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教父-亚洲教父-4

“鬼佬王国”(2)者。这些钱都没有收回来。百富勤公司未能履行合约，所以于1998年1月关闭了公司。李嘉诚并没有打开他的钱袋拯救百富勤公司，但对于一个值得信赖的副手，他显示了标志性的忠诚。尽管有许多关于百富勤公司倒闭的负面舆论，尽管法庭禁止杜辉廉再管理公司，李嘉诚还是聘请他为香港和记有限公司的顾问，按时给他发工资。杜辉廉在此处待了下来，躲在香港和记有限公司大楼的顶层，办公室里到处都是20世纪60年代他年轻时当F3方程式赛车手的图片。当时的一场车祸让他在医院里待了四个月，结束了他职业赛车手的生涯。亚洲著名的股票战略家克里斯多夫·伍德是在百富勤公司做分析员起家的，他评论杜辉廉的一生说:“他不懂得如何拐弯。”李嘉诚圈内的另外一个早期鬼佬是阿伦·约翰森·希尔。他是20世纪70年代后期李嘉诚的“总助理”。阿伦·约翰森·希尔原先是吉姆·史莱特的史莱特渥克证券的管理人员。20世纪70年代早期，史莱特渥克证券在亚洲开始了一系列的收购狂欢，包括收购新加坡大亨胡文虎创建的虎豹集团。但是积极进取的史莱特渥克证券却破产了，随后新加坡政府对它展开了调查。调查的很多内容都聚集到了斯派德证券，发现斯派德证券的股东都是虎豹集团的资深高级管理人员(阿伦·约翰森·希尔也是其中一员)，还发现斯派德证券公司是为了收购虎豹集团和其他公司而建立的，一切都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虎豹集团的一位经理理查德·塔林，1979年10月在新加坡被判入狱。但很多经理没有受到控告，阿伦·约翰森·希尔便是其中一个。但是，人们还是怀疑他违法操作。香港首个内幕交易法庭指控为李嘉诚工作的他，在大亨宣布收购公司控股权之前不久，大量买入了和记的股票 17万股。阿伦·约翰森·希尔说，他是在李嘉诚告诉他收购消息前几小时买入了这些股票。他向法庭提供了书面陈述，但是并没有接受法庭的盘问。法庭决定撤销他的案子时，他已回到了欧洲，在法国买了一个葡萄园。香港人取笑说他葡萄园的产品是长江酒庄。李嘉诚聘请英国人乔治·马格努斯后，他与虎豹集团的联系得以继续。马格努斯在政府对虎豹集团展开刑事调查后被聘为经理，管理新加坡的虎豹集团。虎豹集团公司购买了李嘉诚香港长江实业集团20%的股份作为投资，如果这些股份落入别有用心的人手里，李嘉诚的公司将成为被其他人接管的对象。1978年，乔治·马格努斯辞去虎豹集团总经理一职几个星期后，有人宣布那20%的长江实业集团的股份已卖给了李嘉诚。马格努斯后来又出任长江实业集团的执行董事，再后来升至副主席，同时还是李嘉诚几家公司的董事。他跟随李嘉诚25年，后来退休去了离温哥华不远的海岛，但他依然是长江实业集团的非执行董事。1986年，李嘉诚、乔治·马格努斯和长江实业集团的其他董事被香港第二内幕交易法庭指控“涉嫌参与非法的内部交易”。这项罪名涉及李嘉诚旗下的国际城市控股有限公司的股份交易，但他们只受到了象征性的处罚，因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前，此类交易在香港并不构成犯罪。1984年，李嘉诚聘请了前香港怡和集团的经理西蒙·莫瑞出任香港和记有限公司的总经理。莫瑞有自己的贸易公司，在香港的生意场上极受欢迎和尊重。一些评论家认为聘请西蒙·莫瑞出任总经理说明了鬼佬们还有其他用途。李嘉诚最近强制性地要求香港和记有限公司的董事会支付2 56亿美元的特别红利，红利的大部分进入了长江实业集团，因为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早期的房地产大崩溃的香港长江实业集团资金严重短缺。和记有限公司支付了这笔红利，尽管之前其总经理曾公开承诺和记有限公司不会成为现金提款机。此时，李嘉诚又被怀疑内部买卖国际城市控股有限公司的股票。在这种情况下，莫瑞承诺保护和记有限公司“鬼佬王国”(3)小股东的利益。他继续管理着和记有限公司，直到1993年，由于一系列的分歧从经营策略到有关香港未来的政治观点莫瑞离职了。李嘉诚一如往常，小心翼翼地确保与莫瑞的分离不会使双方太失望、太难堪。李嘉诚让莫瑞继续留在香港和记有限公司和长江实业集团的董事会里，并支持他创建私人证券公司。1984年那次特别分红事件后，香港和记黄埔有限公司3位经理被辞退了，但李嘉诚以同样的风格，支付了他们近300万美元，这在那时可是一笔不菲的金额。他们虽对李嘉诚的行为不快，但还是平静地离开了。李嘉诚的事业飞速发展，更多外国人受聘从事高精专的任务。现在，两位英国人分别管理着他的港口和零售事务。一位加拿大人在香港和记有限公司任财政总监。不管鬼佬们做什么，李嘉诚对他们的使用是其他大亨所无法相比的。李嘉诚真正体现了世界性教父的风范。他自学而成的英语口语虽然不是很流利，但已经足够使他充分地和自己的鬼佬副手进行交流。然而，李嘉诚从来不在股东大会上说英语，也从不在记者围着他的特殊情形下说英语。在那些时候，他的身份完全是一个广东人(虽然，他明显地带有潮州地方的口音)。由于他与殖民地的大企业较量过并打败过他们，香港媒体30多年来一直将他捧为社会名流，并称他为“李超人”。因此，李嘉诚也会腾出时间来接受那些他喜欢的广东记者的采访。而那些对他没有表示足够尊重的外国和英文媒体，很少有机会接近他。如果说郭鹤年是一个善于融入周围地区不同精英文化的能人，那么李嘉诚就是一个善于用人的领导者。他在使用鬼佬方面有着杰出的才能。不管是从香港的殖民政府那儿获得特许，还是处理和香港汇丰银行之间重要的关系(见第五章)，也不管是招募一名无道德的“走狗”，还是雇佣一名具有专业技术的人才，李嘉诚没有明显的种族上的偏见。殖民地的种族偏见历史和中国例外论在该地区造就了各种各样的种族恐惧症，因此李嘉诚的做法并不常见。正如彭定康香港的最后一位总督所评论的:“他不会让那些有利于英国商行的优势搞得自己很痛苦。”李嘉诚只注意长远利益，注意什么能使他成为最终的成功者。彭定康又补充说:“他是我所见过的那类非常少见的、具有特殊才能的企业家。”但是为什么要现代化呢？(1)据分析，李嘉诚在用人、处理人际关系方面的技巧对他的事业很有帮助，这使他成为最富有的教父。李嘉诚的帝国里有许多来自跨国公司的管理人员，而其他教父只是聘请一个鬼佬装装公司的门面，几乎是在种族上提醒人们谁是真正的主人(在香港，有一个被某地区的大家族所雇佣的孤独的鬼佬，他只有部分时间有正经事干，所以有时间每日去写有关他活动的博客)。然而，我们不可以忘记垄断和卡特尔在为教父们创造财富方面所起的作用。在香港，一些投资银行推测，如果把当地土地政策和房地产卡特尔的另外两个受益者恒基地产的李兆基和新鸿基地产的郭氏家族的资产统计一下，有可能发现他们至少与李嘉诚一样富有。即使不比他富有，大家也都知道他们三家的净资产相差无几，当然这并没有考虑李兆基和郭氏家族只是把他们的大部分利润再次被动投资，常常是投资海外。尽管李嘉诚竭尽所能聘请各国人才，努力打造国际集团公司，但那些依然在非自由市场牟利的人几乎和他一样富有。总的来说，教父对人力资源管理的企业科学贡献极少。他们高额聘请“奴隶头目”和鬼佬随从，因为这些人曾经从事过全球贸易管理。但是在他们无计划扩张的庞大企业公司里，大部分职员只不过是拿着低廉工资的炮灰而已，因为东南亚长期压制工会活动，而且大企业需要时，还从国外进口更加廉价的劳动力，如新加坡从印度尼西亚进口廉价劳动力，香港从中国大陆进口廉价劳动力，等等。教父的企业从事的是获取垄断权，然后降低成本，而不是雇佣最好的人，以便在自由市场上接受挑战。与跨国公司相比，他们的管理系统相对较少、较神秘。最重要的是大老板的意愿。每一个大亨企业的中心是众多的秘书、一个“奴隶头目”和一批紧张的行政人员，等待着无法预测的人物发出下一个指示。【注释】非正式采访，于2005年3月7日。里卡多·曼纳帕特:《有的人就是精明》(1991)，第83页。实际上，长江集团中心大部分股权属于和记电讯国际公司，长江集团从没为冠名权付过费，和记电讯国际公司的股东应该对此感到不满。这也很好地展示了教父们是如何管理他们的帝国的。这段依据的是大量的非正式采访。作者采访，于2004年2月21日。非正式采访，于2004年2月29日。非正式采访，于2004年2月13日。作者采访，于2005年3月7日。作者采访，于2004年3月9日。作者采访，于2005年2月8日。作者采访，于2005年2月8日。作者采访，于2003年3月15日。非正式采访，于2005年3月14日。见《远东经济评论》，1991年10月10日。对杜辉廉公平一点说，汇丰银行与佳宁业务往来的主要银行之一那时给市场的信息是：陈国安的生意很好。那时汇丰银行由沈弼管理,他将是下一章的主角。非正式采访，于2004年3月3日和2005年3月14日。作者采访，于2005年3月15日。提起这件事，杜辉廉含含糊糊说了些法律审判和迫害前花旗集团董事长桑迪·韦尔之类的事。他还说与香港政府的“七年”官司使他身无分文。采访就这样结束了。汉妮·桑德尔:《侨民大飞跃》，载《远东经济评论》，1996年5月9日。伍德先生常讲的话。这很容易发生。怡和洋行曾考虑购买股票，但亨利·盖西克认为李嘉诚作为商人缺乏一种持久的力量。