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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美龄自述》作 者:袁伟,王丽平 选编

作者:袁伟 字数:41941 更新:2023-10-11 16:30:00

与刑部狱相对的,其实另一座监狱也形成了,那就是瀛台。瀛台是中南海湖中的一个小岛。瀛台从明朝以来,便盖有宫殿厅堂,到了清朝,由名建筑师样子雷根据中国蓬莱等仙山的传说,把它变成人间仙境似的造型,但是,现在这一人间仙境,却变成了人间最豪华的监狱——光绪皇帝被囚在这里,这里,几百年来,曾有历代皇帝的寻欢作乐、流连忘返,但是现在啊,剩下的只是可怜的青年皇帝孤零零在假山怪石旁边,流连而不能再返。虽然他已经无异囚犯,但用他名义对外发号施令,却依旧以假乱真。先是九月二十四日、旧历八月初九,厉行变法维新的光绪皇帝忽然下了一道命令,把谭嗣同等六个人“均着先行革职,交步军统领衙门,拿解刑部治罪”。紧接着这道革职抓人的命令,两天后,九月二十六日,旧历八月十一日,又下了第二道命令,“着派军机大臣、会同刑部、都察院,严刑审讯”。但形式上只“严刑审讯”了一整天,九月二十人日,旧历八月十三日就下了这样的第三道命令:  “谕军机大臣等:康广仁、杨深秀、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大逆不道,着即处斩,派刚毅监视,步军统领衙门,派兵弹压。”  在这命令还没公布的清早,刑部监上下已忙做一团,开始“套车”了。  “套车”是把死刑犯送上刑场前的外部动作,把囚车套在骡马身上,准备出发。在南所禁子牢头呼喝套车的嘈杂里,张荫桓叫住走道的狱卒,轻松地低声间:“八个人抓进来,有没有留下一两个呀?”狱卒说:“听说留下杨深秀和康广仁。”接着听到外面套六车的声音。他心里想:“这回老太太真算账了,我就走一趟吧,反正活过了花甲之年了,死就死吧!”  正在张荫桓静坐待死的时候,远处的牢门一个个开了,嘈杂的声音混成一团,可是,人声并没有近逼到这南所末监来——他居然侥幸的死里逃生了。  开的牢门共六间,分别提出来的,是谭嗣同、杨深秀、杨锐、林旭、刘光第、康广仁。  刑部狱源自前朝的“诏狱”,俗称“天牢”,几百年来,累积了它不少的规矩。规矩中南所、北所两座,东西各有两道角门,犯人释放或过堂,走东角门;犯人执行死刑,走西角门。刘光第被捕时,正是刑部的大官,他知道规矩,一出这门,就是死路,六个人中,他最清楚死刑的作业,如今他亲身来试法了,他感到尖锐的对比与荒谬。  按照通常的称呼,衙门除中间的正门外,左为青龙门、右龙白虎门,白虎门平常是紧紧关着的,只有把犯人押赴刑场前才走这道门。通常的规矩是行刑前提犯人,或骗他说要开庭——过堂,或说有家人来看你了——面会,犯人一走出牢房外的二门,狱吏从他后面突然用力一推,大喊一声:“交!”藏在二门两旁的另一批家伙就一拥而上,抓辫子的抓辫子、提脚镣的提脚镣、挟持左右臂的挟持左右臂,一起大喊:“得了!”就蜂拥疾驰,像抬猪一样的把犯人抬到大堂阶下,强迫跪在那儿,由原来抓犯人的差官手执提牌,念念有词滚瓜烂熟的向堂上报告。由堂上略问姓名、年纪、籍贯,完成“验明正身”手续后,告以你已死刑定漱,现在立刻就要执行。然后下令“堂绑”,并用红笔在斩犯标上标朱。一点、一勾后,顺势把朱笔朝前面地上一丢。传说用这支毛笔可以治疟疾,于是大家一阵乱抢。  “堂绑”是一门大学问,堂上一声令下,手下就在犯人身后,手持衣领,往下一撕,把裂开的上衣从两肩向下拉,这时挟持左右臂的就开始向后扭胳臂,如遇到强悍的犯人反抗,狱吏就把随身携带的小铁锤,在犯人肩胛骨上一敲,两臂立刻松软,要怎么绑就怎么绑了。标准绑法是五花大绑。用绳子从头套上,将绳子两头从左右分开,再交互一抽,就拉紧了,再将两头捆在犯人反背的交叉手腕上,从手腕上再绕过拇指与食指之间,最后打结。这种绑人方法,牢固无比。一经五花大绑后,就给犯人最后吃顿酒肉。所谓酒肉,肉是用篾签插三块生肉,在犯人嘴唇上一擦,表示给你吃了;酒是一大碗,拿着给你喝了,有时候,把樟脑放在酒内,喝了可以昏迷,痛苦自然减少。当然,放樟脑是要暗中给好处才有此优待的。酒肉完毕了,把犯人放在篮里,两人一抬,就出了白虎门。  刘光第他们六个人除了康有为的弟弟康广仁外.都是有头有脸的大官,所以执行死刑的方式,比较客气。只是被拥簇着出了西角门,捆绑着各上一辆骡车。骡车上有木笼,人放进去,头却伸出外面,远看起来,头像是笼盖上的圆把手。  吆喝声中,骡车开动了,前呼后拥着几百个士兵。几百个人的目的地只有一个,就是——菜市口。  菜市口是北京的闹市,从南方各省来的人,从官宦仕绅到贩夫走卒,过卢沟桥,进广安门,进入北京内城,大都要经过这里。菜市口从六百年前就是有名的杀人地方了,那时叫做柴市口。六百年前,一位被元朝统治者关了四年的宋朝丞相文天祥,因为不肯屈服,最后在菜市口被杀死。当他从狱中走到刑场时候,态度庄严而从容,他对监斩官说:“我为宋朝能做的事,现在终于做完了。”元朝统治者把这位只有四十六岁的宋朝丞相在闹市杀死,是一种成全,因为这样“刑人于市”.对殉道者而言,倒是一种宣传和身教。中国人民,包括他的敌人在内,都对这位殉道者致敬。后来,一座“文丞相祠”就这样盖了起来。  菜市口最精华的所在是丁字路口上,从两行翠绿的槐树北望,就是巍峨的宣武门,更是皇权的象征。高高在上讲究“刑人于市”的帝王看中了它,把它当作杀人示众的好地方。在热闹的路口杀人立威,可以达到“与众弃之”的效果。在这种作用下,菜市口是刑场中的闹市,也是闹市中的刑场、因为在行刑时候,总是就地取材,并没严格的划分市与场。路北的那家西鹤年堂,就是就地取材的一个。西鹤年堂是几百年来的老药铺,传说它的匾还是明朝宰相严嵩写的。每到行刑时候,西鹤年堂旁边就要搭上个棚,棚下放着一张长桌、一把椅子,桌上放着锡笔架,上面插着朱笔,给监斩官使用。  监斩官一般是戎服佩刀、骑着大马、气势汹汹地带着决囚队,鸣锣开道,直奔刑场。衣服上绣着“勇”字的士兵,追随着他,刽子手也跟着,其中刽子手最令人侧目,他们或穿红衣、或打赤膊,手提大刀,面目狰狞。这种人有很好的收入,一般说来,杀一个死刑犯,可得白银三两六,其中高手,一天可杀好几个人。另外还有死刑犯家属给的“孝敬”,一给就是三五十两。这种“孝敬”,是拜托请以“快刀”减少死刑犯痛苦。按照刽子手的规矩,他们用的是“鬼头刀”。“鬼头刀”在刀柄上,雕一鬼头,刀的前端又宽又重,后面又窄又轻,砍头时,反握刀柄,刀背跟小臂平行,把刀口对准死刑犯颈脊骨软门地方,以腕时力量把刀向前一推,就把头砍下。这种功夫不是无师自通的,也靠祖传或师傅传授,做徒弟的,总是先从天一亮就“推豆腐”——反握“鬼头刀”的刀柄,以腕肘力量,把豆腐推成一块块的薄片;熟练以后,再在豆腐上画上黑线,一条条照线往前推;熟练以后,再在豆腐上放铜钱,最后要练到快速一刀刀朝黑线切,但铜钱却纹风不动,才算功夫。这种“推豆腐”,推得出师以后,还要练习摸猴脖子,摸出猴子第一节和第二节颈椎所在,从而推广到人体结构,在砍头时,做到一刀就朝颈椎骨连结处砍下,干净俐落,减少死刑犯痛苦。死刑犯家属给“孝敬”,其理也就在此。否则由生手或熟手故意装生手乱砍一气,死刑犯苦矣。另一方面,由于中国人忌讳身首异处而死。如刽子手砍头砍得恰到好处——推刀推到喉管已断时就快速收刀,使喉管前面尚能皮肉相连,头不落地,照中国人解释,这就仍算全尸而归。刽子手收放之间,能做到这种功夫,是要得到大”孝敬”的。一般行刑,都做不到这一点,但是身首异处以后,可以买来专家,把头“缝”回去,叫做“缀元”,也算聊慰生者与死者。总之,家属对刽子手的“孝敬”是少不了的,没有这类打点,花样就会层出不穷。即使死刑犯死后,花样也不会中止。例如刽子手怕颈血乱溅,每在刀一落下就用脚朝死刑犯身上一踢,使血向前溅,然后让人用剥了皮的馒头就颈腔沾血,沾成所谓“人血馒头”,照中国人传说,这种馒头可以治肺痨、可以大补。除此以外,死者身上的其他器官也会被零星割下,传说都能入药,甚至五花大绑的绳子都有避邪之功,也值得几文。  不过,这些规矩都是对一般死刑犯用的,碰到死刑犯身分是大臣的时候,就得客气多了。所有的花样都得收起,也不能将死刑犯放了篮子里抬到法场,而要正正式式用骡车护送了。到了法场,甚至有刽子手向“犯官”下跪请安的例子,口呼“请大人归天”以后,方才行刑的。做过大官的,就便是死刑临头、刑上大夫,还是有不少尊严的。  当然,尊严也是相对的,一方面来自对大臣的尊重,一方面也有赖大臣自己的表现。谭嗣同他们六个人从上骡车以后,所表现的气慨,也就有了等级之分。六个人中,有人表现得激越,有人表现得沉痛,有人表现得不服,有人表现得怯懦,但是,谭嗣同表现的,却是一派从容。  菜市口西鹤年堂旁边的棚子,已经快速搭盖起来,棚下的桌椅文具,也布置得一应俱全。这回走出的监斩官可不是泛泛之辈,他是大名鼎鼎的军机大臣刚毅,是一级的满洲大员。他下令将犯官们带到,在形式上,一一验明正身,用朱笔勾决,然后按照惯例,朝地下丢下朱笔。这时谭嗣同忽然叫住刚毅,要同他说话。刚毅忌讳死囚临刑前对他说话,他把手一挥,叫左右带下去,同时用双手捂住耳朵,表示不要听。谭嗣同看到这老官僚颟頇尴尬的表情,忍不住好笑,他微笑了一下,也就不再说什么了。他被拥簇着走到法场正中,满地泥泞,太阳却是高照着,放眼望去,四边人山人海,却是鸦雀无声。“这就是祖国、这就是群众。”他心里想着,“在光天化日之下、在黑暗时代,他们在看我们流血。我们成功,他们会鼓掌参与;我们失败,他们会袖手旁观。我们来救他们,他们不能自救,如今又眼睁睁看着我们亦无以自救。在他们眼中,我们是失败者。但是,他们不知道失败者其实也满痛快,因为失败的终点,也就是另一场胜利的起点。这些可怜的同胞啊,他们不知道,他们永远不会知道。”  在刽子手的准备行刑过程中,他又放眼望去,望着天上的浮云,随着浮云,他的思绪快速的闪过。他想到江湖中人,在临死前慷慨激昂大喊:“二十年后还是一条好汉!”他感到也该喊一句,但不要喊那种轮回性的。轮回是不可信的,死后妄信有来生,是一种怯懦、一种自私,对来生没有任何指望而死,才算堂堂的生、堂堂的死。想到这里,他笑了。突然间,像从浮云里划破一条长空,他的喊声震动了法场:  有心杀贼,  无力回天。  死得其所,  快哉!快哉!  刽子手惊奇地望着他,赞美地点了点头。他对拿“鬼头刀”的同胞从容一笑。一般死刑犯会要求刽子手:“给我个痛快!”但他不屑做此要求——他求仁得仁,早就很痛快了。  谭嗣同的躯体静静地仰卧在菜市口,他的头颅滚在一旁,血肉模糊。老家人胡理臣,带着另一个老家人罗升和浏阳会馆的长班,一起赶过来,料理善后。先从西鹤年堂要来一盆水,抱起头颅,洗去泥土与血迹。他们含泪望着小主人,小主人的两眼圆睁着,嘴张开着,又像死不瞑目、又像大声疾呼。由于被砍下来半天了,面孔已经开始瘪下去,瘪下乍看是缩小,其实是肿胀的前奏,再过一天,就肿胀得面目全非了。那时候,就很难认出本人来了。  老家人们焦急地等棺材到,在下午,棺材抬来了。“缀元”师傅也请来了。师傅把头颅端正的接在颈腔上,用熟练的技巧,在脖子正面左右各连一针,又在背面补上一针,就算完成了归位的手续。大家把尸体抬进棺材里,钉上了棺材盖。老家人点了香,抚棺而跪,磕了头,就由杠房抬起棺材,向西走去。第一个经过的路口就是北半截胡同,胡同南口就是浏阳会馆。老家人胡理臣痛苦地想着:“真没想到我家少爷住的地方,离刑场这么近!”  一行人等再朝西走,越过了一个胡同口,走到了下一个胡同口,开始左转进胡同,走到尽头再右转,一座古庙展现开来。他们在庙门口歇下,胡理臣先进庙里洽办,罗升在斜阳中望着庙门,正门上头有三个大字——“法源寺”。第十三章 他们都死了  棺材停在法源寺的后房里,下面用两个长板凳横撑着,正面没有任何文字,是谁的棺材,只有知道的人才知道。老家人们帮着抬棺材、架板凳,忙得满头大汗。胡理臣从腰问掏出一条毛巾,没有擦汗,只用来把棺材擦得干净、仔细,一如几个小时前清洗小主人的血脸。最后,摆上香案,一齐下跪,磕着头,他们终于哭出声来,一一诉说着少爷的苦命与不幸。  在停枢间的门民一位老和尚默默站在那里,他是余法师,旁边站着长大了的普净。他们一言不发,却满面悲戚。不久,他们相偕走开,走到大雄宝殿前的旧碑旁边,沉默着。  “普净,”余法师终于开了口,“你看到了,这就是走改良路线者的下场!整整十年前,康有为在这古碑前面跟我们相识,十年来,他锲而不舍、失败了再来、失败了再来、失败了再来,终于说动了皇帝,得君行道,联合谭嗣同他们搞起变法维新了。但是,表面上的成功,其实就是骨子里的失败——康有为花了十年心血,只证明一件事,就是谭嗣同用鲜血证明的:改良之路是走不通的。