聆听父亲（台湾）张大春-2

这两条消息不只是两个“点儿”，而是一个大佈局的片段——犹之乎一块烧饼上的两粒芝麻。王景对这块烧饼的描述是：“我要是共產党，我一定这麼想：你国军今儿想拿下什麼城，我都可以双手捧上，绝不来抢。这些城镇都是包袱，抓住一个得扛起一个，扛起一个就压垮三分。赶什麼时候国民党背不动了，就放下来了——到时候，他不是先放哪一个、后放哪一个，要放，那就一口气儿得统统放下了！我的话，你琢磨琢磨。”“我琢磨这个干什麼？”“共產党把咱‘庵清’当反动会党，别说它气候已经成就了，就算是到了铁路以北那些个荒山僻野的地面，你一抖露门槛，少说叫人扒一层皮去！”王景说著，打从怀里掏出一个黄纸封儿，递了过来，我父亲一打量，居然是那张入帮的“信守”帖。“这是做啥？”“老爷子上南方去了。”王景道，“行前特别交代我，发还了你的帖子。你别冤，也别急！这不是逐出庵堂那一套，而是怕你心里不踏实。你若有心认这个份儿，等局势稳住，再观后果，所谓伺机而动了。要是世道人情艰险难当，你撕了这帖子，也不至於受牵连。”我父亲受感动了，想不起那些“祭死的给活的看”之类的深刻世故来了，他立刻说要去见钱宝森。王景则表示，老爷子连这一步也想到了，也有交代：还是先把十奶奶这一年的丧期服满才好。一年之间，大局果然有了极富戏剧性的转变。一九四六年上半年，一般传来的消息还是“委座”如何整军经武，如何调动高阶军事长官的部署，看来一切都有谋定而后动之势。绥靖公署迁驻济南，司令官王耀武也亲自在城中坐镇。原本隶属汤恩伯系、驻皖北临泉、界首的骑兵第二军改编成第九十六军，连换了两次军长，最后整个部队又开往明水镇，偕同原先驻扎昌乐、潍县的李弥第八军夹击解放军，不多时，就听说解放军撤离胶济线沿途。王耀武不时还在《济南日报》上发表胜利谈话，说：“俘获甚眾，梟竟一空”，然而没有人会料到，一九四七年五月中，王耀武起家的嫡系部队——整编第七十四师——在山东孟良崮被解放军集体歼灭，师长张灵甫殉职，死难人数：六万。等到我父亲和王景来到南京前后，汤恩伯在临沂、范汉杰在青岛，一西一东，要以钳形攻势在鲁南地区掐住解放军的腹地，结果又枉送掉四五个整编旅。王景看那码头上往往来来的人又渐渐聚拢了来，似乎是又有渡轮要开了。他又前后左右仔细地张望了一阵，才找个不显眼的角落蹲下来，道：“还记得去年在你家吃藕合子那天我说，那些打下来的城镇都是包袱，赶什麼时候国民党背不动了，就统统放下了？”我父亲点点头，没言语，倒是四下里人声越发地嘈杂起来。“上码头来看动静，就是这麼个意思——看国民党什麼时候把南京也放下！”王景说时声音极低，像是根本不想让我父亲听见，然而，没有一个聆听的物件，仿佛这说著的人连自己是不是说了都不敢确定了。我父亲毕竟听见了，也低声应了回去：“可这儿是南京啊！南京放下了，还有哪儿呢？”王景指了指远处靠江面南边、贴岸巡行的几艘快艇，艇身前方接近鷁首之处皆以白漆喷写了“岳”、“文”、“史”等字样，后头还有二到三位元不等的数字。那是从抗战初期就已经投入战场的一批老旧鱼雷舰艇，几乎都负过伤，不过巡行的速度不低，还保持著几分精神。“怎麼都是些败军亡国之将呢？”我父亲说。他的意思是“岳”、“文”、“史”所代表的岳飞、文天祥、史可法，显然都不是能够改变、扭转一个倾颓大时代的人物。往往在他们以生命刻写出动人的史跡之际，他们所捍卫的那个正统便完全崩毁了。王景瞥一眼那些舰艇，道：“江面上还算平静，交通往来也没有什麼不寻常。可刚才在薛家巷的时候，你没看见麼——”说著，摸索著打开了胸前的口袋，轻轻掏出一桩物事。就在那粮行伙计準备上门打烊的时候，王景在路边拾著个口袋大小的本子——其实已经说不上是个本子了，它的主体（也就是一整本册页）给完全撕掉了，徒然剩下首尾相连、柔软翠绿的封面和封底，硬纸里子玻璃壳儿，还是挺精緻的一种装帧。在当时，称这种时髦的新材料叫“玻璃”，一种没见过的软质胶皮，為抗战时期引进的美国援助物资之一。“委座”看这材枓防水耐用，把来製造《军人手册》的封面倒是十分合适，如此一来，儘管溽暑蒸晒、雨雪沁泽，国军干部仍能将《军人手册》贴身携带，不至於有漫患之虞。只不过此际看来，封面上簇新的烫金字样教人有点儿怵目惊心——正是那“军人手册”四字。依照王景的推测，这军人手册的正主儿并不是在无意间遗失了此物，而是有意将那签注过自己的姓名、军籍资料乃至於军事业务上必须注记的内文撕掉、甚至焚毁了。然而為什麼不会顺手连著封皮也毁去呢？