞩目的军政大员要出污泥而不染，真是谈何容易。曾国藩也未能免俗要一次又一次动用公款给各方送“别敬”、“炭敬”、“部费”、“程仪”，以求不致处处制肘、动辄得咎。同当时的大小官员一样，他也有来路不当的收支。他曾坦率地对儿子谈及有关情况：“直督养廉银壹万五千两，盐院入款银近二万两，其名目尚不如两江缉私经费之正大……余计每年出款须用二万二三千金，除养廉外，只须用盐院所入七八千金，尚可剩出万余金，将来亦不必携去，则后路粮台所剩缉私一款断不必携来矣。”（曾国藩：《谕纪泽》[同治八年三月初三]，同上第1355页。）他所动用的粮台、盐院的收入虽有上述送礼的部分，也不乏“以公银作私用”（曾国藩《致澄弟》，同治二年十月二十四日，同上第1052页）的成分。 不过，在一个末世王朝中活动的曾国藩除了这些已成社会惯例的收支外，仍不失为比较清廉的大员，这主要表现在自奉甚薄。他服膺老庄的表现之一，是在养生之道上也信奉自然之说，反对服食贵重补品。他还认为“多欲如好衣、好食、好声色、好书画古玩之类，皆可浪费破家”（曾国藩：《书赠仲弟六则》，《曾国藩全集》诗文第433页），也反对官僚们已习以为常的购置田产、修造房屋和祖宗祠堂。时人给他的鉴定是：“未尝置屋一廛，增田一区，疏食菲衣，自甘淡薄，每食不得过四簋，男女婚嫁不得过二百金，垂为家训。”有些人口口声声“为人民服务”，以“无产阶级”的代表自居，却肆意挥霍，与曾氏真有天渊之别。 同时，他还严于约束子弟和亲人，对其弟国荃的贪婪行径有所批评，而对子女则更严加管教。他谆谆告诫他们：“凡世家子弟衣食起居无一不与寒士相同，庶可以成大器；若沾染富贵气习，则难望有成。”（曾国藩：《谕纪鸿》，同治元年五月二十七日，同上家书二第836页。）“总之，爱惜物力，不失寒士之家风而已。莫怕寒村二字，莫怕悭吝二字，莫贪大方二字，莫贪豪爽二字。”（曾国藩：《致澄弟》，同治二年十一月十四日，同上第1058页。）我想，对当今的大员及衙内们说来，曾氏的治家言行仍不无教益。 特别有意思的是曾氏对勤的诠释：“勤字之要但在好问好察。”（《曾国藩全集》日记一499页，咸丰十年五月初六。）勤之一字本来是沿袭多年的修身规范，但在曾氏那里却注入了新的内容。他说：“细思处人处事之所以不当者，以其知之不明也。若巨细周知，表里洞澈，则处之自有方术矣。吾之所以不能周知者，以不好问、不善问耳。”（《曾国藩全集》日记二第855页，同治二年二月初一。）也就是说，勤字不但是普通的行为准则，而且是待人处事成败的关键，而其基本内涵也不仅是努力不懈，更重要的是要“好问”、“善问”、“善察”，从而洞悉人和事的本来面目，为正确地处事待人提供可靠的基础。 经过曾氏的新诠释，“勤”这个行为规范被赋予了人生观和方法论的意味。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办事、待人必须从实际出发，为此要坚持的基本方法是要乐于和善于调查研究。这体现着经世致用派的实事求是的基本信念。再考虑到他把知人、晓事作为君子有别于小人的主要标志，与作为领导者行为规范的勤的诠释构成密不可分的一体两面。这充分显示出曾氏思想的深邃。 第三，“与人为善、取人为善”是处理人际关系的根本准则。 “与人为善，取人为善”来自《孟子》，原文是：“子路，人告之以有过，则喜。禹闻善言，则拜。大舜……乐取于人以为善。自耕稼、陶、渔以至为帝，无非取于人者。取诸人以为善，是与人为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孟子·公孙丑章句上》。）曾国藩继承这个思想并将之作了详尽的解释：“思古圣人之道莫大乎与人为善。以言诲人，是以善教人也；以德薰人，是以善养人也。皆与人为善之事也。然徒与人则我之善有限，故又贵取诸人以为善。人有善，则取以益我；我有善，则与以益人。连环相生，故善端无穷；彼此挹注，故善源不竭。君相之道，莫大乎此；师儒之道，亦莫大乎此。”（《曾国藩全集》日记二第851-852页，同治二年正月廿一日。）要是说孟子强调的是虚心采纳各种意见，那么在曾国藩那里，取、与两件事成了相互推动、永不终结的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 与此同时，曾国藩还把这确定为处理人际关系的根本原则之一。他在《日记》中写道：“九弟来久谈，与之言与人为善、取人为善之道，……无论为上、为下、为师、为弟、为长、为幼，彼此以善相浸灌，则日见其益而不自知矣。‘（《曾国藩全集》日记一第657页，咸丰十一年八月廿八日。）而且在他权力所及之处，他还力图将这个原则化为必须遵守的制度。咸丰九年(1859)他在给部下的一封信中谈到：“前曾语阁下以取人为善，与人为善……以后望将取诸人者何事，与人者何事，随时开一清单见示，每月汇总帐销算一次。”（曾国藩：《复李申夫》，《曾文正公书札》卷九第14-15页。）这不是把既定的原则化为制度或工作方法了吗？我甚至认为这同当今众所周知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也不无关系，说后者继承和发展了前者内在的合理成分恐怕不会毫无根据。 友：这不是将古人现代化了吗？ 袁：文化不可能昨死今生，任何民族的当代文化总同过去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只要有一定的理论素养，都不难历数“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同“取人为善，与人为善”两者的差别，此刻似乎没有必要在仁兄面前唠叨这些常识。但也不可忽视他们异中有同。从一定意义上说，取人为善不就是从群众中汲取一切合理的意见和长处吗？与人为善其实也就是帮助群众实现群众自己的要求和利益。 顺便说说，为了认真听取各种意见，曾国藩也同当今的头头脑脑一样以“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曾国藩：《致沅弟》，同治元年六月二十日，《曾国藩全集》家书二第843页）自律律人，这有书为证，可不是在下信口开合。 有些朋友也许会诘问：剥削阶级你虞我诈，那时谈得上“以善相浸灌”？这是一种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说法。任何人类共同体，大至全人类、各个国家和民族、阶级或社会集团，小至一个小小的俱乐部或家庭，都有基于多种因素形成的同与异两个方面。异就是矛盾，就孕育或包含着冲突和对抗的因素。问题在于哪一方面是主导面，同时用什么思想为指导去处理那些矛盾。曾氏的这些主张可贵之处在于体现了中华民族长期积累下来的处理人际关系的有益经验。这些文化遗产中同维护中世纪的宗法专制统治有关的部份(这在曾氏思想中并不鲜见)，我们自然应该抛弃，但正确的东西为什么也要弃若敝屣呢？ 友：这确实是值得人们深思的问题，对前人的思想，特别是体现着民族文化积累的那些思想，应该多视角地予以分析。 袁：最有意思的是他的造就和使用人才的思想。这是我想着重向仁兄介绍的第四方面。 曾氏幕中人才之盛，知人之明，他生前身后早有定评，也未见有人提出异议。这应归功于他在人才问题上的远见卓识。 首先，他把能否“得人”即解决人才问题看作事业成败的关键。他一再告诫：“求人自辅，时时不可忘此意。人才至难。”（曾国藩，《致沅弟》，咸丰八年四月初九，《全集》家书一第382页。）“细思为政之道，得人治事二者并重。”（《曾国藩全集》日记二第740页，同治元年四月十三日。）为什么他力主派幼童出国学习呢？原因在于“使西人擅长之技中国皆能谙悉，然后可以渐图自强。”（《大学士两江总督曾国藩等奏》，《筹办夷务始末》卷八十二第46页。）在他笔下，重才、育才已经关乎国家的独立和盛衰。 其二，人才是在培育和磨砺中成长的。他面对内忧外患，而原有的军政机构已腐朽不堪，急需另找依靠。有没有人才，如何发现人才，这是他必须回答的问题。他以经世派的求实睿智作出颇为深刻的答案：“天下无现成之人才，变无生知之卓识，大抵皆由勉强磨炼而出耳。……诚能考信于载籍，问途于已经，苦思以求其通，躬行以试其效，勉之又勉，则识可渐进，才亦渐充。”（曾国藩：《劝诫浅语十六条》，《全集》诗文第441页。）没有天生的聪明才智，多干，多思，勤读书，虚心向有经验的人请益，才干必源源生长。重要的是领导者要以培育人才为己任，而不要不自责而责人。他曾提醒属下：“人才以陶冶而成，不可眼孔太高，动谓无人可用。……若在上者不自咎其才德之不足以移人，而徒致慨上智之不可得，是犹执策而叹无马，岂真无马哉？”（《曾国藩全集》日记一422页，咸丰九年九月廿四日。） 在解决了人才的重要性和有马、无马(人才)这些前提后，他还对如何善于发现和使用人才、提供让他们脱颖而出的适宜环境提出了一系列精辟意见。请听我慢慢道来。 其三，选才应不拘一格。求全责备历来是打击英才的一条大棒，特别是在理学统治下空谈心性成风的社会环境下，敢与流俗抗争的杰出之士更易成为众矢之的。曾国藩早就对这种社会风气深恶痛绝，深知这不过是培植庸才、摧折杰士的毒雾。道光三十年(1850)他便上书皇帝，指出朝中大臣“大率以畏葸为慎，以柔靡为恭……习俗相沿，但求苟安无过，不求振作有为，将来一有艰巨，国家必有乏才之患。”（曾国藩：《应诏陈言疏》，道光三十年三月初二，《全集》奏稿一第7页。）三年后，他又痛心疾首地说：“二三十年来，士大夫习于优容苟安，揄修袂而养跬步，倡为一种不黑不白不痛不痒之风，见有慷慨以鸣不平者则相与议其后，以为是不更事、轻浅而好自见。国藩昔厕六曹，目击此等风味，盖已痛恨次骨。”（曾国藩：《复龙翰臣》，《曾文正公书札》卷四第38页。）曾氏不了解这是衰败中的中世纪专制制度的固有症候，更不知道出路只有一条：彻底改造原有的社会制度。但其可贵之处在于敏锐地看到必须别树一种人才观。 他认为时代已在呼唤人才的崛起：“方今兵革不息，岂无奇材崛起？无人礼之，则弃于草泽饥寒贱隶之中；有人求之，则足为国家干城腹心之用。”（曾国藩：《剿捻告示四条》，《全集》诗文第421页。）关键是应有正确的选拔人才的标准，不要令不世奇才因小疵而见弃。他说：“大抵任事之人断不能有誉而无毁，有恩而无怨。自修者但求大闲不弃，不可因讥议而馁沈毅之气。衡人者但求一长可取，不可因微瑕而弃有用之材。苟于矫矫者过事苛求，则庸庸者反得保全。”（曾国藩：《致恽次山中丞》，《曾文正公书札》卷二十三，第20页。）“要以衡才不拘一格，论事不求苛细，无因寸朽而弃连抱，无施数罟以失巨鳞。”（曾国藩：《复庄卫生》，同上卷八第30页。） 平庸者往往面面俱圆，而奇材大器则个性鲜明、瑕瑜互见，这是屡见不鲜的现象。曾氏的高明之处在于他奋力与这种纵容庸懦而摧折杰士的氛围抗争。为了贯彻这一主张，他特地提醒下属不要因资历和地域而限制人才的使用。他说：有为者“不宜复以资地限之。卫青人奴，拜将封侯，身尚贵主。此何等时，又可以寻常行墨困奇倔男子乎？”（曾国藩：《与李次青》，《曾文正公书札》卷五，第32页。）所以，他因奉旨在家乡组建团练起家，湘军自然以湘人为多，但他确实网罗人才不分畛域，其幕府兴盛的原因之一就是到处求才，而李鸿章和淮军的兴起更离不开他的着意扶植。 其四，要把人才放在适当的岗位上。 当时，官方的安排使用是士人的主要出路，他们的穷达主要取决于掌权者如何选材用材，事业的成败也与此息息相关。曾氏晚年总结自己的经验时特地回顾这一重大问题，他说：“虽有贤才，苟不适于用，不逮庸流。……千金之剑以之析薪，则不如斧；三代之鼎以之垦田，则不如耜。当其时当其事，则凡材亦奏神奇之效……当世不患无才，患用才者不能器使而适宜也。……当战争之世，苟无益胜负之数，虽盛德亦无所用之。余生平好用忠实者流，今老矣，始知药之多不当于病也。”（曾国藩：《笔记十二篇》，《全集》诗文第392－393页。）在理学盛行之世，人们出于不同的动机，往往以不恰当的所谓“德”的规范去决定人才的取舍，而不看是否能不负所托推进事业，而他们衡量德业的方法又常常是吹毛求疵，在卫道的大言下卑劣地争权夺利，不顾事业成败。