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茂林 赵晓光—高岗传-2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以走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独特道路而闻名于世的。在漫长的28年艰难跋涉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建立过许多块农村革命根据地，但历经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三个历史时期而红旗不倒的只有一块，那就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建立的西北革命根据地。中共中央和红一、二、四方面军长征的落脚点，是西北革命根据地。红军改编抗日的出发点，是西北革命根据地。中共中央从1935年到1948年，一直在西北革命根据地。因此，1945年4月，毛泽东在《“七大”工作方针》中深情地说：有人说，陕北这地方不好，地瘠民贫。但是我说，没有陕北就不得下地。我说陕北是两点：一个是落脚点，一个是出发点。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4月第1版，第12页。在黄土高坡上长大的高岗参与了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建，踩到了中国革命的“两点”上。高岗传（第一部分） 三 1 狱中探望刘志丹三道川兵败后，刘志丹和谢子长参加了1930年8月在绥德召开的陕北特委第五次扩大会议。这次会议决定继续进行兵运工作，寻机建立独立的革命武装。会后，刘志丹继续辗转于陕甘边一带搞兵运工作。1931年春，中共陕西省委指示刘志丹继续与苏雨生部合作，争取联合苏雨生部参加到计划中的西北反蒋大同盟中。有奶便是娘，占山便是王，这是军阀的共性，苏雨生也不例外。自被“马家军”击溃后，他又收拾残部，逃到了陕西，投奔了杨虎城，被杨虎城收编为警备骑兵旅，驻防彬县。由于有过与苏雨生合作的经历，刘志丹接省委指示后，立即率部来到了彬县，任苏雨生部团长，驻守旬邑职田镇。刘志丹在职田镇一方面训练部队准备起义，一方面发动群众，分了地主老财的钱粮，大地主刘日新上吊自杀。刘志丹的义举得到了百姓的拥护，却遭到了地主老财的攻击。气急败坏的当地豪绅联名写状子到西安诬告刘志丹，说“渭华暴乱的匪首”又在旬邑作乱。在国民党陕西省党部的指示下，反复无常的苏雨生借机逮捕了刘志丹，并给刘志丹戴上了12斤重的铁镣，严刑拷打，押入大牢。刘志丹的被捕引起了中共陕西省委的高度重视，立即想方设法组织营救，并委派时任省委交通工作的高岗赶到彬县探望刘志丹。高岗是离开老家高家沟后来到省委机关担任交通工作的。接省委的指示后，高岗即刻只身一人来到了彬县监狱，与刘志丹会面。高岗后来回忆说：当我去探问时，他笑着说：“坐监狱等于休息罢了。”在监狱中，他仍暗中策动同志继续革命工作。当反革命一度判决枪毙他的时候，他毫无畏惧，并委托同志说：“你告诉高岗，我遭毒手，要死就死，绝不会连累任何同志，叫他自己小心。”高岗：《向刘志丹同志学习》，《解放日报》1943年4月24日。关于刘志丹入狱后省委派人来看望的情况，虽然目前一些出版物中有更为详细的描述，甚至有刘志丹与省委派来的人之间的大段对话，但实际上这些很生动的内容都是对高岗在这篇文章中的上述记述的演绎。因为当事人刘志丹并没有留下任何文字或口头的回忆，目前所能见到的只有另一个当事人高岗的这段简短叙述。然而，那些大段描写刘志丹与省委派来的人如何交谈的著述，并没有说这个“省委派来的人”就是高岗。毕业于黄埔军校的刘志丹历经磨难，坚忍不拔地开展兵运工作，在西北也是一位响当当的人物，他的被捕入狱引起了社会各方的关注。在陕西省委的努力下，时任陕西省政府秘书长的共产党员南汉宸和杨虎城的高级参议杜斌丞，亲自找杨虎城说情，请求杨虎城命令苏雨生放人。在多方营救下，杨虎城下令苏雨生放人。曾经当过刘志丹校长的杜斌丞，亲自带着杨虎城的手令来彬县接刘志丹出狱，使愈挫愈坚的刘志丹重新投入到中共领导的兵运工作中。高岗传（第一部分） 三 2 参加陕甘游击队1931年5月，出狱不久的刘志丹又根据中共陕西省委的指示，打进了平凉甘军新编十三师陈璋部，开展兵运工作。陈璋是个开油坊起家的小军阀。他当时虽然被蒋介石封为师长，驻守平凉，统治陇东14个县，但他与周边的军阀交恶，四面楚歌，处境不利，急需帮助。所以，他虽然知道刘志丹是共产党人，却仍然想利用刘志丹的才干和威望，扩充自己的实力。刘志丹也借此以陈的名山义成立了一个旅，号称十一旅，自任旅长，招兵买马，寻机兵变。这期间，中共陕西省委制定了一个策动甘肃五个旅兵变、建立桥山根据地的计划，并委派与刘志丹多次交往的高岗去平凉与刘志丹商讨兵变事宜。关于高岗与刘志丹在这期间的联系情况，长期与高岗在一起工作的张秀山曾经有过如下回忆：当时高岗在十一旅没有职务，他是陕西省委和刘志丹联系的人。记得我们在盘克塬活动时，高岗和我曾在一个小庙里给陕西省委写过密信报告情况。因为志丹在旅部时身边还有非党员，所以要避开，在小庙里草写。密信是先公开写几句问候话，然后在背面用白矾水写报告，对方收到信后，用碘酒一涂，字就显出来了。《刘志丹纪念文集》，军事科学出版社2003年9月版，第297页。然而，这些单纯的兵变明显带有盲动的痕迹，过多依赖于军阀，没有和农民运动相结合，因而都没有取得成功，刘志丹的十一旅也在与陈璋冲突中被打散。部队被打散后，刘志丹只身回到了南梁堡，高岗则又返回了驻西安的陕西省委。几年的兵运工作屡战屡败，使刘志丹、谢子长为代表的西北共产党人认识到利用军阀搞兵运是很难成功的，必须建立党独立领导的革命武装，走建立革命根据地的道路，才能发展壮大革命力量。恰在此时，阎红彦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晋西游击队西渡黄河，进入陕北，为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带来了新的生机。阎红彦，这位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林彪、“四人帮”迫害致死的陕北硬汉，1909年9月出生在陕西省安定县（今子长县）瓦窑堡的贫苦农民家庭。1924年，不满15岁的阎红彦就因生活所迫，到陕北地方军阀部队石谦团驻安定县的李象九连当了一名勤务兵。