一来它是所谓的“玻璃”——也就是今日称為塑胶、塑胶的东西——若无刀剪，不易毁伤；二来这玩意儿的材料既轻软、又强韧，索性留在身边，装盛一些琐碎如票券、证件，纸製品之类的杂物，还比较方便保存，不易损毁。王景接著又聚精会神地说：“可见这小子是才‘改行’‘出门槛’，没多大一会儿工夫，还不习惯把这玻璃套子放在身上，走著走著，不知怎麼捣腾的就捣腾丢了。”“你研究这个干什麼？”“怪了！”王景笑著摇晃两下那封套，道，“明明是你的恩主灵符，不该多明白明白麼？”“你说啥？”王景轻轻打开那《军人手册》的封面页，探指头从封里头那一片透明的“玻璃”底下摸出一张纸片来，翻过来覆过去看了几眼：“民用票，看样子这小子是吃了秤砣——铁了心，说滚蛋就滚蛋了！一张上吴淞口的船票。你拿著罢！”“我拿著干吗？我上上海去干吗？”我父亲忽然有一种要遭到遗弃的不安，猛里站起身，带些怒意地、不分青红皂白地道，“俺不去上海！俺讨厌上海！俺从来就没打著要去上海！”王景益发显露出那种开玩笑的神情，说：“就一张票，你不去我去。”“你去就你去。”我父亲赌上气，抽身就走——关於这一点，我自己也有这种行事的气质，一副随时可以向这世界永远告别的神态，然后花一辈子的气力去后悔。王景这一下不闹俚戏了，抢上前拦住去路，正色道：“咱俩要一块儿再往南，不外就是同你五哥一样到广东。大局如此，其实说意外，不意外，说理所当然嘛——变化还是太快。即便是到了广东，仗打成这个样儿了，咱哥儿俩能找上什麼正干的呢？投了国军，国军总然是要垮的；投了解放军，解放军是容不得咱们‘庵清’的。咱俩，总得保住一个罢？”“保住哪一个，你说罢！”“保住哪一个就说不準了。兴许是你，兴许是我。可要是依我说：一条路，不该押上两条命，倒不如多试一条路，碰碰运气。有了这张票，算是有了第二条路——到了上海，再张罗一张票，搭海轮回青岛。这没票的一个麼，坐渡轮儿过江，打从原路回济南。”我父亲毕竟还是选择了去上海——就像我在提到他骑单车送我上学的一节上说过的——他不喜欢没有变化的路径，拿捡来的船票去上海，再搭轮船北返，似乎是很新鲜的事。更重要的是，一旦到了上海，他就可以再见钱宝森一面。在想像之中，他一见到钱宝森，就要把信守帖缴回去——表示他不在乎政治如何演变、“庵清”如何碰壁吃鱉，他不愿意在这种情义的事体上让人觉得他预留退路，亏负恩谊。结果钱宝森没露脸，回青岛的轮船船票倒是托一个光棍给送到码头上来了。临上船，那光棍对我父亲说：“老爷子说无论你张七爷上哪儿，一路之上都有福星高照。”事实上海轮的福星是美军舰队，它们每日南来北往护送各型客货船只往来於东海、渤海之间。王景倒是说对了：这多出来的一条路保住了我父亲的性命，至於他自己，从此消失在徐州古战场的千里烽烟之中。到了青岛，我父亲一下船，就见有人穿了身长衫，举著块牌子，上写“懋德堂张十奶奶”七个大字。我父亲一惊，上前盘问究竟，那人微露笑容，立刻扔了牌子，攒掌比了个“庵清”礼见的手势，道：“我叫马福星。张七爷随我来。”这人很快地将山东地面儿上的局势同我父亲说了一通。原来胶济铁路沿线局势又為之一变：济南、昌（乐）潍（县）和青岛成了三座孤城。火车有时通一段，有时通单程，要说想回济南，除了靠一双腿，没别的办法儿。要说肯在青岛落脚，倒有一途：第四兵站总监部有几个空缺，活动活动，是可以暂时栖身的——管吃管住，还有餉拿，大小还是个文职军官，“张七爷意下如何？”我父亲仰天大笑，令马福星不禁错愕起来，正待追问究竟，我父亲摇著手，苦笑道：“我到底还是得违背祖训，穿上一身二尺半了。”如果你要问我“大时代”是什麼意思，我就会用我父亲的话告诉你：“大时代就是把人当玩意儿操弄的一个东西。”第九章 聆听父亲 家书抵万金从青岛第四兵站总监部写第一封家书之时，我父亲犹豫了片刻，他不能违背军令，洩漏自己置身之所在，又不能不点拨一二，好让家人放心。斟酌再三，信就短了，是写给我大大爷的：汉哥如晤：弟远游北归，插翅不能返里，忧烦日甚。又违逆祖母遗训，惨悄逾恒，亦属无奈。惟顽躯康健，叩请诸兄勿念是幸。匆此。啟拜上这封信是交给马福星处置的。他运用什麼人力，经由什麼管道，将信携至济南西关朝阳街祖家，至今仍然是个谜。我只能从我六大爷的敍述中得知，收到那信的前几天上，老收我大大爷当物的那铺子歇业了，掌柜的听老朝奉的话，差人把胡琴送回来，说：钱，就不计较了，可张大爷的手艺搁下了可惜，还是原璧归赵的好。我大大爷一高兴，拉了好几天的琴，白也拉、黑也拉，口口声声说什麼“知音何处找？国手在张家。”此外，那信，我六大爷也看了。