曾氏对“忠实”、“盛德”之辈误事的微词，对器使适宜的恳切呼呈，以及对君子、小人划分标准的愤懑，实际上都是对理学摧折人才的批判。这并不是说他把德才并重的标准置诸脑后，而仅是就如何正确坚持这一标准总结了自己的切身体会。 其五，鼓励下属独立谋求发展。 尊重、服从上级领导同谋求自身的独立发展，这在各种不同的社会制度下都是不易妥善处理的重大问题，在中世纪专制制度下情况更为棘手。曾国藩高出同时代人的卓识之一是公开鼓励下属谋求独立发展。他曾致信李鸿章：“昔麻衣道者论《易》云：学者当于羲皇心地上驰骋，无于周孔脚跟下盘旋。前此湘军如罗罗山、王璞山、李希庵、杨厚庵辈皆思自立门户，不肯寄人篱下，不愿在鄙人及胡、骆等脚下盘旋。淮军如刘、潘等气非不盛，而无自辟乾坤之志，多在台从脚下盘旋，岂阁下善于制驭、不令人有出蓝胜蓝者耶？”（曾国藩：《复李宫保》，《曾文正公书札》卷二十五第33页。）自先秦荀子等人开始就鼓励后人超越前辈，不过，真正见诸行动的，特别是军事和政治领导者，却历来是鲜见的特立独行。中国传统文化中虽不乏尊重个人独立人格的论述，但那不过是吉光片羽，专制制度下的上下关系以顺从为主要特征，且已上升为美德。曾氏却力倡“自立门户”，“自辟乾坤”，把传统文化中尊重个人的因素发挥尽致。为此，他甚至主张宁用“好逞才能，好出新样”而能“遇事体察”者，不用“好讲资格，好问样子，办事无惊世骇俗之象”的官气十足之辈。（曾国藩：《复李黼堂》，同上卷十二第20－21页。）这固然与他领导的镇压太平天国的战争跌宕起伏、生死相寻、不能不充分发挥部属的主动性和创造精神有关，也显示了他罕见的胸怀。 其六，以鼓励为主，引导人才成长。 曾国藩有一条很重要的体会：“人才何常，褒之则若甘雨之兴苗，贬之则若严霜之凋物。”“称许不绝于口，揄扬不停于笔，人谁不欣欣向荣？”（曾国藩：《复许仙屏编修》，同上卷三十三第44、45页。）这并不是说曾氏主张不分是非，倡导互相吹捧的庸俗气氛，相反，他力主吏政和治军都必须严格。但在方法上则必须着眼于表扬和鼓励，而在批评缺点错误的时候也必须注意选择适当的场合，照顾对方的自尊。他曾规劝有关人士：“阁下昔年短处在尖语快论，机锋四出，以是招谤取尤。今位望日隆，务须尊贤容众，取长舍短，扬善于公庭，而规过于私室，庶几人服其明而感其宽。”（曾国藩：《复吴竹庄方伯》，《曾文正公书札》卷三十第26页。）也就是说，他主张精明必须与宽容结合，且要以尊重别人为前提。他的这些主张同现代心理学有惊人的暗合之处，例如，马斯洛就认为：“除了少数病态的人之外，社会上所有的人都有一种对于他们的稳定的、牢固不变的、通常较高的评价的需要或欲望，有一种对于自尊、自重和来自他人的尊重的需要或欲望。”（马斯洛：《动机与人格》第51页，华夏出版社1982年北京。）阿德勒个性心理学的基本观点之一则是不断追求优越是人们行动的内驱力，它引导着个人和种族不断进步。 此外，曾氏“推贤让功，和衷共济”、顾大局求团结的言行，也体现着中国传统文化的优良精神。人才能否迅速成长，乃至事业的成败，重要的条件之一是必须保持团结奋斗的比较健全的环境。曾国藩说过这么一段话：“大凡良将聚则意见纷歧，或道义自高而不免气矜之过，或功能自负，而不免器识之偏，一言不合，动成水火。……外省盛称楚师协和，亲如骨肉，而于胡林翼的苦心调护，或不尽知。”（曾国藩：《历陈前湖北抚臣胡林翼忠勤勋绩摺》，《全集》奏稿三第1636－1637页。）这不但是对胡林翼的表彰，也是曾国藩自己的切身体会和夫子自道。湘淮军与太平天国及捻军的搏斗最后以后者的失败而告终，前者团结奋战的状况总的说来远胜后者不能不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同任何军事、政治集团一样，湘淮集团内部也有矛盾，但作为主要统帅的曾国藩以其宽广的胸怀比较恰当地处理了内部的纷争，有力地维护了团结的大局，为部属各显其能创造了重要前提。 曾国藩把度量的大小列为区分君子小人的又一重要标尺。他说：“所谓小人者，识见小耳，度量小耳，致使君臣、朋友、父子、兄弟、夫妇之间，此皆量褊而易以滋疑者也。君子则不然，广其识，则天下之大，弃若敝屣；尧舜之业，视若浮云。宏其度，则行有不得，反求诸己。”（曾国藩：《笔记二十七则》，《全集》诗文380页。）他以此作为处理人际关系的重要指导思想。 不顾是非的掣肘，是常见并最易引起相互报复而结仇的现象。曾氏在面对这类情况时正是秉着宏其度、反求诸己的精神去处理的。例如同治元年(1862)间，他同江西巡抚沈葆桢因厘金分配问题发生争执，沈要扣下应解湘军的厘金自用。除了双方上报朝廷裁定外，曾氏这样解剖自己：“日内因江西藩司有意掣肘，心为忿恚。然细思古人办事，掣肘之处，拂逆之端，世世有之。人人不免恶其拂逆，而必欲诛锄异己者，权臣之行径也；听其拂逆而动心忍性，委曲求全，且以无敌国外患而己为虑者，圣贤之用心也。吾正可借人之拂逆以磨砺我之德性，其庶几乎！”（《曾国藩全集》日记二第808页，同治元年九月二十五日。）当时，曾国藩正以钦差大臣、两江总督的身份统辖包括江西在内的四省军务，巡抚也归其“节制”之列，此事虽最后由朝廷裁决，但其严于责己的精神无疑是可贵的。 以宽容的态度对待反对自己的人，也是曾氏顾大局、识大体的重要表现。突出的例子是处理同左宗棠的关系。他的墓志铭中有这么一段话：“其于左公宗棠趣尚不同，而奇左公智术，以公义相取，左公亦以显名天下。”（黎庶昌：《曾国藩年谱》附录《荣哀录》第95页。）可是，左氏在曾氏扶持下脱颖而出成为独当一面的军政要员后，却以爱闹意气和喜骂人的特点平添许多纠纷。在19世纪60年代，这些纷争不含要不要反对西方侵略者这一类牵涉爱国、卖国、妥协、投降等重要原则的内容。当矛盾表面化以后，曾氏采用两条办法：一是表扬、鼓励不参与纷争的部属，如他一再赞扬李鸿章“阁下不与左帅争意气，远近钦企”（曾国藩：《复李宫保》，《曾文正公书札》卷二十三第39页），并说这是李进德甚猛的表现。二是当骂到自己头上时则不予理睬。他在一封信中写道：“左公之朝夕诟詈鄙人，盖亦糊闻一二，然使朝夕以诟詈答之，则素拙于口……故以不诟不詈不见不闻不生不灭之法处之。”（曾国藩：《复郭筠仙中丞》，同上卷二十六第12页。）他甚至嘱咐自己的儿子：“余于左、沈二公以怨报德，此中诚不能无芥蒂，然老年笃畏天命，力求克去褊心忮心。尔辈少年，尤不宜妄生意气，于二公但不通闻问而已，此外着不得丝毫意见。切记切记。”（曾国藩：《谕纪泽》，《全集》家书二第1333页。）这样的胸怀应该说是难能可贵的。 工作中出了差错怎么办？这是经常遇到的问题，处理不当，动辄对人际关系带来恶劣影响。曾国藩也以非常慎重的态度去看待这个问题，他说：“大抵事败而归咎于谋主者，庸人之恒请也。”“国藩在军时，有一时与人定议，厥后败挫，或少归咎于人，不能无稍露于辞色者，亦以见理未明故耳。”（曾国藩：《笔记二十七则》，《全集》诗文377页。）这种自责正表现了他力求维护团结的情怀。 与此同时，他极力提倡“不忮(妒忌)”、“不求”的道德规范，冀图从修身中消弭阻碍形成良好人际关系的因素。他说：“善莫大于恕，德莫凶于妒。……我今告后生，悚然大觉悟！”“知足天地宽，贪得宇宙隘。……于世少所求，俯仰有余快。”（曾国藩：《忮求诗二首》，同上第38页。） 友：这无非是老生常谈罢了！ 袁：的确，曾国藩思想中的正确部分常常可见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闪光，即使由于他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而深化或发展了的观点，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新结晶。从总体上看，他的指导思想就是在他那个社会阶层或集团内部建立起中华民族历代先贤梦寐以求的和谐的人际关系。以上五个方面无一不贯串着这个思想。“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国语·郑语》），“和为贵”（《论语》），这是我们民族足以傲世的睿智，也是曾国藩思想的出发点。博采众长、以善相浸灌、尊重和扶植人才、顾大局求团结等等都离不开和而不同的精神。当然，曾国藩只是在社会的上层或湘淮军内部讲和而不同的，但随着历史的发展，这种文化精神的应用范围也有可能扩大。 此外，曾国藩生活在中国由中世纪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转折期，从他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传统文化同现代化事业的结合点。例如，中外历史均已证明，任何国家走出中世纪必须解决的基本问题之一是摆脱宗法专制体系对人们的束缚。曾国藩自然不可能对此有清晰的认识，可是，他的不拘一格选拔人才、支持有为之士自辟乾坤、尊重与自己意见相左的同僚等观点，既体现着“和而不同”等传统文化的智慧，也蕴含着同个性解放的现代观念相通的一些因素。应该细心考察体现在近代历史人物身上的这一类可贵的结合点，而不应轻率地断定这些都是无足称道的老生常谈。 友：在军事思想上曾国藩的主张又有什么魅力，致使《曾胡治兵语录》长盛不衰？ 袁：曾国藩的军事思想也是一种文化遗产。湘淮军同太平天国、捻军之间的战争是中国古代战争的终结，双方都是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继承者，但由于湘淮军领导集团的文化素养远胜对方，他们继承和有所发展的东西更多。 现在看来，有这么几个要点是特别值得重视的： 第一，组建一支有明确的政治纲领、团结奋战、酷羡英雄的军队。 古往今来，除了为数不多的雇庸军或以抢掠为生的武装集团可以金钱、美女为诱饵而组成以外，一支大的部队在不忽视物质利益的前提下，通常总要有一个深入人心的明确的思想政治纲领为团结的基础，才能长期奋战、不致成为一触即溃的乌合之众。曾国藩深知其中道理，因此，他攻击太平天国“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以“赫然奋怒，以卫吾道”（曾国藩：《讨粤匪檄》，《全集》诗文第232－233页）为围剿太平天国的战旗。撇开双方政治上的是非不说，应该说这个纲领确实是维系湘淮军长期奋战的思想基础。一部《曾胡治兵语录》共十二章，前十章讲的都是思想和政治，把思想和政治作为建军的根本，十分值得重视。 在思想建设中，曾国藩把培养部队以好胜之心为核心的士气放在非常突出的位置。他说：“军事最贵气旺，必须有好胜之心，有凌人之气，酷羡英雄不朽之名，兼慕号令风雷之象，而后兴高众附，有进无退。”（曾国藩：《复李幼泉副郎》，《曾文正公书札》卷三十一第4页。）他除了以升官发财为鼓舞官兵英勇作战的动力外，还非常重视军官的成就美名的教育，并采取预防措施保护和激励士气。他的幕僚有这样的记录：“师论兵事，主胜负不在形而在气。有屡败而无伤，亦有一蹶而不振，气为之也。余出兵屡败，然总于未战之先，留一退步，故尚不至覆巢毁卵。”（赵烈文：《能静居日记》，同治六年六月十五日，台湾学生书局影印版(三)1885页。） 此外，他还把维护部队的团结放在突出的位置上。他一再教育部将：“凡两军相处，统将有一分龃龉，则营哨必有三分，兵夫必有六七分，故欲求和衷共济，自统将先办一副平恕之心始。……处处严于治己，而薄责于人，则唇舌自省矣。”“湘军所以无敌者，全赖彼此相救。虽平日积怨深仇，临阵仍彼此照顾；虽上午口角参商，下午仍彼此救援。”（《曾胡治兵语录》十，和辑。）根据现有史料全面地看，湘淮军内部虽有矛盾，但团结对敌的大局却一直没有破裂。有的史家热衷于揭示曾李矛盾，似有失之片面或渲染过甚之嫌。当剿捻之战陷入困境之际，互相依赖支持实是曾、李关系的主流。曾国藩在给李鸿章的信中谈到：“来示谓：中外倚鄙人为砥柱。仆实视淮军、阁下为转移。淮军利，阁下安，仆则砥柱也。淮军钝，阁下危，则仆累卵也。”（曾国藩：《致李宫保》，《曾文正公书札》卷二十六第18页。）