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1882年2月10日），新任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的左宗棠至江宁（今南京市）接篆视事。两江总督之职，辖江苏、安徽、江西三省。南洋大臣则从同治十二年（1873年）起例由两江总督兼任，其职责是代表朝廷主管南方的对外通商事务并兼及海防，它与由直隶总督所兼任的北洋大臣分别成为晚清南、北方最有权势的封疆大吏。左宗棠担任此职，正可谓英雄有用武之地，较之在枢垣处处受人掣肘来说，在这里更有利于发挥他的作用。因此，清廷命他总督两江，既有"安慰"这个忠诚老臣之意，也有迫于法国武力进逼而让左宗棠去加以对付之图。 法国试图通过占据越南并进而侵略中国的阴谋由来已久。早在18世纪50至60年代，英法为了争夺殖民地，发生了"七年战争"，结果是法国失去了其殖民地印度领土的大部分和将近全部的北美辖地。于是，法国开始把它在东方殖民掠夺的重点从印度转到了越南，对越南进行了一系列的侵略战争。到19世纪60年代，法国已侵占了整个越南南部。至70年代中期，通过两次《西贡条约》的签订，法国声称越南已置于它的"保护"之下。这样，中国的西南边疆，已受到法国侵略势力的严重威胁。光绪六年（1880年），茹费理出任法国总理，他更加积极推行殖民扩张政策，增兵越南，策划侵略中国。光绪八年（1882年），法军攻占越南河内，企图打开红河通道，直窥云南。次年，法军攻下越南首都顺化，使越南变成法国的殖民地。接着，法国的侵略矛头对准了中国。 正基于这样的形势，左宗棠一上任，便把"防边固圉"作为重要的任务加紧布置落实。光绪八年正月二十五日（1882年3月14日），左宗棠在抵南京仅一个多月，就开始查阅江苏营伍情况。他指出如对水陆各营加紧训练，"以后日加振厉，化弱为强，自有成效可睹"。他通过亲自阅视各营，发现"弁兵年逾五十者颇多，并有六十余岁而仍食粮充伍者"，对此他下令一律加以裁汰，新"募取精壮补额"①，既免致虚糜，又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此次出阅江苏营伍，左宗棠周历扬州、清江、镇江、常州、苏州、上海等地。值得一提的是，他到上海经过租界时，那些一向鄙视清朝官员的外国人急忙在租界"换升中国龙旗，声炮执鞭，迎道唯谨"。②第二年左再次到上海，此景不仅复现，而且外国人"恭谨有加"，以至"观者如堵，诧为从来未有之事"。①可见外国人畏左之声威并非一句空话。左宗棠也确在国势一向"积弱"的环境中为中国人争了气。 左宗棠把加强海防视为防止外国对东南沿海染指的关键。他除了亲赴吴淞口和沿长江校阅海口与内江水师外，还建议防守南洋须添造大兵船10艘，以"洋防为时务要著"。为此，他从福州船政局定造了"开济"与"镜清"号两艘快船，从德国购进"南深"、"南瑞"号巡洋舰，加强了南洋水师的力量。他认为如不加强南洋之防，"万一南洋有警，何以待之？"因此，"谋国者当计及久长，岂以我躬不阅遽图恝置乎？"②他于光绪九年三月三十日（1883年5月6日）所写的有关筹办海防的奏折，系统地阐发了其精辟的见解。他说："自海上用兵以来，事势纷坛，未能确操胜算，虽阅四十余年，内外极力支持，尚无定局"，其原因在于"泰西各国以经商致富，广造机器，增制轮船，动辄挟其所长，多所凌忽"。而中国不但不"以经商为本务"，反而对机器生产多予责难，甚至对勇于抵抗外来侵略的官员和将领予以压制，使中国失去了40余年的机遇！他指出： 综观往事，窃有不能已于言者。海上用兵以来，文如林则徐，忠而有谋，以之制初起之寇，本有余力，不幸为忌者所间，事权不属，不克竟其设施；武如陈化成，力扼吴淞，苦战不却，不幸右路未战先溃，致夷兵革于右路，力遂不支，遂以身殉。是则议论不协，勇怯不齐，有任其咎者，遗憾至今四十余年，不知伊于胡底！而所谓识时务者，仍以因循粉饰，苟且目前之安，此志节之士所为抱抑塞磊落之怀，扼腕叹息者也！ 接着，左宗棠强调"和局可暂不可常，其不得已而出于战，乃意中必有之事"。此时，他已意识到法国的入侵已不可避免。他认为就"自古谈边防者不外守、战与和"三方面而言，次第为"必能守而后能战，能战而后能和"，反对那种一味求和的妥协论调。他认真分析了东南沿海的军事实力，感到"虽海外与战，难言遽有把握，但筹边固圉，则尚力所能为，亦有未可因循玩惕坐昧机宜者"。他看到了南洋"诸将领又各思发愤为雄，自可及锋而试"。因而饬令"一面挑选奋勇弁丁，一面严明赏罚，订立规程，俾互相激劝，以齐心力，遇有外国兵轮闯入海口不服查禁者，开炮测准轰击"。①左宗棠的这些主张，恰与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在法国的进逼面前妥协求和的态度截然不同。李鸿章在光绪九年四月接到清廷派其迅赴广东督办越南事宜的命令后，极为不满，他说："若以鄙人素尚知兵，则白头戍边，未免以珠弹雀。枢府调度如此轻率，殊为寒心。"①他声称："各省海防兵单饷匮，水师又未练成，未可与欧洲强国轻言战事。"②显然，李鸿章不愿也不敢奔赴抗法前线。 左宗棠的这些主张，恰与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在法国的进逼面前妥协求和的态度截然不同。李鸿章在光绪九年四月接到清廷派其迅赴广东督办越南事宜的命令后，极为不满，他说："若以鄙人素尚知兵，则白头戍边，未免以珠弹雀。枢府调度如此轻率，殊为寒心。"①他声称："各省海防兵单饷匮，水师又未练成，未可与欧洲强国轻言战事。"②显然，李鸿章不愿也不敢奔赴抗法前线。 与李鸿章的表现相反，左宗棠于光绪九年二三月间会同受命巡阅长江水师的彭玉麟（字雪琴，湖南衡阳人）在吴淞口布置海防时接见诸将校的一段对话，充分显示了左宗棠和爱国将士为保卫祖国不怕牺牲的英勇气概。左宗棠向诸将校说："能破彼船坚炮利诡谋，老命固无足惜。或者四十余年之恶气藉此一吐，自此凶威顿挫，不敢动辄挟制要求，乃所愿也。"彭玉麟说："如此断送老命，亦可值得。"诸将校表示："我辈忝居一二品武职，各有应尽之分，两老不临前敌，我辈亦可拼命报国。"③对此，左宗棠非常激动，他不仅记述下了这段对话，而且还在家书中写道："值此时水师将领弁丁之气可用，悬以重赏示以严罚，一其心志，齐其气力，所为必成。我与彭宫保乘坐舢板督阵誓死，正古所谓'并力一向，千里杀将'之时也。"④正是为了一吐40余年之恶气，左宗棠甘愿拚命于疆场也在所不惜，他在给清廷的上奏中表示："总督亲履行间，所办者辖疆江海防务，责无旁贷。遇有寇警，应亲临前敌，督战防所，即其汛地。如敌人轮船冲过白茅沙总要隘口，则防所即是死所，当即捐躯以殉。"①左宗棠的这些话是多么感人肺腑！ 左宗棠还牢记"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古训，把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生产用以"保民"视为加强海防的重要内容之一。他说："莅事以来，以治水行盐为功课，而精神所注，则在海防。盖必治水而后可以保民，能保江淮以北之民不为岛人所驱使，而后两江之兵不可胜用。岛人之势日孤，官军之气日壮。"因此，他在两江任内"唯农田水利一事，躬亲相度"，"凡修堤坝、开沟洫，去淤垫"无不认真部署，治理了运河、淮河，加固了淮北盐城沿海一带的滨海大堤。左宗棠以为实现了治水"保民之道"，再"加以桑棉之利"和"垦荒成熟"，就可以用中国的"本富"去抵抗外国的"末富"，说下了"彼之末富安能与我之本富争，彼之淫巧安能与我之食货比"②的话。这表明他对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的认识是有误差的，且同他曾意识到西方"以经商致富，广造机器，增制轮船"的思想也是相矛盾的。但他着眼于兴修水利和发展农业生产，则对于农业经济的发展不无促进作用。实际上左宗棠加强海防的主张更多的是强调师法西方，引进和仿制外国船炮，并在两江督所令江南制造总局和金陵机器局增制枪炮，以御外侮。正如左宗棠谈及他治水的目的时所指出： "江南要政，以水利、海防为急。……我朝治吴有声绩者，推陈鹏年、陶澍、林则徐，皆名显当时，功垂后世。诚以民为邦本，食为民天。水利兴，而后旱潦有备，民得所养。民得所养，而后礼义廉耻由此兴，尊亲乐利之心由此笃。民心定，民力纾，官司有所恃以为固，更得精兵利器辅之，自可销好慝之萌，折骄寇之焰。由是言之，水利固关系国计民生，亦实海防根本。" 左宗棠意识到为进行反侵略战争必须在国内创造一个民有所食、民有所养的安定社会环境，这种思想是有着十分积极意义的。此外，左宗棠在筹划海防的过程中、对沿海人民群众的力量寄予厚望。他令滨海20多个州县的官府组织渔团，加以训练，藉此作为反对外国武装侵略的一支生力军。他亲自到沿海校阅渔团，认为："此军有成，则海外有截，豪俊之士闻风而至，以战以守，均确有把握。"② 左宗棠在筹划两江布防的同时，对法国侵略越南并进而入侵中国南疆的局势极为关切。特别是光绪九年四五月间奕、李鸿章等人的议和妥协主张以及李鸿章拒绝往广东"督办越南事宜"而仍以北洋大臣的身份去上海同法国代表脱利古谈判，对此，他异常愤懑。他致函总理衙门说："法越交兵一事，议论纷坛，究以执咎无人，莫敢以正义达诸政府"。他则"默察时局"，强调"惟主战于正义有合，而于事势攸宜"。③左宗棠还令其部将王德榜于回湖南省墓之际，将云贵总督岑毓英（字彦卿，广西西林人）在江南制造总局订造的枪炮顺道由上海经湖南转运云贵，并嘱王德榜"回籍后，遗其旧部与刘永福熟识者，径赴刘永福处探视军情，路途据实禀报，以便区画，一尽南洋职分"。①不久，左宗棠在写给两广总督张树声（字振轩，安徽合肥人）的信中，说他筹防江南海防乃"未雨绸缪之计，果能制敌死命，与否固未可必，而自处之道则预以白诸朝廷。盖衰朽余生，得以孤注了结，亦所愿也。法虏骄横，谓越南非我属国，竟思倾国从事，而不顾其后。刘永福以一健卒，为越捍边，力挫虐焰，似亦人所难能。但孤立无援，势难持久，吾华将有唇亡齿寒之虑。南洋以兼筹边防为责，岂能袖手旁观"？②接着，左宗棠致函其密友、时为潜运总督的杨昌浚，谈了他愿请求奔赴抗法第一线的想法。他说："法越交兵一案，枢部束手。不得已为赴滇粤边界之请，先令王朗青方伯（按指王德榜）于回籍之便挑募广勇乡兵数营，一面径赴刘永福处察看军情、地势。弟再率新募各营接踵前进，一往图之，为西南数十百年之计，以尽南洋大臣之职。未知朝廷许我否耳。"③七月，左宗棠专折向清廷陈述南洋应办边务机宜。他指出，法人脱利古"始则欲以西贡为屯兵之所，继则扬言进规广东矣"。对此不能在谈判中示弱。"我愈俯则彼愈抑，我愈退则彼愈进"，"法人得陇望蜀，滇、黔、广西边患愈迫。中国吁食方勤，未敢置之不理。臣任重南洋，兼管七省海口，尤属义无可辞。"尽管左宗棠对李鸿章不愿赴两广"多责备之词"，他欲"反而求之"，即希望清廷能派自己去"督办越南事宜"，但"朝命未临"又使他不能实现这个愿望。于是，左宗棠请求"由南洋出师，助滇越边防"，计划"于巡勘崇宝海防后，率新募各营回湘继进，以赴戎机"。①然而，清廷并没有同意左宗棠奔赴抗法前线的要求，以"滇粤边界，均有重兵"为由，令左宗棠继续留任两江。 从左宗棠的上述言论来看，他是一反李鸿章之所为，甘愿冒死命请缨前往抗法前线，"以赴戎机"。尽管未能如愿，但其抗击法国侵略的决心则是始终不渝的。尤其是他对刘永福领导黑旗军抗法斗争的肯定，回击了李鸿章把刘永福称作"土寇伎俩"②的说法。他派王德榜携军火至云南，并在广东、湖南一带募兵，确为增强抗法前线的军事实力起到了积极作用。光绪九年秋冬之交，王德榜募军十营，被左宗棠命名为"格靖定边军"。左宗棠调派提督陈广顺等富于作战经验的将领充实该军，并解去饷银十万余两和军火物资。随后，左宗棠令王德榜率领该军驰赴广西。该军在抗击法国侵略的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左宗棠是称得上恪尽南洋大臣职守的。 光绪九年十一月十二日（1883年12月11日），法国侵略军在孤拔的指挥下，向驻扎在越南山西的中国守军发起进攻，正式挑起了中法战争。十六日，法军攻占山西。光绪十年二月二十五日（1884年3月12日），法军新任统帅米尔又率军占领北宁。 山西、北宁失守的消息传到北京，清廷大为震惊。慈禧太后把责任全部推给与她有权力之争的奕诉。经与奕策划，于三月十二日（4月8日）下令革除以奕为首的五名军机大臣的职务。任命以礼亲王世铎为领班军机大臣的新的军机处成员，命令由庆亲王奕主持总理衙门，并于次日宣布"军机处遇有紧要事件，著会同醇亲王奕商办"①，奕从此控制了军机处。此为颇有影响的"甲申政局之变"。然而，清朝统治中枢的这次大规模的人事变动并没有给中法战争带来什么转机，新的军机处对外实行的仍是妥协方针。因此，时人有"易中驷以驽产，代芦服以柴胡"②之说。与奕诉关系甚密的李鸿章不但未受到这次政局之变的牵连，反而弹劾他有六可杀之罪的翰林院编修梁鼎芬却被清廷加以"莠言乱政"的罪名被革了职。李鸿章攀附上奕，不久即有"在内醇亲王主之，在外李鸿章主之"③的传言。 接着，李鸿章于光绪十年三月（1884年4月）在法国政府抛出的议和骗局引诱下，向清廷提出"随机因应，早图收束"的建议。清廷旋命他"竭诚筹办，总期中法邦交从此益固；法越之事，由此而定"。④四月十六日（5月11日），李鸿章与法国代表福禄诺在天津签订了《中法简明条约》。该约的主要内容有：中国承认法国有权保护越南；将驻越清军调回边境；法商可以从越南向中国自由运销货物。这显然是一个不平等条约。 左宗棠于光绪九年七月上奏请求督师"以赴戎机"的愿望未能实现后，十月因目疾加剧恳请开缺回籍调治，清廷准假两个月。而他鉴于两江海防仍需他"力疾料理"，便带病在"赏假以后于海防、水利、盐务各要件"继续加紧布署。左宗棠本想通过"延医多方调治，期得早日痊可，届时即行奏明销假，以副余年图报之忱。无如年老气血衰惫，病根已深，未见速效。见在所最苦者，右目因流汁过多，受伤益甚，检校文书万分吃力，稍一搁置，隔日即成堆垛，勉强判阅，下笔不能成字"，不得已于光绪十年正月再次请求准假，以免"贻误要公"。①清廷勉如所请，又赏假四个月。左宗棠奏荐安徽巡抚裕禄、漕运总督杨昌浚、前两广总督曾国荃自代。清廷决定由曾国荃署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同时，清廷以"左宗棠劳勤懋著，朝廷倚任方殷，当此时局艰难，尤赖二三勋旧之臣竭诚干济"为由，希望左宗棠"早日就痊，出膺重寄"。三月十三日（4月8日），左宗棠向"兼程莅任"抵达南京的曾国荃交卸两江总督篆务。 左宗棠虽自正月十八日起因目疾加重续行休假四个月，但他并没有安心回籍休养，而是仍留在南京布署江海防务并关注着前线战局的变化。特别是在"频阅越南电报文牍"，得知"北宁失守，兴化相继沦陷"，法国提督又"带兵船八号分驶福建、江南、天津，横行无忌"①的情况后，遂于四月初二日上奏请求提前销假。四月初九日（5月3日），清廷下令召左宗棠这位"素著公忠，不辞劳瘁"的老臣进京"陛见"。 左宗棠对滇、粤边防的局势作了进一步的了解之后，于四月十七日上奏指出："法人既攻北宁、兴化，兵端已开，滇、粤藩篱尽撤，边防之不可不急谋增黾也明矣。滇、粤溃败各营，不足复用，所恃者仅王德榜楚军八营，而分扼镇南关、谅山两处，要区兵分力单，能守而不能进，坐失事机。自应增调一军为后劲之师，俾王德榜得一意驰驱，免虞后患。庶足绥藩服而伸天讨，收已失之人心，戢异族之凶焰。"因此，他建议由前任浙江提督黄少春在湖南"挑选弁兵五营，驰赴广西镇南关外，为王德榜策应之师。并饬预选臣旧部之散处本籍者，编为数营，名之臣军，营务处营率之同征，以厚其势。如蒙俞旨允行，是黄少春此行，于王德榜为后劲，于臣为前驱，似与时局较为有益。"