在“匆”字的上方，还有一个写了又涂去的“帅”和“门”字，显然是我母亲的名字“兰英”的一部分。為什麼写了，却又涂去呢？我六大爷没有解释，我只能猜，或许我父亲记取了那个“无论什麼事，不能光看一个点儿”的教训罢？或许他从“大时代”的角度望见了孤立无援的人生只能退缩、无从奋进的一点端倪罢？或许他已经吓得或愣得无从自然表达一丁点儿个人的情感了罢？或许他根本要借此提醒我大大爷：他已经不再能提供我母亲一个完整的家的期盼了罢？半个字，又涂了去，还能表示什麼？但是我大大爷不能报了平安却没个交代，他让周妈把我母亲请到他房里坐下，道：“七奶奶！小啟子来信了。”“人在哪儿？”“信上没说，可信纸上头印著‘第四兵站总监部’，二爷说这是到了青岛了——二爷朋友多、见识广，应该错不了。”“那我上青岛找他去。”“铁路不通了，七奶奶怎麼去啊？”“有说通的。”“就算通了罢，万一走著走著，前头又打起来，又不通了，这半晌不乏的，岂不是个饥荒？”“车不通，俺就走著去。大爷，那信让我瞧瞧。”我大大爷迟疑了一下，想想：我母亲不识字，不会发现我父亲居然连声问候也没有，便把信纸递了过去。我母亲拿著信纸，眼波不大动弹，只凝神盯视著某一处，一眼看了眨巴眨巴，再看一眼，足足端详了几分鐘，回头指著纸上那一行楷体印刷红字，道：“这就是大爷说的那个什麼‘四总站’罢？”“‘第——四——兵——站——总——监——部’，是的。”“第四兵站总监部。好了，认得了。”我母亲再看一眼那信纸，“我这就上青岛去。”第九章 聆听父亲 梦中见梦中有些什麼？我母亲从来不说。她自称是个不做梦的人。就算做了，一睁眼就没了影儿了。我从小喜欢同她说说我的梦，同她说梦不会挨嘲弄，她总是说：“你脑子里藏的都是些什麼？一抖露一大套。俺不行，俺省心。”我父亲的梦总是简略得像是签到簿上书写潦草的姓名，聊备一格而已：“昨儿又梦见回老家了。”对於梦境中会出现的诸般细节，我父亲时常不经意地透著些轻鄙之意。有时他会说：“我看你睡著了精神倒比醒著好。”有时会说：“这个梦别跟人说，留著拍电视剧。”从他瘫痪之后，这老人却开始进住到我的梦里来——从无例外地，每一次在梦中，他都会用一种近乎卖弄的方式，表演种种行走、跑步、跳舞、骑车的动作。置身那样的场景，真正无比欢快，我总在那样的时刻毫无抵抗之力地相信奇跡、相信灵药、相信神。即使在初醒来的片刻，犹自沉浸於一种有了信仰和依靠的幸福之感中。有一次我自觉这是在梦中，遂跟他说：“你已经不可能走了，不要骗我，我这是做著梦呢！”“你做著梦？我怎麼可能到你梦里来骗你？”梦中的父亲说。於是，我居然就轻易地相信了，立刻指著满地被撕碎、炸碎的春联和鞭炮残片，说：“那我们去散个步吧。”梦中的父亲一步、一步跳著，是兔子舞或方块舞里都用得上的那种小垫步，用力践踏几下雨后残留的洼地，溅起水花，一直走在我的前面。梦中的父亲也常是用力隐藏情感的人，和现实里的他没什麼两样（这一点足以坐实我欠缺高明的想像力）。他一直希望我是个活泼、开朗、正直而宽厚的人，但是他从来不寄望我是个能充分表达情感的人。我总不能忘记，学校里开始教授“抒情文”写作，老师总是密加圈点，认為我表情达意“有散文诗的韵味”，但是这样的作文落在他眼里，况味大是不同。我在念小学六年级的时候，有个自然科的王老师忽然不教了，据传是跟学校里其他的老师发生齟齬，愤而离职。我写了一篇长达五页的《念师恩》——当然是為情而造文的成分居多。他看了，指著其中一句“我倚著斑驳的栏杆，远望蔚蓝的天空，泪水……”，道：“你倒是说说看，这‘蔚蓝’是怎麼个蓝法儿啊？”我答不上来。他又说：“最近老下雨，天很久不蓝了罢？”另一个实例发生在不久之后，家里订阅的《国语日报》刊登出一篇某家长的投书，指陈某月某日该报刊登的一篇《悼亡父》所言不实，因為撰写此稿的学生正是这投书人的儿子，而投书人还活得好好儿的。我父亲把这篇投书指给我看了，笑著说：“咱们可先说下：我要是还没死，你可别给我来这个。”对付这情境，我自有办法。此后直到高中毕业，一向準备两本作文簿，凡是碰上老师出题写什麼抒情文，我就另取一本写就缴交，这一本，从来不拿回家让我父亲过目。有许多抒情式的触动、感受乃至於思索，我都是在阅读的世界里重新温习到的，那是别人的生命、别样的生活，一旦映照到我的人生之中，便不免会隐隐然发现：属於我自己的这个部分，早就被我锁在某个幽暗、隐秘的角落里，那是个失语的所在，是个襟声的所在，是个我竟然无能状述的所在——一旦重新翻理出来，竟有扑鼻呛人的霉味。