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教父-亚洲教父-3

见陈善昌的《李嘉诚:云雾中的香港亿万富翁》(1996)引用，第3页。作者采访，于2005年11月11日。非正式采访，于2004年10月20日。非正式采访，于2006年3月28日。消息提供者非常了解黄氏家族。非正式采访，于2005年3月。读者会说在典型的亚洲家庭里，一般情况下，男的是绝对的主宰，而中国尤其如此。但教父的家里这一现象更加突出，因为巨额财产都由家长掌管。作者采访，于2005年3月17日。李嘉诚的许多管理人员和与其有生意来往的人都听说过。非正式采访，于2005年2月8日。非正式采访，于2006年3月28日。庄月结论(3)明死于1990年1月1日。她死的那天，有人打电话给香港急救中心，说她可能吞食了过量的药物，可能是安眠药。她被私家车送往医院，但途中与出租车相撞。庄月明入院后死了。李家说她死于心脏病突发。死亡证明说是“主动脉夹层剥离”。验尸官拒绝回答记者提出的是否有可能用药过量问题。见《壹周刊》，1995年12月22日。《我是我自己神话背后的李泽楷》(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英语正式出版书名为IamWhatIdo。作者采访，于2004年10月20日。非正式采访，于2004年10月14日。非正式采访，于2004年2月13日。顾维钧夫人:《没有不散的筵席：外交家顾维钧夫人自述》(1975)，第3章。非正式采访，于2004年10月28日。见乔纳森·弗莱德兰:《郭鹤年:官商》，载《远东经济评论》，1991年2月7日。文化造就的沉默并没能阻止郭1993年购买《南华早报》。罗恩·彻诺:《银行家之死》(1997)，第99页。《远东经济评论》专门报道亚洲信息，非常注重调查，20世纪90年代初由道琼斯公司接管，公司派遣了对该地区知之甚少的高级管理人员，情况就不同了。作者采访本·郭。本·郭是《南华早报》记者，负责“李事专栏”。李嘉诚集团，尤其李嘉诚的家务总管坎宁·福克，对他厌恶至极。这一信息得到了报社的高级管理层非正式证实。1996年，前香港政府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女士召郭炳湘的两个兄弟郭炳江和郭炳联去她办公室，了解1996年的绑架事件。他们直截了当地否定了郭炳湘被绑架。李家并没有被这样召见，但从未公开承认李泽钜被绑架了。非正式采访2005年3月。郭炳湘和李泽钜被绑架事件的详细情况都来自2004年、2005年以及2006年的非正式采访。作者采访，于2004年10月20日。见乔·史塔威尔:《糖业大亨的酸甜苦辣》，载《亚洲企业》，1994年12月。作者采访，于2005年3月17日。作者采访，于2005年3月17日。非正式采访，于2004年3月14日。作者采访，于2005年3月16日。陈智思是香港行政会议成员。非正式采访，于2004年10月23日。第三章如何成为教父之二核心现金流量普通教父帝国最重要的东西就是特许经营权或许可证，有了这些东西就能够进行垄断或者寡头独占。但在运行并非如此的情况下，政府造成的结构性经济异常，会产生这样一种情形教父卡特尔会繁荣兴旺或者竞争被人为地压制了。这就是东南亚大亨商务的基本实情。每一个新兴的教父都在寻找着那些非竞争性的核心现金流量，它是条金水河，是条能使他们度过好坏时光的金水河，因为它能确保过度发展的商业或企业帝国运行，使之难以倒塌。序普通教父帝国最重要的东西就是特许经营权或许可证，有了这些东西就能够进行垄断或者寡头独占。但在运行并非如此的情况下，政府造成的结构性经济异常，会产生这样一种情形教父卡特尔会繁荣兴旺或者竞争被人为地压制了。这就是东南亚大亨商务的基本实情。每一个新兴的教父都在寻找着那些非竞争性的核心现金流量，它是条金水河，是条能使他们度过好坏时光的金水河，因为它能确保过度发展的商业或企业帝国运行，使之难以倒塌。核心现金流量的资金来源可以是相当简单的。香港和马来西亚最富有的人中有6个是靠博彩垄断权得来的钱为他们的集团企业扩展提供资金。何鸿燊就因这个出的名。1961年，他得到了澳门各种形式的博彩垄断权，并在1986年又获得了15年的垄断权。何鸿燊之后是霍英东。霍英东在澳门旅游娱乐有限公司拥有的产权股份与何鸿燊差不多。澳门旅游娱乐有限公司是在葡萄牙殖民时期建立的私人博彩公司。何鸿燊、霍英东以及未来大亨郑裕彤三人投标竞争20世纪70年代世界第三大博彩中心的经营权，前两家是拉斯维加斯和大西洋城。虽然霍英东在香港和内地都被看做是房地产开发商，而郑裕彤以新世界的名义发展了一系列的上市公司，但这些事业的扩展都是靠赌场上赚的钱来支撑的(霍英东在朝鲜战争期间和战后帮助中国渡过了经济困难期，因此他在战后重建时期得到了第二次赚取大量现金的垄断权从内地进口黄沙到香港) 。澳门旅游娱乐有限公司的确切股份从来没有被证实过，但是公司的董事们暗示说何鸿燊和霍英东各拥有25％ 30%的股份，郑裕彤约10%。尽管郑裕彤只掌握了有限的股份，但据香港金融界推测，虽然他在上市贸易旗舰“新世界发展”拥有控股权，但还不如他的澳门旅游娱乐有限公司带给他的利润多。卡特尔，到处都是卡特尔(1)20世纪70年代郭鹤年返回香港定居，阿南达·克里斯南就成了马来西亚最富有的居民，被视为房地产界、通信以及传媒界的巨头，他建造了为时极短的世界最高建筑吉隆坡的“双子塔”。但近20年来，克里斯南一直依靠的稳定的现金流来自对马来西亚赛马博彩的垄断特权。另一个马来西亚的亿万富翁陈志远，他所依赖的收入主要来自20世纪80年代先是由国家控制的赌博活动的销售额。1985年陈志远在“私有化”中既没有事先的出售预告，也没有公开的竞标获得了马来西亚体育彩票的控制权。亿万富翁林梧桐是私人赌博经营权的最初受益人，而这种经营权是对殖民时期的罪恶包税区的重复。1969年，林梧桐获得了马来西亚唯一的合法娱乐赌博的经营许可证，为期三个月，但可以延续。这个许可证一直很管用。林梧桐的合伙人是穆罕默德·诺尔·奥玛，该人是马来西亚两位首相阿卜杜拉·拉扎克(1971 1976)和胡先翁(1976 1981)的岳父。后来，林梧桐的云顶集团扩展经营范围，涉足林业种植、房地产、发电、造纸、游艇，但他的大部分收入还是来自他那庞大的娱乐赌博业。东南亚独立后，政府最早批准的垄断公司和企业是那些经营粮食进口贸易的公司。这类许可证的创造并不是为了让教父中饱私囊，它旨在杜绝投机买卖、稳定那些被认为是基本日用品的价格，但是对竞争的压制最终却确保了大亨们得到了现金流，而数十年来喂养着大亨们的资金来源。进口垄断的最大受益人之一是印度尼西亚的林绍良。1965年苏哈托执政后，林绍良获准与苏哈托的同母异父兄弟普罗傅苏特佐一起垄断进口丁香。他又单独获得了面粉生产的垄断权，使他成为面条业的领军人物，因为马来西亚是一个以面条为主食的国家。这就是林绍良的核心现金流，使他能够进军各种产业房地产、纺织业、橡胶、木业、钢材、水泥等。鉴于他被准予的经济租金的规模，他有能力为自己在经营过程中所犯的大量错误买单。在马来西亚，郭鹤年曾是限制精糖和面粉进口政策的主要受益人。他原是软性商品交易商，也与印度尼西亚的林绍良合作经营糖业与面粉业。郭鹤年至今仍然是马来西亚四座糖提炼厂中三家工厂的控股人，并且从政府那里得到了进口粗糖的大部分配额。这种安排在日后被证明是非常正确的，因为郭鹤年公司在面对国际市场波动的情况下依然保持着糖和面粉的价格稳定。但另一个事实却是:1998年推翻苏哈托政权后，印度尼西亚取消了进口垄断，而在这之前，顾客平均付出的价钱比自由市场更高。