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自述：开国领袖自传首度公开》-2

那时军队纪律蛮好。我还是当排长，蛮能干，差不多连司号长带连长的职务，都是我自己在搞。因为那些人都是新的，不会当。我们是学生出身，兵也搞得好。就这样从东川、昭通、叙府打进了四川，到处都很被人家欢迎。我们当排长，老百姓看着就很威风，可是我们又担心人家害怕，就到处给人家讲好话。人家还是说我们纪律好。第一就是不打老百姓，吃东西要给钱……天天在出发，天天在走路，很远六七十里一走就到。人身体很健壮。每到一个地方，都首先要画一张地图，布置宿舍营地，感到很有趣。晚上查哨。那时候兵也算好带，可是你要没有一点本事，他就会欺负你。旁人带不下，我们就行。兵说不打人好，就好得要命。我们也觉得带兵有味道，一路走还唱点军歌。一直到四川，沿途就没打什么仗。那些队伍一打就跑了。从前老百姓管军队里的人都叫"老总"、"老爷"，现在我们一来就改做"先生"，到处都是如此叫。到处巡防军跑掉，老百姓便来欢迎。碰上少数土匪，一打就垮了。我们就占领了叙府，转向去打自流井。在自流井有赵尔丰的一个巡防营，资州有端方的一个团，结果那一营被缴了枪，这儿的问题就算解决了。到自流井后，即升当连长。一当了连长就更行了，更阔气，道台、县长这些人都来拜望你，不得下台。那时，自己预先还没感觉到，老百姓对于"革命"都有着那么好的兴趣。我们这一营，四个连，都蛮强。自流井一打开，端方被他部下杀掉，由湖北带来的团却又到重庆，向汉口自动回去了。在成都，十月间赵尔丰就不得不让位给咨议局，但是却搞得稀烂，很多人只是打着革命的招牌，而没有实际做出什么。我们想由自流井去收拾这个局面，但又遭到他们拒绝——里面有些人也还是从云南跑过去的，像刘存厚他们就是。四川就这样由清朝统治转到这些一抓到地位就忘掉革命的人们手里去了。一下庞杂地组织了五个师。那当然是没有底子的。当时又因为云南内部发生了土匪兵变的事——如果那时，我们能好好把队伍整理一下，顺长江下武汉，则革命可以大大成功，更应该紧紧抓住四川军队，把稳，对武汉、江西都可有收获，变成有力的新政府。而当时只想成功了，没有事，就回到云南去。李协和（李烈钧）从成都来，我们以一排人给他，他就下了武汉，又添了十几个人，结果拿到了江西，可是我们就因为没有大计划，即没有去武汉，而坐失了控制赣皖等地发展革命势力的可能，回转云南了。实际革命没有一个计划是不会成功的。可是大家都嘴唱着"成功"，以为不得了了，四川也就没搞得好……到了第二年（一九一二年）二三月间，在自流井过了年后，就开拔回云南了。到达云南，已是四五月间了。到四川这一转，在我个人也变得经历不少，出长江未成，回云南创造了西南革命根据地的前途。滇南边界游击战从做士兵运动到带兵，起义带着军队把敌人搞掉，一切都是归自己管的。在叙府、自流井都是这样——在这一时期里，云南军队系统还没有乱，军官换了革命者、同情者。云南的起义，一般说搞得还很好。纪律也维持着，军队没有乱，军阀给赶掉了，政府也加以改造。不过那时云南相当穷，军队回来也没有办法发饷。蔡松坡是很节俭的，所以一般军官也节省，营长以上的官一律是六十元，整个云南的军官都是这样。所以省下来的钱很多，用来多养活一点军队。县知事旧的一套取消了，不是要做官的人去做，而是叫学生来做，是很好的事情。改造了县政，很好。他们每月三百五百块顶多了，一切开消都在内。当时财政收支还是统一，结果够吃穿了。蔡松坡干了两年，很好。主要的就是能够搞出一个廉洁的政府来，军队真正看做是国家的军队。由四川回来后，有些退伍的，补充了些新的军官，重新又练了两个师，是将七零八落的改一改，只两个师，不管在政治、财政上都好。任用私人的事是很少的。把清朝那一套都改掉了。革命后在全中国还没有哪一处能这样真正创立了一些基础，开办了银行，生产事业也办得较为宽广。另外一路唐继尧带的那个梯团，也顺利地占了贵州。贵州云南毗连，不过原来也归另一制台管，现在把他们这一伙人赶走，仍然归云南管了，形成云、贵两省的巩固局面。我们沿江一转回来，大概剩下了百八十块钱。我就用它买了一匹马——那时我倒是四十八元薪金，守纪律，不敢敲丁税，也拒绝人家的送礼……回来的时候，那匹马却一路给生病的士兵骑。还是自己走路。回来以后还是当连长，训练新兵两个月，手续搞清楚了，就被调到讲武堂做学生队长去了。讲武堂有五个区队，每队百十人。这时我教的学生中有去年未毕业的，原来本是一班的同学，现在又来教他们了。一面教军事，一面打野外，一面还要管理。有些学生是到过南京、上海，革命过来的，不大容易管。到民国二年，我在这里约十一个多月。这一年学术上大有进步，因为学生调皮，教不好就不成功，所以军事学等都重新温习了一回。一九一三年，我又调出来，到原来那一团里去当营长了。头一年在当区队长的时候，在云南讨了一个老婆，是省城人，是半自由结合的。她叫萧菊芳，是高等小学生，一个新的人物。那时讲武堂的军纪很严，限定只有星期六可以回家。星期三可以请假，这还是限于有家属的人呢。就在当营长的这一年，由于革命与反革命势力的妥协，袁世凯团聚了封建势力来打革命党了，解散了国会，而成了分裂现象。云南为了援助革命的力量而出师去配合长江作战。这一次我没有出发，只剩下两个营管理整个云南全省。我们练兵过了几个月，在临安（今建水）、蒙自、个旧一带云南边境上，打那些造反的野蛮强悍的蛮子。那一带瘴气很大，土匪多，从这中间练了些本事。唐佛川（唐继尧）那时是在我们一块的，只这两个营，天天打，又是乌烟瘴气，天天到处都是枪声。在打枪上蛮子凶得很。营盘墙垒得高高的，步哨不敢放在门外头，出去就会被杀掉。一面说服，一面打，经过了两年。那边就是热带，很不好进。生病的多得很，原来在这里的一营人，只剩下两个连。我们去了却没什么死人。把土匪也搞平息了——真的做了些事情。那地方是那样宽广，包括了几个府，十几个县，两个营都把它拿下来了。这时我由营长当了团副、团长，而带着这两个营，做了两年长期的游击战。护国讨袁之役在表面，虽然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政府——而不久开始了与反革命的妥协了。那时，对于孙中山先生的妥协，让去了南京，我们感觉是"不大好"。各方面都是可以打的，同时，新势力并未很大的完成，旧势力本来在那儿崩溃，可是只想快成功，拉拢拉拢。一妥协，旧势力反占了优势，而新势力站不起来了。另外，在新的力量中间也发生着一种腐化。民国二年，大家都想做官、搞钱，不去搞军队了。