而你却是个想像中的孩子，还不会应声、不会叫唤、不会表达。我打从很小很小的时候，就曾经幻想过你的存在，当时一定是因為我太寂寞了。然而时至今日，我对於你之所以又如此鲜明地出现在我的想望之中，有了不一样的觉悟。我猜，一定是因為在那个被我囚锁过久的角落里，有些禁忍不住的东西蠢动起来。它们依附著我对一整个废墟般的家族的好奇而渐渐萌芽，它们借由我一点一滴、片纸隻字地搜罗、探问、记录、编织而发出声响，有了形状，甚至还酝酿出新鲜的气息。你的母亲会迫不及待地告诉你：这种永远会从人的身体里新生出来的东西就叫“情感”，带来欢悦，带来烦忧，带来喜笑与泪水、挫折与渴望。千万不要担心——你的母亲一定也会这样说：千万不要担心表达了情感是多麼愚不智、庸俗可笑的事。你的母亲当然也会顺便跟你透露：你的父亲在这一方面是非常非常压抑的。我把这些，都压抑在梦中，再一笔一笔地為你勾画出来。第九章 聆听父亲 在地图上身在青岛，每天面对的是从海上运抵码头，再不断向东北、鲁西调度著的大军粮秣，我的父亲并没有料想到他的家族还会以什麼样的形式追捕他。他又开始画一些无须过於精确的地图。在地图上，济南—潍县—青岛是一条线段上的三个点儿。其间还有无数个小点儿，分别是从最新得知的战报上抄录下来的地名。有的地方他去过，有的地方他听过，有的地方看来相当陌生，好像突然从天上掉下来一个城、一个镇、一个村落。他用红蓝铅笔注记著国共两军相互进退、彼此消长的痕跡，有时一天之内要重新绘製两三份完全不同的形势。画这种图并不是他的例行工作，也并非出於多麼强烈的兴致或热情。然而时日稍久，这事就像晨起刷牙洗脸一样，成為不可或缺的生活仪式。在每一张完成的图上，他都会随手写些脑海之中漂浮而过的句子，有些是年幼时诵读过的诗句，有些是我奶奶抄过不知几千几万遍的《金刚经》，有些是戏词儿，有些是三角测量的算式法则。写满一纸，便将整纸揉了，换纸再画，画完又题上字句。总监部的同事们经常会把他揉掉的地图讨来，研究山东省东西往来交通的最新状况，有些在地的干部还会因之而讨论著铁路通阻的时程和频率。显然，从窸窸窣窣的对话之中不难发现，连总监部里也有人準备离职走人了。这使我父亲忽然对整个世界產生了一种距离感——我总把这种距离感想像成在他膝头听故事听久了所產生的那种视觉变化，咫尺之内的一切竟恍如在十分遥远的地方。直到他活到七十六岁上，医生宣佈他的第三、四节颈椎之间的神经束严重受损的那天夜里，他忽然想起了这种距离感。“春儿，你起来！”他在病床上唤我。我翻身跳下躺椅，蒙矓著眼上前察看他的尿管和点滴瓶，一切如常，只那条抽搐不已的右腿还不时地踢蹬著从窗帘缝隙里斜斜透射进来的月光。“记得我跟你说过画地图的事罢？”“什麼地图？”“胶济线啊，胶济铁路啊，我在第四兵站总监部的时候画的那些地图啊——你忘了？”“没忘呢。”“你看那是什麼？”他努努嘴唇。“是天花板。”“废话！我不知道那是天花板吗？天花板上书的是什麼？你看清楚了。”天花板上什麼都没画著，原本很洁净的一片白，在夜暗之下不过是霾影一般黯淡的灰。“那不是我画的铁道图麼？你看看，你看看——千军万马呀！”“该睡会儿了罢？”“仗打成这个样儿，你叫我怎麼睡得著啊？”“你睡一会儿，仗就打完了。”“你妈呢？”“妈在家睡著呢。”“她不来了吗？”老人闭上眼，又睁开。月光即将像抚熨一块石头那样洒泻在他的大腿之上，接下来会是他的小腹、他的胸前，如果他再不睡，就要照著眸子里的泪光了。“怎麼不来？你睡一觉，妈就来了。她一定会来的。”“那是我画的。”他挣扎地再向天花板望了一眼，终於合上眼皮，叹了口气，道：“我每天都画的。”第九章 聆听父亲我的孩子，我已经开始感觉自己是个嘮刀的人了。不过，我还想再跟你描述一个面对遥远路途的故事。我甚至觉得，所有的故事，都是在让聆听的人能够面对遥远未知的路途。请你不要问我这故事的“后来”是什麼，“后来”太简单——就是你有了一个父亲。我母亲沿著祖家东西两厢几进屋，挨间儿挨户地走了一圈，看看各兄嫂妹妹们有什麼要托带给我父亲的东西。六大娘一向慳吝，抢著出了块暗絳色的大花布，说七奶奶拿这布当包袱，既结实，又耐脏。五大娘给了块篦子，说是玛瑙的，得藏得深一点儿，就把它卷在六大爷给捎的两条棉裤里。五大爷叫给带著本儿英文字典，五大娘说兵荒马乱的带著本儿那麼厚的书，你要七奶奶累死在路上麼？五大爷不知该怎麼地了，摘下鼻梁上的近视镜，说了句我母亲完全听得懂、却不可解的言语：“唉——呀！这光子不知道对不对？”光子，还是土话，指眼镜的度数。