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天读书网（www.book.d78i.com）整理 万里长征第一步，从长城饭店开始……(1) 大学前两年熬过来了，第三年终于盼来了专业课。 新闻采访、编辑、录音报道、评论写作，这些激发了我们的兴趣。对采访课，老师是甩手疗法，一人发一张介绍信，自己联系采访对象。 再看同学们，外地的找老乡，本地的找爹娘，八仙过海，各显其能。 像往常一样，我和宋健依然确定了联手的原则，他去联系采访单位，我在宿舍琢磨采访提纲。 傍晚，宋健回到宿舍，轻描淡写地说，联系好了，明天采访长城饭店。同学们眼睛瞪得灯泡似的。长城饭店?那可是五星级啊！巴顿将军才四星。八三年去那儿采访，相当于今天说，今晚上我把长城饭店包了。看看宋健一脸的土，就知道他今天拐弯抹角没少跑路。灯还没关，就睡着了。 第二天黎明即起，洗撤换衣，还特意拿了新本以备采访专用。换了3趟公共汽车，来到长城饭店门前。我放慢脚步，让宋健超过。门卫拦住问明情况，打了个电话，公关部经理“西服革履大皮鞋”迎了出来。 一进大厅，就一个字：晕。 公关部经理头上油光锃亮，人极热情，领着我们上上下下地转。不时地提醒，小心，地刚打完蜡，小心，钢筋扎着，建设中的高级饭店给人的感觉就是这样，一会儿天上，一会儿人间。我有些晕场，顾不上提问题，只能抓紧记住公关部经理冒出的一串串数字和新鲜的词汇：1007间客房，12个宴会厅，9个餐厅，还有室内游泳池、屋顶网球场、健身房、弹子房、芬兰浴室、蒸气浴室、美容室…… 忽然，公共部经理问，你们写了稿子在哪儿发? 这一问宋健蒙了，我的准备就派上了用场。 是这样，我说，职业记者只能给本单位发稿，而我们新闻系学生写的稿是想在哪儿发在哪儿发。 公关部经理被我说得激动，那我能不能提个冒昧的要求，发在《北京日报》上。 这要求相当冒昧。 比我们联系采访长城饭店还难。 我记得全班同学折腾了4年，只有河南来的辛如计在《北京日报》上发过一篇：《透视大学门前送新生的小轿车》。 其他同学长期和退稿信结缘。 我对自己，还是有清醒认识的。作品创作完毕，《十月》、《当代》没希望，投给《萌芽》。分析一下刊名，大概是扶植文学新人，应该是有点意思就行。被《萌芽》退回来是我没想到的，于是转而投给了《丑小鸭》，我觉得这是底线了。 《丑小鸭》退稿时，写着“暂不采用，望继续赐稿”。我悲愤交加，创作旋即进入低谷。 再说晚上回来，和宋健拉开架式，把采访笔记和对方送的材料铺了一桌，高声商议思路，同宿舍同学看不惯， 吸引和打动我们的有以下素材： 第一，门不用你开，有专人负责。 第二，总台用电脑管理，这套系统世界不多见。宋健还从侧面了解到，五星级饭店全世界不超过10家。 第三，床上用品是进口的，躺在上面的人也该是进口的。果然，后来美国总统来时，就住在那儿。 第四，水龙头不用拧，一按就行，不可思议。 第五，最重要的一点，饭店是中美合建，总投资7，500万美元，中方占了51％。那天分析到这儿，我一身冷汗，差一点就让美国人占了大头，公共部经理说，那叫控股，谁控谁说了算。 我问宋健，中方占4，000万美元呢，你说是在哪儿换的，按1比几换的。 用了半宿的时间，给文章定下令人振奋的题目：第二长城。 宋健英语好，说这与英文说明契合。 长城饭店至今屹立在北京郊亮马河旁，是一座不错的饭店，但说它是第二长城，确实有点过。夕阳之下摄“晨曲” ( 2 ) 雨，连绵不断，牵动着人们不安的心绪。我们准备放弃录制。人第一，节目第二，这是我们一直恪守的原则。 下午4点，手机中传出海啸有些颤抖的声音，陆先生醒了。他喝了点果汁，点上一支烟，看上去精神很好。 陆幼青径直走到绿草坪上，这时，那一个小时的阳光如约而至。雨水把绿草和我们的思路冲刷得清晰透亮。 我们只用了50分钟的时间，留下10分钟，在蓝天绿树下请陆先生和家人一起欣赏音乐，草地上的对话愉快地结束了。 回到北戴河。 时间当机立断，管它明天出不出太阳，不拍日出，拍日落。这是个无奈的选择。 当“东方晨曲”在夕阳中奏响的时候，我的内心有一种冲动。我意识到电视人的享受有时更贴近自然，更能感受到那种切肤之爱。与其说是电视的优势，不如说是电视人的福份。 第二天一早，大队人马班师回朝，太阳金灿灿地挂在头顶，跟着我们的车窗前行，活像一个顽皮的孩子。找他的时候，他淘气地躲起来；事过之后，他欢快地跑出来说，我在这呢。我眯着眼，头倚在靠背上，筋疲力尽的6天，不堪回首。 时间忽然凑上来说，你知道我在想什么？ 什么。 他说，我以后再也不听你的了。 时间说，我以后再也不干这劳民伤财的事了。 这应该是所有电视人的戒律。 每天，有多少低质量节目充斥屏幕啊。 下岗工人肯定会说，用这钱，多弄几个希望工程好不好。 原中央电视台副台长陈汉元一句话就说到了痛处，拍劣质电视剧等于腐败。 有一天，我终于悟出了时间、小乔和关秀的心思，为什么拉这些文化人进电视圈，为什么文化人进入电视圈一脸的茫然。 说实话，开始我并不太在意。大部头咱啃得不多，小薄册子也读过千八百本，大学问家不是，小知识分子还是勉强称职的。应该说，我们是各走一径，社会学者知晓囚徒困境，理解费边精神，但问起推拉摇移和反打，也是一头雾水。所以，文化人和影人差异不大，充其量是个优势互补。 5年后，我才真正知晓，教文化人推拉摇移容易，教电视人理解和实施费边精神，难啊。 也许我们见到的真正的知识分子并不多，这使我们对知识分子一词理解多少有些歧义。 首先，知识分子的知识不是以读书的数量来计算的，读书破万卷的一般人，多得很。知识分子该是用心读书的那种（这里区别于用眼），读出来的知识浸在骨子里。所以真正的知识分子该有一副傲骨，不善趋炎附势。这使他们当中绝大多数显得个性，总是鹤立鸡群，混不进人堆里。 当知识如一股暖流涌遍全身的时候，机体的潜能被调动。有境界则自成高格，心胸开阔，做人做事便有了格调。我们有时靠近真正的知识分子，喝茶、吸烟，尽管还是几件俗事，你却能举手投足间感受到几分与众不同的人格魅力，就是这个道理。 还有，你不必太为知识分子担心，他们的形式感往往是精神情境的固定，态势很长久。小时候我读黄继光堵枪眼泪流满面，可母亲半点不动心，她知道我一出门照样还会去堵别人家烟囱。精神的不确定导致行为的巨大反差。所以，大凡知识分子总是对自己有过高的要求，负荷过重才不会招摇过市。林语堂先生要求自己，行为尊孔孟，思想服老庄，文章可幽默，作事须认真。 其实这四件事做好一样都不枉知识分子一回。沉重的儿童游戏 ( 3) 最难的是分寸尺度，前三条如果说经培训能表演个大概的话，最后一条则绝对是浑然天成。知识分子的骄傲与自卑总能拿捏得恰到好处，能骄傲时绝不谦虚，该自卑时一声叹息，绝无造作之感。 这好比猫上树，老虎就不会。 初见郑也夫、周孝正、邝阳等，并未看透。高腔大嗓，说的也是市井语言，通俗易懂。也曾和我拼象棋，胜少负多。偶尔听他们讨论学术，插不进嘴也没觉自己才疏学浅，没那个学位，不操那份心。 第六期《实话实说》，我和小乔命题为“儿童游戏”。 计有铁环、弹球、烟标、弹弓、攻城、沙包、跳房子、羊拐、毽子、纸飞机、砸驴…… 我说，这节目好看，演一遍就行。 小乔说，也有意义啊，游戏多强身健体，现在不兴全民健身吗。 题目说给也夫，他也喜欢，遂定下他做本期策划，也夫塞给我一本书，他写的，让我好好看看，看完再谈。 也夫这样说“儿童游戏”———他说，游戏的功能是增强体魄，开发智力，促进交往，带来欢乐。游戏是儿童模仿社会生活的启蒙老师。最简单的游戏也有规则，所以，儿童在游戏中最先懂得遵守规则，学会扮演角色，履行职责。