独立后，郭鹤年马上为得到完全关税保护和精糖提炼的执照进行游说，那时他的两个主要合伙投资人邱继炳和郭令灿也正在逐渐成为企业界的大亨。可见,垄断的吸引力有多大。在菲律宾，政界对国家职务以及政府赏金进行政治分配的传统早在1920年美国殖民统治时期就已经开始，直到马科斯的统治才结束。那里存在着对主要食物进口的贸易垄断和对当地主要农产品蔗糖和椰子的市场销售垄断。埃杜阿多·科库阿科就是马科斯政府时期主要的垄断巨头之一(在钱和权力都属于精英的东南亚小国里，埃杜阿多·科库阿科来自同阿基诺夫人一样有着大量土地的家族。阿基诺夫人领导的“人民力量”革命运动在1986年推翻了马科斯的统治)。埃杜阿多·科库阿科作为马科斯最喜爱的人，从椰子产品的新征税政策中获取了大量利润，从而为椰子种植者联合银行的发展储备了雄厚的资金。他被任命为这家银行的行长之后，这家银行就买进了大部分菲律宾加工椰子的机器设备。埃杜阿多·科库阿科的椰子产业带来的巨大现金流量使他有足够的实力买入其他设备。人们根据一款电子游戏中的人物而称他为“吃豆小精灵”，一只吃掉一路上所有东西的精灵。马科斯时期的垄断者们在他们权力范围内设立了新的标卡特尔，到处都是卡特尔(2)准。陈永栽的幸运烟草公司被削减了税款、关税，并被允许筹集资金、打破规章制度，享受相当于国内烟草垄断企业的优惠政策。该公司还编写了一种新的香烟免税代码，并且获得了马科斯的签字批准使其成为法律。同时，有人称陈永栽已经印好了国内的印花税票，贴于烟壳上。在烟草上赚取的巨额现金流量促使陈永栽进入了化学产业、农业、纺织业、酿酒业、房地产、酒店和银行等领域。1986年马科斯逃到了夏威夷，后来陈永栽给新总统阿基诺夫人写了一封公开信，说道:“我们可以自豪地说，在我们的历史中，我们从没有依靠过任何救济或政府的帮助，也没有依靠过垄断保护。”卡特尔，到处都是卡特尔马科斯和苏哈托给予的赤裸裸的垄断使东南亚所有其他国家和地区几乎普遍存在的垄断、卡特尔以及对市场的控制都黯然失色。香港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它经常被评选为世界上最自由的经济体之一。美国右翼智囊机构遗产基金认为，在过去14年里，香港的经济自由度指数世界第一(新加坡第二)。诺贝尔奖获得者米尔顿·弗里德曼几十年来一直赞扬香港是自由市场的堡垒。1997年回归中国一星期以后，他痛惜地说：“要是美国像香港一样自由，那该有多好。” 如此的断言反映了香港自由港的身份，它没有关税，没有外汇控制，是一个国际商贸自由港。但是，香港本地区的经济被教父所操控，就完全不同了。它一直是事实上的卡特尔的混合产物。卡特尔源自殖民时期。最有名的卡特尔是主宰房地产市场的卡特尔，是香港每个亿万富翁财富的基本来源。英国殖民政府为房地产垄断创造了条件，因为它的预算资金基本上来自土地销售所有土地在销售前都是“皇家的土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香港经济不断发展，政府拍卖开发土地的价格更高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一笔交易是10亿美元买几块地皮。任何人在二手市场获得的非建筑用地，如20世纪七八十年代，大亨家族控制的新鸿基地产和恒基地产看上的新界农用土地，都必须支付大笔的转换费才能开土动工。这样做的结果就是未与英国大银行建立良好关系的小房地产商被排除在外了。1996年受政府委托的消费者委员会报告发现，在1991 1994年之间，有3/4的新私人住宅是由仅仅10个开发商提供的，且55%来自4个最大的开发商。利润方面可以另外考察13个大的住宅开发商，利润大得吓人，尤其是在大块农用土地的转换费由私下投标设定的情况下。在这种情况下，消费者委员会发现，加上土地在内的所有开发成本，最低的收益是77%，最高的是364% 。房地产市场如此高度集中，从经济理论的层面看，一定会是反竞争的。香港一直都有操纵竞标的传说。“几个有钱人投标，做做样子，最终一位得到了。然后去喝茶，瓜分利益。”汇丰银行前董事长威廉姆·蒲伟士爵士如是说。只要有土地收入，只要预算平衡，殖民政府(以及举足轻重的汇丰银行最大的抵押放款公司、房地产开发商最大的资金提供者)对房地产的这种局面就不会不高兴。这个系统简单，而且维护成本低。就像一位房地产大亨所说:“英国在香港实施的资本主义制度一直偏袒着香港大亨们。” 香港的中产阶级，在名义上交纳的税款很低，但他们所付的租金或者抵押款却是世界上最高的，并还要交纳相当于租金13% 15%的物业管理费。香港的殖民者一直与少数“寡头”合作这再次反映了东南亚本土独裁者需要可信的商业代理官员这些“寡头”原先是英国商行，管理着从空调到电梯等各行业的卡特尔。20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现了这样一个有趣的事例:香港殖民政府成功地为本地制造业争得了世界上最大的纺织品出口配额。这是殖民政府所做的令人钦佩的事，因为这与英国纺织业生产商的最大利益相违背。但在定额分配卡特尔，到处都是卡特尔(3)方面，政府并没有表现出公正。这些官员并没有把商品出口权拍卖给最高的投标人，也没有用其他方案去确定最有效率的生产者，相反，他们直接把具有巨大商业价值的出口配额给了最大的制造商和出口公司。其中许多都是由1949年搬至香港的上海纺织巨头经营的，他们与殖民机构关系密切。香港后来有了配额二手交易市场，那些免费获得出口权的巨头出售自己的出口权，坐收股息。香港没有竞争法，这里的教父，无论是华裔的还是英籍的，或者是其他国籍的，都从本地的服务业中收取高额的费用。这个世上最繁忙的港口，或许是最大懊恼的来源。香港集装箱的终端运输费用也是世界上最高的，尽管劳动成本远远低于那些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相近的国家。中国大陆小型制造企业以及托运人，多年来一直开展反香港的港口垄断的活动，但都没有成功。主宰集装箱终端运输公司的股东都是房地产大亨:香港和记黄埔有限公司、新世界地产、新鸿基地产、怡和集团的子公司香港置地以及九龙仓集团。李嘉诚的香港和记黄埔有限公司目前拥有香港24个停泊港中的14个泊位，毫无疑问他成了这帮人的领袖。多年来李嘉诚从港口中获取的现金流量使他得以在房地产市场上投机。投资银行认为，若没有香港和记黄埔有限公司的港口收入，他早就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房地产风暴中破产了。香港其他事实上的卡特尔包括超市和药店，其中李嘉诚的百佳连锁超市和香港怡和集团的惠康超市约占了百货贸易的70%，李嘉诚旗下屈臣氏集团和怡和控股的万宁公司也几乎占了药材销售的70%。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法国零售商家乐福和一家当地开办的资金充足的苹果速销商，曾努力去打破这两个日用品亿万巨头的垄断，可是都失败了。这些拥有巨额财富的教父，拥有香港重要零售商店，并向供货商申明如果与新的竞争者合作，将断绝与他们的生意来往。马克·西蒙亏损了1 2亿美元之后，停止了苹果速销的营业。据他说，苹果速销的送货车根本进不了由李嘉诚控制的居民住宅区和办公大楼。李嘉诚还是香港电力生产的双寡头之一，另外一半的股份由伊拉克的犹太人嘉道理家族的中国照明与动力公司(香港)拥有。政府调节计划把公司被允许赚取的利润与资本支出连在一起，导致了对折旧期很长的固定资产投资过多，其副作用则是更高的电费。其他重要的企业卡特尔包括公交车、汽油、预拌混凝土和专业服务。几乎所有由超级大亨控制的香港主要商业事务都有卡特尔的特征房地产、港口、能源、水泥、混凝土、柏油和连锁零售，这很能说明问题。