他们用失败证明了此路不通,结论是,要救中国,只好大家去革命。谭嗣同可以不死却甘愿一死,最大的原因,就是要证明这一结论。我老了,不能有什么作为了,我看,从今天以后,你还是做离开庙里的准备吧,到天涯、到海角,把自己投身出去,去做一个真的革命党吧!寺庙对真正有佛心的人说来,其实至多只是一个起点和终站,因庙生佛心,因佛心而离开庙,在外救世,也许有一天,你救世归来,可在庙里终老;也许有一天,你救世失败,和谭先生一样,可在庙里停灵。不管怎么样、不论哪一种,都比年纪轻轻的就在庙里吃斋念佛敲木鱼来得真实、来得有益。我看,是时候了,你也二十六岁了,你就照师父指示,准备一下吧!”  余法师说着,轻拍着普净的头,普净深憎地望着师父。低下头,一会儿.再抬起头来,咬着嘴唇道:  “我从八岁到庙上来,就一直担心有一天师父会不要我了,十八年过去了,今天我终于从师父口中听到这种话。当然我知道这不是师父不要我,而是更要我去做我该去做的事,我就照师父指示,到天涯海角去。唯一的遗憾是我不能由早到晚照料您老人家了……”  余法师微笑着,又轻拍了普净的头。“普净你看,谭先生死了,他有父亲在堂、有妻子在室。他又由早到晚照料谁呢?在四万万中国同胞前,他一己之私的亲情,一概舍弃,谁也不照料,照料的只是众生。这种心怀,才真正是出家人的心怀。儒家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但佛门却是’舍吾老以及人之老’,有大感情的人是不在意小感情的。”“那么,师父,你为什么三十岁以后才出家?”普净顶了一句,“你为什么不把庙作为起点,而在年纪轻轻的时候,就遁入空门.把庙做为终站?”  余法师为之一震。但是他很快恢复了常态,他转了身,对着庙门,没有看普净:“这是你十年前就问过我的问题,我没答复你,只说有一天你会知道。那一天啊,现在还没到来。我只能告诉你,我从三十岁后出家以来,我一直怀疑法源寺是我的终站,我虽然六十二岁了,人已垂垂老去,可是,我总觉得冥冥中还有一件事在等我去弥补、去续成、去做完,我直到今天还不十分清楚那是什么事,但我可以告诉你那不是什么事。就是:我不会寿终正寝在这里,法源寺不是我的终站。普净啊,我们在法源寺相会,也会在法源寺相离,就让我们以离为聚吧……”  正在余法师说到这里,从庙门那边,走进来两个彪形大汉。走近的时候,其中一个满面虬髯的,一直用锐利的眼光。打量着余法师,他不友善地盯着余法师看,余法师察觉了,立刻表情有异,低眉不语。两个大汉擦身而过,朝里走去,也连个招呼都不打。普净看在眼里,十分奇怪。  “师父,你好像知道他们是谁,但他们对你好像不很友善。”  余法师两眼看地,又抬头看天,轻叹了一声。  “普净,你观察入微,我的确知道他们是谁。那个留大胡子的,不是别人,就是大刀王五。”  “大刀王五!”普净惊叹起来。  “大刀王五。”余法师平静他说,“这位‘关东大侠’现在五十二岁,他整整比我小十岁。不过,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只有十七岁,那是三十五年前的事了。”  “师父那么早就认识了大刀王五?”  “那么早。”  “刚才大刀王五显然认出了师父。你们很多年不见了吧?”  “三十多年不见了。”余法师说,“我看,我还是告诉你吧。你一直不知道我当年出家的秘密,如今我们分子在即,我就告诉你吧!”  “大刀王五跟我有一段相同的经历,这经历,大家都不愿透露的,就是我们都做过‘长毛贼’。所谓‘长毛贼’,是满洲人对太平天国中太平军的称呼。太平天国起义时,号召恢复汉族蓄发不剃的风俗、反抗清延政府剃发留辫子的制度,所以就被叫做‘长毛贼’。近五十年前,金田起义时,天玉洪秀全三十六岁、其他各王都三十上下,翼王石达开只有二十岁,当时他们的确有朝气,同甘共苦,有理想、有革命气象,可是,到了打进南京城、打下了中国半壁山河,他们开始腐化了、内斗了,但是其中石达开还是像样子的。他在武汉前方,听说京城里同志内斗武斗,东王杨秀清被杀,特别赶回来挽救革命阵营的分裂,但换得的,却是他自己全家也被杀了。最后他又不见容于洪秀全,他只好出走了,随他出走的有十几万人。他在江西、浙江、福建、湖南、广西、湖北、四川等省行踪不定,最后败退云南,最后只剩四万残部,在西康抢渡大渡河不成,陷于绝境,不但被穷山恶水包围、也被清军和土人包围。那时我和王五都在他左右,我们没粮食吃,吃野草;野草吃光了,杀战马吃马肉;马肉吃光了,剩下七千人,拼死突围,逃到一个叫老鸦漩的地方,又碰到敌人,不能前进。两天以后,石达开不见了,据说他为了顾全最后七千人的七千条命,自动走到清军里投降了。可是,当我们放下武器,一起投降的时候,清军大开了杀戒,凡千人被杀了、几千人四处逃命。石达开的家属早在南京就被自己人杀光了,但侥幸逃出来一个十四岁的女儿,叫石绮湘,人长得漂亮,又会写文章,六年来,跟着部队长征,那时我因为读过书,被石达开看中,替他掌管文案,与绮湘早晚见面,日久也就生情,石达开也有意把我收为女婿,但在整天转战南北的情况里,也不便成婚。石达开在老鸦漩不见了,我们事先都不知情,后来传说,自动走到清军投降的,是一个面目很像石达开的手下,他冒充石达开,替他被清军杀了,而石达开本人,却逃亡了。在清军大开杀戒的时候,我跟绮湘、王五等一百多人,翻山越岭而走,藏在深山里,等待转机,由于处境绝望,很多人主张还是偷渡大渡河。在偷渡前,我们四下探听,来了一个离奇的消息。说一个船夫,一天傍晚搭了一个老先生过河,老先生跟船夫满谈得来。船夫是有心人,感到这位老先生来路不简单,但也不便多问。最后,老先生下船了,回头望着高山流水,感慨他说了一句:‘风月依然,而江山安在?’就快步消失了。据船夫说,那种快步的动作,全是年轻人的动作。天亮以后,船夫发现船里留下一把伞,伞柄为硬铁所铸,上有‘羽异王府’四个小字,乃恍然大悟,这就是翼王石达开啊!这个消息,使大家都兴奋起来了。因为我们都知道石达开有这么一把大雨伞。绔湘更是兴奋,坚持要去找这船夫,追踪她父亲的足迹,于是大家一齐出发了。可是在河边,我们中了埋伏,清军一涌而上,我们回身四散逃跑,逃跑中我听到绮湘的叫喊,好像是出了事,但我不顾一切,还是拼命跑,那天夜黑风高,我身体又有病,突发的事件,使我突然勇气全无,竟没有勇气回头去救绮湘。事后听说石达开的女儿被俘了,被清军轮奸而死。虽然我事后自解,说我纵使当时回头救她,也未必救得了她,但以我同她的关系,在乱军中,我实在不该只顾我自己逃命,我实在可耻、实在不原谅我自己、实在没脸见人。于是,我辗转回到北京,固到跟我们余家有点渊源的法源寺,看破红尘,最后做了和尚。如今三十年了,我口想三十年前那一晚上,我直到今天,还是弄不清我当时为什么突然那么胆怯、那么突然间勇气全无。”  “师父到法源寺做和尚的事,玉五他们知道吗?”  “我想他们知道。大家都在北方这么多年,都有头有脸,应该都知道老战友们后来在干什么。不过,我们没有来往——他们认为我应与绮湘同死,他们把我看成苟且偷生之辈,他们看我不起。”  “表面上,师父出了家,玉五他们开了镖局,大家都不再搞革命了。是吗?”  “是吧。”余法师淡淡他说,两眼仍望着庙门以外。他茫然地走向前去,慢慢地,走到了丁香树旁。十年前康有为写的杜甫丁香诗在他嘴边浮起,他的脑海中,千军万马,呼啸而来。这时已近薄暮,但在天边突然起了乌云——纵使在夕阳向晚,天要变,也不会等待夕阳的。  两年以后,一九○○年旧历七月二十日,向晚时分。  一个人坐在孤岛的水边,也不等待夕阳。他年纪轻轻的,却满脸病容,有什么夕阳可等待呢?他自己就是夕阳!  今天又是七月二十日了,他心里想。整整两年前的七月二十日,我把内阁候补侍读、刑部后补主事、内阁候补中书、江苏候补知府四个小官,攫升为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参预新政,那时正是维新变法如火如茶的日子,可是,一切昙花一现,他们四个人,上任不过二十四天,就连同另外两位,横尸法场了。他自己变成了傀儡皇帝。最令人气愤的,杀他们六个人的上谕,竟然还是用他的名义发出的。他还背得出那种官样文章。上谕中说这六个人“革职拿交刑部讯究”后,“旋有人奏,若稽延时日,恐有中变,朕熟思审处,该犯等情节较重,难逃法网,倘语多牵涉,恐致株累,是以未俟覆奏,于昨日谕令将该犯等即行正法。此事为非常之变,附和好党,均已明正典刑”。这就是说,皇帝“熟思审处”以后,已认定他们“情节较重,难逃法网”了,所以,为了怕耽误了杀人时间,另生变化,就先杀人了。这种命令,证明了想杀人的人,可以无须遵守皇帝自己订的法律。按照大清的法律,执行死刑,要经过”斩监候”或“斩立决”的程序,“斩监候”是把犯人关到秋天,到秋天再奏到朝廷,没有斟酌余地的就批准秋决;有斟酌余地的就兔他一死,或者来个缓决,到第二年秋天再说。至于“斩立决”。那就不要等秋天,只要等到复文一到,就可以杀人。管杀人关人的是刑部、管纠察的是都察院,判死刑要另得大理寺复文。所以依照法律程序,杀人不可能这么炔,不可能快到头天审、第二天就杀。如今皇帝一道命令,公然表示“未俟复奏”就把人杀了,这叫什么皇帝!  他又回想着:那六天内四道命令,条条都是以皇帝的名义发出来的,形式上,是皇帝来杀这一周前还和他在一起维新变法的人,这真是命运的嘲弄,嘲弄我自己是昏君……  他坐在水边,思绪飘浮着,一如水面上的浮萍。但是,谁又配跟浮萍比呢?浮萍还是有根的,而我这皇帝呢,却囚居在小岛上,连根都给拔了。  蓦然间,远处传来了炮声。怎么会有炮声,他纳闷着。他不会向看守他的太监去查间,因为问也白问,什么都问不到,这些太监都是皇太后贴身的死党,一切都被交代得守口如瓶。正在他对炮声疑惑的时候,他发觉背后已经站了四个人,他转过身去,四个穿民间便服的人下了跪,为首的却是李莲英。  “皇上吉祥!”李莲英用尖锐的喉音致意着,“好久没来向皇上请安了,请皇上恕罪。”说着,他磕了头。其他三个也跟着磕了头。  “起来,你们怎么都穿着这种老百姓的衣服?”皇上问。  “不瞒皇上说,”李莲英报告着,“外面出了事。从去年以来,民间出了义和团,他们拜神以后可以降神附体,口诵咒语。金刀不入、枪炮不伤,他们说:‘不穿洋布、不用洋火、……兴大清,灭洋教。’到处杀洋人、杀信洋教的、烧教堂、烧火车,刚毅等满朝文武信了他们、老佛爷也信了他们,害得洋人搞八国联军,现在已经杀到北京城来了,义和团根本就抵挡不住了。老佛爷下令接皇上一起逃走,现在我们就是来接皇上。请皇上立刻进来换衣服吧!趁着兵荒马乱,化装成难民,还来得及走,再迟就来不及啦!”  光绪皇帝脱下了龙袍,改穿了黑色长衫、蓝布裤子。跟他们直奔宫外,转上了骡车,在慌乱中他频频问:  “珍妃呢?珍妃在哪里?”  “车在前面。”李莲英手一指,“女眷们都跟老佛爷在一起,随后就来!”李莲英答应着。“皇上先待在这儿。我去接她们!”说着,就朝前走去。  “我跟你一起走!我要先向皇太后请安。”光绪皇帝喊了一声。随即下了骡车,跟李莲英和众太监飞奔到宫里。他们赶到贞顺门,正看到前面一堆人,在拥簇着什么,夹杂着一个女人的哀呼。他们赶上去,正看到珍妃被太监推到井边,光绪皇帝大叫着奔上去,可是,太迟了,哀呼的嘶喊在快速减弱,扑通的水声从深井传出,太监们抢先抓住皇上,在离井十步远的地方,被太监拖倒在地。  一个乡村农妇打扮的老女人站在贞顺门边,被一堆化了装的男女拥簇着,他们都吓呆了。老女人若无其事,她把双手上下交互错打了一下,冷冷他说:“把皇上拉起来,咱们走吧!”  一行人等,狼狈地上了路,什么都来不及带,也无法带、不敢带。走了几百里路,全无人烟。口渴了,走到井边,不是没有打水的桶,就是井里浮着人头。直走到察哈尔的怀来,才算得到补给。此后从察哈尔到山西、到河南、到陕西,两个月下来,终于到了西安。  出走十七个月后,乱局平静了。中国向八国道歉、惩凶、赔款。赔款总额是四万万五千万两,而当时中国有囚万万五千万人,正好每个百姓平均要赔一两,相当于中国五年的总收入。中国老百姓为昏庸狠毒的皇太后又戴了重枷,可是重枷又岂限于赔给洋人吗?十六个月前,皇太后自北京出走时,身无长物;十六个月后从西安回来时,袋载箱笼的车马却高达三千辆,车队绵延七百里(二百五十英里),兴高采烈,不似战败归来,而像迎神赛会。最后一段路,从正定回北京一段,坐的还是火车——皇太后终于向西方文化搭载了。二十一辆火车,终于开进了北京城。  六年以后,一九0八年,光绪皇帝在位第三十四年的十一月十五日(旧历十月二十二日),七十三岁的西太后终于死去但在她死前一天,三十八岁的光绪皇帝却神秘的先死了,是毒杀?是巧合?只有埋在豪华坟墓的西太后自己知道。这座豪华坟墓叶‘东陵”,距离北京九十英里,是花了八百万两盖成的,治丧费用又花了一百五十万两,总数接近了一千万两。