他错得多离谱！法庭的发现，见。前面提到过，和记电讯国际公司的红利只付给优先股，所以许多小股民都没有红利。约翰·理查森和记电讯国际公司首席执行官有一次在董事会上清楚地表达了他对但是为什么要现代化呢？(2)红利的愤怒，但从没公开过。聘请莫瑞之前，李嘉诚一直想请杜辉廉管理和记电讯国际公司。那会是多糟的主意。作者采访，于2005年12月20日。海姆洛克的日记:m/hkhemlock/ml。第五章如何成为教父之四：银行、贪婪的银行以及资本市场的乐趣我认为，对我们的自由而言，银行业机构比现役部队更加危险。托马斯·杰斐逊，1802年致美国财政部长的一封信除了拥有寡头垄断下的许可证与特许经营权之外，东南亚教父还需要另一个必备条件:获得资本的机会。在后殖民时代，由于三个发展，当地企业家获得“资本”第一次变得容易了。第一个发展，是当时银行在贷款做法上的变化；第二个发展，是与权贵有关系的大亨们被准许开设自己的银行，这种银行成了典型的贪婪的私人银行，虽然在这种银行里存的是他人的金钱；第三个发展，是该地区资本市场的发展壮大。序除了拥有寡头垄断下的许可证与特许经营权之外，东南亚教父还需要另一个必备条件:获得资本的机会。在后殖民时代，由于三个发展，当地企业家获得“资本”第一次变得容易了。第一个发展，是当时银行在贷款做法上的变化；第二个发展，是与权贵有关系的大亨们被准许开设自己的银行，这种银行成了典型的贪婪的私人银行，虽然在这种银行里存的是他人的金钱；第三个发展，是该地区资本市场的发展壮大。在殖民统治下，最束缚当地商人的事情之一是取得合理利率的贷款。欧美银行对贷款给亚洲商业界没有多大兴趣，因为他们更喜欢给有信用证和其他证明的国际贸易公司提供资金，而当他们真的贷款给当地人时，贪婪的买办就要求获得回扣。当时在这个地区，已经有了几家华人和泰国人开办的银行，但他们在贷款时极其保守。因而，很多当地商人只能转而向传统的放高利贷的印度放债人借款。然而，从20世纪50年代起，两家更具进取心与创业才能的亚洲银行开始改变这种格局。这两家银行就是总部设在泰国的盘谷银行与总部设在香港的汇丰银行。汇丰银行的由来 (1)这个领域的开路先锋是陈弼臣掌管的盘谷银行。陈弼臣的父亲是潮州人，母亲是泰国人。他本人谙于商道，在战争时期还进行过黑市交易。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陈弼臣被招入盘谷银行。盘谷银行是在泰国皇室支持下建立起来的，但因经营不善濒临倒闭。起初，他在那里当买办，后来当了总经理。在接下来的几年里，陈弼臣在战后的泰国建立了与政治密切联系的商贸公司，而盘谷银行是最核心的。1947年军事政变之后，他增选了陆军元帅屏·春哈旺、警察总长炮·是耶暖等领导人家族为其公司的股东和董事，并重组了盘谷银行，使政府成了银行最大的股东。作为回报，政府向盘谷银行注入了大量的国家资本，授予他黄金和外汇交易的权力几乎是垄断权，让他承担所有华裔工人的汇款业务，并且还保护他免于竞争，使他拥有庞大的客户基础。像所有最成功的教父一样，陈弼臣超越了华人群体的区域观念，吸纳泰国国立法政大学优秀的华裔泰国大学生(纯泰国人更喜欢在国家行政机关里工作)，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是海南人布恩洙·鲁昂基特。他在1957年陆军元帅沙立·他那叻发动政变之后，救了陈弼臣的命。陈弼臣马上聘请沙立为顾问，并且指定他的内务部长、陆军元帅巴普·乍鲁沙天为盘谷银行的主席，但是他与被驱逐的屏·春哈旺和炮·是耶暖的关系使他深感不安，只好离开盘谷银行，流亡香港，直到1963年沙立去世才回去。在陈弼臣流亡期间，布恩洙在精心挑选的管理干部的支持下，经营着盘谷银行。有一个事实很好地说明了这些管理人员如何有效地操纵了商界和政界：1980年，盘谷银行董事会出了三个泰国副总理和两个泰国议会议长。但是这些管理人员也是有商业冒险精神的商人，他们在泰国引入了长期储蓄和农村信用贷款。陈弼臣创建了东南亚最大的、并且是完全赢利的银行。1973年的国际货币基金报告说，盘谷银行的特权地位使它的资本收益率达到了100％(该消息由陈弼臣的副手提供) 。但是无可争议的是，盘谷银行里越来越多的存款在泰国是不能以最佳利率贷出去的。陈弼臣彻底变革东南亚银行业的地方是：他亲自往返穿梭于香港、新加坡、吉隆坡和雅加达之间，考察、吸引公认的新一代后殖民地大亨。有位亿万富翁回忆道:20世纪50年代末期，他获得了一份进口替代交易的许可证，急需资金，到处筹款。后来听到有关陈弼臣的事，他决定去拜访他。但陈弼臣却答复没必要他来见客户。“对东南亚的中国商人而言，陈弼臣是个重要人物，”那位大亨如是说，“他打破了当时高度保守、高度殖民主义化的银行系统” 。陈弼臣给予香港地区以外的重要大亨资金上的支持马来西亚的郭鹤年、印度尼西亚的林绍良、泰国的谢国民家族，也支持着新加坡和香港的其他玩家。20世纪70年代中期，他的2/5的银行收入来自超过12个泰国境外的分行。大亨们对陈弼臣的印象很好:“他绝对是个有魅力的人大概有六个情妇。” 陈弼臣旅居香港时熟悉他的一位亿万富翁怀旧地回忆道。另外一位则称他是“厚实的花岗岩” 。陈弼臣也是一个典型的非道德的大亨。通过向瘾君子炮·是耶暖以及其他涉足毒品交易的政客提供资金，他与泰国海洛因交易有密切的联系；据他的一位朋友透露，他的私人投资里还包含了相当一部分的妓院经营。大亨们都是赚钱机器，因此没有人会对陈弼臣作出评价。然而，从20世纪80年代早期起，他的星光以及盘谷银行的星光，开始黯淡。陈弼臣在1988年去世前一直受着病痛的折磨，沉迷于酒色(尤其是白兰地酒)使得他的病情不断恶化；与此同时，只给华裔未来大亨提供资金的他没能把盘谷银行建设成一个有国际竞争力的银行。虽然他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所做的已经是具有革命意义的了，但这一切还不足以使盘谷银行一直保持上升趋势。陈弼汇丰银行的由来 (2)臣对于所有华人来说已经具备了一个银行家所应有的世界主义的意识，但还不足以去创造一个真正亚洲的乃至国际性的银行。而他去世后，盘谷银行的管理权落到了他的孩子而不是他所培养的管理者手上。陈弼臣，一位出色的社会变色龙，离开了这个世界。他的民族同化和“泰国性”表现在他要以泰国方式进行火葬(中国传统是土葬)，由国王亲自点燃柴堆。而在他的鼎盛时期，他作出的承诺远不止这些。汇丰银行的由来深化金融改革的重任落在了殖民公司身上。1949年，随着中国共产党的胜利，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放弃了其在上海的核心经营，退到了香港。香港人所称的香港银行（即汇丰银行）向许多到香港重新开始经济事业的上海制造商提供了资金。但是，从本质上说，它仍然是殖民银行。直到20世纪60年代，银行还在雇佣能够为当地商人的借款提供担保的买办。管理业务的几百位外国经理几乎从不会见华人企业家，也不直接对他们的信誉度进行评估。这些外国经理只处理其他移居国外的居民的金融事务。但是，与家族控制的英国商行不同，香港汇丰银行的所有权很分散它只允许每人至多拥有1%的股份，还有它的管理者可以一直升到最高职位。可能就是这点，促使战后主要管理者对新一代越来越显示出富有的华裔大亨产生了进一步的兴趣，并且支持他们接管已经削弱的殖民公司。一旦人们清楚地认识到当地教父作为香港最大的商人是汇丰银行发展的关键人物，种族偏见就消失了。20世纪90年代的香港政府的中央政策组的领导人顾汝德写道:“它(汇丰银行)负责将英国公司有序地、高利润地转换成了中国公司。” 但这并不意味着汇丰银行是一个完全自由市场主义者。它与殖民政府的关系是首屈一指的，这使得它处于唯一的特权地位。20世纪90年代中期，香港建立了香港金融管理局，但在这之前汇丰银行一直是事实上的中央银行 :发行货币、扮演着票据交易所的角色、无息使用银行系统中的盈余资金、替政府理财、了解其他银行的事务。自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1978年，汇丰银行一直享有延期偿付权；20世纪90年代前一直受到利率卡特尔的保护；而且1965年在政府支持下，汇丰银行接管了当地一家银行恒生银行。这样汇丰银行的存款金额大约占了香港存款的50%。汇丰银行的突出成就甚至比陈弼臣在泰国的盘谷银行还要大，像陈弼臣的盘谷银行一样，汇丰银行也把它自己的资本投资于它客户的企业或公司，还把大量的存款贷给客户。通过这种方式汇丰银行成了香港大亨的支柱。香港战后的两个主要的大亨，一个是逝于1991年的包玉刚，另一个是李嘉诚，他们都是通过汇丰银行一下子从普通大亨变成了有杰出成就的大亨。汇丰银行与包玉刚的事情是这样的:汇丰银行决定与包玉刚一起投资航运，向他提供资金，从而使他成为世界领先的私人船只的拥有者。包玉刚来自内地富有的家庭，1949年和家人来到香港之前，已在制造业、保险业和银行业有了相当多的经验。包氏家族成功地带出了好大一部分家产去香港。20世纪50年代早期，也就是在1955年他买第一艘货船之前，包玉刚仰仗朝鲜战争，在殖民地的香港建立了进出口公司，做得十分成功。