正如在1984 1993年为李嘉诚管理香港和记黄埔有限公司的西蒙·莫瑞所观察的:“香港到处都是卡特尔，如果政府要给你垄断权，抓住这个机会。”莫瑞所做的重要事情之一是接收香港电力。香港逐渐分解了一个前卡特尔以及一个在该地区运营了多年的垄断企业，但这也只是最近几年才有的事。自1964年以来的30多年内，香港的银行实行利率卡特尔，银行经理们每周五开会确定利率(政府同样采用特别的方法来控制国外银行的进入，并帮助汇丰银行和它的姐妹银行恒生银行拥有全香港50%的存款)。但是对香港垄断最大的威胁则来自最后一任总督彭定康对通信业所颁布的撤销管制规定。有趣的是，这导致了大批大亨迅速涌入通信业市场，毁坏了所有参与者的利益。这似乎表明了大亨并不习惯在真正的竞争环境中运营。包括世界贸易组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欧洲议会在内的国际组织已就香港没能提高岛内经济竞争水平提出了批评。正如麻省理工学院的斯隆管理学院院长理查德·斯马兰奇教授所言:“香港没有反价格固定法，也没有反卡特尔法，实在令人惊奇。”但是，大企业对政府的影响很大，是不可能改变目前这种状况的。直到前不久，新加坡还是世界上唯一的另一个没卡特尔，到处都是卡特尔(4)有竞争法的经济发达国家。这个南方小国于2004年通过了《竞争法》，并于2006年生效。但国内经济中的许多被上市公司控制的行业均不受《竞争法》的影响，如电力、天然气、自来水、下水道、电信、媒体、邮政、港口和某些银行服务。人们实在无法知道，新加坡的地方竞争是否会比香港更自由。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外向型经济与国内受保护经济的反差，在这两个地方一样地明显，前者指出口制造商的经济，后者指大亨经济。比如，在香港和新加坡，银行可以在给予服务之前随意地让从事零售和小生意的顾客排上一个小时的队，还要向他们收取费用。这在其他经济发达国家都没听说过。香港的银行要求店老板准备好所需的零钱。新加坡的银行垄断共有基金的销售，而银行职员却对该产品知之甚少。尽管香港地区和新加坡到处都是豪华的摩天大楼，但银行消费者所体验到的绝不是进入高楼大厦时所期待的。食利者，过去与现在(1)寻求核心现金流量就是去获取垄断或者少数人控制的许可证，不管东南亚教父在哪儿经营都一样。主要不同之处是独立后的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政府重新分配了这些权力，而新加坡政府却紧紧抓住了这些权力，除了一些银行和房地产权力；在香港，自20世纪70年代大亨们开始挑战和接管英国商行起，这些权力逐渐地转移了。但最根本的是，每一个地方都见证了仿效瓜分殖民地经济权力的演化过程。1991年，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评论者极为简洁地评论该地区最有成就的大亨郭鹤年说:“郭鹤年使东南亚的食利体制现代化了。”这就是其他教父所做的事。在这一过程中，大亨们贿赂了许多人。该地区的一位亿万富翁在接受不作记录的采访时，冷冷地向作者描述为了得到一种在国家独立后盛行的重要许可证，他贿赂了一位首相。作者开始一怔，后来才恍然大悟。当然，他说他总是把贿赂说成借贷，在半个世纪之后，他还能回忆起准确的数字。一位在东南亚好几个国家拥有生意的华裔大亨就他所认为的本地政客的贪污文化尖刻地说:“他们每周都花大把的钱来公关。请你吃饭，请你玩女人只要把你伺候周到就能得到一切。他们就是这么想的。”但是这个人同样谴责他要对付的殖民政体的不公平。他也谈到了香港“不恰当的做法”，如：政府高官和香港汇丰银行高级职员竟在赛马场的私人包厢商议有关事项，英国的大商务企业和殖民政体之间密切的关系。他举了彭励治作为例子:彭励治由英国商行太古集团公司的总裁变成了香港的财政司长。任职期间，他向香港的立法委员会宣称香港只能有一家合法航空公司。这家合法的航空公司就是国泰航空，是太古集团的主要公司之一。彭励治1986年离开政府回到伦敦太古集团总部工作。邓莲如女男爵走的路和他极其相似。1963年邓莲如加入太古集团，后成为香港行政委员会的高级会员，再后来她又去了伦敦的太古集团总部。香港和新加坡很早就仔细筹划了防止商人和政治权力公开勾结的方法。香港有立法委和行政局，营造了代议制政府的气氛，虽然事实上立法委和行政局已被未经选举的大亨所占据。在新加坡，政府机构中的有权人和大亨的关系被笼罩在更大的迷雾之下。一个也许明显的并可以追溯到殖民地时代的关联，就是受惠的家庭通过当地的慈善机构来表达他们的感激之情，邵氏基金(1957年由邵氏兄弟设立)和李氏基金(1952年由李光前家族设立)就由此建立。这个传统一直延续至今。那些在英国人或他们的继承者李光耀统治下而幸存下来并发达的大亨，从不从事慈善活动提高自己的形象。走私起家的郭芳枫及其儿子郭令明曾寻求获得新加坡银行执照以获得所需的核心现金，但遭到了拒绝，因此他们从不出资设立基金会。其他地方的商业与政治关系更是赤裸裸。苏哈托把他和他家族控制的慈善基金会当做收集几百亿美元贿赂的载体。但是想要生存的教父深谋远虑，他们不只是贿赂、傍上一个主要政客。许多大亨把宝押在一个政客上，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在亚洲金融危机时，林绍良不可避免地成了反“KKN”(印度尼西亚语“korupsi，kolusidannepotisme” 腐败、勾结、裙带关系)的首要攻击目标。暴动的人直奔他北方的家，洗劫了他的家，并在他家门上写下了“苏哈托的走狗”这些字。泰国的陈弼臣在1957年沙立将军政变后逃到了香港，因为他害怕他与被驱逐政权的亲密关系会对他的生命造成威胁。在马来西亚，所有与财政部长东姑拉沙里或副首相安瓦尔·易卜拉欣太过密切的商业集团都遭受了无法弥补的损失，因为前者1987年挑战马哈蒂尔争夺巫统的领导权，后者10年后被马哈蒂尔结束了政治生涯。当一个马来西亚大亨被说成是“安瓦尔的孩子”或“戴姆的孩子”(戴姆·扎伊努丁是财政部长)食利者，过去与现在(2)时，这往往是败落的先兆。真正伟大的教父从来不允许自己仅仅支持潜在政治势力中的一方。两个最富有的马来西亚人郭鹤年和阿南达·克里斯南，对所有政客都八面玲珑，这绝非偶然。郭鹤年的关系毫无瑕疵，部分是由于他的资历。郭鹤年在柔佛州长大，那时他父亲常与贵族出身的巫统创始人拿督翁主席打麻将。郭鹤年与拿督翁的儿子，马来西亚第三任总理胡先翁曾在同一所学校就读过，又与李光耀和马来西亚第二任总理阿都·拉萨是莱佛士学院的同学。这无可避免地让他了解了独立的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所有发展中的机构。虽然有时会与李光耀和马哈蒂尔关系紧张，但是郭鹤年从不让他在新加坡的投资处于危险境地，也不会让他还拥有的对马来西亚软商品的垄断受到威胁。阿南达·克里斯南更是了不得。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他是东姑拉沙里生意上的亲密合作伙伴，也是拉沙里的亲密朋友，他曾就创建马来西亚国有石油公司和锡矿开采的国有化向财政部长提过建议。1981年马哈蒂尔出任总理，克里斯南继续寻求支持，于1982年被任命为中央银行董事，1984年被任命为马来西亚国有石油公司董事。当拉沙里和马哈蒂尔之间的关系不断恶化时，克里斯南仍然分别同他们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和他们一起度假，并照顾后者在国外的孩子。