②左宗棠仍抱有率军前往滇、粤抗法前线的愿望。 左宗棠呈递拟令黄少春募兵策应滇、粤边防的奏折这一天，正与李鸿章在天津签订《中法简明条约》同日。这两个同被清廷所倚注的"中兴名臣"，一个在积极请战，另一个却在妥协求和，孰高孰低，自不待言！ 也缘于李鸿章的妥协求和得到清廷认可的因素，本来在对待法国侵略的态度上已摇摆不定的清政府此刻更加动摇，所以未采纳左宗棠的主张，并阻止由黄少春募兵增援滇、粤边境。 四月二十一日（5月15日），左宗棠离开南京趋往北京。行途之中，他细心研读了李鸿章与福禄诺在天津议订的《简明条约》五条，并于"途间细思中、法议和，上关国家大计，有不能无疑者，应即条陈所见，聊效一得之愚"。于是，他写下了《时务说帖》。在这篇说帖中，左宗棠不仅回顾了他总督两江，"时逾两载，所创举者，增制船炮、兴办水利、增复盐引为三大宗"的治绩，而且反复阐述了对付法国侵略"非决计议战不可"、"议和之应从缓"的鲜明见解，进一步表示了他愿"亲往视师"，誓与法国侵略者血战到底的英勇气概。他说： "宗棠今春有增灶之请，意在令黄少春纠集旧部，添造水师船只，会同王德榜札饬刘永福挑选熟习海战弁丁，为其管带驾驶，冀收桑榆之效。偿蒙俞允，宗棠亲往视师。窃自揣衰庸无似，然督师有年，旧部健将尚多，可当丑虏。揆时度势，尚有可为，冀收安南仍列藩封而后己。不效则请重治其罪，以谢天下。此一劳永逸之策也。" 左宗棠希望能通过这篇说帖打动清廷，赢得支持，以根本扭转中法战争的不利局面。他正是怀抱着这样的心境奔向京城的。 ①《并案查阅江苏营伍先闻江北各营分别举劾折》，《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五九，页一至二。 ②［清］罗正钧：《左宗棠年谱》，第394页。 ①《与周荇农阁学》，《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二六，页二七。 ②《答彭雪琴》，《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二六，页三至四。 ①《筹办海防会商布置机宜折》，《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六○，页三六至三八。 ①[清]李鸿章：《复张蒉斋署副宪》，《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二○，页四三。 ②［清］李鸿章：《论海防兵单未轻言战事》，《李文忠公全书》译署函稿，卷一四，页一○。③《与孝宽孝同》，《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241页。 ④《与孝宽孝同》，《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241页。 ①《筹办海防会商布置机宜折》，《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六○，页三九。 ②《与周荇农阁学》，《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二六，页九。 ①《出省勘收水利工程折》，《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六○，页一二。 ②《校阅渔团回省日期折》，《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六一，页四二。 ①《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二六，页四三。 ②《答两广总督张振轩制军》，《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二六，页四四。 ③《答杨石泉漕督》，《左文襄公全集》书犊，卷二六，页四五至四六。 ①《敬筹南洋应办边务机宜折》，《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六一，页一四至一七。 ②《复张蒉斋署副宪》，《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二○，页三七。 ①[清]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第2册，第1677页，中华书局1958年版。 ②吴语亭编注：《越缦堂国事日记》，第6册，第3062页。 ③[清]胡思敬：《国闻备乘》，卷二，页三。 ④故宫博物院编：《清光绪朝中法交涉史料》，第18、22页，1932-1933年排印本。 ①《假期届满目疾未痊仍恳开缺回籍折》，《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六二，页一至二。 ①《目疾稍愈遵旨销假折》，《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六二，页四二。 ②《筹布滇粤边防拟令黄少春募兵策应折》，《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六二，页四三至四四。 ①《时务说贴》，《左宗棠全集》札件，第577-579页。 第三节"闽事吃紧，慷慨请行" 光绪十年五月二十日（1884年6月13日），左宗棠经一个月的"水陆趱程，未敢休憩"，抵达京师。五天后，清廷发布"上谕"：著左宗棠"仍在军机大臣上行走，该大学士卓著勋绩，年逾七旬，著加恩毋庸常川入直，遇有紧要事件，豫备传问。并著管理神机营事务"。①左宗棠再次担任军机大臣。 左宗棠复入军机，可以说是对和战之局颇有影响的一项人事安排。原因是李鸿章签订《中法简明条约》后，引起了京师及地方的普遍反对，清廷迫于舆论压力，也只得作出几分主战姿态。四月二十八日，清廷派一向主战的前山西巡抚张之洞署理两广总督。接着，左宗棠又再入枢机。这些都表明清廷有转向主战的意图。所以李鸿章在清廷任命左宗棠为军机大臣的"上谕"发布后第二天，即致电淮军将领、广西巡抚潘鼎新说："左相进京，正议主战，内意游移。"② 也就在《中法简明条约》签订后仅40多天，法军于闰五月初一日（6月23日）又在谅山观音桥一带挑起战端，被清军击退。法国一手挑起了观音桥事件，反诬中国破坏《简明条约》，再派远东舰队司令孤拔率舰队驶往福建沿海，准备扩大战火。 针对法国新的军事挑衅，左宗棠根据王德榜发自前线的，电文，于闰五月初七日向清廷上奏陈述了他对战局的看法。据王德榜电文称，"法人果又蠢动"，"分为两路，一犯观音桥长庆粤西各营，一犯王德榜谷松之营"。"各军请战"，而"潘鼎新谕令毋得生衅"。因此，左宗棠请求清廷敕下滇、粤督抚"严饬防军，稳扎稳打，痛予剿办"，这样才能对付法军的侵略活动。左宗棠还指出："法人请和之不足信，而缓兵之伎俩毕露矣。且自天津和议条款一出，天下臣民莫不共愤而痛憾狡虏之欺侮朝廷也。兹又衅自彼开，法人虽狡，无可置辩。"因此，左宗棠一再强调必须以战取胜。他复请饬黄少春募军赴边，会同王德榜、刘永福等军痛击法国侵略者，"以张挞伐而振天威"。①左宗棠此折得到清廷赞许。 六月十五日（8月5日），法国远东舰队的三艘军舰突然袭击台湾基隆。督办台湾防务大臣刘铭传指挥清军顽强抵抗，打退了侵略者的进犯，取得基隆保卫战的胜利。 然而，清廷却因法军侵略基隆而又在动摇不定。清廷乞求列强出面调停，却因"英、德与法仇，不肯过问，美滑无力"而毫无结果。李鸿章乘机怂恿清廷接受法国提出的赔款议和条件，甚至以"战后亦必赔偿，为数更巨"来吓唬清廷。慈禧太后六神无主，急忙召见奕哭诉："不愿再经咸丰故事，但亦不愿大清江山由我而失，由我示弱。"奕回答说："可以打。"慈禧太后也说："打就打到底。"接着，慈禧太后召开了由御前大臣、军机大臣、总理衙门大臣及六部九卿参加的御前会议。她说："和亦后悔，不和亦后悔。和就示弱，不和会割地赔款而且损伤不少，或许引起内乱而且亦赔不起。"显然，慈禧太后在和与战之间仍在徘徊。她讲了这番话后，会场一片寂静，许久无人答言。猛然间左宗棠站立起来疾呼道："中国不能永远屈服于洋人，与其赔款，不如拿赔款作战费。"①慈禧太后听过此言，遂下令罢朝，含泪称是。至此，清廷才下了主战的决心。 法国悍然进攻基隆，在中国东南沿海挑起战端。法军受挫于基隆后，法国政府决定扩大侵华战争，通过驻华代理公使谢满禄于六月二十九日向清政府提出赔款8000万法郎的新条件，并以最后通牒的形式限48小时答复，否则下旗离京，由孤拔立即采取军事行动。清政府拒绝了法国的无理要求。七月初一日，谢满禄果然下旗离开北京。初三日（8月23日），孤拔指挥法国舰队向停泊在福州马尾军港的福建海军发起突然袭击。福建海军的军舰还没有来得及起锚，就被法舰的一排重炮击沉两艘，重伤4艘。福建海军仓猝应战，十分被动，广大爱国官兵仍奋勇还击，但已无法挽回败局。经短短一个多小时的海战，福建海军的11艘战舰均为法舰击沉击伤，官兵伤亡700余人，福建海军几乎全军覆没。第二天法军又向位于马江北岸的福州船政局开炮，击毁许多厂房和厂内正在制造的舰船。由于船政局作了积极布防，法军攻占船厂的计划未能得逞。 马尾之战爆发后的第三天，即七月初六日（8月26日），清廷下诏对法宣战。此时，左宗棠深为福建沿海的严重局势焦急不安。七月十五日，他亲赴醇王府面见奕，请求统兵出征。奕在记述与左谈话的情形中说："左相响晦来谈，仍是伏波据案之慨，其志甚坚，其行甚急。已嘱其少安勿躁，十八日代为请旨，始去。"①七月十八日（9月7日），清廷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福建军务。 此前，左宗棠曾多次要求奔赴前敌同法国侵略者决战，但均没有得到清廷的允准。是刻，他的愿望终于实现，其心情可以说是万分激动的。他以72岁的高龄，不顾体多有病，毅然投身到抗法前线。七月二十五日（9月14日），左宗棠在启行前特地向翁同龢辞别。他在翁同龢处"坐良久"，"其言衷于理而气特壮"，给翁留下深深的印象，两人"怅惘而别"。② 对于左宗棠勇于赴汤蹈火的果敢行动，舆论界曾作出如此评价："左候相以闽事吃紧，慷慨请行，所谓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方之古名臣，曾不多让！诚哉斯言！" ①《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六三，页二。 ②[清]李鸿章：《寄潘抚》，《李鸿章全集》（一），电稿一，第14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①《滇粤边防紧要请饬黄少春迅速成军前往折》，《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六三，页三至四。 ①窦宗一：《李鸿章年（日）谱》，第163-164页，转引自苑书义：《李鸿章传》，第272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①《醇亲王奕譞致军机处尺牍》，《中法战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5册，第5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②陈义杰编：《翁同龢日记》，第4册、第1863页，中华书局1992年版。 ③《申报》，1884年10月19日。 第四节"督师南下，遗恨平生" 左宗棠于七月二十六日（9月15日）离开京师后，经一月"水陆兼程"抵达江宁（今南京市）。在这里，左宗棠与两江总督曾国荃商讨了东南沿海的防务问题。左宗棠认为，江苏"防务布置尚属周密"，只有福建海防"情形吃紧"。因此，他决定立即招募旧部，"迅速成军，开拔前进"。① 本来，清廷于七月十九日，即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福建军务的第二天，曾在"上谕"中只是令左宗棠"前往浙江、福建交界地方，督兵驻扎，以备策应"。②清廷旋又于九月初九日复谕左宗棠"应遵前旨，在闽境驻扎，毋庸身临前敌，自不必亲统多营"③，以示对这个老臣的"体恤"，但左宗棠并没有"遵旨"而行，他感到福建防守"兵力尚单，难资分布"，需要他全面部署，便上奏请求对"如何扼要驻扎"等事宜准其"体察情形，随时具奏"。这样，左宗棠在江宁经半个多月的积极筹措，在组军、筹饷和咨商南北洋大臣各调派轮船四五艘帮助援台等方面略有眉目之后，于九月十三日离宁赴榕。 十月二十七日（12月14日），左宗棠率军抵达福州。此时，福州城内正因前此马尾之败和法军又于八月十三日攻占台湾北部的基隆而人心惶惶，一片混乱。左宗棠的到来，使福州人心大定。据记载，当钦差大臣左宗棠带领军队进入福州城时，"凛凛威风，前面但见旗帜飘扬，上大书'恪靖侯左'，中间则队伍排列两行，个个肩荷洋枪，步伐整齐，后面一个乘肥马，执长鞭，头戴双眼花翎，身穿黄绫马褂，……主将左宫保是也"。"盖榕垣当风声鹤唳之秋，经此一番恐怖，一见宫保，无异天神降临，所以敬礼如此也"。①福州人民夹道欢迎"左侯相"，在这位钦差大臣行馆的大厅上贴了一副楹联： 数千里荡节复临，水复山重，半壁东南资保障； 亿万姓轺车争拥，风清霜肃，十闽上下仰声威。② 左宗棠在阔别福州18年后重临此地，确实是感慨万分的。然而，他此时无暇回顾往事，只有倾其全力投入到派兵援助台湾和布署闽江防务等紧要军务中去。 援兵赴台是左宗棠要首先解决的难题。他到福州后两天，就根据对台湾情形进行的"详察"，上奏提出必须"妥筹赴援"台湾的主张。他一面"密敕刘铭传速督所部剋日进兵，规口口复基隆"；一面根据法军"封禁全台海口"的严重情况，派杨口口在元"密赴厦门一带确探情形，设法雇船暗渡营勇援台"，并希望"一俟南洋兵轮赴闽有期，再行调兵分扎马祖澳芭蕉山等处，以图首尾牵制，不任其肆意久据"①，从而打破法国舰队对台湾海峡的封锁。 左宗棠在福建海军已全军覆没的情况下，原想得到南北洋大臣的支持，各派舰船四五艘援闽。但由北洋大臣李鸿章操纵的北洋海军却拒不南来，由南洋大臣曾国荃控制的南洋海军也借口海路受阻而"遇敌不前"。左宗棠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又与德国商人商议雇船，也因其"坚以有碍公法为词"而遭回绝。左宗棠感到："目前军务重在援台，而援台之兵难在渡海"，"似此海道梗塞，纵有雄兵，不能飞渡"，因而"焦灼万分"。最后，他决定派王诗正统领"恪靖亲军"三营陆续开赴泉州一带，令杨在元从厦门"驰往该处准备渔船多只，俟王诗正兵勇取齐，扮作渔人黑夜偷渡"。左宗棠嘱咐王诗正抵台后遇事禀商刘铭传，并说"军情瞬息千变，如有机会可乘"，"亦准其相机行事，不必过于拘牵"。②至十二月底，王诗正统带恪靖各营分起分批渡过台湾海峡，抵达台南，增强了台湾的防卫力量。刘铭传、王诗正督率各军力挫强敌，终于保住了台湾。孤拔在企图攻占台湾的阴谋破灭，复经淡水之役败溃和基隆被围后又企图进取浙江镇海，结果又被中国守军打退，孤拔也被击伤，法军只得于光绪十一年二月（1885年3月）退踞澎湖群岛，孤拔不久在此毙命。左宗棠督军援台，对于扭转台湾所面临着的严重危局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布置闽江防务是左宗棠要着重对待的第二个问题。闽江海口有一大岛曰瑯崎岛，岛上的金牌与北岸的长门"为入口最要之地"。左宗棠派福建按察使裴荫森、道员刘倬云等"星夜督工，就该处竖立铁桩，横以铁绠，没入水中，安设机器，随时捩转起落，以便我船出入，敌船至则起绠以阻之"。