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志军 联想风云-4

问题又回到大会上来，柳不打算隐瞒自己对孙宏斌的担忧。他告诉公司全体干部，他看到《联想企业报》上面的一些话，“着实吃了一惊”，接着便严厉指出孙的错误：“企业部利益高于一切”的提法是荒唐的。企业部不能有自己的章程，也不能办自己的报纸。“如果下属的分公司只看《联想企业报》，不看《联想报》，感受到的只是有声有色的企业部，有血有肉的孙宏斌，对于远离总公司的分公司建立大船结构思想肯定是不利的，是不能被允许的。”柳传志显然还没拿准孙是个什么样的人，所以打算继续观察。他公开说孙“有相当强的组织能力，能够充分发挥属下的积极性”。又为企业部的年轻人打抱不平，说他们“得不到公司其他部门的有力的支持”，倒是“企业部能够克服困难，自己解决，不是坐等。他们部里的气氛给人一种蓬勃向上的感觉，有一种‘嗷嗷叫’的工作的感觉，这一点我自己亲眼看到了。”紧接着，李勤出来为他助阵。“青年人有青年人的优势，”李勤说，“他能够到全国去。他能够住在外地，老同志能够在外边住几个月去推销吗？”很显然，有些话是这两人事先商量好的，所以李勤说得异常尖锐，而且直指贾绪福，说他“干扰了，甚至可以说在某些地方是破坏了我们在全国建立分公司这样一个战略部署”。这话已经说得相当尖锐，但是还有更厉害的呢。他说：“老贾为了自己的权力，或者说自己的面子，有的同志叫虚荣心，就什么都可以不顾。”这些话在众人面前说出来，弄得大家都很紧张。只有当事者漫不经心。“我都不紧张，你紧张什么？”贾绪福对坐在下面的一个经理说。这让李勤更加恼火。“我一听就很不是滋味，”他对贾说，“你就那么潇洒？”李勤这些话里只有一点不确，那就是贾绪福的“潇洒”。其实那都是表面做出来的。会议结束之后，任何人都能看出，贾已“被打得落花流水”，离开要害的岗位，从此也不再是孙宏斌的阻碍。柳传志希望让全公司的人都从这件事上吸取教训，以便真正建立起集中统一，而又各负其责的“联想文化”。他用一个简单的词来表达他的这个思想，这就是“大船结构”。下面这段话表明，他认为这是消除公司内部宗派势力的一剂良药：对“大船结构”思想的贯彻，是我们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这是我们要讨论的重点。“大船结构”简言之：公司像条大船，向着总裁室制定的目标前进，这是“大船结构”的统一原则；每个部、每个人的岗位目的明确，这就是“大船结构”的定位原则；各部门之间分工协作，这就是“大船结构”的合作原则。今天我们要特别强调的是统一原则和合作原则。3月会议就这么结束了。可是谁也没有料到，事情才刚刚开始。在贾绪福被免去若干权力之后两周，孙宏斌又遭遇灭顶之灾。多年以后有个叫王育琨的人撰写文章谈及此事，暗示柳传志工于权谋，欲擒故纵，使用“缓兵之计”诱使天真的孙宏斌上钩，并且大获全胜。我们仔细检查当日档案，可以发现王的描述不是事实。在3月19日的会议上，柳曾在众人面前指出孙的“以自我为中心”和“帮会行为”，还说他既有可能成为“可造就之大才”，也有可能成为“公司的危险人物”。孙本人也在当场聆听。所以这件事的性质完全不像一些人描绘的那样，是一个蓄谋已久的计划，更没有所谓“胜利者”。冲突双方两败俱伤：孙被判入狱，刑期5年；柳则失去了自己寄予无限希望的年轻人，被迫将公司的“接班人计划”延期数年。小说-联想风云-孙宏斌事件孙宏斌事件孙宏斌并没有理解老板的警告，反而因为扫除了贾绪福这个障碍而得意起来。企业部里那些年轻人，还有13个分公司的总经理，现在更加紧密地聚集在他周围，百般拥戴，就像找到一个英明领袖一样。年轻人的能量很快从企业部里涌出，在整个公司串来串去，把柳传志左右那些得力干将也卷在其中。