革命，终究过不了封建势力这一关，而且处处用旧势力，用官僚，认为不应该破格用人，新的人多不敢用，整个的政策就是一种妥协，同时也不知道巩固革命的根据地。袁世凯在帝国主义策动之下就趁势一刀，把革命势力打退，清朝旧势力复了元。袁世凯在一九一三年解散了国会，解散了国民党——准备着把时代拉向后退，恢复帝制。在这一种低潮下，很多革命党人，从各处跑到云南、贵州——在这儿形成一个革命的根据地。但这时旧的势力占据着各处，如南京的张勋，广州的庞济光，四川的陈宦，湖南的汤乡铭，势力都很大。在云南，当唐继尧从贵州回来，就日趋于腐化了，把过去蔡松坡的作风，一下子改变了，政治也搞成自己的了，私人也还搞了一批军队，一天天朝着蜕化方面走。袁世凯收买过他，也不大注意到他，袁世凯他自己以为皇帝可做了。但是当时云南的革命者却非干不可，便开始布置。蔡松坡在北京时，袁世凯十分注意他，终于逃回来，就又来领导了二次的云南起义。在蒙自、个旧时的一团人，我已经带了很久，打了好多次仗，兵都好，打熟了，干部整齐，也多，也听话。但是这一年，调回来以后，唐继尧另外换了一个团长，让我去又弄一个新的团。那个换去的团长，却是一个急躁的人，全无战争经验，后来在泸州给张敬尧打破了。我在后面带着的新团，连夜赶才赶上。重新收拾了旧有的这一团队伍，马上继续作战，是四川纳溪有名的战役。那时候已有点名气。蔡松坡当军长，我就带了两个团，当第三支队长。打了几个月，顶住了北洋军阀曹锟、张敬尧的号称十万大皇军，给了很大的锻炼。后来剩下这六个团打得真好，由腊月打到次一年的五月，袁世凯死。我们只有六千人，抵着敌人十几万，打得很苦。那时，就是专靠打游击战，专靠民众拥护，不完全阵地战。在整个中国打出了名。每当一条战线要垮的时候，我到了就支持住了。有一次只带了两个连，有炮步兵连，敌人总进攻，我只在山顶上带了两连的新兵，几乎被捉，结果以一千发的炮弹，打退他们。那时指挥员的威信是需要的，干部多是在讲武堂里练出来的，有了信心，便支持着。敌人也不凶，张敬尧的队伍算是最精锐的，气焰很盛，我们还是把他打垮了。打大仗，我还是在那时学出来的。我这个团长指挥三四个团，一条战线，还是可以的。护国军这一次战役，它所负有重要的意义是不下于辛亥（革命）的。而今历史上却不注意。当时两湖、两广、北方，可以说都是袁世凯的势力。袁做了皇帝，民国被取消，洪宪元年做了半年。护国军则不足三师，云南两个，贵州一个，而起义，就把袁全国军队打垮了，实际就是东拉西扯，给拉垮了。可见革命的潜在势力还是极大。起初（一九一六），在四川与冯玉祥十六混成旅打，陈宦那时带进四川的有四个旅。我们先打。只用两个团就打垮了他四个旅。在泸州有一次恶战，把衣服帽子都打烂，马也打死，只我没有受伤——打仗只要胆子很大，又沉着。我一次没有带过伤，是怪事情，而且每次总在子弹射程范围以内呢？此次战役是曹锟做大元帅，征滇军总司令张敬尧做先锋，打来了。张那时很骄傲，上奏折，劝把败将处死，满以为自己可以一战而胜……这消息却被别人晓得了。这些人就向我们通声气，不打仗，假如我们要子弹，他们还可以供给。所以五六两团才得集中力量，一起打泸州的张敬尧，那一下却把他打下去了。刘存厚起初也响应了我们，把曹锟也打得差不多了。四川督军陈宦，袁世凯最亲信的人，也响应我们而独立了。每一次总是垮了再来。队伍少，只能抽出一二连来冲锋，曾经在一座棉花山坡上守了四五十日，不下火线，结果很困苦地拉下来，安全地撤退，赶了一天路到永宁河的山地里面。那外面就是扬子江边，隔了三四天，我们就反攻，一个夜袭，把敌人还是打败了。那些北军纪律很不好，拿老百姓的大蚊罩子挂在战场里，拖了许多女人去睡觉。我们打来，他们也不晓得，一下子杀死了敌人很多，都是赤条条的，他们就溃退了。还有一次，被敌人围着，敌人又有炮，我们的一个团只剩下六个连，攻进山窠里一间小小的房子。在里面，我坐在一个角落里，一个炮弹打来，房中间的人都打死了，我只溅了一身泥巴。围上来的敌人有十几个营，结果他们自己的炮反而打垮了自己的军队。四川的地形也很怪，是盆地，有小山坡、树木、田地，交叠错综的，还有很多沟沟。我们爬进沟沟去，不出来，炮也打不着，后来等到夜里就冲出来了。白天我们到下边田里去，兵士们装做下去捉鱼，其实是把稻田中的水放干了，预备晚间好走。这样到山地里又去守了两个多月……袁世凯就在一九一六年因为护国运动的展开，迫使他不得不在三月里下令撤消了帝制。不久他死了，护国军就算结束了。驻军泸州……当时，张敬尧、曹锟都来了电报，要求"讲和"。我们军队里子弹也不多了，人牺牲掉很多了，疲乏了，就允许讲了和，蔡松坡做了四川的督军。可是有些四川的军队，因为不愿意蔡做督军，又来打，把这些部队打垮了，蔡才去做了督军。蔡松坡因为生了肺病，在作战时，就拖得要死，三个月后去上海治疗，又到日本去医，几个月后，他就死在日本了。有些传说是日本人有意毒死了他。可惜中国一个民族英雄仅三十五岁就死了。在这一次维护革命力量的"护国军"的阶段，革命者已经懂得做统一战线，譬如和改良主义的合作……同时，也知道了要群众（这是辛亥革命时还没懂得的事）。同时，还保持了云南的革命根据地。在那儿收容了多少革命的亡命者。就这个底子，积蓄了力量。这力量虽然小，还能终于得到了胜利。那时在四川如果蔡松坡不走，可以镇压得下去，革命可以成功。可是他一死，便全部又重新造了反。本来他走以后，交代给罗佩金。那时罗正当护国军的参谋长，接了事不久，那些四川军阀得了北洋军阀利诱，便来攻打滇军了，想赶走我们。这样一来，乱子就又起来了，四川也得不到太平了。打的结果，统一战线被挑拨离间分裂了。贵州军也和人家勾结好了，结果也来赶我们——这时好多人从革命的营垒而淹没到封建势力中间去。其实，四川根本不是革命根据地，而是南北军抗衡的地方。在这期间，我带了一团人，驻扎在泸州。因为讲了和，我带了一团人进了南北两军六个月争夺的泸州。滇军声威很大，北洋军到处看着。他们马刀背起来，样子很凶，滇军也不怕，我们不驻在城里，后来他们搬走，沪州就归我们了，就驻在泸州，支队成了团。不久，我就当了第七师第十三混成旅的旅长了。在自流井、叙府①、嘉定②一带，又打了很多仗，和刘存厚打了有半年。那时四川的督军就让给刘存厚了。注：①叙府，今宜宾。②嘉定，今乐山。护法战争……世界帝国主义的大战，已延长好几年了，在国内，北方政府，由袁世凯又转到段棋瑞一流人的手里去。一九一七这一年，我们退到叙府、自流井、泸州，接着就是靖国军起来护法——段祺瑞在北京解散了国会，而掀起倒段护法的运动来了。这时段就派了吴光新到四川来，和四川军阀一起来打滇黔军，东打西打又打跑了北军，熊克武来做了督军。