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沃森自传》-21

过头是谁的过错。幸运的是最后会见没有迟到，进行得很顺利，没有辱没沃森家族的名声，但我想，如果父亲地下有知的话，不知会说些什么。----------------------- Page 184-----------------------第二十六章1955年年中，我从收音机里听到尼基塔·赫鲁晓夫将访问美国。我想如果邀请他来公司的某个工厂参观一下，那将是让 IBM公司扬名的好机会。在发出邀请之前，我给国务院打了一个电话，以确认我的做法并不违背外交礼节。一位负责安排赫鲁晓夫访问日程的官员接的电话。我对他说： “我们很希望邀请这位总理访问 IBM公司，不知是否会给国务院添麻烦。”他说： “没什么问题，但他不会去。”我直接向克里姆林宫赫鲁晓夫那里发了电报。电报中说， “我诚恳地邀请您参观我们先进的电子工厂。我们波镇、纽约、加州和圣何塞等地都有这样的工厂，您哪怕在那里只作短暂的访问，我们都欢迎，但我们建议您，如要真正了解我们的产品和生产人员情况的话，最好上午就来，然后在本公司用餐。”我连续几个星期也没得到任何信息，我们这样做不过是算穿针引线，并没有指望有什么结果。没想到过了些时候，我们在圣何塞工厂的总经理给我打来电话说： “要我给您做些什么吗？”“你是什么意思？”我摸不着头脑地反问。“刚才我接待了两位苏联中将，他们是来工厂做安全检查的。”总经理说。我想，这意味着赫鲁晓夫同意来访了。我在一个月前刚刚去过莫斯科。那年是冷战短时间解冻期，艾森豪威尔和赫鲁晓夫都力求增进两国人民之间的理解。那次去莫斯科是为参加美国在莫斯科索科尔尼基公园举办的 “消费品和科技展览会”。IBM公司送去了RAMAC （会计和控制的随机存取方法）型机器参展，这种机器在记忆功能上有很大的进展，展出六个星期里，共约 250万苏联群众蜂拥而至，参观了展示美国繁荣昌盛的展览会。其中有一项是美国最新家庭用品展览，在那里赫鲁晓大和当时的美国副总统尼克松展开了一场 “厨房论战”。争论的话题是，赫鲁晓夫认为美国的这些展品是在愚弄俄国人，美国的普通家庭根本不可能使用得起这些家庭用品。抛开美苏二强之间的紧张关系不谈，我觉得在莫斯科街道上漫步是令人十分惬意的事情，这是我自二次大战后第一次回到莫斯科，再次从莫斯科国家大饭店乌瞰下面的红场，当时对来这里访问的西方人是有许多限制的。俄国人把列宁曾经住过的那套房间分配给我住，这可以说是某种奇迹。这套房间是列宁在1917年流放归来之后住过的，这里可以说是全国的一块圣地，但我对这里很熟悉。在 1942年，我随同布拉德利将军参加军事代表团的工作时就住在这里，许多夜晚我们就在那里打扑克牌度过的。IBM 公司为了赫鲁晓大的来访整整忙了几个星期。他将按计划访问好莱坞电影制片城、一所大学、一家农场。还有两家重要的公司，即约翰·迪瑞公司和 IBM公司将接待赫鲁晓夫的来访。工商界采取回避的态度，部份原因是意识型态的不同，部份是有惧怕沾边的心理，因为很多人希望改善与俄国人的关系而遭到批评，工商界的领导人也怕殃及池鱼。因此按计划，唯一的另外一位将会见赫鲁晓夫的企业家是爱亥华州的罗斯威尔·加斯特，他与苏联人做谷物生意。我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去联合国请了一名翻译。在赫鲁晓夫来到的前几----------------------- Page 185-----------------------天，我去圣何塞并在旅馆设了一个接待机构，我预测了各种潜在的麻烦并制定了避免突发事件的措施。