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以农为本、重视农学的思想是有积极意义的。那种把左宗棠的重农思想说成是为了保护中国以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给自足的封建自然经济的论点是缺乏依据的。在左宗棠的农业思想中，他以农学为长是为了经世致用，以古农法中有价值的理论指导耕田是为了以尽地利，他振兴农业的主张是为了开百世之利源，而且他劝民农桑、丰衣足食的务本思想又与抵御外侮结合起来，并有农产品商品化的思想倾向，说明他以农为本的主张并没有维护封建的自然经济的原意。更重要的一点是，左宗棠的重农思想中并未带有抑商的因素，反而他强调的是既重农也重商，力主保护工商业，表明他的农业思想既吸取了中国古代以农立国的精华而又不泥古，他重视农业、保护工商的思想超越了那种维护封建自然经济的重本抑未思想。因此，左宗棠的农业思想对于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有所稗益。即使是晚于左宗棠的近代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同样强调以农为本，重视农学。郑观应（字正翔，号陶斋，广东香山人）说："中国伊古以来，以农桑为本。内治之道，首在劝农。阡陌广开，闾阎日富，似于耕作垦荒之事，我行我法，得以自用其长矣。"①康有为（字广厦，号长素，广东南海人）认为："万宝之原，皆出于土，故富国之策，咸出于农。上古重垦辟，有尽地力之教。"②孙中山（名文，字德明，号日新，改号逸仙，广东香山人）主张改良农业，认为"收获之多寡迥乎不同者，农功之勤惰为之也。"他建议对中国古代农书《齐民要术》、《农桑辑要》、《农政全书》加以推广普及，使这些书不仅为"文人学士博览所资"，更应做到"家喻而户晓"，以改变那种"虚有其文"的状况。他强调指出："以农为经，以商为纬，本末具备，巨细毕赅，是即强兵富国之先声，治国平天下之枢纽也。"①加强对农学的研究推广和重视农业的地位，对于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是有重要意义的。 ①《论语·学而》。 ②《孟子·梁惠王上》。 ③《管子·牧民》。 ④《韩非子·诡使》。 ⑤《汉书》，卷二四。 ⑥《复陈移屯实边折》，《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五０，页二九。 ①《答沈吉田》，《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二五，页一二。 ②《会试文·癸巳科第三问》，《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408页。 ①《会试文·或耘或籽黍稷薿薿攸介攸止烝我髦士》，《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420页。 ②《浙江绍金衢等属水灾分别履勘安抚片》，《左宗棠全集》奏稿，第1册，第466页。 ③《请豁免甘省积欠钱粮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6册，第6页。 ④《请奖励劝教兼施之州县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6册，第27-28页。 ①《会试文·乙未科第四问》，《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427页。 ②《会试文·乙未科第四问》，《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427-428页。 ①《会试文·戊戌科第四问》，《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446-447页。 ②《会试文·戊戌科第四问》，《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447页。 ①《会试文·戊戌科第四问》，《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446页。 ②《与孝宽》，《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196-197页。 ③《与谭文卿》，《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九，页六一。 ①《〈广区田制图说〉序》，《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244-247页。 ②［清］林则徐：《区田歌为潘功甫舍人作》，《云左山房诗钞》，卷二。 ③［清］左孝同：《先考事略》，见罗正钧：《左宗棠年谱》，第23页。 ①《与罗研生》，《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页三六。 ②《与罗研生》，《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页三六至三七。 ③《上贺庶农先生》，《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页三人至三九。 ①《上贺庶农先生》，《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页四○。 ②［清］左孝同：《先孝事略》，见罗正钧：《左宗棠年谱》，第23页。 ③《与谭文卿》，《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九，页六一。 ④《左氏家庙》，《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469页。 ⑤《与孝威》，《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19页。 ①《与孝宽》，《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196-197页。 ②《〈宝山县志〉序》，《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268页。 ③《〈宝山县志〉序》，《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268页。 ①［清］郑观应：《垦荒》，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册，第73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②［清］康有为：《请开农学堂地质局以兴农殖民而富国本折》，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第349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 ①孙中山：《农功》.《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4-6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 第二节纾商力、挽利权、听任商办企业 在中国古代社会，手工业、商业同农业都是社会经济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春秋、战国时期，工商业曾受到人们的重视。管子说："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②商鞅说："农、商、官三者，国之常官也。农辟地，商致物，官法民。"③在"以农为本"的主导思想中，"禁末"论也随之而出。管子、商鞅等人也都提出抑未的主张，但他们所指的"末"是"雕文刻镂"和"锦绣纂组"等奢侈品的生产。管子说："使刻镂文采毋敢造于乡。"④商鞅说："未事不禁，则技巧之人利，而游食者众"。⑤直到战国末期的韩非才把"末"的范围扩大到整个工商业。韩非说："夫明王治国之政，使其商工游食之民少而名卑，以趣本务而外未作。"⑥在这里，韩非明确将从事工商业和游食的人都包括在"末作"的范围以内。此后，中国历史上以工商为未的思想逐步发展，到西汉时就成了流行观点。于是，重农抑商和重本抑未才成为同义语。①这种"重本抑末"的思想在中国古代社会绵延了两千年之久。"重本"固然稳定了小农经济，维持了国家机器的运转，"抑未"却限制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使中国古代的社会经济难以注入新的活力，终于在近代落后于世界经济的发展。因此，所谓"抑未"即压制工商业的思想是十分有害的。尤其是在近代社会，如果不鼓励工商业的发展，那么中国的社会经济根本不可能向近代化的方向迈进。对于一个思想家来说，能否冲开传统的重本抑未思想的束缚，并大力倡导兴办工商业，这是评价其思想是进步还是落后的一个重要标准。从本书传主的言行来看，他对工商业的基本态度是扶持而非压抑，其发展工商业的思想主要表现在野商力、挽利权、听任商办企业三个方面。 （一）纾商力 左宗棠纾商力的主张是针对商人面临着重重盘剥、"视商务为畏途"的状况而提出的。 清政府的财政收入主要来源于田赋、盐课、茶课等项，自清朝开国初便有定制。咸丰三年（1853年），清政府为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筹集军饷，试行厘金制度，次年推广到全国。厘金乃作为一种工商税对运销过程中的商品征收捐税。这样，经营盐、茶的商人除了交纳正课外，还要被征收厘金，只能惨淡经营，收获微利，维持生计。然而，除去正课和厘金，盐商、茶商还要交其他苛捐杂税。以茶务为例，即有"捐助、养廉、充公、官礼四项陋规作为杂课"，"积弊相沿，由来已久"，"本行商人及外行商贾所以视茶务为畏途者"，实"因杂课繁重之故"。①从盐务来看，也有"军标、马价、盘费、钦工、普育、鳌峰等六款帑息"，盐商"终岁经营，半耗于陋规之需索，半迫于帑息之虚驮。商力几何，其堪此层层朘削，而不倒罢相踵乎？"②因此，左宗棠主张对盐务和茶务进行改革，目的是"有裨国课，有便商民，力除从前积弊"③，"纾商力而保利源"。④ 在盐务改革方面，左宗棠主张改"就场征课，按包抽税"为试行票运。清代征收盐课的办法可谓变化多端。雍正年间，"各场委官监管，地方官随处设卡，委员收税，先完课而后给单，听其配运售卖"。乾隆年间，"归商办理，划地分售，即以当年所收税银作为引额"，结果"此法一变，商之浮费遂增，盐之行销遂隘"。"后人补偏救弊，朝令暮更"，"迨道光年间，一变为佥商，再变为试办，三变为官运，而盐法之败坏极矣"。⑤如官运之始，"销路尚觉疏通，迫其后官视为利薮，开销挪垫，虚抵搪塞，办运者扣费以人私橐，督销者卖私以取盈余。比课额太悬，则又捏报失水抢毁等情，上下分肥，弊端百出，遂致所领成本逐渐消磨。"①咸丰初年，户部鉴于"商疲引滞"的情况，采取"就场征课、按包抽税"的办法。由于当时正在进行清军镇压太平军的战争，在战火中"场署大半无存，官坎莫考"，各场员"遂不驻场经理，借寓省垣。遇有海私进口商人收买运销，各场员则冒认场分，指私为官，截角收买，借图渔利，以致埋、坎全废，遍地皆私。……此场务之积弊也。"② 面对着盐务"积弊相沿"的状况，左宗棠"亟筹通变之方"。同治三年（1864年），左宗棠向清廷上奏提出在浙江试行票运的建议。他"拟请杭、嘉、绍、松四所一律试改票盐，无论新商旧商，但能纳资到库，即给票认地行运。并于各府设立府局，稽查销数。所收课银，全数提作正课，解充军饷。内外杂课，概行停支。……总之，创办之始，首重辑私以疏票引，痛革浮费以纾商困，核减卖价以敌邻私，严查煎数以杜影射。舍此四者，别无良策。"③第二年，左宗棠又上奏请求在福建试行票运。他说："闽省盐务，积弊相沿，已非一日，全纲受病，亦非一端。……计惟改行票运，厘、课并抽，庶可借图整饬。"①于是，左宗棠"毅然有改行票运，试办一年之请"。通过"试办票运，实收实解，方且一洗从前挪移陋习。从前解款半，而今解款倍之，其无侵蚀之事可见。旧商只令照额认为，分别买票帮销，完缴课厘，不准挂欠，一切浮费概行革除"。左宗棠在福建试行票运仅半年，"所收实解之款已抵前此一年及一年半之数"，而且"察之商情，均以为便也"。②这说明各种"浮费"的数目要比清政府对盐务的正课高出二至三倍，左宗棠把盐务称作"腥羶之场"、"奸弊之薮"不是没有根据的。左宗棠将上自闽浙总督衙门，下"至大小盐务衙门规费一概革除，计所裁之数每年不下七八万两，又停收一切杂支之款。是皆向之所谓以陋规太多为苦者，一经厘革净尽，群情欣然，如沉疴之释体"。③左宗棠还建议将盐商历年"积欠带输筹银分别减免，总期商力稍纾，渐能照额买票赶运畅销，或可以盈补绌"。④左宗棠在福建试行闽盐票运一年并取得明显的成效后，于同治五年（1866年）上奏请求将闽盐票运著为定章。他指： 一年期内尽心筹办，取从前销册两相比较，赢绌迥殊。如果著为定章，得人而理，庶几弊尽利生，商民均便，有裨国计，良非浅鲜。设非遇阴雨过多，场壤缺产，地方有事，馆埠滞销，课额当不至过于减少也。……如有额外加买运帮行销者，固听其便；或销数短绌，事出有因，以至本代票额不能买足者，亦似应准予尽征尽解，不限以额，俾纾商力而保利源。 这样，闽盐票运制度的实施，使得所有愿意运盐的商人都可以通过领票的方式进行较为自由的运销。左宗棠盐务改革的一个主要目的是"商民均便"和"纾商力"。这同道光十一年（1831年）两江总督陶澍进行的淮盐改革颇有相通之处。陶澎在淮北推行票盐制度就是为了解决"商困课绌，发岌不可终日"②的问题。道光十五年十二月（1836年1月），接署两江总督兼两淮盐政的林则徐对陶澍的票盐改革予以赞赏，认为前督臣"陶澍于辛卯纲起，将湖运滞食各岸减轻科则，改行票盐"，是"试行有效"的。③曾协助陶澍进行淮盐改革的魏源指出："票盐特尽革中饱蠹弊之利，以归于纳课请运之商，故价减其半而利尚权其赢也。"④显然，左宗棠继承了陶、林、魏的思想和作法。光绪八年（1882年），左宗棠任两江总督时对陶澍的淮盐改革表示敬佩，他认为"道光十一年前督臣陶澎创行票法以救淮北之穷，严剔陋规以除准南之弊"①是卓有成效的，可惜的是这次改革行之不久便受到"格守遗法"者的干扰，加上后来太平天国起义席卷东南，"金陵被陷，盐法荡然"。左宗棠在两江总督任内力主淮盐票运，"定为永远章程，庶几裕课、便民、恤商三者兼权并计推行，尽利其法，乃可大而可久。每于接见僚属士绅时，往复谘商，得其大概，而新旧商贩知事在必行，行之宜有益无损，于是领票认引者纷纷而来。"② 在茶务方面，左宗棠也以纾商力为改革的重点。同治十一年（1872年），左宗棠在甘肃颁布了《变通试办茶务章程》，系统提出了他的变通、改革主张。该章程的内容有四条： 一，招商应先行清欠也。查商人欠课甚巨，又有积欠各案官本生息银两，以此众皆视茶务为畏途。非畏茶务，畏积课也。……若不通融办理，亦谁敢充商，以滋巨累？……庶积欠既清，后累可免；商累既蠲，商情自期踊跃。 二、招商应先行清引也。……其初原因茶引畅销定额，兹茶务停废已经十载，复议招商试行，事同创始，势难如额行销。应候陕、晋二省新商募到，由该总商查明共承引数若干，饬令众商量力领票，措资前赴湖南采办。三、招商先行清课也。……本行商人及外行商贾所以视茶务为畏途者，亦因杂课繁重之故。……应将每引一道每年杂课银一两四钱零停止征收，以法宿弊而重正课。四、招商应先行清商也。向来甘省茶务，本地商民赀本微薄，不能承引，其力能承引之大商均籍隶山西。……查传力能承引之商，令于陕西先开官茶总店，一面试办新引。