李象九是共产党员，他领导的这个连革命气息浓郁，使阎红彦迅速成长。1925年4月，不满16岁的阎红彦便由李象九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7年10月，阎红彦跟随李象九参加了清涧起义。1931年初，中共中央北方局决定从陕北抽调一部分干部，到山西组建红军游击队，阎红彦奉命东渡黄河，来到太原。在中共山西省委的领导下，1931年4月下旬，中国工农红军西北游击队第一大队（简称晋西游击队）正式成立，大队长拓克宽，副大队长阎红彦、吴岱峰，政委黄子文，支部书记杨重远。1931年夏，晋西游击队遭敌人重兵围击，被迫西进。9月3日，仅剩30余人的游击队乘坐羊皮筏子，渡过黄河天险，进入陕北高原。到陕北后，9月6日，游击队领导层进行了改选。在战斗中机智勇敢的阎红彦被公推为大队长，吴岱峰为副大队长，杨重远为政委。9月8日，部队来到了阎红彦的老家安定县，与中共安定县委书记马文瑞接上了头，并通过马文瑞找到了中共陕北特委，游击队也迅速地由30多人扩大到100多人。10月下旬，晋西游击队转战到陕甘交界的南梁堡地区，找到了在这里活动的刘志丹。战友相见，分外高兴，阎红彦还把一支自己心爱的驳壳枪送给了刘志丹。南梁堡位于桥山山脉的中段，地处陕甘两省边界，反动力量统治薄弱，地理位置十分优越，是积粮屯兵、建立革命根据地的理想之地。刘志丹于陈璋部兵变失败后来到这里，很快又拉起了一支几百人的武装。这支武装与晋西游击队会合后，实力大增，成为中共陕西省委领导的主要武装力量。为了加强对这支由共产党直接领导的武装力量的领导，10月30日，中共陕西省委派谢子长、高岗来到了南梁。俩人来到部队后，向部队传达了省委的指示，成立了新的队委会，由谢子长任书记，刘志丹、阎红彦、杨重远、高岗等为委员。从此，高岗开始了在党独立领导的革命军队里开展革命斗争的军旅生涯。高岗传（第一部分） 三 3 临镇失守（1）在高岗的军旅生涯中，既有“赤臂战劳山”的英雄传说，也有“临阵逃脱”的不光彩记录。所谓的“临阵逃脱”，就发生在1932年6月的临镇战斗中。193１年1２月下旬，中共陕西省委根据九一八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急剧上升、西北地区人民抗日运动日益高涨的新形势，决定将党领导的部队改编为西北抗日反帝同盟军，由谢子长任总指挥，刘志丹任副总指挥，杨重远任参谋长。同盟军下设一、二两个支队，师祝杰任第一支队队长，刘志丹兼任第二支队队长。１９３２年１月初，同盟军来到甘肃省正宁县三嘉塬，一边进行整编，一边向地主土豪筹粮筹款。但是，同盟军在整编时，谢子长等人认为刘志丹率领的二支队“成分不纯”，“系土匪杂合而成”，因此，在某日队伍集合后，按照事先的安排，谢子长下令突然解除了二支队的武装，然后就宣布二支队解散，刘志丹也被软禁。这就是后来长期争论不休的“三嘉塬事件”。2月12日，根据中共陕西省委的指示，西北抗日反帝同盟军在甘肃省正宁县三嘉塬又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由谢子长任总指挥、省委常委高维翰任政委兼队委会书记、杨重远任参谋长。陕甘游击队下辖步兵大队两个，警卫大队、骑兵大队各一个。第一大队队长阎红彦、政委张赫，第二大队队长吴岱峰、政委高岗，警卫大队队长白锡林、政委胡廷俊，骑兵大队队长强龙光、副队长杨琪。（刘志丹已去省委汇报工作）2月末，中共陕西省委决定高维翰去渭北巡视，由省委常委李艮接任陕甘游击队政委兼队委会书记。然而，李艮因故并未到职，省委又派省委书记杜衡以省委特派员的名义前来部队“视察”。当时的中共中央正在推行“左”倾盲动路线，陕西省委也在教条主义地执行“左”倾盲动政策，对于陕甘游击队的领导朝令夕改，不讲实际。在杜衡来到部队之前，部队曾经两次攻打正宁县政府所在地山河镇，但皆因敌强我弱，相继失利。“钦差大臣”杜衡来到部队后，下车伊始哇里哇啦，一到部队就批评谢子长是“游而不击”、“梢山主义”，并以两次攻打山河镇未克为借口，撤销了谢子长的总指挥职务。在不作任何调查就草率地撤销了谢子长的总指挥职务后，杜衡又回到了西安，向中共陕西省委做了关于陕甘游击队情况的报告。根据杜衡的报告，中共陕西省委于1932年3月6日和7日，分别作出了《陕西省委关于红军陕甘游击队决议》和《关于游击队新胜利与冲破敌人“围剿”的主要策略决议》。《陕西省委关于红军陕甘游击队决议》认为：“红军游击队目前在政治上犯了许多严重的错误，执行了右倾机会主义的路线。”“必须加紧两条战线的斗争，拼命地与右倾机会主义、‘左’倾立三路线，口是心非的两面派作坚决斗争。目前最明显的右倾机会主义的表现：不执行土地革命，不扩大红军苏维埃运动，对客观形势估计不足，关住门的整顿改造；只执行部分的游击战争纲领，不利用一切机会向敌人进攻，只是退守让步；实际工作的消极怠工，散漫不紧张，不相信自己的力量。右倾机会主义，实是目前最严重的敌人，必须集中火力去反对。”②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编：《陕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2年1卷），1991年编（内部出版），第44、54页。高岗传（第一部分） 三 3 临镇失守（2）《关于游击队新胜利与冲破敌人“围剿”的主要策略决议》则提出：“游击队必须坚决地执行进攻的路线”，“游击队必须坚决执行省委对游击队的决议，进行彻底改造，加强游击队在政治上与战斗上的力量。”3月21日，中共陕西省委又在向中共中央汇报陕甘游击队情况的信中提出：陕甘游击队应“迅速回三原发展，配合三千农民武装、城市中的革命兵变、广大贫民，夺取陕西政治经济最中心的三原，马上建立苏维埃政权”。“为执行这个迫切的任务，省委决定组织渭北特委，负全责去领导，派励君（即杜衡）同志任书记”。信中还提出要成立正式红军，请中央规定编制和番号。4月5日，中共陕西省委又给陕甘游击队发来指示信，继续批判游击队“现在还坠在右倾机会主义的泥坑里，对于你们的错误还没有根本了解”。4月中旬，杜衡又代表省委，和刘志丹、黄子文一道，来到陕甘游击队的驻地旬邑县马家堡。在当晚召开的队委会上，杜衡宣布了省委的决定：撤销陕甘游击队总指挥部，部队改编为三、五两个支队；谢子长调往甘肃从事兵运工作；刘志丹任三支队队长，阎红彦任五支队队长。部队改编后，高岗在刘志丹麾下任三支队二大队队长兼政委。