在她统治的四十七年岁月里,中国人民为她花了无数的钱,最后的一千万两丧葬之资,可说是大家最愿意花的。当她的金棺材被抬出北京城门的时候,一百二十名杠夫都挤不出去了,减到八十四个人,才得脱棺而出。从此,北京城消逝了她的余晖,夕阳没落了,大清帝国也榨干了。三年以后,革命成功了。中华民国建立了。  西太后的死去,却使某一些人“复活”了。光绪皇帝的另一位妃子——瑾妃,是珍妃的亲姐姐,为她修死的妹妹立了一个牌位,挂上“贞筠劲草”的匾额,以为追念与哀思。那恐怖的中,早被人叫做“珍妃井”,在井边上用铁条贯穿石柱,封起来了,上面还盏了厚厚的木块,一眼望去,倍觉阴森与凄凉。  另一个“复活”的人是张荫桓。在他被捕以后,由于他实际负责外交多年,出使过美国、西班牙、秘鲁,也在英国维多利亚女王六十庆典上做过特使,最后由英国公使、日本公使出面表达了严重关切。西太后顾忌了,乃用由光绪皇帝名义发出上谕,说张荫桓”声名甚劣,惟尚非康有为之党”,但以此人“居心巧诈、行踪诡秘、趋炎附势、反复无常,着发往新疆,交该巡抚严加管柬”。于是,张荫桓戏剧性的死里逃生,以犯官身分,由刑部移交兵部,遣戍塞外。他颇有玩世的气派,路上还轻松得很,向人说:“这老太太和我开玩笑,还教我出关外走一回。”可是,好景不常、坏景失常,两年以后,义和团扶清灭洋开始了,西太后不买外国人的账了,一个电报打到新疆,下令把张荫桓“就地正法”。封疆大吏通知了他,他神色镇定,临刑前。还画了两页扇面给他侄儿,画好了,振了振衣袖,走到刑场,最后对刽子手一笑,说:“爽快些!”就从容死了。一年以后,清朝政府跟八国和议,外国人认为张荫桓死得冤枉,西太后又顾忌了,再用光绪皇帝名义,把张荫桓“着加恩开复原官,以昭睦谊”——为了敦睦邦交而使张荫桓死后又做上原官,“老太太”的脸面也丢尽了。  “老太太”从排外到媚外,只在她一念之间,但一念之转。却害得多少人枉死了。  “老大太”统治中国四十七年,乍看起来,所向无敌,但她的本领,只是擅长内斗,斗中国自己人,碰到外国人,却显得无知而幼稚。这种内斗内行、外斗外行的极致,就表现在她利用义和团掀起文化大乱命的闹剧上。义和团是本土文化、乡土文化的产物,它是民间低级宗教的一支,由神秘信仰到秘密组织,最后发展成公开的民团。团员的基本打扮是头裹红布或黄布、腰扎同样颜色的腰带、身穿短衫裤扎裤脚、脚上穿靴、上身外面罩上肚兜。肚兜上绣着《易经》八卦中的某一卦。从八卦信仰以下,他们抓到什么就信什么,生冷不忌,但全是中国本位文化,并且大多是低级的。他们相信吞符念咒可以刀枪不入,相信钢叉、花枪、单刀、双剑可以抵御洋枪洋炮,他们的道具是引魂幡、浑天大旗、雷火扇、阴阳瓶、九连环、如意钩、火牌、飞剑等等,顾名思义,妖妄可知;他们的偶像是玉皇大帝、洪钩老祖、梨山老母、九天玄女、二郎神、哪吒、唐僧、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姜大公、关公、张翼德、赵子龙、托塔天王、尉迟恭、秦叔宝、黄三太、黄无霸、杨香武等等小说、戏曲人物,唯一水平以上的,只是一个李太白!他们的入团仪式是乩童式的,从拳打脚踢到口吐白沫、从跳跃晕倒到念念有词,都一应俱全。所念的咒语大多是“左青虎、右白虎,云凉佛前心、玄火神后心,先请天王将、后请黑煞神”之类,并口耳相传,功夫极处,可以由大师兄把手一指,洋人的住处,就可被天火侥光……  无知而迷信的西太后竟相信了他们,他们串连到北京城。在西太后文化大乱命的带头下,在首善之区展开了首恶,杀人放火,疯狂的排外。他们见到西药房都要烧,结果引来四千家商店住宅被波及,还不准救火。不过,他们的本领只是对付中国人而已,本领施之于洋人,就力有来逮。他们的口号是:  神助拳。  义和国,  只因鬼子闹中原:  劝奉教。  真欺天,  不敬神佛忘祖先。  女无节义男不贤。  鬼子不是人所添。  如不信,  请细观:  鬼子眼珠都发蓝……  神发怒,  佛发愤,  派我下山把法传。  我不是邪白莲。  一篇咒语是真言。  升黄表,  焚香请下八洞各神仙。  神出洞,  仙下山。  扶助大清来练拳。  不用兵,  只用团。  要杀鬼子不费难。  烧铁道,  拔电杆,  海中去翻大轮船。  大法国心胆寒。  英美俄德哭连连,  一概鬼子都杀尽,  我大清一统太平年!  但是,口号归口号,真正使出的功夫,却连洋鬼子的使馆区东交民巷都攻不下,东交民巷的洋兵不过四百人,义和团围攻了两个月,可是都攻不下来,一旦成千上万的八国联军从海外打来,抵御洋人的本领与后果,也就可知。但是,义和团对洋人的本领虽然有限,对中国自己人倒是极其耀武扬威的。他们把凡是涉洋的东西都一概打砸,抽洋烟(纸烟)的要杀、拿洋伞的要杀、穿洋袜的要杀,有一家八口查出一根火柴,八口全杀;有六个学生身边有一支铅笔,六个全杀。到于他们认为信了洋教(天主教等)的,更在必杀之列。他们把洋人叫做“大毛子”、信教的中国人叫“二毛子”、间接与洋人有关的叫“三毛子”,杀不到“大毛子”,“二毛子”、“三毛子”却不愁缺货,一经认定,砍杀、支解、腰斩、炮烹、活埋……样样都有。活埋还有花样,有的信教的妇女,被头上脚下式活埋,把腰部以上埋在地里;腰部以下,裸露外面,在阴部插上蜡烛,取火点燃,以为笑乐……不过,认定谁是“二毛子”、”三毛子”,标准却是很宽的,有时候,为了彰显成绩,他们会大抓农民,一抓就上百男女,一律砍头,农民在法场号叫哭喊,都不清楚自己是怎么被杀的……  西太后利用义和团掀起文化大乱命的闹剧,这场闹剧,惹来了文化的挑战与浩劫,洋人的船坚炮利文化,形成了新的挑战,更证实了中国文化与国力的脆弱;另一方面,中国本上的乡上的低层文化的猖獗与盲动,造成了新的浩劫,也更证实了中国文化与国力的脆弱。按照中国的经典文化,两国交兵,是“不戮行人”、”不斩来使”的,但是,当本土的乡土的低层文化窜升到无法控制的时候,自外国的公使以下,就都卧尸街头了。  西太后本人的文化水平是低层的,她的权势窜升到高层,文化水平却没窜升上去,结果由她点头肯定义和团、由她带头纵容义和团,就上下衔接,串连成腾笑古今中外的文化大乱命。在这种动乱里,不但中国的农民被杀了、外国的使节被杀了、中国在朝头脑清楚的大臣被杀了、民间在野的许许多多的志士仁人也都被杀了。中国各地人头落地,不止北京城;北京城各地人头落地,不止通衙大道。在闾巷小街里,也不断传出不同的惨剧。西砖胡同的法源寺那边,就传出这么一个。  一夭傍晚,几十个义和团分子追杀一个黑袍大汉,大汉已经负了伤,他闪进法源寺,庙门也就关起。义和团们赶到,他们不尊重什么庙堂,费了一阵工夫,强行打开了庙门,推开和尚们冲进去,只见那黑袍大汉正伏在大雄宝殿的石阶上,他们冲上去,乱刀齐下,砍死黑袍大汉,然后呼啸而去。黑衣大汉是谁,义和团为什么追杀他,真相不明。  但是,后续的说法也冒出来了。据事后法源寺附近的人透露,那个黑衣大汉,听说不是别人,就是大刀王五,但义和团为什么追杀他,真相仍不明。  直到十三年后,一个来自南方的行脚僧——“八指头陀”住在法源寺,在问及当年当家和尚余法师的下落时候,由于八指头陀出家时,曾经“燃二指供佛”,自烧指头的牺牲精神南北驰名,大家佩服他、相信他,才在当年法源寺目击和尚的口里,得到真相。原来自从谭嗣同的灵柩移到法源寺后,余法师就把普净“赶走”了,他不要普净再和他一样的当和尚。普净走后,余法师自己也行踪神秘起来了,听说他参加了援救光绪皇帝的行动,这一行动,是谭嗣同死前嘱托大刀王五代为执行的。由于清廷政府保护的严密,行动失败了。但余法师跟镖局里的人物,仍旧保持联系。两年后,义和团在北京大串连,闹得天翻地覆,听说大刀王五想混水摸鱼,摸出光绪皇帝,重新完成对死友谭嗣同的嘱托。可是,不知怎么惹来义和团对他的追杀,王五逃到庙里,余法师一边叫和尚们聚在大门前与义和团尽量拖时间,一边单独跟王五在一块儿。后来大门前和尚拦不住,义和团一拥而入在大雄宝殿前,砍死了黑袍大汉。义和团走后,大家才发现,穿黑袍被砍死的,竟是余法师!而王五呢,早被换成了和尚衣服,奄奄一息。大家极力抢救。可是,没用了,三个小时后,王五也死了。王五死前只断续留了一句话:“我错怪了余法师三十多年。如果可能,愿和他埋在一起。”余法师和王五神秘的关系,大家都不清楚,只听说王五一直看不起余法师,说他是懦种。但是,看到余法师穿着黑袍装成受伤的王五,以自己一死来救王五那一幕,大家才恍然大悟。他们死后,庙里不敢声张,偷偷买了两口棺材,埋在广渠门里广东义园的袁崇焕坟后面。当时为了搞清楚,大家搜查了黑袍的口袋,发现有一张纸,纸上写着一首诗:  望门投止思张俭,  忍死须臾待杜根,  我自横刀向天笑,  去留肝胆两昆仑。  下面注明诗是谭嗣同先生《狱中题壁》之作。大家研究了一阵子,无法彻底理解,就作罢了。八指头陀也是诗人,他夜里点着蜡烛,在古庙中研究这首诗,恍然若有所悟。他对前三句都能理解:“望门投止思张俭”是写后汉张俭被政府缉捕时,他亡命遁走,因为他有名望,大家都佩服他、都掩护他,害得许多人家都因掩护他而受连累。谭嗣同用这个典,表示不愿连累人,所以不愿逃走。第二句“忍死须臾待杜根”是写后汉杜根在皇帝年长后,上书劝太后归政,太后下令把他装在袋子里摔死。幸亏执行的人暗动手脚,使他虽受伤但得以装死逃生,谭嗣同用这个典,表示未能就太后归政皇帝上,有所成就,但忍死一时,目的也别有所待。第三句“我自横刀向天笑”是写他已视死如归,从容殉道。八指头陀惊叹着,他心里想:“慷慨成仁易,从容就义难。”慷慨与从容是两种不同的高层次处事态度、赴难态度、牺牲态度。慷慨的表现,有一股很强烈的激情,或两目圆睁、或破口大骂、或意气纵横、或义形于色。以慷慨态度准备处世、赴难、牺牲的人,他们在内心里,有十足的正义的理由,但在外表上,却是感情的,并且是激情、强烈的激情形式的,用人比喻,这叫“方孝孺式”。明朝的方孝孺反对明成祖篡位,明成祖说这是我们家的事,先生你不要管,你只替我们写诏书就好了。可是方孝孺连哭带骂,说要杀便杀,诏书我是不写的。明成祖说你不怕死,但杀起来不止杀你一个,要诛九族的。方孝孺说就是杀我十族,我也不怕。明成祖说,好,就杀你十族。照中国传统算法,九族是在直系方面,上下各杀四代,就是从罪人的高祖、曾祖、祖父、父亲,直杀到自己的儿子、孙子、曾孙、玄孙;另在旁系方面,还要横杀到三从兄弟(母族和妻族)。但并没有所谓第十族。方孝孺说他杀十族也不在乎,明成祖就要发明个十族出来,于是把朋友和学生,也都算进去。为了增加某种效果,明成祖抓来一个就给方孝孺看一个,方孝孺毫不一顾。最后统计,一共杀了八百七十三个。方孝孺自己也慷慨成仁。中国人说“慷慨成仁易”,因为慷慨成仁时候,都在事件的高潮点上,在高潮点上的人,是情绪最冲动的、最激情的,这时候的当事人,常常心一横,可以做出许许多多大勇和大牺牲的伟大行动,而不会冷静顾虑到别的利害与困难,也不会有恐惧、伤心、痛苦、孤寂等等使人沮丧、软弱的情绪。事实上,在高潮点上不久,当事人也就“成仁”了,死得没有破绽、没有拖拖拉拉,很干脆。所以说,慷慨成仁是比较容易的。正因为慷慨成仁比较容易,所以,有人相信:不给当事人慷慨成仁的机会,也许结果可能不同。于是千方百计在狱中软化他,使他屈服。但是有人却仍不屈服。像文天祥,就是最伟大的范例。不过,比对起“方孝孺式”来,这种“文天样式”却是更高境界的。多年的牢狱生活,那种牢,不是靠很强烈的激情才能坐的,而是靠一种平静的从容态度,而文天祥却正好表现了这一态度。最后他终于换得了你敌人来杀我。在柴市口,他神色自若,走到法场,从容而死……谭嗣同这首诗的第三句“我自横刀向天笑”,写得太好了、太好了,尤其好在这一“笑”字上。这一“笑”字,写尽了他的从容态度,但笑是一种激情也有点慷慨的成分。所以,谭嗣同之死,既有“慷慨成仁”之易、又有“从容就义”之难,难易双修,真是诗如其人、人如其诗,视死如归,从容殉道。但是第四句“去留肝胆两昆仑”指什么呢?这就费解了。  “他们都死了,”八指头陀在残烛下漫想着,“谁来检定他们的往事呢?现在,清廷王朝没落了、中华民国建立了,时间愈久、时代愈变,往事就愈淹没了,但是,两昆仑的谜团,到底指谁呢?”第十四章 “明月几时有”  “到底指谁呢?”——同一个问题,在八指头陀死在法源寺后两年,一九一五年,中华民国四年,又被提起了。  这一年是令中国人痛苦的一年,因为中国人好不容易成立的中华民国,遭遇了空前的劫难——中华民国总统袁世凯居然做总统做得不满足,要当起皇帝来了。全国上下,一片劝进之声。  梁启超感到很可耻,他在天津家里,偷偷会见了从北京来的神秘人物,这人物不是别人,就是他十八年前在湖南时务学堂教书时的十六岁学生——改名蔡锷、蔡松坡的蔡艮寅。  蔡锷在戊戌政变以后,到日本读书,重新回到亡命日本的老师梁启超的门下。不过,他另一位老师谭嗣同的死难意义,却引出了他跟梁启超不同的解释。