例如，IBM 公司是赫鲁晓夫镇压匈牙利革命后美国工业界雇用逃亡到美国的匈难民最多的企业。我知道我们的一些雇员肯定痛恨他，但我希望我们方面不要发生挑衅事件。于是我在工厂的布告栏上贴出告示，上面写道， “我邀请赫鲁晓夫总理来访不是赞同他的政权，我考虑的是通过他的访问能够增进美国的利益，任何人如果不想看到他的来访，可以自动放假两天，工资照发。”我认为，只放一天假还不足以让那些隐患制造者离开工厂。当时共约20 名员工想要 “放假”。我们打算演示给赫鲁晓夫看的电脑是非常奇妙的。我们的RAMAC 演释程序如同一本电子历史课本，你可以用 10种语言询问它从公元前4 年一直到现代所发生的全部重大事件。当然有些年头并不象另一些年那样重大事件频发，但每年都有记录。例如，如果你问：公元30 年发生了什么事情？电脑就会打出， “圣经中人物莎乐美要求井取得施洗者约翰的首级。”如果你问：1917年呢？它就会告诉你“发生了俄国革命”。我一直把电脑表演挂在心上，因为是我自己决定这样做的。我们挑选来操作这部电脑的是一位从洛杉矶分部调来的职员。他是一位十分坚强的波兰移民，能说流利的俄语。他现在的名字叫埃德·库维因，我是 1937年在商业学校认识他的，那时他叫埃德·素哈茨维斯基。他在希特勒入侵波兰时参加了波兰骑兵，奋起抵抗，在第一个星期的战斗中就不幸被俘，被抛进纳粹集中营关了6 年。在赫鲁晓夫到仿的前两大，我来到了工厂，审视了接待计划。“你的电脑表演估计要用多少时间？”我问他。“差不多15分钟，包括提问题。”“但我们当初准备用20 分种来展示的，那剩下的5 分钟做什么呢？”他注视着我说： “我将谈谈被流放到苏联的波兰人的困境。”“埃德，你要知道，你不能那样做。”我说。“这对我来说很重要。”他说。“赫鲁晓夫是我们的客人。除非你以名誉保证不那样做，否则我不能让你来表演操作电脑。”他移开目光，沉默了良久，最后同意不这么做。所以我仍然将他列入节目安排之中。赫鲁晓夫先在东海岸访问，然后继续前往洛杉矶访问。我跟在大批电视台和报社的记者后面；生怕自己挤不进去。他在华盛顿辱骂了记者团。在罗斯福家里表现得十分粗鲁。当洛杉矶市市长告诉他，基于安全的原因不能去迪斯尼乐园参观时，他勃然大怒，几乎酿成了国际事件。据报纸报导说，赫鲁晓夫敲打着宴会桌说： “为什么不能去，那里有导弹发射台吗？那里有霍乱病或其它什么东西吗？是不是强盗控制了那个地方？这种情况是难以令人置信的！我对此无法向我的人民解释！”我开始担心他会利用 IBM公司作为讲坛来谴责美国的生活方式。我夜以继日地设想，赫鲁晓夫会说出什么凌辱人的话来。而我该用什么得体的外交辞令来回应。但他访问洛杉矾后，调子令人吃惊地变了。不知怎么地他对美国人又热乎起来，好象变了个人。当然，赫鲁晓夫还是原来的他，但态度突然变了，他脸上总是挂着微笑。当他在旧金山旅馆停留，走到房间窗前并招手时，旅馆外挤满了欢呼的群众。第二天早晨，他终于走上了来我们这里访问的路，但他又象疯子一样，突然心血来潮要访问旧金山超级市场，然后又不加通知地在码头工人工会的职业介绍所----------------------- Page 186-----------------------外下车停留。最后终于轮到我们了 。他的座车正好在午饭前到达，大家都屏息注视着这位总理，一个可笑、圆滚滚的人，穿着一套棕褐色弄皱了的西装，戴着一顶乳白色码头工人的帽子，这是他刚刚在职业介绍所停留时和别人交换的。官方陪同是美国驻联合国大使亨利·卡博特·洛奇，我和他不太熟悉，两边站着一些官员和大批记者。奥利夫和我走上前去向他表示欢迎，赫鲁晓夫的夫人还在旧金山采购东西，我们陪着他进人工厂。