儿童在游戏中产生了最初的集体观念，知道了合作与交换、权利与义务，并且在竞争中初次体会胜利与挫折。游戏在刺激儿童的主动性和进取心。 儿童必须在与同龄伙伴玩耍、打闹、博弈、友情、冲撞以致恶作剧中锻炼。一个健全的人需要的不仅是理性的知识，而且是人格的发育和情感的成熟。后者只能在“游戏竞争”中获得。 游戏与工作不同，工作追求结果与收获，游戏只追求过程中的快乐。 关于游戏的安排，实际上个人能力有时非常小，一个家长可以给孩子买钢琴，但很难为孩子添置一个操场、10个伙伴和11个对手。 席勒说，只有当人充分是人的时候他才游戏，只有当人游戏的时候他才完全是人。 赫因加说，文化是以游戏的方式产生的，文化从一开始就是游戏着的。 ———我的天那，我看得昏头胀脑，这是我说的弹弓子那回事吗？ 想想明天还要面谈，只好克制住跳读的欲望，硬着头皮接着看。 ……哲学家马丁·海德格说，儿童为什么要游戏呢？儿童游戏就因为他们游戏。“因为”二字在游戏中消失了。游戏没有“为什么”，儿童在游戏中游戏。 明白了吗？有种人，民间叫“不讲理”，学界称为哲学家。 夜深时，我读完也夫的书，目光呆滞，掩卷沉思。如果我们每个节目都要承载这样重的知识负担，非出人命不可。 即便如此，你自认为已经懂了，他们也未必满意。 果然，第二天也夫听我汇报完读书心得后，随口说，还行，你基本上入门了，不过，你还得去北师大找一趟桑新民教授，他是系统研究儿童游戏的。 我的天那…… 无知时，我们无畏。 沾了知识，我们体会到重新做人真好。 我们崇尚知识以后，都掸了掸肩膀，扛上一捆文化塞进节目做背景。还是那些家长里短，文化着说，就显得很有品味。民间的智慧 ( 4) 下面的节目表各位可以对照着看。 （节目表面文章——讨论弦外之音） 拾金不昧要不要回报——道德与法律的关系 远亲不如近邻——固守社会传统与尊重个人隐私的分寸探讨 夫妻间是否需要“一米线”——东西文化的碰撞捐款结余怎么办？——良心和规范 装修的滋味——尊重个性与宽容共性 城市垃圾何去何从——环保的理念与切实可行的操作 面对克隆——医学科学进步挑战传统伦理 家有琴童——功利与素质 村里的故事——大法与乡规民约的关系 对不起，老师——忏悔和宽容 我的左手——弱势群体的社会地位和尊重的理念推行 家——社会人和人格的独立 我们现在点击一个题目，使它最大化。窥一斑可见全豹——《村里的故事》。 《村里的故事》，策划是宣明栋、赵一工，播出日期是1998年7月26日。 本期节目嘉宾有4位，学者梁治平，对多学科的边缘交叉颇有研究。本次节目请他出山是想听他对现代法律如何利用本土资源的看法。作家陈源斌，创作的小说《万家诉讼》引起关注，经张艺谋改编成电影《秋菊打官司》后大红大紫。 我们可以感受一下他文字的精致与洗练： “太阳好起来了，何碧秋拿牙锹剁挑在麦田里的塘泥，剁完最后一墒了。她听说丈夫被打，将手上拾掇拾，回家看过伤势，转来找村长。” 这些事拍成电视剧，3集未必够。在陈源斌笔下，不过区区3行。 一个文笔洗练的人未必适应谈话节目，因为他说话或许也惜墨如金。好在，陈源斌挂职当过乡长，对于这个话题感同身受。还有河北的张志生和河南的赵来法，身份就是乡间的司法助理员。 节目就从老张和老赵开始。 老张说的是，一家人盖新房，开了后窗，结果遭到屋后邻居反对。理由是后窗一开，晦气就吹过来了。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公民盖房有开后窗的权利。 老张用了民间智慧，看人下菜碟。 他鼓励前院勇敢留窗的位置，用砖虚掩上。意思是，不是不能开，而是不愿开；他又鼓动后院杀鸡洒血，抵御晦气。一来二去，一场一触即发的争斗暂时被平息，两家相安无事，各过各的日子。 一年以后，后院翻盖新房，开了后窗，正巧他家窗后就是新建的高速公路，晦气被那些车带到祖国的四面八方。 这时，老张说话了，他说既然你家开了后窗，前院的后窗也该打开了。因为晦气有了通道 再也伤不着两家人，再也不能只许你家放火，不许人家点灯了！就这样，前院的房子终于有了后窗。 老赵遇到的事一句话可以讲完：一家人，男的把女的打了。 按说，应该鼓励依法办事，让女的告男的，把男的绳之于法。可家里还有小的，这样，一家子就散了。 老赵没惊动妇联和公检法，而是请来老的，狠批男的，安慰女的。最后，男的给女的道歉，女的给大家做了一顿吃的，大事化小，一了百了。 说到这，才用上了梁先生、陈先生的专业，理论分析是必要的。 看来，法律还有些分法。比如公法和私法，公法让国家稳定，私法看护个人利益。尴尬与误读 (5) 18世纪，法国人孟德斯鸠就曾提出过地理因素说。也就是说，法律和地球纬度、地貌、冷热以及人种都有关系。比如热带地区法律为什么允许早婚和一夫多妻，是因为热带地区人和热带地区植物一样长得快，熟得旱。同时，热带及亚热带国家盛行严刑峻法，就是因为那里的酪热容易使入暴躁和不理智。到了温带和寒带，法律也随之宽和起来。 这些说法不可全信，却可以借鉴。一个包含不同地理环境的大国，它的法律在讲究国家统一性的同时也应该尊重地方区域的不同性。所谓既遵守国家大法的权威也考虑乡规民约的合理就是这个意思。 节目播出后不久，我在一个偶然的场台遇到了美国大使馆的一位中国通。知道我是谈话节目、主持人十他马上挑起一个话题，坚持说中国是发达国家，理由是他们总统在这里享受的待遇和发达国家一样。如果是发展中国家，根本没这实力。 我告诉这位中国通几句话，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我们的朋友遍天下；打肿脸充胖子… 看他听得上瘾，我又讲了老张和老赵的故事。 有人提出质疑，既然你们节目有这么多的文化内涵，我怎么看不出来呢? 我说，圣人说得好，谁难受谁知道。 用一个通俗的形式表达一种复杂的理念，并不像说起来那么简单。首先，做法和想法就有着天然的差异，实施者无意中又衰减了几分，接受者的随意状态再次流失些信号，最后的结果就可能是南辕北辙。 我曾经连续三天做过揭露人体电子增高器骗局的报道。广播时为了客观，没加贬损的字眼，播出后居然收到 500封求助信，希望代买此产品。 我们做过辅助生殖技术击溃传统旧观念的节目，其中，花了相当篇幅陈述试管婴儿的利与弊。播出后，电话铃声大作，纷纷要求就到这个医院，就找这个医生，就用这些试管。成了医疗广告，真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 办公室的电话每天还在响着，我们时刻咀嚼着沟通不良的苦果。 有人想买我们推荐的蜗牛、蝎子。 有人想买我们的树苗。 有人想吃我们的药。 有人想和我们合作加工饺子和大碱馒头。 有人想谈我们介绍的对象。 有人想让我们修电视机和燃气灶。 有人想和我们合伙再开一个饭馆。 对天发誓，这些事我们一件没干过。我想，这或许是推介新观念、新思维的副作用。 有点文化不易，传播更难。 更多的时候，是我们默默体会接壤文化以后，内心充实与平和的感觉。 文化要求受众的理解力，没有这个能力，都是文化人也没戏。 画家戴敦邦1977年和一群画家去了敦煌。 偶然机会，他钻进了465窟，一个元朝前期的密宗洞。 回到宾馆，戴先生与同行们大谈感受，他认为，作为传统的工笔画，在色彩的运用上打破了固有色和不注意整个画面色调关系，大红大绿孤立地乱用，不懂得黑白灰互相映衬的惯例，然而，这反倒给人一种艺术启迪。 戴先生谈得眉飞色舞，却未能引起同行画家们的注意，甚至不断投去不信任的目光。 因为他们一致认为，戴先生去465窟，是想家了。第13期的时候 (6) 《实话实说》做到第13期的时候，策划陈骞发现了一个有趣的选题。