4月20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陕甘游击队的工作及创造陕甘边新苏区的决议》，同意中共陕西省委创建红军的意见，规定陕甘游击队的番号为中国工农红军二十六军四十二师。虽然中央同意了陕甘游击队改编为正式红军，但在艰苦的环境下努力奋战的游击队还不可能按照“左”倾教条主义者们的主观愿望来战斗，况且上级领导的决议也是在不断地变化。5月10日，游击队三、五支队在旬邑清水塬集结。为了统一指挥，省委又决定恢复陕甘游击队总指挥部，由刘志丹任总指挥，高维翰任政委。总指挥部恢复后，具有丰富革命斗争实践经验的刘志丹率领部队连续战斗，15日攻克马栏镇，27日占领吉子岘，31日夺取英旺镇。半个月之内，游击队在周边五个县作战近十次，歼敌千余人，取得了重大胜利。然而，在不久进行的攻打甘泉临镇的战斗中，阎红彦率五支队担任正面主攻，高岗率领二大队占领该镇东山，掩护主力。由于敌人进攻猛烈，高岗率部未能守住东山，带领十余人撤出了战斗，致使攻入镇内的游击队损失很大。这就是“高饶事件”后有的老同志在1955年召开的关于西北历史问题座谈会上提出的高岗“临阵逃脱”案。高岗“临阵逃脱”后干了些什么呢？1983年5月25日，陕北游击队第九支队的创始人之“一高”朗亭，在谈第九支队的创建与发展时，提供了高岗后来的下落：6月3日傍晚，先锋队（九支队的前身，笔者注）在延长县沙滩坪附近梢沟村宿营。当时细雨濛濛，天色黑暗，伸手不见五指。还未吃饭前，我正在调理伤口，突然有个人进门来，问：你们是否老师家的人（师祝杰，鸦片烟保运局的保镖头，手上有30多条枪）？众人回头一看，那人身穿便衣，手持自来得枪。我们即刻缴了那人的枪，然后答话说，我们是红军，你是什么人？他说，我叫党益三，是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的人，总指挥刘志丹，我们的支队长阎红彦，五支队二大队长高建章（高岗的化名），我是中队长。今天凌晨游击队奔袭临镇未克，部队失败，我们在找大部队，不料碰到你们，原来是自己人。我又问，你们同来多少人？他接着回答，我们中队十九个人，二十一支枪，高大队长带队，就在南面的山上。我们先锋队里的经理处长党益三1928年到1929年在延安中学读书时认识高岗，所以，我决定，让党益三徒手去找高岗下山来。不一会儿，高岗带着自来得木套枪和皮子弹袋来了。他们讲的与党益三的话完全一样，并动员我们也同他们一道去找刘志丹的大部队。他们还说，他们下午在后面一直跟了我们一下午。高岗下来我们才知道他们在富县、吉子砚打仗，在英旺镇消灭了高双成一个营，临镇打了一仗，估计没打开。当时，我们也想找刘志丹，我们那时有四十多条枪，六七十个人，大部分是徒手，多半是大刀、长矛。他们动员我们去找大部队，我们也愿意一块联合行动。于是，把自来得枪还给了高岗，把我们先锋队编成两个中队，他们十九个人编成一个中队，共三个中队，高岗随先锋队司令部一起行动，并任先锋队总指挥。我们大队从临镇以南往下，赶了几天，高双成派两个营又追我们，我们决定经南泥湾、延安南三十铺、高桥川绕过安条岭到保安瓦子川再到合水太白去盘克塬找刘志丹。因我的枪伤未愈，决定留在延安县城南三十华里的三十铺红市沟养伤。红市沟老乡均是横山下来的移民，很好，高岗认识。于是，高岗和先锋队参谋长带队向盘克塬方向去了。高岗带部队经过延安县城南川三十五华里的马步踏河，翻越杜甫川到达延安西川的高桥镇，一路上打击地主民团，没收地主粮食，抓土豪劣绅，筹经费，开仓放粮，并缴获十来条枪和八十多匹骡马，平均每人一匹马。刘志丹想成立骑兵，高岗就准备带马回去。这时，敌人在延安的驻军二五六旅得知了我军行动，即派一个营追了上来。保安县民团也集中一百五十余人，在安条岭布设了埋伏。当部队进到安条岭的深腰，山岭上的敌民团首先开枪，正好打在后卫部队。马怕枪，往后便跑，冲散了尾随之敌，部队乘机躲进树林隐蔽撤退。高岗听到枪声后，放弃指挥，一人向右侧逃脱了。高朗亭：《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九支队创立发展情况》（1983年5月25日），未刊稿。现存于中共横山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能如此详细地叙述高岗临镇战斗后情况的人，看来只有高朗亭了。从高朗亭的叙述中又不难看出，高岗在临镇失守后，既没有投降，也没有消极逃避，而是收拾残部，继续在战斗中寻找大部队。虽然高岗在安条岭战斗中又一次“逃脱”了，但在后来的叙述中读者们还会看到，在当年那种革命力量弱小、战斗异常复杂惨烈的环境下，部队被打散、领导人频繁更换，是非常普遍的事情。1981年6月3日，同样参加了西北根据地创建的王世泰说了这样一番深有感触的话：我到陕甘游击队的那一年，一连撤过四个总指挥。开始，撤了谢子长，刘志丹当总指挥，撤了刘志丹后，阎红彦当总指挥，撤了阎红彦后，总指挥又是老谢。那时，谁当总指挥，打胜仗都不说，但打一次败仗，就被撤下来了。这反映了那个时期的领导水平，实际也是时代条件问题。《访问王世泰同志谈话记录》（1981年6月8日），未刊稿。现存于中共横山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高岗传（第一部分） 三 4 西安脱险（1）安条岭战斗失利后，部队被打散，高岗腿部负伤，只身一人拄着一根树棍来到一家姓张的老乡家里，之后又转到华池地区哥老会龙头大爷郑德胜处躲避养伤。后又辗转数日，于1932年6月底回到了陕甘游击队。由于高岗对临镇战斗的失利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游击队队委会决定给予高岗撤销党内职务的处分。这是高岗的第一次被撤职，而此时的陕甘游击队，也正处于连续失败的艰苦时期。临镇战斗后，陕甘游击队转入韩城县境，打算在韩城一带建立革命根据地。韩城位于关中和陕北之间，是进出潼关的要道，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就战略选择而言，落脚此地建立根据地并非上策，因为敌人绝不容许在此战略要地形成革命根据地，必然疯狂地进行“围剿”。果然，6月下旬，敌人派出重兵，向游击队据守的禹山、香山阵地发起了进攻。虽然游击队在刘志丹的率领下顽强奋战，但终因寡不敌众，损失过半，被迫放弃阵地，退入桥山。游击队在转移途中又遭敌人拦截，部队被打散，及至退到正宁县梁家堡时，全队只剩下200余人。此时部队士气低落，思想混乱，领导之间也产生了严重分歧。有的主张南下三原，坚持渭北根据地；有的主张北入桥山，建立陕甘边根据地。