本来，我们护国军时，熊是四川人，随护国军人川，发动四川旧部，因为都是同盟会的人，就帮他成立了一个师。云南的军队是革命的军队，不过在那时候，我们也蠢得很，总不知道扩大革命军队，帮人家一搞就成了个师，我们却抱定了精兵主义，搞来搞去还是那些人。那时候如果能多多组织军队的话，那么革命前途会好些。不过实际我们一团却可抵着三四个团，可是后来人渐渐打得少了，最后只剩下五个混成旅、十个团，却打了百十个团。熊克武当了督军以后，四川又来赶我们。他们搞成了一个大的四川联盟，转到封建集团，与滇黔军对立起来。最后一仗打得很厉害……熊克武原是滇黔军扶助起来一起干，结果他起来就打我们了。他以为这样驱逐滇军，是会得到四川军队的拥护而离开革命。那时大家都抱着地方的观念。我倒好像成了省奸，是四川人，反带着滇军来打四川，人家还很怕——实际这时还只有滇军是革命的支持者。虽然卷在军阀混战的旋涡里，却终是为了革命在打仗……结果我们把熊克武、刘湘、刘存厚、旦怒刚等都打下去了，退到保宁。那时知道回云南是没法的，非搞出一条路来不可。我们不肯回去，大家都反对唐继尧，晓得回去一定被解散，没有饭吃，一部分要打，一部分就不要打。我们讲，革命总要在外面发展才成功，主张打。我那一个混成旅最强。他们怕，结果，他们这一师下来，我们一旅上来，就打垮了他们两个师——那时，刘伯承还在那边当连长。这样一打，打回了成都，打垮了熊克武、杨森，他们都引退到保宁（阆中）去。大家不愿再追，再打，就上成都去。吕超当了督军，但是顾品珍又不愿意，想自己做督军，不支持吕。结果，他们又从保宁来了一个反攻，我们又退向泸州，把我们的军长赵又新也打死了。四川蹲不住，不久，我们在一九二○年就退回云南去了。先后在四川泸、叙一带有五年，不断地为了保持革命势力而同反动军队作战。幼年时的朋友吴绍伯在我在云南时，他也来了，后来就在旅里做事，现在就病死在泸州了。他还是思想很好、蛮新的一个人。一九一九年，远在北京发生了"五四运动"，跟着这运动——同时受了国际上苏俄革命胜利的影响，在中国新文化运动的热潮中，在《新青年》时代，我们思想上起了大的转变。那时正苦于打仗，打来打去，却没有出路，很多从前革命的分子、同盟会的同志们都升官发财，革命没有人来搞了，实际革命也并没成功……自己对于苏联那种"不做工不吃饭"的办法很感同情。因为那时周围旧社会势力，逼得很厉害，封建的那一批想甩掉总甩不脱，天天总是官场那一套……其实单吃饭不做工，就是封建社会的寄生虫，只有"不做工不吃饭"的才摆脱得开。我和孙炳文常常谈这个问题。在那时，除《新青年》以外，还看了达尔文的《进化论》，还有卢梭的《自由论》等很多革命书籍，而且在新学堂时自由、平等、义务、公德之类，已讲过，已充满了脑筋。这次护法靖国军运动，具有充分的革命意义，一贯是反袁、反北洋军阀的。那时南北成了割据的势力，军阀混战，七八年间，革命是消沉了——同时，因为革命未能按轨道走去，革命本身与军队就变成一种官僚军阀的割据与混战。而且革命只发展在南方，北方还是压迫的。在南方也只是滇军支持。湖南失败了，湖北军垮了，四川混乱着，只靠云南做着革命的种子。附：赠昙华寺住持映空和尚诗文敬赠映空大和尚雅鉴余素喜泉林，厌尘嚣。清末叶，内讧未息，外患频来。当其时，若尽袖手旁观，必蹈越南覆辙。不得已，奋身军界，共济时艰。初意扫除专制，恢复民权，即行告退。讵料国事日非，仔肩难卸，戎马连绵，转瞬十稔。庚申冬，班师回滇，改膺宪兵司令，维持补救，百端待理。虽未获解甲归田，较之枪林弹雨、血战沙场时，劳逸奚啻天渊！公余，尝偕友游昙华寺，见夫花木亭亭，四时不谢，足以娱情养性。询皆映空大和尚手植；且募修庙宇，清幽古雅，洵属煞费苦心。与之接谈，词严义正，一尘不染，诚法门所罕觏。爰为俚言，以志欣慕。映空和尚，天真烂漫，豁然其度，超然其象。世事浮云，形骸放浪，栽花种竹，除邪涤荡。与野鸟为朋。结孤云为伴；砌石作床眠，抄经月下看。身之荣辱兮茫茫，人之生死兮淡淡。寒依日兮暑依风，渴思饮兮饥思饭。不管国家存亡，焉知人间聚散。无人无我，有相无相。时局如斯，令人想向！中华民国壬戌年孟春月西蜀朱德敬赠*一九二二年春，朱德在云南赠诗文给昆明昙华寺住持映空和尚，流露出对军阀混战的厌恶情绪。此信被刻成石碑存在昙华寺。逃离云南…回到云南把唐继尧赶走了，顾品珍做了督军。他们有些不高兴，我就把兵交给唐佛川，自己只想在云南休息几个月。那时，已经想出洋，不想做了，虽然感到打来打去革命没有出路，却也没有怎么悲观失望。也有一些钱，也开始把花园修得很好。还在修洋房子。云南挨近法国铁路，欧战前我就想去，只是没有钱，现在更想去了。在泸州，父亲、母亲、兄弟都从四川的大湾家里出来过。到了云南，叔叔们经常有人来，来了就给三百五百带回去。生我的父亲后来死在重庆，伯父也死在云南了。和我在云南结婚的萧菊芬也在一九一七年死了。她生了一个孩子，后来在泸州时又讨了一个。我的洋房子还没修好——唐继尧打回云南来了。因为连年作战，都已疲乏……在省城结果并没打出个所以然来。唐拿些钱运动，就垮了些，又活动了些土匪，也不过三五千人。这边二三万人却没人领导，兵都不打，那些指挥者都没有信仰。唐继尧将要来的时候，又让我去当警察厅长了。可是正在这时，我的父亲死了，棺材放在那里，我就不能走，否则早就从昆明出去了。结果出不去，就成为逃亡的人了。城里当时还有一连人，就带走，送我们到金沙江、会理州，同路的人有些被捉去杀了头。我们被掩护着回到四川，从嘉定到叙府又到南溪。在云南的家被唐继尧没收了，母亲携带小孩，后来也回到四川家里去了。这一场民主革命斗争，自信还是一个顽强者，但还不能摆脱封建关系而失败，最后还借着唐继尧的手将封建关系代我斩断，使我更进入了共产主义的阶段的革命。那时鸦片烟已经吸上了瘾，一路想戒没戒了。又转到重庆，杨森正在那里当镇守使。因为是很好朋友，就在他那里住了个把星期，还一齐看了龙舟。不久就下决心，沿长江到上海去了。在上海会见孙中山驶在长江上的航船，不管黑夜白天，"卜卜卜……"的把烟瘾抖脱了。到上海登了岸，就到一个圣公医院，去戒烟。在那儿很舒服，住着最上等房子，一天要八两银子，也没吃些什么药，就是滋养。大约有一个星期就完全好了。出了院，在上海住不下，都说我有钱，事实上就是穷光蛋了。这个来找那个来找，简直有绑票的形式。就离开上海，往北方跑了……想到外面来的动机，主要的是寻求新革命的道路。从一九一六年护国军时候，孙炳文就和我在一起，他给我的影响很大，商量好一起到国外去，后来他就由四川先到上海去了。孙炳文也是同盟会的同志，他从前是北京大学的学生，和李大钊、陈独秀都认识。在四川一块儿的时候，看了一些革命的书籍。