1955年进入航运业后，他渐渐体会到这是一项极好的投资项目。那时，日本政府为了扶植造船业，向外国人出售为期约8年、利率固定的出口信用证书，也就是贷款，共占造船成本的80%。同时，战后经济繁荣的景象意味着日本的大型贸易公司综合商社，愿意签署长期包租合同，一般都是长达10年以上的合同，以获得雇佣廉价外国船员的外资船只。最主要的是，有可能让与贸易公司有业务关系的银行出具租赁者业绩的保证函，使租赁更加可靠。当这些东西都凑齐后，它们就构成了一桩大买卖。包玉刚能在日本造汇丰银行的由来 (3)船，用日本政府的钱来付大部分的费用，然后把它们长期出租给那些租金受日本银行保证的公司。租赁结束后，船就完全属于他了。正如他的奥地利大女婿、本格森环球航运的董事长苏海文所说:“只有银行家的脑子才能看见利用政府的慷慨的机会。”包玉刚的问题是他没有银行。他有能力支付新船20%的首付款，但是为了充分利用这次机会得到真正的好处，他需要更多的钱。汇丰银行决定支持他，这是至关重要的。在随后的年月里成为银行主席的杰克·桑德斯和盖·塞尔促成了这笔交易，因为他们在银行贸易财务部门工作时就对他有所了解。对移居国外的经理来说，直接与华商打交道是很不正常的。“他们仍然歧视有色人种。”苏海文说。但是，包玉刚自学英语、有银行工作经历并且还很富有，这就完全不同了。而在日本投资从来就不会亏损。汇丰银行继续向包玉刚提供资金，购置船只，后来又与包玉刚平等投资创办了三个合资航运投资公司。到1979年，包玉刚拥有了202只总载重量超过2000万吨船只的船队。这是世界上最大的船队，远远超过了希腊奥纳西斯和尼阿科斯船队的总和。汇丰银行从与包玉刚愉快的合作中得到了相当大的利益。1971年，包玉刚成了汇丰银行的第一位华人董事，后来又成了汇丰银行的副主席。他的职位标志着一种新的趋势的开始将会有更多的上升中的华人大亨加入汇丰银行董事会。正是在汇丰银行的帮助下，包玉刚成功地侵入了其他一些英国人控制的生意，这确实动摇了香港有关机构的根基。20世纪70年代后期，包玉刚卖掉了大部分船队，为以后其他各种投资积累了大量的资金。包玉刚投资香港怡和集团旗下的香港九龙码头货仓有限公司且逐年扩大投资。1980年，香港怡和集团决定甩掉包玉刚，因此开出了收购香港九龙码头货仓有限公司的价格，包玉刚听取了投资银行部门瓦德雷的建议，从汇丰银行贷款，以超过香港怡和集团的出价收购了香港九龙码头货仓有限公司。几年前，华商根本不可能从香港怡和集团那里拿走任何东西。但是在汇丰银行的帮助下，包玉刚做到了。证券交易所同意包玉刚无须为他还没有拥有的香港九龙码头货仓有限公司的股份作出一般报价，这表明他已经成为真正的圈内人士了。1985年，他又控制了另一家英国商行会德丰洋行。曾经不可一世的香港怡和集团被汇丰银行和华商的联盟吓坏了，20世纪80年代，他们花了许多时间进行昂贵的改革重组，以防止他们的利益受到进一步威胁。那些所谓的高贵的商行应该感到恐惧，因为汇丰银行进入了最积极进取的发展阶段。20世纪70年代中期，汇丰银行用自己的资金加盟包玉刚的航运事务，对包玉刚的船行生意来说这笔资金起了非常大的作用。同时汇丰银行还拥有太古集团旗下的国泰航空1/4的股份，以及另一个陷入困境的英国商行和记黄埔1/5的股份。银行在处理这一最后投资项目时与教父建立了超过包玉刚的重要关系。这件事情发生在最浮夸、最具争议的沈弼任汇丰银行主席(1977 1986年)期间。沈弼比前任领导人具有更多的处理交易和决策的经历。按照汇丰银行的标准，他是个华而不实的人，而且许多人说，他是一个贪婪无比的家伙。他给汇丰银行留下了看得见的印记他请诺曼·福斯特设计，不惜一切代价建造了汇丰银行现在的总部，其造价比旁边的中式建筑的银行多出了四倍，虽然面积没它大。沈弼还很奢华地装修了银行为其提供的住处，香港山顶别墅“天比高”。出于战略性的考虑，他开始实施让汇丰银行全球化的计划。1980年他成功收购了纽约州北部地区的海丰银行，还收购了两家英国商业银行。他还试图收购苏格兰的英国皇家银行，但是没有成功。但是香港人记住他是因为他和李嘉诚的关系。当沈弼在没有竞标的情况下，直接把和记黄埔的控股权卖汇丰银行的由来 (4)给李嘉诚的时候，他认准了李嘉诚将要取代包玉刚，成为首席教父。20世纪70年代初，汇丰银行对和记集团及其以前的子公司香港黄埔船坞公司进行救市，因而取得了和记集团的控股权。与25年以后的百利集团一样，和记集团在印度尼西亚从事高风险的租赁业务，因经营不善而垮掉了。汇丰银行向更名后的香港和记黄埔有限公司提供资金，取得了22%的股份，任命澳大利亚人比尔·韦利为经理，希望他能使公司恢复往日的辉煌。沈弼任汇丰银行主席两年后，他决定卖掉这个已经复苏的公司。但他没有向有明确购买意图者怡和集团、太古集团或者当时的船运大亨包玉刚推销这家公司:前两者是两家最具影响力的英国商行，包玉刚则是汇丰银行的华人大亨合作伙伴。相反，他以非常慷慨的价格把香港和记黄埔有限公司卖给了李嘉诚。比尔·韦利估计，6 39亿港元的成交价还不到组成和记黄埔地产集团所有公司净资产的一半，还说他列出了会出更高价格的购买者。20多年后，韦利回想起说:“对李嘉诚来说，这不愧是一笔漂亮的买卖。这家公司的折卖价值比他出的价多出两倍以上。”此外，李嘉诚还获得了延期付款的特权，进一步降低了实际价格。无招标的低价销售引发了许多问题。但是从战略水平上来讲，把和记黄埔地产集团卖给李嘉诚的决定并不是没有道理的。1979年，成功收购和记黄埔地产集团后，李嘉诚的长江实业集团已经是仅次于怡和集团的香港第二大房地产公司。此后，和记黄埔地产集团原有的资产确保了李嘉诚迅速上升为首席教父。他拥有了集装箱货港卡特尔的领导地位和香港岛上价值不菲的土地，百佳和屈臣氏使他在双头卖主垄断零售行业里的超市和药店也有一席之地(另一个是怡和集团)。简而言之，李嘉诚加入了香港经济那种舒适的殖民商业群体。他早已与汇丰银行有业务往来，但是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他依然按他们的方式行事。“李嘉诚对汇丰银行的支持，是把他所有的商业事务都通过汇丰银行来进行。”李嘉诚的一位高级管理人员说。随着汇丰银行不断加快吸收华人非执行长官的步伐，李嘉诚是继包玉刚之后又一位汇丰银行的非执行副主席。这向其他的教父传递出一个信息：银行也愿意为他们提供资金。沈弼和其他重要玩家的关系也十分密切，比如新世界集团的郑裕彤。除了怡和集团的凯撒克家族，人人都很高兴。汇丰银行巩固了其在东南亚金融中心所占据的资金提供者的主宰地位；华人大亨们被允许充分发挥他们的潜能，强行进入殖民者的垄断行业；而当地经济最根本的卡特尔结构仍然保持完整。1986年沈弼退休时，李嘉诚借此将一个约1米高的新汇丰银行总部的纯金复制品作为告别礼物送给了他，以表示他们之间的亲密关系。在希尔顿酒店就餐的贵客对李嘉诚如此高调地表示感情惊奇不已。其中一位在场的客人开玩笑地说，雕像肯定会在沈弼的英国庄园里“熔化”掉。充当新大亨的后台老板确保了汇丰银行在战后香港的重要地位。所有的大富翁，甚至像霍英东那样与中国共产党有联系，在理论上结束了与英国机构的联系的亿万富翁，都与香港人简单地称为“银行”的汇丰银行有着主要的业务联系。当然，有了挑选胜利者的能力也并不能保证不犯错误、不干傻事。在沈弼任职期间，有位骗术高超的骗子居然骗了汇丰银行的主席。他就是在马来西亚出生、在新加坡破产的陈松青。陈松青于1972年抵达香港，而且在签证过期之后，又逗留了11年之久。凭着借来的钱，以及一些贿赂和厚颜无耻的行径，他创立了20世纪80年代早期香港“最热”的投资公司佳宁集团。陈松青的运作方式反映在用昂贵的艺术品和厚实的东方地毯充塞的一个饰以镶板的办公室上。他雇佣了一批鬼佬帮助他照看公司，这使他更像教父。他最大的财政来源是马来西亚政府的土著银行在香港的子公汇丰银行的由来 (5)司。而陈松青在当地的重要靠山，是他称为“迈克伯父”的人。沈弼完完全全被陈松青骗了。他请他到香港赛马场的私人包厢，并把香港的主要商人介绍给他。汇丰银行向陈松青提供了大量的贷款沈弼在回答媒体提问时，宣称总数不到2亿美元。同样重要的是，沈弼和汇丰银行对陈松青的认可促使许多欧美银行也去支持他。佳宁集团在香港房地产市场下跌之中崩溃，负有13亿美元的债务，是香港有史以来最大的破产事件。该事件既直接又间接地有力证明了汇丰银行在香港分配资本的权力有多大。1986年沈弼退休成为一名英国贵族，回到了罕布什尔庄园，丝毫没有被陈松青破产刑事调查所困扰。但是，银行的一名高级官员承认，“他管事期间”，银行的名誉遭受了一定损失。沈弼与陈松青及澳大利亚人艾伦·邦德(另一位后来进了监狱的准亚洲教父)的亲密关系以及他对商务礼物的胃口使他的部分伙伴深感不安。“他收集滑稽有趣的手表。人们时不时送他手表。”这位同事回忆道，暗指沈弼庞大的钟表收集量。2001年，沈弼在拍卖会上以仅仅超过1300万美元卖掉了他所收集的手表，又开始喋喋不休地说起了手表。不管他的个人弱点有多大，不管他为什么不招标就把香港和记黄埔有限公司卖给了李嘉诚，反正沈弼结束了始于汇丰银行支持包玉刚的香港经济的转变。自此以后，两家幸存的洋行太古集团以及大不如从前的香港怡和集团，会与一群华人大亨共享香港的经济权力。这是由香港资金分配最高仲裁人汇丰银行的决定所导致的。