陈骞告诉了邝阳。已近不惑的邝阳听完选题，手舞足蹈。当时我正和也夫下象棋，竖起耳朵听到他们轻声交谈，其间邝阳拍了两次手，陈骞还吃吃地笑，莫非真是个好选题。 一盘棋过后，老邝笑吟吟地说，小崔，我们找到了一个特棒的选题，猩猩活。 猩猩活?名字听上去很费解。老祁仍旧笑吟吟地重复：猩猩活。我猜想又是老邝的口音问题。上次吃饭老祁夸奖河南，说什么他的自行车坏了，有4个人主动上来帮着修，他问路，人家放下手中的事，给他领路……我实在听不过去了，高声说，老邝，河南我去过，不是这样。老邝也不甘示弱，拉开架式，回击道：你是哪年去的?陈骞忙出面调停，别吵，误会了，小崔说的是河南，人家老邝说的是荷兰。 果然，老邝说的猩猩话，正确发音应该是星星河。 星星河，多么富有诗意。 我刚在电视上露面的时候，有过这样的念头，觉得自己决是灿烂银河中的星星了。 陈骞一开口，我知道他说的星星河和我的浪漫是两回事。3个独生女的父母决定让3个孩子一起学习，一起玩，目的是让他们感受到有伙伴的快乐，他们为这个小集体起名叫星星河。现在是，孩子一家一个，孤苦伶仃。这有意思吗?意思，是那时我衡量选题的第一标准。陈骞和老邝异口同声，绝对有意思。 陈骞介绍他掌握的情况，洋洋洒洒，一口气说到吃午饭。我提出的最后一个问题，这么多事，重点说哪个，稍带说哪个，这么多理，哪个深说，哪个又浅说。 看到我热情不高，老邝多少有些郁闷，陈骞则匆匆地扒拉了一口饭，进了别的屋。 下午再谈的时候，陈骞抱了一大堆卡片，每个卡片上都有一个星星河的故事。 陈骞把这些卡片一字排开，然后说了一段令我终生受用的话，节目主持人就是火车司机，带上乘客，一路开过去，边走边欣赏沿途的风光。每到车站就要停下来，大站还要多停一会儿。火车能行走得安全，停靠得稳当，是因为有铁轨。乘客一路赏心悦目，一是因为窗外有风光，二是火车停停走走的节奏感，使旅途变得不再漫长，不再乏味。 回过头来我们再看节目，节目中展示的事实有详有略，这就是窗外的风光，停靠的站台就是我们争论或讨论的层面，怎么能让事实的展示和理性的探讨都清晰，靠的就是轨道——所谓谈话的脉络。 听君一发言，省下买书钱。 这样的感觉以后我还有过多次。有段时间，很多人说我有现场控制能力，干头万绪，众说纷坛，都可以处乱不惊，一一化解，听多了，还真有些飘飘然。 这个时候，王韧来了。 王韧是上海东方电视台的编导，属于解放后最早做谈话节目的一拨人。他们制作的《东方直播室》，出手不凡，第一期开始就直播，我到现在还固执地认为，直播是谈话节目的最高境界。 王韧话不多，看完我录制一期节目后，不紧不慢地发表意见。 你有没有觉得今天大家紧紧巴巴的。 我说，当然，我控制着现场呢。他说，大家不轻松，算不得上乘的谈话。不容我反驳，他紧接着说，当然，在录制现场让大家争相开口已经不容易，但如果大家说的不是自己的话，不是自己熟悉的方式，不是自己确定的语气，既便是很中听，又有什么意义呢？ 我听得有些心凉，感到自信心受到打击。主持人的形象 (7) 王韧授着说，我们现在不是很好吗?抽着烟，散着步，信马由缰，想到哪儿说到哪儿，刚才我们沉默不语，难道这沉默就没有意义吗?其实，沉默里也有丰富的信息。沉默是金。可是你们的谈话现场为什么没有金呢，所有的空隙都被语言、掌声、笑声填满了，我认为，这并不是一场真正的谈话。好的谈话就像漫步聊天，话题忽上忽下，忽左忽右，却不会偏离主题。一会儿，你是谈话的组织者，一会儿，他是谈话的发起者。有话则长，无话则短。因为轻松所以避免了言不由衷。 漫步聊天不只追求有意思，更要有意味。有了意味才会有意思。 这成为我们节目对品味和格调的要求。从那以后，观众在电视上看见我提着话筒在观众席间不停地走动，不断地发问，这样的镜头以前都会被剪掉，因为被认为无用。现在细心的观洲门发现，就这么走着谈话空间就出来就像王韧研究的那样，有用的和无用的是会转化的。 有一天有人请吃饭，一下来就点了道凉菜，凉拌萝卜皮。萝卜皮通常是视为无用的。看见萝卜皮，我想起了王韧。 录像那天，星星河的3个成员和母亲一起来了。 3个女生，都是齐眉短发，都上小学二年级。 进了演播现场，他们高兴地欢蹦乱跳，在他们眼里，演播现场和在家里没有什么区别。这猛然提醒了我，如果观众进了演播室都这样放松，那么谈话一定会自然。 这时，陈骞和邝阳走了过来。陈骞说，记住，大站停，小站不停；老邝说，再重复一下，这个团伙叫猩猩活。 观众基本到齐，我忙回身招呼3位小嘉宾：“快过来，咱们准备录像了。” 3个人倏地凑了过来。 我再一次默记他们和他们团队的名字：猩猩……去，星星河，辛雨奇、周鹤、陈若欣，女，均是小学二年级。 陈苦欣，有特点，小胖子。 这时，陈若欣发问了：“今天谁是主持人啊?” “我呀。”我捋了一下头发。 陈若欣忽然说：“叔叔，你长得这么难看，还当主持人啊?” 那一刻，只觉得斯文扫地，手足无措。 我在弟兄中排行老三，上面有两个哥哥。小时候，家里来了客人都夸：“老大精神，老二利索”。偏偏到了老三，满世界找不着合适的词，“这是老三，老三好啊，最小吧，哼哼，哈哈。” 母亲总是把话接过来说：“其实我们老三穿上好衣服挺精神的。” 第一个女朋友离我而去时说：“我听不了那些冷言冷语。” 1993年，我的同学时间力邀我出山主持《东方之子》，被我婉言谢绝，当时告诉他出镜头没有什么意思。其实，是怕形象不行。 后来，形象一般的白岩松担当了重任。 时间在接受一家杂志社记者采访时这样说我：小崔一开始没太在意这件事，后来，他推荐白岩松。白岩松一举成功后，他看到自己往日的小兄弟一飞冲天，心理开始失衡。他艳羡小兄弟生活方式的改变和社会地位的提高。等后来我们又去找他时，他爽快地答应了。 他(时间)也是揣测。首次出镜遭讨伐 (8) 我去大学讲座，这样遮掩这件事，我觉得自己形象一般，就推出了一个比我还丑的，把白岩松推出去了。每说到此，都是笑声一片，掌声一片。 那次去北京外国语大学，一个女生说，你知道白老师怎么说?他说台里先推一个丑的，看看反应不大，就把最丑的推出去了。 平心而论，按传统的选择标准，新闻评论部符合规范的主持人只有敬一丹一人，其他的都不合格。 在我推诿犹豫的时候，时间和乔艳琳带我去找徐晶，公认的电视造型第一高手。 徐晶第一句话是，怎么又找一个这样的，你们看中的人都怪怪的。看来，小白也让他伤了不少脑筋。说归说，等到化牧的时候，徐老师非常耐心。半个时辰后，我从乔艳琳的惊异眼神中看到了什么，我一照镜子，只一个字，帅。前半生的自卑一扫而光。 时间叼着烟，不紧不慢地说，他以前嘴角可是有些歪的，歪得有意思。再说，坏笑呢，坏笑怎么也不见了。我心中升起一股无名火，你个大白胖子四方脸，不在街上走，不知白眼贵。 徐老师听出了时间的意见，递结我一块肥皂，让我洗尽铅华，她要推倒重来。 1996年3月16日早晨，我在电视上第一次以主持人身份出现，一时间，讨伐之声不绝于耳。 一封信这样写道：我们全家互相问，中央台怎么了，欺我中华无人吧。姓崔的，你要知趣，该干什么干什么去，没听说又要“严打”了?这封信来自北京。 后来，兰州、西安、银川、苏州等地观众相继用不同方式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倒是北方的观众，没太为我的电视形象纠缠。也许东北人漂亮的多，随便一个赶车的都是浓眉大眼，漂亮也就不值几个钱了。 两年以后，我们做春节特别节目《吃的学问》，请来一位胖胖的厨师，录完节目后他拉着我说，你一定记得节目刚开播时北京有家人写信骂你。 我说，记得。 他说，那一封信是我们全家讨论完我执笔写的。 说完，他笑了。 