有一天5个年轻人来到“达园”，一边吃饭一边指天骂地，都说计算所的那些元老占据了公司所有重要岗位，年轻人总想做一点什么，却总被指责。照这样下去，公司长远大计从何而来？这些人倒真是为公司的前途着急，可就是不明白元老们开创这家公司时的艰辛，只觉得他们个个都是明日黄花，柳传志英雄寂寞，身边缺少有才干的人。大家喊着“就是靠我们这一代”，都是一副“天降大任，舍我其谁”的样子。柳传志不断得到属下报告，对这些动向全都了如指掌，元老们也在给他写信，说孙在公司里面如何横冲直撞，如入无人之境。更令人担心的是孙还得寸进尺，以“蚕食的方式”，侵入本来属于公司总裁室的人事权力，自行其是地任命下属经理，由先斩后奏而至斩而不奏，私自调进三人作为他的心腹。这些人还模仿柳传志的干部培训计划，召开会议培训新人，其要旨是对孙宏斌本人表达忠心。大家都说孙是“领袖型的人物”，不仅聪明而且英明，别人对他的话要苦思冥想，才能悟出真谛。说到得意的地方，不由得把孙和万润南、柳传志并列在一起，后面两人都是中关村的成名人物。现在孙的属下经过一番分析，结论是：“孙绝对第一，万第二，柳第三。”因为“孙用能人，给大家一个能成事的舞台。而柳传志身边都是庸人，把住权力不放手”。这话说到最后，就形成一个规矩：企业部的员工对孙一人负责。比如所有新员工都要回答“自己的直接老板和公司大老板是什么关系”这样的问题。“假如你一天生产200个部件，直接老板向大老板汇报一天生产300个，当问到你们的时候怎么回答？”正确答案是：“应该异口同声地说是300个。”再比如大家一起领悟公司的“大船结构”，悟来悟去，最后终于悟出：联想公司是一座大船，企业部是一只小船。联想的大船沉下去了，企业部的小船就漂起来，变成大船。孙是一个坦荡之人，并不隐瞒所有这些行为，甚至还邀请李勤来参加他们的会议。在柳传志忙于香港事务的时候，李勤是北京联想的主持者，后来公司上下很多人认定，孙能如此嚣张，都是因为李的纵容，孙本人也在有意无意间把他当做“靠山”。其实这些看法只是一面，而不是全部。从纯粹业务的立场上说，李勤的确需要年轻人去攻占全国市场，所以在孙与贾的分歧中明显袒护孙宏斌，可是他却不能允许孙的胡作非为。柳传志现在认定孙宏斌在另一条道路上越走越远，听之任之必会后患无穷。他再次从香港赶回北京，与李勤“对表”(这是公司员工常用的一个词，直到今天都在流行，意思是要统一步调)。他的这位搭档尽管拥有强悍的管理风格，但却是个识时务的人，每逢关键时刻总能洞悉大局利害所在，所以没有犹豫就表示赞成他的判断。于是两人决定将孙调出企业部，到业务部去接替老贾空出来的位置。柳传志勒令孙“低姿态进入”，“不许成立新的单位或带人进去”。柳仍在期待他曾欣赏的年轻人悬崖勒马，进而发挥自己的才干。但是站在孙的立场来看，这无疑是一次重大打击。他将远离年轻人的圈子，时刻处在元老们的包围和监督之下，而企业部的年轻人也将群龙无首。当柳传志在4月4日宣布这一决定时，冲突立刻爆发。事情发生在北京大学芍园召开的企业部会议上，所以在公司历史上被叫做“芍园发难”。柳传志后来多次表明，这是整个事件的“分水岭”，从此“就开始了一环扣一环的斗争”。这就表明，他是这一天开始，认定孙和他的“小集团”已无可挽救。根据当时会议的记录，孙宏斌表示他的属下不能理解公司决定。接着一个名叫白泉的员工发言。白是那份遭致批评的《联想企业报》的编辑，现在质问：“企业报到底有什么问题？”薛琳娜接着发言，其实是火上浇油：“公司的《联想报》办成这个样子，为什么不能办更好的报？”柳传志一直在听。但是当孙宏斌插进来说“《联想报》简直就是下流小报”时，他觉得再也不能抑制内心的愤怒。他严厉斥责年轻人的狂妄，以为凭借自己的威望能够力挽狂澜，却不料他的听众“处于一种假睡状态。假睡的人，你怎样叫他都叫不醒的。