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特岛迷宫-克里特岛迷宫-2

在对奥里尼雅克和马格德林文明阶段的艺术成就进行评定时，又一个有趣的问题被提上桌面。那么它们是否与葬礼仪式、宗教符号以及巫术信仰之间存在联系呢？或者说，难道它们仅仅应被视为在经过长期发展后的燧石民族所取得的艺术成就的一种展现吗？看看那些完全按照均匀比例精心打磨出来的古器物吧，它们展现出来的是人类经过努力所产生的无尽的创造力，可都堪称是天才的杰作啊！　　毫无疑问，奥里尼雅克时期精美的石雕、骨雕及象牙雕像作品都是人类对于女性之美的主观映像，而克罗马尼翁的艺术家们同后来对优雅的索鲁特文化（其典型标志为桂叶和柳叶造型的投枪）产生影响的民族一样，都是狂热的艺术崇拜民族。但是，在其所有雕塑作品中，男性雕塑的凤毛麟角，则向我们昭示出，这一远古时代的艺术其实是一种宗教信仰的产物，而这些对裸体女性的研究则显然是宗教图腾和象征。这种推论在人们发现那些奇异的脂肪臀的女性雕塑后更加被确定，因为这其中的一些雕像单从技术层面来看，并无多少可塑之处。人们很难相信，当年的艺术家们挑选那些长着异常突出的臀部和大腿的女性作为模特，仅仅是出于审美的考虑；其实不难发现，这些艺术家的真正意图一定是出于某种特殊原因，从而才尽可能夸大这种性别特征的。　　毋庸讳言，与其他古文明存在联系的这一证据，颇具考古学价值和意义。例如在巴比伦出土的赤陶雕塑中，“就特别注重突出女性性征”，在巴比伦和亚述神话中司爱情、生育及战争的女神伊师塔就是其中一个最典型的代表。[1]而脂肪臀雕塑在史前的地中海岛国马耳他的“避难所”遗留下来的古器物中也屡见不鲜，比如穿孔的斧形护身符和在其他巫术或宗教中常常出现的饰物等。在王朝前的一些埃及墓穴中挖掘出来的雕塑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束着细腰的女性；另一种是蓄着短须、长着脂肪臀的女子。[2]因此，那种认为生活在奥里尼雅克期的民族，也同早期的埃及雕塑一样，是形成古代崇拜女神的部落，以及最初的“有须的阿芙罗狄蒂”（"beardedAphrodite"，希腊神话中爱与美的女神）的观点，非但不是没有可能，而且极具种族意义。　　除这些雕塑外，在遥远的奥里尼雅克时代，还有其他宗教仪式活动方面的证据。在西班牙列利达省（Lerida）附近的科古尔（Cogul）的一处山洞中，有一些做工十分精巧的女性岩画，她们束着“蜂腰”，穿着过膝的喇叭口形长裙，围着一尊裸体男像翩翩起舞。而同一文明阶段的另一幅阴茎画像也已被发现。　　关于奥里尼雅克期的信仰，我们可以从残留在洞窟石壁上的人类断指印记中了解得更多。其中的某些手印是先在手掌上涂上油彩，然后再按到裸露的石壁上的；而其他手印则是直接被按在潮湿的岩石表面，后历经沧桑巨变，在饱受尘埃的荡涤后才留下或红或黑的沉积物的。很多指印清楚地表明，有一个或更多的指关节被除掉了，只是我们不知道这是出于偶然还是故意留下的。------------第二章　旧石器时代的巫术与宗教（2）------------　　画面为围绕蛇女神舞蹈的女祭司们，两侧飞翔的鸟为鸽子，一旁矗立的雕塑代表一位右手举起作“敬礼”状、正在祈祷的崇拜者　　类似的“断指”行为在布须曼人、一部分澳大利亚部落及许多加拿大印第安人村落中都被发现。有些独立研究者断定，这一现象通常与葬俗和疾病过后的伤疤有关。当家中有近亲去世时，布须曼的女人们会割掉一个小指关节；而在加拿大土著居民中，也有类似的风俗，每当有瘟疫流行时，人们通常会采用这种方法“切断死亡”。断指这种习惯在澳大利亚也用于其他方面，比如偶尔也是一种社会等级的标志。[3]　　在盖尔人的传说中，也有提到“断指”方面的内容。传说中的大英雄们在完成他们的壮举——奋勇击退魔鬼与其他敌人之后（或之前），便进入沉沉的睡眠。而女英雄们只有通过割下一个手指关节，一块耳朵儿，或者头顶部的一块头皮的办法，才能把他们唤醒。在爱尔兰早期关于科纳尔·古尔班（ConallGulban）的传说中，有一个巨人夺走了科纳尔心爱的姑娘——“光明天使”，而科纳尔此时仍深陷酣睡之中。“恐惧使她忘记割断小指，因而她也未能唤醒科纳尔”，故事这样描述道。[4]这种野蛮的行为明显带有魔幻色彩。这一行为的目的便是要重新获得力量和延长生命，或许也是面临危险时的一种逃生之策。而在后者的情况中，它很可能与宗教里的洗礼仪式有关。在许多原始部落中，那些挖掘坟墓或者触摸过尸体的人在一定时期内都是受人忌讳的，他们不能接触别人，甚至连自己的食物也不能碰；某些情况下，他们必须要靠别人来喂食，直到洗礼仪式结束。　　由于手形手势的千变万化，这方面的学问也颇为源远流长。某些手指的特定姿势代表着巫术中的特殊寓意。一位英国老人在书中这样说道，“孩子们，我教给你们一种躲避危险的方法，当你身临险境时，将双手拇指收于手掌内并拢，便可化险为夷。这是祖先在遇到危险时经常使用的巫术……古人有一种传统，在安葬死者时会把他们的拇指在手心内弯起，这样便会阻止幽灵的力量超越死者。”[5]在印度，手指中靠上的关节代表着幸运，而靠下的关节则表示不幸。因此，前者仅仅在向神祷告时才被使用。在整个欧洲，几乎所有的民族都十分重视手指。朝小指轻啐表示幸运；而右手食指则被认为有毒，在处理伤口时绝不能使用。甚至过去还流传过这样的说法——在某些日子修剪指甲也是不吉利的。无论何时，修剪指甲都被当作是女巫用咒语驱使魔鬼来攻击人类的做法。许多母亲在孩子出生的头一年都不敢替他们修剪指甲，她们宁愿选择用牙齿来代替指甲钳。在北欧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那些没有修剪指甲便被埋葬的死者，将不被举行葬礼，这意味着他们在阴曹地府将要遭受折磨。另外，在北欧神话中，有一艘“臭名昭著的”大船，妖魔鬼怪们正是驾驶着它同天神进行了一场善恶大决战，并最终导致世界的毁灭，而这艘船便是用邪恶者身上剪下的指甲建造而成的，它被称作Naglfar，意为“地狱恐怖之船”，这个名字源自nagl，是一个人的指甲的意思。直到今天，仍有很多人相信，会看手相的人通过识别一个人手上的纹路就能预见到他一生的命运。对于指甲上的小圆点，也有着各式各样的解释：黄色的点预示着死亡，白色的斑点象征着礼物，而黑色斑点则代表坏运气。此外，手印还被用在契约上作为印章，它被认为能给人带来好运，而吻手则是异教徒们最常见的举止。　　奥里尼雅克时期遗留下来的这种在岩石上按手印的传统，在现代的澳大利亚和其他一些地区仍然十分流行。在印度，它则作为一种祈求好运仪式的一部分。一位著名研究专家埃德加·瑟斯顿先生在其研究报告中曾这样写道，在麦底加人（Madigas，印度西部的一支民族）的婚礼上，要杀掉一只绵羊或山羊作为祭祀摆放在新婚洞房的供桌上。祭祀官把他的手蘸上羊血，然后在通向摆放祭品房间的门旁墙壁上按上血手印。据说此举是为了转移幽灵的视线。在印度东部德拉维拉地区的泰卢固人（Telugu）中，在婚礼的前两天，也要做两个标记：用油或者木炭分别标在洞房的门两侧，当然也是出于同样的目的。在迈索尔省（Mysore）的卡多尔（Kadur），我曾经在婆罗门的房子里就看到过墙上有手掌印儿。那是被涂成红色的手印，手指向外张开着，它们在清真寺和许多伊斯兰教建筑中都能见到。[6]在很多欧亚民间传说中，“巨手”是惟一人们都能见到的与魔鬼有关的一部分。　　另外，那些用手印来给房子施符咒的印度人，还把门前台阶和通向门庭两侧的过道设计成起伏不定的交错形状。类似的曲线在布须曼人的狩猎图和法国、西班牙的奥里尼雅克期的岩画中也有所发现。很有可能，这些符咒除了用于降妖除魔外，还会起到震慑野兽的作用。在古埃及的碑上法老王名字的周围都会有一种椭圆形的象形文字花框，此之谓“名符”。在法国西北部布列塔尼半岛地区的一些石碑上，也能看到一些“人类的脚印”，它们被装点成蜿蜒的曲线环绕在碑文的四周。或许这些被称作“幸运线”的曲线，是雕刻者为祈祷保佑即将开始的旅行平安而刻上去的吧。远古民族大多有着这样一种共同的传统，即在一项新的“事业”正式开始之前，一定要举行某种祈祷好运的仪式。这在1656年9月5日的丁沃尔长老会（DingwallPresbytery）的会志记录中曾被提及，文中提到在罗斯郡（Ross-shire）的西教区迷信活动十分盛行，“人生未来的所有旦夕祸福，乃至生死，都可以通过一块石环占卜出来。比如要开始一次旅行，欲知前途吉凶，人们只需将头伸入石洞中，若顺利通过，则一片坦途，前程无忧；反之，则预示磨难当道，前途险恶。”据说，作者童年时曾参加过各种流传已久的祈福仪式，并亲眼见过一棵立于悬崖绝壁前的岑树——被称作“岩树”，人们都相信能够通过这棵树预知自己的未来——将一块石子投向树干上的一个空洞，如果顺利穿过，孩子们便会欢呼，“危险过去了！”但是如果石子又弹回脚下，便被当作是一种不祥的征兆，人们即认定该日不宜出行，随即返回归程。此外，还有一块巨大的扁平石头，被称作“跳石”，留下的人都要从这块石头上面跳过。规则是这样制定的：所有人都必须沿着前面人的路径行走，当出现一个岩石裂缝而又必须跃过的时候，人们便会把帽子首先扔过去，如果顺利，那么帽子的主人也便会同样轻松跨过，安全着陆；反之，如果帽子扔得很近，则预示难以通过，它的主人也只好放弃，选择更加安全的方式绕道而行。当天空出现彩虹，而它又与过路的雨云只有咫尺之遥时，男孩子们便会齐声大喝，让那片雨云快点离去，因为一旦下起蒙蒙细雨，就会阻断色彩斑斓的彩虹之光，使得那块岩石变得又湿又滑，愈加危险。按照习惯，人们通常会这样做——将一株业已枯萎的草梗放在一块卵石上，然后用右手紧握一块小石头——就像旧石器时代的人们手握“手斧”一样，猛力一下将其折断。与此同时，人们会注意到彩虹的上半部分颜色正在渐渐退去，而紧握岩石的双手也会在这个过程中因振动而不得不伸展开调整一下姿势，于是人们相信，降雨的危险通过这一次的撞击已经转化为指尖的水汽而化为乌有了。此外，有一口井总是备受人们的眷顾，因为它源源不断地流淌出来的清冽之流，而人们对它的更多敬意则是因为它喷涌飞溅的水花，这些水花被认为在相互交织之后使这片土地变得更加圣洁。但是在普通日子里，这些“幸运水”也没有什么非凡之处。格罗斯先生（Grose）这样说过：“有一种饮料叫作‘起步啤’（footale），被那些正试图开创新事业的人们奉为祈运之物。”[7]在苏格兰和其他一些地方都有着这样的传统，即在新年的第一天，很多人的餐桌上都少不了象征性的“起步”仪式。另外，在英语中有一句人人耳熟能详的俗语——“puttingone'sfootinit”（说错话，做错事，搞得下不了台），看来这其中似乎也有该段有趣的典故。------------第二章　旧石器时代的巫术与宗教（3）------------　　弗雷泽教授（Frazer）曾这样说道，“故意把脚弄伤以踩出伤脚印，这是一种流行于全世界的迷信。”[8]如果在布列塔尼的石雕群中发现的脚印曲线不是用来保佑那些来参拜它们的人的话（常见于巫术仪式中），那么它们被刻于石碑之上的真正意图会是限制葬于地下的英雄们的灵魂出来游荡吗？那些古老的民族或许认为，当脚印被“幸运线”圈起来的时候，也就意味着地下的鬼魂不会再来滋扰这个世界。　　与布列塔尼同样的一个脚印，只是周围没有那些弯曲的间隔线的装饰——这便是在奥里尼雅克期的阿尔塔米拉（Altamira）山洞中的发现，而这个脚印就在“喘息的鲑鱼和受伤的野牛”岩画旁边。[9]据此看来，旧石器时代的山洞民族或许已经在祈祷仪式中，将他们本身与喜欢猎捕的动物联系在一起。“愿好运与我的脚印同在，”他们很可能这样大声祈祷，就像高原上的男孩子们一样，当他们准备要对山上的鸟巢开始一番“探索之旅”的时候，总是会习惯性地在路上的一个土堆上画出一些鸟蛋的形状，而且口中振振有词：“但愿我能找到这个那个……”。　　此外在岩画上，还出现了其他一些神秘的符号，那便是一行行的圆点。这些图案在澳大利亚和布须曼人的绘画中都时有出现。而且，同样的图案竟然也出现在奥里尼雅克时期的艺术作品之上或者旁边，有时他们也用这种排列方式来表示天空的星河。但是更多时候，这些神秘莫测的标志则是用来代表天上飞翔的鸟群、水里游动的鱼群、山中林立的枝条以及他们的智慧结晶和亲密伙伴——战斧，它们看起来就像是原始的象形文字。　　有些人类学家提出这样的观点，即旧石器时代的艺术家们画在山洞及其他地方的动物，实际是当时人类部落或者家族的图腾。以下这个观点就颇具研究价值。它同样是出自弗雷泽教授之口，“在岩画中的所有动物，似乎都是可食用性的动物，并且几乎都不是凶猛的食肉类动物。[10]因此莱纳赫先生（M.S.Reinach）早就有创建性地提出，创造这些艺术作品的真正意图很可能是想要靠巫术来‘繁殖’它们所代表动物的数量……他推断史前欧洲艺术的发展水平已经达到相当高的程度……或许它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同情心驱使下的巫术活动的增多。”　　在弗雷泽教授的论著中，他援引了斯宾塞（Spencer）、吉伦（Gillen）两位先生的论述，[11]表明在澳大利亚土著中也通行着这样的巫术仪式，其目的便是要“增加袋鼠和鸸鹋（emus，产于澳洲的一种体型大而不会飞的鸟）的数量”。而在澳洲的阿兰塔(Arunta)部落中信奉的鸸鹋图腾一直延续至今。他们祭拜图腾的仪式十分肃穆，首先要在地面上洒扫出一小块干净的空地，然后割破自己的胳膊，让血液流淌出来，直到滴落到地面，面积达三平方码左右，将地表浸湿为止。当流淌出来的血液风干成块，形成一块又硬又厚的血痂，他们便在上面画上神圣的鸸鹋图腾标志，特别是这种鸟身上最好吃的那部分，也就是脂肪和鸟蛋。制好以后，人们便围着这幅画坐下来唱歌。崇拜袋鼠图腾的民族也有着类似的祭拜仪式。人们在一块岩石的表面刻上袋鼠的画像，并且用“象征袋鼠红皮、白骨的纵横交错的红白两色线条”来进行装饰。自此，这块岩石也便被尊为圣物，它被认为是袋鼠灵魂的栖息之所，等候母亲的到来，人们相信，当把人的血液洒于石面，它们便会获得重生。[12]　　莱纳赫关于奥里尼雅克期艺术富有神学意义的理论似乎是被一份偶然的证据验证的，这份证据也是人类近期的记录（1913年）。法国考古学家安德里亚·贝古安（AndreasBegouen）伯爵在孟德斯鸠-亚梵蒂斯（Montesquieu-Aventes）地区有一处研究基地——塔斯·蒂鲍伯特（TusDitboubert）石窟。因在这里发现了旧石器时代人类居住的遗迹，而使得它久负盛名。洞窟内的壁画固然珍贵异常，但真正使之轰动于世的发现却是在伯爵敲碎其中的一大块钟乳石后，发现里面竟然还隐藏着一个内洞。在这个隐藏的洞窟中，伯爵发现在旧石器时代的早期，人类就已经开始掌握了陶土工艺。在一堵墙的根基处，他惊奇地发现了一些很小的关于动物的陶土雕塑，雕塑看起来惟妙惟肖、活灵活现，描绘了一幅生机勃勃的自然界景象。一位法国作家这样写道，“其中的一幅雕塑，描绘的是一头雄性野牛和另一头雌性野牛。前者长26英寸，后者长30英寸。它们几乎都是完整无缺的，尽管陶土已经有些干裂。在对这个隐藏洞窟的挖掘过程中，发现了大量的野牛骸骨，但是并没有迹象表明这里曾经是一块驯养场或者是洞穴居民的一处厨房。”另外，在这个奇异的山洞中，旧石器时代的居民显然已经在举行神秘的仪式了。但是，他们是出于何种目的呢？