其他亲近拉沙里的巨头，如邱继炳，发现他们的后台在1987年巫统大选失败后，他们就受到了冷落。但克里斯南却没有。他照顾到了方方面面。1996年当拉沙里和马哈蒂尔要进行所谓的和解时，会面的地点就在克里斯南的家中。与政客关系如此之好的亚洲教父并不多。克里斯南的杰作就是矗立在吉隆坡天际的88层的双子塔，是温柔操纵的登峰造极之作。克里斯南原已将核心现金流量投向马来西亚的外围博彩垄断，后来看中了吉隆坡市中心占地39公顷的雪兰莪跑马场俱乐部，要进行大项目的房地产开发。他带着自己呈交当局解决的事项找到了美籍阿根廷建筑师西萨·佩里。他要在那里建世界上最高的大楼，这与总理让马来西亚成为一个发达国家的“2020宏愿”不谋而合，而且设计还体现了伊斯兰建筑的元素，马哈蒂尔将难以抗拒这样的诱惑。马哈蒂尔被说服了，至今他还在其中一幢楼的顶部保留了巨大的鱼碗形的私人办公室。从记载马来西亚注册公司的文件来看，克里斯南以3 78亿印尼卢比的总价获得了项目工地。但独立估价人马上指出其价值在10亿印尼卢比(那时约合3 85亿美元)以上。克里斯南以这一独立估价去抵押贷款，在马哈蒂尔的支持下，把马来西亚国有石油公司拉来进行现金投资，并使其成了招徕顾客的商户。结果，这位教父自己分文未掏，却获得了耗资13亿印尼卢比的48%的房地产开发权。然后他请来了日本和韩国的建筑公司，给马来西亚建一座纪念碑。克里斯南在建立传媒和电信帝国时，重复了同样的手段，迎合了马哈蒂尔发展亚洲传媒业的幻想。在政府补贴的帮助下，他将马来西亚第一颗卫星送入了轨道。他成立了影视制作公司，制作没有“西方”影响的道德上健康的马来语节目，此类企业产生着巨大的利润。克里斯南获得了经营移动电话的唯一许可证，这使他成了移动电话这个领域里有名的大玩家。他仅仅垄断了非常有利可图的一小块卫星电视市场向马来西亚的华人提供进口的有益于身心健康的汉语节目。他得到了国营公司更多的现金投资；国家投资机构国库控股向他的卫星电视公司提供了2 6亿美元的资金，占了总额的15%。与其他教父一样，他根据总控键买入他需要的任何技术和节目。“关系”的真正发源地(1)汉语“关系”一词，意味着“联系”或“交往”。在亚洲，这一词语被大量用来简称与有权人的且能给工作带来方便的个人联系。“关系”有行贿受贿的含义。在中国，它被过于滥用了，因为该词本身只表达找到合适的人，买通他后，就万事大吉了，这词的简明意义与中国辽阔的国土、复杂的文化极不相称。不了解这一点的外国商人，会花费很多时间去讨好那些无权给予他们想要的特许经营权或交易的政府官员。东南亚不同，它更像人们期望中的“关系”世界。苏哈托、马科斯、马哈蒂尔等高级官员促成交易的现象依然存在，因此寻求同这些人的良好关系是一个理性的商业选择。殖民遗产与本地政治精英(贵族的、因歧视而反商业的)和外来的经济精英之间的传统分离，使得东南亚成了“关系”商人的真正发祥之地。这些教父是出手大方的款待者和送礼者。当政治领导人或他们的家庭成员出国旅行时，那些大亨的家、旅馆和员工是供他们任意使用的。阿南达·克里斯南非常关注政客们以及他们孩子的私生活，可以说他的关注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他拥有私人飞机、巨大的游艇，同时在瑞士、奥地利以及伦敦拥有住宅。对那些需要让他们一直保持开心的人，还会提供给他有报酬的董事职位。例如:在马来西亚，常规的做法是以股份和董事职位报答执政的巫统家人以及国家王室成员。林梧桐的博彩帝国从不对外透露马来西亚股东的姓名，因为信伊斯兰教的人十分讨厌赌博；他的主要上市公司的大股东几乎都是名义公司。但是林梧桐根本无法掩藏他对与强大的马来西亚警察的密切关系的依赖。许多退休的警察在他那庞大的赌场继续工作着，而他的主要公司云顶集团的董事和总经理包括了前首席检察官兼国家警察局副局长。大亨郭令灿还请王室成员、马哈蒂尔的姻亲兄弟、前首相的子女及兄弟姊妹、副首相、部长担任他公司的董事。有时，大亨在有良好关系的人身上作长远投资，也会得到回报。2003年9月马哈蒂尔出乎意料地让位于阿卜杜拉·巴达维时，郭鹤年趁机推举林志华出任高官。林志华与巴达维曾是马来西亚大学的同学，后来一直保持着良好关系。新政府执政后，其他商人试图挑战郭鹤年在糖类产业近乎垄断的特权，政府冷漠地回绝了要求改革的呼吁。然而，大部分情况下，董事职位、免费或低价股票以及直接赠与都只是做生意的成本。商人需讨得政客的欢心，而有权人也希望捞回他们的政治投资。正如巴达维的一个政治秘书就马来西亚的体制评论说:“模板本身就是腐败。”然而，尽管东南亚的经济体制是腐败的，但它却比那种掌权者也想牟取商业租金的社会体制有效。东南亚与毁了许多非洲国家经济的盗贼统治者不一样。在大多数情况下，东南亚的政客只是把公共资源与经济权力卖给个体商人却不干涉商业的运营。当亚洲的专制统治者的行为更接近非洲的盗贼统治者苏哈托当权的最后10年，他的孩子越来越肆意妄为那么结果会更相似。正常情况下，东南亚地区对政客的投资总是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前面提到的亿万富翁贿赂首相之后，得到了看似随意的好处。这与陈弼臣一个儿子的描述很相似：贿赂泰国政客和将军的过程非常体面，很“绅士”。圈外人不会那么自然地说这种话，但这位泰国大亨的儿子这么说时却毫无讽刺之意。他信·西那瓦出任泰国总理之前，泰国历史学家兼作家巴素·蓬派集和克里斯·贝克曾就关于政府相关工程的回扣标准咨询过他。他毫不含糊地回答说:一般是10%，但非常大的项目可能降至3% 5%。苏哈托当政时，印度尼西亚商人们谈论在进入的商业交易上应付的高额费用时，也是用相同的口吻；苏哈托的妻子婷夫人，在商业圈里被称为“提成夫人”。印尼最大船舶公司的拥有者SudarpoSastrosatomo，把苏哈托用来收集回扣的基金会称为“平行的税收系“关系”的真正发源地(2)在东南亚的中央集权国家里，社会结构是建立在阶级上的，这使得该地区成为亚洲的关系中心。约翰·梅贝思《远东经济评论》在印尼的资深记者，就独立和亚洲金融危机之间究竟出了什么问题调查了这个国家的领导层，他发现他们不是指向苏加诺，也不是指向苏哈托，而是指向了长期存在的封建传统，这是非常值得注意的。罗斯音·阿卜杜甘尼，从共和国诞生起便是一个受人尊敬的政治人物，还担任过苏加诺的外交部长，他哀叹道:“在这些结构中，上层阶级只是在寻找进贡。”在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出售特殊经营权和许可证的习惯从来没有中断过，独立之前、之后一个样。在荷兰人统治时期，印尼的“普里亚伊”贵族官僚一直拥有可出售的租金、资产和权力。马来西亚更是如此。马来西亚的很多地方不是英国的正式殖民地，从而把土地和其他许多宝贵的经济权力留在了不同的皇室家族手中。例如，郭鹤年早期的大宗房地产交易便不是与英国政府交易，而是与柔佛州的皇室交易。当殖民者离开后，他们所赠予的特殊经营权只是增加了当地政治精英手中的经济租金。在泰国，1932年的革命结束了君主专制，但提供租金的做法从未中断过，只是部分掠夺物到了平民官僚和军人的手里。美国殖民统治下的菲律宾，看起来有一个民主的政治体系，但当华盛顿逐渐下放权力给马尼拉时，腐败也是不断扩大；独立之后的菲律宾，腐败更是严重。虽然20世纪70年代前，新加坡和香港有着广泛收受贿款的文化，但赤裸裸的政治腐败在这两个城市与在其他东南亚国家有所不同，因为他们吸引地区资金靠的是比内地更“廉洁”、“稳定”。但是，这两个城市中的私人企业和政府之间的勾结还是比人们通常想象的要厉害得多。关系不是竹网制成的(1)在东南亚，关系很重要，因为它们产出结果。