那时我就知道对他们已经不是讲道理的问题了”。柳传志后来对公司全体员工如此报告当时情形：“就一个接一个地，一句接一句地向我们发难，仿佛非要把我们问倒不可的架势。”另外一个柳传志的随行者，应旗，在很多年后还能记得：“他们当时叫‘盘道’，有一点像‘华山论剑’那种感觉。按时下流行的话说，要盘盘道。”以下是一些最富挑战性的问题：“你说我们有帮会成分，能不能具体说一下？”“我们直接归孙宏斌领导，孙宏斌骂我们爱听，与总裁何干？”“企业部到底怎样开小船了？”“什么叫大船结构？”会议就这么不欢而散。“你们的表演，说明了你们只知道有企业部，不知道有联想集团！我希望你们不要做装睡的人，就是装睡我也有办法把你们叫醒。”柳传志说罢，拂袖而去，出门前又丢下一句话，“你们要知道，联想的老板是谁。”“叫醒装睡者”的办法相当严厉，有点类似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开除“芍园发难”中表现最激烈的白、薛二人；封存分公司的账号；请公安机关派人来保卫公司的安全；柳传志自任企业部经理，李勤担任业务部经理，孙即刻离开原职，到业务部去给李勤当助手。4月7日下午，柳传志再次集合企业部人员宣布新决定。会场气氛肃杀，个个正襟危坐，已经宣布被开除的两人仍在其中。柳走进房间的时候，这群人全都把胳膊抱在胸前，以一种姿势朝着他，接着孙宏斌进来，所有人当即把手垂下。室内香烟缭绕，柳不免皱眉。孙喝一声“把烟掐了”，大家一同灭烟。孙又喝一声“起立”，大家一同起立。柳带来的秘书应旗下意识地坐在柳的身边，孙再一声喝：“这不是你的位子。”柳认定孙在率领整个企业部向他示威。他对应旗说：“你就坐在这儿。”然后宣布企业部全体人员“必须服从我的一切决定”，又警告所有人“不许拉帮结派，不许恫吓任何人”，若有违背，无论是谁都将受到严厉处分，直至开除。孙宏斌预感大势将去，一时间不知如何是好，当晚把属下叫到畅春园商议对策，没想到这样一来就铸成了大错。年轻人群情激愤，口无遮拦。有些人要他坚决顶住，有些人要他知难而退，还有人在激怒中建议“卷款”走人。他们可没料到身边也有忠于柳传志的人。柳传志很快接到报告，当晚会议“最后的结论叫做‘明撤暗卷’”，也就是表面接受公司决定，暗中把分公司的钱转移他处。这成了导致孙身陷囹圄的直接原因。孙宏斌后来只承认有人在气头上说了“卷款”的话，并没有一个“结论”，尤其没有这样的行动。但是当时种种迹象确已表明事情刻不容缓。一个会计当晚报告，企业部有人打算到外地提款。第二天是星期天，又有孙的五个下属前来揭发有人打算“卷款潜逃”，提醒公司防范。柳传志手上并无确凿事实证明这些揭发属实。不过，由他本人多年的经验来衡量，人事的纠纷不断激化，乃至发展成为你死我活的冲突，在整个国家都是一种普遍现象。从公司的立场上说，他也必须预防在先，因为孙领导的分公司掌握着至少1 700万元的资金，倘若“卷款而逃”的事情真的发生，必将置公司于巨大的财务危机和信誉危机中。我们只要想到这个人为了索回2万美元的债务，夜宿深圳小店流着眼泪奋笔疾书，弃重病的妻子于不顾；想到他曾为了300万元的货收不回来，蹲在人家墙根底下，恨不得拿着砖头去拼命；想到他为了100万美元的亏损，点着几个香港人的鼻子破口大骂，就可以知道，这个人为了公司的钱，是什么事情都可以做出来的。这个周末孙宏斌和柳传志都没闲着，孙向远在香港的陈恒六请教对策。柳则向中国科学院保卫局报告，显然这件事已经不再是公司内部的纠纷，还有触犯刑律之嫌，所以他又向公安局和检察院报案。同时派出20人星夜兼程分赴各地查封分公司账目，还请了一个身材高大名叫王勇的小伙子做自己的保镖，时刻不离左右。星期一早上继续开会，孙宏斌还在为自己辩解，但是柳传志已不打算再浪费时间。