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沃森自传》-28

官员看来对我们就越友好，他们对于莫斯科和华盛顿之间的恩恩怨怨也越不关心。我一次又一次地亲眼看到第二次大战的创痛仍然深深地影响着他们的生活。我和奥利夫在伊尔库茨克附近遇到一位妇女，她的父亲曾是贝加尔湖的渔民，战争年头他向斯大林的军队供应鱼类食品。贝加尔湖有近400 英里长，也是世界上最深的湖泊，但在 1941年到 1944年间，为了供应士兵食物所需，鱼源几至枯竭。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经在俄国帮助过他们，人们一直把此看成是一种壮举，因此，我在工作中所遇到的挫折和这些良好的愿望相比就无足轻重了。我觉得我在驻苏大使这个位置上的工作还赶不上我在军备控制和裁减军备咨询委员会里的工作有效。我现在要做的是坐在那里静观事态变化，也看着卡特总统象一颗流星那样陨落。大选那天我正在布鲁塞尔参加讨论人权问题的使节会议。晚上当我上床的时候我想大选的结果马上就要揭晓了，当我醒来的时候得知，里根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我感到一种挫折，沮丧和失望，但也觉得是一种解脱。我想： “只要再过两个月后，我就可以走人了，那时候我也就轻松了。”当我终于要离开莫斯科的时候，俄国人确实有些动感情了。我想他们大概不愿在美苏关系处于最低点时看到我离开莫斯科，因为他们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老兵们是深深地敬重的。葛罗米柯的助手契尔年柯对我说： “我们能力你做些什么事情吗？我们还是可以做点儿姿态的？”我马上说到了出现在我脑子里的第一件事情，我说： “对你们来讲最好----------------------- Page 246-----------------------的姿态是让那几个不同宗教信仰者坐我的飞机一起走，怎么样？”契尔年柯看来非常吃惊，他说： “哦，这件事我要报告外交部长。但说老实话，我想我们不会同意的。我认为你也不是真想那样做。”我不得不承认他是对的。这些宗教信仰者只能滞留在使馆里，如同使馆的 “游牧民族”，所以我想把他们弄到美国去。在我碰了钉予以后，苏联外交部为我举行了一个小型的告别午宴。1981年 1 月 15 日，我和奥利夫乘坐美国军用飞机离开了莫斯科机场，结束了这段短暂而又令人不愉快的外交生涯。----------------------- Page 247-----------------------第三十四章当我1月从莫斯科回来时，正好离我决定从 IBM公司退下来有 10年。我原来一直梦想担任大使，这项工作能为结束冷战做出贡献，这个愿望的破灭使我感到有些沮丧，但这丰富多采的 10 年又使我感到特别的幸运。在这 10年中，我的身体恢复了健康，终于摆脱了公司的业务，实现了冒险旅行的计划，而且还在公共事业方面为家族赢得了荣誉。在这一点上，父亲是从来没有时间去顾及的。我的生活和父亲的生活真是大不相同，我自己对此都感到吃惊。我在年轻的时候从来没有想到过在我和父亲之间做什么比较，我总觉得他是个大人物。我也没想到我会适合做生意。为此，我用了很长时间去考虑，最后才决定投身于 IBM公司的事业。然而，我后来是个事业的成功者，但公司占有了我和我的家庭足足20 年的时间。我退休时的年龄比绝大多数人都年轻。当离开公司时，我的心是受到创伤的。但话又说回来，如果我在公司里一直呆到正常退休的年龄，那也赶不上父亲经营公司的年头。他在80 岁高龄时仍然每天上午过问公司的业务，我那样做的话也就只能在 1BM 公司默默地终老一生，不可能象现在这样远在 IBM公司业务之外取得如此辉煌的成绩了。