可五大爷说著说著，竟然将眼镜连那篦子一起卷进棉裤里。我二大爷很实际，不知打哪儿摸出一串袁大头给塞进棉裤腿儿。我二大娘显然对二大爷的出手很不怯意，踏著恨篤篤的步子，一掀门帘儿出去了。我大姑和二姑要给我母亲两隻老奶奶传下来的戒指，我母亲说什麼也不肯收，退回去了。伙计朱成烙了十几个火烧，拼命挤上几棵黑乎乎的咸菜，另外绑作一兜儿。此外，朱成还嘱咐我母亲：“有贵客要到，七奶奶无论如何别心急，心急喝不了热稀饭——咱等一会子。”我大大娘给了一对玉鐲，说是她当年的嫁妆，七奶奶不嫌弃，就留个纪念罢。五十年后我找人给鉴定了一下——很奇怪，一只是真的，一只是假的。我母亲自己屋里的东西一概没动，因為值钱的得留给两个妹妹，不值钱的却怎麼也搬不动、带不走。左挑右挑，相中了两个白茶碗，每一个都厚可半寸，直筒筒、沉甸甸的，其色如牙，光洁照人，可算不得是家当，重量却绝对赛得过那本字典。至於我大大爷，可是亲自把那位贵客给接进门来了。那人姓柴，叫泰来，五十有餘、六十不足的年纪，看起来福面隆准，是个殷实人。再经我大大爷一细表，才知道是我爷爷和奶奶的大媒“冰叟”柴勤堂的儿子。柴泰来常年在济南市经营布店，颇有积攒。但是战局实在吃紧，寻常市面生意早在一年以前就歇了，店里的存货能躉给同业的就躉了，不能躉的就捐了——有那消息灵通的早就说过：柴家人祖传家性是“八面玲瓏十面光，七雄五霸没饥荒”，指称的是，无论谁当朝得势，他都有口饭吃。即便到柴泰来这一代上已经不参政了，捐起布料儿来也毫不偏废。人说国民党和共產党打起仗来有什麼同异？没什麼，穿的都是柴家捐布头儿缝的裤子。得捐多少条军裤，才能在战争之中买到平安？我母亲没个数。但是在我大大爷屋里三头对面儿的时候，柴泰来说得十分恳切：“这一趟，虽说不能全程护送，可到了潍县，就算过了一半儿了。此后几百里地，车上打两个盹儿，也就到了。俺保七奶奶一到青岛秤把秤把还兴许发福呢！”即便稍后上了车，叙起往事，这柴泰来也不住地安抚我母亲：“想当年，俺爹给十爷添了不少麻烦。没有十爷的接济，柴家不会有今天这个场面——这个麼，俺全家大小子子孙孙都会记得。七奶奶无论如何，一定是平平安安到青岛。”我母亲听著，不住地点头。為什麼要不住地点头呢？因為不如此，不能掩饰她其实一直在打著哆嗦。关於打哆嗦的底细，其实连柴泰来也不甚了了——你说他傻人傻福也可以，你说他吉人天相也可以。这一段儿，要岔开来交代。柴泰来在我大大爷屋里坐了不到一盏茶的工夫，便急急忙忙赶到车站去办理票务了，走时央我大大爷发付一个靠得住的人跟著他走一趟，万一听说有发车的消息，算一算，赶得上，就立刻回报。多这麼一趟周折，主要还是因為我母亲毕竟是个妇道，不好跟著在车站上跟人挤蹭，索性遣一位家人先跟著柴泰来去，只一程闻风报信，误不了多少时间，朱成就可以从从容容赶车送我母亲上车站了。我大大爷本来想差遣六大爷去的，可拐腿四哥同“角儿”争著去，他俩一路从北屋朝大门奔，前后闪过三道屏门、迈过两座花厅、经过大大小小四个院落，拐腿四哥居然占了个先，就让他跟著柴泰来走了。这一厢，我大大爷从墙上取下那把胡琴来，摩挲一遍，上紧了弦儿，拉了段花过门儿，再把弦儿松了，慢条斯理地收进绒布套子里——我不可能在这麼几十年过去之后，向你还原当时他的每一个动作细节（包括我一直想知道、却怎麼打听不出来的一个小疑问：他拉的是哪一段儿？），但是我却有十足的把握向你透露他当时心里的盘算。这个紈袴班头一定早就开始琢磨著他的么弟為什麼会写那样一封简短的家书？為什麼会在家书中如此吝于给妻子带上一两句话、哪怕是一两个字的问候？他也许已经开始怀疑我父亲对於原先这一房妻子的情感，或者，起码我父亲对於阻隔著千里烽火的家庭已经不抱期待或希望了——是这样的麼？起码，我相信我的大大爷有过这样的疑虑，否则在接下来的这一瞬间，他不会回过头，对我的母亲说：“奶奶把我这把琴带去！”“带把胡琴儿？”“是胡琴儿。”大大爷点点头，道，“见了小啟子，就说大哥随后就到。这叫‘大军未动，粮草先行’啊！”“大哥也要上青岛？”我母亲一时有些不能置信。“当然要去的！这把琴都託付你七奶奶了，能不去麼？要说琴去了人不去，我就不上算了——七奶奶你可要知道，这是一部用不了的家当！千贯万贯、金山银山，都在上头，我怎麼捨得？”结果——其实你应该猜得到的——我大大爷日后从来没有离开过济南，他拉著琴，在舞臺上忽然心肌梗塞，死前拉的段子不只我知道，当天戏臺上下成千口子人都记得，而且记得的人大约都还会哼哼。他拉的是《甘露寺》的乔国老唱段：“这一班虎将，哪国有？”