我的策划同事最爱和我说的一句话是，换个角度思想。 假如我是电视观众，节目内容且不说，主持人个个相貌平平，我该是个什么心情?距离产生美，如果大家长得拉不开距离，何美之有? 我喜欢屏幕上的杜宪、李修平、海霞、王小丫，她们的美，让观众觉得，买台大彩电值得。 换个角度一想，我想通了，我对小胖子陈着欣说，快坐好，叔叔马上开始主持了。忽然，我又冒出—个念头；把刚才的一幕告诉现场观众，让大家和我一起分享监尬。 平静了一下心情，回过头初大家说，陈若欣小朋友说了，你这么难看，还能当主持人……现场的一百多人宽厚地笑了，他们用掌声帮我找回自信。 感谢陈若欣，她的一句话让我刚刚开始飘飘然的时候听到一声炸雷，又重返人间。站在地上，踏踏实实的感觉真美。 5年来，我一直站在地上和大家实话实说。想想，天塌下来有什么可怕，有漂亮的撑着呢!童心童趣 (9) 节目组有—位策划叫丛鹏，学细胞生物学出身，人也怪异得很。 大家一起去九寨沟旅游，长途跋涉，一路舟车劳顿。猛地看见雨后彩虹，看见满眼绿树，一阵欢呼。他却说，多好的高原草甸，多好的针叶林，多好的阔叶林。说得我们一哄而散，挺好的兴致，让科学给搅和 九八年“六·一”前夕，丛鹏提出做一期儿童谈话节目。我说，儿童，是谈话的对象吗?可丛鹏秉性倔犟，认准了，很难说服。 我决定以退为进，说，我不熟悉孩子的谈话方式。 丛鹏说，这好办，我们可以去体验生活。 于是我们走进了北师大幼儿园。 在那里发现，孩子特给面子，随便听个什么笑话都会拍手顿足，哈哈大笑。最大问题是不持久，耐性差。一个小男孩举了一回手，见我没叫他，扭头回屋睡觉去了。阿姨说，孩子的要求，必须第一时间满足，对他们来说，不争第一，就没有意思。 这和记者陈小川的观点一致，争就争冠军，亚军没用。普希金和丹特士决斗，普希金是亚军，命都没 于是，我装成专注的样子，好像每次只能看到一个人举手，矛盾迎刃而解。孩子们都认定自己是被我看到后；第一个叫到的。有时，我还略施小计，比如这个讲，跟另一个说，下回就是你，或者是，你说得好，最后再说。 幼儿园阿姨被我的耐心打动，说，你真用心，然后告诉我：孩子们的注意力最多集中5分钟，要是发吃的，还能坚持5分钟。 那10分钟以后呢? 阿姨的回答斩钉截铁，神仙也没用。 见我一脸难色，丛鹏就忙着开动脑筋。他一拍大腿，有了，吃的咱先不发，告诉孩子们录完像再发。再买些玩具，摆在现场，不发言的人可以先玩玩具。 这期节目的主题是“六·一”节，孩子们说自己的心愿。暗含的意义是再小的孩子也需要理解和沟通。 录像那天，孩子们一进场，山呼海啸。毛绒玩具被抢了个精光，两分钟后，馅都被掏出来了。我心说，姓崔的，这回看你怎么收拾。 阿姨说对了，5分钟以后天大乱。孩子们想说就说，想走就走，有的躺着睡觉，有的嚎陶大哭，还有一位直接挤进我的沙发，什么话没有，只管用鞋蹬我的后背。 丛鹏的倔犟一手酿造了这场“闹剧”。当时我无计可施便横下一条心，咱也倔犟一把。于是，强打精神，挂着笑脸，支应着全场。终于熬到和观众说再见了，没有一次节目感到这样漫长。下来一打听，还不到50分钟。看着情绪低落的丛鹏，我说，节目就叫《童言无忌》吧!为了这场混乱找找辙，也宽慰一下丛鹏。 5月31日，《童吉无忌》播出。 异常强烈的反应，大大出乎我们的意料，观众争相打电话说，从没见过孩子们在电视上这样自由自在，要是所有的儿童节目部这样就好了。一个观众更是直言不讳，看见你在孩子们面前手足无措的样子，我开心死了。怎么，真的没人在意我们的节目理念吗? 我再回头去看素材，看看孩子们怎么和我对答如流的。 “你‘六·一’节准备去哪儿?” “我想和爸爸妈妈一起去‘六·一’节玩儿” “你最喜欢谁?” “我最喜欢打架。” “你爸爸有什么优点?” “他不怎么爱下棋。” 正是这不着边际的回答，让我们看到了童心童趣，看到孩子们的天然去雕饰。童心不老 (10) 丛鹏很平静，写了篇文章算是总结： 《童言无忌》是一次试图在电视屏幕上表现儿童自在状态的努力，由于在操作中缺乏对这样一种电视谈话样式规律的足够把握，我们把自己推向了自在与操作之间监介境地。如何面对这种监介也是《实话实说》的一个基本课题。《实话实说》的工作是一种社会学意义的“克隆”．它试图以谈话的方式“克隆”人们的生存状态。电视本身是一种高度操作性的媒体，而我们力图表现的是一种人的自在，在目的和手段之间存在某些不易调和的东西。理念可以顿悟，手段只能渐进，完成这种调和需要把握大量规律性的东西，形成高度缜密、有效的操作程序，并且不能够因此肖磨了活力。这是一件极富挑战性的工作，其乐无穷! 和孩子打交道多的人，都有一颗不老的童心。 我总是说，中央台最快乐的人鞠萍，脸上总是挂着孩子般烂的笑容。 一天她见我忧心忡忡，打趣地问，小崔哥哥，有什么不开心吗? 我不知从何说起，一声叹息。 她问：“你以前上班骑自行车吧?” 我说：“骑，刮沙尘都骑。” “挣的钱也没现在多吧?” “当然。” 鞠萍笑着，一脸的阳光：“好日子过着，还有什么不快乐呢?“ 几句话，我感到轻松。 人啊，该多和孩子在一起。下班回家，女儿缠着我要吃一块饼干，拿到饼干，小口吃着，她心满意足。高兴地操起笔，刷刷刷，画了一幅鱼头和鱼刺，毕加索风格。算是对我的回报。 看着有趣的画，我想到节目，现场表面看上去像条自由自在的鱼，其实，全仗着一根鱼刺串联有方，策划是多么重要啊! 如果你看到我每天笑意写在脸上，不要以为是无优无虑。是因为我想通了，天塌下来，有鞠萍姐姐顶着呢！ 1999年初，—个叫张穆然的15岁的小姑娘患了癌症，发现时已经是晚期。她和一般癌症病人不同的是特别爱笑，每次去化疗，都像是去旅游一样，背着书包，自己去医院。 她的父母是插队知青，去的是陕西，穆然出生时，家境不好，所以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穆然像个英雄一祥漠视自己的病痛，她鼓励别人勇敢起来，帮看病房出黑板报，病房里总能听到她银铃般的笑声。 或许此类事情多了，刚看到报道，我并末在意。 几天以后，穆然接受了《第二起跑线》的采访。主持人贺斌连夜给我打电话说，小姑娘快不行了，想和你一起主持一回《实话实说》，你应该帮她圆梦。 我立即 答应了，叫上策划丛鹏和钱韵梅一起着手准备。 小穆然时的心愿透着孩子气，想见一回她喜欢的两个歌星和3个小品演员，电话打过去，除了赵本山，其他人都谢绝参加，没有商量的余地。 我们准备接通越洋电话，让小穆然采访桑兰。 我还请来了同事敬一丹、方宏进、白岩松、水均益、贺斌。为了小穆然，他们放下手里繁忙的工作，来到平时难得聚在一起的录制现场，尽自己爱心满足小穆然最后的愿望。 录像的前一天，晚上11点了，丛鹏打来电话，声音低沉，穆然病情加重，送进肿瘤医院抢救。 我在急救室里第一次见到穆然，小姑娘真漂亮，虽然没了一头秀发。 医生说，很危险，最坏的可能是过不了明天。 丛鹏和小钱说，还录吗? 我说，录吧，咱们都答应小孩子了。感受坚强 (11) 第二天的录像现场气氛凝重，大家谈得很动情。小白现虽说法，讲自己战胜失眠的经历；方宏进的父母此时也正与癌症抗争，他希望他的感受能帮助小穆然；水均益承担了采访桑兰的任务。桑兰说，我知道，穆然遇到的困难比我大，也比我坚强。敬一丹推荐了《相约星期二》这本书，临终前的美国老人莫里说，除了恐惧，还有另一种面对死亡的心情。 医生来到现场，穆然的同学和老师也来到现场。 小乐队一遍遍地演奏穆然喜欢的曲子《荆棘鸟》。 录完节目，我们一起去医院看穆然。 穆然醒着，看上去精神不错，看见突然来到病房的我们，穆然又吃惊又高兴，眼晴瞪得大大的。 记者闻讯而来，满屋的闪光灯对准了穆然和我们。 