伯爵百思不得其解。“最后是一个老农夫给了他线索。‘这是一道符咒，’老人看了看一块残片，肯定地说道。在被问及这样讲的根据时，这位农夫继续讲道，这周边的庄户人家都保留着一项古老的传统，这里的人都相信用这种传统方法能够帮助他们捉到经常骚扰鸡窝的狐狸。这种方法就是，人们和着狐狸的血用陶土捏出一个狐狸像，然后把它藏在某些地方的石堆中。在这附近埋上一具狐狸尸体。最后再在旁边设下圈套，凭借这种方法，其他的狐狸便会在这种魔力的驱使下自投罗网，直奔诱饵而来，结果自然是纷纷‘束手就擒’。”在此，我们有必要再次强调一下这项证据的重要性。从旧石器时代人类民族从法国南部兴盛起来开始，在此后的漫长岁月中，类似的活动在世界各地广泛传播开来。巴比伦人和埃及人用蜂蜡和陶土拿捏出魔鬼的形象，并把它们投入火中，以此来伤害和毁灭人类憎恶的那些生命体。此外，各种巫术中存在的形象在希腊、罗马也被创造出来，并且直到今天，它们仍在世界的许多地方被不断地制造着。在苏格兰高地，流传着一种叫作“黏土人”（claybody）的人像雕塑，它的制作者本意可能就是想要用巫术来折磨或杀死被塑对象。[13]人们用针或钉子来刺它，为的就是让被诅咒的对象感到疼痛。最后，这个泥人会被扔进河流中，那是人们想让它像废水一样被冲掉的愿望。鱼、海龟以及儒艮（dugong，一种海生哺乳动物）的塑像是托雷斯海峡（TorresStraits）的岛民青睐有加的幸运符，每当他们出海捕鱼，都不会忘记带上这些“吉祥物”，因为它们可以引诱真正的海中动物主动上钩；对于那些喜欢猎捕儒艮的渔民来说，他们会非常精心地装饰其“诱饵”——让死儒艮惟妙惟肖地在水中游起来，以此诱使其他同类靠近，并被生擒活捉。[14]因此，旧石器时代的艺术家们很可能也是使用在石头上画出动物图案的方法来达到类似的目的。　　布须曼人的岩画在许多地方非常贴近奥里尼雅克期的作品，甚至还保留了一些古欧洲艺术家们独有的风格特点。尽管如此，但是并没有直接的证据可以确定，这些石器艺术被赋予了某种神学意义。但当大部分土著居民在被问及与此有关的情况时，却都选择了避口不谈，就像大多数从事迷信活动的人惯常的做法一样，将此视为“天机不可泄漏”。在苏格兰，保存着许多古老的遗迹，人们相信，如果上天将欲昭示于人，必将打破一道符咒。凡事要想取得成功，保密是绝对必要的；如此既能保存实力又能防止符咒被提前打破。土著居民误导研究学者的事情在过去屡有发生——只因那些家伙强烈的好奇心，令当地人不敢相信，而其结果往往也是，为了实现其个人的沽名钓誉，不惜选择背信离义，出卖誓言。------------第二章　旧石器时代的巫术与宗教（4）------------　　在第四纪冰川期的马格德林文明阶段，曾经出现过一段伟大的艺术复兴时期。在这一阶段的艺术作品中，出现了大量的极地与副极地动物，它们以各种各样的形式被展现出来，这其中蕴涵了艺术家们细腻的艺术触感和对这些动物真挚的友爱情怀，透视出当时人与自然界动物之间的亲密和谐的关系，而其对动物的观察技巧也已相当熟练。这些艺术作品上的装饰设计显示出超凡的艺术想象力。毫不夸张地说，马格德林时期的工匠们触摸过的每一件作品都是精妙瑰丽的艺苑奇葩。比如，他们用各种野生动物的骨骼、触角或者象牙雕刻而成的各式武器的柄手，其工艺之精湛，足以堪称实用性与艺术性的完美结合。正如M.Piette所说，“很明显，正是首先出于模仿的本能，才造就了装饰艺术的蓬勃发展。”[15]　　同奥里尼雅克文明阶段的人类文化一样，马德格林时期的艺术作品也都表现出很强的民族习惯和宗教信仰特征。“每一件武器背后都有它的魔鬼”，这是盖尔人的一个古老信条。在印度古代两大梵语叙事史诗《摩诃婆罗多》（Mahábhárata）和《罗摩衍那》(Rámáyana)中，都有关于天上的神兵利刃的守护神现身于人间英雄面前的传说，他们告诉这些英雄，自己是天神恩赐给人间的礼物，他们愿意听从这些英雄的指令，帮助人类降服妖孽、铲除恶魔。我们发现在马格德林时期的匕首把柄上，雕刻着长着突出象牙的猛犸或奔跑的麋鹿，据此可以推断，它们的主人相信这些动物是力量、尊贵和敏捷的象征。而出土的马格德林时期的石器“咆哮的公牛”（bullroarer）也进一步印证了这一事实。在澳大利亚，这一器物最初被用来在祭祀仪式上召唤神灵，后来在其他地区又被用来“祈风”，即用它来呼唤风神的注意。在埃及，每当寺院中叉铃（sistrum，一种手摇乐器，古埃及祭祀司繁殖女神伊希斯(Isis)时使用）的叮当声响起，那便是在进行类似的召神仪式。　　而早在莫斯特时期或旧石器时代的中期，以及奥里尼雅克文化晚期，就已经出现的葬礼仪式，则毫无疑问地表明当时已经存在宗教信仰。有时，在死者的山洞墓室中也会立起石碑，但随后即归为荒芜之地了；有时，他们也会造出一些洞穴，作为家族或部落的墓葬群。有些骨骸看起来在埋葬之前已被脱去皮肉，之后再将赭石和骨灰撒于其上。还有一些专门建造的石墓被用来存放死尸。　　尸首通常被置放在墓室的右边，双腿蜷缩，头部枕于右臂之上，左臂伸展开来。但是，偶尔也有双臂交叉的情况。很显然，这些姿势表明他们是在睡觉，因此我们可以确定，当时的人们一定相信这些死者还将醒来，因为他们生前使用的武器、工具以及被烹制好的食物也一并被放在墓室中。此外，死者的尸身上还被佩戴一些饰物，显然它们都是护身符。这一事实明显传递出这样的信息，即死者同样需要保护，或许是要戒备魔鬼的侵袭吧。玉黍螺（periwinkle，一种长春花属植物）编织的花环被放在死者的头上，毫无疑问，这也是给活人戴的。这些习惯本身已经足以说明，在距今遥远的旧石器时代，带有魔幻色彩的信仰已经在人类中发展起来并相当流行。古代民族佩戴的护身符可能出于几种不同的原因——祈求好运、祛病除灾、身体康泰、祈祷力量与勇气、盼望得到他们垂青的对象等等。正因如此，在并非作为“一种象征永远美好与欢乐的事物”的情况下，玉黍螺就已经深受旧石器时代欧洲民族的青睐。只有在近代，当这种古老传统的色彩淡化以后，人们才单纯是出于饰物本身的质地和价值方面的原因，来选择这种植物作为饰品的。所以，其实我们的祖先早在遥远的旧石器时代，就是不折不扣的现实主义者，仅仅在装饰物的佩戴上，他们就已经兼顾到美观性与实用性的完美统一。考古学家分析，给遇难勇士头戴玉黍螺符的意义，正如切罗基族（Cherokee，北美易洛魁人的一支）妇女通常用蟹钳擦拭宝宝小手的象征意义，祈愿他们身后依旧能够强壮勇猛。[16]看起来，当时的人们相信给死者的头上摆放玉黍螺将会使他们难以收到伤害，并能迅速地躲避敌人的攻击，就如同灵巧的海蜗牛的头一样。无独有偶，爱尔兰英雄库楚林（Cuchullin）就在他的头发上戴满了珍珠，其寓意不言自明——珍珠虽然脆弱，但在牡蛎壳的保护下就有如穿上了钢盔铁甲，所以穿戴上它们即代表自我保护的意味。根据这些习惯，我们不难看出，人类祖先之所以信奉巫术符咒，完全是从生活习惯中总结出来的理性经验。　　旧石器时代的猎手们通常还习惯佩戴鹿牙串起的项链，所以，葬礼时它们也会作为护身符被挂在死者的脖子上。这些鹿牙项链象征着步伐快捷以及耐力持久。与此类似，非洲的土著经常会选择豹子的脚爪作为项链，这是因为人们希望，它们能够带给人类这些可怕动物的剽悍与智慧。此外，人们还相信，在脚踝上戴上龟腿镯之上，走起路来便会不知疲惫。在某些南美洲的部落中，每当发生战争的时候，人们会随身携带上野猪的獠牙，以此来保佑自己犀利威猛、勇不可挡。　　一些人类学者将巫术从宗教中剥离出来，并提出前者是一个阐释为何要敬奉神的过程，而后者则为一个通过吁求确保人类服从神旨的过程。另外，还有一种理论认为，巫术是将人类对自然力量的宗教崇拜和与之相对的邪恶力量的一种完美结合。在大多数原始民族中，都认为世界上存在两种获取超自然力量的方式，即正确的和错误的。遍寻历史，我们不难发现这样的事例，比如浮士德（Faust，欧洲中世纪传说中的人物，为获得知识和权力，向魔鬼出卖自己的灵魂）同魔鬼之间的肮脏交易，但这些向来被虔诚的人们所不齿，因为他们相信只要自己恪守信念，在死后必将修成正果。　　当然，笃信巫术的原始民族不可能对此做出十分精辟的论断，更不可能将其上升为系统化的生命哲学的高度。他们只是对那无所不在但又不见其形的永无止尽的自然能量做出了一个十分模糊的概念，尽管他们竭尽所能地试图探寻到这些能量的源头。这种能量在许多方面以不同形式展现在人类面前。有时它专指力量或耐性，有时化身为智慧与机辩，有时又突显在愈合力方面，乃至非凡的繁殖能力。这种无形的力量在不同的季节呈现出的状态也有所不同。　　随着人类智慧的发展，人们意识到在这样一个危机重重的世界中，人类自身有着各种各样的不足和需求，所以，也就必须不断提高在利用这种超乎人力所及范畴的能力。因此，人类便通过捕食强悍动物来增强自身的强悍，通过食用狡诈动物来增强自己的心智，因为人类相信，生命力存在于血液中，饮食鲜血将会延长自己的生命。但是，人类同样也重视动物的价值，比如，除了肉和血液，它们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能够被充分利用。人们将鹰的羽毛摘下戴在自己的头上，相信它们能够带给自己鹰一样的敏捷与犀利。人类自身的服饰、足迹、唾液、头发以及指甲，一旦被施加巫术，便被注入新的能量，它们也便与人的受伤与否或者成败得失紧密联系在一起。也就是说，通过一个受伤的脚印，一截被施以符咒的剪掉的指甲，一摊混杂了沾上“魔鬼法力”物的口水，就能够预知一个人的旦夕祸福，事情进展的顺利与否。当然，还有其他的获取这种超能力的方法。比如，通过一些仪式或者念诵咒语就能将人引入某种途径。因此，这种信仰也便慢慢滋生——人们相信，无论是神还是动物，都可以被人类的意志力进行催眠。如果要捕捉一头麋鹿，猎手事前会演示一遍他所希望看到的结果——麋鹿奔跑着，然后如他所愿般跌倒；渔夫也会扮起被捕获的鱼儿在网中扭曲挣扎的动作，或者游向诱饵上钩的样子；水手们出海时会习惯性地吹起口哨，那是希望海风的到来，而一旦停止吹哨，则是风势已经足够强烈了。此外，在某些季节里，还有着类似的祈雨仪式。------------第二章　旧石器时代的巫术与宗教（5）------------　　看起来，在人类早期似乎存在着两种巫术——一种能带来好运，另一种则是厄运。通过在仪式上施以法术来影响能带来好运的源头，那些古老民族将自己的幸福全部寄托于此。所以，泉眼便成为幸运的象征，所有带着愿望去参观的人，都会留下一件东西，以确保能够源源不断地获得满足欲望的动力；还有一些树木被当作好运的源头，而另一些树木则是厄运之源。因此，人们通常会采用扔石子的方法来表示避免遭遇厄运，比如，朝一座墓冢或曾经发生过灾难的地点扔石子，或者当提到一个不祥的名字或路遇一种不吉利的动物时吐唾沫。　　“宗教信仰影响着我们的始终，也勾勒出我们的未来。”“它带有说辩的性质，是在人类发展到一个更高的智力阶段，意识到这个世界实际是受到智慧控制的——那便有了神学。”凡此种种，这类假说在今天有着不小的舞台。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当把它们放到现实中应用的时候，都必须受到这样那样的条件限制。即使在巴比伦和埃及那样的文明地区，最高端的宗教理念通常也是与最原始的巫术信仰和活动联系在一起的。神被认为是掌握和控制着这些“力量”，但是他们自己似乎也深受其影响。在巴比伦，能够登临万神殿之顶的主神，掌握着这世界的“命运石板”（TabletsofFate）；他引导“力量”进入特定通道，但其他年龄更老的神则通常能够创造出它们。比如，米罗达（Merodach）是众神之王，但是，他也必须同他的父亲“伟大的巫术师”依亚（Ea）配合才行。埃亚能够用火和水创造出力量。此外，在古代信仰中，我们还能找到“月亮是力量的最高源头”的说法，后来，它又被赋予诸如阴阳同体的双性神南纳（Nannar，巴比伦神话中的月神，在阿卡德语中被称为“辛”神）的神话色彩。在苏格兰和爱尔兰，月亮却从未被具体化过，它永远都只是一种巫术中的坩埚，神圣却又简单。　　今天，我们可以把巫术与宗教分离开来，但是远古时代的人类不可能这样，在他们的信仰中，二者没有区别。他们将祖先的各种信仰和思想全部沿袭和继承下来。宗教所包含的各项内容在原始民族群落中都能够发现，其中巫术占据着十分显著的位置，因此，巫术中的各项要素也都能从宗教体系发展的过程中寻到线索。看起来，这种观念上的混淆在旧石器时代似乎也存在。在我们今天看来，原始人类的思想既缺乏逻辑上的合理性，也缺乏整体上的同一性。可以说，当时的人们对各种并存的甚至是矛盾的信仰一律采纳和接受。他们简直堪称最顽固的保守主义者，即使是在接受了那些原本是用来代替陈旧观念的新思想之后，仍旧会继续坚持原有的信仰。　　当人类面临危急关头时，宗教思想似乎便开始萌发了。在每个原始部落中都曾有过这样一段时期，即人们不得不承认，巫术也帮不了他们：受到符咒保护的房屋照样在劫难逃；佩戴护身符的勇士一样在战场上倒下；即使在所有祈求食物的仪式上祷告一遍，一个家族或一个部落还是要面对饥荒的威胁。尽管如此，人类还是不得不怀揣着信仰和勇气去面对灾难和未知的明天。正如马雷特先生（R.R.Marett）所说，“宗教就是人们对于未知事物的一种心态。正是得益于它的精神才使得人们的心理获得安慰……这种在所有现存宗教中都含有的精神通常是与一定的坦诚和谦逊并存的。”[17]　　这种宗教情感成为人类对于超自然意志认识的必要条件，它给人类原本脆弱的心灵带来一种对于超凡能力的模糊概念，这种想法在人类的思维中是很自然地萌生出来，它是对人类思想与情感要求的一种回应。天上的众神，或者是众神中的主神，与人类社会的构成和秩序完全一样，但却不受自然力的控制。随着这一思想的发展，人们逐渐相信好运是来自于天神，他们是人类的朋友，而厄运则来自于魔鬼，他们是人类的敌人。因此，人类有必要去赢得天神的帮助，而确保自己不受到魔鬼的侵袭。　　但是另一方面，人类却并未意识到，巫术只是一种渴望超越被自然力控制的意识。归根结底，这种信仰是源自于“整个世界都要受自然规律支配”的社会现实。可能有些人在偶而使用这些方法获得成功后便迷信它们是亘古不变的天律，但是当他们在为这些巫术为何不能总是奏效而深感困惑时，却不曾醒悟，原因其实很简单，只因他们忽略了自然规律。他们对自然力的认识是建立在那个时代的科学基础上。他们在实践中会竭力利用这些认识，就如同他们的后人利用尼亚加拉瀑布发电一样——从一种已被认识的能源中汲取能量，就像无线电通讯设备是利用从电流中获取的振动波一样。在试图解开这些自然之谜时，他们往往是无功而返，但他们通常会将这些“障眼法”运用得十分巧妙，比如，对于那些祷天祈雨的仪式，是轻易不会使用的，除非在久旱不雨，万般无奈的情势之下，才会将其昭然示众。一般说来，老谋深算的巫术师们很少去做那些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尝试。他们总会获得成功，不管用何种方法，只要能满足他们影响普通民众的目的即可。可以说，原始人类生活在一个充满恐怖的世界中。人们头脑中的许多思想是不牢固的；几乎没有人不生活在那种紧张到近乎疯狂的社会秩序中。而巫术师们正是通过不断调整这种不稳定的信仰来达到种种人力难以企及的效果。对他们来说，通过催眠的办法来控制那些受伤或生病的人与其配合并非什么难事。在今天，许多原始部落中的野人都被发现出现过类似歇斯底里的症状，当然，这完全是巫术师们的“杰作”。