在老师梁启超、太老师康有为的解释里,谭嗣同是为了走改良的路而死,所以大家要追随死者,继续走改良的路,包括跟清廷政府与人为善的方式在内;但在蔡锷的解释里,谭嗣同是为了证明改良之路走不通而死,谭嗣同的毅然一死,正是教我们觉悟到此路不通,而是要走革命的路。因此,他在十九岁那年,在义和团动乱发生以后,他和他的老师唐才常等十九个人,从日本偷偷回到中国,准备举事。但是,他们失败了。查办这一案子的封疆大吏张之洞,是唐才常的老师,他审问时想开脱他的学生,故意跟左右说:这个人不像唐才常呀!会不会抓错了人呢?但是唐才常却高声叫道:失败了,死就是了,我唐才常岂是苟且偷生的人!于是,他被杀了。临死前吟诗一首,最后两句是:“剩有头颅酬故友,无真面目见群魔。”——他终于在“故友”谭嗣同死后不到两年,也跟着牺牲了。  唐才常在被围捕中做了一件事,他技巧的烧掉了同志名册,使官方无法株连,蔡锷等小同志因此得以逃返日本,参与下一波的革命行动。  蔡锷进了日本士官学校,成绩优异,毕业后口到中国,加入清廷的军事阵营,密谋革命,这时他二十三岁。七年以后。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辛亥革命在湖北发生。发生二十天后,他在云南就宣布了光复,并做了云南地区的领导人。这时他二十九岁。两个月后,中华民国成立了。  中国人的中华民国虽然成立了,但是中国人的皇帝思想并没退去。中华民国只成立了四年,如火如荼的帝制活动就展开了——戊戌政变时出卖谭嗣同的袁世凯操纵民意,想把中华民国改为中华帝国,由他做皇帝。这时候,梁启超、蔡锷他们再也忍不住了,他们要在众神默默、全国敢怒而不敢言的恐怖局面下奋起力争,为中国人争人格、为中华民国争命脉。这种努力是艰苦的,首先他们就得先从袁世凯侦伺下的北京、天津脱身才成。一天夜里,蔡锷从北京溜到天津去看梁启超,他们谈到了脱身的计划。  “十七年前,”梁启超说,“我和你的谭老师在北京谈到离去和留下的问题。十七年过去了,我们又发生这一问题了。依我看来,目前的发展情况,该是你先离开北方,赶到南方去,在南方举义旗、反帝制。我不能先走,我一走,袁世凯就特别注意到你,你就走不成了。所以,松坡,我来殿后,你先走。”  “可是,”蔡锷犹豫着,“如果我先走了,老师如果走不成呢?”  “那也不会影响我们基本的夙愿。记得你谭老师十六年前的狱中题壁诗吧?  望门投止思张俭,  忍死须臾待杜根,  我自横刀向天笑,  去留肝胆两昆仑。  第四句写出了去留之间,大家肝胆相照,昆仑为中国发祥地。‘两昆仑’指做两位堂堂的中国人,不论是去是留,都是堂堂的。”  “当年谭老师以程婴和公孙杵臼期勉老师和他自己,‘去留肝胆两昆仑’自是专指老师和他两人而言。”蔡锷补上一句。  “把‘两昆仑’解释成他和我,跟上面‘去留’字眼呼应起来,固然相当,但我后来看到谭老师《石菊影庐笔识》中‘学篇’第五十六则,有这样的文字:‘友人邹沉帆撰西征纪程,谓希玛纳雅山即昆仑,精确可信。希玛纳雅山在印度北.唐人呼印度人为昆仑奴,亦一证也。’这段文字,是谭老师生前自己所做的唯一对‘昆仑’的诠释。这样看来,谭老师所谓的‘两昆仑’可能指的是他家的仆人,就是胡理臣和罗升。这两个人,在谭老师死后,一个去湖北向谭老师的父亲报信;一个留在北京料理善后,所以有‘去留’之意。这样解释,未免狭窄了一点,不过探讨谭老师的甘心一死的原因,家庭原因,也是其中之一。他从小虽被后母虐待,但是他跟父亲的感情,却深得很。事发后,九门提督查抄来的文件中,有许多他父亲写来因反对他参与变法维新,而表示不满或断绝关系的信,清廷政府因此没有株连到他父亲,其实这些家书都是谭老师为了开脱自己父亲而捏造的。当时他迟迟不肯逃走,要留下来学他父亲笔迹捏造家书,恐怕也是原因之一。谭老师出事时,大家还联合瞒他父亲,说谭老师只在坐牢而已,但是一个朋友写信不小心,泄漏了,他父亲听到消息,两手抵住书桌、两眼默默垂泪,再也没说一句话。关于谭老师从容就义,不肯一走了之的原因,可有多种解释:或说他为了对支持变法维新的人有所交代而死、或说他为了提醒大家要继续走改良的路而死、或说他为了证实此路不通而提醒大家要走革命的路而死、或说他为了救他父亲而死……每种解释,其实都可以成立。”  “老师你相信哪一种?”蔡锷问。  “我相信谭老师宁肯一死的理由是多重的。但是从佛法中看破生死,进而要杀身成仁,以完正果,则是最根本的。我认为从大目标看来,他想要用一死证明改良之路不通,中国问题的真解决,有赖于大家去革命;但从眼前的较小的目标看,他的甘心一死、甘心先死,实在有鼓励大刀王五他们去救皇上的作用在内。我们不要忽略了谭老师性格中的侠义成分。在他的侠义性格里,看到光绪皇帝受了汉族影响,甘愿牺牲一切,去救中国,因而换得如此下场,他是心里不安的、抱歉的,因此他最后还要救皇上,他自己没有力量,所以拜托大刀王五他们去冒大险,于是他又对大刀王五他们心里不安、抱歉了。他最后以一死明志、以一死表示不苟活、以一死表示大丈夫对自己干的事自己会付出一条命来负责,这是很光明磊落的。从这种目标来看,‘两昆仑’是指王五和胡七的说法,反倒近似。有的说王五和胡七是昆仑派剑侠;有的说唐朝小说《昆仑奴传》有‘昆仑奴’摩勒、宋朝《太平广记》也有陶帆和他‘昆仑奴’摩诃,都用昆仑表达侠义的行事,所以‘两昆仑’指的,是剑侠们救皇上的事。那首诗最后写他自己这边,从容而死;而把救皇上的行动,托付给剑侠们了。照这样路子解释下去,可能‘两昆仑’中,一个是指谭嗣同自己,一个是指王五。他们之间的关系,也变成去者与留者的关系。当年公孙杵臼说:‘立孤与死孰难?’扶养孤儿长大成人和一死了之哪个难做?程婴说:‘死易,立孤难耳!’公孙杵臼说:他们姓赵的一家对你好。你就勉强担任难的一部分吧,由我担任容易的一部分,由我先去死——‘赵氏先君遇子厚,子疆为其难者,吾为其易者,请先死。’我想,谭老师经过思考,认为以他的身分与处境,适合扮演公孙杵臼的角色,所以,他做了留者,而把未来的许多事,交给王五他们去办。谭老师狱中题壁诗的最好解释,大概朝这一方向才比较妥贴。”  蔡锷点了点头。但他有一个疑惑,不能解决:  “不过,照老师为谭老师印出的《仁学》里,明明有他‘冲决网罗’的立论,他认为欲致人类于大同,非得先‘冲决网罗’不可。他说:‘初当冲决利禄之网罗’、次冲决俗学若考据若词章之网罗、次冲决全球群学之网罗、次冲决君主之网罗、次冲决伦常之网罗、次冲决天之网罗、次冲决全球群教之网罗、终将冲决佛法之网罗。’又说:‘君以名桎臣、官以名轭民。’又说:‘君主之祸,无可复加,非生人所能忍受。’又说:‘二千年来,君臣一伦,尤为黑暗否塞,无复人理。沿及今兹,方愈剧矣!’又说:‘君亦一民也,且较之寻常之民而更为未也。民之与民,无相为死之理;本之与未,更无相为死之理。……止有‘死事’的道理,绝无‘死君’的道理。‘死君’者,宦官宫妾之为爱,匹夫匹妇之为谅也。……况又有满汉种族之见,奴役天下者乎?,……由这些话看来,谭老师明明是有非君之见的、甚至有满汉之见的,但他却在得君行道的短暂机会后,做了太像太像‘死君’的悲壮行动。老师说谭老师宁肯一死的理由是多重的,其中‘死君’一重、为光绪皇帝一死的悲壮,是不是也占了重要的一重呢?甚至是唯一的一个理由呢?如果真的如此,那么关于谭老师殉难的解释,在五花八门之中,却以这说法更令人惊心动魄了。老师以为呢?”  梁启超坐在书桌旁,点着头,又用食指轻杵着头。他的头大大的、眼睛大大的,给人明亮睿智的感觉。在小学生蔡锷面前,明亮睿智之外,更洋溢着一股交情与默契。  “关于‘死事’与‘死君’的问题,在谭老师最后见我一面时,我们曾讨论过。谭老师基本上,是反对清朝的、反对皇帝的。所以在他著作中,我们看到他赞扬太平天国的革命,说洪秀全、杨秀清他们‘苦于君官、铤而走险,其情良足悯焉’;又赞扬法国大革命,说‘誓杀尽天下君主,使流血满地球,以泄万民之恨’……他的排满反帝言行,我们早在时务学堂时就感受到了。而一旦被清廷皇帝看中重用,他就‘酬圣主’式的殉死了,他前后有这样对立的转变,乍看起来,的确难以解释,而会被自然解释成他在‘死君’。但是仔细看去,我认为光绪皇帝在他眼中,已经不是狭义的‘君’了,而是广义的‘事’了,光绪象征着的是中华民族没有畛域之分,华夷共处、满汉一家;光绪象征的是变法维新、改革腐败政治的诚意;光绪象征的是自己不持盈保泰、不做自了汉、自了皇帝,而去自我牺牲救国救民;光绪象征的不是一个通常的皇帝,而是一个真正的爱国者、一个真正的有理想有抱负的人……在谭老师眼中,光绪不是‘君’了,而是‘事’的象征,乃至是同大业共患难的朋友。他们之间已不是君臣,而同是伟大的中国人。正如谭老师书中所说的‘生民之初,本无所谓君臣,则皆民也’。谭老师因此患难有所不避、坐守待死,其实才正是他不肯一走了之的原因,站在‘则皆民也’的立场,他也不要单独丢下光绪在北京。当然,这也只是原因之一。刚才我说过,每种解释,其实都可以成立,你所认为的‘死君’原因,自是又加了一种。谭老师绝不是狭义的‘死君’,基本上,他是反对皇帝的。在这一点上,他死后十六年,你我又联手贯彻他的思想了。古人说:‘西方圣人,以一大事因缘,出现于世。’谭老师一生三十三年的短短生命里,就是以此大事因缘,出现于世,为我们中国人奋斗的目标,留下了南针与血证,他现身说法,为中国人留下伟大人格的榜样,叫我们去怀念、长想。这也正是他跟我们的因缘……”梁启超说着,泪光已经闪出来了。  蔡锷点了点头,“老师说得对,眼看就是干千万万中国人,颂王莽功德、上劝进表了;眼看袁世凯就当上皇帝了,这成什么话!全世界看中国人是什么东西呢?中国人全是没骨气没人格的了,这怎么行?”  “有你我在,就不让人把中国人看扁!”梁启超接过去,用力他说,“你我就分头努力去。事情成功,什么地位都不要,回头做我们的学问;事情失败,准备一死,既不跑租界,也不跑外国!”  就这样的,蔡锷从梁启超家里,化装逃往日本,转到他可以影响的云南,宣告起义,反对帝制;梁启超在半个月后也伺机潜往上海,转道广西、广东,游说响应云南。在千辛万苦中、在九死一生里,最后达成了廷续民国命脉的目的。可是,起义者本人,却付了相对的代价,“洪宪皇帝”袁世凯在六月羞愤而死,活了五十八岁。蔡锷在五个月后,也积劳而亡,他死在日本医院里,只活了三十五岁。  在梁启超、蔡锷师生二人联手行动的同时,梁启超的老师康有为也加入了。康有为在云南起义时,一面秘密写信给蔡锷,叫他设法收复四川;一面变卖房地,以为资助。梁启超高兴他老师也参与这一行动,但是,当他发现康老师的真正目的是在打倒袁世凯后,把清廷皇帝复辟,他震惊了。在蔡锷死后,康有为以太老师的身分,写了一对挽联,内容是:  微君之躬,今为洪宪之世矣。  思子之故,怕闻鼓鼙之声来。  “闻鼓鼙而思良将”,这是康有为的满腔心事。但是,他没有良将,他只是光身一人。虽然如此,他却毫不灰心,他仍要为中国设计前途。五年前,几千年有皇帝的古国,一朝不再有皇帝了。共和、共和,共和变成了时髦的口号。孙中山在南京做了临时大总统,向北京提出了和议条件,要求清朝皇帝退位,宜统皇帝退位了;北京方面,军政大权落到袁世凯的手里,经过暗盘的谈判,孙中山把总统让出来,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了临时大总统。中国这么大的国家,竟被革命党和老官僚这样私相授受,怎么可以呢?中国交给孙中山,固然可虑;交给袁世凯,岂不也半斤八两吗?  从帝国转到了民国,中国在形式上有了些进步。留了三百年的辫于,给剪了;行了几千年的阴历,给阳了;国旗根据清朝的五色官旗,给改成了五色旗;称呼也不“大人”、“老爷”了,给改成“总长”、“先生”了;旧有的官制,也一一给改成新名目了……  不过,这些进步多是形式上的。政府反对小脚,可是有人还在缠;政府反对鸦片,可是有人还在抽;政府反对刑求,可是有人还在打;政府反对买卖人口,可是有人还在买来卖去……民国呵,它离名义的帝国业已遥远,它离实质的帝国却还那么接近。它在许多方面,只是帝国的代名词!  有一点倒是真的遥远了,那就是全国上下对中央的向心力,那种向心力,几千年来,都由皇帝集中在一起,构成了稳定国家的基本模式。可是,民国到了、皇帝倒了。强梁者进步到不要别人做皇帝了,却没进步到不要自己做皇帝。中华民国大总统袁世凯,就是自己要做皇帝的一个。  康有为早就看出这种危机,他在新旧交替的当口,大声疾呼,做救亡之论。可是,在众口一声并且这一声就是革命的排山倒海里,竟没有人肯登、也没有人敢登他的文章了。他住在日本,五十多岁的年纪,却已投闲置散。他的心情是苍茫的。他四十岁以前,守旧者说他维新;他五十多岁以后,维新者又说他守旧。并且这种说法,早就开始了。他五十多岁时发生辛亥革命,中华民国成立之日,更是他康有为出局之时。