商情既无疑虑，庶期踊跃争趋。 清欠以免商累、清引而实行票茶、清课以除陋规、清商而明晰商情是左宗棠茶务改革的核心内容，也是"招商"办茶务的基本前提。 当然，左宗棠提出改革盐务、茶务的主张是为了增加清政府的财政收入，但如此实施的结果毕竟也有助于商力的恢复与发展。此外，左宗棠还在闽浙总督任内主张停止船捐"以纾商力"②，在担任陕甘总督期间主张废除甘肃省内使用的货币司钞，以改变行使司钞"仅止省城内外，外来商贾不肯携带出外交易，而销路日塞，商贾因之裹足不前，百物翔贵，民困愈多"的状况。司钞停止使用后，甘肃省出现了"商民均便"、"大路疏通，百货并集，市价有减无增，群情欣悦"③的局面。 （二）挽回利权 左宗棠经济思想中最能代表时代特色的部分是其挽回利权的主张。这一思想是针对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而提出的，其中心内容是同外商竞争和"权自我操"、"收回洋人夺去之利"。挽回利权思想所产生的积极效应，有助于扶持和推进中国近代工商业在同外国资本主义的竞争中得以生存与发展。 左宗棠创办福州船政局的主要目的之一是反对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带有鲜明的挽回利权色彩。他意识到外国轮船航运业对中国旧式运输业的破坏，使得江、浙一带依靠运送漕粮为生的沙船商面临着完全破产的危机。清代的漕粮本来由运河北运，道光六年（1826年），由于运河阻塞，道光皇帝下令将其改为海运。这样，在江、浙一带，逐步形成了以上海为中心的沙船商人主要行驶于北洋航道，担负着漕粮北运和其他物资转运的局面。中英《南京条约》签订后，上海以南的五个通商口岸被迫向列强开放，外国轮船航行于上海、浙江、福建、广东沿海进行贸易。由于上海以北的口岸还未开放，因而对漕运的影响并不太大。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中英、中法《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的订立，使中国沿海和长江增添了十几个通商口岸，其中有北方沿海的牛庄、登州、天津。从咸丰八年（1858年）起，外国轮船开始经营北洋航线的沿海转口贸易。当时中国的沙船商人在北运漕粮后，回程主要装载牛庄、登州等地的大豆、豆饼等物，以此为"谋生之路"，勉强与外商竞争。同治元年（1862年），由于清政府开放"豆禁"，致使"中国商船立见废弃，沿海居民生计壅阻"。①也在同治元年、同治二年期间，洋商鉴于在华经营轮船航运业大获其利的情况，即"往返一次所收水脚足敷（轮船）成本"②，便纷纷插足于这一领域的竞争，仅在这两年之中就有20家洋行在上海经营起轮船业务，可谓大利所在，趋之若骛。面对这一严重状况，左宗棠认为中国必须改变旧式的沙船运输为新式的轮船航运。他指出： 自洋船准载北货行销各口，北地货价腾贵，江浙大商以海船为业者，往北置货，价本愈增，比及南回，费重行迟，不能减价以敌洋商。日久销耗愈甚，不惟亏折货本，寝至歇其旧业。滨海之区，四民中商居什之六七，坐此阛阓萧条，税厘减色，富商变为窭人，游手驱为人役。并恐海船搁朽，目前江浙海运即有无船之虑，而漕政益难措手。是非设局急造轮船不为功。 可见，左宗棠主张自造轮船的目的带有支持中国商人同外商竞争和解决漕运两个方面的意义。当然，左宗棠因受到社会历史的局限，他当时并没有十分弄清楚兵船与商船的区别，甚至以为轮船能够兼兵船与商船之用，既有加强海防的意义，又有振兴经济的作用。所以，他建议所造轮船的船型乃兵商兼顾，"以新造轮船运糟，而以雇沙船之价给之，漕务毕则听受商雇，薄取其值，以为修造之费。海疆有警，专听调遣，随贼所在，络绎奔赴，分攻合剿，克期可至"。"故船成之后，不妨装载商货，借以捕盗而护商，兼可习劳而集费，似岁修经费无俟别筹也"。他还由此推论说："轮船成，则漕政兴，军政举，商民之困纾，海关之税旺，一时之费，数世之利也。"①这些主张的提出，对于人们逐步接受轮船这个新事物是有着积极影响的。"沙船自沪达津以月计，轮船自沪达津以日计"②，表明以轮船取代沙船的近代化趋向是不能逆转的。可贵的是，左宗棠"官轮商雇"的思想，正是适应了当时许多商人向近代轮船运输业转化的要求，从而有利于打破外国轮船商垄断中国航运业的局面。同治十一年（1872年），中国第一家近代民用企业轮船招商局在上海成立，恰恰带有对外挽回利权和对内淘汰旧式沙船而促进航运业近代化的双重作用。轮船招商局的创办人李鸿章不仅认为："各口岸轮船生意已被洋商占尽"，则"须华商自立公司"以同洋商竞争，还指出："江浙沙宁船只日少，海运米石日增，……请以商局轮船分装海运米石，以补沙宁船之不足。"③这充分显示了中国在挽回航运业利权的过程中，采用轮船运输和设立轮船公司的重要性。对此，左宗棠不无感慨他说："宗棠原奏请以新造轮船运漕，而以所雇沙船之价给之，并听商雇，薄取其值，藉以护商捕盗，与见设之招商船局所议略同。"①左宗棠的见地是先于并高出同时代其他人的。 外国资本主义侵略中国，并不是帮助中国发展资本主义，而是要把中国变成它们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这是不言而喻的。当中国处于半殖民地的状况下，外国侵略分子纷纷插足中国事务，当然不会放弃对近代新式工业的干预。对此，左宗棠采取了相对抗的态度。福州船政局创办伊始，左宗棠致函总理衙门，陈述他对于设厂造船一事"思之十余年，诹之洋人，谋之海疆官绅者又已三载"。创办之前"不得不密者，缘彼族险競嗜利，有利于我之事，彼必挠之"。西方各国"或以利器不可示人之说，行期间于外国，或以工繁费巨事难必成之说，行其间于中国，使我疑信相参，颠倒于彼术之中，而彼得久据其利。"②事实果然如此。英国驻华领事"以造船费大难成，不如买现成船为便宜"，来干扰船政局的设立。法国驻华公使也鼓吹中国自造之船，每艘较买外国现成之船，"价银总有数倍之差"。他们的用意无非是企图使清政府长期依赖外国人购买船舰，以此"为牟利之张本"。③ 左宗棠就外国茶商垄断茶叶贸易问题，主张对中国商人征收茶税不设定额，以维持华商的生计而不致于被洋商挤垮。左宗棠指出，茶叶的行销"以外洋商贩为大宗，每年春间，新茶初到，省垣洋商昂价收买，以广招徕。迨茶船拥至，则价值顿减，茶商往往亏折资本。加以浙江、广东、九江、汉口各处，洋商茶栈林立，轮船信息最速，何处便宜，即向何处售买。"①因此，华商"起运、运销茶税，碍难议设定额"。这对于保护华商是有利的。 光绪八年（1882年），左宗棠主张为徐州铜山县境内的利国煤铁矿减税，以敌洋商。是年，利国煤铁矿兴办，招商集资，设局开采。左宗棠根据矿务承办人胡思燮的呈请，上奏指出："创办之始，购办机器有费，聘请矿司有费，以及起造厂屋厂炉一切无不有费，聘请矿司有费，以及起造厂屋厂炉一切无不有费，所需成本为数甚巨。若不酌减税银，非但成本更重，而洋产亦难敌矣。"因此，左宗棠请求"减税银以期畅销"、"以维国本"。② 左宗棠还反对外商对中国纺织业的染指。光绪九年（1883年），左宗棠致函上海机器织布局的倡办者李鸿章说："上海织布局此禀，在沪华商遵案附股入局合办，似可照准。惟上年禁止机器纺纱，原以华民生计攸关为言，恐机器一行，失业者多，无从安置，故洋人亦无能相强，然觊觎之心固未绝也。兹由局禀，清华商附股合办，洋人得有藉口，必烦词絮聒，无以折服其心。与其转圜于后，不若慎之于前。"③透过左宗棠的这段话，可以看出他对华商附股合办机器织布局是赞同的。左宗棠担心的是一旦扩大华商附股入局的规模，外商便会以此为借口在华设立纺织厂，对此他是坚决反对的。因此，从上述全段函件的内容来看，左宗棠是把"恐机器一行，失业者多，无从安置"一句话作为杜外人觊觎之心、防外人藉端之口来使用的，并不表明他反对近代的机器生产。有的论者采取掐头去尾的方式，单独抽出"恐机器一行，失业者多"这一句话来论证左宗棠不重视工商业的发展，而是保固自然经济，未免与事实不符。左宗棠防止外商对中国纺织业的插足是有积极意义的。其实，早在同治四年（1865年）英商便计划在上海兴建棉纺织厂，吸收中外商人投资，由于华人"绝无顾而问者，议遂中止"。①然而，外国侵略者不甘就此罢休，19世纪70年代以后更千方百计地企图设厂制造纱布，由于清朝各方面的反对和抵制，在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前，它们设厂的阴谋活动一直未能得逞。②左宗棠可以算是反对和抵制外商在华设纺织厂的代表人物之一。 左宗棠善于把反对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同近代反侵略战争联系起来。在中法战争期间，他针对法国驻华公使福禄诺在天津议订《简明条约》的五条内容，于光绪十年（1884年）写下了《时务说帖》，其中就该约第三条内所谓的"中国宜许以毗连越南北圻之边界，所有法、越与内地货物听凭购销，商约税则务期格外和衷，其于法国商务极为有益"的论调进行了驳斥。左宗棠指出： 查越南南折西贡六省沦为异域，该国精华已竭，局势岌岌不支，犹幸有北圻堪以支格。而北圻尤滇、粤屏蔽，与吾华接壤，五金之矿甚旺，法人垂涎已久。若置之不顾，法人之得陇望蜀，势有固然。追全越为法所据，将来生聚、训练、纳税、征粮，吾华何能高枕而卧？若各国从而生心，如俄人垂涎朝鲜、英人觊觎西藏、日本并琉球、葡萄牙据澳门，鹰眼四集，圜向吾华，势将狧糠及米，何以待之？此固非决计议战不可也。……论通商，必指定南北圻交界之所设立码头，红河行船必权操自我。而与欧洲各国公立条约，皆得通商，毋使法人专利，庶彼此铃制，俾法人不另生希冀之心。如犹不从，则仍示以战。 此时左宗棠能够意识到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将导致中国面临着被列强瓜分的危局，表明他已站在时代的高度思索这一关系到中华民族存亡的问题。同时左宗棠主张同各国"皆得通商"，也反映出他的经济思想中已带有浓厚的开放色彩，而且这一思想恰是以"权操自我"为核心的。 道光十一年（1885年），左宗棠在福州奏请创办机器制糖厂时，强调必须"收回洋人夺去之利"。他指出，自与外洋通商以来，外商每年从福建购买红白糖数十万石，按说当地农民本来可以富裕起来，但他们愈加勤劳的结果却是愈来愈贫困，"考厥缘由，证诸西艺，盖中国贫农制器不精，熬煎失法，不能与外夷比"。"今外夷互市，彼精我粗，彼巧我拙，虽购华糖，并非自食"，外商在"香港等处已广设机厂，提红糖变为白糖，以其半载回彼国，半仍卖还华商，皆获重利。中国贫农之辛苦，不能自享其膏腴，岁产徒饶，利权外属，无如之何"。其实，制糖"由红提白之法，中国亦可自行"。中国设立机器制糖厂，"不夺民间固有之利，收回洋人夺去之利，更尽民间未尽之利"。他建议"先派熟知糖务之员，亲赴美国产糖之区，参观做法，购小厂机器，兼雇洋工数名来华试制"。糖厂由那些"不搭洋股"的商人"呈资入股"兴办。① （三）听任商办企业 左宗棠经济思想中能够反映中国资本主义发展趋向的部分是其听任商办的思想。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与发展没有能够像西方资本主义经历了简单协作、手工工场和产业革命后出现的大机器工业三个阶段，而是走上了一条艰难的独特道路。鸦片战争以前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已经孕育的资本主义萌芽，在封建势力的压抑下，没有发展到直接向近代工业过渡的阶段。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又斩断了中国社会经济正常发展的道路。直到19世纪60-70年代，随着中国自给自足的封建自然经济的逐步解体和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的不断扩大，才使中国资本主义民用企业的产生和发展具备了客观的条件。从70年代初开始，洋务派创办了一批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的近代民用企业。同时，一批拥有财富的地主、商人（包括买办商人）及官僚认识到投资于新式工业的好处，便把他们积累的一部分资本开始投资于洋务派创办的民用企业，还有一部分人则独自投资经营近代工业，创办了许多商办企业。这样，在兴办近代企业的过程中，官办与商办既有联系又有矛盾。特别是在企业的经营过程中，官办的弊端不断暴露，日益成为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的障碍。于是，一些进步思想家纷纷批评官办的弊害，主张商办企业。王韬（字紫诠，江苏吴县人）认为："官办不如商办，官办费用浩繁，工役众伙，顾避忌讳之虑甚多，势不能展其所长。"①郑观应说："一归官办，枝节横生，或赢或亏，莫敢过问。"②本书传主同样意识到这一问题，指出："招商办理，乃期便利。一经官办，则利少弊多，所铸之器不精而费不可得而节。"③因此，由官办而转向商办代表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方向。 左宗棠作为清政府的地方要员主张兴办近代工矿业，不反对官办企业，强调"官商合办"，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左宗棠立论的角度则是在主张官办的前提下，更侧重于商办的意义。左宗棠说："大抵矿务须由官办，无听民私采之理。惟官开之弊防不胜防，又不若包商开办，耗费少而获利多。似须以官办开其先，而商办承其后。"④这同郑观应论开矿的思想颇有吻合之处。郑观应指出：矿务"全归商办，则土棍或至阻挠，兼倚官威，则吏役又多需索。必官督商办，各有责成：商招股以兴工，不得有心隐漏；官稽查以征税，亦不得分外诛求。则上下相维，二弊俱去。"①在19世纪70年代以前，清政府对矿务控制颇严，把商人开采视为例禁。左宗棠能够提出"商办承其后"的主张是非常可贵的。 在左宗棠论述近代工矿业的言论中，对听任商办问题多次提出了颇有见地的主张。光绪三年（1877年），左宗棠在评议官办的基隆煤矿时说："即台郡近事言之，鸿荒乍辟，物产丰盈，煤矿樟脑本有可言之利。西法听商经营，官收其税，故所为多成，国计亦裕。若由官先给成本，并商之利而笼之，则利未见而官已先受其损。盖商与工之为官谋，不如其自为谋。其自为谋也尚有工与拙之分，其为官谋更可知也。" 左宗棠对西方资本主义的"听商经营"之法是赞叹不已的。光绪四年（1878年），左宗棠在新疆主张"为政先求利民"。他的利民措施之一是为农民制造适用的农具。左宗棠指出"农器为作苦所必需"，应当在乌鲁木齐开采生铁，设立铸厂。铸厂的创建"须招商办理"，不能官办，因为官办"利少弊多"，"不如其已也"。左宗棠还主张："金河一带淘取沙金，从前既未设厂，应即听民自采，官只抽分可耳。"①第二年，左宗棠在批复其部下禀请是否到远离肃州八百里的山中采金问题时指出："官采不能获利，徒耗采本，应作罢论。"②左宗棠还在新疆提倡使用制钱，主张"开设钱店汇庄，应候地方富庶，商贾流通，听民自谋，无须官为之强，强也不行也。"③ 左宗棠认为经营商务要按"商规"办理。光绪八年（1882年），他在徐州利国矿务招商章程的批示中指出："集资开采利国驿煤铁，仿用西洋，购买机器、铁炉，酌雇一二洋人管理机器，事属可行。""所请矿务一应事宜，概照买卖常规，以免糜费，最为扼要。"集商招股中"商本赢亏"均"由商任"。④在官办与商办这一组关系中，前者体现的是清朝封建政权对企业的控制，后者反映的则为新兴的资本主义力量在企业中的活力。左宗棠对官方办企业的弊端给予了充分的揭露，并且指出"以官经商可暂而不可久"⑤，表明他的经济思想已开始冲出封建传统思想的樊篱而逐步跨入资本主义思想的门槛。他上述思想言论的归结点即是："听商经营"，"听民自采"。左宗棠的这一思想有利于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综观左宗棠的经济思想，他对关系国计民生的农业和工商业均提出了具有进步意义的思想。