这时共产党才成立一年。一九二○年春天共产国际派维经斯基到中国来，八月在上海发起组织共产主义小组。同时在北京、湖南、北等地也纷纷成立了共产主义的小组。从津浦路上，我一个人到北京去了，正逢上曹锟贿选，对于国会的印象很深，很不好。在北京到处都看了看，封建味道蛮浓厚，宣统还深居在皇宫里头，街上在初一、十五，还有穿戴着顶子褂子乘了轿子去上朝的，在什刹海还看到些中国的怪人，到处还充斥着王公大臣，街上弯腰请安的很多，中国已是破烂不堪了。在那参议院里，就豢养着一批新官僚。其实在曹锟贿选中，奔走的也还多是那些老官僚……不久，我就往北，往张家口，到绥远去了。一路见了古战场，颇生感慨。在归绥①城外，还看了昭君墓，还到鸡鸣山参观了新式的炭洞②，坐了那到洞里去的新式吊车。在北京又会晤了孙炳文，不过共产党关系还未寻到。再沿津浦路，我又回到了上海，仍然住到肇家浜路一个姓陆的名叫佛眼的广东同盟会同志的家里。我前后在上海停有个把月，中间到南京、西湖到处逛，不敢在上海久住，上海太乱，不成样子。第二次到上海曾经遇见到孙中山、胡汉民、汪精卫。我对于孙先生的印象很好。他那时叫我回到广西的军队里去。我说要出国，他叫我去美国——这当然是他资本主义的思想的关系。他说美国是新的国家，我却坚持要去德国，看欧洲的情形，还有那时我已认清学习马克思主义是我惟一的出路了。我们聚首谈了几个钟点。那时，正是孙中山刚在广东被陈炯明赶出来，滇军已经到广西，去广东打陈炯明了。所以他想拿钱叫我去打广东。结果金汉鼎去了。孙中山从前也很注意我们的队伍，因为我们总是响应他，打通电，举着革命招牌……孙炳文是很被孙中山看得起的。起先，孙炳文做北京的《民报》的主笔，和汪精卫、胡汉民都很熟悉，不过，他性情很傲，革命精神很强，北大毕业以后，就到四川在队伍里了。他的夫人，也是北大学生。后来，孙炳文从北京到上海来，船票买好。在九月初，我们就乘"安吉尔斯号"法国邮船，从此远航开始了。注：①归绥，今呼和浩特市。②炭洞，即煤矿。在启程赴欧之前启程赴欧之前，朱将军曾经决意做三件事。这三件事是他在顺流而下赴上海的途中决定的。他生平有一个习惯，在行动之前，必有详细计划。第一，他要进入上海的法国医院，治疗失眠症；自从戒烟以后，他就为失眠所折磨了。而失眠是很痛苦的，容易导致人们再吸鸦片。第二，他要看看沿海地区和北方的情形，因为全国各地他只见过华西和西南，多少有些乡气。几个大都市的名字，例如南京、上海和北京，虽然他时常接触到，但他只能够猜想它们是什么样子。他知道上海是帝国主义在远东的基地，可是华西盛传这是一座建筑在近代学上的都市，无异于一棵摇钱树。第三，他希望现在北京一家报馆工作的老友孙炳文，能够为他介绍"五四运动"的领导人，介绍与孙炳文在日本一起工作多年的孙中山先生和其他民族革命领袖。在这些人里面，他希望见到陈独秀，国立北京大学教授，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人之一和总书记。船到上海，朱将军立刻坐人力车到法国医院，说明自己已经戒烟，但夜晚不能安眠，问他们能治疗否？法国人对于朱将军各项计划的影响，就在他十五年后对我叙述他的生平时，似乎仍是不自觉的。他把存款转到巴黎的银行。他到了上海就找到法国医院的地址，不久，又到法国轮船公司订了两张九月初开往马赛的"阿尔及利亚"号轮船的三等船票。一张是他自己的，另一张则是他的朋友孙炳文的，他在没有到上海之前就给孙炳文写了信，孙炳文要他订好船票就到北京去。一星期后，朱德出院，在一位旧同盟会的朋友处又住了一个星期，观光全市——对于这座城市的荒诞不经的事，他过去可听得太多了。还在医院的时候，他的朋友送来书籍报纸，他有条不紊地页页读遍。一股清新之风正吹遍全中国，他所看的报纸登满了有关新的工人运动和领导运动的共产党的消息。看了这些报道后，他决定参加共产党。它的主义到底如何，他还没有完全了解，不过，有一件事极为清楚：外国帝国主义者使用了他们的最恶毒的字眼来攻击这个党。如果这个党被中国的外国敌人视为一种威胁，那它就是朱德所需要的党。共产党成立于一九二一年七月，刚好在朱德到上海的前一年。它当时还较弱小，乃是"五四运动"的产物，反封建、反军阀和反帝。它的领导人大部分是学生、教授和其他知识分子，不过它是一个以工农为基础的政党，并且是刚刚从对英帝国主义的斗争中获得巨大胜利的新的工人运动的组织者。这次胜利，是中国历史上反对外国帝国主义的第一次胜利，轰动了全国。一九二二年一月，当朱德和他的同志们还在云南山区艰难行进的时候，香港中国海员已在要求增加工资，承认他们的地下海员工会为合法。当时，英国海员有自己的工会组织，并且刚刚赢得一次要求增加工资的重大胜利，但中国海员的工资已经八年没有调整，而这一时期的生活费用却上涨了一倍。香港英国当局拒绝了中国海员的要求，并且监禁了中国海员工会的领导人。他们在监狱中受到严刑拷打，其中有一人致死。在逃脱了大逮捕的海员工会领袖苏兆征的号召下，香港海员团结一致，举行了大罢工。二十四小时之内，香港的所有工人，甚至包括在白人和中国雇主家里服务的仆役，都一律罢工。曾经被骄傲地称做英国权力堡垒的香港，整整瘫痪了五十天。罢工最终胜利结束。英国当局承认海员工会，同意增加工资，并向被捕和遭到殴打的工人赔礼道歉。当朱德将军谈到这一激动全国人心的反帝斗争的首次胜利时，他的声音都发颤了。广州的孙中山政府曾为罢工提供二十万美元的基金，中国的军人们给了大量的捐献，而全中国的工人更是倾囊相助。苏联工人曾为中国海员募捐，而英国工党则在议会提出了香港大罢工问题。朱德将军宣称，香港工人的胜利，是中国工人阶级在中国人民和民族解放运动中发出的第一枪。它鼓舞了全国工人阶级。在香港大罢工期间，京汉铁路的工人举行了罢工。两天后，罢工结束。工人的工资每月增加一元，工人争得组织工人俱乐部（这是工会运动的萌芽）的权利。铁路大罢工的领导人以及香港大罢工的部分领导人都是共产党员。"与印度和其他殖民地国家一样"，朱将军说，"我们中国工人运动从来不局限在经济要求上。当然，它也为增加工资，缩短工时，给予合乎人道的待遇而斗争，可是它还有政治出发点。它还针对着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这是因为它是由共产党领导的。"一九二二年五月一日，朱将军到达上海前一个月，铁路工人——中国工人运动之父，召开了第一届全国工人代表大会。大会在上海秘密举行，选出了一个委员会，其任务是立即开始将全国工人组织起来①。