我敢说：打从把琴交到我母亲手里的那一刹那开始，他就没打算去青岛——去青岛，只是一个幌子，一个父兄权威意志的展现，一个关於家庭的允诺的提醒。真正的虎将是拐腿四哥。他进门报信说“火车来了！”的时候浑身是血，与我母亲擦身而过，果真吓了她一跳。我母亲几乎是叫我大姑、二姑又扛又抱、半推半掖著才上了车。混乱中，我母亲听见有人问讯、有人咒駡，拐腿四哥支支吾吾好半晌，就是一副不能言语的模样。我母亲掀开车帘儿一探头，原想跟大伙儿再打声招呼，偏偏瞧见那拐腿四哥倚著墙根儿呕，直像是要将五臟六腑都给呕出来那样，一时黄水白沫混著乌黑絳红的血汁儿涌出来，她登时泛起一阵噁心，便缩回椅子里去，浑身哆嗦起来。接著还听见有人喊：“那是啥？”有人说：“老四没事儿罢？”也有人放声大哭起来，音声尖锐凄厉。最后是一句拐腿老四的话直钻耳鼓：“他娘——人肉真不是滋味儿！”彼一时，朱成连鞭抖擞，骡车疾驶而去。我母亲一直不肯相信，她离开祖家之日，所听到的最后一句话居然如此荒怪。不过她没有听错，拐腿老四那一天的确说了那句话，他从马群空腿上咬下来一大块腱子肉。马群空被他撞上算是意外，那一天他也弄到了上青岛的车票，準备就此离开济南了。拐腿四哥回头一想：不成！不能放这小子走——他这一走，当年我那一顿揍不就白挨了麼？叫拐腿老四这麼一闹乱，马群空也没走成，此后一直待在济南，好像还撑著活过了“文化大革命”。他跟拐腿老四后来偶尔会在街上打照面，俩瘸子先上来谁也不搭理谁，后来居然会彼此远远地对看几眼，点点头了。我的母亲那天晚上在极度的惊恐之中向前走了。祖家几代以来基於种种需要或藉口的出走，以及出走所能够唤醒的爱与迷惑、彷徨与孤寂，乃至环绕著出走而不得不滋生的宽容和谅解，这一切，即将点亮她的勇气。一列厢里顶上挤满了逃难之人的火车啟动的那一刻，我母亲并不知道，这一程行进的速度实在太慢，天亮以后很久很久，感觉上都已经是隔日午后了，她才会跟柴泰来挥手告别，感觉满天都是血光似的红霞。之后，车身再也没有移动一寸。她更不会知道，铁路完全不通之后，她即将背著大小两个包袱，一把琴，用一双萎缩挛曲的脚，跟著数以千计的陌生人一同向前步行几百公里的路途——听说那方向就是正东，日升之地。1我在一个天主教会办的小学唸一年级的时候，一度对那个宗教所有的仪式非常著迷，因為圣诗唱起来庄严优美，而每个星期五的下午，被称為「教友」的同学还可以少上一堂课；他们都到教室后方庭园深处的教堂裡去望弥撒领圣礼───一块薄薄的、据说没什麼滋味的小麵饼。我非常希望能尝尝那种小麵饼。我跟我父亲说我要受洗。他想都不想就说：「你在家好好洗洗就可以了。」2於是，一具健康伟岸了七十六年的躯体在摔了一跤、损伤了一束比牙籤还细的神经之后，就和整个世界断离。作為一个人，父亲祇愿义做三件事：睡眠、饮食和排泄。这将是他对生命这个课题的总结论；如果你再追问下去：「為什麼？」他会说：「老天爷罚我。」如果我央求他试著起床站一站、动一动、走一走，他会说：「你不要跟著老天爷一起罚我。」3我还在幼稚园玩的那个阶段裡问过我父亲：「我从哪裡来？」当时（他显然没有参考什麼高明的专家的高明建议）他的答覆是：「从你妈的肚子裡出来的。」就像所有的孩子一样，我追问下去：「那我是怎样进到妈的肚子裡去的。」我父亲说：「你妈乱吃东西，吃著吃著就吃进去一隻小虫子；小虫子又在那肚子裡乱吃东西，吃著吃著就长大了。长大了不出来不行啊！肚子会破啊！没办法儿，祇好把你生出来了。」我继续问：「那你是从哪裡来的？」「我从山东济南来的。」「那妈从哪裡来的？」「也是从山东济南府来的。」4我父亲摔了一跤的那天晚上，正值丙子年古历腊月三十，西元一九九七年二月六日。救护车第一次前来接人的时候，我母亲仍不肯让他进医院；她的说法是：「没那麼严重啦，不过就是喝醉了、一摊泥了；睡一觉赶明天就好了。」我父亲则眼角含著泪，对她说：「兰英！我对不起你。」这是我四十年来第一次听他喊她的名字，且语气间颇有诀别的意思。我央求他尽力动弹一下手指头和脚趾头，即使如此轻微的动作，於他而言亦犹之扛千钧鼎。他转过头来对我说：「我大概是要死了。可也想不起要跟你交代些什麼；你说糟糕不糟糕？」5就在那天夜裡，我决定写这本书。当月光完全辗过病房之后，我父亲惊醒过来。我替他翻了个身，见他仍不安稳，祇好随口编派点话逗他───我是一半正经、一半玩笑地问著：「你看我是先让你抱个孩子呢？还是先写一本儿关於你的书呢？」