当然，左宗棠在对待农业同工商业的关系方面，虽然都予以重视，强调"以农为经，以商为纬"，但他仍然摆脱不了传统的本末观的影响，这是毋庸讳言的。如左宗棠认为："税厘一项，取之商贾较之取诸农民本末攸分。"①他还说："民安于陇亩，人心既固，民气自强。彼以逐末而终致贫寡者，我以务本而自致富强。"②说明左宗棠在农业和工商业的重心方面有偏重于农业的倾向。然而，必须明确的是，左宗棠并不是要限制和阻止工商业的发展，而是大力主张振兴工商业，通过盐务和茶务的改革以纾商力，通过自办工商业以挽回被外人夺去之利，通过提倡听任商人办理企业以增强经济活力，这是有助于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壮大的，左宗棠经济思想的主导方面顺应了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潮流。 ②《管子·小匡》。 ③《商君书·弱民》。 ④《管子·立政》。 ⑤《商君书·外内》。 ⑥《韩非子·五蠹》。 ①《中国经济思想简史》，上册，第145-14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 ①《变通试办茶务章程》，《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452页。 ②《闽商力顾票运课厘恳免兼征帑息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3册，第95页。 ③《闽商应带完课银请归票运案内收算划完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3册，第75页。 ④《闽盐票运成效截数造报拟请著力定章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3册，第91页。 ⑤《沥陈闽省鹾务积弊请试行票运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2册，第132页。 ①《沥陈闽省鹾务积弊请试行票运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2册，第132页。 ②《沥陈闽省鹾务积弊清试行票运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2册，第133页。 ③《两浙商盐议请试行票运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1册，第530页。 ①《沥陈闽省鹾务积弊请试行票运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2册，第134页。 ②《沥陈闽盐试行票运情形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2册，第323页。 ③《沥陈闽盐试行票运情形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2册，第324页。 ④《沥陈闽盐试行票运情形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2册，第325页。 ①《闽盐票运成效截数造报拟请著为定章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3册，第90-91页。 ②赵尔粪等：《清史稿·陶澍传》，第38册，第11606页，中华书局1977年版。 ③［清］林则徐：《甲午纲淮北盐课奏销额款全清折》，《林则徐集》奏稿，上册，第318页，中华书局1965年版。 ④［清］魏源：《淮北票盐志叙》，《魏源集》，下册，第439页。 ①《筹办淮鹾力图兴复引岸折》，《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五九，页一一。 ②《筹办淮鹾力图兴复引岸折》，《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五九，页一五。 ①《变通试办茶务章程》，《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451-453页。 ②《清将浙籍商船停免船捐片》，《左宗棠未刊奏折》，第152页，岳麓书社1987年版。 ③《请敕部核销甘省部司各钞票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5册，第433-434页。 ①《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七，页五○。 ②［清］徐润：《徐愚斋自叙年谱》，《洋务运动》（资料丛刊），第8册，第96页。 ③《拟购机器雇洋匠试造轮船先陈大概情形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3册，第60-61页。①《拟购机器雇洋匠试造轮船先陈大概情形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3册，第62-64页。②《同治十一年四月初一日沈葆桢折》，《洋务运动》（资料丛刊），第5册，第115页。 ③《试办招商轮船折》，《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二○，页三二至三三。 ①《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三，页四一。 ②《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八，页六二。 ③《海防档》（乙），《福州船厂》，第1册，第13-14页。 ①《闽省征收起运运销茶税银两未能定额情形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3册，第160-161页。 ②《开采徐州铜山县境煤铁援案请减税银折》，《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五九，页七二。 ③《与李少荃傅相》，《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二六，页三一至三二。 ①《申报》，1879年3月21日。 ②李时岳、胡滨：《从闭关到开放--晚清"洋务"热透视》，第215页，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①《时务说帖》，《左宗棠全集》札件，第577-579页。 ①《试办台糖遗利以浚饷源折》，《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六三，页五四至五五。 ①［清］王韬：《韬园文录外编》，卷一○，页三○一。 ②［清］郑观应：《船政》，《郑观应集》，上册，第212页。 ③《署镇迪周道崇傅禀乌垣等处善后事宜并金巡检劣迹及捕蝻诸事由》，《左宗棠全集》札件，第428页。 ④《与周渭臣提军》，《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二三，页二四。 ①[清]郑观应：《开矿·上》，《郑观应集》，上册，第704页。 ②《答何小宋制军》，《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九，页七。 ①《署镇迪周道崇傅禀乌垣等处善后事宜并金巡检劣迹捕蝻诸事由》，《左宗棠全集》札件，第427-429页。 ②《刘道璈禀省城东关外地方宽厂堪以建造机器房屋由》，《左宗棠全集》札件，第443页。 ③《札镇迪周署道筹办善后事宜》，《左宗棠全集》札件，第526-527页。 ④《徐州道详转陈胡恩燮拟办利国矿务招商章程由》，《左宗棠全集》札件，第466页。 ⑤《试办台糖遗利以浚饷源折》，《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六三，页五五。 ①《巩秦阶唐道启荫洋据阶州禀报商民滋事厘局一案由》，《左宗棠全集》札件，第213页。 ②《病势增剧恳恩开缺回籍折》，《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五九，页六四。 第三章左宗棠的文化思想 左宗棠说过，他"不为名儒，即为名将"，展示出其人生追求的价值取向，表明他是怀有当一"名儒"抱负的。左宗棠还常常以"一介寒儒"自称，也说明他把自己纳入通儒学的文化人圈内。左宗棠从幼年起便诵读《论语》、《孟子》，兼读《大注》，青少年时代一面学制艺，应科举，一面研学经世有用之书，形成了自己的文化观。他对儒家学说尊崇备至，表示要"纳轨躬儒行"，强调"儒术盛而世教修"。他尤其重视程朱理学，决心"格以程朱为宗"。他将传统文化中精华部分的"通经致用"之说发扬光大，反复强调"穷经将以致用"，大力提倡实学，主张"实事求是"。因左宗棠所处时代的缘由，西学东渐的风风雨雨已对中国原有的以儒学独尊于思想文化界的结构予以冲击，左宗棠很快适应了新的文化氛围，反对当时居正统地位的"严夷夏之大防"，视西学力"奇技淫巧"、"雕虫小技"的思想，承继鸦片战争以来林则徐、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阐发"中不如西，学西可也"的观点，形成了具有开放意识的新型文化观。 第一节"俗以程朱为宗" 左宗棠终其一生都服膺儒家学说，这是毫无疑问的。但左宗棠对儒学的两个主要流派宋学和汉学则是褒贬不一的。他对以程朱理学为代表的宋学倍加尊崇，主张"恪以程朱为宗"，"以程朱为准"，"宗程朱以探原孔孟"。①他对汉学，特别是清代乾嘉年间盛行的以训诂考据为特征的汉学则多有微词，指出："自乾隆中叶以来，声音训诂校雠之习盛，士竞时局，逐声气，以搏击儒先为能，放言无忌。"②"近世士大夫专尚考证、训诂、书数之学，以窥隙攻难为功，至标立汉学名字号召后进，于书之言身心性命者相戒为空疏迂阔之谭，弃置不一顾。其甚者乃敢躬冒不匙，轻议先儒，及问以四子书义，不能答，尝以利害细故，颓乱而无所守。"③为此，左宗棠主张"箴汉学之膏盲，而一以朱子为归"，以实现"儒者传道报国之功"④，并达到"入宋儒之堂奥"⑤的目标。 左宗棠所尊崇的宋学是宋儒以理学为代表的义理之学。宋学产生和发展的大致脉胳是：北宋新王朝建立后，当时儒家的思想家们，在儒、释、道三家长期相互斗争、相互渗透的基础上，以孔孟学说为主，吸收各家之长，建立了以理学为名的新儒学。先有孙复、石介、胡瑗等"北宋三先生"首倡儒学，紧接着周敦颐提出太极图，邵雍发挥《周易》先天学，张载论气为万物本体，程颢、程颐兄弟大谈天理，以理为宇宙存在的根据。至此，游离孔子思想实际的新儒学体系基本完成，因为特别重视道或理，所以称为道学或理学。南宋朱熹以程颐的学说为主，吸收各家之长，建立了所谓程朱理学。与朱熹同时的陆九渊，发挥孟子和程颐的学说，明代王守仁又发展了这个学说，建立了所谓陆王心学。在这两派之外还有张载、王廷相、罗钦顺等人的学说。①在理学几百年的发展史上，程朱派是主流派。②程朱理学具有理论创新和为统治者利用的双重效应。它发前人之所未发，遂别成为一时代之学术。③它作为由宇宙本体的"天理"，到完美人格的修养所组成的一个有机的学说体系，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官方的正统思想④，在宋、元、明三朝地位极尊。即使在清初出现了批判理学、复兴汉学的社会思潮，程朱理学在文化思想界的正统地位仍旧保持。康熙皇帝即有崇奖朱学之举。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康熙皇帝特颁谕旨，将朱熹由孔庙两庑升祀大成殿十哲之次。康熙皇帝还在《朱子大全序》中称赞朱熹道："集大成而绍千百年绝传之学，……启愚蒙而定亿万世一定之规。"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在清代仍当作士人必修的教科书、科举考试的标准答案，任何要想取得科甲功名的人不读此书是过不了关的，程朱理学对文人的影响可见一斑。 以"寒儒"自诩的左宗棠正是把程朱理学视为圭臬，在其一生中表现出对程朱理学是何等的顶礼膜拜。左宗棠在给友人的信中说，"紫阳学统，弟何能窥其百一，然自六岁读《论》、《孟》时，即兼读《大注》。""九岁学作制艺，先子每命题，必令先体会《大注》，一字不许放过。"①紫阳学统，即朱熹理学的学统。②左宗棠在少年时代，就深受朱熹学说的熏陶。稍后，左宗棠在家塾和亲戚的学塾中分别找到广西理学家陈宏谋的五种遗规、河南理学家张伯行的《正谊堂汇刻》，对此细心研读。左宗棠十九岁时考入长沙城南书院。该书院与岳麓书院、石鼓书院并列为湖南三大书院，均为理学阵地。朱熹曾讲学于岳麓书院，自然对湖南士子沿袭的尊奉程朱之学风有极深的影响。左宗棠在城南书院受到了宿学名儒、书院山长贺熙龄的器重，被"诱以义理经世之学"③，左宗棠在书院也潜心"寻绎汉宋儒先遗书"。④左宗棠21岁时，于朋友"周铁樵裕梓案上，见正谊堂所刊儒先遗书十数种，中有清献陆先生《读朱随笔》一册，尝手钞以视贺侍御师及耦耕尚书"。①《读朱随笔》乃清朝康熙年间著名理学家陆陇其研究《朱子大全》的著作，该书对朱子之书"摘其精蕴，分条纂录，而各加案语以申之"②，在清代素为尊奉理学者所重视。左宗棠将此书逐字逐句地抄录下来，当作珍品送给贺长龄（耦耕尚书）、贺熙龄（贺侍御师）阅看，以示他对恩师教诲的报答，从这里也可看出左宗棠对程朱理学是多么的崇拜。左宗棠26岁主讲醴陵渌江书院时，依据朱熹编撰的《小学》，"撮取八则，订为学规，以诏学者。月朔望会订功课日记，为之引掖而督勉之"。③左宗棠48岁入官后，不仅以义理之学相标榜，还在为官治所大量刊刻理学著述，希冀于此来保住程朱理学的正统地位。他率楚军居江西婺源时，颇为自己能来到朱熹的故土而自豪。他说："婺源为朱子阙里，夙称文献之邦。"④在婺源，他下令以程朱理学教谕百姓，并同理学家夏炘"论学甚欢"。夏炘记述道："左公讲朱子之学，见余《述朱质疑》而善之。"⑤夏炘赠送给左宗棠"《小学》、《孝经》、《近思录》、《四书》四种，刻本极精"，左宗棠把这些书转交给在湖南家乡的儿子"好为藏之"，表示"若我治军之暇尚有余力，当翻刻《小学》、《孝经》、《四书》、《近思录》四种以惠吾湘士人。"⑥左宗棠任闽浙总督时，以闽中为理学之邦，思有以"续闽学之绪"。闽学，即朱熹创立的理学学派，因朱熹大半生在福建讲学得名。清康熙朝理学家张伯行曾任福建巡抚，号清恪公，编有《正谊堂全书》，收入程朱学派之书55种500余卷，收录原则为"必须与程朱相合的话始行录入"。①左宗棠为自己能总督闽浙、莅官福建而自豪，认为这是他倡行闽学的大好时机，便在福州设立正谊堂书局，厘订重刊《正谊堂全书》。他在《创设正谊堂书局告示》中指出："曩者仪封张清恪公孝先生之抚闽也，与漳浦蔡文勤公闻之先生讲明正学，闽学大兴。清恪汇刻儒先遗书五十五种，扫异学之氛雾，入宋儒之堂奥。本爵部堂乡举以后，即得是刻残编读之，以未睹全书为歉。兹来清恪旧治，亟询是书，仅存四十四种，而鳌峰书院所藏版片蠹蛀无存矣。爱择省会文昌宫设正谊堂书局，饬司道筹款，就所存本先付手民开雕，余俟访寻续刻。书成散之各府县书院，俾吾闽人士得以日对儒先商量旧学，以求清恪、文勤遗绪。"②他还颁布了《正谊书局章程》，对刊刻《正谊堂全书》作了详细的规定，其中要求"分校者按卷先读一遍，校一过。将副本及别刊本再校一过。破蛀者补缀完善"③，以确保这套丛书的质量。该书从同治五年（1866年）开雕，至同治八年（1869年）竣工，成为宋儒理学著作之渊海。左宗棠为福州正谊书院写下联语，希望书院能培养更多的闽学后继者。 联语写道： 青眼高歌，异日应多天下士； 华阴回首，当年共读古人书。