一个有勇气单独面对一头狮子或一挺马克西姆重机枪（Maximgun，一种老式机枪）的野人，当他一看到在一个旨在影响权力分配的可怕而神秘的仪式上兴奋地手舞足蹈的巫术师时，便可能吓得战战兢兢。　　因此，当我们发现一个有着鲜明特色的神鬼信仰的独特部落时，应该可能想到，这是一个已经拥有超自然的意识，并且该意识是有别于一般概念的巫术学说的民族。当人类随着这种兴趣的日益浓厚开始用各种行动来实现这些想法时，也就产生了宗教活动。所以说，表面上看来是一个巫术仪式，其实质却可能只是宗教内核的一种折射。实际上，很多古代民族，在进行一些驱魔活动时，都会像对待神明一样套用宗教的形式来施展巫术。正如希腊哲学家伊索克拉底(Isocrates，公元前436-338)所说，“那些在我们看来是好运之源的神都被冠以奥林匹斯山诸神的头衔；而那些总是与灾难和惩罚相关联的神则要承载遭人避忌的恶名；对于前者，无论在民间庙堂还是城邦祭坛，他们都是受万众景仰俯首参拜的对象；而对于后者，无论在祈祷还是供奉的过程中，都不会有他们的位置，当然有一种情况除外，就是在驱魔仪式中。”[18]在印度婆罗门的祭神仪式中，会参杂进一些法术内容，这些举动的目的是驱逐魔鬼，免得供奉给神灵的祭祀被中途截取。在埃及，祭司在供奉神的祭拜仪式中也会施展一些法术，以期对神产生影响，在巴比伦也同样如此。宗教与巫术的融合衍生出许多相互结合的活动和更为复杂的信仰体系。　　旧石器时代的民族有他们的神或魔鬼，抑或二者皆有，以及有关巫术的信仰。在他们的岩画中描绘的兽头神就是典型的例子，他们有的手臂高举，如同埃及人敬神的姿态一样；有的像巴比伦神话中的半人半兽神和布须曼人中流传的兽头神一样跳起了“丰收之舞”。这种庆祝丰收的舞蹈也是巫术的一部分；舞者是一个信奉超自然主义的民族，这当然是一种宗教上的概念。　　在巴比伦，最古老的那些神与妖魔之间是不能辨别的。甚至连慈祥的埃亚也不例外，他按照魔界样式教授他的信徒们怎样建房造屋，耕种土地，制定人间法律。旧石器时代的神身上同时还兼有十分明显的半魔的特征，“破坏者”与“保护者”、“人类的敌人”与“人类的朋友”、“灾难制造者”与“祝福给予者”，这些对立的角色却恰恰都集于他们一身。　　在塑造神的过程中，早期人类形成了他们的世界观——他们最想要什么或者最畏惧什么。象征健美与运动的神身形会如同参天大树一般伟岸，他掷起巨石来比人类抛小石子投得还远；代表爱与美的女神则完全不受世俗的约束，妩媚风骚，恣意放荡，在与其媲美者的面前极尽夸张之能，尽情展示她的娇媚柔美，她的追求者就像伊师塔的仰慕者一样多如牛毛。她们通常被描绘成丰乳肥臀的女性特征，这丝毫也不为过，因为从古至今这一直都是人们心目中完美女性的象征，当然，有时她们也被描绘成那种杨柳纤腰、曲线玲珑的女性之美，毕竟这同样也是令男性心旌摇荡的佳丽形象。总之，在当时人类的心目中，神便是超人，而女神自然也就是女超人了。------------第二章　旧石器时代的巫术与宗教（6）------------　　当然，这些神的思想同样也要受到当时人类信仰的局限和影响。崇拜动物的民族，自然会相信他们的祖先是一种独特的动物，于是，他们一定会将其与半人半兽神联系起来。例如，巴比伦文明中的天神埃亚，身上就穿着远古时代的鱼皮，这在祭祀中已成为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因此，在图腾祭仪上的祭司通常身披类似的象征部落祖先所崇拜动物的皮毛，因为这些动物是人类主要的食物；或者戴上一个面具，以此象征图腾与他们部落的合二为一。有关兽头神的另一种理论这样解释，他们是联系人类神与动物神的一个纽带；人类从一开始崇拜“巨兽”（GreatBeast）逐步发展到崇拜“巨人”（GreatMan），这个过程是一个逐步进化的过程。毫无疑问，这是一个棘手的问题。但是无论如何，我们还是尽力尝试从奥里尼雅克时期南欧和西欧的兽头神着手来解开这个千古之谜，而不是埃及或者巴比伦。　　因为，对于远古时代散居各地的人类来说，早在底格里斯-幼发拉底河流域文明之前，这种进化过程就已经在这些地区开始了，它甚至比埃及人开始土耕火种的时间还要早。这样一个漫长的文明年代为未来文明的缔造者们始终在进行着铺垫和准备，这一时期的人类将祖先对于丛林的懵懂敬畏和信仰，连同那些在第四纪冰川期之前和期间发明的装饰图案一起，被沿袭和发展下来。甚至这一时期的服饰风格也同早期的样式一脉相承：喇叭口式的裙子，蜂腰周遭悬挂的饰物，（这些特征与克里特文明联系在一起，）都在奥里尼雅克山洞中的岩画上有所展现。不过这并不足为奇，因为即使是亚述人的女神造型也要早于其文明本身。一尊像埃及女神一样的伊师塔的象牙雕塑在库扬及克（Kuyunjik）被发现。“这尊塑像带有典型的埃及人的特征，”金先生（L.W.King）[19]这样写道，“先看眼睛……事实上，几乎这尊塑像的每一处特征都像是埃及人，只有一处例外——她的手势。女神手抚胸部的动作顿时昭示出她的亚洲人的特征……事实上，这的确是十分典型的西亚人的特征，后来又进一步延伸到爱琴海地区。”这一姿势同时也是奥里尼雅克时代的特征；有些脂肪臀的女子象牙雕塑也有类似的手抚胸部的动作。“现在还不能确定，”金先生继续补充道，“是否裸体女神最早可以被追溯到巴比伦、安纳托利亚或者爱琴海文明。”或许裸体女神是奥里尼雅克时期散居各地的旧石器时代民族的后裔与新石器时代初期迁至欧洲的后来移民两种文化交融后的结果。在下一章，我们将引领读者一起追溯不同地区祭拜古代女神的历史，可以肯定的是，他们都是生活在后冰川年期的旧石器时代民族，他们与地中海沿岸最早期的居民交往并相互融合。　　脚注　　[1]《巴比伦和亚述的宗教信仰》，莫里斯·贾斯特罗著，第136页。　　[2]女性胡须表明这一地区为寒带特征。另一方面，它也为我们提供了古埃及人中“中性人”的最早证据。　　[3]见《南非内陆行记》，W·J·波切尔，第二卷，第61页（1824年）；《南非土著民族》，G·W·斯托，第129页（1905年）；《加拿大西北地区部落报告》，英国协会代表（1889年），第837页；《古代狩猎者》，W·J·索勒斯，第238页（1911年）。　　[4]《西部高地传说》，坎贝尔，第3卷，第225页。　　[5]《诺森伯兰郡史》，哈奇森，第14卷，第4页。　　[6]《南印度巫术与迷信》，第119页（1912年），《人类学学院期刊》，第19期，第56页（1890年）。　　[7]《古代民俗》，布兰德，第2卷，第333页。　　[8]《金树枝——摩法的艺术》，第1卷，第207页。弗雷泽教授给出众多这种信仰的例证。[9]《古代狩猎者》，W·J·索勒斯，第235页。　　[10]尽管在石壁上绘有许多熊的图案，但是这一直被认为是它们被人类捕食的有利证据。除此之外，原始狩猎者还很可能捕食猛犸和长毛犀。　　[11]《澳大利亚中部土著部落》，第176页。　　[12]《金树枝——摩法的艺术》，第1卷，第85-88页，第3版。　　[13]《苏格兰高地及群岛的巫术与第二重视界》，J·G·坎贝尔，第46-48页（1902年）。注：这些习俗至今仍被沿用。　　[14]《巫术与物神崇拜》，A·C·哈登，第19页（伦敦，1906年）。　　[15]L'Artpendantl'AgeduRenne.《雷恩古代垂饰艺术》。　　[16]《美国人类文化研究署1900年年度报告》，第308页（华盛顿，1900年）。　　[17]《谦卑的诞生与人类学》，第212页。　　[18]《演说》，伊索克拉底，第5卷，第117页。　　[19]《埃及考古学期刊》，第1卷，第Ⅱ部分，第107页（1914年）。------------克里特的蛇女神（图）------------约翰·邓肯(英国皇家艺术学会附属会员)绘------------迈锡尼的狮门（图）------------迈锡尼的狮门------------第三章　崇拜女神的古代民族（1）------------　　克里特与旧石器时代人类——马耳他、埃及、巴勒斯坦及腓尼基的民族——旧石器时代与新石器时代之间的联系——法国、丹麦和不列颠的中石器时代文化——地质和民族的证据——神话传说——现代英格兰中的旧石器时代典型人种——地中海民族中的新石器时代人类的到来——克里特之蛇——女神，鸽子——女神与“野人中的女性”——克里特的“母亲”——证实泰坦女神瑞亚——作为破坏者的原始女神——英格兰的女巫黑安妮丝（BlackAnnis）和印度教女神黑卡莉（BlackKali）——黑、绿、黄三色的得墨忒耳（希腊神话中执掌农业、结婚、丰饶之女神）/克瑞斯（罗马神话中的谷物女神）——利比亚的绿色女神奈斯（GreenNeith）——巴比伦的黑夜女神（Labartu）与苏格兰-爱尔兰的黑女巫——埃及的狮头女神赛克美特（主司战争和破坏）——对树木和高山的崇拜——橡树、许愿柱（Maypole）及“尘埃崇拜者”（SwainMotes）——在希腊和苏格兰的地咒（EarthOaths）——希腊神话中的大地女神盖亚——凯力敕（英国传说中令冬天寒冷的妖精）与阿尔特弥斯（希腊神话中的月亮女神）——风婆——女神崇拜与女性地位——创造神话的过程。　　在克里特，至今仍未发现旧石器时代的人类头骨，尽管早就有迹象表明这里曾经存在过比中石器时代更早阶段的人类文明。因为这座岛屿曾经一度与大陆紧密相连，所以也不排除与此相关的早期人种和动物的骨骼化石被埋在爱琴海底的可能——历史上，在几个冰河时代中间隔的间冰期，这里曾是一片广阔的平原，周围遍布水势澹澹的河流和郁郁葱葱的森林。这块大陆十分广袤，从北非海岸一直延伸到史前利比亚才逐渐消失。　　而在地中海岛国马耳他，人们相信这里的古代文明遗址可能比克里特更少地受到后来建筑者们的破坏，因为在这里已经发现旧石器时代中期的人类头骨。在马耳他首都瓦莱塔（Valetta）的博物馆中，一共陈列了十一种在哈尔·萨夫列尼（HalSaflieni）地下宫殿发掘出来的人种样本。其中有些是融合后的人种，但是有两种人具有明显的莫斯特人的特征，特别是突出的眉脊表明他们是生活在第三纪冰川期的人类。　　一颗在哈吉亚·金（HagiarKim）出土的颅骨带有明显的黑人痕迹，这很可能与在蒙通附近的格里马尔迪山洞发现的那些头骨存在关系。正如前文所说，考古学家在新石器时代马耳他人的墓穴和神殿都发现有长着脂肪臀的女性塑像，这进一步印证了，奥里尼雅克时期的前布须曼人就是地中海民族中的早期居民。这些塑像中既有裸体的，也有穿着镶边长袍的，她们通常被称作“克里特人”，值得注意的是，她们与在墓葬遗迹中发现的用磨光的石头制成的穿孔的斧形护身符似乎存在着联系。尽管在马耳他并未发现克罗马尼翁人的头骨，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有些类似的身材高大的民族当时一定已经迁居于此，并与当地新石器时代的早期民族相互融和。有例为证，在圣维尔纳（SantaVerna）出土的一具男性骨架经测量，身长为5英尺9英寸。“这是一个十分典型的民族，”一位考古学研究者声称，“他站起来一定有6英尺高，他的颅骨厚重且比较有形，颌骨与牙齿整齐均匀，肢体有力。”[1]地中海民族中的新石器时代人类体形纤细，中等身材。　　最早的克里特人属于地中海民族类型，但是他们中有些具有异族人才有的较宽的头部。早在新石器时代的各个民族在这座岛上定居之前，他们便与岛上的居民进行接触，很明显，他们是来自北方的山地民族，或者旧石器时代民族的后裔。同时，在克里特岛的新石器时代的地层下面也发现了长着脂肪臀的女性雕塑。　　在埃及，在新旧两个石器时代之间并不存在裂缝。所以，不仅在王朝前的埃及人和努比亚人（Nubian）的墓穴中都发现了脂肪臀雕塑，而且不断出土的各个历史阶段的燧石证据更是表明，后来阶段的石器工艺与早期的石器制品在风格上呈现出明显的连贯性与延续性趋势，前后一脉相承。有观点认为，在巴勒莫（Palermo）发现的第一王朝时期的石器“穴居人的征服者”（SmitingoftheTroglodytes）所展现的可能就是旧石器时代山洞民族的后代。　　巴勒斯坦位于埃及以北，是其直通东欧的必经之路，在那里繁衍出许多人类早期阶段文明的人种。阿布维利与阿舍利时代的燧石“已经在海底平原被采集到，在耶路撒冷南部的高原数量更多，在安曼（约旦首都）以南地区数量也相当可观。另外，在位于死海和约旦境内阿克巴湾之间的古城佩特拉（Petra）以南的广袤地区也发现了一些。”引用麦卡利斯特（Macalister）教授的话说，“巴勒斯坦境内的旧石器时代民族消失了，但是，在它的邻邦法兰西，人类文明却得到了更高程度的发展。”从地中海古国腓尼基的莫斯特人的岩洞中，已经发现典型的燧石化石以及骨器制品，其中包括骨针。马克斯·布兰肯霍恩博士（Dr.MaxBlanckenhorn）认为这一地区出现的最早的新石器时代人类的时间应为公元前10，000年。在哈拉杰尔（Harajel）的腓尼基人山洞里，发现了许多陶器碎片，它们“与一些灭绝的古生物的骨骼化石咫尺相隔，特别是那些长毛犀。”考古学家在考察基色（Gezer）晚期的一些普通洞穴时收获颇丰，“表面装饰着一些简单图案或红色线条的粗糙陶器；燧石薄片，刀具以及刮削器具；磨石；可用于搭建壁炉的被磨圆的各种卵石；加热食物用的石头；投掷武器以及磨光器等等。”另外，还有“一两个用穿孔的骨器或石器制成的悬挂形护身符。”[2]------------第三章　崇拜女神的古代民族（2）------------　　在法国，衔接旧石器时代与后来时代最显著的纽带是克罗马尼翁人，他们首先出现在第四纪冰川期前奥里尼雅克时代的多敦河流域。这些民族“最奇特最值得注意的特点”就是他们都长着超长的脑袋，宽阔的脸型——也就是说，他们有着地中海人的典型特征，并且与居住在山林中的类亚美尼亚人的宽额头十分相像。在总结高理雍博士（Dr.Collignon）对于今天生活在多敦河流域的居民的研究成果时，里普利（ProfessorRipley）教授说道：“我们以上描述的民族在身体特征上与人类学家掌握的另一人种十分吻合，这便是闻名于世的克罗马尼翁人，（他们）很久以前就被考古学家们证实曾经在史前时代居住在西南欧洲。”尽管与其他类型的人种存在诸多相似之处，但他们仍旧很容易被辨别出来。今天，在北非的柏柏尔人（Berbers）地区也发现了长着克罗马尼翁人式颅骨及“怪异脸型”的民族。[3]此外，在北及比利时的广大地区也都发现了旧石器时代克罗马尼翁人的骨骼。施利茨博士(Dr.Schliz)通过对克罗马尼翁人曾经聚居的当代西欧的众多地区进行调查后发现，即使是较之更早的莫斯特时代的穴居民族也仍然依稀保留着几许与众不同之处。[4]长久以来，大部分苏格兰人的身高和体重一直令人类学家们感到困惑，或许是因为这是一支混杂着强烈旧石器时代特点的新石器时代民族，而在序言中提到的从格拉斯哥的墓地中获得的考古学证据则显然与此密切相关。　　在旧石器时代文化晚期与新石器时代文化早期中间漫长的过渡期的法国马斯·阿兹尔（Masd'Azil）地区，也已经发现了令世人瞩目的证据。这一阶段的文化被称作中石器时代（Azilian），它前后持续了相当长一段时间。但是，在苏格兰发现的所谓的这些“中石器时代器物”却与此前在该地区发现的文明之间存在一段相当长的间隔期。克罗马尼翁人和马格德林人的行踪贯穿整个第四纪冰川期。