6月底，部队在梁家堡召开会议。会上经过激烈争论，大多数人主张就地坚持，以正宁为中心，依托桥山，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这次会议还对游击队的领导机构进行了改选，选举阎红彦为总指挥，并决定全军编为两个大队，一个骑兵队。第一大队队长高山保，政委黄子文；第二大队队长兼政委刘志丹，副大队长吴岱峰，骑兵队队长强龙光。高岗正是在梁家堡会议后回到部队的。高岗归队不久，即被调回西安中共陕西省委，从事兵运工作。1932年冬，从鄂豫皖苏区转移出来的红四方面军进入陕南。高岗奉命来到陕南，与红四方面军进入陕南的部队进行了联络，并协助中共陕南特委，在红四方面军的帮助下，将陕南游击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九军。1933年春，高岗奉命来到了陕西省耀县，与任陕军骑兵团团长的中共党员王泰吉协商起义事宜。王泰吉1906年出生于陕西省临潼县北田镇尖角村，1924年在黄埔军校时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他于1928年春率部举行了麟游县武装起义，起义失败后，他又参加了著名的渭华起义，并担任了西北工农革命军参谋长。渭华起义失败后，王泰吉被捕入狱，后经杨虎城保释出狱，先后被杨虎城任命为第十七师补充旅副旅长和骑兵团团长。1933年7月21日，在中共的领导下，贾拓夫王泰吉率部在耀县起义，骑兵团正式改编为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王泰吉任总司令，杨声(刘映胜)任党代表。王泰吉率部在耀县起义时，高岗已经回到了陕西省委。1933年7月28日，高岗与在西安的中共陕西省委主要领导杜衡、萧章、贾拓夫等在西安东大街骡马市福盛楼饭馆以吃饭为掩护，开会研究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行动计划等问题。会议尚未开完，叛徒陈建文便带领着一帮国民党特务闯入饭店。杜衡、萧章刚一出门便遭逮捕，正在算账的贾拓夫发现不妙，机智地从后门跑掉，高岗也趁乱跑开脱险。这次西安脱险，是高岗传奇经历中的重要事件，后来也形成了不同的传说版本。但最为可信的，是当事人贾拓夫在当时的回忆。高岗传（第一部分） 三 4 西安脱险（2）1933年11月13日，贾拓夫就陕西党组织遭破坏的情况，向中共中央写了一份报告。他在这份报告中叙述到“福盛楼事件”时说：当时省委经过两次破坏，机关都没有健全起来，一时找不到可以开会的地方，秘书处、军委与我的地方都不能开会，最后决定到饭馆去开。开会是岳栋（即萧章）、励君（即杜衡）、高麻子（即高岗）连我四人。当我们进饭馆去，高麻子即发现有一人旋即出去，也不注意，并未对我们说。继而经半点多钟，先前进那人与另一人又进来在我们前面经过，在另一桌坐下没有三分钟即出去，而且特别注意励君。当时我们已发现这个事情很奇怪，但没有即时离开，仍继续报告。不多时，彼两人又进来，我们才断定是侦探，于是决定马上离开到另一地方去，决定他们三人先走，我开账。岳栋、励君先出去，高麻子因喝了一杯茶迟出去一会。我走到前门开账时，发现街上人都把目光集中在一个方向，而且听到哨子声与汽车很杂乱的声音。我到门口一看，那两个人正抓着岳栋与励君，我立刻乘他们捕人慌乱之际跑出来，这时高麻子也跑出来了，我们俩幸逃脱。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编：《陕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3年4月—1936年），1991年编（内部出版），第155—156页。高岗“幸逃脱”后干什么了呢？贾拓夫在这份报告中继续说：我找见高麻子，与他讨论了骑兵团工作后，派他到那里去工作，这是以前省委就决定的。“高饶事件”发生后，贾拓夫还在一份回忆材料中谈到过这次“福盛楼事件”：在红二十六军南下途中，杜衡回到西安。高岗在做了王泰吉骑兵团的哗变工作后也回到省委。一天，萧章、高岗、杜衡和我去西安东大街骡马市福盛楼，借吃饭的机会召开省委会议，会议准备讨论义勇军（王泰吉部兵变后准备成立义勇军）和杜衡的工作问题。但会议刚开了一半，敌人就来捕人（因陈建文叛变告密，敌人发现了我们），结果萧章和杜衡被捕，我和高岗逃出。我在逃出后，马上通知省委秘书处转移，并与高岗商量确定西安党的工作，义勇军和二十六军的工作由高岗负责，并立即去二十六军；我把西安的工作安排一下，去上海与中央接关系。在这份没有公开发表的回忆材料中，贾拓夫还认为：高岗能爬上去，有三个关口，一是省委被破坏后去陕甘边，对恢复红二十六军起了些作用。高岗去陕甘边是代表省委的，这事我去上海时向中央报告过。二是1937年苏区党代表会议，那时高岗的地位已开始形成。由于1935年陕北错误肃反，使许多同志含冤，高岗代表了一方面，得到了大会代表的拥护，在选举边区书记时，高岗得票最高。三是1942年边区党的高干会。会议检讨了边区党的历史，证明高岗“代表”了正确路线。《贾拓夫同志谈陕西党史问题》（1982年4月4日），未刊稿。现存于中共横山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虽然“爬上去”的用语带有特定年代的色彩，今天看来未必恰当，但贾拓夫认为高岗在西安脱险后去了陕甘边是其后来高升的转折点，还是很有道理的。因为高岗在省委被破坏后去陕甘边，对恢复红二十六军不仅仅是“起了些”作用，而是起了重大作用，这也是高岗后来在谢子长、刘志丹牺牲后能够以西北根据地代言人自居的重要资本。高岗传（第一部分） 四 恢复红二十六军 概述红二十六军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在西北建立的主力红军部队。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西北根据地的兴衰，是与红二十六军的曲折发展联系在一起的。而红二十六军能够从挫折中奋起，高岗是功不可没的。高岗传（第一部分） 四 1 陈家坡会议（1）高岗于1932年6月离开陕甘游击队到省委工作后，陕甘游击队并未摆脱困境，反而进一步受到“左”倾冒险主义的影响。1932年7月23日，中共陕西省委派李艮来游击队传达省委关于“彻底转变陕甘新苏区的机会主义领导，以创建陕甘新苏区与二十六军”的指示，并委任李艮为陕甘游击队政委。