孙在听到一个“停职反省”的决定之后，当即被带出公司，来到京城北郊东北旺联想生产基地的一座公寓楼中，在至少两个人的监视下失去自由。关于这个情节，后来有人曾质询是否合法。柳传志周围的人都在维护他的决定，只有他本人坦率地承认，当日对孙宏斌的“控制”在法律方面并不是无懈可击：凌志军：从法律角度来讲，你们控制他是被允许的吗？柳传志：一出事马上把他控制了。按照道理，这是不允许的。凌志军：我也问了别人，他们分析当时的情况，说这样做是合法的。柳传志：那是向着我说话，实际上是不合适的。真要出了问题，人家反告我，肯定是我的责任。确实这个公司不是我的财产。国有企业经常被弄空了也没有人管，就是因为没人肯负责。所以说，我为了企业会玩命，就是这个道理。这件事完了以后，我汇报到院里。有人说这种事在中关村多了，没有人像我这么干。凌志军：后来确实查出他挪用公款，要是查不出来，你就有问题了。柳传志：是这样。我已经知道他的钱长期没有回来，违反了财务规定，实际上是有公家的钱在外面转了，所以我才敢这么干。调查结果证明柳传志是对的。孙宏斌的确已将公司资金转移到另外一家公司，而且数额不小。孙宏斌解释说他绝无“化公为私”的企图，只是因为公司财务制度僵化，手续复杂，才要留下一笔流动资金，以便为公司做生意时“用着方便”，检查机关也的确没有发现任何证据显示他有“贪污倾向”，尽管如此，擅自挪用公款也已构成法律问题，这就给整个公司敲响了警钟。春天结束的时候，公司把孙昔日的属下全都集中到京城北郊怀柔县城，现在用不着再说什么“大船小船”，而是请来检察院里一位名叫项明的副检察长，讲解什么叫“经济犯罪”，法律又如何判定“贪污”。“贪污2000元就可以判刑，”检察长说，“贪污5万元就上了杀头线。”吓得这群人全都没了声音，只剩下一个姓陆的小伙子仍然不服。此人来自南方，却天生一副北方人的火暴脾气，又有一股江洋大盗的野性。如果后来人们所谓孙的手下有一股“黑道力量”的话能够成立，那么多半就同这个人有关。他开口闭口“黑道白道”，先是扬言要把内部的叛徒“卸掉胳膊”，后来又从公司汽车队的出车记录上查出端倪，率领几个人前去关押孙的公寓“劫狱”，当场要与看守人员打将起来。多亏孙宏斌劝他罢手回家，还说他自己不打算与公司彻底决裂，这才没有造出更大事端。陆回到公司，可是他的行动又为柳传志知晓。第二天柳传志把陆拦在中关村的马路边，对他说：“你要弄明白，邪不压正。从现在起，公司任何一个员工出了事，我就认准了是你干的。”陆把脖子一横还要发火。就听柳传志接着说：“你别给我来黑道那一套。你以为我是谁？我问你，你在街上走，忽然有个自行车把你撞了。这有可能吗？”“有可能。”“撞上以后，你们打起架来，然后两人一起进了派出所。然后那个撞你的人就放出来了，你在里面还得受一点苦，这有可能吗？”“有可能。”“你在外面走路，有三个人黑天白天跟着你，你害怕吗？”陆听到这里，已经变色，当即表示他要离开联想，绝不介入公司的任何事情。4月22日，公司全体员工都知道了这件事。柳传志先是声明“今天是一个整肃纪律的大会”，接着异常严肃地宣布：“我们发现自己的身上长了一个脓包，尽管外面表现为一个小小的脓点，但下面是很大的一块溃疡面。我们毫不犹豫地坚决地给自己动了手术。”然后他便向大家通报事情经过，抑扬顿挫，甚至连很多细节也没有遗漏。他当时说，孙宏斌是“有组织有纲领地进行罪恶活动”。15年之后，他回过头来再看这件事情，显然已经冷静了很多：“其实后来我想一想，孙宏斌到联想来了以后，他也没有说一定要跟谁对着干。他就是想形成自己的体系，觉得这是他的一块独立王国，谁也别管我。他的做事方法跟我的方法不同就是了。”孙宏斌于1990年5月28日被警方羁押，6月5日被逮捕收监。他从此开始了漫长的牢狱生活，左右亲信兄弟也都散去。12个月后，也即1991年7月10日，海淀区法院公开审理此案，公诉人指控他“受贿”和“挪用公款”。