首先干什么才能打破僵局使冰雪融化呢？显然应当先安排午餐，何况赫鲁晓夫很爱吃东西。本周早些时候，我已经仔细地指示过餐厅主管安排自助餐。我说： “我们向赫鲁晓夫展示的是工厂普通一天的情况。不要做什么特别的安排，只安排一顿平常的午餐。”他果然安排了一顿十分普通的午餐，然而做的质量之高，真是我从未见过的，色、香、味俱全，诱人的加州沙捡子，精美的冻肉简直盖过了名厨沃尔道大的手艺。我给了赫鲁晓夫一个托盘，自己也拿了一个。自助餐所用的盘子和碗都是比较小的，用意是为了限制每次所取的量。但这未能对赫鲁晓夫起什么作用。我看到他把他碗里的食物装得满满的。我决心不要笑出来，因为周围有很多摄影记者。我想，弄不好第二天报纸上就会登出令人尴尬的照片，似乎我在嘲笑他。但是赫鲁晓夫显然已看出我的想法了。他把食物盛得满满的，堆出碗口足有三四英寸，然后朝我眨了眨眼，又给了我一个会心的微笑，这终于引得我笑了起来。当然，《纽约时报》的记者马上拍了下来，第二天就刊登了出来。看来午餐把这位总理带进了愉快的情绪中。他对我说： “你很懂得心理学，你把我带到餐厅用餐，作为我们结识的开端。”他的翻译维克多比我从联合国请来的翻译强多了，我的翻译在边上一句话也插不上。我并不在乎；显然维克多翻译得准确和可信。过了会儿，我带他去参观工厂。赫鲁晓夫说： “我们苏联有类似这样的工厂。”然而，他看起来有些困惑不解，喃喃自语道： “在苏联我们必须也要有这样的工厂。”我一直不知道为什么维克多把这句话翻译了，而没有漏掉。赫鲁晓夫很会来事儿，不时地用手拍拍别人的肩膀。在他边走边参观工厂的短短时间里，所到之处都会给人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就我所知。还只有另外一个人也能同样地影响大量群众，那就是我的父亲。我们对整个访问做了精确、细致的安排，但赫鲁晓夫会走着走着，突然走向一二个工人，井与之谈话。 “你做的是什么工种的工作？”他问其中一个工人。“你的工资多少？在食品上你要花多少钱？这是一般水平工资吗？”俄国人曾经成功地发射了被称之为 “人造卫星”的月球探测器，赫鲁晓夫在参观时也向工人分发和别上了 “人造卫星”纪念章。当他刚一离去、工人们就把纪念章拿下来看，有的把纪念章重新别了回去，有的人则看完后随手将它扔进了垃圾桶内。最后，他站到讲台的麦克风前致辞，感谢我们对他的热情款待，然后发表了讲话。这个讲话已经被广泛地报道，这也是他访美期间发表的最友好的讲话。他说，俄国愿意和美国人民和美国政府成为朋友，他从未把两者区别开来。他的讲话中只有一点含沙射影的话我不同意。那话是这样说的： “当我会见商人时，我们之间没有什么冲突，但往往在我会见工会领袖或一些政客时，事情就不那么顺利了。”我觉得，这是对艾森豪威尔总统的一种含蓄攻击，因为总统刚刚同他在戴维营就柏林问题进行了三天艰难的会谈。我希望我是一个友好的主人，也不希望当时良好的气氛发生变化。所以当他讲完----------------------- Page 187-----------------------话后，我说， “女士们，先生们，赫鲁晓夫总理为我带来了和平的信息，但是这个信息是留给艾森豪威尔总统的，而不是留给我的。”赫鲁晓夫对此没有进一步阐述，使我感到极大的宽慰，因此，在 IBM公司的自助餐上没有出现他和尼克松之间发生的 “厨房辨论的续篇。”我逐渐开始渴望成为国家的杰出人物。我不是政治家，过去也没有想成为政治家，以后或许要改变了。我希望成为一位知名人士，可以去华盛顿为政府成功地做点事情，如同我现在成功地在管理 IBM公司。