后来随着地球气候的小幅震动，他们为了捕捉驯鹿及其他动物也随之北迁。然后，似乎也有一些游猎民族中的一部分人选择留了下来，并改换了新的生活方式。随着多敦河流域的克罗马尼翁人开始掌握驯养动物的技术，他们无疑发现自己选择的留守家园所面对的生存压力要比同时代的其他民族小得多——主要是马格德林文化中的小部分民族，包括狩猎民族和渔业民族等。　　再后来随着第四纪冰川期部分陆地的重新上升，马格德林人中的“巡游者”们得以能够将他们的足迹踏上英吉利海峡的河床地带。当然，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驯鹿也来到了不列颠诸岛，并且到（第四纪冰川期）中期时已经在苏格兰岛上繁衍生息。在本威维斯山（BenWyvis）山坡采集到的一个雕刻着捕猎场景的鹿角古器，就指引着作者在此后不久果真发现了那片狩猎场。这个鹿角在丁沃尔（Dingwall）一家酒店的展厅里陈列了多年，但令人遗憾的是，它后来失踪了。根据判断，这应该是较晚时期的旧石器时代文化在欧洲北部高地的遗留下来的历史见证。其上雕刻的图案看起来带有马格德林人的特征。　　詹姆斯·盖基教授（JamesGeikie）表示，在第四纪冰川期之后，随着地壳运动的变迁，很多生物又开始在苏格兰繁育起来。这一时期，大片土地都覆盖着茂密的森林，此前历史的陈迹都被深埋在泥煤草炭和地衣苔藓下的地层中。盖基教授还专门赋予它一个称谓，叫作“下层森林”（LowerForestian）。此后，随着又一个冷冬期的到来，冰川层再次从山地向下扩展，甚至有些地方的冰层直至延伸到海边，触到海水后才会融化。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这片森林自然也不可能幸免，郁郁葱葱的参天巨树最终全都“零落成泥碾作尘”，进而化为泥煤，见证着此后到来的每一个越来越冷的寒冬，以及每一个越来越短暂、越来越潮湿的夏季。与此同时，这片大陆也开始下沉，周围的海平面又上升了45至50英尺。接着，是另一个间冰期的到来，在此期间，森林再度繁茂起来。这在盖基教授的理论中，称之为“上层森林”（UpperForestian）时代。如此往复，周而复始，直至地球上最近一次冰川期的到来，伴随着冰川面积的逐步缩小和地区化，陆地在几次冰河时代中的起落沉浮，后来的泥煤地床也层层覆盖在前一时代沉陷的森林之上。至此，当大陆再次“拔地而起”、全球气候逐渐转暖之时，我们今天这一时代也便宣告到来了。　　此外，在苏格兰亦发现有中石器时代人类的痕迹。[5]在可以俯瞰整个奥班（Oban）地区的麦克阿瑟山洞（Macarthurcave），在当时海平面高于今天30英尺的情况下仍住有居民，他们是高原上的穴居人，是最早来到这里的探访者，他们是狩猎民族和渔业民族，遗留下许多骨器和兽角器物，其中包括中石器时代的捕鲸叉，众所周知，它们是第四纪冰川期法国南部地区的马格德林人最先发明的。而在苏格兰中部的斯特灵（Stirling），同样的捕鲸叉也曾在一段时间内用于捕捉到近海喷水的鲸鱼。在后来对布莱克岛（BlackIsle）的罗斯玛基（Rosemarkie）的洞穴居民进行的一次考古挖掘中，也发现了各种各样的骨器和其他器具，以及一些人类遗迹，其中包括一个巨大的火炉——它由圆石底座堆砌而成，中间留有笔直的烟道，侧壁的石块都已被熏黑——就是这样一座庞然大物被置于一片空地之上。这个山洞大约位于今天的陆地上海拔15英尺的高度。　　将这些岩洞与其他主要居住在旧时海岸线山脊的早期人类联系起来的是贝陵（Shell-heaps）。它们被发现在北及凯思内斯郡（Caithness）的苏格兰广大地区。[6]那些早期的“河床”民族，与著名的丹麦人的“贝冢”（kitchenmiddens）一样，都被认为是从旧石器时代遗留下来的混血儿。当新石器时代最初的地中海民族中的先驱者登上这片岛屿，他们遇到了盖尔人民间传说中提到的穴居民族，并与他们进行了融合。[7]　　“很有可能，”詹姆斯·盖基教授这样说道，“早在旧石器时代人类从比利牛斯山（Pyrenean）地区消失之前，新石器时代人类就已经在南部欧洲出现，这两类人种很可能在这一地区有过接触。”今天，大部分考古学家已经放弃了原来的裂缝理论（hiatustheory）。罗伯特·芒罗（RobertMunro）博士指出，他在对欧洲地区最近的相关证据研究后得出的结论表明，“从旧石器时代晚期向新石器时代过渡阶段的人类在延续性上并不存在中间的断档，”并且他也接受基思（Keith）博士的观点，“在今天的不列颠民族中，就像在欧洲大陆的其他地区一样，仍然十分普遍地保留着旧石器时代民族的血统。”[8]基思博士在英格兰的很多地区都发现留有大量旧石器时代“河床”民族的典型特征。------------第三章　崇拜女神的古代民族（3）------------　　在欧洲的很多地方，都留下新石器时代的民族与旧石器时代民族的残余者接触过的痕迹，其中尤以分布甚广的地中海民族（或者称作棕色民族）为突出代表。他们中等身高，长脑袋，又高又窄的额头，优雅的面庞，黑黑的眼睛和头发，苗条的身材。他们浅黑的肤色表明具有这种特点的地区应该在北非海岸。有些人类学者倾向于这种观点，即这一血统民族的发源地应该在东非的索马里兰（Somaliland）——非洲文明的摇篮，那里就如同阿拉伯半岛一样，永远孕育和承载着超常负荷的大量人口。在埃及，他们在人类历史揭开近代文明之前的更早时候就已经采用了农业生活模式。在人类历史长河中，时常会出现周期性的移民潮，当然这一民族也不例外，大量的移民向西向东涌出，一路沿着海岸线跨越直布罗陀海峡，穿过巴勒斯坦和小亚细亚，进入到欧洲腹地。同时，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他们遍及到欧洲的南部、中部和西部，以及不列颠群岛。很有可能，他们在穿越了苏格兰之后，又来到爱尔兰。他们的墓葬习惯表明，他们的宗教信仰伴随着这种“民族性的大迁徙”也经历了一次显著的发展历程。欧洲和非洲的新石器时代墓穴有着十分相似的建筑轮廓，而其中所葬的大多数髅骨也都呈现出人种类型上的极其相似。“实在是太惊人了，”艾略特·史密斯教授（ElliotSmith）对此发出这样的感慨，“在不列颠诸岛上的新石器时代早期的民族与地中海民族之间存在十分相像的亲族特征，而就人种整体上的身型而言，他们无论是与古代还是近现代的埃及和东部非洲民族相比，也都极为相似。从对远古时代不列颠早期人种骨骼的描述中，我们也能发现其与索马里兰的居民几乎在所有实质内容上都保持一致。”[9]　　那种对于他们向旧石器时代欧洲的狩猎民族和渔民发动种族灭绝战争，从而在人口数量上占据绝对优势的假想完全是没有必要的。因为他们的游牧及田园式的生活方式能够确保他们过更大规模的群体生活，所以，在这样一个更小的区域中显然要比那些必须依赖不断向野外扩展生存空间的旧石器时代狩猎民族更容易获得繁盛。但无论如何，他们都从未超越过客罗马尼翁人时代的多敦河流域的民族。很有可能，在西欧地区和不列颠诸岛，新石器时代与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民族融合在一起。罗伯特·芒罗博士提出，后者在当时就已经沦为农业民族的附庸和苦劳力。　　同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众多民族一样，新石器时代的民族也是对女神的崇拜者。他们信奉“大母神”缔造了这个世界，创造了众神、魔鬼和凡间人种。处在新石器时代早期文明中的各个国家仍然延续着他们早先的信仰，这一点我们从发现的散落于各地的处在同一文明水平的普通民族文化中都或多或少出现“大母神”的概念而得以确认。一般看来，居住在那些相对隔绝地区的原始人类的观念，因为其生活环境和习惯更少受到干扰和阻断，而更不容易被改变。　　在克里特，有三种突出的女神形态——蛇女神、鸽女神和“百兽夫人”，这些形式可能与最初的神，或者说是与一组将母亲和女儿合成后的形象有所差异。正如在埃及和巴比伦一样，在这里也发现有一位女神趋于吸收了所有其他众神的品性特征。母性神可能被假定为在不同的季节、不同的地区展现女性的不同形态的一种浓缩形式，她是地区性祭以发展的结果之一，着重突出了最初的神的某一具体形式。但是，毫无疑问，母性神的概念应该是为克里特人信仰的一个核心部分。　　这位伟大的女神被描绘成穿着一条镶边齐腰长裙，腰际绕着一条扣口腰带（详见第六章）。整个上身裸露，乳房十分丰满。她有时立于一座山顶，身边由两头雄狮守护；有时则会端坐在树丛边。除了那些狮子以外，常伴她左右的动物还包括野山羊、带角的绵羊、公牛、红鹿、蛇以及鸽子；在所有与她密切相关的象征性符号中，包括公牛角、双斧、神柱、新月和权杖。这些器物显然表明她是负责掌管死亡、战争、丰饶以及狩猎的女神。人们将祭祀给她的供奉物摆放在一个被认为是她居住的山洞中。　　需要指出的是，当初在这位古代神刚被人们创造出来的时候，基本同其他神一样，并未被赋予如此富有魅力的性格。比如，我们对她的认识就绝不仅仅只限于那具个性十足的希腊雕塑。人们相信她的身份就等同于泰坦女神瑞亚（Rhea）——女灶神维斯塔（Vesta）、农神得墨忒耳（Demeter）、天后赫拉（Hera）、冥王哈得斯（Hades）、海神波塞冬（Poseidon）及大神宙斯（Zeus）的母亲。在古希腊雕刻家菲迪亚斯（Phidias）的刻刀下，她便被描绘成一位慈祥和蔼、威严高贵、温柔可亲、美貌端庄的母亲。最初的大母神完全是一付万人敬仰、普度众生的形象，苍生百姓对她无不充满着敬畏的感情。一言以蔽之，她就是定夺凡界生灵生死命运的天数，她既能一手遮天、酿造灾难，也能福荫天下、济世苍生。而这一切，都与陪伴她左右的骇人的雄狮、阴冷的巨蟒、温顺的鸽子和灵逸的奔鹿。此外，她还会时而表现出截然不同的另一面——骄奢淫逸、放浪形骸，俨然一付风骚荡妇的嘴脸。与巴比伦神话中的女神伊师塔一样——她曾一度是传说中的苏美尔国王吉尔伽美什（Gilgamesh）的情人，但随后又投入他不共戴天的仇敌的怀抱，大母神在情感方面也表现出像风一样的薄情寡性、轻浮多变。正因如此，她才更加名噪天下，当她绝情绝意之时，盛怒之下爆发出的威力足以摧枯拉朽、风卷残云；当她对苍生的慈悲心肠全部化为乌有，便会出现下面的一幕——　　俯视滚滚红尘，　　满眼皆是生灵涂炭、哀鸿遍野，瘟疫肆虐、地动天摇，山呼海啸、烟笼尘嚣，　　四面挥戈，烈焰屠城，折戟沉舟，万民合手。　　在希腊神话中，各种民族的信仰元素都被融汇到一起，野蛮人的原始习惯经过哲学思辨的升华后彻底改头换面，从而得以将一个文明时代的璀璨文化传承千载。尽管如此，但诗人和艺术家们却从来不会从根本上抹灭它质朴的原始风骨。现在，在人们的意识中，已经不会再把克洛诺斯（Cronus，希腊神话中的泰坦巨神，传与瑞亚结合，生下宙斯）的野性与阿尔忒弥斯（Artemis，希腊神话中的月亮女神）的愤怒当成一种纯粹的象征主义——他们的每一次怒火都会毁灭一位美丽的少女，很显然，它们只是建立在自然现象基础上的民间神话，而非古人对于“过往所有不幸的、难以企及的事物”（即原始民族在许多祭拜仪式上供奉某位嗜杀成性的神的活动）的一种反映。　　对于大部分古代欧洲民族来说，他们在原始膜拜中的神都是不可战胜和永恒不灭的，直到后来随着异教的兴起，才给人们留下一些黑色的记忆。比如，爱尔兰的神克劳姆·克鲁埃奇（CrommCruaich）就曾因在其自己的金像前亵渎圣徒，而留下极其不光彩的一页，有诗为证——　　《天国的罪恶》　　这是多么的悲哀和危险，　　他们竟要亲手扼杀自己可怜的儿女，　　将子孙后代的鲜血喷溅在克劳姆·克鲁埃奇的四周。------------第三章　崇拜女神的古代民族（4）------------　　《挤奶与撒盐》　　人们拼命跪地祷饶，　　只求换得三分之一的苟活，　　除了无耻的恫吓，他还剩下些什么。[10]　　同时，古代欧洲的母性神在民间传说中还有另一重不光彩的形象——被当成吃小孩的魔鬼。比如在英格兰的传说中，她就是一个生性残暴的魔鬼。在爱尔兰东部的莱斯特郡（Leicestershire），她就化身为女巫黑安妮丝，被与复活节的“猎兔”联系在一起，此外，还有一种关于她的被称作“安娜猫”（catAnna）的传说版本。在近代公开发表的文献中最早提及她的是十八世纪的下面这篇文章：“那些经常或部分地与她相关的土地都被称作是‘黑安妮丝的园庭小路’。”　　但是，绝不能就此论断，黑安妮丝只是到了近代才被引入到这些地方的。看起来，她就如同与她名字相关的其他传统一样，是一件伟大的古物。再缜密的科学方法也不可能准确无误地划定类似的这些保留至今的传统和信仰的形成年代，而且这种情况不仅适用于那些偏僻的荒郊地区，即使是作为文明中心的都市和那些曾经的文化胜地，在经历过许多个世纪的基督教精神的教化后，也同样面临这样的问题。如果这些传统和信仰确实已经存在了很久，那么尽管在此后漫长的人类文明历史中饱受诸如教堂、印刷物和学校的影响，但其仍然顽强有如花丛中的杂草，历经沧桑岁月的洗礼与荡涤，超然浩劫以苟生，混隐于野而不灭。或许有人会问，“它们在被世俗诟病为文明社会的垃圾之前是否也有过曾经的繁荣呢？”不管怎样，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即在这些岛上，有很多传统和信仰是从最早期的居民那里传承下来的，而他们又是在某个遥远的间冰期时代将这些从欧洲大陆带到这些岛屿的，在石器时代的晚期，同样的事情再次发生，时至今日仍被人们随身佩带的许多护身符、吉祥物的原型也就是在那期间诞生的，比如今天经常被人们挂在表链上的幸运猪，装饰在汽车和飞机机身上的吉祥物等等，这些习惯自古以来就有，只不过当时的装饰对象是用树干掏空的小船而已。　　所以，我们丝毫不必诧异为何古代女神能在今天的莱斯特地区仍旧“香火不断”。这座城市的名字本身就带有浓烈的古朴韵味。在被称作里尔（Llyr）——不列颠的海神后，[11]它甚至成为莎士比亚由此创作的最为著名的剧作之一—《李尔王》（KingLear）。英国十二世纪蒙默思郡（Monmouth）作家杰弗里（Geoffrey）曾这样写道，“正是他（李尔王）在索尔河（theRiverSoar）畔创建了这座城市，它被英国人称作凯尔（Kaer），但在撒克逊人的语言中，把它叫作莱斯特（Leicester）。”[12]　　黑安妮丝的园亭是位于丹尼山（DaneHills）顶的一处洞窟，[13]它已逐渐被历史的尘埃所埋没。在岩洞上方，长出了一棵橡树，蓬勃丛生的枝杈好像故意将女巫掩藏起来，以便她出其不意地捕获猎物——尤其是孩子。当地一位诗人曾经写下一首不朽的诗句，来描述女巫和她的山洞：　　一株橡树，山涧丛中突兀而出，　　枝杈招展，直掩乱石岗上一洞窟，　　杂草丛生，荆棘密布，　　神秘之洞无人敢入。　　这里的黑安妮丝“唯己独尊，统治着方圆这片死亡与神奇之地。”每当牧羊人丢失了羊羔、母亲们不见了自己的孩子，便会担心是黑安妮丝所为。据当地一位诗人讲述，在上一代的孩子们中，那些“到过丹尼山的人都确信黑安妮丝就守候在那里，把那些进入到她庭园里的猎物抓住。”　　“常常是少女闻之色变，母亲为之颠狂。”　　这位诗人留下了下面这样一段关于女巫的引人注目的描述——　　“世人皆传，凡界之人闻之无不丧胆，　　但见黑安妮丝两眼如炬，凶神恶煞，嗜血如命；　　张牙舞爪，血肉横飞，貌似蓝靛。　　