他甚至认为散布曾李或湘淮不和无非意在挑拨：“令兄筱泉书来言：左公函中有湘淮暗分气类之语，即从大帅分起云云。鄙意湘淮实无丝毫衅隙。渠前批霆军之禀，颇似有意簸弄。尊处军事若不得手，左公必从而□□之。”（曾国藩：《复李宫保》，同上卷三十一第22页。）时下流行李鸿章取代曾国藩为剿捻统帅是由于两人争权的说法亦无足够的根据，此事的主要原因是曾的健康状况很差，而剿捻初期的失利主要原因则是战略转变和重组军事力量过程的困难，而不是淮军不听曾氏的号令，李鸿章接任之初也未能立即走出困境就是明证。而在整个剿捻之战中，他们师徒俩互相支援、共同商议的记录连篇累牍，很难不赞之为关系良好。在围剿太平天国中情况更是如此。因此，当李鸿章剿捻成功荣膺重赏之际，曾氏的贺函写道：“协揆酬庸之命，恰如人人意中所欲出，此间朋好多以李府之登庸，为曾氏之大庆，纷纷来贺，斯亦一时之佳话也。”（曾国藩：《复李中堂》，同上卷二十六，第34页。）恐怕无法斥之为虚情假意，而不是压抑不住的满腔喜悦自然流露。 曾氏高明之处还在于他重视将政治思想、军事上的各项要求灌输到部队中去。对将领和僚属他不轻下命令，而宁愿以师友的热肠频频嘱咐和商讨或撰成格言戒语劝勉；而对下级员弁和兵勇，他则编就明确、易懂的歌谣和营规，令他们传唱和遵守。《保守平安歌》、《水师得胜歌》、《陆军得胜歌》、《爱民歌》、《解散歌》、《营规》不愧为19世纪思想政治工作的佳作和重要文献。“三军个个仔细听，行军先要爱百姓。”“第一扎营要端详，”“第二打仗要细思”，“第七不可抢贼赃”……（《全集》诗文第422－432页。）读后很容易令人联想到毛泽东为红军编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等名篇。 友：这可有点出格了，革命和反革命怎能相提并论？ 袁：认真读过毛泽东著作的人都知道，他提倡向一切内行的人们(不管什么人)学习，包括自己的敌人在内。他什么时候说过不要向被目为“反动”或“反革命”的历史人物学习呢？任何人如果主张只向志同道合的历史人物或当代英杰学习，必将走向废弃重要文化成果的危险境地。一个无可否认的历史事实是，20世纪的中国军事史中，除了蔡锷、蒋介石公开号召学习曾国藩外，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同曾氏也有许多共同点(当然也有重要差别，这是不言自明的)。至于这是自觉吸收还是无意中的巧合却并不重要，反正青年毛泽东曾经认真读过曾文正公遗著。 书归正传，继续谈曾氏军事思想的特点。 第二，不迷信书本，注重实战经验，广集众智，一切从实际出发。 从孙子到戚继光的军事著作以及史传所记的重要战役曾国藩都曾考察研究，特别是对相隔较近的戚氏，他从湘军组建之初便借鉴良多。可是，他从自己的经验中深知不能迷信书本和前人。他曾这样回顾自己的军事生涯：“国藩久处兵间，虽薄立功绩，而自问所办皆极拙极钝之事……即于古人论兵成法，亦千百中无什一之合，私心既深自愧叹，又因此颇疑古人之书皆装饰成文，而不可以尽信。敝部如塔罗李鲍，外间有文人叙其战绩已与当时实事迥不相符，窃疑古书亦复尔尔。”（曾国藩：《复尹杏家》，《曾文正公书札》卷二十九第38页。）因此，他主张一切从实际出发，“考究实事，多思多算”。（曾国藩：《复李眉生》，同上卷二十五第29页。） 为了贯彻这一实事求是的态度，他认为必须十分重视有实际作战经验的将领的意见，在他们中间实行军事民主。他说：“师行所至之处，总须多问多思。思之于己，问之于人，皆好谋之实迹也。昔王璞山带兵有名将风，每与贼遇，将接仗之前一夕传各营官齐集，与之畅论贼情地热……令诸将各抒所见，如何进兵……诸将一一说毕，璞山乃将自己主意说出，每人发一传单，即议定之主意也……王之将战会诸将各献计谋，皆宜深思而善学之。”（曾国藩：《与李幼泉》，《曾文正公书札》第23－24页。）这不是简单的方法问题，求实和尊重有真知灼见的人才乃是根本所在。 第三，制胜之道在人不在器。 在采用西方的新式武器问题上曾国藩虽然积极性稍逊于李鸿章，但他决非抱残守阙、抗拒外来新鲜事物之辈。同时，他还敏锐地看到不能见物忘人，而应把人看作决定性的因素：“炸弹轮船虽利，然军中制胜究在人而不在器。”（曾国藩：《复左中丞》，同上卷二十第36页。）这是在同治元年(1862)采用西方武器较多之际他一再告诫所属的观点。 与此相关联的是，他一贯强调部队必须严格管理和严格训练。在他看来，“小仁者，大仁之贼……宽纵不可以治军。”（曾国藩：《笔记二十七则》，《全集》诗文359页。）他制定了非常严格的营规，对作息、“站墙”(警戒)、操练、扎营、行军、服装、号令等都有明确的要求，并严禁抽鸦片、赌博、奸淫等不良习气，规定“规矩要肃静，有礼有法有号令。……奸淫掳掠定要斩，巡更传令都要查。”（曾国藩：《陆军得胜歌》，同上第428页。）对这些规定他要求勤于落实。他说：“营官之要全在一个勤字。训练勤，则弱卒亦成劲旅矣。稽查勤，则哨队咸守营规矣。”（曾国藩：《朱守隆禀报接管湘前右营》，《曾文正公批牍》卷二。）这些规定和要求的贯彻，是湘淮军战斗力较强的重要原因。 第四，稳中求变、战无常法的战略战术。 同中国历代有为的统帅一样，曾国藩也以学习和运用孙子兵法为要旨。其特点是： 1，稳中求变。曾氏用兵以谨慎著称，时人甚至病之为“儒缓”，即染上了儒家保守性的毛病，他亦以此自警。但是，其中也包含着合理因素。《孙子兵法》便强调：“昔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孙子兵法·形篇》。）曾氏是秉着这个意思行事的。不但在战略上，而且在行军、扎营、接仗等各个环节，他都力求先立于不败之地。他甚至把“打仗要打个稳字”（曾国藩：《初定营规二十二条》，《全集》诗文第461页）定为营规，一再“教诸将平日要走行快，临阵要打得稳”。（曾国藩：《致沅弟》，同治五年十二月初二日，《全集》家书(二)第1305页。）但这并不等于他不求变化，相反，他一再提醒战无常法，抄袭过往的战例往往误事。“忽主忽客，忽正忽奇，变动无定时，转移无定势，能一一区而别之，则于用兵之道思过半矣。”（曾国藩：《笔记二十七则》，《全集》诗文第385页。）但他总的宗旨是：“先求稳当，次求变化。”（曾国藩：《致沅弟》，咸丰八年正月初四，《全集》家书(一)第365页。） 2，力戒浪战，不打无准备、无把握之仗。他对曾国荃说：“凡与贼相持日久，最戒浪战。……宁可数月不开一仗，不可开仗而毫无安排算计。”（曾国藩《致沅弟》，咸丰七年十月十五日，同上第348－349页。）他所说的安排算计，包括敌我双方情况的了解、战斗的部署、后勤供应、出现不利情况的救援等等都有全盘的安排。换句话说是：“算毕而后战，不宜且战而徐算。”（曾国藩：《与李次青》，《曾文正公书札》卷五第38页。）力求大处着眼，小处下手，不留下漏洞。 在算计中如发现没有把握，他主张宁可不打，这样才有利于保持旺盛的士气。“为将者设谋定策，攻则必取，不然毋宁弗攻。守则必固，不然毋宁弗守。攻之而为人所逐，守之而为人所破，虽全军不遗一镞，其所伤实多。”（赵烈文：《能静居日记》，同治六年六月十五日，影印本(三)第1885页。） 3，集中兵力。《孙子》主张集中兵力：“我专为一，敌分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则我众而敌寡。”（《孙子·虚实篇》。）曾国藩继承这一思想，也力主集中兵力。他曾批评部将：“阁下用兵事事可法，惟开仗时分支太散，队伍太少，如晨星之落落，不足以摄敌之胆，转足以长贼之气，人皆以此议阁下之短。”（曾国藩：《复张凯章》，《曾文正公书札》卷十四第28页。）这是他指挥作战中的一个重要主张。 4，以全军破敌为上，保城池次之。 他有一个重要主张是：“危急之际，以全军保士气为主。”（曾国藩：《复李宫保》，同上卷三十一第23页。）同治元年九、十月间，李秀成、李世贤率部围攻金陵城外雨花台曾国藩营地46天，在此期间，曾氏兄弟频商要不要退兵，曾国藩又一次重申这个原则：“总之，用兵之道，全军为上，保城池次之。弟自行默度，应如何而后保全本军。如不退而后能全军，不退可也；如必退而后能全军，退可也。”（曾国藩：《致沅弟》，同治元年十月十五日，《全集》家书(二)第890页。） 这四点虽不能概括曾氏战略战术的全部，已足以显示这些思想的价值。听听一代名蒋蔡松坡的评论吧：“其论出师前之准备，宜十分周到……与近今之动员准备用意相合。其以全军破敌为上，不以得土地、城池为意，所见尤为精到卓越，与东西各国兵学家所唱道者如出一辙。临阵分枝宜散，先期合力宜厚二语，尤足以赅括战术战略之精妙处……先期合力者，即战略上之集中、展开及战术上之开进等是也。所论诸端，皆从实行后经验中得来，与近世各国兵家所论，若合符节。吾思先贤，不能不馨香崇拜之矣。”（蔡锷：《曾胡治兵语录》第十一章按语，《蔡松坡集》第125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这是出自既有理论素养又有统兵经验的内行人的评语，有力地证明了曾氏思想中包含着弥足珍贵的成分。 第五，分化瓦解敌人。 曾国藩的一个恶谥是“曾剃头”，被有关人士有意无意描绘为嗜杀成性的“刽子手”。可是，认真翻检一下史料，这些说法与曾氏的言行和性格特征又相距颇远。在中国传统的政治思想薰陶下，曾氏确实有“乱世用重典”的思想，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管子、荀子、文中子之书，皆以严刑为是，以赦宥为非。子产治郑，诸葛治蜀，王猛治秦，皆用严刑，以致义安。为州县者，苟尽心于民事，是非不得不剖辨，……不得不刑恶人，以伸善人之气。”（曾国藩：《劝戒浅语十六条》，《全集》诗文第436页。）不过，我们不能据此便断定他主张乱杀人。他制定的清理刑狱的有关规定倒是十分重视“严禁讹索”、“禁止滥传滥押”、办案必须“详慎访察”的。 对待“土匪”和太平天国等革命武装他也主张严厉镇压，并将二者混为一谈。他说：“今乡里无赖之民，嚣然而不靖，彼见夫往年命案、盗案之首犯逍遥于法外，又见夫近年粤匪、土匪之肆行皆猖獗而莫制，遂以为法律不足凭，官长不足畏也。平居造作谣言，煽惑人心，白日抢劫，毫无忌惮……臣之愚见，欲纯用重典以锄强暴，但愿良民有安生之日，即臣身得残忍严酷之名亦不敢辞。”（曾国藩：《严办土匪以靖地方摺》，《全集》奏稿(一)第44—45页。）在“锄强暴”的名义究竟杀了多少“土匪”和反抗暴政的革命军或无辜民众，三者各占多少，计算起来颇不容易。这体现着一切政权必然具有的镇压机能。就这一点说，曾国藩确实无法逃脱“残忍严酷之名”。不过，不能据此便断定在当时的军政大吏中曾国藩特别嗜血成性，在用兵之初他就“出示严禁妄拿”，不准在征剿“土匪”中累及无辜。（曾国藩：《查拿浏阳征义堂余匪示》，《全集》诗文第473页。）尤其是咸丰八年(1858)曾氏复出，思想和事业都逐渐步入成熟期，他在捍卫自己政权的生死博斗中十分注意宽严结合、分化瓦解敌对势力。 咸丰十一年(1861)他制定和公布“凡是胁从皆免死”的政策，规定“第一不杀老和少……第二不杀老长发……第三不杀面刺字……第四不杀打过仗，丢了军器便释放。第五不杀做伪官，被胁受职也可宽。第六不杀旧官兵，被贼围捉也原情。第七不杀贼探子，也有愚民被驱使。第八不杀捆送人，也防乡团捆难民。……往年在家犯过罪，从今再不算前帐。……若遇胁从难民归，莫抢银钱莫剥衣。”（曾国藩：《解散歌》，《全集》诗文第431-432页。）1865年在剿捻之战中他又重申：“倡首为乱者不过数人，甘心从逆者为数亦少。……其困贫偶从，及被胁从捻者，一概赦宥免死。”（曾国藩：《剿捻告示四条》，同上第420页。） 在整治哥老会中，他的政策思想更趋成熟，一是规定打击的范围只限于真正有罪的少数人：“鄙意当遍张告示，但问其有罪无罪，不问其是会非会。所谓罪者，大罪一条：谋反叛逆是也。中罪三条：一曰杀人伤人，二曰聚众抢劫，三曰造蓄军器是也。……如此办法，则会中之千万好人安心而可保无事，会中之数千恶人势孤而不能惑众。”