为政府服务是在成就上超过我父亲的机会。他过去和罗斯福总统的关系很密切，并帮助过总统组建了企业家理事会。父亲太忙于 IBM公司和国际商会的工作了，他只局限于参加政府的一些礼仪性活动。我则有更广阔的活动天地，经常去华盛顿出差，我可能还未考虑到其它可能出现的麻烦，而父亲也许原已考虑到了，故而使他在政治上裹足不前。一个企业家，即使是一个处在事业巅峰的企业家，走出他的企业去为政府服务，往往会耗费很多精力，然而到头来还是个门外汉。也可能政治对父亲没有感召力，他把在 IBM公司当家作主看得比做其它任何事情都重。但我还年轻，只要我去认真学，我不在乎别人把我看作是个业余爱好者。在50 年代未，我是商界为数不多的自由主义者之一。当时我经常对大量的争论感到震惊，但我很注意，也很欣赏这种争论。例如，在赫鲁晓夫来访的两个月后，有一次我去设在华道夫饭店的全国企业家协会作报告，当时我因提出提高税收而使人们大为吃惊。我指出，如果我们想走在苏联的前头，国家就必然需要更多的资金。我还说： “我们必须认识到做出某些牺牲是必要的。我们不可能在国内外为自己的国家做所有必要的事情，我们做的只是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但如果必要的话，我们首先要做出的牺牲是愿意接受提高税收，以便保持美国在所有的方面处于世界的领先地位。”我早就作好一讲完就走而不再回到听众中去的安排。我下了讲台，从后门出去坐上早已等着的汽车去机场，然后直飞欧洲旅行。我很快就发现我的讲话引起了一阵喧哗， 《纽约时报》和《先驱论坛报》都在第二版，以醒目大字作了报导。 《纽约时报》的标题是“沃森在税收问题上狠打了企协一棍子”，后者的标题是 “沃森在税收问题上我行我素的观点”。企协组织的主席在会后举行了一场记者招待会，他解释说，我的真正的意思和我所说的话正好相反，全国企业家协会的立场当然是希望国家能通过降低税收，刺激经济来增加联邦政府的预算。我力求为我们所有的经理人员树个榜样。在国会麦卡锡听证会后没有多少年，我就敦促他们去推动民主进程。我告诉他们说： “你们在IBM公司的职务和地位使你们在公司内得到了一个论坛。只要你有所认识和发现，你就要从好的方面去影响国家的发展。”当时正值艾森豪威尔时代的末期，美国的学术界、企业界和工会的领导人都开始考虑以一种更加振奋人心的方式去创造未来。艾森豪威尔在他任总统的最后一年，成立了 “国家目标委员会”，校长是布朗大学追休的校长亨利·里斯顿。艾森豪威尔给这个委员会下达了几个研究课题任务，诸如民权、外交政策、失业问题和城市建设等。委员会的成员多达100多人，从美国劳工一产业工会联合会的主席乔治·宋尼到杜邦公司的总裁克劳福特.格里纳沃尔特等。我在委员会中担任科技小组的负责人。小组成员中有美国汽车、飞机、农业机械工人联合会主席沃尔特·鲁什、乔治·舒尔茨，年轻的经济学教授查里斯·佩西，他后来成为贝尔公司的董----------------------- Page 188-----------------------事长，以及 IBM公司的曼尼·皮尔。尽管这个委员会是艾森豪威尔总统建立的，成员也是他任命的。然而研究成果却被不久后上任的新总统肯尼迪摘去了。委员会在几十个问题上达成了一致，也广泛地争取到了各界的支持，包括使用联邦政府的力量，采用投票表决的办法，终于在肯尼迪当选为总统的前几天写出了报告。我记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评论员史密斯是这样说的， “那时的肯尼迪参议员显然忙于其它事情，不然的话可以肯定他说，他也会参加起草这个文件的。”