总是说“是”的银行(1)新加坡与香港的经历有些相似，资金的使用权限基本上取决于四家大银行。不同的是在四大银行的背后只有一个李氏家族，直接和间接地控制着这些银行。政府在1973年停止发行全权的银行执照，限制外国银行的业务，而且要求地方性银行在推出新产品和接管时，提出申请。最大的地方性银行是国有的新加坡发展银行（ＤＢＳ）。其他主要银行，如华侨银行（ＯＣＢＣ）和大华银行（ＵＯＢ，于2002年接管了第三大私人银行，海外联合银行)，由英国化的家庭经营，他们有着相似精英背景，且与李光耀有着深厚的友谊。结果是新加坡的非银行业的教父，强烈地意识到（虽然谈不上感激）如果要使贷款畅通无阻，就必须与李氏家族站在同一条线上。例如，当黄廷芳家被邀请参加由李氏家族组织的聚会时，父亲、在新加坡的儿子黄志达和在香港的儿子黄志祥，会放下手头的一切，一道前来参加。李光耀非常懂得独立后控制新加坡财权与政治权力的重要性。在这个地区的其他地方，为资金使用权的斗争各有不同。与香港要求抵押给权威性的第三方的银行机构不同，也与新加坡统治者支配下的银行体系不同，主要大亨劝说他们的政治庇护者，让他们自己开银行。这必将导致财政危机。但是，政府还是签字了。部分原因是长期以来国家银行业绩极差，似乎总是腐败的受害者。政策制定者认为教父银行会比普遍存在的私人银行好，这真是很奇怪的想法。当然，银行许可证的分配是该地区最丰厚的贿赂的来源。菲律宾是第一个在银行管理上出问题的国家。菲律宾大亨第一次有意识地滥用银行体制是在美国统治时期。1898年，美国赢得了西班牙与美国的战争，多少有点意外地当上了殖民者。他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把相当多的权力移交给了当地的精英。从1916年起，菲律宾人控制了众议院和参议院，管理着许多国家事务，美国总督只对其进行有限的监督。与此同时，美国建立了资金雄厚的菲律宾国家银行（ＰＮＢ），支持菲律宾的现代化发展。这个银行拥有政府存款，发行纸币，还进行外汇交易。不幸的是，移交的政治权力和资金雄厚的大银行的结合被证明是个糟糕的结合，因为菲律宾虚弱的官僚体系无法约束商人出身的政客。一开始，菲律宾国家银行的贷款业务就带有政治倾向，贷款被有政治庇护的农业家族所获得。银行的董事和他们的合伙人，也在最大的贷款者之列。当政府存款和放在纽约的外汇被借光时，准中央银行的菲律宾国家银行印制了更多的钱，提供了更多的贷款。1921年，权力下放5年后，当地的大亨不仅减少了菲律宾国家银行的财产，使它濒临破产，而且还逐渐损害了菲律宾的货币，使中央政府处于破产的边缘。这只是一个开始一个由大亨引发的惊人开端，是1946年菲律宾独立后一些事情要发生的预兆。在这时期，金融界的重心转向创立新的私人银行，同时从法律上约束外国银行的业务。私人商业银行的数量从19世纪40年代后期的一家增至1965年的33家。保罗·胡奇罗夫特，研究菲律宾经济体制的一流学者，评论道:“几乎每个主要家族都进入了银行业。”政府已经成了商业寡头统治的玩物，它通过降低资本要求、国家存款、中央银行再贷款和保证外汇交易，支持这些新银行。与此同时，那些操纵银行的家族却把钱从银行拿出来借给他们自己的公司和朋友的公司。1978年，前任中央银行总裁格雷戈里奥·利卡罗斯告诉《远东经济评论》:“一般的菲律宾银行家从事银行业不为银行本身的利益，他们利用银行从事相关联的生意。”在菲律宾，没有人曾因为不合法的关联贷款被成功地起诉，但每个银行危机还是与它有关。这种危机自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后就没有停止过。1964年，菲律宾第三大私人银行共和国银行发生的挤兑事件意味着危机的开始。有政治背景的银行的贷款业务量总是说“是”的银行(2)能不断快速增长，是因为它的一半储蓄是政府的资金。大额贷款在没有充足或根本没有抵押品的情况下被扩大，而约一半的大额贷款人是银行理事会成员。挤兑事件发生后，共和国银行几乎破产，中央银行下令菲律宾国家银行对其进行接管。但是共和国银行的大股东，酒业和木材业大亨巴勃罗·R·诺曼却有不同的想法。他在1965年的国会选举中被选为议员，当上了银行、货币和企业议会委员会的主席。他就中央银行对共和国银行的处理，向法院提起了诉讼。他以中央银行的做法 “主观任意的” 为依据，打赢了一系列官司。他于1968年重新担任共和国银行的行长。同样，最高法院否决了对大亨埃梅里塔·拉莫斯经营的马尼拉海外银行的资产清理的请求。该银行因为巨大的圈内人士借贷和其他违规行为而于1967年被中央银行接管。在马科斯军事管制年代，对银行的滥用现象越来越严重。在承诺使国家摆脱“只为自己利益服务的寡头统治”后，马科斯和他的圈内教父获得了一打银行的控制权。菲律宾自那以后的最高教父陈永栽，控制了在濒临破产的万通银行基础上建立的联合银行。万通银行因大股东过度借贷引发1976年的挤兑事件而濒临倒闭。常与马科斯联合投资的陈永栽和合伙人一起在1977年的一场只有三天通告的拍卖会上买下了万通银行。1990年，菲律宾廉政委员会声称他只花了不到万通银行那时估值的1%。然后陈永栽得到了新的银行许可证，万通银行更名为联合银行，继续从中央银行贷款和中央银行对国外借贷担保中获利；不到两年，它就成了这个国家的第三大银行。与大部分马科斯的密友不同，陈永栽至少以前就证明了他的商业才能。马科斯在菲律宾法学院的同班同学罗伯特·S·贝内迪克托，是马科斯最喜欢的高尔夫搭档和多家企业的挂名负责人，他先被任命为菲律宾国家银行主席，后来又获准接管两家私人银行。他和他的朋友掠夺了这三家银行的所有财产；其中一家共和国种植者银行，居然有一半用于贷款的资金来自于中央银行。伊梅尔达·马科斯大表姐的丈夫赫米尼奥·帝斯尼也被授权管理两家银行。这两家银行的资金使得他从1969年的一间办公室、一个秘书、一个送信者，发展到20世纪70年代的一个由50家公司组成的集团公司，经营范围包括石油化工、核能等。20世纪80年代早期，当债务缠身的菲律宾政府拖欠外国贷款导致几家银行倒闭时，菲律宾发生了这样的怪事。1986年马科斯逃离菲律宾后，阿基诺政府发行了高回报国债，并提供额外的低息政府存款，从而使银行体系摆脱了困境。这种做法的代价在1993年凸显了出来老的中央银行倒闭，勾销了120亿美元的账目，全部由国库承担，也就是纳税人来承担。20世纪90年代中期支付这笔债务的年利息总额超过了菲律宾的医疗预算。那些没有随马科斯逃走并躲过了菲律宾廉政委员会调查审问的大亨，如罗伯特·S·贝内迪克托和赫米尼奥·帝斯尼，后来发现有了政府资金，他们的银行复活了，能够执行卡特尔定价，使他们20世纪90年代的利润超过了亚洲其他银行。尽管菲律宾有马科斯等人特准的贸易生产卡特尔和垄断，保罗·胡奇罗夫特还是认为，银行一直是“这个国家特权和利益的坚强堡垒”。一群出色的银行家(1)印度尼西亚的银行掠夺与前面的国家有所不同，单单亚洲金融危机前被允许营业的银行的数量 240多家这一点，就令其非常突出。20世纪90年代中期，印度尼西亚每一个大企业以及许多小一点的企业都有一个专业银行，从而导致了无节制的关联贷款，最终引发了1997 1998年的金融体系大崩溃。不仅一般的教父有银行，苏哈托的孩子也有银行，替苏哈托收集贿赂的基金也有银行，军队里不同的派系也有银行。印度尼西亚的一堆银行起源于想解决长期存在的问题的良好意愿。与菲律宾和马来西亚一样，独立后的印度尼西亚国家银行也有长期存在的问题，那就是银行在教父和腐败的政客操纵下，向并不值得贷款的投资项目提供资金。20世纪80年代后期，国家银行贷款有1/5收不到利息或本金，或两者都收不到，而且20世纪90年代，情况进一步恶化。政府中的治国专家坚持认为，解决问题的办法是撤销对金融系统的监管，引入更多的以赢利为目的的私人银行。但不幸的是，撤销监管是在没有强有力的规章制度的情况下进行的，更糟糕的是，后来制定出来的制度常常得不到执行。新银行的入会入行费只需1200万美元。大部分银行很快就收回了投资，并把少数股权在雅加达的证券交易所上市，从而募集到了更多的资金。从1988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约有120家新银行开业。这些银行根本不是设法给予股东最大的回报，而是成为控制他们的教父的廉价资金来源。中央银行根本不强令限制关联贷款，而且也未能有效地规范他们从国外贷款。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不久，调查人员披露超常程度的贷款给了教父银行中的姐妹公司。林绍良的中亚银行给附属公司的贷款占了约60%，而法定最高限额为20%。另一家最大的私人银行是林德祥的印度尼西亚国家商业银行，附属公司贷款超过了90%。林德祥的妻子非常喜欢贝聿铭设计的位于香港的中国银行摩天大楼，要求这位华裔美籍设计师在雅加达建造两幢并排的印度尼西亚国家商业银行大楼。这一超大建筑物的第一部分现在仍然可以看见，一对混凝土建筑物残迹向上挺立着，就像两个巨大的烟蒂。20世纪90年代就有许多迹象暗示了印度尼西亚银行的下场。印度尼西亚第二富商谢建隆的长子谢汉石只用了3年的时间，就使他的银行成为印尼十大银行之一。