时而化身纤腰娇娘，荡妇淫娃，　　可怜无数痴人命丧黄泉、血尽皮枯。”[14]　　看起来，她与盖尔人传说中的“黄穆里耶蒂希（YellowMuilearteach）”颇为相似：　　她面似蓝靛，通体煤光，　　血腥满身，齿红如锈，　　目似深潭，直刺骨髓，　　睛转如电，寒星划空。[15]　　此外，还有另一篇对她的描述：　　叫人不寒而栗的鬼蜮威名，　　那便是红皮“白鬃”的穆里耶蒂希。　　她的面如炭青，　　她的颚齿血红；　　她头生独眼，目光滞弱，　　但致命一击却比鲭鱼追捕猎物更迅捷。　　她头上遍布灰黑刚毛，　　有如霜降前夕的丛草。　　但苏格兰和爱尔兰的女巫却与身披人皮的黑安妮丝相去甚远——　　奥斯卡（Oscar）身着一袭镶边长裙，　　摘下那些倒霉蛋的喉结。------------第三章　崇拜女神的古代民族（5）------------　　同时，她还有一条与阿芙罗狄蒂（Aphrodite）一样的腰带。[16]在印度，也有一位性情凶猛的女神，她与莱斯特的安妮丝十分相似。她的名字叫作黑卡利（BlackKali）。与奥里尼雅克和布须曼人的女神一样，她也通常被描绘成翩翩起舞的丰饶女神。现代艺术家们赋予了她正常人的眼睛，但仍旧保留了她原始的额头眼。她颈戴一串骷髅头，腰带上挂着人手和人皮。这就是传说中的卡利——浑身上下满是血腥——地女神的又一形象；而她的另一种形象则是雅格德高丽（Jagadgauri），一个黄皮肤的女人。但是，作为象征爱与丰饶的女神，也有着形象，比如美丽的吉祥女神拉克什米（Lakshmi）和斯莉（Sri），此外，还有一位大名鼎鼎的战争女神杜尔加（Durga）。[17]希腊女神得墨忒耳在费加里亚（Phigalia，详见第八章）是黑色皮肤，但有关她的古代黑色雕塑，在保萨尼亚斯的时代已经只剩下一抹残留的记忆。毫无疑问，随着“旧时代的远去，老习俗的变革”，对地女神的膜拜连同其仪式一起都已经被世人所遗弃。但在人类残存的记忆中，黑色得墨忒耳仍旧是年轻的谷物女神珀尔塞福涅（宙斯侄女，被冥王劫持娶为冥后）的母亲。此外，还有“绿色得墨忒耳”，是指绿色的谷物；“黄色得墨忒耳”，专指成熟后的庄稼。正如罗马女神克瑞斯被人类认作谷神一样，得墨忒耳同样也被视作上天赐予人间的礼物。[18]　　利比亚女神奈斯也很有“特色”，她被描绘为长着一副绿色面孔。她的形象被与很多事物联系在一起，其中包括“梭子”或霹雳，丰饶与弓箭，闪电、雨以以及战争。在巴比伦，许多神和女神都是以魔鬼的形式出现在诗文中的符咒上，这其中，拉巴图“Labartu”（闪语称蒂默“Dimme”）就是一个女性魔鬼。她与英格兰的安妮丝及苏格兰-爱尔兰的穆里耶蒂希十分相似，这位原始女神经常出没于山林与沼泽地，专门攻击那些没有在脖子上佩戴护身符的迷途的孩子，把他们吃掉。在埃及，也有这样一位破坏之神——赛克美特-哈索尔（Sekhet-Hathor）。只不过她的形象更为怪诞——狮头女人身，头戴一顶用太阳圆盘和“尤拉阿斯”(一种戴于皇冠上、以黄金打造的蛇形装饰)巨蟒盘踞而成的王冠，她时而被描绘成右手紧握一柄光秃匕首，时而拿着一支巫术权杖。伊希斯-哈索尔（Isis-Hathor，古代埃及司生育、繁殖及爱的女神）将埃及后来的所有女神都赋予了人性，这在菲莱岛（Philae，埃及北部）的一部古籍中有所提及——　　她既如芭斯（Bast，猫女神）特般温柔，　　又似赛克美特一样面目可怖。[19]　　关于克里特的大母神与树和山之间的联系，本书将在后面的章节中进行更加详尽的介绍。但是，这里我们需要指出，那个被描述为魔鬼的英格兰女巫黑安妮丝，既是一棵树也是一个洞仙。在考古学上的狩猎年代，小孩子可能会被当作供品继嗣给这个女巫，正如进入农业时期的爱尔兰人对女巫克劳姆·克鲁埃奇所做的一样，以此换得生存必需的牛奶和谷物。在爱尔兰东部莱斯特郡，橡树被人们认为是女神栖息之所，因而备受世人侧目。在查恩伍德森林，“科普特人（古埃及人之后裔）橡树”被当成是“旧时古人幽会之所”。长期以来，在历代诗文中，这片树林都被描写成是一块“情人眷属托身铭誓的圣地（普通人的集会地），新人们将在那里正式步入婚姻殿堂，庄严宣誓。”无独有偶，在苏格兰高地说盖尔语的民族中，也有一块类似的空地，只是人们把这里当作审判的集会地。同样地，我们在莱斯特郡的“情人山”（swain'shill）附近也发现有一块“绞手石”（Hangman'sStone）。“皇家橡树日”（RoyalOakDay，5月29日）对于莱斯特郡的孩子们来说，便是“五月节”。　　在人类历史的早期，通常有一种用橡树制成的五月柱（为庆祝五朔节），人们把它作为权力、公正以及丰饶的象征。一位作者在论述这个问题时曾经写道，“五月柱是在五朔节期间，对于公众而言最高权威的司法审判规格。在五朔节到来时，人们都会聚集到五月柱所在的广场，听取对王公贵族们的审判过程，直至他们被裁决废黜或受罚。”　　每当那株被挑选出来的“五月柱”从森林中搬运出来时，青年男女们便会齐声唱诵：“我们已将夏天请到家”。[20]在年轻人当中，有一种十分盛行的游戏，即头戴鹿角装扮成冬季和春季进行战斗。一位十七世纪的作家曾经说过，“一队年轻人在五朔节的清晨，趁天光破晓之前敲锣打鼓走入乡村，以迎接五月柱回家，随即引得附近的居民惶恐不安，误以为是有敌人入侵他们的家园进行洗劫。在把这根柱子带回家竖立起来后，人们便开始举杯庆祝，直至喝得酩酊大醉方才尽兴。”[21]五月柱传统与在橡树下举行婚典的习惯显然是古人树崇拜的遗痕。或许克里特女神在人间的代表，也是在丰饶与生长的季节里，坐在象征权力的树木下面，像五月女王一样发号施令，主持共道。　　在苏格兰，也有类似的“圣坛”，某些教会领地被发现在古代与一些宗教巫术仪式有所关联。[22]盘桓蜿蜒的小径通向流水的源头与突兀的山丘，这也许便是神话国度中“路权”的遗留。而且值得注意的是，“以土而誓”的习惯也曾盛行一时。在盖尔人中有这样一个故事与此有关，每当群雄集聚，歃血为盟，发誓要为他们中受人侮辱与伤害的成员复仇时，英雄们便会“捏一撮土向天而誓，口中大喊‘复仇’二字。”进而，他们也影响到与地母女神有关的一种仪式。“在希腊的公众中最流行的一种起誓形式是，当一种协议签定完毕，或者一个联盟形成之后，祷念大神宙斯、太阳神赫利俄斯以及地母盖亚的符咒。”法尼尔博士（Dr.Farnell）这样写道，“并且毫无疑问，”他继续补充说，“世界上最早的誓言形式都是来自于某些原始的宗教团体，人们总是习惯将自己与神的力量联系在一起。”[23]　　地母盖亚是一个比较模糊的古代神的形象，有时她还会以巨蛇的形式出现。她是泰坦巨神（Titans）、独眼神赛克罗普斯（Cyclopes）以及百臂巨人赫卡同刻伊瑞斯（Hecatoncheires）的母亲。与此相似，苏格兰—爱尔兰传说中的女巫“卡利”、“灰眉毛”、“穆里耶蒂希”等也都是巨人族的母亲，她们都长着十分怪异的相貌，并成为神界、凡界在战争中的领袖。人们祭祀给盖亚的供奉是一只黑羊羔。而同样享受供品的还有卡利，经常摆放在她面前的是黑野猪或绿野猪，这些都是民间传说中英雄们的猎物。　　由于地母是人们起誓的对象，所以人类当初一定是将她设想为一种积极的力量，并进而形成一种具体的形象。瑞亚、得墨忒耳、阿耳特弥斯（Artemis，月神与狩猎女神），以及其他神，都可能是她在不同季节中的表现形式。　　在长着青面獠牙、血盆大口的卡利身上，人们能够清楚地感觉到带有另一位女巫穆里耶蒂希的痕迹，这其实便是由于当时恶劣的海洋与陆地气候所致。在以山林为主的狩猎时代，她被描绘成不停游荡于深山中的神，跟随于牧群和野兽们的身后，这其中包括驯鹿、山羊以及野猪。在她的右手握着一把锤子或魔杖，正如骑于狮身、立于山颠的巨人克里特女神一样。当竖立满地的巨石受到魔杖的点击，便立即变为巨人武士，全副武装地准备投入战斗。除此之外，卡利还作为丰饶和权力的象征，化身为一块海边的巨石，驻足眺望海面上的一举一动。进而，她还被与河流、湖泊以及顺流而下的泉源联系起来。------------第三章　崇拜女神的古代民族（6）------------　　根据一则民间故事记载，这个女巫“早在很久以前的世界就已经存在”，她不仅是巨人族的母亲，而且也是人类不同部落的共同祖先。在爱尔兰，她以较早时期的丹努神（Danu）的身份出现——也就是后来的丹努神和丹努人的母亲；而另一个山林女巫——阿努（Anu），则与以双胞胎小山命名的女神（thePapsofAnu）联系在一起，在当地，她是以掌管生育力、牛和繁荣而著称的女神。“作为一位古老的生育女神，她接连在七个时代生儿育女”,昆诺·梅尔教授（KunoMeyer）这样写道，“以至于曾经与她生活在同一时代的所有人先后都老去、死去了，她的孙子、曾孙的队伍在不断壮大，逐渐发展成为一支支人类部落和民族。”[24]在许多故事中，都有这样的描述，在遇到一位大英雄以前，她一直是个令人生厌的女巫，然而当那一刻到来，瞬间她变为一位温柔美丽的少女。　　作为山中百兽的守护神，卡利很像狩猎女神阿耳特弥斯，其勃朗宁式的风格，颇有几分希腊诗人的韵味，超然、质朴、完美、理想主义……完全剥去她野性的一面。　　我从地狱中解脱，用栅栏为苍生筑起安宁，　　我在地球之巅，荫庇万物生灵，　　每一条受孕的黄狼和母狐，　　都会受到我的保佑与爱护，　　每窝羽翼未丰、嗷嗷待哺的幼雏，　　都会得到母亲温暖的照顾，　　而所有的天堂之爱，　　皆来自这片绿色的幽冥之地。　　阿耳特弥斯间或也会以野兔、红雌鹿或熊的形式现身。作为狩猎女神，她常常被描绘成端骑于牡鹿之背或者手持弓箭、头戴兽头站在山坡的形象。人类对她的祭祀由来已久，随着历史的沉淀，逐渐形成了有关于她的各种神话，而祭品也由原始的野兽变为漂亮的姑娘和英俊的小伙。在斯巴达人祭拜阿耳特弥斯的仪式上，小伙子们便要经受鞭打，并在身上喷洒鲜血。在希腊神话中，作为掌管风的女神，当阿伽门农（Agamemnon）的舰队在奥里斯（Aulis）集结完毕，准备大举攻打特洛伊时，她要求将他的女儿作为祭品。在苏格兰-爱尔兰的神话中，卡利也是掌管风的女神，她指挥着一众魔女在阿尔卑斯上南麓的蒂罗尔（Tyrol）山脉呼风唤雨。而在希腊神话中，阿耳特弥斯则时常出没于厄瑞曼色斯山（Erymanthus）、泰噶托士山谷（Taygetus）以及位于伯罗奔尼撒半岛东南的拉哥尼亚（Laconia）境内的埃罗塔斯河谷（Eurotas）。而在流传至今的希腊神话中，正是在克里特岛，她亲手杀死了巨人奥利安（Orion）——罪名只因他不该爱上自己。　　遍翻各民族的古代神话，你会惊奇地发现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女神都是一个永恒的主题，无论是印度、爱尔兰，还是整个埃及，莫不如此。尽管她与地中海民族（orBrownRace）联系甚密——这些民族包括新石器时代的欧洲人、王朝前的埃及人、苏美尔人、南部波斯人和印度雅利安人（Aryo-Indians），但实际上她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就已经被人类塑出独特造型。在她进入希腊人的神话之前更早的时候，在普通人的心目中，对她一直存在恐怖和惧怕的心理。即使在后来，在个别一些没有受到希腊理想主义影响的偏僻地区，她对于人们来说，仍然是一个令人讨厌、嗜血如命的女魔头，她时时在人间兴风作浪，每年都要把人类和动物作为祭品。同时，人类对她的膜拜，与对石头、树木、野兽、泉水、河流、山川以及丘陵的崇拜也都联系在一起。作为掌管万物的地母，她还是死亡之神、破坏之神、丰饶之神与生长之神：猎人们会祭祀她，根据她的旨意猎捕百兽；农民们要供奉她，只有在她的庇佑下，才能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可以说，她就是一面镜子，从对她的崇拜程度上能够折射出各个历史阶段的人类文明程度，她已经被假想为衡量不同民族宗教仪式发展水平的一个重要特征；并且，从各个民族对她认识的不同，也可以反映出不同国家和地区所具有的独特的自然现象。但无论如何，人类始终都不能完全抹去她身上最原始的特征。正如在奥里尼雅克时代，她是作为万物之母、善恶之源、幸与不幸之根一样。在克里特，早在岛上最初的居民到来之前，她的图像便已大量出现在宝石、图章或壁画上。她象征着这座岛、岛上的生命群落以及生存状态。据希腊历史学家蒲鲁塔克（46-120，传记作家，以其作品《名人传》著称于世）说，克里特人称自己的岛土时从来都用母国（motherland）一词，而从未有过父国（fatherland）的提法。　　作为母神，尽管形式各异，但是她总能反映出那些崇拜她的民族的生活习惯与文明程度。很有可能，正是由于在宗教活动中女性至上的法则，才导致这样的结果——即在崇拜女性神的民族中，对女性的尊重程度明显高于那些崇拜男性神的民族。J.R.霍尔先生（J.R.Hall）在其著作《古代远东史》（AncientHistoryintheFarEast）中，在谈到克里特女性的社会地位时，这样说道，“可以肯定的是，她们比其他任何古代文明中的女性都享有更大程度的与男性的平等……我们从克诺索斯（Knossos）的壁画中就可以清楚地看出，如果我们用社会的概念去衡量，那里的男人和女人之间绝对是一种开放而自由的关系，在米诺斯宫廷中，这种平等的地位展露无遗，毫不夸张地说，（当时）在这方面的文明程度完全可以和我们今天的社会相提并论。”在评论女性的社会地位时，凯撒曾经谈到，在古代英国的某些地方，（女子的地位）曾经盛极一时。在苏格兰的皮克特人（Picts，古代部落，居住在英格兰）中，家族血统是以女方族谱计算，这种情况同样存在于埃及和一些南欧国家的皇室家庭中。很有可能，在奥里尼雅克时期，许多部落或多或少都受过这种女性至上文化的影响，并且这种影响突出体现在巫术与宗教仪式过程中。事实上，持有这种观点的人类学家并不在少数，比如瑞士学者巴霍芬（Bachofen）就指出，女性在原始宗教思想的发展过程中，其影响远比男性要大得多。“无论如何，”他解释说，“性别问题都摆在我们的面前，因为宗教之谜与此息息相关，母性作为一个重要元素被与某些神结合起来。”[25]从一些民间传说中收集而来的证据表明，正是由女性负责训练年轻猎手和武士们的尚武之力、搏击之术的。当年在爱尔兰英雄库楚林造访奥尔本（Alban），完成其军事“学业”之时，他是由一位亚马逊女战士进行最后的测试的。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传说中奥丁神的女儿布琳希尔德（Brynhild），就如同德国著名史诗《尼伯龙根之歌》（Nibelungenlied）中的女英雄布伦希尔特（Brunhild）一样，骁勇善战，无人能敌。　　本章中大量证据都是用来着重强调这样一个事实，即在对待克里特和王朝前的希腊神话中的神时，必须要从可追溯到的人类历史文化积淀的各种神话传说中寻求人类最初的思想模式。在制造神话的过程中，许多影响便应运而生。但此后所发生的每一段历史，都必须与人类在一个新环境下的生活中所获取的经历结合起来。人类文明在发展的同时，也在不断改变着宗教信仰的时代特征。当旧有的原始行为被抛弃，神话自然也要随之进行调整，以适应这种变革，例如，被阿伽门农献给阿耳特弥斯作为祭品的无辜女孩伊菲革涅亚（Iphigenia）后来就被一头牡鹿所替代，这皆因与另一段神话的诞生有关，即在阿耳特弥斯在带她升上云霄之后，决定让其成为祭司。