随后，他又于"距省城三十里之林浦、魁歧及闽安右路出海之梅花江，概经垒石填塞，仅容小舟来往"。并在"以上各处均建筑炮台，安放炮位，派兵驻守，可资捍卫而遏敌冲"。①左宗棠还与帮办福建军务的闽浙总督杨昌浚、福州将军穆图善会商"妥筹一切"，决定"将海口水道标识立即撤去，并督饬水雷教习将各雷火药装齐，沿港遍布"。左宗棠把长门、金牌各炮台视为"闽港第一关键"，布署穆图善驻军于此。穆图善把从马江中起出的被击沉军舰上的大炮"迅催安妥"，"又将原设各炮次第修备，督同各将弁昼夜巡守。敌船如敢来犯，立予轰击"。被左宗棠视为"第二重门户"的"闽安之南北岸，亦关系紧要，原设备炮台被敌轰毁之后，正在修整。原设各炮亦有数门可以开放"。这样，安放在闽江出海口的铁绠，犹如一把铁锁，而长门、金牌炮台和闽安南北岸炮台则宛如两道铜关，可谓铁锁铜关，互为表里。十二月二十六七日（1885年2月10日、11日），左宗棠同杨昌浚先后出省城，到南台、林浦、马江、闽安南北岸"遍加巡视"。二十八日同到长门、金牌，"各营将士均站队试枪，军容甚肃，各炮台可放之炮亦皆演放数过"。左宗棠通过检查防务情况，满怀信心地说："如狡寇果来，势难插翅飞过。"①福建前线的防务大为增强，5个多月前马尾之战的悲剧此时已不可能再演了！ 此外，左宗棠还"拣派勤练明干之员分赴福州、福宁（今霞浦市）、兴化（今莆田市）、泉州四府各海口设局，会同地方官及本籍绅士办理渔团，择渔户中骁勇善水者作为团长，"勤以步伐，犒以资财，动以功名"，借助民力"而御外侮"。② 法国侵略者在中国东南沿海受挫后，又把进攻的重点转移到中越边界的陆路战场。光绪十年十二月二十日（1885年2月4日），法军向谅山一带的清军发动攻势。广西巡抚潘鼎新节节败退，甚至自动放弃谅山和镇南关（今友谊关），一直逃回广西龙州。光绪十一年正月初九日（1885年2月23日），法军占领了中越边境上的重镇镇南关。遂焚掠镇南关后退回谅山。 镇南关失守后，清廷将潘鼎新革职。两广总督张之洞奏荐冯子材任广西关外军务帮办，接替镇南关前敌指挥权。二月初七日（3月23日），法军分兵三路猛攻镇南关，被冯子材率军打退。次日，法军再攻镇南关，冯子材会同王德榜的"恪靖定边军"坚决抗击，将法军逼离长墙，压下山谷。初九日，冯子材下令各军反攻，各路清军勇猛冲杀，法军全线溃退。初十日，冯子材、王孝祺率军夺回文渊州。十二日，冯子材、苏元春、王德榜三路夹击谅山，于第二天（3月29日）克复谅山，大败法军。这就是威震中外的镇南关-谅山大捷。 张之洞在总结这次战斗时指出："法二次犯关，非有生力大军，难遽言战；非冯子材创筑长墙，与王孝祺合军死守，则诸军无所依倚；……非王德榜截其后路，断其军火，关内外夹攻，则（法军）亦不能如此大溃。""法虏自谓入中国以来，未有如此次之受巨创者。"①可谓当年左宗棠在总督两江时派王德榜募"恪靖定边军"赴广西前线是有远见的。 此刻，左宗棠在福建、张之洞于两广，都在抗击法国侵略的斗争中取得了明显的成效。特别是法军在镇南关、谅山大败后，茹费理内阁因此而垮台。战局对中国来说不仅有利，且大有可为。就连把持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职务的英人赫德私下也不得不承认："中国如果真能打到底的话，她（按指慈禧太后）会赢的！"②然而，就在中国军队取得镇南关-谅山大捷之后又进而袭郎甲、攻北宁之际，清廷却于二月二十二日（4月7日）下令前线停战和撤回前线的军队返回关内，并公开向战败的法国求和。 其实就是这个赫德，早在光绪十年七月二十九日（1884年9月18日），就秉承英国政府希望中法早日结束战争，解决争端，而不情愿战争继续下去使自身侵华的经济权益受到太大影响的旨意，急忙发出密电令中国海关总税务司驻伦敦办事处的英人金登于即赴巴黎，面见茹费理，劝法国放弃赔款要求并同中国议和。赫德的目的无非是在清政府被迫对法宣战后试图阻挠中国对法国的抵抗。当然，由于赫德多年在华的原因，他对清廷"愿意和平，但不肯'丢脸'以取得和平"的面目看得也很清楚，并指出："不幸的是这里所认为'丢脸'的，倒并不是丧失事物本身，而是丢掉它的名义。"①所以，他对派金登干去法国活动又抱有希望，即说服法国不要让清廷"丢脸"，其他均好协商。十一月二十五日（1885年1月10日），金登干抵巴黎，表面上是交涉不久前中国海关的"飞虎"号轮船在台湾海峡被法军扣留事件，实际上则要包揽中法"议和"。赫德说："我正在抓住冲突双方'死不放手'，我得把事情亲自抓在自己手里，并尽量保守秘密--这是我们取得成功的唯一机会，我甚至不让大人物李鸿章知道，也不让他插手此事。"②"我只能把所有的事闷在自己肚里，也不敢把一切都告诉总理衙门。"③很明显，赫德一手操纵了中法之间的"对话"，而指使他派金登于赴法国直接去找茹费理的人物只能是慈禧太后。对此，赫德不加掩饰地对金登干声称："目前的谈判，完全在我手里，我要求保守秘密，并不受干预，我自守机密，总理衙门也如此，皇帝已有旨，令津、沪、闽、粤各方停止谈判，以免妨碍我的行动。"①赫德、金登干实际上在为法国人说话。正如赫德自己所表白的："我想我们已脱离了'绝境'，而且恰巧是时候。因为法军在谅山的胜利（这消息昨天在此地传开）也许会诱使法国再增加要求。"②然而，赫德想使法国攫得更多的侵华权益的如意算盘打错了。中国军队旋又取得镇南关-谅山大捷，使赫德惶恐不安。金登干在法国的谈判由此产生波折，他致函赫德说："真的看到这种情况出乎预料地突然发生时，还是使人伤心的。"但是，就在镇南关-谅山大捷即将取得之际，直隶总督李鸿章、主持总理衙门的"新王爷"奕却积极主张对法议和。据赫德于光绪十一年二月初七日（1885年3月23日）致金登于函中说："李在过去三个星期里特别地烦躁不安，他被皇帝派遣与日本为朝鲜事件而派来的特使伊藤博文伯爵谈判，为了不使法国问题妨碍他，虽然没有上面的命令，他还是对这事插了手。总理衙门--特别是新王爷--在我们直接去找茹费理以后，坚决地支持了我"④。赫德说这番话后仅6天，法军大败于谅山，李鸿章乘机提出了"乘胜即收"⑤的主张。他认为："当藉谅山一胜之威，与缔和约，则法人必不再要求。"①便致电总理衙门说："谅山已复，若此时平心与和，和款可无大损，否则兵又连矣。"② 这样，李鸿章的主张不仅与赫德的思路相符，而且更与慈禧太后在不丢掉面子的情况下议和的初衷相吻合。于是，清廷决意停战议和。二月十九日（4月4日），金登干在得到清廷的认可后，代表清政府与法国政府代表毕乐在巴黎签订了《中法停战条件》。其内容为中国批准《中法简明条款》；双方立即停战，中国从越南撤兵，法国撤除对台湾的封锁；法国允派一员至天津或北京，商定所订条约的细目。于是，清廷下令停战撤兵，并于三月二十九日（5月13日）派李鸿章在天津与法使巴德诺开始谈判，以签订正式条约。 面对清廷停战、撤兵与议和的"谕旨"，左宗棠痛感失望和愤懑不平，他上奏直陈"要盟宜慎，防兵难撤"，指出：法夷犯顺以来，屡以忽战忽和误我大局。上年四月十三日之约，口血未干，即来挑衅，甚且逞其无赖。……一面踞我基隆，一面驶入马尾，乘瑕蹈隙，驯至溃坏而难收拾。前车宜鉴，大局攸关。津约五条已置越南于度外，占踞之基隆与新失之澎湖，岂可再涉含糊耶？自去秋至今，沿海、沿边各省惨淡经营，稍为周密，今忽隐忍出此，日后办理洋务必有承其蔽者。如果基澎不遽退还，则当道豺狼必将乘机起噬，全台南北不独守无可守，抑且防不胜防。此要地之不得不争，所宜慎之于先者也。……此边军之不可遽散，所宜防之于后者也。军之不可遽散，所宜防之于后者也。与左宗棠有同感的张之洞在接二连三地提出反对撤兵、议和的建议后，自知"人微言轻"，便致电左宗棠希望他能力挽狂澜。张之洞说： 闻洋约十条数日内即画押，无非利法害华之事。洞请发沿海、沿边疆民筹议，不报。洞前后电奏二十二次，三争撤兵，余争条约、地界、商务、刘军、义民；初则切责，后则不报。人微言轻，无术挽救。若再草草画押，后悔易追！公有回天之力，幸迅图之。张之洞以其少壮有为想挽回局势却"无术挽救"，左宗棠则虽是"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亟望一吐"四十余年之恶气"，却也无"回天之力"。左宗棠对清廷的衰朽面目已完全看透，张之洞的电报除去徒然增加他的几分苦恼之外，他已无言以对。他深知清廷发出了"由李鸿章分咨沿海、云粤各督抚如约遵行"的"电旨"和派李鸿章在天津议订条约，一切都无法挽回了。 四月二十七日（6月9日），李鸿章奉慈禧太后之命，在天津与巴德诺签订了《中法会订越南条约》（又称《中法新约》），规定：中国承认越南归法国保护；中国同意在两广、云南的中越边界开埠通商，法国享有减税通商权；以后中国建造铁路时，应向法国商办。当然，在这个不平等条约中，加进了"言明必不致有碍中国威望体面"①的字眼，这也算是满足了慈禧太后的心态。战争的结局是以法国不胜而胜，中国不败而败的事实收场了。 五月初六日（6月18日），左宗棠以"身体赢瘦、饮食锐减"，"头晕眼花"，"喀血时发"②的实情向清廷上奏请求告退。六月十七日，他再次上奏恳求交卸钦差差使回籍，并陈述了自己的肺腑之言："微臣衰朽残年，谬膺重寄，成功未奏，方切疚心。"③中国不败而败，左宗棠何以心甘？！ 即使在身体病重和失望有加的情况下，左宗棠在六月份仍上两折，对保卫台湾和加强海防提出了颇有见地的建议。他认为："台湾孤注大洋，为七省门户，关系全局，请移福建巡抚驻台湾，以资镇摄。"④清廷对此予以采纳，于光绪十一年九月初五日（1885年10月12日）改福建巡抚为台湾巡抚，福建巡抚事务由闽浙总督兼管，台湾设立行省，刘铭传为首任巡抚。左宗棠还在专设海防大臣的奏折中提出"师船宜备造"、"巡守操练宜定例"、"铁路宜仿造"、"士气宜培养"等意见，并指出由新设的海防大臣"驻扎长江，南拱闽越，北卫畿辅"。①在台湾设行省的同一天，清廷下令设立海军事务衙门，命奕总理海军事务，这与左宗棠的建议也有密切的关系。 七月二十七日（9月5日），业已73岁的左宗棠在两日前接到了清廷"俯如所请"的"上谕"，但耗尽了毕生心血的他再也无力返回湖南老家了，这一天他病逝于福州，临终之前，他在口授遗折中说：此次越南和战，实中国强弱一大关键。臣督师南下，迄未大伸挞伐，张我国威，遗恨平生，不能瞑目！左宗棠死后，清廷发布"上谕"称："大学士左宗棠学问优长，经济闳远，秉性廉正，莅事忠诚"，"叠著战功"，"运筹决胜"，"底定回疆，厥功尤伟"，"尽心民事，裨益地方，扬历中外，恪矢公忠"，着追赠太傅，加恩予谥"文襄"。③他的"左文襄公"之名由此而得。 ①《行抵江宁会筹拨调勇营赴闽折》，《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六三，页二○。 ②《行抵江宁会筹拨调勇营赴闽折》，《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六三，页二○。 ③《添募勇营并宽筹经费请敕部先拨实饷折》，《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六三，页二七。 ①采樵山人：《中法马江战役之回忆》，《中法战争》（资料丛刊），第3册，第138页。 ②《申报》，1884年12月19日。 ①《行抵闽省详察台湾情形妥筹赴援折》，《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六三，页三九至四一。 ②《派员援台并会等一切情形折》，《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六三，页四三至四四。 ①《派员援台并会商一切情形折》，《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六三，页四三。 ①《会阅海口炮台严备闽防并待船援台折》，《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六四，页一。 ②《办理各海口渔团片》，《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六三，页四八。 ①［清］张之洞：《广军会合各军保关克谅撤兵回界折》，《张文襄公全集》奏议，卷一○，页二一至二二。 ②陈霞飞主编：《中国海关密档--赫德、金登干函电汇编》，第4卷，第124页，中华书局1992年版。 ①陈霞飞主编：《中国海关密档--赫德、金登干函电汇编》，第3卷，第655页，中华书局1992年版。 ②陈霞飞主编：《中国海关密档--赫德、金登干函电汇编》，第4卷，第25页。 ③陈霞飞主编：《中国海关密档--赫德、金登干函电汇编》，第4卷，第35页。 ①《中国海关与中法战争》，第81页，中华书局1983年版。 ②陈霞飞主编，《中国海关密档--赫德、金登干函电汇编》，第4卷，第35页。 ③陈霞飞主编：《中国海关密档--赫德、金登干函电汇编》，第4卷，第61页。 ④陈霞飞主编，《中国海关密档--赫德、金登干函电汇编》，第4卷，第52页。 ⑤［清］李鸿章：《寄粤督张香帅》，《李文忠公全书》电稿，卷五，页二九。 ①罗惇《中法兵事本末》，见荣孟源编：《中国近代史资料选辑》，第248页，三联书店1954年版。 ②［清］李鸿章，《寄译署》，《李文忠公全书》电稿，卷五，页二四。 ①《密陈要盟宜慎防兵难撤折》，《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六四，页二二至二四。 ②［清］张之洞：《致福州左中堂》，《中法战争》（资料丛刊），第4册，第504页。 ①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弟1册，第467页，三联书店1957年版。 ②《恳恩交卸差使回京复命并恳先行回籍调理折》，《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六四，页二九。 ③《再恳交卸差使展假回籍折》，《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六四，页三四。 ④〔清〕罗正钧：《左宗棠年谱》，第403页。 ①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帝国主义侵略类·中法战争案卷》，第107号卷。 ②《左文襄公实录》，第8页。 ③［清］罗正钧，《左宗棠年谱》，第404页。 第五节立言传世 早在春秋时期，鲁大夫叔孙豹便言："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为不朽。"①本书传主左宗棠也深悟"立德、言、功，为三不朽"②之古训，在立德、立功的同时颇重立言，并以立言即其思想的底蕴来指导其行动，成为一个善治文书，勤于笔耕的兼政治、军事、思想家于一身的人物。对于他的"立心行事"，与左宗棠为"同乡布衣之交，共事日久，相知最真"的杨昌浚有如此评说："凡有利于国家之事，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见无不为，为无不力"，其"果敢之气，刚介之风"足"振顽懦"。③可见左宗棠所立之言与其所立之德、之功有机地融为一体，具备了"虽久不废"，为后人所称道的价值。于是，尽管左宗棠的著述中不可避免地含有一些封建的毒素，但就其积极意义和价值主体而言，仍可以不朽之作留传于世。 左宗棠生前以幕宾跻身仕途，他先后为担任湖南巡抚的张亮基和骆秉章代拟奏稿，因而《张大司马奏稿》和《骆文忠公奏稿》向来被视为左宗棠之笔。左宗棠在襄办曾国藩军务时，代曾国藩撰写奏章，这样在《曾文正公全集》中也夹有左宗棠的墨迹。左宗棠致友人函也被视为珍品保存，宁绍台道史致谔的《史氏家藏左文襄公手札》即是一例。