他把银行的大部分资金贷款给他自己，挥霍在东南亚各投资项目中。1993年初，苏玛银行倒闭，留下了7亿美元的债务，这应该引起人们的警觉。谢汉石使他家失去了对印度尼西亚的主要汽车行业阿斯特拉企业的控制权，并使他父亲在富行榜上的排名急剧下降。但是其他教父收购了谢家资产，中央银行在它的账面上多了一笔债务，而其他一切照旧。1994年，七大银行之一的工业银行因承受不了政治主导的借款，倒闭了。1995年，原国家石油领导人伊卜努·苏托沃家族控制的中型私人银行太平洋银行破产了，因为替10亿美元的高收益的海外商业票据担保，而该商业票据主要是为其他家族企业投资提供资金。中央银行对其进行了经济援助，当然，用的是纳税人的钱。依据事后认识，1997年印度尼西亚爆发金融危机，应该是不足为奇的。在苏玛银行倒闭前管理租赁业务的格雷格·西里奥斯评论大亨说：“人人都有一个或两个银行，他们一下子被推到了他们无法应付的位置。”凯文·欧诺克前雅加达证券交易商，就金融危机发表过一篇重要的文章，他的意见更深刻、更长远:“从印度尼西亚银行系统的现状来看，金融危机实际上是对几十年的错误行为的一次性清算。”然而，在菲律宾，有银行的教父的银行，特别是有大银行的教父，受到了政府的保护，因为政府不敢让他们破产。随着1997年11月印度尼西亚的金融危机不断加深，大亨银行家们要求并得到了中央银行的贷款，以应对一群出色的银行家(2)出现的提款热浪。至少有2/3的贷款给了四位教父的银行：林绍良、林德祥、穆罕默德·鲍勃·哈桑和奥斯曼·阿特玛查雅。审计员随后发现，中央银行的贷款总额共达45万亿印尼卢比(约140亿美元)，大约是那段时间他们银行支付提款的三倍。可能的解释就是，教父们把大部分中央银行贷款的余额用来购买外汇了(促使危机高潮时卢比汇率下跌)，从而将他们的财富转移到境外，特别是转移到新加坡。毫无疑问，教父们宁愿危机从没有发生过，但是当它发生时，他们与银行的关系就为他们的利益提供了一个保险政策。当尘埃落定后，银行重组局被安排接收大亨们的资产，来偿还欠政府和中央银行的债务，然而这些资产的价值却值得怀疑。其中一个众所周知的例子是:林德祥上交了一个巨大的河虾养殖场和加工厂，美国投资银行雷曼兄弟估价18亿美元。两年后，银行重组局的财产评估员写在评估书上的价值是1亿美元。2004年，银行重组局放弃了清理金融危机的努力，总注销坏账为560亿美元。司法机构几乎拒绝了所有起诉债务人的案子。钱在哪里“我抢劫银行是因为那里有钱啊。”这句话源于大名鼎鼎的美国银行抢劫犯威利·萨顿，却是对许多亚洲教父职业的一个真实的写照。大亨们因滥用私人和公共银行而造成的巨大损害，由于该地区异常严重依赖银行融资而加重。金融危机前，东南亚国家的银行贷款占所有金融资产的1/2到4/5，而美国只占了1/5。危机发生前10年里，随着普通储蓄利率的提高，这些国家的银行存款平均每年递增20%以上，正是这些不断增长的银行存款支撑着这些庞大的贷款。公式很简单:老百姓把他们的钱放进银行，教父把钱拿出来给自己的投资提供资金。在1986年到1996年期间，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还有菲律宾的贷款增加了6倍。如果股票、债券、租赁以及其他证券以欧美方式运行，那么金融系统就会安全得多。正如下面将要看到的，这个地区的产权投资市场在20世纪80年代扩张很快，但是相对而言，它们还是很小，而且被圈内人士严重操纵。债券市场的重要性只有发达国家的1／10。这有很多原因，但是最简单的是，东南亚的经济贵族从银行弄钱实在太容易了。世界各地的商业银行都存在着很多问题。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默顿·米勒称银行是“一个易于引发灾难的19世纪新技术”，但是在东南亚这样的环境中，银行是一场注定会发生的灾难。也许最文雅、最绅士的银行资源掠夺者，是受人尊敬的新加坡教父邱德拔。他死于2004年，在许多方面都是典型的大亨。他出生在一个富裕的家庭，是邱扬升（音译）的儿子。邱扬升曾经投资了数家新加坡客家人的银行，1933年这些银行并入了华侨银行。邱德拔始终尽力展示他崇尚简单的品位穿便宜的衣服，在小摊那里买中饭，但是同时却拥有一队劳斯莱斯、马自达和宝马轿车。从一开始，邱德拔就在华侨银行工作，后升任为华侨银行的副总经理，然而他却从未得到华侨银行的控制权。1959年他离开华侨银行，在吉隆坡创办了马来亚银行。这个银行发展相当迅速，六年内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开办了100多家分行。大部分资金都被邱德拔借去，用于他自己的个人投资，尤其是房地产投资，包括他在新加坡的大旅馆投资项目。有谣言说邱德拔把银行的钱都贷给了他自己，从而导致了1966年华侨银行的挤兑事件。马来西亚政府因此强迫邱德拔放弃控制权。后来邱德拔在文莱建立了另一个银行企业。1965年他说服了那时的苏丹奥玛尔·阿里·赛福鼎三世(现任苏丹的父亲)，让他在文莱创办文莱国家银行。许多皇室成员都成了银行的小股东。这是这个小国唯一的落户银行，但极其缺乏监督。邱德拔马上从银行借了大量的资金用于他在新加坡、澳大利亚以及其他地方的房地产。这样持续了20年，直到1986年苏丹奥玛尔逝世。苏丹奥玛尔的儿子雇佣了美国的调查人员，查国家银行的账。邱德拔公司的贷款大得惊人，新任苏丹因此关闭了这家银行。邱德拔设法避免了被捕，可能是因为他仓促卖掉财产，和财政部达成了协议。他的长子邱万福曾经的银行主席，在监狱里待了两年。对邱德拔的银行冒险经历的最大的讽刺就是，国家银行被关闭的那年，他在英国的渣打银行投资了3亿美元。那笔在正规银行的投资，在他去世时已达到了27亿美元，这也是他的主要遗产。他还保住了他在新加坡的许多房地产股份，包括良木园、约克地产、奥丽马哥孛罗酒店、乌节广场酒店以及假日酒店。然后就有了证券市场(1)东南亚有极高的储蓄率，大部分都流入银行变成了存款，由特大的银行体系支配，以至导致教父滥用银行资金。而当地银行内部人员的操纵与亚洲金融危机之间有着相当直接的联系。东南亚的过度储蓄的特点也解释了一些权益投资者的疑问:尽管经济迅猛发展，但为什么东南亚长期的证券市场的回报还是那么的微薄？1993年，大量国外资金流入，使当地的资本总额在一年内增加了约2 5倍，但从那时起，该地区所有市场的美元计价的回报率加上红利再投资（投资者所称的“总”回报）一直比伦敦和纽约那些成熟的证券市场低，而且只有东欧和拉丁美洲新兴市场的零头。从1993年开始到2006年年底，泰国和菲律宾的美元收益实际上都是负的；它们的证券市场毁灭了资本。在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美元收益要比把钱存入利息很低时的普通银行还要低。新加坡的收益要比伦敦或纽约少一半以上。只有香港的证券市场接近发达国家的证券交易市场的收益，但是也只有拉丁美洲的1／2和东欧的1／3。20世纪80年代末，证券交易市场的业绩好了一些，但这对大部分投资者没什么影响，因为当时的东南亚证券交易所非常小，基本上没有从国际货币管理者那里获得资产分配。即使回到1987年底，当亚洲新兴市场接受了已普遍使用的摩根士丹利资本国际指数时，除了香港，所有东南亚证券交易所的业绩都不如美国和英国的产权投资市场。东南亚股市令人失望的收益，几乎可以肯定部分是受该地区存放在银行的超大量储蓄的间接影响。这降低了借款人的资金成本尤其当借款人控制银行时并减少了资本的总收益。反常的高储蓄率和趾高气扬的银行使整个亚洲遭受了灾祸，也降低了整个地区的股市收益。在发展中的东北亚、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股票的长期收益也一直很差，不过东南亚更差。在东南亚，大量的私人储蓄都集中在银行里，而银行又极其缺乏监管，这样资本市场便没有什么压力让投资者得到像样的收益。换个角度看，当你可以从自己控制的银行里获得所需的资本，同时实际利率几乎为零时，为什么还要努力工作提高公司的股票价格，给人家分红？东南亚最佳的股市收益来自香港，这毫不奇怪，因为在东南亚地区，香港的银行系统最受商业利益的驱动，即使包玉刚和李嘉诚的成功受惠于他们与受重点保护的汇丰银行的关系。正如上文所述，每个股东至多允许拥有1％的汇丰银行的产权，或许这可以解释为什么汇丰银行是唯一的来自东南亚的世界性银行。当人们思考为什么该地区的经济增长率那么高，而股市收益率却那么低时，记住这一点也许有用，那就是上市公司并不能反映真实的经济情况。这确实有点怪。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的证券交易所里的上市公司有科技型的出口公司、保险公司、零售业等，更不要说伦敦和纽约的证券交易所了。但是推动东南亚经济起飞的出口业都被跨国公司控制着，而这些跨国公司并没有在它们的东道国上市；同样，从该地区低廉的制造成本中获得了丰厚利润的全球性零售商也没在它们的东道国上市。相反，东南亚的市场被服务业和建筑业的少数大玩家，即我们的教父主宰着。香港更是如此，虽然香港确实至少拥有少数有全球竞争力的公司，如汇丰银行。