我知道现在要承认自己已经老了的现实。但我最大的担心是自己没有把全部的光和热散发出来，我的脑子已经开始萎缩，我的生命也不如以前那样生机勃勃。我想我已经不适于干那种咨询委员会一类的工作了。早在我离开莫斯科之前，我已经精心准备好做一点符合我自己想法的事情。我打算就当前美苏关系这个领域里做一些工作。我在布朗大学建立了一个外交政策发展中心，专门研究美苏关系。令我高兴的是我在驻苏使馆的助手盖瑞森离开了外交界，选择回来担任这个中心的主任。我实在找不到比他更合适的入选了。但除了这些事情外，我们回到格林威治的家后情绪一直不高。奥利夫对我说：“为什么不轻松轻松呢？看望一下你的孙几们，再去加勒比海转转。”我真的去转了两个月，但最后还是对自己的这些工作放不下心来。我依然怀念担任 IBM公司头头时大权在握的以往日子。然而，看到公司的业务在法兰克的领导下蒸蒸日上我也很高兴。到 1984年，公司的规模已经比当年我管理的时候扩大了4 倍，年销售额高达 260亿美元。公司的业务量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哪一个总裁都难以想象管理工作是如何的艰难。但是法兰克用沉稳而出色的办法把公司办得日新月异。下一年春天，他将把公司交给约翰。欧伯尔。欧伯尔则希望我重返公司的董事会。在我担任大使后，我就从董事会退出了。我告诉他，我离开董事会也许是更明智的选择。但他说：“你不能不回来，你在公司的历史上占有太重要的地位了。”他还说，我不过才 67 岁，我听了这些话后又回到了公司的董事会，担任所谓的 “荣誉主席”。几年之后，当我满70 岁的时候，我和其他董事一样从 IBM公司退休了。这个条例是我亲自制定的，因此我自己应当严格遵守。1981年6 月，我在哈佛大学毕业典礼上发表演讲一事又着实使我激动一番。哈佛大学有个传统，那就是请来发表演说的人不一定要有高度文化造诣的人，只要是新闻人物就可在邀请之列。他们在全国范围内选中了我，使我感到十分高兴和荣幸。我是在二月底接到邀请的，然后就着手准备工作。我的父亲和弟弟都是天生的公众演说家，而我却难以面对听众。所以对我来讲，弥补的办法是做审慎的准备工作，我把稿子写了一遍又一遍，然后请了两三----------------------- Page 248-----------------------位专家做修改，自己再对着录音机练习演讲，最后又在奥利夫面前试讲，她是我最耐心的听众。到三月末，尽管还有 10个星期的时间，但我已经按捺不住心头的热情而跃跃欲试了。但后来接到了一个电话，那是一位叫安德鲁 ·希思凯尔的朋友打来的，他退休前是 《时代》杂志董事会的主席，现在是哈佛大学校董事会的成员。 “你的演讲取消了，”他说：“我们请了里根总统，他已接受了。”人们一定会以为我会有受到了污辱的感觉，可是实际上我倒感觉他们使我轻松了下来。此外，当你被美国总统所取代，那你当然也无可抱怨。我对奥利夫说： “你想想看，我为了准备这次演讲已经弄得焦头烂额了，现在却不必再去费心了，”但是就在毕业典礼前的三个星期，我又接到了希思凯尔的电话。他说： “你还是得来做演讲。”他还解释说，白宫对这件事有些误解，里根显然以为他接受演讲的邀请后会得到荣誉学位，但哈佛大学很少把这项殊荣赠给任何在职的美国官员，当里根的下属发现这个问题后就告诉哈佛大学，他不来作演讲了。然而，这对我就无所谓了，我不仅不是政府官员，而且我早就获得过哈佛大学的学位。1981年6 月4 日，我终于坐在哈佛大学校园的演讲台上了，另外，还有其他贵宾，如万斯、亚当斯、博格斯等。校长博克先讲开场白，在他讲话之际，我看了看周围，也让自己的思绪放松一下。我在想哈佛大学的校园有多少年头了、是啊，至少有 100多年了。低年级的学生就是从这里走出大门去协和广场参加军训。后来我听到了博克校长介绍了我的情况。但正当我走到他身边的演讲台那里，天空中响起了巨雷声，接着是一阵大暴雨倾盆而下。