左宗棠声名鹊起之际，其著述屡被《京报》、《申报》所载，一时脍炙人口。光绪七年（1881年），《盾鼻馀瀋》在长沙开雕，是为左宗棠首部问世的结集，内容主要由诗文构成。 左宗棠辞世后，其奏稿、札件、诗文、函牍及家书被陆续整理刊行，主要形成以下几种版本： 《左文襄公奏疏》（3编），光绪十二年（1886年）锓版。 《左文襄公全集》（135卷），光绪十六年（1890年）开雕，杨书霖等编辑。全书包括左宗棠的奏稿、谢折、说帖、告示、批札、咨札、书牍、诗文，以及卷首和附录张亮基《张大司马奏稿》、骆秉章《骆文忠公奏稿》、罗正钧《左文襄公年谱》。其中左宗棠的奏稿64卷，谢折两卷，说帖、告示各1卷，批札7卷，咨札1卷，书牍26卷，文集4卷、诗集1卷及联语，其他各卷为附录。杨书霖等人在整理编排《左文襄公全集》时，信守"凡出自公手而有关事实者，虽夹片数行必录；幕府所拟，必经公修饰最多者始行编入"的编辑方针①，这对于保留左宗棠的著述原旨和反映左宗棠的言论本意是有益的，但也使许多出自幕府的文字散逸，实属可惜。然而，这部全集在问世后的近百年内，以其内容广袤、史料翔实的特点颇为学界看重，成为一部比较完备的巨著。 《左文襄公家书》（2卷），1920年刊行、左孝同辑。内收左宗棠自咸丰二年（1852年）至光绪九年（1883年）与夫人、仲兄、子侄函札157通，分为上、下两卷。是书为上述《左文襄公全集》所未收，却可视为《全集》的一个部分，其内容不仅在筹兵筹饷以及用人行政等方面为"有章奏书札所未尽、可相印证者"（左孝同语），而且在训谕家常琐事方面又反映出左宗棠的人生价值观及家庭教育等主张。继左孝同辑《左文襄公家书》梓行后，上海大东书局、群学书社、新文化书社、启智书局部印行过此书，卷数或分或不分，内容则没有改动。20世纪30年代出现了中央书局印行的《左文襄公家书》（《清代十大名人家书》之一），此书体例芜杂，内容可疑，绝大部分内容是利用左氏给师友朋僚的函札，移花接木、连缀补苴而成的，作伪痕迹显然易见。① 《左宗棠全集》（20册），上海书店1986年版，为《左文襄公全集》光绪刻本的影印本。 《左宗棠未刊奏折》（1册），岳麓书社1987年版。该书为《湘军史料丛刊》之一种，收录左宗棠自同治元年（1862年）至光绪九年（1883年）的奏折479件。书中所收各件皆为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件，为前此各出版物所未刊。 《左宗棠全集》（15册），岳麓书社1986年起陆续出版。该书列入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计划，由湖南省社会科学院负责会同湖南省图书馆、湖南省博物馆、湖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长沙市湘江师范学校、岳麓书社等单位组成《左宗棠全集》整理组进行整理出版工作，全书拟分为15册，计有奏稿9册，札件1册，书牍3册，诗文·家书1册，附录1册。目前已出版奏稿7册，诗文·家书1册，札件1册。《左宗棠全集》奏稿，以光绪年间开雕的《左文襄公全集》奏稿、谢折为底本，另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中辑出左氏未刊奏疏，并从其他出版物搜集左氏奏疏，进行增补。奏稿9册中的前8册，收录左宗棠起自咸丰十一年（1861年），止于光绪十一年（1885年）的奏折。奏稿第9册为由左宗棠所执笔的《张亮基奏稿》、《骆秉章奏稿》的内容。《左宗棠全集》札件，包括批札、咨札、告示、说帖，时间起自咸丰十年（1860年），迄于光绪十一年（1885年），仍以《左文襄公全集》的有关内容为底本，另增补了一些内容。《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分为家书、文集、诗集、联语四个部分。其中家书部分以左孝同辑《左文襄公家书》为底本，用湖南省博物馆藏左宗棠家书手迹进行校勘；文集、诗集、联语部分仍以《左文襄公全集》的相应部分为底本，另收入湖南省图书馆藏《左宗棠会试文》、秦翰才辑《左文襄公集外文》以及其他原件档案资料。《左宗棠全集》书牍，内容为左氏于道光十三年（1833年）至光绪九年（1883年）的函牍。《左宗棠全集》附录，包括有左宗棠年表、左宗棠传记资料选辑、左宗棠著作版本目录、左宗棠研究论文、书目索引等项内容。这部书一经出齐，势必将成为内容比较完备的、当之无愧的左宗棠"全集"。 ①《左传》襄公二十四年。 ②《祭沈丹林先生文》，《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391页。 ③《闽浙总督杨昌浚奏》，《左文襄公全集》卷首，页八。①［清］杨书霖：《《左文襄公全集）跋》。 ①引自岳麓书社版《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的《编者前言》。 思想篇 第一章左宗棠的政治思想 左宗棠的政治思想 在本书传主的生平篇中，可以看出左宗棠是一个关心政务，洞察时局，忧国忧民，善于以天下为己任的人物。他在人生之旅中的建功立业，正是其思想指导的结晶。因此，从思想史的角度对人物进行深层次的研究是必要的。本章所展示的主要内容为：左宗棠在晚清风云变幻、新旧交替的社会环境中，胸怀"心忧天下"的忧患意识，正视忠君与爱国的辩证关系，奉行"为政先求利民"的施政方针，强调"讲求吏治"的理政之术，形成了具有时代特色的政治观点和政治主张。 第一节"心忧天下"的参政意识 忧国忧民的政治意识，素为历代思想家和政治家所重视。战国时期的著名思想家孟子指出："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①北宋名臣范仲淹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②清初大儒王夫之认为："忘身以忧天下，则祸未发于天下而优于吾之所忧也。"③他们的这些主张展示了以忧天下为己任的历史责任感。 本书传主在青年时代便形成了忧国忧民、书生参政、经邦治国的强烈意识。由于左宗棠早年对经世致用之学的追求，使他对中华民族的兴衰存亡表现出关注之情。道光十三年（1833年），年仅21的左宗棠在第一次赴北京参加会试后写下《燕台杂感》七律诗八首，其中"皆忧危之词，若预知天下将乱"。④左宗棠在此诗的第一首中写道： 世事悠悠袖手看，谁将儒术策治安？ 国无苛政贫犹赖，民有饥心抚亦难。 天下军储劳圣虑，升平弦管集诸官。 青衫不解谈时务，谩卷诗书一浩叹。 左宗棠对"世事悠悠"、"升平弦管"的现象表示不满，主张应以"儒术策治安"。他在第四首诗中写道： 南海明珠望已虚，承安宝货近何如。 攘输品俗同头会，消息西戎是尾闾。 邾小可无惩虿毒，周兴还诵旅獒书。 试思表饵终何意，五岭关防未要疏。 罗正钧认为左宗棠的这首诗"时已深忧有夷祸也"。①左宗棠对"南海明珠"广东受到西方资本主义的鸦片侵袭和武力威胁十分担忧，对伶仃洋上"趸毒"蔓延深为愤慨，他针对广东"夷祸"的严重性，提出了"五岭关防未要疏"的主张，目的在于抵抗外国的武力侵犯。继之，左宗棠又在第五首诗中描述了国内人民的悲惨生活： 湘春门外水连天，朝发家书益惘然。 陆海只今怀禹迹，阡庐如此想尧年。 客金愁数长安米，归计应无负郭田。 更忆荆沅南北路，荒村四载断炊烟。 左宗棠在参加会试途中，目睹了江河治理不善而水患严重的局面，鉴于此，他写下了"想尧年"、"怀禹迹"的诗句，希望再现"尧年"的太平盛世和大禹定九州、治水患的历史业绩。左宗棠对粮食短缺、饿莩遍野、炊烟断绝的状况十分不满和不安，他担忧的是如此下去必然要引起国内的动荡不安。左宗棠以一书生，企望能以所学的知识用于治国，即以"儒术策治安"，来拯救这种危局。但他此时除了忧心忡忡之外，并无施展抱负的机遇，因此，他在诗中不无感慨地写道： 报国空惭书剑在，一时乡思入朝饥。 贾生空有乾坤泪，郑繁元非令仆才。 洛下衣冠人易老，西山猿鹤我重来。 清时台辅无遗策，可是关心独草菜？① 从左宗棠的《燕台杂感》诗中，可以看出他的忧患意识主要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担心国内阶级矛盾的激化，力求清除苛政，防止民有饥心而酿成民变；二是对外国资本主义的鸦片输入和武力威胁表示担忧，主张通过加强国防来抵御外国的侵略。 道光十五年（1835年），左宗棠在第二次参加会试的试卷中针对国内人心和世道的变故，阐述了他对"人心之忧"和"世道之忧"的看法：又有甚者，仕宦成而薄君亲之爱，阅历久而忘廉耻之真，始逾其闲，犹恤夫人言；继逾其闲，直恬诸梦寐，盖不至决吾之大闲不止也。此则人心之忧也。……又有甚者，逞私见而远贻家国之忧，擅名业而抱人伦之憾。始逾其闲，而犹存公论；继逾其闲，而习为故常，盖不坏天下之大闲不止也。此则由世道之忧也。② 左宗棠在这里不过是重复儒学"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①的论调，试图以重名教来正人心，以明伦纪来救世道，他在这篇八股文中所说的"人心之忧"和"世道之忧"，反映的是他为加固清朝的统治而服务的愿望。 道光十六年（1836年），左宗棠作联语自勉，展示出他"心忧天下"的浓重心境。联语写道： 身无半亩，心忧天下， 读破万卷，神交古人。 出身于"寒素"之家的乡村布衣左宗棠之忧国优民的参与意识跃然于纸上！ 道光二十年（1840年），左宗棠在《二十九岁自题小像》七绝诗八首中，阐述了他的忧国意识。他说： 十数年来一鲜民，孤雏肠断是黄昏。 研田终岁营儿哺，糠屑经时当夕飧。 乾坤忧痛何时毕，忍属儿孙咬菜根。 左宗棠在后来为官时，仍念念不忘这首诗。正如他自己所说："至今每一讽咏及之，犹悲怆不能自己。"④他也因此养成了"非宴客不用海菜，穷冬犹衣袍，冀与士卒同此苦趣"①的生活作风。左宗棠的忧患意识在反对外国侵略中国的民族战争中表现出鲜明的爱国色彩。 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英国侵略军占据香港，两广总督琦善一反林则徐的反侵略之举，将林则徐在广州海口的防御设施拆除，并邀请侵略者在莲花岗参加宴会，公然开门揖盗，使英军乘机进逼广州。对此，左宗棠深为愤懑，写下《感事》诗四首。诗中道： 司马忧边白发生，岭南千里此长城。 英雄驾驭归神武，时事艰辛仗老成。 龙户舟横宵步水，虎关潮落晓归营。 书生岂有封侯想，为播天威佐太平。 …… 海邦形势略能言，巨浸浮天界汉蕃。 西舶远逾师子国，南溟雄倚虎头门。 纵无墨守终凭险，况幸羊来自触藩。 欲效边筹裨庙略，一尊山馆共谁论？ 左宗棠将林则徐喻为"司马"，讴歌了林则徐保卫祖国的业绩，并把林则徐比作"长城"。左宗棠感到在民族危难的关头，书生也要立志报国，辅佐"太平"。他对世界大势有所了解，却无用武之地，不得已发出了"一尊山馆共谁论"的呐喊。左宗棠在致贺熙龄的信中，说他"近作《感事》四首，聊以抒发愤懑，不可言诗。"①在这封信中，左宗棠指责了琦善的误国行径，他说："洋事为琦督所误，……奸谋误国，贻祸边疆，遂使西人俱有轻中国之心，将士无自固之志，东南海隅恐不能数十年无烽火之警，其罪不可仅与一时失律者比。皇上欲伸天讨，似宜驰使封剑，斩首军前，庙堂战胜之策无逾此者矣。去冬果勇杨侯奉诏北行，有人自侯所来，云侯言：'琦善得西人金巨万，遂坚主和议，将恐国计遂坏伊手'。昨见林制府谢罪疏末云，并恐彼族别生秘计云云，是殆指此。"②左宗棠希望的是严惩琦善，与英人决战。但他哪里知道，琦善作为满清贵族要员，在定为"斩监候"不久便被释放了，后被起用为驻藏大臣和四川总督等职。而林则徐却免不了被罢官、发送新疆效力。对此，左宗棠愤懑不平，他在《挽林文忠公》文中说："附公者不皆君子，间公者必是小人，忧国如家，二百余年遗直在。"③这可以说是对林则徐忧国忧民品德的正确评价。左宗棠同林则徐一样，都成为"忧国如家"的典范。"海上事起，忧国心瘁"④，代表了左宗棠等一批主张反对外国侵略的仁人志士的共同心声。本书传主在为官期间，进一步发展了他的忧国忧民思想。由于左宗棠出仕是以镇压太平天国起义为契机，其忧患意识必然带有为清朝的统治而担忧的色彩，反映了他所代表的地主阶级利益的局限性。然而，左宗棠在收复新疆和中法战争时期的忧患意识，却是他为中华民族分忧解难思想的体现，折射出其优国忧民思想的光彩。左宗棠对国内人民起义这个"内忧"和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这个"外患"深感担忧，他在为善于"忧时感事之作"的四川学者李斗恒的诗集作序时指出： "蜀自乾、嘉之交，好民以邪教煽乱，蔓延数行省。值训政之际，仁宗先天下而忧，黜贪奖廉如恐不及，一时朝野澄清，惠泽滂霈，用能搜山狝泽，翦除奸顽，作新斯民，与之更始。越五十余年，岛夷肇祸，粤寇随之，皖、豫寇起，秦、陇、滇、黔戎患并兴，天下绎骚，几无完土。而揆其构祸之由，则吏治窳而民生蹙，本实先病，患乃见于枝叶，其与乾、嘉邪教之变犹一辙也。然则先生所为忧时感事见之诗者，与余今日所处不有同欤？" 显然，左宗棠对清仁宗（嘉庆皇帝）"先天下而忧"、"黜贪奖廉"之举是称道的，他把国内人民起义的原因归结于"吏治窳而民生蹙"也是有道理的。左宗棠面对着"岛夷肇祸，粤寇随之"的"外患"与"内忧"，主张从整顿吏治、振兴民生入手，以稳固清政府的统治机制，否则，"本实先病，患乃见于枝叶"，因此须从治本做起。 左宗棠任闽浙总督时，对福建的政务深表忧虑。他说："忧患之念日积怀来矣。闽事败坏至极。所忧者不仅军政之不修、武事之不竞，而在民风之不正、吏治之日偷。自入闽以来，所见所闻无非八九年前各省泄沓颓败气象，纵此时无巨股阑入，亦必趋于危亡。盖人心日弛，人才日敝，浸浸乎纲隳纽散之虞，非一时所能整顿也。"①在担任陕甘总督时，他又说："时局方艰，人才日继，吾之忧也。"②"自度陇以来，目睹地方凋攰，兵事、吏事颓靡不振，阘茸混迹，庸妄接踵，心以为忧。"③可见，左宗棠胸中所怀抱着的"内忧"，不仅仅是人民的起义，更重要的一面则是清朝统治集团的腐败。为国担忧的意识成为驱使左宗棠在反对外国侵略的斗争中勇于为维护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而斗争的动力。他痛感新疆被侵略者强占，强调必须规复新疆，否则"我退寸而寇进尺，不独陇右堪虞，即北路科布多、乌里雅苏台等处，恐亦未能晏然"。④于是，他陈请督军出塞，收复新疆。他对崇厚擅订《里瓦基亚条约》感到气愤，认为"目前之患既然，异日之忧何极？"⑤并对"在事诸公，不能仰慰忧勤，虚张敌势"而"殊为慨然"。⑥他面对法国的武力进逼，批评了那些"所谓识时务者"的"苟安于目前"①的消极格调，主张上下一心，共同对外，居安而思危，避免鸦片战争的悲剧重演，因而他多次要求奔赴抗击法国侵略的第一线，将忧国之念转化为备战御敌的实际行动。总之，左宗棠"心忧天下"的忧患意识，既继承和发展了中国传统封建政治思想中忧国忧民的精华部分，又揉进了近代中国反对侵略、谋求独立以拯救民族危难的新因素，而后者恰恰构成左宗棠爱国主义思想的政治基础。 ①《孟子·梁惠王下》。 ②［宋］范仲淹：《岳阳楼记》。 ③［清］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五。 ④〔清〕罗正钧：《左宗棠年谱》，第11页。 ①〔清〕罗正钧：《左宗棠年谱》，第11页。 ①《癸已燕台杂感八首》，《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456-457页。 ①《论语·子张》。②《家塾》，《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470页。 ③《二十九岁自题小像八首》，《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458页。 ④《与孝威》，《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64页。 ①《与孝威》，《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64页。 ②《感事四首》，《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459页。 ①《上贺庶农先生》，《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页一七。 ②《上贺庶农先生》，《左文襄公全集》书犊，卷一，页一六至一七。 ③《挽林文忠公》，《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480页。 ④《跋后》，《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285页。 ①《〈就竹山房诗集〉序》，《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254页。 ①《与孝威》，《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93页。 ②《与孝威等》，《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147页。 ③《奏调吕耀斗吴大徵等来营片》，《左宗棠全集》奏稿，第6册，第781页。 ④《复陈海防塞防及关外剿抚粮运情形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6册，第191页。 ⑤《复陈交收伊犁事宜折》，《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五五，页三五。 ⑥《与孝同》，《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236页。 ①《筹办海防会商布置机宜折》，《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六○，页三八。 第二节忠君与爱国 在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中，忠君与爱国是两个性质不同而又有密切关联的概念。忠君，是指在君主专制的政治体制中处理君臣关系的最高道德规范。孔子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②，"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③，强调按礼制的规定，贵贱有等，主张以礼、忠、信等道德来维系君臣关系，归结点为臣须忠君。宋代司马光更强调"臣之事君，有死无贰"④，把忠君的观念推向极致。历代统治者更是将忠君与爱国相提并论，以使其臣民在忠君爱国的政治道德追求中稳固统治者自己的地位。清朝康熙皇帝说："读《离骚》，当识其大意所在。屈原以忠君爱国之心，原本山川，极命草木，微文见志，一篇之中三致意焉，遂为千古风骚之祖。"①在中国封建社会，忠君与爱国又浑然一体。 本书传主的忠君思想自然离不开传统思想的薰陶，而其由一个三试礼部不第的举人被清廷破格任用为封疆大吏并能入值军机，更使得他感到是"蒙皇上天恩"、"蒙皇上恩命"，以图报答其"知遇之恩"。从左宗棠的生平来看，他先后担任的主要官职为浙江巡抚、闽浙总督、陕甘总督、钦差大臣督办陕甘军务、协办大学士、大学士、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管理兵部事务并在军机大臣总理衙门大臣上行走、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军机大臣上行走并管理神机营事务、钦差大臣督办福建军务等，并被清廷赏加了太子少保衔、赐封一等伯爵、赏戴双眼花翎，赐封格靖伯、赏加太子太保衔、晋封二等侯爵等。左宗棠几乎每次被加官、晋衔、封赏，都要向清廷呈递"谢恩折"，以表达他对皇帝的感激和效忠之情。正如他在《补授闽浙总督谢恩折》中所说： "臣湘水庸才，草茅下士。读书未通世务，徒窃虚声；学战谬厕戎行，鲜裨大局。乃荷先皇帝特达之知，由举人不次拔擢，洊至正卿。皇帝御极之初，复蒙界以封疆重寄。……自顾何人，膺兹宠遇，敢不竭忱尽瘁，以期稍答恩知。" 左宗棠的这种情感在其家书中也随处可见，他说： "我一书生，蒙朝廷特达之知，擢任巡抚，危疆重寄，义无可诿，惟有尽瘁图之，以求无负。①我一书生乖窃至此，从枯寂至显荣不过数年，可谓速化之至。绚烂之极正衰歇之征，惟当尽心尽力，上报国恩。" 左宗棠的忠君思想决定了他始终站在同人民反抗清政府斗争相对立的一面，他参与或主持镇压过太平天国、捻军、回民起义等人民群众的正义斗争，在处理国内阶级矛盾中他成为封建统治者的卫道士，他甚至把这些活动作为其"平生之志"相标榜，他指出： 东南贼势尽聚皖南，只看数月内有转机否。……我此去要尽平生之心，轰烈做一场，未知能遂其志否。③国恩高厚，报称为难。时局方艰，未知攸济，亦惟有竭尽心力所能到者为之，期无负平生之志。④朝廷倚注日隆，体念亦甚至，我自当尽瘁以报。⑤ 左宗棠的忠君思想又影响到他在近代反侵略斗争中所持的立场。在左宗棠的一生中，他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边疆危机和中法战争。面对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他常常把忠君与爱国视为一体，主张"为国宣劳"，强调愤出自于义，从而义无反顾地投入到反对外国侵略的斗争中去。这样，尽管他的爱国思想仍然局限在地主阶级的利益之内，把抵抗侵略同忠于清王朝交织在一起，但他把忠君思想纳入爱国的反侵略的新内容，就使得他能够在中华民族与外国资本主义的矛盾中，始终以民族大义为重，成为反侵略的民族英雄。特别是左宗棠在已年逾花甲、精力不足的情况下，毅然走上收复新疆的征途，恰与这一思想的支配是密不可分的。对此，左宗棠多有述及： 我年逾六十，积劳之后，衰态日增。腹泄自吸饮河水稍减，然常患水泄，日或数遍，盖地气高寒，亦有以致之。腰脚则酸痛麻木，筋胳不舒，心血耗散，时患健忘，断不能生出玉门矣，惟西陲之事不能不预筹大概。关内关外用兵虽有次第，然谋篇布局须一气为之。以大局论，关内肃清，总督应移住肃州，调度军食以规乌鲁木齐。乌鲁克复，总督应进驻巴里坤以规伊犁。使我如四十许时，尚可为国宣劳，一了此局，今老矣，无能为矣。不久当拜疏陈明病状，乞朝廷速觅替人。如一时不得其人，或先择可者作帮办；或留衰驱在此作帮办，俟布置周妥，任用得人，乃放令归，亦无不可。此时不求退，则恐误国事，急于求退，不顾后患，于义有所不可，于心亦有难安也。①现奉谕旨督办新疆军务，应预筹出关驻节。衰病余生，何能担荷重任？惟密谕"英、俄有暗约扰我西路之说，英由印度窥滇之腾越，俄窥喀什噶尔。使我首尾不能相顾"云云。……此时西事无可恃之人，我断无推卸之理，不得不一力承当。②吾年己衰暮，久怀归志，特以西事大有关系，遽尔抽身，于心未尽，于义未可。……吾方头白临边，岂遑分心内顾！衰年报国，心力交瘁，亦复何暇顾及！ 中法战争前后，年过古稀的左宗棠在忠君与爱国思想的支配下又一次担负起反对外国侵略的重任。光绪八年（1882年），时任两江总督的左宗棠以"力疾经营未逞，朝夕而病久不愈，肢体痿弛，耳鸣目眯，举动维艰"⑤为由请求开缺回籍。但第二年，面对着法国侵略者对中国的步步进逼，左宗棠不顾年迈体弱，身体力行地投入抗法斗争。他亲自到吴淞口和沿江查阅防务，并在校阅官兵时说： 此在各人自尽其心，义在则然，何分彼此？但能破彼船坚炮利诡谋，老命固无惜。或者四十余年之恶气藉此一吐，自此凶威顿挫，不敢动辄挟制要求，乃所愿也。左宗棠在给皇帝的上奏中还说：总督亲履行间，所办者辖江海防务，责无旁贷，遇有寇警，应亲临前敌督战，防所即其汛地，如敌人轮船冲过白茅沙总要隘口，则防所即是死所，当即捐躯以殉。……臣固不敢妄图一死塞责，置江防大局于不顾也。光绪十年，身为军机大臣的左宗棠数次向清廷上奏，请缨离京直赴抗法前线，终被清廷派为钦差大臣、督办福建军务。光绪皇帝的师傅翁同龢在记述左宗棠与他辞行的情形时说："左侯来辞行，坐良久，意极倦倦，极言辅导圣德为第一事。默自循省，愧汗沾衣也。其言衷于理而气特壮。"③《申报》在报道中称："左侯相以闽事吃紧，慷慨请行，所谓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方之古名臣，曾不多让！"④可谓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然而，在晚清社会中，由于清王朝统治的腐败和在对外战争中常常采取妥协退让的政策，致使近代许多以忠君爱国相砥砺的志士仁人只能抱恨叹息，左宗棠也不能例外。他怀抱"衰年报国"之志，为收复新疆、索还伊犁立下汗马功劳，看到的结局却是："庙堂意在休兵，英使威妥玛有从中调处之说，恐不免为其所误耳。"①他"极言辅导圣德为第一事"，甚至以"老命固无足惜"、"捐驱以殉"的无私奉献精神和满腔爱国热忱投入抗法斗争，并藉此来一吐外国侵略中国、压迫中国这存于他心底"四十余年之恶气"。而中法战争的结局更使他大夫所望，他非但不能倾吐40余年之恶气，却只能面对着《中法和约》这又一个近代史上的不平等条约而"遗恨平生"了。因此，以忠君为前提的爱国思想在清王朝统治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往往是要落空的，清王朝所代表的是满清贵族狭獈的私利而非中华民族整体的利益，只要外国侵略者不推翻其统治，只要让其统治继续维持下去，它就会以中华民族的利益换取清王朝统治的私利，在近代中国的历次对外民族战争中，清王朝无一不施展着这一伎俩。左宗棠爱国抗敌的政治抱负不能得以最终实现，与此是有直接关联的。 但是，不能因为左宗棠主张忠君爱国而去贬低他的爱国思想。他作为地主阶级中的一员，不可能要求他不存在忠君的思想。他的忠君爱国思想，比起那些只空言忠君却又向外国侵略势力妥协退让，只倡言忠君而又提不出行之有效的御敌方略的误国官员来说，还是应当予以充分肯定的。 左宗棠是近代中国继林则徐等人之后的一个爱国主义者，这已为史学界经过多年的学术讨论所基本认可。他的爱国反侵略举措与其爱国主义思想是相辅相成、完美统一的。其爱国主义思想的底蕴可以归纳为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对自己的祖国怀抱着最深厚的感情。综观近代爱国者的思想，他们都是胸怀对祖国的热爱之情投入反侵略斗争的。林则徐在虎门销烟后，曾作《眺月》诗："蛮烟一扫海如镜，清气长此留炎州"①，展示出其豪情满怀、斗志昂扬的心境，表现出他抗敌保国的气概。魏源在鸦片战争后写下《圣武记》和《海国图志》，其中《圣武记》以宣扬清朝开国的业绩而号召人们奋勇抗击"英夷"的侵略，目的在于"是以后圣师前圣，后王师前王，师前圣前王，莫近于我烈祖神宗矣"。②左宗棠早在道光十二年（1833年）作《燕台杂感》诗，对"南海明珠"广东受到鸦片烟毒的侵蚀和英国武力威胁颇有感慨，强调"五岭关防未要疏"。光绪元年（1875年），他在为《海国图志》重刊作序时以豪迈的情感，描述了祖国"土宇宏廓"和"圣哲贤豪"层出不穷的情况，并对魏源"师夷制夷"的"发愤"之作表示赞赏。左宗棠指出： "国家建立中极，土宇宏廓。东南尽海，岛屿星错，海道攸分，内外有截。西北山水之根，以声教所暨为疆索，荒服而外，大隃无垠，距海辽远。以地形言，左倚东南矣，然地体虽方，与天为圆，固无适非中也。以天气言，分至协中，寒暑适均，则扶舆清淑所萃，帝王都焉，历代圣哲贤豪之所产也。海上用兵，泰西诸国互市者纷至，西通于中，战事日亟，魏子忧之，于是搜辑海淡，旁摭西人著录，附以己意所欲见施行者，俟之异日。呜呼！其发愤而有作也。" 光绪三年（1877年），左宗棠率西征大军抵肃州（今酒泉市），在收复南八城后，他即兴作诗道： 今我访酒泉，异境重湖拓。…… 出关指疏勒，师行风扫箨！ 强邻壁上观，弭伏一丘貉。…… 水国足鱼稻，笋蕨耐咀嚼。…… 丰年醉人多，仙我共此乐。 他年倘重逢，一笑仍夙诺。 诗中将左宗棠热爱祖国，怀寄深情，坚决收复失地，维护祖国主权的愿望烘托出来。因此，左宗棠的爱国主义思想恰是体现了那种"千百年来巩固起来的对自己的祖国的一种最深厚的感情"。③前面谈到左宗棠"海上事起，忧国心瘁"的意境，正是其爱国主义思想的生动写照。 第二，对外国殖民主义侵略中国的行径持有强烈的反抗精神。鸦片战争爆发后，左宗棠即意识到英国侵略者"包藏祸心，为日已久"，"彼族轻我甚矣，率数十艇之众越重洋九万里而来，屡战而屡利，我屡却而屡受其侮"，于是，他亟切寻求御侮之方，指出："今日情形所急者，必在一省之力足当一省防剿之用，而后可以省兵节饷，为固守持久之谋。其策如练渔屯，设碉堡，简水足，练亲兵，设水寨，省调发，编泊埠之船，讥造船之厂，讲求大筏软帐之利，更造炮船火船之式，……而海上屹然有金汤之固，以之制敌。"①左宗棠能在中国近代史上较早地指出英国侵略中国乃久已"包藏祸心"，这同梁廷枬所说："英夷狡焉，恩逞志于内地久矣"②，林则徐所说英国"早已包藏祸心"，"鸦片来则以渐而致寇，原属意计中事"③的观点是有共识的。因此，自鸦片战争始，左宗棠就萌发了反侵略的爱国思想。此后，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他针对外国侵略者挑起的一系列的侵华活动，均能坚定地站在中华民族的立场上，倡导反击侵略，抵制妥协投降，站在主战派一方，力图扭转中国近代备受列强凌辱的局面。诚如左宗棠所说："遇有寇警，应亲临前敌，督战防所"，"则防所即是死所，当即捐躯以殉。"④他这种"督阵誓死"⑤的精神，恰是其爱国主义思想的升华。 ②《论语·颜渊》。 ③《论语·八佾》。 ④［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九一。 ①《清圣祖实录》，页一二○。 ②《补授闽浙总督谢恩折》，《左宗棠全集》，第1册，第228页。 ①《与孝威等》，《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52页。 ②《与孝威》，《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103页。 ③《与孝威》，《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14页。 ④《与孝威》，《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28页。 ①《与威宽勋同》，《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175页。 ②《与宽勋同》《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193页。 ③《与孝宽》，《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197页。 ④《答王若农》、《左文襄公全集》书犊，卷二三，页三九。 ⑤《病势增剧恳恩开缺回籍折》，《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五九，页六三。 ①《与孝宽孝同》，《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241页。 ②《筹办海防会商布置机宜折》，《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六○，页三九。 ③《翁同龢日记》，第4册，第1836页。 ④《申报》，1884年10月19日。 ①《与孝同》，《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235页。 ①［清］林则徐：《中秋嶰筠尚书招余及关滋圃军门饮沙角炮台眺月有作》，《云左山房诗钞》，卷五。 ②［清］魏源：《圣武记叙》，《圣武记》，第2页，中华书局1984年版。 ①《〈海国图志〉序》，《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255-256页。 ②《秋日泛舟泉湖作》，《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464-465页。 ③［俄］列宁：《皮梯利姆·索罗金的宝贵自供》，《列宁全集》，第28卷，第168-169页，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 ①《上贺庶农先生》，《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页一○至一三。 ②［清］梁廷枬：《夷氛闻记》卷一，页一。 ③［清］林则徐：《密陈办理禁烟不能歇手片》，《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884页。 ④《筹办海防会商布置机宜折》，《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六○，页三九。 ⑤《与孝宽孝同》，《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241页。 第三节"为政先求利民" 在为政与利民的关系问题上，先秦时期的许多思想家已多有述及，提出了具有积极意义的见解。孔子说："君子贵人而贱己，先人而后己，则民作让。"①墨子认为："国家发政，夺民之用，废民之利，若此甚众，然而何可为之？……为政若此，非国之务者也。"②管子主张："政之所行，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③盂子指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④这些主张构成了古代政治思想的精华，对后人起到了启迪作用。 左宗棠出身于"寒素"之家，他早年所经历的贫困生活使他对民众的疾苦有比较深刻的认识，进而萌发并逐步形成了以"民生为务"的利民思想。在左宗棠的会试文中，他从不同的角度论述了这一问题。 左宗棠认为，为官从政者应当以"为民"作为己任，明"安民之道"。他说："古者设官分职，凡以为民而已。以天下之监司寄之大吏，以天下之郡守寄之监司，以天下之牧令寄之郡守，以天下之民寄之牧令。故牧令之职虽卑，而其任甚巨，其选甚难。"⑤他强调以贤良之官安民，指出："贤良进而民隐闻，知人安民之道也。"①在左宗棠看来，贤良之官即"循吏""自《史记》始作"，后来历代称之为"良吏"、"良政"、"能吏"等。他"读史而有疑焉：论盛治者极于三代，其时岂必无慈惠之师、廉静之吏与其君共拊循斯民者哉？""三代之天下，封建之世也。诸侯各君其国，各子其民。""秦兴，变封建为郡县，于是天子之权不能不分之于守令，而民生之休戚系之。"他肯定了秦朝郡县制的设立。他认为：司马迁"踵《春秋》而作《史记》，循良之传始置专门，非通古今变而有超越寻常之识者哉！"他强调"物力之丰，人民之乐，非良有司樽节爱养之力而能致此乎？"他希望"皇上勤求民瘼，澄叙官方，在位诸臣当何如贤良自励，以勉图报称也哉！"②显然，左宗棠的政治理想之一是切盼出现利民的"良政"。左宗棠主张利民的措施主要有重农桑、兴水利、办荒政等方面的内容。在重农桑方面，左宗棠指出： 农桑者天下托命之具，大利之原，而国家无尽之藏也。是故善养民者，不必损己以益民，而民自益；善富国者，不必穷民以富国而国自富。其亦于此留之意乎？……且夫言农政者，将欲图匮于丰，为吾民开百世之利源也。 左宗棠"平生以农学为长"并主张以农为本。对此，本书关于其经济思想一章中将予以具体论述。在兴水利方面，左宗棠首先论述了水利对于农业的命脉关系，他说： 国以农为本，民以食为先。是故王道之始，必致力于农田；而岁功之成，尤资夫水利。大禹开衣食之原，先治沟恤；周文普旬宣之化，先即田功。 接着，他又阐述了如何兴修水利同利民还是厉民的关系。他指出对于兴修水利应当因地制宜，即"因地之利而利之"，否则只能厉民而不能利民。他说：今将与西北之民谋水利，则开其沟畎，治其陂塘，筑其堤岸，设其闸坝宜也，而孰知其地固不可以沟畎陂塘者乎？土浮沙壅，故善淤也，固不可以堤岸闸坝者乎？土松水悍，将易圮也。今将与东南之民除水害，则决其围坑，浚其川泽，坚其堤防，捞其水草宜也。而乌知不可以用其决与浚乎？决则失业，浚则己劳也；不必其坚与捞乎？坚既伤民财，捞又夺民利也。不以为利民，先以为厉民矣。① 在举办荒政方面，左宗棠鉴于"救荒之政自古不一"的问题，从"管仲通轻重之权，准岁之丰歉为之；李悝设贵贱之论，准谷价之贵贱为之"论起，通过对中国历史上荒政的阐述，主张恢复推广常平仓、义仓、社仓以"赈民"。常平仓始设于西汉年间，汉朝大司农中丞耿寿昌"令边郡筑仓贮，谷贱时增价籴以利农，谷贵时减价粜以便民"。义仓之法起于隋朝，"其时有黎阳、广通诸仓。长孙平请因百姓及军人劝课，收获之时随其所得，劝出粟及麦，即于当社造仓贮之，每年若有饥馑，即以此谷赈济之"。由于义仓设于里社，亦名社仓。左宗棠认为常平仓与义仓的不同之处在于："常平粟藏于官，以官赈民者也；义仓以粟藏于民，以民赈民者也"。左宗棠批评了唐代"假义仓以济他费，既因资于民，及谷不足，则又置库蓄钱，后又兼储布帛。不知民当积困之候，钱与布帛将安用之，是救荒而反益其荒也"。左宗棠对南宋朱熹将社仓"行之于崇安"的做法表示赞赏，认为推广社仓能够起到"苏艰困而济穷黎"的作用。左宗棠吁请"皇上勤求民痪，恺恻旁敷，即今畿民日犹给赈。诚哉圣德之隆，超越千古矣！"② 左宗棠踏上仕途后，所到之处，无不以"治民各事极意讲求"，力陈"为政先求利民，民既利矣，国必与焉"。③他在担任闽浙总督时主张"民之治桑，其栽培灌溉，与治水田无异。故自古治浙有声者，莫不以水利为重也。海塘关系吴、越两省农田，……欲及时修复。"①由于左宗棠在浙江恢复发展生产的措施比较得力，从而得到了"东南诸省善后之政，以浙为最"②的评价。 左宗棠在担任陕甘总督经营西北的过程中，不仅重视农业生产，推广区田法，以提高产量，而且强调兴修水利，以此养民，并把丰衣足食视为治政的前提条件。他说："水利所以养民，先务之急以此为最。论者每谓大乱初平，宜先休息。不知欲先休息，必先图所以休息之方。……水利修则饥寒之患免，劳于前者必逸于后也。"③"古圣王躬耕为治，两汉循吏莫不讲求水利者，诚以衣食为人生所急需，必有以开利赖之源，而后民可得而治也。"④ 左宗棠在督办新疆军务期间，为恢复和发展新疆的农业生产，主张"首以屯田为务"，他"师行所至，相度形势，于总要之处安营设卡。附近营卡各处，战事余闲，即释刀仗，事鉏犁，树艺五谷，余种蔬菜。农功余闲则广开沟洫，兴水利，以为水利；筑堡寨，以业遗民；给耕具种籽，以赒贫苦。"⑤他还主张使用机器从事农业生产和兴修水利。他认为："农器为作苦所必需。乌垣既旧有铁厂，工匠当亦易招集，应仍开厂采铸，以收地利而便民用。"①"须于外洋购觅织造机器，始可节省工力，速观厥成。……饬沪局购器募匠前来，正直趁此时督率原习织造匠工相从仿效，庶事半功倍。"②"泰西水器有裨实用，为中土急宜仿效之事。"③对于左宗棠这种安定民心以求治的思想和举措，《申报》以《论新疆购用耕织机器》为题发表评论指出： "今观左爵相檄购机器一事，则又知爵相加意民事，而又能随地之宜，因时之利，其意之良而法之美，盖不胜心服焉！新疆之地，荒芜本多，加以连年征伐，民无安居。此时大难初平，疮痍未复，人民稀少，种作维艰，苟无利器以资其用，则地广人稀，荒芜者何日能治？而且阡陌不分，田区广阔，则运用机器更觉相宜。芜者何日能治？而且阡陌不分，田区广阔，则运用机器更觉相宜。"左宗棠在陕甘、新疆还把交通设施的建设同利民联系起来看待。光绪二年（1876年），他为甘肃会宁县的一座新桥命名时，欣然命为"平政"桥，并为此桥写了碑记。碑记中写道： "邵阳魏君光焘备兵平庆泾固，巡视斯道，良用恻然。请于余，率所部屯军循山凿石，去廉利，填塞洼坎，……尽岁俸所入以充用，率所部将士千数百人就工作，昼夜罔间。经始今年闰月，凡五阅月而功成。余闻而嘉之，命其桥曰"平政"，并为之记。客有谓余曰：孟子平政之说，就役民言也。会宁之治道建桥，所役者军，公以此义当之，有说乎？余曰：惟其时耳。凡厥庶民修桥治道，力役有征，农隙为之，其常经也。若夫役不可已而民力不足举之，商旅俱病，又适当征调络绎，军书旁午，驿传攸经，而乃脱辐没踝，灾及行役，将若之何？会宁乱后，遗黎仅存，魏君慨民力之艰，不得已以屯军代役之，其恤民也。……桥修道治，会宁休息有年，丁男萎衍，足任斯役，异时缮其坍纪，补其缺坏，有不待催呼而自亟者，追维始事之功不益晓然平政之义矣哉！ 左宗棠在入京辅政和总督两江期间，均把治水视为有关国计民生的要政来对待。他于光绪七年（1881年）指出："水利废兴，关系国计民生"，"禹之治何，为肇事于冀也。"他针对"顺天、直隶水患频仍"的局面，充分发挥自己治水的经验，"用其所长"，令其所部参加永济河的治理工程，终于将永济河制服，实现了他"大流东趋，官民相庆"，"而十余年积患一扫而空"①的愿望。光绪九年（1883年），左宗棠上奏描述了江淮水患的情形："淮北运河经流漫溢，拍岸盈堤，底水更高于上年"，高邮一带"居民多在水中，偶值西风骤起，自忖无可趋避，倾刻间将尽成鱼鳖，号泣之声闻数百里，情形惨切，耳不忍闻。"因此，他要求从引淮水入海工程做起，以图根治江淮水患。他指出："熟察江南时务，有关于国计民生者，惟引淮水仍归云梯关入海一着，足以截断众流，捍卫淮扬数州县亿万生灵，且可化灾区为腴壤，而于江南盐、漕诸政及各省荒政均大有裨益。……此工告成，去水之害得水之利，从兹江南北禾稻遍野，于漕运民食大有裨补，积久盖藏充裕，治水之费亦可渐次减少，而驱游手于陇亩，徐收经正民兴之效，将视此矣。"②左宗棠主张治政应当以"视民如伤"为前提，并要有"爱民之心"。他在《燕台杂感》诗中说："国无苛政贫犹赖，民有饥心抚亦难。"他于致友人书中指出："烹鱼烦则碎，治民烦则乱，故以丛脞为戒。器久不用则蠹，政不常修则坏，故以累省为戒。……视民如伤，当铭诸心。"③他正是在利民思想的指导下来治政的。 ①《礼记·坊记》。 ②《晏子·非攻》。 ③《管子·牧民》。 ④《孟子·尽心下》。 ⑤《会试文·癸已科第三问》，《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408页。 ①《会试文·辟四门明四目达四聪》，《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436页。 ②《会试文·戊戌科第三问》，《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444-445页。 ①《会试文·戊戌科第四问》，《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446页。 ②《会试文·乙未科第四问》，《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427页。 ①《会试文·戊戌科第四问》，《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446-447页。 ②《会试文·癸已科第五问》，《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412页。 ①《敬陈浙江应办善后事宜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1册，第584页。 ②金粱：《道咸同光四朝佚闻》，第18页。 ③《华州王牧赞襄禀遵札设局开办修筑堡寨情形由》，《左宗棠全集》札件，第96-97页。 ④《札陕甘各州县试种稻谷桑棉》，《左宗棠全集》札件，第497页。 ⑤《复陈移屯实边折》，《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五０，页二八。 ①《署镇迪周道崇傅禀乌垣等处善后事宜并金巡检劣迹及捕蝻诸事由》，《左宗棠全集》札件，第428页。 ②《赖镇长禀验收后路粮台解到各项机器请委刘道专司局事由》，《左宗棠全集》札件，第441页。 ③《刘道璈禀省城东关外地方宽厂堪以建造机器房屋由》，《左宗棠全集》札件，第443页。 ④《申报》，1878年12月14日。 ①《会宁县平政桥碑记》，《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372页。 ①《复陈涿州工作已可就绪情形折》，《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五八，页一九至二一。 ②《夙恙难痊恳恩开缺回籍调治仍力疾料理海防水利盐务事宜折》，《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六一，页四五至四六。 ③《书赠徐讱庵》，《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276页。 第四节"天下切要之政莫如讲求吏治" （一）整饬吏事与"察吏" 吏治的好坏，关系到封建统治机制能否正常运行。因此，历代统治者面对着吏治腐败的状况，都对整顿吏治予以关注。然而封建制度本身的局限，恰恰又使得其吏治的整饬难见成效。清王朝自乾隆朝后期起，吏治日趋昏暗。嘉庆初年，曾处理了乾隆宠臣和珅贪污一案，嘉庆皇帝也力图振刷纲纪，但官吏的腐败已成普遍现象，其处理胡齐伦贪污案采取大事化小的办法即表现吏治整顿乃困难重重。嘉庆皇帝发出了这样的哀叹："各省地方官积习因循，稍能守法奉职者，已不可多得。"①道光皇帝也曾采取一些措施整顿吏治，甚至做出节俭的样子，时常穿着打有补钉谓之"打掌"的旧裤子，试图有所作为，扭转颓风，结果也未能使政务有什么起色。道光朝所面临的不过是"日之将夕，悲风骤至"②的政局，"公卿大夫日以薄书期会相责成，而天下之利权，非中饱于私家，即漏卮于海表。"①对此，左宗棠有清醒的认识，他说："嘉、道以来，天下切要之政莫如讲求吏治"②，主张从整饬吏事入手。左宗棠意识到人民群众反抗清王朝的起义与"吏治不修"密切相关。他说："惟吏治不修，故贼民四起，此时再不严治好民，慎择牧令，事更不堪问矣。"③"天下之乱，由于吏治不修；吏治不修，由于人才不出；人才不出，由于人心不正。"④因此，他主张："勘乱之道，在修军政，尤在饬吏事。军政者弭乱之已形，吏事者弭乱之未发也。用人之道重才具，尤重心术。才具者政事所由济，心术者习尚所由成也。浙江吏事因循废弛已久，故大乱随之。……深维致乱之原，于属吏之庸鄙猥诈者，实不觉恨之深而绳之峻。"⑤左宗棠从维护清王朝统治的利益出发，强调对吏治的腐败进行整饬，目的是为了防止天下大乱。