它还发表了一项历史性声明，反对成立行会，要求成立产业工会，要求八小时工作制，给工人以公民权和受教育的机会，要求禁止各工厂鞭打或用其它酷刑对待工人。朱将军着重指出，在外国人和中国人开办的工厂里，领班手持皮鞭在工厂里走来走去，遇有工作太慢或精疲力尽在机器旁边打瞌睡的人，便是一顿抽打，这并不是少见的事。在一九二七年以前，打死工人的事也屡见不鲜。每天要工作到十二小时至十四小时，甚至更多，工资则少得可怜，工人靠这种工资过活，至多只能活两三年。宿舍又黑又脏，像个兔笼，不知潜伏着多少病菌。从那时直到朱将军和我在一九三七年谈话时，工人始终没有获得保障。"外国和中国的资产阶级从上海一地工人身上压榨了多少财富，牺牲了多少条人命，这是无法统计的"，朱将军说。"直到现在，上海每天还有收尸车在全市行驶，收埋街上的死尸。上海每年大概有三万到五万这样的路尸，被收殓起来掩埋在平民的坟地里。另有几千人是由亲友们料理了后事的。还有一些人根本没有算进去，这样的人每年有成千上万，他们因年老体衰被工厂解雇，让回乡去等死。"朱将军开始探索上海——一座他曾经听到并且读到的充满财富和特权的都市。他从东走到西，从里走到外，踏遍了精致的外国商业区和住宅区，看到了它们的巨大楼房、平坦街道、电灯和自来水设备；然后又转到工人区域的"黑暗地狱"，男人、妇女和儿童在那里只是为了一碗饭而辛勤劳动。他参观了几千家中国人的小工场，从灾区和战区买来的小孩好像奴隶一样，工作到倒在简陋的机械面前死亡为止。贫穷、疾病和悲惨的愁幕笼罩着上海整个工人阶级。他说，这座城市是一个"少数人穷奢极欲、贪污腐化，而多数人昼夜工作、受苦受难的地狱"。夜间，他看到无家可归的工人，睡在冰硬的便道上、摩天大楼的阴影里，而这些大楼原本是他们一手修建起来的，"好像曾有什么东西在他们身上滚压而过，压得他们的身体又瘦又瘪。"为资本主义服务的近代科学并没有给中国带来好处，他绝望地说。不过他在内地听说过，南洋的英属和荷属殖民地并不如此。到处都有传闻，说华侨在南洋大发其财。至于西方国家，他以为那一定是近代科学的天堂了。"有一件事我敢确定"，朱将军说，"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这么悲惨。"当他踏遍上海——以及南京和北京的街道时，社会上的重重灾难，使他感到仿佛是一场白日梦。而在他看见垂死的人躺在人行道上，或看见男人、妇女和儿童像一股暗流从工厂里倾泻出来，以及看到外国人把中国人推出人行道外时，一支幻梦般的军队便立刻在他身后出现，跟随着他参加战斗。这支军队声势浩大地向前冲去，杀死想像中的洋鬼子，或者干脆把他们成千上万地投在海里。回忆起这种荒诞的想法，使他显得很沮丧。他不像一般人，谈起白日幻梦来并没有什么犹豫。他这样解释说："我想大概是因为做军人的时间太长了，只会依照军事条件来想问题。"离开上海，他到南京游览。他参观了明太祖陵，这个也是姓朱的农民，曾经组织一支强大的军队，推翻了异族蒙古王朝。接着他到了北京，老友孙炳文离职陪他观光全城，并且旅行绥远省，然后回到北京、上海。北京政府，他轻蔑地说，不过是"一个弥漫着封建主义浓厚气味的幽灵政府——一个臭气熏天的粪坑，旧式的官僚和军阀在这里玩弄政权，大吃大喝，嫖妓女，抽鸦片，并且把中国待价而沽。"孙炳文给他介绍了成群的学生，这些学生趁着暑假闲暇留在城里教工人夜校，其他人则下乡教农民去了。他曾希望会见共产党的领导人，可是都不在。党总书记陈独秀当时在上海。回到上海后，他们两个人和孙中山先生谈了一个上午，当时孙先生和夫人同住在法租界寓所。一起去的人，有金汉鼎将军，朱德从云南逃出来时，他是同伴之一。朱将军以深厚的感情，回忆起与这位伟大的民族领导人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会见。那时，五十六岁的孙先生已经在革命运动中度过了三十七年，行动依然敏捷有力。虽然屡遭挫败，他对于未来仍然极为乐观。"他是个非常谦虚、诚恳的人"，朱将军说。"虽然被自己的部下出卖，离开广东，却还在筹划如何夺回广州，重新建立共和政权。他为此想借助于现在广西的滇军，要求我们帮助。他要求我们重回滇军，进行整编。他还表示可以先付十万元。金汉鼎当场答应下来，孙炳文和我则拒绝了。"孙先生很仔细地听我们说明拒绝的原因。孙炳文和我对于孙先生及其国民党信徒动辄与这个或那个军阀搞同盟的战术，已经失掉了信心。实行这种战术的结果，总是革命派败北，军阀势力增强。我们自己在这种一再重复的错误中已经度过了宝贵的十一年。中国革命到现在是失败了，俄国革命却获得了成功。俄国人的革命之所以能成功，是因为他们是采用了我们从未听说过的理论和方法的共产主义者。"我们告诉孙先生说，我们决定到外国留学，在重新回到中国的政治生活之前，要先会见共产党人，研究共产主义。省港大罢工的胜利和工人运动在中国的兴起，向我们证明，共产党人知道一些我们应该知道的事情。"孙先生对于共产主义没有任何偏见，可是问我们，既然要留学，为什么不到美国去，美国没有封建背景，又有很多进步制度。我们回答说，我们两个都没有可以在美国念书、在美国久住的款项，而我们愿意到欧洲是因为听说社会主义运动在欧洲最强大。我们还提醒他，美国也许对美国人很好，可是美国对于他为共和国而进行的斗争却从来不加援助。它只帮助和承认他的敌人。可是他自革命运动以来，始终渴望美国的援助。当然，欧洲国家也是一丘之貉，但欧洲已经出现了新的社会力量，也许对我们更有好处。"孙先生同意我们的意见。他谈到正在制定国民党的新政策，但是我们那时并不知道新政策是什么。直到两年后，这项政策才明朗起来，他当时是在促成广东革命政府和苏联的合作。"和孙中山会谈之后，三个人又拜访了国民党右派领导人胡汉民。这次会见的时间极其短促。朱将军毅然用这两句话否定了胡汉民："他是个十足的反动派，香港买办阶级的典型代表人物。"随后访问的是汪精卫，那时他作为知识分子领导人，享有盛誉，在国民党的地位据说仅次于孙中山。怀着素来尊敬知识分子之心，朱德在访问他时一定恭敬之至，可是回顾这次会见以后的十五年，汪精卫的毫无个性、反复无常的表现，使他对这个人只有鄙视。他们当时谈了些什么，他不是想不起来就是不愿去想了。即使不从政治上考虑，汪精卫在朱德看来也是令人作呕的。从头到脚充满了大丈夫气概的朱德，对于男不男、女不女，什么也不像的人物是毫无好感的。"看到汪精卫，就令人想到姨太太"，他以轻蔑的口吻说，"他努起嘴唇，说话的时候还用手做出慵倦的姿势，我只能看他而不能听他讲话了。他满身都是没落的封建知识分子的女性习气，很像个京戏里面唱小旦的。