在祭祀中，人们供奉祭品的习惯也在不断改变，从最初的同族牺牲到后来的异族牺牲，很可能是随着人们在情感上的爱憎转化而最终完成转变的。　　在下一章节中，将向读者展示人类是如何通过对古代神话的研究进而实现对克里特与爱琴文明古遗址的发现的，这使得我们今天重现两千多年前的史前希腊文明成为可能。------------第三章　崇拜女神的古代民族（7）------------　　脚注　　[1]《马耳他与地中海民族》，R.N.布拉德利，第72页。　　[2]《巴勒斯坦文明史》，第9页。　　[3]《欧洲民族》，第172页。　　[4]《人类学考古》，第351卷，第239页。　　[5]旧石器时代早期民族部分见《石器时代的英国北部及爱尔兰》，雷夫·弗雷德里克·史密斯（伦敦&格拉斯哥出版社，1909年）。A.H.基恩博士称作者为“苏格兰佩思郡的布歇尔人”。　　[6]《凯思内斯郡史前遗迹》，赫胥黎与莱因著，伦敦，1886年出版。　　[7]在芬格利人中流传的一个山洞民族的故事中称之为CiofachMaca'Ghoill，(Ciofach意为陌生人的儿子)。在另外一个版本中称他为Ciuthach（音译为丘萨克）。在谈到丘萨克的传说时，W.J.沃森教授认为他是一位“来自盖尔民族以外的”英雄。（《凯尔特人研究，1914年1月》）。　　[8]《史前英国》，第234页。（伦敦，1914年）。　　[9]《古代埃及人》，第58页。　　[10]《凯尔特人的神话与传说》，第39页。　　[11]《凯尔特人的神话与传说》，第252页。　　[12]“卡莱尔”与“切斯特”都表示城市的意思。伦敦被称作“Kaer-lud”，是在卢德神（Lud）一词出现之后才有的，该名与露朅特（Ludgate）也有关联。　　[13]它暗示“Dane”（丹麦人）是凯尔特人中“Danann”（丹努）传说传讹后的结果。　　[14]《郡县民间传说》（莱斯特郡与拉特兰郡），C.J.比尔逊，第一卷，伦敦，1895年（民间传说协会的出版物）。　　[15]《西部高地传说集》，坎贝尔，第三卷，第138页。　　[16]《凯尔特人传统拾遗》，第四卷，第142页（伦敦，1891年）。　　[17]《印度神话与传说》，第六卷，第149-150页。　　[18]《金树枝》（“谷物与百兽之灵”），第一卷，第35页（第三版）。　　[19]《古埃及人的宗教》，A.魏德曼，第138页（伦敦，1897年）。　　[20]引自《郡县民间传说》，第一卷，第29页。　　[21]《古代民俗》，布兰德，第一卷，第238页。　　[22]据凯撒——高卢人的德鲁伊教团员在被奉为神圣之地的场所召开会议，从其他来源中，我们知道其得名nemeta（纳米塔）。在爱尔兰古语中，其为nemed，在近现代苏格兰盖尔语中为neimhidh，意即“教会（或礼拜）之地”。英语中译为Navity或Nevity——《凯尔特人研究》(1915年),W.J.沃森教授，第十卷，第263页。　　[23]《希腊诸城邦之宗教》，第三卷，第5页。　　[24]《古代爱尔兰诗歌》，第88页。　　[25]《母权论》，第15页。------------第四章　神话传说中的历史（1）------------　　——谢里曼的发现　　希腊人与皮发斯基族——民间传说的证据——爱琴文明中的克里特起源：修西得底斯——关于太阳的神话学说——两位太阳神：阿基里斯与奥德修斯——雅利安人与《伊利亚特》——特洛伊战争与吠陀神话——谢里曼对传统的信仰——他生命中的故事——童年时挖掘特洛伊的决定——他如何变为商界王子——位于希萨利克的特洛伊（今土耳其境内）——早期的发现——最初的宝藏——土耳其官员们的烦恼——在希腊的挖掘——在提林斯的工作——希腊的巨石城墙——巨人的传说与仙女工匠——希泰族人建筑方法——在迈锡尼的挖掘——狮门——拉姆齐在佛里吉亚（小亚细亚中西部古国）的发现——富庶的迈锡尼墓葬——“阿伽门农之墓”——一封著名电报——后期挖掘——谢里曼对克里特的探索计划——著名发掘者之死。　　从欧洲上一代学者对史前希腊文明的了解情况来看，他们对此方面的认识还很有限，甚至多数人持怀疑态度。希腊历史给人类记忆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就是那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的史诗般的英雄时代。在罗马人描述他们眼中的希腊时，通常会从这些历史讲起——自古以来，人们就知道在希腊周围有许多城邦——如阿提卡、阿卡狄亚、亚该亚等等——在当时，希腊（Hellas）这个词条的意义远比今天的概念要宽泛得多，多少年来，它一直是指希腊人所占据的国土，不管他们在哪里定居，以至于像原本位于北非的昔兰尼（Cyrene）与小亚细亚的米利都(Miletus)这些千里之外的古城也都成为希腊城邦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人们也意识到，后人所说的希腊人并非是指最早在希腊生活的居民。在入侵者占据这片国土之前，这里的居民原本是两支截然分开的不同的“野蛮人的部落”，其中包括贝拉斯基族（史前居住在希腊、小亚细亚和爱琴海诸岛的一个民族）及他们的同类考寇涅斯人（Caucones）和列列该斯人（Leleges）。在众多学者中，瑟尔沃尔（Thirlwall）的观点独树一帜，他认为“皮发斯基这个民族同撒克逊人、法兰西人、阿勒曼尼人（属日耳曼部落）一样，是一支非常普通的民族，但皮发斯基族的各个部落本身又各自有所不同。”入侵者进入希腊以后，并没有采取灭绝原有土著居民的做法，而是建立起军事贵族统治。亚里斯多德（Aristotle）曾经以此来证明位于伊庇鲁斯(Epirus)地区的古镇多多纳(Dodona)就是希腊人最初的王权中心，他们在大约公元前1384年左右首先出现在塞萨利（希腊东部一地区）。今天的人们相信，正是这些希腊人的征服者创建了以后希腊文明的根基。　　此外，格罗特（Grote，1794-1871，英国历史学家）则倾向于接受另一种理论，他认为希腊文明是原本就生活在希腊的土著居民皮发斯基族人建立的本土文化。他说，“贯穿整个希腊历史，我们不得不接受一个融汇了各种因素的希腊文化，其中一个主要因素是始于……正是在这些因素的作用下，或者还要包括之前更早的一些因素，这样一个合成体随着历史的积淀而逐渐凝聚成型，并不断调整改进，当然，今天我们已经无从考证它们的渊源了。事实上，对于古代希腊各地的居民也有着许多推断——诸如贝拉斯基族（Pelasgi）、列列该斯人（Leleges）、库莱特斯人（Kuretes）、考克尼斯人（Kaukones）、艾奥尼斯人（Aones）、泰米克斯人（Temmikes）、海安蒂斯人（Hyantes）、泰尔奇尼斯人（Telchines）、色雷斯人（Thracians）、铁列波阿伊人（Teleboæ）、埃菲利人（Ephyri）、弗莱基阿伊人（Phlegyæ）等等。但这些都是仅仅属于传说的范畴，而不属于希腊编史家和后来的历史学家们从各式各样相互矛盾的传说中萃取希腊历史的范畴——他们将过往历史中的许多线索联系起来，穿起一段假想的历史，所以有时单从一些个别历史现象看来，很难令人理解。这些假定的名字或许是一些真实的民族，但是我们对此的了解也仅此而已。以人类目前的智慧，还有相当多的不解之谜，比如这些民族存在的年代，他们居民人数的多少，活动的范围及其性格特点；我们同样尚不能知晓的还有，这些被冠以希腊人或对希腊人产生影响的民族距离真正的希腊人到底有多远，尽管我们一直以来都这样称呼他们。他们并非这个国家最初的居民，但却是我们从所有可接受的证据中最先了解的民族。”持审慎态度的历史学家提出这样的假设，即在今天不同的考古学家以各种方式将皮发斯基族应用到他们的理论中时，关于他们的身份应仍是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举个例子，比如有说法称皮发斯基族人是地中海民族中的爱琴人（Ægeans），另一种说法则认为他们是史前入侵希腊民族中较晚期的征服者。格罗特认为，在希腊历史的早期，几乎所有镇区的居民都说着一种比较原始的语言。[1]但是，他指出，我们今天所说的“野蛮人”与希腊语中的这个词汇含义并不相同，“它与厌恶的情感有关，”尽管这个词的起源确实如此。“希腊人，”他解释说，“他们不分青红皂白，对于从外地后迁入的居民一概而论的贬斥，不管他们的性格是否温顺，也不管他们的文明程度到底如何。”换言之，所有非希腊人，用中国人惯用的说法就是“洋鬼子”。　　因此，相比较格罗特而言，更多的历史学家倾向于不能单凭宗源来为那些希腊民族的传统作出定论，除非他们坦诚自己是来自于“东方”，宣称自己是与赫楞（Hellen，相传为希腊人的祖先）齐名祖先的后裔。在希腊诗人赫西奥德关于世界历史之谜的版本中，对于这位鼻祖及他的家族的故事有十分详细的讲述。当宙斯决定用洪水摧毁邪恶的青铜民族时，他唯独宽恕了丢卡利翁（Deucalion）和他的妻子皮拉（Pyrrha），使他得以在一叶方舟的庇护下幸免于难。希腊人有这样一种传说——这对夫妇向宙斯祈祷，在得到神力的帮助后，“投石变人”，重新为这个被毁灭的世界注入了生命。于是，这些被创造的生命遂便被称为“石头民族”。而另外一则传说同样认为丢卡利翁就是真个希腊民族的祖先，继而是他的儿子赫楞又有三子，分别是多洛斯（Dorus）和伊俄勒斯（Æolus，风神），也就是多利安人（Dorians）和伊俄勒斯人（Æolians）的祖先，另外一个是苏托斯（Xuthus），他的儿子阿卡俄斯（Achæus）和伊翁（Ion），则分别是阿卡亚人（Achæans）与爱奥尼亚人（Ionians）的祖先。　　在世界的第四赫西奥德时代之后，也就是从早期希腊定居者的沦落到特洛伊城的陷落这段时期被称作英雄时代，或者叫荷马时代，这段时期的文明在伟大史诗《伊里亚特》和《奥德赛》中都有十分详细的描述。------------第四章　神话传说中的历史（2）------------　　在对待史前时期的问题上，历史学界一直存在分歧。瑟尔沃尔的观点是倾向于从民间传说中寻找线索，解决古代历史中的问题。但格罗特则明显对此持怀疑态度。“如果用一个词来表达我的观点，那就是TerraIncognita（拉丁语：未知的土地）”，对此他这样说道，“在他（瑟尔沃尔）看来，只要站在一个固定的点上，每一块土地都能尽收眼底，但事实是，他所描绘的地图上几乎都是未被确定的地点，所以这与信口空谈毫无二致。”[2]在对待特洛伊战争的态度上，他这样宣称，“尽管从文字表面它无懈可击，被虔敬的人们奉若经典，在希腊学家们对过往的恢宏描述中屡屡提及，但若以现代质问的眼光看来，其本质仍只能算是一则普通的传说，仅此而已。”他对到底是否曾经发生过这场战争的回答是，“其可能性当然不能被否认，但同样也不能肯定它就一定是事实。”[3]那些“事后诸葛”们可能又会对格罗特嗤之以鼻，但我们必须铭记他曾写过的一句话，当人们对古埃及、巴比伦和亚述的历史知之甚少时，那些来自正统作家和圣经上的资料便成为人们评判的惟一准则。但是，他也认为，即使这些神话不具有历史价值，在心理学方面也是值得研究的课题，对此他写道：“在这对待神话的态度上，完全是两种泾渭分明的观点，而且只有两种，它们是公开的：要么将所有的神话统统忽略，这是现代历史学家处理旧时英国荒诞故事的典型态度；要么千篇一律将它们捧上天；很显然，这两种态度都是不可取的，对于每个具体情况，应该区别对待，充分认识和考虑它们的实质内容，而绝不能一概而论，将它们与正常的、业已明了的历史混为一谈。在涉及希腊神话时，尤其要注意尽量避免过分追捧第二种方法，我们应当充分考虑构成人类思想史上重要一章的希腊式思维，事实上，它们已经成为人类惯常性的思维。”[4]但是，他也并不赞同那些将荷马式的图景描绘一概视为编造的故事的态度。事实上，与其他人一样，他也从这些史诗中提取相关的诸如早期希腊人生活习惯和方式等信息，尽管他认为“这并非是出于历史方面的因素”。　　人们通常认为，在希腊那些相对规模较小的城邦是受世袭首领们的统治，而他们的统治权威也主要是取决于军事贵族的力量大小。“强取豪夺的海盗行径成为人人效仿的通行准则，”正如一位作家这样写道，“战争是贵族骨子中崇尚的乐趣。”某些研究修西得底斯（Thucydides）的权威历史学家将这种观点又向前推进了一步[5]，他们认为，希腊文明的起点可能始于克里特的米诺斯王朝时期，当时，米诺斯王的军队肃清了爱琴海上的海盗。另一方面，格罗特并不相信米诺斯神话具有任何历史真实性。他写道，“我们现在所有的猜想都是来自于对史上雅典海上帝国的类推，用传说中的事件来替代它们，并附上米诺斯的名字。”[6]　　我们不必惊讶，在历史学家们看来，所谓的“不信的多马”（耶稣十二门徒之一）很可能就是神话传说演变的结果。格罗特认为，如果他继续用审慎的态度考察特洛伊和底比斯故事的历史原型，那么他将不得不去解决类似的诸如“克里特的宙斯、得洛斯岛的阿波罗与阿耳特弥斯（位于爱琴海中，据传为阿波罗与阿耳特弥斯的诞生地）以及赫耳墨斯和普罗米修斯的神话问题。那么，是否我们应该再仔细推敲一下希腊神话中其他众神的原型呢？比如阿基里斯，尽管他是一位掌控着超自然能力的天神，还有柏勒罗丰（Bellerophon）、珀尔修斯（Perseus）、忒修斯（Theseus）以及大力神赫拉克勒斯（宙斯之子），他们是否也应受到客观的分析呢？”　　随着新兴科学“比较神话学”的异军突起——最初时，它主要是建立在语言文献学研究的基础上，它开始引起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众多研究古典历史的学生对此更是乐此不疲——在他们的理论中，古典传说只是远古时代宗教神话的历史继承和展现，只是神话中的神与女神被转化为人类的英雄与女英雄而已。有一种主张认为，“在希腊神话中，每种不同的自然现象都有许多不同的名字，因为一些简单的自然力已经被具体为许多不同的形式。这就是为何有如此之多的神和女神的原因。”尽管其中一些可以被认可，但现在的人们越来越相信，这种观点是有其狭隘性的。可是当这种理论被付诸实践，就会对那些奇异的角色做出非常全面的判断。一位专家写道，“宙斯曾娶过多位妻子。晴朗的天空笼罩着缤纷大地。他到过许多不同的地方……阿基里斯是海洋女神之子；因此太阳通常是从海平面上升起。他的新娘被人捋走，他在帐榻内独自生气；遂太阳离开黎明，乌云遮蔽天日。他将盔甲借给普特洛克勒斯（希腊战士，在特洛伊战争中被杀）；再无他人可挥动阿基里斯之矛：没人可与太阳的光芒之力相提并论。”如此云云，至此这则神话可以做出结论：“阿基里斯踏着赫克托（Hector，荷马史诗《伊里亚特》中一勇士）的尸体，但赫克托代表的是黑暗的力量，而阿基里斯自己则是贵族；因此也就有了一轮耀眼的红日压住黑暗的情景。最后，阿基里斯死于一名特洛伊士兵射来的暗箭之下。他浑身上下只有一处软肋，那就是他的足跟，但这支箭恰恰就射中那里。于是太阳再次被黑暗征服、坠落、消失，只留下短暂而绚烂的一抹残阳。”　　一位流浪者以及他的冒险经历为我们描绘了通常在一天内太阳从升起到降落的现象……他的旅程充满了奇异的变化，快乐与苦恼，成功与失败，就像阴天里的光线与阴云间隔交错此起彼落一样。”　　