但是当大亨忙于磨合他们与政府官员的关系时，一个关于教父之间合作方式的不可忽视的传说出现了，这就是关于“竹网”的传说，认为它存在于华裔大亨中，为他们提供着合作的地区关系网，这是一种独特的文化。用来证明这一点的是华裔大亨共同投资的不可否认的事实。亚洲商务杂志和一些学术著作常用图表解说他们的共同投资。但竹网的说法有误导性。事实上，大亨都是由于运营环境的本质而被迫合作的。基于许可证的经济要求跨境的投资者找到有政治影响的合作伙伴。卡特尔也需要合作。合作伙伴常常是华人，因为华裔移民在该地区拥有杰出的经济地位。但是华裔大亨也和非华裔人合伙投资、合伙经营。他们几乎都与跨国公司共同经营合资企业，以获得生产技术和管理技能。他们也与其他民族的大亨合作。竹网的说法过于简单，过于不切实际。然而在第一代大量移民时期，劳动阶层的华人依靠基于方言的关系网，那确实是竹网。世界性的大亨从来都没有被这样约束过。他们在不得不合作的情况下合作，但是大多数的时候他们竞争最明显的是争先竞争政治上的恩惠。仔细观察一下，它们什么都是，就不是竹网概念所暗示的互助俱乐部。印度尼西亚的林绍良和马来西亚的郭鹤年都是过去半个世纪最著名的大亨。他们之间的关系最能说明问题。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起，有许可证保护的郭鹤年一直主宰着马来西亚的糖和面粉等产品。当他想进军产糖大国印度尼西亚时，他自然而然地想到了他的印尼同行。林绍良对苏哈托的影响无人可比，苏哈托规定只有军队可以买卖糖，而军队很多糖的买卖都是通过林绍良进行的。郭鹤年鼓动林绍良游说苏哈托垄断小麦进口和面粉加工，利益与军队共享。在30年的时间里，郭鹤年和林绍良共同投资小麦和糖的贸易以及糖的生产。他们常被媒体称为主要的竹网同盟。两人祖籍都是中国福建的小镇，相距不过40公里。事实上，像许多大亨一样，郭鹤年和林绍良合作是出于无奈，是为了方便。20世纪90年代中期，郭鹤年卖掉了印度尼西亚小麦进口和面粉加工的垄断公司波加萨利面粉公司，因为他认为林绍良和军方骗取了他大量的利润。当亚洲金融危机淹没了林绍良的帝国时，郭鹤年与林绍良的其他许多“朋友”给他的回报是拒绝贷款给他。一位名叫菲利普·普尔纳马的高级行政官，同林绍良的儿子林逢生一起力图挽救这份家业，他说:“在危机期间，当林逢生急需钱时，这个所谓的关系网要他支付70%的利息。”作者与一位亚洲巨富共进早餐时，对大亨间合作的真正本质有了更清晰的了解。也许由于前天那场特别愉快的教父聚会他只睡了五个小时这位大亨竟出乎意料、毫无戒心地谈起了其他亿万富翁，而且他所谈及的亿万富翁都是圈外人士认为与他关系非常密切的。他先讲到了一位共同投资了半个世纪的伙伴，因为这个人“非常粗野”、“不懂世故”而终止了与其合作，还说这个人改信基督教只是为了讨好白人。另一个长期合作伙伴是个在他们的合资公司伪造账目的流氓。这位接受采访的大亨说那人曾经编了一个非常悲伤的故事，他说他在一笔船运买卖中损失了1亿美元，但这只是与合伙人讨价还价的一个手段，希望更公平地承担他们合资公司的支出。他以为他得到了额外的500万美元，但结果却发现那是从他下次红利中扣除的。他指责第三个长期生意合作伙伴带有明显的地方团伙(被认为是“黑手党”)的缺点，而且这个人还是个好色之徒。但这些话至少好过这位亿万富翁对直接竞争对手的评价，他称他们一个是“娃娃脸杀手”，另一个是“眼镜蛇”。最近“眼镜蛇”给这位教父的儿子送了盒巧克力，这位教父建议他的继承人先把巧克力给狗吃，如果几小时候后狗依然活着，“再给他妻子尝试”。西蒙·莫瑞在香港首富得到关系不是竹网制成的(2)香港和记后，被李嘉诚聘请来管理这个原英国商行。他回忆了了解教父之间关系的曲折过程。莫瑞任职后不久，收到了新世界集团董事长、亿万富翁郑裕彤的邀请函，请他见面随便聊聊。因为郑裕彤和李嘉诚是有名的高尔夫球和桥牌上的伙伴，这一切看似非常正常。但莫瑞向李嘉诚提及郑裕彤的邀请时，李嘉诚的反应却令他感到很惊讶。他回忆道，李嘉诚严肃警告他:“要提防这些人，他们几乎与我们一样聪明。”莫瑞解释说:“从理论上说，他们是朋友。”从另一角度看，当大亨试图在生意上积极合作时，他们之间关系的真正本质要看结果。这与维持卡特尔或瓜分经济租金这种被动性的合作是不一样的。一个很著名的例子就是: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马来西亚的华人主要政党马来西亚华人公会创建了马化控股。马化控股是一个合作投资公司，面对政府支持马来人的扶弱计划，它承诺保护华人的商业利益。虽然这家公司吸引了将近3万华人投资者，但没有几个大亨愿意与之联系，他们宁愿直接寻找政府领导人解决问题。加入马化控股的卓越商业人士早就预见到了一个大灾难。20世纪80年代中期，集团公布了历史上马来西亚公司最大的亏损。集团总经理陈群川林梧桐云顶集团的原资深经理因欺诈罪被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关进了监狱。他私自将马化控股的资金转移到他自己的一家公司中。类似的大亨合作失败的事在香港也发生过，但少了点戏剧性。20世纪90年代早期，香港建立了一个中国投资集团新中港集团，李嘉诚、何鸿燊、印度尼西亚的李氏家族和新加坡的贸易发展局都是该集团的合伙人。但准确地说，新中港集团什么成就都没有，因为它的富豪赞助者们不想一起工作，而且也不可能一起工作。据拥有豪华酒店的艾德里安·泽查观察，关系在东南亚是很重要的，因为社会是由精英操纵的。他说:“如果你是一个开发商，很有可能策划人以前就是和你一个学校的。”确实，香港、马来西亚、新加坡的精英一般都来自那儿的少数教育机构(一般是原殖民教育机构)。但是关系的重要性不应与合作网的概念混淆。有抱负的教父们为有限的政治庇护而彼此竞争，这使大亨成了充满魅力的、利己的超级务实主义者。核心现金、纵向一体化、随机的多元化(1)竹网并没有使亚洲教父富起来，是那些来自非自由市场的核心现金流量让他们富了起来，那些现金流量也掩盖了许多商业上的失败。该地区首富李嘉诚得到香港港口的事实上的卡特尔中的大部分股份后不久，现金源源不断地流入他的腰包，使他摆脱了困境。1982年至1983年，全球经济衰退，同时伴随着当地政治震荡：因为香港回归中国的谈判开始了。楼价大幅度下滑，李嘉诚的核心房地产开发公司长江实业集团的收入也大幅度下滑。更糟糕的是，有传言说李嘉诚的私人公司严重亏损，而李嘉诚曾保证这些公司购买的房地产有最低回报。但这些都无关紧要。1984年3月，前英国商行、掌管李嘉诚的港口利润的香港和记黄埔有限公司输出了共计2 56亿美元的红利，李嘉诚拿了大头(只有优先股有分红，普通股没有分红，而李嘉诚拥有大量的优先股)。他获救了。尽管李嘉诚常在香港新闻报道中被称为“超人”，但在他的投资事业中，既有不合时宜的买卖，也有经过长期痛苦的努力才能赢利的收购来的公司企业。20世纪90年代早期，他在英国、澳大利亚以及许多亚洲国家的移动电话及传呼机市场的投资上遭受了严重损失，但是20世纪90年代末期，他的橙子电话公司使他大发横财。后来李嘉诚又投资3G，但3G至今亏损严重。1987年，他转向了从事石油业的加拿大赫斯基能源公司，随后他又投入更多的资金增加了他的股份，但这次投资带来的却是连续几年的亏损和账面价值的降低。在这些投资过程中，来自港口、零售、电力以及其他香港卡特尔的核心现金流量保障了李嘉诚的各种扩张。这个地区的最佳投资者的经历说明了为什么只有少数竞争者能生存下来。核心现金流量是教父的一个保险政策，也导致了大亨企业两个常见的特性。第一个是围绕垄断或寡头独占的纵向一体化。