二是在方法上实行“外宽内严”：“所谓外宽者，凡控告会匪者皆不批准，凡供扳会匪者皆不捕拿。……所谓内严者，确访要紧头目，立拿解省，不在湘乡审讯，而听省城核断，则或诛或释，必皆允当。”（曾国藩：《复刘韫斋中丞》，《曾文正公书札》卷三十一第19、26、45页。）在现代法治制度建立以前的中国，提出和实行这样的政策，公允地说是比较精明和稳妥的，更非通常嗜血的酷吏所可比拟。 我从政策思想的角度疑及曾氏的恶名不实，并非说他是救民水火的菩萨。不管是正义还是非正义的战争和造反，总是伴随着痛苦和破坏，问题只在于要鉴别这是否历史进步所必须的代价。这个问题扯起来牵涉面太大，这里就不去说它了。还要指出，政策主张同实行的效果也有区别。曾国藩自己就说过：“胁从宜宥，殊不易办。昔年曾刊刻《解散歌》，而散者甚少。固由官兵乡团抢夺银钱衣物，致各贼不敢逃出；亦由无食无衣之民太多，混身贼中，聊为偷生旦夕之计。”（曾国藩：《复刘子恕太守》，同上卷三十第3页。）这些都是衰败中的皇朝的痼疾，曾氏也只能徒呼奈何！ 第六，“行军以不扰民为本。”（曾国藩：《格言四幅书赠李芋仙》，《全集》诗文第432页。） 湘军建立之初曾氏便非常重视这个问题，他要求“每逢二八操演，集诸勇而教之，反复开说至千百语，但令其无扰百姓。”（曾国藩：《与张石卿制军》，《曾文正公书札》卷二第38页。）后来，他特地写了《爱民歌》要军勇传唱，其内容的精细，表明他下过一番苦功去了解实情。《爱民歌》的许多内容与毛泽东为工农红军制定的纪律如出一辙，这是由两者都是农民为主要成分、活动的社会环境大致相同所决定的。请看：“第一扎营不要懒，莫走人家取门板。……莫踹禾苗坏田产，莫打民间鸭和鸡，莫借民间锅和碗。……第二行路要端详，夜夜总要支帐房。莫进城市占铺店，莫向乡间借村庄。……无钱莫扯道边菜，无钱莫食便宜茶。更有一句紧要书，切莫掳人当长夫。……第三号令要严明，兵勇不许乱出营。走出营来就学坏……或走大家讹钱文，或走小家调妇人。”（曾国藩：《爱民歌》，《全集》诗文第429-430页。） 为了减少军队的坏习气，曾国藩还承袭戚家军的传统，在募勇中强调：“年轻力壮、朴实而有农夫土气者为上，其油头滑面、有市井气者、有衙门气者概不收用。”（曾国藩：《营规》，《全集》诗文第463页。）同时，他谆谆告诫要“令军士种蔬喂猪”，力求通过劳动保持兵勇的朴实本色。他说：“以无土气即无生气也，屯圃之法，请认真课之。”（曾国藩：《复张凯章》，《曾文正公书札》卷十五第11页，卷十六第8页。）这也包含着他抵御坏习气，提高素质为不扰民之基的苦心。 20世纪中国各派巨擘崇敬曾国藩，原因不可能完全相同，但肯定离不开他所继承和发扬的中国传统文化。以上对曾国藩思想的简要述评表明，他的部分优秀思想至今仍熠熠生辉，他在中国近代文化发展史中有其不可忽视的地位。考察他的思想，至少可以引出两个结论：一是把中国传统文化看成与现代化互为水火是没有根据的，二是论述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而无视中国传统文化的有关成就无疑是残缺不全的。 曾国藩的思想不可能完美无缺。他活动于中国社会由中世纪向现代转变的苦难历程的前期。他不但缺乏建设和管理现代经济这一类极端重要的知识，就是在政治思想和人文学科领域也没有达到民主、法制、个性自由这些核心思想的水平。但我们不能走向另一极端，抹煞体现在他身上的东方智慧。 迄今为止，中国大陆的多数史家仍对曾国藩持贬抑态度，主要是认为他镇压太平天国和处理天津教案不当。政治和文化是虽有联系但有严格界线的两件事，F·培根在政治上和道德上均不足取，可是，他对科学文化发展所作的杰出贡献早已载入世界史册。因此，即使对曾氏罪行的指责属实，也不必把他看成一无是处。而上面我已说到，他的所谓罪名有的是是非难分(如太平天国)，有的则是他和他所代表的洋务派忍辱负重、稳定和局、为救国创造必要前提的重大努力，因为洋务运动的实质是一种不成熟的改革活动。 现在是还历史本来面目、公正地对待改革先驱的时候了。至于他们没有找到正确的改革道路，那是我们应该另行讨论的问题。 第十章 李鸿章的是是非非 友：谈洋务运动离不开李鸿章，可他至今仍是众说纷纭的人物。真想听你吹一吹。 袁：的确，李鸿章后半生的历史就是洋务运动兴起和衰败的缩影。他生前已是毁誉参半，而近40多年来中国大陆的史家几乎众口一词谥之为卖国残民的反面教员，直到这几年虽然骂声未断，而力求全面分析的文章却似有增加之势。要把诸多歧见理出头绪真不容易，但歧见往往蕴藏着学术发展的契机，所以这是值得聊聊的话题。 摆正个人与环境的关系 友：问题的症结在哪里？ 袁：我想，仍然离不开时势与人这个古老的历史之谜。不能脱离具体的社会环境去评判历史人物。抽象地说，许多史家都同意这个原则，但在看待李鸿章这样复杂的历史人物时，无意中往往忽视了这个原则。 李鸿章同曾国藩一样，都以镇压太平天国为时贤所咎。但这个结论包含着一个前提：太平天国比清王朝更先进，从而更有利于中华民族的发展。可是，这仅是个没有成为事实的假设。而近年来不少史家已有力地证明：《天朝天亩制度》本身带有很大的落后性；太平天国政治上实行的是中世纪式的专制统治；经济上或是实行摧残生机的平均主义，或是照旧完粮纳税；先进的《资政新编》悬诸高阁，洪仁玕实际执掌权力的时间很短。太平天国也是一个封建化的政治集团，其活动的后期尤为明显。如果无法驳倒上述结论，那么，太平天国同清政府的战争不过是两个封建集团之间的搏斗，曾国藩、李鸿章如何定位不是要重新考虑了吗？此外，如果如实地把李鸿章看作特定的社会政治势力的代表，就不能不观察他所活动的年代全部社会政治结构，就应该具体分析和对比各派代表的主张，从中引出符合实际的结论。多年来，人们热衷于谴责洋务派“卖国”，但是，我们却很少看到对这些“卖国”主张赖以出现的社会背景的分析。于是，李鸿章之流仿佛是天生的“卖国”胚子，如果慈禧别开慧眼，选择了另一爱国志士执掌实权，中国近代史似乎就将面目一新。这样的推论能令人信服吗？ 友：任何有影响的历史人物都不可能是荒岛中的鲁滨逊。不过，光发牢骚还不成，还得结合具体的历史事件来谈。 袁：19世纪下半叶的中国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每十年必有一次重大战争。而从70年代起，李鸿章都是这些战争的当事人之一。我们不防透过这些战争来看李鸿章的是是非非。 海防塞防之争的实质 友：70年代最大的战争莫过于左宗棠率军收复新疆，这是中华民族在19世纪唯一取得重大胜利的爱国壮举。在这次战争中左宗棠成了民族英雄，而主张放弃新疆的李鸿章被目为卖国，这不是理所当然的吗？ 袁：收复新疆无疑是正确的爱国壮举。李鸿章在新疆问题上同左宗棠意见相左，但两者的分歧是不是爱国与卖国之争？ 卖国是指背叛国家或为了个人及小集团的私利出让国家权益的严重罪行，它应该有严格的界说，不能随意混淆。同时，对待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一定要有实事求是精神，不能离开历史环境和全面情况作出简单、片面的论断。 左宗棠、李鸿章等人是在什么情况下提出各自的主张的呢？同治十三年(1874)三月，日本借口台湾居民杀死琉球船民，派兵侵略台湾。一向被视为“蕞尔”小国的日本因学习西方而崛起，竟敢藐视以天朝大国自居的清帝国，这震动了朝野上下。同年九月，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又一次上奏海防亟宜切筹，朝廷命军政大员详细筹议。李鸿章于十一月初二上《筹议海防摺》提出了自己的建议。此摺内容丰富，稍后再作全面分析，这里先看看他关于新疆的主张：? “近日财用极绌，人所共知。欲图振作，必统天下全局通盘合筹而后定计。新疆各城自乾隆年间始归版图，无论开辟之难，即无事时岁需兵费尚三百余万，徒收数千里之旷地，而增千百年之漏卮……而论中国目前力量，实不及专顾西域，师老财疲，尤虑生他变。曾国藩前有暂弃关外、专清关内之议，殆老成谋国之见。今虽命将出师，兵力饷力万不能逮。可否密谕西路各统帅，但严守现有边界，且屯且耕，不必急图进取；一面招抚伊犁、乌鲁木齐、喀什噶尔等回酋，准其自为部落，如云贵粤蜀之苗瑶土司、越南、朝鲜之略奉正朔可矣。……况新疆不复，于肢体之元气无伤；海疆不防，则腹心之大患愈棘……只此财力，既备东南万里之海疆，又备西北万里之饷运，有不困穷颠蹶者哉？”（李鸿章：《筹议海防摺》，《李文忠公全集》(以下简称全集)，奏稿卷二十四第18-19页。） 朝廷既没有采纳李氏的意见，也没有赞同全力注重西征的主张，而倾向于海防塞防并重。而左宗棠在稍后的覆奏中看似支持朝廷意见，实际是主张全力西征，因为在他看来海防没有现实的危险：“窃维泰西诸国之协以谋我也，其志专在通商取利，非必别有奸媒……商贾计日求赢，知败约必碍生计也，非甚不得已，何敢辄发难端。自轮船开办，彼挟以傲我者我亦能之；而我又博心抑志，方广求善事利器益为之备；谓彼犹狡焉思启，顾而他之，似亦非事理所有。”（左宗棠：《覆陈海防塞防及关外剿抚粮运情形摺》(光绪元年三月初七日)，《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四十六第33-34页。）既然西方各国无意侵犯，而自己也已有足够的准备，海防不足为虑，言下之意就是应该全力西征。以上是当时海防、塞防之争中双方的主要观点。 老弟看看，这像不像爱国与卖国之争？左宗棠倒认为“此皆人臣谋国之忠，不以一己之私见自封者也。”（左宗棠：《覆陈海防塞防及关外剿抚粮运情形摺》(光绪元年三月初七日)，《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四十六第32页。）时贤从中挖出一条卖国路线，令人难以苟同。 第一，这是专制王朝就重大问题征询臣子的意见，不管说得对不对，都是为朝廷或国家筹谋。如果没有足够的证据可以证明某种主张出自一己或小集团的私利不惜损害国家利益讨好敌国，就不应该科以“卖国”重罪。遵循正常途径发表意见，即使是错误的也不是什么罪行，何况是遗臭万年的卖国罪！ 第二，双方分歧的焦点是战略部署和有限的财力如何分配。今日话当年，左宗棠令大片国土免于沦亡，确实是功垂千古的伟业。在这场争论中李鸿章的主张是错误的，但一定要实事求是揭示其错误所在，方能使后人真正以史为鉴。他认为当时的主要危险来自漫长的海边，而这个地区尤其是京津和泸宁是国家的腹心所在，所以一定要以海防为重点。我想，作为战略方针来说这个主张是正确的。鸦片战争以来，侵略者主要来自大海，丧权辱国，衅端屡起，以海防为重点有什么不对？但是，李鸿章在坚持这个正确主张的同时却陷入片面性的另一极端，他没有考虑到，在一个短时间内，西陲有事，集中人力物力先行解决也未尝不可。左宗棠的成功就是适应了后一需要，虽然他对海防形势的估计未免过于乐观。 李鸿章反复强调他所以提出这么一个主张根本原因在于财力不足，左宗棠也一再为军饷不足叫苦不迭。他们分歧的实质在于这个贫弱的国家如何分配极其有限的财力最为有利。左宗棠曾直言不讳：“饷事奇绌，实缘时论正急洋防，所有各省关常年协款均被占去。”“大抵财源只有此数，洋防不减，塞防增无可增，将来非从此着想，别无生发。”（左宗棠：《致谭钟麟》(光绪元年十月二十九日)，《左宗棠未刊书牍》第124页，岳麓书社1989年。）李鸿章也认为：“西师不撤，断无力量兼谋东南。”（李鸿章：《复刘仲良中丞》(光绪元年正月初八)，《全集·朋僚函稿》卷十五第3页。） 只要看看西征和海防费用支出的实际情况，就不能不承认他们说的都是老实话。清廷原来打算海防、塞防兼顾，但这个看似全面的主张在一个时期内不过是一纸空文。原定每年拨给海防费用四百万两，但自光绪元年(1875)七月至六年底“共出银四百八十二万六千六百十八两有奇”（李鸿章：《海防经费报销摺》，光绪九年十二月十九日，《全集》奏稿卷48第40页），而其中近81万挪作他用，即平均每年不到73万两(按五年半计)。西征军的情况又怎样呢？