肯尼迪的胜利改变了我在工商界的地位，如同罗斯福总统改变了我父亲的地位。在肯尼迪当选总统前，企业界绝大部分人把我当作偏激的自由主义者，他们之所以能容忍我是因为 IBM公司的成功发展。我现在突然变成一条比较大的鱼了。例如，企业家理事会也把我这个 “被遗忘的人”一下子提升为副主席。我后来又很快发现，我正在成为企业界和白宫之间的 “桥梁”了。肯尼迪家族第一次进入我的生活是在 1952年，那时我们在瑞士的火车站月台上相遇。奥利夫和我当时正准备换车去达沃斯，见到一堆看起来非常昂贵的行李。奥利夫在查看标签时惊奇他说，这是肯尼迪家族。一会儿，琼·肯尼迪和帕特·肯尼迪跑了过来和她热烈拥抱起来。他们也是去达沃斯。在一个星期里，我们碰到不少他们家族的人。我们晚上一起出去，他们非常有趣。一个星期结束后，他们赶紧回家去为杰克·肯尼迪举行欢送茶话会，他第一次被选进参议院。肯尼迪家族的人开始经常去斯托，他们没有在我家住过，但是经常在我家聚会。帕特·肯尼迪总是和我的好友比尔一起露面，比尔是泛美航空公司的飞行员，帕恃·肯尼迪就是在那时订的婚。罗伯特·肯尼迪和埃塞尔一来就带来一货车的孩子，我们有时安排过25 个孩子的座位，连楼梯上下都坐满了，屋子里就剩下一条窄窄的路，我们还为他们放映电影。他们的孩子精力过剩，但都很可爱。当我们举行晚会时，肯尼迪一家很喜欢我们的又傻又可笑的表演。我是在 1958年才碰到杰克·肯尼迪，即后来的总统。当时我们各自坐飞机去华盛顿，我主动地介绍了自己，我们一起聊天，谈到了双方的家庭。多年来，我经常听到我妻子和他的妹妹对他的夸奖，这反而使我对他有所反感。当我在电视上看到他和尼克松辩论的情景后，我对他的保留很快消失了。第二次辨论后，我就认定他将赢得选举的胜利。我给他写了一封信说，我支持他。他的一位支持者给我打电话，要求我在报上公开宣布支持他。因为我是公司的董事长，我和民主党人、共和党人都要打很多交道，因此，我说我不能那样做。但我告诉肯尼迪的人，在我将投谁的票的问题上，我不保密，只要他们愿意，他们可以公布这些话。我为肯尼迪的当选卖了很大的力，从捐款、写信，一直到直接为他拉票。他在企业界是那样的不受欢迎，倘若他们知道我做了些什么，一定会以为我失去了理智。在选举的前一天，奥利夫和我去参加企业家理事会的会议，我竟无法同任何人搭上话，他们已经迁怒于我了。肯尼迪终于赢得了总统选举，我对此很高兴。那年冬天，当我在 “百分之百推销俱乐部”作报告时，也有点被兴奋冲昏了头脑。我当时对我们的推销员们说： “选举揭晓之前，我一直不好说我支持谁，现在肯尼迪是我们全体人民的总统了，我可以畅所欲言了。我想你们是会同意的，我们应当祝贺我们自己，因为我们选出了一位极妙的总统。”我的讲话招来了许多年轻推----------------------- Page 189-----------------------销员的不满，群起和我争辩，甚至请我把自己的政治观点收起来。看来我不知怎么竟忽视了分析人的本性。譬如说，一个穷小子经历了许多磨炼和奋斗，而后发了起来，那么他行事一定会变得保守起来。IBM公司的出色的年轻推销员，只要在公司里干满 5 年，他的工资每年可高达2.5万美元，这在当时可不是一笔小数目。看来，我自以为是 IBM公司自由主义者头头的想法实在有点傻。我以为要想搞政治的话，就应当大声地宣讲；而作为 IBM公司的董事长则要免开尊口。其实井没有所谓纯政治那么一说，但这个问题我再也没有公开他讲过。奥利夫和我开始经常被邀请去白宫，就象白宫是邻居似的。其中有些活动是具历史意义的，我记得有卡萨尔斯表演的午宴。这是他自西班牙内战后，首次来美国正式演出。