大家都觉得不安，从病房退了出来。 第二天，穆然看到我们为她编辑的《实话实说》“的录像。为了不让她伤心，我们放了几段轻松的画面。那天大家心情沉重，但是面对穆然，却努力克制着自己。 晚上，忽然盲人告诉我，北京一家报纸刊登一张我和穆然握手的大照片，我连忙打电话到报社，希望他们不要这样做。我们怎么能在一个即将结束年轻生命的孩子身上捞一把呢?可报社不同意，双方相持到凌晨3点。最后，由于我们执意坚持，报社才把照片裁成一半。第二天刊登出的是穆然的笑容。这多好啊，我们感谢报社的理解。 1月16日清晨，小穆然走了。 1月17日，《实话实说》播出了特为穆然作的节目《感受坚强》。 也许这个节目的客观效果是这几个名人很有人情味，虽然洲门是想让大家感受穆然的乐观和刚强。我们如果这时有捞一把的念头，仅仅有这个念头，都是可耻的。可在闪光灯的光照下，谁又能说自己没有一点变形呢? 白岩松心很细，他后来告诉我，那天我们去穆然病房的时候，她旁边床上躺着一个同样身患癌症的小姑娘，我们忽略了，没有去慰问她。 《感受坚强》播出后，打动了许多人。 很多成年人因穆然的坚强，勇敢地去直面困难和挫折。 当然，人性的善良不是每个人都能拥有的。一家保险公司的一位业务主任趁机拓展自己的市场。 “假如穆然的父母亲和我认识，并为她购买了《重大疾病保险》那么，当不幸发生在小穆然身上时，至少保险公司会在她最需要经济援助时，得到公司的理赔款……” “试想，一年交保费4710元，就可得到30万元的重大疾病赔付……” “希望和您交个朋友，并希望你能为自己及家人考虑一下，有关保险保障一事，如果贵台同仁有想了解保险的，请您帮忙把我介绍给他。” 我不想交这么个朋友。 孩子该是什么样?这样，还是那样? 这是一个问题。 孩子就是孩子，天真、纯洁、幻想，是孩子的天性。 敬一丹和女儿平等徊待，我亲眼见过她的女儿王尔睛当众顶撞她，敬一丹笑笑而已。敬一丹的宽容上王尔睛格外自信，小学就开始独立思考，到了中学更是无拘无束、自强自立。一次她参加《实说实说》录像，高低觉得不顺耳。一出门就和敬一丹探讨，这节目能播吗？后来果然这个节目不让播。 1998年，我们制作了—期节目叫《演戏的孩子》。 蒋小涵、金铭、关凌、宫傲4个小童星一起来到了现场。猝不及防 (12) 孩子们真是实话实说。宫傲仗着地盘熟，不怯场，大大方方地仰靠在沙发上。谁叫他是孩子呢，不随便就不是孩子了。蒋小涵不客气地批评了孩子当中风行的嫉妒心理。节目播出后，两个人为此吃了苦头。 蒋小涵上学成了难题，宫傲的几个演艺合同都被毁了约。两个孩子的母亲都给我打电话，质问社会为什么承受力如此脆弱？我听得出她们言外之意对我有些抱怨，一期节目，耽误了两个孩子的前程。我不知道该怎么办，自我宽慰的理由是，就算我扔下两个障碍，在孩子成长过程中磨炼一下他们吧。 2000年的“六·一”又到了，这回不用我们操心，青少中心力邀我们加盟全天的直播节目。这回策划由海啸、虎迪提担当，说来两位都具备资格———每人都有个宝贝女儿。节目定名为《假如我是爸爸妈妈》。这次挑的孩子大了一点，个个能说会道，与其说是我在主持，不如说我在做陪衬。一个来自浙江的11岁的孩子吴导着实让来宾大为惊讶，他趴在座位上仅用了几分钟赋诗一首：在演播室我坐在台上看着大家的笑听着大家的一切只有灯光主持人讲着这传播在空气中的故事在这里我讲的话是自己的过去在拿着话筒说时我在想着未来如果不是亲眼所见，你很难想象这是一个11岁孩子的即兴之作。 我说了很多夸奖的话，表达我的惊喜。吴导记在心上，回家后寄了一本诗集，作者是自己，书名为《喜欢长大的世界》。晚上，躺在床上，我翻着诗集，被有趣的诗句感动。“小鸟爱大树的强壮大树爱小鸟的自由”“从上游到下游桥是最近最快的语言”“拐杖是老人的一只脚它支撑起老人的年龄”和孩子打交道时，我提心吊胆。他们的聪慧总是自然流露，常使人猝不及防。大人们小心翼翼地修饰着自己，稍不注意就会在孩子的法眼前露怯，我亲眼目睹一位专家被孩子们的问题问得东倒西歪，诸如地球有多重，眼睛那么小为什么看的东西那么大，猫和狗谁最不喜欢羊等等。在21世纪，没有文化的父亲将是世界上最苦的行当。 1986年的夏天，全国的盲童代表来到北京参加第一届全国盲童夏令营。报到时，主办单位点名，广播电台的来了没有？在我回答的同时，一个男孩顺着声音摸了过来，看上去八九岁，一口的天津话。盲童杨雪元说，我想去你们电台吹笛子。我说为什么？他没回答，又回问了我一个问题：是不是在电台听收音机声音最大？我们笑了，盲孩子们单纯得可爱。我们是指，我、郭林雄、张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3个记者。夏令营的活动很丰富，没开什么会议，每天安排孩子们用脚和手去参观。他们去摸了长城，他们去摸了大会堂和纪念碑。在纪念碑前，孩子们的身形就像一座雕塑，《中国日报》记者郭建设不失时机地拍下了这一经典的画面。感人至深 (13) 进大会堂时，工作人员还沉着脸向带队人宣布纪律，不准上主席台。就在这时，孩子们簇拥着摸了进来，一名工作人员、一名中年女性，一扭脸就被打动了。她退到一边，让孩子们摸上了主席台。孩子们摸到了主席、总理的位置，一下子坐了上去。另外两个孩子高兴了，在台上翻起跟头。连红旗下都站着孩子，撩起红旗往自己脸上贴，看到这一幕的人都在擦泪。 在这之前，张浩采访过北京残疾人运动会。他说，和他们打交道，总有些感觉让你意外。组委会一位无臂的朋友边走边接受采访，他忽然停下来对张浩说，劳驾您帮我提上鞋。 刚刚建成的密云国际游乐场全天为孩子们免费开放。坐过山车的时候，我挤了上去，一圈下来，我觉得天旋地转，回头一看，孩子们没有下来的意思。一口气，每人又转了3圈。孩子们用尖叫声表示他们内心的幸福和满足。我想，对他们来说，世界永远不会旋转，也许，世界真该是盲孩子们感受的这样。 孩子们吃盒饭，菜和饭分得不像我们那样清楚。所以有时连吃几口饭，有时又连吃几口菜。吃饱了，同样心满意足。也许，饭就该是这样吃法。 熟悉了，一个孩子悄悄告诉我，他不是生下来就看不见，他看过世界。他对我说，他见过树，树是绿的。 郭林雄回到宿舍连夜写了稿子，他说最喜欢盲童夏令营的徽章，上面用盲文写着两个字，从左到右是，我爱，从右到左是，爱我。 我已经想不起来怎样认识了司德林。 司德林双腿残疾，街道的团支部抬着他的轮椅逛故宫，他的想法是台阶太多，应该拆掉。 他并不感谢别人的照顾，这让我们难以理解。 直到我去了一次美国，才对司德林有设身处地的感受。 在美国，我发现残疾人很多。经人指点，明白了其中的原因，发达国家用金钱为残疾人铺就了一条条自由自在的通道，使他们无须任何人扶助，轻而易举地参与社会生活。残疾人有良好的条件在社会上走动，也就难怪看到的残疾人多了。 我们不行，财力不够。建好的盲道还因为被随意侵占而有名无实。有时候我们这些健全人参与社会都学得处处不方便，更何况残疾人。 健全人如果都难保有健全的心灵，恃强凌弱，欺软怕硬，哪有多余的爱抚慰别人。 所以，我们有时会觉得司德林们不正常，那是因为他们的肢体残缺。但他们心灵却是健全的，依然可以洞察秋毫。 虽然我们诚心帮助，希望给他们以扶助，但是，谁喜欢拐杖？ 我们真想帮他们，就该铺几条他们能随意行走的路，开几辆他们能随意上下的公共汽车。 我去西城培智中心学校采访，遇见了年轻的音乐老师关健。 关老师科班毕业后，可以去歌舞团，但是她到了这个学校教孩子们音乐。 关健老师第一堂课就与众不同。她告诉孩子们站在门外，听到音乐，就可以神气地走进来。然后她轻盈地敲打着黑白的琴键，《运动员进行曲》从她指缝里流出。 