又过了13个月，终于判决。主审法院并未认定“受贿”的指控，但却判决“挪用公款”罪名成立，刑期5年。判决书为“(1992)海法刑字176号”，上列证据是：利用职务之便，于1989年5月至10月间，以方便给下属分公司购货为名，先后截留北京联想计算机集团公司下属武汉、太原、青岛分公司还总公司货款共计人民币76万元，入到其友杨建忠个人承包的北京市海淀区通用计算机经营部账户内。杨建忠为购货经营，多次动用此款总金额达134 627.12元，盈利26 000余元。然而事情仍然没有完。此后孙宏斌在逆境当中再次赢得柳传志的好感和帮助，以致在公司的历史上屡屡留下痕迹，还在京津房地产市场上一鸣惊人。我们只有把这所有的故事全都了解清楚并且相互连接，才能明白孙的故事在联想的历史上绝非孤立的事件，犹如唐旭东所说，“它源自现代观念和传统理念的冲突。”其中详情，容我们在后面再说。小说-联想风云-在矛盾旋涡中整顿分公司在矛盾旋涡中整顿分公司5月5日柳传志回到香港联想，仍对北京的问题放心不下。孙宏斌引发的风波以这种方式平息，在那些深悉中国机构中人事纠葛的人看来，不会感到意外，但对柳传志来说却是一个重大打击，而且还将在日后很长时间里面发生影响。他在大会上赞扬过的13个分公司全都人心浮动，业务陷于瘫痪，财务方面的混乱状况浮现出来。如果分公司搞砸了，那么整个联 想1990年的销售计划也会泡汤，在“联想微机”上所做的一切努力都将等于零。但是还有更重要的，那就是他的培养新一代接班人的计划受到重创。他所欣赏并且刻意提拔重用的三个年轻人中，孙宏斌“暴露出真面目”，陈恒六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卷入其中，剩下一个郭为也遭到公司元老们的质疑。郭为本来就同公司的老一代没有足够的沟通，这次也是摇摇晃晃走过来的。可是柳传志仍然信任郭为，说他只不过是在刚开始的时候“想不太通，认为对年轻人是一种打击。后来随着他对这件事真实情况的了解，就非常坚决地参加了工作”。作为公司紧急成立的监察部(相当于纪律检查委员会)的主任委员，郭为在孙宏斌一案中“勇敢地站了出来”，成为公司与公安局检察院之间的联系人。为了让郭为有机会证明自己的立场和才干，柳传志让他接替孙宏斌的位置，收拾分公司的混乱局面。郭为迅疾离开北京，率领一个“五人小组”一口气跑遍所有建立分公司的城市。郭为接手的是极其棘手的任务。他的第一个使命是处理那些紧急的财务问题，检查账目、控制分公司领导者的胡乱开支，并且追究违规行为。在当时的联想集团，几乎没有第二个人能够完成这样的任务。年轻人拥有魄力，但没有足够的经验。老一代人经验丰富却不肯涉足其中，他们深知分公司个个都是泥潭，深不可测，弄不好就有没顶之灾。郭为本来就有“公司有难，人人有责”的信念，又希望抓住这个机会修复自己在老板和公司员工中的形象。“那是一个矛盾旋涡，风险很大，”他对小组里的同事这样说，“很多人要跟你玩命。因为你要查账，就可能发现他的经济问题。”事实上，他们的确遭到那些人的威胁：在一个分公司接到恐吓电话，叫他“小心小命”；在另一个分公司看到那位总经理随身带着一根警棍；在第三个分公司听说有人要把他扔到嘉陵江里。有一天郭的助手给他一个喷雾装置，对他说：“这是防身武器，遇到有人加害，你就喷他。”这一切都让郭为“心里也有点害怕”。不过此人一向知难而进，越是身处逆境就越是斗志昂扬，这时候这种品性就正好发挥作用。他和他的“五人小组”从这家分公司跑到那家分公司，马不停蹄，不分昼夜，由华北到西北，再从华南到华东，到了这一年年底，已经拿下太原、西安、成都、重庆、广州、长沙、武汉、南京、山东、上海的分公司。结果证明分公司并非全无功劳，比如它在过去一年里创造了1 038万元利润，投资回报率达到75.4%。