奥利夫和我也被邀请参加白宫私人晚宴舞会，是肯尼迪的一位连襟史密斯·史蒂文主持的夜舞会，大家一直狂欢到凌晨 5 点钟才尽兴而归。那晚的宴会上，奥利夫被安排在总统夫妇的右边第一女宾的位置上，这样的 “恩宠”长时间地成为关于我们家的社会传闻。在肯尼迪当政的年头里，我得到了机会和路子去熟悉并接近政府，我在半打的委员会里挂职，其中有劳工管理政策咨询委员会和和平队指导委员会等组织。我对自己能为总统服务感到荣幸和骄做，但我并不自欺欺人地以为自己是个什么重要角色，更不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政治动物。本质上我仍只是个旁观者。当然，绝大部分企业家都反对肯尼迪总统。他人主白宫不到6个月，企业家理事会就和他断绝了正式关系，我也被卷到这场斗争里去了，它几乎毁掉了自罗斯福总统以来所维持的协调关系。这个理事会是由 65位美国最有影响的工商界人士组成，它当初成立的正式目的是在经济问题上为商务部长咨询，当然只有在出现危机的时候才会真正的起到顾问的作用。例如，在二次大战期间，这个理事会还设置了战时委员会，那是很风光的日子。在和平时期事情就不多了，都快成了 “老儿童”的俱乐部了。肯尼迪的商务部长是北卡罗来纳州的前州长卢瑟·霍奇斯，他是个温和的自由主义者，比总统大20 岁。当他刚被任命时，大家都认为他会求助于工商界和国会。但实际上，在他迷人的外表下，他是个顽固的老傻瓜。霍奇斯认定，在艾森豪威尔执政时期，大企业和政府之间有点太亲密了，他要就此画个句号。他对企业家理事会说，他认为这个组织并不能代表全美工商界。他的话使大家都十分吃惊。随后他又禁止我们背着联邦官员开会，并要求小企业的代表也作为成员进入理事会。在短短的时间里，他已经屡次得罪了理事会。我没有什么必要特别喜欢企业家理事会。有一次理事们在热泉聚首开会，会议单上说要讨论5件事。一个下午用于高尔夫球比赛，实际上那是切磋问题的论坛。当谈到政府的问题时，他们真是 “英雄所见略同”，都强烈反对联邦政府插进手来进行控制。抛开这些都不谈，我觉得去摧毁这么一个组织可实在够愚蠢的，因为它在出现紧急情况时是那么重要，我也不理解被看作这个理事会代言人的卢瑟为什么要疏远工商界。1961年，随着柏林墙危机的发展，我确信卢瑟·霍奇斯问题已经够不上肯尼迪心目中要立即处理的最揪心问题了。但当该理事会谈论要终止和商务部隶属关系时，我仍然去白宫找了肯尼迪。我对他说： “这对你不会有什么特别的不利，但是我想你主动一点要比让事情任其发展要好。”肯尼迪当时----------------------- Page 190-----------------------马上就把他的一位特别助理拉尔夫·邓岗找了来，对他说： “我没想到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现在请你和沃森先生立即处理这件事，不要使情况恶化了。”邓岗使出了浑身的解数，试图说服霍奇斯改变态度，但他却无动于衷。理事会终于在 6 月6 日举行了记者招待会，宣布正式与政府脱离关系。该理事会的科技委员会为肯尼迪做的唯一的事情是为援外项目提供志愿人员。我负责组织招募人员，这项工作后来得了个绰号，叫 “大亨行动”。当时美国确实花了不少钱去援助别国，肯尼迪希望一定数量的援外职位由工商界人士来担任，请50 个企业提供他们最好的年轻副总裁和副经理去国外腋务一年，可以说这是高级和平队。我就利用理事会来做这件事情，设立了 4位地区副主席作为高级主管，其中有美国机械和铸造公司的卡特·伯吉斯和史蒂夫·比彻特尔。他们招募了一些非常精明能干的人。