这时孩子们进来了，挤成一团，桌椅乒乓乱响，他们对音乐没任何感觉，他们不懂什么叫节奏。关健说，我一下就傻了。 目前，中国14岁以下的智力残疾者，大约有540万人，占残疾人总数的三分之二，这个数字超过丹麦整个国家的人口。 智力残疾儿童又称弱智儿童、精神发育迟滞。 以后很长时间，关健回到家的第一件事是戴上耳机，听听纯粹的音乐。她说两个小时，差不多两个小时，心态才能恢复正常。苦练读唇 (14) 她拒绝吃鱼，看到鱼眼，她就想那些眼白过多的孩子。 我去采访时是1987年，关健老师还坚持在干。她向我展示了她的教学成果，还是那群孩子，手拿铃鼓、沙锤、角铁，和着者师的琴声，一边演奏一边齐唱。 红太阳，从天山，高高地爬上， 风吹绿草，草儿把头点…… 确实很齐。 这是我听过的最美的歌声。 我还旁听了一堂数学课。老师在黑板上出了道题，2+3＝?孩子们小手举得像树林一样，一个胖乎乎的孩子争得了机会，他跑到黑板前，抄起粉笔，写个6。 老师说，对吗？ 同学说，不对。 老师说，那好，谁能帮他指出错误? 孩子们回答： 老师，他的6写歪了。 老师，他的6就是写歪了。 老师，你写的等号也歪了。 孩子们每回答一个问题，都要向我这边望望，清澈的眼光里流露出期待，他们希望得到肯定。一节课艰难地下来了，强烈地感觉这个老师比我的老师说的话要多得多。 我问这位老师，难吗? 她说，难，也想过不干。最难的时候，我生病了，任进医院。孩子们去看我，一见面，抱着我哭成一团。临走时，每人用纸包裹着他们的礼品，塞到我的枕头底下。拿出来看时，我又哭了，苹果咬过一口的，糖也在嘴里含过。可知道，这些IQ小于70的孩子，从自己的嘴里省下了最爱吃的零食。对他们来说，这就是智力和心灵的飞跃。 老师自豪地说，我们辛苦一下，让孩子们受到教育，他们从这里毕业后，将达到小学四年级的智力，掌握简单的劳动技能。他们可以自食其力，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 头一次见到王铮和周婷婷是在电视上，《生活空间》为他们拍了一集片子，名叫《联合舰队》。真是奇妙的组合，王铮是周婷婷的耳朵，周婷婷是王铮的眼睛，联合舰队就这样劈波斩浪地前行。 我们操作《实话实说》有个习惯，在正式录制之前，主持人不和谈话嘉宾见面，这样是为了现场的谈话有新鲜感。可那天周婷婷和王铮想见我，我去了。 周婷婷见到我说，坏了，崔叔叔嘴巴不动。 周婷婷耳朵听不到，她刻苦练就了一个本领，读唇。看你的口形知道你说的内容。我说话的时候口形变化不大。 我说这好办，我动作大点就是了，我试着说了两句，嘴形夸张地上下翻动，她们俩都笑了起来。 谈了一会儿，就到了吃饭的时间，从二楼走到一楼，策划宣明栋贴着我耳朵说，别扶。王铮不喜欢别人扶，这姑娘眼里看到的都是些色块，是些虚虚忽忽的影子，就这样，她照样敢骑着自行车在大街上闯来闯去。 我忽然明白一个道理，残疾人渴望尊重，而尊重他们最好的办法就是漠视他们的残疾。这就是为什么司德林不喜欢别人抢着他去放宫的原因。 如果有一天，我们和残疾人在街上相遇，擦肩而过，对他们肢体的残障视而不见，这就是社会文明的进步。健全人之间不就这样吗？。真情实话实说 (15) 崔永元的一本《不过如此》，出版后仅一个月竟一路畅销直达70万册，眼下又在赶紧加印。在近两年图书市场萧条的大背景下，这么高的印数，难道就真证明崔永元书写得特别特别好吗？不是。它只能反证出更多的书没有找准市场。同时，在这么高的销量背后，也不难看出读者现在究竟对什么书最翘首以盼。 《不过如此》出版之后，我除了自己非常钦佩而且极度羡慕之外，另外也和一些文人聊起过这本书，但一般对方的直接反应都相当含糊：报纸上已经看了连载，小故事、小意思、小幽默……然后你还能在他们的脸面上，阅读到几分“不过如此”的微笑。在这些略现不屑的微笑之后，我忽然豁然了，文人也有“文本位”和“书本位”，崔永元此番完全就是文字“越位”。 其实写书做文章最难的，并不是随笔就能抖出多大学问或多深的玄奥，而是怎样尽快消除“写”与“读”之间的无形隔阂，让随便谁拿起书来，马上就能和纸上的文字建立起最亲近和最从容的相互自然交流。可现在的书，有多少真正在意和讲求这种“阅读口感”了呢？我们现在进书店东翻翻西看看，老半天下不了手买一本，并不是心疼钱，而是家里已经积压了太多可读性极差的厚书，所以一逛书店先是视觉上发憷，甚至已经造成了某种阅读的心理障碍。 当然我不敢说崔永元这本书，就已经达到了最令人垂涎的“阅读口感”，但就像做《实话实说》节目一样，他起码是试图去这样做了。我也并不否认在崔永元这本书里到处都是“小故事、小意思、小幽默”，可再想一想，现在朋友的平常聊天和神侃，难道一张嘴就非得是“大故事、大意思、大幽默”吗？ 崔永元确实精明，在整本《不过如此》之中，他更多都是在讲述一些小人物、小事情。比如他写大兴安岭“老白”的质朴和豁达、吕梁山“孔祥生”的仁义和宽容，再比如他写河北“孙大嫂”在《实话实说》节目里给他造成的难堪和尴尬，并且还能从许多普通小事中反刍出这样的意味来：“最初采访时，以为最佳的效果就是对号入座，但很快就会发现，生活远比你的想像丰富，那经历传奇的程度，绝非职业作家妙笔生花所能企及的。那种慨叹，那种由尊重而生发的悲壮从此植根在你的心底，永远涂抹不掉。天生日久，造就了你一个心房的模子，不管如何污染，过一回清水，就还原了模样。淳朴的乡下人敞开胸怀帮你打了底子，让你从容面对城里的丑恶。”这就不是一般主持人甚至很多作家所能感觉和从容表达出来的了。 有人说，崔永元此番《不过如此》所以能卖得这么好，完全因为他是电视名人。不能否认，其中肯定有这个因素，但近两年名人出书一直都没断，更多的书不还是趴在书店里根本卖不动？读者现在都不傻，再不是你靠电视上的脸熟和出名，就能马上绑他们掏钱包的事儿。倒是我妻子阅读《不过如此》之后的反应比较准确：在电视上，只能看崔永元一点一点地“实话实说”，这回算是痛痛快快看了一场长篇的“实话实说”。爱情面前人人平等 (16) 这些年，随着纪实节目的成熟和谈话节目的兴起，随着电视的职业化操作和商业化倾向，从生活空间到心理空间，我们的神秘幽暗的镜头无孔不入，使本应温馨的屏幕变成无所顾忌的情感屠宰场，迫使我们听到了许多不该听到的心底流血的呻吟。 我们曾把“人文关怀”当做电视崇高的目标之一，当关怀缺乏善意时，关怀有可能变成伤害。我们不是戏剧导演，我们没有权利为有“戏”去放大本已不幸的故事、本已柔弱的情感。我不知道参与这期节目的录制，对这个家庭原有的裂缝是修复还是加大？但愿是前者，否则，我将会和我所尊敬的《实话实说》的同仁们一起变得惶惶不可终日。我们并未与同事张洁针锋相对地探讨。 我们可以先看看结果，节目播出那天，黄月一家分别在两个屋收看。王金舫说，黄月讲得好，自己有点紧张。然后就是接听亲朋好友的电话，都询问去电视台录像的情况。一家继续正常地过着平和的日子。关于黄月我想说，不是所有的研究生都注定要和博士一起过一辈子的。家庭生活这个课题不像实验室里的课题那样枯燥和高深，可研究透了也要投入一生的经历。我想给张洁朋友讲个故事，老和尚带着小和尚出行，途中遇一少女过不了河。 老和尚抱少女过了河。回到庙里，小和尚两眼失神，对老和尚说，师傅，你刚才抱了她。老和尚笑答，我都放下了，你还放不下。回头再说黄月的一点残疾，她没在意，我们没在意，只有张洁是念念不忘。很多人也在猜测王金舫是否幸福，我永远也忘不了他说的话，我以前乱花钱，现在他们帮我攒起来。我有了儿子，又有了爹妈，现在我又有家了。我们是不是无形中犯了错误，在爱情的门槛前把人分成三六九等。