当年别人守旧,他搞维新,大家还附和他;可是当别人排满,他却保皇;别人革命,他却“反革命”;别人共和,他却君主立宪的时候,他就显得太不合时宜了。别人只能知道第一阶段的他,却不能知道第二阶段的他。不过,康有为却是不肯怀忧丧志的,没人印他的文章,他自己在中华民国成立那年,就创办了《不忍》杂志。这杂志每月出一本,都是他自己写的,每本约七八万字,他用一个人的力量,大声疾呼,要唤醒别人。不过,二十年前,他唤醒的对象,是一个皇帝;二十年后,他唤醒的对象,却是千千万万的众生。不同的是,皇帝被唤醒,可是皇帝救国有心无力;而众生呢,却根本唤不醒他们,他们千千万万,只是梦游的患者。结果呢,有心无力的,变成了康有为自己。但是,难道他从此就停止了么?不会的,还是要找些志不同而遭合的人们,来救亡图存。早在辛亥革命之际,他亡命在日本,就写信给革命党领袖人物黄兴——就是当年派同志上北京想把谭嗣同接走的黄轸,也就是黄克强,提醒他中国是几千年的君主国,骤然变成共和国是会惹出麻烦的,不如学英国学日本,以立宪的君主国,来长保恒定。他认为这种“虚君共和”中最理想的虚君是孔子的后裔。但是这种迂阔的意见,谁又听得进去呢?  辛亥革命后,一晃五年了,他所预言的革命会给中国带来麻烦,好像说中了。他决心再把中国给调回头来。现在,有一个做虚君的人选,也相当合适,那就是被废除的中国末代皇帝溥仪。溥仪的缺点在他是满族人,但优势也正在他是满族人。满族统治中国,已经有两百六十八年的历史了。这一历史背景正好表示了它的稳定性。溥仪是光绪皇帝的继承人,他的年号是宣统,宣统不到三年,中华民国就成立了,溥仪变成了逊帝,溥仪手下的王公大臣变成了遗老。遗老中有很多很多效忠清室的“顽固分子”,他们无日不想复辟,把现在扭成过去,但是,他们手无寸铁,无能为力。正巧有一个长江巡阅使兼安徽督军的张勋,是顽固专家,他为了效忠清室,把他手下的三万军队都保留了辫子不剪,号称“辫子军”,有意恢复旧王朝。遂在袁世凯死后一年之日,拥立宣统皇帝“御极听政”,收回大权。在这幕活剧里,康有为也加入了,做了弼德院副院长。可是,昙花一现十三天,段祺瑞在马厂誓师而上的部队,就把“辫子军”打垮了。宣统皇帝逃到英国公使馆寻求政治庇护、张勋逃到荷兰公使馆、康有为逃到美国公使馆。  美国公使礼遇康有为,把他安置在美森院居住,整天写书作诗,苦撑待变。在整个的复辟失败中,他最大的痛苦不是无法光复旧朝,因为他早就有心理准备,知道复辟并非易事,失败了也不意外;他也不高估这些共事的清廷遗老,因为他也早有心理准备,知道这些人不成气候,搞砸了也不意外。最使他意外的反倒是:他的第一号大弟子梁启超“背叛”了他,段祺瑞马厂誓师的真正军师,不是别人,正是梁启超。梁启超在反对复辟的通电中,公开指斥“此次首造逆谋之人,非贪黩无厌之武夫,即大言不惭之书生”,显然已经直接攻击到康老师头上来了。康有为躲在美国公使馆,对梁启超的“当仁不让于师”,非常恼怒。他写诗说:  鸱枭食母獍食父,  刑天舞戚虎守关,  逢蒙弯弓专射羿,  坐看日落泪潸潸。  在诗中,从动物到神话,凡是显示出忘恩负义例子的,都被他选进诗里。在诗槁最后,他还写下十三个字——“此次讨逆军发难于梁贼启超也!”可见他内心的苦痛。他最心爱的学生也离他而去了,这个世界,更孤单了。  不过,在孤单中,也有对话的声音存在,那就是美国公使馆中的一名精通华语的武官,名叫史迪威,常常过来陪他聊天,两人谈得也蛮投机。有一次,史迪威问到复辟的事。  “有人说你康先生这次参加复辟,是‘迷恋红顶花翎’不甘寂寞。”史迪威一面敬了茶,一面不经意的带进主题。  “你以为我康有为那么没出息、那么反动吗?你就错了。”康有为有点激动,“对君主政治,我其实知道得清清楚楚。有史以来的‘圣君’,不过是大桀小桀;所谓‘贤臣’,只是助桀为虐。这些遗老辫帅,根本不知政治为何物,我参加复辟,志在实现‘虚君共和’的理想而来,不是参加这些人的丑剧而来,你不要认错了人!”  “‘虚君共和’?你康先生在戊戌变法时,搞得是‘虚君共和’么?”  “那时候不是。那时候我希望光绪皇帝做彼得大帝,要有实权,是‘开明专制’;可是戊戌以后,我倾向‘君主立宪’认为君权要有限制;辛亥以后,由于已有中华民国的形式,我主张我们采行英国式的‘虚君共和’。我的政治主张是进化的,浅人看来,我是保皇党,其实我保的皇,绝非这些遗老辫帅保的皇。我认为清朝两百六十八年的统一基础要珍惜,它是一种安定力量、向心力量。皇帝就是这种安定力向心力的象征。你看英国,从过去亨利第八的绝对君权,到今天乔治五世的‘虚君共和’,都有皇帝摆在那里,英国不论怎么耍花样、怎么改变政体,它都聪明的把安定力向心力的虚有其名的象征吊在那儿。”  “既然保皇保皇,被保的皇实质上已经一变再变,甚至变到了虚有其名、空壳子,又何必这么麻烦,千方百计的吊在那儿?干脆改成人民共和国,岂不更好?”  “不然。你别忘了,中国是有皇帝的国家,已经几千年了,这个传统你必须重视,即使是利用,也是重视的一种。我在外国十六年,八次去英国、七次去法国、五次去瑞士、一次去葡萄牙,在墨西哥住了半年、在美国住了三年,所过三十一国、行经六十万里,虽不敢说尽知真相,但是一直细心考察,所以我的结论,不是虚空的,而是落实的。我深信中国当学英国,要挟天子以行共和。至于谁为天子,只要有传统象征作用的,都可以。从孔子后代衍圣公,到清廷逊帝,我都赞成。目前衍圣公只有两岁,宣统比较合适。所以我参加了复辟。我参加,是希望大家搞‘虚君共和’的,没想到遗老辫帅们没见识。我提议的定国号为中华帝国、行虚君共和制、召开国民大会、融化满汉呛域、亲贵不得干政、免跪拜、不避御讳等开明民主措施,他们都不肯接受,反倒搞什么大清国、大清门、大清银行等等,妄想恢复旧王朝的统治,大家争权夺利,这哪是我的本意呢?”  史迪威点着头、点着头,他显然被康有为说服了。他站起来,又为康有为敬了茶。  “康先生的见解远大、立身正大,我们美国人都了解,这也就是我们公使馆愿意出面政治庇护康先生的原因。可惜的是,康先生的本国人对康先生反倒了解得不够,这倒是很遗憾的。这真是中国的难题。”  康有为冷笑了一下,“难题也不单是中国的吧?你们美国又何尝不然?你们开国时的先知和功臣汤玛斯。潘恩,在把美国带入新境界以后,还不是要离开美国,到法国去另找天地?他在法国,因为反对暴力革命,还被关在牢里,美国总统虽把他救回美国,但他的后半生,却在被美国人漠视中死去,直到一百多年后才被真的肯定,你们美国人对自己的先知和功臣,还不是一样!”  史迪威苦笑了一下,说:“那稣说先知总不在自己乡土上被接受,大概就是这个原因吧?不过,中国是一个伟大的民族,这个民族的人情世故,有它独特的结构,他们对你康先生,有朝一日,也许有令人惊讶的肯定,也许不要等上一百年。试看你今天的康先生,明明是犯了叛国罪的要犯,可是你却能逍遥法外,大家除了责怪你康有为老朽昏庸不合时代潮流外,对你并没有什么恶意,这种和稀泥的态度,正是中国人的一大特色。现在公使正私下和中国政府商量,闭一只眼,放你南下,这在外国是办不到的啊!法国大革命时汤玛斯·潘恩为了保护下台的皇帝,都要被关起来;而你康先生呢,把下台的皇帝推上台,也不过不了了之。中国人不了解先知,但是,他们也不过分迫害他啊……”“你看着吧!”康有为打断他的话,“我老了,我可能看不到了,但你会看到中国的剧变。我想我是中国最后一个仅存的先知,最后一个被群众放过、被暴民放过、被政党放过的先知。原因无他,他们认为我早已不属于他们的时代,他们放过我,一如他们放过一件活古董。但是,你等着看吧,这点残存的宽大将来也愈来愈少了。民国、民国,民犹是也、国犹是也,将来的麻烦可多得不得了呢!如果清朝是夕阳、是落日,那么民国却是夕阳落日后黑夜,将来的麻烦可多着呢……”说到这里,廉有为抬起头来,眼望着窗外,“四十年来,我所预言的,无一不中;不听我忠告的,无一不败。这就是做先知的痛苦。这种人早在四十年前就看到中国的今天,也从中国的今天远看到四十年后,虽然四十年后,这种人早就死了,但是,这一对老眼永不死亡。你知道中国古人伍子胥的故事吗?他死前遗命把他头颅悬在城门口,要看自己国家的灭亡。”  “康先生还是不要太悲观了!”史迪威站了起来,“即使民国是黑夜,你康先生也是一轮明月,时常会照亮它。”  “是吗?”康有为笑了一下,也站起来,“不谈了,正好木堂先生要我为他题几个字,我要去挥毫了。中国的毛笔字真有用,当你想逃避一下现实,它可是最好的宝贝。”  “人家说康先生的书法,民国第一。康先生光凭毛笔字,就可不朽。”史迪威赞美着。  “不是民国第一,是中国第一、清朝第一。我不要靠毛笔字在民国站一席地。在众生嗷嗷待哺、国事鱼烂河决的时候,靠毛笔字是可耻的。不过,谈件小事,我的余生怎么生活呢?也许我得靠卖字来活了。哈哈,我生命中最渺小的一部分,竟在中华民国变成了最伟大的。史迪威先生,做先知不必再痛苦,只要他肯心甘情愿写毛笔字!”  在笑声中,两人分了手。  三天以后,在美国公使馆躲了半年以后,美国公使终于跟中国政府取得默契,用专车把康有为送到天津去。康有为临行留下了一些事件托史迪威料理,其中有一幅手卷,故意没有封起。史迪威打开一看,赫然写着雄浑的五个大字:  下有小字写着:{{木堂先生属}}                   康有为  史迪威顿然一惊,然后摇了摇头,停住了,过了一会,他把脸朝向窗外。“康先生秋天来,冬天走了。”他心里想着,“他该走了,北京的冬天,对他太冷了。”第十五章 古刹重逢  九年过去了。  北京的阴历七月又到了,正南正北的天河又改变了方向,天气又快凉了。  七月一日是立秋了。立秋是鬼节的前奏。鬼节总带给人一种肃杀的气氛。家家都要“供包袱”,跟死人打交道。跟死人最有肃杀关系的菜市口,更是令人注目的地方。  这天立秋正是阴天。菜市口的街道,正像北京的大部街道一样,还没铺上石板。虽然已是一九二六年,清廷玉朝已被推翻了十五年,可是,菜市口还是前清时的老样子。街上的浮土,晴天时候就像香炉,一阵风刮来,就天昏地暗;雨天时候就像酱缸,一脚踩下去,就要吃力地拔着走。  路不好是一回事,每个人都得走。为他们的现在与未来而走。但有一个老人不这样,他在为过去而走。  十五年来,他每次来北京,都要一个人来菜市口,望着街上的浮上、望着西鹤年堂老药铺,凄然若有所思。他两脚踩的泥土,本该是他当年的刑死之地。而西鹤年堂老药铺前面,也正是监斩者坐在长桌后面、以朱笔勾决人犯的地方。但是,偶然的机遇,他死里逃生,躲过了这一劫,除了西鹤年堂的老屋和他自己的一对老眼,当年的物证人证,已全化为泥土。西太后化为泥土、监斩官化为泥土、六君子化为泥土,整个的保守与改良、倒退与进步、绝望与希望、怠情与辛勤,都已化为泥土。剩下的,只是老去的他,孤单的走上丁字路口,在生离死别间、旧恨新愁里,面对着老药铺,在泥土上印证三生。  这一次来北京、来菜市口,他已经六十九岁了。中国的时局又陷入新的混乱,北方的旧大将走马换将、南方的新军阀誓师北伐,来势汹汹,中国的一场新浩劫或几场新浩劫,是指日可待的。而他自己,已来日无多,又不为人所喜,避地于域外。也不得不早为之计。他这次来北京,感觉已和过去不同,过去每次来,都有下次再来的心理,可是这次却没有了。他觉得他与北京已经缘尽,这次来,不是暂留、不是小住、不是怀旧,而是告别、永别前的告别。在菜市口,他是向二十八年前的烈士告别、向二十八年前的刑死之我告别、向过去的自己告别。  离开了菜市口,他到了宣武门外大街南口,走进了南北方向的北半截胡同,胡同的南端西侧,一座地势低矮的房子出现了,那是谭嗣同住过多年的地方——浏阳会馆。会馆里的莽苍苍斋,三十年前,正是他们商讨变法维新的地方,多少个白天、多少个晚上、多少个深夜,他和谭嗣同等志士们在这里为新中国设计蓝图。三十年,这么快就过去了,莽苍苍斋老屋犹在,可是主人已去、客人已老,除了蛛网与劫灰,已是一片死寂。唯一活动的是照料会馆的老佣人,在收了这位陌生老先生的赏钱后,殷勤的逐屋向他介绍。老佣人一知半解的述说三十年前,这是大人物住过来过的地方。他吃力的细数莽苍苍斋主人交往的人物,他口中出现了“一位康先生”。他做梦也梦想不到,那位“康先生”,正含泪站在他的身边。  莽苍苍斋的匾额还在,旁边的门联,却己斑驳不清,但他清楚记得那门联上的原文。当时谭嗣同写的是“家无儋石,气雄万夫”,他看了,觉得口气太大,要谭嗣同改得隐晦一点,谭嗣同改成“视尔梦梦,天胡此醉;于时处处,人亦有言”。他大加赞赏,认为改得收敛。如今,三十年过去了,谭嗣同“气雄万夫”而去,“视尔梦梦”的,正是他自己。“再见了,莽苍苍斋;再见了,复生。”这里尘封了他们早年的岁月、这里寄存了当年救国者的欢乐与哀愁、这里凝结了谭嗣同被捕前的刹那,在那从容不迫的迎接里,主人迎接捉拿钦犯的,一如迎接一批客人。在天地逆旅中,人生本是过客,只有旧屋还活现主人,而主人自己,却长眠在万里朱殷之外,在苍苍的草莽里,默然无语,“人亦有言。”  