老人睁开眼因糖尿病而对不大正的两颗眼珠子，看著我，又垂下脸埋在枕头裡，闷声说道：「我看啊───你还是先帮我把尿袋倒一家伙罢！」6那是家谱。部队裡要求每一名官士兵生都要照实填写，而且要尽其所能追本朔源。陆经先生在这页谱表的最下方填他自己以及三个兄弟的名字，再往上一栏填入父母亲的名字。祖父母和外祖父母以上他一无所知，开始捏造。再往上几代，他写下了「拓拔某」，并且认真说服部队裡的长官：他是鲜卑族的后裔。最后，在谱表的最上方，他画了一条五爪飞龙，龙的前两爪上还抓著两样东西：一爪抓的是「青蜂飞弹」，一爪抓的是「三民主义」。那是一九八二年初一个春寒料峭的夜晚，当所有的人的鬨笑声刚刚沸腾起来的时候，我们同时听到一个高粱酒瓶重击桌面的声音，一切喧嚣忽然冻结；我父亲由低吼而怒叫道：「混帐东西！没有三民主义，你们能坐在这裡喝酒吗？吓？」7那是一九八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古历辛酉年腊月初二，我父亲六十整寿的深夜，我醉趴在自己房间的床上，歪过头朝一旁的垃圾桶呕吐。我母亲已经低声、但坚定地宣布：今天她不收拾桌椅、清洗碗筷了。「爸爸今年六十了，你喝醉了，爸爸很高兴！」我父亲说得很慢，一个字、一个字，像是生怕说囫圇了显露出醉态来：「瞎！没想到哇，我也活到六十了──跟你奶奶过世的时候一个岁数了。」「你可不可以不要再说那些老家的事了，听起来很烦吶──走开啦！」我继续吐著。他忽然沉默下来。在黑暗之中，依然是天旋著、地转著、肚子裡的热气涌动闹祟著，我祇听见他极力想要忍住酒嗝儿而加深拉长的喘息声。我背上的手继续以一种索然无趣的意绪拍了好几下，停了停，又拍几下，最后床垫一轻，他走了。临到门边儿的时候，他忽然用那种京剧裡的老生韵白叹唸道：「走、走、走──唉！我──往何──处去唉？」8我準备放弃参加联考那年，父亲跟我提起他年轻时参加考试。「你考得好吗？」我问。「勉强及格。」「及格了有什麼好处？」「晋级再考。」「不及格怎麼办？」「不晋级再考。」「那跟我现在差不多。」「一点儿不错.......」那一天我改了主意，回家之后找出三年来用过(而且还没丢掉)的课本，读了一个月的书，每天冲三次凉，然后就考上了大学。不祇如此，日后我几乎每个学期都领奖学金，逢考试必定士气大振，有战无不胜、功无不克之勇。这跟我父亲在那天酷热的散步之中的两句结论有关。当我说：「那跟我现在差不多。」之后，他说：「一点儿不错。考得不好，算不了什麼；考得好了，也算不了什麼。」9关於音乐，我完全没有天赋。父亲送我进入一所以音乐教育知名的私立学校之后，我学到的是羡慕音乐班同学的好家境。我父亲对於我想要转入音乐班的要求一向是乱以他语，总说：「跟我学胡琴怎麼样？虽然比不上你大大爷，也凑付了。」我说我要弹钢琴，或者是拉小提琴，他搓你几时见过戏台上有钢琴、提琴的？直到我快要小学毕业了，有一天忽然主动跟我父亲说：「是因為我们家没有钱，我才不能学音乐的，对不对？」我父亲想了想，说：「你看得很透澈。」10我把父亲说自己会飞之事告诉我母亲，老太太苦笑著说：「他现在越来越能了。」「能」，也是山东土话，即能干、有办法、了不起之意。「怎麼了？」「前天说总统来了，派人来到大门裡，请他出去见一面，我说没有总统的人来，也没有总统要见你，没有总统。他说怎麼没有呢？没有总统，那还像话吗？吵著要下床。我赶紧说人走啦，晚上再来，这才剎住。到了晚上，不知怎麼地又想起来了，说他自己飞著去见罢！我说你能、你厉害、你飞著去见罢！人家飞著去、飞著回，说总统就在对门儿大楼顶上，见过了，还交给他三十万，是抱孙子的奖金。我说：『钱呢？』你道他说什麼，他说：『孙子呢？』」11如果你要问我「大时代」是什麼意思，我用我父亲的话回答你：「大时代就是把人当玩意儿操弄的一个东西。」12我询问晚餐桌上喝著五加皮酒的父亲：五三惨案是怎麼一回事？我父亲问我：怎麼想起来问这个？我说：歷史课本上提到「济南发生五三惨案」。我父亲「喔」了一声之后想了很久，终於慢条斯理地告诉我：他在地窖裡出了水痘、日本鬼子到处开抱、我奶奶则亲手包了一板子蚕豆大小的饺子给他吃。「因為我那时喉咙肿了，什麼也嚥不下，又想吃饺子。」我父亲说著硬了声、红了眼，随即落了泪，衝我用国语说了句：「我想我妈妈。」我母亲在旁边放下饭碗，说我父亲喝了酒净废话。我父亲接著用山东话跟我母亲说：「你知道麼？民国十七年你还早著哪！那时候儿祇有俺娘疼俺疼得紧，俺爹不喜欢我。」我母亲说：「这话絮刀过几百遍了你不嫌絮刀？」