在20世纪50年代，霍英东获得了香港进口中国大陆黄沙的垄断权，他马上购买了运沙船和储存沙土的仓库。其他垄断者甚至做得更绝。让我们回到先前讨论的糖业垄断，郭鹤年的公司几乎包揽了与糖有关的一切业务:产糖原料的种植、糖的提炼、包装袋的制造、糖的交易、糖的买卖、糖的运输等。因为郭先生有效地垄断了马来西亚糖的销售，想到投资与之相关的行业是很自然的事。纵向一体化的诱人之处还在于它能使大亨们相当自由地调控生意的特定阶段的盈亏。例如，可以提高货运费，从而把赚头转到船运一项离岸的免税行为之中。在香港，上市的房地产公司都处在有效的卡特尔运营机制下，掌控它们的家族都有自己私人的建筑公司。理论上，这为从上市房地产公司中攫取利润提供了很好的机制。因为建筑公司是私人的，根据香港法律，无须公开账目。垄断现金流量的第二个影响与我们直觉所认为的有点儿相反。围绕着纵向一体化的卡特尔企业为他们创造的大部分现金，教父们肆意扩展多元化经营。他们几乎每个人都经营着一个集团公司。对于一个顶级的巨头大亨来说，操纵三四百个私人公司和将近二十个上市公司是十分正常的。这部分反映了以许可证为基础的经营环境的特质，在这种环境下，竞争国家被限制，因此要抓住任何新的商业机会。同样，我们将在第四章里看到，小股东也有微弱的影响，因为他们更喜欢那些能赚取最大限度金额的、业务更集中的上市公司。还有一个因素刺激着教父们在不同司法管辖内拥有许多不同资产，那就是以防他们国家的政治风云突变时对他们不利。但最主要的是，多元化经营是因为钱和信贷来得太容易。和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一样，当东南亚的大亨们拥有像喷泉一样喷涌而出的现金时，他们愿意去尝试各种各样的事。各种族的人都是这样的。马来西亚华裔郭令灿与泰米尔裔阿南达·克里斯南并无多大的差别。前者有19个上市公司，经营范围从银行、空调到半导体、房地产。后者的经营范围核心现金、纵向一体化、随机的多元化(2)包括动画制作、通信、发电、博彩业、石油与天然气开采以及房地产等。同样，他们与从事多种经营的英国太古集团家族也无太大的差别，后者的生意包括垄断航空业、船运业、零售业、软饮料加工和口碑极好的位居香港第二的房地产卡特尔。总之，垄断鼓励着垄断者们把钱投资到周边的任何一个领域。【注释】2006年，澳门成了最大的赌城，营业额几乎达到70亿美元。1934年，政府通过了黄沙条令，使当地黄沙成了垄断行业，并打击所谓的“偷沙贼”，致使香港本地沙不能满足建筑所需。自那时起，与新加坡的黄沙来自印度尼西亚一样，香港的建筑用黄沙一直来自中国大陆。要使建筑物持久耐用，建筑用沙里不能有海盐。这一特权由大马彩拥有，然后由克里斯南的私人公司UsahaTegas拥有。保罗·D·胡奇罗夫特:《肮脏的资本主义》(1998)，第133页。里卡多·曼纳帕特:《有的人就是精明》(1991)，第344页。《华尔街日报》，1997年7月8日。见香港消费者委员会1996年报告中的附录9。作者采访，于2005年2月8日。非正式采访，于2004年10月14日。顾汝德的《香港政经公益与私利的冲突》(2005)中对纺织品配额限制有详尽的讨论，包括第127页。香港付货人委员会的数据表明，香港收取的码头操作费比德国多两倍以上。越来越多的港口业务转入中国大陆，但李嘉诚在重重保护的中国港口部门还是保住了主导地位。他的子公司，主宰着包括上海和广东的盐田集装箱码头在内的装卸设施。作者采访，于2005年3月15日。苹果速销网站由特立独行的零售、出版大亨黎智英创建。黎智英是该地区唯一参加民主竞选的亿万富翁。西蒙评论怡和集团对苹果速销网站的策略时说：“如果在美国，他们要坐牢的。”作者采访，于2005年2月。莫瑞曾是集团总经理。同注，第185页有详细的讨论。移动通信市场多了6个经营者，话费降至世界最低。《标准》，香港，2002年7月15日。笔者当了很长时间的《中国经济季刊》编辑，知道皇后大道上的汇丰银行的小户营业中心会让顾客排上两个小时的队，而无须对此负任何责任。避免排队的唯一办法是讨好管排队的人，因为他们桌子里藏有票子，可以让缺乏耐心的人插队。有成百上千万港元现金余额的老百姓被安置在地下室里，而富豪们却在诺曼·福斯特勋爵设计的豪华的汇丰总部大楼顶层的私人办公套间和宽敞的董事会会议室里享受银行的服务。非正式采访，于2004年3月。非正式采访，于2004年10月14日。彭励治告诉立法会:“在这样的情况下，任何线路上选派一家以上的香港航空公司必须基于这样的情况，即更多的竞争会有利于公众，而且有足够的运输量维持一家以上的香港航空公司的实际运营。现在，来往香港的最繁忙线路已由几家运营商很好地经营。因此政府决定，受目前安排的限制，一般情况下，香港航线的选派会限定在一家航空公司经营一条线路。”参见《香港立法局议事录》，1985年11月20日。马哈蒂尔采用各种手段，包括死亡威胁和贿赂群众，赢得了堕落的巫统选举，虽然1479票中，他只得了43票。然后他免去大法官沙烈·阿巴斯及5位最高法院法官的职务，扫除了各种司法障碍。接下来他又无情地清除了与巫统元老东姑拉沙里有关系的政商界人物。见艾德蒙德·特伦斯·哥梅兹：《东亚政治商务》(2002)，第62页。苏哈托时期，印度尼西亚把这种现象称为“吉南加尔的孩子”，源于吉南加尔·卡尔塔萨斯米塔。吉南加尔是保护原住民大亨的主要内阁成员之一。这些人都在这两年出生:胡先翁和阿都·拉萨生于1922年，李光耀和郭鹤年生于1923年。这一部分核心现金、纵向一体化、随机的多元化(3)基于公开可得的文件、笔者所有的私人资料以及2004年在马来西亚的非正式采访。这个项目的小册子上说：“达图·斯里马哈蒂尔·宾·穆罕默德总理为马来西亚制定了经济蓝图，我们要在2020年成为工业化国家。现在这个多民族的和谐国家已经团结起来为 2020宏愿而努力奋斗。”高耸的伊斯兰建筑双子塔直接取代了35层的大地宏图大厦。大地宏图大厦1984年建成，是马哈蒂尔当总理时第一个最得意的建筑物。政府的老摇钱树马来西亚国家石油公司(马石油)，一直是这两个大厦的主要租赁者。当然，双子塔比大地宏图大厦高出一倍多。建筑师西萨·佩里还设计了香港国际金融中心二期，该建筑物2003年完工，是香港最高的建筑物。非正式采访，于2004年1月28日。他非常强调“模板”。非正式采访，于2006年3月23日。巴素·蓬派集和克里斯·贝克:《他信:泰国的政治生意》(2004)，第42页。作者采访，于2005年3月10日。《远东经济评论》，2002年8月1日。这导致香港在1974年建立了廉政公署，聘请英国侦探进行管理，这些英国侦探的热情促使莫瑞·麦理浩爵士1977年宣布大赦所有行政机构里的文职人员，对以前所犯的罪行不再追究，除了“罪大恶极的”。1977年完全腐败的香港警察官员竟企图袭击廉政公署总部，因为同行中越来越多的人被逮捕。葛量洪爵士任总督时(1947 1957)，香港的腐败可能达到了顶峰，但20世纪80年代前腐败一直都很普遍；不用说，政府高级官员中，没有一个被起诉。新加坡李光耀采取的反贪污受贿措施包括给予行政机构里的职员世界上最高的工资，以减少受贿诱惑。香港行政机构里的职员的工资也非常高。作者采访，于2005年3月10日。非正式采访，于2004年3月14日。作者采访，于2004年10月11日。作者采访，于2005年3月4日。第四章如何成为教父之三：构建一个机构 “奴隶头目”与鬼佬随从“如果有人跟你说他辛勤工作富了起来，问问他为谁工作？ ” 唐·尼尔森一个教父的工作有多辛苦呢？这是一个引起人们兴趣的问题。普遍的看法是他们工作很多小时，一般普通人是没有能力做到的。董建华船王之子，也是香港的首位行政长官，经常在公共场合说起他马拉松式的长时间工作，最终宣布由于工作日一直工作长达16 18小时，身体健康受到了影响，不得不辞去行政长官一职。