从光绪元年至三年已支银2645万两，还欠下内外债务1077万两，两项合计共3722万两，平均每年1240多万两。（左宗棠：《光绪元年正月初一至三年十二月底止军需款目报销摺》，光绪五年十一月初八日，《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55第53页。）如果加上赔付俄国的900万卢布(合银510多万两)，则为收回新疆而付出4200余万两，其中包括两次借外债共800万两。(这里没计算四年、七年续借的750万两，而且这些外债的利率都比正常的高一至三倍。)这些枯燥的数字说明，那些年清政府的财政非常困难，力不从心，只好把能够动用的财力主要用于西征。西征军统帅是左宗棠，而北洋大臣李鸿章筹办海防也义不容辞，他们关于海防、塞防何者为重的争论说到底就是争军费。这里有谁是谁非的问题，但硬说这是爱国与卖国之争，却未免过于牵强！ 第三，不能笼而统之把任何放弃某些边疆的主张都说成是卖国。 友：这可是大怪论。难道主张把国土送给人还叫爱国？ 袁：世界上的事情是复杂的，老弟稍安毋躁。 孙中山是海峡两岸的中国人竞相推崇的历史人物，可是，1912年初他便对日本人说：“当此次举事之初，余等即拟将满洲委之于日本，以此希求日本援助中国革命。”（孙中山：《与森恪的谈话》，1912年2月3日，《孙中山集外集》16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1915至1918年间他又多次向包括日本陆军参谋总长在内的日本人表示：“中国新政府可以东北三省满洲的特殊权益全部让予日本”，一旦他掌握了权力，“将愉快地将满洲交给日本管理”，“日本如果援助南方派的话，可以承认日本对‘满蒙’的领有”。（孙中山：《与上原勇作的谈话》、《与河上清的谈话》、《与松永安左卫门的谈话》，同上书第225、228、236页。）历史已经证明，企盼日本政府援助中国革命纯属不切实际的幻想，史家们对孙中山愿意付出如此巨大的代价也有种种议论，但是，全面考察孙中山的言行，上述主张尽管是错的，也是救国活动中的权宜之计。 “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魂当为厉，以助杀贼！裂襟啮血，言尽于斯。”（《谭嗣同全集》第546、532页，中华书局1981年北京。）这是谭嗣同献出年青生命前夕的遗言，读来令人心潮澎湃。谭嗣同是无可争议的救国英雄，但甲午之战后他在写给挚友的长信中有这么一段话：“今夫内外蒙古、新疆、西藏、青海、大而寒瘠，毫无利于中国，反岁费数百万金戍守之。地接英、俄……不如及今分卖于二国……每方里得价五十两，已不下十万万。除偿赔款外，所余尚多，可供变法之用矣。”（谭嗣同：《报贝元征》，同上第211页。）白纸黑字，简直要把半个中国价让给英、俄！一个视死如归的烈士却如此主张，这可给史家留下了难题，于是，或闭口不谈，或点到为止，倒也没有什么人訾之为卖国。 不管出自什么动机，对前人的论著千万不可断章取义。以谭嗣同的这封长信来说，不愧为全面改革的纲领，力主既变器又变道，广兴学校，大开议院，改革官制，改革财政税收制度，开公司、兴保险、建银行，修铁路、电报，办工厂，办报纸……弃夷夏之见，取人之长，去人之短。如此等等的见解，与康、梁等人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之所以建议卖地，目的在于求得英、俄的金钱和保护，以为改革的条件。他清醒地看到：“夫保护之说本不可恃，而此所谓保护……且须有十年之限制，吾暂假以为虎皮吓他国……吾得此十年闲暇，固足以自强矣。”（谭嗣同：《报贝元征》，《谭嗣同全集》第211页。）因此，他的出卖西北和蒙古等地的错误主张无非是基于救亡的紧迫而出现的局部性的认识错误。 《马关条约》签订后，甚至一贯以主战著称的张之洞也建议：“急与俄国商订密约，如肯助我攻倭胁倭尽废全约，即酌量划分新疆之地，或南路回疆数城，或北路数城以酬之……如英肯助我则酌量划分西藏之后藏一带地让与若干以酬之。”（张之洞：《致总署》，光绪二十一年四月初二日，《张文襄公全集》卷七十八第2页。）其出发点不过是两害相权求其轻。这些都同为了私利向敌人投降和出让国家利权的卖国勾当绝对不能混淆。 李鸿章暂弃新疆的主张也属同类性质的错误。李氏不是什么民族英雄，但他主张暂弃新疆无非是基于集中力量确保核心地带的战略思想，与个人或小集团的私利无关，更不是媚敌求荣求利。这个主张始作俑者是曾国藩。如果史家们没有忘记曾国藩面对的是从东南到西北烽火连绵、内外呼应的困境，也许用词就会谨慎一些了。再往前追溯，鸦片战争后弃边守本的主张发明权应属名声甚佳的魏源。他怎么说呢？“浙海岛屿林立，而舟山居其一。以险则非门户，以富则非沃壤，以大则仅弹丸。明汤和经理沿海，并未收入内地。……顺治八年，议政王大臣奏言：舟山乃本朝弃地，守亦无益，其命副都统率驻防满兵回京。此皆开国老成，瞻言百里。故康熙以前皆弃化外……外重兵以守孤悬之岛，使外夷得以挟制，此不得地利者一。然而如之何？曰：弃定海，移其兵民于南田，严守宁波。”（魏源：《筹海篇》一，议守，《海国图志》50卷本卷之一第5页，道光甲辰古微堂板。）这是书生议政。用时髦话来说，这些人不论地位高低，都有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使命感，不论其主张正确与否，均出自为国筹谋的赤诚。 友：没有想到有这么多重要历史人物会提出这样的建议。 袁：这确是一个重要的历史现象。我想，这同文化背景不无关系。他们通常是当时对中西文化和国内外局势有较深了解的政治家或思想家，敏锐地感受到国家正岌岌可危，往往也因而提出一些偏颇的建议。 与此同时，他们都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从特定意义上说，都是处于传统到现代的过渡型人物，因此，有几个引人注目的特征：一是还没有确立完整的现代主权观念。在魏源的脑子里恐怕还没有领海的概念，所以他才从文化的角度视舟山为“化外”。新疆在曾、李心目中也有化外之感。二是华夏观念仍程度不等和自觉不自觉地影响着他们的言行，中华民族大家庭的现代观念仍若明若暗甚至全未确立。他们最关心的是“本部十八省”，也就是华夏文化的核心地带，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出让或出租边远地带的意念便出现了。三是知识不足。他们往往只看到边疆的荒凉，不了解那是中华各民族后代子孙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宝地。 顺便要说明一下，这些是就除孙中山以外的19世纪历史人物而言。孙中山的情况比较复杂，又是政治上很敏感的人物，不宜涉及太多。 再扯得远一点，把海防与塞防的分歧判定为爱国同卖国之争，也与文化背景有关。在我们这个古老国家的历史上，以言贾祸的记录不绝如缕，这是思想文化上以圣人的言论或经典为是非标准、政治上缺少民主和法治的必然产物。李鸿章堂堂正正给朝廷上奏章筹划如何富国强兵，怎么也不会想到百年后还会因此背上“卖国”、“投降”的黑锅。这些朋友对现实生活中乱扣帽子的歪风谅必深恶痛绝，有的还可能身受其害，在评述历史时却情不自禁也来这么一手，真令人不能不掩卷沉思！历史的真实总比戏台上的红白脸谱复杂和丰富，神化和鬼化历史人物终将戕害民族生机！ 中法之战的是与非 友：你小子别激动！判定李鸿章“卖国”、“投降”可不是只根据他几句话，还有许多实际行动。中法之战打了胜仗，却丢了越南，丧权辱国莫此为甚！这正是李鸿章投降卖国外交的恶果。如果按照张之洞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去办，情况就会大不一样。 袁：这个问题提得很好，值得认真议论一番。 中法战争先后历时三年(1883-1885)，要正确评价这次战争中的李鸿章，必须弄清几个前提： 第一，越南与中国的关系。越南不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它基本上是独立的国家，有自己的军队和外交；但又是中国的藩属，在法律上要受中国册封，定期向中国朝贡，中国则负有保护其安全的责任。 第二，法国是社会制度先进的强国，其经济和军事力量均是中越无法比拟的，但它在这次战争中又是侵略越南和中国的非正义一方。 第三，当时的越南是在腐败的专制王朝统治下，越南军民虽曾英勇反抗侵略者，但大片国土已逐渐沦亡，全境三十省中，法国通过1862年的法越《西贡条约》割去南圻三省及康道尔群岛，1867年又强占了南圻的另外三省，南圻大部归其所有，并设总督于西贡治之。此后，法国侵略者处心积虑攫取整个越南。阮氏王朝在刘永福的黑旗军支援下同法国交锋，互有胜败，至光绪九年(1883)终于被迫同法国签订《顺化条约》，确认法国对越南的“保护权”。 在整个事件中，法国的目标非常明确：把整个越南变为自己的殖民地，并使之成为侵略中国的基地。就中国而言，前期是援助越南反对侵略，当法军侵入中国时又加入了保卫自己国土的成分。 在这样的形势下，中国应该采取什么对策，追求哪些目标？ 友：在我看来，张之洞的主张是比较可取的：义正辞严，能伸张民族正气，而又有严密的部署，支持刘永福、冯子材接连打了多次胜仗。如果让他取代李鸿章掌握全局，就不会出现后来的可耻结局。 袁：从情绪上说，许多中国人都会赞成你的意见。我自己也曾经这样想过。可是，冷静地考察全局，又不能不承认张之洞的主张从总体上说是不可取的。 简单地说，当时李鸿章主和，张之洞主战，清廷则游移于两者之间。就让我们从主战派的意见谈起。 当时，两江总督刘坤一、两广总督张树声、云贵总督刘长佑等人均主张出兵援越抗法。那些言官更大言炎炎：“历观古今战争，利害无定形，成败亦无常势，大要皆成于果毅，败于依违。”（张佩纶：《边情已亟宜早定宸谋摺》，中国史学会编：《中法战争》(五)第16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真是灭此朝食的气概。 最具代表性的是张之洞的意见，事件初起他便上书提出十六条建议，直截了当提出：“情势已彰，徒遣密使侦探无益，徒在法京辩论亦无益，惟有遣使带兵，赴越保护，助越之势，沮法之气，上可令退出越京，次可以代定条约，相机操纵，进退绰然……此古人所谓守四境不如守四夷之说也。”（张之洞：《越南日蹙宜筹兵遣使先发豫防摺》，光绪八年四月二十日，《张文襄公全集》卷四奏议四第14页。）他还认为“遣使带兵援护越南，事体重大，若有威望素高之大臣驻粤督办，尤可得力”，并建议派李鸿章到广东坐镇。两年后中法战争爆发不久，清廷便晋升他为两广总督，直接参与战争的筹划和部署，可见朝廷对他和他的建议何其重视。战争中，他筹饷购械，支援闽台，建议起用冯子材，保护将领免受陷害，辛勤策划，对赢得镇南关和谅山的胜利起了重要作用。光绪十一年(1885)2月中法和议告成，朝廷下令停战，他又一再致电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反对撤兵：“顷北洋电，和议已画押，奉旨撤兵。窃谓停战则可，撤兵则不可，撤至边界尤不可。关外兵机方利，法人大震，中法用兵年余，未有如今日之得势者。我撤敌进，徒中狡谋，悔不可追。”（张之洞：《致总署》，光绪十一年二月二十三日，同上卷七十四第6页。）张之洞赤诚为国，坚决抗法，精明干练，在当时的地方大吏中确是出类拔萃的人物，他的主战显然同张佩纶之流的书生空论不可同日而语。 尽管如此，要是用战略的眼光考察国家的全局，张之洞的主战路线却是不足取的。 友：又是个前所未闻的大怪论，照你说来，岂不是爱国有罪？ 袁：老弟再忍耐一下，听完我的意见你再想想有没有道理。 第一，这些行动能不能帮助越南维护自己的独立和推动其社会进步？历史已作出了否定的回答。这不是偶然的。19世纪的东方国家，在资本主义建立自己的世界市场和征服世界的大潮中如果不改革早已腐朽的社会制度，就无法逃脱灭亡的命运。