① 左宗棠在为此联作的按语写道："卅年前湘塾见正谊堂刻儒先书廿余种，心诚好之，以不得见全编为憾。持节来闽，访求清恪汇刻旧本，盖亦仅有存者。同治五年春，自粤班师回闽，开正谊堂书局，属同人搜致开雕，意将以此绪闽学之绪也。工未半，复奉西征之命。临行，同学诸子请数语志诸楹间，遂书此示之，并以为别。"②左宗棠在任陕西总督期间，还根据不同省区的地方文化特色推行他的主张。他在陕西强调恢复宋学的另一重要学派关学。关学为北宋张载创立的理学学派，因张载长期在陕西关中地区讲学而得名。二程弟子认为关学来源于二程的洛学③，杨时说："横渠之学，其源出于程氏，而关中诸生尊其书，欲自为一家。"④尊奉理学的左宗棠自然对张载的关学也倍加推崇。他在泾阳力主兴复学舍，即使"费至数千金，以惠寒畯"，也要"复勤旧业"，"将见儒术盛而世教修，关学遗风无难复振于今日"。⑤张载于儒家《六经》研究较深，关学即以此为特征。左宗棠在陕西和甘肃复刻《六经传注》，"但愿边方髦俊熟读深思，庶延关学一线，老夫亦不枉此一行也"。他指出："晚近读书，不知讲明义理，藏之心而体之身，但以之习章句，博科名，以求世俗所为富贵利达而已，此心何可令古昔圣贤见乎？"①左宗棠在督办新疆军务期间，针对民众"鲜明义理"的状况，刊刻发布了道光朝钦颁《敬阐〈圣谕广训·黜异端以崇正学〉韵文》，以此来提倡"正学"。左宗棠说："何为正学？今学校中所奉之先师孔子，乃我中国第一圣人。所传授的学问，皆是堂堂正正，无一毫偏倚，是以唤做正学。"他强调将崇正学的这篇韵文遍颁乡塾，"诚使乡塾子弟无不诵习，为父兄者更为之讲解详说，则吾民亿万年皆享升平之福矣。"他引用了程、朱的话，指出："程子尝言：'古诗简奥，欲别作诗令学者朝夕歌之，似当有助。'朱子亦言：'《曲礼》中所有韵语皆古人教小儿遗文。'恭读宣宗成皇帝钦颁《黜异端以崇正学韵文》一篇，并谕令乡塾童子诵习，与程、朱两大儒教人之意若合符节。"② 从上述内容来看，左宗棠对程朱理学确实达到了虔敬信服的程度。进一步考察他的思想渊源，可以看出左宗棠在以下五个方面直接继承了程朱理学的宗旨。第一，理气论。 在中国哲学中，理和气是两个不同的范畴，前者指事物的条理、规律或准则，后者泛指一种细微的物质。程颖、程颐把理视为宇宙的最高本体，认为："理则天下只是一个理，故推至四海而准。须是质诸天地、考诸三王不易之理。"①他们在论述理气关系时，不仅主张理在气先，还认为理是永恒存在的，而气则有生灭。朱熹继承并发展了二程的理气说，进一步认为理作为太极，是天地万物的本源。他说： "圣人谓之太极者，所以指夫天地万物之根也。"②"所谓太极者，合天地万物之理而一名之耳。"③同时，朱熹虽然也认为理气不离，"天下未有无理之气，亦未有无气之理"④，但他仍强调理本气末。可见，程朱理学的理气论实质上是理本体论，它的理论作用显然在于论证封建制度的永恒性。左宗棠承袭了程朱理学的理气论，形成了为清王朝封建统治效力的世界观。他说：世有升降，升降者，运数使然，非道有隆污也。气有强弱，强弱者，禀赋使然，非道有异同也。是故就文而言，则朝代家数之分有之，至语夫道，则其原出于天，其是衷诸圣，亘古今来之易也。很明显，这段话的立意在于说明天理之道不可改变，道出于天，是不能更易的，与二程的说法相通。左宗棠还说："设位而以易行，是天地者易之门也，而以观于圣。无极往而太极出。当夫机椷未析，圣人原与天下共其本原。理所触而气以附，气所附而形以全。"①此说类似于朱熹的观点。第二，理欲观。 程朱理学的中心内容是把理欲观与天理论联系起来，使之成为其伦理文化的核心环节。程颢、程颐说："人之所以为人者，以有天理也。天理之不存，则与禽兽何异矣。"②朱熹对此加以发挥，提出"存天理，灭人欲"的理论。他说："天理人欲，不容并立。"③"人之一心，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④因此，朱熹主张"革尽人欲，复尽天理"。宣扬"学者须是革尽人欲，复尽天理，方始是学"。⑤ 程朱理学的理欲观是一种反人道的理论，它的作用是在于让人们放弃任何欲望，而听命于封建专制政权的统治，以"灭人欲"来维持封建主义的"天理"得以永存。左宗棠同样主张去人情之逸乐，而维护所谓的天理。他说： 人情耽于逸乐，当无事之时，觉眼前无复可虑，耳目口体之欲日盛，而天理日见其消亡，冥然顽然仅存入形而已。本然之善，具之生初，所谓性也。然四端初发，非忍则不能坚，非坚则不能达。善念之起，若存若亡，旋生旋灭，所谓务决去而必得者无有也。浮游其耳目，陷溺其心思，而善念日销，恶念日积矣。 这就是说，人的欲望日盛，"而天理日见其消亡"。要存天理，就须从忍、坚、善等做起。左宗棠还说："近日人心，只自私自利四字，蚀尽无他，学术不明，天理澌灭故也。"②比较程、朱与左宗棠的言论，其共同之处都是把天理与人欲对立起来，主张存天理而灭人欲。所不同的是，程、朱所处的时代还在大谈天理，反对人欲，此说盛行于宋、元、明三朝。但经几百年的时代变迁，左宗棠所面对的则是人欲盛而"天理"亡的局面。于是左宗棠竭力主张倡程朱之学术，复兴濒临澌灭的"天理"，借以维护清王朝的统治。所以，左宗棠一生都以清朝的忠臣自诩，且受到清廷数十次颁谕嘉奖，是不足为怪的。第三，性与理。 性是关于人的本质的概念。宋儒以前有孟子的性善说，荀子的性恶说和由董仲舒开其端而经韩愈承其后的性三品说等等。程朱派理学家另辟蹊径，把性纳入理的范畴，以理为宇宙的本源，也以理为人性的本质，提出"性即理也"的观点，从而湮灭人性，去追求所谓的"理"。二程说："在天为命，在义为理，在人为性。""性即理也，所谓理，性是也。"①朱熹说："性，即理也。天以阴阳五行化生万物，气以成形，而理亦赋焉，犹命令也。于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赋之理，以为健顺五常之德，所谓性也。"②左宗棠则把性与道联系起来，提出"性受于天"，"道可见性，而性不外道"的主张，同程朱理学的"性即理"的论述并无二致。他说： "性皆受于天。天无私于圣，降衷之所以有恒；圣不必求寄于天，率性之所以明道。……是人离性以求性，而性不存；圣本性以求性，而性无不存也，则存存之说也。而性功至矣，而道义出矣。盖性居夫道之先，道可见性，而性不外道。即见道，即见性，见道见性，即见易也。操修在一己，夫固有恃原而往者焉。性为义之本，义以成性，而性先有义。即见义，即见性，见义见性，即见易也。"③无论是左宗棠的性即道，还是程朱的性即理，都是把"道"或"理"作为"性"的本质来看待的。程朱即认为道、理、太极三名一实，均指宇宙的本原和规律，并对道赋予理学的道德准则，左宗棠论证"道可见性，而性不外道"的目的显然是要求在谈论人的本质这个"性"的概念时，要服从于封建统治这个"道"的规范。第四，"涵养须用敬"。 涵养，指人的身心道德方面的修养。程朱学派在论述作人之道方面，强调要"用敬"来达到致圣的目的。程颐说："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①意思是说人在身心道德修养方面要"持敬"，在读书方面要穷理而致知。左宗棠在道德行为的修养方面，多次引用程颐"涵养须用敬"的话来作为自己的座右铭。他说： 宗棠自维气质粗驳，动逾闲则，年来颇思力为克治，冀少变化其旧。然而，消融不尽，乖戾时形，即或稍有觉察，旋自宽假，病根蟠固愈深，随处辄见。寻思致此之由，觉先儒"涵养须用敬"五字真是对症之药。现已深自刻励，严为课程，先从寡言、养静二条实下功夫，强勉用力。② 左宗棠在教导儿子读书写字时说："读书先须明理，非循序渐进，熟读深思不能有所开悟。""即如写字，下笔时要如何详审方免谬误。""程子作字最详审，云'此即是敬'，是一艺之微亦未可忽也。潦草即是不敬，虽小节必宜慎之。"③"儿志在读书，吾所深喜，然程予以玩物丧志为嗜书不知要者戒，亦所当知。"①第五，义利之辨。 义利之辨是关于道德行为和物质利益或功利关系问题的讨论。孔子提出"义然后取"和"见利思义"②的命题，强调"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③在义和利的问题上达到了辩证的统一。然而，董仲舒却对孔子义利观的本义予以篡改，宣扬"正其谊（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④二程和朱熹更把义和利对立起来。二程说："大凡出义则入利，出利则人义。天下之事，惟义利而已。""圣人以义为利，义安处便是利。"⑤朱熹说："义者，宜也，君子见得这事合当如此，却那事合当如彼，但裁处其宜而为之，则无不利之有，君子只理会义，下一截利处更不理会。""小人只理会下一截利，更不理会上一截义。盖是君子之心，虚明洞彻，见得义分明。"⑥ 那么，本书传主是怎样样看待义利之辨的呢？左宗棠在青壮年居家时期曾写过一篇《名利说》，对名与利的关系及利义之辨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指出： "天下员顶方趾之民无算数，要其归有二，日名也，利也。人率知之，能言之。然试察其志之所分与其途之所自，合则亦日利而已矣，乌有所谓名者哉！名有三，日道德之名，文章之名，一艺一伎之名。古人吾弗能知，吾思夫今人之于名。以道德名者，人因其道德而名之乎？抑己因其名而道德者也？或市于朝，或市于野，归于厚实已矣。以文章名者，亭林顾氏所谓巧言令色人哉？负盛名招摇下天，屈吾身以适他人之耳目，期得其直焉，不赢则又顾而之它尔。以一艺一伎名者，其名细，今之君子不欲居，然亦百工之事也。吾益人而不厉乎人，尽吾力食吾功焉，斯亦可矣。顾伎庸术劣，抑人炫己以求自利者又何比比也！徇私灭公，适己自便，此皆宋儒谢氏所谓小人儒者也，利也。夫恒情所谓求利者有其具，农之畔，工之器，商贾之肆，此以其财与力易之者也。此之所谓求利者亦有其具，不以其财，不以其力，以其廉耻易之而已。诗日："不素餐兮"，"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悬貆兮"。古人盖以为诧矣，今何以恬然若无足深诧，且相与睨而艳之，恤恤乎恐彼之不如耶？廉耻之道衰，嗜利之心竞。意其弊必有受之者，而非斯人之谓哉？" 从这篇《名利说》的内容分析，左宗棠对待名与利的基本看法有三点：其一，他对天下趋利忘义的社会现象深为担扰，试图以宋儒的理论去辨析义与利的关系。他认为天下虽有名和利两个概念，但根本的一个便是利字，为名也是为利，名与利"合则亦曰利"，"乌有所谓名者哉"。如那些以道德为名者，并不是因为他们有了美德才得到名，也不是因为他们有了名便有好的道德，他们不过是"或市于朝，或市于野"，取得有道德之名完全是为了利。以文章名者同样以其"盛名招摇天下"，目的还是为了利。他们"徇私灭公，适己自便"都是嗜利忘义，他们都是来儒所说的"小人儒者也"。因此，左宗棠所担心的是"廉耻之道丧，嗜利之心竞"，只好搬出宋儒的"圣人以义为利"的古时丹。其二，左宗棠固然承袭朱熹之说认为一艺一伎之名"今之君子不欲居"，但重要的是，左宗棠对从事一艺一伎为业之人通过"尽吾力食功"表示赞赏，表明他对从事劳动所取得的名和利都是认可的。他指出"农之畔，工之器，商贾之肆，此以其财与力易之者"。他的这种名利观有利于农、工、商的发展。其三，左宗棠对于那些"不以其财，不以其利，以其廉耻易之"的求利者给予批评，并引用《诗经·伐檀》中的名言，指责不劳而获者采取卑劣的手段所得到的利。这与孔子的"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的观点十分吻合。 当然，左宗棠在义利辨中不能不深深烙下以程朱为宗的痕迹，他在为官期间触及到义与名利的问题时，仍旧从程朱理学寻求理论依据。他说： "程子云："一命之士，存心利物，于世必有所济。"不佞窃取此意，亦谓："一命之士，存心报国，于国必有所济。"唯存心为一已之私者无取焉。一己之私谓何？名也，利也。心在名利，则为私之念多，为公之念少；为私之念重，为公之念轻，天下将何赖焉？" 经过左宗棠的发挥，他把义升华到"存心报国"的高度来认识，这就带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了。需要指出的是，左宗棠在义利之辨中，所反对的"利"是指那些以道德之名、文章之名取利的人，还有那些伎庸术劣抑人炫己以求自利者，以及那些不以其财和力而以其廉耻取利的人，这些人一心追逐名利，自然"为私之念多，为公之念少"，如此嗜利可以说是见利忘义。反而左宗棠对一艺一伎为名者以尽其力、食其功利的做法表示赞同。因此，不能把左宗棠完全说成是一个反对谈利的人。 左宗棠把名和利作为两个同一性质的概念加以论述，名和利的归结点为"合则亦曰利"。以往一些论者在关于左宗棠名利说中常常把"名"与"义"作为相同的概念来论述，认为"名"与"利"的关系即"义"与"利"的关系，这是不妥的。 从左宗棠的义利之辨来看，左宗棠指责的"名"与"利"是自私自利的利，是见私利而忘大义的利，这种利是不可取的。而对于可取的利，即在本书关于其经济思想一章中所论述的兴农业之利，振兴工商之利，挽回洋人夺去之利，等等，左宗棠则是大力提倡的。 ①《南菁书院题额跋尾》，《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294、295页。 ②《〈马征君遗集〉序》，《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251页。 ③《陶文毅公节书冯定远〈杂录〉跋后》，《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278页。 ④《〈马征君遗集〉序》，《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251页。 ⑤《创设正谊堂书局告示》，《左宗棠全集》札件，第550页。 ①匡亚明：《孔子评传》，第382-383页，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②阎韬：《孔子与儒家》，第76页，山东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 ③柳诒徵：《中国文化史》，上卷，第20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年版。 ④赵吉惠等主编：《中国儒学史》，第549页，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①《〈正谊堂全书〉卷首·与杨雪沧书》，见罗正钧：《左宗棠年谱》，第4、5页。 ②由于朱熹的父亲曾读书于安徽歙县的紫阳山，朱熹居住于福建崇安时题名书房为"紫阳书室"，朱熹因此被学界奉为紫阳先生，其学派为紫阳学派。 ③[清]左孝同：《先考事略》，见罗正钧：《左宗棠年谱》，第8页。 ④《〈正谊堂全书〉卷首·与杨雪沧书》，见罗正钧：《左宗棠年谱》第8页。 ①《〈正谊堂全书〉卷首·与杨雪沧书》，见罗正钧：《左宗棠年谱》，第11页。 ②《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③《上贺庶农先生》，《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页六。 ④《与孝威》，《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35页。 ⑤［清］夏炘：《景紫堂集·自订年谱》。 ①［清］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朱维铮校注，《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第208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 ②《创设正谊堂书局告示》.《左宗棠全集》札件，第550页。 ③《正谊书局章程》，《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450页。 ①《福州正谊书院》，《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471页。 ②《福州正谊书院》，《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471页。 ③洛学力北宋程颢、程颐创立的理学学派。因二程长期在河南洛阳讲学而得名。 ④［宋］杨时：《杨龟山集》，卷五。 ⑤《泾阳绅士姚德禀捐建泾千学舍请书匾额由》，《左宗棠全集》札件，第155页。 ①《岷州吕牧恕禀请颁发书籍由》，《左宗棠全集》札件，第294-295页。②《黜异端以崇正学示》，《左宗棠全集》札件，第568-571页。 ①[宋]程颢、程颐：《河南程氏边书》，卷二。 ②[宋]朱熹：《朱子语类》，卷九四。 ③[宋]朱熹：《朱文公集》，卷七八。 ④[宋]朱熹：《朱子语类》，卷一。 ⑤《答吴南屏》，《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三，页二八。 ①《会试文·成性存存道义之门》，《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417页。 ②［宋］程颢、程颐：《粹言》，卷二。 ③［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孟子集注》，卷五。 ④［宋］朱熹：《朱子语类》，卷一三。 ⑤［宋］朱熹：《朱子语类》，卷一三。 ①《与陶少云》，《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七，页二九。 ②《答王璞山》，《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二，页四三。 ①［宋］程颢、程颐：《河南程氏遗书》，卷一八、二二。 ②［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庸章句》。 ③《会试文·成性存存道义之门》，《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418页。 ①［宋］程颢、程颐：《河南程氏遗书》，卷一八。 ②《上贺庶农先生》，《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页一○。 ③《与孝威》，《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32页。 ①《与孝威》，《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165页。 ②《论语·宪问》。 ③《论语·述而》。 ④《汉书·董仲舒传》。 ⑤［宋］程颢、程颐：《河南程氏遗书》，卷一一、一六。 ⑥［宋］朱熹：《朱子语类》，卷二七、五一。 ①《名利说》，《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243-244页。 ①《光禄寺典簿陈彝爵禀由山西取道赴辕听候差遣由》，《左宗棠全集》札件，第102页。 第二节"穷经将以致用" 穷经致用，通经致用或经世致用，是左宗棠文化思想中既与儒学传统相联系、又同近代社会实际相结合的"务实"思想。 孔子收徒授学，号称弟子三千，其中身通"六艺、者七十二人，培养了一批经邦治国的有用人才，这固然与孔子的谆谆教诲有关。他对弟子说："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亦奚以为？"①他还注重道德教育，主张"博学于文"②和"行己有耻"③，提倡学与行的结合。这便是孔子创立原始儒学所倡导的学以致用的学风。 孔子之后，儒学在其两千年的发展史上，可谓学派林立，各有其说，致使孔子思想的原貌被其崇拜者在阐释过程中改变了原有的形态。尤其是宋明理学大谈天理、理欲、人性、心性，抽象化地把孔子倡导的经世意图演绎到空疏清谈，脱离了儒学经世的轨道。于是，明末清初特别是有清一代，在思想文化领域出现了通经致用思潮滥筋与勃兴的新格局。 清初大儒顾炎武上承晚明思想家高攀龙"学者以天下为任"④、"徐光启"率天下之人而归于实用"⑤的主张，以"天下兴亡，匹夫固宜有责"自勉，楬著"经世致用"的徽帜，以"其意气魄力，自足以领袖一代之风尚矣"。①顾炎武的文化思想以"崇实致用"的实学思想为特色。他摈弃"明心见性空言"，代以"修己治人之实学"②，主张"凡文之下关于六经之指、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③，强调"务本原之学"。④他针对明代"言心言性"，"置四海之困穷不言，而终日讲危微精一之说"的空疏浮泛学风，重新发挥了孔子"博学于文"、"行己有耻"的积极思想，将其实学思想建立在博学与行己相联系的基础之上，并以此为"圣人之道"来鼎力倡导。他指出： 所谓圣人之道如之何？曰"博学于文"，曰"行己有耻"。自一身以至于天下国家，皆学之事也；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来、辞受、取与之间，皆有耻之事也。耻之于人大矣！不耻恶衣恶食，而耻匹夫匹妇之不被其泽。故曰"万物皆备于我，反身而诚"。呜呼！士而不先言耻，则为无本之人；非好古而多闻，则为空虚之学。以无本之人而讲空虚之学，吾见其日从事于圣人而去之弥远也。 他认为只有做"行己有耻"的有本之人和治"博学于文"、"好古而多闻"的务实之学，才能达到"圣人之道"的境界。 与顾炎武同时代的黄宗羲、王夫之也提出了通经致用的思想。黄宗羲主张"治天下，为民用"，强调"经世应务"，认为"经术所以经世，方不为迂儒之学"。①王夫之同样认为研究学术是为了"述往以为来者师"，以实现"经世之大略"。②顾、黄、王的主张在清初形成了以经世致用为目的的健实学风。 顾炎武在治学方面，主张复兴汉代的经学，提出"理学，经学也"③的新说，强调"治经复汉"，指出："经学自有源流，自汉而六朝，而唐而宋，必一一考究，而后及于近儒之所著，然后可以知其异同离合之指。"④当然，顾氏所复兴的经学不是以阐发经文微言大义为特色的今文经学，而是以对经文进行考据和训诂为特色的古文经学，他"治音韵为通经之纶，而通经为明道之资。明道即所以救世，亭林之意如是"。⑤他"学有本源，博赡而贯通，每一事必详其始未，参以佐证，而后笔之于书"。⑥他是以"通经致用"为目的开创清代以考证之法研究经学的大师。 然而，在清乾隆、嘉庆年间继顾氏而起的以振兴汉代古文经学相标榜的汉学家们，固然沿袭了顾炎武等人倡导的考证、训诂的朴实治经方法，并且在学术研究方面做出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乾嘉之际所兴盛的以考据学力特征的清代汉学，又使得这些汉学家们面对故纸，专重名物的考究、文字的训诂和典章的钩稽，却抛开了顾氏崇实致用的治学之本。他们"为考证而考证，为经学而治经学"①，致使乾嘉汉学在经世的功能方面几乎误入"万马齐暗"的泥潭而不能自拔。 但是，清朝的统治自乾隆中后期起开始由盛转衰，嘉道之际社会危机不断加剧，这又不能不使许多学者重新审视儒学经世致用的内在价值，主张冲破汉学脱离实际、繁琐考据的藩篱。于是，自嘉庆未至道光、咸丰年间，在学术文化思想领域，出现了今文经学批判汉学和宋学抨击汉学以重振经世致用实学的两条思想脉络。今文经学派主张"引经致用"，以刘逢禄等人开其先，其弟子龚自珍、魏源等人承其后。魏源指斥汉学"锢天下聪明智慧使尽出于无用之一途"。②治宋学者批驳汉学"驳杂细碎"，从恢复理学正统地位和反对"汉学专制"的角度，试图通过提倡义理之学和经世实学来达到挽救清朝衰世的目的。曾国藩、左宗棠、张之洞等人基本上沿顺着这条路径而走上了经世致用之途。 前面谈到，左宗棠主张"恪以程朱为宗"，表明他是以宋学为圭臬的。左宗棠的义理、经世之学得力于他的老师贺熙龄的诱导。道光年间宋学家唐鉴曾这样评价贺熙龄："君掌教城南，辨义利，正人心，谕多士，以立志穷经为有体有用之学。"③左宗棠在城南书院师从贺熙龄，贺对"其教诸生，诱以义理经世之学，不专重制艺帖括"，于左"尤加器异"。①贺熙龄对左宗棠从学所获深为赞赏，他说："左子季高，少从余游，观其卓然能自立，叩其学则确然有所得，察其进退言论，则循循然有规矩，而下敢有所放轶也。余已心异之。"②贺还作诗对左评述道： 六朝花月毫端扫，万里江山眼底横。 开口能谈天下事，读书深抱古人情。 贺在该诗的自注中称："季高近弃词章，为有用之学，谈天下形势，了如指掌。"③左宗棠从顾炎武的崇实致用思想中汲取了养分。他17岁时便从书肆中购得顾氏的《天下郡国利病书》，悉心研读，"于可见之施行者，另编存录之"。④他在义利之辨中，认为那些皓首穷经以"文章名者"而"招摇天下"的人，即是"亭林顾氏所谓巧言令色人哉"。⑤他对吴立纲"以朴学称"，"尝手抄《史》、《汉》、《文选》及顾氏《日知录》"⑥的做法深表赞许，并在自己为官期间对"名儒顾亭林先生在明季时饱经忧患，所著《日知录》"中的经世之方予以实践。左宗棠承继了以今文经学谈经世致用的龚自珍、魏源的思想，其中他尤对魏源推崇备至。他说："道光朝讲经世之学者，推默深与定庵，实则龚博而不精，不若魏之切实而有条理。近料理新疆诸务，益叹魏子所见之伟为不可及。"②左宗棠居家时，对家中所藏由魏源编辑的旨在"备矇诵，知民务，集群虑，研几微，究中极"③的《皇朝经世文编》进行了反复认真的研读，"丹黄殆遍"。他致书陶桄说："多读有用之书，讲求世务。《皇朝经世文编》、《五种遗规》两书，体用俱备，案头不可一日离也。"④他被魏源所著《圣武记》和《海国图志》深深吸引，认为："默翁《圣武记》序次有法，于地道、兵形较若列眉，诚著作才也。后四卷附武事余记，其谈掌故，令人听之忘倦。"⑤而"《海国图志》一书，尤足称也"。左宗棠穷经致用的思想是建构在对乾嘉汉学专重训诂、考据进行批评基础之上的。他指出： "夫穷经将以致用也，而或泥于章句训诂之学，捃摭遗义，苏索经余，前人所弃，后复拾之，纵华辨之有余，究身心之何补？或好为诡异凿空之论，影借旧闻，创为新学，古人所无，今故矫之，既隐怪之可伤，复源流之不辨。若是者博士赏之，纯儒羞之，曲学主之，至人辟之，职是之由也。方兹文教幸彰，典籍明备，洞本澈原，超汉轶宗。士生斯时，有不濡染圣化而振启版蒙者哉！" 左宗棠十分重视儒术的经世作用，他曾作诗抒发了这个方面的情感。他说： 世事悠悠袖手看，谁将儒术策治安？ 国无苛政贫犹赖，民有饥心抚亦难。 天下军储劳圣虑，升平弦管集诸官。 青衫不解谈时务，漫卷诗书一浩叹。 他还写诗道： 犹作儿童句读师，生平至此乍堪思。 学之为利我何有？壮不如人他可知。…… 只恐微才与世疏，圣明何事耻端居。 河渠贾让原无策，《盐铁》桓宽空著书。 学道渐知箴快犊，平情敢妄赋枯鱼。 幽闲岁月都无累，精舍优游乐有余。 幽闲岁月都无累，精舍优游乐有余。从左宗棠的这些诗句来看，他是怀抱着以"儒术策治安"和"谈时务"的雄心壮志的。他对学不为利、学"与世疏"的"空著书"现象表示不满，认为学了儒术而对治国之方"原无策"，实乃幽闲岁月"耻端居"。左宗棠对读书与致用的关系极为重视。在左宗棠的家书中，有关这方面的论述可以说俯拾皆是。左宗棠指出： "读书更要勤苦，何也？百工技艺及医学、农学，均是一件事，道理尚易通晓。至吾读儒书，天地民物，莫非己任。宇宙古今事理，均须融澈于心，然后施为有本。" 他告诫其长子左孝威说："尔今年小试，原可不必，只要读书明理，讲求作人及经世有用之学，便是好儿子，不在科名也。③非多读经书，博其义理之趣，多看经世有用之书，求诸事物之理，亦不能言之当于人心也。尔初学浅尝，固宜其视此太易。今岁并未见尔寄文字来，阅字画亦无长进，可见尔之不曾用心读书，不留心学帖，乃妄意幸博科第，以便专心有用之学，吾所不解。……且尔欲为有用之学，岂可不读书？欲轰轰烈烈作一个有用之人，岂必定由科第？汝父四十八九犹一举人，不数年位至督抚，亦何尝由进士出身耶？当其未作官时，亦何尝不为科第之学，亦何尝以会试为事。今尔欲急赴会试以博科名，欲幸得科名以便为有用之学，视读书致用为两事，吾所不解也。①" 左宗棠与同时代的通经致用学者都主张学习与实践相结合，提倡"力行"。魏源说："披五岳之图，以为知山，不如樵夫之一足；谈沧俱之广，以为知海，不如估客之一瞥；疏八珍之谱，以为知味，不如庖丁之一啜。"②曾国藩认为："知一句便行一句，此力行之事也。"③左宗棠指出："所谓识字者，非仅如近世汉学云云也。识得一字即行一字，方是善学。终日读书，而所行不逮一村农野夫，乃能言之鹦鹉耳。纵能掇巍科、跻通显，于世何益？……务实学之君子必敦实行，此等字识得数个足矣。"④他还指出："纵读数千卷奇书，无实行不为识字。"⑤ 左宗棠主张恢复实学和提倡"实事求是"精神，批评了空读书、空著书和不切实际的空疏学风。他指出："近人著书，多简择易成而名美者为之，实学绝少。仆近阅新书，殆不啻万卷，赏心者不过数种己耳。学问之敝，人才之衰，此可概见。"①"所贵读书者，为能明白事理。学作圣贤，不在科名一路，如果是品端学优之君子，即不得科第亦自尊贵。若徒然写一笔时派字，作几句工致诗，摹几篇时下八股，骗一个秀才、举人、进士、翰林，究竟是甚么人物？……近来时事日坏，都由人才不佳。人才之少，由于专心做时下科名之学者多，留心本原之学者少。"②因此，他强调"多看经世有用之书，"主张"士之有意用世者，盖欲行其志"③，并身体力行地运用"实事求是"的思想，以此作为自己军政实践的指针。他在筹办台湾防务的奏折中指出："募练水兵，以求实效，必须镇道得人，同心共济，而部中不复以旧制相绳，庶几实事求是，而船政可举也。"④他创办的福州船政局，内设船政学堂，亦取名"求是堂艺局"。他在光绪十一年（1885年）病逝于钦差大臣、督办福建军务任前，仍念念不忘他说："上下一心，实事求是，则臣虽死之日，犹生之年。"⑤可见左宗棠一生都是以经世致用力已任的。 左宗棠经世思想的核心是"穷经将以致用"。诚如他自己所说："吾读儒书，天地民物，莫非己任"，展示了他以天下为己任的博大胸怀，他把读经求知的范围展拓到面向社会的不同领域，最终目的是为了"致用"。 左宗棠对地理学有较深入的研究。他认真阅读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齐召南的《水道提纲》，均是为了日后待机"施行"。他对绘制地图颇感兴趣，认为以往的地图由于时代的变迁、疆索沿革的变化已不适用，便"拟先作皇舆一图，计程画方。方以百里，别之以色，色以五物，纵横九尺。俟其成，分图各省，又析各府，各为之说。再由明而元而宋，上到禹贡九州。此图为之本，以诸史为之证"。其目的是"以志绳史，以史印志"。①左宗棠鉴于"近人著书，多简择易成而美名者为之，实学绝少"的状况，按照顾炎武"著书不如钞书"②的古训，模仿顾氏纂辑《日知录》的办法，钞录了《畿辅通志》、《西域图志》以及各直省通志，"于山川关隘，驿道远近，分门记录，为数十巨册"，③以图"以史印志"。左宗棠说他"从事地学图说，拟于山川道里、疆域沿革外，但条列历代兵事而不及形势，盖以地无常险，险无常恃，攻守之形，不可前定。"④左宗棠在给总理衙门的咨札中指出："查地理之学，百闻不如一见。近时地方文武所呈各辖舆图，率皆照据旧本临模，于地方道里、方向、曲直、广袤、山之险夷、水之深浅均无体会，惟填用颜料，模山范水以取美观，究竟地之真形全不相台，若此与俗画山水何以异乎？……惟康熙、乾隆年间内府舆图最为精当，虽未开方计里，而山水方向、道里远近较为确实，顾外间绝少流传，无从稽览。"①因此，他建议县、府、道重新各绘舆图，以避免"地失真形，难于省览"。左宗棠的地理学知识为其在军事上的突出成就奠定了基础。正如他自己所说："吾频年兵事，颇得方舆旧学之力。"② 农学是左宗棠经世之学中的主要部分，他生长在以耕读为业的"寒素"之家中，终生对"农书探讨颇勤"，"自负平生以农学力长"。③他居乡时常"巡行陇亩"，对"平日所讲求者试行"于田间，作《广区田图说》，推行区田耕种之农作法，编写《朴存阁农书》，"以诏农圃"，以重实学。