人们都知道包玉刚、李嘉诚等大亨天不亮就起床，根本没有“假日”这样的概念。序一个教父的工作有多辛苦呢？这是一个引起人们兴趣的问题。普遍的看法是他们工作很多小时，一般普通人是没有能力做到的。董建华船王之子，也是香港的首位行政长官，经常在公共场合说起他马拉松式的长时间工作，最终宣布由于工作日一直工作长达16 18小时，身体健康受到了影响，不得不辞去行政长官一职。人们都知道包玉刚、李嘉诚等大亨天不亮就起床，根本没有“假日”这样的概念。教父们花费许多时间在工作上，这是毫无疑问的。但他们工作日的性质不同于一般的管理者。一位新加坡大亨的财务主管，也曾经管理过一个著名的印度尼西亚家族企业，他意味深长地说:“他们真的努力工作吗？他们只是在为他们的人际关系而工作 ” 这是一个重要的区别。在西方管理术语中，教父们通常被看成是总经理。但现实中，他们的行为更像是压力很大的主席:制订策略，做好买卖，交际应酬，但是最终把主要内容连同实施的一连串细节都交给别人去执行。在一个关系、政治势力和许可证比企业的内在办事效率和国际竞争能力更为重要的商业运行环境中，这是不可避免的。教父们与他们的相关后勤人员会花费大量的时间确保大亨与占支配地位的政治领导人的合影挂在他们办公室的墙上（并把失势的领导人的照片拿下来），组织打高尔夫，把大亨的家、游艇、酒店供他们要讨好的人任意使用，解决领导人任性的孩子的问题，到处送礼。圈外人中的圈外人(1)打高尔夫是商务与社交融合的基本内容，金融界的教父们几乎无一例外地选择玩这个游戏。例如，香港那些顶级大亨李嘉诚、郭鹤年、郭氏兄弟、李兆基、郑裕彤全都是高尔夫球老手，他们中有些人（在中国内地）拥有私人高尔夫球场，以便在此能给他们的客人以不受干扰的接待。亚洲的独裁者也是高尔夫球的狂热爱好者。苏哈托每周必打高尔夫球；马科斯声称自己是所有世界级领导人中最深谙此道的(他的保镖们随时待命，准备在他失误时将那一击救出障碍区；玩伴们揭露说他从来都占据最有利的位置) 。高尔夫是亚洲地区促成大生意成交的最好的社交润滑剂。因此，打高尔夫也成了工作的一部分，就像参加与生意伙伴和政客们的婚礼或葬礼香港人所谓的“红白喜事”(红是中式婚礼的颜色，白是葬礼的颜色)，请客吃饭(生意常在饭局中谈成，因此教父们几乎从不在家里吃饭)，无休止地举办晚宴和聚会，这些也全都是工作。因此，教父的一天通常很长，塞满社交事务。亚洲首富李嘉诚的一天是这样度过的:早上6点前起床，从香港岛南部深水湾道的家出发，下山去附近的九洞高尔夫球场并确保能在7点以前打出第一竿。他可能和住在香港高尔夫俱乐部附近的亿万富翁一起打球，也可能和他公司里的某个高级管理人员打球，亦可能和一个他想作出判断的新生意伙伴打球。10点李嘉诚到达办公室。自从位于中心商务区的70层高的长江中心落成之后，他的办公室就一直在那座用铬与玻璃建成的塔的顶部，那儿几乎被一个顶部缩进的游泳池占满了。李嘉诚做的第一件事是查阅报刊，看看有没有和他或他的公司相关的报道。他用英语和别人交谈，但喜欢阅读中文，因此，英文报刊中的有关部分在他到达之前就已翻成了中文。李嘉诚也很关注经纪业对他公司的评价，那些激起他怒火的撰稿人将接到他助手的电话或是收到他的律师函。前面提到过，哪家报纸使他难看，他就会撤销在那儿的广告。李嘉诚会拿着文件、信件，打电话给一至数个高层管理人员或者直接召他们前来商谈。公司里的电话系统让这些人知道这是大老板的电话。上午11：30，李嘉诚开始做按摩。此后，还要去处理更多的管理事务，13：00吃午餐，当然是工作餐。午饭后，李嘉诚在办公室里工作两个小时，16：00回家。在17：00，他很可能会再做一次按摩，之后，也许会在18：30与生意伙伴玩纸牌。最终，商务晚宴后，于22：00就寝。这样日复一日地循环下去。把一切都算为工作的话，李嘉诚和其他教父可以说一天工作16小时。但是他们公司的实际管理以及落实打高尔夫或吃午饭时谈成的生意的任务，都落到了经理身上。这样的经理有很多，但是在大多数大亨帝国里有一个明确的人担当此任，他可以被称为“奴隶头目”。当教父想要别人去做什么事情时，第一个叫到的就是这个人。李嘉诚的“奴隶头目”是坎宁·福克。他是个有点超重的主管，留着灰白的布丁碗似的发型。在公共场合中，他有时会双手递给李嘉诚一部移动电话，这是亚洲一种表示敬意的行为，人们常常这样递交名片以示尊敬。坎宁·福克承担着大大小小的事务。一方面他要监督李嘉诚的超过200亿美元的第三代移动电话的投资，另一方面，他还要痛骂建议出售李嘉诚某一公司股票的证券分析师。保罗·麦肯兹，里昂证券资深分析师，曾经遭到坎宁·福克的痛骂，只能惊异于坎宁·福克还能找到时间骂他。他说:“你会认为坎宁·福克有更要紧的事情要做。” 然而，“奴隶头目”的工作是了解老板的怪想法，使之成为现实。坎宁·福克特会恃强欺弱。香港的一个消息提供者回忆在午餐中听坎宁·福克谈论商业交易，李嘉诚的人还没提及对方，他就说:“他们必须按照这个原则做事，否则我们就压垮他们。”那人说，坎宁·福克说这话的时候，“真的很像《圈外人中的圈外人(2)教父》里的情景” 。“奴隶头目”是一个在艰难中度日的人。他们有优厚的报酬坎宁·福克也许是除美国境外报酬最高的管理人员，一年能赚约1500万美元而他们每天除了伺候和听从他们的主人外，什么都不做。坎宁·福克很少在凌晨2：00之前睡觉，而且要在李嘉诚到达之前先到办公室。在香港，李嘉诚的财富劲敌是李兆基。而李兆基的“奴隶头目”是恒基地产的副主席林高演。林高演在浅水湾拥有一座大房产(根据香港标准)。但是他几乎从来没有在那里住过，因为他大多数时候是在香港岛另一边的梅道上的公寓里过夜。他这样做是为了离随时可能召唤他的老板近一些。超负荷工作严重损害身体健康，这是“奴隶头目”面临的主要危害。马来西亚大亨阿南达·克里斯南的“奴隶头目”是印度人拉尔夫·马歇尔，一直很尽职，尽管前几年他的心脏动过手术。一位认识克里斯南的投资银行家描述他对待马歇尔的态度，那简直就是连续不断的欺负。作为一个典型的例子，提供消息的人说了这么一件事:在欧洲的克里斯南决定打电话给马歇尔，只是为了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有人提醒他吉隆坡这时是凌晨3：00，克里斯南回答说没关系，并且打电话给了熟睡中的助手。当马歇尔跟笔者说“我只是个办公室里的勤杂工”，他是半开玩笑半当真的。郭鹤年的“奴隶头目”理查德·刘有时会因为工作压力过大而掉泪。他于２００２年中国新年那天猝死在吉隆坡的国际机场。理查德·刘的猝死迫使郭鹤年回到日常管理工作上来。熟悉“奴隶头目”的人说他们的工作动力并不只是他们的薪水，而是拥有权力的感觉与接近教父。权力带来的战栗比非个人的跨国公司更加大，特别是由于大亨的地位更直接地与他们的政治势力有关。然而最终，“奴隶头目”的地位只是一个幻景，他可能会有股票期权，但是企业的控制权永远不会落到他们手里，大亨只会把企业的控制权传给自己的下一代。从这个意义上讲，他忍受着一个反复无常的雇主的幻想，但却一无所获。圈外人中的圈外人“奴隶头目”几乎肯定是亚洲人，和大亨同种族，能说同样的语言并且完全融入了大亨的家庭。现代教父的管理干部中的另一种人则完全不同，他们是圈外人，是外国人，通常是欧洲人或美国人。留用这些人体现了某种历史的对称性。在殖民时期，西方银行和贸易商行依靠买办来调解和当地人的生意，这是一个有着巨大利益的职位，很有可能得到贿赂和合法的佣金。何鸿燊了不起的叔叔何东爵士，是怡和控股里最大的买办，也是被允许在太平山居住的第一位华人。李国宝爵士的外祖父，是太古集团的买办。现代教父根本不像殖民者依靠买办那样依靠圈外人。现代教父更具有世界性，一般都留过洋，会说英语。