在阴天中,他又转入西砖胡同南口,沿着朱红斑驳的墙,走进了法源寺。  四十年前,他初来北京,就住在宣武门外米市胡同,就爱上附近的这座古庙。庙里的天王殿后有大雄宝殿,在宽阔的平台前面,有台阶,左右分列六座石碑,气势雄伟。他最喜欢在旧碑前面看碑文和龟趺,从古迹中上溯过去,浑忘现在的一切。过去其实有两种,一种是自己的过去、一种是古人的过去。自己的过去虽然不过几十年,但是因为太切身、太近,所以会带给人伤感、带给人怅惘、带给人痛苦。从菜市口到莽苍苍斋,那种痛苦都太逼近了,令人难受;但古人的过去却不如此,它带给人思古的幽情、带给人凄凉的美丽和一种令人神往的幸会与契合。怀古的情怀,比怀今要醇厚得多。它在今昔交汇之中,也会令人有苍茫之情、沧桑之感,但那种情感是超然的,不滞于一己与小我,显得浩荡而恢廓。但是怀今就赶不上。智者怀古、仁者怀今,仁智双修的并不排斥任一种,不过怀今以后,益之以怀古,可以使人伤感、怅惆、痛苦之情升华,对人生的悲欢离合,有更达观的领悟。“君不见,玉环、飞燕皆尘土”。正因为结局是从今而古、从古而无,所以把自己生命的一部分,用来怀古,反倒不是减少而是加多。你自己生命减少,但一旦衔接上古人的,你的生命,就变得拉长、变为永恒中的一部分。即使你化为尘土,但已与古人和光同尘,你不再那样孤单,你死去的朋友也不那样孤单。你是他们的一部分,而他们是自古以来志士仁人的一部分。那时候,你不再为他们的殉道而伤感、怅惘、痛苦,一如在法源寺中,你不会为殉道于此的谢仿得而伤感、怅惆、痛苦,你也不会跟谢枋得同仇敌忾,以他的仇敌为仇敌。你有的情感,只是一种敬佩,一种清澈的、澄明的、单纯的、不拖泥带水的敬佩。那种升华以后的苍茫与沧桑,开扩了你的视野,绵延了你的时距,你变得一方面极目千里,一方面神交古人,那是一种新的境界,奇怪的是,你只能孤单一人,独自在古庙中求之,而那古庙,对他说来;只有法源寺。  “康先生又来法源寺看古碑了。”说话声音来自背后,康有为转身一看,看到一个中年人,在对他微笑。  中年人中等身材,留着分头,但有点杂乱,圆圆的脸上,戴着圆圆的玳瑁眼镜,眼睛不大,但极有神,鼻子有点鹰勾,在薄薄的嘴唇上,留着一排胡子。下巴是刮过的,可见头发有点杂乱,并非不修边幅,而是名士派的缘故。他身穿一套褐色旧西装,擦过的黑皮鞋,整齐干净,像个很像样的教授。  康有为伸出手来,和中年人握了手。好奇的问:“先生知道我姓康?”  “康先生名满天下,当然知道。”中年人笑着说,非常友善。  “你先生见过我?能认出我来?”康有为问,“你刚才说我‘又’来法源寺看古碑了。你好像看我来过?”  中年人笑起来,笑容中有点神秘。他低下了头,又抬起来。两只有神的眼睛,上下打量着康有为。慢慢他说:  “我当然认得出康先生,在报上照片看得大多了。何况,我还见过康先生,不过,那是很早很早很早以前的事了,康先生恐怕不记得了。”  “多早以前?”  “算来康先生会吓一跳,近四十年以前。准确的说,是三十八年前。”  康有为圆睁了眼睛,好奇地间:“可能吗?看你先生不过四五十岁。近四十年前你只有十多岁,你十多岁时见过我?在哪里见到的?”  “就在北京。”  “在北京哪里?”  “就在北京这里。”中年人把手指地,“就在北京这法源寺里。就在这石碑前面。”  康有为为之一震。他抓住中年人的手,仔细端详着、端详着。“你是一一”  “我是——我是当年法源寺当家和尚余和尚的小徒弟!”  康有为愣住了。他大为惊讶,仔细盯住了对方。突然间,他拥上前去,抱住中年人:“啊,我记得你!我记得你,你就是那位从河南逃荒出来、被哥哥放在庙门口的小弟弟!”  中年人不再故作神秘了,他抱住康有为,眼睛湿了。抱了一阵,两人互抱着腰,上半身都向后仰,互相端详着。中年人赞赏地摇摇头:“康先生博闻强记,真名不虚传,康先生记性真好!近四十年前的一个小和尚,你还记得。”  “也不是记性多好,而是你当年给我的印象太深刻了、太深刻了!”  康有为双手拉着中年人的双手:“你当时叫什么来着,你叫一一”  “普净。我叫普净。”  “对、对!你叫普净,你叫普净!”  “普净是我做小和尚的名字,我的本姓姓李,我叫李十力  “李十力?李十力是你?”康有为又一次大为惊讶,他用手指点着中年人的前胸,“你不是北京大学的名教授吗?”  李十力笑着点了点头,“教授倒是滥竿,名则未必。”  “你太客气了。”康有为说,“大家都知道中国现代有个搞‘新唯识论’的大学者,我也一直心仪已久,并且一直想有缘一见的,原来就是你,就是我四十年前见过的小法师啊!久别重逢,并且重逢在四十年前的老地方,真大巧了、太巧了!”  “《墨子》中说‘景不徙’,《庄子》中说‘飞鸟之影,未尝动也’。都是把过去的投影,给抽象的凝聚在原来地方,表示形离开了,可是影没离开。如今四十年后,康先生和我的形又重现在这儿,我们简直给古书提供了形影不离的今证了。”  康有为拍着李十力的肩膀,笑着说:“你说得是。这正是形影不离啊!可惜的是,我老了,余法师也不在了。余法师若活到现在,也八十开外了吧?”  “正好八十整寿。并且正好就是今天——今天正是余法师八十冥诞啊!”  “太巧了、太巧了!所有的巧事,今天都集合在一起了!余法师八十冥诞,庙上一定有纪念仪式吧?”  “设了一个礼堂,大家行礼。这几天我从学校过来,住在庙上,一来帮忙照料,二来也清净几天,好好想些问题。正好碰到康先生来庙上,真是‘有缘千里来相会’了。”  “真是‘有缘千里来相会’。我这次从青岛到北京,目的也是看看老朋友。前天——八月五日——一位老朋友袁励准翰林请我吃饭,回想二十八年前的八月五日,正好是戊戌政变我出亡上轮船那天,船到上海,英国人开来两条兵舰救康有为,可是没人认识康有为。正好袁励准在船上,经他指点,我才能死里逃生。我跟袁励准近三十年不见了,这次故人重逢,在座的有大画家溥儒,当场画了幅英舰援救图,我还题了字。当时大家都说再见到近三十年不见的老朋友,真值得庆祝,没想到才过了一天,就见到你这位近四十年不见的老朋友了。我们也该庆祝一下。怎么样?等我到礼堂先向余法师行个礼,如蒙赏光,我们就到附近吃个小馆。”  “承蒙康先生赏饭,是我的荣幸。不过今天庙上备有素席,我们就在庙上吃吧。现在时候也近晌午了,先陪康先生行礼吧!”  礼堂设在一个想不到的地方——庙上最后一进的藏经阁。原因是余法师生前说他读书没读够,死后盼与书为伍。庙上的人为了成其遗愿,就把他供奉在藏经阁。阁前有百年古银杏一棵,枝干搓丫,荫覆半院。阶前有两株西府海棠,也两百多年了。当年大诗人龚定盫有一天整理旧物,发现一包这两棵海棠落下的花瓣,他感而有词,写道:  人天元据,被侬留得香魂住。  如梦如烟,枝上花开又千年。  千年千里,凤痕雨点斓斑里。  莫怪怜他,身世依然似落花。  这位天才横溢的大诗人死后六十年,余法师“身世依然似落花”的魂归古庙;他死后二十六年,他当年的小徒弟与一饭之缘的康有为,并肩而至,来向他行礼了。  饭厅还是当年的老样子,方形红漆桌仍旧简单而干净。墙上谢枋得的绝命诗还在挂着。从焦黄的纸张与墨色看,已经无从断定它的年代。当年余法师说它是一百年前庙上一位和尚写的,如今再加四十年,对它也没什么。这庙里到处都是古物,一百四十年的,又算老几?岁月只有对生命有意义,一旦物化,彭殇同庚、前后并寿,大家比赛的,不再是存在多久。而是存不存在。一幅字挂在那儿,就象征了它的存在;海棠在生意婆娑中存在;佛经在烛照香熏中存在;古碑在风吹雨打中存在;而庙中那最古老的两个莲瓣形的青石柱础,更在千年百眼中存在。建悯忠寺时代的所有建筑,全都不存在了,只剩下这两个石础,令人据之想像当年。从它们巨大的尺寸和精美的雕刻上,人们想像到古庙的盛世,千百年后,只留下两个石础,从个体存在中凭吊它们整体的不存在。  如今,余法师个体不存在了,但是他“若亡而实在”,在饭厅中,他一直是他当年的小徒弟与康有为的活题。  康有为问:“余法师到底怎么死的?我只依稀听说他死在庚子拳变里,并且还是死在庙门里,其他都不清楚。十力兄你一定清楚。”  李十力点点头。沉思了半晌,才开口说话:  “我师父死得很离奇,直到今天,我还无法清楚全貌,但是也连接得有了轮廓。  “记得三十八年前康先生见到我师父那年,他正四十一岁,那时他已做了十一年和尚了。他三十岁出家。三十岁以前的事,他绝口不提,我问他,他有一点凄然,只是说:‘我三十岁以前的历史,有一天你会知道。’师父平时修养功深,总是平静和煦,可是问到他的过去,他就皱着眉头不愿说,那种平静和煦,好像就受到很大的干扰。后来我就想,师父年轻时一定受过一次大刺激,才会看破红尘,出了家。那次大刺激一定很大很大,所以他虽然出家十多年,一提起来,还面现不安。那次大刺激直接跟他的死有关。直到师父死后,我才衔接出完整的真相。得知以后,我非常感慨。  “记得三十八年前康先生和我师父在这桌上吃饭那一次吗?吃饭时我师父只把蛋给康先生和我吃,他自己不吃。问他为什么,他说他出家人吃全斋,所以连蛋也不吃。当时我插嘴说我和师父一样是出家人,我也最好不吃蛋。但师父说我还年轻,需要营养,该吃蛋。并说我那时年纪大小,还不能算是正式和尚。我问那我什么时候算,师父说你不一定要算。我问为什么,师父说因为你不一定要在庙里长住。当时我紧张起来,问师父是不是有一天可能不要我了。师父说,不是,当然不是。师父说他只是觉得,做和尚的目的在救世,救世的方法很多,住在庙里,并不一定是好方法,至少不是唯一的方法。那时候我十六岁,十年以后,师父叫我出外做一件重要的事,我就离开庙里了。  “什么重要的事,康先生一定很奇怪。原来我师父虽是义人余家的后人,可是从小就喜欢活动,喜欢结交江湖中人,在外面混。他出家后,跟人说他一直住在北京,是有所隐讳的,事实上,他十五岁就离开北京,到了南方,并且加入南方的起义阵营——太平天国。由于他小时候念过些书,粗通文墨,便被‘长毛贼’看中,做了石达开幕中的小师爷。太平天国内讧,石达开出走,他也一直追随。后来到了四川,日暮途穷。石达开被俘,他流亡返回北京,后来便在法源寺出家了。”  “真没想到余法师是‘长毛贼’,并且跟石达开有那么亲近的关系。”康有为插了一句。  “更没想到的是,他跟石达开仅存的女儿有过一段生死恋,可是传说在官兵打来时,他对石小姐见死不救,以致被大刀王五他们看不起,但是谁想到三十年后,他却勇敢的义救王五,被义和团暴民砍死在法源寺这里的石阶上。他含羞忍辱三十年,最后用行动证明了他的伟大人格。”  “真了不起!”康有为赞美着,“可惜余法师年纪大了、死了,不然的话,他也许跟你走上同一条路。”“是吗?”李十力怀疑着,“我看我师父如果肯出来,他走的路,可能是康先生这一条——他毕竟是与康先生同一时代的人。”  “你不和我们同一时代吗?”  “不瞒康先生说,我不跟你们同一时代,你们把自己陷在旧时代里,我却比较能够开创新时代。例如我参加革命,辛亥革命时,我就正在武昌从事奔走。可是,辛亥革命下来,发现中国还是不行,革命革得不彻底。要救中国,只有再来一次新的革命。新的革命,是共产党的革命。你康先生是自己人,在你面前,我不必隐瞒,但请代我隐瞒,我在五年前,就参加了这种革命了,那时我四十九岁,做为革命党,年纪好像太老了一点,可是李大钊说我参加过辛亥革命,如今又参加共产党革命,这种转变与进步,有示范的意义,因此也欢迎我加入。我现在就在北方做地下工作,表面是北大教授,骨子里却是革命党。不过,不论教书或革命,都是把自己抛到外面的工作,都是一种尘缘。尘缘久了,我就到庙里来灵修几个小时。  “我每次回到庙里,就像回了家、回到自己的世界、回到我同我师父的世界。我喜欢法源寺,喜欢过庙里的清净生活,我就希望我能终老在这里,不再到外面去。但是,清净不了几个小时,外面就有一股力量吸我出去,里面就有一股力量推我出去。那股力量来自佛法的正觉、来自我师父的督促、来自我内心的呐喊,使我谴责我自己,叫我不要到法源寺来逃避。法源寺不是避难所,法源寺是一个前哨、一个碉堡、一个兵工厂。虽然我那么喜欢去做杨仁山,去弘扬佛法,但是,我自己永远无法只做庙里的人,没有自己的参与,弘扬又怎么够?有时候,参与就是一种最好的弘扬,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在地狱外边弘扬十句,不如朝地狱里面迈进一步。二十八年前,谭先生为这种佛理做了最伟大的先行者,他为走改良的路而死,却以身首异处,指示我们此路不通,要走革命的路。十五年前,我参加了辛亥革命;五年来,我又参加了共产党的革命。从第一次革命到第二次革命,我从三十九岁参加到五十四岁,做为革命党,我有点年纪大了,但是,我无法停止,我好像不革命就没把一生的事情做完。我希望我能尽快把第二次革成功,革命成功后,我告老还庙,完成我在法源寺终老的心愿。不过,看到国家局面如此,我想我的希望恐怕太奢求了。