如果把中国内地的10家公司从恒生指数中除去，剩下的24家公司里，有8家是大亨的房地产公司，4家是大亨控制的公用事业。其余一些公司都是教父的李嘉诚家族单独控制着5个恒生成分股。换句话说，在东南亚买股票，基本上就是买教父的股票，投资者是不可能接触到推动地区经济发展的外贸和有国际竞争力的公司的。这是东南亚股市总是令投资者失望的另一个原因。最后，东南亚的教父并没有因为把小股东的股权转移到自己的名下而感到羞愧。股市为那些大亨的“才能”提供了一个卓越的舞台复杂的财务工然后就有了证券市场(2)程、公开招募资金的公司和私人公司之间难以理解的相互作用，以及及时散布内部消息以操控个股的潜在可能。20世纪70年代初期，第一个伦敦经纪人来到香港，引发了该地区第一个巨大的投机泡沫。从那时起，消息闭塞的公众、教父和道德败坏的外国人的组合，很明显对小额投资者是很不利的。香港最早的股市崩盘确立了一代人对地方股市失望的衡量标准。1973年，恒生指数被抬高至3月最高点1775点，然后猛跌至150点。西蒙·莫瑞当时是香港怡和集团的外籍新经理，很贪婪。他回忆那时的情景说:他在股市里投资了6万英镑，其中大部分的钱是借来的。而那时他的工资是2000英镑。股市到达顶峰时，他去滑雪了。有一天在斜坡上，他突然意识到他曾经收到的一份秘密电报 “BS156” 是指他买的巴特菲尔德与施怀雅公司的股票，其股票价格长了9倍。他把滑橇板十字交叉，擦去上面的雪，想着这些钱，心里美滋滋的。但不幸的是，他还没度完假，指数就跌到了820点，他的航班到达香港之前，又跌到了420点。他说:“自从那次去过股票市场后，我好久没去那里。”威廉姆·蒲伟士爵士与沈弼不同，不是投机类型的。他清楚地记得那个时代大量的首次公开发行的说明书和相关的文书工作，这些文书妨碍了汇丰银行的正常运行。他说:“这极具象征性。首次公开发行的这几天里，有这么多的现金，人们根本不可能把它们放入银行。”威廉姆·蒲伟士企图租用香港岛的天主教大教堂，作为首次公开发行的受理中心，让狂热的投资者离开他的银行。但这家英国国教教堂拒绝在它那里从事商业活动。后来，他获得了香港花园街的圣约翰救护站的使用权，“希望爬坡会阻止人们”，当然这是不可能的。在这些滑稽可笑的逸事背后，却显示了典型的东南亚的故事教父操纵一切，普通百姓丧失全部财产，而鬼佬走狗干着可耻的事情。1973年股市大崩溃的明显特征，用威廉姆·浦伟士的话说是，“伦敦经纪人把繁荣景象推至了极点”。香港股市大崩盘后，1973年初上市的许多著名上市公司的股票价格，都跌到了他们首次公开发行价的1/10或者更少，如香港长江集团和新世纪集团。伦敦经纪界最早和最重要的是维高达证券行。那时引导香港股票市场活动的伦敦交易所的三个高级官员后来都因与交易有关，成了被告，这确实说明了问题。杜辉廉公立学校的同学称其为托西，因为对百富勤的倒闭负有一定的责任，最终被禁止在香港担任董事职位(从许多方面说，百富勤是20世纪90年代维高达证券行的一个再生产品，当时雇佣了许多原来的职工)。第二个人是袁朗达，维高达证券行的一名主管，后来成了汇丰银行旗下获多利投资银行的总经理。获多利投资银行原是与维高达证券行合作的一家合资企业，是沈弼建立起来的，其高级管理人员也由沈弼指派。1983年佳宁集团倒闭后，袁朗达知道自己会因收受沈弼的朋友陈松青的大量佣金而被起诉，因此逃离了香港。袁朗达逃亡了十年，后来在英国被警察逮捕。最终因收受陈松青450万港元，给他贷款以作回报，被判5年监禁，但通过上诉，他逃离了处罚，因为香港的终审法院引证了指控中的语法错误。第三个人杰弗里·柯里尔，是杜辉廉在香港的维高达最早的研究分析者之一，他在银行的职务上升很快，后来在伦敦的摩根格兰福银行工作，是股票方面的总负责人之一。那是个错误。在更为严厉的英国法院系统下，杰弗里·柯里尔于1987年成了英国第一个因为股票内幕交易被宣判有刑事罪的人。他通过在维高达工作的老朋友进行了那桩内幕交易。维高达的丑闻事件并没有就此结束。20世纪90年代，几个从80年代起就任主管的人，因为内幕交易和其他罪行，或被指责或被宣判有罪。有一点很清楚，在解剖教父的上市公司，观看他们怎样利用小额投资者之前，必须记住，外国经纪业和投资银行业的团体也常因道德问题而垮掉。欢迎加入集团公司(1)东南亚没收小股东财产的基本机制是企业集团公司，教父通过集团公司里大量不同的公司实施巨大但隐形的操纵权。正规公司，如通用电气公司、英国特易购公司甚至汇丰银行，只有一个单独的上市公司。但是教父却有15个甚至20个很容易认出的上市公司，还有许多很难认出的上市小公司。典型的例子是:吉隆坡的亿万富翁郭令灿是已故郭芳枫的侄子，也是新加坡亿万富翁郭令明的堂兄，他有将近19个可清晰辨认的上市子公司，经营范围从银行业、空调生产一直到房地产。郭令灿也是其他上市公司小的但重要的投资者，他在那里的所有权更难被发现。另外，他还拥有几十个甚至几百个私人公司。公开招股的子公司、教父拥有股权的未作宣传的上市公司以及亚洲大部分司法部门没有公共记录的私人公司间的互相作用，解释了许多大亨的行为。另一个亿万富翁说:“有时，我们一个月就开15家公司。”据估计，该教父拥有300至400家公司的股权，包括20家已经承认的公开招股的子公司。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些地区的公司网络，世界银行委托香港中文大学的经济学家和研究人员研究2500多家亚洲公开招股公司的所有权，包括日本、韩国以及东南亚(不包括中国大陆)。如果结果是可信的话，那么将让人大跌眼镜。研究者的结论是:该地区8个最大的集团公司有效地控制了1/4的上市公司，同时前22个集团公司控制了1/3的上市公司。当时并没有公开这8个最大的集团公司的名称，但是可以在这里披露:其中的6家是庞大的日本工业集团公司，考虑到日本工业相互控股的传统，这是可以预料的；另外2家是东南亚的李嘉诚的集团公司和马来西亚森那美集团公司，后者与几个有势力的华裔家族以及马来西亚的政府有着密切的联系。研究者认定这8个集团公司各有20多个附属的上市公司的10％ 20％的控股权，此外它们还有更多一目了然的公开招股的子公司。这些研究者的主要目的是分析这些集团公司的网状关系结构，以便了解它们是怎样运行的。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发现，大亨们通过金字塔式的管理模式控制集团公司，而这种安排所传递的控制水平与产权所有权是不相称的。比如说，一个在集团公司金字塔最顶端的公司(在公司整体网络中，也许会有几个不同的金字塔)也许拥有上市公司X50%的所有权，而上市公司X又拥有上市公司Y40%的所有权，而上市公司Y又拥有上市公司Z30%的所有权。结果是这个集团公司只有公司Z6%的所有权，但它仍然拥有30%的投票权这足以使它在公司Z里发号施令了。股利必须公平地支付给所有投资者，因此调查者使用了股利支付分析法，以证明在金融金字塔底部的小额投资者的权益被系统地剥夺了。这种情况通常发生在只有10% 20%的股份拥有水平上，集团公司拥有这么多的股份不会引起广泛注意，但是同样可以操纵子公司。研究项目的负责人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了一篇有独特见解的文章，说:“我们用相关资料证明了，东亚公司的管理问题比金融危机顶峰时期评论家说的更严重、更难以处理。”从学术角度看，这是一个大胆的断言。这些作者得出的结论是：“掠夺行为集中在少数可以操纵国家政治制度的大集团公司，这意味着关键的问题是实施纸面上的法律法规的政治意愿。”最后一点极为重要。对大型集团公司发生的事情的详细研究显示，一直以来，在导致教父们得以避开惩罚这一点上，政治家未能强制执行规章制度，至少和缺乏法律一样负有严重责任。这一点更是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因为在马来西亚这样的国家里，没有任何一家媒体对不受股票市场规则制约的情况作出评论，官方保密法禁止传播有关未竞标的私有化信息。不过这个论断也适用于香港市场。1979年李嘉诚与汇丰银行挂上钩，成为其一分子，从那欢迎加入集团公司(2)时起，作为教父典范的李嘉诚，其职业生涯充满了一系列费解的豁免于股市规则的事例。当香港和记于1985年接管港电集团时，李嘉诚被免除了公开要约，尽管超过了35%股权的底线。当1987年香港和记把其在李嘉诚的另外一个旗下公司嘉宏公司的股份从23%增加到52%时，他还是被免除了公开要约。同年，李嘉诚把他在香港长江集团的个人股份增加到35%以上，而香港长江集团也把其在香港和记的股份增加到了35%以上，类似的免除又被准许了。在这些事件中，香港财政司长同证券交易所的接管委员会产生了矛盾，并否决了接管委员会的意见。20世纪90年代，李嘉诚又一次引起了人们的震惊为他的互联网子公司Tm赢得了一系列特殊的豁免，他允许Tm在其股票首次发行的6个月内发行新的股票，允许Tm把公司资本金基础价值的50%的购买权给员工(规定是10%)，还允许大股东在6个月之后就可将他们的股票抛出，而法定是两年之后。Tm公司的经历使李嘉诚公认的情人周凯旋一夜之间变成了亿万富翁至少账面上是这样的。更大的问题是，股市规则好像不适用于大教父，甚至在香港。