由于李艮强迫部队执行“左”倾路线，不到一个月内同敌人打了三次硬仗，结果全部失败，引起指战员不满。他却认为是阎红彦等人搞阴谋，便通过省委撤销了阎红彦的总指挥职务。省委重派谢子长任游击队总指挥。谢子长任总指挥后，部队采取了分路游击、休养生息的策略，逐步恢复了元气。但在形势刚刚有所好转时，杜衡又以中共中央北方局特派员、陕西省委代表的身份于1932年12月18日来到了游击队。12月22日，游击队在宜君杨家店子（今属旬邑）召开党员会议，由杜衡传达了中共陕西省委改编陕甘游击队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第二团的决定。会上，杜衡指责刘志丹、谢子长、阎红彦等执行了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提出要彻底改造陕甘游击队的“机会主义领导”，并要对谢子长、阎红彦、刘志丹、杨重远四人执行党的纪律，开除出部队，让他们到上海中央去受训。由于谢子长、王世泰等广大干部、战士的要求和考虑到军事技术问题，才勉强将刘志丹、杨重远留在了部队。12月24日，部队在宜君县转角镇（今属旬邑）举行改编授旗仪式，陕甘游击队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二团。军政委兼团政委杜衡，党委书记汪锋，团长王世泰，参谋长郑毅，政治处长刘志丹，参谋处长杨重远，经理处长刘约三，管理处长杨琪，青年团书记史克寿。红二团下辖一个骑兵连、一个步兵连和一个先锋连，共200余人。红二团组建后，决定在位于耀县西北的照金地区建立革命根据地。这里地处耀县、三原、淳化、旬邑、宜君、同官（今属铜川市）六县之交，沟壑纵横，山峦重叠，地势险峻，是建立根据地的理想之地。部队开赴照金后，很快就消灭了当地民团，并帮助当地党组织建立起游击队，打开了局面。1933年3月8日，中共陕甘边特委在照金成立，书记金理科，军委书记习仲勋。同时还成立了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部，由李妙斋任总指挥。3月下旬，红二团进入三原武字区，组建了红二十六军渭北游击队总指挥部，黄子祥任总指挥。随后，又陆续建立了十几支游击队。4月5日，中共陕甘边特委在照金召开了陕甘边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陕甘边革命委员会，主席周冬至，副主席习仲勋。至此，东起香山，西至淳化塬畔，南抵高山槐，北至马栏，东西50余里，南北80余里，以薛家寨为中心的照金革命根据地基本形成。红二十六军的发展和照金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引起了敌人的恐慌，4月下旬，敌人以四个正规团和六个民团的兵力，分四路“围剿”照金根据地。面对强敌，陕甘边特委和红二团党委召开联席会议，决定红二团跳出敌人的包围到外线作战，游击队则在当地坚持斗争。在游击队的配合下，红二团经过20余天的机动作战，消灭了一批敌人，部队扩大到500余人，迫使进犯照金的敌人撤出了根据地。然而，形势的好转却使杜衡的头脑发热，他不顾刘志丹等的反对，强令红二团乘胜南下，创建渭华新苏区。结果，部队在南下抵达蓝田张家坪时，遭遇强敌伏击。指战员虽经血战，但仅有不足百人得以突围。高岗传（第一部分） 四 1 陈家坡会议（2）历经磨难建立起来的第一支西北红军主力，就这样被打散了。杜衡是在红二团南下不久只身一人返回西安陕西省委驻地的。他回西安后，即在福盛楼被捕并叛变。而高岗则是在福盛楼逃脱后按照与贾拓夫的商定，直奔照金苏区。本来按照贾拓夫与高岗的商定，也是中共陕西省委以前就做好的安排，高岗是到位于耀县的王泰吉骑兵团工作。但王泰吉骑兵团于1933年7月21日在耀县起义后，在三原辘轳把村被敌人打散，余部已经退到了照金，所以，高岗在西安脱险后，就直接来到了照金。高岗于8月初到达照金地区时，革命形势已经处于非常危急的时期。红二团南下后，中共陕甘边特委将渭北游击队改编为红二十六军第四团，由黄子祥任团长，同时建立了新的渭北游击队。7月21日王泰吉骑兵团在耀县起义后，成立了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中共耀县县委也乘势建立了耀县革命委员会和耀县游击队。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失败后，王泰吉率领余部300余人，于8月初进入照金根据地，耀县游击队也于此时来到这里。然而，几支革命力量尚未站稳脚跟，敌人又纠集了九个团的兵力向渭北根据地发起了进攻，大批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革命群众惨遭屠杀，渭北根据地也被敌人所占领。在此关键时期，高岗作为中共陕西省委代表，与陕甘边特委一道，于8月14日在照金陈家坡召开了对重建红二十六军有决定性意义的党政军联席扩大会议，即著名的陈家坡会议。当时的陕甘边特委就在照金，汇集到照金的革命武装主要有红四团、耀县游击队、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及几支游击队，因此，参加会议的人员有陕西省委的代表高岗，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总司令王泰吉，陕甘边特委负责人习仲勋、张邦英、秦武山，红四团团长黄子祥、政委杨森，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李妙斋，耀县游击队队长王伯栋、政委张秀山以及其他几名军队干部。陈家坡会议的主要议题是研究陕甘边地区的革命力量如何统一行动、怎样创建主力红军的问题。虽然这次会议不可能留下原始的文字记载，但我们从当事人后来的回忆中，还是可以看到这次通宵达旦的会议是如何经过激烈的争论最终统一了思想，确定了正确的路线。1983年4月，参加了陈家坡会议的习仲勋回忆说：1933年8月，我们在照金根据地陈家坡召开会议，克服了存在于一些同志中的右倾主义情绪，决定恢复红二十六军，拉起队伍再干。我们吸取了过去的教训，决定分三路建立游击区：第一路陕北，以安定为中心；第二路陇东，以南梁为中心；第三路为关中，以照金为中心。当时陈家坡会议发生路线分歧，一种意见是以黄子祥为代表的，反对集中领导、统一指挥，主张把红四团带回渭北，不承认高岗为省委代表；一种是以高岗为代表的，主张成立指挥部，统一行动，坚持扩大与创造陕甘边新苏区。