其实食品有好坏，衣服有贵贱，房屋有宽窄，只有爱情最公平。 无论你多么富贵或贫寒，都可以追求属于自己的那一份崇高的情感。爱情面前人人平等。如果我们心态正常，那么无论是黄月的身体残疾还是王金舫的文化水准都是婚姻调适中一方的特定情况，这和其他婚姻中某一方的嗜酒，好烟，拚命工作，酷爱收藏，非去旅游，总想更新家具一样，只是一种存在的情况，谈不上对与错，只存在着度与过。更何况，关于别人的爱情，我们自己的评价体系通常无法灵验和准确。有多少我们看上去的天作之合，实际上是貌合神离；又有多少我们看上去的同床异梦，实际上是心有灵犀。当然，我们并不认为张洁兄说的没有道理，猎奇有时是一闪念的事，收视率也会牵着我们的鼻子。警惕啊，电视人。我们的“人文关怀”不能只是冠冕堂皇的口号。 1999年初，发生了另外一件事。来自全国的90多个左撇子会聚北京参与《实话实说》录制的节目———《我的左手》。祝全华先生发言讲到自己因书写不流利给高考带来不便，我顺嘴说“考播音系呀”，现场一片哄笑。由于《实话实说》节目有很多开玩笑和调侃让创作者放松了警惕，这句十分不得体的玩笑被编进了播出版。这极大地伤害了祝先生的自尊心，他写了文章在网上、报上发表，题目是：《崔永元，别把刻薄当幽默》。崔永元因主持《实话实说》节目而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然而，观众常常可以看到崔永元经常用话语设置陷阱，故意把别人推向难堪的境地———崔永元在主持节目的时候，其幽默和调侃里面往往自觉不自觉地缺少一种善意，缺少对人的尊重。正因为这样，崔永元这个走红多年的红牌主持人很难让人们注意到他的人格力量。观众的指责 (17) 多年来，笔者几乎每个星期天的早晨都将电视频道锁定在“中央一台”。笔者忘不了那个残疾姑娘。她是硕士研究生，对生活有过美好的向往。但在婚姻面前，她不得不因自己是残疾而降低择偶标准，“屈嫁”给一个老实巴交的工人。可以说，两人在现实生活面前是因“优势互补”而走到一起，两人心灵深处的冷漠和隔阂正在彼此的宽容和理解中不断消除和淡忘。但在崔永元看似不经意布置的陷阱中，两人生活的隐私和情感的疤痕暴露无遗！ 屏幕之上，众目睽睽之下，崔永元竟然近乎残忍地问：“你是不是有点看不起你丈夫？”在他的诱导下，硕士脱口而出“是”！当谈及双方后来的接纳和好，崔永元又评判式地问：“你是不是在降低标准？”面对如此戳人伤痛的问题，除了圣贤又有谁会回答得圆满呢？当人们把目光投向其丈夫的时候，他只是难堪地笑着，痛苦地笑着。笔者难以想象这对夫妻走下屏幕后将如何“面对”，他们会不会因这次被邀请参加“实话实说”而产生新的隔膜？笔者也曾经掉进崔永元设置的陷阱里。 那种难堪，那种窘迫，并由此而带来的心灵创痛，也许一生也抹不尽，挥不去。“嗑巴”历来是被国人取笑的。笔者偶尔着急时也有“嗑巴”的时候。为了避免“嗑巴”，笔者走进（笔者是被邀请的17位左撇子之一）中央电视台《实话实说》演播厅前做了充分的心理和话语准备。节目正式录制前，崔永元说“谁说话前请举手示意我”，这样笔者心里就更踏实了。没想到正式录制时，笔者却是现场惟一没有举手而说话的人！ 崔永元突如其来的“引语”和举来的话筒，使笔者结结巴巴谈起过去因书写不流利对高考带来的不便，没想到崔永元插话取笑（也许他自认为是幽默）说：“考播音系呀！”他的话音刚落，现场发出一片笑声。当时，笔者脑海一片空白，心里本想慷慨陈词一番，嘴上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最后只好以“行了行了我不说了”作罢。笔者以为自己的“谈话”录像应该会被剪辑掉，没想到播出时这些镜头全部“展览”了出来。笔者深深地感到这是平生最难受的时刻！这以后的日子里，笔者天天被这样一些问话包围着：“你是嗑巴呀！”“你上电视怎么那么嗑巴？” 《实话实说》有一期节目叫《感受坚强》。那期节目印象很沉重，因为节目的关键人物，一个叫张穆然的少女在节目播出的头一天撒手人寰。好在那节目有赵本山、水均益、白岩松、方宏进、敬一丹等众多名人雅士支撑，然而崔永元也给观众留下了“整事儿”的嫌疑。当崔永元把话筒举到水均益面前时，水均益一时没站起来，崔永元便说：“站起来说，坐着不礼貌。”提示站起来很正常，但对水均益似乎没必要强调礼貌问题。 但崔永元偏不。这期节目播出后，笔者身边的同事都说崔永元“爱耍点小把戏整事儿”。这种结果是崔永元意想不到的，也是笔者所不希望看到的……其实，调侃与玩笑的分寸与尺度既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又是一个难以把握的问题。同样的玩笑开在这儿可以，开在那儿不行，这个人可以接受，那个人或许不能承受。那么，分寸与尺度在哪儿，很显然，在对方那里。 也就是说，无论我们的玩笑如何，对方不能接受那就是不合时宜，所以，入乡随俗其实是文明的一个至高境界。我曾经宽慰过，因为自己想通了这个道理。《实话实说》是即兴谈话，脱口而出，为了不出口伤人，我在日常状态中磨练自己，绝不讲黄色笑话，绝不开过火的玩笑，这样久而久之，才能让自己处在自然通达的状态。现在看来，我的修行水平远远没有达到理想境界。一个电视节目，有笑声意味着放松、灵动、可视性强。但比起人的尊严来，这些要素一钱不值。祝先生，对不起，请原谅。口吃患者 (18) 口吃患者 我们收到了两封口吃患者的信。 信上说：“因为口吃，我们受到无尽的歧视，我们甚至想到了死。” “下雨天，我扇自己的嘴巴。” “看到相声演员拿来我们来逗乐，我们伤心和愤怒。” 我们邀请这两位口吃的朋友来做节目，他们婉言谢绝。 后来，口吃患者郭桃和言畅来到演播室和大家一起交流。 摄像邹德隆说，真没想到有这么严重，重来我们所有人都该反思从前的做法。 言畅因为不愿面对公众，坐在了我们特为他搭制的毛玻璃房内，观众只能模糊地看到他的轮廓。 既便如此，言畅仍然难以摆脱沉重的心理负担，他口吃的程度远比我们想像的要厉害。 相比之下，郭英的表达流利多了，问她决窍，她说自己用的是发音法。我不明白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方式，但不足场谈话，自始至终，郭桃英的嘴角都微微地颤抖。显得易见的是，她在用种方式控制着自己，也就是说，我们看来平平常常的张嘴就说对他们对讲真的很难。 言畅隔着那层模糊了他面容的玻璃，费力地表述着，有时候一句话要开3次头，才能断断续续地说完。 我们和中央电视台网站联动，很多网友也在参与这场讨论。 “口吃不算病，但是要人命。” “其实口吃的人看着很老实，可他们的脑子是很聪明的。” “告诉你一招，说不出话的时候，可能拍拍耳朵。” “口吃是众多生理疾患难与共的一种，它并不能阻拦你迈向成功的脚步，也不能成为你不成功的借口。面对它，战胜它，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做完这个节目，我更知道自己一句不经意的玩笑对祝先生的伤害有多深，我真是后悔极了。 很多口吃的朋友考虑再三还是没有勇气来参加这个节目，他们写了信，希望我们在节目中表述他们的观点。一位姓王的先生提醒我们： 在同口吃患者交谈时，应该集中他们说什么而不是如何说上。请改变你说话的速度，慢此，并在每句话中设置几个暂停，请专注并放松。如果他们卡壳时，不要看别处，同时也不要死盯着他。不要打断他们的话，也不要帮助他们完成句子。诸如“慢些”，“放松”，“吸口气”之类的建议是没帮助的，反而会加重紧张导致更严重的口吃。 