《伊里亚特》虽是一篇宏大的叙事史诗，但在有些人看来却并不值得称道。“在神或英雄中，并没有高人一等、养尊处优的现象。”一位太阳符号象征主义者（solarsymbolist）如此评说，他称自己是“深邃的思想家之一”。“每个人都知道，”他以一种不易察觉的幽默继续说道，“《伊里亚特》是一篇讲述了两段故事的史诗：一是发生在希腊人与特洛伊人之间为夺回斯巴达王妻子海伦（Helen）的一场战争，起因是海伦带着一大笔财富背叛了她的丈夫与特洛伊王子帕里斯（Paris）私奔；二是希腊英雄阿基里斯的愤怒，其结果是希腊军队云集在特洛伊城周围的平原，对其形成包围之势。”但是，要证实这则“美丽的传说”，则必须找到一种自然的解释。马克斯·穆勒教授宣称：“对特洛伊城的包围实际是希腊人为了夺回他们在西方的太阳光源，而每日从东方重新包围的一次重复而已。”而作为批评家与他的理论支持者的考克斯先生，则在评论中对穆勒教授的理论倍加推崇，称这一理论“一点也不简单”，只是他又“画蛇添足”地力促一个新的假想，却不想使得原本的理论平添出几分混乱。“没有人会冒然否认，”带着以往对这位理论家的一贯信心，他继续讲道，“凭借暗夜之力盗取日落的光辉，疲惫的人们穿过漫漫长夜执着地搜寻着它们的踪迹，当日光之主前进的战车隆隆驶过，用战斗将盗贼击退，把黑暗赶跑，这些便成为吠陀诗人们钟爱的永恒话题。”于是，希腊饱经它的英雄们的劫掠，而特洛伊则惨遭清洗。“如果确实爆发过这样的一场战争，”考克斯先生反驳道，“它必定是向前追溯到一个非常久远的时代，也就是雅利安人各部落从他们最初的家园向欧洲迁徙的时候。”------------第四章　神话传说中的历史（3）------------　　但是，类似的这些被安德鲁·朗先生指斥为“学生式的愚笨”的例子却引起许多知名人士的关注——而且不在少数，一群学生持之不懈地埋头对荷马时代的传奇进行研究，把它们作为“基于大地与天空的不同现象”而衍生出的传统神话的产物。在这群人当中，自学成才的商人亨利·谢里曼（HenrySchliemann）便是之一，他对于荷马的信仰激发了他渴望揭开早期爱琴文明神秘面纱的强烈欲望，并最终导致那些太阳神话论者们的理论被彻底击碎。他在1878年这样写道，“特洛伊战争长久以来始终被许多赫赫有名的学者们视为一个神话，但是对于那场战争的考证，他们却只会纸上谈兵，徒劳地从吠陀经上竭力去寻找它的起源。但是在所有的历史证物中，阿伽门农统帅下的希腊将士对那座古城的包围和征服是公认的无可辩驳的史实，它已被研究修西得底斯的大量权威专家所接受和认可。[7]这种惯例甚至已经作为对那场战争许多细节的记录被保留下来，而它们是曾经被荷马所忽略的。从个人的角度来说，我始终对特洛伊战争这段历史笃信不疑；我对荷马以及其他从未被现代批评家们动摇过的传统充满着强烈的兴趣，正是因为这个信仰，我才幸运地发现了特洛伊和它的财富。”[8]　　海因里希·谢里曼（HeinrichSchliemann）的传记故事为人类在小亚细亚和希腊划时代的伟大发现掀开了序幕，正如霍斯（Hawes）先生所说，“早在20世纪之前人类就已经发现克里特了。”海因里希·谢里曼1822年1月6日出生于德国小镇新布科夫（NeuBuckow）——麦克兰博格-施威林（Mecklenberg-Schwerin）公爵的领地，在他还不足12个月大时，就随着作为传教士的父亲举家迁往位于魏登（Waren）附近的安克斯哈根（Ankershagen）。在这段乡村生活时期，这位未来的考古学家成为一个明显比同龄人成熟的孩子，在他还不到十岁的时候，就已经对考古产生了兴趣，这种兴趣一直伴随了他的一生，并最终激励他在前希腊文明考古研究领域中另辟蹊径、独树一帜，取得举世公认的不朽成就。安克斯哈根是一个将旧世界的环境保存得很好的地方；事实上，这里确实是一处非常理想的“家园”，无论是它的历史、传说乃至迷信，对于海因里希·谢里曼来说，无论从性趣还是精神方面都深深地被它们所吸引。他父亲拥有一套作为牧师所享有的夏季别墅，当地人流传着这所别墅的花园里经常会“闹鬼”，而所谓的鬼魂就是他父亲的前任鲁道夫牧师的灵魂，在别墅附近有一个小池塘，人们传说，每天夜里当午夜的钟声一敲响，就有一个少女的幽灵从池塘中升起，在她的手中握着一只银杯。在村中有一个被沟渠环绕的土墩，它被当地人称作“野蛮人的坟墓”——它背后有一个典故，讲的是一位江湖大盗将他最喜欢的孩子用一个黄金编就的摇篮盛着埋葬于此。同时，在这些岛上还流传着类似的传说——“巨人族的坟墓”。此外，当地还有这样一个传说——在当地领主的花园中的一座圆塔下面埋藏着财宝。“我对这些财宝的痴迷程度是相当巨大的”，谢里曼在若干年后这样写道，“无论何时，每当我听到父亲抱怨自己的贫穷时，我都会感到非常震惊，他为什么不去挖掘埋在地下的那只银碗或者金摇篮呢？那样不就会变得富有了吗？”[9]　　此外，还有一座古城堡为这个孩子的想象“插上了迷幻而曼妙的羽翼”。在人们的想象中，有一条长长的地下通道会通向某个地方，每到夜晚，那里便会受到鬼魅的眷顾。传说中有一回，在一个声名狼藉的强盗武士——汉宁·布拉登科尔（HenningBradenkirl）的家里，当他埋藏好抢来的财宝后正准备自杀，此时，他图谋加害麦克兰博格公爵的诡计已经败露，他的据点被那位贵族包围了。汉宁听到了外面那群年轻人的低声咕哝，知道自己已经无路可逃，于是他拔腿而跑，很明显是奔向他藏宝的地方。“我常常央求父亲，”谢里曼回忆道，“去挖掘那个坟墓，就是想看看为何那个山麓不再向前凸出。”正是这种对古代传说的执著信仰最终促使他去寻找古特洛伊城的遗迹，去打开那些在经典名著的描述中屡屡被提到的英雄们的坟墓，那里埋着他们的盔甲和一些贵重的饰物。“我对那些传统深信不疑，”他在1877年写道，“（正是在这种信念的驱动下，）使我最终完成了对迈锡尼卫城的挖掘，在那里我发现了五座藏有无尽宝藏的坟墓。”[10]所以，那个男孩也就成为“人类之父”。　　那位贫穷的安克斯哈根的牧师铸就了他的儿子——海因里希的思想，凭的是古典神话传说的魔幻般的魅力。他所讲述的这些启悟孩童心智的故事不是关于神仙鬼怪，而是关于庞贝（意大利古都，公元79年火山爆发，全城淹没）和赫库兰尼姆（附近的另一处古罗马遗迹）的最后岁月——这些地方在后来均被挖掘，并被广为关注和探讨，以及发生在特洛伊风之平原上的荷马时代的英雄故事。　　在海因里希的生命中，有着特别值得纪念的一天，那是在他八岁时，收到的一份圣诞节礼物——一本关于世界史的儿童插图读物，正是这其中的一个通俗故事激发了他那颗年轻的渴求知识的心灵。那是一幅雕版图，描绘的是被包围中的特洛伊的最后景象。那座“废墟中的无顶古堡”被熊熊燃烧的火焰所包围，在滚滚的浓烟中，到处是一片混乱，有人看见受伤的勇士埃涅阿斯（Æneas）腾空飞起，在他宽阔的背上载着他的父亲安喀塞斯（Anchises），而他的儿子阿斯卡尼俄斯而在前面牵引着他的手，为他领路。从那时起，一个强大的特洛伊的印象就始终萦绕在这个德国少年的心头，他对特洛伊战争的熟悉程度甚至与他对村头绿地和安科斯哈根的感觉毫无二致，当然，在他头脑中的特洛伊并非是战后满目疮痍的那个。　　海因里希曾极力向他的男孩子伙伴们推荐荷马史诗的译著，但均以失败告终。然而他的热情却感染了两位女孩朋友的思想。其中的一位是明娜·麦恩吉（MinnaMeincke）——一个农夫的女儿，在她长大以后决定要嫁给海因里希，帮助他找到那个强盗的金摇篮，池塘女仙的银杯，还有被汉宁藏起来的财宝，跟丈夫一起到达梦想中的那片土地，去发掘特洛伊古城的遗迹。说来有趣，半个世纪后，正是在谢里曼夫人的帮助下，海因里希最终实现了他一生的梦想，而且他们挖掘出的宝藏足以令任何考古学家一生都会梦寐以求，然而这个女人却并非是明娜。　　海因里希的父亲曾经打算让他接受正统的教育，但由于家庭不幸陷入财务困境，结果是当这个孩子刚刚14岁时就不得不到村里一家杂货铺做学徒工。在他19岁时，因为一次举个沉重的木桶时受伤，他遂离开家园前往汉堡，在那儿他成为一艘双桅船上的水手，启程前往委内瑞拉。但是，当船驶到泰瑟尔岛(Texel)附近时由于赶上风暴天气而在岸边沙地上搁浅，幸运的是，所有船员都登上一条小船上岸。此后，海因里希又在汉堡的一家货栈找到了工作。在此期间，他利用业余时间开始学习各门语言，并很快掌握了荷兰语、英语、西班牙语、法语、意大利语和葡萄牙语。　　在24岁时，他受雇在B.H.施罗德公司任职，这时他又学会了俄语，于是他被公司派往圣彼得堡。在那里他生意获得成功，随后便自立门户，主营靛青业务。40岁时，他已经成为百万富翁。尽管如此，但他在退休之前，又在默罗特教授（ProfessorLudgwigvonMuralt）的指导下研究了现代、古代希腊语和拉丁文。------------第四章　神话传说中的历史（4）------------　　为了拓展公司业务，他开始大范围的旅行。他曾在中国和日本生活了数月，他在回国后在巴黎出版了他的第一本书《我在中国和日本》（LaChineetLeJapon），书中谈到，他已开始着手研究考古学。这项计划很快便被提上日程，不久后他便来到了荷马描述中的旧址，开始搜寻特洛伊古城的遗迹和埋藏着财宝的墓穴。他决心要实现自己童年时代的梦想，多年以来无论他怎样为了生计而奔波，心中都始终珍藏着这个梦想。在回想当年那双懵懂少年的眼睛被挖掘特洛伊古城所深深吸引时，他曾这样说道，“如果那些城墙的确存在过的话，那么它们就不可能被彻底摧毁；一定会有大片的废墟残留下来，只是它们被深埋在岁月的尘埃下而已。”每当他追问父亲这些，他的父亲便会摇头，但为了使儿子开心，他便承认这是有可能的，然后答应儿子将来他们可以一起寻找和挖掘那座闻名于世的古城的废墟。　　1868年，谢里曼生平第一次来到此后令他声名大振的那片遗址，并写下一本名为《伊萨卡、伯罗奔尼撒和特洛伊》（Ithaca,thePeloponnesus,andTroy）的书，书中他历数同时代那些相信特洛伊确实曾经存在的学者们的理论，他认为，特洛伊并非是位于布纳尔巴什（Bunarbashi）附近的内陆之巅，而是继续向北，在靠近海滨的希萨利克（Hissarlik，今土耳其境内）的一座小山顶端。此外，他还宣称，他相信传说中在迈锡尼附近的阿特莱达伊（Atreidæ）的墓穴很可能也在这里。因为这篇原创论文，他还在罗斯托克获得了博士学位。　　1870年春，谢里曼博士决定将他的理论付诸实践，于是，他从希萨利克开始了他的考古挖掘。当他挖到16英尺深的时候，第一堵墙终于“浮出水面”，至此他已经完全确信，只要一鼓作气，成功即将到来。据此，他开始着手准备进行更大规模的挖掘。然而，这时土耳其当局给他制造了极大阻力，直至次年年底，他才得以重新开始他的挖掘工作。在接下来的一年中，挖掘深度取得更大进展，虽然也算颇具成效——在一条宽阔的深沟里面裸露出一排城墙和一组精美的希腊雕塑品，但却仍不足以据此得出明确的结论，进而获得进一步的启示和希望。可以说，在非常不利的条件下，艰难地向前推进着这项工作，“除了一份渴望找到特洛伊的激情外，几乎没有任何动力能够支撑我们继续工作。”数周以后，久违的微笑终于再度展露在人们脸上，当年那个男孩的梦想距离现实近在咫尺。一天傍晚时分，挖掘人员还在吃着晚餐，几乎没有其他人在现场，这时，幸运突然降临在谢里曼博士和他的妻子头上，他们意外发现一批宝藏——黄金、钻石、短剑、银瓶、铜制器皿和武器，兴奋之余，他们并未声张，而是马上将现场恢复原貌，把宝藏掩盖起来。仅仅这些零星古物的货币价值就已经不低于1000英镑。在那个冬天，谢里曼博士撰书详细记述了这次发现，该书名为《特洛伊古物》。他在对希萨利克地质层进行了细致的考古挖掘后，断定这里曾先后出现过多个连续的城镇。在底层底部倒数第二个小镇被他命名为“荷马的特洛伊”（Homer'sTroy）；他把这里最大的建筑称作“普里阿摩斯的宫殿”（Priam'sPalace），而他与妻子在这里发掘的宝藏，则被称为“普里阿摩斯的财宝”（Priam'sTreasure）。然而，大部分考古学家现在都相信，在这一系列的城镇之中，第六座远比第二座还要大得多，这就是在荷马笔下煜煜生辉的大都会。　　谢里曼的理论几乎在欧洲各国都受到“权威们”的奚落和嘲笑。在这些人眼中看来，谢里曼就是个“门外汉”，而理论家们对他的独树一帜也都持怀疑态度，他们始终深信特洛伊不可能位于希萨利克。一些漫画报纸甚至取笑他简直是在做“白日梦”，但还是有个别开明的学者被此深深吸引，并渴望获得更多信息。面对激烈的批评和浅薄的嘲讽，谢里曼并没有灰心丧气。但他最关心的问题是土耳其政府的态度，因为他们不可能面对漫天的质疑与诋毁声而无动于衷。在希萨利克的考古挖掘不得已暂时中断，但这位无所畏惧的开拓者并未把时间浪费在无谓的纷争中。他将目光从特洛伊开始转向希腊境内的迈锡尼，传说它是由阿伽门农之灵所建。在迈锡尼和提林斯，谢里曼的考古挖掘最终也取得重大收获，在那里也发现了与在希萨利克的“第六座城市”十分相似的古迹。这一系列考古“战役”发生在1876至1877年间，其结果发表在1878年出版的《迈锡尼》一书中。后来W.E.格莱斯顿（W.E.Gladstone）先生专门为本书撰写了长达数页的序文，这也反映出当时整个欧洲都对谢里曼的工作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当他在提林斯与迈锡尼的发现在英格兰公布时，”格莱斯顿先生写道，“就个人而言，我的第一印象是一种很复杂的感觉，既有惊讶、羡慕，也对有关希腊都城的集市和其他全新论点的提出深感疑惑。我必须承认，这种震撼与知识的更新几乎将我们以往的理念完全推翻……通过仔细研读谢里曼博士的书卷，我看到他发现的证据通常都与荷马诗集有关，而且这些远远超过我以往搜肠刮肚对其做出的各种猜想，这完全要归功于谢里曼在春季里的英国之行。”[11]　　根据保萨尼亚斯的记述，提林斯是希腊神话中百眼巨人阿尔戈斯（Argos）的一个儿子。它是大力神赫拉克勒斯的出生地，并以其巨石城墙著称于世。“它的环形城墙，”保萨尼亚斯写道，“由巨石筑成，是保留至今的惟一遗迹。城墙由许多未被打磨过的石块组成，每一块石头都大得惊人，甚至动用一队骡子都无法撼动其中最小的一块；为了巩固这个庞然大物，许多小石块被填进巨石之间的罅隙。”[12]　　迈锡尼还有另一个举世闻名之处，那就是由一群巨人工匠修筑而成，他们共有七人，都是来自于吕西亚（小亚细亚西南部临地中海一古国名，后成为罗马帝国的一个省）。照谢里曼的观点，或许正是因为这个传说，整个阿戈尼斯（位于伯罗奔尼撒半岛）都被殴里庇德斯（希腊悲剧诗人）当作“泰坦大地”而反复提到。与此类似，在小亚细亚和美索不达米亚（Mesopotamia）的许多废墟都因塞米勒米斯（古代传说中的亚述女王）的传说而得名，而埃及的塞索斯特里斯（Sesostris）则被人们想象为在不同地方竖起了巨石建筑。这种将古代遗址解释为是出自于神话或者半神话中人物之手的习惯是一项年代久远的传统和流传甚广的特征。无论是仙女、侏儒还是巨人，他们都被认为曾经竖起过巨石墓碑和圆环。比如在今天，生活在路易斯的盖尔民族仍将卡勒尼什（Callernish）的石柱称作图萨克汉（Tursachan）——其源于挪威语中的“Thurs”一词，意为巨人或地精（goblin）。在英格兰的坎伯兰郡（Cumberland），也有一个巨石圆环，其与人们对神话中的女巨人——“隆梅格和她的女儿们”的记忆有关。