当然也查出分公司账目混乱，疏于管理，丢失价值2 245 411元的商品，积压了1 514万元的货物，还欠了总公司1 869万元。郭为大刀阔斧，把成都公司总经理给撤了职，把重庆分公司给关了门，给武汉公司和长沙公司换了新经理。西安公司也有问题，好在不严重。他对总经理说：“我是共产党的政策，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后来那总经理还真把事情都说清楚了。分公司的业务迅速恢复生机，在后来的一年中卖了全公司一半的个人计算机。也是从这时开始，郭为在公司里获得了一个“替老板堵枪眼”的评价，这比喻由于借用了黄继光的故事而显得分外有力。黄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朝鲜战场上是中国军队中的一个士兵，以自己的身体堵住美军碉堡的枪眼，为战友的前进扫清通道。无论从以前还是以后的历史来看，联想还真需要黄继光式的人物。小说-联想风云-“天条”和“入模子”“天条”和“入模子”不过，仅仅“亡羊补牢”恐怕不成。尽管“在混乱中发展”是所有中国企业创业时期必行的路线，但是如果永远混乱，那就不可能永远发展，甚至连创业者也不能自保。这在20世纪80年代就有年广久、步鑫生和“温州八大王”的前车之鉴，在90年代又有牟其中、禹作敏、史玉柱和褚时健败走麦城的记录。所以联想必须做一些具有深远价值的事情。在1990年 剩下的几个月里，这些事情是另外一个人做的，他叫唐旭东。如果说郭为是公司的“乱世英雄”，那么唐旭东就是建立秩序的发起者。唐旭东有着苗族血统和一张中央民族大学法律专业的文凭，个子不高，短发，内敛，行事周密，头脑清晰，是那种典型的外圆内方、绵里藏针的人。在来联想之前，他是中国科学院政策局的一个干部。这些学历和经历让他很自然地成了公司法律事务的专家。唐到公司来上班的时候，恰逢孙宏斌“东窗事发”。他只拥有一个最低级别的位置，但他的法律知识正好派上用场。几个月后风波平息了，他却发现“这件事对联想的影响非常大”。他不懂企业经营运作这一套东西，这样想完全是出于自己的专业眼光。他认定公司有必要让全体员工中接受“制度化”的概念。这与柳传志的想法不谋而合。1990年公司的规章制度实在是一塌糊涂。举个例子，王平生这一年进入公司的时候，问人事部长公司有多少人，人事部长不知道，问财务部长公司有多少钱，财务部长不知道，问库房经理有多少货，库房经理不知道。再举个例子，公司执行多年的“天条”在整个行业享有盛誉，唐旭东早就听说这家公司的“不许吃回扣”和“不许拿红包”，还据此对违反者严加处置。可是直到进入公司之后他才发现，原来“天条”都是口口相传的，并没有一份白纸黑字的“制度”供员工参照，不免惊讶。他坚信“任何制度都需要有个载体，明白无误，否则员工言行无据，管理者的奖惩也会师出无名。于是他起草了公司第一份《天条》：一、在业务活动中不得以任何理由收取任何形式的回扣。凡违反本条规定者，予以开除处分。二、不得从事第二职业，凡违反本条规定者，予以开除处分。三、不得利用职务或工作之便谋取私利，违反本条规定者，没收违法所得，并扣罚相同数额的奖金。四、收取公司以外的劳动报酬，必须报告本部门主任经理(或总经理)，并将所得报酬交主任经理(或总经理)处理。凡违反本条规定者，扣罚所得报酬两倍的奖金。五、在业务活动中收受礼品，必须报告部门经理。礼品价值50元以下的，由部门经理处理；价值50元至100元之内的，由部门经理交主任经理(或总经理)处理；价值100元以上的，由主任经理交人事管理部处理。凡违反本条规定者，扣罚相当礼品价值量两倍的奖金。六、不得相互打听奖金和福利。违反本条规定者，扣罚当月奖金。七、本规定适用于公司所有员工(含正式工、临时工)。