毕业班的学生都坐在外边草地的折叠椅上。高年级的学生开始走向周围的宿舍避雨，然而电视仍在转播毕业典礼的情景。博克建议暂停几分钟，等大雨很快过去。我则对他说： “看来这雨还要下那么一阵子。”“你的意思是你现在就开始讲演？”他说。我说，是的，更多的学生开始慢慢地向宿舍走去。我觉得这雷声和暴风雨来得正是时候，因为我讲的题目就是关于核战争。我就是要把我在华盛顿和莫斯科工作中所学到的东西作为题材，来给这些青年学子上一课。我所要讲的东西和他们从里根总统那里听到的东西是有很大的不同。我说： “使用核武器的结果没有任何赢家。核战争将破坏和毁灭一切。我们将不得不面对好心的幻想：每个愿结束军备竞赛的人必须对美国的国防采取温和的态度，对共产主义也要采取温和的态度，这种幻想可以说是热核麦卡锡主义。原因是为寻找摆脱当前困境的办法，也为了寻找谈判的途径，为了生存应避免对抗和战争，这是人类长期而光荣的传统。当务之急是改变和拨正我们的航向，走上唯一通向未来的希望之路。当然，不是仅仅采取某种单方面的行动，而是走向达成一系列、紧急的、可核实的裁减核武器协议的漫长之路。”这时，雨也停了，学生们回到了他们原来的地方，会场上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我的演讲受到了热烈的欢迎。 《哈佛》校刊在登出我的讲话时用了套红醒目标题—— “一个资本家鼓吹裁减军备。”《时代》杂志和波士顿的各家报纸也都摘登了我的讲话。一时间，邀请我演讲的请柬纷至沓来。我发现自己都快变成军备控制的代言人了。过去我没有太注意要求冻结核武器的运动，我对核武器的怀疑态度使我和他们一拍即合。现在我则和这些正在蓬勃发展的反核团体经常地对话了。----------------------- Page 249-----------------------在哈佛大学和布朗大学这样的场所得到响应是比较容易的，因为那里都是年轻的学生。但要说服那些握有实权的人物可就另当别论了。我第一次能够赢得那些有影响人士的心，并得到认同是在 1982年，当时我受邀去“波海明营”演讲。这是一个夏天私人避暑的圣地。每年夏天，全美国有两千名最有钱和最有权势的人物来避暑和集会，其中包括理查德·尼克松、乔治·布什、亨利·基辛格，还有伦纳德·克·费伦斯通等一大批科学家、艺术家和企业家，他们使营地充满了活力。我倒并不是喜欢这种场合，因为那里要开一大堆的会议，还要不断地和陌生人谈话。我年轻的时候，父亲曾经对我说过，如果有机会参加 “波海明营”的机会，那就千万别放过，因为那里是个“星光灿烂”的场合，营地的气氛也是别处所没有的。我的一位朋友在 1957 年帮我加入了该营地，我的父亲在这前一年去世了。但是要作为营地的主办人之一就非常困难了，要在排得长长的名单上轮到你，有时要等上20 年的时间，除非你有特殊的关系或原因。我第一次去是应父亲的老朋友罗威尔·托马斯的邀请。营地是在俄罗斯河附近，距旧金山约70英里，每年只在7 月份开放16天。全营地共约有 100多个 “帐篷”，每个 “帐篷”都有一个不落俗套的名字，如“地道别墅”、“鸟舍之家”、“毒漆树”等。托马斯的“帐篷”叫“山顶洞人”，那是一个最大的“帐篷”，成员包括伊迪·雷肯伯特和老海尔伯恃·胡佛等人。到营地去真是给人印象深刻。当汽车驶过注有 “私人财产”的标牌后，所进入的地区就有无数个平台，每个平台上都标有 “帐篷”的名字，谁也数不清那里到底有多少个 “帐篷”，因为这些“帐篷”都分布在陡峭的山坡上。占地面积约2.7万英亩的浓密树林中有些树与公元同龄。每个 “帐篷”都有自己的厨房和住房，人们在那里吃喝谈天。整个营地都由小路和桥连通起来，所以当你出来散步时会碰到很多知名的大人物。绝大多数人去那里是为了摆脱日常的事务和工作。因此， “波海明营”的格言取自于莎士比亚名剧“仲夏夜之梦”的名言： “忙于编织的蜘蛛不要来此地。”