1978年4月1日，西方的愚人节。 中国湖北武汉，老天和朴实的胡厚培一家开了个玩笑，老胡家这天迎来了呱呱坠地的儿子胡忆舟，却被诊断为唐氏综合症，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先天愚型。舟舟的纯净 (19) 舟舟常出去走动。公交车司机、售票员、附近商场的营业员都认识舟舟。舟舟不缺吃不缺喝。吃完喝完，舟舟模仿模特走一圈猫步，逗大家一笑。 舟舟喜欢音乐团排练和演出，喜欢拿一根筷子模仿乐团指挥。 乐团里的小提琴手刁岩发现了，他想，或许音乐可以开启舟舟的智力。 刁岩开始有意培养他，很长一段时间，舟舟不回家，住在刁岩那里。 舟舟终于登台演出了，穿着燕尾服，扎着领带，神气活现他指挥专业团队演出《拉德斯基进行曲》。动作潇洒、刚劲、富有节奏，一曲完毕，场内掌声雷动。 一位到乐团访问的德国指挥家看到了这一幕，老人很激动，他把自己的指挥棒送给了舟舟。 人们陶醉在神话中，此时的胡厚培却显得异常冷静和清醒、他说，舟舟会什么指挥，那是艺术家们配合他，哄地玩。一语道破天机。 这个爱心故事被湖北电视台张以庆编导全程拍摄，纪录片《舟舟的世界》打动了无数的观众。 2000年的春节，策划海啸、虎迪决定请舟舟全家和乐团进入《实话实说》演播室，重新讲述和演绎这个动人故事。 舟舟来了，噘着嘴，因为刁岩叔叔送他的呼机在旅途中丢了。 舟舟一个劲地说，烦死了。虎迪灵机一动，这不正是接近舟舟的好机会吗？ 听了虎迪的话，我们买了一个彩色的寻呼机，买了舟舟最爱吃的鸡腿和可乐送上门去。果然，寻呼机一下响，舟舟就抱着我说，你真是好人，我喜欢你。 这一幕在节目录制结束时再次出现，舟舟抱着我说，你真是个好人。 舟舟不掺假，把我们也衬托得很纯净。实际上人们人之间交往就这么简单，都直来直去，能免去很多麻烦。舟舟的爱和僧是摆在桌面上的，不用你花心思主揣度。而我们通常的做法是弯弯绕还要留一手，一来二去，大家绞尽脑汁，头上生出不必要的条发。 春节期间，屏幕上挤满了色彩缤纷的晚会。这样一个非黄金时间播出的节目，还惹恼了一位天津的大爷。他在信上说，大过节的，播这个干啥，这不是一少部分人吗？ 大爷，您听听辜鸿铭先生的说法。中国人之所以有这种力量，这种强大的同情的力量，是因为他们完全地或几乎完全地过着一种心灵的生活。中国人的全部生活是一种情感的生活，也不是来源于你们所说的神经系统奔流的情欲那种意义上的情感，而是一种产生于我们人性的的深处——心灵的激情或人类之爱那种意义上的情感。 或许因为我从小体弱多病，理应属于弱势群体，与这群人惺惺借惺惺。在我看来，许多方面，他们其实更健全，更强壮。 人生变化无常。孱弱，通常是暂时的孱弱，健壮，大体上也是一时的健壮，所以我们大可不必为一时一事去自卑和高傲。 在我们离开世界之时，有人喜欢分一分，有逝世，去世，死了，完了之分。 而我们没离开的时候则都是一种状态，活着。民以食为天 (20) 关于吃，民间有两条标准，吃饱吃好。吃饱在前，吃好在后。 由于工作忙，我回家看母亲的时间并不多，一进门，母亲洗手入厨房，忙碌起来。端上桌，看着我狼吞虎咽，母亲躲在一边垂泪。桌上摆的菜像双簧演员唱的那样：一碟子腌白菜，一碟子腌白菜…… 我最喜欢吃的只有两样东西：白菜，粉条。 许多朋友冬天都惦记着去我家弄一顿酸菜炖粉亲。热气腾腾，锅一开，雾气直抵屋顶。东西没进嘴，还不知咸淡，气氛已经先挑起来了。 其实，就目前家里经济条件而言，弄个百鸡宴不成问题，但，属于我的餐桌为何这样清淡?母亲一语道破：这孩子的胃，是困难时期打的底。 穷有穷的吃法。 按理说，1963年，国民经济已经摆脱困境。况且，我还花去一年时间长牙，不至于食不果腹了。长大后，我站在自己的角度观察与思考，我的姐姐、哥哥经受了饥饿，在吃上是不挑不捡。尤其是大哥可怜，基本上荤腥不沾。大年三十，全家聚餐，餐桌上美味佳肴，大哥依然是一碟咸菜，半个咸鸭蛋。衬托得侄子、外甥们吃相可憎，像一群饿狼。 而我的吃高雅不起来，一是受兄长熏陶，分不清好坏，进入了吃的误区；二是想想当时情况，高雅也高雅不到哪去；第三点可能是乍富还贫时，捡好的吃，没节制，吃顶了。 天下的母亲首先觉得对不起孩子的就是吃，依次下去才穿和玩。所以母亲讲起吃来，很像《红灯记》里面的李奶奶痛说革命史。1960年，父亲在部队挣的钱不少，到了北京站，3个孩子看见卖鸡蛋的挪不动脚(那时没我)，父亲掏出一张大票去买鸡蛋，却被告知要排队，而且每人只卖一个。于是父亲就一次次排队，第一个孩子吃时，第二、第三个孩子看，第二个孩子吃时，第一个孩子已经吃完，连同第三个孩子接着看，父亲排得大汗淋漓，让每个孩子都吃了两回鸡蛋，而父亲、母亲却没舍得吃一口。 我开始对吃有印象是在1970年。林彪说要打仗，必须疏散，一声令下，我们被车拉到燕山脚下一个三面环山的村子里，和朴实的农民成了邻居。 他家的吃，让我着了魔。树上开的花可以吃，叫槐花；嫩树权也可以吃，叫香椿；面条是灰色的——杂面；米是红色的——高粱。加上红薯、南瓜，桌上一摆，五颜六色，正合饮食的色香味。 我这才发现，原来自家的饮食如此单调，忿然罢吃。急得母亲捧看雪白的洼面去邻居家讨换乌突突的杂面。几顿下来，我明白了一个便道理，吃起来容易拉下来难。 难吃归难吃，关键还是怎么吃。比如防空演习的时候，一伙孩子钻进地窖里，脚下磕磕绊绊的，摸起采像是吃食，塞到嘴里，有时是白薯，有时是萝卜。 房东大娘的那点宝贝让我们啃得七零八落，大妨还缺着牙慈祥地笑，每到傍晚，大娘家是一天中的正餐，总是听她高声训斥憨厚壮实的女婿：“吃菜，就知道吃菜!弄点白菜心都让你王八蛋吃了，看看，吃一口馍，就两口 菜，王八羔子!” 农村里，1970年，菜以稀为贵。 那女婿吃起来嘴很大，吃法是往里面划拉。骂声不绝于耳，他像没听见，抽空还冲我咧嘴笑。 疏散了几个月，就记了个吃。 那时我还小，整日无事，常被部队炊事班的叔叔招呼去玩。吃在军营 (21) 炊事班出了两个神人，一个有用少量鸡蛋做大锅蛋汤的绝技，看着蛋花满眼都是，想盛起来却没那么容易。于是下令在全团推广。另一个战士的绝技有点像现在的气功，简称“一刀死”，猪被捆好后一刀下去，喊都不喊，顿时毙命。表演那天，蛋花汤一举成功。 杀猪的战士上场了，先敬个军礼，回头逼到猪的近处。眨眼间，手起刀落，那猪高唱一嗓挣脱绳子，拖着刀飞也似地跑了，战士怔在那儿，一动不动。一彪人马追在猪的后面，猪跑个马拉松，累死了。 几个月后，搬回城里，炊事班的锅里也渐渐丰盛起来。周日是两顿饭，下午一最好，掀开锅盖，满眼是肉，那锅的直径超过一米，铲子被换成了铁锹。炊事班；小白话不多，用自己喜欢的方式喜欢我，发我两根筷子，把我抱到锅台上蹲下，他” 转身去忙活别的事，小小的我在沸腾的大锅边探着身子寻大块的瘦肉。 第二次就被母亲发现了，她尖叫一亲于是规定。以后不许独上锅台，大锅饭，就要大家一起吃。 开饭时，我抱着碗，站在队尾，先是连、排长总结和布置任务，然后唱歌：“日落西山红霞飞，战士打靶把营归…… 一二三四”最后是连长一声急促果断的号令：“开饭”。战士们呼地一声把饭桶围 个水泄不通。我挤近包子桶，包子已经没了，转身冲向馒头桶，徘长叫住了我，只见他两根筷子，每根串着四个大包子。边吃边传授抢饭的经验，不用看，只管使劲戮。 盛汤的口诀是：溜边沉底。为的是那点干货。 战士们吃饭突出一个快字刻钟，人去盆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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