唐旭东的“把公司纳入制度化轨道”的信念和努力，很快得到总裁室的支持。柳传志甚至还专门成立了一个小组，起草所有必要的规章，管理部经理周玲秀则是其中最重要的指挥者。小组的工作进度很快，使得1990年成为公司历史上一个有名的“制度建设年”。1990年结束的时候，公司完成了第一批规章。数以千计的条款中传递出一个强烈的信息：所谓“大船文化”，不仅仅包含政治的含义和经济的含义，也不仅仅在公司结构上确立谁是舰桥谁是舰炮谁是机舱，它还应当包含法律和制度的内容。一个公司的文化，也许就是由一个个的人和一个个的条例组合而成。但是柳传志并不满足。他知道人的精神世界里有些东西是制度和法律无法约束的。他开始强调联想文化中集中统一的一面，发表了无数演讲。总裁室把他的话编印成册，发给员工学习，其中最经典的论述就是这一年10月6日说的，“我们要造就一个真正的斯巴达克方阵。即使某个局部出了毛病，整个方阵也不会乱。”斯巴达克是古代欧洲一个骁勇善战的民族，依靠集中统一的军事组织在南希腊确立霸权。柳传志以这样的精神来阐述公司文化的核心，其主旨在于“步调一致”、团结和鼓舞士气，而不是字面本来的意义。公司开始制定员工培训计划，还为这一计划起了个名字叫“入模子”。按照柳传志的描述，公司应当成为一个坚硬的“模子”，它由联想的理想、信念、情操、制度、规范和礼仪构成。“入模子”的过程大都在山清水秀的地方展开。一位名叫吕彤的员工在参加了一次培训之后认定，每天学习的紧张程度超过了平时的工作。“清晨天不亮就要起来跑操，像军训一样，”他写道，“然后高唱联想之歌，开始一天的课程。”柳传志是个充满中国特色的管理大师，他把一种几乎半军事化的高度集中的管理模式，运用到这个代表新兴技术的产业中。在太平洋的那一边，信息产业中那些最成功的企业家，比如比尔?盖茨，都信仰一种自由放任的管理制度。在这里，柳传志坚持要让公司成为“斯巴达克方阵”，每个部门每个人都只是其中的组成部分。小说-联想风云-开放“牢骚市场”开放“牢骚市场”1990年唐旭东努力炮制那些规章的时候，他在中国科学院政策局里的一个同事，王平生，被任命为联想公司人事部经理。王在年龄上属于柳传志和唐旭东之间的一代，诸如1966年的“文革”造反、1969年的下乡插队、1974年的工农兵上大学、1976年周恩来、朱德和毛泽东的相继去世，以及导致“四人帮”垮台的“四五事件”，他全都亲身经历过，甚至对20世纪60年代初期的大饥荒也保留着清晰的记忆。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他都在中国科学院里从事着一份得心应手的工作。做过研究室副主任、党组秘书、政策局的总工程师，仕途一帆风顺，心情也不错。但是，20世纪80年代末期剧烈的社会变动让他认真思考自己的人生之路，终于在柳传志的力邀之下辞去官职，加入联想。邀请王平生加入联想这件事，再好不过地传达了一个信号：尽管遭遇重大挫折，柳传志还是不遗余力地抓紧建设公司的“第二梯队”。他的行动有他对于这个行业的理解作为基础。计算机产业日新月异，全世界那些最有名气的大公司，几乎都是掌握在40岁以下的人手里。毫无疑问，这是属于年轻人的世界。他和那些创业元老们，只不过是跟着中国大时代的潮流，偶然地进来客串了一把，所以越早把这个事业交给年轻人，也就越是对公司有利。而在1990年，柳传志面对的情势真是不妙。当务之急是找到一个既有能力又可倚重的人，来主持公司人事方面的大局，进而成为自己的左膀右臂。于是他想到王平生。在和王的几次接触中，他认定此人不是等闲之辈：为人挺正，有主见，也有大局观，还敢在国务院的部长面前说东道西，指手画脚。有一次两人在私下交谈国家时局，让柳传志颇有志同道合的感慨，觉得此人说出话来，无论是见识还是感染力，都不在陈恒六之下。