当时的越南阮氏王朝除了严禁鸦片比清政府好一点外，其愚味、腐败有过之而无不及。而清政府本身又是如此昏愦，怎么可能帮助越南走上改革自强的道路？再加上越南政府对外非常软弱，光绪九年(1883)七月在法军胁迫下“定新约十三条，尽攘其兵权、利权及用人之权，并愿将全国归法保护，越王名号土地虽存，固已阴降于法，仅刘永福所部力与相持，我滇桂各军进扎越之北宁、山西，与刘掎角援应，殊非常局。”（李鸿章：《复吴筱轩军门》，光绪九年九月初三，《全集·朋僚函稿》卷二十第44页。）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能支援越南维护其独立吗？ 可是，在出现了这样的非常局面后张之洞仍一味主战。在同年十一月初一他一天内上奏三道摺片，倡言：“今日法越之局，惟有一战……夫鄙远徼利而不止者兵必败，始祸怒邻而不悔者国必亡。彼曲我直，彼先发我后应，天道人心可以一战。”得道多助，后发制人，南皮张公真是信心十足！ 具体的方略安在？他提出十六条大计，其中之一是：“明谕永福，若能击退法人，绥定越土，即封以越南，世守其地。……此事宜先授以武职崇衔，使为越南监国，并资以精械巨饷，如此则民心有系，土气大振，必有奇功。从此受我卵翼，为我屏藩，利莫大焉。……此策若行，法人立将夺气，贤于十万师矣。”（张之洞：《法衅已成敬陈战守事宜摺》，光绪九年十一月初一，《张文襄公全集》卷七，第9-10、12页。）此策气贯斗牛，可是，刘永福最盛时麾下也只有几千人，他有没有力量外抗法寇、内抚全越呢？要刘永福承担这个力不从心的重任，实际上等于清廷宣告自己同法国进行争夺整个越南的决斗。这样就产生了两个新问题：一是清政府果真有这样的能耐吗？二是值得为越南孤注一掷吗？这些问题似乎都不值得专门讨论。 第二，中国为这一仗付出了多大的代价？ 清廷没有全盘接受张之洞的主张，但也结结实实地打了几仗，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先看经济上的损失：“中法之役用三千余万两”（《清史稿》卷125，食货六，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3710页），这是每年经常性军费开支3400万两以外的额外支出。当时清政府的年收入约七千万两左右，都已派上用场，根本无余钱剩米可以对付这笔开销，只好以外债挹注这个缺口：“法事平后，各省须还洋债近二千万。”（李鸿章：《复曾劼刚袭侯》，光绪十二年正月十六日)，《全集》朋僚函稿卷二十第63页。）现有确实资料的外债总数为2193万5千多两，比李鸿章说的还要多一些。（中国人民银行参事室：《中国清代外债史资料》1015页，中国金融出版社1991年北京。）同时，这还不是唯一的经济损失，最突出的是福建马江之战，苦心经营了18年的中国主要造船基地福州船政局受到严重破坏，“我国被击沉之军舰计七艘，舰中军官士卒及办事人员等计一千五百余人，又艇船中士卒亦有五百余人，统计约二千余人，生还者只有十一人。”（采樵山人：《中法马江战役之回忆》，中国史学会：《中法战争》(三)第13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被击沉者包括福建水师旗舰，此外还有两舰逃出后自行凿沉，龙槽船十余和一大批小船被毁。福建水师主力丧失殆尽，仅舰船和工厂设备的损失在二百万以上，已耗官帑六七十万的基隆煤矿也于战火中被迫炸毁。总之，损失比北洋海军购买军舰的全部费用大几倍，也比慈禧修颐和园的花费多。有的史家甚至说：“所蒙经济损失，估计在一万万两以上。”（萧一山：《清代通史》卷下第1089页，中华书局。） 要是说左宗棠西征因保住了新疆而留名青史的话，这次中法之战既无益于越南，也无裨中国，且因沉重的经济损失而加速了中国的沉沦。光绪十一年四月二十七日中法双方在天津会订越南新约，即以一年前所订中法简明条约为底本，基本内容是一样的。虽然简明条约草签后没有迅速批准法国也有责任，但中方的游移亦是重要原因。这个期间法军还侵占了台湾和澎湖的部分地区。也就是说，拖延一年，中国并无所得，越南依旧沦为法国的殖民地。 第三，正确的国策必须既有远见又符合实际情况。 张之洞等人提出和坚持自己的主战路线自有其合理的根据。越南本是中国的藩属，在这古老的体系内中越关系良好，自非残暴的法越殖民地统治可比，为之一战不是十分有理吗？冯子材在镇南关、谅山捷报频传，又为什么要议和、停战、撤军呢？ 张之洞等人的失误在于对全局的实际情况缺乏透彻的了解，他们不了解冯子材等在越北的局部性胜利没有改变敌强我弱的全局，中国能否依靠自己的军力夺回台、澎失地固然有待证实，而要从越南全境驱逐法国侵略军则显然无望。面对如斯局面，主和不是更加合理吗？更进一步说，在当时的世界大格局中，中国和越南都正在经历从中世纪向现代社会蜕变的熬煎，自顾不暇的中国与其背着越南这个沉重的历史包袱，毋宁集中精力治理内部。因此，主和虽然招致当时乃至后世的訾骂，却是壮士断臂——不得已的明智选择。战争结束后两年，著名的思想家何启、胡礼垣便指出：中国在这次事件中“力难自顾，而又兼欲顾人。”（何启、胡礼垣：《曾论书后》，《胡翼南全集》卷三第20页。）真是一语破的。 不妨再罗嗦几句。张之洞所以有此失误，在于他处理内政、外交的实际经验不足。正如谭嗣同说过的那样，对于洋务，“历观近代名公，其初皆未必了了，更事既多，识力乃卓”，了解比较透彻的“皆由亲身阅历而得。”（谭嗣同：《报贝元徵》，《谭嗣同全集》第228页。）张之洞本乃清流派健将，前期扮演的是言官、学官一类角色，1881年起方出任封疆大吏，没多久便遇上越南问题。按他的文化背景和经历，说些不那么切合实际的高言谠论又有什么奇怪呢？分析晚清历史人物时不应忘记，他们通常都是经验型的人物，本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产儿，对世界现状的了解是在“亲身阅历”中逐步增进的。这也是近代中西文化交融中值得重视的现象。 友：说了半天，你光说张之洞的不是，张之洞错了不等于李鸿章正确。 袁：张之洞也不是全错。最高决策人不是他，他不过是一种倾向的代表。同时，脚踏实地，赤诚为国，任何时候都是应该嘉许的。李鸿章与张之洞也不是处处对着干，在这个事件中他们的有些主张是相同的，但在一些基本点上却大相径庭，知张之洞之非，就不难了解李鸿章之是。 李鸿章在越南事件中主张的要点是什么？ 第一，从越南脱身，开放通商。 越南形势如何？中国的目标应该是什么？他曾在一封信中清楚地表明自己的见解：“法之图越已数十年，中朝向置不问。至上半年，形象大著，始与力争，其何能及？”“越王老悖无后，无可久存之理。河内以南断非我力所能图存。将来能照实议划存北圻近边一带，已为幸事。滇商不得不通，究之通商非病，通商而办理不得人，则祸机潜伏也。”（李鸿章：《复张蒉齐副宪》，光绪九年五月二十日，《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二十第43页。）这是他的总的指导思想，在当时也是最为清醒的认识。 他的话包含三层意思：首先，越南内外状况决定了中国要继续把它作为自己的藩属已经不可能。这是由越南统治者的腐败、法国侵略势力的强大和中国自身贫弱而内外政策缺乏远见所决定的。其次，中国力所能及的现实目标仅是控制越北部分地区。这也是法国原驻华公使宾海曾与李鸿章达成的共识。再次，应该同意法国提出的通商要求。通商的利或病全在人为。 在他看来，“此事总须参酌时势大局而后定议，未可徒逞气矜之隆。”（李鸿章：《复张蒉齐署副宪》，光绪九年正月初七，同上第38页。）也就是说，处理此等大事必须冷静地从实际出发，这是他能保持上述清醒认识的重要原因。而张之洞等主战派则更多地从固有的理念出发，坚持反对侵略维护正义的立场，却对客观的可能性考虑不够。 第二，慎重处理和战。 在冲突初起之际李鸿章便向朝廷提出：“臣维中外交涉，每举一事，动关全局，是以谋画之始，断不可轻于言战；而败挫之后，又不宜轻于言和。”（李鸿章：《妥筹边计摺》，光绪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四十八第19页。）这是他不同于主战派的又一重要指导思想。根据这个指导思想，起初他力图控制冲突的规模。他赞成曾纪泽的建议：“但请边军混入越兵暗助……若号召大军声罪致讨，显露开衅之象，亦非朝廷本意。”（李鸿章：《复左相》，光绪九年五月初四日，《全集·朋僚函稿》卷二十第41页。）这就使冲突在一定时期内成为边境事件而非中法两国的大规模战争。 这个指导思想的核心是：“与敌持久，以待机会。”（李鸿章：《妥筹边计摺》，光绪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全集·奏稿》卷四十八第19页。）也就是争取适当时机，考虑实际情况，缔结较为有利或损失较小的条约。光绪十年(1884)四月间他主持谈判缔结的中法简明条约就是这些思想的体现。 这个条约从签订之日起直至现在招致不少诟骂。但只要冷静地想一想，它不过是承认了法国实际已控制了越南的现实，没有丧失更多的权利。在当时情况下有没有更好的选择呢？历史已经证明这是难于实现的爱国情怀。迄今仍有人相信，一年后所订中法新约基本上是简约的翻版，原因在于李鸿章出卖国家利益。这个结论未免过于轻率。且不说这个新约是清廷通过赫德、金登干在巴黎已同法国谈妥，李鸿章在天津同法国公使的谈判只是条文的最后敲定；最基本的事实在于越南不是在谈判桌上丢掉的，而是法国侵略者已经苦心经营二十多年，根据当时的力量对比，中国既无力帮助越南驱逐侵略者成为现代的独立国家，也无法维护自己的宗主国地位。要是把越南说成是由于李鸿章缺少爱国反帝的精神而轻易让给别人的，可同历史的真实距离太远。 根据慎重和战的思想，他主张信守条约，这是历史经验的总结。在简约订立后，他认为不应因枝节问题而重开战火。不幸，因北圻中国军队撤退的时候问题未能妥善处理而导致再度决裂。李鸿章对此是不满的，他说：“法事变局，实出意外。初订简约，因彼慨免军费，乘机速定……后异议蜂起，当轴摇惑……迨彼兵逼近，复请照约调回，仍不准行……中外交涉四十余年，仍蹈道咸朝令夕更覆辙。”（李鸿章：《复周筱棠京兆》，光绪十年六月初九日，《全集·朋僚函稿》卷二十第55页。）他作为重要当事人对朝廷的决策的责备是值得重视的。又经过近十个月的战争，战火仍以中国承认简约而止息。张之洞等继续反对停火撤兵，但创巨痛深的清廷已不再游移，和议终于得以实现。 第三，增军缮备，加强防御。 切莫以为李鸿章在越南问题上一味低声下气，卑躬屈膝。他没有忘记实力是和平的后盾，在这一方面，他与张之洞、左宗棠等人并无分歧。 具体说来，他所采取的措施有： 从烟台到旅顺北洋直接管辖地区水陆两军均作了周密部署。 在给滇桂两省增派兵力的同时，立即调拨一批枪炮弹药给桂军。整个战争期间又一再筹划增购和调拨军火。台湾被困，日用军饷无以为继，他也马上设法接济。 建议统一领导，前线作战由云贵总督岑毓英负责，军械则责成两广总督张树声转运分拨。而他自己则眼观各方，联络上下左右，为协助朝廷驾御全局处理有关军事和外交问题尽心尽力。故被称为“越事枢纽全在钧处。”（《译署来电》，光绪十年四月初七日，《李鸿章全集》电稿一第12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 对转折关头的一些重大危险及时发出了警报。例如简约签订后风波再起，法方准备占地为质，他曾一再提醒朝廷并建议采取补救措施。法舰驶离上海后他又电告当局：“若北来，津防尚可勉支，南驶则台北、福州尤可危。刘省三于昨午后由沪赴台，仓卒御敌，更无把握。”（李鸿章：《寄译署》，光绪十年闰五月二十三日，同上第165页。）这是在法舰炮轰基隆前二十多天发出的警报，而离他们袭击马江船厂及水师更达四十天之久。