世界各地许多海岛的岬角都有类似的用神话中工匠的名字命名的情况，因为在神话中，他们总是竭力把大海中的孤岛与大陆连接起来。根据日耳曼人的神话故事，雷神托尔（Thor）通过用他的大锤重击山脉而形成山谷，而那些“燧石小山”则是在他击碎一个巨人族的敌人向他砸来的一块巨石后，由散落的碎片落地形成。在苏格兰，每当人们谈起许多小山丘的由来时，都会提到它们是女神在为她的孩子们造山建屋时从篮子底漏掉的石块。类似这种传说的对象不仅仅是山丘，也包括一些建筑，这些超自然的传说甚至一直到基督教时代还久盛不衰。在这些岛上，许多早期礼拜堂的遗址仍旧流传着关于它们当初被创建时的神话，传说中，这些建筑都是在一夜之间拔地而起的。------------第四章　神话传说中的历史（5）------------　　谢里曼并未将赫拉克勒斯的传说当作一段重要的历史而过分渲染，尽管赫拉克勒斯在提林斯相当长的历史上赫赫有名。事实上，与马克斯·穆勒一样，他也倾向于把这位著名的神话英雄看作是太阳神。但是另一方面，他却十分肯定巨石城墙的确是伟大的古物，并为获得能将提林斯文明与荷马史诗中的特洛伊联系起来的证据而展开一系列的挖掘工作。结果，他发现了许多赤陶女人雕塑，其胸部明显是被过分夸大了的；还有赤陶母牛雕塑，这显然带有宗教上的意义。他将这些与天后赫拉联系起来。另外，还有一些原始的陶器也随着谢里曼的考古挖掘得以重见天日，其中包括手工打磨的黑色瓶和体积很大的坛子。后来，当他挖到史前地层时，他又搜集到许多用黑色矿石制成的刀具，蓝色和绿色石头制成的螺旋环，等等。在一些地方，他发掘出用未被打磨过的粗石修建而成的城墙遗址。这些组成古代巨石城墙的石头每个大约有7英尺长，其中最厚的约有3英尺，甚至有些整体尺寸还要更大。　　迈锡尼，“位于牧马场阿尔戈斯的最深处”，荷马在其史诗中这样写道。[13]谢里曼在其早期的研究显得更加硕果累累。他竭尽全力证明他的理论——阿特莱达伊的墓穴并不在城堡以外而是以里。结果，他发现这些城墙的建筑风格表明其分别采用了三种截然不同的方法，所以他将它们归为三个不同的时期。它们都是巨石城墙，都是用一些小石块来加固那些大石头；它们都是经过打磨之后恰到好处拼接在一起的多边形状；拼接之后它们都呈矩形，这使得整座城墙相当坚固。　　在城墙的西北角，他发掘出著名的“狮门”。狮门高10英尺8英寸，顶宽9英尺6英寸，底宽10英尺3英寸。而其最受世人赞叹的巨型门楣，有15英尺长8英尺宽，它也是矩形结构，由6、7英尺长的巨石组成，许多石块之间唇齿相依、彼此咬合。这种尚显粗糙的鸠尾榫结构带有典型的希泰人（Hittite）建筑风格。位于卡尔基米什(叙利亚古城,临幼发拉底河,公元前605年巴比伦军队曾在此处击败埃及军队)的幼发拉底河城墙，是闻名于世的最古老的工程建筑，即使在今天，它的建筑风格仍被工程师们广泛利用，而“巴格达铁路”便是建筑学上矩形风格的一个典型例子。　　在通向迈锡尼卫城主路的巨型门楣的上方，横着一块巨大的石灰岩浮雕石板，浮雕上两尊雄狮威风凛凛，相向而立，它们的两对前爪扶在祭坛上，祭坛的柱子造型别致，线条悠美，“顶部是一座奇特的王冠，由平缘、线脚、旋涡饰和冠板组成。”拉姆齐教授（ProfessorRamsay）在佛里吉亚（小亚细亚中西部古国）也发现了类似的狮子和石柱群。只是由女神西布莉（古代小亚细亚人崇拜的自然女神，同希腊女神瑞亚）取代了石柱。“狮子的寓意就是作为大门的守护者”，拉姆齐教授这样认为，“在一个崇拜西布莉的地区，人们相信死去的首领的灵魂都被他的母亲——女神所收走……佛里吉亚人在将古老的纹章类型修改后来表现他们的思想……在经过佛里吉亚和希腊两种文明艺术形式的交流和改进后，狮形雕塑大约在公元前9世纪，或者更可能是在8世纪期间进入到迈锡尼。”[14]　　指引谢里曼到迈锡尼的是保萨尼亚斯，他在书中写道[15]：“矗立在迈锡尼古墙群中的是大门旁边的狮子。据说它们（城墙与大门）是赛克罗普斯（古罗马、希腊神话里面的一位独眼巨人）的杰作，他在提林斯为普罗秋斯（希腊神话中变幻无定的海神）修筑了城墙。在迈锡尼的废墟里包括一眼泉源，叫做波塞亚（Perseia）；有阿特柔斯（Atreus）和他的子孙们的宫殿，在那里他们储藏了无数的财宝；有阿特柔斯的坟墓，还有阿伽门农的伙伴们的坟墓，他们是在从战场返回后的庆功宴上被埃吉斯托斯(Ægisthus)谋害的。至于卡姗德拉（Cassandra，荷马史诗中特洛伊末代国君普里阿摩斯之女，能预知祸事）坟墓的考证，则据称是在阿米克拉伊（Amyclæ）的古代斯巴达人的问题中有所提及。此外，当然也有阿伽门农的坟墓，他战车的御者欧利米登（Eurymedon）以及他的女儿厄勒克特拉（Electra）的坟墓。泰勒达姆斯（Teledamus）与珀罗普斯（Pelops）被葬在同一座墓穴中，因为传说中卡姗德拉十分憎恶这对孪生兄弟，在他们还是婴儿时，就被埃吉斯托斯连同他们的父母一起杀掉。赫拉尼科斯（公元前495-411年）曾经写道，匹拉第兹（Pylades）在俄瑞斯忒斯（Orestes，阿伽门农之子）的支持下，娶了厄勒克特拉，并生有两子，分别是梅登（Medon）与斯特洛菲斯（Strophius）。而谋害丈夫阿伽门农的克吕泰涅斯特拉（Clytemnestra）与埃吉斯托斯则被埋于城墙外附近的一个地方，因为人们认为他们不配在城内拥有坟墓——那里应该是被他们谋害的阿伽门农和其他人长眠的地方。”　　这段故事曾经被某些作家所曲解，但谢里曼早在他开始挖掘之前就坚持认为，他所提到的那面墙并非是都城的城墙，而应该是卫城的城墙。此外，他还争辩说，这座都城应该是保萨尼亚斯时代（公元170年）的废墟，他此前从未见过比它更小的城墙遗址。谢里曼并非空谈理论，而是在实践中寻求证据，他将大量标杆插入地层，然后进行大范围的挖掘工作。当他清扫干净尘封狮门的瓦砾碎片后，许多历史的证物相继在那里被挖掘出来，这是阿哥斯人（希腊东南古城）在公元5世纪时劫掠后的卫城。谢里曼发现有证据表明，这座城市在沦陷以后曾经得到部分地收复，尽管狄奥多罗斯塞克鲁斯[16]（公元前一世纪西西里的希腊历史家）与斯特雷波[17]（前63？-前21？，古希腊地理学家）曾经对此作过针锋相对、完全相反的辩述。　　谢里曼突破前人的最伟大处之一就在于，他挖掘出更低更早的迈锡尼城市，并在那里发现了大量的“蜂窝似的墓葬群”，而这些都是保萨尼亚斯的“宝藏”。　　此外，谢里曼还挖掘出五座坑墓，他相信这些便是阿伽门农和他的同伴们的墓葬，他们是在从特洛伊返回的路上被他的老婆克吕泰涅斯特拉伙同情夫埃吉斯托斯密谋害死。这些墓葬的建筑风格极其相似，而所葬物品也被证明属于同一时代。“在迈锡尼出土的那五座墓葬，或者说，至少其中三座，”他后来这样写道，“里面能储存如此之众的宝藏，说明它们肯定是属于皇室家族的成员。”在这些神秘的地下墓室中，谢里曼挖掘出价值成千上万英镑的古代器物。　　这次考古发掘立即轰动了整个欧洲，接下来是媒体铺天盖地的报道，而这则爆炸性新闻的主角是一封电报：谢里曼致电希腊国王，宣布了他的伟大发现。电报内容如下：　　“迈锡尼，1876年11月16日（28日）”　　“在此我无比兴奋地谨向您——尊敬的陛下宣布，我已经发现曾经被保萨尼亚斯宣称的古代传说中的墓葬，它们分别属于阿伽门农、卡珊德拉、尤利马登（Eurymadon）以及他们的朋友和同伴们，所有这些人都是在庆功宴上被克吕泰涅斯特拉和她的情夫埃吉斯托斯加害的。所有这些墓室都是被一种双行的薄金属平行线条装饰着，在古代只有在祭奠伟大的人物时才会使用这种规格。在这些墓穴中，我发现了大量古老的宝物，它们可都是纯金锻造的。这些宝藏的数量甚至足够装点一个巨大的博物馆，它将是世界上最为奇妙而壮观的，毫无疑问，在未来的数个世纪中，它将吸引世界各地成千上万的参观者来到希腊。纯粹是出于对科学的热爱，我才选择这项工作，所以我不会宣称占有这些财富，而是怀着最大的热情将它们毫无保留地献给希腊。愿主保佑，这些财富能够成为一个伟大时代即将到来的里程碑。”------------第四章　神话传说中的历史（6）------------　　“海因里希·谢里曼”　　至今人们仍不甚相信谢里曼所发现的就是阿伽门农和他的追随者们的坟墓，但却偶然发现那些王室家族成员的坟墓是属于另外一个鼎盛时代。但是，保萨尼亚斯理论的专家们还不足以解决这个历史之谜。尽管当年，那位著名的作家曾经亲自来到这座跨越千年的迈锡尼废墟——自从特洛伊之战以后它便销声匿迹了。众所周知，阿伽门农在民间传说中享有非常突出的地位，在无数早已沦为历史尘嚣的王侯将相中始终被世人所铭记。但是，与此相似的人物还有一位。他，就是亚瑟王，在人们的记忆中，总是将他与神话人物的事迹联系在一起。他身居仙境，高山是他的座椅，据说，在苏格兰高地，有一位近代的英雄——查理王子曾藏身此地，在那些他从未涉足过的地方，就包括远及北部的凯思内斯郡。　　但是，即使你不屑于谢里曼对“阿伽门农之墓”的盖棺定论，但是也不必对他所发现的那些伟大的考古发现的价值存在丝毫怀疑。在追求他童年时代的英雄梦的过程中，他绝对配得上“功勋卓著的时代先锋”的称号，正是他“为我们开启了一道尘封已久的通往历史的大门”。至少，他已经令希腊早期的历史被重新改写，正是由于他的发现和成功，才使得我们今天对几千年前的爱琴文明进行部分重现的梦想成为可能。　　要探寻谢里曼的成功，人们可以发现，安德鲁·朗（AndrewLang）先生后来关于荷马时代著名的十四行诗对他也起到了间接的作用。　　神圣之门既已开，特洛伊城顷欲摧，　　大地沉陷，滚滚洪水漫天舞，　　仰望苍穹思绪飞，茫茫原野谁可追，　　时空倒转，西斯二神亦逐鹿；　　卡珊德拉身疲惫，娇躯玉展迈锡尼，　　命运三神，怒气终消和为贵，　　阿伽门农气盖世，可怜忠骨恨天离，　　断壁为证，王侯霸业留千古；　　尘埃难掩英雄宝，重见天日终有时，　　世人空叹，遍寻天涯皆枉然，　　惟有荷马真豪杰，投石引路尤未迟，　　天妒斯人，拭文残目弗能言；　　呜呼，天生顶戴一华冠，　　千秋芳名斩不断。　　注：西斯二神即河神西摩伊斯（Simois）与斯卡曼德洛斯（Scamander）　　在迈锡尼取得巨大成功后，谢里曼倍受鼓舞，于是他准备在1878年的夏天重回特洛伊。但是由于土耳其官方的问题，他的工作迟迟得不到进展。然而，这些困难却在他的朋友——另一位著名考古学家奥斯丁·亨利·莱亚德（AustenHenryLayard）的帮助下成功化解，他是以对亚述人的研究而闻名于世，当时刚好正在担任英国驻君士坦丁堡的大使。“我终于可以完成一件最令我感到惬意的工作”，谢里曼在其作品《伊利奥斯》(Ilios)中这样写道，“首先我必须要感谢莱亚德阁下的杰出才能和对我的工作所给予的巨大帮助，如果没有他我便永远也不可能完成我的工作。”　　在等待土耳其政府所批示的许可证的过程中，谢里曼登上伊萨卡岛（Ithaca，希腊西部爱奥尼亚海中群岛之一）开始在那里的工作，并在埃托斯（Ætos）山上发现了一座王室宫殿和近两百座巨型建筑房屋。随后他又回到特洛伊，但在那里他的工作再次一度受到土耳其当局的妨碍和阻挠。翌年，魏尔肖（Virchow）教授加入了他的工作，此外，谢里曼还得到圈内更多学者的认同和帮助，1880年，他出版了其一生最伟大的著作《伊利奥斯》；1882年，多普菲尔德（Dörpfeld）博士加入他的工作，他们携手在一座城市中进行了大量工作，那里如今已被证明的确与荷马笔下的特洛伊有关。1884年，他在后期的发现成果全部被记录在《特洛伊》上公诸于世，塞伊斯教授专门为其撰写了序言。这群不知疲惫的考古学家随后又在提林斯展开了工作，在那里他们同样发现了一座古代宫殿。次年，多普菲尔德博士在此继续工作，他在谢里曼的下一本书中亲自执笔书写了多个章节，奥地利心理学家F.阿德勒（F.Adler.）为该书撰写了序言。　　接下来，谢里曼将注意力转移到了埃及，在那里他同魏尔肖合作又挖掘出许多考古发现。他又考虑向位于克诺索斯山上的克里特发起挑战，但当时岛上的政治环境根本不允许在那里进行系统化的考古挖掘工作，土耳其政府对于他的提议根本不感兴趣，他们丝毫没有意识到，岛上的居民应该被唤醒，了解他们伟大的祖先们的历史。就这样，谢里曼不得以放弃了原本希望为找到“迈锡尼文明最初的家园”而要在克里特进行的考古挖掘。　　1890年，汉诺威克斯特纳博物馆（KestnerMuseum）馆长C.舒哈特（C.Schuchardt）博士针对谢里曼的考古挖掘发表了一本评论专著。书中写道：“谢里曼博士现在已经69岁了，但他旺盛的精力和对自己所从事事业的执着热爱却丝毫未露出减退的迹象。我们能够期待他对科学做出更大的贡献，我要向他表示诚挚的敬意和感谢，因为他发现了英雄时代的希腊，包括它的初期和没落期，那也许就是在克里特——米诺斯的领土上被发现的。”[18]　　然而，不幸的是，正是在这年的12月26日，谢里曼博士突然在意大利那不勒斯撒手人寰，阖然长逝。他的遗体被送到雅典，安葬在利斯索斯（Ilissos）附近的希腊公墓中，在他的墓前竖起一座高高的墓碑，以示对他的纪念。“他安息了，”塞勒斯（Sellers）先生这样写道，“躺在他一生挚爱的这片热土；但他对科学的高尚追求和缜密研究的态度为这个世界树立了一个榜样，他的精神将与世长存，不仅在考古学界，而且在文明世界的各个角落，那就是他对古代人类文明孜孜不倦的热爱和追求。”　　在离世前夕和仙逝以后，这位伟大的人类学家又被授予了各种荣誉，其中级别最高的应属牛津大学法学博士（D.C.L.ofOxford）和王后学院（Queen'sCollege）特别研究员。英国皇家建筑学院也授予他金质奖章，可以说，他的功绩已足以令他彪炳青史。------------第四章　神话传说中的历史（7）------------　　脚注　　[1]《希腊史》，第二卷，第350页。　　[2]《希腊史》，第二卷，第358页。　　[3]同上，第一卷，第434-435页。　　[4]《希腊史》，第一卷，第65页。　　[5]《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一卷，第3-4页。　　[6]《希腊史》，第一卷，第311页。　　[7]《修西德底斯》，第一卷，第8、10页。　　[8]《迈锡尼》，第334页。　　[9]《伊利奥斯》，第1页至文末。　　[10]《迈锡尼》，第335页。　　[11]《迈锡尼》，序言，第6页。　　[12]《保萨尼亚斯》，第二卷，第25、8页，《迈锡尼》，第2-3页。　　[13]《奥德赛》，第三卷，第163页。　　[14]《希腊社会杂志》，第五卷，第242页。　　[15]《保萨尼亚斯》，第二卷，第16、6页，《迈锡尼》，第59、60页。　　[16]同上，第十一卷，第65页。　　[17]同上，第八卷，第372页。　　[18]《谢里曼的挖掘》，E.塞勒斯译，第16页。------------克诺索斯的滑石公牛头：头部剖面图（图）------------克诺索斯的滑石公牛头：头部剖面图------------克诺索斯的米诺斯王位（图）------------克诺索斯的米诺斯王位------------克诺索斯的侍酒者（图）------------克诺索斯的侍酒者------------克诺索斯的浮雕彩绘图——公牛头（图）------------克诺索斯的浮雕彩绘图——公牛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