当我管理 IBM公司的年月里，我作为营地的客人去过七八次了。但真正深入到营地的活动中去那则是 1981年我从莫斯科回来之后。那年夏天，他们邀请我去营地演讲。该营地的传统是发表 “湖边讲话”。他们一般是架设起麦克风，午宴后营员们沿湖席地而坐，只有老年人可以坐在舒适的椅子上。当我站起来准备发表演讲时，看到我前面的听众中有一些地位很高的人，亨利·基辛格就是其中的一位。能荣幸地在这样的场合发表裁减双边核武器的演讲，我使出了浑身的解数。就如同所有好的推销员那样，我有把握把自己的思想 “推销”给听众。自从那年在哈佛大学演讲后，我的思想一直在不断地发展，我信心十足地认为，我自己关于国家安全的思想既全面又现实，已足以与那些老资格的政策制订者一比高低。我不仅能阐明为什么我们不得不减少对核武器的盲目依赖，我也能描绘出美国在没有这些核武器的情况下如何去保护自己利益的前景。我的态度是要重视苏联的军事力量，在没有加强我们的常规力量之前不能削减我们的核武库，甚至应该恢复征兵制和增加税收。还有，我认为反核的抗议者们是有一定道理的，他们是普通的美国人，他们对事实的直接感觉，使他们觉得我们的核武器已经超过了我们所需的数量。我告诉听众们，当我担任军备控制和裁减军备咨询委员会主席时了解到，核战略问题如同所有其它国家大事一样，通过辩逛会使事情更加清楚。----------------------- Page 250-----------------------我说： “有关核武器和对苏联关系的所有决策有必要由公众来参与。其中没有秘密，我们每个人都能够，也必须参与决定我们国家的命运。决不要以为这件事情太复杂和太秘密了，更不要以为我们外行应当把它们交给那些内行来决定。当然对我们大家来讲，把我们美国的共识传给那些军事战略家和技术人员是十分重要的。当我结束讲话后，掌声十分热烈。但我盼望他们能做更多的事情，譬如，人们起而向里根发电报呼吁，或者对在听众里的参议员们说： “沃森先生是对的，对这个问题我们应当有所作为。”当然，实际上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但在那大傍晚我听到了两位营地人员的谈话，其中一个人说： “你听了沃森的演讲了吗？”“没有，”另一个人说：“讲的怎么样？”“太妙了，简直太妙了！”“你有没有听到什么你不知道的事情？”正当我自豪地听另一个人讲下文时，却没有任何回答声。我感到十分惋惜。之后，我在那些持有强硬观点的听众中作过多次演讲。为安纳波利斯市中级海员作过报告。罗得艾兰州的新港海军学院也邀请我发表演说，他们的反应显然是无动于衷。我当然也知道那些保守人士如何看待我，他们无非认为我不过是个老政治家，曾经出使过俄国，精通自己的业务，但在核武器问题上的看法有点古怪。令我感到欣慰的是，许多其他杰出人士也积极主张裁减军备，在几年的时间里，反对军备竞赛的公众舆论被大规模地动员了起来。在里根上开始执政的年头里，70％的民众支持增加国防预算，但在他第二任总统期间，已经是只有少数人希望增加军备，而 77％的人主张立即冻结双方的核武库了。但当人们提出冻结核武库的要求后，我自己则开始尽量少讲，我觉得什么事情都想做成的话，结果只能使自己失望。我又开始把精力集中到飞行和航海活动中去，开始单独驾船穿越加勒比海。这次航行只有 1oo0英里，但一个人驾船航行实在尝够了孤独和恐惧的感觉，这实在不令人喜欢。于是我归来后，又着手组织一次由一组业余海员参加的远航。1985年末，我终于如愿以偿地实现了长时间被推迟的周游合恩角的远航计划。第二年的夏天，我们又北上沿着拉布拉多海岸一直到达哈得逊湾。我为进行这些探险而感到骄做，但每次探险后的热情又激励我很快去筹划另一次冒险航行。偶然我也利用航海冒险的空隙发表演说或写上一段逆潮流而动，有关军备控制和美苏关系的文章。我敢肯定，里根的政府中没人愿意听取我的有关苏联问题的意见。