他为官后，仍注重农学的实用价值，在浙江、福建、甘肃、新疆、江苏等地着意发展农业。诚如他所说的："入浙以后，兼及荒政、农学，大都昔时偶有会心，故急时稍收其益，以此知读书之宜预也。"④ 左宗棠把对清朝典章制度的探研同解决社会问题的时务之学紧密联系起来。荒政、盐政、漕运、河工历来被视为社会的"大政"，左宗棠把对这些问题的研究称作时务之学。他指出："睹时务之艰棘，莫如荒政及盐、漕、河诸务。将求其书与其掌故讲明而切究之，求副国家养士之意，与吾夫子期许之殷。十余年外，或者稍有所得乎？"⑤他于道光年间在陶澍家教书的七年时间内，曾饱读陶家所藏为数甚丰的有关治理荒政、盐政、漕运、河务的典籍。对此，左宗棠的好友胡林翼曾说："左孝廉品高学博，性至廉洁。在陶文毅公第中读本朝宪章最多，其识议亦绝异。其体察人情，通晓治体，当为近日楚材第一。"① 对中国边塞和海疆的研究构成左宗棠经世致用思想的又一主要内容。道光年间的文化思想界，曾出现过研究边疆史的小热潮，龚自珍的《西域置行省议》、《蒙古图志》，徐松的《西域水道记》、《新疆识略》，沈垚的《新疆私议》，张穆的《蒙古游牧记》，何秋涛的《北徼汇编》可谓其代表作。其中，龚自珍对新疆的研究颇具功力，提出于新疆设置行省的建议，并有"五十年中言定验"②的预见。此时的左宗棠同样注意对西域边塞的研究，他在诗中指出： 西域环兵不计年，当时立国重开边。 橐驼万里输官稻，沙碛千秋此石田。 置省尚烦它日策，兴屯宁费度支钱？ 将军莫更纾愁眼，生计中原亦可怜。 左宗棠写这首《燕台杂感》诗47年后，他于光绪六年（1880年）第四次奏请新疆建置行省，并在答陶桄的信中说："来书述癸巳《燕台》旧句，于置省开屯时务已预及之。五十年间志愿，到今尚行之不尽。而当时相与商榷之友朋，无一存者矣。道光朝讲经世之学者，推默深与定庵。"①龚自珍与左宗棠于新疆置省的建议一脉相承。左宗棠同样注重对海防的研究。他"自道光十九年海上事起，凡唐、宋以来史传、别录、说部，及国朝志乘、载记、官私各书，有关海国故事者，每涉猎及之，粗悉梗概"。②这样，在左宗棠的经世致用之学中又增添了新的内容，这就是对"海国故事"的了解与探索，左宗棠步林则徐、魏源之后，在他们"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启迪下，强调"中不如西，学西可也"，走上了学习西方的经世新途。 ①《论语·子路》。 ②《论语·颜渊》。 ③《论语·子路》。 ④［明］高攀龙：《与李肖甫》，《高子遗书》，卷八。 ⑤［明］徐光启：《几何原本杂议》，《徐光启集》，卷二。 ①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上册，第146页，中华书局1986年版。 ②［清］顾炎武，《夫子之言性与天道》，《日知录》，卷七。 ③［清］顾炎武：《与人书》，《亭林文集》，卷四。 ④［清］顾炎武：《与周籀书书》，《亭林文集》，卷四。 ⑤［清］顾炎武：《与友人论学书》，《亭林文集》，卷三。 ①［清］全祖望：《梨洲先生神道碑文》，《鲒埼亭集》，卷一一。 ②［清］王夫之：《读通鉴论》，卷六。 ③［清］顾炎武：《与施愚山书》，《亭林文集》，卷三。 ④［清］顾炎武：《与人书》，《亭林文集》，卷四。 ⑤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上册，第134页。 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日知录提要》。 ①［清］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第4页。 ②［清］魏源：《武进李申耆先生传》，《魂源集》上卷，页三五九。 ③［清］唐鉴：《御史贺君墓志铭》。 ①［清］左孝同：《先考事略》，见罗正钧：《左宗棠年谱》，第8页。 ②［清］贺熙龄：《寒香馆文钞·左斐中像赞》。 ③［清］贺熙龄：《寒香馆诗钞·舟中怀左季高诗》。 ④［清］左孝同：《先考事略》，见罗正钧：《左宗棠年谱》，第7页。 ⑤《名利说》，《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243页。 ⑥《吴县吴君家传》，《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298页。 ①《醴泉县孟令丕荣禀遵雇车辆移送咸阳由》，《左宗棠全集》札件，第87页。 ②《答陶少云》，《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二四，页一八。 ③［清］魏源：《〈皇朝经世文编〉叙》，《魏源集》，上册，第156页。 ④《与陶少云》，《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二，页一○。 ⑤《上贺庶农先生》，《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页三九。 ⑥《答陶少云》，《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二四，页一八。 ①《会试文·癸已科第一问》，《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406-407页。 ②《癸巳燕台杂感八首》，《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456页。 ①《二十九岁自题小像八首》，《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457页。 ②《与孝威孝宽》，《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9页。 ③《与孝威》，《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21页。 ①《与孝威》，《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88-89页。 ②［清］魏源：《默觚上·学篇二》，《魏源集》，上册，第7页。 ③《致澄弟温弟沅弟季弟》，《曾国藩全集》家书，第1册，第40页。 ⑤《左氏家庙》，《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469页。 ①《与罗研生》，《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页三六。 ②《与孝威》，《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19-20页。 ③《吴县冯君家传》，《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300页。 ④《筹办台湾吏事兵事请责成新调镇道经理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3册，第147页。 ⑤《左文襄公实录》，第1册，第9页。①《上贺庶农先生》，《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页一至二。 ②［清］顾炎武，《钞书自序》，《亭林文集》，卷二。 ③［清］罗正钧：《左宗棠年谱》，第16页。 ④《上贺庶农先生》，《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页八。 ①《咨复总理衙门绘具舆图情形》，《左宗棠全集》札件，第474页。 ②《与孝威》，《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85页。 ③《与谭文卿》，《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九，页六一。 ④《与孝威》，《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85页。 ⑤《上徐熙庵先生》，《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页一。 ①［清］胡林翼《启程晴峰制军》，《胡文忠公遗集》，卷五四，页一四。 ②［清］龚自珍《己亥杂诗》，《龚自珍全集》，第516页。 ③左宗棠：《癸巳燕台杂感八首》，《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456页。 ①左宗棠：《答陶少云》，《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二四，页一八。 ②《拟购机器雇洋匠试造轮船先陈大概情形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3册，第64页。 第三节"中不如西，学西可也" 近代中国，面对着西学东渐、西力东侵的挑战，思想文化界逐步形成了摈弃闭关自守的旧习、冲破华夷之辨的羁绊而倡导向西方学习以图御侮自强的新的文化氛围，鸦片战争时期的开眼看世界思想实为近代向西方学习思潮的嚆矢。林则徐是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道光十九年（1839年），他初到广州，便"日日使人刺探西事，翻译西书，又购其新闻纸"③，加以研究，目的是"知己知彼"，把握外国的情况。不久，林则徐将翻译的外文书报编成《四洲志》草稿，介绍了世界各大洲的情况。林则徐的这一举动，在当时举世昏昏，对世界大势蒙昧无知的闭塞状况下，无疑给中国打开了一扇眺望世界的窗口。接着，魏源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依据《四洲志》及其它材料，编成《海国图志》50卷本，继而又在道光二十六七年（1846-1847年）间增订为60卷，咸丰二年（1852年）扩充为100卷，刊于扬州，该书成为比较完整地介绍世界史地的力著。徐继畬于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写成《瀛环考略》，在此基础上又在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在福州刊刻了《佩环志略》，是书简洁明了地叙述了世界各国的地理方位和历史沿革等。梁廷枬在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于广东刊行了《耶稣教难入中国说》、《合省国说》、《粤道贡国说》，又在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完成了《兰偶说》，四种书合刊为《海国四说》，介绍了中外通商和美、英等国的情况。姚莹于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刊刻了《康輶纪行》，书内涉及英、法、俄、印度等国史事，并绘有中外四海舆地图。开眼看世界思想的出现，反映了中国人对待外部世界的冷漠态度开始扭转，表明中国人对待世界知识由被动接受转向主动探寻，是中国历史发展中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转折。①尤其是这种开眼看世界的思想同抵御外侮的现实紧密联系起来，更使得由此发展而来的向西方学习的社会思潮赋予了新的时代特色。林则徐开"师敌长技以制敌"思想之先河。对此，魏源作了精辟的概括：林则徐奏言"中国造船铸炮，至多不过三百万，即可师敌长技以制敌。"①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正是对林则徐这一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就在鸦片战争爆发前后，本书传主在远离广东沿海有千里之遥的湖南内地乡村，竟不谋而合地也在依据唐、宋以来史传、别录、说部，以及清朝的志乘、载记和官私各种图书来考察"有关海国故事者"。他认为："敌之所恃，专在火炮，能制其长，即可克日蒇事。"②但左宗棠对如何才能"制其长"所提出的办法还不是"师夷长技"，而是要在城根安放"水簾、丝纲、生牛皮各物为之障蔽"。③同时他的外国史地知识是很肤浅的，甚至认为"米里坚即明之洋里干，西海中一小岛耳。乃亦严然以敌国自居，思踵英人故辙，实力可笑"。④显然，他把米里坚（美利坚）视为海中一小岛，采取藐视的态度，这种认识是不正确的。究其原因在于清朝的闭关锁国政策确实限制了人们的视野，而且左宗棠身处内地乡间，也不能像林则徐，梁廷枬在广东、徐继畬在福建、魏源在江苏、姚莹在台湾这些地处东南沿海省区得风气之先。但是，此时的左宗棠能够去主动探索有关海国故事，并试图能"制其长"，表明他与那些率先开眼看世界的人们具有异曲同工的内在联系。 左宗棠能够对世界大势有进一步的了解并坚定向西方学习的决心和勇气，概得力于魏源的《海国图志》。从史料来看，左宗棠未谈及他何时读到《海国图志》。但从他对《海国图志》的评价和他同贺熙龄的交往来分析，他在道光末年有可能读到了这部书。左宗棠于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曾向贺熙龄函索《圣武记》。魏源将《海国图志》于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呈送给贺熙龄。这样，左宗棠从贺熙龄处借阅《海国图志》是有较大可能性的。左宗棠对《海国图志》赞叹不已，他说："默深《海国图志》于岛族大概情形言之了了，物形无遁，非山经海志徒恢奇可比。"①他还认为魏源的《海国图志》"切实而有条理，近料理新疆诸务，益叹魏子所见之伟为不可及。《海国图志》一书，尤足称也"。②光绪元年（1875年），魏源族孙甘肃平庆泾固道魏光煮重新刊刻《海国图志》，请左宗棠为是书作序。左基于对魏源的崇敬心理，在"序"中写道： 海上用兵，泰西诸国互市者纷至，西通于中，战事日亟，魏子忧之，于是搜辑海谈，旁摭西人著录，附以己意所欲见诸施行者，俟之异日。呜呼！其发愤而有作也。 左宗棠还认为他在同治年间即实践了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他说："同、光间福建设局造轮船，陇中用华匠制枪炮，其长亦差与西人等。……器之精光淬厉愈出，人之心思专一则灵，久者进于渐也。此魏子所谓师其长技以制之也。" 足证左宗棠是《海国图志》的热心读者和实践者。魏源的《海国图志》100卷本共80余万言，有地图75幅，西洋船炮器艺图式57页，是19世纪中叶中国以至东亚内容最丰富的世界知识百科全书。②魏源的这部书具有"创榛辟莽，前驱先路"的作用，为中国人从全新的角度认识世界和进行"师夷长技"的观念转换有着积极的意义。正如魏源所说：《海国图志》"何以异于昔人海图之书？曰：彼皆以中土人谭西洋，此则以西洋人谭西洋也。是书何以作？曰：为以夷攻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③然而，这部不同于过去海图之书的新著，在鸦片战争后的20余年中并未受到朝野的重视。与魏源同样注重了解外国情势的姚莹不无感慨地指出，《海国图志》因其广泛地介绍世界而有"犯诸公之忌"。④这样，清朝的统治者依然昧于世界大势而自安自得，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主张只能束之高阁。 诚如左宗棠所指出："百余年来，中国承平，水陆战备少弛，适泰西火轮车舟有成，英吉利遂蹈我之瑕，构兵思逞，并联与国，竞互市之利，海上遂以乡故。魏子数以其说干当事，不应，退而著是书。