马江之战爆发于光绪十年(1884)七月初三，而早在六月初十李氏已分别致电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和会办福建海疆事务、管理福州船厂的张佩纶，指出：“沪议无成，难保不即动兵，探确敌情，以马尾以上水浅，兵船难进，不遽攻夺省城，若与接战，即烧船厂，掳兵轮。我自度兵轮不敌，莫如全调他往，腾出一座空厂，彼即暂据，事定仍必原物交还，否则一经轰毁，从此海防根本埽尽，力难兴复。”（李鸿章：《寄译署》，光绪十年六月初十日，同上第195页。）这是非常重要而又切实易行的建议。两天后，朝廷接受了这个建议，指示张佩纶等人：“事急莫若腾空船厂，撤全军，以顾省城根本重地为第一义。”（《译署寄张会办等》，光绪十年六月十二日，同上第199页。）不幸，张氏等置若罔闻，终至损军辱国。 总之，李鸿章考虑的是在持久的角逐中令“彼气衰饷耗，自愿转圜。”（李鸿章：《妥筹边计摺》，光绪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四十八第19页。）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以实力求和平的政策。从总体上看，这不失为比较明智的主张。有些史家以李氏在谈判过程中提议赔偿法方50万两作为他妥协投降的证据，也未免牵强。出50万令战火早熄、避免闽台挫败，与清廷不惜战火扩大以维护尊严的政策，孰是孰非、利害大小至今仍属可以讨论的政策选择问题，即使李氏主张毫无可取，亦是局部性的失误。 友：不能说你的意见没有一点道理，但我总感到有点别扭。一大片土地成了别人的殖民地不是罪过，而冯子材、刘永福这样的抗敌英雄实行的却是错误主张！ 袁：不能把冯子材、刘永福和他领导下的抗法英雄业绩说成是错误。他们不是战略决策人，和战进退都不取决于他们，而他们痛歼侵略军既伸张了正义，也是和平的最好保障。正如李鸿章反复说过的那样，法国侵略者“所欲甚奢”（李鸿章：《妥筹北洋防务摺》，光绪九年十二月初七日，同上卷四十八第33页），如果没有冯子材领导的部队和黑旗军的胜利，战争结局大不一样，最少要被勒索一大笔赔款。 不过，你感到别扭却说明有些问题还应该多唠叨几句。问题在于：如何以理性的态度去看待过去的藩属？ 丢失一大片土地当然不是好事，但前面已经说过，这是当时中国无力自救救人的必然结果。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之一是以史为鉴，为此应该正确地总结历史经验。历史应该教会我们的人民在处理重大的国际国内问题的时候一定要审时度势，在各种复杂情况下最好地维护本国人民的利益和推动社会前进。在今天，任何国家的领导人面对外国的侵略和威胁如果只懂得硬拼，我们在赞颂其爱国热忱的同时，必将为其幼稚或僵化摇头叹息。分析19世纪中国的史事，我们也没有什么理由只能讴歌反抗，而把一切妥协和退让视作出卖国家利益的大逆不道之举。不必要的或危及人民根本利益的妥协、退让当然应该谴责，但一部好的史书不能引导人们走向极端。 以中国的藩属问题来说，这是中世纪历史的产物，时至19世纪已经到了非变不可的境地。要是中国能同他们携手共臻于现代文明之域，自然十分惬意。但当历史形成“大难临头各自飞”的局面之际，能把中国主张退让以自救的政治家说成是卖国、投降吗？是不是中国应当为每一个被欺凌和侵略的藩属都同侵略者火拼一番才叫爱国呢？我看过的历史著作都异口同声赞誉左宗棠为爱国名将，但在收复新疆后不久他却在一封信中写道：“洋务如常，惟日本阻贡，并欲郡县琉球，又烦唇舌。实则琉球贫弱，其有无本无足重轻，似可置之不论耳。”（左宗棠：《致谭钟麟》，光绪五年四月初九日，《左宗棠未刊书牍》154-155页，岳麓书社1989年。）此老竟也主张放弃藩属！我想，史家们大概也会赞同：这是明智的选择，而不是可耻的叛卖。越南问题虽然复杂一些，但理无二致，李鸿章恐怕也不应受到不公正的责备。 在朝鲜陷入泥潭的原因 友：想不到你小子倒有些辩才。但且慢高兴，甲午之战可无论怎么说李鸿章也难辞其咎。 袁：我只是追求历史真实，没有受李氏后人委托为其祖先辩护。我也认为甲午战争中国失败，李鸿章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写历史总应该是其是，非其非，才能真正有益于人心世道。 友：那么，究竟他有哪些罪责或错误？ 袁：头一个错误是没能防止中国陷入朝鲜这个泥潭。中外论述甲午中日战争的论著汗牛充栋，但这个问题似乎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 19世纪下半叶的朝鲜内外矛盾错综复杂。它原是中国的属国，但日、俄、英都虎视眈眈，处心积虑从衰老的中国手中攫取这块肥肉。而朝鲜内部也四分五裂：国王、闵妃及其爪牙是当权的，还有国王之父曾任摄政王的大院君李□应一派，以金玉均为首领的开化党，他们是冀图仿效日本明治维新的，此外，东学党则以“广济众生”、“尽灭权贵”、“逐灭洋倭”相号召，是在下层民众中有广泛追随者的政治性的宗教团体。这些内外力量互相纵横捭阖。 日本的目标很明确：第一步以支持朝鲜独立和改革为名，使它摆脱中国的控制，落入自己的势力范围，第二步则消灭这个国家。 英、俄是能吞则吞，不然也要分一杯羹。 在这样的形势下，中国有多种对策可供选择： 其一，督促和推动他们的当权者改革、开放，逐步发展成为现代化的独立国家。这是对朝鲜、中国和东亚地区的和平发展都极为有利的方案。当时朝鲜国王有独立的愿望，“时以三千里山河臣服于华为耻，群小因而附和”。（《袁道来电》，光绪十二年七月初七日，《李文忠公全集·海军函稿》卷二第6页。）可是其志大才疏德弱，用李鸿章的话来说是：“王素荏弱，首鼠游移。”在朝鲜人看来，他统治下“国政日非，贿赂恣行，差除官职均是闵门亲戚与有财之人，使百姓置于涂炭之中……税入尽翰于私用，内以国财罄竭，外以众心大浮，……是小国之不危，未之闻也。”（《李鸣善密信》，光绪十一年六月十七日，《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卷十七第45页。）主弱政秽，守成尚且难言，革新更不知从何谈起！而中国又比他们高明多少，有无引导属邦走上富强、独立和现代化的胸怀和能耐，也不待蓍龟！ 其二，支持朝鲜内部的革新或比较清廉的势力，取代现有的执政者，推动这个国家逐步成为现代化的独立国家。清廷确实考虑过更换朝鲜统治者，李鸿章、袁世凯都有过这样的建议：“连接袁世凯密电，言朝鲜奸党私送信于俄使韦贝，请俄保护……恐非诛乱党、废国君无以挽回局势……如果李□应有诛乱党之力，即属其一面正名诛除群小，一面电报北洋，由鸿章相机酌办。”（李鸿章：《筹朝鲜私叛》，光绪十二年七月十二日，《李文忠公全集·海军函稿》卷二第3-4页。）但这个主意没有实行，一方面是李□应不愿扮演这样的角色，另一方面清廷对由此可能引起的社会动荡不无顾忌，最后仅由国王作出无法自圆其说的解释不了了之。 其三，严格遵守不干涉内政的原则，静观其内部自行变化，逐步摆脱这个历史包袱。在自顾不暇的情况下，这未尝不是不得已求其次的选择。李鸿章似乎也曾动过这样的脑筋：“目下时局艰难，须先自治而后治人。”（李鸿章：《论俄日窥韩》，光绪十二年八月十八日，同上卷第14页。）“第中国于属邦用人行政向不与闻。”（李鸿章：《论朝鲜国政》，光绪十一年五月二十六日，《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卷十七第27页。）这些话都透露了不干涉内政的意思，可是他在实际行动中却与此背道而驰。具体情况留待下面再说。 其四，改变体制，使之成为中国直接治理的一个地区。朝鲜就有一些重要人物提过这样的方案。李鸿章曾报告清廷：“昨朝王内戚闵泳翊来津面谒，谓朝京事势不成体段(统)，请由中朝择本邦荩臣有民望者，付之以政府之事。”（李鸿章：《论朝鲜国政》，光绪十一年五月二十六日，同上卷十七第27页。）大院君李□应更直截了当建议改为一个省，李鸿章不敢同意。李□应提出：“必请如元朝故事，钦派大臣前往监国，办理行省，使王与妃不敢任意自行等语。查此议关系重大。元时屡派监国，事权不一，乱益滋纷。若废朝王而改为行省，举动太觉奇崛。况今日各国已与立约通商，俄日眈视其侧，必乘间从旁搅扰，欲治反乱。”（李鸿章：《筹议赦还李□应》，光绪十一年六月二十七日，同上第42页。）道理说得非常清楚，这显然是行不通的主意。 与此同时，日本也提出了类拟的建议，鼓励中国直接控制朝鲜的内政、外交，但中国事先要同日本外务大臣井上馨“密议”、“斟酌”。日本驻华公使转达的办法包括：“李中堂与井上伯爵密议朝鲜外务，主意办法既定之后，由李中堂饬令朝鲜照办，务使其办到。”“国王如有擢用重臣，无论如何必先与李中堂相商，再与井上伯爵斟酌。”中国驻朝大员与日本公使“遇有要事，互相商酌办理”。（《日本公使□本武扬钞呈外务井上函》，光绪十一年五月二十三日，同上第29、30页。）其用心非常明显，目的在于把朝鲜变为两国的共同保护国。 李鸿章受托直接处理朝鲜事务，他是怎么干的呢？ 首先，他劝导朝鲜打开大门和整饬内部。直至1874年，他仍以封闭的心态看待朝鲜。他说：“高丽国小而完，熏吓不动，中国似未便劝令与法美通商。”（李鸿章：《复沈幼丹节帅》，同治十三年五月二十四日，《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十四第11页。）但很快他的态度便起了变化。这一年日军进攻台湾，翌年日军舰侵入朝鲜及随后订立的《江华条约》，都促使李鸿章不能不重新考虑自己的态度。他讽谕朝鲜政府：“西洋英俄者国专务通商，地球从内几无不到。兹日本既导先路，诸国或思步其后尘……此中操纵机括，谅老成谋国者必能措置咸宜也。”（李鸿章：《答朝鲜相国李裕元书》，丙子(1876年)，李国杰编《李文忠公遗集》卷五第14页。）此后又曾多次提出类似的建议。他还给朝鲜国王提出忠告：“自来物腐虫生，人必自侮而后人侮，国必自伐而后人伐，左右嬖佞之徒不可与共政，豪疆兼并之国不可与图存。”（李鸿章：《复朝鲜国王》，光绪十一年六月初五日，《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卷十七第34页。）督促他认真整顿内政。不过，这些忠告不外整军经武、任贤用能等古方正药，亦未触及根本。 其次，劝导他们用以敌制敌之策处理同各国的关系。朝鲜是俄日英中的角逐场，如何处理这些复杂的关系，特别是怎样对待日、俄两大近邻，或联日抗俄，或联俄制日，李鸿章的主意时有变化，但根本的指导思想仍是传统智慧：“以夷制夷”。70年代他便对朝鲜政府说：“为今之计，似宜用以敌制敌之策，次第与泰西各国立约，藉以牵制日本。”“盖各国互峙争雄，而公法行乎其间……欧洲之比利时、丹马皆极小之国，自与各国立约，遂无敢妄肆侵陵者……若贵国先与英德法美交通，不但牵制日本，并可杜俄人之窥伺。”（李鸿章：《三答朝鲜相国李裕元书》，己卯(1879年)，《李文忠公遗集》卷五第18、19页。）以后，这个指导思想一直未变。 再次，他选择了直接控制朝鲜外交和内政的方针，这是从1885年开始的。他在给韩王的信中说：“袁守忠亮明敏……殿下欲留为将伯之助，鸿章已据情奏闻，奉旨令驻扎汉城，襄助一切。以后贵国内治外交紧要事宜，望随时开诚布公与之商榷，必于大局有裨。”（李鸿章：《复朝鲜国王》，光绪十一年十月初二日，《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卷十八第5页。）从此袁世凯实际上成了中国派驻朝鲜的监国。 正是在这一年五月间日本一再怂恿中国这样干，但事事要先同他们商量。李鸿章没有答应日本的条件，而在实际运作中改变中国对外藩的管理体制，直接介入了朝鲜国务的管理，这样一来就触发和加深了一些重大矛盾： 一是中国同朝鲜统治者的矛盾。日本的武力侵扰和中国的鼓励，促使朝鲜逐步打开大门，但在对外交往中朝鲜的独立倾向日益加强，这同李鸿章执行的加强控制的方针正相反对，从而导致引起双方不快的许多摩擦。李鸿章向朝廷的报告中韩王“俨欲自主”、“阴谋自主”的字样不绝于书。