后来我们又和国务院的官僚主义者发生了争执、他们坚持说，为了避免利益冲突，这些人必须先从原公司辞职后方可成行。那时可以采取强迫的办法，终于使35 人同意，这样做实际上对他们的前程是有一定危险性的。我记得 IBM公司的博尔格一沃尔内尔分公司的头头鲍勃·英格索尔去了菲律宾；曾担任阿尔·威廉斯的助手的比尔·劳利斯去了扎伊尔；还有一位专为我安排活动的年轻人叫斯但·麦尔罗依。那时新成立的劳工管理政策委员会与企业家理事会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我也是前者的成员。劳工管理政策委员会深受肯尼迪的 “垂爱”，几乎完全取代了企业家理事会的咨询作用。它由来自于工商界、劳工和教育界 19名头面人物组成，诸如亨利·福特、约瑟夫·布洛克、乔治·梅奈、沃尔特·鲁森尔，肯尼迪总统自己也经常出席会议。我真正觉得自己是在和一些强人同行，也为很多事情能达成一致而感到欢欣鼓舞。肯尼迪总统首先要求我们设法解决失业问题，当时的经济衰退正在把失业率推向30 年代经济大萧条以来的最高点，许多人都为照这样下去如何解决我们下一代的就业问题而担心。我在这个委员会里负责研究的专门领域是要解决就业与自动化之间的关系。然而 IBM公司在这个问题上采取的是相当强硬的路线，我们出售打孔资料卡机是基于更多的职工可以重新得到工作安置的愿望之上的。父亲当时辩解说，现代技术的发展将推动工业生产的发展，进一步繁荣经济，随之会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提高每个人的生活水平，但我现在意识到，在这个进程中，一些工人将彼抛上街头。我的觉醒是在1960年，通过爱德华·墨鲁所拍摄的一部资料片。当时我应邀出席电视时事讨论，讨论由墨鲁主持，讨论前先给观众放映了这部片子，主题是墨鲁采访一位失业的肉食包装工人，这部片子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他先用简洁有力的手法展现了背景情况，然后采访一位坐在自己家门口的失业工人，这个人本来在一家屠宰厂工作；但他的工作已经被机器所替代。他只有45 岁，但没有其它技能以寻找新的工作，他的神情沮丧的样子贯穿影片的始终。他作为一个还有能力工作的人，叙述着由于工业技术的发展而使他无法找到工作的不幸。我对此深感震惊。当时，沃尔特·鲁森尔对我颇有影响。很多人都说他是共产党人，那是因为30 年代初他和他的弟弟在苏联汽车厂工作过。他是个人物，但不是共产党人，我认为，他是美国伟大的人物之一，他在 1970年因飞机失事而去世，这对整个国家来说是一个极大的损失。他关于失业问题的阐述对我是有所启发的。他用比喻使我明白了，如果毕克汽车厂决定关闭在底特律的陈旧工厂，然后在南方开一座全新的自动化工厂，原来在底特律工厂工作的5000 名工人----------------------- Page 191-----------------------就会失业，而在南方田纳西开设的新工厂的工作对底特律的失业工人来说，并无多大意义。保守派人士可能会不同意这种观点，部分原因是他们认为，这是企业自由竞争体制所无法避免的，工厂要经营得好，总是要淘汰多余的人，如同俗语说， “磨米机转得快，谷糠筛的多。”但我并不这样看。劳工管理政策委员会也在研究欧洲保护就业的办法，尤其是瑞典的做法。他们在政府、工商和劳工界有共同的合作项目，把高失业地区的工人集中起来搞职业再培训，然后安排到需要的部门和工厂去工作。当时，肯尼迪很愿意研究和吸收诸如此类的想法，搞一些合作项目来解决美国的失业问题。