其要旨以西人谈西事，言必有稽；因其教以明统纪，征其俗尚而得其情实，言必有论。所拟方略非尽可行，而大端不能加也。书成，魏子殁。甘余载，事局如故。 可见，清朝闭关锁国国策对人们心理文化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而左宗棠能对《海国图志》备加推崇，表明他是有胆有识的，他同魏源在学习西方问题上是有共鸣的。他从对唐、宋以来史传、别录、说部等"以中土人谭西洋"转向对《海国图志》"以西人谈西事"的追求，标志着他学习西方的文化思想的不断深化。左宗棠不仅是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向西方学习的思想继承者，而且他对《海国图志》的重视程度也是其它洋务派要员所不及的。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在举办洋务运动时都主张"借法自强"。但在曾国藩的所有著述中，从未有过他曾翻阅《海国图志》的记载。李鸿章固然说过"取外人之长技，以成中国之长技"②的话，他却不能像左宗棠那样把兴办洋务工业称作"此魏子所谓师其长技以制之也"。因此，曾国藩似乎对《海国图志》抱着不屑一顾的心态，李鸿章则在"制夷"方面打有折扣。许多论者认为曾、李不是魏源思想的继承者，有其一定的道理。而左宗棠作为洋务派的要员，直接继承了魏源于《海国图志》中提出的"师夷制夷"的思想，是勿庸置疑的。 左宗棠在创办福州船政局的上奏中系统地阐述了向西方学习的必要性。他说："泰西巧而中国不必安于拙也，泰西有而中国有能傲以无也。"他通过西洋各国"互相师法"和中国已落后于世界大势的事实批驳了顽固派讥讽向西人学习造船为"失体"的论调，并巧妙地对所谓本末观进行了恰如其分的阐释，论证了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引进现代化的机器生产并不是"失体"。他指出创办船政局，雇佣外国员匠教造轮船，是非常之举，谤议易兴，"始则忧其无成，继则议其多费，或更讥其失体"，这是他已料到的事情。对此，他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防海必须使用海船，而过去乃至目前中国海防所依恃的帆蓬舟揖无法与外国的轮船相比。西洋各国与俄国、美国等国，数十年来讲求轮船的制造，"互相师法，制作日精"。就连东洋的日本也开始购买西方的轮船，拆视仿造末成，便派遣留学生赴英国"学其文字，究其象数，为仿制轮船张本，不数年后，东洋轮船亦必有成"。唯独中国对仿造轮船不予重视。鉴于由外国代造轮船和英中联合舰队事件的教训，无论是代造还是购雇轮船都是不适宜的。他指出中国自广东、福建而浙江、江苏、山东、直隶、盛京以迄东北，大海环其三面，"东南大利，在水而不在陆"。那么怎样才能保住海疆的利权呢，他形象地比喻了落人之后的情形： "彼此同以大海为利，彼有所挟，我独无之。譬犹渡河，人操舟而我结筏；譬犹使马，人跨骏而我骑驴。可乎？继之，左宗棠对传统的本末观进行了辨析：均是人也，聪明睿知，相近者性，而所习不能无殊。中国之睿知运于虚，外国之聪明寄于实；中国以义理为本，艺事为末；外国以艺事为重，义理为轻。彼此各是其是，两不相喻，姑置弗论可耳；谓执艺事者舍其精，讲义理者必遗其粗，不可也。谓我之长不如外国，藉外国导其先，可也；谓我之长不如外国，让外国擅其能，不可也。此事理之较著者也。" 左宗棠的这段话是很有分量的。它切中了中国士大夫空言义理，将智慧运用于"虚"的要害。中国传统思想中一个妨碍社会发展的因素即是把义理视为本，将艺事看成末，且反复强调重本抑末。冥顽不化的守旧者常常也以此为护符，对学习西方的艺事横加攻击，以为这是"失体"，乃大逆不道。左宗棠尽管说中西方为"本"为"末"各是其是，两不相喻，而实际上他是对外国将其"聪明寄于实"和"以艺事为重"表示赞同的。他反对顽固派把艺事同义理完全割裂开来的观点，认为讲义理者也应当成为执艺事者。他承认中国落后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而迎头赶上的唯一办法即是"藉外国导其先"，防止"外国擅其能"。左宗棠还反驳了守旧者那种认为造船糜费太多的论调，指出： "一时之费，数世之利也。纵令所制不及各国之工，究之慰情胜无，仓卒较有所恃。且由钝而巧，由粗而精，尚可期诸异日，孰如羡鱼而无网也！"经过一番论述，左宗棠认为仿造轮船不为"失体"。他说："至以中国仿制轮船，或疑失体，则尤不然。无论礼失而求诸野，自古己然。即以枪炮言之，中国古无范金为炮施放药弹之制，所谓炮者，以车发石而已。至明中叶始有"佛郎机"之名，国初始有"红衣大将军"之名。当时得其国之器，即被以其国之名。……近时洋枪、开花炮等器之制，中国仿洋式制造，亦皆能之。炮可仿制，船独不可仿制乎？安在其为失体也？" 这里，左宗棠并不是单纯地翻翻古时丹，而是为其提倡"师夷长技以制夷"找些历史的依据。这样，左宗棠提倡学西，就不能不对中学与西学的关系作出新的判断与界定。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历来有"道"、"本"、"体"与"器"、"末"、"用"这些既对立又统一的矛盾关系。其中"道"与"器"是就事物的本体而言，《易经·系辞》中有"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之说，"道"即指事物的道理，"器"即指客观事物；"本"与"末"按事物表现的形式划分，"本"指事物的主导形式，"末"指事物的从属形式；"体"与"用"则是兼二者有之。由于西学东渐的结果，中国思想文化界把这一组关系套在中学和西学上面，形成了中学力"道"、"本"、"体"，西学力"器"、"末"、"用"的概念。于是，顽固守旧者强调的是"天不变道亦不变"，维护中国纲常名教的正统地位，把西学视为"奇技淫巧"，"雕虫小技"，认为引进西学乃为"失道"、"失体"。因此，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洋务派要引进西学，也不能不对"道"与"器"、"本"与"末"、"体"与"用"进行新的阐发，以便为"师夷长技"提供理论依据，摆脱守旧势力的攻击。咸丰十一年（1861年），冯桂芬（字林一，号景亭，江苏吴县人）率先提出这个方面的主张。他说："诸国同时并域，独能自致富强，岂非相类而易行之尤大彰明较著者，如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不更善之又善哉！"①此后，一些洋务论者于19世纪70-80年代从不同的角度表述了这一思想。王韬指出："形而上者中国也，以道胜；形而下者西人也，以器胜"，"器则取诸西国，道则备自当躬。"②薛福成认为："今诚取西人器数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惮西人不敢蔑视中华。"③郑观应说："中学其本也，西学其末也。主以中学，辅以西学。"①到1898年，张之洞在《劝学篇》中系统地阐发了这一理论，提出"旧学力体，新学力用"八个字。这是晚清关于中学与西学关系的"中体西用"论发展的大致状况。左宗棠在怎样对待中学和西学问题上，同样离不开谈"道"与"器"、"本"与"末"、"体"与"用"的关系，他实际上是"中体西用"论的倡导者。 如前所述，左宗棠于19世纪60年代中期在创办福州船政局的上奏里，在论述了"中国之睿知运于虚，外国之聪明寄于实；中国以义理为本，艺事为末；外国以艺事为重，义理为轻。彼此各是其是，两不相喻"之后，紧接着强调指出："谓执艺事者舍其精，讲义理者必遗其粗，不可也。"对这一句话，可以引伸理解为：从事作为"末"的艺事者不能舍弃义理之学这个"本"，而讲求作为"本"的义理之学者也绝不能轻视遗漏艺事这个"末"。也就是说要"本末兼顾"，"明体达用"。19世纪70-80年代，左宗棠进一步阐述了"道"、"本"、"体"与"器"、"末"、"用"的关系，其思想不断深化。他在光绪元年（1875年）所撰《（海国图志）序》中说： "泰西弃虚崇实，艺重于道，官、师均由艺进，性慧敏，好深思，制作精妙，日新而月有异，象纬舆地之学尤征专诣，盖得儒之数而革其聪明才智以致之者，其艺事独擅，乃显于其教矣。" 西方各国日新月异的飞速发展，得益于其"弃虚崇实，艺重于道"。左宗棠能意识到这一点，是难能可贵的。光绪十年（1884年），左宗棠在《艺学说帖》中论述了"艺事"与"道"的关系问题。他首先旁征博引阐明了行艺事的好处，指出： "艺事系形而下者之称，然志道、据德、依仁、游艺，为形而上者所不废。《经》称工执艺事以谏，是其有位于朝，与百尔并无同异。况自海上用兵以来，泰西请邦以机器轮船横行海上，英、法、俄、德又各以船炮互相矜耀，日竞其鲸吞蚕食之谋，乘虚蹈瑕，无所不至。此时而言自强之策，又非师远人之长还以治之不可。宗棠在闽浙总督任内时，力请创造轮船，并有正谊堂书局、求是堂艺局之设，所有管驾、看盘、机器均选用闽中艺局生徒承充，并未参杂西洋师匠在内。洋人每言华人明悟甚于洋人，亦足见其言之不诬也。见闻广东正绅多延访深明艺事者课其子弟。此风一开，则西人之长皆吾华之长，不但船坚炮利可以制海寇，即分吾华一郡一邑之聪明才智物力，敌彼一国而有余。……此言艺学之宜行也。" 接着，左宗棠阐述了"道"与"艺"的关系。他说："缘古人以道、艺出于一原，未尝析而为二，周公以多材多艺自许，孔子以不试故艺自明。是艺事虽所兼长，究不能离道而言艺，本末轻重之分固有如此。"显然，左宗棠是通过把艺事纳入自强之策，来实现"西人之长皆吾华之长"的目的。他尽管从古代经典和先王圣人那里引出道与艺并举的范例，但其归结点仍然是强调"不能离道而言艺"，道与艺的关系依然是"本末轻重之分"。他的这些主张与"中体西用"论并无二致。 左宗棠在学习西方文化过程中的道器、本末、体用观在19世纪60-80年代是有积极意义的。这种思想的提出，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它较早地把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联系起来考察，形成了适应于近代社会发展的中西合璧的新型文化观。它说明西学也可以为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服务，有利于清朝的统治，这就为西学在晚清的传播找到了一条为朝野能够基本接受的特殊的门径。它给予长期以来清朝统治集团昧于世界大势、视西方长技为"奇技淫巧"的封闭状态以一定的冲击，对那些敢于突破"视洋务为畏途"观念、勇于把吸收外国先进的科学技术为己任的人们给以保护。正如主张"中本西末"、"中主西辅"的郑观应所说："今之自命正人者，动以不谈洋务为高，见有讲求西学者，则斥之曰名教罪人，士林败类。"②由此可见，包括左宗棠在内的"中体西用"论者不无提防顽固派对他们提倡西学横加指责的用意。当然，"中本西末"、"道本艺末"、"中体西用"观又限制了他们学习西方的范围，左宗棠也无法摆脱这一历史的局限性。 左宗棠学西的内容主要体现在器物文化①方面，即从器物上承认中国不如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进步，把西方的艺事置于所学的范围之内。在左宗棠看来，外国的"长技"主要有轮船、火器、机器、开矿、电报、铁路以及语言、文字等。对此，他多有述及。 同治五年（1866年），左宗棠在创办福州船政局的过程中，除了主张仿造轮船外，他还指出："如虑机器购觅之难，则先购机器一具，巨细毕备，觅雇西洋师匠之俱来。以机器制造机器，积微成巨，化一为百。……更添机器，触类旁通，凡制造枪炮、炸弹、铸钱、治水，有适民生日用者，均可次第为之。"②他建议在福州船政局内设立学堂，其目的是，"习造轮船，非为造轮船也，欲尽其制造、驾驶之术耳；非徒求一二人能制造、驾驶也，欲广其传，使中国才艺日进，制造、驾驶展转授受，传习无穷耳。故必开艺局，选少年颖悟子弟习其语言、文字，诵其书，通其算学，而后西法可衍于中国。"③ 同治十三年（1874年），左宗棠致函福州船政大臣沈葆桢，谈了他对派遣留学生学习西方艺事的看法，指出： "窃维义理之学广大精深，故虽毕生穷研，不能罄其蕴。至艺事则数可考，象可求，重聪明不重神智，但有己事可以起悟，勤者能精，不必效法他人之长，成功则一耳。艺局生徒赴各国游学，以扩闻见长识解，自题中应有之义。愚见布洛斯近出后膛螺丝开花大炮，精妙绝伦，最为利器，弟亲临试放，数百出，知其命中致远，实为洋中所罕见。似可乘遣赴各国之便，亦到布洛斯讲习制炮造子诸法。……泰西各国艺事有益实用者，火器而外，水器为精。西北水利不修，农功阙略，关陇同病，陇又甚焉。如今艺局生徒到各国时留心研究，择其佳者携至中土，照式制造，裨益实多。" 光绪五年（1879年），左宗棠又谈到开河机器的长处。他说："大抵泰西水器有稗实用，为中土急宜仿效之事。此时仿效制造，必选材质与之相近、学艺已有几分者为之先导，庶几易睹成功。将来传其法于中土，华人可以互相师法，无须洋匠教习，则与福建轮船局同功矣。"光绪六年（1880年），左宗棠再次论述学习西方坚船利炮的好处，对中国"仿造益精"的成效感到自豪，强调不应夜郎自大，固步自封。他认为： "海上兵事起，泰西诸国乘吾守御未设，群起侮之。然彼以火轮车船枪炮相耀而已。款议成，且取所有机器市于我无靳也。未几而中国仿造益精，彼固无所挟以做我，且羡中土之人敏慧胜于西。过此以往，人其人而物其物，其于古者立贤无方，楚材晋用之说不益有合乎？策士之言日："师其长以制之。"是矣。一惭之忍，为数十百年之安，计亦良得，孰如浅见自封也。" 光绪八年（1882年），左宗棠主张仿西法以机器开采徐州铜山利国煤铁矿。他指出："铜山利国驿土产煤铁，应准开采，以尽地利。惟矿务兴废虽有其时，而人事不可不尽。洋铁所以加于土铁者，由于炉化之精，足以全其真液耳。西人独擅其长，其实无他谬巧。兹据禀称，职员胡恩燮集资试采，延矿师巴尔勘识，复购觅机器以速其成，似有把握。"光绪十年（1884年），左宗棠在《艺学说帖》中谈了"艺事"的内容。他说："大约艺事以语言、文字、制造三者为要。能通中西语言、文字，则能兼中西之长，旁推交通，自成日新盛业。……自强之策，固无有急于此者。"光绪十一年（1885年），左宗棠在临逝世前仍念念不忘地主张通过学习西方以致富强。他说："如电报、轮船，中国所素无者，一旦有之，则为断不可少之物。倘铁路造成，其利尤溥。③凡铁路、矿务、船炮各政及早举行，以策富强之效。"左宗棠向西方学习思想的上述主要内容表明，他所要引进的西学即是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机器生产，从而使中国向近代化的方向挺进。他的这些主张是对林则徐、魏源学习西方思想的继承。林则徐"师敌长技"的范围是"制炮造船，则制夷已可裕如"。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更直接地谈到他对"夷之长技"的认识，他认为夷之长技有三点，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因此，他建议在沿海地区设立造船厂和火器局。这便是魏源"师夷长技"思想的中心内容。左宗棠的思想内容显然继承并拓展了林、魏的主张。左宗棠向西方学习思想的着眼点即是"中不如西，学西可也"。他对中国知识界长期昧于世界大势，对西方长技不屑一顾的现象深为不满，诚如他所指出："窃以为近时人心之蔽，每因此关，未能勘破，遂尔见异思迁，夺其素志，浸欲崇般倕之社而废泽宫，精考工之言而弃官礼，傎孰甚焉！今试以艺事言之，聚儒者于一堂，而课以金工、木工之事，固问十不能答一，盖以非所习也。与华之百工校且然，况泰西师匠乎？治天下自有匠，明匠事者自有其人，中不如西，学西可也。"① 当然，左宗棠作为程朱理学的崇奉者和封建政权的卫道士，他的文化思想中不可能不把中学与西学的"本"与"末"关系视为天经地义的真谛，他强调的是"不能离道而言艺，本末轻重之分固有如此"。