但是，圈外人仍然是东南亚重大商业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大亨们需要他们的专业技术能力，或需要他们扫清家族企业碰到的政治问题。19世纪后期，像印度尼西亚的黄仲涵这样的大亨已经开始雇佣欧洲的工程师去帮他操作进口的器械。但是独立后，教父们的需要更加复杂。他们突然与政治势力结成联盟，拥有排他性的许可证，能够买下或强行夺取原殖民地的全部商业利益。随着势力的不断壮大，他们需要了解全球市场和全球资本。在这种背景下，出现了所谓的鬼佬随从(广东话“鬼佬”的意思是“鬼子”，常用来指外国人，较为委婉)。教父们的部分随从除了运用专业管理才能外，并不做其他什么事情，但另一些随从却是道德不健全的人，随时准备为教父干些不体面的事。瑞士联合银行(瑞士一家投资银行)的亚洲分行行长、久经锻炼的罗德尼·沃德就该地区独立后的不道德商业评论说:“鬼佬们不只是贪婪成性，而且还不承认这一点。”移居海外的英国海盗查尔斯·莱茨是最早的鬼佬随从之一。在西班牙内战中，他与共产主义者并肩作战，后圈外人中的圈外人(3)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与泰国的共产主义者并肩作战。会说泰国话的他被日本人俘虏，关进了监狱。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他在总部设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香港怡和集团工作。但是独立后，他工作的英国商行和冷傲的富商凯撒克家族不能适应新的商业环境，这使莱茨非常沮丧。他建议邀请当地的商业新秀加入董事会，却遭到了断然拒绝。莱茨与东南亚的新兴大亨郭鹤年、郭令明等都是朋友。20世纪60年代，他成了最早的跨越种族界线的外国交易商，与李莱生合作。李莱生的父亲是有名的华籍马来西亚锡矿主，当时正要进军林业种植。1957年，马来西亚独立后，英国公司开始廉价出售农庄，而1970年出台的“新经济政策”更是加快了这一进程。虽然“新经济政策”是为提高马来人的经济利益制定的，但实际上它却损害了原殖民势力的商业利益。莱茨与李莱生合伙，他们配合默契有效，李莱生搞定莱茨想要的地皮和生意，莱茨去伦敦谈条件。李莱生成了马来西亚最大的私人种植园主，主要经营橡胶，后来还经营棕榈油；而莱茨却毫无疑问成了侨民机构的异类。莱茨现已近90岁高龄，仍然每天去新加坡的办公室上班，仍然是李氏家族控股公司的董事。随着大英帝国统治的崩溃，影响力渐大的东南亚教父自然而然地找有才能的外国人以供他们使用。郭鹤年雇佣了众多的顾问和主要员工，其中就有伊拉克籍的犹太人雅格·巴拉斯，担任新加坡证券交易所的主席；保尔·布什，马来西亚永道会计师事务所(现在的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的英国高级会计师；欧化了的苏门答腊岛籍的华人叶派特（音译），原在殖民地的印度尼西亚为荷兰大贸易公司工作，后来成了在该国发展急速的郭氏利益集团的主要经理。只要大亨信任外人，雇佣不同国籍的有才能的人会带来无数的好处。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大亨并不能真正信任外人。家族企业很容易怀疑外人，尤其是鬼佬。毕竟，一般的大亨都有很多需要保守的秘密。但是，有一个教父比任何其他教父都更清楚地意识到，一个有丰厚报酬的鬼佬和亚洲人一样可以信任。这个教父就是李嘉诚。西蒙·莫瑞已经为李嘉诚的香港和记黄埔有限公司工作了10年，他评论说:“李嘉诚是一个完全无种族观念的人，他看人是看他们身上所具有的价值。”“鬼佬王国”(1)20世纪70年代，李嘉诚就开始建立和英国侨民的重要联盟。1979年他控制了以前的英国商行香港和记黄埔有限公司，随后，他马上吸收欧洲和北美的高级经理成为他的员工。香港杰出大亨、李嘉诚的前辈包玉刚，拥有莫瑞所说的“无形的鬼佬”，但是，李嘉诚将国际化提到了一个新水平。莫瑞说，李嘉诚自己亲自管理他的房地产企业香港长江集团，而香港和记黄埔有限公司就像一个“鬼佬王国”一样被经营着。鬼佬们集油滑、贪婪、专业于一身，但他们都很有用处。与李嘉诚最早建立关系且关系最持久的人之一是杜辉廉。杜辉廉的名字现在已经成了百富勤集团倒闭的同义词，这个集团是1998年以前除日本之外亚洲最大的投资银行和经纪公司，因40亿美元的债务而破产。杜辉廉因为管理不当而导致百富勤破产，被禁止在4年内拥有香港公司的管理权。杜辉廉的父亲是股票经纪人，1972年为了摆脱报酬昂贵的英国侨民，雇佣当地人为维高达证券行(那时英国所拥有的最大的经纪公司之一)的员工，把他送到了香港。那时，那里的经纪业还处于初级发展阶段，杜辉廉执笔撰写了他宣称国际经纪界给出的第一份有关中国香港公司的报道。这家公司就是李嘉诚的长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杜辉廉后来告诉百富勤的员工，在文章公开面市之前，他发送了一份报告的复印件给长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之后，李嘉诚的下属致电给他，指出了报告中的一些细小的错误，于是，杜辉廉便将这份报告全部重打了一份。这就是杜辉廉与李嘉诚长达30年的合作关系的开始，而李嘉诚则被杜辉廉公开称为自己“最亲密的私人朋友”。1988年，杜辉廉建立百富勤，李嘉诚就是它的投资者之一。杜辉廉的股票经纪风格就像香港乃至整个亚洲的风格，如一头狂野的公牛。虽然在社交圈里非常有名，但对大亨来说，他却是个笨蛋。20世纪80年代初期，他热心于陈国安的建立在欺诈基础上的商业帝国，1981年11月份出版了赞扬佳宁集团的评论；在佳宁因为香港商业历史上严重的腐败丑闻而消失的前夕，他又肯定了维高达推荐的收购意见。时常有传言说，杜辉廉与大亨的关系好得超乎寻常。1982年，据香港首家内部交易仲裁机构披露，在李嘉诚宣布接收和记有限公司前，杜辉廉指示他的交易商在24小时内尽可能多地买进这家公司的股票，而这些股票中的一部分属于杜辉廉的个人家庭账户。但他本人否认通过内部消息进行交易，并通过李嘉诚的证明而被宣布无罪。1991年初，原百富勤的分析师们说杜辉廉插手删去了一份研究报告中关于出售和记有限公司的股票的建议。“杜辉廉来到研究部门，自己改写了这份报告。”一位前职员说。现在还没有证据能证明报告中的修改与一项银行投资有关联，但这份报告透露出了杜辉廉的工作方式。他本人则拒绝对此发表言论。1996年初，当百富勤建议出售和记有限公司的股票时，香港证券交易所充满了有人操纵股市的传言。股票价格下跌了13%左右，而李嘉诚则在此时进入股市，购买了大量本公司的股票。这会不会是百富勤在帮李嘉诚低价获得他自己的股票呢？声名狼藉的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的监察委员会一直袖手旁观，直到1998年百富勤倒闭时，才发表了对这家企业的评论。百富勤曾在1993年将交易订单外包给其他经纪公司操纵，致使它推向市场的公司股票异常活跃，它也因此遭到了严厉的指责。百富勤的末日与其他任何不受保护的牛市操作员的末日无异。这家企业也无法在经济衰退中幸存。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百富勤受到了严重冲击，因为它把3/4的资本借给了两家道德更加败坏的印尼公司:一家是雅加达的叫做稳定平安的出租车公司，该公司与苏哈托家族有联系；另一家是亚洲浆纸业有限公司，是教父黄奕聪的公司，也是该地区最大的债务拖欠