会议终于以后一种正确路线取得胜利，成立了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王泰吉任总指挥，高岗任政委。这时的方针是：不打大仗，打小仗，集小胜为大胜，集中主力，深入陕甘边积极活动，并拟定了有战略意义的一、二、三路根据地的创立计划。所以，陈家坡会议是一次关键性的会议。1988年3月，同样参加了这次会议的张秀山回忆说：1933年8月14日，中共陕甘边特委在照金召开扩大会议。会议的中心内容是讨论重新组建主力红军问题。参加会议的有秦武山、习仲勋、李妙斋、杨森、高岗、张秀山、张邦英、黄子祥、王伯栋、陈子鼎，还有几个连队指导员、义勇军中的党员干部。会上，讨论了三支革命武装会合照金苏区后的形势和任务，认为应当拿出切合实际的对策，扭转被动局面。但是，在三支革命武装是统一活动还是分散活动的问题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一种意见认为，应当将抗日义勇军、耀县游击队、红四团统一起来，组成主力红军部队，使分散的相对弱小的红军能形成有力的拳头，打击敌人的薄弱部分，发展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扩大边区的游击战争；另一种意见认为，红军和苏区接连受挫，敌人攻势凶猛，成立主力部队目标大，在现在形势下还不行，主张各部队仍回原地分散游击。围绕这两种意见，会议整整进行了一个通宵，绝大多数赞成第一种意见。会议决定：成立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王泰吉任总指挥，高岗任政委，统一领导红四团、义勇军、耀县游击队。同时，决定撤销抗日义勇军总司令部，改编为一个大队。陈家坡会议是一次恢复与扩大红二十六军的关键会议。实践证明，它为重建红二十六军奠定了坚实基础，对陕甘边革命形势的发展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另一位与会者秦武山也在1983年回忆说：陈家坡会议是在红二团南下失败后，恢复与扩大红二十六军的关键性会议。这次会议在三支部队统一与分散活动等问题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黄子祥、王伯栋等少数人不主张统一行动，主张回各地打游击。这种主张遭到了与会的绝大多数人的反对，反对这种主张的有习仲勋、秦武山、杨森、高岗、李妙斋、张秀山、张邦英、陈子鼎等同志。第二个争论是总指挥部的人选问题。大多数同志主张王泰吉任总指挥，黄子祥、王伯栋认为这是义勇军领导红军，不同意。第三个问题是高岗任政委的问题。大多数同志主张高岗为总指挥部政委，但黄、王反对。会议从当日下午一直开到第二天太阳大照才结束，最后正确的意见终于占了上风。通过上述回忆我们可以看出，虽然这次会议时间长、争论激烈，但最终还是作出了正确的决定。高岗是代表陕西省委参加并主持这次会议的。在这次对重建红二十六军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党政军联席扩大会议上，高岗力主将分散的小股革命武装力量统一起来集中行动，坚持创造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正确方针，并基本上统一了与会者的思想。他本人也在这次会议上被推选为新成立的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政委。高岗传（第一部分） 四 2 违纪被撤职陈家坡会议后，部队按照会议确定的“集中主力，不打大仗，集小胜为大胜”的战略方针，频频出击，节节胜利。10月4日，刘志丹又由南山脱险回到照金，被任命为副总指挥兼参谋长，更加强了部队的领导力量。革命力量的恢复和壮大引起了敌人的恐慌，10月上旬，敌人调集了四个正规团和六个县的民团共6000余人，向照金根据地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面对强敌，高岗与王泰吉、刘志丹冷静地分析了敌情，认为敌强我弱，不宜在狭小的根据地内与强敌周旋，必须跳出包围，转到外线作战。于是，总指挥部决定，主力红军转到外线，寻机歼敌，游击队留守内线，坚持斗争。10月10日，红军主力出发北上。18日，一举攻克敌人守备薄弱的甘肃合水县城，毙伤敌人200多名，缴枪百余支，使部队声威大震。紧接着，部队又在合水县毛家沟门重创敌赵文治团，使该团元气大伤，不敢再战。然而，红军主力在外线的胜利仍然无法避免照金革命根据地的失守。虽然留守根据地的游击队英勇顽强地与敌人血战，在保卫照金根据地的首府薛家寨的战斗中，一天曾经打退了敌人的数十次进攻，予敌以重大杀伤，但游击队也伤亡惨重。敌人于10月16日占领了薛家寨，坚持了十个月之久的照金根据地终于失守。照金根据地的失守，使陕甘边红军再次陷入漂泊的困境。到哪里安家？怎样发展？由谁来领导？这支西北红军的主力部队又一次面临着艰难的抉择。为了决定红军的下一步行动方向，11月3日至5日，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在甘肃省合水县包家寨召开会议，作出了三项极其重要的决定：第一，撤销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恢复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首先成立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由王泰吉任师长，高岗任政委，刘志丹任副师长兼参谋长。第二，开辟陕北、陕甘边、关中三个游击区。在这三个游击区分别由四十二师派出一些干部，建立三路游击队。第三，军事后方移至南梁，创建以南梁堡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11月8日，部队根据包家寨会议决定，在合水县莲花寺正式成立了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全师人枪500余，下辖红三团和红四团两个团。同时建立了红四十二师党委，由杨森任党委书记。南梁位于陕甘两省交界处，地处桥山山脉中段大梁山南麓，东距延安、西距庆阳、北距保安（今志丹县）均很远，南却与原照金革命根据地相邻。