也许有一天,我不能老着回来了,如能死着回来,那便像袁督师那样能在庙上过个境,我也于愿已足了。”  听完李十力的这番话,康有为沉思不语。他站起来,走到窗前,望着院中的丁香,别有所思。半晌过后,他转过身,直视着李十力:  “戊戌前后以来,快三十年了。三十年前,我做的,不是你们流行的革命,而是改良。但在西太后那些人眼中,其实与革命也差不了多少。革命就是我们那一代的所谓造反。造反也不过杀头。但我们没造反,还不是杀了头。后来谭嗣同他们死了,你们都相信改良是一条死路,都相信只有革命才成,如今一革不成,又要再革,再革真能成功吗?我老了,我看不到了。我看到的,只是改良也不成、革命也不成。但我仍相信改良,虽然改良的基础——两百六十八年的清朝培养的基础,已经被摧毁得七零八落、但是,鲁莽灭裂的救国方法,还是很可疑的,至少那种代价是惨痛的、是我们付不起的。并且,人民的信仰和信念,人民的价值观念,不是一朝一夕硬造起来的。清朝天下造了两百六十八年,才有了那么点规模,你们想在短短的十几年或几十年里造出天堂来吗?我真的不敢相信!只怕造到头来,造到千万人头落地,造到人心已死,那时候再后悔也来不及了。”  “康先生的话,我能明白。”李十力慢慢他说,“但是,我们又有什么选择?我们的处境,就好像我小时候在家乡逃难,任何可以聊慰饥渴的,我们都要去追求、都要去采行、都要去拼命。我们不敢说我们今天信的主义,一定可行;但是我们清楚知道昨天的法子,一定不可行。因此我们一定要去试一试  “国家大事,”康有为打断他的话,“岂可以尝试出之?试出麻烦,谁负责?”  “我们负责。就好像二十八年前,你们负责一样。你们当年岂不也是试一试?”  “我们是试一试,但我们试验失败了,流的只是我们自己的血。人民是草木不惊的。可是你们呢,你们流的,是人民的血。值得吗?”  “流血是难免的,值不值得要看从哪个角度看。即使你们只流自己的血,志士仁人的血也是血。现在看来,你们二十八年前的试一试,是否值得,也不无可疑。其实你们的试一试,在大前提上,就全错了。你们以为说动光绪皇帝,得君便可行道,其实,即使光绪皇帝有心变法又怎样?那么大的集团中,觉悟的只有他那一个人,一个人又能怎样?你别忘了,他们是一个大集团,一个靠着压迫别人的不平等与保护自己的特权共生着、互利着的大集团。整个大集团不能改变,一个人的觉悟,闹到头来,只是一场悲剧而已。一个人带着一个大集团做坏事,坏事对大集团有好处,虽然不合正义,他会得到拥护;可是,一个人带着一个大集团做好事,好事对大集团有坏处,虽然合乎正义,他会得到反对。西太后正代表着带着大集团做坏事的前者,光绪皇帝正代表着带着大集团做好事的后者,结果呢,光绪皇帝到头来会发现他代表不了大集团,大集团僵在那儿纹风不动,他只代表了他自己!想做理想主义者吗?好的,但理想主义者是低低在下的人做的,不是高高在上的人做的。高高在上的人只能继续同流合污,带头共谋大集团的私利,不这样干,却想更上层楼,到头来会发现,没人同你上楼,你想下楼,梯子也给偷跑了。  “你康先生精通经史,但你没注意到,我们中国政体是:个最缺少变法弹性的政体,中国的政治有一个底色,那就是当政集团,当政的不只是个人而是一个集团,这个集团也有特色,特色也许是家族、也许是宦官、也许是士大夫、也许是满洲人,不管是哪一种,都是集团,不只是个人。集团中任何一两个人的觉悟,如果只是个人,都没有用,这个个人甚至是集团的头子也不行,除非整个集团变色,但整个集团变色谈何容易?既得利益与保守观念早就封杀了这种可能。  “你康先生方法的行不通,毛病就出在你忽视了中国政治中这种集团特色,忽略了满洲人的集团特色,你犯了中国变法政治家王安石的老毛病,以为只要上面说动了皇帝一个人,下面有利于全体百姓,就可以变法了。你把问题看得大简单了。你想跳过皇帝下面百姓上面那个中间集团而想和平转变,这是很不可想像的。和平的转变不能靠一两个觉悟的个人立竿见影,你必须得先改变那个集团,但集团又十九不见棺材不流泪,所以谈变法,简直走不通。  “王安石变法,上面说动了皇帝一个人,下面有利于全体百姓,可是在朝的士大夫集团反对他,大臣文彦博向皇帝说过一句话,文彦博说皇上你是同士大夫治天下,不是同百姓治天下。这话说得一针见血。想改革,你想越级跳,跳不成的。甚至最上层的大官支持你改革,可是下层通不过,也行不通。最好的例子是满洲人道光皇帝要禁鸦片烟。道光不是坏皇帝,他俭朴,朝服破了要人补,不换新的,他连唱戏都不准,禁止一切浮华。鸦片烟危害中国人,人人知道,道光要禁烟,最上层的大官也都没话说,可是下层因为有利可图,你就再禁也禁不住。道光初年鸦片进口不到六千箱,十几年下来进口超过七倍,四万多箱,为什么?中国官商有利可图,上下包庇。你皇帝再威风,也行不了新政。”  “照你这么说,你又怎么解释俄国呢?俄国在彼得大帝时代,岂不也是高高在上的人带头吗?可是俄国人却成功了。”康有为不服气。  “不错,可是彼得大帝与光绪皇帝的处境完全不同。彼得大帝虽然也是幼年登基,但是他只碰到大他十五岁的同父异母姐姐的七年摄政,而不是像光绪皇帝那样碰到大他三十六岁的大姨妈的四十七年专权。这是不能比的。反正,总归一句话;中国是一个最难变法的民族,能在中国搞变法,纵是大英雄豪杰也没办法。所以,为中国计,绝不要走改良的路,改良是此路不通的,我们要用霹雳手段去革命,提醒中国人:当一个政权从根烂掉的时候,它不能谈改良,当它肯改的时候,都太迟了。就如一个人在被逼得没法的时候才肯做好事,可是那时候做,十次有九次,都太迟了。我们不要相信这种政权会改良,我们要革命!只有革命,才能解决一切问题!”  “照你把革命说得这么神奇、这么包医百病,”康有为夷然说着,“那么,照你说来,你对我们过去的作为,一笔抹杀了?”  “也不是。你们是我们的先行者。没有你们,哪有我们。改良失败的终点,其实正是革命成功的起点。你们证明了改良此路不通。能用几个人的死,证明了一条国家大事的路走不通,这是多么幸运、这是多大的功德?也许有一天,我们千万人头落地,才能证明此路不通,那时候,我们真愧对你们、愧对人民、愧对中国了。”  “另一方面,”李十力接着说,他手指着康有为,“是你个人显示给我们的特殊意义。由于你康先生的高明与长寿,近三十年来,你虽然被我们抛在后面,认为你落伍了,但你毕竟曾在我们前面,你是我们的先知、是二十世纪中国第一先知,只可惜三十年下来,时代跑得比你快,先知变成了后卫,但你仍是一面镜子,从你那儿,才看清了我们自己。你的不幸是生不逢辰,生得太早;你的幸福是健康长寿,活到今天。从生不逢辰、生得太早看,你生在中国,却不早不晚,碰到了西太后的集团。  “人们谈西太后的罪恶和她这个集团的罪恶,都犯了一个毛病,就是只谈他们当政后他们自己做的,而不谈他们当政后自己做不出来却拦住别人不许别人做的。我觉得他们这个集团本质是反动的、无能的、低能的,他们自己做出来,实在没有什么高明的,所以从这个观点谈来谈去,都乏善可陈;但如果从另一个观点,就是他们自己做不出来却拦住别人不许别人做的观点来看,因他们拦路所造成中国的损失,我觉得反倒更值得研究。这就是说,不必从正面来看,而该从反面来看;无须从已成的来看,不妨从假设的来看。这样一看,人们会惊讶的发现,根本的问题已经不在他们为中国做了多少,而在他们拦住别人,拦别人路,不许别人做的有多少。  “西太后的集团的另一个罪恶,是他们除了耽误中国现代化的时间以外,又拆下了大烂污,使别人在他们当政时和当政后,要费很多很多的血汗与时间去清场、去补救、去翻做、去追认、去洗刷、去清扫、去还债、去平反冤假错。这就是说,他们祸国的现遗症和后遣症非常严重,说粗俗点,就是你要替他们做过的‘擦屁股’。他们做拦路虎于先,又到处拉大便于后,他们的可恶,不做的比做出的,其实更多。他们是一块顽固的绊脚石,自己不前进,却又使别人不得前进。你正好为这一局面做了证人,直到今天,还清清楚楚的证明给人们看,顽固的绊脚石政权,是多么的可恨!  “你的不幸,是你一生都跟这死老太婆密不可分。你同她好像是一块硬币,两人各占一面,她朝天的时候你就朝地、她朝上的时候你就朝下、她走运的时候你就倒霉,你生来就和她完全相反,但又被命运硬铸在一起,难解难分。如果同铸在一块硬币上的比喻恰当,那么,你和她正好一体两面,代表了你们那时代,如果没有了她那一面,这块硬币,也不能在市面上当一块钱用了。不错,虽然在市面上这块钱不能用了,但它变成了变体,在博物院和古董店里反倒更有价值。但那种价值只有博物院古董店的价值、是历史的价值,不是现实的价值、实用的价值。”  康有为突然一惊,两眼茫然地望着李十力,专心听李十力继续说。  “你们被命运硬铸在一起,这就是说,尽管你们相反,有荣有枯,但你们属于同一个时代,也象征同一个时代、也构成同一个时代,如今她那一面没有了,你这一面,代表的只是断代,不是延续;只是结束,不是开始。  “这也许是宿业,你命中有这么毒辣的敌人挡住你,她专制、她毒辣、她手段高、她有小集团拥护、她运气一好再好、她长寿、她只比你大二十三岁,一辈子罩住你,使你那一面硬币永远朝地朝下。你的整个青春都用来同她斗法,但你一直不能得手。好容易,熬了多少年后,她死了,但你青春已去,你老了,江山代有才人出,时代比你去得快,你是落幕的十九世纪里最后一个先知,但二十世纪一来,你就变成了活古董。  “你命运注定要为时代殉难,你超不过你的时代;谭嗣同精神和身体都早为时代殉难了,你身体活下来,但你的精神却早已同谭嗣同一块坐化死去,只是你自己不知道。”  康有为茫然不语,想了很久,只说了六个字:  “那么,梁启超呢?”  “梁启超不同。梁启超不算是先知,他不代表时代,但他离先知最近,所以他能老是花样翻新:他十六岁前是神童式的小学究,碰到你,大梦初醒,摇身一变变成维新派,然后是保皇派,然后跟你分开,拥护民国,变成共和派,比革命党还革命党。他整天求新求变、绝不顽固、有服善之勇,他的口号是‘不惜与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战’,一点都不难为情。尤其在你和张勋复辟那段日子里,他公然‘当仁不让于师’,骂你是‘大言不惭之书生’,这种气魄,真是直追孔子呢!基本上,梁启超和你不同,严格说来,他和西太后不属于同一个时代,而你,你却跟西太后同一个时代。他从那个时代变出来,你却陷在那个时代。我无法说这是宿命,但这真像是一种孽缘,就好像我们中国神话里愚公移山故事,愚公想移这座山,是一种伟大的精神;但他生命里正好碰到这座挡住他的大山,则是一种孽缘。我说你和西太后同一个时代,她就像那座挡在愚公眼前的大山,终生在你眼前拦路。你的整个青春都浪费在开路找路上面,这是你的大不幸。如果没有这条拦路虎、这块绊脚石,你们的青春与才干一开始就可以用来为中国建国,不会浪费。  “你的不幸也许是跟他们相见恨早,所以你的青春就在抢滩时消磨掉了,像是接力赛跑,你跑起步的人,就不可能跑到终点,你只能跑四分之一,就交棒出场。你生来就不是看到最后胜利的人。  “戊戌政变本质是不可能成功的,这一点那边西太后知道、荣禄知道、袁世凯知道,这边谭嗣同知道、王五知道,但只有光绪和你不知道。所以理论上,除非奇迹,政变一定失败,政变失败,你一定死,最后光绪知道了,逼你出京,你本人九死一生,在你本人生死上出了奇迹,你没死,但并非说明你不该死,所以你的生命,早已在六君子溅血时候一起结束。你命中注定要在接力跑中跑的是那一段、那第一段,而不是以后的第二段、第三段、第四段。所以,事实上你没死,但在感觉上和理论上,你早已是古人。人们看到你,是看到历史,你并不比戏台上的你更真,报上说南边演戊戌政变的戏,你也去看了,看到台上的自己,你康先生泪洒戏院。其实,戏台上的你,才是真的你;而真的你,却已经变成了活古董。康先生啊,我是你的小兄弟,我们古刹结缘,近四十年后又再续前缘于古刹,今天以后,可能劳燕分飞,此生相会,恐已无多,我一定要讲出我心里的真话,来给你康先生做历史定位。佛门里说:‘有情来下种,因地果还生,无情亦无种,无性亦无生。’如今四十年前的‘因’与‘地’,生下今天我们重逢的‘果’,让我们最后以‘无情’道别,也算是一种古今罕见的因缘。也许多年以后,康先生和我都归骨于法源之寺,那时候,我们再来相会,也应了谭嗣同‘直到化泥方是聚’的指点,康先生说是吗?”  康有为面容悲戚,无奈地点了点头。他走出法源寺的时候,谭嗣同的旧句,一直在他嘴边:  柳花夙有何冤业,  萍末相遭乃尔奇。  直到化泥方是聚。  只今堕水尚成离……  在人世的沧桑中,他与大半的同志堕水成离了,近四十年后,还在今天补上当年的小普净!普净今天的一席话,使他突然顿悟到:他的一生,总是与时代相错,不是早于时代,就是迟于时代。在三十年前,人们说他是洪水猛兽;在三十年后,人们说他是今之古人。其实,在他内心深处,他不同意他已迟于时代。他深信他的救国方法,“我们试验失败了,流的只是我们自己的血。