他和李勤一同去请王平生加盟。二人苦口婆心，好话说尽，请王进入公司总裁室，发给王一张“编号00011”的胸卡。那时候王刚刚经历一场车祸，浑身是伤，还未痊愈，于是给他配备专车。为了让他移动身体时不致过分艰难，李勤又特意买来一把转椅。这就开创了联想历史上的一个“第一”：第一把可旋转的“老板椅”。像唐旭东一样，王平生对联想的第一印象也是“孙宏斌事件对公司的伤害很厉害”。只不过，他是从人心方面来观察的。员工情绪不好，乱糟糟的。老人怀疑年轻人的忠诚，年轻人忧虑老年人的压制，两代人之间的裂痕清晰可见，而所有人都在抱怨公司的领导。有人批评“老柳用人不当”，更多的人批评“老李不能控制局面”，还在不知不觉中成了坏人的挡箭牌。有些年长一辈的老人眼见孙在自己眼皮底下被带走了，不免伤心：“一个穷人家的孩子，念书念得那么好，怎么到我们这里来没两年就弄到监狱里去了？我们的责任在哪里呢？”又有人说：“这孩子到底是好是坏？如果是坏人，为什么当初重用他？如果是好人，为什么后来变坏了？”在此之前，公司上下同心同德，员工们对领导是没有保留的。现在，王平生看出员工的信心发生了变化：“经济上损失几百万，是看得见的。人心方面的损失，看不见啊。”“你现在有麻烦了，”王平生对柳传志说，“公司就像一口柴锅，盖子闷得紧紧的，底下还在拼命烧，蒸汽越来越大，如果不找一个出口，我担心要爆。”公司是个利益集团，也是“矛盾体”，无论你拥有多么强烈的理想和信念。这就像一个国家一样，各种因素交织在一起，纠缠不休。你怎么解开这个结，怎么把方方面面的立场梳理清楚，怎么既维护利益的公平又保持大局的平衡，这都不是教科书上的知识。它需要智慧和勇气，还需要经验和耐心。柳传志是在1990年获得“优秀企业家”称号的，但是从这个角度上说，我们与其说柳传志是个企业家，倒不如说他是个政治家。柳传志一听就明白王在说什么―他是把1990年国家的形势和公司的形势连在一起了，于是问：“依着你该怎么办？”“依着我，很干脆，开放‘牢骚市场’。”“王平生，这一年大家发牢骚的劲头你可都看见了。我最烦的是，在企业里做事的人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你居然给我出这个招！”王平生是个能说不能做的人。你要让这人去做实事，比如说像郭为那样整顿分公司，或者像杨元庆那样振兴“联想微机”，恐怕不行。但他眼光开阔，思维敏捷，是个绝好的“高参”，现在柳传志摆开架势要他拿出高招，那就正是扬其所长。他开始向柳传志解释，开放“牢骚市场”必须分成三步：第一步：召开员工座谈会。把大家的意见梳理出来：哪些问题要马上解决，哪些问题解决不了但要解释清楚。第二步：指出员工应该做什么。第三步：回击那些恶意中伤的人。王平生还说，这是学习毛泽东的谋略。“让他发牢骚的时候他不说，等关闭牢骚市场的时候他再说，就坚决反击他。不这样做就不能让大多数人同心同德。”柳传志决定听从他的劝告，还表示要“亲自来和大家谈”。座谈会连续开了6次，看来还真是坦诚相见，谈到了领导的官僚作风、用人失察、是非不清、执行制度不严，还谈到培养年轻人的问题、公司到底是为了赚钱还是为了成就事业的问题、员工班车问题、食堂问题、员工素质的问题、暖气问题、电话问题、煤气罐问题……人类有个奇怪的特征，你越是不让他说话，他就越是气急败坏；你给他足够的说话机会，他反而会心平气和。1990年联想员工的情绪就经历了这个过程。等到这一系列座谈会开过之后，柳传志代表总经理室向全体员工做自我批评，又一一回答大家的问题。公司上下的紧张空气就这么松弛下来，又可以轻装前进了。小说-联想风云-1991年春：成了官方格外关注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