朝鲜则一再要求更换驻朝的袁世凯，实际是反对他推行的干预政策，其驻中国的官员甚至当面对李鸿章说：“敝邦者介在东隅罗丽之间，夷俗倔强，风雨晦暝，唐宗、元祖犹未能得志”，而要求“许存主权，靡有故寻苛刻”，拒不执行“有欠于自主之义”的指示。（李鸿章：《与朝鲜驻津陪臣金明圭问答节略》，光绪十五年十月二十六日，同上卷十九第53、54页。）对于衰败中的上国傅相李鸿章说来，这些话是十分刺耳的。同时，这个矛盾也在经济上给清政府带来难于承受的负担。朝鲜是个贫穷的小国，打开国门后要求练新军、架电线、铺铁路，而国王屯同大部分专制统治者一样有享受世间一切的欲望，经常入不敷出。于是，他们一再“自主”向外借款，至1889年除欠招商局20万两外，共欠洋债50余万两（《赫总税司面递节略》，同上第37页），且还“欲中朝筹贷百数十万”。（李鸿章：《论朝鲜借款》，光绪十五年六月二十九日，同上第32页。）在清代统治者看来，朝鲜向外特别是向外国官方借贷损害了中国的宗主权，而要由自己满足他们的要求又力不从心。李鸿章说：“朝鲜历年欠贷日本英德美各商款不少，今照会各国，以后不准私贷，即令各国遵允，而从前所借各债势必纷纷向中国索偿，而韩王用度不节，他无可贷，将来必仍向中朝吁求通挪，届时恐无以应。”（李鸿章：《论朝鲜借款》，光绪十五年六月二十九日，同上第31页。）这就是清廷进退维谷的窘态。出于政治上维护宗主权的考虑，清廷还是向各国发出了不准朝鲜私贷的照会，而宁可自己挖肉补疮，包括挪用出使经费，多次给予朝鲜贷款。 二是把中国推向同朝鲜反国王势力对立的状态。朝鲜反国王的势力情况非常复杂，有的只是不满朝政腐败，有的则是急于要求维新，有的则对官吏的贪渎和外敌的欺凌极为愤懑。他们中有的已伸手与中国联络，如果中国操纵得宜，而又对其内政持比较超脱的态度，退则不给中国惹祸，进则有可能引导他们缓解国内矛盾，同各种可以合作的力量携手推动改革，促使朝鲜向现代社会蜕变。不幸，中国虽然对韩王不满，却热衷于介入朝鲜内争，维护现有的统治秩序，不但于朝鲜无裨，且使自己一步步陷入泥潭。1882、1884、1894三次出兵镇压大院君、开化党和东学党，头两次救了国王，与反对国王的政治势力为敌，最后一次是全国性的民众暴乱，清政府出兵，却连中国也搭上去了！ 三是加速了中日矛盾的激化。日本侵略朝鲜和中国乃是明治维新后其政治、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是任何人都改变不了的。从中国利益出发去总结历史经验，可以作另外一些设想。比如，最直接的矛盾发生于日本和朝鲜之间，中国如不急于直接介入，朝鲜有没有可能成为中日之间的缓冲物，令中日之战推迟若干年月呢？又如，俄国也对朝鲜虎视眈眈，1884年韩王曾乞救俄国保护，如果中国不严加制止，真正让日俄互相牵制，是不是对中国更为有利呢？1885年德国驻朝鲜代理公使曾向清廷建议：“朝鲜为清国后庭，亦即与俄日之边界毗连，势不相容，必至争攘，虽千万人驻防于朝鲜何所益。愚以为照泰西成法，而清俄日互相立约永保朝鲜，设或异日他国攻伐，不得借道于朝鲜国。”（《驻朝鲜德国署使条议》，光绪十一年二月二十六日到，同上卷十六第43页。）日本已表示同意，俄国更不成问题。对中国说来，这是一个重大的退让，但根据当时的力量对比，中国后来的损失却可能小得多。可惜，清政府一口拒绝了这个建议。 说了半天，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清政府在朝鲜选择了下策，李鸿章于此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友：我听来产生一个新的疑问：为什么力主退出越南的李鸿章，在同一时间却不愿在朝鲜松手？ 袁：这是个饶有兴趣的问题，值得人们深思。我想，令李鸿章不能通达时变、作出更高明决策的因素有这么几个： 一是地理因素，用时下的话是地缘政治。在他看来，朝鲜不但“为我东三省屏蔽，奚啻唇齿相依”，且与中国畿辅“疆宇相望”（李鸿章：《三答朝鲜相国李裕元书》、《答朝鲜相国李裕元书》，《李文忠遗集》卷五第20、14页），如它能“自固藩篱，则奉吉东直皆得屏蔽之益”。（李鸿章：《论维持朝鲜》，光绪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卷十一第43页。）这同越南主要与边远的滇、桂接壤情况迥异。畿辅拱卫统治中心，东三省则是所谓龙兴之地，都是北洋所辖的直接防卫地区，这恐怕是李鸿章不敢考虑从朝鲜脱身的最重要原因。 二是外来侵略者在两地所居地位不同。法国实际上已占领越南大部分地区，那不过是一块鸡肋。而日本则尚未直接占领朝鲜领土，且时以维护朝鲜领土完整和国家独立相标榜。保存朝鲜似乎仍未到无望的地步。 三是以夷制夷思想的羁绊。不能说李鸿章对朝鲜面临的危险毫无警觉，他曾一再感叹：“韩政暗弱，与越缅等，尤东方根本之患。”“朝鲜政昏民弱，俄日眈视其旁，危如累卵，尤为根本切近之忧。”（李鸿章：《复丁稚璜宫保》，光绪十一年十二月十三日，同上。）但他幻想俄国能够牵制日本：“韩虽可虑，有俄在旁，日断不遽生心。”（李鸿章：《论俄日窥韩》，光绪十二年八月十八日，《李文忠公全集·海军奏稿》卷二第14页。）甲午战争爆发后，幻想破灭，他忍不住面斥俄国公使：“从前拉署使德仁暨贵大臣巴参赞屡次来称：俄国断不许他国占踞朝鲜土地。现日已尽据韩地，俄人袖手旁观，是从前所说尽属诳我之虚谈。”（李鸿章：《与俄国喀使问答节略》，光绪二十年九月十四日，《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卷二十第55页。）这为时已晚的醒悟，也证明了以夷制夷的思想在他考虑朝鲜问题时占有非同一般的份量。 四是维护固有的名分纲纪。观察李鸿章及其他清代大员，不能忘记他们都是中世纪意识形态薰陶下成长的，在越南他们愿意舍弃一切，费尽力气要求保留的仅是一个“属邦”的名义，以此求得不伤“体面”的心理满足。李鸿章曾对朝鲜官员大动肝火，原因是对方“乃在中朝交涉亦俨然以自主，大放厥词，是置中东数百年名分纲纪于度外矣，可乎哉！”（李鸿章：《与朝鲜驻津陪臣金明圭问答节略》，光绪十五年十月二十六日，《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卷十九第53页。）同时，维护固有的名分纲纪已经成为当时中国社会群体的文化心理，如果李鸿章冀图从朝鲜脱身，必然饱受舆论谴责，何况他自己就难于冲破传统心理的禁锢。为什么1882、1884年要两次派兵入朝，不惜卷进旋涡？李鸿章的答复是：“天朝恪守旧章已二百余载，壬午、甲申之变全力相赴、未始言劳，名分所在，义不得不尔也！”（李鸿章：《致朝鲜国王》，光绪十二年九月初三日，同上卷十八第47页。）这就是他在朝鲜问题上的文化心理。 总之，李鸿章在朝鲜问题上的抉择既有现实政治军事利益的考虑，又有以夷制夷、维护名分等传统文化背景。要摆脱这些因素的制约，必须有深悉世界大势，全局在胸的雄才大略，才能以退为进，引导朝野上下集中精力于系统改造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的伟大事业。李鸿章不是这样的英才，其他人更等而下之。说得更彻底一些，甲午战争以前中国仍缺乏产生这样能扭转乾坤的历史人物的沃土。没有适宜的社会条件，英雄是不会从天上掉下来的。于是，中国陷入朝鲜这个泥潭无法自拔，李鸿章也从自己事业的巅峰掉入山谷。 “避战求和”的是非与实质 友：朝鲜这个泥潭实际是日本处心积虑设置的陷阱，最积极鼓励清政府派兵镇压东学党的就是日本。当事后诸葛亮，清政府当时如能实行从朝鲜脱身的政策自然是上着，可是仗打起来了，无论海上、陆上清兵一触即溃，执掌北洋防务几十年的李鸿章难道没有责任？何况北洋水师是他一手组建和管理的。 袁：这是近百年来争论不休的老问题。战争尚未结束，已经弹章争上，李鸿章成了众矢之的，但也有一批人挺身而出用各种形式为李氏辩护。我想，清军在甲午战争中一败涂地李鸿章当然要负很大的责任，可是，满足于谴责某一个人，后人就无法获得应有的教益。从总体上看，甲午战争的研究也早已超过这个停留于表面的水平，海内外的史家已把这次战争的胜负同两国的社会状况、文化背景以及各自选择的现代化道路联结起来讨论。 友：不过，有些具体问题也应弄清，才能分清是非。 袁：一些老掉牙的问题谈得不那么腻味可不容易。勉为其难试一试，不妨把大题目分解为一些小问题，交换交换意见。 友：有的史家认为这一仗所以打败，首先败在李鸿章的避战求和，如果按照帝党积极备战的方针办，情况就会大不相同。 袁：这是战略决策问题。在这次战争中，李鸿章是清政府的主要军事统帅，也是决策层中唯一有实战经验的人物。当时光绪帝二十三四岁，长在深宫，不知战争为何物，他的主要助手，从帝师翁同騄到军机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各大臣绝大多数是文官，唯一的武将是步军统领荣禄，也没有打过仗。可是，李鸿章在这次战争中却“著著落后”，尽失当年指挥淮军同太平天国和捻军作战时那股英姿勃发的生气。这不能只归咎于年过七旬，生理老化，更主要的原因应在三十年的高官厚禄和宦海风云中去寻找。 对李鸿章军事决策的指责集中于两点：一是海上“避战保船”，陆上则是日军大举入侵朝鲜之际没有集中重兵支援朝鲜。而潜台词是李鸿章的政治思想——妥协投降路线——贻误了这次战争。 老弟知道，我没当过兵打过仗，不懂军事，连纸上谈兵的资格也不够，所以对于专门的军事问题实在不敢置一词。但这些指责都带政治性，不妨斗胆评点几句。 人们都承认，在这次战争中，无论是舰艇的数量、质量、装备水平和人员素质，日本海军均比北洋水师强，在丰岛海战中后者又受到重创。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硬拼无疑是错误的，明智的选择是保存实力，伺机战斗。当时李鸿章和丁汝昌的各项具体决定是否妥当，应该让对军事素有研究的专家去评说，我只想说明一点：“保船制敌”之计是李氏根据敌我力量对比制定、并得到“一意主战”的皇帝及军机大臣们同意的。 请听李鸿章是怎样说的：“详考各国判行海军册籍，内载日本新旧快船推为可用者共二十一艘，中有九艘自光绪十五年后分年购造，最快者每点钟行二十三海里，次亦二十海里上下。我船订购在先……仅每点钟行十五至十八海里，已为极速……近年部议停购船械，自光绪十四年后我军未添一船……惟不必定与拼击，但令游弋渤海内外，作猛虎在山之势，倭尚畏我铁舰，不敢轻于争锋。不特北洋门户恃以无虞，且威海、仁川一水相望，令彼时有防我海军渡袭其陆兵后路之虞……用兵之道，贵于知己知彼，舍短用长，此臣所为兢焉以保船制敌为要，不敢轻于一掷以求谅于局外者也。”（《李鸿章复奏海军提督确难更易缘由摺》，光绪二十年七月二十九日，《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中日战争》(三)第72-73页。）两天后军机处转达“上谕”，肯定李鸿章“为保船制敌之计，不敢轻于一掷”的意见，“密筹海军彼此情形战守得失，详晰覆奏，自系实在情形。”（《军机处寄北洋大臣李鸿章上谕》，光绪二十年八月初一日，同上第78-79页。） 我想，不管“保船制敌”的方针是否正确，都同所谓战与降两条路线之争或李鸿章冀图保存实力以自固的恶劣品德无关。反之，当“谤书盈箧”之际，李鸿章这个奏摺为国筹谋的若衷仍溢于言表。这样说恐怕并不过分。 再看看集中重兵支援驻朝清兵的问题。清兵是甲午五月初一出发援朝的，初五第一批援军抵朝鲜牙山。初七，第一批日军进驻汉城。从初九开始，中日双方便商量共同撤兵问题，但蓄谋已久的日本边谈判边增兵，很快就超过10000人，远远多于仅2500人的清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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