南梁地区以荔园堡川的南梁堡为中心，包括平定川、豹子川、林镇川、玉皇庙川、白马川、二将川、大凤川等，方圆百余里。这里重峦叠嶂，梢林密布，沟壑纵横，地势险要，易守难攻，是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根据地的理想之地。红四十二师于11月中旬进入南梁地区后，首先扫荡了反动民团，然后发动民众，在各地逐步建立起了农民联合会和赤卫军。红四十二师还派出一批军事干部，拨出部分武器弹药，帮助地方组建游击队。为了廓清南梁外围，红四十二师主力在根据地基本建立后，又主动转入外线，先后击溃了井岳秀部一个营，全歼了新堡民团和赵沟民团，消灭了陕西警备骑兵旅四个连，为创建并巩固南梁根据地奠定了基础。应当说，高岗为红二十六军的重建和南梁根据地的建立作出了重要贡献，功不可没。然而，在枪林弹雨中出生入死的高岗却过不了美色关。1934年1月初，高岗在正宁南邑堡战斗结束后打扫战场时，见一窑洞内有一妇女，便上前调戏。此事恰好被红四十二师政治部主任黄子文发现，并报告了师党委。1月上旬，红四十二师党委在合水县蔺家砭召开会议。此时红四十二师因1月初师长王泰吉请求去豫陕边做兵运工作，已经由刘志丹任师长。这次会议对高岗在正宁南邑堡的严重违法乱纪行为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决定撤销他的师政委职务，由师党委书记杨森接任。高岗因违纪被撤销了红四十二师政委职务后，被下派到第二路游击队，任总指挥部政委，总指挥是杨琪。包家寨会议决定开辟三个战略游击区，建立一、二、三路游击队后，随着南梁根据地的建立，各路游击队逐步发展壮大起来。当时第一路游击队主要活动在安定县一带，第二路游击队以南梁为中心，第三路游击队以照金为中心。由于第二路游击队实际上就在南梁根据地内，能够及时得到红二十四师的支持和帮助，所以在各路游击队中发展最快。1934年2月，国民党陕甘军阀调集了八个团的兵力，向陕甘边根据地发动了大规模“围剿”，企图将新生的革命根据地扼杀在摇篮中。为了粉碎敌人的“围剿”，红军主力继续采取外线作战的方针，红四十二师跳出南梁，转入外线，二路游击队则坚守南梁，与敌人展开游击战。1934年3月，刘志丹率领红四十二师回师南梁，与高岗、杨琪率领的二路游击队会师，然后一起向北进发，突袭蔺家砭，轻取崖窑，在庆阳元城活捉国民党第四自治区区长高明山，在赵梁子消灭谭世麟部一个骑兵连。4月上旬，红四十二师在二路游击队的配合下取得西华池大捷，全歼敌人两个营共600多人，创造了红二十四师成立以来的歼敌最高纪录。西华池大捷也成为粉碎敌人“围剿”的决定性一战。高岗传（第一部分） 四 3 复职与再被撤职（1）西华池大捷后，刘志丹率领红四十二师南下三原、淳化、耀县等地，高岗、杨琪仍率领二路游击队坚守南梁。1934年5月中旬，敌人借红军主力离开南梁之机，再次向南梁根据地发动“围剿”，高岗和杨琪则率部与敌周旋。敌军抓不到红军，就以疯狂的仇恨，在占领的区域内毁坏窑洞，焚烧粮食，屠杀牲口，而且还丧心病狂地烧了刘志丹的家，挖了刘志丹家的祖坟。高岗、杨琪则指挥二路游击队避敌锋芒，转入敌后，开展游击战。高岗在动员部队坚持战斗时说：敌人来进攻，我们就抄他的后路。敌人后方就像老姑娘的屁股，摸不得，一摸就得回头。果然，二路游击队在敌人后方攻城拔寨，迫使敌军回撤保家，使敌人“围剿”根据地的计划再次破产，南梁根据地又胜利收复。5月下旬，红四十二师主力又回师南梁。5月28日，师党委在南梁寨子湾召开会议。会议决定健全中共陕甘边特委，由张秀山任特委书记；成立陕甘边军事委员会，由刘志丹任主席；杨森任红四十二师师长，高岗复任红四十二师政委。在曲折、复杂甚至是惨烈、悲壮的战争环境下，部队领导人的变化经常、频繁，有时也是出人意料的。高岗从1933年8月担任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政委到1934年5月重新接任红四十二师政委，短短的九个月，已经是四任政委了。但这还仅仅是开始，不足两个月后，高岗又一次被撤销了政委的职务。只不过这次被撤职的主要原因并不是高岗个人的过错，而是受“左”倾错误打击的结果。1934年7月下旬，谢子长、郭洪涛率陕北游击队一、二、五支队来到南梁，与红四十二师会师。提到陕北游击队，还必须从谢子长和陕北根据地的建立谈起。谢子长1897年1月19日出生于陕西省安定县（今子长县）枣树坪一个比较富裕的农民家庭。父亲谢标朋以务农为主，兼开柴草店，家中生活尚可。1919年，谢子长考入西安陕西省立第一中学，次年转入陕北联合县立榆林中学，曾担任校学生会负责人。与高岗和刘志丹由榆林中学而军校的生涯不同，1922年春，中学尚未毕业的谢子长就抱着教育救国的信念，返回家乡办起了一所小学。然而，愿望虽好，办学却并非易事。谢子长虽然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办起了学校，穷人家的孩子却无钱上学。同年秋，谢子长决心投笔从戎，毅然只身赴山西，考入阎锡山办的太原学兵团学习军事。1924年，谢子长离开学兵团，先是回到家乡办起了民团，后又奔赴京津，探求革命真理，并于北京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谢子长1926年初，谢子长受党的委派，回到家乡，以县民团团总的身份开展秘密工作。大革命失败后，谢子长与唐澍等人领导了著名的清涧起义，任西北工农革命军游击队副总指挥。清涧起义失败后，他又受省委的委派，于1928年5月与刘志丹等参与领导渭华起义，任西北工农革命军军事委员会委员兼第三大队队长。从渭华起义起，谢子长与刘志丹经常并肩作战，共同搞兵运，高岗则追随其中。但从陕甘游击队改编为红二十六军后，谢子长被迫离开了部队，先到上海中央局“受训”，后被派往张家口察绥抗日同盟军工作，一直到1933年11月，才又被派回陕西，被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任命为西北军事特派员。1934年1月，谢子长辗转回到了安定县。当时正值陕北根据地困难时期，主力部队陕北游击队第一支队已经被打散。谢子长回来后，立即集合失散人员，取出埋藏的枪支，于3月8日正式恢复了红一支队。高岗传（第一部分） 四 3 复职与再被撤职（2）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继派谢子长回陕后，1933年12月又派郭洪涛、李铁轮前往陕北工作，并改组了陕北党、团特委。