他夫人也在座，是个很男性的女子，很有几个钱。而他则是个穷光蛋。他夫人控制了钱，通过钱，也就控制了汪精卫。听人说，甚至他几时该和她上床，他几时该起身，都由她管！"接着就是和共产党总书记陈独秀的会见，朱德对于共产党是抱有很大期望的。他终于会见了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著名的教授、卓越的作家和编辑，共产党的创建人之一。陈独秀这时大约四十岁，面色黝黑，有些麻子，简朴地住在靠近公共租界的闸北区的一间小屋里。他精力充沛而又果断，谨慎而又寡言，他就在这间屋内领导着共产党进行组织地下工会的工作。对这次会见的回忆，显然引起朱德内心的很大矛盾，他对此也不愿多说。近年来围绕着陈独秀而展开的斗争也许能够解释这一情况，虽然这仅是部分的原因。朱德去会见时，原以为只要一提出加入共产党的申请，就可以被接受。因为国民党就是这样，只要申请便可参加。朱德以为共产党的手续也不过如此，入党之后，他相信就可从此踏上新的革命的道路。陈独秀冷落地看着来客，特别打量这个当时名声并不太好的将军——朱德。十多年来的军阀混战，以及混战对中国的影响，大概是他在一瞬间思索的问题。为什么一个远自华西专出军阀的省份而来的将军要加入中国穷人的党呢？朱德不知道怎样回答才好，他陷入了过去曾缠绕他的绝望情绪之中。陈独秀说，要参加共产党的话，必须以工人的事业为自己的事业，并且准备为它献出生命。对于像朱德这样的人来说，就需要长时间的学习和真诚的申请。朱德默然不发一言，失望地听着。他敲了未来的大门，而它拒绝为他打开。"那些日子真难过"，朱将军痛苦地说。"我感到绝望、混乱。我的一只脚还站在旧秩序中，另一只脚却不能在新秩序中找到立足之地。那时，上海有很多从云南逃来的难民找不到工作，无法生活。他们每天都找我要钱，不相信我并没有多少财产。我做了解释，可是他们不信。他们每天都围着我。我真觉得自己像个罪人。"一九二二年九月初，朱德和他的朋友搭上法国"阿尔及利亚"号轮船，把希望寄托在外国土地上，去探寻解救他们的国家的秘密。*本节选自史沫特《伟大的道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一九七九年版。注：①这次大会是由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发起，在广州召开的。去欧洲一路见闻船经过香港、西贡、新加坡、槟榔屿，到法国上了岸。我从幼年一直到革命时期，总觉得外国是了不起得很，一定各种关系都很好……一路上看到的却不如想像的那样好……一路最显著的是看到贫富的悬殊更厉害，阶级更明显。在那些热带地方，大洋房子、花园都很漂亮。但是就在那大马路的旁边，却伸出小破棚子，那里面的人，都是衣不蔽体，那样子在中国也还是不容易看到，那一种压迫打骂的现象，真是差得天上地下去了。在南洋一带有很多广东人、土人、安南、印度人，这些亡国灭种的现象，给人印象很深，过去，是没有这么确实的亲眼看见过的亡国奴的惨痛。对于外国的轮船交通是感到便利。同时感到海上的宽阔，一望无边……因为自己是陆地上长大的人，对于浩渺的海，实在是特别有趣味的，真是"秋水共长天一色"。经印度洋之后，中国人就少见了，多半是印度人、非洲的黑人，在做着苦力。黑人的世界，那真不是人的世界，不穿衣服，就是围个裙裙，多得很，住的房子更是说不上了。看到世界上悲惨的事情，不单单是在中国了。一到地中海，情形就感到十分欧化了，是另外一个环境了。刚刚是欧战①以后，各处打得残破不堪，帝国主义的元气都是还没有恢复，一般的创痕很深……在马赛上了岸，到了巴黎，都没看出什么帝国主义兴旺的气象。只是颓丧，虽然机器已经在运转，而那还是带着一种修补欧战创伤的形式。法国也就是这样。战争的恐怖还笼罩着一般人。充斥着……孤儿寡妇的车站上，贴着身讨钱的乞丐非常之多。另外一方面，远看巴黎的艾菲尔铁塔是很高的。我们上去一望，虽然巴黎是打得残缺破烂，旧的观瞻轮廓还是存在着。那时因为自己要做一个进步的共产党员，总是拿唯物史观的方法看世界……是打开天窗说亮话，是透开窗子的看法，帝国主义的表面好看，真看透它的内部，那就坏得很。是应该多着眼于穷人来看好一些。就在那时，法国还是满街上遛着悠然的绅士，晚上戴着大礼帽，穿着黑衣服，每天都似过节一样。这时期，在我思想行动上，都有很大的变化。起初几个月里，物质条件、交通这些看来很好，一路上心情都很愉快，生活也有着变化。不过在国内，一般过着军队的生活，说来那是进步的生活，同国外的生活差不远，而且在从前当农民的时候，就过得很有规律，天一亮就爬起来。后来在军队里，也是这样，到国外去过生活，还是比较适应的。沿路上没有学会外国语，英、德、法文都不会，很吃亏。事事得靠翻译，而那翻译也是靠不住的，因为他也没有怎样学得好，结果还是靠自己。以过去的军事经验看地图，凭记忆记着这个路那个路。那时反正是非旅行不可，还是大胆地去了。到哪里就先花角把子钱，买个地图旅行指南，就照那上面的去走。在路上也学了几句英文，数数目还是可以的。孙炳文会一点英文，也说不成。因为这样摸索，沿途对于地理了解倒是一个大的进步，虽然说是在船上、车上，可是经过都留有印象，而且也有兴趣，特别注意……到巴黎那里，有些朋友，就休息了几天，然后和同船的章伯钧那些人，统统到柏林去了。*本章各节摘自朱德自传，手抄稿本。注：①欧战，指第一次世界大战。留学德国路上花去了四十七八天，在一九二二年十月二十二日，我们到达了柏林，感到很舒服，像疯狂了一样，身体也强，精神也有，一切目的都达到了，快乐得很。从封建窠里一下跳到资产阶级的社会里来，而且在柏林，不久就找到共产党的关系了。在这里，看到欧洲的形势。那时也比较有了些建设，机器、工厂、交通，都有很大的不同。实际上资本主义社会的那一套，在上海、云南都见过，并没发现什么特别新奇的东西，只有外国的无产阶级及黑人这些，在从前是没有看到过的。那个理想中"外国的无产阶级比中国的中产阶级还好"是完全错了的，同样是没有衣服穿，也没有房子住。我就在柏林学德文。想去游览也不可能，每天总是想出来走走。没有翻译就买了一张柏林地图。那地图很好，房子、街道都清清楚楚，就拿着它去转。结果走路也熟了，就是电车不敢坐，硬是走路，学德文也学得快，认识街道也快。那些"老柏林"都是坐电车，不久，反而没有我这"新柏林"熟习了。那时旅行还多带着军事的眼光，一过哪里，一想就想到："这里若是打起仗来，应该怎么办呢？"然后在脑筋中就慢慢设法布置起来了……现在想起来，那时逛柏林很有趣，大街小巷，城的直径有几十里，周围有几百里，我连城外几十里地以内都走遍了。