大概只有戈尔巴乔夫还有可能希望我能继续为美苏两国关系做点事情。许多年以前，我曾要求苏联准许我再度横穿西伯利亚，沿着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载着布莱德雷将军飞行的路线，作一次 “回顾飞行”。这项要求当然不是件平常的事情，我先是和苏联的高级官员阿巴托大讨论，他当时很难理解我的意思。他简单地以为，我不过希望开着一驾私人飞机，沿着莫斯科到东京的商业航线航行。汉莎航空公司和法国航空公司一直在这条空中走廊里飞来飞去，所以阿已托夫认为没有什么问题。但当我拿出地图，指给他看当时穿越西伯利亚的租用航线时， “他面有难色他说：“这可不太容易解决啊。”这件事情一直可追溯到 1979年，由于苏联的官僚主义，我的要求如同石沉大海，一直没有回音，直到戈尔巴乔夫上台，苏联开始寻找和美国套近乎的途径。那是在 1987 年的春天，在一次外交关系委员会的会议----------------------- Page 251-----------------------上，我偶然碰到阿已托夫，他对我说： “汤姆，现在可以了，你现在可以驾着你的飞机，实现你的回顾飞行了。你只要和苏联航空公司联系中途加油事宜就可以了。”他们仅仅给了我 6个星期的准备时间。我在几年前买的利式喷气机在长途飞行中可以搭乘 6位乘客，两名驾驶员。我的副驾驶员是鲍伯·菲伯特，他多年来是 IBM公司的优秀驾驶员之一。我希望奥利夫能和我同行，但她因有病卧床而只好呆在家里。我带上了 16岁的孙儿威利同行，他是我儿子的独子。还有盖瑞森和他的夫人，以及 《时代》杂志在军备控制问题上的著名记者史特罗比·塔布特。我们在 1987年 7 月5 日从韦斯切斯特的机场出发，两天后我们就进入了苏联到达了莫斯科，途中两个晚上我们是在雷克雅未克和赫尔辛基度过的。阿巴托夫发来电报告诉我们。飞机可在下午5 点半后进入莫斯科机场，我们的飞机非常准时地在机场降落。当我们的飞机在跑道上滑行时，开过来一辆汽车，把我们引到了专门的停机坪。然后，阿巴托夫和马祖鲁克将军从车上下来迎接我们，马祖鲁克将军是苏联的传奇飞行员，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担任阿拉斯加至西伯利亚空中的专线的司令。他已经80 岁了，满头的白发，腰也弯了。大战期间空中专线行动是他一生中辉煌时期中的一段。当他走向飞机时，他的面庞上挂满了泪珠，他伸开两臂拥抱着我，吻着我的两颊，尽管我刚刚降落，情绪还没转过来，但也早已热泪盈眶了。我们用香摈酒来庆贺顺利到达，当晚为我们举行了宴会，还有好几个人陪餐。他们赞颂了我在战争时期的贡献，尽管有些言过其实。我们在莫斯科停留了一个星期，以便检查和确保我们为这次飞行所要做的一切事情都已安排就序。与此同时，我也得到机会再次会见安德烈·葛罗米柯。现在戈尔巴乔夫已经把他提升为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这是一项荣誉性职务，他比以前也宽厚多了。我们做了一次亲切的长谈，最后他不再通过翻译而是自己直接用英语说： “你知道吗，我对你担任大使期间历经的艰难感到很遗憾。我们曾经对你出任大使寄予厚望。在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你曾在这里呆过，我们把你看成一位战友，本来我们可以一起完成很多事情，很可惜，你来不逢时。”他说这些话是非常善意的，使我感到我在苏联担任大使期间并没有白白浪费时间。7 月13号，星期一，我们终于飞向西伯利亚了。我们每天只飞行四五个小时，晚上就住在偏僻的城镇上，象西部低地诺沃西怕利克等地方。如同在战争期间那样，我们机上有一名苏联的领航员，以确保不致偏离航线，误人禁区。但在其它方面，这次飞行和 1942年战时的飞行有极大的区别。