即西方资本主义的"艺"要服从于清朝封建主义的"道"。他还说："言学而至于艺，言战而专于械，不过学与战之一端。我不能而人能之，吾不可不师其长，固也。若谓学止在艺，战止在械，夫岂其然。吾人读书，志其大者、远者，博与巧非儒所尚，有时迂疏寡效，不如小道可观，致使人以儒为戏，此固学者之过，岂儒术误之耶？"特别是在关系到农业这个"本务"与工商业这个"末务"的重大问题上，左宗棠尽管不排斥工商业的发展，但他对怎样看待这一关系时却是颇有偏差的。他指出："彼之未富安能与我之本富争，彼之淫巧安能与我之食货比，操赢以驭其绌，一转手而富强，且十百于泰西。"② 鉴于此，我们可以说左宗棠的西学文化观是受到中国传统思想制约的，他对西方的认识程度是不够深刻的，这也是洋务派在引进西学中的一个通病。与左宗棠同时代的李鸿章也认为："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③表明他们学习西方的意识主要集中在船坚炮利的器物层面。然而，左宗棠能够倡导学习外国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主张引进近代化的机器生产，强调"艺事"的重要性及其内在价值，这比较那些"无事则嗤外国之利器为奇技淫巧以为不必学；有事则惊外国之利器为变怪神奇以为不能学"①的封建顽固派来说，实在有着天壤之别，表现出左宗棠的开明姿态和开放型的文化观。在左宗棠的思想意识中，他不认为中国人的才智比外国人差，而认为只要中国能够稍重视一下"艺事"，就可以赶上西方列强。正如左宗棠所言："中国人才本胜外国，惟专心道德文章，不复以艺事为重，故有时独形其绌。"②学习西方的"艺事"，这就是左宗棠"中不如西，学西可也"的对西方文化认识的思想归结点。 通观左宗棠的文化思想，联系晚清中西文化交流的大环境，可以引导出一个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左宗棠一生都奉程朱理学为圭臬，但他并未于此而显得特别守旧，而他所大力倡导的却是经世致用之学和西学。因此，那种认为传统儒学对洋务思想只有消极影响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都是儒学的崇奉者，但他们都能程度不同地主张向西方学习。而像倭仁这样的理学大师，则主张"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今求之一艺之未，而又奉夷人为师，无论夷人诡谲，未必传其精巧，即使教者成教，所成就者不过术数之士。"③由此可见，无论一个人在学术倾向中是尊奉宋学还是汉学，或者是治今文经学还是古文经学，对其人文化思想的各个层面都不能起到完全的制约作用。曾国藩乃倭仁弟子，而他们二人却分属洋务派和顽固派。左宗棠曾说他与倭仁"颇属心交"①，但这只不过是对倭仁治理学的成绩表示敬佩，而左宗棠从来也未对倭仁始终反对学习西方的态度表示首肯，他反复强调的是自己学习西方的举动乃"魏子所谓师其长技以制之也"。左宗棠一贯坚持主张"中不如西，学西可也"的观点，同倭仁向来鄙视西学的见解形成巨大反差。总之，左宗棠的文化思想在清季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近代文化的交融中是站在先进人物一边的，对其加以深入的研究和探讨是有借鉴意义的。 ③［清］魏源：《道光洋艘征抚记》上，《魏源集》，上册，第174页。 ①潘振平：《鸦片战争后的"开眼看世界"思想》，《历史研究》1986年第1期，第138-153页。 ①［清］魏源：《道光洋艘征抚记》，《魏源集》，上册，第177页。 ②《上贺庶农先生》，《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页一五。 ③《上贺庶农先生》，《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页一五。 ④《上贺庶农先生》，《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页三四。 ①《答顺天府府丞王孝凤》，《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二○，页二六。 ②《答陶少云》，《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二四，页一八。 ①《序》，《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257页。 ②冯天瑜，《中国文化史断想》，第222页，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③［清］魏源：《海国图志叙》，《魏源集》，上册，第207页。 ④［清］姚莹：《与余小波言西事书》，《东溟文后集》，卷八。 ①《〈海国图志〉序》，《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256-257页。 ②〔清〕李鸿章：《置办外国铁厂机器折》，《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九，页三五。 ①《拟购机器雇洋匠试造轮船先陈大概情形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3册，第60-64页。 ①［清］冯桂芬，《采西学议》，《校邠庐抗议》，卷下，页三九。 ②［清］王韬：《韬园尺牍》，第30页，中华书局1959年版；《韬园文录外编》，第323页，中华书局1959年版。 ③［清］薛福成：《筹洋刍议·变法》，丁凤麟、王欣之编：《薛福成选集》，第55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①［清］郑观应：《西学》，《郑观应集》，上册，第276页。 ①《艺学说帖》，《左宗棠全集》札件，第575-576页。 ②［清］郑观应：《西学》，《郑观应集》，上册，第272页。 ①庞朴认为，中国近代史所发生的中西文化冲突，无异于文化结构的逻辑展开：从鸦片战争，经洋务运动，至甲午战争，是在器物上"师夷之长技"时期；从甲午战争，经戊戊变法，至辛亥革命，是在制度上进行变法的时期；从辛亥革命，至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从文化深层进行反思的时期。见《文化结构与近代中国》，《中国社会科学》1986年第5期，第81-98页。 ②《拟购机器雇洋匠试造轮船先陈大概情形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3册，第61页。 ③《密陈船政机宜并拟艺局章程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3册，第342页。 ①《答沈幼丹中丞》，《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四，页一至二。 ①《刘道璈禀省城东关外地方宽厂堪以建造机器房屋由》，《左宗棠全集》札件，第443页。 ②《薛庐美树轩题额跋尾》，《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292页。 ①《徐州程道国熙禀聘请矿师探验铁质试办情形由》，《左宗棠全集》札件，第465页。 ②《艺学说帖》，《左宗棠全集》札件，第577页。 ③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帝国主义侵略类·中法战争案卷》，第107号卷。 ④《左文囊公实录》，第1册，第9页。 ①《答陈俊臣》，《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七，页三二至三三。 ①《与董韫卿大司农》，《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五，页四三。 ②《与周荇农阁学》，《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二六，页九。 ③《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二五，页九。 ①《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二五，页一○。 ②《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左文襄公全集》，卷九，页五九。 ③《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四七，页七。 ①《与崇俊峰方伯》，《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七，页四四二。 第四章左宗棠的教育思想 左宗棠出生于一个以七代秀才传世的书香门第，其父贫居教书20余年，这样的家庭环境自然对左宗棠的成长有一定的影响。左宗棠20岁中举，先后主讲于醛陵渌江书院和长沙朱文公祠，并在陶谢家教私塾8年，旋以一名教书先生的身份跻身仕途。从左宗棠的生平事业来看，他的前半生可谓以教书为主，其后半生则主要从事于军政活动。而他对于教育问题的一些看法和主张，又大部分是入官后提出的。当然，这与其青少年时期的从学与教书活动也是密切关联着的。 左宗棠教育思想的内容，恰同其文化思想的底蕴有潜移默化的相通之处，他一生都尊崇儒学，服膺程朱，故极力主张振兴传统的封建教育；他能够正视西学东渐的影响并顺应近代化的潮流，所以大力强调兴办近代教育；还由于他出身"寒素"和一贯奉行通经致用的原因，他在家庭教育及培养子弟方面，反复提倡保持"耕读家风"，并一再阐述"读书非为科名计"和读书讲求"经世之学"的道理。 第一节"兴教劝学"，"经正民兴" 左宗棠非常重视以儒学为正统地位的传统封建教育。他在主讲醴陵渌江书院时，以宋儒朱熹所编纂的汇集儒家道德标准为内容的儿童教育课本《小学》为基本教材，从中"撮取八则，订为学规，以诏学者"。在教学管理中，他主张奖勤罚惰，从严督学，"月朔望会订功课日记，为之引掖而督勉之"，发现不用功者，"则朴责而斥逐之"，使学生"俱知勉强学习，不谓苦也"。①他认为兴办教育的关键在于"劝学"，即提倡和勉励读书学习以实现"经正民兴"的目的。他指出："朝廷有重士之意，主试者不忍负其一日之长，则兴教劝学其效将有可睹，于世道人心非小补也"。②因此，他在师行所到之处，均以振兴传统的封建教育为己任，试图以此维护清朝的统治秩序。他在福州设立正谊书院，重新校刊儒家典籍"百数十卷"，以这些儒学著述为书院的教材，并"亲课诸生"。③他在陕、甘等地注意恢复和新建一些"义学"，主张以《小学》来灌输"入塾童子"，他指出："塾师非仅因安置寒士起见，兴教非仅因文章科第起见。古人八岁入小学，十五人大学，次第节目一定不可易。故小成大成各有规模，经正民兴，人才从此出，风俗亦从此厚矣。览诸生所陈义学条规，鲜有见及者。须知自洒扫应对至希圣希天，下学上达，皆是一贯。今日入塾童子，先宜讲求《幼仪》、《弟子职》，而归重于《小学》一书，方为得之。"左宗棠还"设局鄂省，影刊《四书》、《五经》、《小学》善本，分布各府厅州县。师行所至，饬设立汉、回义塾，分司训课，冀耳濡目染，渐移陋习，仍复华风"。因此，他力主在甘肃"分闱就试，届时简派学政，按期校阅，则经正民兴，边氓长治久安之效，甚于此矣"。①左宗棠还认为他一向不以博得科名为人生追求，强调"圣贤之学，不在科名，士之志于学者，不因科名而始劝"，但他也认为"非科名无以劝学，非劝学则无读书明理之人，望其转移风化，同我太平，无以知之"。②为了"兴教劝学"、"经正民兴"的目的，他对封建教育不断加以推崇也就不足为怪了。 左宗棠常以"寒儒"自诩，大谈自己熟读儒学经典的好处。他在批阅甘肃兰山书院院生的文稿时说： "本爵大臣四十年前一贫士耳，然颇好读书。日有粗粝两盂，夜有灯油一盏，即思无负此光景。今年垂耳顺，一知半解都从此时得来，筋骨体肤都从此时练就。边方无奇书可借，惟就《四书》、《五经》及传注昼夕潜心咀嚼，便一生受用不尽。诸生勉旃。事平至兰州，当课诸生背诵也。可录此示监院，以晓诸生。"③他还注重刊刻儒学典籍以供"劝学"之需，他指出："经正民兴，一定之理。……人不悦学，不及时兴教劝学，祸患何可胜言1……不佞少贫嗜学，苦无钱买书，于家塾中得见桂林陈文恭公在湖南刊行《四书》大字本及《五种遗规》，又于亲戚书塾中得见仪封张清恪公正谊堂汇刻儒先各种书残缺本，辄欣然忘食。……两公为平世理学名臣，而所莅之地皆有传书，即此可想昔吾先正之流风，其为斯世斯民谋者无弗周。况当兵戈满目，学校颓敝之日，斯文断续之交，顾可坐令坠绪弗理乎？①《六经》鲍本最佳，影刻较易。惟较雠工夫最宜详慎，非独圣经不可亵，并令承学之士免受讹舛之误，攸关匪细也。西北之人质厚有余，颖敏不逮。关陇兵燹连年，弦诵久辍，坊间刻本绝少佳者。兄因广立义学，各州县求书者纷纷而至，不得不购俗本应之，殊歉然也。盼鄂刻成，先印千本，庶资分布。" 在左宗棠的积极倡导下，其辖区内"兴教劝学"的风气一度高涨。特别是陕、甘地区，在左宗棠任总督期间，仅从同治八年（1869年）至光绪六年（1880年）的11年时间内，就新办或修复重办书院30余所，创设各级各类义学320余所①，至于刊刻发给学生的教材就不计其数了。左宗棠在收复新疆后，"与南北两路在事诸臣筹商，饬各局员、防营多设义塾，并刊发《千字文》、《三字经》、《百家姓》、《四字韵语》及杂字各本以训蒙童，续发《孝经》、《小学》课之诵读，兼印楷书仿本令其摹写，拟诸本读毕，再颁行《六经》，俾与讲求经义。叠据防营、局员禀，兴建义塾已三十七处，入学回童聪颖者多甫一年，而所颁诸本己读毕矣。其父兄競以子弟读书为荣，群相矜宠，并请增建学舍，颁发《诗经》、《论孟》。其讲习局员送阅各塾蒙童临摹仿本，笔姿颇秀，并称蒙童试诵告示，皆能上口，教以幼仪，亦知领会。盖读书即可识字，而由声音以通言语，自易为功也"。②尽管左宗棠向学生灌输的是儒家学说，但他如此热心于教育，且做出了显著的成绩，这是应当予以肯定的。 左宗棠说他"区区于戎马倥偬之余，教稼劝学，姑启其端，以俟后之君子已耳"。③这个表白，反映出像他这样征战南北的军政大员能如此重视"劝学"，实为难能可贵。在他与发展教育有关的活动中，令他最为得意、也是其改革颇有成效的事情是甘肃乡试分闱。甘肃自康熙二年（1663年）从陕西划出建省后，在210多年内向与陕西合并举行乡试，贡院设在西安。这样，"甘省距陕道阻且长，而乡试必须赴陕"，难度很大。左宗棠上奏陈述了请分甘肃乡闱并分设学政的理由，他指出：甘肃"自改建省治以来，甘肃士人经明行修能自淑其乡里者，尚不乏人，至掇科登第，以文章经济取重当世者，概不多见。非各省皆知稽古之力，争自濯磨，甘肃士人独安固陋，不求闻达也。计甘肃府厅州县，距陕近者平庆泾、巩秦阶两道，约八九百里、千里；兰州一道，近者一千三四百里，远者一千六七百里；兰州以西凉州、甘州、西宁，以北宁夏，远或二千余里，或三千里；至肃州安西一道，则三千里或四千里，镇迪一道，更五六千里不等。""边塞路程悠远，又兼惊沙乱石，足碍驰驱，较中原行路之难，奚翅倍蓰！""士人赴陕西应试，非月余两月之久不达。所需车驮雇价、饮食刍秣诸费，旅费、卷费，少者数十金，多者百数十金。其赴乡试，盖与东南各省举人赴会试劳费相等。""故诸生附府厅州县学籍后，竟有毕生不能赴乡试者，穷经皓首，一试无缘，良可慨矣！"因此，他主张仿湖广、云贵等省分闱取中的办法，将陕甘乡试也予以分闱，"俾边缴寒微得照备省一律就近应试，则投戈讲艺，士气奋兴，文治之隆，可计日而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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