多年来对李嘉诚上市公司的放任做法引起了人们对他的一些主要工作关系的关注。李嘉诚与汇丰银行的关系已牢固确立，在殖民地时代，汇丰银行董事长的权力据说比总督还大。与李业广的关系几乎同样重要，李业广是胡关李罗律师行的负责人，是李嘉诚的律师兼主要顾问。这家律师事务所提供投资交易方面的法律服务，还替长江实业与和记黄埔转移了许多财产权。“想象一下总数的2%。”李嘉诚一位高级管理人员垂涎地说道。与此同时，与“癞施堂的癞施先生”（英国作家肯尼斯·格雷厄姆的《杨柳风》被英国作家ＡＡ密伦改编成剧本《癞施堂的癞施》。译者注）有明显相似之处的李业广，那时担任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香港交易所)的董事会主席，这家公司在1992年4月到2004年6月期间管理香港的股票市场及期货市场，现在他仍然是香港行政会议委员。另一个与李嘉诚长期合作的伙伴是香港行政会议委员夏佳理，他是承包商、李嘉诚公司的董事、原房地产建筑功能选区的立法机构成员，2006年4月他成了证券交易所的主席。同年，他又担任了香港政府的金融服务改革专门小组的主席。理论上这个小组的目的是提高市场运作，以保障广大普通投资者的利益。在其他地方，这些明显的利益冲突可能会引起政坛风暴；在香港，这却算不上什么问题。别摇晃船只东南亚教父所拥有的政治庇护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积极面发生在大亨得到经营权和庇护时。而当政客要保护存在了几代的政治精英与经济精英之间的关系时，其消极面就体现出来了。发生在1987年的经典例子是，新加坡亿万富翁黄廷芳的儿子黄志祥，年少气盛，在10月香港期货市场崩溃时，疯狂地投机。他持有的12000份的多头长期期货合同，使他的账面损失了10多亿港币。当时黄志祥是通过巴拿马的两家注册公司进行期货投机的，起初试图以有限责任为理由，拒绝对债务负责。但是，香港的商业罪案调查科（ＣＣＢ）发现了确凿证据，证明黄志祥与其中一家代理期货合同的公司串通一气，使他在期货下跌时，无须交付差额。这是非法的。商业罪案调查科发现了知道很多内幕的人，持令状搜索了20多个地方。高级警官们确信，他们将第一次抓获一个大教父。这可从未发生过。政府进行了一连串的部长级会议，最后一次会议是在总督的粉岭乡村的住所里召开的，大家认为对付黄志祥有可能影响整体市场稳定；从来没人解释究竟为什么会影响整体市场稳定，无论是公开的或私下的。警察们极为震惊。一位高级警官回忆道:“(商业罪案调查科主任)拉斯·马森回来说: 就是这样，伙计们。根本不考虑百姓的利益。 ”黄志祥没有被调查，相反，他与有关部门达成了协议，约60%的债务分八年偿还(相当于立即偿还一半左右)，其余则由外国经纪部门承担，后者态度强硬，迫使香港政府和纳税人承担了债务。有趣的是，警察被允许追捕的人是1987年股市暴跌时管理证券交易所的李健民。李健民把证券交易所当做了自己的领地，每次审批首次公开发行的股票时，都要求获得个人股票，他就这样发了财。不过，让殖民政府对他发火的却是他所做的这件事：1987年，他决定关闭股市一个星期，这对香港货币市场的国际声誉造成了极大的损害，同时也损害了期货合约。李健民因上市公司国泰航空公司及香港永新集团的股票配额被起诉，获刑四年。对李健民的起诉意味着公开汇丰银行子公司多得利商业银行在股票配额中的舞弊行为。他的情况是一个罕见的例子，前面提到过的那个警察说:“(前纽约州总检察长)埃利奥特·斯皮策在这里一定会过得很愉快。他们都将去坐牢，一个接一个。”幸好对这些教父而言，东南亚并不是纽约，他们这样厚颜无耻地对待小额投资者和公众，被认为是很正常的事，从而得以逃脱惩罚。掠夺的艺术(1)真正的斗牛士会有上百种方法欺骗上市公司的其他投资者，而不被察觉，然后一本正经地开始完美收场，把经营不善的上市公司以其资产价值的零头收购到私人手中。如果这个游戏玩得好，就不会有赎出，也不会有令人尴尬的强迫重组。这是教父常用的艺术形式。郭鹤年就是这方面的行家，虽然他的上市公司多年的业绩一直低于其交易所的主要指数。他有家船运公司叫新加坡太平洋海运有限公司（ＰＣＬ），在新加坡上市。多年来这家公司的价格和分红业绩都很差，生意人都把其本钱称为“请降低损失”。2001年，郭鹤年以净资产的异常巨大的折扣把新加坡太平洋海运有限公司变成了他的私人公司。新加坡股票市场的小投资者的伤口还没愈合，2003年10月，这位大亨宣布他要在吉隆坡证券交易所发行新加坡太平洋海运有限公司的子公司，即马来西亚运输公司（ＭＢＣ）的股票。郭鹤年早已经以相当可观的价格把马来西亚运输公司30%的股份卖给了马来西亚政府，而他的当地投资银行（由副总理的弟弟管理）保证了这次股票首次发行的价格令人满意。随后郭鹤年试图在2003年以资产净值的53%的折扣将香港的嘉里建设有限公司私有化，以解放其长期忍受痛苦的投资者。但小额投资者并没有上钩，为此他痛骂了他的财务总管。最近几年，李兆基尝试了三次折扣在资产净值40%左右的私有化。包玉刚的女婿吴光正曾出价购买一个零售上市子公司，一位评估师估计他出的价格是公司资产净值100%的折扣，后来吴光正又加了点钱，买下了这家公司。郑裕彤打算以极其低廉的价格买回他的新世界信息科技。李嘉诚的儿子李泽楷，曾尝试以非常便宜的价格将他的星期日移动手机公司私有化。摩根士坦利在亚洲的前任总经理邱吉浩，评论这些商人们:“他们使投资银行家看起来像小学生。”当然，上市公司被削弱才能便宜地购进。吴光正的泰兴百货公司是其金字塔顶端会德丰有限公司旗下的一家上市公司，它在1999年私有化之前，公布了5年内7200万美元的损失。这家公司甚至不肯交出它在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大陆前后繁荣时期的盈利，让它以不超过自身股票投资组合和房地产价值的价格被购回。实际上，世界银行资助的香港中文大学的研究者常常把拥有众多公司的会德丰有限公司当做投资者恶意操作的个案研究。它们表明了在会德丰有限公司的最底部的小公司，只被用来给它们的老板提供资金，并为联合投资项目承担极大的风险。一个典型的案例是1997年发生在一个东南亚上市公司的例子。会德丰有限公司的一级上市子公司，九龙仓集团有限公司，两家二级子公司，新亚置业和海港企业有限公司，一家三级子公司，联邦地产有限公司，都在一个名叫港铁九龙站2号标块的公共地铁站上面的房地产项目里各持有20%的股权。研究者指出了这个项目的资金是如何从会德丰有限公司的下属公司里获取的，并表明在许多情况下都是无息贷款。会德丰有限公司自身就是公司间合资企业的唯一纯借款人，有低息的贷款和最小的风险，但在各方面又有相同的特权，所以吴光正的核心公司几乎不会有什么损失。1999年，会德丰有限公司金字塔中的三个控股最少的子公司出借了它们市场资本总额（市场资本总额Marketcapitalization：指一个公司资本的总市场价值或整个交易所上市公司的总市场价值，其衡量方式是以公司普通股股数乘以每股市价而得。译者注）的60%到160%给合资企业项目。香港中文大学的金融教授郎咸平将它们称为会德丰有限公司控制的自动取款机。同时，因为这项房地产开发是合资项目，无须常规的汇报。香港的上市法规只适用于上市公司和它们的子公司；至于其他的东西其数量很多远离雷达屏幕。新亚置业、海港企业有限公司和联邦地产在证券市场上糟掠夺的艺术(2)糕的业绩一点也不令人惊讶。在2003年2月，吴光正极其慷慨地以净资产的19%的价格把联邦地产公司变成了私人公司，重新并入新亚置业。亚洲人，尤其是香港人，一直喜欢利用上市公司的合资企业进行操作。李嘉诚的母公司长江实业集团只持有香港和记黄埔有限公司49 9%的股份，而不是更多，是因为这样意味着这两家公司的合资企业无须进行常规报告。这样的公司很多，而且都是些大公司。管理合同、物资供应和其他资产交易无须面对透明的评核。外人不能对合资企业真正的债务资产和赔偿责任作任何检查评论。李嘉诚20世纪90年代早期的一个大项目就证明了这一点。香港和记黄埔有限公司的子公司，香港电力当时搬空了它在香港岛南边鸭脷洲的发电站和油库。香港电力拥有一块很大的地皮，过了桥就是一个很大的住宅区。如果香港电力要使这块地皮价值最大化，最好的办法是向不同的房地产开发商竞标开发房地产。然而，香港电力被不可避免地拉进了香港长江集团和香港和记黄埔有限公司的合资企业中。它们总共竖起了34座高楼和两家商场，但没有向香港电力这位股东提供任何有关这个项目的详细经费和管理方案。人们只能猜测，如果小额股东的股份与大亨的股份有同等的待遇，香港证券市场的平均收益会是什么样子。当然，香港证券市场的平均收益已经远远好于东南亚的其他地方。这样的事情并没有发生。投资者一次次看到的是许多好的交易都被老板的私人公司占去了，只有剩下的留给圈外人士。或者就像李嘉诚的前经理西蒙·莫瑞说的那样:“如果能将这些废物卖出去，谁会把它们放在自己的公司里？”区别在于郑裕彤的新世界集团的上市公司里有难以置信的垃圾，如毫无意义的新媒体项目、烂尾基础设施、在中国内地的投资失误等，而他自己的私人公司却是赚大钱的公司。后者中最有名的是他长期拥有的澳门何鸿燊和霍英东的赌博专营权的股份。