人民是草木不惊的。”但是,他们呢?他们要千万人头落地,落地以后,还不知要多少年的全国陆沉鱼烂之惨,才能有个眉目。当然,他是看不到了,看不到,倒也是幸运。中国三十年前在旧一代的祸国者手里,三十年后在新一代的祸国者手里,现在又有新一代的革命者出来救国,救国者要打倒祸国者,像普净这种人,他们的真诚、他们的热情、他们的努力、他们的勇于牺牲,都是令人敬佩的、都是没问题的。问题是谁能把握住未来的发展,会如其所愿?设计未来是容易的,从设计角度看,他不相信时代跑得比他快。他现在还是先知,他写的《大同书》,二十万字之多,是对世界未来最详尽的设计。他十九世纪在中国搞变法,却在二十一世纪为世界画蓝图,这才是先知。先知的眼光就是要远,在人们只关心朝廷的时候,他关心到中国;在人们只关心中国的时候,他又关心到世界。他总是朝前去了,可是人们还回首朝背后指点他,他觉得好孤立。现在的人们只知道欣赏过去的他;只有未来的人们,才能追怀现在的他。那时候,他早已不在人世了——这就是先知的下场,他只有未来,却只能活在现在。在这次来菜市口、莽苍苍斋、法源寺以前,他先到广东义园,凭吊了袁崇焕的墓,凭吊“有明袁大将军”,表达他对当年到北京救国而牺牲的广东前辈的敬意。他登上广渠门,面朝北,左右望着。广渠门左边是袁崇焕的墓地,广渠门右边就是袁崇焕为保护北京皇帝、人民而血战的旧沙场。谁能想到,当年拼命在沙场上保护皇帝、人民的人,却在八个月后,被皇帝下令千刀万剐而死。而在执行千刀万剐之时,人民误以为他是卖国贼,争着跑上前去咬他的肉,甚至出钱买他的肉来咬!只不过一墙之隔,却隔掉了多少人间的情义与是非!记得余法师说过:“袁督师的不幸是,他生前死后正好碰上明清两个朝代,明朝说他是清朝的,清朝说他是明朝的……个人在群体斗争的夹缝中,为群体牺牲了还不说,竟还牺牲得不明不白……”如今,轮到他康有为自己了,他也正好碰上清朝,清朝说他太前进,民国又说他太落伍,在夹缝中,他也为群体牺牲得不明不白。清朝时候说他太前进,他承认;可是民国到来说他太落伍,他却不服气。原因只是他过去做先知带路,带得与人们距离近,大家跟得上;可是,现在他做先知带路,却带得与人们距离远了,大家跟不上了,跟不上却还误以为他落伍,这不是他的悲哀,这是追随者的悲哀。自戊戌以来,他亡命十六年、历经三十一国、行路六十万里,全中国读万卷书又行万里路的,他是唯一的一个。他深信他的见解是深思熟虑的、是无人可及的。可是,他见解日新、人却日老,没人再听他的了,普净是他最后一个听众,也是最好的,但普净不是追随者。最后,康有为走在落日前面,连追随他的自己身影,也不在自己背后了。  普净送他到了门口,站在法源寺门前,他转过身,面朝着寂静的古刹,朱红的大门半开着,正衬出人的庄严和庙的庄严。“再见了,普净;再见了,法源寺。”他有一点哽咽,但还是说完了内心的自语:“你们曾看到我青年的梦幻、中年的梦碎,却未必看到我老年的梦境,我老了、我走了、我不会再来了。”  转过身来,他没有回头,但却挥手告别。普净眼眶湿了,静静地看着他远去的背影。“康先生老了,他走得那么慢——”普净突然若有所悟,“可是,在最后这段路里,他还是走在我前面。”尾声 掘坟  一九二七年二月二十八日,康有为离开法源寺后七个月,在梁启超带头为他庆祝七十大寿后二十三天,死于青岛。  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八日,康有为死后两个月,张作霖绞死李大钊、李十力等共产党员二十一人于北京。其中李十力移柩法源寺。他临上绞架前抬头望天,含笑说的最后一句话是:“康先生,虽然绞刑使血流不出来,我也算先流了我们的血。”消息传出,大家不知“康先生”何所指。  一九二八年七月四日,孙殿英为了盗墓,掘了西大后坟于北京。事后蒋介石扬言要查办,但是,当蒋介石的新婚夫人宋美龄收了赃品,并把西太后凤冠上的珠子装在自己鞋上的时候,查办之说,也就不了了之了。   ……(略——编者)  所有地面上活动的,都化为尘土、都已躺下;剩下的,只有那静止的古刹,在寒风中、在北国里,悲沧的仁立着。啊!北京法源寺,北京法源寺!多少悲怆因你而起、因你而止、因你而留下串连、血证与碑痕。虽然,从悯忠台残留的石础上,知道你也不在静止,也在衰亡。你的仁立,也因你曾倾倒。但是,比起短暂的人生来,你是长远的、永恒的。你带我们走进历史,也走出历史,只有从你的“法海真源”里,我们才看到中国的“血海真源”。  啊!北京法源寺,北京法源寺!我们不配向你再会,是你向我们道别、向我们一代一代道别。我们一代一代都倾倒了,只有你仁立。不过,我们乐见你的仁立,我们一代一代,把中国人民的血泪寄存在你那里——你的生命,就是我们的。                一九九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在中国台北。我写《北京法源寺》  《北京法源寺》作为书名,是十六年前我第一次做政治犯时在国民党黑狱中决定的。自一九七一年起,我被国民党政府关过两次,第一次十足关了五年八个月;第二次十足关了六个月,一共十足关了六年两个月,再加上被在家软禁十四个月,一共是七年四个月。七年四个月中,六年两个月是在牢里度过的。我历经七间牢房,其中有保安处不见天日的密封房、有军法处臭气四溢的十一房、有仁教所完全隔离的太平房、有台北看守所龙蛇杂处的三二房……其中住得最久,是军法处的八号房,我一人住了二年半之久。八号房不到两坪大,扣掉四分之一的马桶、水槽和四分之一的我用破门板架起的“书桌”,所余空间,已经不多。一个人整天吃喝拉撒睡,全部活动,统统在此。不过不以人为本位,小房间内也不乏“生物”,白蚁也、蟑螂也、壁虎也、蜘蛛也、蜈蚣也……都户限为穿、来去自如。至于狗彘不若的人,就自叹弗及。八号房的户限与来去,主要靠墙与地交接点上的一个小洞,长方形,约有30X15厘米大,每天三顿饭,就从小洞推进来;喝的水,装在五公升的塑料桶里,也从小洞拖进来;购买日用品、借针线、借剪指甲刀、寄信、倒垃圾……统统经过小洞;甚至外面寄棉被来,检查后,也卷成一长卷,从小洞一段段塞进。小房虽有门,却是极难一开的。门虽设而常关,高高的窗户倒可开启,可是通过窗上的铁栏看到的窗外,一片灰墙与肃杀,纵在晴天的时候。也令人有阴霾之感。在那种年复一年的阴霾里,我构想出几部小说,其中一部,就是《北京法源寺》。  由于在黑狱里禁止写作,我只好粗略的构想书中情节,以备出狱时追写。一九七六年我出狱,在料理劫后之余,开始断断续续写了前几章。一九七九年我复出文坛,在其他写作方面,一写十二年,出书一百二十种,被查禁九十六种,被查扣十一万七千六百册。这十二年间,几乎全部主力,都投在其他写作方面了,《北京法源寺》就被耽误了。十二年中,只断续写了万把字,始终没法完成。  耽误的原因其实不全在时间不够,而是我心理上的一个求全故障。伏尔泰(Voltaire)说过一句话:“最好是好的敌人。”(Le mieux est l’ennemi du bien.The best is theenemy of the good.)正因为我要写得“最好”,结果连“好”都踌躇下笔了。  国民党在台湾三十七年之久的报禁解除后,我决定创办《求是报》,一方面跟这个伪政权周旋,打倒它,为它送葬;一方面要用这种报纸媒体,造成时势,深入人心,为中国造前途。我深知报纸一办,我的时间就被困住,《北京法源寺》将不知何年何月问世了。因此我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每天写两个多小时,终于在去年年底,快速完成了它。艾维林渥(Evelyn Waugh)说一部长篇小说需要六个星期才能完稿,我这部书,恰如其说。由于它只是我史诗式小说中的一部,我自不打算用一部小说涵盖所有的主题,所以,它涵盖的,只在四百个子题以内,但内容也很惊人了。  《北京法源寺》以具象的、至今屹立的古庙为纵线,以抽象的、烟消云散的历朝各代的史事人物为横剖,举凡重要的主题:生死、鬼神、僧俗、出入、仕隐、朝野、家国、君臣、忠好、夷夏、中外、强弱、群己、人我、公私、情理、常变、去留、因果、经济(经世济民)等等,都在论述之列。这种强烈表达思想的小说,内容丰富自是罕见的。  为什么罕见?因为《北京法源寺》是历史小说。一般历史小说只是“替杨贵妃洗澡”、“替西大后洗脚”等无聊故事,《北京法源寺》却全不如此。它写的重点是大丈夫型的人物。这是一部阳刚的作品,严格说来,书中只有一个女人,并且还是个坏女人,其他全是男性的思想与活动。它写男性的豪侠、男性的忠义、男性的决绝、男性的悲壮。但它并不歧视女人,从光绪的珍妃的哀怨、到谭嗣同的闰妻的死别,都可反映出这些,只是它的主题不止于男女之情而已。  《北京法源寺》中的史事,都以历史考证做底子,它的精确度,远在历史教授们之上(例如张灏写《烈士精神与批判意识》,作者俨然谭嗣同专家,但书中一开头就说谭嗣同活了三十六年,事实上,谭嗣同生在一八六五,死在一八九八,何来三十六年?)。在做好历史考证后,尽量删去历史中的伪作(例如根据王照《小航文存》和唐才质《戊戌闻见录》,谭嗣同在狱中,不可能再写信给康、梁),而存真实。不过,为了配合小说的必要,在刀口上,我也留下关键性的可疑文献(例如谭嗣同狱中诗,“去留肝胆两昆仑”的事,我在《历史与人像》中早有考证,但这是历史学的范围,不是小说的范围,在小说中,我另做处理),甚至还有将错就错之处(例如谭嗣同孙子谭训聪写《清谭复生先生嗣同年谱》中说“亲赴法源寺访袁”,但照袁世凯《戊戌日记》,他住的是法华寺。但我为了强调法源寺的故事性,特就年谱将错就错处理)。大体说来,书中史事都尽量与历史符合,历史以外,当然有大量本着历史背景而出来的小说情节,但小说情节也时时与史事挂钩,其精确度,别有奇趣(例如书中描写谭嗣同看到的日本公使馆“那一大排方形木窗”,事实上,是我根据一九00年的一张日本公使馆的照片做蓝本写出来的。又如整个有关法源寺的现状,是许以祺亲在北京为我照相画图的;有关袁崇焕坟墓资料,是潘君密托北京作家出版社李荣胜代我找的;有关康有为、谭嗣同故居现状,是陈兆基亲自代我查访的……)。清朝史学家说“中有苦心而不能显”、“中有调剂而人不知”,大率类此。  史事以外,人物也是一样。能确有此人、真有其事的,无不求其符合。除此以外,当然也有塑造的人物,但也尽量要求不凭空捏造(例如小和尚普净,他是三个人的合并化身,就参加两次革命而言,他是董必武;就精通佛法而言,他是熊十力;就为共产党献身做烈士而言,他是李大钊。我把他定名为“李十力”,并在李大刽等二十人被绞名额中加上一名,就是因此而来。又如在美国公使馆中与康有为对话的史迪威,他确是中文又好又同情中国的人物,我把他提前来到中国,跟康有为结了前缘)。这类“苦心”与“调剂”,书中亦复不少。  总之,写历史小说,自然发生“写实的真”和“艺术的真”的问题,两种真的表达,小说理论头头是道。《北京法源寺》在小说理论上,有些地方是有意“破格”的。有些地方,它不重视过去的小说理论,也不重视现代的,因为它根本就不要成为“清宫秘史”式的无聊小说、也不愿成为新潮派的技巧小说,所以详人所略、略人所详,该赶快“过桥”的,也就不多费笔墨;该大力发挥的,也不避萧伯纳(G.B.Shaw)剧本《一人演说》之谶。  正宗小说起于十八世纪,红于十九世纪,对二十世纪的小说家说来,本已太迟。艾略特(T.S.Eliot)已咬定小说到了福楼拜(Flaubert)和詹姆士(Henry James)之后己无可为,但那还是七十年前说的。艾略特若看到七十年后现代影视的挑战,将更惊讶于小说在视觉映像上的落伍和在传播媒体上的败绩。正因为如此,我相信除非小说加强仅能由小说来表达的思想,它将殊少前途。那些妄想靠小说笔触来说故事的也好、纠缠形式的也罢,其实都难挽回小说的颓局。  在一般以小人物为小说的矮丛中,我高兴我完成了以大人物为主角的这部《北京法源寺》。写大人物是多么振奋自己、振奋人心的事!书中大人物之一谭嗣同,他以身殉道、“踔属敢死”(章大炎语),更是“清季以来”、“一人足以当之”的“真人物”(熊十力语。)他一生心血,全在《仁学》一书。写成之后,他感于台湾新丧日本之手,乃不用真名,而以“台湾人所著书”颜其封面,借哀浊世;如今,我独处台湾,写《北京法源寺》,“台湾人所著书”之谶,百年孤寂,又复重演。契阔四十载。今印此书以归故国,沧海浮生,难忘我是大陆人而已。                      一九九一年六月十二日天天读书网(www.book.d78i.com)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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