外国人都是很忙，昼夜不停的，也没有晚上，只在深夜一二点钟停一下，接着再来，电车又出动了。黑夜白天总是听乒乒乓乓，我到柏林住下来个把月才习惯了，可以瞌睡，不怕吵了。柏林有新城老城，我就住了很多地方。每天除去学习德文之外，就去买书逛街，德文书存了有几箱子。在那儿的朋友相当多，中国人有好几百。但是，来往的多是学生，想好好的过共产党员生活，那些官僚都不想往来了……几个月后，我的德文程度就可以去买东西、旅行、出街、坐车了。这样一来，就比较舒服了。不用两只脚跑路，经常出去旅行。柏林周围一两天路程的地方，只消几点钟火车，想去的时候买一张车票，一挂（票）就去了。每天来回有几十次车，随你哪时去好了。在那时，我差不多旅行了全部的德国，到处去过了。哈尔茨的山岭，山上就很有些趣味。在柏林这几个月，就是这样过的，真是舒服极了。住了八九个月之后，我就到哥廷根去了。在哥廷根，去念学校，其实听也不大听得懂，只是想念个学校挂个名字，这样旅行起来也方便，很自由的。按时间到学校去，一到下课时就又走了，那同班的人都互不认识。那时，我听社会科学、哲学……学生都各自住在外边。我的房子主人是贵旅，从前当过军官旅长，他的老婆也是贵旅。那老头六十几岁了，常常和他谈谈贵族的事情。住了大学的学生连街上的警察都不管，干错了事，警察看看护照就算了。哥廷根城小，中国人多，常常接触，谈中国话，德文可就糟糕了。早已参加了（革命）工作，在柏林开支部会，那时共产党员只有七八个。周恩来到巴黎去了，另外张申府、高语罕、孙炳文、夏秀峰、雄熊、熊锐、李季、章伯钧、廖焕星，廖的老婆是个德国人。邓演达那时到德国留学，同我们在一起。我学外国语搞不习惯，没有从写从读书着手，所以结果说话差不多，而在读书的时候，就吃亏了，后来慢慢的翻字典，可以读了，读的都是马列主义。在德国当时，马列主义的书籍到处都出得很多。在哥廷根一年，我又回到柏林去专门做革命运动，做学生会运动，还办了报纸。在柏林有学生会的组织，里面分成两派，一派是反对革命的。一派是革命的，大家来争这个学生会。结果争来争去的，打架打官司。我们那时是想争来做一个宣传机关。德国的共产党，学生运动，都做得很好。当时共产党的书记就是台尔曼。经过配合，有什么事我们就去参加，譬如在援华运动以及"五卅"召集的群众大会上。那是一九二五年。一次，因为保加利亚一个反动派的人物岑可夫被农民党刺死了，许多人因此被捕。我们为了要援助他们，在柏林城一家咖啡店里开会。那天到会的有三四十人，哪一国的都有。才开了不久，警察便来了。一下都给捉去，捉去就要坐牢。我们是外国人，样子又是学生……不过，那还是头一次看到外国的监狱，和中国的就不同，一个人住一间房子，有一点点的小窗子，透进光线来。那监狱是很高很深的，几层楼，把我们一下关到顶层上去。房内有一铺，一个外国人解手用的马桶，一个盘子，还有一只椅子，其它什么都没有，门上了锁。吃饭的时间把那一份黑面包、红豆豆送来。因为住的时间很短，我也没有吃他的东西。我只住了二十八个钟点，一天一夜多一点。后来就审问，一看有护照，他问，我们就回答是开学生会。那时外面还有很多人，没有参加，没有被捉去，就活动中国学生会来援助，中国大使馆就把我们保释出来了。一般讲，在那里，德国人对中国人是比对日本人态度好，一般都希望恢复关系和中国做生意。那时社会民主党在德国还没像现在压迫得厉害，党是可以取得公开活动的。在中国学生中间，真正属于革命者是少的，中间派不即不离的多，真正坚决反对革命的也少，只是讨厌你这一套。我出来后，还是在柏林做革命运动，作文章，写报印报。那时出了几个月的小报，《政治周报》，是油印的，每次印二三百份分发。争学生会，发传单。在"五卅"、孙中山的死、孙中山的诞生纪念日，都有很大的运动，都印有油印的德文宣传品……这些工作都是以共产党员为核心，和很多同情者做起来的。在柏林，我们组织有国民党的支部，我们都参加进去，而且领导了它。当国内在广东开第二次国民党代表大会时，我们的支部就派了高语罕做代表回去了。我第二次又被捕，就是"五卅惨案"发生，传播到柏林，为了援助上海的罢工，开了很多的工人大会。我因为参加了一个德国共产党召集的大会而被捕了。因为有前一次的案在册，这回他们也不审问我了，好多德国的工人团体去法院里起诉，说"是我们开会请人家来的，为什么把人家捉起来？"要求放出来。可是，这时中国的公使知道我是共产党员，就不管我，不再保释我了。这样我的护照被扣去了。当时孙炳文还在哥廷根。德国、法国都同时赶出这样一批人来，经过美国革命者抚恤会的帮助和办理护照买船票。这个组织很大，是共产党的外围团体，它有着捐来的款子，专门帮助世界上坐牢的革命者。公使馆不管我们了……这样，我由波罗的海到苏联去了。我从德国这样被赶出来，非常痛恨。不过在这几年中间，脑筋思想都大大改变了，坐在帝国主义家里来看帝国主义，倒是清楚一些。在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方面，也有很大的进步，我读过了很多这种书籍。在这"休养"时期，重新准备的时期，我把自己的思想、行动都重新检讨了。现在想起来，那时的确是有很大的进步。愿终身为党做军事运动季子、莘农①同志：我前一星期两函，谅已收到。转托中国代表（驻莫的）②一封介绍信，往德共总部，使我加入他们的军事组（此事可能否）研究数月，即来莫入东方大学③，再入赤军④研究军事。归国后即终身为党服务，做军事运动。此种计划，在莘农同志留德时已定，我始终竭力办此事，均未有效。去冬欲偕莘农同志往莫，莫方以额满为拒，德组⑤为申送事，逼得治华⑥出党。今岁法组⑦送五人到莫，接任卓宣⑧同志函，法组送四名，德组送一名，熊锐⑨或朱德前往。那时我已准备来莫，后又未果。似此种种困难情形，看来或是我党员资格太差，或是我行动太错，不能来莫研究，或同志中有不了解我的，说我是军阀而官僚而小资产，终不能做一个忠实党员的吗？以上种种疑误，是我的环境使然，不明我的真相的人，决不晓得我是一个忠实的党员。我现在决心两月以后即动身来莫，如东方大学准我入，我即加入听课；如不许我入，我亦当加入莫组⑩受点训练，即在外住几月，亦所不辞。治华倘然与我同来，惟住房子的问题是不容易的。如不许我入校，那就要请你们帮我觅得住处，我一定要来。如以后不能住了，我即回中国去，专为党服务。以上所问，请你俩不客气地、爽爽快快地答应我。或可能入校，或可能租房自住，二者必求得一，我心即定了。莘农同志何时归国，亦祈示知。此间数月来，为民党（11）工作及改组学生会（12）运动，颇生趣味，亦收点成效，惟荒了我们的主义研究，亦属可惜。