另外，2001年郑裕彤和他的大亨好友刘氏兄弟看到了一个新的赚钱机会，即获得在香港的日本百货商店崇光百货的经营权。这是一家很有名的公司，地段又好，但负债累累，苦苦挣扎于香港10年中零售业的最萧条时期。郑裕彤和刘氏兄弟的私人公司买下了崇光百货，偿还了部分债务，还获得了低息银行贷款。收购时，崇光百货大楼的租赁已达到了9%到10%的良好收益，但是郑裕彤和刘氏兄弟的上市公司，对这样的商机连嗅都嗅不到。崇光百货的新主人毫不留情地砍掉了一些开支，然后，2003年中国内地经济发展起来的时候，他们又宣布要在上海的主要零售街南京路的地铁出口上端开办第二个崇光百货。2004年4月，崇光百货在香港首次公开销售其上市股票，而郑裕彤从他妻子的家族那儿继承的在库克岛注册的私人公司周大福，账簿上的利润巨大。那时，郑裕彤的上市旗舰公司新世界发展的股票价值要低于1986年。已故的顾家利，里昂证券亚洲分部的创建人之一，和郑裕彤走得很近，帮助他的公司上市，而且还担任了香港新世界基建和香港新世界科技有限公司的董事。最后，证券经纪人承认说:“他(郑裕彤)在私人公司中赚了很多钱新世纪的巨额投资者备受打击。”1993年，第一批巨额资金来到了东南亚资金市场。自那以来，已经有了大量关于在教父公司投资的经验之谈了。然而必须再次强调，这样说并没有种族的含义，而是超越了种族的含义。当斯里兰卡泰米尔族的阿南达·克里斯南购买了天映频道颇有价值的华语电影的过期目录时，他做了郭鹤年也会做的事，用私人公司购买它，然后，以他的一个投资银行家所称的“肥厚的利润”卖给了他的上市公司爱斯特公司。如果要寻找过去30年东南亚管理最差的公司，非白人教父开创的香港怡和集团莫属。在完全调整的基础上，集团的一级公司，怡和控股有限公掠夺的艺术(3)司（ＪＭＨ）的股票，1993年要比在2003年值钱得多。自称威廉·渣甸侄女后人的凯斯维克家族，他们对待小额投资者的方式会让许多教父脸红。20世纪80年代中叶，他们创造了一种在他们的上市公司中相互控股的模式，尽管家族只拥有怡和控股有限公司不到7%的股份，但仍能管理怡和集团。同时，他们还率先低价买入运行糟糕的子公司的股票。他们在百慕大重新合并、重新上市他们的公司，实现了相互控股。英属百慕大是避税乐园，他们说服百慕大出台了收购方面的法律，但这些法律仅仅应用于5个怡和公司，并且还能使凯斯维克家族紧紧抓住他们的遗产不放。当然，这对小额投资者没有任何好处，所以应该原谅小额投资者把设在香港的带有独特小圆窗的香港怡和集团总部称为“千屁股洞塔”。一家银行，多家银行，然后市场(1)总的来说，尽管资本市场有烟火制造术，但东南亚银行对于教父获得资本已变得越来越重要。这是宏观经济的必然性，因为东南亚地区的银行储蓄率太高了。汇丰银行与包玉刚及李嘉诚的关系，盘谷银行与泰国名人、马来西亚教父及印度尼西亚教父的关系，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银行与两岛孕育出来的“盗贼统治者”大亨的关系等等，是潜在的故事情节。单凭经验来看，教父对银行控制越多，他们间接地使市民所受的损失就越大。股东众多的汇丰银行从未有过危机，尽管人们可以指责其长期准垄断的地位。汇丰银行也是东南亚少数几个给股东长期回报的上市公司之一，教科书上说这样的回报只有在新兴经济时期才会有。另一方面，有计划、有步骤地掠夺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的银行财产，不仅诈取了小额投资者的资金，还削弱了整个经济。证券市场比银行产生得晚，而且扮演了次要的角色。尽管公众的想法与此相反，但即使现在，在东南亚大部分地区，也只有不到15%的成年人直接拥有股票；社会拥有股票领先的是香港，有28%的人拥有股票。然而，从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东南亚证券交易所令人震惊的回报如果你是宏观经济学家，那么你可以指责过多的储蓄；如果你认为个体可以决定人生结果，那么你可以指责教父确实产生了一种继发的影响。这是因为亚洲，尤其是东南亚，是强制公共储蓄的国际中心。马来西亚、新加坡和菲律宾都有强制性准备基金，这可追溯到殖民时代；印度尼西亚在20世纪70年代，专为公司雇员创立了一项强制性的退休基金；香港在2000年10月增加了它的强制性公积金；泰国也计划设立这样的基金。由于亚洲更多的强制储蓄进入了地区证券市场，更多的普通百姓将遭受证券市场很差的业绩所带来的损失，除非长期回报低的趋势有所改变。然而，这个问题是一个很难评价的棘手问题。原因有两个:第一是东南亚人已经习惯了强制储蓄的低收益。一位大学教师计算，1987 1997年间，新加坡的中央准备基金购买了大量的政府债券，其年收益几乎等于零；第二个原因是东南亚政府对于强制储蓄的状况守口如瓶，不可能确切地识别任何趋势。中央准备基金余额的最终投资者之一，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2001年只透露了其董事会的成员。2006年，董事会主席李光耀宣布政府投资公司在过去25年的平均每年实际收益是5 3%。那时透露的其他信息表明，赢利是因为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3/4的钱都投资在美国、欧洲、日本。新加坡人一定期望继续这样的资产分配。国际货币基金和信贷评级机构，如标准普尔一直批评新加坡不愿提供有关公款运作的详细资料。在马来西亚，强制性储蓄的分配和管理仍然迷雾重重，评论家称员工准备基金的短期付出之所以能维持到现在，是靠侵占它的资本金或使用其他公共资源的转移资金，如马来西亚政府投资公司国民资产管理公司。唯一确定的是在这个地区的任何地方，公众看不到一套可靠的账目。【注释】另一个是普拉西特·干乍那越，毕业于泰国国立法政大学，泰国盘谷银行资深执行主任、副主席，1984年继陈弼臣之后当上了主席。3位副总理巴普·乍鲁沙天、陆军少将巴曼·阿滴列讪和前银行行长布恩洙·鲁昂基特，加上两位泰国议会发言人陆军少将西里·西里裕丁和普拉西特·干乍那越。见《远东经济评论》，1973年9月17日。非正式采访，于2004年10月14日。非正式采访，于2004年10月20日。非正式采访，于2005年。顾汝德:《香港政经公益与私利的冲突》(2005)，第192页。这种情况的荒谬性在1983年是那么明显，当时汇丰银行作为准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对限定港元对美元的汇率为7 8起了决定性作用。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一家银行，多家银行，然后市场(2)金融危机当中，知道将要执行汇率限定，且知道限定的汇率是多少，是非常有商业价值的。笔者的理解是在执行汇率限定前，不止一位教父和相关人员暗中参与了制定汇率限定方案，他们能提前买入港元。我们应该记得许多教父是汇丰银行董事会成员。这一插曲是对1946年决定承兑日本发行的“迫签纸币”的历史重复，第一章里有过叙述，许多教父从中得到了丰厚的回报，而且毫无疑问一些侨民也从中得到了丰厚的回报。商业中不同的汽油、油船、干散货以及离岸作业正慢慢地被重组在环球航运集团里。2002年苏海文家族购买了挪威航运业老大本格森集团。环球航运集团有140艘船，包玉刚航运顶峰时期有200艘，但两家航运集团的总吨位相同，可见现在的船舶更大。作者采访，于2005年3月17日。作者采访，于2005年3月17日。汇丰银行现在还拥有少量的本格森环球航运集团股份。采访彭博集团的威廉·梅勒，于2002年12月23日。非正式采访，于2004年10月11日。非正式采访出席鹰巢饭店举行的宴会的4位嘉宾。从此希尔顿酒店被拆除，让位于李嘉诚的长江集团中心。据汇丰银行其他资深职员说，沈弼的继任威廉姆·蒲伟士爵士被镀金礼物搞得极为尴尬，虽不能说生气；他对汇丰银行的名誉极为珍惜，会不惜一切保护它。采访中蒲伟士爵士好像忘记了在希尔顿酒店发生的事。他首先回想起的是汇丰银行的子公司恒生银行送给总公司一座雕像。恒生银行确实给过汇丰银行一座雕像，但要小得多，而且样子完全不一样。后来他又给了其他一些证据，并评论说:“据我所知，新大楼的模型给了董事会，我想可能是嘉诚送的。模型还在银行的会议室里。我想模型不是纯金的，我不知道模型是纯金的。”实际上，蒲伟士以及参加告别宴会的人都看到了李嘉诚把金制的雕像呈献给沈弼。雕像被航运到英国，并没有放在香港的汇丰银行会议室(恒生银行所献的雕像小多了，放在香港的汇丰银行会议室里)。几家不同银行的银行家因接受陈松青的贿赂，被判刑。2000年，长期在逃的前汇丰银行投资部主任袁朗达因收受4395万港币的贿赂被判5年徒刑。袁朗达受贿在20世纪80年代末被发现。当时在调查另一个事件，但碰巧发现了这个情况。有人曾讽刺说，在香港，汇丰银行的高级执行官不会坐牢。不幸被其言中。终审法院首席法官根据指控书上的一个小小的语法错误以及其他理由，宣告袁朗达无罪。非正式采访，于2005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