这固然表现出左宗棠所持的阶级立场，但他认为整顿吏治为"弭乱之未形"，说明他对社会"致乱"的原因还是有比较深刻认识的，揭露出清朝吏治的腐败成为导致社会动荡不安的重要因素。 左宗棠对整饬吏治尽管决心很大，但清朝吏治昏暗已成积重难返之势。对此，左宗棠多有述及。他说："闽省吏治、军政之坏，由于因循粉饰已久，积习相沿，骤难更易，……一省之大，筹兵则无一卒之恃，筹饷则无一月之储。问守令，则朴于者难得数人；察局员，则练达者未能指数。"特别是随着捐官风气盛行，许多人"一经得官，即可兼权子母。入仕之始，即怀苟利之心，取息稍丰，又可为捐升之本。而且委署必计年限，更换多因调剂。其作官也，伊若经商；其视官也，一如传舍。"左宗棠深为"吏治不修，官司不知教养为何事，治本之策已亡；官司不知政刑为何事，治标之策复失"而感慨，他在上奏中表示了如此心境："自入闽以来，所见所闻竟有出意想之外者，中夜以兴，罔知攸措。"①他在家书中同样说道："闽中兵事尚无他，所苦在本地无一将一兵之助，而吏治民风竟颓敝无可下手处。"②"惟吏事则贪庸者多，尚难整理，……是为焦烦耳。"③左宗棠的可贵之处，是知难而进，主张对昏愦、贪庸之官予以革职，对精明、廉正之官给以褒奖，并强调"为治之道，兴利不如除弊，任法不如用人"④，在吏治的整饬中把"察吏"作为如何用人的重点来对待。左宗棠数次上奏主张将那些"年力衰颓，昏鄙不职"而"难膺表率"、"貌似有才，心殊狡诈"而"有玷官箴"、"庸懦糊涂"，"性情乖谬"而"不堪造就"、"才庸识暗，贪利忘公"而"庸劣不职"⑤的官吏革职。他甄别官吏的方法为："凡属官之贤否，政事之得失，舆论之是非，俱默为存记，时加访察。"在这些思想指导下，左宗棠不仅革去了一批贪庸之官的职位，而且对那些"为守兼优"、"堪膺表率"、"廉干朴勤"、"舆情爱戴"、"守洁才长"的"官声卓著、政绩昭彰者"力请加以任用，以表明"澄叙官方至意"。① 左宗棠寄希望于"良吏"任政，并亟"求治事之才"。他说："良吏难得，良吏而兼将材者更难得。"②"维经武之道，丰财居一；理人之术，得才为先。闽省吏治、军政之坏，实均因贫困而起。则治闽之要，首在理财。理财之要，在于修明政事。孟子所谓'无政事，则财用不足'者此也。今欲修明政事，则必先求治事之才。"③在左宗棠看来，清朝的衰败与缺乏人才有关，"偌大世界，能胜督抚者竟不可多得"。④他认为"东南大局，若有实心任事、稍通方略者三数人及早经理"⑤，局势将会对清政府的统治有利。于是，他强调指出："我国家自强之道，莫要于捐文法，用贤才，任亲贤以择督抚，任督抚以择守令。政事克修，远人自服。"⑥他的结论是："任法不如任人，人存而斯政举；兴利不如除弊，弊尽而利自生。"⑦可见，左宗棠所遵循的是儒学政治思想中"人治"的观念，把为官之人的道德品行和才干视为吏治好坏的关键。 左宗棠不仅主张将庸劣之官革职和任用政绩卓著者来整顿吏治，而且强调对那些鱼肉百姓、贪赃枉法的官吏雷厉风行地进行惩处，他在处理江苏道员杨坊"因奸致富，又复为富不仁"，"膜视邦族奇荒，不加拯恤"时指出："杨坊以市侩依附洋商致富，十数年间，拥资百万，捐纳道员。从前在浙经手洋务，往往从中渔利，人所共知。……此次因浙省奇荒，谕令捐米五万石赈恤灾民，竟敢藐抗不遵，委催罔应。"鉴于此，左宗棠上奏"相应请旨，敕下江苏抚臣将已革道员杨坊派捐京米勒限追缴，再行押解来浙捐输赈米，以杜规避。"①左宗棠主张"察吏必先惩贪"，他面对贪官污吏充斥的状况指出："国家好好地方，好好百姓，尽为若辈搅坏，殊深发指。"②他强调对欺压民众的官吏应绳之以法，指出："朝廷设官，所以为民，当为地择人，不当为人择地。……当留其贤者久任其职，责其成功，加以拔擢，其不肖者重法绳之。"③他主张对"鱼肉缠民，假权作势"者应"收回魁柄，惠此一方"。④他在查处甘肃徽县知县杨国光营私一案时指出："杨令国光前在署徽县任内一意营私，声名狼藉，业经本爵大臣阁部堂札饬撤任查办。"但在查办过程中，不仅该知县的下属们纷纷"设词开脱"，"代为弥缝"，而且作为其上司的巩秦阶道的道台也采取阳奉阴违的手法，表面上以"实事求是自任"，而实际上却是"随俗波靡，于应办各事并无整顿实效，此次委查杨令国光劣迹又漫不加察"。左宗棠不无感触地说："甘肃官场恶习，惟以绚庇弥缝见好属吏为事，不复以国事民事为念，驯致上下相蒙，吏事废弛。若再事因循，不知伊于胡底。兴念及此，实深叹恨。"①于是，他将包庇杨国光的县丞、道台给予记大过处分。 左宗棠在整饬吏事时，主张对陋规严加革除。他指出："吏事之坏，大部见得而不思义者，实阶之厉。当官而不能持廉，则属吏得以挟持之，丁书得而朦蔽之，层累脧削，往往本官所得无多，而属吏丁书取赢之数且数倍过之。日久视为应得之款，名曰陋规。踵事增加，无有纪极。家肥国瘠，职此之由。究竟攘夺之财，每多意外之耗，蠹国者未必即能肥家，而公家经入之数已不可复按矣？兴言及此，良用慨然。"因此，必须"裁革各项杂项，最为正本清源要图。"②他还指出："官评以操守为重。属吏馈赠、官价派买与衙门一切陋规不准收受，例禁綦严。晚近以来仕风不正，道府取之州县，州县取之民间，上下交征，吏事遂不可问。……做官不要钱，是本分事。"③左宗棠对查处陋规态度严明，特别是在茶务以票代引的改革中做出了"如有丁书巧立名色需索规费，查出立毙杖下"④的规定。 左宗棠力主对日趋腐败的吏治加以整饬，他通过察吏即检察官吏是否遵循封建的道德法律，是否有政绩来断定官吏的处置，这对于惩治贪官污吏和奖掖清官良吏从而整顿吏事，是有积极作用的。他主张采用亲自考察和听取舆论相结合的察吏方法也是行之有效的。他"于文武各员性情才识，无不随时详加考察"，对各官"或因公接见，询以吏治得失；或接阅禀详，考其政绩设施；凡人才藏否，舆论是非，具已默为辨别，得其梗概。"① （二）"训吏"、"恤吏"与为官之遣 如果说对业已腐败的吏治严加整饬和通过察吏辨别是非有助于吏治改进的话，那么对官吏进行教育训导和对其施以体贴亲恤更对吏治的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左宗棠对这一点认识得非常清楚。他说："今日道府以上至督抚均言察吏，而不知察吏之外尚有训吏、恤吏两端。训之使不至为恶，恤之使可以为善。斯其成就者众，而转移自速也。"②他还说："知府须知一府之事，欲知民事，必先亲民；欲知吏事，亦须亲吏。今人但言察吏而不知训吏，但言课吏而不知亲吏，故贤否混淆，而属吏亦无所观感。所谓亲者，不在勤接见、通声气，要有一副恳心肠与之贯注，见善则奖，见过则规，宽其不逮，体其艰苦，则中材自奋者必多，而吏治乃有蒸蒸日上之意。"①可见，左宗棠在主张察吏（课吏）的同时，更强调训吏和恤吏（亲吏）。 在"训吏"方面，左宗棠主张从以下两方面着手： 第一，对官吏"兴教劝学"。左宗棠说他"区区于戎马倥偬之余，教稼劝学，姑启其端，以俟后之君子已耳。"他将清初名臣汪辉祖的《佐治药言》和陈宏谋的《在官法戒录》分发给官吏，"俾其知所儆畏"。他引用古人"一时教人以口，百世教人以书"的名言，认为"有怀匡济者必取诸此。"②他还于同治十一年（1872年）在兰州精心选编了陈氏的施政文书、汪氏的《称职在勤》以及清朝专论吏治的文章共18篇，编成《学治要言》一书，"颁诸寅僚"，其目的是"冀同志诸君子玩索是编而有得焉"，"因公接晤时，当即是编相与考订往复，以求一是"。他强调："学优而仕，往训攸章，未有不学而临民者。近世士夫竞习帖括，尚词章记诵，而经术早荒；鹜利禄功名，而儒修罕靓。甲科之选已不古若，军兴捐例频开，保叙辈出，宦途日益猥杂。求仕风之进于古不已难哉？"③于是，他试图用《学治要言》训导官吏，使官吏牢记"官必爱民，乃为尽职"④，"地方官职在牧民，民之事即己之事也，一举一动，皆须从民生起见"①，"当官三字，曰清、曰慎、曰勤"②等古训，并希望由此形成"善气所召，休祥应之，造福于民者，已必与焉"③的新氛围。第二，通过对属吏禀详的批答训导官吏。在左宗棠的批札中，他多次在核阅属吏享详时亲加批答，对训导部下提出了剀切的要求。如他在批复临潼县知县伊允侦禀接印视事情形的批札中说： 做官要认真，遇事耐烦体察，久之无不晓之事，无不通之情。一片心肠都在百姓身上，如慈母抚幼子，寒暖饥饱，不待幼子啼笑，般般却在慈母心中，有时自己寒暖饥饱翻不觉得。如此用心，可谓真心矣。有一等人，其平日作人好，居心好，一旦做官，便不见好。甚或信任官亲幕友门丁差役，不但人说不好，即自己亦觉做得不好。……今以百姓之事交付官亲幕友门丁差役，若辈本非官，官既非真，心安得真耶？诗曰："弗躬弗亲，庶民弗信。"当引为大戒。因来禀虽是到任例禀，而其中有"东国迂儒"及"自愧疏庸，难膺繁巨"等语，预以无才自命，觉其用心非真也，姑书此箴之。④ 在"恤吏"方面，左宗棠以"恤之使可以为善"为出发点，论述了官职高卑与缺分肥瘠的关系。他说： 官职高卑，缺分肥瘠，晚近士大夫所较论者。此不过数十年勾当，若作得数十年好官，干得无数济民利物事业，不强于富贵庸人耶？昔人谓当官无政〔绩〕，便似宝山空回。诚能修职业，时时存一毋负此官之想，则官成名立，位虽卑而品则高，身虽瘠而民则肥，所得多矣；况官不必卑，禄不必薄乎。民则肥，所得多矣；况官不必卑，禄不必薄乎。显然，左宗棠不是主张为官者只能为苦行僧，而是强调其不要计较职位高低、傣禄厚薄，关键之处是于出政绩，才不似"宝山空回"。他还主张对官吏体贴关照以鼓励其有所治绩。他在批复陕西绥德州知州成定康的禀文时指出："该守积劳成疾，实深挂念。血性男子，遇事不肯放过，不肯随人，固是本色。然当百忙之中，亦须稍存暇豫之意，庶心神和适，不致竭蹶。古人云：'爱其身以有待也'。又云：'能事不受人迫、促，乃为入粗入细经纶好手'。愿贤者百尺竿头，再加进步。"②他在批复甘肃甘州府知府龙锡庆的禀文时说："该署守洁己爱民，早所深悉。当此时局艰难，非虚心观理、实心任事不可，于行己、事上、养民、使民一切尤宜细心斟酌，务期措置咸宜，方为尽善。黄署道于事理或体察未周，或用人欠酌，尽可随时据实婉商，和悦而诤，自可转圜。若婞直自将，无论于使民之义、养民之惠多有窒碍，即以该署守行己、事上言之，亦有未尽。可深思之。"① 在左宗棠讲求吏治的主张中，他多次述及为官之道，其主旨是官要以爱民为己任，提倡为官者做事要处以公心。他还希望于此来培养官吏的素质，以使日趋衰败的吏治有所起色。他指出： 官无论大小，总要有爱民之心，总要以民事为急，随时随处切实体贴，所欲与聚，所恶勿施，久久官民如家人父子一般，斯循良之选矣。勤理案牍，操守端谨者次之。专讲应酬，不干正事，沾染官场习气者为下。其因循粉饰，痿痺不仁，甚或倚任丁役专营私利者，则断不可姑容也。他还说：见事贵乎明理，处事贵乎心公，理不明则不能辨别是非，心不公则不能裁度可否。惟理明心公，则于事无所疑惑，而处得其当矣。忠者行法之本，信者行法之要。在古人之后，议古人之法易；处古人之位，行古人之事难。正以处心，廉以律己，忠以事君，恭以事长，信以接物，宽以待下，敬以处事，居官之七要也。凡所为，当下即求合理，勿谓今日姑如此，明日改之。一事苟，其余无不苟矣。去弊当治其本，本未治而徒去其未，众人之所暂快，贤知之所深虑也。李景让母郑氏曰："士不勤而禄，犹灾其身。"亦可为居官怠职者戒。一命之士，苟存心爱物，于人必有所济。天下事无非分所当为。凡事苟可用力者，无不尽心其间，则民之受惠者多矣。作官常忧不能尽其职，则过人远矣。左宗棠的这些主张，寓意深刻，发人悟醒，在今天看来，也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 ①《清仁宗实录》，卷二七九。 ②[清]龚自珍：《尊隐》，《龚自珍全集》，第8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①［清］黄彰年：《林文忠公政书序》，《陶楼文钞》，卷八。 ②《〈林文忠公政书〉叙》，《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274页。 ③《答陶少云》，《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二，页八。 ④《答王璞山》，《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三，页三七。 ⑤《甄别道员厅县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1册，第164页。 ①《沥陈闽省困敝情形请调员差委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2册，第5-7页。 ②《与孝威》，《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96页。 ③《与孝威》，《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98页。 ④《敬陈浙江应办善后事宜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1册，第585页。 ⑤《甄别道员厅县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1册，第164页：《参革庸劣知县刘荣亮等员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6册，第468页。①《特保政绩卓著知府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1册，第537页。 ②《答王璞山》，《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三，页三六。 ③《沥陈闽省困敝情形请调员差委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2册，第7页。 ④《与孝威》，《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116页。 ⑤《复仲兄》，《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99页。 ⑥《复陈筹议洋务事宜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3册，第70页。 ⑦《沥陈闽盐试行票运情形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2册，第326页。 ①《请勒追革员京米捐款再行押解来浙捐输赈米片》，《左宗棠全集》奏稿，第1册，第244页。 ②《答徐树人中丞》，《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八，页三五。 ③《答护陕抚谭文卿中丞》，《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二，页一四。 ④《答张朗斋》，《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二二，页一六。 ①《崇藩司保等详查前署徽县杨国光营私一案由》，《左宗棠全集》札件，第319-320页。 ②《福建盐法吴道大廷禀裁革陋规由》，《左宗棠全集》札件，第41页。 ③《凉州府刘守思询禀到任裁革陋规及征收畜税等银由》，《左宗棠全集》札件，第446页。 ④《札试办甘省茶务章程》，《左宗棠全集》札件，第512页。 ①《密陈提镇司道府年终考语折》，《左宗棠全集》奏稿，第1册，第607页。 ②《答周受三》，《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八，页一七。 ①《凤翔府原守峰峻禀陈到任察看地方情形由》，《左宗棠全集》札件，第270页。 ②《翁藩司同爵禀呈〈四种遗规〉等书由》，《左宗棠全集》札件，第247页。 ③《札甘藩司发〈学治要言〉》，《左宗棠全集》札件，第505页。 ④〔清〕陈宏谋：《申饬官箴檄》，见左宗棠编：《学治要言》，第1页，光绪十五年（1889年）陕西藩署重刊本。①〔清〕陈宏谋：《通饬留心图册檄》，见左宗棠编：《学治要言》，第8页。 ②〔清〕汪辉祖：《称职在勤》，见左宗棠编：《学治要言》，第45页。 ③《札甘藩司发〈学治要言〉》，《左宗棠全集》札件，第505页。 ①《阳曲县高令崇基禀交卸介休后即可驰赴新任由》，《左宗棠全集》札件，第104页。 ②《绥德州成守定康禀攻克霍家沟寨由》，《左宗棠全集》札件，第124页。 ①《甘州府龙守锡庆禀地方公事各情形由》，《左宗棠全集》札件，第365页。 ②《陕西延榆绥道禀考察官吏由》，《左宗棠全集》札件，第414页。 ①《书赠徐讱庵》，《左宗棠全集》诗文·家书，第276-277页。 第二章左宗棠的经济思想 在中国传统的经济结构中，农业一直居于主导的和向受重视的地位。在近代经济成份的变迁中，工商业的抬头与崛起，给中国经济的近代化注入了活力。作为"耕读之家"出身的左宗棠，自然倾心于农学，致力于农业，这是他的可贵之处。他同时又能关注于近代工商业问题，表明其确曾顺应了近代社会经济的发展趋向。左宗棠"平生以农学为长"的追求、"以农为本"的主张和"纾商力"、"挽利权"、"听任商办企业"的呼声，构成了其经济思想的核心内容。 第一节"平生以农学为长"和以农为本 中华民族的生存与发展是同农业这一社会经济的主要产业联系在一起的，"以农立国"的国策在中国延续数千年之久，对农业问题的研究和重视也素被人们所关注。孔子早在春秋时期便主张"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①，即强调不违农时，以利于农业生产，并把生产足够的粮食作为一项治国之道。此后的许多政治家、思想家对农业与国计民生关系的论述颇丰。孟子认为："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②，他把解决温饱同稳固政权的统治结合起来。管子指出："凡有地牧民者，务在四时，守在仓凛，国多财则远来者，地辟举则民留处，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③，初步触及到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联系。韩非子说："仓廪之所以实者，耕农之本务也。"④于是，不仅历代统治者把农业作为"本务"行其治国之道，采取"劝民农桑"、"以农为本"的政策和奖励垦荒、兴修水利等扶植农业生产的种种措施，而且在社会民众的心理中也流行着"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女不织，或受之寒"⑤的普遍观念。这样，本书传主作为一个出身于耕读之家的地主阶级士子自然会把农业问题看得至关重要，对农学倾注了精力。 左宗棠对农学的注意始于少年时代。据他自己所说，由于"家世寒素，耕读相承，少小从事陇亩，于北农、南农诸书，性喜研求躬验而有得。"⑥他把农学作为一门经世致用的学问细加研究，甚至曾有过这样的想法："早岁甘于农圃，不乐仕进，所求易足，无营于外，心亦安焉。"①当然，从小就熟读儒书的左宗棠如同中国封建社会中无数士子那样还是迈上了科举考试之路。但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科举考试的答卷中，左宗棠也对农业问题做出了自己经过多年探研的心得总结。他在道光十三年（1833年）癸巳科、道光十五年（1835年）乙未科、道光十八年（1838年）戊戌科三次会试中，系统阐述了有关农学的思想。 左宗棠提出了重视农桑和怎样劝农的主张。在癸已科第三场五道策问的第三问中，左宗棠指出：民于何养？日农桑。天事不至，有形之灾；人事不至，无形之灾。是故勤作之家必无甚贫，乐偷之子鲜能长富，有由然也。农桑可不重乎？惩惰民，以刑劝；敬老农，以礼劝；省讼累，以时劝；修田具，以器劝，于是而民有不安于饱煖者乎？②左宗棠在乙未科的会试卷中又指出： 农事极其精，而劝相必及矣。夫事不极其精，而遽冀其获，难矣。耘籽交至，此黍稷之所以茂也。故于适亩时而寓劝农之意。且天下之所待以养者，农也。晹雨为有形之灾，而人能补之；辍忽为无形之灾，而天地之利不能救之。临民者将欲为国厚其生，为民谋其食，而苟无情意以行于劳民劝相之间，则其事终不修，而其农终不劝。从左宗棠的这些言论中可以看出，他对人与自然同农业生产的关系作了比较合理的论述。他认为农业生产中遇到自然灾害是无法避免的，但人的积极性的调动对发展生产则是非常重要的因素，强调应当勤于耕作，并对如何劝农提出了用刑劝以惩情民，用礼劝以敬老农，用时劝以省讼累和以器劝以修田具的具体措施，左宗棠还对官员提出了"为民谋其食"的要求。后来左宗棠于闽浙总督任内在浙江"劝谕耕垦，并给发耕牛、籽种、农具，借资补助"②，于陕甘总督任内在甘肃主张"亟应劝农耕垦"③，并"通饬各属严禁种植罂粟，劝谕农民广种草棉，设局教习纺织。官绅士庶有能实力奉行、著有成效者，准予择优奖叙"④，都是左宗棠重视农桑和劝农思想发展的必然结果。 左宗棠认为中国自古以来都是重视农业的，把农业作为治国之道的根本大计是天经地义和不可动摇的。他说："国以农为本，民以食为先。是故王道之始，必致力于农田"，"大禹开衣食之原，先治沟洫；周文普旬宣之化，先即田功"，"全春秋而全省，农可称神。"①左宗棠心目中的上古农业理想国的图景是"率彼妇子，而南亩和迎春之曲。勤则不匮，无情农以自安。""是以自天降康，君子有谷。而因地之利，王用勤民。"他企盼"皇上躬先万姓，典重四推。进无逸之图，稼穑维宝。"②左宗棠对兴农桑与开利源的关系进行了精辟细致的阐述，他在戊戌科的会试文中指出： "农桑者天下托命之具，大利之原，而国家无尽之藏也。是故善养民者，不必损己以益民，而民自益；善富国者，不必穷民以富国，而国自宫。……且夫言农政者，将欲图匮于丰，为吾民开百世之利源也，顾其事亦有难言者焉。官斯土者，非习斯土之人也，其地之肥硗，候之迟早，水泉之何出，土物之何宜，器具之何使，必不及其地之民虑之早而知之审也。……不以为利民，先以为厉民矣。虽然，因地之利而利之，不必强西北皆水田，东南皆陆海；因民之利而利之，不必强东南民食麦，西北民食稻。枣栗亦有其利，不必拔而植桑；棉苧亦惟其宜，不必转而为茧。而又以其时，行其野，历其乡，询其利，访其宜，不以为己之功，并不以为官之事，亦何利之不可兴哉？" 显然，左宗棠承继了孔子"使民以时"的恩想，并把农业问题视为人类生存的基础，是"大利之原"之所在。他把国家的农业政策同"为吾民开百世之利源"联系起来，强调了农业的重要性，并希望"皇上廑念民依，敦崇本计，丰盈有象，乐利永怀，卦亩时登，爻闾胥慰，其以此也夫！"②左宗棠还对地方官员不知农时、不懂耕种的所作所为进行了有力的抨击，指出他们不是"利民"，而是"厉民"，申明农业生产不能依靠长官的意志行事，只有这样才能兴利。 在这篇会试文中，左宗棠对中国农学发展的概况作了评述，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指出： 古今之言农政者，《夏小正》、《豳风》其最初者矣。刘向《七略》别"农家"为一流，经生而知本务之急，识已卓矣。贾思勰《齐民要术》取材博而考核精，识者虽讥其言之太文，然求之于古盖亦难焉。宋陈旉《农书》三卷，自谓胜于贾书，今按其书，多切近时用，诚与华士不同。他如元代之《农桑辑要》、鲁明善之《农桑衣食撮要》以及王伯善之《农书》皆各悉其土宜物性，为古今所不易得者，而《农书》尤赅博绝伦焉。明周王守藩开封，念天灾之流行，民生之日蹙也，于是乎有《救荒本草》之作。别其性，分其种，著其味，其于一物数名及形状同而实异者必谨志之。视鲍山之《野菜博录》，兹为精矣。徐光启《农政全书》，凡古今载籍所言利农之器、宜植之品、播种之时、任土之法靡不旁搜远绍，著为成编，卷帙繁多，高至尺许，其致力也勤，其用力也苦，宜世之说农田者宝之也。① 道光十八年（1838年）左宗棠第三次参加会试落第后，他决计不再走科举考试之路，把主要精力投入到对农学及地理学等经世之学的研究上来。他说："吾平生志在务本，耕读而外别无所尚。三试礼部，既无意仕进。"②"自戊戌罢第归来，即拟长为农夫没世，于农书探讨颇勤，尝自负平生以农学为长，其于区种一事，实有阅历。"③左宗棠从中国古代农书中吸取精华，主张以区种为良，作《广区田图说》指陈其利。他指出："区田之制，农书传之。创自伊尹与否未可知，若语农务之粮良，古近无以过。盖论农之理，具六善焉；论农之事，兼三便焉。"左宗棠认为在农业生产的基本理论中，实行区田法的"六善"有：第一，"今法田必秧种"，也就是说要用"水渍谷"，"逼使芽"，"甫芽布诸秧田"，"区田法布谷于区，手覆按令着土，足履区旁高土，水不绉，谷不易其所，有撮谷之利而无其病"。第二，"凡农之道，厚之为宝"，土地与肥料是农业的宝藏，"土宜禾，粪宜土，粪欺土者穰，土欺粪者荒"，于是农民治田先治粪，"粪与田称，禾之良也"。"区种法，区用熟粪二升，一亩一千三百五十二升，旁土不粪，土受粪者止亩四之一，实土载粪，粪圜禾，质取其熟，力取其多，以视恒田倍十有加"。第三，"禾畏旱畏风"，"今田竟亩不为畎，费水多"，而采用"区田法费水止今田四之一，水易足"，区田法还可以使庄稼避免风灾，"区深一尺，禾自出叶已上至结实时，旋助区土壅之，无虑七八寸，振林之风不损"。第四，"禾畏虫"，今农田"禾长掩亩，气不得利，郁蒸所至，并钟五贼。积热在土，盛雨卒加，为湿裹燥，根则受之，是生蟊"。采用"区种法，空四旁，风贯行间，緉緉然，郁者通，结者解，虫类无由滋"。第五，"区种务勤锄厚壅"，"隤土附根，深可七八寸，旁根绝，正根王，穗蕃硕而长，圆粟而少糠，米饴以香，多沃而食之疆"。第六，"先农尽地力，又惧地力乏"，从而采取"岁易之法易其田，代田之法易其圳"的做法，这是合理的。但"今农为田，宁普种而薄收，地稀种则诧，禾稀谷则无究之者"。采用区田法可以"岁易其所，不甚其取，旋相为代，地气孔有"，起到"尽地力"的效果。左宗棠还认为在农业生产的实践中实行区田法有三项便利之处：一是"区田用力虽频，不甚劳累，力小者亦任。开区治田，担粪引水，壮夫任之；和土布谷，锄草土壅根，余丁力可给。……老自六十已下，稚自十岁已上，主妇童女自治馈应饷外皆量力而趋。……人无冗而力无虚"。二为"区田法治田少而得谷多"。三乃"力作不惰，……易乏为饶，反瘠为沃，效莫捷焉"。左宗棠对区田"良法于数千百年而未能多睹其验"而感到愤愤不平，他力主在农业生产中实行区田法，使"读书养素之士，世富习耕之家，未作趁食之民，游手无俚之子，皆能自营转雇，称力而食，一家为之一家足，一邑为之一邑足，天下为之天下足。聚民于农，人朴心童，几蘧之理，于焉隆矣。嗟乎！吾言区田之利，吾农重思之，不诚如此乎？"① 左宗棠所要推广的区田法，也称区种法，即把农作物种在带状低畦或方形小区内的一种农作法。其长处是作物种在低畦处或小区内能蓄水保墒，区内深耕细作，集中施肥、浇水，适当密植，有利于作物的生长和较多地获得收成。战国时期已有将农作物种于低畦处的记载，汉代赵过在此基础上发展为代田法，记胜之又进一步对此总结研究，提出了区田法。此后，历代虽沿袭了此耕作方法，但未广为推行。为改变这种状况，林则徐对区田法即非常重视，他说："田父尔勿喧，听我区田歌。区田所种少为贵，收获乃倍常田多。……下不遗地力，上不违天和，及时勤事无蹉跎。"②左宗棠进一步把区田法画成图样，以求推广，并在《〈广区田制图说〉序》中阐述了他的见解。 左宗棠以"力耕读书"自勉。在力耕方面，他主张学用结合；在读书方面，又强调学以致用。他常常到田间"督工耕作，以平日所讲求者试行之，日巡行陇亩，自号'湘上农人'"。③左宗棠阅读了近儒著论之书"殆不啻万卷"，感到的是"近人著书，多简择易成而名美者为之，实学绝少"，而"赏心者不过数种已耳"。①因此，他对好友罗汝怀说："阁下有志著述，愿拌数十年精力专攻为之，幸勿如近人之为之也。仆近因农家为人生第一要务，而古近颇少传书，思有所述，以诏农圃，志此者数年矣，而尚未得成，卷帙不过十数篇，精力想尚可及，后晤时当详告之，亦人世不可少之书也。"②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经过左宗棠数年的苦心钻研和不断实践，终于写成了一部农学书。该书以左宗棠的表字（左字朴存）题名，称《朴存阁农书》。由于这部书稿没有刊刻，未能实现左宗棠编写这部书为"人世不可少之书"的目的，该书也没能成为传世之作。但他通过是书的写作，进一步扩大了视野和加深了对农学的认识，并批评了清代学者著书不重"实学"而唯求"名美"的不良倾向。左宗棠对农学的重视，也为他保持耕读家风和日后任官期间在各地注意发展农业奠定了基础。 左宗棠曾在湖南湘阴县东乡柳家冲置地70亩，以古农法耕柳庄之田，以尽地利。他致函尊师贺熙龄说："宗棠自耕之田，略以古农法之便于今者行之，闻甚良。……茶圃所入，今岁差可了清国课，逐渐增加，于人事不无裨益。倘更桑竹之利成，其可以存廉耻而广惠爱者大矣。"③这与管子所说的"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有相通之处。左宗棠还致函贺熙龄称："宗棠于农学颇有所窥，尝问之而得其事，亦学之而得其理。以为今之农者，与今之学者弊正相等，皆以欲速见小，自误而以误人，其关系天下不小也。"①左孝同在评价其父于柳庄的耕种业绩时说："府君于柳庄艺茶、种树，期尽地利。湘阴产茶，实府君为之倡。"②左宗棠在担任了封疆大吏后，军务繁忙，戎马控偬，辗转数省，每到一地无不重视农业的恢复与发展。他"自负平生以农学为长，……师行所至，辄教将士种树艺蔬，为残黎倡导，并课以山农泽农诸务。故劫余之区，得稍有生意；兵民杂处，临去尚颇依依，亦当年为农之效也。"③ 左宗棠力倡保持耕读家风，教育子女不负他"平生志在务本"的愿望。他在为亲族子弟题写的联语中写道： 纵读数千卷奇书，无实行不为识字； 要守六百年家法，有善策还是耕田。 左宗棠在给其长子左孝威的信中说："尔父二十七岁以后即不赴尝试，只想读书课子以绵世泽，守此耕读家风。"⑤他给其次子左孝宽的信中也称："吾平生志在务本，耕读而外别无所尚。……子孙能学吾之耕读为业，务本为怀，吾心慰矣。若必谓功名事业高官显爵无忝乃祖，此岂可期必之事，亦岂数见之事哉？或且以科名为门户计，为利禄计，则并耕读务本之素志而忘之，是谓不肖矣！"①显然，左宗棠主张耕读务本，反对片面地去追求名禄。 左宗棠把重视农业生产作为增强国力以抵御外侮的重要措施来看待。他指出："迩自海氛不靖，泰西各国乘吾戒备不夙，群起而侮之。"反抗外来侵略的办法之一是"农服先畴本务，则耕食足、织衣足也，庶几长为太平有道之幸民与！一旦寇仇至，富强贫弱一心敌忾，其不待征调以为兵，转挽以为食也。况夫习战阵，筹守御，有防海固圉之责者，固不乏其人欤。孰与伈伈伣伣怀不可终日之计，苟旦夕之安也。"②这反映出左宗棠以农为本的农业思想同中国近代救亡图存的时代脉博是紧紧扣在一起的。 在左宗棠的农业思想中，还折射出他主张以农产品的市场商品化来实现转贫为富的倾向。他说："民勤耕织，衣被之余转售海舶，比户熙熙，其富庶可知也。"③表明他发展农业生产的目的，并不仅仅为了自给自足，而是要把剩余的农副产品纳入市场的流通领域，"转售海舶"，这对封闭的自然经济无疑是一个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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