我衝口而出打了个抱不平：「爷爷是老浑蛋！」紧接著我父亲的一隻大巴掌就拍上了我的后脑勺：「你才是浑蛋！这是怎麼说话的？一点礼貌都不懂！」13上中学的前三天，我父亲骑著他那辆脚踏车，走在我的前面，带领我摸索出全新的路径。从西藏路经南海路。接著我父亲说：「过了罗斯福再往下，我们可以顺著路向东转，先到潮州，也可以沿著杭州走一段，到金华，也可以一路下去，到信义再右转，通天大路笔直走，很快就到吴兴了。」第二天，他带我走一条不同的路，它其实比头一天简单好走得多；上车出门，走一百公尺的西藏地方，左转沿中华向北，遇爱国折东，再随便找个路口转进信义，就可以通天大路笔直走了。我问他头一天為什麼不这麼走，他说还是游山玩水的感觉好，一路中华爱国信义没多大意思。14我父亲第五次入院又出院之后的某一日下午，他问起了你（当时未出生的孩子）。他指指门外，又指指肚子。他的意思是问我：「你老婆肚子裡的孩子怎麼样了？」我说好得很，胎儿心臟强而有力，旧历年底就要生了。老人随即连说三句「太好了」之后就哭起来。他哭得非常专心，彷彿这世界上再也没有其他的事、其他的人、其他的情感。然后忽然问我：「我哭什麼？」我说：「你没哭，你高兴呢。」「我高兴什麼？」他瞪著一双红眼、非常迷惘地问我。15我刚出生之后没多久，国防部各级文武职官就在当局的鼓舞之下，努力从事两项活动：锻鍊体能和学习外语。大部份人的选择是英文和打羽毛球（或桌球）。我的父亲偏不从眾，他选的是日文，打网球。有回我趁机问道：「你干嘛学日文？」我父亲一开始没有察觉我带著些找碴儿的心思，便漫声应道：「英文留给你们学得了。」我接著说：「小日本鬼子的话有什麼好学的？」我父亲扭过头来、从眼镜框的上缘瞪了我片刻，紧紧皱著眉头，像是想教训、又懒得教训我，说：「你就把我当个鬼子好了。」16有天我忽然问起我父亲：最要好的朋友是谁？父亲沉吟了片刻，说：「有三个罢，倒有两个没出来。」「没出来」就是「没跟著政府一起到台湾来」的意思。他们的名字是滕文泽和王景。「那还有一个呢？」我接著问。「什麼还有一个？」「还有一个最要好的朋友呢？」「喔！是还有一个──」父亲指了指我的鼻尖儿，说：「那就连我的儿也一块儿算上罢！」17每到古历八月二十二、三月二十一这天（我奶奶的冥诞和忌日）上，家裡总要上供，香烛鲜花素果时鲜之餘，三十三转的老唱盘上放著《四郎探母》或《古城会》，《海底》和一部《醒世姻缘传》、一部《今古奇观》这三本书也会摆在一边。我曾经指著那《海底》问过我父亲：「那是什麼书？」我父亲说：「胡扯八蛋。」「那奶奶為什麼喜欢看？」「人都喜欢胡扯八蛋。」18父亲用他在土地测量上所穫得的数学知识，替我解几何习题，后来出了紕漏。有一次我依照他教的方法写作业，簿本发回来，上头满纸大叉，老师还特别点名警告我：要按照课本教的方式解习题。等我上了高中，数学一科更是经常吃鸭蛋，遇有必需让家长签字的考卷拿回家来，他看一眼分数，神情平静地签了字，不得不找些话来说，以示关心，於是他总是这样说：「我帮不上忙的事是越来越多了。」19说到了唱、说到了嗓子，哪怕祇是随口哼哼几句，就我印象所及，他从没给过我一个好字眼的批评，通常祇有一句评语：「一把死唱。」可有一回他要我合唱，我略一迟疑，他却说：「前些日子听你洗澡的时候吱儿了两嗓子，勉强。别害臊了，来罢！」我好容易逮住机会，当然要乘兴卖弄一回。那是多少年来我们俩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合唱。唱完，他把胡琴悬回床头壁上，沉吟片刻，道：「幸亏咱爷儿俩没入梨园行，那可真叫败坏中国文化！」可当时我并不知道：他其实悄悄為咱们爷儿俩的这一次合唱录了音。20一天夜裡，父亲从病床上唤我。「春儿，你起来！」我翻身跳下椅，矇矓著眼上前察看他的尿管和点滴瓶。「记得我说过画地图的事罢？」「什麼地图？」「胶济线啊，胶济铁路啊，我在第四兵站总监部的时候画的那些地图啊！你忘了？」「没忘呢。」「你看那是什麼？」他努努嘴唇。「是天花板。」「废话！我不知道那是天花板吗？天花板上画的是什麼？你看清楚了。」天花板上什麼都没画著，原本很洁净的一片白，在夜暗之下不过是霾影一般黯淡的灰。「那不是我画的铁道图麼？你看看，你看看，千军万马啊！」「该睡会儿了罢？」「仗打成这个样儿，你叫我怎麼睡得著啊？」天天读书网（www.book.d78i.com）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