党的特委由书记崔田夫、组织部长郭洪涛、宣传部长马明方组成，团的特委由书记马文瑞、组织部长崔田民、宣传部长李铁轮组成。1934年1月，陕北特委在佳县南洼村举行了党团联席会议，决定迅速恢复红一支队，加强红二、三支队，组建红四、五支队，开辟绥、米、佳、吴游击根据地。会后，一支队在谢子长的领导下迅速恢复，四、五支队也逐步建立。1934年7月8日，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在安定县杨道峁成立，谢子长任总指挥，郭洪涛任政委，贺晋年任参谋长。游击队下辖一、二、五三个支队，300余人。7月18日，谢子长指挥游击队一举攻克安定县城，开创了陕北红军攻占县城的先例。7月23日，谢子长率领陕北游击队来到南梁阎家洼子，与刘志丹、高岗、杨森率领的红四十二师会合。25日，中共陕甘边特委、红四十二师党委与中共陕北特委、陕北红军游击队总指挥部在阎家洼子举行联席会议，即著名的阎家洼子会议。由于当时的陕甘边特委和陕北特委分属于两个上级机构领导，陕甘边特委归中共陕西省委领导，陕西省委直接归党中央领导。而陕北特委归中共北方局领导，中共北方局归中央驻北方代表直接领导。所以，阎家洼子会议的主要议题是研究陕甘边与陕北两个根据地的战略配合问题。会议作出了两项重要决定：一是红四十二师三团北上陕北，配合陕北游击队粉碎敌人对陕北苏区的第一次“围剿”；二是撤销高岗红四十二师政委职务，给予留党察看三个月处分。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政委职务由谢子长兼任。会后，陕甘边特委调拨步枪一百支、银元数百枚，支援陕北游击队。如何评价阎家洼子会议？至今公开出版的著述鲜有涉及。为什么在这次会议上要撤销高岗的政委职务，并且给予留党察看三个月的处分？至今仍是个谜。虽然有的回忆材料说这次会议撤销高岗的职务是因为他在正宁南邑堡战斗中违纪，但通过本书的上述材料读者已经清楚，高岗因违纪而被撤职是在半年以前的蔺家砭会议，而且在两个月以前的寨子湾会议上，高岗已经恢复了政委职务。果真高岗被撤职是个难解之谜？实际上又并非如此。虽然在当时的战斗环境中，无法保存会议记录，一些新中国成立后的回忆材料又受当事者的记忆力以及各种政治环境的影响，未必准确，但1942年召开的西北局高干会议，却为我们了解这次会议的真实情况，留下了一些非常重要的参考材料。参加阎家洼子会议的有陕甘边特委和红四十二师的刘志丹、杨森、高岗、习仲勋、张秀山、王世泰，陕北特委和陕北游击队的谢子长、郭洪涛、贺晋年以及红四十二师连以上和陕北游击队支队长以上的干部。虽然陕甘边根据地建立得较早，红军与游击队的实力也比较大，但陕北游击队的郭洪涛和谢子长是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派来的，他们更了解党中央的方针和路线。因此，会议首先由谢子长宣读了中共上海中央局和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给红二十六军的两封指示信。由于当时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已经在党内占据了统治地位，这两封信的基本精神也就不可能不受“左”倾错误的影响，自然对红二十六军的游击战争进行了一些无端的指责。接着，郭洪涛在发言中又批评红四十二师是“梢山主义”、“右倾机会主义”。虽然刘志丹、高岗等在发言中对红四十二师在极端艰难的条件下开展游击战争的正确选择进行了辩解，高岗传（第一部分） 四 3 复职与再被撤职（3）但由于指示信与郭洪涛的发言代表了当时“左”倾中央的基本路线，所以会议还是决定撤销高岗的政委职务，由谢子长接任。1942年11月11日，参加了这次会议的习仲勋在西北局高干会议上提到了阎家洼子会议的情况。由于是当时会议的记录稿，习仲勋习仲勋的发言又是即兴的，所以有些话未必很恰当。但为了保持历史原貌，照录原稿如下：阎家洼子会议“大概是阳历七月前后开的，我也是参加那个会议的一个，许多情形都了解。洪涛同志来的时候，就是钦差大臣的派头，当时我确实也是马马虎虎，不知他是中央的代表，还是北方局的代表，介绍信我也没有看。在那个会上我很拘束，过去我不爱说话，一说话面孔就红。我在这次会议上讲话很少，当时我还是主席团之一，也不知是争论了一些什么问题，我只把照金苏区、武子苏区讲了一些意见，讲的不很多。在会议后，洪涛同志便根据这个东西，写了一篇二十六军长期斗争的主要经验教训一文。他主要批评陕甘边党和红二十六军主要领导者刘志丹、高岗同志都是右倾机会主义、逃避路线、串山林主义、枪杆主义。我们大家想想在那个时候，谁不愿意在一个大平原上建立一个根据地，省得上坡、下坡（笑声），但国民党不能让我们这样干，要存在只有实行梢山主义。甚至在打开延长后，还有一位八十四师的政治部李主任，还批评我是梢山主义。后来刘志丹讲，梢山主义不错呀！没有梢山主义就不行。谁说不能以南梁堡、二将川、豹子川为中心去开展新的进攻呢？所以我觉得洪涛同志不懂，当时有意识模糊红二十六军和陕甘边党的当时斗争的真实事实，而且确实有企图篡军。在这次会议上好像洪涛同志胜利了，把大家批评了一顿，高岗同志被打击了，撤了他政治委员的职。为什么没有篡军呢？就是真的把军队交给他也不行，自己无能，他手中又没有这样的干部。”《习仲勋同志在高干会上关于党内历史问题的发言》（1942年11月11日），未刊稿，现存于陕西省档案馆。如果说习仲勋的发言还只是他个人的意见，不一定代表绝大多数人的看法，那么，我们可以进一步看看中共中央对这次会议的评价。1942年12月12日，在西北局高干会议尚未结束之际，中共中央通过了一份党内秘密文件，题目为《中央关于1935年陕北（包括陕甘边及陕北）“肃反”问题重新审查的决定》。这份党内秘密文件虽然没有专门评价阎家洼子会议，但在提到郭洪涛时，有一个括号，在这个括号中，这样写道：郭是1933年底到达陕北，曾以钦差大臣的身份打击过陕北特委重要负责同志马明方。1934年7月在阎家洼子会议上又打击过刘志丹、高岗，企图夺取二十六军及陕甘党的领导地位，但这种企图受到抵抗而未能成功。虽然说在当时的战争时期，部队领导变换频繁，并且无论就资历还是能力，谢子长取代高岗任政委都无可非议，但上述的回忆材料和中央的决定已经清楚地回答了高岗在阎家洼子会议上被撤职的原因。至于如何评价1942年西北局高干会议和中共中央当时的决定，则是一个更加复杂的问题，将在后文予以专门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