那时候我驾驶的是B—24型轰炸机，每小时的飞行速度是 1.80英里，而我这次驾驶的利型喷气机时速高达6oo 英里。那时轰炸机机舱内的暖气经常出故障，如果不穿皮羊毛飞行服的话，就会被冻成冰棍。我还记得布拉德利将军在机舱里，为了驱赶寒气不被冻僵，不断地喝伏特加酒的情形。但我现在驾驶的这架利型喷气飞机的设计是符合高空飞行要求的，所在的飞行高空温度一直与西伯利亚的严冬一样寒冷，它能经住高强冷的侵袭。在飞行操纵空间，我透过窗户向下面望去，再次为壮丽的俄罗斯山河而陶醉。偶然也会看到袅袅的烟雾，烟雾下面一定会是巨大的工厂。除此之外，下面都是一望无垠的旷野，没有路，也没有村落。这使我想起亚历克斯历险记中的记述，他当时描写了还没有开发的美国，但他早在 19世纪30 年代就----------------------- Page 252-----------------------预言，美国和俄国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国家。我们每到一个机场，当地的官员和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老战士都会来欢迎我们。他们还在机库里为我们举行欢迎仪式。我们在一起狂饮，畅谈美苏之间的友谊，一路上都安排了这些令人难忘的活动。我们终于到达了雅库茨克，在战争期间，这个位于冻土带的前哨城市使我永远不会忘掉。那是在一个暴风雪的日子，我差一点坠机身亡。现在这里已经是一个明亮而又朝气蓬勃的新兴城市了，当地政府还在这块永久的冻土层上盖起了 10层的楼房。从空中能看到城市靠勒那河的港口上各种机械设备正在繁忙工作的兴旺景象。当我的飞机终于在跑道上降落的时候，我对机场的巨大变化感到十分惊讶。在 1942年，那时所谓的机场不过是在一片开阔地上有一条柏油跑道，而现在已经发展成一个航空中心了，那里停放着各种型号的飞机群。布长在机场欢迎我们，并陪同我们进城。天气暖洋洋的，道路两旁树影摇曳，我所能回忆到的过去的东西都已不复存在了，劳改营也消失了。地方博物馆变化不太大，我散步走到那里，那里的展品不多，有一些绘画、素描、手工艺品。然而展出的动物骨骼却是我一生中所看到的最奇怪的东西之一。我在开始本次飞行前，向博物馆的老馆长提供了战争期间在这条 “租借飞行线”上飞行活动的照片。他安排了一次小小的展览。我发现，我和战友们的照片也被展了出来，那个展厅里还放着一个巨大的柱牙象骨骼，还有一具爱斯基摩公主的木乃伊。在那天下午，我在勒那河的河滨散了一个小时步，在那里我回顾了我的一生。当我年轻的时候，我就是在雅库茨克这个河滨城市重振了我的自信心，布拉德利将军就是在这里提升了我。从此，我赢得了全体同事的信赖，我的机组人员也从那时起把我看作是他们的领导。我放眼向大河望去，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河面没有冰封的情景。我心潮起伏，无论我的生命将延续很多年，还是就将终止在明天，此时故地重游总算实现了我的夙愿。由于苏联方面的安排，我十分荣幸地会见了当地八九位当年参加 “租用航线”工作的老战士。当我见到他们的时候，马上认出了其中的一些人，他们当中有一位结实的小个子机械员，当年他为布拉德利将军和全体空军工作团的成员每人准备了一双高到膝盖的毛皮靴子，当地的雅库茨克人也都穿用这种靴子。这些靴子非常实用，使我们的双腿兔遭严寒冻僵。45 年后的今天，我仍然深深地感激他。那大的盛宴令人永远难以忘怀。当夜我在幸福的回忆中进入了梦乡，我知道，这次旧地飞行是我最后一次远程冒险飞行，它将永远使我回味无穷。----------------------- Page 2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