在这个委员会里，我第一次朦胧地感觉到，也许我能在政府里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劳工界的领袖很喜欢我的自由主义观点；工商界人士很佩服我在事业上的成就；学术界的学者们则认为我善于接受新思想。但我仍是个新手。我在第一年认识到，如果我希望正式被华盛顿所接受的话，还有大量的“家庭作业”要做。当时委员会里正在进行一场如何使广大工人免遭失业的辩论。保守派一如既往地要求减少企业税，刺激经济发展，以创立更多的就业机会。自由派人士则希望革新联邦计划，如实行就业保险等。我当时让 IBM公司的一位经济学家写份报告来反映我的观点。他在口头重复我的观点后，迅速地泡制出一篇极为自由主义的文章。我的过错是没仔细看就草率地把报告分送给所有的委员。我的这篇报告不过是回到罗斯福的 “新政”主张上去罢了。但它使工人们感到欢欣鼓舞，企业家们为之震惊。亨利·福特总统的首席财政官员写了一篇严厉的反击文章，抨击我的文章荒谬，毫无价值。然而，我认为他是有点过份苛刻了。我的这项工作也只好半途而废。有些委员希望，美国的劳资双方能通力合作，并象瑞典那样合理管理经济，如果肯尼迪活着的话，我们或许会朝着这个方向发展的。但在肯尼迪遇刺不到一年后，汽车联合工会的工人针对通用汽车公司举行了大罢工。他们所达成的协议是不符合整个国家利益的。为了使工人复工，通用汽车公司同意签订协议，包括提高工资，其幅度大大超过政府 “反通货膨胀法令”所规定的限度。这也给我上了另一课，使我认识到，即使一个强有力的上会和一个大公司达成一致，其结果未必是合理的。只有联邦政府的权力才能保护共同的利益。当肯尼迪总统遇刺的时候，我正在纽约和一批工商界人士用午餐，突然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头被叫了出去。不一会儿，他走回房间在宴会主席的耳边小声说了几句话。主席立即站了起来说： “总统刚才在达拉斯遇刺，伤势十分严重，可能活不了了。”大家听后都站了起来，各自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我旁边坐的是麦克唐纳飞机公司的老板麦克唐纳先生，他说： “‘哦，我正好下午要找你。”我说： “麦克唐纳先生，我觉得先把事情放一放，我们在最近的一两个星期里另外安排个时间吧。”“不！不行，我想现在就谈。”我已经被所发生的事件快震垮了。我心想，”直该死，他想谈，我们就谈吧。”我把他带到的我办公室。原来他想购买 IBM公司的客户服务部，该服务部有自己的电脑中心。我和他含含糊糊地谈了20 分钟，他走后，我也就马上回家了。肯尼迪家族的一切总是安排的井然有序，到家不一会儿就接到了罗伯特·旨尼迪下属人员的电话，说总统已经死了，还说正在筹备丧礼。当天晚上，我就写信给当时的副总统约翰逊。我和他只是一面之交，但我要----------------------- Page 192-----------------------表达对他的由衷的支持，告诉他一件庄严而艰巨的任务落在了他的头上。我的信如下：亲爱的总统先生：当您面临严峻的考验和即将肩负起自由世界最为重要的任务时，我在此坚信并祝愿您定将取得巨大的成就。我有殊荣在过去的两年半中结识您，我十分敬佩您的能力、机智和干练精明的外交技能。尤其在当今充满挑战的年月里，美国有幸有您作为新总统；自由世界也有幸您作为领袖。如有需要的地方，我将高兴地为您效劳。我将永远跟随在您的身旁。您忠实的汤姆·沃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