我正月移居柏林，专为民党活动，经理报务，也印出一小本《明星报》（13）来。对外发展是很困难的。专此作为革命的敬礼。旅莫诸同志统此问好。朱德顿首三月七号*一九二二年十月，朱德赴德国留学。同年十一月，在柏林经中共旅欧组织负责人张申府、周恩来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是一九二五年三月七日朱德为赴莫斯科学习写给季子、莘农的信。注：①季子指李季，莘农指陈启修。是当时在苏联学习的中共党员。②中国代表指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③东方大学，全称是"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一九二一年创办于莫斯科。它的任务是为苏联东方各共和国培养干部和为帝国主义殖民地、附属国培养干部。三十年代末停办。④赤军指苏联红军。⑤德组即中国共产党旅欧组织旅德小组。⑥治华即贺治华，又名贺稚华、贺稚。⑦法组即中国共产党旅欧组织旅法小组。⑧任卓宣，一九二三年时任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执行委员，后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当时任中共旅法组织负责人。一九二七年被捕后叛变。⑨熊锐，当时在德国留学的中共党员。⑩莫组即中国共产党旅莫斯科中山大学支部。（11）民党即国民党。（12）学生会指中国留德学生会。（13）《明星报》指朱德主编的油印周刊《明星》。留学苏联从德国经过波罗的海，在一九二五年七月间，我到了苏联。在列宁格勒被很好的招待，因为我们是一群政治犯，被驱逐的人们，特别被约去各处讲演，宣传了帝国主义罪状，到处被欢迎着，还参观了很多地方。正是列宁死后不久，正是施行新经济政策的时候，物质条件还相当困难，内战中打烂的东西还没有恢复，街上还相当破烂，人们穿的衣服也破……同来的有些人就印象和我不同，他们说巴黎、柏林人又多又热闹，我就反对这种说法，我说："在巴黎、柏林那里，那么多人每日花了多少钱，做出了多少事？在列宁格勤可就没有游手好闲的人。每日节省了多少钱，做了多少事。经济困难那是因为刚在激烈内战之后。我们从这一点来看，社会主义是在一点点搞起来，这一点看不穿，那是资本主义的眼光。"有很多人，对于苏联是带着浓厚的幻想。我对于苏联是认识比较透彻些。我把这样的意思，坚决地同那些到列宁格勒马上失望的人做了辩论，纠正了这样的现象。在柏林的时候，对帝国主义内无产阶级的力量、工人运动都有了相当认识，不仅看到了那种形势，而且参加了当时的运动。对于德国从欧战中垮台下来，为什么到一九二四年，英国、美国又借款给它，把它救起来，以及以前的革命高涨……这些问题我们都相当地讨论了。而且从这环境中间，认清中国革命问题是与国际问题相联的，而且了解到革命决不是某一块地方的事情。在德国，每星期我们都开两次讨论会，讨论的多是这些理论问题。在苏联又开始学习，进步就更大了。思想、各方面都有了很大开展。唯物论辩证法，在德国和李季他们也常常讨论过，多不很深刻。在苏联得到实际，参看了好些计划表册……这时我比在柏林时看世界更要深刻一些了。同时更把中国的事看通了。主要的是在学校里，中国经济地理这一门功课材料非常丰富，对我们益处很多，其中统计表、数目字，都是很多。接着又研究了世界上的经济地理，哪一国哪一国都搞清楚了，打下了很坚固的根底，以后看什么书都有把握。根据数目字来判断政治是容易的，没有数目字是空洞的。有很多同志就怕，记数目字就头痛。我偏偏要记，愈是复杂的数目字，愈是要记得清楚，因为我的数学搞得还算好，所以对科学、经济学、军事学、马列主义，都有很好的注意了。我先在东方大学念了几个月，随后我去避过暑，学习打野营，学习军事，野营归来以后，我就到一个秘密的军事训练班去继续了六七个月。在那一年中间，除了广大的宣传会、劳动节以外，根本没到街上去过。一天都老是学习，关在小屋子里研究。指导我们的教员也好，都是特别请来的专家。另外就忙着参观，参观对于我们也有很大的影响，我参观过革命博物馆、历史博物馆、学校、工厂，还做了军事学的实验，如毒气爆炸。我深深感到以唯物史观来建立科学的教育，的确是进步的。可以根据数目字、画、表，一滴一点是有证据的，有计划的，推进的。在这样的环境中间，处处看到那样广大的运动，自己也投身在这广大的运动之中。那些大公无私献身于世界的无产阶级革命者，不但坚决而且处处是实际行动。我在柏林那儿，就曾经说服了很多人加入了共产党，也说服过很多反动派的反对。在莫斯科，一些调皮的同志，更很容易地说服了。一般，我在那时还具有着中国旧社会的好的道德，同时，也是革命的前进者，一般人听了我劝告他的话后，给人的感想相当好。我还喜欢处处去讲世界上的事情，有些人很爱听。那时，我也看清了整个世界的系统、各种组织，这对组织观点可相互影响，这对于我回国后在一般团体里，对同志亲密爱护，都有着影响。在莫斯科那些地方，城市没什么奇怪。我对于那深深的乡村、广大的森林、田野上的道路，以及热烈地进行着的大规模的耕种，很喜欢，因为我有一种习惯，喜爱名山大川，优秀的地方总想去看看。在苏联的确跑了不少，我顶高兴的是那大的森林。不大喜欢热闹的大城市，在那儿住久总是不大舒服，旅行中间就舒服。看那些动物园、展览会，还没有爬哈尔茨高峰那样有兴趣。我对巴黎那样大的戏园都引不起很大兴味，这一点也许是残存的农民意识吧。在中国，正是革命高涨的时候。在一九二六年六七月，我便得回国了。在苏联这一时期是精神顶愉快。最舒服、最快乐的一段。身体也很好。脖颈上长的癣在莫斯科经过电烤也好了。那时我还想学习，如果再住年把，可以多学习很多东西。可是大革命起来，便被催起程了。从莫斯科走了十四天西伯利亚铁路，到海参崴去。在西伯利亚沿途望见整片森林，是苏联很大的一笔财产。铁路修得很伟大、宽敞，很了不起。车窗外的旷野是那样广大辽阔，在中国是很少见的。有些地方还没有人烟，是很好开发的。到了海参崴，船不通航。那正是暑天，我就到离海参崴十九里路的过去王公别墅去避暑。那是海边上，时常洗洗海水澡，很舒服地住了一个月。那会儿海参崴市内已修起电车。不久，我就搭船经过日本门司，一直到上海来了。天天读书网（www.book.d78i.com）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